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保护典型案例篇1
关键词：任务教学；设计
项目教学是师生通过共同实施一个完整的项目工作而进行的教学活动，它是以工作任务为中心选择，组织教学内容，并以完成工作任务为主要学习方式和最终目标。工作任务教学设计就成为项目教学首要任务。本文以林业行政执法课程中捕杀野生动物的行政执法为例，从以下5个方面谈谈课程改革中任务设计思路。
1任务定位
林业行政执法是林业技术专业和森林资源保护专业的主干核心课程，开设的目的主要是为林业基层单位输送高素质高技能的林业生产经营活动和行政执法工作人员。针对本课程涉及面广、综合性强，在钻研教材的基础上，紧密联系林业生产实践，对教学项目任务进行设计，其中，捕杀野生动物的行政执法是野生动物保护行政执法项目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野生动物保护措施之一，主要内容包括特许猎捕证制度、狩猎证制度、猎捕工具及猎捕方法管理制度、违反捕杀野生动物法规的法律责任等。在学习本任务之前，学生已经掌握了野生动物及其生存环境保护制度、野生动物受到自然灾害威胁时保护制度2项法律规定，为全面、系统地学习捕杀野生动物的行政执法打下了基础。同时，为学习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的行政执法后续任务作好准备。本任务的主要特点是引用典型案例，理论以必须、够用为宗旨，从法律角度思考问题和分析问题。
2学情分析
本任务一般针对的是高职二年级学生，除普高生和三校生的差别、班级间差别外，学生的基本情况是具备一定的法律基础，掌握了与任务相关的专业基础课程知识，需要进一步提高理解能力和分析问题能力，继续培养自主学习能力。
3教学目标制定
在充分分析本任务内容，全面把握学生现状的基础上，为本任务设定了能力目标、知识目标、方法目标和社会目标。本任务的能力目标是培养学生会从林业法律角度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合理应用捕杀野生动物行政执法法规；知识目标是了解捕杀野生动物行政执法的基本知识，掌握特许猎捕证制度、狩猎证制度、猎捕工具及猎捕方法管理制度，熟悉违反捕杀野生动物法规的法律责任；方法目标是具有较好的理解能力，具有查阅资料和自主学习能力；社会目标是培养学生具有依法治林观念。
4重点难点确定
为了达到教学目标，分析设计任务的重点和难点，重点是关于特许猎捕证制度、狩猎证制度、猎捕工具及猎捕方法管理制度、违反捕杀野生动物法规的法律责任的规定；难点是捕杀野生动物行政执法法规的合理应用。
5教学过程设计
为了实现教学目标，体现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采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对捕杀野生动物的行政执法能力。以捕杀野生动物的行政执法任务完成的过程为主线，将教学过程设计为5个步骤。
5.1导入任务
教师引导学生复习与本任务相关的旧课，如：确定法律责任的逻辑方法，林业犯罪的四大构成要素，创设学习情景，充分利用多媒体，展示给学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猎捕野生动物、猎捕野生动物使用的工具等相关图片，引导学生回顾学过的《野生动植物保护技术》课程中野生动物知识点，学生自主思考问题，违反猎捕野生动物法规的违法行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处罚种类等。教师将任务呈现给学生，分析猎捕野生动物种类不同、数量不同的典型案例，并制作《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这个过程需要3分钟，通过情景嵌入法、任务驱动法，使学生在学习本任务时达到自愿学习、乐于学习、独立学习3个层次。
5.2基本能力训练
教师选取当地影响力较大，猎捕1只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典型案例，以多媒体课件、视频资料方式展示给学生，学生会根据案例从思想道德方面发现案件中不道德行为，提出自己的观点：如野生动物都可否猎捕？猎捕工具哪种最好？动物也是生命，杀害它们是不是太残忍了等。教师引导学生从法律角度发现案件中规范行为和违法行为，某种动物是否属于野生动物保护对象？猎捕这种动物是否违法？如果违法，违反哪些法律规定？猎捕工具及猎捕方法有何规定？本案应如何处理？导出任务所涉及到的知识点，也就是任务的重点。根据课前回顾的确定法律责任的逻辑方法，教师引导讲授，学生思考参与，共同分析解决选取的猎捕野生动物行政案件。若典型案例中猎捕的1只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另一只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本案将如何处罚？循环训练，教师指导，学生2人或3人一组，先独立思考，后集中讨论，小组选出代表发言，分析解决猎捕野生动物行政案件。时间需要20分钟，采取案例教学法、课前学生自学与课上教师引导相结合、学生独立学习与集中学习相结合方法，引起学生集中注意捕杀同一种类同一数量野生动物行政案件的分析方法，掌握任务重点知识。
5.3能力引伸训练
教师引深案例，若典型案例中猎捕的1只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另1只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本案将如何处罚？若猎捕的1只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1只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本案将如何处罚？若猎捕的1只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3只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本案将如何处罚？若猎捕的3只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5只某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5只另一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本案将如何处罚？若猎捕的5只某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5只另一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12只某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18只另一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本案将如何处罚？这个过程需要30分钟，教师充分利用多媒体课件，转换案件，循环指导，学生独立或分组讨论，采用案例教学法、训练探究法、分组学习法、自学引导法完成任务，学生能够较好地掌握捕杀不同种类同一数量、同一种类不同数量、不同种类不同数量野生动物行政案件的分析方法，能够从法律角度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依法解决问题，突破任务难点。
5.4能力强化训练
教师以选取的典型行政案例示范讲授《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规范填写规定，学生以小组为单位任选能力引深训练中案例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林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三十二条，《林业行政处罚文书制作填写规范》，制作《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先独立制作，后小组集中讨论，独立与集中相结合，小组个别代表发言，教师引导，学生之间、小组之间交流，完善《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制作，最后以小组为单位上交任务。这个过程需要20分钟，教师充分利用多媒体课件，学生转换角色，采用案例教学法、训练探究法、分组学习法、自学引导法，学生能够规范制作《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为顶岗实习和将来作为一名林业工作人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5.5能力拓展训练
为使学生知识面得到拓展，教师设计非法捕杀野生动物行为的典型刑事案件，学生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七条，《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六条，《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等法律法规，认定行政案件与刑事案件、罪与非罪。学生会应用林业犯罪四大构成要素分析案件，这个过程需要10分钟，教师充分利用多媒体课件，学生转换角色，采用案例教学法、自学引导法，对案件是否情节严重能作出准确判定。
5.6综合评价及小结
为检查学生任务完成情况如何，从5个方面设计评价内容，分别是学习态度，占10%；学生发言的主动性、语言表达，占30%；在规定时间内能否正确完成、完成质量，占20%；证书填写内容完整、准确，填写字迹清楚、文字规范、文面清洁，占30%；课前收集与任务相关新知识新内容能力，占10%。
任务实行综合评价，评价方式包括检查评价、讨论评价和总结评价。检查评价指学生在学习训练中表现，小组内自评，小组间互评，占30%；讨论评价指从法律角度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依法解决问题，占50%；总结评价是指重点掌握情况，难点突破程度，占20%。教师启发、提示学生评价，学生代表评价，教师对学生的评价作点评，综合评价学习态度、学习能力和学习效果。学生评价占50%，教师评价占50%。
教师小结本任务，对任务重点和难点归纳总结，时间是5分钟。
5.7作业布置
教师利用2分钟时间，给学生布置作业。作业分任务作业、拓展作业和预备作业3部分。任务作业是每人选取课上训练之外案例之一，自主训练，提交《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1份；拓展作业是查阅资料，谈谈你所在地区在野生动物保护中采取了哪些保护措施？预备作业是预习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的行政执法，收集与预习任务相关新知识新内容。通过e_mail、班级QQ群等方式，学生可以在完成作业时咨询教师作业中出现的问题，教师及时解答，保证作业完成质量。
文物保护典型案例篇2
突发事件应急管理
分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3章，共有28个案例。
南方低温雨雪冰冻典型案例
2008年初，我国南方广大地区遭遇罕见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面对复杂局势，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保交通、保供电、保民生”的重大决策，迅速组织开展了物质保障，抢通道路、抢运电煤、抢修电网、保灾区群众生活、保灾区市场供应等“五场攻坚战”，使得灾情和损失得到了有效控制。
公共事件中媒体运用和舆论应对
分信息案例、媒体服务案例、通达社情民意案例、正确对待和运用舆论监督案例、网络舆论引导案例5章，共有27个案例。
昆明出台新规支持媒体“揭短亮丑”典型案例
2008年，昆明市《关于建立重大党务政务信息公开主动接受新闻舆论监督制度的意见》，并制订配套措施，更加主动地接受新闻舆论监督。具体包括：第一时间通过媒体公开重大公共信息，不得阻挠、干预合法采访，建立新闻舆论监督员制度等内容。
基层民主建设
分基层公共事务公开、基层民主选举、基层民主决策管理、基层民主监督、基层群众自治5章，共有31个案例。
河南“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典型案例
“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简称“4+2”工作法），是河南南阳等地创造的农村村级重大事项民主决策方法。“四议”包括，党支部会议提议、“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两公开”包括，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
金融发展与风险防范
分金融宏观调控、维护金融稳定、创新金融服务、发展金融市场、银行业改革与发展、证券业改革与发展、保险业改革与发展、金融监管与风险防范8章，共有45个案例。
农村小额人身保险试点成效显著典型案例
农村小额人身保险是针对农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疾病、死亡和残疾等特定风险提供保障的保险产品，具有保费低廉、保障适度、保单通俗、核保理赔简单等特定，是小额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种有效的金融扶贫手段。2008年，中国保监会正式启动了农村小额人身保险的试点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社会服务与管理
分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案例、社会福利管理案例、社会事务管理案例、社区建设案例、社会工作案例、优抚安置工作案例、行政区划和地名管理案例7章，共有29个案例。
山东诸城打造农村社区“两公里服务圈”典型案例
2007年以来，山东省诸城市在全市农村两公里范围内设立农村社区服务中心，优化配置现有公共服务资源，近距离为农民服务，使全市70多万农民都迈进了“两公里服务圈”，充分享受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医疗卫生、社区警务、文化体育等“一揽子”政府公共服务。
民生保障与公共服务
分教育、就业和工资、卫生、社会保险、社会救助、住房保障6章，共有30个案例。
沈阳五招破解择校难题典型案例
由于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优质教育资源有限而又过分集中于少数“重点校”，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沈阳市义务教育发展呈现明显的两级分化趋势。近年来，沈阳市尝试从办好每所学校入手，为义务教育发展“纠偏”。具体做法：1、改造薄弱学校；2、让教师流动起来；3、实行大学区管理；4、严格就近入学；5、政府承担改革成本。
城乡规划与管理
分城乡规划与经济社会整体发展、城乡规划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城乡规划与社会稳定和改善民生、城乡规划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城乡规划与城乡统筹和区域协调、城乡规划与基础设施保障和城乡安全6章，共有31个案例。
重庆江北机场“留白”的智慧典型案例
重庆江北机场从20世纪50年代谋划，80年代建设实施，90年代强化控制，进入21世纪开始扩容改造，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当初对机场预留地进行“留白”，正是为了今日能更好更快更顺利地发展，减少拆迁的资金成本、行政成本和社会成本。实践证明，好的城乡规划也是“生产力”，而且其无法用数字来衡量的。
自主创新
分企业技术创新、高等学校科技创新、科研院所改革创新、产学研合作创新、国家重大工程创新、区域创新、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新创业、国外借鉴8章，共有33个案例。
上海创新驿站搭建区域创新新平台典型案例
2007年，上海市借鉴欧盟创新驿站的做法，建立上海创新驿站，探索立足上海、服务长三角、辐射全国、连接世界的技术转移服务新模式。2008年5月，在青浦创新驿站试点取得初步成效基础上，上海进一步加快了创新驿站的推广建设步伐，明确了建立“19+1+2”（即19个区县+上海技术交易所+张江科技园和漕河泾科技园）技术交易分支机构，编织一张全新的创新驿站服务网的发展目标。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分统筹城乡发展、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培养新型农民、繁荣村文化、改善人居环境、深化农村改革、国外发展借鉴8章，共有38个案例。
小岗村的“二次改革”典型案例
作为农村改革发源地的小岗村，虽然率先解决了温饱问题，但随后相当一段时间在致富的道路上前行艰难。2004年2月，安徽省财政厅干部沈浩来到了小岗村，带领村民进行“二次改革”，把村民领上了致富之路。第一步，调整产业结构；第二步，发展红色旅游业；第三步，着力办好工业园。并以“三步走”为契机，推进“四型村”建设目标。
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
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与社会进步、污染防治与节能减排、生态保护与建设、环境保护与国际合作5章，共有35个案例。
文物保护典型案例篇3
「关键词民事权利，类型化，法益，保护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
案例一：甲、乙两名研究生同住一个寝室，共用一台电脑。甲向美国某大学发出入学申请.一个月后，该大学以电子邮件的方式致函于甲，表示接受甲的申请，请甲以同样的方式告知是否准备入学。乙出于嫉妒，盗用甲的名义用电子邮件的方式回复该美国大学，表示拒绝其邀请。甲乙双方遂发生纠纷。（注：马利民：《首起涉及互联网络的侵犯姓名权案开庭》，载《法制日报》1996年7月10日第2版。）
案例二：某出版社出版某市交通旅游地图，将其中机票销售处的电话误印成某甲家庭电话，致甲经常受到电话侵扰，无法正常生活。（注：《人民法院案例选-民法卷》（中），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925页。）
在上述两例中，均存在着当事人某种民事利益受侵害的事实。当这种侵害的结果发生时，就需法律予以必要救济。但我国现行法律却未对上述利益归类于何种民事权利作明确规定。如例一，在甲与美国大学处于缔约磋商阶段时，乙以甲的名义为要约拒绝，就引出如下疑问：承诺是否属权利？如承诺是权利，它是何种性质的权利，且在法律无明文规定时，其保护根据何在？如承诺不是权利，受害人的损害又将如何获得救济？同样，例二中也存在着民事主体正常生活不受侵扰是否是一项权利的界定问题。的确，在大陆法系领域，法律设置各种类型民事权利的目的，在于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纷繁复杂的民事利益分门别类地纳入其“辖区”内，一旦某种民事权益受到侵害，就由相应的民事权利机制加以保障。然而，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早已证明，民事主体的利益范围具有无限多样的特征，就像公民的宪法权利一样是不胜枚举的（注：德沃金教授认为：如果人权法案仅列举对一个社会平等关注和基本自由所必需的权利中的某些权利，而对其它这类权利只字不提，那么法官拥有实施这些实际列举这些权利的权力的见解是颇具争议的。王小能、赵英敏：《论人格权的民法保护》，《中外法学》2000年第5期。）。单纯依靠有限的权利类型去调整近乎无限的利益冲突，必然会有救济不能或保护不周之虞。因此，讨论民事权利类型化及其保护，对我国完善民事立法和健全司法运作机制，是大有裨益的。
二、权利类型化：制定法的产物
在私法领域中，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源远流长，对各国民商立法影响颇巨。但两大法系由于在理论基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操作程序等众多方面的不同，导致了他们对权利是否需类型化及其保护的态度也截然不同。
英美法系总体上奉行遵循先例，自由心证的原则，以先例和衡平观念作为法官判断的依据.他们认为法学家或法典编纂者不能对未知世界的人类行为进行分类并继而就它们制定法律，正如博物学家不能对未知世界的动植物进行分类一样。（注：董茂云：《法典法、判例法与中国法典化道路》，《比较法研究》1997年第4期。）在英美法系，法官既是司法者又是立法者，法官造法功能得到充分发挥。约翰。奥斯丁指出，在实在法不能提供任何指导或参考意见的情况下，法官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像立法者一样行事，并创制能完满地处理这个问题的新规则。（注：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43页。）英美法系之所以采取如此态度，原因在于其推崇经验主义的法哲学传统。正如霍姆斯所说：“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注：霍姆斯：《普通法》，转引自注①董茂云文。）因此英美法系较之大陆法系更加注重对案件“个别化”的考量。（注：庞德：《法律史解释》，转引自注①董茂云文。）相应地，英美法系对权利体系和权利类型的看法与大陆法系就存在着较大分歧。当然，这并不是说英美法系不存在权利类型化的现象，比如英美法的财产权的类型就是固定的，（注：thomasw.merrillandHenrye.Smith，“optimalStandardizationintheLawofproperty：thenumerousClausesprinciple”，theYaleLawJournal.）另在侵权行为法和契约法中也有很多权利类型。承诺权便是其契约法中的明确概念。（注：杨桢：《英美契约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7页。）尽管英美法中也存在着众多的权利类型，但却并不存在一个逻辑缜密、完整封闭的权利体系。当现实生活中出现某种利益需要保护而法律或判例均无反映时，法官就可依自由心证的原则径行将其认定为权利并予以保护。若这种对权利的认定是合乎衡平原则的，则该种权利类型将以判例的形式被确认下来，反之则会被新的判例。由此决定了英美法系的法官不必像大陆法系的法官那样，面对具体的案件先向现有的权利体系中去寻找能够适用的权利类型，如果一旦发现法律并未规定这种权利类型，则会以“此种利益非法律所保护”为由拒绝给予救济（尽管法律规定法官不得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裁判，（注：《法国民法典》第4条，罗结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并规定有诸如“诚信原则”等一般条款，但上述情况仍时有发生）。英美法系的做法其实与权利类型的相对无限性，富于变化的特点相适应。
大陆法系奉行法典化传统，一切皆本于典籍。即使在私法领域，制定法仍处于不可动摇的首要地位，先例的援引，法官自由裁量的余地均甚为狭窄。其原因在于对制定法的过分预期.在大陆法系的立法理论中一般认为，法律先存于权利，即权利是由法律创设，并由“法律之力”予以担保。任何利益只有经过法律的确认才能成为权利。（注：史尚宽：《民法总论》，正大印书馆1970年再版，第13-14页。）同时以为只要通过理性的努力，法学家们就能设计出一部作为最高立法智慧而由法官机械地适用的完美无缺的法典。（注：同上注①董茂云文。）实证主义法学家和分析法学家也确信，实在法（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制定法）制度乃是一种全面的、详尽的、在逻辑上自恰的规范体系，而且该规范体系为法院所可能面临的一切法律问题都提供了答案。（注：同上注②e.博登海默书，第442页。）这些理论归结到一点，就是出于对唯理主义的尊崇并防止法官造法。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大陆法系秉承罗马法传统，相继制定出了一系列体例完备的法典，并基于这些法典发展起来一整套逻辑严密而又相对封闭的理论体系。其中，民事权利作为民法的核心概念自然倍受关注。（注：彭万林：《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因此可以说，权利类型化是与权利法定相辅相成，是制定法的产物。
三、权利类型化：一对悖论的形成
权利的类型化是制定法的产物。大陆法系的法学家们殚精竭虑，极尽概括、抽象之能事，终于演绎成今日之权利体系及其相应的权利类型。但限于立法技术和立法者认识能力，或出于公共政策和利益衡量的考虑，法律不可能将主体的全部利益都纳入权利体系之中，这说明权利体系应是开放性的，权利种类应随着社会变迁而不断充实和发展。（注：许多权利，并非在法律上均有直接依据，若干类型是在法律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最近才被发现者有之（如形成权），有些是因为新的交易形态而受到特别重视（如期待权），易言之，权利是一个具有发展性的概念，某种利益在交易上具有重要性时，或直接经由立法，或间接经由判例学说赋予法律效力，使其成为权利，加以保护，以尽其社会功能。参见王泽鉴《民法实例研习丛书、民法总则》，台北三民书局1996年版，第42页。）然而，在制定法“法外无权”观念的影响下，权利类型又无法无限地自由发展。唯有那些符合权利特征并被制定法认可的民事利益，才可纳入正式的权利类型。于是，在权利能否类型化的问题上，使人遇到了一对无法回避的悖论。
权利类型化过分拘泥于法律明定或现有的权利类型，使民事主体在法定权利类型之外的利益难以得到周到的保护。法律无法完全将所有的权利类型化，必然会存在一些没有被法律确认，而实际上法律又应当在目前或将来确认的权利，即所谓的“应有权利”。（注：程燎原、王人博：《赢得神圣-权利及其救济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页。）应有权利虽未被法律确认，但它已构成了法定权利的价值基础，具备了法定权利的应有特征，只是立法者受主观或客观条件的限制未能将其明确归入现行权利体系当中，甚至在学说上也未作讨论和归纳。但应有权利的客观存在是不容置疑的，并且其涉及到主体的人格尊严和财产利益，实有保护的必要。事实上，大陆法系在强调权利类型化时，并非对其弊端熟视无睹，他们在以法律确认权利的过程中，除了那些被立法者认为不符合统治阶级利益而不予认可者外，对某些应被法律确认而结果却被法律“遗漏”的权利，则求助于“权利推定原则”。（注：郭道晖：《论权利推定》，《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亦即在私法领域，法不禁止者即为权利。当法定权利不足应付现实需要时，得以“权利推定原则”以济其穷。但既然权利可以推定，那也就说明并非只有法定权利才能受保护。民事主体的某种利益只要具备权利的特征，具有可保护性，即使未被法律确认为固定的权利类型，也应作为权利给予保护。可见，“权利推定原则”的确立，既是对权利类型化的补救，也是对权利类型化的否定。
另值得一提的是，为解决权利类型化所带来的救济不周或不能的问题，为缓和权利推定原则引发的矫枉过正的矛盾，大陆法系的主要代表德国提出了“法益”的概念。所谓法益，指于法定权利之外，一切合乎价值判断，具有可保护性的民事利益。这些民事利益通常不能被归纳到具体的、有名的民事权利当中，但又确实为权利主体所享有，并经常成为加害行为侵犯的对象，实有保护的必要。关于法益的成文法根据，一般认为是《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2项和826条之规定。在823条第1项中，用列举的方式规定了侵权行为的客体，即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其他权利。作为第1项的补充，该条第2项宣称，凡违反以保护他人为目的的法律者，也应承担损害赔偿之责。第826条则规定以违反善良风俗的方式故意对他人施加侵害的人，同样要承担损害赔偿之责。（注：《德国民法典》，郑冲、贾红梅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在该项中，就体现了法律保护法益的目的。传统理论认为，大陆法系（尤指德国）侵权行为法中有三种侵权行为类型：权利侵犯型、法律违反型、善良风俗违反型。（宋春雨：《齐玉苓案宪法适用的法理思考》，载《人民法院报》2001年8月13日。）《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2项就是法律违反型侵权行为的渊源.《德国民法典》的这条规定反映了德国法学家周密严谨的理论抽象能力和一定程度的前瞻预测性。而究其理论根源，则是因为耶林的利益法学在德国具有深远的影响。耶林认为，权利的目的是某种利益，进而言之，任何法律也都以某种利益为目的。在民事权利保护的问题上，具体的、有名的权利都有其相对应的利益范畴，也正是因为这些利益范畴的千差万别，才有如此丰富多彩的权利形态，组成完整的权利体系。与此同时，德国民法学家也认识到，在具体、有名的权利类型之外必然仍有民事利益的存在，并且这些民事利益也都不同程度的为民法或其他部门法所体现。因此，不能因为这些利益没有被抽象成权利就不予保护。于是创造了法益一词，意指受法律保护或能够产生法律效果的民事利益。
权利类型化面临的困境是已有的权利永远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即使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仍不能满足），因此需要不断地由立法者“造权”（或称“发现权利”），以填补权利体系的空白。而权利不进行类型化，保护权利的过程无非就是一个更为直接的法官“造权”过程。倘若法官素质尚付阙如，那么处于低水平的“自由心证”同样可能造成对民事权利保护不周，使应有权利被扭曲甚至遗失。
四、权利类型化：保护机制的探寻
我国民法基本沿袭大法陆系传统，现奉行的法哲学观念也基本与之吻合，注重制定法的作用，注重法律体系的完整性和安定性，这一精神还要在将来制定的民法典中进一步体现。（注：梁慧星：《关于制定中国民法典的思考》，载《人民法院报》2000年2月5日，第3版。）在实务中我们也始终坚持这一原则，如在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公布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中就明确，（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1年第1期。这种作法与英国早期的“令状”制度颇为相似，但“令状”制度由于过分注重形式且范围狭窄不能周到保护民事主体的权利而早被普通法所抛弃。）每一个立案理由对应着一个或一组民事权利，只有受侵害或发生争议的民事利益符合“立案理由”中的某个案由的规定，法院才能受理立案，给予法律保护，否则将被“驳回”。
依民事权利的客体所体现的利益性质，可分为财产权、人身权。进而还可逐层细分，如人身权可分为人格权和身份权；财产权可分为物权、准物权、债权等。相对而言，这一权利体系逻辑是完整而严谨的，且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能够满足民法调整市民生活的需要。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个体系的缺陷日益暴露，主要表现为许多新类型的权利无法纳入其中。如前文例一中，甲之承诺是否为权利？想必回答应是肯定的，因承诺无论从其外部界限（利益、法力）还是从其内部界限（意志自由）均符合权利的特征。那么它是一项何种权利？从对权利客体的分析可见，承诺权是受要约人对自己承诺行为的支配，如此一来，承诺权则不能纳入上述以客体为标准的权利体系中。虽然有人认为，承诺权是形成权。（注：马俊驹、白飞鹏：《第三人侵害合同缔结的侵权责任论纲》，《法商研究》2000年第5期。）但对形成权的侵害应如何救济呢？是适用合同法，还是侵权行为法？因承诺发生在缔约阶段，此时合同尚未成立，承诺人未享有合同债权，自无适用合同法的余地。而依侵权行为法的通说：“行为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的财产和人身，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以及依法律特别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注：王利明、杨立新：《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由该定义可知，侵权行为法调整的对象是侵害财产权和人身权的行为，但因承诺权既非财产权又非人身权，故能否适用侵权行为法也有疑问。又如前文例二中，法院最终判决认为，被告出版社侵犯了原告的生命健康权，主要落脚点是健康权。但也有观点认为，被告侵犯的不是原告的健康权，而是正常生活不受侵扰权。（注：《人民法院案例选-民法卷（中）》，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925页。）健康权是指自然人以其器官乃至整体功能利益为内容的人格权。（注：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7页。）单纯的电话侵扰尚不能认定为对主体健康权的侵害。而所谓正常生活不受侵扰权如何归类也是一个问题。从性质上说，正常生活不受侵扰权与人格权最为相似。但人格权是涉及民事主体主体资格的权利。（注：李锡鹤：《民法哲学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22页。）正常生活受到侵扰能否认定为是对主体资格的侵害尚待商榷。况且与此相似的是在相邻关系中，一方侵扰另一方的正常生活通常被认定为是对所有权的妨害，而不是对主体资格的妨害。
文物保护典型案例篇4
----------兼谈律师信用权立法保护
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王中
内容摘要：信用权具有财产权和人格权双重属性，这应是立法基点.通过考察我国与外国的信用权立法现状,本文从三个方面立法提出自己观点：民事立法方面,建议不要在《中国民法典*人格权编》中规定，又四种设计方案可供选择；行政立法方面,通过比较可以得出当前信用权立法重点,不是完善民法典信用权规定而应是借信用的行政立法大潮来完善信用权立法；信用权刑事立法可以借鉴著作权刑事立法。本文对信用权立法中的难题解决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最后,从实践角度谈谈律师信用权立法保护。
关键词：信用权、双重属性、中国民法典、行政立法
目录
一、我国信用权立法研究现状
二、信用权民事立法研究
（一）不宜在《中国民法典*人格权编》规定的理由
（二）对信用权在《中国民法典》立法设计的建议
（三）信用权外国立法与认定侵权的难题
三、信用权行政立法研究
(一)当前信用权行政立法特点
(二)为什么信用权立法要把行政信用立法当作当前重点
（三）信用行政立法中对信用权的立法保护建议
四、信用权刑事立法研究初探
五、律师信用权的立法保护
一、我国信用权立法研究现状
我国对信用权的立法,很明显是沿两条轨道进行的：一条是呼吁保护信用权的立法，以《中国民法典*人格权发编*信用权（草案）》为标志；另一条是通过信用立法保护信用权，这是社会主流，以政协委员提案和中国法学会商法年会将2002年中心议题定为信用为突出标志。因此，当今情况下,单独片面研究信用权的立法，而不考虑信用的立法，就会失之偏颇，反之亦然。这应当是信用、信用权立法的出发点，也是本文立法研究的立脚点。
我国信用权立法研究，主要代表人物目前是杨立新、吴汉东两位教授。早期以杨立新的《论信用权及其民法保护》为代表，近期以吴汉东的《论信用权》为代表。另外还有苏号朋的《信用权研究》和张新宝的《网上商业诽谤第一案：恒升诉王洪等侵权案评析》。当然也有在强调信用立法战线中，提醒注意保护信用权的江平教授等学者，但内容不具体。他们关于信用权研究的主要观点之间的分歧是比较明显的：在是否必要对信用权立法存在对立观点；即使主张立法保护的内部也存在较大分歧。杨立新教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法编>（草案建议稿）起草说明》提到：“对信用权是否要规定，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信用权是已经死亡的权利，不必加以规定，并举出《德国民法典》关于信用权的规定，在日后并没有很好发挥作用的实例加以说明。另一种意见认为，信用权是有必要加以规定的，因为这是关于民事主体的经济能力评价的权利，在市场经济中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并举出我国台湾最近修订民法债编补充规定信用权的实例加以说明。草案最终也没有规定信用权。”在提供《中国民法典（草案）》学者稿中，王利明、杨立新负责的建议稿和梁慧星负责的建议稿都没有信用权的规定。但人大法工委建议稿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人格权编”中有信用权的规定。目前主张立法保护信用权成为主流观点。杨立新教授、吴汉东教授都主张对信用权实行立法直接保护，但内部分歧却比较大，前者主张信用权属于人格权按照人格权法保护,并已经纳入《中国民法典（草案）》；后者和张新宝则主张信用权属于财产权应按照财产法保护。
而另一条立法战线——随着全国信用立法呼吁声音逐渐加大,目前涉及的信用权法律条款也引起重视。信用立法人士抱怨信用权的民事立法缓慢进展阻碍了整个信用行政立法进程。原因主要在于大家对信用权的基本问题还存在较大分歧。
期望本文有助于弥合这种分歧。本文分别从民事、行政、刑事立法四个方面展开，并以律师信用权立法保护为应用范本。
二、信用权民事立法研究
（一）不宜在《中国民法典*人格权编》规定的基本理由
将信用权全部纳入人格权，这合适吗？我认为，信用权更具有财产权属性，原因有三：
1、从实践中看：以美国为例，信用是美国个人“第二身份证”，没有信用，律师服务都要关门。获诺贝尔奖的纳什教授因为精神病侵袭信用崩溃，听到获奖消息的第一个反应说，“我希望诺贝尔奖可以提高我的信用度，因为我实在是很需要一张信用卡。”该事例鲜明了信用权的财产权属性。有调查表明，发达国家信用交易占90%，而我国仅占20%。从反面角度看，只需要列举几个数字就可以说明：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蒋正华在某论坛指出，我国每年因信用缺失5855亿元，约占财政的收入37%，中国企业存在五大信用危机：假、赖、骗、诈、欺。其中造假低劣损失2000亿元，银行胜诉案件执行率只有15%，银行由于讨债直接损失每年约1800亿元，很多企业被迫采取现款交易导致增加财务费用每年有200亿元左右。这正反两个方面数字还不足以证明信用权利在市场经济的经济属性吗？
2、从法律性质上看，即使主张人格权的杨立新教授也认为，“信用权具有明显的财产性”，“信用利益在具体经济活动中，能够转化为财产利益”①。吴汉东教授主张：“信用不是一种人格利益，而应归类于无形财产的范畴。”②按《德国民法典》第824条信用权侵权认定的规定，信用与“他人的生计或前途”联系在一起，这也可以说明信用权的经济依赖的财产权属性。
3、从立法目的看，承认信用权的财产权性质，就能够适用财产权全部赔偿的原则，更能够充分保障权利人的利益。
另一方面，我认为，吴汉东教授否认信用权的人格权属性是不妥当的。实际上在吴汉东教授对信用与信用权定义——“笔者认为，法律上的信用是指民事主体所具有的偿付债务的能力而在社会上获得的相应的信赖和评价”中，他也承认人格“信赖”和“评价”的基本属性，而且说“是一种从一般人格权中分离出来的新型民事权利。”因此，否定信用权的人格属性也是偏颇的。
综上，我既不同意杨立新教授的“人格权说”观点，也不同意吴汉东教授的“财产权说”观点。我认为，信用权具备人格权、财产权的双重属性。信用权就象知识产权一样，是一种混合权利，更在于它给权利人和我们的社会带来的经济利益和社会价值（趋向）。这一点是本文从民事、行政、刑事研究问题的基石。
（二）对信用权在《中国民法典》立法设计建议
基于上文对于信用权的人格权与财产权的双重属性分析，若把信用权单纯列入人格权就会有失偏颇。所以将它要么转移到合适位置，要么删除以免误解。
第一方案，移植到“侵权责任”章中，作为侵权的一种方式，不必直接列明是人格权还是财产权或同具两种属性。这是最省事的选择。
文物保护典型案例篇5
关键词：人体解剖学；案例教学法；效果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4）24-0200-02
随着社会对医护人员的要求越来越高，如何培养高素质的医护人才成为了高等医学院校的一项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和难题。那些一进入医院就能很快熟悉环境、适应岗位的医学生也成为了各医院的“抢手货”。而这离不开对医学生临床思维和实践能力的超前培养。笔者尝试将案例教学作为重要环节引入解剖理论的学习，以期实现对医学生临床思维的超前培养。高职院校护理专业，即是以培养较高层次的实用型基层护理人才为宗旨和目的，以职业技能的培养为根本，以必需、实用、够用为度，力求满足学科、教学与社会的需求。一些典型案例正可以较早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法是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的需要，选定典型案例，让学生在具体问题情境中积极思考、分析、讨论，从而提高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我们认为，人体解剖学进行案例教学的目的在于加强理论学习与临床表现的联系，帮助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记忆，也就是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对于将案例教学实施于人体解剖学的教学笔者提出以下粗浅看法。
一、筛选适合案例教学法的章节
典型案例本来就不是很多，加之案例的呈现必须要有相对应的章节、内容等与之互相呼应，否则定位不当，案例不能配合教学需要，就很有可能事倍功半，也就是说，该章节、内容是否适合案例教学，与之比较哪种教学方式占优，以及案例教学应当占比多少，这些都是能否成功应用案例教学法的前提条件。
二、对案例教学法的对象进行定位
案例教学需因人而异，须分层次，当然这无形会增加教师的工作量。但为了教学的成功，这种努力是很有必要付出的。笔者选取了本院普专护理3个班、涉外护理2个班进行案例教学实践，因他们都是高中毕业统招进来的，基础总体较好。
三、案例教学法的实施步骤
1.收集案例。案例来自实践，来自生活，来自他人的经验。所以教师不能够光有理论知识，还需要有一线体会或实践经验，还需要博览群书，方能够对案例的选取有较好地把握，知道哪些是典型案例，能够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
2.整理选取案例。只有紧紧围绕教学目标的典型案例，才能够达到教学要求，满足教学需要。对于人体解剖学教学，有的根据教学内容编写病例，如骨骼系统―骨折、呼吸系统―气管异物易坠入部位、生殖系统―男女结扎部位等。我也是围绕与临床有密切联系的方面来进行案例整理并进行教学的，即运动系统结合肌肉注射的常用部位，消化系统能结合胃管插管的临床应用，呼吸系统能结合气管插管的临床应用，泌尿系统能结合尿道插管的临床应用，心血管系统能结合测血压等。
3.呈现案例。①平铺直叙法。以教师讲解为主，案例的呈现平白直观，案例的分析思路由老师形成并进行教学，学生以被动接受为主。此举的目的只为拓宽学生的知识面，让他们知道案例分析的重要性和学习思路，为以后的学习打下基础。②小组讨论法。要求每个同学参与查资料、分析案例、提出看法，再综合大家的意见得出统一的结论。老师作为发起人和引导者同时又是工作总监必须起到保证讨论按照要求顺利进行的作用，否则有可能流于形式。③情景再现法。我们尽可能选取能够再现情景的直观教学法，如采用实训室平台、网络虚拟、临床观摩等，让学生能够尽可能多地从中受益。为此，笔者与当地市人民医院的专家联合进行了此方面的探索，受到了学生的一致好评。④配合其他如pBL教学法。pBL教学法，将关键的思路以问题提示的方式指引学生去思考、分析、解决问题，这时候会让学生茅塞顿开，增强学习信心。同时鼓励学生可以发散思维提出老师没有考虑到的问题，就更能激发同学的学习热情，增强学习效果。⑤总结案例。通过及时反馈，了解同学对案例教学的认可程度和接受程度。如有的案例比较复杂，同学反映老师讲解速度比较快，阐述不够清晰，跟不上进度，这时老师就要不厌其烦地放慢讲解速度，并且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如增加幻灯、录像等进行教学，使同学进一步理解和掌握。
四、效果
课程结束后，笔者采用问卷调查方式，发放问卷305份，收回305份，有效回收率100%。结果显示：96.07%的学生认为案例教学法提高了其学习医学的兴趣；94.43%的学生认为案例教学法促进了其对基础理论知识点的理解与把握；92.46%的学生对将来从事临床护理有了一定的思想和心理准备；82.95%的学生是在与他人的医学知识交流中感受到了自信与尊严感的提升；87.54%的学生认为自己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五、反思与讨论
1.案例教学法要取得成功最重要的步骤在于选取适合本门课程的典型案例，采取多种教学手段对案例进行深辟的分析，进行师生良好的互动，调动教师、学生的积极性。
2.案例教学法应用于基础医学的教学尚处于摸索之中。在面对大一、大二的学生时，如果所有章节都使用这种教学方法，不仅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也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同时注意案例教学不要涉及深奥的临床检查和临床治疗用语，同时要有启发性，以激发学生的思维活动。
3.案例教学必须以学生的积极参与为前提，以教师的精心组织为保证，做到各方面的有机结合、协调统一。如何保证组织的严密性、高效率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难题。
4.案例教学法如何控制数量和质量，这需要老师在案例的设计应用中不断地总结经验，同时也需要优化解剖老师的知识结构和不断提高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1]童旭红.案例教学法在高职院校的适用性分析[J].职业教育研究，2011，（9）：39.
[2]刘华，周小兰，宋梅，等.浅谈案例教学法的作用及实施[J].卫生职业教育，2011，29（16）.
[3]邢雪松，吕威力，赵海.案例教学法在人体解剖学教学中的应用[J].解剖学研究，2010，32（6）：453.
[4]别永信.卫生职业学校解剖学实验教学资源库建设实践[J].解剖学杂志，2009，32（2）：278.
[5]李新枝，杨琴，林森，等.提高组织学与胚胎学教学质量的体会[J].基础医学教育，2011，13（11）：979.
[6]高岚，牛晓军.案例教学法在胚胎学实验教学中的应用[J].四川解剖学杂志，2007，15（4）：59.
[7]卓少元，韦玉兰，封毅.案例教学法在医学生物化学教学中的应用体会[J].广西中医学院学报，2008，11（3）：140.
[8]陈婷婷，韦力，黄绍明，等.系统解剖学案例教学法中案例设计的初探[J].解剖学研究，2010，32（4）.
文物保护典型案例篇6
知识与技能：
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的含义、内容。增强学生对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理解，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及依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
过程与方法：
在明确讲述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的涵义、内容和作用的基础上，教师可以提供几个典型的相关案例，由学生进行个案分析，加深对以上内容的理解。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引导学生珍惜和运用自己的合法权益，增强学生依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
教学建议
重点、难点与疑点分析
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的基本要求是本框的教学重点。因为本框集中介绍的是社会、学校对未成年人保护的责任，使学生明确相关的法律内容，以达到依法保护自己合法权益和依法约束自己行为的目的，因此将“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的基本要求”确定为本框的教学重点。
教法建议
本框着重阐述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的涵义及其基本内容。
社会保护：
在讲“社会保护的重要意义”时，教师可以针对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以列举法进行讲授。
关于“未成年人保护法对社会保护的基本要求”，教师可以采取让学生列举一些他们的所见所闻或亲身感受，并要求学生加以讨论、评价，老师再概括归纳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对教材知识的理解更加深入，同时也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发挥学生学习主体的作用。
司法保护：
教材对未成年人保护法关于司法保护的基本要求进行了阐述。对前三方面的基本要求，教师利用教材或者自己收集的资料稍作讲解即可，因为它主要是对有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而言，其他的广大未成年学生只要一般了解就行了。对于第四方面的基本要求，教师要结合具体案例来分析、讲解，因为这样既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可以将教材内容具体化和形象化，有利于学生的理解与记忆。
教学设计示例
今天我们继续介绍未成年人保护法关于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的相关内容。
三、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板书）
1、在介绍完社会保护的涵义以后，教师可以列举一个典型案例，与学生一起进行分析，归纳出社会保护的重要意义，并结合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讲清楚社会保护的作用、内容。
附：案例——“姐弟携款三万出走网吧”（详见扩展资料种文字资料）
2、在介绍完司法保护的涵义以后，教师可以列举一个典型案例（见扩展资料），与学生一起进行分析，归纳出司法保护的重要意义，并结合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讲清楚司法保护的作用、内容。
下课之前，利用一点时间布置探究活动：
题目：调查学校周围（或学生居住的社区周围）游戏厅、网吧执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的情况。
注：案例-----最好用教师自己搜集到的在本地区有影响的典型案例
教学手段：
1、教学时间和教学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充分利用教材中的插图、小栏目、文字资料及教师自己、学生搜集到的资料、案例，解决本框教学的重点、难点。
2、可以利用投影片、实物投影、电视录像及影视作品或图片来帮助学生理解、掌握各知识点。
3、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充分利用现代化的多媒体及互联网技术，开展多种方式的教学。
探究活动
题目：调查学校周围（或学生居住的社区周围）游戏厅、网吧执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的情况。
（一）活动目标：
1、培养学生社会调查的能力。
2、通过此活动，对法律的强制性与普遍约束力的特点及对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有更深刻的理解。
（二）教学步骤：
1、学生分组进行调查。
2、各组写出调查报告，在班上进行汇报，要求调查报告要具体，要有分析、有自己的观点、见解，还要自己的感受。
3、进行汇报以后，由学生评出最佳合作小组、优秀调查报告等奖项。
（三）对教师的建议
1、强调学生要注意安全。
2、对调查报告的格式、内容加以解释。
（四）评价重点
文物保护典型案例篇7
一、引言
中国先秦时期即有“权利”一词,但仅具权势与财货之意。[1]近代意义上的权利,始自丁韪良翻译《万国公法》。[2]此权利与彼权利,乃中国传统纲常名教与西方近世法理之区别,时代相异,名同意远,固有天渊之别。一如邓建鹏教授所说,中国古代社会一直面临着“权利的难题”,而近代法上的权利,“主要停留在私人的意识与观念之中,未能抽象为自给自足的法律概念与相应完善的保障机制,无法发展为一套完整的权利体系。”[3]受制于封建等级社会和礼教传统文化,平等人格或人格权概念亦未见诸于立法之中。不过,与人格(权)相关的规范,特别是对生命、健康及身体完整性之保护,却是刑事立法的重点之一。同时,关于贞洁烈妇、皇亲国戚之名誉等,也不乏规范。[4]这种人格保护与不平等的现象,与未经近代人权洗礼的早期西欧社会并无本质上的不同,例如古罗马时期便有生来自由的人与奴隶的人格不平等。人格平等与权利观念,与一国社会历史和文化密切相关。
中国近代法上的人格权立法,始于1911年《大清民律草案》。[5]1925年,北洋政府又完成了《民国民律草案》。[6]这两部民律草案虽未正式颁行,但实为内外困局之下中国人改弦更张,学习西方以自强,图生存、谋发展之举;于法制史及司法实践而言,亦具有深远影响。其后,政府1929年制定民国民法。半个多世纪之后,1986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两部民事基本法均规定了人格权。
近代转制以来,民法草案不少,之所以选择《大清民律草案》和《民国民律草案》,一者《大清民律草案》为近世法制转型之标志性民法草案;二来《民国民律草案》续接前朝转型样式,过渡至民国民法,成就近代民法制度转型之基础。而选择民国民法和民法通则,是因为两部民事基本法均为正式颁行的法典,具有历史与现实意义。本文从历史角度梳理中国人格权立法,分析《大清民律草案》、《民国民律草案》、民国民法和民法通则中关于人格权方面的规定,从立法模式、权利类型、立法结构和历史文化几个维度加以分析,试图从中得出一些启示。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除对法典采用官方文本之外,其它各种学者建议稿文本,非特别说明,一律采取编、章、节、目、次等层级顺序编号。
二、《大清民律草案》关于人格权的规定
1911年《大清民律草案》为中国民法史上第一部民法草案。《大清民律草案》分总则、债权、物权、亲属和继承5编,共1569条。第1编总则之第2章“人”;其中,第5节名称为人格保护,共7个条文(第49—55条)。
《大清民律草案》第49条规定,“权利能力及行为能力不得抛弃。”第50条规定,“自由不得抛弃。不得违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而限制自由。”此两条申言人之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及自由不得抛弃,乃倡导人格尊严之举。这种规定,顺应近代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人格权保护之基本厘路:从法国民法典到德国民法典,[7]人权保障从宣示人的平等与自由,转入以实证为基础的人的具体权利之实现。落实到民法上,就是承认:人生而具有权利能力,并具备与自己智力状态相一致的行为能力。王利明教授认为,德国民法典“重财轻人”,对自然人规定过于简单,没有涉及一些重要的人格权。[8]但笔者认为,从法国民法典到德国民法典,不是“人法”到“物法”之变化,而是抽象的人格张扬到具体人格之实现,蕴涵其中的是自然法思潮向实证主义法律思潮的转换,这与两部民法典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文化及民族精神等有关。[9]德国民法典创造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实证法上的依据,即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这样,人格范畴的功能,就直接转化为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之具体实现,实为工具理性使然。20世纪初,德国和瑞士总结19世纪立法成就,相继出台民法典,其影响力日盛。《大清民律草案》仿效先进,先采纳德国法上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两抽象概念,确认人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有行为能力者通过自己法律行为取得权利或负担义务;再仿效瑞士法上的体例和条文设计,设人格保护专节。瑞士民法典[10]第27条规定:“(1)任何人不得全部或部分地放弃权利能力及行为能力。(2)任何人不得让与其自由,并在限制自由时不得损及法律或善良习俗。”其后,在第28条和债务法第49条承认一般人格权、胎儿的权利等,“其内容均优于德意志的解决方式”。[11]《大清民律草案》脱胎于封建礼教,为克服国民奴性心理和强权意识,在体例与条文上循瑞士民法典先例,以“不得抛弃”而论,契合了“人性尊严既不能剥夺亦不能抛弃”[12]的近代人权观念,更符合当时的中国社会场景。
第51条类似于人格权的一般条款:“人格关系受侵害者,得请求摒除其侵害。前项情形以法律规定者为限,请求损害赔偿或抚慰金。”此条规范,几乎就是瑞士民法典第28条之翻版。[13]俞江教授试图解读出新意,认为这里“侵害”之表述不同于瑞士民法典上“不法侵害”,突破了侵害人格权须以“不法”为条件这一限制。他认为,“这样,关于人格权的侵害理论,就不完全是侵权行为理论所能解决的,而是具有其独立的价值。仅就这一意义而言,也不能简单地将《大清民律草案》关于人格权的规定视为对国外民法的抄袭,而应看到其立意的新进方面。”[14]这种分析,已经脱离了法典的语境以及清末民初对于侵权行为之常识,即人们不会认为刑罚意义下的自由限制及对生命的剥夺也是一种民法上需要摒除的侵害。不过,《大清民律草案》此处用“人格关系”一词,既非“人格权”,也不是瑞士法上的“人格”概念,确有不妥之处。虽然作为一种权利或利益(人身或财产),本质上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侵害这种权利或利益,本质上也是对这一社会关系的侵害,但作为直接的侵害对象,还是应该以所侵害之权利或利益进行直接表述,这样更加符合规范逻辑和生活语境。[15]《大清民律草案》此后的4个条文(第52条至55条),为姓名权的登记、改名、撤销、摒除侵害及禁止等规定。而且,自然人姓名之起名或改名,均须到主管衙门登记,有较强行政色彩。特别有意思的是,第52条规定“姓名非登记,不得与善意第三人对抗”,似为登记对抗主义。在当时信息不发达之时,是否有此张三冒名彼张三引发纠纷之案例,诚为史家与法律社会学研究之趣旨。
除总则编之外,《大清民律草案》第2编债权之第8章侵权行为中,有些条款设定了人格权。第960条第1款规定,“害他人之身体、自由或名誉者,被害人于不属财产之损害,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此条款,意在表明侵权损害赔偿中包括了非财产性损害,承认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实际上却在条文中设立了身体权、自由权和名誉权。第968条和第971条又设立了生命权,并规定了财产性损害赔偿责任和非财产性损害赔偿责任。
客观而论,《大清民律草案》奠定了民国初期民法近代化的规范基础。[16]对中国人而言,它不仅是在学说上和西式法典上对西方的接受,“从根本上是一种文化选择”。[17]关于人格权立法,虽未独立设编或章,但却在总则编“人”一章中设专节规定。这种做法,不仅符合当时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立法潮流,而且采先进立法例,区别人身权中的身份与人格,并仿效瑞士法,在“人”一章中又设专节,直接定名人格保护,其意欲改造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之决心,可鉴于世。诚然,《大清民律草案》总则编人格权一节尚显简陋。以今日之论,实际上仅规定了自由权与姓名权两种具体的人格权;在概念、条文设计、逻辑结构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例如所谓“人格关系”、姓名之“登记对抗主义”等,语意含混、模糊。但从总体上讲,它毕竟效仿近代民法典之先进瑞士民法典,将现代人格保护制度引入中国,实乃一大创举。中国近代法制转型之际,民法典制定继受外国法,学者们谈及较多的是采瑞士民法典之民商合一模式。其实,在人格权立法方面,瑞士民法典也反映了民法典编纂的一个发展方向。瑞士民法典第1编人法之第1章自然人之第1节人格法中,第27条及其以下,对人格权保护进行专门规定,形成了一般条款与具体人格权列举相结合的模式。《大清民律草案》体例上仿此先进,其诸多条款,也成为后世立法渊源。这一点往往被近世学者所忽视。至于其保留封建礼教之男尊女卑,否认妻子的行为能力(第9条但书、第26至30条),实为传统宗法社会之积弊。可见,人们多言瑞士民法典对民国民法典的影响,其实可以追溯自大清末年之转制。[18]
总之,1911年《大清民律草案》立意高远,在中国法制史、特别是民法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在人格权立法上,以下四个方面尤为突出:一是仿效先进立法例,设人格保护专节,于中国等级社会和传统礼教文化中倡导人格权,具有振聋发聩之功效。二是采用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之抽象的法技术概念,在与生俱来和生而平等的法律原则下使得人格权获得了实证法上的规范性意义。三是通过总则编和债权编结合,在一般条款(第51条)之外,规定了生命权、身体权、自由权、姓名权、名誉权等权利体系。四是确立了侵害人格的财产性损害赔偿和非财产性损害赔偿(或抚慰金)两种责任。
三、《民国民律草案》关于人格权的规定
民国初,司法部于1911年颁行《中华民国暂行民律草案》,实为《大清民律草案》之翻版;编、章、节、目、次及具体条文,均相同。北洋政府执政后,沿用清末民事法制,凡与国体及嗣后颁行成文法不相抵触者,仍然继续有效。1914年,法律编查会(1918年改为法律修订馆)开始修订民律草案,至1925年完成《民国民律草案》,史称“第二次民法草案”。草案完成之时,正值“北京”,草案未予公布。但是,此草案经司法部通令各级法院作为条理适用,在实践中起到了统一民事司法的作用。[19]
《民国民律草案》分总则、债、物权、亲属和继承5编,共1522条。第1编总则第1章之第1节规定“人”,即自然人一节。《民国民律草案》仿德国立法例,不再设人格保护专节以倡扬人格,而是以学理淡化了人格之张扬,避免引发国民的热情。《民国民律草案》第1条规定,“人之权利能力,始于诞生,终于死亡。”进一步者,第2条规定胎儿之特种权利保护。事实上,《大清民律草案》中关于人格权保护的具体规定和责任形态,基本上被《民国民律草案》沿袭和采纳。例如,《民国民律草案》第16条和第17条关于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及自由不得抛弃的规定;第18条关于人格权的一般条款,即人格权受到伤害后请求摒除,并依法请求损害赔偿或慰抚金的规定。在总则编人格权规范中,同样也重点规定了姓名权(第19条和第20条)。
值得说明的是,《民国民律草案》采取男女平等主义,删除了《大清民律草案》中关于妻为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规定。《大清民律草案》第9条试图建立起自然人的行为能力的一般概念:“达于成年兼有识别力者,有行为能力,但妻不在此限。”第26条至第30条,是此条但书部分的具体规定。《民国民律草案》对此6个条款径行删除。从逻辑上讲,《大清民律草案》第9条关于“行为能力”范畴,的确如规定所称,可定义为“达于成年兼有识别力”。这一规定,本身没有什么不妥当。否则的话,倒不好解释20岁成年之后关于限制行为能力者(如禁治产人)的有关行为能力的特殊规定了。删除该条后半句但书部分,是没有问题的。但缘何该句前半部分一并删除?值得考究。这其中,是否存在在自然人人格权观念上的转变?比如,意识到自然人的人格问题是一种自然法上的观念,一种自然法上的权利,自无需通过实在法进行明确的定义;而作为一种实在法上的规定,只需要确立损害救济规则即可。[20]如果这一推论是正确的话,那么《民国民律草案》关于人格权立法重心的变化,就可以理解了。
《民国民律草案》人格权立法之设权性规范的重心,已经从总则编转入了债编,但具体权利体系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民国民律草案》不再沿袭《大清民律草案》在总则编中设人格保护专节,直接规定在民事主体“人”(自然人)一节之中,总则编中不似过往具备宣示性意义。这样,在具体人格权之设权性规范中,第2编债编中关于侵权行为的规定,地位就显现出来了。债编第1章通则之第1节,名《债之发生》,依次分契约、侵权行为和不当得利三款。侵权行为一款,第260条、第262条、第263条、第266条和第267条共5个条文附带设权性规范,规定了生命权、身体权、自由权和名誉权。加上总则编中的自由权和姓名权,《民国民律草案》中设立的人格权权利体系,与《大清民律草案》并无二致。
总之,从历史的角度进行对比,《民国民律草案》不再像《大清民律草案》那样设人格保护专节,其宣示性意义减弱;但其开篇申言人之权利能力生而有之,倡导之意也十分显现。从设权性规范的角度来说,《民国民律草案》仍采总则编和债权编结合设定权利的方法,只是其立法重心却由此悄然地转入了债权编。当然,从人格权规范的角度来说,保护之理念、权利体系、责任形态等并无实质性的变化,但是,《民国民律草案》仍有三点值得称道的改进:一是关于姓名(包括改名)之行政登记已经取消,也自无姓名之登记对抗主义的规定,将人格权归于意思自治之私权本位。二是采男女平等人格观,不再规定妻为限制行为能力人。三是一般条款中的“人格关系”一语已不见于法典中,代之以明确的“人格权”概念。所称道者,不仅在人格权内容方面有所进步,而且在立法技术上,也要成熟一些。
四、民国民法关于人格权的规定
民国政府于1929年至1931年间颁行的民国民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颁行全国的民法典。1949年之后,仅限于中国台湾地区施行。
民国民法沿袭《民国民律草案》立法体例,设总则、债、物权、亲属和继承5编,共1225条。[21]总则编关于人格权的规定,仍置于“人”一章(第2章),其第1节定名“自然人”,以别于第2节之“法人”。自然人的权利能力之始终、行为能力之限制、人格利益之保护等,均规定在此节之中。本节开篇申言,“人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第6条),出自《民国民律草案》第1条,仅将“诞生”,改为“出生”。第16条和第17条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及自由权之规定,沿袭而来,语意上更是采用《大清民律草案》的用语,其倡导权利之意,较之《民国民律草案》更为显现。第18条为人格权保护的一般条款,并增加了有侵害之虞的排除妨碍请求权。该条规定,“人格权受侵害时,得请求法院去除其侵害;有侵害之虞时,得请求防止之。前项情形,以法律有特别规定者为限,得请求损害赔偿或抚慰金。”此处人格权,谓为一般人格权,“即指关于人之存在价值及尊严的权利。”[22]其后,第19条对姓名权进行了规定。从总则编的人格权规范来看,民国民法沿袭之前的两部民律草案,分采所长,并在一般条款基础上,对自由权和姓名权两个具体人格权进行规范。
承袭《大清民律草案》和《民国民律草案》在人格权立法上两相结合的方式,民国民法循《民国民律草案》立法例,在第2编债中,设第1章通则,其第1节债之发生(包括契约、权之授予、无因管理、不当得利和侵权行为五款)。较之《民国民律草案》债之发生一节,民国民法增加了权之授予和无因管理两款,而侵权行为方面,除了第184条作为侵权行为的一般条款暗含的概括性权利之外,第192条规定了生命权,第193条规定了身体权和健康权,第195条规定了身体权、健康权、名誉权和自由权。这些属于人格权的设权性规范。其后的立法理由称,第195条是配合总则编一般条款(第18条)而设,是一种“概括+列举”的立法模式。[23]至于人格权立法之重心,循《民国民律草案》思路,改采德国立法例,已然转移至债编。
与前两部民律草案相比,民国民法关于人格权权利体系的规定,语言表述更加简洁、准确,并增设了健康权。此项权利,前两部民律草案虽未明确提出,但包含在身体权规范之中。《大清民律草案》第958条第1款规定:“害他人之身体,致被害人丧失或灭失活动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者,加害人须支付定期金于被害人,以赔偿其损害。”《民国民律草案》第263条第1款规定:“不法侵害他人之身体,致被害人丧失或减少活动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者,应支付定期金于被害人。”民国民法第193条第1款则在身体权之基础上,结合规定了健康权:“不法侵害他人之身体或健康者,对于被害人因此丧失或减少活动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时,应负损害赔偿责任。”从身体权到“身体权+健康权”,身体之完整性意义在扩张;法律施以救济者,不限于“丧失或灭失”活动能力(《大清民律草案》),包括了“丧失或减少”活动能力(《民国民律草案》和民国民法)。就当时之法技术而言,无论是否能够很好地区分身体权与健康权,人格权保护都在被强化、被细化之中。当然,为了因应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后来民国民法在人格权立法上主要进行了三个方面的修订,[24]一是将人格性质的利益(不独为法定化了的权利),也作为一种受保护的法益。二是增加债编中列举具体人格权的内容,修改第195条第1款,在身体、健康、名誉、自由之外,增设信用、隐私、等,并增加“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节重大”等文字,增强司法实务中的弹性。三是增加了债之给付中的侵害人格权的规定,即增订第227条之1条,规定因债务不履行导致债权人之人格权受侵害者,准用第192条至第195条及第197条之规定,负损害赔偿责任。这种做法,承认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给予人格权更加充分的保护。刘春堂教授说,“就此而言,两者(即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引者注)已无差异。”[25]另外,也有一些诈骗离婚、容留有夫之妇与人通奸、干扰婚姻关系等实务上给予受害人慰抚金之请求权的案例。[26]
从比较法的意义上讲,民国民法是当时世界上一部较为先进的民法典。王伯琦先生曾转述美国法社会学创始人庞德的评价,盛赞中国新法典之完美,称以后不必一味追求外国学理,只需阐发其精义以适应中国社会。[27]就人格权立法而论,总则编与债编相结合,重在通过侵权法予以保护的模式,仍值得称道。该法典在中国台湾地区沿用至今,历经修订,仍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这得益于两项立法政策:一是捐弃文化与礼教之陈见,兼采各国最新立法例。二是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均认同法律继受之历史性。[28]两项立法政策,趣旨虽异,但均顺应先进法律文化之潮流。
五、民法通则关于人格权的规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民国时期的法律被废止。中共中央1949年2月《关于废除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要求司法机关以“蔑视和批评”的态度对待大陆统治时期和欧美日本等资本主义法律、法令。[29]同时,中国大陆新政权之初奉行集体主义,并延续了战争时期的治理手段。这样,改革开放之前,制定之民事法律除1950年婚姻法之外,付之阙如,惟有以政策或行政法规“管理”民众之民事生活。谢怀栻先生尝言,“新中国成立后,不承认‘私法’,把民法作为公法。即便在婚姻方面,虽然提倡‘婚姻自由’,但是婚姻登记还是被‘组织’或‘单位’所控制,所掌握。”[30]自然,普通民众之人格尊严无保障,有限之人格权利也遭克减。“对公民人身权的法律保护一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不仅没有制定相应的部门法加以保障,而且宪法中有关人身权保护的原则也根本未予实施。”[31]不过,此一时期的立法也非全然空白,如前述1950年婚姻法,在法律理念上受到苏俄婚姻家庭法、民国民法典亲属编和革命根据地或解放区立法政策的影响,倡导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以及保护妇女儿童原则,特别是在妇女解放意义上,被外界誉为中国大陆“恢复女性人权宣言”。[32]另外,实践中,在一定程度上也承认一些事故(如交通肇事等)中的补偿,具有“精神上的安慰”的功能。[33]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政策,社会治理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1979年至1994年15年间,制定与颁布民事法律40余部。其中,1986年制定并颁布民法通则,乃中国大陆民法史上的大事件。民法通则在“基本原则”一章中宣示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公民和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在人格权立法上,民法通则更具特色:一方面遵循各国通例,结合总则与债权两结合的方式,在民事主体和侵权责任中规定有关人格权的内容;另一方面,又进行了立法上的创造,在人身权一节专门对人格权进行了设权性的规定。民法通则第2章“公民(自然人)”中,一改过去各国民法上“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术语,对应地称之为“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此章第1节“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开宗明义:“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第9条);“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第10条)。随后,规定了民事行为能力和公民的住所。此章后4节,分别为监护、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和个人合伙;其中不乏人格权的内容,如宣告精神病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第19条),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可以起字号(第26条、第33条)等。在民法通则设民事责任专章(第6章),其中侵权的民事责任一节中以救济为主,但设权性规范隐含其中。第119条前半句,规定的是“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后半句,规定的是侵害公民身体“造成死亡的”。此条规定,传统人格权中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就包含在其中。第120条又具体规定了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和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至于其他人格权,则可以透过对民事权益或权益的规定(如第1条、第5条、第18条、第121条等)进行扩张性解释,为相应的配套立法和实务上裁判提供一定的依据。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在遵循各国通例,采取总则与债权两结合方式规范人格权的模式中,侵权已不再简单地作为债权、债或债的关系发生的一种,而是独立地规定在民事责任一章之中。二是明确规定了法人的人格权。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均未规定法人人格权;瑞士民法典率先规定,但也只是概括性的规定。[34]相对而言,中国大陆民法通则则是立法上的“突破”。[35]诚然,也有学者认为,此种意义上的法人人格权带有财产属性,应该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至多也是“给死人化了活人妆”。[36]
当然,特色比较突出的,还是民法通则关于纯粹的人格权设权性规定。这种规定,已经脱离了民事主体制度,单独地规定在第5章民事权利之人身权一节(第4节),共8个条文(第98至105条),将人身权与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债权、知识产权并列。此节虽名谓人身权,但并未规定多少身份权性质的权利,而是对生命健康权(第98条)、姓名权或名称权(第99条)[37]、肖像权(第100条)、名誉权(第101条)、荣誉权(第102条)和婚姻自(第103条)等具体人格权进行了规定。此外第104条和第105条重申了宪法上人格平等的法律保护原则。[38]对民法通则设专节规定人身权(侧重于人格权),学者们基本上持肯定的态度。王利明教授说,“这种对人格权尊重和保护的态度使得民法通则在海外赢得了‘中国的人权宣言’的美誉。可以说,民法通则的颁行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民主法治事业的进程,标志着我国的人格权制度获得了长足发展。”[39]杨立新教授认为,“我国民法通则关于人格权的规定,是世界各国的最新立法例,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格权法立法,是以前的民法典所从来没有采用过的立法例,可以叫做人格权法立法的‘中国模式’。”并且,他将这种立法体例的意义概括为三点:第一,突出了人格权法在民法中的地位。第二,突出了人格权在保护人和人格中的重要作用。第三,表达了人格权与物权、债权、身份权、知识产权和继承权之间具有平等地位的正当诉求。[40]王利明教授也认为,“此种体系本身就意味着我国民事立法已将人格权制度与其他法律制度并列,从而为人格权法在民法典中的独立成编提供了优秀的立法先例。”[41]
虽然从总体上讲,民法通则体现了对人格权的重视,但不可否认的是,受制于历史与认识上的局限,在立法上也存在一些缺陷。例如,前面提到的民事权利能力与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与行为能力以及与此相应的民事法律行为与民事行为,这种概念上的分歧,又引发了学理上的歧义。[42]又如,第98条之生命健康权,本身“是指公民对自己所享有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机能完整的人身权利”,[43]是一种最基本的人身权,但在人格权体系中,这一范畴又存在语意含混的问题。诚然,与第119条前半句结合,可以说是规定了生命权,与第119条后半句结合,可以说是规定了健康权。但即便如此,身体权是否包含在这其中?再如,民法通则对隐私权、自由权等重要权利没有明确的规定。尽管其中纠缠着一些宪法性问题,[44]但却只规定了婚姻上的自由,[45]又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46]王泽鉴先生认为,“关于人格利益的保护,系采列举主义,除身体和生命外,仅承认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和荣誉权。自由权并不包括在内,与西方国家法律的发展显有不同。……就比较法言,民法通则对人格权的保护较欠周全。”[47]笔者认为,近代人格尊严得以彰显,经历了两次变迁:一是资产阶级革命打破了人格差序格局,张扬人格平等,并使之成为实证法上的依据;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人性尊严的反思,使得人格尊严在实证法上体现得更加充分和具体的同时,创设一般人格权的概念,凸显了人性尊严的基础价值。《大清民律草案》及其随后的《民国民律草案》和民国民法承接了第一次变迁的成果,但民法通则显然没有在第二次变迁中完成对于先进法律文化的继受。
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作为一部具有通则性质的法律,民法通则为后续配套性立法、司法解释和法院判例提供了较大的空间。1988年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法通则若干意见》)第140条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场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这一规定,是通过名誉权救济了公民的隐私。[48]此后,最高人民法院又通过两个司法解释强化了这一做法。[49]至于公民的人身自由,此前虽有一些保护措施,但真正的突破是1993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50]和1994年国家赔偿法第26条,[51]分别规定了经营者和国家机关的法律责任,并使之作为请求权基础,而不仅仅成为宪法解释规则。[52]经过一段时间的经验积累,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2月26日《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赔偿若干解释》),基本上形成了自然人人格权的权利体系。作为一部司法解释,其第1条成为了自然人人格权的一般条款。其中,第1款第1项规定了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第2项规定了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和荣誉权;第3项规定了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该条第2款又规定,“违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这一弹性条款,不仅直接承认了公民的“隐私”[53](隐私权),而且规定了兜底性的“其他人格利益”。2004年5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若干解释》)第1条进一步明确了《精神损害赔偿若干解释》第1条第1款第1项规定的自然人的生命、健康和身体三项基本权利,并建立起与《精神损害赔偿若干解释》相互衔接的机制(如第18条)。另外,以民法通则作为基础性立法,辅之以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国家赔偿法和侵权责任法等作为配套性立法——这些配套性立法中,既有一般性的规范(如侵权责任法第2条的规定),[54]又有特别法上的规范(如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条和第39条的规定),[55]由此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中国大陆人格权立法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纸面上的法律是否会在现实中得以实现,也无论我们是否赞成徐国栋教授所认为的我们已经是“人格权研究和立法大国”的提法,[56]这一开放而又较为完备的人格权立法与权利体系,是值得我们骄傲与自豪的。
六、从二元结构到三元结构
历史地看,无论是清末改制、民初建制,还是中国大陆现行立法,人格权立法从来就没有完全建立在某一种模式——总则模式或债权模式之上。事实上,人格权立法基本上采取总则与债权相结合的方式,只是其中的设权性规范之立法重心有所倚重而已。总的说来,人格权立法经历了两次小的变化:一是《大清民律草案》到《民国民律草案》,自瑞士法向德国法的转化,设权性规范之重心由总则编转向了债权编;二是从民法典中的二元结构,即总则与债权结合的模式——即以民事主体和债之关系吸纳人格权规范的模式,到民法通则之时,已经演变为三元结构——即主体制度、权利制度和侵权责任制度三者相结合的模式。这种三元结构中,依存一部通则性质的法典,倒也未尝不可。但是,民法通则的三元结构,是否就为未来的民法典编纂中人格权独立成编创造了“优秀的立法先例”[57]呢?我们是否能够将这种三元结构生搬硬套地置于民法典之中呢?2002年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设置了人格权法编(第4编),是否源自民法通则的这一立法上的创造?这种做法,是否又导致了人格权立法中出现了“叠床架屋”的现象?回答这些问题,不能藉以表象就得出结论,而是需要更加深入的探讨。
事实上,各国家或地区的民法典都采取了“设权+救济”的模式,即先设定民事主体享有的人格权,再在权利受到侵害时加以救济的方式进行人格权立法。一般而言,对于人格利益受到侵害时进行损害救济及其方式,除了少数救济途径[58]及责任方式[59]存在一定的差别之外,大陆法系国家多持相同的见解。但是,权利如何设置及置于何处,却有着较大的差别。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做法:一是总则模式,即主要在民法典总则编或人法编中设定人格权及其种类,如法国、意大利、瑞士、俄罗斯、葡萄牙和加拿大魁北克省等国家或地区的民法典。例如法国民法典第9条笼统地规定“任何人均享有私生活受到尊重的权利”,然后设“尊重人之身体”和“对人之特征的遗传学研究以及通过遗传特征对人进行鉴别”两节,共17个条文,专门规定人格权。二是债权模式,即主要在侵权之债中进行列举并概括性设定,如德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民法典。例如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项规定,“故意或有过失地不法侵害他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其他权利的人,负有向该他人赔偿因此而发生的损害的义务。”这一规定,虽旨在强调损害赔偿义务,但以权利存在作为基础,对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自由权等进行了列举及概括性规定。随后,又对信用(第824条)、性自主(第825条)等进行了规定。诚然,德国民法典总则编中,第12条也规定了姓名权,但“人之姓名,即人格权之表称”,[60]其要旨在于身份的识别,非典型意义上的人格权。日本民法典第709条规定侵害权利或法益的损害赔偿责任;第710条规定:“侵害他人的身体权、自由权或名誉权,以及侵害他人的财产权等自不待言,依前条的规定负有损害赔偿责任的人,对于财产以外的损害也必须予以赔偿。”[61]
这两种不同的模式,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交叉设置的现象。但是,以设权性规范的重心来划分,仍可进行这种两分法。梁慧星研究员的分类方式较为异样,在区别总则模式和债权模式之外,他还将二者之结合作为一种单独的模式。也许,其目的在于突出他主持的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并非是一个单一的或此或彼的选择,而是彼此兼顾的慎重的权衡。[62]事实上,梁慧星研究员的主张,的确是一个两结合的产物,而且这一特点尤其突出。因为其总则编中,纯粹的设权性规范较多;债之侵权责任救济中,设权性规范也不少。不过,究其原因,在于其民法典草案建议稿中侵权行为独立成编,规范群扩张,涉及人格权规范也随之增加。如果去掉这一因素,以传统的设权性规范之侧重而论,其主张仍可归为总则模式。
还有一种影响较大的分类标准,是以典型国别法作为分类模式。例如,杨立新教授认为,“各国民事立法规定人格权立法有三种体例:一是德国法模式,在侵权法中规定人格权;二是瑞士法模式,在总则中规定人格权;三是加拿大魁北克法模式,在分则中独立规定人格权。”[63]这种分类,将瑞士法、德国法分别作为总则模式和债权模式的代表,又将加拿大魁北克省的做法单独作为一种模式。瑞士民法典制定之时,改变了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缺乏设权性规定的做法,直接创设人格权专节,确立保护人格权的一般条款。这一做法,甚或如有的学者所称,“在人类法制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64]不过,以瑞士法与德国法之区分谈人格权立法,相对于现代社会不断扩张的人格权来说,未免显得有些陈旧。而且,在总则模式中,就现行民法典而言,尽管瑞士民法典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修订,[65]已经建立起了一个“人格与人格权混杂的救济体系”,但相对于“有时代气息”的法国民法典来说,它已经不再是总则编人格权立法上的典型了。[66]法国民法典200多年来的修订,特别是自1970年代开始,主要集中在人身权领域,形成了“人格权家族”,[67]其第1编“人”的修改,自增设第9条确立“人人享有私人生活受到尊重的权利”开始,在人格与人格权的保护、遗传学研究成果的运用等方面加以规范,已使之成为欧陆现行民法典中“人法”突出之新典范。另外,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民法典为因应现代社会中拓展人格权之需求,或许会通过修改法典来完善人格权立法,而于此变动不居的背景之下,仍以国别法作为一种区分标志,可能会逐渐丧失其标识或符号意义。
所以,笔者采取实质性分类标准,以设权性规范之倚重不同,分总则模式和债权模式两种。以此作为分类标准,那么杨立新教授所论及的加拿大魁北克法模式,实际上只是在民法典第1编“人”中,设专章规定了某些人格权。此一模式,完全可以纳入总则模式之下。当然,杨立新教授在其后来的论述中,也意识到法国民法典修订后的意义,又单列了法国法模式,与前三类即德国法式、瑞士法式和加拿大魁北克法式共同构成了人格权立法的四种模式。[68]但是,这一分类显得零散,逻辑上不甚严谨,也未切入问题之实质,自然也印证了笔者所说的以国别法作为标准进行分类的弊端。
2002年12月的《民法草案》开辟了另外一种模式,即在松散式或邦联式的民法典中设人格权法专编。从这一模式中,有的学者看到了中国民法的过去和未来:相对于过去,它延续了1986年民法通则在民事权利一章中设人身权一节的传统,演化至这部草案,将人格权法独立成编;[69]于未来之预示,在《民法草案》各编纷纷形成单行法[70]的情况下,人格权法也似呼之欲出,并最终会成为未来紧密型或逻辑性民法典的独立一编。此种模式,是王利明教授、杨立新教授等极力倡导,[71]但又遭到了梁慧星研究员极力反对[72]的一种立法模式。另外,有学者建议,将人格权与亲属法中的相关权利结合在一起,组成人身权并独立成编。[73]总括而论,在人格权立法模式的讨论中,形成了总则模式、债权模式和专编模式三种。[74]
目前,由于王利明教授和杨立新教授的积极呼吁,人格权专编模式的立法思路即使并非“逐渐成为主流”,[75]至少也是“一种更具影响的观点”。[76]这种情形之下,梁慧星研究员所主张的在总则编自然人一章下设“人格权”一节的想法,也即人格权总则模式的立法思路,似乎也逐渐地被边缘化了。但本人认为,如果缺乏认真的历史分析和严肃的逻辑思考,那么我们真正的学术研究及立法,也许会被一种缺乏说服力的表象所迷惑。事实上,人格权可以被分解为三个主要部分:一是与权利主体制度密不可分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问题;二是人格权之具体形态;三是人格权益受到损害时的侵权救济。民法通则作为一部具有通则性质的法典,为体例所需,必须在权利主体与权利救济(民事责任)之外,再规定权利内容(民事权利)。既然规定权利内容,那么通过设权性规范建立起来的具体人格权体系,自然可以置于与财产权相对应的人身权项下。这就是民法通则能够在总则与债权两结合的基础上,形成权利主体、权利内容和权利救济三元结构的根本性因素。“随着社会发展,人权思想日益加强,法律所保护(或应受法律保护)的人格利益的种类范围日益扩大,人格权这个名称之下的各种权利几乎层出不穷”,[77]这也是权利内容扩张的重要的社会背景之一。但在立法结构上,民法通则给予我们的启示就是这一点,而且也只能是这一点。如果再进一步,由此推导出在民法典中人格权独立成编,那只能是学者们的自我想象,或者说,那只是学者们在为自己的理想寻找所谓的历史渊源或制定法上的依据。但此时,就是谬误脱离理性的缰绳悄然溜出来的时候。
七、结论
从以上两部法典草案和两部法典文本看,在历史承继与断裂中,关于人格权的基本概念、主要内容、具体类型及救济方式等实质性规范,在立法层面其实没有太多、太大的变化。即使如《民国民律草案》采男女人格平等观,废除妻为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规定,也不过是时展中的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而已。《大清民律草案》吸收先进法律文化,采纳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之法律人格学说,在总则编设人格权一节,并通过总则和债权两结合的方式确立了人格权权利体系,奠定了中国人格权立法之基本走向。《民国民律草案》承前制,确认了《大清民律草案》规定的各项人格权,但也有小的变化,除了前述废除妻为限制行为能力人之外,又如取消了姓名权行政登记及登记对抗主义的规定,总则编不再设立人格权一节,设权性规范的重点转入债编。民国民法循着《民国民律草案》的思路,人格权立法重心在债编,并增加了健康权,立法技术更加成熟。诚然,在清末民初这样一个动荡的年代,我们很难想象此一时期的立法及其文本能够真正地落实到生活实践中去。“即使在法律文本上确立了‘人格权’及赔偿抚慰金制度,也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制度在生活和司法中具有了真实的生命。”[78]1986年制定和颁布的民法通则虽在法典意义上存在着不足,却可能暗合了“去法典化”或“法典祛魅”的时代精神。归功于历史的耦合,民法通则在客观上造就了一个开放的人格权立法构架,设专节规定人身权,并通过判例、司法解释和附属性立法,形成了人格权立法与权利体系。
如前所述,在人格权立法结构方面,从《大清民律草案》到民法通则,完成了二元结构到三元结构的认知与转型。但是,尚不构成人格权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的立法渊源。在权利类型上,自《大清民律草案》始,生命权、身体权、姓名权、自由权、名誉权就构成人格权的基本类型。民国民法只是在身体权之外,加上了健康权,提高了物质性人格权的保护标准。至于民国民法后期的修改,增加信用、隐私和等,同时又透过契约责任之损害赔偿义务施以一定程度的精神救济,都是多年之后的事情了。看似另起炉灶的民法通则几乎没有任何负担:没有了潘德克顿体系的制约,[79]自不必借助债的关系理论解决购买产品致人损害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而以新文化运动为契机发展起来的政党理念,本身就承载着“人的解放”之使命,自然应该在通过婚姻法解放妇女、婚姻自主、男女人格平等之后,再厉行理念之下的具体人格权利之实现。但是,直至1986年民法通则出台,中国大陆人格权权利体系才初步形成。民法通则文本建立起来的这一体系,个别权利语意含混不说,隐私权、自由权及人格尊严之基本条款也缺乏。好在开放的民事立法模式为后续的判例、司法解释和配套性立法提供了空间,最终反映在侵权责任法上,形成了人格权利体系。
无现代社会中人格权的扩张主要表现两个方面:一是精神性质的人格利益;二是人格之商业利用。这是一个权利的发现过程,也是人格权发展最富有魅力的部分。但是,这种发现并非仰赖某位天才法学家的灵敏嗅觉,而是一个时代的进步在立法上的体现。从《大清民律草案》到民法通则,人格权立法在继受与传承中悄然变化,直至断裂;而在断裂中,生命体在社会中顽强地存在,并通过立法在理性与进步中实现自觉。人格权的自觉与生长,是一个文明社会延续文明的一种需要。在彼此人格的基本尊重之间,大的政治动荡和文化没落的场景,将不再突兀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之中。正是意识到这一点,二战之后的德国人之反思,其中之一便是通过制定《基本法》,确立尊重与保护人格尊严这一基本原则;[80]联邦法院则直接援引宪法性规范,创设“一般人格权”的概念,“深化人格权领域的精神损害赔偿,带来了一种深刻的法律思想革命”。[81]我国人格权立法体系的形成,是渐进式改革模式和开放式民事立法的结果,也是《大清民律草案》以来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延续。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角度看,这似乎蕴涵着“拿不死之鸟来譬喻自然生命”的一个东方神话:“这不死之鸟终古地为它自己预备下了火葬的柴堆,而在柴堆上焚死它自己。但是从那劫灰余烬当中,又有新鲜活泼的新生命产生出来。”[82]时至今日,这个“东方神话”的再次演绎,已经不再需要在劫后余生式的历史循环中获得救赎,一种人格尊严得以彼此尊重的社会文化,构筑的不仅是社会和谐的场景,还在延续着我们自身的历史。从这个角度说,我们是否可以透过私法上的人格权立法去拯救“小荷才露尖尖角”[83]的宪法上的人格权呢?换句话说,通过民事去整合,是否能够成为一种具体法治的路径呢?果如斯,则可能成为一条与德国人相反,但却异曲同工的法治路径。诚然,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格得以被尊重和保护的实践,私法上的人格权与宪法上的人格权之通约,往往依赖的并不是纸面上的法律文本,而是司法实践、特别是法官在具体案件中的裁判。[84]
注释:
[1]例如,“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司马迁:《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四十七,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847页。
[2]“国使之权利,皆出于公议”。此处“权利”,即为近代法上的权利。参见[美]惠顿:《万国公法》,丁韪良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3]邓建鹏:《权利的难题》,载易继明主编:《私法》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2页。
[4]参见杨立新:《人格权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0页以下。
[5]《大清民律草案》文本,参见杨立新主编:《中国百年民法典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55页以下;邵义:《民律释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6]《民国民律草案》文本,参见上引杨立新主编书,第219页以下。
[7]法国民法典主要参考罗结珍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罗结珍译本,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同时也参考了《拿破仑法典》,李浩培、吴传颐、孙鸣岗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德国民法典主要参考陈卫佐译注本,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同时,也参考了郑冲、贾红梅译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杜景林、卢谌译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8]参见王利明:《民法的人文关怀》,《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9]例如,法国民法典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兴起之时,旨在宣示权利,并表现出启蒙思想和解放精神。德国民法典是德国资产阶级和容克贵族结合下的开明专制产物,而法技术则“一直是脍炙人口的”。同时,法国人直率而浪漫的气质与德国人含蓄而严谨的风格,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典的风格。参见谢怀栻:《大陆法国家民法典研究》,载易继明主编:《私法》第1辑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以下。
[10]瑞士民法典主要参考殷生根译本,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殷生根、王燕译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另外,第五编债法部分,参考《瑞士债法典》之吴兆祥、石佳友、孙淑妍译本,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11][德]Franzwieacker:《近代私法史———以德意志的发展为观察重点》,陈爱娥、黄建辉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456页。
[12]李震山:《人性尊严与人权保障》,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13页。
[13]瑞士民法典殷生根1987年译本。其第28条翻译为:“任何人在其人格受到不法侵害时,可诉请排除侵害。诉请损害赔偿或给付一定数额的抚慰金,只有在本法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始得允许。”
[14]俞江:《近代中国民法学中的私权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6页。
[15]俞江教授已经意识到“人格关系”这种用法的不妥(参见上引书,第148页),但其分析路径和理由比较牵强,有较强的臆测成分。
[16]参见李显冬:《从〈大清律例〉到〈民国民法典〉的转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0页。
[17]梁治平:《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一个文化的检讨》,载梁治平:《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0页。
[18]参见谢怀栻:《大陆法国家民法典研究》,载前引[9],易继明主编书,第42页以下;王利明:《论人格权的新发展》,载王利明主编:《民法典?人格权法重大疑难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
[19]杨立新:《中国两次民律草案的编修及其历史意义》,载杨立新主编:《大清民律草案?民国民律草案》序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20]与此相对应的,是人格(权)上的实证法观念。俞江教授认为,人格的形成需要三个基础条件:“首先,必须有一个自然人存在;其次,这一自然人是自由的;最后,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的认可。这三个条件,对于人格的形成并非充分的,但是,一个自然人要转化为一个法律人格,以上三个条件则是必须的。换言之,三个条件中任一个遭到破坏,都会导致人格消灭。”(参见前引[14],俞江书,第161页。)这种认识,是一种实证法上较为极端的带有国家管理色彩的人格权观念,既不符合近代以来自然人作为民事主体的基本经验与事实,也有违现代人权观念中人性尊严的基本精神。
[21]关于民国民法与历次民法草案的比较,参见:《中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以下。
[22]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6页。
[23]参见上引书,第127页。
[24]民国民法在台湾的总体修改情况,参见王泽鉴:《“民法”修正与民法发展》,载王泽鉴:《民法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序言。
[25]刘春堂:《民法债编通则(一):契约法总论》,台湾三民书局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332页。
[26]参见王泽鉴:《人格权之保护与非财产损害赔偿》,载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1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27]参见王伯琦:《近代法律思潮与中国固有文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7页。
[28]北洋政府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元年3月10日令和南京国民政府民国16年8月12日令,均通令全国:在新法律未颁行之前,过去的法律、法令,除与其国体、主义或新政相抵触者之外,一律暂行援用。事实上,这一做法在武汉军政府和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参见黄源盛:《法律继受与近代中国法》,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30页以下;又参见张国福:《中华民国法制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6页。
[29]参见韩延龙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通史》上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以下。
[30]谢怀栻:《私法》序,载前引[9],易继明主编书。
[31]何勤华、殷啸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2页。
[32][日]富士谷笃子主编:《女性学入门》,张萍译,中国妇女出版社1986年版,第158页。
[33]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和公安部1965年5月26日致函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保险部,就交通肇事的补偿和抚恤问题答复:职工因交通事故死亡与因公、因病死亡不同,肇事单位给死者家属经济上的补偿,是表示对死者负责,也是精神上的安慰。因此,除了肇事单位根据肇事人所负责任大小发给一定的补偿费之外,原单位仍应按劳保条例规定发给抚恤费。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关于交通肇事的补偿和抚恤问题的函》,(65)法研字第15号,(65)公(治)字第443号,载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全集》,人民法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4页。
[34]法国民法典解放自由的个人,忌惮团体,自不会规定法人人格权;德国民法典之第二草案曾有法人人格权规定,但最终放弃;瑞士民法典第53条规定,法人享有除性别、年龄或亲属关系以外的自然人的本质为要件的一切权利及义务。
[35]张力:《论法人人格权制度扩张的限度问题》,《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6期。
[36]李永军:《论我国人格权的立法模式》,《当代法学》2005年第6期。
[37]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主体除了公民和法人之外,还包括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人合伙和联营等。其中,公民(自然人)享有姓名权,而法人、个体工商户和个人合伙则称之为名称权。至于农村承包经营户、联营等,民法通则并未赋予其享有姓名或名称的权利。
[38]民法通则第104条规定,“婚姻、家庭、老人、妇女和儿童受法律保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第105条规定,“妇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民事权利。”
[39]王利明:《试论人格权的新发展》,《法商研究》2006年第5期。
[40]参见杨立新:《制定我国人格权法应当着重解决的三个问题》,《国家检察官学院报》2008年第3期。
[41]前引[39],王利明文。
[42]特别是民事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之间的关系问题,更是众说纷纭。参见《法学研究》编辑部编:《新中国民法学研究综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3页以下。
[43]顾昂然、王家福、江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讲座》,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208页。
[44]SeemichaelJ.Sandel,LiberalismandtheLimitsofJustic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pp179-183.
[45]谢怀栻研究员称,“婚姻自在单列一个自由权之后,就没有独立的必要。”参见谢怀栻:《论民事权利体系》,《法学研究》1996年第2期。
[46]近代以来,自由权在法律体系中始终有着较为核心的地位。作为一种人格权,它源自个人的欲望,却体现为抽象人格的一般性,即意识到个体生存具有普遍性。同时,人格自由又让自然人获得自动性和个人性,通过个性使得人类获得福祉。而隐私权的提出,自沃伦、布兰戴斯在1890年《哈佛法律评论》上撰文之后,逐渐获得司法判例和立法上的认同。有关自由和隐私的论述,分别参见[英]约翰?密尔:《论自由》,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71页;[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74页;SamuelD.warren&LouisD.Brandeis,theRightofprivacy,inHarvardLawReview,Vol.iV,December15,1890,no.5.,pp.193,193-221;高圣平:《比较法视野下人格权的发展——以美国隐私权为例》,《法商研究》2012年第1期。
[47]王泽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之侵权责任:比较法的分析》,载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6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2页。
[48]事实上,名誉权与隐私权虽有交叉和竞合,但二者不能相互吸收或相互取代。相关论述,参见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又参见张新宝:《名誉权的法律保护》,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0页。
[49]1993年8月7日《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法发[1993]15号)和1998年8月31日《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26号)。
[50]该条规定,“经营者不得对消费者进行侮辱、诽谤,不得搜查消费者的身体及其携带的物品,不得侵犯消费者的人身自由。”第43条规定了相应的民事责任。
[51]该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1996年5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几个问题的解释》。2012年5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新了国家赔偿金标准。
[52]令人遗憾的是,2010年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2款列举了十六七种权利,竟然没有一个是关于人身自由的。按照张新宝教授的说法,前一稿草案是有的,最后被删除,理由是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参见张新宝:《走过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7页。
[53]《精神损害赔偿若干解释》还规定了死者的隐私问题。第3条第1条第2项规定,自然人死亡之后,非法披露、利用死者隐私,或者以违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隐私,导致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痛苦的,死者近亲属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侵害人给予精神损害赔偿。
[54]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2款:“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着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这一条,是关于民事权益的“概括+列举”式的规定。只不过依然没有正面规定人身自由或人身自由权。按照张新宝教授的说法,是“有意无意地漏掉了人身自由这一权利”。参见前引[52],张新宝书,第44页。
[55]未成年人保护法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其中包括了一些未成年人的人格权规范。例如,第5条第1项规定,“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第39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对未成年人的信件、日记、电子邮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隐匿、毁弃;除因追查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依法进行检查,或者对无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的信件、日记、电子邮件由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代为开拆、查阅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开拆、查阅。”
[56]徐国栋:《人格权制度历史沿革考》,《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1期。
[57]前引[39],王利明文。
[58]例如,德国2002年1月1日施行的债法现代化法在债法领域进行了深刻的变革,在一般给付障碍法中改变了次级请求权体系,确立了两种简单损害赔偿的形式和三种因不履行而损害赔偿(即所谓“以损害赔偿代替给付”规则)的形式,拉近了传统意义上的契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距离。参见[德]克里斯蒂阿妮?文德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新债法》,载《德国债法现代化法》,邵建东、孟翰、牛文怡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59]例如,民法通则一改各法典分散规定民事责任的做法,设专章建立了完整的民事责任体系。同时,规定了10种承担民事责任的具体方式(第134条);特别是第10种方式即“赔礼道歉”,比较符合中国大众文化和司法实践,特色突出。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侵权责任法承袭了这一做法(第15条)。
[60]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1页。
[61]日本民法典,主要参考《最新日本民法典》,渠涛编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同时也参考了王书江译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2]梁慧星研究员将各国或地区民法典关于人格权立法模式分三种:一是在债权编侵权行为法部分设立人格权;二是在总则编或人法编自然人一章中规定人格权;三是在总则编或人法编自然人一章中设人格权,同时在债权编侵权行为法部分规定侵害人格权的后果。他自认为是采取了第三种模式,即总则编设人格权,同时在侵权行为法部分规定侵害人格权的后果,而不是单一的总则模式(参见梁慧星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总则编》,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其实,各国或地区的法典中,人格权立法本身就没有单一或完全意义上的总则模式和债权模式,二者之间总会存在一些交叉的地方。
[63]杨立新主编:《中国人格权法立法报告》,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64]袁雪石:《近现代世界人格权发达史初探》,载前引[18],王利明主编书,第547页。
[65]特别是对于第28条“防止侵害”部分的修改,从第28a以下,增加了11个条文。
[66]参见前引[56],徐国栋文。
[67][法]让?米歇尔?布律格耶尔:《人格权与民法典———人格权的概念和范围》,肖芳译,《法学杂志》2011年第1期。
[68]前引[40],杨立新文。
[69]杨立新教授认为,“民法草案将人格权法独立成编,不是新的创举,而是坚持了民法通则的立场。”认为这种做法“最具中国特色、具有世界领先意义”。参见前引[63],杨立新主编书,第3页,第21页。
[70]2002年《民法草案》分9编,包括总则、物权法、合同法、人格权法、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侵权责任法和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每编自成一体,法条顺序号也另起,始自第1条。当时已编入草案的合同法、婚姻法、收养法和继承法,本身就是施行中的单行法。此后,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和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又相继作为单行法出台。
[71]杨立新教授除参与王利明教授主持的《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之第2编人格权编写之外,又主持完成了《中国人格权立法立法报告》,倡导人格权单独立法,并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其《民法典人格权法编》建议稿,共96个条文。参见前引[63],杨立新主编书,第239页以下。
[72]梁慧星研究员主持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在第1编总则中设自然人一章(第2章),设专节规定人格权(第2节)。该节共11个条文,分别规定了一般人格权、人格权的保护、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对遗体的保护和对死者姓名、肖像和名誉的保护。参见前引[62],梁慧星主编书,第27页以下。
[73]如苟军年教授建议设人身权编,其立法重心也在人格权上,因为不可能将婚姻家庭(亲属)编的主要内容纳入人身权编。参见苟军年:《人身权法律地位探析》,《法治研究》2011年第6期。
[74]龙卫球教授归纳为人格权确立说、法益保护说(禁止侵害说)和人格权独立成编说三种立法思路(参见龙卫球:《人格权的立法论思考:困惑与对策》,《法商研究》2012年第1期)。不过,文中提到的,前两种说法并不是建立在统一分类标准上的分类模式,而是“设权+救济”模式下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诚然这两方面紧密关联:前者权利或法益之存在,构成民事请求权的基础;后者民事责任之承担,是行使民事请求权的结果。但毕竟禁止侵害说建立在后者救济条款上,与另外两种分类建立在前者设权条款上之不同,在逻辑分类上不是同一分类标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设权模式。事实上,即便是法益保护说,即债权模式下对侵权行为的规定,也是包含了设权性质的条款内容,并非泛泛的禁止侵害或损害赔偿问题。曹险峰博士概括三种观点,其一,纳入民事主体制度;其二,于侵权行为法中规定;其三,单独成编(参见曹险峰:《人格、人格权和中国民法典》,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0页以下)。此一归纳大体相同,但纯粹地以民事主体或侵权行为法论,也存在一定的偏狭。这不仅是他本人也意识到的人格权损害之救济并不仅限于侵权救济,而且设权性规范中,也不完全依附主体制度。
[75]张新宝:《我国人格权立法:体系、边界和保护》,《法商研究》2012年第1期。
[76]前引[74],龙卫球文。
[77]前引[45],谢怀栻文。
[78]前引[14],俞江书,第181页。
[79]关于潘德克顿体系对人格权立法的制约问题,较为复杂,也存在多种分析视角。张红博士对19世纪德国人格权理论的辨析,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参见张红:《19世纪德国人格权理论之辨》,《环球法律评论》2010年第1期。
[80]参见周云涛:《论德国宪法人格权——以一般行为自由为参照》,《法学家》2010年第6期;易继明:《民法典的不朽——兼论我国民法典制定面临的时代挑战》,《中国法学》2004年第5期;王利明:《再论人格权的独立成编》,《法商研究》2012年第1期。
[81]龙卫球:《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85页。
[82]前引[46],黑格尔书,第76页。
文物保护典型案例篇8
推出企业知识产权
管理规范在线平台
海南：选送案例入选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
近日，由最高人民法院编撰的《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年鉴》（2011年）正式出版发行，海南高院选送的案例《北京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海口某网吧侵犯著作权纠纷案》入选全国“五十大”典型案例。该案的妥善处理规范了网吧行业经营方式，使社会公众增强了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起到了很好的指引作用。
福建：厦门首部文化法规施行
侵犯著作权最高罚5万
《厦门经济特区文化市场管理条例》经厦门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3月1日起正式施行。《条例》规定：文化经营单位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行为，同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由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据悉，为进一步推进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试点工作，北京市知识产权局推出北京市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在线平台，在全国率先探索知识产权专业辅导机构与近百家企业的在线互动对接，促进政府部门对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试点工作的全流程跟踪管理与有序推动。
甘肃：举办“知识产权业务研讨周”活动
日前，甘肃省知识产权事务中心举办“知识产权业务研讨周”活动。本次活动邀请了十位主讲人分别以“维权援助与举报投诉业务介绍及规范要求”、“如何把握契机深化开展专利信息服务”等为主题作了主题发言。此次活动为全面展现中心业务建设、提升中心服务水平和能力、加快人才队伍培养以及促进各部室业务合作提供了良好的交流机会。
辽宁：大连11种水产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
近日，大连金州毛蚶、旅顺脉红螺、普兰店蛸3种水产品通过国家农产品地理性标志登记审批。至此，大连市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水产品已达11种。据悉，大连市将不断提高产品质量，保持渔业生产可持续发展。
：第四批非遗代表项目涉及101项
于近日公布了第四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此目录共涉及9大类，101项。据介绍，截至目前，已入选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共323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76项，藏戏、格萨尔被列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江苏：南通家纺城
成立知识产权维权中心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式批准江苏南通通州建立中国南通（家纺）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据了解，作为中国纺织产业基地市、中国家纺名镇，南通家纺城长期饱受花型更新快而专利申请时间较长之苦。去年，国家知识产权局通过调研，决定把新近开发成功的一套专利申请智能审查系统放在南通家纺城，建立全国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
河南：洛阳市中院首次审理异地知识产权刑事案
近日，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在平顶山汝州市开庭审理了一起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案，被告因在汝州市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据了解，这是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首次审理的异地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重庆：
文物保护典型案例篇9
引言
医护专业是培养高素质医护人才的专业类别，随着我国对医学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医学教育过程中的教学模式也不断改进，医护专业教学素材逐渐丰富。教学素材是实现高效教学的前提，为了提高医护专业教学水平，则必须要对教学内容进行丰富。在医护专业教学过程中，化学教学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是医护专业化学教学发展的一个全新的视角，医护专业教学过程中应该要更多地把握住医护专业的本质与人才培养要求，提供更加丰富的医教学案例库，并且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对案例库进行充实，对知识点进行更新，从而使得医护专业教学水平可以得到有效地提升。
一、教学案例库建设的现状
“案例教学”是教学过程中的一种全新方法，教学案例库的研究是基于大量的真实案例信息的，可以帮助学生加深对各种知识点、难点、重点的学习，而且教学案例库本身就是教学改革研究的重点。当前教学案例库建设已经成为职业教育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任务，很多职业院校在各个专业教学过程中都在开展案例教学，对教学案例库中的各种内容进行完善，并且积极调用案例库中的内容服务于教学过程。教学案例库建设在我国的研究时间不长，在案例库建设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第一，教学案例库中的内容不够丰富。教学案例库中的内容是各种教学资料，是服务于教学的，是在教学过程中不断积累产生的。当前很多学校虽然重视对教学案例库的建设，但教学案例库的内容却不够丰富。尤其是对于一些专业性较强的专业，教学案例库中的内容更应该要保证全面、完整，例如医护专业，涉及的内容很多，教学案例库的内容不全面，对于学生的学习有很大影?。第二，教师不注重对教学案例库中的内容的应用。在教学案例库建设过程中，应该要明确案例库是用于教学过程的，教师要注重对教学案例库中的各种内容的应用，当前有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教学案例库的利用程度不高，导致各种教学资源出现浪费。
二、医护专业化学教学案例库建设策略
在医护专业化学教学过程中，教学案例库中丰富的案例对于教与学有很大的帮助，教学案例库的建立，是对各种医护专业案例和知识进行汇总的过程，比如在医护专业教学过程中，学生可以从教学案例库中获得一些典型的医学临床研究案例，对这些案例中的特殊点进行分析，并且研究案例中的各种常用医护技巧，有助于学生对医护过程中的实际问题进行解决。在医护专业化学教学过程中，随着医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出现的案例会越来越丰富，对医护专业化学教学案例库进行建立和完善，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在医护专业化学教学过程中建立教学案例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加强对教学案例库建设的重视
教学案例库是收集整合而成的医护专业教学资料，这些资料对于医护专业学生学习有很大的帮助，建立教学案例库的目的是为了要对这些医护专业教学材料进行分析，从而得到丰富的教学资料。在医护专业教学过程中，应该要注重教学案例库的建立和完善，在教学案例库建立过程中，首先应该要明确收集的材料类型，再根据教学案例的类型对具体的内容进行设定。另外，教学案例库中的材料应该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医护专业教学涉及的内容都是医学护理研究的相关文献、资料等，对教学案例进行分类的时候应该要按照普通和典型进行区分，对于典型的教学案例而言，具有更高的研究价值，在教学过程中能够产生更大的指导意义，而普通的教学案例则主要是结合医护专业教学中的各种知识点所设定的教学内容，用于日常教学。
2.加强对教学案例库的完善
在教学案例库建设过程中，还应该要注重对案例库的完善，尤其是随着医护教学的不断深入，教学过程中所产生的资料会越来越多，同时，随着我国医学行业的不断发展，在医学临床实践中遇到的情况也会越来越复杂，加强对这些资料的收集、整理，然后将其充实到教学案例库中，可以对教学案例库的内容进行完善，为学生学习提供更加丰富的材料。在医护专业教学案例库的建设过程中，为了实现对案例库的充实和完善，则必须要加强学校与医院的沟通联系，在医院发展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典型案例情况，医护人员在对病患进行救治的时候设定的救治方案、救治方案的落实都是教学资料，在教学案例库的建设过程中就应该要对这些实际案例进行利用，便于学生进行深入学习。
3.合理地设计教学大纲，对案例库进行充实和利用
在医护专业化学教学过程中，教学案例库建设的目的就是为了对教学案例进行利用，从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因此在医护专业化学教学过程中，应该要对教学方案进行科学合理地设计，将各种教学案例应用在教学过程中，从而实现教学案例库的价值和意义。教师在教学大纲的设计过程中，要结合教学案例库的案例资料，进行精细化设计。另外，教学大纲的设计也有助于对教学案例库的建立，根据教学大纲的内容可以确定教学案例的方向、类别等，从而根据相应的标准规范对教学案例库进行建设和充实。例如在讲配位化合物课程时，可以采用“蓝血人”的案例来进行教学，首先提出问题：“为什么人的血液是红色的？”让学生在课前查阅相关的资料，根据学生的提前预习，在讲解的时候再通过课前提出的问题引出配离子的作用、在人体内的存在形式等知识。在讲解酯和脂类课程的时候，可以用“统一饮料事件”作为引入，通过一边探讨地沟油、方便面、油炸食品等方面的危害，一边探讨物质的化学性质的教学方法，使得学生能够对生活中的各种物质的化学性质进行探索。再比如在学完渗透压的内容以后，可以将“战伤合并海水浸泡症”的案例引入课堂中，学生要思考这种病症与渗透压知识点之间的关系，要思考如何处理伤口，通过案例教学可以将理论知识和临床实践结合起来，达到实践教育目的。
4.建立教学案例库评估体系
在教学案例库建设过程中应该要加强对教学案例库的评估管理，要根据医护专业的学科以及专业特点，设计准确的评估体系，并且运用该指标对学校的教学案例库的建设工作进行评价，对其中的不合格的教学案例进行剔除，也有助于教师在对教学案例库进行丰富的时候按照相应的标准进行案例选择。教学案例库的评估体系一方面要符合医护专业的特点，另一方面又应该要根据实际教学过程中的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充分体现出教学案例库的指导性以及可操作性。
文物保护典型案例篇10
从出生之日起，我们就生活在民法之中。”这句广为流传的谚语几乎是诸多民法学学者解释编纂民法典重要性的口头语。随着1月26日民法总则草案三审稿征求意见结束，民法总则的修订即将成为现实。
制定民法总则有何重大意义？制定民法总则与编纂民法典是什么关系？民法总则草案中有哪些亮点和争议焦点？对此，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代表、民法典起草小组核心成员之一、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宪忠。
为何要先制定民法总则
《方圆》：从2016年6月27日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初次审议，到12月19日，仅半年时间，民法总则已经进入第三次审议，与此前的几次酝酿起草相比，其立法速度之快是难以想象的。在《民法通则》已经颁布施行30年后，为什么如此迫切地要制定民法总则？孙宪忠：编纂民法典，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决定。由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作出这样的决定，以前是没有过的。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提出“抓紧编纂民法典”，体现了中央对民法典编纂的迫切性。
1986年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王汉斌当时负责民法编制工作，他在起草《民法通则》的“立法说明”时明确提到，从立法的角度来说是应该编制民法典，但由于条件不成熟，只能编制《民法通则》。等以后条件成熟，就要编制民法典。这是他向全国人大，也是向全国人民做出的解释。
2002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法工委了民法典草案，这是第四次启动民法典编纂工作。这一次中断的原因是立法工作没有做好。记得当时只是将已经生效的《民法通则》、合同法、继承法、婚姻法等单行法律汇总，没有达到编纂法典的基本要求。
就像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李适时在2016年6月27日作民法总则草案说明时所说的，法典编纂不是制定全新的民事法律，也不是简单的法律汇编，不仅要去除重复的规定，删繁就简，还要对已经不适应现实情况的现行规定进行必要的修改完善，对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出有针对性的新规定。
在科学的民法体系中，民法总则用来规定适用于民法其他各编的一般性制度。长期以来，由于欠缺民法总则，整个民法欠缺统领性的基本逻辑。
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现行的民事法律“体系”还远不是一个科学的民法体系。涉及民事生活各领域的各个单行法，并没有形成有机联系的民法体系。这也和民法作为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法的地位极不适应，同我国当前的民法学术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因此，我国亟须迅速开启民法体系化的整理工作，补充立法漏洞，消弭立法矛盾，使得现行民法制度成为思想先进、制度齐全、规则和谐的法律体系。而这些工作最好的出发点和结果就是编纂中国的民法典。
《方圆》：我国现行单行法中，与民法相关的法律规范有200多个，编纂民法典，是否意味着这些法律规范也要一并修改？
孙宪忠：《民法通则》中对于我国社会有重大意义的法律总共有156条，可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的发展，现在真正可以使用的条文不到10条。多数条文如物权法部分、合同法部分、侵权法部分、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部分、知识产权部分，都被其他已制定好的法律替代了，因此《民法通则》被掏空了。我在立法议案中使用了“掏空”这个词，获得了大家的认可。所以，我们应该首先来做“民法总则”立法。
为此，我在2013年至2015年连续三年的全国两会上向大会提交议案，建议修订《民法通则》，制定民法总则。在2014年的第9号议案和2015年的第70号议案中，我都提出“分两步走”，第一步制定民法总则，第二步整合其他民商事单行法律为民法典的思路。后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明确了“两步走”的民法典编纂思路。待民法典编纂后，相应的民事法律规范也会随之修改和完善。
民法典应该是一部充满生活气息的、有温度的法律。从内容上看，民法反映了普通百姓过日子的规则与逻辑。民法的一些重要原则也都蕴含在百姓的日常行为及心理结构中。我了解到，民法总则草案在网上全文公布后，反响热烈，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就收到6万多条建议。所以说，在民法典的编纂过程中，百姓应该扮演重要的角色，应该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民法典立法讲究时代特征
《方圆》：我们注意到，民法总则草案二次审议稿与现行《民法通则》相比，呈现出较为重大的变化，比如，“个人信息保护”拟作为民事权利入法。您怎么看这样的修改？
孙宪忠：保护民事权利是民法的核心。此前的一审稿，设专章规定了民事权利的种类和内容，包括人身权，如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财产权，如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知识产权，如作品、专利、商标、地理标识、商业秘密等智力成果。此外，网络虚拟财产、数据信息等也被作为新型民事权利客体。
由此说明，编纂民法典的时代背景不同，民法典所展现的时代特征就不同。比如，法国民法典制定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时期，因此法国民法典相当多的内容体现了这样的时代背景。德国民法典制定于工业社会快速发展和资本主义繁荣的时期，因此德国民法典相当多的内容也体现了这样的时代背景。我国在二十一世纪编纂民法典，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既有农业时代的特征，也有工业时代的特征，还有信息化时代的特征，因此，我国的民法典也应当体现这样一个时代背景。
现在我国互联网飞速发展，这个领域出现了网络侵权、网络虚拟财产保护、大数据的保护等新情况、新问题。这些既对传统民法理论提出了挑战，也是民法典编纂需要解决的问题。民法总则草案“民事权利”一章中专门提到了“网络虚拟财产”和“数据信息”的保护问题，可以说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时代性。
当然，除了民法总则要体现时代性，接下来民法典各分编的编纂过程中也要体现这一点。例如，在合同编编纂中，就要将一些新的典型合同类型纳入；在物权编编纂中，可以将一些新的担保物权类型纳入；在继承编编纂中，可以将一些新的财产类型纳入可以继承的财产范围等。
以“个人信息保护”为例，在一审之后，针对电信诈骗、网络诈骗现状，一些业内人士还提出，“个人信息保护”也应该作为民事权利，从民商法、侵权法的角度破解电信诈骗、网络诈骗难题。此前，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保护”可以归入到民事权利中的“知识产权”项下；还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保护”可以归入到民事权利中的人格权、隐私权。我认为，不论是归到“知识产权”，还是归到“隐私权”，都不合适。
“知识产权”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市场转让、市场开发”，这与“个人信息保护”相悖。传统观点看来，个人健康、疾病等信息属于隐私，可是在大数据时代，个人健康、疾病等信息在一定范围内共享，有利于患者得到更加及时、更加有效的治疗，由此看来，个人信息并不属于“隐私”。
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二审稿将“个人信息保护”独立出来，作为一项民事权利入法，这样更为稳妥。二审稿将“个人信息保护”纳入民事权利的目的在于，避免个人信息被滥用，一旦被滥用，那么受害者可以从侵权法的角度维权。
《方圆》：关于要不要在民法典中单独设立人格权编，是学术界高度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对此，专家们意见不一。就目前提请审议的草案来看，有关人格权的规定只有“民事权利”这一章中的两个条款。对于人格权立法问题，您怎么看？
孙宪忠：目前草案有关人格权的规定，分别是：“自然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自然人享有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等权利。法人、非法人组织享有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等权利。”我认为这样规定是合适的。我始终不赞成人格权单独成编，因为人格权独立成编，将限缩人格权的民法保护范围。自然人的人格权，是由宪法等基本法赋予每个个人的基本权利，民法应从人格权保护而非权利创设的角度作出规定。从整体民事立法科学性和体系性的角度看，人格权独立成编是存在严重问题的。
其一，人格权从法律体系化角度看，无法和物权、债权并列；而且人格权是非交易性的权利，所有的民法著作都认为，人格权是自然人的专有权利。其二，它的内容不像债权、物权那样丰富，因此，这一部分的内容即使单独规定出来也不会很多，在体系上无法和具有大量条文的债权、物权制度并立。其三，人格权是重要的，民法规定该权利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人格权的保护，而人格权保护的主要立法其实是侵权法责任法。该法在我国已经存在，故人格权独立成编其实就是对侵权责任法的一次简单重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立法机构高度重视对民事权利的保护。鉴于“”期间，公民的人身、财产权利任意受到践踏和破坏的情况，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设专门的章节对民事主体的人身、财产权利作了规定。此后制定的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法律对民事权利的保护也做了大量规定。但是要充分认识到，在现实生活中，民事权利的保护与老百姓的要求还是有差距的。因此，民法典编纂过程中，要通过增加民事权利的类型，强化民事权利的保护手段等方式，突出对民事权利的保护。当然，重视保护人格权并不必将这一部分内容独立成编。立法上只需要在民法总则中正面承认人格绝对性原则，然后由各种侵权法细致地构建具体保护的制度即可。
有些问题民法解决不了
《方圆》：在不久前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民法总则草案提请大会进行三审。与二审稿相比，草案三审稿明确村委会、居委会获得法人资格，此外还增加特别法人类别。这么修改有怎样的意义？
孙宪忠：在我国，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等组织数量众多，但由于现行法律没有规定其民事主体地位，在一些情况下这些组织不能顺利从事民事活动。虽然现在村民委员会、集体经济组织有一些独立经费，要承法律责任也要开展民事活动。做法人的含义是可以从事民事活动，但不是每天每时每刻都在从事民事活动。
草案增加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具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资格，可以从事为履行职能所需要的民事活动。这样的规定有利于这些组织更好地参与民事生活，利于保护其成员和与其从事民事活动的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增加特别法人的类别，可以弥补草案将法人按营利性和非营利性进行分类的空白。现在立法把法人分为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按照这种分类有些法人纳入不进去，认识到这些法人的存在，就是很大的进步。
《方圆》：您对民法总则草案中的法人制度设计还有哪些建议？
孙宪忠：以前的法人制度，就是《民法通则》规定的，有机关法人、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这四种法人类型。这种类型建立和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民法典都不一样，因此多数的学者认为不要采取这种类型划分的模式。但是，也有人认为这种模式很好，不要改动。
我的建议是，我国民法总则中的法人制度应该有大的变化，应该遵守民法科学关于法人制度建立的一般逻辑。那就是把法人先分为公法法人和民法法人，然后将其区分为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再把社团法人区分为公益法人和营利性法人。这种划分，不但体现了法人的内在结构差别，而且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法人法律责任构造的差别。按照这个逻辑，可以建立最佳的法人治理结构和裁判规则。
如果按照这个规则，那么我国的法人制度的建设要有很大的转变。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对我国法人制度的现实做认真仔细的调查研究。比如，事业单位法人制度，这是最有“中国特色”的制度，但是现在“事业单位”其实是个大箩筐，里面什么法人都有。比如，政府机关有不少也被称为事业单位法人的。我曾经做了一个分析研究，发现我国的事业单位总共有12种大类型，小类型实在无法分清楚。其中，还有很多是无法归类的，比如仲裁委员会就是其中之一，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事业单位？还是机关、企业？这个立法争议是最大的问题，立法者和学术界都不清楚。所以应该好好调查研究。
《方圆》：您认为本次民法总则还有什么权利需要纳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