商品经济的前提篇1
一、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理论的发展与突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建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陆，是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改革开放的产物。但是要探索中国改革开放路径的选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立的?Y源，不能不回溯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曲折道路，以及其间对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理论探索的历史。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和突破改革开放以前
从20世纪50年代中叶到1978年底，我国的经济体制采用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反映到经济理论上，就是以“苏联范式”为基础。这种经济理论的生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但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其弊端逐步凸现出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它只注重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忽视了对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研究。其二，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分析和设想作为唯一的理论来源，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排斥与市场经济相关联的经济范畴、经济机制和经济规律。其三，它排斥和否定社会经济运动的一般性，把一些本来是现代市场经济共有的东西归结为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进而在时间和空间上，割断了社会经济运动的连续性和相关性。这一点对近现代经济史研究有直接影响。其四，它从生产关系出发来研究生产关系，使研究概念化和抽象化。理论体系从生产资料公有制出发，推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并且引伸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发展规律和按劳分配规律，而这些推论和引伸，又都是为论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这个宗旨服务的。这样，在客观上，它就难以对社会生产实践产生有益的和有效的指导作用。[1]
在改革开放以前，对于商品流通与市场，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一种商品经济？对此，理论界曾进行两次大讨论。第一次是1956年和1957年在党的前后在“以苏为鉴”的思想指导下展开的；第二次是1959年在总结“”历史教训的背景下，围绕对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等问题再次展开的。在粉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进行了第三次大讨论。
前两次讨论中形成的主要观点大致有以下三种：
1.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商品经济
由于经济生活中实际上存在着交换关系，在认识上又有以下几种不同看法：
（1）商品形式说。如王思华认为：“调拨物资是国营企业内部的产品分配，它们是由国家统一地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分配，它们既不改变所有者，又不是自由买卖的对象，……但是为了估价，为了进行经济核算，它们还不能不保存着价值形式，也就是不能不保存着商品形式。如果把这种新的产品分配关系，仍然看作是旧的商品关系，那就是只从形式上看问题，而不是从本质上看问题”。[2]（2）产品交换说。如骆耕漠认为：“可以把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这个非商品交换称为‘产品交换’，这就是社会产品可以不再特殊地作为商品来交换，而只作为单纯的产品(回到本来面目)来交换。这种产品交换是不同于商品交换的更高一级的交换，在社会主义阶段，是在劳动直接社会化的基础上，直接遵照按劳分配和按劳换算的关系，采取‘等价交换’的形式进行的”。[3]（3）内部周转说。论者认为，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换，是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交换，是生产条件的交换，是属于生产内部周转的性质，它们之间的交换关系，既不是两个各自占有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所有者在进行交换，而且也根本不发生产品所有权的转移，因此，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换关系，实质上不是商品交换关系。骆耕漠在1959年就比较系统地从理论上论证了这一观点。[4](4)统一支配说。如雍文远说：“有一些人，力图使国营企业有权转让或出卖这些属于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否认物质技术计划供应的任何必要性，要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这些供应统统纳入一般商业轨道，以便让他们自由买卖。如果这种意图得逞，那么，不仅统一的生产计划，由于没有生产资料计划供应的相应保证，而必然要受到破坏，而且社会主义国家将因此而失去生产资料的统一支配权，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活动打开大门”。[5]（5、6两条是改革后的？）
2.社会主义经济是从商品向非商品过渡的经济。如张翼飞说：“商品量的方面的发展过程是和商品质的方面的消亡过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他认为商品的质将随着每一步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改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不断改变，随着国民经济计划化的不断加强，而不断地改变着。“到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时，商品也就最后趋于消亡了。”[6]薛暮桥也认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是商品生产的发展和逐步消亡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交换在数量上仍将继续增长，但这时候，在质量上则正从商品过渡到非商品，商品所包含内容正在逐步消失。”[7]
3.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已故经济学家卓炯和顾准，是中国老一辈经济学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者的重要代表。卓炯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初创于60年代初，形成于70年代末期，成熟于80年代中期。1957—1964年，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等一系列范畴，奠定了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他在1961年11月18日写道：“商品经济的集中表现形式是市场，而市场是人类经济生活一种进步的表现，从市场的大小和规模，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程度。……我觉得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并不是要消灭市场，而是要把无政府状态的市场(也就是自由市场)改变成为有计划的市场。”[8]在1957—1964年期间，他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计划市场、自由市场、国内市场、农贸市场、生产价格、市场价格、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规律、资金循环等属于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范畴。[9]顾准早在1956年就已经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进行了研究；1957年撰写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10]，同时孙冶方也发表了著名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于光远也于1959年对于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观点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国营企业之间的商品交换也是商品关系，加入这种交换的产品就是商品。因为“企业之间的交换还有一定意义的所有权的转移，……各个企业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你我界限，在各企业之间进行交换时的条件对各个企业的职工还发生物质上的利害关系”。[11]樊弘也认为：“物质的鼓励在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仍不失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为了贯彻鼓励，……，在国营企业内部的物质调拨的关系上也要继续保存商品的关系。”[12]
在高层决策圈内，历史上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最富创造性的思路，是陈云1956年在党的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模式。
尽管认为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的看法由来已久，但是在国内理论界不仅长期不是主流，而且时时处于受批判的地位[13]。这种状态桎梏了经济制度的改革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二）改革开放以来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思想逐步解放，对于传统理论的认识，在探索建立适合中国市场经济下的流通理论的过程中，有所发展并有所突破。总的来说是经历了一个从计划经济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再到市场经济的认识过程。
从1979年到1980’前半期为第一阶段。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11届3中全会对人们的思想解放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经济理论研究也随之趋于向活跃。在这个时期，经济学界先后开展了有关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以及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大讨论，澄清了一些被颠倒的理论是非，出现了改革国家所有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主张。但在当时，“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观点还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因而经济理论研究的整体突破还没有完成。
其中的观点包括：（1）计划经济说。如李震中说：“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特征的，应该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经济‘这是两个不同的命题。[14]姚耐则批评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落脚点应放在计划经济上，而不应放在商品经济上。[15](2)商品经济子虚乌有说。张理智认为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存在什么商品经济。他说，“在整个人类社会中，并不存在与产品不同的商品。而产品，并且唯有产品，才是贯穿整个人类社会的永恒范畴”。“在我国现阶段，所谓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其本意不过是指：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分工来大力发，展用于各行业之间相互交换的各种产品的专业化生产，；以便提高劳动生产力，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16]（3）3.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产品—商品”经济的统一体。如80年代初期，张仁德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细胞形态应当是“产品—商品”，而不是商品或产品。“产品—商品”范畴可以把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性和商品性两个方面的属性都包容进来，从而比较准确地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一般特性。他认为，生产资料全民所有权的统一性，利益的一致性，使劳动产品具有了‘产品性’，而生产资料归企业占有的分散性，利益的差别性，则又使它具有了‘商品性’。这二种互相对立的属性是由同一经济条件，同一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产生的。它们既互相对立又互相统一，结成不可分离的伴侣。[17]
4.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统—体。袁恩桢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完全的商品经济，因为人们的社会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能够直接地表现出来，而不需要通过商品的媒介；社会主义经济也不是完全的产品经济，因为商品生产还存在。人们的社会关系在相当程度上还必须通过物的媒介才能体现出来。因此说，社会主义经济既是商品经济又是非商品经济、既是产品经济又是非产品经济的“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统一体。”[18]（3、4两段也是改革后的？）
从1980’年代后半期到90年代初为第二阶段。党的12届3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这就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最重大的。在这个阶段，理论界的争鸣与交锋异常激烈，几乎每一种新观点的提出都会引发一场论战，而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进展也都要冲破重重阻力，并且会伴有反复。经济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1、对经济理论的“苏联范式”开始了反思和批判；2、对商品经济的内在规律和运行机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搞活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宏观经济管理从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这样“三位一体”的改革任务；3、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4、深入讨论了改革过程中出现股份制、资本市场、产权改革和市场经济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观点。
从1992年开始，我国经济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经济理论发展的主要特点是：1、以1992年年初“南方讲话“为标志，特别是“三个有利于”观点的提出，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使我国经济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2、党的14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从而正式宣告了计划经济及其理论在我国的终结，为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扫清了道路。在这一理论指引下，资本及其和资本机制被引入经济运行，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证券市场发展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出标志。3、随着经济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相继展开对过剩经济、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的研究。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国经济学界开始从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出发来研究社会市场经济现象及其运动规律。[19]
理论上的突破这就为中国经济的实证研究开辟了道路，也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关于流通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市场的地位和作用
以上是经济体制方面的理论演变，与此直接相关的是对经济运行的理论认识和发展，即流通理论的演变。
（一）市场流通概念
首先，学术界从马克思流通理论到前苏联和新中国的理论与实践的演变历程，探讨了什么是流通、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否存在流通以及如何实践等问题。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与流通进行了精辟阐述。一般认为，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是不存在商品和货币的社会，因而不存在商品流通，只有产品的分配，生产资料的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生活资料的按需分配，分配过程就是流通过程。而杨承训、余大章在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研究中认为，新经济政策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列宁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奠基人”，“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标志着列宁对社会主义与商品货币关系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折，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史上的重大转折”[20]。不过，列宁将社会主义下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仅看作是暂时的。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提出了社会主义下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必然性，但只承认商品市场，而否认要素市场的存在，将其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原因解释为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二种公有制形式，存在国营经济之间的物资调拨，集体经济之间的商品交换，以及消费者同国营商业之间的交换关系。以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基础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流通，至多存在消费品的商品交换，把交换等同于流通。苏联的经济理论对新中国商品流通关系和商业体制的建立产生了很大影响。
新中国商业的计划管理和计划体制的初建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开始，1953年以后逐步确立。孙全认为，苏联消费品商业的整个体制就不是商品流通体制而是分配调拨体制，与生产资料的分配调拨体制之间，只有集中程度的差异，没有实质性区别[21]。夏春玉等认为，新中国的流通理论和商业体制基本上是以《苏维埃贸易经济》一书为理论基础建立起来的。50年代根据苏联理论并结合中国实际编写的《贸易经济学讲义》、《商业政策》等书，基本上是政策解释学，颠倒了理论和政策的关系，这种学术传统在改革后的很长时间里还在产生影响，阻碍了我国流通理论研究的更快发展[22]。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解放思想，1984、1985连续二年召开了孙冶方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讨论会、第二次全国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讨论会。会上就马克思的流通理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流通、流通体制改革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如张卓元说，长期以来，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片面认识，由于自然经济论、“无流通论”和产品经济论的深重影响，致使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这块园地，显得既荒芜又贫乏，即使有一些，也把它的范围局限在狭义的商业部门的活动和商品流通方面，他提出应当从社会分工和社会化大生产出发来考察流通过程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提出市场范围不仅包括物质产品市场，也包括资金、劳动力、技术、信息、外汇市场等。[23]董辅?在为《社会主义流通过程研究》[24]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社会主义流通问题，在几年以前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因为那时把社会主义经济看作是一种自然经济，整个经济就是一个“大工厂”。80年代后期关于社会主义流通理论的研究增多，但这些研究还受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的局限。
90年代以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流通理论有了很大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流通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明确。80年代改革初期提出的只是解决“三多一少”（即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减少流通环节）问题，到90年代前期提出了“大商业、大流通、大市场”的概念。“大商业”包括生活资料、生产资料、不动产等，“大流通”包括商流、物流、劳务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大市场”包括国内城乡市场、国际市场等。人们认为，如今应当比马克思对工业化初期的生产和流通的认识更进一步。如说：“无论从马克思流通的理论，还是从我国经济建设的现实出发，都迫切需要重新评价流通的地位和作用，真正把流通作为一项产业，像重视抓生产那样重视抓流通。”[25]柳随年提出：“实践越来越清楚地表明，流通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对经济质量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在某些方面、某个阶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26]刘国光提出：“要认真研究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后的流通理论。”，要下功夫研究社会化、国际化、信息化的大流通理论，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27]。陈文玲等通过对我国近20年的消费变化、商业在GDp中所占比重、商业对就业的作用等方面的数量统计分析，说明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正在加强，并与发达国家同类指标比较后指出，由于历史因素，我国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整体地位偏低，应该继续加强和发挥商业作为启动市场的助推器作用。[28]
（二）流通与生产的关系
与流通的地位作用密切相关的是流通与生产的关系。传统的商品流通理论在流通与生产的关系方面是重生产轻流通。指出，其重要原因，“是不少同志认为流通不创造价值，从而忽视流通产业的重要性。”。[29]80年代后期关于生产和流通关系的讨论较为热烈，认识上还存在较大分歧。1986年召开的全国首届中青年流通经济理论讨论会上，对此提出了“生产流通相互决定论”、“生产流通相互转化论”、“生产流通并重论”、“流通中心论”等不同看法[30]。当时多数人持生产决定流通，流通反作用于生产，在一定条件下决定生产的传统观点。但也有人提出了“流通决定论”。如冒天启认为，流通在一定条件下决定生产的说法含混不清，就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的重要地位来说，如果用“流通决定论”来加以概括，也没有什么错误[31]。陈学工提出了“流通决定生产论”[32]。
在关于生产与流通的关系的讨论中，吴承明的《试论交换经济史》则从经济发展史的更广阔的视角，论述了交换对生产的促进和决定作用。他指出，在传统政治经济学里，常是重生产而轻交换，或把交换从属于生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这两种社会职能都有自己的特殊的规律，但另一方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中国在经济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流通方面的问题，使人们感到，以往对恩格斯的见解研究不够，还应当扩大视野，不仅研究商品交换，还应研究劳动交换、“智能”交换，及其相互关系，即从广义上来研究交换这个“坐标”对发展国民经济的作用，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史的实际，找到一两个交换的“自己的特殊的规律”。[33]
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流通决定生产”的理论得到充实，并进一步提出了把流通业从末端行业转向先导行业的观点。蔡宁林提出：“流通对生产、分配、消费不仅起被动的‘联结作用’，更重要的是起能动的‘调节作用’”，“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流通看作是联结生产与消费的桥梁和纽带。现在看来，……需要把流通作为一个先导性、主导性、支柱性的产业，并需要使流通产业超前发展。”[34]贾履让等指出，随着“市场开始作为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主要手段，流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越来越显示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35]刘国光提出，目前我国商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还不到10％，商业劳动力份额在整体劳动力中只占7％左右，这些指标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说明我国经济商品化、货币化、市场化程度还很低，“必须深刻认识到流通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程度的一个窗口，是观察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晴雨表，是不断启动市场、促进需求和消费不断升位的一个助推器”，“商业作为启动市场经济运行的起点，将会转化为周而复始的经济增长的新起点。……商品流通业将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个末端行业，升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个先导行业。”[36]
近年来我国引入了“物流”概念，主要是指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储运、保管、处置等许多环节的相关活动所形成的集成的、一体化的系统。“物流”的组织状况影响流通费用，对于生产的作用表现在它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增加盈利，在一些国家被称为利润的“第三源泉”。我国以往由于对流通本身的不重视，也就谈不上对于“物流”的研究。近年来建立近年来物流产业已列入日程。[37]
传统的流通理论使以往经济史研究不敢强调流通的决定作用，对其的重要作用总是要加上一句“在一定条件下”的帽子，不能从历史实际出发作出评价。流通经济理论的发展与突破为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基础。
2001年来出版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不仅引用了陈云关于城乡交流，“是目前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的论述，而且以大量篇幅实证阐述了建国初期党和政府以扩大市场流通为先导，以流通作为推动生产，将大力开展城乡物资交流作为恢复与开拓市场、活跃经济的关键的经历。
（三）商品流通在经济体制转换中的作用
吴承明：《在“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讨论会上的发言》[38]中指出：马克思是十分强调生产的。但在传统社会向近代化的转变上，人类受个人能力和环境的限制，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获得经济上的增益。亚当，斯密的交换导致分工、分工增进社会生产力的观点，至今有效。但古典学派都是强调生产的，“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深入人心。新古典学派马歇尔首创需求论，但认为短期内是需求起作用，长期间仍是生产决定市商场（？）。直到凯恩斯主义，需求变成第一位了，生产的发展要看市场，也就是有效需求的大小。他提出那是始于16世纪“商人阶级”的出现，然后经过二百多年社会、阶级的演变，最后导致大机器工业的建立。因此，他认为，要重视商品流通在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中的作用。
三、资料整理的进展[39]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及其地位的上升，使得现代经济史对商品、市场的研究迅速加强。首先，作为研究基础的资料整理工作逐渐受到重视。近年来各有关部门，陆续整理出版了一批历史档案资料、经济资料，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素材。其中主要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中央档案馆合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其中1949－1952年共12卷；1953－1957年共9卷；总计约2000万字，绝大部分为首次公开的。这些资料涉及新中国建立初期经济体制、投资、流通、生产、消费等各个环节的运行和数字，对于研究当时中国的商品经济与市场流通提供了翔实系统的资料。还有《当代中国商业》编辑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大事记》三卷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1990）；商业部编各年《物价文件汇编》，专题组编《新中国若干物价专题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中国财经出版社，1986），《中国供销合作社大事记与发展概况（1949－1985）》（中国财经出版社，1988）；商业部编《集体和个体商业文件选编》（1981年），《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文件选编》（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国家统计局编纂出版的《中国贸易物价统计资料》，以及有关商业贸易的各种年鉴等等。
对新中国商业和市场史的研究探讨已有诸多成果。但从经济史的角度进行专门的研究相对较少，许多是在讨论当前改革问题时回溯历史，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就专题史的研究看，1980s年代以来出版的著作主要有：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编著《新中国商业史稿（1949－1982）》（中国财经出版社，1984），赵玉芝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苏志平主编《中国商业发展报告》（中国财经出版社，1997），万典武主编《当代中国商业简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价格方面的较多，如严瑞珍等著《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李子超等著《当代中国价格简史》（商业出版社，1990），叶善蓬编著《新中国价格简史（1949－1978）》（中国物价出版社，1993），成致平主编《中国物价50年》（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农村供销社史有迟孝先著《中国供销合作社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杨德寿主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发展史》（中国财经出版社，1998）。此外还有当代中国丛书中的《当代中国的商业》、《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当代中国的物价》、《当代中国的供销合作事业》、《当代中国的工商行政管理》等各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1988－1997）。近年来出版了数种版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其中都有关于商业的考察。有关商业和市场史的专题论文更加丰富。上述著述中有一些看来属于商业工作史或教科书体裁。总体上看，专就新中国商业和市场史的研究还显薄弱，有待更多的研究，并进一步拓展深入。
四、若干专题研究进展情况
（一）关于新中国商品流通的体制演变[40]
在关于新中国商业史的著作中都较为详细地叙述了新中国初期商业体制的建立及其逐渐被纳入严格的计划管理的过程。一般认为，改革前新中国的商品流通体制基本上是仿照前苏联商业模式，在对私营商业进行改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流通体制的特点是包括单一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两种形式的单一公有制，商业机构按照行政系统层层设置，将市场人为地进行按部门、地区分割，商品流通和商品价格受国家指令性计划控制，商品经营按是一、二、三级批发加零售的固定的纵向进销渠道，按计划层层分配调拨，财政分配上“统收统支”等，既影响商业工作效率，也违反商品流通客观规律。从70年代末起，关于商业体制改革的讨论与争论即不断在进行。
近两年有人考察了我建国20世纪后半叶50年来的商品流通体制的演变历程。李家祥等从商品流通体制改革措施的出台及其背景变化角度将建国50年来商品流通体制的沿革分为四个阶段：1949－1977年为旧流通体制形成中的探索阶段；1978－1984年为新流通体制的产生阶段；1984年末－1991年为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下的流通体制改革阶段；1992年至今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流通体制改革阶段，文章阐述了各阶段商品流通体制的状况与改革情况[41]。有关研究还有肖怡的《建国以来流通领域变革的成因与深化思路》[42]。
关于对改革前商品流通体制的评价问题，以往多是在承认其缺点问题的同时，也给予一定肯定。肯定意见从建国初期以致后来的物资匮乏角度，认为这种计划供应的商品流通体制的建立有其必然性，保证了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和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以后又进行了一些调整和充实，与当时的经济形势是相适应的。
近年来对改革前的商品流通体制的基本评价没有更大的变化，但对以往较为模糊或涉及不深的一些问题开始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关于1956年完成对私营商业改造以后的单一公有制问题，万典武认为，中国在1956年放弃“公私兼顾”政策而迅速取消资本主义商业进而基本取消个体商业，实行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是错误的开始，中国在1956年放弃“公私兼顾”政策而迅速取消资本主义商业进而基本取消个体商业，是违背了历史的阶段性和经济规律。；当时中国基本上还是“一穷二白”，正需要执行“公私兼顾”政策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来发展经济，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商业尤其要执行这一政策，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商业和个体商业来扩大商品流通，活跃城乡物资交流。关于“一五”时期的商业政策，万典武他认为，一般的说法是说“一五”时期是中国经济状况最好的时期之一，这是正确的，但全面评价“一五”时期商业政策的历史功过，应同时说两句话：这是中国商业最好的时期之一；也是一些“左”的重大政策的开端。[43]
国有商业的地位作用是商品流通体制改革中重要问题之一。对于新中国国营商业的建立及其在建国初期稳定市场、保证商品供应方面的作用，一般持肯定意见。谢洁萍考察了1953－1997年间国有商业的效益问题，以1980年商品流通体制改革为标志，分为二个阶段：1953－1979年，国有商业企业市场占有率达97％以上，纯销售增长，劳动效率提高，流通费用下降，但利润率呈下降趋势；1980－1997年，市场占有率大幅下降，利润率大幅下降，亏损增加，国有商业企业总体效益下降的原因主要在于体制问题[44]。关于国有商业的改革，理论界经历了一个思想不断解放的过程。关于是否坚持“国有商业的主渠道作用”的争论一直延续到90年代。直到党的“十五”大以后，关于国有商业的改革问题形成了新的理论和政策思路，商业所有制结构调整，商品流通体制的总体改革也正在深化。[45]
（二）关于市场与市场化问题
近年来，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市场问题的研究也引人注目。有的是研究改革开放前的一个阶段的市场状况问题，有的则贯穿通至今。近年来关于这一时期市场问题的研究主要考察了市场与市场管理的变化过程。龚建文针对90年代初的市场疲软问题，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迅速制止通货膨胀后出现的市场疲软及其解决措施[46]。陈廷煊考察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城乡物资交流、物价政策与市场管理等[47]。董志凯的《论“一五”工业建设中市场的作用》[48]认为，“一五”时期国家既有抑制市场作用的方面，也有利用市场机制解决物资供求，稳定物价的的方面，那种认为这一时期形成了既没有市场也没有企业的社会的认识是对历史的误解。赵学军考察了建国初期的金融市场，他的《建国初期的投资公司初探》[49]一文利用档案资料考察了建国初期投资公司的兴办过程、经营情况、停办原因，总结了历史经验。
学术界就对于50年代市场衰落的趋势消亡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赵凌云认为1949－1956年间是市场因素消亡、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时期，他提出市场消亡的根本原因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将市场与计划对立起来[50]。武力的《论50年代市场式微的原因和后果》[51]一文通过分析当时中国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认为50年代由计划与市场并重转向以行政管理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与其说是推行苏联理论模式的结果，不如说是当时中国经济基础、发展要求和国际环境造成的，其后果是快速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高积累下社会基本稳定，但经济运行成本增加。[52]
市场中介组织是沟通企业与市场、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国家之间的桥梁与纽带，也是测度市场化水准的一个重要方面。近代商会与商人团体是时下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现代经济史这方面的研究要逊色得多。初步的研究有：徐建青对建国初期的商业组织与城乡交流进行了研究。[53]董志凯就1978年以来我国各类市场中介组织的研究。[54]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介组织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将越来越突出，在现代经济史在的位置也会显著起来。
（三）关于粮食流通体制问题[55]
在农产品流通问题中以粮食流通体制问题的讨论最为集中，所论涉及粮食购销政策、粮食流通、粮食市场等方面。一些研究突破了以往单纯的批判方式，从实证分析出发提出了新的观点和决策建议。崔晓黎通过分析对以往的看法提出质疑：不同意那种认为认为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使资金从农业流向工业，是为工业化初期积累资金所采取的必要手段的看法提出质疑，认为中国的统购统销政策不同于苏联的义务交售制，不存在以牺牲农业保工业的决策意图，中国明确认为工农业必须同时并举，在工业化过程中始终兼顾农业，中国的统购统销没有实现为工业积累超额资金的目的，在1953－1984年间从农业积累的资金通过各种渠道绝大部分又返还到农村，真正从农业积累并用于工业建设的资金十分有限，在此分析基础上，从工农产品交换关系、城乡市场演变等方面研究了新中国的城乡关系问题[56]。郑有贵等深入研究了1949年以来南北两个区域粮食流向流量的变化，分析了从南粮北调向北粮南运演变的阶段划分、历史成因、转变特点和启示、粮食流通政策的演变与绩效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进粮食区域间流动对策建议[57]。苏志平等将1949－1997年粮食流通体制变化分为四个阶段：1949－1952年粮食自由购销阶段；1953－1984年粮食统购统销阶段；1985－1993年粮食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阶段；1994以后，宏观调控下粮食市场流通阶段，并分别考察了各个阶段特点，提出了40多年总结的经验性结论（前述《中国商业发展报告》）。徐建青利用档案资料考察了1953年到1957年间农村国家粮食市场从建立到关闭的整个过程，考察了我国探索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曲折过程[58]。赖睦的《我国粮食流通体制50年的历史演变》[59]将这段历史分为4个阶段，并提出进一步改革的对策建议。
（四）关于工农业产品价格问题
近年来价格理论和价格改革是一热点问题。其中关于新中国物价史的研究也涉及了方方面面的问题，有关论著众多。这里仅略述其中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的研究。剪刀差问题之争产生于前苏联，我国关于剪刀差问题的研究讨论时间最长也有很久了。近年的争论涉及剪刀差概念、问题的由来、剪刀差的变动趋势、剪刀差政策的后果、剪刀差的消灭等等。
关于剪刀差概念，历来有比价剪刀差、比值剪刀差、价格与价值背离形成剪刀差的几种认识，这一争论一直在延续。至于剪刀差问题的由来，一种看法认为，剪刀差的形成是人为的，是长期主观失误的结果，剪刀差不是促进工业化的最合乎理性的手段[60]。持相同看法的还认为，剪刀差源于“超额税”，是前苏联政府通过行政强制压低或抬高工农产品价格而产生的，目的是为工业化积累资金。我国的剪刀差问题存在于1953－1985年期间，解放前及1949－1952年间不存在剪刀差问题[61]。另一种看法认为，无论何时何地，剪刀差总是一个价格现象，不能脱离工农产品价格水平及其比价关系去认识剪刀差，不存在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因而剪刀差不是传统计划经济的陪葬品[62]。
关于我国1949年以后的剪刀差及其变动趋势问题。李子超等认为，新中国的剪刀差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是历史上的三大差别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上的表现形式，建国初期为了迅速恢复工业生产，适当保留剪刀差是必要的，剪刀差是农民参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种形式，这个问题需要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能逐步解决；从比价关系看，“一五”时期剪刀差是在缩小（前述《当代中国价格简史》）。关于新中国剪刀差的变动趋势，李炳坤从价格价值关系方面看1952－1977年的剪刀差变动情况，认为这一时期从价格变动关系看是缩小了，从价值变动关系看则扩大了，剪刀差扩大的结果是对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造成不利影响[63]。严瑞珍等从剪刀差的概念及形成、计算方法、1952－1986年间的动态变化、国外发达国家剪刀差的变动情况等方面较为系统地进行了分析研究，并提出解决剪刀差问题的对策；该研究认为剪刀差现象存在于工农业产品交换的一定阶段，从历史上看，是在大工业产生以后逐渐形成的，并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而逐渐趋于消灭；1952－1985年间，1979年以前从工农产品综合比价比值指数看，剪刀差是在逐年扩大（其中“一五”时期仅是比价剪刀差缩小，比值剪刀差实际扩大），1979年以后在逐步缩小；从理论与实践的总结上看，剪刀差政策直接损害农业，间接损害工业，不是上策（前述《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刘素阁研究了1949－1956年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演变情况，认为这一时期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呈总的缩小趋势，其存在是为了从农业提取工业化的建设资金，其结果对农业造成不利影响[64]。前述《中国物价50年》一书认为，新中国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剪刀差实际从恢复时期已经开始，“一五”时期显著改善，以后到1978年前又多有反复，1978以后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到1998年，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已接近市场水平，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的提高大大低于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幅度，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价有很大缩小。[65]看来，由于对剪刀差概念本身的不同认识，导致在剪刀差变动趋势认识上的差异。徐建青在《建国前期的市价与牌价》一文中，以粮食类和花纱布两类商品为典型，从市场运行及其成本的层面上，探讨了这一时期国内商品市场的变迁。认为，建国前期国内市场上存在着市价与牌价两种性质的价格，有效地利用市场机制促进了这一时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市价与牌价并行这种价格运行机制本身是一种高成本的机制。而这个时期各个利益群体的存在及其市场行为与国家计划目标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增加了国家在市场管理与市场交易中的成本。以较低的预期成本迅速实现国家的计划目标，是这一时期国家进行制度选择的依据这可能是导致市场萎缩关闭、制度变迁的更为直接的原因。[66]武力在综述各家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剪刀差”是统制或计划经济的产物，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工农产品价格比在短期内的扩大是正常的，不必人为地改变它。建国以来工农产品价格比的波动，如果说有剪刀差的存在，也是从1953年农产品统购统销到90年代初完全放开工业品价格和农产品购销价格之前这段时间。在此期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民那里拿走的农业剩余也没有许多人估计的那样多。此外，改革开放以前农民收入增长过慢和收入水平太低，主要原因不是剪刀差，而是国家限制了农民的农业生产自和发展非农产业。[67]
关于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商业和市场问题的研究成果还有很多，但是跨阶段的研究、系统深入的研究有些刚刚起步，有些还在酝酿之中。总的来说，还有待于深入。
近年来关于新中国商业和市场史的研究还有很多，这里不可能面面俱到，总的看研究是在走向深入。同时，综观近年来的研究，比较一致的认识是，中国50年的经济发展历程是我国探索走出一条适应中国情况的建设道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曲折历程，贯穿始终的是理论“探索”与实践摸索与理论探索相辅相成“奠基”，罗螺旋式上升的进程。看来这是我们研究的主线。我国尽管学习和借鉴了苏联的理论和经济模式，但并不是完全照搬和采用。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从计划与市场并存到计划经济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经历了长期探索和曲折前进的路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这个探索和尝试过程还没有最终完成将长期持续下去。中国经济学的创新立足于中国经济体制的创新与中国经济的发展，立足于对中国经济史的科学研究。我们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更好地总结过去，从理论与实践上进一步探讨和开创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将是经济史学界和理论界的长期使命。
注释：
[1]参考了韩志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新中国50年经济理论研究评述》》，载光明日报1999.10.01。
[2]王思华：《我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的几个问题的一些看法》，《经济研究》1959年第l期。
[3]骆耕漠：《论商品和价值》)《经济研究》1959年第10、11期。
[4]骆耕漠：《论商品和价值》)《经济研究》1959年第10、11期。
[5]雍文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61年第6期。
[6]张翼飞：《社会主义阶段商品的发展和消亡问题》，《经济研究》，1959年第1期。
[7]薛暮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红旗》1959年第10期。
[8]卓炯著：《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6页。
[9]李炳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9－41页。
[10]载《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
[11]于光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的讨论》，《经济研究》1959年第7期。
[12]樊弘：《关于社会主义下商品生产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18—419页。
[13]如1964—1978年，卓炯被当作“广东孙冶方”而遭批判（见卓炯著：《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6页）。顾准于1957年被划为，1965年再次被戴上分子的帽子，1964年下半年开始，孙冶方与顾准、一起在经济研究所的四清运动中被批判，中接着被批斗（见邢小群：《我与顾准的交往??吴敬琏访谈录》，载《百年潮》1997年第4期；罗银胜编：《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第64－65页。我们应该感激顾准等一批经济学家和陈云等领导人，他们凭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良心和信念，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羁绊。这是难能可贵的精神。
[14]李震中：《也谈计划和市场问题》，1981年12月26日《光明日报》。
[15]姚耐：《也谈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1982年7月18日《光明日报》。
[16]张理智：《“商品”和“商品学”质疑》，《天府新论》1988年第8期。
[17]张仁德：《现论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方法沦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
[18]袁恩桢：《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统一体》，《学术月刊》1982年第11期。
[19]参见韩志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新中国50年经济理论研究评述》》，载1999年10月01日光明日报。
[20]杨承训、余大章：《新经济政策理论体系》，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21]孙全：《再论清除无流通论对商业的影响》，载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河南社科院经济所编：《社会主义流通理论问题》，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
[22]夏春玉：《流通经济学的贫困与构建设想》，《当代经济科学》2000年第1期。
[23]《财贸经济》编辑部编：《社会主义流通理论探索》，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前述《社会主义流通理论问题》。
[24]高涤陈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25]《经济参考报》1992年1月28日。
[26]《人民日报》1992年4月13日。
[27]刘国光：《推进流通改革，加快流通业从末端行业向先导性行业转化》，《商业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28]《经济参考报》1992年1月28日。[28]刘国光：《重新认识中国商业的地位和作用》，《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有关讨论还有：洪奕谋等：《必须十分重视流通在再生产过程中的特殊职能》，（《福建论坛》经社版，1995年第8期）；周时昌：《谈谈流通产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财贸经济》1998年第1期）；童年成：《商品流通功能新说》（《中国流通经济》1998年第6期）；赵国柱：《新时期商品流通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商业经济与管理》1999年第5期）；谢洁萍：《浅论我国商业对市场经济的促进作用》（《经济与管理研究》1999年第4期）。
[29]见会议综述，载《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安徽财贸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30]见会议综述，载《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安徽财贸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31]冒天启：《经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探讨》，中国社科出版社，1982。
[32]载《商业经济文荟》1989年第1期。
[33]吴承明：《试论交换经济史》，《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
[34]《经济日报》1992年5月26日。
[35]贾履让等：《中国流通产业及其运行》，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
[36]刘国光：《重新认识中国商业的地位和作用》，《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有关讨论还可参见：杨昌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和流通》（《商业经济文荟》1987年第3期）；肖灼基：《充分发挥流通对生产和消费的引导作用》（《商业经济研究资料》，1988年第15期）；梁世锡：《应明确提出流通决定生产的理论观点》（《广西商业经济》1997年第1期）；丁俊发：《商品流通热点探索》（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郭冬乐等：《中国商业理论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张光忠：《21世纪??复合商业时代》（《商业经济研究》，2000年第2期）。
郭冬乐等：《中国商业理论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37]有关研究如：王之泰：《构筑中国的物流平台》，载《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月26日。
[38]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39]以下参见徐建青：《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1。
[40]参阅徐建青：《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1。
[41]《建国50年来商品流通体制的沿革与启示》，《天津师大学报》，1999年第4期。
[42]《商业经济文荟》，1999年第5期。
[43]《当代中国商业简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
[44]《关于国有商业45年经济效益的基本评价》，《经济与管理研究》，1998年第3期。
[45]参见《国有商业深化改革的途径研讨会观点综述》（《商业经济研究》，1998年第12期）；《1998年中国商业研究领域的新进展》（《财贸经济》1999年第4期）；《“羊城杯”深化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研讨会观点综述》（《财金贸易》1999年第7期）。
[46]《1950年市场疲软的历史回顾与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
[47]《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商品市场与物价管理》，《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48]《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4期。
[49]《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
[50]《1949－1956年间中国经济体制中市场因素消亡过程的历史考察与启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
[51]《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
[52]关于市场史的研究还有：吴育频：《50年代党对商品经济与市场的初步探索》（《党史研究与教学》1994年第5期）；陈清林：《论建国以来党的市场改革与市场建设》（《党史研究与教学》1995年第2期）；陈乐一等：《中国市场周期波动的实证研究1953－1990》（《湖南商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
[53]郑成林：“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4。
[54]董志凯：《1978年以来中国市场中介组织的成长》，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4。
[55]参阅徐建青：《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1。
[56]《统购统销与工业积累》，《新中国城乡关系的经济基础与城市化问题研究》，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1997年第4期。
[57]《当代中国农业变革与发展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
[58]胡逢祥：《剪刀差理论与价格改革》，《中国农村经济》1991年第5期。[58]《50年代农村国家粮食市场的建立和取消》，《当代农史研究》1998年第2期。
[59]王忠海：《走出“剪刀差”的误区》，《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59]《湖北财税》1999年第10期。
[62]张西营等：《新时期的剪刀差及剪刀差研究的新时期》，《经济研究》1993年第5期。
[63]《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农业出版社，1981。
[64]《过渡时期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演变情况与历史启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
商品经济的前提篇2
【关键词】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农业手工业
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商品经济是战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诸侯国为实现富国强兵目的推行的重商政策对商品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保护和促进作用，使商品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商人的身份得以确认，并取得了与士、农、工同等的社会地位，其所从事的商业贸易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生产活跃起来，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成长，形成了那个时代令人关注的明显景观。
一、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突出发展的表现
1、手工业的繁荣
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这一时期的私营手工业有制陶业、制漆业、编织业、木器制造业、酿酒业、制酱业、屠宰业、矿冶业等等。其经营形式既有独立的个体家庭手工业生产，也有匠师与多个学徒所从事的作坊手工业生产，还有大规模的工场手工业生产。当时个体家庭和作坊手工业生产普遍存在，故出现了“百工”阶层。大规模工场手工业生产比较少见，往往在开矿、冶铸、煮盐诸方面才有所发现。战国时期的这种私营手工业构成，奠定了中国古代私营手工业生产方式的基本格局。
2、商业城市的出现
战国时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批繁荣的商业城市。“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其中，最为著名的当首推“陶”，被誉为“天下之中”。齐国都城临淄也因商业发达而闻名天下。史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其商业发达和繁荣景象跃然纸上。
3、商品市场的完善
商品经济发展繁荣的表现之一就是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春秋时期，为适应商品经济发展，“市”的数量明显增加。这时各诸侯国的都城都设有市。如《左传》中记载的周“王城之市”，楚国的“蒲胥之市”。甚至出现了“齐桓公宫中七市”的现象。都城以外的其他城邑和城乡之间也都普遍设有市场。但是到了战国时期，“市”的建立已经成为普遍，商品种类更为丰富，所有“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以及东西南北的土特产品，在中原市场上都可以买到。商品交换的地域范围更广，“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纡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商品经济之发达由此可见一斑。
二、经济学视角下战国商品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分析
1、社会分工及所有制的变更
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的产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社会分工。它是商品经济产生的基础。因为社会分工，才提出了进行交换的要求，也才有了进行交换的可能。我们知道，商品的基本前提是发生于不同所有权之间的分工。具体来说，商品的直观前提是社会分工，一些人可以生产出超过自己需要的某种产品，而另一些人需要从别人手中得到这些产品，于是发生交换，产品转化为商品。也就是说，分工所导致的生产与需求的对立统一，是商品形成的必须前提，生产和需求二者不可或缺。当然，仅仅有分工并不足以形成商品，它的基础是不同所有权的对立。马克思多次讲过，“在古代印度公社中就有社会分工，但产品并不成为商品”。这种所有权的对立可以是私有权之间的对立，也可以是私有权与集团所有权的对立，或集团所有权之间的对立，正是由于这种对立，产品交换才成为可能。
春秋以前，是一种奴隶制的“工商食官”的格局。工商业严格控制在官府手中，生产的产品完全是为了满足奴隶主贵族的需要，很少用于交换，即使民间有一些交换，也只不过是“抱布贸丝”的原始的物物交换，根本谈不上商品经济。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促进了社会分工的扩大和交换的发展，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为了满足多方面的需求，生产者便必然要相互用自己生产的产品去交换自己不生产而又需要的产品。战国时期，就出现了以生产商品为主的私营手工业者和专门从事商品经营的商人阶层。所谓“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这些手工业者在城里开设作坊，从事独立的手工业生产。
第二是所有权。它是商品经济产生的前提。因为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属于不同的所有者，由此才发生了交换行为。战国时期出现的这些以生产商品为主的私营手工业者和专门从事商品经营的商人阶层，他们的生产过程就成为以直接交换为目的商品生产过程。他们生产的产品，或是由自家销售，或是交给专门从事贩运的商人去销售。随着私营手工业的发展，社会需求的扩大，又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货物贩运和销售的商人队伍。他们有的“居肆列货，以待民来”，在城里开设店铺，销售商品，故被称为“坐贾”；有的“负任担荷，服牛招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这些被称为“行商”。独立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出现，打破了奴隶制时代“工商食官”的格局，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2、生产力的发展促进商品交换
商品经济的繁荣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主要标志就是铁器的普遍使用。春秋末期就出现了用于农业生产的铁农具。随着冶铁技术的提高，战国时期，铁器已经广泛应用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有利于水利的兴修，保证了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哀公9年，吴王夫差开凿了运河邗沟，目的是为了北上争霸，运送军队与军粮，但后来却使运河两岸收获了灌溉之利。除此之外，魏国开通了鸿沟、建造引漳水溉邺的工程，齐赵魏在黄河两岸修建堤防，李冰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等，都对当地的农业生产和水运交通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牛耕的采用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及一些大型水利工程的兴修与生产技术的改进，提高了生产效率，开垦了大片荒地，保证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农业生产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农作物单位面积的产量也得到了大大的提高，从而为商品交换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
与此同时，尽管农业生产力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农民仍然必须拿出一部分产品投入市场，参加交换。因为他们必须从外界获得盐、铁等自己不能生产的生活和生产用品，也必须从市场得到货币以支付国家的税收。因此，尽管农民生产的基本目的是维持自己的生存，并不是主动、积极的商品生产者，但为了自己的生存，必须拿出一部分产品用于交换，而仍然保留一部分产品投入市场。根据市场供需关系可知，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增加使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均向右移动，商品市场在资源配置的作用下达到了新的平衡，但是交易次数相较过去更加频繁，从侧面反映出商品交换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商品经济的繁荣。
三、战国商品经济突出发展的直接原因分析
1、重商政策推动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
战国时期诸侯国实行的重商政策为商品经济发展繁荣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重商政策，是指统治者出于政治和经济目的，采取的有利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相互兼并，为求得生存与发展，诸侯国推行重商政策，以发展经济，巩固统治。
随着战国时期的“通商宽农”政策的实施及各国之间互通有无的社会需要，商业活动越来越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分工的扩大和细分，加之生产活动所具有的很强的区域性，客观上也要求商品交换存在，“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使“四民”之间和地区之间互通有无，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保证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延续。在重商主义的政策下，农民不从事手工业，可“以粟易械器”；而手工业者不耕田，也能“以其械器易粟”，农民和手工业者各自可以自己的劳动产品通过市场交换获得自己所需要的商品。而且，战国时期商人的身份得以确认，并取得了与士、农、工同等的社会地位，其所从事的商业贸易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贸易和农业、工业生产一样成为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经济活动。正如司马迁所说：“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2、小农经济的盛行推动着商品经济的繁荣
在战国时期的各种农业经济形态中，小农的自给程度最低，市场依赖性最强，因此在小农经济占据社会经济主导地位时，就会给商品经济提供最有效、最强烈的需求，从而推动市场发展到一个较高水平。
小农的盛衰决定了市场的盛衰，市场的盛衰决定了国家农业税收形态，因此在小农兴盛的战国时期，我们不仅看到了商品经济的繁荣，也看到国家赋税的极大货币化。在整个战国时期，自耕农始终是农业领域主导性的生产者，而佃农除了需租种地主土地外，其经营模式与自耕农并无二致，因此，小农经济在这个时期仍然是社会主导性的经济类型（见表1），它的盛行必然推动着商品经济的繁荣。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笔者主要依托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战国时期的商品经济发展进行初步的探讨。文章首先从经济学中的社会分工和所有权的角度分析了战国商品经济产生的条件和必要性，在此基础上，主要对战国商品经济繁荣发展的原因作出探讨。其一，重商政策推动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使得商人的身份得以确认，并取得了与士、农、工同等的社会地位，其所从事的商业贸易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二，小农经济的盛行推动者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在整个战国时期，自耕农始终是农业领域主导性的生产者，而佃农除了需租种地主土地外，其经营模式与自耕农并无差别，因此，小农经济在这个时期仍然是社会主导性的经济类型，它的盛行必然推动着商品经济的繁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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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向：战国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6]黎翔凤：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
[7]杨伯良：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
[8]胡如雷：中国之财政与税收[m].北京：三联书店，2007.
商品经济的前提篇3
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经济管理是对社会主义农村生产总过程的经济活动的管理，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农村经营管理工作也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我们要充分认识经营管理工作的重要性，生产越发展，技术越先进，管理越重要。经营管理工作搞好了，就能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新形势下我们要明确新任务，把农村经营管理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1农村经济管理面临的新形势
1.1经济体制的变化
目前农村的经济体制由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合作化经济体制，替代了大锅饭式的集体化经济体制，农民已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他们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经营方针、能够处理自己的产品和市场直接挂钩，为了发展生产，他们还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农村经济中生产关系的这一重大调整，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发展商品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1.2产业结构的变化
目前农村产业结构已由单一的种植业格局向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的方向发展，尤其是乡镇企业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生产力的发展应运而生，蓬勃兴起，已将逐步发展成为农村经济的主体。这样，农村经济管理的内容就成为面向多产业的服务了。
1.3生产经营方式的变化
目前农村生产中引入了市场调节机制，由过去的统购派购为导向转向面向市场，适应市场需求来引导生产发展的方向。生产经营方式的这一深刻变化，使农村经济管理的过程成为从生产到流通的再生产的全过程。
1.4农村和农民的本身条件的变化
作为农村经济管理主体的农民，目前正处在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大规模商品经济转化，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的时期中，本身还存在着许多和商品生产不适应，需要我们在经济管理工作中注意和重视的问题：一是农民比较缺少商品生产知识，虽有了经营权，但缺少决策能力;二是农民科学文化技术水平较低，劳动专业化技能较差，虽有积极性，但缺少科学性;三是农村信息手段落后、传递慢，因而经济信息量少，虽有自主权，但应变能力差;四是农村交通运输条件差，严重影响商品流通，进而影响商品价值的实现，所以农村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资源，但要变成全面的经济优势也并非容易，要针对目前农村经济管理面临的这些新形势、新特点为农村经济管理工作提出了新任务、新课题。
2提高农村经济管理工作水平的任务和方法
我们要根据客观的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要求，科学地组织社会生产力，改革和完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调动人的积极性，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断提高经济效益，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目前，我们就是要根据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适应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努力把农村经济管理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2.1切实加强乡镇企业的经济管理
一是在管理体制上不能搞一刀切，允许各地根据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水平自行决定自己的经营方式，存在多元型的经济结构;二是必须搞好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坚持政企分开的原则，放手让企业真正独立自主地经营管理;三是在企业内部管理上要推行层层承包制和岗位经济责任制，以提高经济效益;四是对经济管理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要通过行政的、法律规定的、经济的等手段及时解决和正确引导，保证乡镇企业沿着社会主义的经济方向健康发展。
2.2提高市场的组织程度，促进产销的良性循环
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农产品的商品率日益提高。如何使农村的各经济成份之间、各产业之间、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环节之间保持平衡、协调发展，也是当前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为此，我们必须在大力发展商品生产的同时，同步地提高市场的组织程度。也就是说，要在经济规律的指导下，积极支持各类从事供销活动的组织，充分发挥有组织的市场的调节作用，并逐步在农村中形成一个以中心集镇专业市场与众多农村集市相连接的市场网络。农民可通过市场反馈的各种信息来确定自己的市场经营，产品生产和产品价格策略以及自己产品的营销方式。根据市场需求指导生产方向，改变生产结构，使生产和需求自发地调节。互相适应。
2.3积极开展经营管理咨询，全面提高经济效益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面前，生产者面对千变万化的市场需求努力改进生产，取得盈利。这既给农村经济一种巨大的推动力，也使每个生产者得冒一定的市场风险，因此，我们一定要搞好经营管理咨询工作，帮助每个独立经营者制定正确的经营方针、决策和计划;寻求最佳方案，搞好合同管理。同时，还要把国家计划指导的要求，对经济的客观要求的信息也传递给他们，这样就把局部的利益和全面的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农村经济的发展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以实现满足社会需求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为原则，坚持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结合，使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生产和流通获得统一，求得最佳的全面经济效益。
2.4加强经济联合，促进商品经济发展
不断改革完善农村经济管理体制，建立以横向经济联系为主，纵横交错的网络化经济组织体系，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中的另一重要任务。在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的时期，面对整个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生产的社会化、专业化程度的不断发展，千变万化的市场需求的激烈的竞争，每个商品生产者要求得发展并在竞争中取胜，必然要求联合。因为只有联合才能促进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组合，使资源、资金、劳力、人才、技术等条件都各得其所，从而形成新的生产力;联合可互相取长补短、拾遗补缺，把各方的优势集中起来形成更大的优势，以便产生系统效应，起到放大生产力的作用;联合容易抓住经济发展中的生长点和适应社会需求而组织生产，能获得高的经济效益;联合可打破地区封锁和部门分割的局面，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观念，促进经济结构的合理布局，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
商品经济的前提篇4
一、人类社会只有经过商品经济才能进入共产主义是马克思的一个基本观点
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观察当代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形态以及我国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应该全面把握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马克思对于社会形态的划分，是有多种依据和划分序列的。这里只谈谈他大致同时提出的两种社会形态划分学说。一种是他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以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为依据，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划分为五种经济社会形态的学说。后人将之概括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五种经济社会形态或生产方式的序列。这种划分是大家熟知的，也是广为流传和普遍采用的。但是，还应该注意马克思的另一种关于社会形态的划分，这就是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以人的发展程度为依据，把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划分为三大社会形式或三个阶段的学说。
马克思关于三大社会形式学说的基本观点是：“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107-108.）马克思提出的五种经济社会形态学说和三大社会形式学说的时间相距不足一年半。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形态的这两种划分序列并不矛盾和排斥，也不存在哪一种划分更重要，或者五种经济社会形态学说已经取代了三大社会形式学说的问题。
马克思说的三大社会形式或社会发展三个阶段，是以社会主体的个人的发展程度，即个人是否获得全面发展和具有自由个性作为标准或依据进行划分的。从经济上说，这种划分反映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人们交换活动方式从而经济关系的发展和演变。这种划分说明：起初，由于生产力低下，个人没有战胜自然界的力量，不得不依赖并从属于共同体，个人没有独立性。这表明个人发展程度很低，马克思把这个阶段称之为最初的社会形式即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生活在共同体中的不独立的个人，凭借血缘关系和对他人的依赖建立联系，这时个人之间只有劳动交换，没有产品交换，从而人们直接地交换彼此的活动，个人劳动直接地表现和实现为社会劳动，这意味着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后来，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原来自然发生的个人对共同体的依赖、从属关系解体，个人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是建立在对物的依赖性的基础上的。这表明个人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仍然是不全面、不自由的，马克思把这个阶段称之为第二大社会形式或社会发展的第二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生活在社会中的已获得一定独立性的个人，通过交换自己生产的产品实现劳动交换和建立社会联系，从而人们间接地交换彼此的活动，个人劳动间接地表现和实现为社会劳动，这意味着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最后，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原先单独的个人变为联合起来的个人，他们共同占有和控制生产资料和生产能力，并成为他们的共同的社会财富，从而个人得到全面发展，并获得完全的自由个性。在这个发展的阶段，人们又直接地交换自己的活动，个人劳动直接地表现和实现为社会劳动。这表明个人的发展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实现了人类的最高理想，马克思把这个阶段称之为社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或第三大社会形式。
个人发展程度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标尺。马克思说的个人发展的三个阶段，也是生产力发展的三个阶段，相应地也是人们经济关系的形式发展的三个阶段。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式或三个发展阶段序列，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这样一条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遵循以上三大社会形式或三个阶段体次相继前进，决不能从生产力低下的、人们在狭小范围内发展着的第一大社会形式或第一个阶段，跳越过人们建立了普遍社会物质交换和全面关系的、能够满足人多方面需要的、存在发达分工体系的第二大社会形式或第二个阶段，而直接过渡到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个人全面发展的第三大社会形式或第三个阶段。从人们劳动交换的社会形式而言，人类社会决不能从自然经济或半自然、半商品经济，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经济，而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一个必经的历史阶段。所以，马克思用人的发展程度作为标准和依据，来衡量社会发展程度和划分社会发展阶段，是科学的。
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以上两种划分序列，对于正确认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以及采取的经济形式，有重大现实意义。我国解放前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都很不发展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从五种经济社会形态序列来看，属于第五种即社会主义社会，但从三大社会形式序列来看，仍然属于第二大社会形式或第二个发展阶段。这种情况同马克思原来设想的社会主义并不完全符合，或者正如有学者所说发生了“错位”现象。也就是说，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从五种经济社会形态序列来看不同于资本主义，但从三大社会形式或三个发展阶段序列来看，又同资本主义处于同一社会形式即第二大社会形式或同一个发展阶段即第二个发展阶段上。过去我们在理论研究和实钱中，只依据马克思关于五种经济社会形态学说，不考虑马克思关于三大社会形式学说，结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犯了超越阶段的错误，走了不少弯路，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纠正过来。
因此，正确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种划分序列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一个重大启发是，在认识本国社会发展阶段、确定理论政策和创建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时，将五种经济社会形态学说和三大社会形式学说结合起来考虑，可能是一种新思路。也就是说，在考察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时，不仅要看到它们在基本经济制度即生产关系性质上的根本区别，而且要看到它们在社会经济形式上又有相同的地方。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商品经济已经发展为更高层次的发达商品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大大超越了马克思生活时代的发展水平，并将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存在。在像中国这样原来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商品经济的发展则是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必须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而这些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初没有预料到的。因此，我们党将我国现阶段社会定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大突破和创新，是对马克思三大社会形式学说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二、当代世界各国实践表明发达市场经济是普遍共同的经济形式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制度从16世纪诞生，到现在已有500年的历史。以资本主义制度诞生为标志，人类社会进入了马克思提出的三大社会形式序列的第二大社会形式或第二个阶段。从人们的劳动交换关系的形式来说，尽管商品经济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就早己产生并缓慢发展，但它成为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却属于资本主义社会。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商品生产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开始出现，价值规律已经在长达5000～7000年的时期内起作用。那么，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当代的商品经济又处在一个什么阶段上？
关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历史，传统看法认为，它经历了三个阶段或有三种类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商品生产从原始社会末期产生，跨越存在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就将消亡。他们把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划分为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两个阶段。20世纪1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从理想变成现实，出现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它们在实践中认识到，现阶段的社会主义还不能消灭商品和货币，还需要利用价值规律。苏联在斯大林领导时期，明确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货币”，但强调它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有根本区别。这一理论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重大影响，总不敢理直气壮地发展商品生产，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挂钩，某些国家在特殊时期甚至主张取消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共产党宣布：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学家提出商品经济发展三阶段论，将迄今为止的商品经济发展历史划分为简单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三个阶段或三种类型。但在理论研究和著述中，总是强调这三种商品经济类型的不同，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根本区别；对于这三种商品经济的共性只简单地提及，而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共性只有少数人探讨过。其实，我国既然要发展商品经济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上述这些问题是不容回避的，应该深入加以研究。首先要研究这三种商品经济的共性和个性，考察它们的联系和区别；其次还要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共性和个性，考察它们的联系和区别。
关于上述三种商品经济的共性，我国学者将之归纳为以下诸点：生产者的劳动采取价值形式，商品交换遵循等价原则，商品生产者具有本位利益，商品生产者进行自主经营，与货币经济共同存在，经济活动受市场调节，通行自由竞争原则，经济具有开放性，等等。对于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马克思作了经典分析，集中表现在他提出的两种流通公式上，前者为w-G-w（为买而卖），后者为G-w-G'（为卖而买）。它们的根本区别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同：前者建立在生产资料小生产者私有制和个体劳动的基础上，经济活动的目的是追求使用价值以满足生产者自身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交换时贯彻等价原则，不发生价值增殖；后者建立在生产资料资本家私有制和雇佣劳动的基础上，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追求资本价值增殖，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家剥削并占有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而等价交换仅仅存在于流通过程。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区别，研究者总是强调它们的性质根本不同，如所有制、生产目的、作用和后果不同等等；至于它们的共同点，学者们很少论及。
但是，我国也有少数学者对此进行了探索。80年代初，卓炯作为我国最具创见的经济学家之一，首先提出“扩大商品生产”概念，为研究近现代商品经济理论，特别是为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共性开辟了一条拓荒之路。他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是从简单商品生产到扩大商品生产。从逻辑形式来看，简单商品生产的对立物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如果把简单商品生产说成是小商品生产，那么它的对立物是大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都属于扩大商品生产，这是它们的共性，不同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因此，如果按生产资料所有制来划分，则是小私有制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私有制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商品经济（注：卓炯：再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m].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版，68-73.）”。可见，卓炯对商品经济发展历史进行划分时有两个标准，一是按生产力发展状况和生产规模来划分，则有简单商品生产和扩大商品生产两种类型；二是按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来划分，则有前述商品经济的三种类型。他的创见和突破在于前一种划分，类似于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划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两种类型一样。按生产规模来划分商品经济发展阶段，符合从过去的小商品生产到后来的大商品生产发展的历史过程。卓炯按生产规模划分商品经济类型的优点在于，既能把历史上的简单商品经济和后来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区别开来，又能把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共性寻找出来。但是，扩大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一个共性，但却不能涵盖和概括它们的主要共性；它是考察它们共性的一个切入点，但并没有直接点击到它们的核心。
根据16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为了研究和揭示商品经济发展各阶段的共性和个性、一般性和特殊性，在划分发展阶段或类型时，采用包容性较宽的用语似乎更好，可以首先把历史上迄今的商品经济划分为简单商品经济和发达商品经济两个阶段。为了与发达商品经济相对应，可以把简单商品经济理解为不发达商品经济。
发达的商品经济也就是发达的市场经济。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概念之一。这里涉及到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这两个概念的异同及其关系问题。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学术界曾经热烈讨论过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大同小异的两个概念。从这两个概念的主词商品和市场来说，它们是不可分离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要通过市场实现，市场是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没有商品就不会有市场出现，没有市场也就没有商品存在，所以商品和市场是一bìng＠①产生、互相依存、共同发展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同一种经济关系的形式，在概念上并无实质性区别。但从这两个概念提出的过程来看，它们的含义又是有区别的。商品经济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之一。马克思恩格斯专门研究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制定了完整科学的商品货币理论，认为商品货币关系的实质是与自然经济相对立的、人们劳动通过产品交换而建立的一种生产关系的特殊社会形式。后来，列宁把人们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作为一种经济形式称之为商品经济。而市场经济概念则主要是西方经济学家使用的。20世纪20～30年代以后，比较经济学或比较经济制度学提出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这两个对立概念，用来描述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说明二者的资源配置和经济调节方式不同：资本主义用市场来配置资源和调节经济活动，称为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用计划来配置资源和调节经济活动，称为计划经济。可见，市场经济的本质含义是指与计划经济相对立的、由市场及其机制来配置资源和调节经济活动的一种形式或体制。即使从市场经济概念的这个含义来说，它与商品经济概念也是一致的，是专指商品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的特征。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两个概念是对同一关系——商品货币关系从不同角度考察而得出的不同用语：市场经济是从资源配置和经济调节方式来说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由市场机制调节人们劳动交换关系的市场经济。从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和经济调节方式的角度来看的商品经济的这一含义说，那么它们就没有什么发展阶段的高低之分，说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高级阶段的提法，其根据似乎并不能成立。然而，就市场经济概念提出的时间来说，实际上它指称是已经有400多年历史的发达的商品经济。在这个意义上说，只有与资本主义结合的发达的商品经济才称得上是市场经济，把资本主义以前的简单商品经济称为市场经济则比较勉强，充其量只能是不发达的、不成熟的市场经济。所以，与资本主义结合的发达的商品经济，其实也就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二者在发展阶段上是一致的。
在西方国家，发达的商品经济或发达的市场经济已经存在了5个世纪。在20世纪最后20年，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发达商品经济或发达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共同采取的经济形式。简单商品经济和发达商品经济或发达市场经济的区别主要是：(1)在生产技术上，前者是建立在落后技术和手工劳动基础上的个体小生产；后者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和机器大工业基础上的社会化大生产。(2)在所有制上，前者是个体小私有制；后者是日益社会化的所有制，或者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或者是社会主义公有制。(3)在存在领域上，前者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社会形态中不占主导地位，只作为附属经济成分在比较小的范围内存在；后者则与资本主义经济或社会主义经济结合在一起，在全社会范围内存在。(4)在经济活动的目的上，前者是为了获得相等价值的使用价值，以保值为目的；后者是为了追求更大的价值，以价值增殖为目的。(5)在市场范围上，前者只形成狭窄的有限的地区市场，后者则形成广阔的完整的国内市场体系和不断扩大的世界市场。(6)在经济运行机制上，前者是在自然经济统治下的小生产者的自由竞争和市场自发调节；后者是资本自由竞争和市场自发调节，并逐步与国家宏观调控相结合。(7)在生产规模上，前者以简单再生产为特征；后者以扩大再生产为特征。
上面讲的发达商品经济不同于简单商品经济的七个特点，正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共同点或共性。它们的区别点或个性有：(1)所有制基础不同，前者是生产资料资本家私有制；后者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或社会所有制，现阶段中国则是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2)追求价值增殖的目的不同，前者是为了资本家个人发财致富；后者是为了社会整体和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3)在收入分配上，前者是少数资本家剥削大多数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并占有社会财富的大部分，劳动者仅获得维持生存的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只占有社会财富的一小部分；后者在本质上是劳动者平等地劳动，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但在一定历史阶段允许其他生产要素参与分配。(4)在社会后果和最终目的上，前者必然造成社会两极分化，社会成员贫富鸿沟加深；后者发展趋势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对于已经存在了5个世纪历史的发达商品经济或发达市场经济如何划分阶段？过去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由于划分依据不同而有多种发展阶段划分的序列；而单从发达商品经济或发达市场经济形式这一角度来划分阶段，则很少有学者做过。我认为，对它同样可以从不同角度、用不同依据来划分发展阶段。如果从市场经济概念原来的含义，即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和调节经济的方式来看的商品经济的角度，那么则可以依资源配置和经济调节方式的变化，把发达商品经济或发达市场经济的500年历史划分为以下两个阶段：(1)从16世纪资本主义诞生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的资源配置和经济调节方式基本上是由市场自发调节的，可以叫做市场调节主导的市场经济。(2)20世纪初，特别是20～3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的资源配置和经济调节方式除市场调节手段外，又有了国家干预和宏观调控手段，可以叫做国家调控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前者可以理解为发达市场经济的近代形式，后者可以理解为发达市场经济的现代形式，或者叫做现代市场经济。当今世界客观存在的经济事实是：包括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约200个国家和地区，几乎都实行市场经济形式，一些国家早已建立了发达的市场经济，一些国家已经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另一些国家正向市场经济转变。这就是说，除已经建立起发达市场经济的国家外，其余大多数国家正向建立发达市场经济的模式前进。总之，从当前实践和今后一段较长时期的发展趋势来看，发达的市场经济是当代世界各国经济运行的普遍的共同的形式。
三、资本和剩余价值也是发达市场经济的共有范畴
前已说明发达市场经济是当代世界各国共同的经济形式，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并不相同，那么，它们有没有共有经济范畴呢？当然，首先因为它们都实行市场经济形式，不言而喻，商品经济一切范畴，如商品、价值、货币、市场等等都是它们的共有范畴。可是，《资本论》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核心范畴，如资本和剩余价值能否成为发达市场经济的共有范畴并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商品经济的前提篇5
1994年12月，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史分会、中国商业史学会等曾组织关于“传统市场和市场经济”的讨论，配合这次讨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刊登关于该问题研讨的长篇综述。在这以后，关于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的问题又有不少新的论著出现。现在，我们围绕本次会议讨论的主题，对有关的理论观点进行一些评述。评述以近年出现的新论著、新论点为主，但考虑到问题的延续性和系统性，有时也不能不涉及以前的一些论著和观点。
一、关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线索和基本模式
这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一是“货币经济（商品经济）—自然经济”转折起伏论，二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逐步高涨或波浪式发展论。此外，海外一些学者主张中国自战国秦汉以来即形成建立在私有产权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以后的发展是在市场经济的框架内进行的，由于这种观点国内的信奉者不多，也没有人展开过系统的论述，故在此不作评述。
（一）“货币商品经济—自然经济”转折起伏论
赵俪生曾经提出，中国经济史上经历了从上古共同体自然经济到秦汉期古典经济，再到近古期地主经济的三次转折，很有代表性。大抵主张魏晋封建说的学者对战国秦汉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都估计较高，把它作为我国从不发达奴隶制向发达奴隶制转变之契机，而把魏晋封建制的形成与中古自然经济相联系。
日本学者宫泽知之把关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理解方式区分为四种学说：第一学说是全汉昇为代表的“货币经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论。全氏把汉代看成是货币经济时代，汉末到中唐的中古时代是自然经济占优势的时代，从安史之乱前后，以钱币为中心的货币经济开始了。何兹全就南朝情况修正全氏的观点，反对将南朝看成是自然经济时代。主张北中国是货币经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南方则货币经济一直在发展。这是第二学说。武仙卿认为布帛也是货币，不同意说魏晋南北朝倒退到自然经济，认为秦汉以后货币经济一直发展着。彭信威的观点相似。这是第三学说。第四学说如叶茂对关于中国封建地主制前期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理论观点的综述所指出的，认为整个中国前近代是自然经济占优势。他又指出，全氏观点虽然在当今中国是少数派，但在日本却是主流的观点，代表人物是牧野巽和宫崎市定。全氏关于自然经济和货币经济的概念来自德国历史学派学者希尔布兰特（B·Hildebrand）。全氏虽然批判了希尔布兰特把自然经济货币经济信用经济的依次演进绝对化，而采取了皮烈（Hpirenne）等人的货币经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发展模式，但他用语的概念仍然是基本上依据希尔布兰特的。希尔布兰特的自然经济、货币经济的概念是严格依据交换手段是实物还是金属货币这一点区分的，将以金属货币之外实物为媒介的交换划入自然经济的范畴。他没有设想不存在交换（分配）的经济，他的自然经济不包括“自给自足”的含义，这和马克思的概念是不同的。马克思划分自然经济和货币经济并非依据货币形态或交换手段，而是更重视生产目的；自然经济是指为获得使用价值的简单商品经济，或没有交换的经济。
宫泽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不过，我国有些主张魏晋封建说的学者，虽然沿用货币经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发展模式，但已经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修正。例如赵德馨把中国古代自然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划分为：原始社会自然经济“古代（奴隶制）货币经济”中古自然经济。他指出，“古代（奴隶制）货币经济”时期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及本质，严格来说仍然是自然经济，所以又可以称之为“古代自然经济”。
田昌五反对说中国封建社会自始至终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认为这是按照“长期停滞论”制定出来的模式。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是呈循环式起伏状态发展的，相应的自然经济也是这样：战国至西汉是商品经济的第一个高峰期，东汉由盛转衰，魏晋南北朝基本上是自然经济时代；唐宋是商品经济的第二个高峰期，辽夏金控制的北中国由盛而衰，黄河流域和大西北尤甚，城市偏枯，农村则几乎全部回到自然经济状态；元明清三代，商品经济又呈全面回升之势。
（二）“自然经济商品经济”逐步高涨或波浪式发展论
正如宫泽知之所指出的，认为整个中国前近代基本上是自然经济占优势，而逐渐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的观点，基本上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是从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是怎样成长起来的问题意识出发的。但中国商业在文明的较早阶段（至迟在战国时代）开始发达，特别是宋代以后更取得显著的发展，把西洋中世封建领主制下自给自足庄园经济为核心形成的理论照样应用到中国、尤其是宋—清间的经济上，会遇到不少困难。因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史学界曾经对什么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展开热烈的讨论，试图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性质重新予以解释。近年对这一问题发表意见的有林甘泉。他对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评论，他认为从中外的历史实际出发，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应该是自给性生产，而不是所谓“自给自足”；它并不排除与市场的一定联系，并以它作为自己的补充。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特色，具体表现为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的“男耕女织”。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而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关于这一讨论可参阅本文附录的介绍。
主张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逐步高涨或波浪式发展的学者较多。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发展经历了战国秦汉、唐宋、明清三个高潮。例如李埏认为我国历史上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长期并存、相互制约、此消彼长，总趋势是自然经济逐渐消退，商品经济逐渐扩展。根据这种观点，我国在战国秦汉获得空前发展的商品经济，虽在汉武帝后受抑，但唐宋苏醒后发展超过秦汉，如秦汉主要商品为盐铁酒酤，主要市场在中原与国外市场联系唯赖西北，唐宋增加了茶叶、陶瓷，丝绸质和量也有较大提高，远销国外，对外贸易陆路以外又增加了海路等。龙登高的《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也属于波浪式发展论，它依时序叙述了中国传统市场在先秦秦汉时代的滥觞与初兴，魏晋南北朝时期曲折发展，五代两宋金元再度兴起，明清时代成熟的过程。
如果说前一类观点的主要争议点是几次“转折”性质的判别，那么后一类观点的主要争议点则是封建社会后期、尤其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及该时期经济的性质。多数学者主张明清商品经济虽有很大发展、但整体上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清经济已经脱离自然经济的范畴。例如我们介绍过的李文治和薛虹的观点。近年徐晓望又提出，中国在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阶段之间有一个“小商品经济”的阶段。它以小商品生产及相应的分配、交换、消费为特征。小商品专业生产者的出现以人身的相对自由为条件。宋代小商品生产已有一定发展，但全国性的小商品经济的繁荣，是明中叶以后才出现的。大面积经济发达地区的缺粮现象，标志着小商品生产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区域的形成。宫泽也认为，以农村市场展开为视点来看商品流通，唐宋变革期和明末清初值得注意。前者虽然农村市场在发展，也出现了商品性生产，但整体上自给经济仍占统治地位。后者在先进地区已出现以获取剩余价值为目标的经营，开始逐渐形成近代的小商品经济，即商品经济从没有价值规律的阶段向基本遵循价值规律的阶段变化。这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日本学者的的观点。
以上诸说主要是从小农经济从自给经济的小商品经济演进过程来立论的。近年又有不少学者从传统市场或市场经济的视角来考察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请看下一专题的介绍。
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市场经济或市场经济萌芽
（一）什么是市场经济？中国历史上市场经济何时出现？
自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战略方针以后，不少学者一直在思考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市场经济？如果存在过，它又是何时出现的？这又是与对什么是市场经济的理解有关的。学界对这个问题有两类不同认识：一些学者一些市场经济是与近代化相联系的，在封建时代，市场经济只能萌芽于它的晚期；另一些一些学者认为市场经济不一定与近代化或资本主义相联系，在封建时代也可以有特定的市场经济。
第一种观点以吴承明为代表，他多次阐述了中国封建社会市场经济的萌芽及有关理论问题。他指出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实即经济现代化或近代化的过程，它不仅是市场量的空前扩大，市场交易的内涵和市场机制的原理也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这一切，又都是以政治、法律、经济体制和制度的相应变革为前提的。他主张把过渡到市场经济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标志。我国历史上商品交换比较发达，但这还不是市场经济。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化也是从十六世纪即明嘉靖、万历间开始的。大商帮、工场手工业、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潮”的出现，是其标志。但力量不足，更重要的是没有引起希克斯所说的“政治渗透”，在产权、商法、税制上毫无变化，仍然是完整的封建专制国家。这种情况，清代基本上继续。进入二十世纪，我国巳有了现代化产业，口岸城市勃兴，並与国际市场接轨。但以抗日战争前而论，我国尚未转变为市场经济：（1）占国民经济最大比重的农业仍然是传统的小农经济体制，商品率很低，新兴产业集中于纺织和食品业，尚未形成部门体系。这种二元经济的结构刚性及由此产生的低供需弹性，从根本上限制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2）现代化市场被定义为“一个价格”，如两地价格差等于运费，则属一个市场。三十年代的中国远未达到这个水平。（3）市场现代化是由人格交易向非人格交易的转变，这需要一系列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法律，以明确产权，中立化规则，规范行为和执行罚则。市场经济必须是法制经济，这一点，在当时尚不存在。我国真正有意识的向市场经济转变，还是在邓小平时代。
许檀最近也谈到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表现为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逐渐减弱，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加强。她认为，清代中叶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形成一个涵盖广阔、运作自如的城、乡市场网络体系，这一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一项重要内容。
与这种把市场经济的萌芽或转化同现代化（或近代化）联系起来的观点不同，有些学者认为封建社会中已经存在市场经济。例如尹进认为，中国从宋代开始有了具有封建个性的市场经济，明代进而具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个性的市场经济。郭庠林也提出“封建市场经济”的概念。郑学檬根据罗布代尔的观点，主张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市场经济的主要功能或最重要的标准是通过市场机制调节生产、配置资源，市场机制是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在市场经济下，社会分工比较发达，交换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杠杆和齿轮，货币和金融体制已经建立并与生产交换融为一体，人们的经济生活离不开市场供求关系的波动制约。而资本主义是指以资本积累、增殖、流动、垄断为最高利益的政治经济体制。他认为中国市场经济萌芽于16世纪以前，比如宋代，局部地区已可称为市场经济萌芽，理由是分工在某些行业已经较细，交换具有社会性，但从另一方面看，宋代整个社会仍然处在自然经济的大环境中；明中叶，即16世纪开始，市场经济以方兴未艾的态势出现在江南和沿江沿海各地区。他进而把中国市场史分为两大时期，第一时期是传统市场，其中又可以唐中叶为分界，区分为前后期。第二时期是市场经济，其中又可以区分为萌芽阶段（12—13，16—18世纪）、初级阶段（1840—1949）、停滞与发展阶段（1949—1978，1978—1998）。在萌芽阶段，自然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封建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并存，封建经济占主导地位。
姜守鹏也有类似的意见，在他看来，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对立统一，不能笼统地称封建经济为市场经济。但简单商品经济也会产生市场经济，所以封建社会存在着市场经济。具体说，市场经济是随着商品生产的产生而出现，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而完善的。
（二）关于市场体系和统一国内市场的形成
较早形成比较完整的市场网络或市场体系，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这是许多学者的共识；但这种市场网络或市场体系究竟何时形成，有何特点，学界俨然存在许多不同观点。在这里仅介绍两位学者的观点。
唐文基指出中国封建市场发育的四个特征，即非统一的国内大市场、市场的垄断多于竞争、市场的进入遇到种种的障碍、缺乏有效的宏观调控。关于中国何时形成统一的全国市场，学术界历来有不同意见，或认为这种市场战国秦汉已经出现；或认为中国直至鸦片战争以前仍停留在地方区域市场的格局。唐氏的意见和这些观点都不同，他认为中国古代全国大市场秦汉时期已经形成，但它只是地方区域市场在空间的扩展和延伸，尚有一定的封闭性和割据性，他称之为“非统一的全国市场”。因为第一，流通网络虽已形成，但由于交通因素、行政因素和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制约，这个网络并不完全暢通；第二，还缺乏统一的市场价值，没有价格形成机制；第三，中国自秦以来虽然实行了统一的货币，但币制仍然混乱并常常发生钱荒。在这种情况下，难以培育健全的统一市场。
姜守鹏认为，市场体系是相互联系的各类市场的统一体，从范围看，它形成了包括农村集市—城镇市场—区域性市场—全国性市场在内的完整的市场网络；从市场种类来看，它不仅包括商品市场，还包括房地产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其中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是市场体系的三大支柱。按这样的标准，明清时期，至迟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的市场体系已经初步确立。
因为这时不但存在了包括农村集市、城镇市场、区域性市场和全国性市场的市场网络，而且存在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不过这仍然是封建社会的市场体系，与近代市场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
三、关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机制
在近年来学者们对中国传统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机制的探索中，经济结构，尤其是小农经济的生产、消费与市场的关系，国家干预和财政政策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制约，是备受人们关注的两个重要视角。当然，这两个方面又是相互联系的。
（一）从经济结构方面进行的探索
许多学者把小农经济看作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基础，着力探讨小农与市场的关系。方行在这方面工作作得较多，他所提出的中国封建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是农业与手工业、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双重结合的观点，已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近年来学者对该问题继续有所论述。
李根蟠利用《管子》的材料探讨了封建地主制经济形成时期小农与市场的关系。指出以春秋战国之际地主制经济形成为分界，小农与市场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是小农作为市场主体之一独立地出现在当时的市场上，二是流通成为小农再生产的必要环节，三是农村集市出现，四是商人高利贷者插足小农再生产过程。在这基础上商品经济和各级市场获得较大发展，但小农经济的主体部分仍是自给性生产，其所包含的部分商品生产也是以自给性生产为依托的。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我国传统市场，由此形成一系列有别于现代市场经济的特殊的经济概念和经济现象，价值规律或市场机制虽对社会生产起一定作用，但没有也不可能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
刘小京从分析“自然经济”概念的由来和内涵入手，根据中国历史实际，试图对中国农户的生产模式进行概括，从而提出“自给性农业”的概念。这种“自给性农业”是由于“人多地少”的资源约束而形成的，其特点是小而全、自给性、农民在生产经营上的精打细算；它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典型自然经济的基础，在另一种条件下又可能向商品生产转化；与自给性农业相联系的是普遍的兼业化和普遍化了的商品经济意识。
张忠民提出“小生产，大流通”是前近代中国社会再生产的基本模式。所谓“小生产，大流通”，是指在生产领域中基本上是个体家庭为基本经济单位，在流通领域中由于商人资本的运动却存在以地方市场、区域市场以及全国大市场共存的格局。这是由当时社会再生产条件补偿的基本特性所决定的。因为在个体家庭生产单位之上没有一个具有内部生产分工和共同经济生活的封闭的经济共同体，这些个体家庭天然地具有从市场取得再生产条件补偿的机能和需求，这正是大流通得以形成的最重要的深层原因。但小农的地方狭隘性和封闭性决定他们难以与较大的市场直接交往，唯一能使小生产与大市场发生联系的，只有商人和商人资本的运动。因此，前近代中国社会小生产者的再生产条件的补偿，从逻辑和历史一致的过程看，就表现为一个在商人资本的作用下补偿空间渐次扩张的过程。
长期以来，龙登高比较注意小农与市场关系的研究。在早期的研究中，他把小农家庭经营方式看作一个发展过程，认为小农与市场的联系逐步密切，但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农村市场属于商品内循环类型，不能诱发个体家庭突破自给性生产，在某种程度上还制约了农民从事商品生产的动机。近年，他引入边际效用原理分析个体小农家庭经营的特征，尤其是那些与市场相关联的特征。指出价值规律在家庭经济的运行中的作用不突显，而效用原则既与其使用价值的生产消费目的、手段相一致，也与匮乏经济状态下市场手段有限有关。一般农户的商品生产，不仅是小规模的，而且是以副业形式出现的非专业化生产，很少是以利润为动机。他还比较了个体小家庭与地主大户市场角色的差异，以宋代为例，指出大多数地主地租粮自食比例少，相当部分通过市场出售，并且往往直接运往市场。他们出粜是为了逐利，而不是为了谋生。
赵德馨把生产结构的变化作为引起商品货币关系兴衰的决定性因素。他主要研究了公元一世纪前后生产结构与市场关系的变化。他认为西汉农业生产力存在“耒耕—小农”和“犂耕—大农”这样两个层次和相应的两种生产规模；后者因需要三个以上的劳动力，大多数使用奴隶。小农经济与市场联系往往是被动的、很少的，本质是一种自给自足为主的封闭型经济。奴隶制生产单位与市场的联系是主动的，是其生产运行的内在要求，且劳动生产率较高，可以为市场提供大量商品。奴隶制生产的发展必然带来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没有相应的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奴隶制生产便不能运行。这是西汉时期商品货币关系发达的原因所在。西汉中期以后，随着畜牧业和冶铁业的发展，牛马及铁犂价格下降，牛耕也趋向小型化，这就使得小农有可能使用它们。当农民也使用牛耕的时候，奴隶制生产的优势和竞争力就下降了。与之相适应的是个体家庭经济的发展，租佃制逐步取代奴隶制，接踵而来的是生产单位小型化与大型商品生产单位减少，生产单位自給色彩的加重。
姜守鵬认为中国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对立统一，主要是由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决定的。这些特点是土地两种运行方式（买卖和封赐）的同时存在；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小农经济实物租赋与货币租赋并存的分配结构。魏金玉也指出土地买卖在中国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发展中的十分重要的地位。鸦片战争前土地交易额不低于粮食交易额。封建生产方式及各阶级的关系也是通过土地交易进行新陈代谢的。因而其重要性是一般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不能相比的。
（二）国家干预和财政政策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些学者重视非经济因素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如郭正忠强调由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所产生的专卖经济与与自由通商的市场经济的对立。中国的专卖体制的前提是专制政体的强大和民间私有权发展的不充分，它以适应民间商品经济的政策调整为始，以遏制民间商品经济的发展为终。在中国历史上，自由通商的政策只是局部的、短期的、表象的、偶然的；专卖政策的推行则是长期的、全局性的、本质的、绝对的。他指出：人们都用宋代商税的数量论证当时商业的发达，但宋代商税的收入鲜有高过专卖的时候，在大多数情况下，商税收入难与专卖收入同日而语。由专卖、市易、和籴、和买以及货币田赋所调运的交换与流通热潮，曾经不止一次地创造过奇迹，可惜这种交换是权力支配下的交换；这种流通，是以官方意志为转移的流通，以这种交换和流通为基础的“市场”形态，与商品经济环境中自由贸易的市场形态，貎虽相似而实不相同。冷鹏飞认为我国封建商品经济形态继承奴隶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一是仍由国家垄断了大部分手工业生产，二是开始显露了国家政权对商品经济的强烈干预；贵族官僚经商和平民商贾不断向官僚转化。正因为商品经济长期以来与社会政治割不断的亲情，故在社会变革之际仍然使其沦为封建政治的附庸。魏金玉也指出，传统市场是在封建政权调控下的市场。
日本学者宫泽知之分析了中国经济史中的货币经济的特点，他指出，西洋经济史的货币是贵金属货币，中国经济史的货币则是以贱金属铜为原料生产的小额铸币；西洋史上的货币基本上由民间承包制造，中国的铜币则由国家铸造发行。铜钱小额面的必要性与占人口大部分的小农为对象的征收租税密切相关。小额铜钱存在所显示的不是商品经济，而是通过向个别的人民征税这具体的行为实现的国家对社会的统一。其第一功能不是流通手段，而是韦伯所说的钦定支付手段，特别是租税的支付手段。小额铜钱的必要量与商品经济没有关系，因而对流通货币总额与商品总额对应这种货币数量说无须作理论的探讨，原来在中国就没有成立。铜钱是一种计数货币、名义货币，其基本原理是个数原理。它与金属原材料的交换价值无关，也与货币的铸造费无关。货币的价值是由一个货币是一文还是百文这样的规定所决定的，制定这个规定的是铸造者的权威、社会的信用，在中国正是国家。总之，中国前近代货币史上国家财政这种公共经济领域带来的规定性十分强大，它不能与社会内部自发的商品流通的发展相对应。宫泽指出，将19世纪以前整个看作自然经济时代，虽然基本上反映了小农经济和农村市场的发展状况，但无助于理解春秋战国以来二千数百年流通史的发展、市场的结构、性质等。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流通结构，当是以城市市场为结合点，农村市场和全国性物资流通各占有相对地位的二重结构所构成的。后者是伴随着专制国家的成立，为了维持庞大的国防体制和经营巨大的官僚组织，从全国统一的国家财政所组织的物资流通及由此诱发的远距离流通中形成为全国规模的物资流通，因而可称之为“财政性物资流通”。
程念祺提出中国古代存在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市场：生活市场和财政市场。所谓财政市场是指因政府的财政施为而形成的市场，它以挤占生活市场为自身存在的前提。例如，西汉政府改变了战国赋税征收实物和力役的政策，使其财政货币化。货币之征的实行使货币紧缺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导致粮食价格过低。农民必须以更多的土地产品去换取所需交纳的货币；而商人则可以用较少的货币收购更多的土地产品。这就是国家财政市场对乡村生活市场的挤占。古代中国，在广土众民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赋税制度，将人民十分有限的土地产品象涓涓细流汇成大海那样集中到国家手里，这就是作为国家财政的根本目标的“大国效益”。正是由于这种财政市场的存在，已使（1）商业对农业的侵害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以至于（2）农民生活市场上的购买率，一般是与他们在国家市场场上的售卖率成反比的；由此（3）在中国大多数地区的乡村中，其生活市场几乎一直处于少量的物物交换的窘迫状态中；结果是（4）造成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的牢固结合，使中国的农村变得越来越封闭；而（5）城市生活市场则因国家财政市场及其严重的不等价交换，形成畸形的繁荣；如此则（6）司马迁所谓“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不幸竟成了中国经济史中的宿命。作者认为，中国古代经济史上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商品经济、交换方式、商人资本、资本主义萌芽、货币、消费等，如果离开了对财政市场的认识，恐怕皆不得其解。
田昌五认为，中国封建社会自始就有两类商品生产：一类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小商品生产，另一类是国有土地上的大宗商品生产（可以由政府专营，也可以实行租赁经营，即租给私人经营）。后者是主要的支配的形态，前者处于次要的从属的地位。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的一盛一衰、一荣一枯的秘密所在。他用中国封建社会工商业经济与农民经济的相互对立来解释商品经济之向自然经济转化。他指出西汉初年弛山泽、商贾、关梁之禁，导致商品生产的发达和商业的繁荣，但农民弃农经商者越来越多，商人兼并农人越演越烈。因为在商品经济发达时，农业和工商业之间必然出现价格反差，这是价值规律在起作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太史公用“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朴素语言表达了他对这种现象的朦胧认识。政府相继采取全面垄断、全面放开和半垄断、半放开的政策，都不能解决这一矛盾。官营工商业崩溃了，私人的工商业转入土地，结果只能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相互转化，几乎成了一种规律。他还指出，我国封建社会的工商业从来就是奢华型的、腐败型的、掠夺型的；资本主义萌芽迟缓，应从这里找信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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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经济的前提篇6
关键词：交换理论；《资本论》；体系；内在逻辑
中图分类号：F03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6－0001－04
能否正确理解交换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战略意义的现实问题。纵观整个经济学发展史，唯一对流通问题作出全面系统分析的，当属马克思。马克思把流通环节提到了很高的地位，并作为其经济学巨著《资本论》的主线之一。但是，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理论和实践排斥交换和流通，忽视、误解了交换和生产的关系以及交换的基础性地位，造成了经济发展的严重滞后。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步入攻坚阶段、适应加入wto及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还原马克思交换理论的本来地位，并联系实际加以发展和创新，对于全面提升本世纪中国经济竞争能力至关重要。
交换关系是马克思所强调的研究对象。《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序言中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从《资本论》体系的展开来看，交换是马克思经济理论分析的基础、重要内容和贯穿始终的线索。笔者尝试以交换角度切入，按照历史和逻辑的顺序，从交换和简单商品经济、交换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以及交换的国际拓展三方面对马克思经济学体系进行总结：
一、交换与简单商品经济
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范畴：商品、价值、货币等都是交换发展的产物。
1.商品的使用价值――交换的前提条件
交换的直接动机是需要，使用价值是商品能满足人们需要的属性。交换产生的前提条件就是商品首先有使用价值，有用处。生产者首先要生产出适销对路的商品。
2.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
“同商品体的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正好相反，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性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因而它们的价值对象性纯粹是社会的，那么不用说，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我们实际上也是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某种商品可以和不同商品按比例交换，这就说明：同一商品的各种有效的交换价值表示一个等同的东西，而交换价值不过是这个等同的东西的表现形式。这个东西不能是使用价值，因为当做使用价值的两个商品首先是异质的；而作为交换价值，两个商品却是同质而异量的，因此“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括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最后，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劳动产品这个属性了，可是劳动产品在我们手里也已经起了变化。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的人类劳动就是商品的价值。所以，隐藏在商品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的共同物，就是商品的价值，而交换价值则是价值的表现形式。作为价值实体和计量价值量大小的就只能是一般人类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了。在这里，马克思从商品和交换关系入手，发现了隐藏其后的价值本质、价值实体并考察了价值量、价值形式等一系列问题，形成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
3.交换过程使货币从商品世界中游离出来
马克思作了“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来没有打算做的事情：指明这种货币形式的起源，就是说，探讨商品价值关系中包含的价值表现，怎样从最简单的最不显眼的样子一直发展到炫目的货币形式。”与商品的二因素及其矛盾相适应，交换过程也具有二重性并包含着矛盾。交换过程是个人过程和一般的社会过程的统一：一方面是个人过程(为了得到个人需要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又是一般社会的过程(实现自己的价值而不管自己的商品对别人有没有使用价值)。商品交换要完成，必须是两个商品所有者彼此需要对方的商品并且二种使用价值包含的劳动量又相等时才能达到。在现实中这种情况是极其偶然的。每个商品所有者都想把自己的商品当做一般等价物，所以实际上就没有一种商品是一般等价物，这就是物物直接交换的矛盾。随着进入交换的商品数量和种类的不断增多，矛盾日益突出，因此出现一个独立的价值形态的必要性也随之增加。“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交换中出现了第三种商品(一般等价物)。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起初是很不固定的，但随着交换日益突破地方的限制，商品价值也日益发展成为一般人类劳动的化身，货币形式也就日益转到天然适合执行一般等价物这种社会职能的商品：贵金属上。马克思历史地考察了商品交换的发展过程，同时也就说明了货币的产生。
4.私人劳动只有通过商品交换才能转化为社会劳动
简单商品经济中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都根源于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由于私有制的存在，生产商品的劳动直接是作为私人劳动表现出来的；但由于社会分工，各种私人劳动都是社会总劳动的组成部分，所以各种私人劳动本质上又是社会劳动。不过，商品生产者只有通过商品交换才发生社会联系，所以，其私人劳动的独特社会性质在生产领域不能直接表现出来，只有在交换中通过他们的劳动产品发生价值关系时，才能表现出来。这时他们的私人劳动才能得到社会承认，并在事实上证明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而要实现交换，私人劳动必须取得二重的社会性质：一方面私人劳动必须对社会有用，能满足社会一定的需要，即具有社会有用性；另一方面私人劳动还必须具有社会等同性即必须把各种具体劳动还原为无差别的抽象劳动，各种商品才能相互比较。简单说，就是商品必须在质(使用价值)、(价值)量两方面满足社会需要。交换的实现意味着矛盾的解决。
5.货币职能随着交换的发展逐渐完备
第三章《货币或商品流通》分析了作为货币本质具体表现的货币职能，阐明货币职能的完备反映着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内在矛盾的发展。
货币的产生一方面使商品交换的矛盾得到了实际的解决：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流通在形式和实质上都超越了直接的产品交换，克服了直接产品交换的困难，实现了买卖分离，打破了直接产品交换的个人和地方的限制，发展了人类劳动的物质变换。另一方面，货币又发展了商品交换的矛盾：买卖在时间和空间的分离以及支付手段的出现孕育着经济危机的可能。
交换的发展使货币的职能逐渐完备。货币作为商品流通的媒介取得了流通手段的职能。商品和货币在流通中不断交换位置，商品流通也表现为货币流通。货币当做支付手段也是商品流通发展的结果；买者和卖者的关系变成了一种债务关系。货币的支付手段的职能直接产生出信用货币，并逐渐占据了大规模交易领域，而金银被赶到小额买卖领域。当商品经济发展到相当的水平和规模后，货币充当支付手段的职能就越出商品流通领域在非商品关系的地租、赋税等方面发挥作用。随着国际贸易的产生和发展，货币越出国界，在世界市场上充当一般等价物，成为世界货币。货币制度作为最古老的金融制度，为交换提供便利，节约交易费用，促进了流通和分工的发展，银行信用制度为流通的发展筹措资金，加速流通领域的资本积累，使流通的扩张与整个经济的增长相适应。
二、交换理论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
1.货币转化为资本，简单商品生产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
“交换不会只限于在形式上设定交换价值，它必然会进一步使生产本身从属于交换价值。”从第四章起，马克思进入对资本的研究，揭开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研究的序幕。该章阐明了由货币到资本的质的飞跃，随着这个转化过程的完成，商品和货币的对立就转化为作为特殊商品的劳动力和作为资本的货币的对立，也就是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对立。由此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的矛盾正是从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中发展起来的。
首先，流通和来自流通的交换价值(货币)是资本的前提(最初表现)。“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货币转化为资本，是生产的起点。
其次，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不同于商品范畴(产品变为商品只需要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程度，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分离已经完成就足够了)和货币范畴(它是商品交换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它的各种职能表示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但是根据经验，不很发达的商品流通，就足以使这些职能出现。)有了商品流通或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的自由工人在市场上出现的时候，资本才会产生。“货币作为可能性上的资本，它可以交换的使用价值，只能是生成、生产和增殖交换价值本身的那种使用价值。而这种使用价值就是劳动。”资本主义时代的特点就是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采取雇佣劳动的形式，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才普遍化了。
2.生产过程中商业资本的独立化及其作用
商业资本是产业资本循环中商品资本的独立化形态。商业资本参与产业资本的循环，以其专门化的服务缩短了流通时间，节约了流通费用，提高了经济效益，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马克思分析商业资本的作用，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商业资本的活动加速了产业资本的周转。因为在商业资本代行产业资本出售商品的职能的情况下，产品一旦转入商业资本手中，对产业资本来说，商品出售过程即告结束，从而大大减少了产业资本的周转时间。另外，一个商业资本可以为不同产业部门的许多产业资本推销商品，这样不仅能缩短单个产业资本的周转时间，而且能缩短一个产业部门以至整个社会资本的周转时间。况且，商人专门从事商品买卖活动，比产业资本家更熟悉市场状况，能更快完成买卖。第二，商业资本的活动有助于增加生产资本和扩大再生产规模。商业资本集中专业的从事商品买卖活动，比由产业资本各自单独兼营商业事务来说更经济，能节省大量用于商品销售方面的资本，也就相应增加了单个产业资本和社会资本中用于生产领域的资本，有利于扩大再生产的规模。第三，商业资本活动于各生产部门和生产企业之间，对他们之间的分工起媒介作用，有助于社会分工的发展。总之，商业资本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增加剩余价值的生产和提高利润率。但是商业资本的积极作用是以它的数量不超过社会必要的比例为条件的。过度臃肿、重叠的商业机构和环节会增加纯粹流通费用，减缓资本周转速度，破坏生产和经济的发展。商业资本的活动既掩盖又加深了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商业资本的反常运作、流通中商品储备的人为垄断和炒作都会造成市场的虚假供求并加深这一矛盾。
3.交换与资本运行
资本论第二卷分析了资本的流通(广义)过程：单个(产业)资本的循环和周转以及社会资本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第二卷的第一、第二篇，马克思不仅总结了循环连续进行的条件，而且进一步概括出资本的循环运动和价值独立性的本质关系：既然资本循环的主体是价值，目的是价值增殖，则加入循环的商品与“作为它们来源的生产过程的性质如何是没有关系的”；“因此，商品来源的全面性，市场作为世界市场而存在，是产业资本流通过程的特点。”“作为商人资本的职能的商业；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并且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日益发展。”显然，价值规律是左右商品经济的客观内在规律，资本流通过程尤其是商业的发展突破了不同社会生产方式，使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建立成为必然趋势。
在论述社会总资本的运行即再生产理论时，马克思把商品资本作为分析的起点：从总产品各个组成部分(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的角度进行考察；分析了再生产中三个方面的交换关系和过程。分析表明，交换是社会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和基本内容，两大部类生产的平衡与否能够通过商品交换的情况直接反映出来。
4.发达的商品交换(流通)与生产价格
突破前人，马克思将劳动价值论和价值规律进一步深化发展，创造性的提出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科学的解决了古典学派无法解决的理论难题。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同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是相一致的。马克思说：“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或接近于它们的价值进行的交换，比那种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所要求的发展阶段要低得多。而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则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
从历史上看，在简单商品经济阶段，小商品生产者互相交换自己的劳动产品，交换大体按价值进行。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和统一的商品市场还不够发达，竞争也尚未充分展开，因而还不可能形成统一的平均利润率，价值也不可能转化为生产价格。只有到了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社会化大生产时期，信用关系广泛深入发展，不存在人为及自然垄断，从而为资本自由转移提供物质、技术、经济条件，平均利润率才形成，利润才转化为平均利润，价值才转化为生产价格。
5.交换的完全形式――市场(经济)
马克思的市场有几方面含义：首先，是商品交换的场所“市场有一个外部的地理界限”；其次，市场是交换的组织。马克思有时也把“商人的店铺、栈房”叫做市场。第三，市场是供求关系总和。第四，“市场即流通领域”。马克思还分析了市场的类别。但是马克思并不确定市场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市场的抽象范畴应该放在什么地方，以后将会知道。”马克思研究计划的中断令我们关于市场和交换关系的认识变得更加困难。现在看来，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在交换行为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制度总和。随着产品(商品)、劳动、产权的社会化，集中、统一、开放的国内和国际市场及其运行机制逐渐形成，商品经济发展为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经济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地处于市场关系之中，市场机制就是通过各种交换活动来推动生产要素流动、优化资源配置并提高经济效率。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讲就是交换经济。市场本身就是商品交换的产物，是商品经济的发达阶段。
三、交换发展为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
1.世界市场的基础：国际分工和交换
从最一般意义上说，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关系就是分工和交换的相互关系。没有分工，就没有交换，也就没有市场。交换的深度、广度及方式都取决于生产和分工的发展水平。同样，国际分工也是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基础。当社会分工从部门分工、地区分工发展到国际分工时，贸易关系和市场联系也从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发展到国际间的贸易往来和市场关系。在国际商品交换的背后，是各国商品生产的分工，没有国际分工，就没有国际贸易。国际贸易随着分工的发展而发展，国际分工的深度和广度决定着国际贸易的规模、范围、方式和速度。国际贸易的格局也明显受到国际分工格局的制约。另一方面，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互为条件、互为促进。没有交换，商品价值就无法实现，分工和生产就无以为继。国际贸易引导、加快、创造着国际分工，使参与国能够直接分享到由于生产效率提高带来的利益。
2.商品、价值、货币的国际化发展
交换使商品、价值、货币等一切经济因素在世界市场上获得了自身性质的充分表现。“只有对外贸易，只有市场发展为世界市场，才使货币发展为世界货币，抽象劳动发展为社会劳动。”
首先，在世界市场中获得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将自然经济扫除干净，使产品普遍发展为商品；同时，在世界最大范围和各国劳动创造的无限产品中，商品普遍的展开自己的价值，发展为世界劳动所形成的国际价值，真正地成为一般无差别人类劳动的凝结。其次，货币转化为世界货币。“作为贮藏货币和一般支付手段，货币变为世界市场上的一般交换手段；……货币在执行铸币职能时获得的特殊民族形式，在它作为货币而存在时丧失了。货币本身是世界主义的。”
最后，国际价值转化为国际生产价格。国际生产价格是由商品的国际平均成本和国际平均利润构成的市场价格，它是世界市场发展到较高阶段时商品交换的基础。
3.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和结果
首先，“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
世界市场是适应资本扩张的需要，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建立在社会化生产基础上的发达的商品经济，它的经济要求是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的，为了追求剩余价值，资本不断膨胀、扩张，寻找更大的投资和销售场所。地理大发现后，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一些区域性的国际市场联合起来形成世界市场的雏形，原始积累和殖民掠夺促进了国际分工和贸易，工业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当机器大生产取代了手工制造业以后，机器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的商品需要日益扩大的市场，而生产的扩大又引起对原材料的大量需要。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生产联系，寻找廉价的原料和有利的产品销路。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其次，资本国际化从商品流通领域起步向生产领域发展，造成国际化过程的全面发展，形成统一的世界市场并将各国的经济连接为一个整体，形成世界市场总体。世界市场一旦形成，就使“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从而“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商品经济的前提篇7
推动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
**工商分局
名牌不仅是一个企业的信誉和无形资产、知识产权，而且是一个城市、地区的综合经济实力的象征。**区作为**市中心城区，要牢牢抓住名牌战略这个牛鼻子，鼓励、扶持不同所有制企业，通过培育市场，开拓发展名优产品和名牌商标，带动整个地区经济发展，进而实现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在鲁中率先崛起的奋斗目标。
一、从振兴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争创知名商标，实施名牌战略的重大意义
今年**区委工作会议提出了“解放思想，干事创业，加快发展，率先崛起”的奋斗目标，为**区企业描绘了高速度发展的美好蓝图。这一战略决策对于促进我区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培育和发展一大批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拳头产品和企业集团，带动全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通过实施名牌战略，带动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产品质量水平的提高，提高我区产品的竞争力。一个地区如果拥有自己的名牌企业或者名牌产品，就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经常处于有利地位。而名牌的背后是质量，质量兴业、质量兴牌。在适应市场需求的前提下，狠抓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不断推进技术创新和设计创新，企业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步。争创名牌产品要与科技进步有机地结合起来，当今世界名牌无不是高科技与现代管理相结合的产物，加强企业技术改造推进企业技术进步，是确保产品质量，增强产品竞争力的重要措施，是名牌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
（二）通过实施名牌战略提高群众消费信心，带动国内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假冒伪劣使人民群众缺乏购物的安全感，我们要通过实施名牌战略，大力宣传名牌产品，告诉广大消费者，哪些产品是好产品，让广大消费者放心，提高群众的消费信心，带动国内的需求，拉动经济的增长。随着经济的发达和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按牌购物、认牌消费在整个消费行为中将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在这一发展趋势面前，任何一家企业如果想引导消费潮流，扩大市场份额，提高经济效益，都必须进一步树立起品牌意识，以大力发展争创驰名商标这一最具代表性的创建名牌活动为载体，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在提高全社会的消费水平、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同时，实现企业的最佳经济效益，最终实现社会效益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和谐统一。
（三）通过实施名牌战略，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近年来，名目繁多的、以赢利为目的的评选活动，增加了企业负担，于扰了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实施名牌战略，开展名牌产品评价活动，开正门、堵邪门，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措施，将有效地减轻企业的负担，规范社会评价活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竞争和优胜劣汰。
（四）争创驰名商标，实施名牌战略是发展壮大民族工业，适应国际竞争的客观需要。名牌是民族产业精华的集中体现，是国家和地方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志。没有名牌的经济，很难说是高水平、高质量、高效率、具有很强竞争力的经济。没有足够的名牌，就很难自立于市场经济之林。通过大力实施名牌战略，创造出一批能够经受激烈商战考验，有实力与国外品牌竞争，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的名牌产品，是提高地区的综合实力，推动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目前我区品牌发展的现状和问题
近年来，我区商标事业有了长足进步。截至目前，累计注册商标700多件，并拥有2件驰名商标和12件**省著名商标，虽然在全市范围居领先地位，但同全国经济发达地区比起来还有待提高。企业有品无牌，有牌不响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一）注册商标总数和驰名商标数量少。**区注册商标总数和注册商标增长速度，都大大落后于沿海、南方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有些企业投产几年了，其产品既无牌子，更谈不上注册；还有些企业长期使用未注册商标，许多企业还停留在靠产品开发市场，而不注重以商标（名牌）去拓展市场。
（二）企业商标权流失现象严重。不及时办理商标续展和注册事项变更，都可能造成商标权的丧失。企业改制中的商标权丧失现象是比较严重的。有些企业主管部门不将商标这一无形资产作价与有形资产一同改制，在不办理商标转让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允许改制后的企业无偿使用原商标，导致商标权的实际丧失和国有无形资产的流失。
（三）企业商标自我保护能力薄弱。商标一经注册，即受到法律保护。但目前为数不少的企业面对商标被他人假冒或是盲然不知，或是听之任之，或是防范无方。如中山区的一个企业的产品被假冒后，该厂却无动于衷，结果在工商局主动找上门来，才协助调查。
（四）创名牌信心不足。我们通常讲的商标战略、名牌战略、说到底就是争创著名商标、驰名商标。有的企业自己有商标，但不精心培养，甚至长期搁置不用，却热衷于使用他人商标。有偿使用他人注册商标的弊端是很多的，被许可人无论怎样精心培育商标信誉，到头来只能为他人做嫁衣裳。企业商标工作中存在的这些问题，集中反映了企业商标意识淡薄，商标知识缺乏，商标法律观念不强。
三、认清形势，树立强烈的争创意识，进一步加大名牌战略实施力度
名牌战略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包括名牌的创造、宣传、保护和发展，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名牌创造，企业是主体，广大民营企业家首先要树立强烈的名牌意识，树立让自身产品和企业响遍全省、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雄心壮志，坚强决心和自信心。
（一）从实际出发，制定明确的战略规划。企业是实施名牌战略的主体，是名牌产品的设计者、生产者和推广者。实施名牌战略，是企业整个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各企业应根据自身的规模、资金、设备、技术力量、管理水平、产品特点、市场状况和竞争对象等特点，制定一个适合本企业发展的切实可行的商标战略。对一般企业来讲，在搞好商标注册的基础上，首先要确定争创著名商标的发展战略，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出相应的商标运用策略。而已经创立出著名商标的企业则应根据自身的条件制定争创驰名商标的发展战略，并为此而努力奋斗。要善于引进外来智力，加强与策划公司、专家的交流合作，找准定位，科学策划，扩大宣传，打造强势品牌。
（二）精心组织，通过资本运作和规模经营，实现名牌的低成本扩张。规模经营是名牌长盛不衰的要素之一，适应市场竞争需要，实施名牌扩张是企业发展壮大的必需。一是以名牌企业、名牌产品为核心和龙头，以资产为纽带，采取兼并、收购等多种方式吸纳一批相关企业组建企业集团，壮大名牌产品企业实力。二是大力实施股份制改造，利用社会资本发展壮大自己。三是发挥名牌企业的品牌、技术管理优势，利用无形资产实施重组扩张。四是实行强强联合，把规模相对较小，生产同类名优产品的企业联合起来，选择其中品牌实力最强，发展潜力最大的一个品牌产品进行培育和发展。创出大产品，大名牌。五是把老牌发展成名牌。通过资产重组、股份制改造、外资嫁接壮大自身创名牌，也可将老牌交由实力雄厚、管理先进的企业经营，让老牌重现辉煌。六是利用外资创名牌。途径各异而目的相同，都有利于企业发展壮大，塑造并保持自己的强势品牌。
（三）加大宣传攻势，树立长远目标，不断增加广告投入。市场营销和广告宣传是推进名牌战略实施的两翼，缺一不可。商品品牌知名度并非与生俱来，虽然上乘的商品质量是品牌信誉与名气的基础，但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再好的商品，若不进行广告宣传，或宣传力度不够，将难以吸引消费者，更难以成为有口皆碑的名牌。因此，企业应树立长远发展目标，增加广告投放，正确运用广告手段开拓市场，扩大影响，以增强产品在市场上的占有率。
（四）政府要加强引导和推动。实施名牌战略是政府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特别是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名牌产品特别是名牌产品群体的形成，更需要政府的引导和推动。一是加强规划引导。二是强化基础管理工作。三是加大投入，搞好配套。设立企业发展基金，用于扶持名牌企业。四是加大能源、交通等方面的配套建设，为名牌产品的培育和发提供有力支撑。五是大力引导扶持各类广告会展业，为名牌产品和名牌企业搭建充分展示自身的社会舞台。
四、充分发挥商标行政管理职能，加大商标行政执法力度，努力为企业争创名牌商标创造良好环境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为政府的商标主管机关，加强商标管理，努力为企业实施名牌战略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护，是责无旁贷、义无反顾的光荣责任。工商部门要以红盾帮扶工程为契机，与企业密切合作，大力推进企业品牌战略工程。
（一）要继续深入开展商标法制宣传普及工作。通过与新闻界、企业界的联系，广泛开展以实施名牌战略，争创驰名商标为主题的系列宣传活动，提高全社会的商标意识和企业争创意识，为我区名牌战略的实施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二）要积极引导和扶持企业运用商标战略和策略，争创著名商标和驰名商标。在商标发展战略上，要避实就虚，发挥拳头产品的优势，走出一条具有本地特色的争创驰名商标的路子。总结2家龙头企业创立驰名商标的成功经验，下一步在全面实施名牌战略的基础上，要突出重点再选择3至5个信誉高、产品市场份额大，在全国同行业中有明显优势和较高影响力的商标争创驰名商标。力争在新的一年中，我区的中国驰名商标数量上有新的突破。
（三）继续加强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过程中的商标管理工作。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紧紧围绕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这一中心任务，从扶持引导，规范培育的角度，着力解决国有企业改革攻坚阶段商标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为企业改革、发展排忧解难。要深入企业，对企业商标使用情况进行专题调研，区别不同情况，采取提前介入、动态跟踪、事后补救等措施，帮助企业提高商标资产效益，避免企业在改制、重组、合并、破产过程中出现无形资产的闲置和流失。
（四）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假冒、侵权商标的违法活动，维护商标使用秩序。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强化对市场的监督检查，重视企业投诉，对假冒他人注册商标，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非法印制销售商标标识的行为，都要及时立案，依照《商标法》等法律、法规，严加查处。对假冒侵权严重的地区和市场，要集中力量，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坚决遏制假冒商标的猖獗势头。要认真总结经验、完善管理制度和办法，努力提高打假的时效性、针对性和有效性。要进一步加强和企业联合办案的力度，充分发挥知名商品保护网络功能，进一步加强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密切协作，充分运用商标办案协作网络和商标保护网络的优势，拓宽对我区驰名、著名商标保护的力度，促进我区名牌产品在全国各地市场的流通。要充分发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垂直管理、上下联动、协调一致的体制优势，建立健全的工商管理内部商标办案目标责任制，提高办案的质量和结案率。要密切与公安、检察等司法机关的配合，对触犯刑律的，积极争取他们提前介入，快速侦破假冒违法案件。对已查处的典型案件，要通过宣传媒介，公开曝光，形成震慑力。
商品经济的前提篇8
关键词：刘诗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产权理论；现代财富观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5－087－05
刘诗白教授是我国享有盛誉、功勋卓著的经济学大师。他长期从事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工作，主要代表性论著有《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若干问题研究》、《社会主义所有制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索》、《产权新论》、《论体制创新》、《现代财富论》等等。刘诗白教授在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理论、市场经济理论、产权理论、体制转轨、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及现代财富理论等诸多领域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创新研究。
刘诗白教授的论著理论深邃系统、论述高屋建瓴、阐释植根实践。他的学术思想启发和教导了一批批中青年学子，培育了不少经济学骨干与精英。对刘诗白教授的学术思想与学术贡献难以用简短的文字进行归纳与凝练。我们在品读刘诗白教授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现代财富观和社会主义产权理论等学术论著的基础上，深刻地领悟到刘诗白教授无愧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产权理论与现代财富观的开拓大家。
一、刘诗白教授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创新性探索
刘诗白教授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研究方面形成了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体系，独具特色，其创新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高度认同，并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所佐证。
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学界对商品经济的认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一些方面还存在较大分歧。但刘诗白教授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始终坚持历史地、客观地评价商品经济的历史作用，对商品经济的历史地位与功能进行科学解读。刘诗白教授指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以社会分工的存在为前提，同时，商品关系又通过促进社会分工的发展而成为促进生产社会化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杠杆。刘诗白教授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之所以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与商品经济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息息相关。
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为什么要发展商品经济，刘诗白教授很早就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证，并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经济的真知灼见，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认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其一，发展商品经济的目的在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刘诗白教授认为，在现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商品关系仍然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分工与促进生产社会化的重要经济杠杆，一切摒弃商品关系而在非等价的实物交换或无偿的活动交换基础上建立普遍的社会劳动的联系的做法，都是不成功的。尤其是，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尚不发达，因此，必须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关系。刘诗白教授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应与社会主义生产力相适应的论述，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其二，对于欠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发展商品经济更为必要。欠发达国家之所以在经济发展方面还十分落后，原因在于社会生产力的不发达。因此，刘诗白教授认为：需要城乡之间、工农之间更大规模的商品交换；需要进一步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需要通过商品关系来发展专业化协作；需要发展商品化、社会化的生活服务事业；需要通过商品关系来发展科技文卫事业；需要通过商品关系促进国际经济联系。所以说，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推动社会分工和生产社会化的重要保证，是欠发达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经济赶超所必须历经的阶段。
在有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研究中，刘诗白教授还以他敏锐而独到的眼光，创新性地提出了市场调节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起着基础性的配置作用。刘诗白教授指出，社会主义需要重视市场机制，社会主义的计划调节，不能脱离市场和市场机制。同时，他也认为，市场机制并非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调节机制，不能因为强调市场而否认计划指导的作用，还必须发挥计划机制的调节作用，实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他认为，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具有各自的特点，具有互不相同的和互不替代的功能，从而适用于不同的对象领域；人们应该按照社会主义经济的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状况和要求，分别采用与之相适应的调节形式，使计划机制的调节与市场机制的调节各得其所，互相配合，彼此补充，使二者的调控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不仅如此，刘诗白教授还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机制与运行体系的构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建设性贡献。即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兴未艾的今天看来，刘诗白教授的许多学术思想与学术观点，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商品经济的前提篇9
关键词：消费者；零售企业；营销策略
中图分类号：F71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5-0-01
一、现阶段我国消费者行为的几大改变
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变和消费者个人消费行为的改变，致使我国当前的商品销售渠道和方式随之也发生了明显改变。概括起来，我国商品零售业的消费者有以下显著特点：
首先，全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带来了消费者观念的变化，人们的消费需求不再集中在过去单一的商品消费的层面，而是向着更高层次、更加个性化的方向发展。基于收入、教育和职业差别形成的两极分化加重，消费者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在休闲、旅游、娱乐等方面的需求呈现不断增加的态势，解决温饱问题不再是人们的普遍追求。
其次，我国居民的经济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家庭人员组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随之而来的是人们购物习惯的变化，传统式的商品生产方式和消费理念已经不再受到人们的亲睐。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人们在精神娱乐和养生保健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
再者，“体验经济”在消费领域的比重越来越大，人们不仅对商品的质量有着高要求，同时，也更加注重消费过程中的心理体验和精神上的愉悦感，因此，百货零售商店要顺应这种变化，深入分析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因素，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制定出适合自身发展的营销策略，让消费者充分实现主动性、创造性的自我价值。
二、当前我国商品零售业的营销策略
就我国当前的销售环境来看，商品的零售商在营销方式上存在着大大小小的问题，为了进一步提高商店的营业额、增加其销售利润，促进我国商品经济的快速、健康、持续发展，文章在综合分析影响百货零售业消费者行为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下建议对策。
1.丰富产品种类，改善服务条件，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个性化需求和服务在个人消费过程中体现的越来越明显，大一统的服务方式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消费心理，在个性化与多元化的主导下，我国商品零售企业要从单纯商品销售的功能转变为多方面满足消费者需要的功能。在店面的选址上，店内设施设备以及装饰上、货物的选购和陈设方面都要全面照顾到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增加一些备受欢迎的娱乐项目，如咖啡厅、电影城、儿童乐园、美容院、餐厅、健身房等经营项目，使商店集购物、休闲、娱乐于一体，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另外，资金雄厚的商城还要注重购物氛围的营造，合理运用色彩搭配、背景音乐与现场气氛的搭配，尤其是在一些重大节日举办的促销活动上，要格外注重现场气氛满足消费者的情绪体验和享乐性需求。
2.细分消费者市场，满足不同顾客群的个性化需求。消费品市场的窄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的产物。前文已经叙述过，消费者的购买心理和决策与其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和阶层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的收入、地位和文化程度直接影响着他们的消费行为。对于收入高低不同、社会地位不同、文化程度有差别的消费者，我国商品零售企业需要区别对待，在锁定目标客户之前，应先做好市场调研工作，明确来这里消费的人群的收入水平，将其作为主要的市场细分依据。
总的来说，商品零售业的消费市场可以分为三类：低档市场。这个市场中的消费者的收入和社会阶层相对较低，价格是影响他们购买决策最主要的因素。商品零售企业可以从中分割出“经济实惠型”购物区域，满足这些消费者的需求；第二类市场是中档市场。这个市场中消费者的收入和社会阶层处于中等水平，他们追求个性和品位、新潮和时尚，商品零售企业可划分出中档消费场地，为这类客户群体提供商品及服务；第三类是高档消费市场。这类市场的准客户购买力较强，各类商品零售企业城可专门打造一个“高品质型”商场，专注服务于追求名牌、讲究身份和地位的消费者。
3.重视心理因素在购物过程中的影响，优化商城形象。在日常购买活动中，消费者倾向于到与自己的生活方式相匹配的商店购物，我国商品零售企业除了要明确自己的市场定位外，还应通过优化商品组合，完善服务内容，树立自己独特的商店形象。具体来讲，商城和商店可通过物美价廉、物超所值、选择性强的商品组合和有限的服务树立低价实惠的商店形象；通过开发个性化强、代表消费时尚、具有前瞻性的商品，并提供包括订货、送货、咨询、金融、包装、形象设计的服务内容，向消费者提供高品质和定制化服务，树立具有广泛市场知名度和提供最好服务、最高档商品及一流购物环境的商店形象。
4.在商品中渗透消费者的价值观念，增加商品的附加值。产品的附加值是凝结在产品中无形的价值，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价值能为百货零售商场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创意经济的繁荣，使得商家和消费者双方更加看重商品的附加值，在一些产品大卖的背后，是思想、创意、灵感在驱动。我国商品零售企业可对不同行业、不同社会阶层的消费者进行归类，探清他们的消费观念和价值观念，再在面向不同阶层消费者的产品中渗透符合他们的价值观念，使商品赢得顾客的亲睐，增加百货零售商店的销售量，这种做法值得淮安中央新亚商城借鉴。
三、结语语
从文中可以看出，我国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朝着更加个性化的方向发展，他们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减少，对满足精神消费类产品的需求增加，对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在这些变化的背后，有其共同的影响因素，即：消费者的需求与动机、消费者的生活方式、消费者的自我观念等。因此，要想促进商品零售企业的发展，就要结合以上原因，从增加产品的种类、改善商城的服务条件、进行消费者市场的细分、增加商品的附加值等方面入手。在未来我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零售业始终是商品经济的重要一环，对商品零售企业来说，打好市场战是赢得顾客和创造利润的根本所在，紧紧抓住市场环节，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在经济收入这块大蛋糕中分得一杯羹，是所有企业家共同追逐的目标，也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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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经济的前提篇10
历史上任何一种商品经济，都是所有制性质一般和商品生产、交换方式一般的统一。反之，客观存在的每种商品经济，又都是一种具体的商品经济，即是一定的所有制性质和商品生产、交换方式的统一。所以，作为对特定社会阶段商品经济的研究，都必须侧重于本阶段中商品经济具体特性的分析。认识中国现实中的商品经济，也一定要如实地反映它的现状属性。中国现实中的商品经济，在总体上应称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这个范畴区别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更不能同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混为一谈。因为，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除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些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外，还有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存在。仅以这一点说，就既有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又有非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把现实中的商品经济，统称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显然是不恰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商品经济形式的统一概括，又意味了这多种商品经济形式间的对立和斗争。以现实来说，这种斗争是很复杂而激烈的。种种非公有制商品经济形式，虽然程度不同地都具有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的一面，但另一面却都不断地形成着对社会主义经济的侵蚀和瓦解。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本身，多种经济形式间的竞争也是很厉害的。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总是处在这种不断的斗争和竞争中，又是在同各种商品经济形式彼此结合、相互渗透中实现的。表现在经济管理上，就是要兼顾公有制商品经济形式和非公有制商品经济形式这两个方面，并且通过这两方面间的相互作用及其转化，实现对二者比重关系的把握和全社会经济发展趋向的调节。所以，作为商品经济理论研究，就必须如实地反映这种现状，并且提出相应的对策。然而过去的研究则不是这样看问题的。人们通常的看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里暂且不谈第二个等式能否成立，只就第一个等式说，它分明是对上述商品经济社会结构作了抹煞。其结果，不仅造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概念本身的不准确，而且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对各种商品经济相互渗透、相互斗争的研究，在实践中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简言之，过去商品经济理论研究上的一大缺陷，是它脱离开现实中商品经济的复杂结构状态，孤立地研究所谓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因此，作为对这一缺陷的补正，就是要回到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中商品经济总体状态的研究上来。在范畴上说，就要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这个大概念，明确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及其各自形式的区别。从而，深入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多种商品经济形式间的相互作用、渗透关系，并坚持在这种作用和渗透中，认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促使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换句话说，我们就是要从只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纯粹形式，转变到对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商品经济形式结构中的社会它义商品经济和它的发展的如实研究。
(二)
过去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研究的第二个缺陷，是它忽视了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本身作为发展过程的研究。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样是一个发展过程。它具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从本质上讲，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属性有两种:第一是公有制经济;第二是采取商品生产和交换方式进行运行的经济。叮是，公有制有低级形式和高级形式的不同，可理解为由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发展的过程;商品生产、交换方式也有不发达状态(小商品阶段)和发达状态之别，又可看作是由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的转变过程。所以，不能认为只要是公有制的商品经济，就是一样货色或一种状态;而必须懂得: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除了都具有作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一般性外，还分别具有着它作为本阶段发展状态的特殊性。因此，以经济理论研究说，不’司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都必须具有其相应的具体范畴和研究重点。既然如此，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出发，笔者以为有必要对以一「几二个研究对象作范畴上的区分:
(1)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它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切阶段、状态的总括;
(2)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即是现实中尚处在不发达状态的公有制商品经济;
(3)真正发达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就是通过长期的经济体制改革最终实现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成熟状态。
如果说，第一个研究对象，即称之表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商品经济一般特征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许不会有多少异议的话，那末，如何看待后两个对象的区分和其范畴的确定，则尚且是有待探讨的课题。这里首先涉及到对所谓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历史位置的理解问题。如前所述，在现在通行的认识中，社会主义有汁划的商品经济，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划等号的。然而仔细推敲，这个等式同样是不成立的。其一，从逻辑形式看，“有计划商品经济”是侧重于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属性特征进行概括的范畴，而不是对其实体概括的范畴。这就是说，它实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某一阶段的特征或某一方面的特征，不能当作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般意义的表达。其二，从既定(尤其是十共大报告的规定)的意义看，有计划商品经济和它的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听要达到的日标，自然不能以社一会主义商品经济一般意义去理解的，更不能当成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本身。其三，从范畴内涵规定看，有计划商品经济要求形成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运行机制，而这种“内在统一”机制，只有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和计划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之后才能实现，也就是说，它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高级形态的特征所以。所谓社会仁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应是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达阶段或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形态的范畴。那么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范畴又应是如何呢?笔者认为可称为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划分，是与我国的特定国情直接相关的。我国是未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因而虽然现在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仍无法越过“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阶段。反过来，以商品经济本身看，它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不能不具有这个“特定阶段”的性质。这也就是说，我国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只是一种很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尚处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再以实际看，被划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主要是全民所有制商品经济和集体所有制商品经济两种形式。就公有制本身讲，它们都还处在比较低级的状态，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其次，以商品生产和交换方式看，其更具有着草创性。同时，从全社会说，一方面计划方式，尚没有从传统的直接控制中解脱出来，以间接调控为主的计划机制仅处在发育之中;另一方面，市场体系还很不健全，市场调节很不得力，市场机制的公正性和有效性还无法得到表现。所以，计划和市场“内在统一”的经济运行机制还远远不能形成，整个经济的运行依然不得不靠计划和市场两种形式、手段的同时作用(“板块结合，’)，以至时而强调这个多一点，时而强调那个多一点，借以达到二者的互相补充。加之商品经济发展所需其他条件和素质上的缺陷，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事实上只处在它自身发展的初期。事实是，过去由于未能把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它的运行机制，同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及其运行机制作范畴上的区分，因而造成了许多原则性的差错。比如，我们一方面把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和它的体制确定为改革的目标，另一方面又往往认为我国现实的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同一东西，既作为改革的终点站，又当成起点站，不仅在逻辑关系上讲不通，而且造成在设置改革方案时，以理想代替现实，把改革后方能出现的东西(“内在统一”的运行机制)，当成现实中存在的东西。很难设想，这种连起点站和终点站都说不清楚的旅行，会不是一次十分混乱的旅行。因此，作为对过去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的又一补正，我们即要克服原先忽视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研究之缺陷，准确地划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正确地说明阶段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范畴界限，从而真正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看作一个发展过程。不错，过去也没有谁否认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发展着的，然而作为理论研究，说商品经济发展，就一定要通过能够表现发展过程不同阶段范畴的含义区别，和对这些范畴之间关系的分析，具体地体现出这种发展关系，说明商品经济的历史运动。
(三)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研究，核心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及其发展过程问题。从总体上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发展中的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包括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和发展、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计划与市场关系和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间计划与市场的融合或相互作用等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计划与市场关系和发展问题。而从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计划与市场关系和发展的研究说，笔煮以为急需树立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所谓计划与市场“板终结合”和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以及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其他一些模式①，虽然它们在作为改革目标的选择上是相矛盾的，而在商品经济的实际发展过程中，却是密切相关的。“板块结合”和“内在统一”，都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机制发展中的特定模式，后者是改革所要实现的目标模式，亦即未来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成熟形态的运行机制，前者则是向改革目标模式过渡中的模式，或现实中尚处在不发达状态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所以，如果说中国改革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上，将会经历这样一个全过程:“产品经济”弓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那末它所对应的运行机制的转变过程必将是:计划与市场对立分计划与市场独立存在而配合使用(“板块结合，’)今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从理论研究本身讲，这里的关键是要对以下两点进行重新确认或新的说明。第一，作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主张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无疑是正确的。党的十三大报告在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是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时，着重明确了三个基本观念:
(l)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所有制不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利用市场调节决不等于搞资本主义。
(2)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国家对企业的管理应逐步转向以间接管理为主。
(3)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这三点，是对所谓“内在统一”的具体解释。无庸置疑，中国改革所要实现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中的“商品经济”，即是指同现代社会化生产相联系的发达的商品经济。而发达商品经济是以企业作为商品生产或经营者的独立性和市场调节机制功能的完整性为基本特征的。因为离开这两条，企业就会失去在商品生产中的竞争活力，整个经济就不能成为真正发达的商品经济。所以，要建成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家必须放手促使市场机制的发育和成熟，并把它看作是能够覆盖全社会的调节机制，必须使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钡律的基础上，从而最终地实现向以间接管理经济为主的轨道上转变。虽然作为全社会经济计划目标的统一，到什么时候都不能没有，虽然保留某些行政的直接控制手段干预经济，到什么时候或许都是必要的，但以全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整体性能来说，它无论如何都必须完成向间接管理为主的转变。这正象生产管理者对他的生产流水线，可以规定生产多少产品、生产什么样规格的产品，也可以对其组合形式作必要的调整，却决不能破坏流水线内在的规律性，改变其正常运行机制一样。否则，流水线的功能就不能很好地发挥，或者它不是原来意义的流水线了。发达的商品经济也就不成其为发达商品经济本身了。国内、国外，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还表明，把计划和市场作为两种各自独立而“板块结合”在一起的手段调节经济，脚踏两只船，置企业于异向目的(来自计划的目的性和产生于市场的目的性)的冲击之中，常常是:一方面宏观上的计划与市场间的配合无法形成恰到好处，另一方面，微观中的企业又不得不处于左右为难、无所适从的情况中，这样是不能造成一种系统完整的经济运行机制，以确保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的。这也从反面证明了把“内在统一”作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结合目标模式的合理性。十三大报告在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行机制模式后，紧接着讲到:“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创造适宜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以此引导企业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这就告诉我们，所谓“国家分市场分企业”的模式，实质是说，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应主要地放在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上，然后放手企业在宏观计划指导下，进行独立自主的经营，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开展平等竟争，从而实现国家计划、市场功能和企业行为三者间的良性联动。第二，必须把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实际发展过程，同理论上开展对计划与市场关系发展目标的认识区别开来，更不能用后者否认或取代前者。作为对计划与市场关系发展的认识，其确切的答案只能有一个。所以，仅就对计划与市场关系发展目标的研究说，肯定了“内在统一论”，就是对“板块论”等其他模式的否定。而且，在理论上由认为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发展目标是“板块结合”，到“内在统一”，实现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作为改革发展目标经济形态，同其目标运行机制的一致性认识，确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是，以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实际发展过程说，它自然地包括了向目标模式转化中的各种模式的存在。这些模式虽然都与目标模式有一定联系，却又都不能同目标模式完全一致，因而说“内在统一”是目标模式，并不等于说它是存在于实际发展过程始终的模式或唯一模式，也无法否认“板块结合”等模式在向目标模式实际过渡中的合理性。事实是，随着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一方面将使市场体系得到建立和完善，发达商品经济的市场机制趋向成熟，逐步承担起了对全社会经济活动的有效调节;另一方面，计划的水平相应地得到提高，变为主要地在遵循商品经济法则的前提下，实现对经济发展的间接控制和宏观方面的指导，基本上脱离开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涉。这样，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才会由两种各自独立的调节手段“板块”式结合，转变为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内在统一”式的结合。这将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发展过程。离开这个发展过程而空谈所谓“内在统一”，甚至把它说成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本身的特征，显然是错误的。可见，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全过程看，采取计划和市场两种调节手段“板块结合”，不仅具有它一定的合理性，而且是达到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目标运行机制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我们不但不应该把计划与市场关系发展的目标模式，同向这个目标模式过渡中的模式混为一谈，或简单地对立起来，而且还必须是通过对这两者间联系的恰当认识，说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实际发展。综上所述，作为对过去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研究的又一补正，就在于要明确: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生成发展相一致，在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上，也有一个发展过程。这里的关键是应把理论上对经济运行机制目标模式的认识，同经济机制的实际发展区别开来，既肯定“内在统一”目标模式是正确的，又承认“板块结合”在现实发展中是不可避免的，从而变过去对经济运行机制目标模式合理性的空洞论证，为实事求是地开展向这个合理模式实践过程的具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