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化学的特点及核心篇1
树立科学发展观，进行绿色会计核算，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绿色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绿色会计核算
在传统的经济核算体系引导下，自然资源被毁损、环境被破坏、生物多样性下降，导致人类有效的生存空间减少。而这些本来是经济价值的巨大“亏空”或“损失”，却以经济增长的形式体现在传统的GDp中，歪曲了经济发展的本来面貌。随着传统经济模式的高速发展、人口数量的增加和物质消耗水准的提高，全球环境生产力难以为继，不能向人类提供无限的自然资源，环境承载力也无法消纳人类越来越多的废弃物。从环境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现有的经济体系中环境因素得不到重视，传统会计核算都没有把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包括自然资源的投入、生态系统的破坏和生存指数的降低）计算在内，因此所显示出来的会计利润不够准确和全面，而且极有可能是得不偿失的。随着现代工业的迅猛发展，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不考虑自然资源的优化利用和自然环境的承受能力，致使人类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空气污染日趋严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全球气候遭到改变，将直接危及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存。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必然会引起会计领域的一次绿色革命：将环境活动纳入会计核算体系，在传统会计的基础上利用会计手段来计量、反映和控制社会环境资源，披露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及社会环境责任的履行情况已成为大势所趋。为了从根本上缓解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之间的矛盾，将自然环境和生态资源计价核算，使外部成本内在化的“绿色会计核算”也就应运而生了。只有实行绿色会计核算监督，才能确保我国绿色环保战略的实施，才能更好地监督国家企事业的资源（能源）存量及耗损，改变传统的GDp核算与会计核算体系，建立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的绿色核算监督体系，是构建绿色中国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必然产物。可以说，绿色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呼唤绿色会计核算监督。在中国实施绿色核算监督，是构建全方位环保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将环境污染负荷及环境效益和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较为全面地计入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进行真实的绿色GDp核算和绿色会计核算，才能实现绿色中国经济的绿色崛起。南开大学环境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郝冀认为：绿色会计核算是实现环境投资核算，降低经营成本，避免未来的环境负债，提升企业绿色产品商誉，增加企业绿色利润及社会环境效益的必由之路。绿色会计核算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边缘学科，它所反映和控制的对象极其复杂，它的间接对象是环境资源的物流运动，即从环境资源的形成、获取，到环境资源的开发创新的整个过程；它的直接对象是环境资源的价值运动，即环境资源价值、环境资源的耗费、环境资源损失、环境资源成本、环境资源的经营开发收入、绿色收入和绿色利润等，结论是：中国绿色会计核算势在必行。
二、绿色核算监督
绿色中国要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急需绿色会计核算与绿色审计监督（绿色核算监督）保驾护航。在中国实施绿色核算监督，是建立绿色循环经济的保障体系，是构建全方位的环保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进行节能降耗的绿色核算监督，才能提高资源利用率；只有实施真实绿色财富的绿色审计监督，才能防止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只有实现绿色GDp增长，才能确保我国循环经济核算战略的实施。实施绿色核算监督，能更好地抑制国家企事业的资源（能源）存量耗竭，绿色中国崛起才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我们认为将环境污染负荷及环境效益和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较为全面地计入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实施绿色GDp与绿色会计核算，实施循环经济，进行真实地“绿色核算监督”，才是绿色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惟一绿色道路。绿色核算监督是以循环经济清洁生产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一种全新的经济监督。绿色核算监督是一种循环经济再生产和自然环境清洁生产有机结合的良性循环发展的绿色审计监督。绿色核算监督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产物，其内涵广博，既包括宏观国家绿色统计、绿色GDp、绿色税收等核算的审计监督，也包括微观企业绿色会计、绿色融资、绿色资本等核算的绿色审计监督。绿色核算监督将日益成为现今国内外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的主流。完善绿色核算监督法规，加大监督法规执法力度势在必行。
三、绿色资本观（也称自然生态资本观）
绿色资本观是认识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绿色价值的新视角，是自然生态环境资本化全新资本观的简称。自然生态环境是一种具有很大价值的绿色资本，是科学的发展观，将自然生态资源资本化计价核算，认为保护生态环境的实质就是保护地球的自然生态资源，就是保护人类生存空间的新资本观。将自然生态资源资本化计价，明确纳入中国绿色核算体系中，是绿色资本观核心研究的重点难点。我们认为绿色资本观点首先来自《中国21世纪议程》中的自然资本的观点。世界银行于1995年首次引用了“自然资本”概念，公布了“扩展的财富”简称“绿色财富”指标，并以此作为衡量全球或区域发展的新指标。“绿色财富”中包含了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四大要素。我们认为自然资本是绿色资本核算的基础，特提出：绿色资本是由有形的自然资源、生命系统和无形的生态环境资本化构成的绿色资本观。它是指：
（一）自然生态界给人类提供的可供开发利用的各种自然资源，包括由动植物、微生物构成的生命系统的生态资源是有价的，应计价资本化。
（二）自然资源和生态资源构成的、能够给人类和全部生命系统提供服务的、无形的、生态环境也应是有价的，也应计价资本化。
因此，绿色资本观也就是认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使用价值，并计价资本化的绿色自然资本观。
四、“零排放”核算法
现行的GDp核算体系只反映了经济活动的正面效应，没有考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导致的经济损失，因而无法真实地评价经济增长趋势及社会财富的积累。该体系还助长了一些地区为追求GDp增长而破坏环境、过度使用自然资源的行为，并从根本上动摇了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基础。为克服传统GDp核算体系的缺陷，应对目前日益严峻的资源与环境的挑战，利用全新的绿色GDp核算体系替代传统GDp核算体系已经逐步成为一种共识。在中科院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教授绿色GDp扣减核算法的基础上，环保专家钟定胜提出了运用“可持续、效用衡量、横向可比、数据采集”四大原则进行社会总效用衡量的绿色GDp“零排放”核算法，倍受人们关注。该方法对国民经济生产中每个可能造成环境生态损害的环节都采取了虚拟环境修复措施进行弥补，因此它核算的是净社会总效用的增加情况，切实可行。由于引入了社会平均治理费用来计算虚拟环境修复部门的修复费用计量核算，因此，这个核算方法不仅在操作上简便易行，而且在数值核算上相当稳定，基本满足数据的可获得性原则和横向可比性原则。同时它又能从整体上较为准确地反映全社会经济福利的真实产出状况，可称得上是真实可信的绿色GDp“零排放”核算法。
五、宏观环境会计
宏观环境会计是以国家为核算主体，利用会计核算的原理与环境经济核算的结果，对一国经济活动对资源与环境的影响（使用、消耗）进行货币（辅以实物）核算，就是经环境调整后的绿色GDp的核算体系。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会计系耿建新教授、张宏亮博士从宏观环境会计概念出发，提出自然资源耗减估价方法进行案例分析，使人耳目一新。以自然资产的价值使用未来净收入的现值估价的现值法、使用者成本补偿视同资源耗减的使用者成本法、自然资产的租金净价格法，推导出全新的自然资源耗减的估价公式，并把此公式运用于煤炭行业的上市公司“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神火股份”）及石油天然气行业上市公司“辽河金马油田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辽河油田”），在具体的资源耗减估价之中，对自然资源耗减估值方法的适用性与可行性进行了探索性的实证研究，在我国尚属首例。
六、森林会计核算
森林资源综合生态效益核算是绿色核算的重点难点，尤其是我国多年来森林资源的长期无偿使用，乱砍滥伐造成森林锐减，生态失衡水土流失，物种减少洪水泛滥，使森林会计核算倍受绿色核算专业研究人员的关注。实行森林资源资产化管理，进行森林资产会计核算，是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是深化林业内部改革的必然趋势，也是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实行森林资产会计核算是细化林业分类经营管理体制、理顺林业产权管理制度，是适应中国“国情”的对森林实行科学管理的必由之路。我国土地、林地只能是国家、集体所有，不能允许私人拥有所有权，加之森林的生长周期长，林地边界难稳定，实行森林资产会计核算难度极大。四川省林业厅财务处退休干部陶仁川的《森林资产会计核算》观点鲜明务实，是对森林资产“公允价值”的核算方法的重大突破，其“以评估促进核算”的方法（即：市场价或公允价值核算），解决了森林绿色会计核算的计量难题。其核心是将产权单位（即：国有、非国有林业企事业）的森林资产，经首次评估确认其价值量（即：清产核资），以后按森林的自然生长规律（即：生长率）来计算增值额。该方法无论在理论上、具体操作方法上都有了根本性突破，《森林绿色会计核算》的研究为中国首创。特此建议由财政部牵头，组织关心林业改革的财会专家及环保专家，成立“森林资产绿色会计核算”课题组进行实地调研，尽快制定我国的《森林绿色会计核算制度及准则》，加速我国实行森林资源会计核算的进程。
七、“公害商品”新视点
以庇古税为基础的绿色税收改革应进一步完善，鉴于庇古税的税收量等于公害物品使用价值的货币量，征收庇古税绿色税收等于对公害物品生产者在防止公害物品产生与纳税之间作一个选择。当企业防止公害物品费用低时，企业选择防止公害物品产生。否则会选择纳税，也就是说，在公害物品的价值量和使用价值的货币量二者之间选择低者。这就必然使相当一部分企业――特别是在科技落后的情况下，选择纳税，而后合法生产公害物品。针对庇古税的不足，河北省廊坊市环境保护局高兴和研究员提出环境破坏和污染是一种“公害商品”的新视点：“环境质量正向变化的结果是摸得着看得到的物质和能量的变化，是公益性的公共物品。环境质量负向变化的结果也是摸得着看得到的物质和能量的变化，也是物品，但却是有公害性的公共物品。公害物品的使用价值是损害人的健康，破坏物质财富使用价值，吞噬物质财富的价值。当前，资源短缺制约经济发展，环境破坏和污染严重危及人类生存，人炸使人们担心地球承载力不足，公害物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经济关系才得以显化”，并提出急需绿色核算监督，在税制设计中对于超适量产出的公害商品，应该征收惩罚性绿色税收。环境容量是宝贵的资源，无偿占用必然导致“公共的悲剧”上演。因而，我们认为进一步完善庇古税，建立以环境影响评价公害商品税为核心的绿色税收制度，势在必行。
八、绿色核算研究倡议
“绿色”是生命之色。“绿色”是人类生命力的象征，“绿色”是21世纪信息知识经济时代的代表色，“绿色”以生态及环境的代名词深入人心，向一切旧传统经济观念发起了绿色文明挑战。为全面加强中国绿色核算与监督课题的研究，特发出此《绿色会计核算倡议》：
（一）倡议在中国会计学会环境专业委员学会的领导下成立“环境会计研究课题组”，率先组织热心于绿色核算与监督研究的学者专家，与环保专家密切合作，共同携手开创中国绿色核算研究新局面。
（二）倡议树立绿色GDp科学发展观。积极参与《会计法》及《注册会计师法》修改工作，建言献策，建议增加绿色会计及绿色审计内容，争做中国绿色会计和绿色审计准则课题的学术研究带头人。
（三）倡议开展中国绿色核算与监督信息电算化研究，为严格执行环境评价法，开展企业iSo14000环境认证，为绿色会计核算、绿色审计监督工作服务，争做绿色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促进派。
（四）倡议从开展企业环境报告披露制度研究入手，进行绿色会计核算、实践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争当资源低消耗、污染零排放的绿色企业核算员，将绿色核算调研列为首要课题研究，早出成果。
绿色化学的特点及核心篇2
2004年3月10日，主席提出“绿色GDp”的概念，绿色GDp力求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统一起来，综合性地反映国民的经济活动的成果与代价，包括生活环境的变化。绿色GDp建立在以人为本、协调统筹、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之上。当月，国家环保总局、国家统计局联合启动了《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绿色GDp核算）研究》项目，为这一巨大工程正式拉开帷幕。最初的计划是在东北、华北、西北、华南、东南、中南各选一个省作为试点。到2005年初，试点省份最终确定为北京、天津、重庆、河北、辽宁、浙江、安徽、广东、海南、四川。
2006年由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的中国第一份经环境污染调整的GDp核算研究报告――《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显示：2004年中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按照当时的治理技术和水平全部治理所需要的支出的虚拟治理成本也将高达GDp的1.8%。《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公布后，有不少省份要求退出核算试点。自此，绿色GDp遭遇搁置，不再公布。关于中国绿色GDp的这个遭遇，笔者曾撰文指出其中的各方面原因，关键是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如何在制度上合理设计，但这要有一个前提，就是如何使这二者有更紧密联系的机制。①
至此，我国与美国等一些主要市场经济国家一样，也遭遇了环境保护的挫折。原因可概括为两个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经济全球化。中国传统的经济呈现自给自足的特点，中国古代主流哲学之一的道家哲学特别提倡经济的非商品性，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的计划经济也主要是自力更生的封闭式经济。近三十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全球化同步发展，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活力，中国近年来经济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国际市场，经济对外依存度迅速提高。国际市场的巨大需求刺激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外国资本的进入，中国经济急剧地转向市场化并与全球经济接轨，商品经济的趋利性使科斯定律环境成本外部化效应在我国高度显现出来；另一方面，我国市场经济并没有经历西方国家渐进的发展成熟过程，对市场经济弊端特别是环境问题弊端的适应和修复能力相对更薄弱，环境问题的恶化对经济可持续发展构成严峻的挑战，而我国应对这种挑战的准备和能力都有所欠缺。
第二个挑战是可持续发展。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其出发点是，为了确保人类的持续生存和发展，必须把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活动全面、有机地结合起来，并按照生态持续性、经济持续性和社会持续性的基本原则来组织和规范人类的一切活动。其核心思想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其基本内容是，强调人类的发展权利、环境权利和保护环境的义务的统一，当代人和后代人发展机会的平等，环境保护是发展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放弃传统发展的方式。1992年，里约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21世纪议程》和《环境与发展里约宣言》，《21世纪议程》包括了自然资源、全球共有财产保护、人类栖居地管理、化学品与废弃物、国际经济与贸易政策、法律与组织问题、资金问题、技术转让、生活因素的质量（如污染加重、资源消耗和人类健康）等方面内容。
可持续发展的两个要素――“限制”与“发展”，在实践中经常被理解为相互矛盾和制约，在国内和国际有关政策的制定上也经常因此而陷入争议与困惑，妨碍了可持续发展的实施，这种情况在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中国，环境保护定位为基本国策，可持续发展定位为经济发展战略，这种国家职责的定位来源于中国宪法的规定。基于这种定位，可持续发展的实施主要取决于各级政府，但是在实践中各级政府对于如何处理好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往往不能正确把握，中国绿色GDp实施的遭遇集中表现出这种困境。
可持续发展二要素的理解困境在国际环境保护中同样存在，典型体现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各国的立场和态度上的差异。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碳的减排简单地理解为限制开工率、限制出口、限制消费、限制增长等对经济的负面判断上，这对于把经济增长作为首要目标的国家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因此，必须寻求一种碳减排与经济增长高度一致的新机制。
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创新
绿色经济的提出。2008年10月和12月，联合国环境署发起了在全球开展“绿色经济”和“绿色新政”的倡议，其基本目标是在目前全球多重危机下，通过绿色经济和绿色新政复苏世界经济，创造就业；减少碳排放，缓解生态系统退化和水资源匮乏；到2025年实现结束世界极端贫困的千年发展目标。②该倡议所秉承的宗旨和理念是：经济的“绿色化”不是增长的负担，而是增长的引擎。2009年联合国环境署国家环境部长会议上正式提出绿色经济倡议，认为绿色经济可以在解决经济危机、创造就业机会和保护环境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随后，绿色经济得到了20国峰会的支持，并写入了20国峰会的联合声明。至此，绿色经济就从学术研究层面走向国际和国家政策操作层面。
绿色经济的内容。在我国，绿色经济一般理解为：以促进经济活动的全面“绿色化”、生态化为重点内容，以绿色投资为核心、以绿色产业为新的增长点，它强调可持续性，充分考虑生态环境容量和自然资源的承载能力。绿色经济的内涵包括两个层面：其一，经济要环保：“环保型经济”、“环境友好型经济”；其二，从环保活动中获得经济效益：“从绿掘金”。结论：绿色经济是指那些同时产生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人类活动。其外延也包括两个层面：其一，对原有经济系统进行“绿化”或生态改造――中国政府所部署的“加快建设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工业、建筑、交通体系等”属于这个范围；其二，发展对环境影响小或有利于改善环境的产业――中国政府部署的“培育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属于这个范围。结论：明确绿色经济的外延为政策制定提供着力点。③
在中国，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本质上都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指导思想上完全相同：相同的系统观，即人类和自然界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同的发展观，即经济发展要在资源环境的承载力范围内；相同的生产观，即节省资源的投入，提高利用效率，进行清洁生产；相同的消费观，即适度消费、物质尽可能多次利用和循环利用；相同的最终目标，即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绿色经济的时代使命――既要发展经济又要保护环境。联合国在金融危机、能源危机、环境危机等交织融合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绿色经济就是要解决长期以来经济和环境割裂的两种倾向。其一是绿色不经济，即只注重环保，但无利润可言。与之相对应，要使绿色创造就业、带来利润，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其二，是只追求GDp的数字增长，不注重绿色。与之相对应，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以“绿色、低碳”为核心的绿色经济，经济与环保并重。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可持续资源利用委员会联合主席魏伯乐教授在《五倍级――缩减资源消耗，转型绿色经济》中提出的绿色经济转型的具体路径是：贫穷国家可以通过提高教育水平、人均寿命、人均富裕程度以及保持生态足迹实现社会财富翻五番；发达国家可以在不损害人类发展指数的前提下，通过缩小生态足迹来实现这一目标。绿色经济是一种注重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存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既尊重经济社会的再生产，也尊重自然环境的再生产。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自然环境，其能源、原材料都直接或间接来自于自然环境；经济的发展也受自然环境的制约，即环境本身也是生产力，包括自然资源力和环境服务力，如遭受破坏，受到影响的还是经济社会本身。
国外的成功经验。联合国提出绿色经济的倡议以来，英国、法国、德国、巴西、美国、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都相继响应并付诸行动。以德国为例，它除了注重加强与欧盟工业政策的协调和国际合作之外，还计划增加国家对环保技术创新的投资，并鼓励私人投资。德国政府希望筹集公共和私人资金，建立环保和创新基金，以解决资金短缺问题。此外，德国联邦、州和县政府将对商品集中采购政策进行调整，注重采购那些能源利用率高的新产品。美国发展绿色经济有着多重考虑。首先，这有助于增加就业；其次，发展绿色经济有助于确保美国能源安全。奥巴马总统的“绿色新政”可细分为节能增效、开发新能源、应对气候变化等多个方面。在节能方面最主要的是汽车节能。此外，美国将大力促进绿色建筑等的开发，并正在制定全新的智能电网计划，以减少电力运输过程中的浪费。新能源的开发则是奥巴马“绿色新政”的核心。④挪威1978年就开始了资源环境的核算。重点是矿物资源、生物资源、流动性资源（水力），环境资源，还有土地、空气污染以及两类水污染物（氮和磷）。为此，挪威建立起了包括能源核算、鱼类存量核算、森林存量核算，以及空气排放、水排泄物（主要人口和农业的排泄物）、废旧物品再生利用、环境费用支出等项目的详尽统计制度，为绿色GDp核算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芬兰也建立起了自然资源核算框架体系，其资源环境核算的内容有三项：森林资源核算、环境保护支出费用统计和空气排放调查。其中最重要的是森林资源核算。森林资源和空气排放的核算，采用实物量核算法；而环境保护支出费用的核算，则采用价值量核算法。
墨西哥在发展中国家中率先实行了绿色GDp。1990年，在联合国支持下，墨西哥将石油、各种用地、水、空气、土壤和森林列入环境经济核算范围，再将这些自然资产及其变化编制成实物指标数据，最后通过估价将各种自然资产的实物数据转化为货币数据。这便在传统国内生产净产出（nDp）基础上，得出了石油、木材、地下水的耗减成本和土地转移引起的损失成本。然后，又进一步得出了环境退化成本。与此同时，在资本形成概念基础上还产生了两个净积累概念：经济资产净积累和环境资产净积累。印尼、泰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纷纷仿效开始实施。
国外的成功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从我国绿色GDp实施遭遇的困境分析，至少以下国外成功的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一、关于环境定价。从目前来看，其一般做法是，首先由政府部门确定出一定区域的环境质量目标，并据此评估该区域的环境容量。然后推算出污染物的最大允许排放量，并将最大允许排放量分割成若干规定的排放量，即若干排污权。政府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分配这些权利，如公开竞价拍卖、定价出售或无偿分配等，并通过建立排污权交易市场使这些权利能合法地买卖。在排污权市场上，排污者从其利益出发，自主决定其污染治理程度，从而买入或卖出排污权。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排污权交易。通过排污权交易市场，最终就可以确定环境的价格。
二、健全建立相关制度，使实物指标与价值指标并重。目前，中国与绿色经济核算相关的法规制度安排还基本空白，主要包括有关资源环境与统计法规、政策和评价标准、资源环境信息共享等。在资源环境定价方法复杂、没有统一的量化标准情况下，可以考虑实物指标和价值指标并重，没有必要全部追求价值指标。这样做，也可能更容易被接受。
三、绿色GDp与公众参与。实施绿色GDp，要有一个公众参与的社会氛围。要认真收集与了解公众对经济收入和环境破坏的主观评价，这种主观评价的数据应成为绿色GDp的重要补充。由于许多环境因素很难纳入货币核算，国外就发明出了一种可称为公众评估的办法。例如，某些规模巨大的公共工程项目，要核算它的生态影响，不同的核算方法有时会产生出不同的结果。所以，环境专家们便诉诸于公众的主观评价。围绕这些公共项目，要允许相关的专业部门与较独立的专家机构，在较大的范围内进行公众咨询与调查。将支持和反对的意见都写清楚，最后请公众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来进行选择。
我国实施绿色经济的现状与展望
当前，在联合国的“绿色经济”和“绿色新政”倡议的引领下，主要经济发达国家正积极地进行一场以发展绿色经济为核心的“经济革命”，将绿色经济作为未来经济的主力引擎，中国政府也在积极引导绿色经济，与之相应的相关法律政策支持成为关注的热点。
结合国情稳步推进。国际环境保护的原则是“共同但有区别”，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即使近年来GDp增长迅速，但在发展质量、人均占有量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绿色经济本质上是人类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是高度生产力经济，离不开先进的环保技术和充足的资金支持。而中国现在的生产力水平，特别是技术水平，与经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在推进绿色经济时必须量力而行、稳步发展，事实上这种经济合理性的要求也是绿色经济的本来之意。
绿色经济是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结合体，具有很强的经济性。我国地区生态系统的差异性较大，经济发展和行业发展不均衡，发展绿色经济不宜按照统一标准来实施，特别是在法律和政策上防止“一刀切”现象。我国目前绿色经济的制度支持，宜多采用政策鼓励手段，相关立法应以指导性意见和规范为主，不宜不成熟地出台强制性和指定性规范和法律，而经济和环保的主管部门在此应通力合作，使规范具有超部门的综合性和可操作性。
绿色经济要积极鼓励探索，在科学技术、经济体制和政策法律规范的探索中积极进行试点工作；要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进行不同的典型试点，还要加强国际交流，学习借鉴经验；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尤其是在与公众最相关的绿色消费方面要给予特别重视。
我国绿色经济的优先领域。联合国环境署提出了绿色经济发展的6个优先领域，即清洁技术、可再生能源、生态系统或环境基础设施、基于生物多样性的商业如有机农业、废物以及化学品管理、绿色城市、建筑与交通。在绿色经济的立法上，要找准中国的优先领域。把有限的财力投入到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地方上。生态补偿机制在中国的试点实施中比较成功，值得在绿色经济的推进中进一步强化。全球化背景下，为促进和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绿色经济的相关立法应充分考虑将国际贸易制度中的绿色壁垒应对方法的相关内容入法，如将鼓励企业开展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等条款列入法律条款并出台相应的支持措施等。
目前我国正在启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行动计划。提高资源生产率是实现世界经济全面转型的有效途径，若要解决好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不能只靠人们的自觉意识，还要综合运用科技、政策及市场的力量。换言之，发展绿色经济不仅需要对现有工业化的物资技术基础包括能源工艺基础进行全面的替代和创新，而且需要经济社会组织包括企业、产业、国民经济和政府与家庭的组织进行调整和创新。而这样的创新，既需要技术上的积蓄，又需要经济上的积蓄，而一旦启动，其带来的将是全球性绿色工业革命。
绿色经济的顺利实施需要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加以保证。⑤以制度创新为例，绿色投资、绿色金融、环境税、环境标准、环境会计、环境统计、环境保险、环境行政合同、排污权交易制度、公众参与制度等都是各个国家在实践绿色经济的历程中的行之有效的制度。比如，实施好绿色经济，要置绿色投资于经济刺激计划的核心，给绿色投资在政府常规预算中留一席之地，创建公私结合的绿色融资机会，创造有利的国内政策环境和国际环境。并且，绿色经济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还需要企业和消费者全面参与。作为企业，可以参加类似“全球契约”的国际组织，自愿承诺遵守包括应对环保问题在内的十大原则，从而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作为消费者，也要提倡所谓负责任的“绿色消费”，可以通过采买绿色产品和绿色服务等消费方式促进企业向绿色转型。
目前我国法律对绿色GDp的关注重点。
一、节能减排政策的法律转化，中国节能减排已成为硬性指标，主要通过行政推动，市场机制不充分。最近中国《可再生能源法》的修改，也强调行政主导。市场机制方面，可借鉴英国的可再生能源法。但是中国市场发育程度差，需要谨慎培育与不断完善。目前中国一些地方成功地引进并实施了合同能源管理等市场和法律的方式，显示了良好的前景。
二、生态补偿制度化。目前中国把生态补偿制度放在财政金融问题中提出，表明中国这项制度的行政主导性质，也表明这项制度适合中国的情况，很有可能是中国绿色经济的优先行动领域。生态补偿机制需要整个国家从全局统筹考虑，要建立全国性的生态补偿机制，才能使环境保护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此外，对那些保护生态有功而造成经济发展滞后的地方，国家应该重点补偿，对于污染下游或牺牲人类共同的资源、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的地区，应该将生态补偿金提高到一定标准，不能只是“象征性”地扣缴少额补偿金。
三、绿色GDp考核制度化。绿色考核制度正在由初期的不确定性向确定性转化，目前主要体现在节能减排的考核机制上。例如，《北京2009年节能减排行动计划》规定了6项完善机制，其中第2项是评价考核机制。
四、与气候变化应对，以及低碳经济新能源等方案与绿色GDp的衔接。综合看来，我国的绿色GDp制度短期内不会成为强制性和全国统一性的考核制度，但不排除非官方的考核或地方自行考核。2009年底，作为过渡性规范的《中国资源环境核算体系框架》进入多部门会签阶段。但该指标体系只表现大气、水、森林等资源的总体数量，并不为其定价，严格意义上并不能作为可持续发展或绿色经济的评价指标。绿色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一套能够全面覆盖资源环境经济的统计指标体系，以反映资源环境状况及其与经济的关系，衡量评价其质量。绿色经济的可统计、可监测、可衡量、可评估，对经济活动的规划、管理和评价有重大意义，也是我国更深入参与气候变化应对等国际环境保护的实际行动。
绿色经济的实施机制选择，除了继续探索实践行政主导型机制外，还要借鉴市场主导型机制，兼容二者优点，尽量避免其缺点。事实上，在可持续发展的实施机制中，国际社会中比较典型的两种机制，以英国可再生能源法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型机制和以中国绿色GDp为代表的行政主导型机制，都遭遇了挑战，需要更多地相互借鉴和融合。（作者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环境法教研室主任、博导，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员；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标志性研究课题《低碳经济法律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周珂：“绿色GDp缘何遭地方政府杯葛”，《法制日报》，2006年12月22日。
②俞海，周国梅：“绿色经济：环境优化经济增长的新道路”，《环境经济》，2010年1～2月，第58～61页。
③夏光：“绿色经济新解”，《环境保护》，2010年第7期，第8～10页。
绿色化学的特点及核心篇3
【关键词】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绿色GDp;可持续发展
一、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与绿色GDp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被人类的接受,自然资源和环境问题受到全世界的普遍关注。以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出发点,将自然资源与环境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绿化”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立绿色国民经济经济核算、构建绿色国民经济分析方法体系就成为研究热点。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即是在现有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上,考虑自然资源与环境因素,将经济活动中的自然资源耗减成本与环境污染代价予以扣除,进行资源、环境、经济综合核算,描述经济系统与资源环境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可持续发展的分析、决策和评价提供依据。为进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而确定的一整套理论方法即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又称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联合国有关文献使用的概念是Systemofintegratedenvironmentalandeconomicaccounting,缩写为Seea)。
如同GDp是传统国民经济核算(Sna)的核心指标,绿色GDp则是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绿色GDp是在对现行Sna中GDp进行修正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目前学术界对绿色GDp尚无一个权威的定义,但各种定义的根本原则是一致的,即它们都是在考虑了人类生产活动对自然资源的损耗和环境的破坏的基础上对GDp进行修正来定义绿色GDp。目前,国内较为一致的观点是:绿色GDp是在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基础上,扣除经济发展所引起的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损失代价后得到的一个总量指标,它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考虑了自然资源与环境因素以后的经济活动之最终成果。绿色GDp实质上代表了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绿色GDp占GDp的比重越高,表明国民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越高,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保护和谐度越高,反之亦然。
在人们对绿色GDp的种种争议中,有四种观点值得特别关注,即绿色GDp万能论、绿色GDp迫切论、绿色GDp简单易行论和绿色GDp无用论。绿色GDp万能论的持有者认为绿色GDp是完美的、是万能的,他们把目前经济建设中产生的问题,归结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欠缺,认为只要进行了绿色GDp核算,就可以解决环境问题,就可以转变目前资源消耗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绿色GDp迫切论的持有者主张应尽快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并以其作为官员政绩考核的首要指标,在短期内迅速以此来衡量经济运行情况和政府的能力。绿色GDp简单易行论的持有者认为绿色GDp这个指标能否计算只是资金投入的问题,只要政府肯投钱、研究人员肯出力,环境成本和资源损耗就能得到合理的量化。与绿色GDp万能论相反,绿色GDp无用论持有者认为绿色GDp没有什么用处,没有必要核算,根本不是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统计指标,对绿色GDp持有抵制的态度。
笔者认为,绿色GDp是在GDp的基础上考虑经济活动对资源环境的影响,是一种兼顾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保护的指标。其反映的是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追求的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是效率与速度的协调发展。从全世界的角度看,对绿色GDp进行了近40年的不懈探索,我国对绿色GDp的关注与研究也有20多年的历史,这本身就说明绿色GDp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必要性。此外,不少人把绿色GDp核算等同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认为只要有了绿色GDp就可以反映经济与环境的关系。实际上,就像GDp是国民经济核算的产物一样,绿色GDp来自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绿色GDp核算离不开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立。因此,应当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绿色GDp,即不能人为地夸大其作用,盲目崇拜,也不能消极地认为其无用甚至抵制,既不能轻言简单,也不能急于求成,应当充分认识到这是一个相当艰巨而又复杂的过程,需要不断地探索,不断完善其理论基础,积极稳妥地推进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发展。
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状况
(一)国外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联合国、各国政府、著名国际研究机构和学者一直为构建以“绿色GDp”为核心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着艰辛的探索。197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首先提出了“生态需求指标(eRi)”,试图利用该指标定量测算与反映经济增长对于资源环境的压力之间的对应关系。1972年托宾(Jamestobin)和诺德豪斯(williamnordhaus)提出净经济福利指标(neteconomicwelfare),将家务劳动价值、地下经济创造价值、闲暇以及环境成本考虑到GDp核算中。1973年日本政府提出净国民福利指标(netnationalwelfare),主要是将环境污染列入考虑之中。1989年卢佩托等(RoberRepetoo)提出国内生产净值(netDomesticproduct,简称nDp),重点考虑了自然资源的耗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1990年世界银行资深经济学家戴利(HermanDaly)和科布(JohnB.Cobb)提出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indexofSustainableeconomicwelfare),并于1994年进行修改,该指标考虑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因素所造成的成本损失。1995年9月,世界银行首次向全球公布了用“扩展的财富”指标作为衡量全球或区域发展的新指标,“扩展的财富”由“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4大组要素构成。同年,世界银行提出了“真实储蓄率”(GenuineSaving)指标,真实储蓄率是从国内总储蓄中扣除人造资本、自然资源和环境折旧,它为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财富与发展水平的动态变化提供了更加有力的评判依据。
近年来,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在许多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西蒙等人(Simon,2000)的《绿色国民核算》就综合反映了绿色核算的最新成果。他从国民账户的历史出发,提出了绿色国民核算的方法、模型、构造与应用等。哈特维克(Hartwick,2000)的《国民经济核算与资本》分析了纳入环境资本后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账户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和经济方法的改进。巴特尔穆茨等人(Bartelmus,1998)的《环境核算的理论与实践》分析了国际收入与财富在资源环境方面的应用,提出了关于资源环境核算的框架、理论与方法。马肯亚等人(markandya,1999)在《欧洲绿色国民核算――四国案例研究》中,根据荷兰、英国、德国、意大利四国绿色核算实践,对自然资源和污染物排放量的核算进行了研究。在上述理论推动和联合国、欧盟、世界银行、经合组织及多国政府的不懈努力下,目前已逐步形成若干重要的核算体系,包括:联合国等的《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缩写为Seea)、美国亨利・佩斯金(Henrypeskin)教授的应用于菲律宾的《环境与自然核算项目》(缩写为enRap)、欧盟统计局的《欧洲环境的经济信息收集体系》(缩写为SeRiee)、荷兰统计局的《包括环境账户的国民核算矩阵体系》(缩写为namea)。相比之下,当前比较权威的是Seea核算体系。Seea体系是惟一获得国际权威性机构认可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其统计上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且其卫星账户与总量指标相协调,该体系的编制方法已被20多个国家或地区采用。目前Seea已经有了1993-Seea,2000-Seea和2003-Seea共3个出版物,它们分别标志着Seea发展的不同阶段。1993-Seea提供的是理论框架,2000-Seea提供的是操作指南,2003-Seea则是实践经验的总结,Seea已从理论走向实践。但就目前来看,Seea仍然处于研究过程中,其中一些内容至今还存在争论,有待于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随着对环境与资源问题的日益重视和对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核算方法研究的不断完善,一些国家在资源与环境核算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尝试。挪威、芬兰、德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瑞典、澳大利亚、日本、前苏联、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菲律宾、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印尼海地、萨尔瓦多、泰国、巴西等20多个国家的政府或研究机构开展了自然资源核算或环境核算理论、方法的研究与实施方案的探索和试验,目前探索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国家的数量呈上升趋势。
(二)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
我国关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的研究起步略晚,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目前,中国的环境资源核算研究大多分为环境污染损失核算研究和资源核算研究两个方面。对中国环境污染经济损失最早也比较全面的研究是过孝民、张慧勤于1984年开始主持的《公元2000年中国环境预测与对策研究》。该项研究在计量方法、数据处理、结果表述方面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被冠以“过――张模型”,该模型重在对污染损失的计量。1988年由李金昌主持进行了《自然资源核算及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课题研究,侧重探索将自然资源环境核算纳入国民经济体系的理论与方法。20世纪90年代初由金鉴明主持的“中国典型生态区生态破坏的经济损失”研究,在生态损失的计量研究上取得了进展,使得人们对中国生态破坏的经济损失有了一个大致的量化概念。
从国内的各学术研究机构来看,1988年受国际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开展了“自然资源核算及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课题研究,首次尝试进行了关于自然资源核算的研究。1996-1999年,北京大学研究小组应用投入产出技术,提出可持续发展下的绿色核算,即对资源、环境、经济的综合核算,重点对核算模式、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探讨。2000年,北京市社会科学院设计了以绿色GDp为核心指标的核算体系,并以北京市为对象,系统地进行了1997年的环境质量和资源资产的经济价值和绿色GDp测算,得出在扣除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带来的损失后,北京市的绿色GDp为当年核算GDp的74.9%。
在政府层面上,开展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的部门主要是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环保总局,做了大量的研究实践工作。2004年3月国家统计局与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启动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简称绿色CDp核算)研究》项目,开展环境污染核算研究工作,初步建立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并于2005年在北京、天津、重庆、河北、辽宁、浙江、安徽、广东、海南、四川10个省市启动了以环境核算和污染经济损失调查为内容的绿色GDp试点工作。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框架是依据《中国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和《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而建立的。《中国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侧重于对资源的核算,同时兼顾了环保支出与环境成本,主要对资源耗减价值核算、环境退化价值核算和资源管理与环境保护支出核算进行研究。《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侧重于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实物量与价值量核算以及环境保护成本的核算。基于环境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是一份可以为全国及局部地区进行环境核算提供具体指导的框架性指南,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在上述两个核算体系框架的基础上,完整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分为自然资源耗减成本核算和环境退化成本核算两部分,其中环境退化成本包括环境污染损失和生态破坏损失。自然资源耗减成本核算具体包括耕地资源、矿物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渔业资源等五大类;环境污染损失具体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固体污染等三大类。
2006年9月,国家统计局与国家环保总局联手首次正式了《中国绿色GDp核算报告2004》。报告指出,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该报告是第一份基于全国不同地区和不同部门的环境污染核算报告,是迄今为止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最新、最权威的研究结果,标志着中国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不过,由于部门局限和技术限制,此次核算未包含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中的生态破坏成本,只是计算了部分环境污染损失,一个完整的绿色GDp还需要更为艰苦的工作。
考察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国外的研究起步较早,理论较为完善,国内的研究尚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有待在指标体系的构建和配套机制的完善上加强研究和规范。二是国外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成果尽管丰富,但相当多的指标体系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在具体的实施上需要有所发展。三是从指标构建来看,各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内容虽不相同,但指标构建方向都是社会、环境、经济可持续发展体系。四是核算方法总体上讲侧重于实物核算,价值核算由于涉及内容的复杂性,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核算方法的多种多样,导致了计算结果难以统一,相互间的可比性差。五是从目前国际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践经验和效果看,虽然在具体核算项目选择、定价方法和评价有效性方面各有千秋,但普遍存在具体核算过程的实现和核算精度受数据资料基础约束的问题,而且往往编算范围越宽泛,这种影响越突出。总体来看,由于绿色GDp在数据获取和核算方法上存在很多困难,目前国际上还没有形成一套国际公认的绿色GDp核算制度,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计算出完整的绿色GDp数据。目前,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仍然是一个充满探索、实验的研究领域。
三、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面临的问题
(一)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研究还需进一步加强
目前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基本上处于对国际成果的跟踪状态,还不能全面、系统地把握整个Seea(2003)所提供的理论与方法。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中国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和《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初步构筑了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框架与基础,但它们对实际数据测算工作的理论支持和指导程度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面临很多技术挑战
一是资源环境的产权划分难以实现。除了已探明、确定归属的自然资源,大量的自然资源以及生态环境的产权归属确定十分困难。二是资源环境的定价较为困难。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关键点就是资源和环境的价值计量,资源和环境大多数无法从市场价格中寻找参照,而目前所提出的各种估算方法还难以形成统一的、举世公认的标准。三是资源环境损失与经济发展缺乏同步性。通常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直接环境损失人们往往能够计算,但却很难预料到间接的后果和长期的损失。四是按地域扣减资源环境损失很难实现。由于环境污染具有“开放性”,当环境损耗跨地区时,无法确定该损耗的具体归属。
(三)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数据基础薄弱
资源和环境的统计指标体系和调查渠道还不健全,资源耗减和环境退化的核算资料主要靠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广泛设立网络式检测站点直接进行测量来取得原始数据,这就使得有些资料难以全面采集,有些数据的采集成本非常昂贵,数据的可得性和准确性存在很大的缺陷。
(四)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制度安排基本空白
一是环境法规、统计法规的不完善,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有关的环境统计规划、统计制度和统计标准还未出台,导致统计的不完整和不精确。二是评价标准的不完善,资源环境核算本身就极具复杂性,而我国还没有建立针对资源环境核算的工作规程、制定评价和评审的标准。
四、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完善和发展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研究和实践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合作与努力。
(一)加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完善资源环境成本的核算方法
加强对森林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等地上资源耗减的估价方法研究,实现宏观耗减核算与微观企业耗减核算工作一体化。目前对环境损失的估价方法都具有很强的个案性和特殊性,应进一步探讨模型化、标准化的评估方法。加强对生态成本计量和评估研究,使其研究成果能够应用到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实践领域中。
(二)建立绿色会计制度,完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微观基础
会计核算是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微观基础,借鉴国外经验,加速我国绿色会计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建立科学合理、系统完整并符合国情的企业绿色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建立完整的绿色会计信息系统和企业绿色报告信息披露制度,设计与制定具有操作性的绿色会计准则。
(三)建立环境资源核算指标体系和数据采集系统
从反映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环境污染等角度建立起一套科学、完整的资源环境统计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统一统计调查方法,完善统计报表制度,对核算口径、核算方法、数据质量提出明确、具体的要求和标准,相关部门建立必要的数据信息交换机制,为后续研究和核算工作的开展提供技术和数据保证。
(四)加强合作与交流
搭建相关部门统一的工作平台,下设若干核算专题小组,在统一协调部署下,共同制定工作方案和目标,负责组织试点和实施工作。继续加强国际合作,从我国社会经济制度、统计能力等实际情况出发,借鉴国外的经验,采用适合我国实际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方法。
综上所述,我国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任重道远,应坚持科学性、理论性、前瞻性和适用性原则,以联合国Seea2003为指南,加快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与方法研究和制度建设,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需要。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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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化学的特点及核心篇4
关键词：内蒙古绿色资源开发利用绿色品牌群落
内蒙古地区发展的目标定位及路径选择
关于在西部大开发中内蒙古经济发展的目标定位，目前有以下几种观点：一种着重于加快内蒙地区的发展速度，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另一种着重于缩小东西部的差距。
内蒙地区的发展应从实际出发，考虑到由于在生态建设上投入不足，发展滞后下的生态恶化以及贫困等问题，并面临着产品结构、技术开发、产品技术含量、市场环境、投融资环境、社会化服务体系等多种难题，结合内蒙古的绿色资源优势，以及人才、技术、资金方面的制约，为配合内蒙古绿色经济发展战略，更好地实现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应尽快构筑绿色品牌群落，从而使绿色资源的有序利用、合理开发、与绿色品牌发展、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高相互协调、共同促进，达到农牧民增收、缩小与东部的差距之目的。
构筑内蒙古的绿色品牌群落，是利用内蒙古绿色资源优势，以绿色品牌的发展为突破口，以构筑绿色品牌群落为战略重点，以全面提升内蒙古地区企业整体竞争力为目标，将农牧民增收、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相结合，使内蒙地区的绿色品牌形成群落，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从而使内蒙地区的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构筑绿色品牌群落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必要性
尽快提高农牧民收入的需要提高农牧民的收入，一般有以下途径：一是通过周边城市的发展来吸收农村、牧区的过剩劳动力，它取决于城市工业的发展速度、城市与农村的规模与技术进步，这条途径现在在内蒙地区很难行得通；二是提高农牧业的生产力水平或根据市场调整农牧业的产品结构。内蒙地区有生产绿色天然产品的优势，农牧产品很容易造就成绿色品牌，随着绿色消费的市场逐渐扩大，绿色产品具有明显的市场和价格优势，这是农牧民收入迅速提高的市场基础。
治理环境和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长期以来，内蒙地区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极大地制约着内蒙古经济和社会发展。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土地利用粗放，土壤贫瘠，退化严重；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土壤盐渍化现象仍在继续；草场退化且已出现危机；许多珍稀物种濒于灭绝。从长远来看，绿色产品、绿色品牌的发展，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生态环境的建设。
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效途径内蒙地区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以农牧业数量型的增长方式为主。重工业属“超常发育”的产物，以采掘业和原材料工业为主，大部分技术落后，效率低下。基础薄弱的农牧业、轻工业一直举步维艰，而第三产业严重落后。通过绿色经济的发展，绿色品牌的形成，以绿色食品带动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以绿色品牌群落的形成来开拓市场，籍此来推动重工业体系的改造、第三产业的发展。
应对入市后经济全球化的市场环境我国已加入世贸组织，内蒙古经济发展战略一定要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内蒙地区的发展要立足于世界市场。随着全球环保意识的加强及贸易自由化趋势的加强，许多国家纷纷实行绿色贸易，筑起绿色壁垒；同时，消费者出于健康和环保的考虑，也普遍购买绿色产品。因此，发展绿色产品，创建绿色品牌，有利于打破绿色壁垒，提高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可行性
绿色消费趋向越来越明显，绿色产品的市场越来越大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消费逐渐从温饱型转向健康型，渴望绿色，购买绿色消费品已逐渐成为广大消费者的一种消费理念。我国绿色消费品的研制、开发和生产还处在起步阶段，各地的发展和企业之间的发展极不平衡，远远满足不了市场的需要和广大消费者的需求，无公害的绿色产品已成为人们消费的首选。
内蒙古的资源比较优势内蒙古发展绿色产品，构筑绿色品牌群落，拥有相当多的潜在发展优势。内蒙地区拥有广袤的土地面积，地价相对便宜；一些重要的农林牧产品在内蒙地区也有得天独厚的生长条件；内蒙地区又是我国旅游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拥有中国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许多人文自然景观，宜人生态休闲环境和历史文化名胜古迹等等。而且内蒙广大农村地区，由于工业化程度较低，三废污染也轻，化肥、农药的使用量也较少，内蒙地区的劳动力丰富，价格低廉，这些都为绿色产品的发展，绿色品牌的形成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各地名牌战略的实施，是构筑绿色品牌群落的坚实基础内蒙古各盟市针对本地大多数产品档次较低、技术含量不高、更新换代缓慢的严酷现实，都在有重点地扶持一批“名、优、特”产品，各地纷纷出现以名牌产品为核心组建的企业集团，其企业发展战略多以充分利用绿色资源，创建绿色品牌为起点，这将使绿色品牌群落尽快形成，从而整合当地资源，形成区域经济的核心竞争力，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构筑绿色品牌群落的指导思想与基本思路
指导思想
以“十五”规划、“西部大开发”等宏观政策为依据，综合考虑资源、生态、环境、经济可持续发展等因素，从内蒙地区的实际出发，以全面提升内蒙地区企业整体竞争力、切实提高当地农牧民生活水平、促进当地经济良性发展为目标，将内蒙地区生态环境建设与增强当地企业核心竞争力相结合，以绿色品牌为突破口，形成绿色品牌群落，增强整体竞争力，进而使内蒙古的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
基本思路
贯穿生态建设与农牧民增收并重的战略思想。高度重视资源转化与产业结构调整。立足农牧业，结合绿色品牌优势，促进绿色资源的合理利用。
发挥绿色资源优势，形成特色经济，创建绿色品牌群落，实现核心竞争力的整合。
构筑绿色品牌群落的几种思路
合理开发绿色资源，发展绿色产品，构建绿色品牌群落。立足我区绿色资源优势，合理开发绿色资源，发展绿色产品，构建绿色品牌群落，是实现内蒙古经济结构调整，创建特色产业，提高竞争能力的必然选择。同时加快无公害农牧产品的发展，提高农牧产品的安全性，通过市场营销等手段，创建绿色品牌，从而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培养和利用强势企业，开发绿色产品，创建绿色品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生态环境建设。近年来，农牧业产业化正逐步构成内蒙古特色产业，内蒙古的绿色产品也绝大部分是农畜产品。其发展的实践证明，这一特色产业是实现农牧业规模经营和带动农牧民脱贫致富，进入市场的切实有效的途径。
对生态脆弱地区通过生态环境建设，开发绿色产品，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从而形成绿色品牌，进而促进生态良性循环，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结合。
此模式可在环保、生态建设等方面取得明显效果，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意义较大；可以使落后地区迅速获得发展资金，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此模式的实施，其社会发展意义是极其长远的，可以使党的富民政策、共同富裕政策真正落到实处。
构筑绿色品牌群落的保障条件
合理规划农畜产品和绿色产业开发区
农畜产品和绿色产业开发区要以丰富的农牧业资源为依托，继续加强农田草牧场基本建设，积极调整农牧业生产结构，以加快推进农牧业产业化为切入点，大力发展以绿色品牌为主的农畜产品加工业。尽快把内蒙古建设成为我国重要的农畜产品和绿色产业开发区、能源和原材料产业开发区、稀土科研和生产开发区。通过“三区”建设实现资源转换、结构优化、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力争把内蒙古建成我国最重要的“绿色之乡”、“能源之谷”、“稀土之都”，进而形成区域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实施生物高技术工程，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内蒙古有丰富的地产植物资源，麻黄、甘草、党参、沙棘、枸杞、苁蓉等，特色明显，优势突出，还有丰富的动物骨脏资源，要充分发挥这些资源优势，利用生物制药技术，加快开发具有内蒙古优势的中蒙特色生化药品、新兴特效药品和保健药品。通过对本地区的垄断性资源开发利用，控制产品链的源头，实现对下游产品的制约，来获取资源开发利用的比较效益。
实施草原文化旅游工程
辽阔的草原、浩瀚的沙漠、奇异的原始森林、绚丽的文物古迹、浓郁的民族风情，为发展内蒙古旅游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要充分利用西部大开发以及加入wto的良好机遇，把旅游业培育成为内蒙古经济新的增长点。
实施产业调整援助政策
实行绿色经济发展战略后，内蒙地区一些行业将退出生产领域，但这些企业如果仅靠自身的努力，彻底摆脱困境是十分困难的。对于这类企业的退出，当地政府应尽快制定实施有关产业调整援助政策，给予必要的援助。首先，应认真做好退出产业的调查研究及规划工作，使企业的退出有序进行。其次，政府要给予必要的资金以及其他方面的较多支持，对结构调整引起的诸如失业等问题，政府应制定特定的再就业计划和相应的资金支持，从而使当地经济能够良性发展。
大力开发绿色产品，强化绿色品牌的核心竞争力
绿色产品包括可直接改善生态环境的产品，及可减少对于人类社会和环境的实际或潜在损害的产品。在对环境的末端治理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从技术创新、产品设计、产品生产到产品包装等各环节、全过程着手，来开发能减少乃至防止污染和环境破坏的绿色产品，绿色产品的开发是保证形成绿色品牌群落的关键性、战略性问题。
实施绿色企业形象战略，打造西部地区绿色品牌
企业形象是企业综合素质的表征和反映，也是影响消费者对企业产品价值衡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企业实施绿色营销，不仅要从策略层次上考虑营销组合诸因素的“绿化”问题，更要从战略层次上综合考虑企业的整体“绿化”，即构架绿色企业文化、树立绿色企业形象，以使绿色品牌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
强化绿色品牌理念，为绿色品牌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进一步使绿色品牌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政府的指导思想到企业的具体营销过程，始终坚持绿色理念。此外，国家可以成立专门机构，对环保与生态实行统一的归口管理，把环境目标责任制与经济目标责任制合为一体，以绿色国民生产总值考核政绩并把这一指标下放企业。另外，应充分发挥现有综合部门的职能，对产品市场进行分析、预测，为生产者、经营者提供丰富、准确、有使用价值的信息资源和必要的产前、产中、产后咨询服务，组织各方面专家和科研单位，立足绿色资源、产品优势，研究开发适合的绿色产品，使绿色品牌更具优势。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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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化学的特点及核心篇5
对于如何营造“育人”的“绿色”环境，杨叔子说，应“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以“素质教育”为核心，因材施教。转变学习方式，促进绿色发展;打造高效课堂，促成绿色发展;提升学科素养，推进绿色发展;创新评价机制，实现绿色发展。
在当前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的背景下，绿色发展已经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十二五规划首次以绿色发展为主题，是真正意义上的“绿色规划”，标志中国进入“绿色发展时代”。
绿色发展的核心是科学发展，科学发展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教育发展的核心是以学生发展为本。教育绿色发展的实质要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
最早提出绿色教育理论的是我国著名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提出的。他在一次中小学校长论坛上作了题为《现代教育：绿色·人文·科学》的主题发言，提出了“绿色教育”这一新理念。他指出“以‘绿’育人，而非其他。
”杨叔子说：“人是有感情、思维能力、精神境界与个性的，或者说是有‘灵魂’的。‘育人’主要是开发人脑，化育‘灵魂’，而绝不能加以污染与破坏。”
应“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以“素质教育”为核心，因材施教。作为教育者，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学生成绩是绿色的吗?学生成绩的“单位能耗”是多少?我们的教育发展是否也存在“三高两低”的现象?如果存在，那我们教育“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又是什么?作为一名从教二十年的政治教师，应顺应时展的趋势，及时转变政治教学方式，推进教育绿色发展。那么怎样转变政治教学方式，从而促进教育绿色发展呢?要做到以下四个方面：
一、转变学习方式，促成绿色发展
教师要转变教学方式，学生首先必须得转变学习方式，从死记硬背到灵活运用，从“逼着我学”到“我要自主学”，比如，在讲必修一《经济生活》时候，可以让学生去参观本地的中小企业，讲必修二《政治生活》时可以让学生组建社会团，比如模拟法庭，模拟联合国，访问身边的人大代表，观看视频“明星参政议政”等等诸如此类活动，在高一、高二都可以展开，这样使学生的学习方式和老师的教学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学习方式的转变既是丰富了学习内容，更是转变了学习方式，促进了人才的多元化发展，从而促成了教育的绿色发展。
二、打造高效课堂，促进绿色发展
要打造高效课堂，提高教学活动的单位时间效益。而要做到这一点，教师首先必须对教材加工处理即根据知识本身的内在联系重新整合，然后确定各种课型，节约讲授成本;其次导入新课既要新颖又要简明扼要，最好是三分钟左右要进入正题。
第三，课堂讲授不要面面俱到，要有的放矢，教师只讲重点、难点、易错易混点，学生能自学完成的部分坚决让学生自学完成。
第四，合作探究，知识拓展一定要精心设置，知识的拓展要有针对性和时政性，而且要有思维度。
第五，课堂内(外)的练习都要精心准备，精挑细选，做完之后，必须先让学生呈现答案，再由学生进行互评，尽量留给学生思考的空间。在长期的政治教学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教学风格——“活而不乱，实而不死，新而务实，严而有爱”。
三、提升学科素养，推进绿色发展
政治学科的素养既有时政素材的积累，更有新闻评析的能力、辩证思维能力、自我展示能力以及长期的政治学习中形成的既严谨又开放，既规范又变通的处世能力。政治教学特别要注意培养学生的学科素养。对时事政治的积累，可分两步走：一是在平时注意把当月的重点时政记录下来，稍作归类。
可以分为政治类、经济类、文化类、科技类、体育类等;二是利用课前五分钟，根据时政材料，进行展示和评析，引导学生从政治的角度进行思考。利用课堂来提升学生的政治素养，比如举行辩论赛来训练学生的思辨能力、自我展示能力，利用课间五分钟来提升学生的新闻评析能力等。
四、创新评价机制，实现绿色发展
利用政治课既具有时政性，又具有开放性的特点，设置多元化政治教学评价机制，比如对政治老师一堂课的评价，没有固定的模式和教法，只要这堂课三维目标明确，方式可以多元化，只要有利于激发学生兴趣，激活学生思维，激励学生上进，促进学生健康成才的教学方式都可以。
另外，对学生的评价机制也可以多元化，比如，有的学生思辨能力强可以给他a;有的学生新闻评析能力强，也可以给他a，有的学生知识框架构建得好，同样给他a。这样的话，学生学习政治的兴致会很高，从“要我学”到“我要学”，从“痛苦学”到“善学乐学”，这样政治素养无形提升了。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通过多元评价机制可以用最少的投入和消耗获取最大的效益，这正是教育绿色发展的要求。
绿色化学的特点及核心篇6
一、绿色会计制度对于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意义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崭新的发展模式，以资源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主要特征，运用生态学规律，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为“资源-生产-消费-再生资源”的循环流程，实现资源的多次合理利用和对环境的有效保护，因而成为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根本途径。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经济。
绿色会计的基本目标也是可持续发展。绿色会计，所要做的是把环境看成是有价值并能被计量的经济资源，将其资本化为环境资产进行核算。绿色会计核算与报告将提供关于环境资源的利用、损失浪费、污染破坏和补偿恢复等方面的信息，从而促使企业以理性的观念，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高度重视生态环境和物质循环规律，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努力提高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维护企业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绿色会计制度设计的主要目的。企业与环境关系密切，整个社会环境的恶化直接影响到企业自身的发展。对于单个企业而言，企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赖以存在的环境，因此，企业必须承担一定的环境保护责任，并在其履行过程中，通过绿色会计来反映、控制环境，并向社会公众报告环境的维持情况，使公众了解和支持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
通过绿色会计制度设计，可以使人和自然和谐发展。从人类全部活动过程和整个生态环境资源的视角出发，着眼于高效率利用资源，使人们更加关注自身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与人类活动息息相关的各种因素，进而解决在传统会计理论指导下产生的一系列棘手的社会生态环境问题。通过绿色会计制度设计，能够把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环境资源利用不合理而造成的诸多问题通过事前、事中控制而降低其限度，更好地增进企业自身的效益，从而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可以充分考虑社会生态环境的成本，准确核算国民生产总值和企业生产成本。同时，绿色会计增加和扩张了会计的宏观经济职能，核算与企业看似无关却息息相关的社会生态环境资源业务，并对其进行控制，从而丰富和完善了会计理论。
只有绿色会计制度才能适应或适合循环经济或可持续发展经济的需要，才能够更好地为循环经济或可持续发展经济服务。没有绿色会计制度，就很难很好地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呼唤绿色会计。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建立包括绿色会计制度在内的绿色经济核算体系。循环经济的发展，呼唤绿色会计理论的完善和绿色会计实践的发展。
二、循环经济下绿色会计制度设计的思考
在循环经济下，绿色会计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循环经济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多目标协调；其具体目标是充分披露有关资源利用和再利用的会计信息，以及有关环境会计信息。而要实现这些目标，就需要对绿色会计制度作特殊设计。
1.循环经济下的绿色会计制度设计的基本假设和原则。绿色会计的基本假设同传统会计的四个基本假设相同，只不过是由于绿色会计的核算对象比较特殊，使得“货币计量假设”发生变化，即绿色会计以货币计量为主，同时辅之以实物、指数等其他相关计量尺度。
循环经济中的绿色会计，除应遵循传统会计的《企业会计制度》中规定的客观性、谨慎性、重要性、及时性等一般原则之外，也要遵循一些特殊的会计原则：①匹配原则。绿色会计必须符合或适应循环经济的特征。循环经济作为一种以资源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运用生态学规律，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为“资源-生产-消费-再生资源”的循环流程，实现资源的多次合理利用和对环境的有效保护。因此，绿色会计制度设计应能够反映循环经济的“资源循环利用”特征及“资源节约、保护环境”的特征。②社会性原则。绿色会计应提供充分揭示企业在环境资源方面的社会责任的信息，必须要求企业站在社会的角度考虑企业的业绩。对企业的评价应以社会收益与社会费用相配比的社会利润为准，提供的社会信息不仅要为企业内部服务，还要有助于宏观调控。③政策性原则。企业在进行绿色会计核算时应严格执行国家的有关资源环境政策和法规，处理好企业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④超前性原则。绿色会计核算体系要反映环境资源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测定环境资源的现状和变化的方向、程度，能达到预先发现环境的现状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预先给予警报。⑤环境资源的原则。绿色会计核算体系要体现企业与环境资源的关系。
2.循环经济下的绿色会计制度设计的主要内容。①循环经济下的绿色会计的重要核算内容。发展循环经济的目的，是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多目标协调。因此，其绿色会计的重要核算内容应能够全面反映企业开展循环经济活动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社会利益、环境利益。其基本内容可分为三大部分：自然资源消耗成本；环境污染成本；企业资源的利用及再利用率和所产生的社会环境影响评估，以及对国家经济发展宏观决策的影响等。②循环经济下的绿色会计的核算对象。循环经济中的资产，除了传统的资产之外，还应包括企业取得或能加以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并可带来未来效用的特殊的环境资源，它几乎存在于每一个环境资源产品生产企业。循环经济中的负债，除了传统的负债之外，还应包括环境负债类，如应付环保费、应付环保人员工资、应缴环保税、应缴资源税等。企业履行支付污染成本的义务之所以也要确认为负债，是因为资源是稀缺的，因而要求“谁受益，谁付费”。循环经济中的成本费用，除了传统的成本费用之外，它还应包括减少资源缴纳的自然资源耗减费用、生态资源的降级费用、维持现有的生态资源基本存量的研究与开发费及生态资源的保护费用。循环经济中的收益，除了传统的经济收益之外，还应包括一些资源环境收益。如企业利用“三废”生产的产品及对这些产品减免税过程所得的收益；国家对保护环境有成绩的企业发放的奖金；其他企业赔偿的污染损失等。③绿色会计的确认与计量。绿色会计确认和计量是绿色会计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绿色会计的确认是以涉及资源环境的经济业务作为会计要素加以正式记录并列入会计报表的辨认和确定过程，如将“自然资产”确认为资产要素，将“环境损害费用”确认为费用要素等。绿色会计的计量是为了将涉及环境的经济业务作为会计要素加以正式记录并列入会计报表而确定具体金额的过程。④循环经济下的绿色会计信息披露。目前，学术界对有关绿色会计信息的披露已提出如下的建议。第一，在传统会计报表基础上，增加合适的项目，编制绿色会计报表，对与资源循环利用有关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指标进行单独披露。第二，在财务报表附注、财务状况说明书中，还应客观揭示有关循环经济信息的内容，以及生产活动消耗的资源、环境污染程度及造成的社会责任成本等情况。第三，加强企业社会责任成本信息的披露。在信息披露内容中应包括对生态环境、资源、社会福利、企业人力资源及消费者责任等方面的全部社会责任成本信息。其中包括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情况，本会计期间内企业已承担的社会责任情况，因承担社会责任而对财务状况产生影响的情况，以及影响社会责任完成情况的相关因素。第四，编制循环报告。循环报告的主要内容是资源循环的情况，包括资源循环检测、研究的机构和人员情况，资源循环管理制度和管理体系的情况，资源循环项目完成情况等。
3.实施绿色会计存在的难点和问题。目前在实践上，实施绿色会计还存在一些难点，主要表现在有关环境资源的确认和价值计量方面。①环境费用与环境资产的确认。由于在环境资产分类的基点和目的方面，环境资源经济理论界与会计界研究的指导思想不统一，因而对环境资产分类和确认难以统一，对环境成本被允许资本化处理的条件在认识上存在差异，从而导致将环境成本划分为收益性支出还是资本性支出，即将环境成本费用化计入当期损益还是将环境成本资本化在多个期间分摊仍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②在对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计量方面存在着比较大的困难。虽然对短期环境损失的计量可以参考市场价格，也可以采用恢复环境状况所需要的费用来计算，但如果这项污染是长期的，如在二十年内这片土地不再适合植物的生长，或荒漠化，则必须考虑生态污染的计量。而这方面的计量带有较大的难度，需要政府部门发挥作用。③绿色会计报表结构的编制是绿色会计核算中的一个重点和难点问题。绿色会计是在全球环境日益恶化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新的会计分支，它不仅是从投资者或债权人的角度来衡量，而且是从整个社会利益的角度来衡量环境治理活动的绩效。这就要求环境会计的服务对象从传统的为一个企业单位服务，扩大到凡是与环境资源有关的整个社会服务，环境会计的核算范围也就不仅限于企业内部环境效益的核算，而进一步要求企业外部由于环境、资源问题引起的社会成本、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核算。因此，是否和如何将绿色会计的核算区分为宏观绿色会计和企业绿色会计也有待解决。
绿色化学的特点及核心篇7
一、沣西新城概述及城市设计背景介绍
沣西新城位于西安与咸阳两市之间，东至沣河、南至大王镇及马王街办南端、西至规划中的西咸环线、北至渭河南岸，总规划面积143平方公里，规划建设用地64平方公里。沣西新城发展定位为：未来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综合服务副中心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确立了战略新兴产业、都市农业、现代服务业为三大主体产业，2020年，沣西新城规划区人口约53万人。
2011年底，沣西新城与美国Som设计公司合作，该公司结合沣西新城特色，量身打造设计了新老西宝高速之间47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并在首次城市设计的汇报中提出了核心设计理念――河之城（CityofRivers），这个理念一直贯穿本次城市设计的始终，成为本次城市设计的灵魂与精神内涵。
这次设计历时8个月，从最初的六个提案到最终选定的翡翠项链方案，从宏观层面的历史文脉研析，到“河之城”理念的确立，从微观的功能分区、交通组织，到雨污水排放、绿地系统布局，合理的布局了规划中的各类要素，为沣西新城核心区描绘了一幅美好的蓝图。
二、沣西新城开放空间层级划分
翡翠项链方案最终确定了沣西新城三个层级的开放空间系统：一是以自然田园景观为基底的面状开放空间；二是以绿带、绿色廊道为主体的线性开放空间；三是以中央公园、社区公园为点缀的点状开放空间。
（一）面状开放空间
沣西新城南望秦岭、北见渭塬，沣河、渭河、新河、沙河等自然河道在此交融汇集，冲击出了良田沃野。两千年前，这里曾是秦末汉初皇家上林苑的遗址，周丰京遗址在静静的诉说着这片土地的古往今来，这里曾是桑陌交通、郁郁葱葱的生态田园，至今仍能见大片的良田美景，这些，都构成了沣西新城优质的田园生态基底。
面状开放空间的设计重在考虑如何保持面状空间的连续性，即如何充分展现面状空间。西咸新区首次提出了“现代田园城市”（modernFarmlandCity）的概念。《西咸新区总体规划（2010-2020）》中明确指出：“以大都市核心区为中心，以生态廊道相间隔，设置生态控制线，限制生态控制线内的城市建设活动，限定组团增长边界，防止城市无序蔓延，保护城市生态系统，以此保持良好的山水环境和生态格局，形成城园交融的现代田园城市。”
按照《规划》，沣西新城等五个城市组团集聚发展，生态田园特色小镇点缀在城市建设用地之外的绿色基底上，共同构建空间上疏密相间、大开大合的空间布局模式。所谓“大开”，即开阔的田园风光。水为脉、绿为基、路为廊的广阔空间延伸；所谓“大合”，即高度复合的城市功能。其核心是在大面积绿地和都市农业基调中，建设要素密集、功能综合、空间有序的现代城市，引领中国未来城市建设的新范式。
“大开”，就是指开阔的田园风光。《沣西新城分区规划（2010-2020）》对新城的空间结构分为“一核、两轴、四园、八区”，这些分区均在满足其功能的基础上尽可能的保留大片绿色景观。例如四园（滨河生态公园、涝渭湿地公园、人文遗址公园、田园风情公园），就是以河流、水系为主的滨水开放空间，重在展示渭河、沣河等水边开放空间；而八区里的西咸国际文教园和都市农业休闲区，也是在布置基本功能的基础上，以绿色农田为基底，充分展现现代田园城市的内涵，即“城在田中，城乡交融”。这样的大开大合的现代田园城市格局，必将使西咸新区成为城市建设区和绿色空间高度融合的田园牧歌式生活理想的集中体现地。
（二）线性开放空间
线性开放空间是从开放空间的线性形态特征角度而定义的，包括绿带（greenbelt）、绿道（greenway）和公园道（parkway）、游径（trail）、河流廊道（corridor）、遗产廊道（heritagecorridor）等多种开放空间。线性开放空间目前在沣西新城的体现主要为绿带（greenbelt）、绿道（greenway）等形式。
1、绿带（greenbelt）设计
Som公司这次设计的最大亮点体现在：在47平方公里的城市核心区设计了一条绿带（geeenbelt）。这是一条兼具功能和景观的绿色廊道，它横贯沣西核心区，从西北至东南，全长约6.3公里，最宽处约600米，最窄处约200米，面积约2.2平方公里。整条廊道的构思是希望在核心区打造一条生态廊道，以绿树、水景为主，兼具调蓄排洪功能，就像一块巨大的海绵，旱季吐水、雨季吸水。旱季时绿廊是一条以乔木、灌木、花卉为主的景观廊道，体现的是绿色植被景观；雨季时绿廊成为调节蓄水的场地，雨水通过高差自流至这条绿廊中，形成自然的水洼或连续的水域，成为区域内一条人工河，雨水通过自净作用成为景观水，可以营造小气候，对周边环境的营造起着积极的作用。《沣西新城景观体系规划》中提出了“用生态溶解城市”的理念，这条绿廊就是最好的体现。绿廊从西北到东南贯通沣西核心区，串联了行政区、高端产业、商务办公区、休闲娱乐区、居住区等不同的功能区域，并且将沣河与渭河联系，进行了空间对话，打开了沣河、渭河在核心区的界面，形成了大片的开放空间。
2、绿道（greenway）设计
根据《沣西新城景观体系规划》中“道路绿化廊道与城市水网交融，构建新城绿道网络系统，将城市道路系统变成风景系统”的城市道路绿化廊道营造理念，沣西新城以南北向主干道――秦皇大道做为重要道路轴线进行设计规划并建设。《秦皇大道景观方案设计》将其定位为“城市文化展示轴”，主题特色为“绽放之轴”（绽放文化色彩、释放新城魅力的城市中央形象轴线），形象为“流动的城市名片”。秦皇大道北起渭明路，南至新沣大道，启动段从统一路至新沣大道，长4.2公里，宽度150米，车行道总宽度80米，两侧各留35宽的绿化带，有主要交通节点五个、次要交通节点四个，分为商业段、行政段、公园段，这三个功能分段是在结合了沣西城市设计中对周边地块的功能划分后确定的，较好的体现了秦皇大道“现代田园长轴画卷”的特色，同时将绿色景观与中央公园、绿廊、街头绿地等有机结合、相互渗透，做到了“生态溶解城市”。
结束语
城市的发展，开放空间的预留是不可或缺的，城市开放空间关系着每个市民的利益，一个品质良好的城市外部空间建设需要通过长远的规划、精心设计、严格管理以及市民的广泛参与才能实现。这次Som设计公司为沣西新城量身定制的核心区城市设计，涉及到城市开放空间的区域众多，尺度大小不一，各类开放空间形式与沣西特色完美结合，打造出了具有沣西烙印的开放空间，使其具有强烈的可辨识性。我们有理由相信，不远的将来，这些开放空间一定会展现在世人的面前，成为西咸新区沣西新城的亮点和特色。
参考文献：
[1]《城市设计导论》，徐思淑、周文华，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年；
[2]《城市设计》，王建国，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
绿色化学的特点及核心篇8
关键词：宏观环境会计绿色GDp绿色国民经济核算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成了中国人所熟知的一个概念，“绿色GDp”也为广大理论与实务工作者所认可。但“可持续发展”与“绿色GDp”往往流于形式，未给经济活动带来实质性的影响，中国经济在保持连续高速增长的同时，环境污染与生态恶化仍在加大。
宏观环境会计体系主要进行资源环境与“绿色GDp”的核算，但此体系目前尚不成熟，许多问题仍充满争议，甚至对于是否应该去计算“绿色GDp”也存在疑问。因而完善宏观环境会计核算体系，并纳入经济决策与政策，使这一体系能够真正为实践所接受，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宏观环境会计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关于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定位问题
联合国等五大组织编制的“环境经济综合核算（Seea）”手册中，强调了与Sna（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联系，尽力使环境经济核算体系能与Sna中心核算框架相协调，使之成为Sna核算模型的一个卫星体系。正是强调与传统核算体系的一致性，使Seea在建立之初就打上了市场的烙印，从核算对象、核算内容、核算方法，到环境资产定义、资源耗减与环境退化的估价到绿色GDp的计算，基本上是以市场为导向的。这种卫星体系安排模式与市场化原则设计，便于与中心核算框架相衔接，易于理解，核算数据具有很强的可靠性，但同时也限制了Seea进一步的深化与发展，成了Seea的一大缺陷。
对于我国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来说，笔者认为，设立一套独立的宏观环境会计体系更为合适。从数据来看，编制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大部分数据来源于环境统计资料，核算中有相对独立的信息来源系统，具有开展独立核算、自成体系的条件；设置独立的核算体系，便于多部门协作，避免由于编制者专业背景与核算偏好的影响，使核算体系推动中立性；从我国的经济发展实践来看，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了经济发展中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发展格局，同时生态破坏与生态多样性损失也非常严重，仅仅利用市场估价原则，许多环境成本无法体现，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于“绿色GDp”的定位问题
一般认为，绿色GDp＝GDp－资源耗减成本－环境损失成本。这种观点也被带入到我国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之中，在计算eDp这一环境经济综合核算的最终指标时，是用GDp进行调整的。
实际上，“绿色GDp”仅是一个一般对绿色国民经济指标的称呼，在Seea中也常常在一般意义上使用“绿色GDp”(GreenGDp)概念，但真正的“绿色GDp”是经环境调整的nDp（eDp）。主要原因是对自然资产采取了资本化对待与核算，即所谓的“自然资本”。由地下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生态资源等构成的生态资本与生产性固定资本被并列作为一国总资本存量，固定资本使用会产生消耗，而自然资本的使用也会发生耗减，所以真实的国内产出eDp（即绿色nDp）为：eDp＝GDp－固定资本消耗－自然资本消耗。
用GDp扣除资源耗减与环境成本而得到的绿色GDp违背了Seea核算的理论基础与初衷，同时也会淡化自然资本消耗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负面作用。
如某国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0000亿元，固定资本消耗为2000亿元，自然资本消耗为2000亿元，则：
nDp＝10000－2000＝8000亿元
“绿色GDp”＝10000－2000＝8000亿元……………（1）
“eDp”＝10000－2000－2000＝6000亿元……………（2）
按（1）式的算法，该国经济发展的环境成本为20%（2000/10000），按（2）式的算法，该国经济发展的环境成本为25%（2000/8000）。
从国际实践来看，大部分国家（如德国、瑞典、韩国、日本等）都使用了“绿色nDp”的概念。因而，在设计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指标时，应充分考虑与国际协调一致性，作好“绿色GDp”的定位问题。
关于自然资源耗减及其估价方法问题
联合国Seea核算手册与各国宏观环境会计研究实践中，形成了多种自然资源耗减的估价方法，这些方法主要针对一国发展有较大影响的地下资源，如石油、煤炭、矿藏等。从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来看，对资源耗减的核算强调度相对不足，不利于促进我国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管理制度的创新。因而，目前强调资源耗减更具有现实性与迫切性。
在自然资源，特别是可耗竭资源的估价方法上，主要有净价格法与使用者成本法两种方法。净价格法简单易行，操作方便，使用者成本法则相对复杂。前者的使用有严格的假设条件（资源价格会上升，而且每年的增长率等于资源企业的报酬率），这个假设条件在现实中很难满足，它夸大了资源耗减的数额，不承认自然资本本身存在回报，在理论上很难成立。后者遵循了严格的自然资本理论，认为自然资本即有耗减，又有正常的回报，并对这二者的比例采用建模的方法进行划分，符合现实情况。由于使用者成本法的使用，整个Seea核算体系前后逻辑一致，理论严谨，很好的解决了自然资源的耗减估价问题。
对这两种方法的选择，主要是在实用性与理论完美性之间的选择，不存在绝对的孰优孰劣。核算中不管采用哪种估价方法，都需要取得比较详实的自然资源的收益与成本资料，所以估价方法的核心问题是核算资料取得问题，是资料取得的真实、可靠和准确性问题。
关于环境成本、生态破坏成本计量问题
关于环境成本与生态破坏成本的计量问题是Seea中最具有争议性的问题。环境退化成本的估算方法有两种，一是维护成本法，二是污染损失计量法。第一种方法可以直接利用污染治理单位实际发生的治理成本，可按污染物类别分别计算其环境成本，并归集到产生污染的各个部门，易与目前的统计口径相衔接，在外部成本内部化上具有明显优势，数据可信度高，但存在严重的理论缺陷，默认污染治理成本与污染排放造成的损失相等，明显与现实不符。第二种方法需要应用环境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确定污染排放对排放地产生影响的货币价值，如对生产力、人体健康、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等的影响，这种方法理论上比较完美，与污染损失的现实情况相符，但其测算方法复杂、数据要求量大，但结果却不具有可验证性，而且存在一定的争议。对于我国开展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来说，采用基于成本的方法可能更具有地区间的可比性，采用基于损害的估价方法可能更能反映地区的实际情况，有条件的地区尽量采用基于损害的估价方法，同时以基于成本的估价方法作为辅助与补充。
完善我国宏观环境会计的对策与建议
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完整体系的建立与应用还面临诸多挑战，我国理论与实践工作者应借鉴国际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方法与经验，结合我国资源、环境与生态所面临的特殊问题，大胆探索。从目前来说，发展与完善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需要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借鉴国际上绿色核算的理论、方法与实践
1980年以来，国际上广泛开展了环境核算的研究的探索实践，即有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对环境经济核算理论方法的研究，也有各国环境核算的实践。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先后推出了综合环境经济核算（Seea）的三个版本，其理论方法日渐成熟，环境的覆盖面也在不断加大，成为我国发展与完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宝贵参考资料。为建立与完善我国的环境经济核算体系，也有必要了解不同国家开展环境经济核算的经验，国际范围内的环境核算实践各有特点，有些案例值得借鉴。
完善绿色核算相关的制度法规
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尚没有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突破性，除了绿色GDp核算技术与方法的复杂性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与绿色GDp核算的相关法规制度安排还基本空白。虽然我国有关环境方面的法规很多，但这些法规、政策在有关绿色GDp核算或环境经济核算方面较少甚至为空白。随着绿色GDp核算的开展与深入进行，需要有相关的法规与制度与之相配套，为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应用创造良好的条件，如绿色GDp核算制度的实施政策、企业环境会计环境核算相关制度与准则建设、环境审计制度、绿色GDp与干部政绩考核制度等都需要建立或完善。另外，我国环境资源统计工作的部门尚不明确，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有关的环境统计规划、统计制度与统计标准还未建立，数据出自多个部门，相互的协调性差，数据的连续性不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中对数据的可利用性较低。对于统计制度建设来说，当务之急是建立与绿色核算相适应的资源环境统计指标体系。完善相关的法规、制度，是实现绿色核算顺利开展并不断完善与形成制度化的切实保障。
构建绿色核算的统一工作平台
进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不但涉及到传统的统计核算部门，更涉及到与资源管理、环境管理、能源管理有关的部门，如环境、水利、能源、城建、科技、土地、矿产、林业、农业、海洋、财政等管理与业务部门，所以有必要在核算实施中成立统一的协调机构，在国家核算层面上以成立由国家环保总局、国家统计局、国家林业局等部门统一成立的工作机构，负责协调各部门的工作；在基础信息的提供上，也应统一协调，在国家统一的资源环境统计制度的约束下，成立由环境资源各相关部门组成的环境统计协调机构，从组织上保证绿色核算所需要的各种基础资料。在地方绿色GDp核算工作中，也应由地方政府部门牵头，成立地方政府一级的核算组织领导小组，抽调相关部门的主要领导与业务骨干，构建统一的工作平台。
宏观环境会计学一项跨学科的领域，除了主要进行核算的政府机构实践部门外，一些环境科学、生态学、资源环境经济、环境会计学的研究机构应当介入理论研究中，加强学科的交流，协作开展研究，配合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工作的开展。
明确宏观环境会计未来的研究重点
根据目前国际上宏观环境会计理论研究与实践开展的进展，以及我国宏观环境核算开展问题与实际需要，我国宏观环境会计未来的研究重点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一是自然资源耗减的进一步研究，使自然资源耗减建立在可靠的资料基础之上，并使耗减成本落到实处；二是要促进环境成本估值的模型化、标准化，为了统一全国的绿色核算工作，有必要形成模型化、标准化的评估方法，增强其普遍适用性；三是进一步开展生态破坏成本的研究，使其成果能够应用于核算实践领域之中；四是实现绿色GDp核算与企业会计核算的衔接问题；五是研究以绿色核算工作推动循环经济的开展的方式与途径。
参考文献：
绿色化学的特点及核心篇9
[关键词]绿色GDp；绿色核算监督；绿色会计；绿色审计；绿色会计事务所
随着传统经济模式的高速发展、人口数量的增加和物质消耗水准的提高。全球环境生产力难以为继，不能向人类提供无限的自然资源，环境承载力也无法消纳人类弃入的越来越多的废弃物。尤其是现代工业企业的迅猛发展，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不考虑自然资源的优化利用和自然环境的承受能力，致使我国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空气污染日趋严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直接危及人民健康、生存等问题，已引起了党中央的极大关注。针对传统经济发展体系的弊端，党中央与时俱进、高屋建瓴，向全党发出了“树立科学发展观、强化社会环保责任、绿色GDp业绩考核、构建中国和谐社会”的伟大号召，我国绿色生产、绿色消费、循环经济、绿色核算应运而生，规划环评引发的“环保风暴”席卷大江南北，我们迎来了“中国绿色经济发展”的新时代。特别是“绿色GDp”将环境污染及资源损耗和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较为全面地计入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首开先河。但目前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2005年“绿色GDp”数字暂缓公布，导致了国家统计局尝试引进“绿色会计”(环境会计)作为绿色GDp的替代方式。所谓“绿色会计”是指以自然环境资源和社会环境资源的耗费为中心而展开的会计。也是指以价值形式对环境及其变化进行确认、计量、分析，以便为决策者提供环境效益信息的一种会计理论和方法。树立科学发展观，强化中国绿色会计审计监督，为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保驾护航。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重任。
一、绿色会计、审计的产生及概念
(一)绿色会计、审计的产生
工业经济时代，传统的经济理论多以追求经济利益为主，评价指标主要为Gnp(国民生产总值)、GDp(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收
八、人均产值等。于是，出现大量开采资源—大规模生产—大量消费—大量产生废物(废气、废渣、废水)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资源和环境危机，迫使人类反思：如此下去，人类将自食恶果。社会经济将不能持续发展。在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和目标的影响下，经济理论发生了深刻变化，新的经济理论迅速发展，一改过去单一追求经济利益的方式，转变为追求三个目标的平衡发展。三个目标一是经济利益。Gnp增长和区域社会发展不因世代更替而衰减；二是社会利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平衡；三是环境利益，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动态关系。也就是说，社会企业不能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而无偿和无节制地开发自然资源；同样，社会企业亦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追求经济效益。因为，资源和环境不仅是当代人也是子孙后代共同赖以生存的条件和财富。于是，有人提出在新的突出“三益”的经济理论指导下。改变传统会计单一追求经济利益的成本核算办法，将环境自然资本计入成本。突出生态补偿核算特色。综合评价企业效益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代价和得失，加强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保护。这样，绿色会计(也称环境会计)理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和现代经济理论的变迁而萌生发展。上世纪70年代初，以《会计学月刊》1971年比蒙斯的“控制污染的社会成本转换研究”和1973年第二期马林的“污染的会计问题”附篇文章为代表，为保护生态环境而研究生态环境的成本和价值，提供生态变化会计信息的绿色会计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揭开了绿色会计研究的序幕。
关于“绿色审计”(也称环境审计)的产生，是在国际绿色会计之后的20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的。在1995年6月，丹麦国会通过绿色会计法。使丹麦成为全球第一个推行绿色会计的国家。在此法案下，1200家丹麦重污染企业必须公告绿色会计报告，即实行对其绿色会计核算的公允、真实性的再监督，绿色审计监督也就应运而生了，并引起联合国及有关国际组织的关注。
2000年8月联合国南非约翰内斯堡的《世界首脑可持续发展高峰会议》重新认识了全球的发展问题，不再将环境与发展看作对立的两面，而是将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问题作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缺一不可的三大支柱，构成一个相互作用、相互支撑的有机整体，并将倡导实现社会可持续消费和可持续产生的方式、保护资源、消除贫困确立为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三个首要目标。其中，十分重要的目标就是要根本改变社会不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方式，号召世界各国政府、企业界和广大消费者将环境资源的因素全面纳入经济生产、流通和消费领域，建立全新的经济绿色会计核算体系，包括建立新的资源评估体系、新的企业经济核算体系和绿色物流体系，推广和实施企业清洁生产、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产品生态标签认证和产品生命周期评估审计，可以说绿色会计核算和绿色审计监督是国际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必然产物。国际众多跨国上市公司率先引领国际潮流。走进行绿色会计核算、实施环境披露公告、创绿色名牌之路，绩效显著引人深思。绿色会计审计区别于传统会计审计的显著特点是将自然资源、环境保护纳入会计审计范围。意义重大。“绿色会计审计”这一新生事物。在近几年已成为世界新会计审计学的热门话题。
(二)绿色会计、审计概念
绿色会计(又称环境会计)，是现代社会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的必然产物，是将自然资源和环境状况纳入会计核算，以会计特有的生态补偿核算方法，全面反映监督微观企业生产经营和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正确核算企业资源损耗、环境污染、生态补偿及社会效益，并向利益相关人士提供企业资源环境全方位信息的新会计学科；是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指导下，环境经济学与会计学相互交叉渗透而形成的一门全新的生态会计监督科学。
绿色审计是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指导下国际会计监管的必然产物，是针对传统会计核算失真而实行绿色会计核算监督公允性、真实性、合法性，全面认证的再监督；是进行现代公司治理，加大会计监管，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如实披露企业资源、环境情况，核实企业绿色利润及环境经济责任鉴证的特殊审计监督。简而言之，绿色审计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现代环境经济科学与审计实务交叉渗透而形成的一门审计监督实际应用学科。
二、中国绿色会计、审计研究状况
树立“科学发展观”实行绿色会计、审计监督，是绿色中国响应联合国南非约翰内斯堡的《世界首脑可持续发展高峰会议》倡导可持续生产和可持续消费的必由之路。中国绿色会计审计监督研究相对滞后，尤其是2000年财政部成立中国会计学会环境会计专业委员会后，也仅停留在少数专家教授探讨文章。进行绿色会计审计监督理论研究的初级阶段，至今不见绿色会计、审计准则指南等实质研究成果。鉴于中国绿色审计监督是最近几年才在研究领域被给予关注的审计前沿课题，在实践中。仅有极少数企业环境审计的案例。很不成熟，尤其是当前中国经济持续多年的飞速发展，“十一五”可持续发展面临着严重的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问题。全国石油、煤炭资源枯竭，矿难不断，江河水源、空气污染严重，化工厂爆炸危及人民健康等事件时有发生，别担忧。绿色中国要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急需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急需对国家企事业的资源存量及耗损、环境污染负荷及环境效益的绿色会计、审计监督，急需借鉴国际绿色审计监督经验，针对我国不同行业的上市企业(机构)的绿色会计核算进行再监督。为此，遵循“循序渐进、边界起步、系统多赢、强制结合”四大原则，强化社会环保责任，加大绿色会计、审计研究力度，早出成果，势在，必行。
中国绿色会计、审计监督(也称中国绿色核算监督)涉及面很宽泛。既包括宏观绿色GDp核算及绿色GDp政绩鉴证审计，也包括微观企业绿色会计核算及环境效绩审计监督。目前宏观绿色GDp核算催生绿色会计核算监督，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2005年“绿色GDp”数字暂缓公布，导致了国家统计局尝试引进“绿色会计”(环境会计)作为绿色GDp核算的替代方式。已有消息证实，微观绿色会计基础研究将先行，即将大力开展对微观企业层面的绿色会计研究，为深化“绿色GDp”核算奠定坚实基础。“绿色GDp催生绿色会计”急需环保、财会界关注。绿色会计、审计专家携手，树立科学发展观。关注环境，关注绿色核算监督，为开拓中国绿色核算监督新局面而努力奋斗。新晨
三、绿色会计、审计研究建议
(一)促进资源环境效绩评价的绿色会计审计监督研究
中国注册会计师、注册环评师及财会、环保专家应携手树立科学发展观，争做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卫士，他们肩负历史重任。任重而道远。为此，特建议，财政部与环保总局共同筹建“中国绿色会计审计研究会”。吸收热衷于绿色会计审计研究的注册会计师、注册环评师参加，并组建“中国绿色会计审计监督法”课题组。
(二)争取得到政府的支持
新组建的“中国绿色会计审计研究会”，要将“中国绿色会计、审计监督法”课题争取在^大立项(以取得经费支持)。课题组一定要和环保总局、财政部研究机构合作，积极开展有关会计法审计法、证券法的修改，增加绿色会计、审计内容，进行企业(机构)会计政策研究工作，逐步推进制定“中国绿色会计、审计准则及指南”草案。研究完成之后以财政部的名义验收课题报告，研究成果通过财政部上报中央有关部门及人大批准后，通过媒体向公众发表。
(三)加快对绿色会计、审计的立法补充
为加强对中国绿色会计审计监督的补充立法工作，建议参照国际惯例的做法，与时俱进，尽快实施对绿色会计审计的补充立法工作，这是在中国实施绿色会计审计监督制度的根本保证。建议人大尽快修改“宪法”、“中国会计法”、“中国审计法”、“中国独立审计准则”、“证券法”、“环境评价法”、“循环经济法”等，相应增加绿色会计、审计监督及生态补偿等内容。明确绿色会计、审计再监督的具体实施办法和评价标准。为适应中国进入wto加强会计监管的需要，改变我国上市公司环境披露绿色审计再监督严重滞后的现状，建议国务院有关部门率先组织力量，尽快完善修改“证券法”，增加绿色会计核算披露及绿色审计再监督内容，尽快制定对证券上市公司项目审批及年审必需经过有中国绿色审计资格的注册会计师审计，出具有环境信息披露内容的绿色审计再监督报告方可有效等法规。
绿色化学的特点及核心篇10
[关键词]哈尔滨科技创新城核心区；道路绿地景观；协调性；空间特性；可识别性
哈尔滨科技创新城道路绿地景观是指哈尔滨科技创新城路绿地给人们的主观感受，它应符合哈尔滨科技创新城内人员的审美要求，侧重关注他们的心理感知与视觉的舒适性，恰当协调了与周边环境的关系，从而营造出了具有一定观赏价值、满足功能需要的人性化道路景观。所以，对科技创新城核心区道路绿地景观的分析研究具有非常重要和必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哈尔滨科技创新城核心区道路绿地景观的协调性分析
哈尔滨科技创新城的道路与城市的交通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规划中，涉及一些人流、车流的组织问题，例如：出入口的选择、交叉口的确定、停车场的设置以及科技创新城区内的交通网络等，同时对于建筑的方向以及建筑群体的组合都有着一定的影响，具有决定经纬的作用。哈尔滨科技创新城道路交通本身还是一个多层次、复杂的系统，由于受哈尔滨科技创新城的布局、地形、气候、地质、水文及交通方式等因素的影响，会形成不同的区域道路绿地景观，这个道路绿地景观系统是由道路绿地的不同性质与功能所组成的。
哈尔滨科技创新城核心区道路绿地针对不同的使用功能以及规划设计特点、规划设计要求等可分为若干不同的级别，其中每一个级别的道路绿地景观是由道路绿带景观、道路互通绿地景观、广场绿地景观及停车场绿地景观等组成。对待这样复杂的道路绿地景观系统，在哈尔滨科技创新城核心区道路绿地景观设计时应该考虑周围环境也相应复杂起来：首先，任何种类类型的道路绿地景观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存在于周边的环境之中，在道路绿地满通功能的前提下，与哈尔滨科技创新城的自然景色（地形、湖泊、绿地等）以及现代建筑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把道路绿地作为一个景观整体加以考虑并做出了一体化的设计，创造具有特色、具有时代感的绿地生态环境，使道路绿地景观与绿地周边环境景观相协调；其次，在总体规划的道路网络中的各条道路要具有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和指导方法，一定要做到过渡自然、衔接融洽；再者，道路绿地的景观规划设计还应与道路绿地的性质与功能相适应，也就是说，道路绿地景观要与道路的功能特点相协调，才能实现完美的道路绿地景观。
二、哈尔滨科技创新城核心区道路绿地景观的空间特性分析
如果从空间体的角度观察，道路绿地可以算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开放空间，它的本质是开放的，其中不仅仅包括道路绿地周边建筑和构筑物等实体空间上的开放，还包括向人们的开放，能够吸引、容纳社会公共活动在其中的含义。
哈尔滨科技创新城的道路绿地开放空间可以作为一种空间环境进行设计研究，把具有改善与保护生态环境，缓冲城市关系，提供公共休闲游憩场地或具有卫生防护等功能的道路绿地空间，以土地、水、绿色植物为主要存在形态的非建筑用地空间等，有机地融入道路绿地景观设计中，强调哈尔滨科技创新城道路绿地空间上的开放和对大多数人的开放，强调人类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及生物多样性，使哈尔滨科技创新城道路绿地空间与传统的城市绿地有本质区别，不再只是囿于高墙围合，抒发个人情感供少数贵族享用的后花园，也不再只是圈一小块地建起来的公园，而是一个公共的、开放的与整个大环境融合在一起，能起生态调和作用的空间体系。
此外，科技创新城作为新建区域，其道路空间的尺度常形成“车本化”的性格特征，而忽视了“人本化”方面的考虑，即园区内的道路绿地景观在满足汽车交通景观要求的同时，却因其尺度过大而显得单一，从而失去空间的选择性和亲切感。因此，在保证行车安全的前提下，确立合理的道路绿地建设尺度，将有助于加强哈尔滨科技创新城道路景观空间的营造，提高空间的通达性，增加活动的可选择性，从根本上提高行走在道路空间中的舒适程度。
三、哈尔滨科技创新城核心区道路绿地景观的可识别性分析
识别性是指哈尔滨科技创新城道路绿地景观形象上应该有鲜明的个性。现代的道路绿地景观往往容易雷同，而不同的设计方式将有助于加强道路绿地的特征，并可以区分道路绿地的不同功能。作为新的城市空间，哈尔滨科技创新城的环境一般不为外人所知，即使是整日往返于其中的企业员工也可能对哈尔滨科技创新城的交通布局、环境景观等知之甚少，而哈尔滨科技创新城道路作为哈尔滨科技创新城布局的骨架，具有很强的引导性，其环境景观的识别性尤其要突出。哈尔滨科技创新城道路绿地识别性的创造方法应该是不拘一格的，可以利用植物本身的特性，创造出特色突出、高品位的城市道路绿地，还可以利用道路绿地平面图案或立面的丰富程度等，产生不同的识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