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视力的原因篇1
[关键词]电视节目模式；版权法保护；可行性；路径
一、电视节目模式的界定
由电视节目模式的定义不难引出其具有的两个特点：第一，电视节目模式具有明显的创新性。电视节目模式建立在创意的基础上，具有创新性的结构模式是节目模式能够获得观众认可进而改变节目收视率的关键性决定因素。也就是说，将电视节目模式的进行分解，所得各个要素孤立地看可能是没有创新性的，但是当这些要素共同组成一个节目模式时，却是明显不同于以往模式而具有创新性与原创性的节目模式。第二，电视节目模式通常应当存在于有形的表达载体之中。对于电视节目模式是否具有有形载体的问题，有些国家的法院以及学者做出了否定性回答。在实践中，电视节目模式从创意、讨论，再到最终的形成，一般都会存在相应的记录或者较为成形的脚本，如果没有这样的文字记载，节目模式的设计、研发者又如何记忆、证明以及使他人认同自己的节目模式呢？况且，得到普遍承认的是，节目模式必须保证在其基础上制作的节目之间拥有足够的相似性和连续性，如此才能使其组成一个系列，同时又要给不同期次的电视节目留出足够的空间，使其相对完整可以独立播放，而此二点的实现则有赖于事前的计划，如果没有相应的文字或其他形式的记录，节目制作者无法确定的保持连续性与适当的灵活性、开放性的结合。正是电视节目模式可能具有的这两方面的特征才使得对其进行法律保护的制度选择上，应当首先考虑版权法适用的可行性与具体路径。
二、电视节目模式的版权法保护现状
在大多数情况下，记载电视节目内容的载体是可以获得版权法保护的，而判断有关模式之间是否存在侵权行为的标准就是两个相关节目之间是否存在“实质相似性”和被告是否“接触”过原告的作品。在大陆法系国家电视节目模式原则上是可以获得版权法保护的，但应当具备一定的条件，例如德国所称的原创性、法国所称的充分的发展与实现，荷兰的复制元素的数量、比利时的以特殊方式表达等。其中，节目模式是否能够获得版权法的保护，一个关键性因素是节目模式是否具有创新性。只有在电视节目模式中包含的基本思想具有原创性、并以充分特殊的方式表现时，相关的节目模式才能得到版权法的保护。
电视节目模式的保护在我国既是一个无法回避，又尚无理想解决方案的新问题。国内学者一般认为，电视节目模式很难获得我国版权法的保护。原因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第3条对于著作权法的保护客体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这一规定并不包括电视节目模式。这必然导致，电视节目模式在我国很难获得版权法的保护。第二，我国《著作权法》规定，受该法保护的作品是在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而有学者认为节目模式仅仅为思想，没有相应的较为固定的表达形式。第三，电视节目模式可能无法具有我国著作权法所要求的作品具有原创性的要求，著作权法不保护作品的种类、风格，只要没有抄袭一个作品的具体表达方式，就不构成侵权。因此，将电视节目模式作为一种独立的作品，很难从我国的版权法中找到有效的法律支撑。
三、电视节目模式之版权法保护的可行性
对于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现状而言，通过版权法保护电视节目模式尤为必要。首先，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较晚，投入明显不足，在此种条件下，加大投入与研发力度，发展我国的文化创意作品是非常必要的，而从法律制度上为研发者提供保护，使具有此种特长的人才“放心”创作自然能够是大力促进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其次，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在文化领域增强国际竞争力也是非常必要的，面对电视业发展势头极为迅猛与普遍的现状，从电视节目模式创新入手，不能不说是一条重要的出路。“流行的节目模式具示范意义和市场引领价值。当前全球电视市场，节目模式的创新、研发、生产、销售，其效益体现得越来越显著，已成电视竞争领域的重要内容产品。创新、研发流行于市场的节目模式，已成国际电视业竞争的重要策略”。因此，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电视节目模式的不断创新。加之，作为电视节目模式开发与发展的附带作用，通过节目模式许可权的转让可以获得巨额的收入，从而进一步提高我国的经济实力，也能使中国的文化获得更为广泛的传播，进而促进国际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四、电视节目模式的版权法保护路径
保护视力的原因篇2
关键词：输电线路外力破坏故障
社会的进步及经济的发展需要以电力基础作为支撑，建设电力网络的速度也需要不断加快，但是当输电线路出现故障时，将会严重影响建设电力工程的速度。致使输电线路出现故障的原因主要有系统故障、外力破坏及自然灾害，在以上三个原因当中，外力破坏是致使输电线路出现故障的一个最为常见的原因。外力破坏对于输电线路的稳定运行造成了不良影响，也为用电安全埋下了隐患。对此，本文分析了输电线路出现外力破坏故障的原因及预防与治理外力破坏的对策。
一、输电线路出现外力破坏故障的原因
（一）维护输电线路运行的职责不明晰
第一，负责巡视运行的相关人员不重视输电线路的维护工作，责任心也不强，没有按照要求进行输电线路的巡视，防范外力破坏的控制措施也没有得到落实。第二，负责维护输电线路正常运行的单位收集隐患信息时没有进行科学调查，导致建档的不规范；相关的职责也不明晰，在处理闭环方面，存在缺陷。第三，在制定防范及控制外力破坏方面的措施时，没有将要求与内容具体化，实际操作困难，执行力缺失。
（二）保护输电线路的联动机制存在漏洞
第一，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起联合性的执法部门专门负责保护电力设施，而规划部门、林业部门及国土部门等相关的政府部门，没有能够充分认识到保护输电线路所具有的重要性，因此重视不够，也不能够发挥出保护作用。第二，负责维护输电线路正常运行的单位没有能够充分联系及沟通电力局及电力营销部门等。因此，没有能够利用相关的措施，如低压保护高压等，来消除及制止输电线路出现外力破坏。第三，负责维护输电线路正常运行的单位没有能够与安监部门、及市局领导进行充分的交流与沟通，因此无法向上级部门及领导争取协调帮助与指导。第四，负责管理输电线路正常运行的总负责人没有与下属进行充分的互动与沟通，以至于不能将外力破坏所带来的隐患及恶劣影响及时消除。
（三）因护线人员原因而引起的外力破坏
第一，护线人员的专业素质水平参差不齐，人员分布的布点也不合理，因此难以满足保护输电线路的要求。第二，一些护线人员在工作时，没有较强的责任感，其工作的积极性也较低，难以发挥维护输电线路正常运行的作用。第三，护线人员对于管理规范不熟悉，缺乏护线方面的知识，因此难以保证其工作质量。此外，由于输电线路所处的外部环境较为复杂，管理方面存在困难。
二、输电线路外力破坏故障的防治对策分析
（一）对存在外力破坏风险的输电线路段进行排查
第一，摸底排查存在外力破坏风险的线路点，以便建立起完整及准确的线路破坏隐患档案。第二，在巡视输电线路方面，应加强力度；按照运行规程严格及定期巡视输电线路，在开展巡视工作时，应根据外力破坏特征，对高风险地段进行特巡，并将巡视结果作为更新隐患信息的依据。第三，加强与当地群众之间的联系，并与他们主动沟通，以便能够及时掌握附近输电线路的最新情况，如果存在对线路正常运行造成威胁的问题，应尽快到现场进行核实。
（二）应落实防范及治理外力破坏方面的措施
第一，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盗窃电力设施的案件频繁发生，以下设备容易成为被盗的对象：铁塔塔材、拉线棒、接地线及脚钉等。为了有效防止输电线路所用到的设施出现被盗现象，可对新建线路及在建线路进行改造，对低于八米的铁塔下段进行防护，可将防盗帽安装于铁塔上，也可以对全部螺丝进行打铆。第二，为了避免拉线夹被盗，可采用防盗帽及防盗线夹来加以解决，在实践中发现，如采用nUtF型线夹，则能获得较好的防盗效果；针对接地网及接地线没有防盗措施的现状，可采取对应的方法来防盗，例如对于拉线棒及Ut线夹经常失窃的地段，可采用拉线入地与浇注混凝土的手段来避免出现外力破坏。第三，为了能够使相关的保护法律起到约束作用，则应加大宣传输电线路保护法的力度，以便使输电线路周围的群众树立起保护电力设施的意识。笔者认为，可将带有警示标志的牌子安装在指定的位置，以提高防护的能力。
（三）落实联防外力破坏方面的机制
第一，因为防范及治理外力破坏方面的工作存在复杂性，要使相关的职能部门充分发挥出作用，则负责维护输电线路正常运行的部门应与政府部门进行积极的联系与沟通，以便得到他们对于保护工作的支持与配合。第二，建立起输电线路的保护网络，并对已经建立的网络进行完善。让沿线的群众能够发挥出保护作用，在容易出现外力破坏的区域设置联防举报站点，表彰及奖励对于输电线路的保护工作做出贡献的当地群众。
（四）督查及特巡外力破坏风险点的工作应做到位
第一，根据巡查时建立的隐患档案，结合实际制定工作计划及特定的巡查方案；根据不同的施工点及施工期，开展针对性的特巡。对输电线路的安全保护情况进行不定期的巡查。第二，前移维护输电线路正常运行的工作重心；区域领导应包干负责本区域内的分段输电线路，并定期深入班组与线路的现场，以便能够及时掌握外部输电线路出现外力破坏方面的隐患，并对线路上及班组当中所出现的矛盾及困难加以协调与解决；重点督查存在外力破坏风险的隐患点。
三、结语
外力破坏容易致使输电线路出现运行故障，且发生此类故障的频率较高，外力破坏对于电网及输电线路所造成的危害也较为严重，因此，预防与治理输电线路当中的外力破坏现象，具有的意义重大。本文以笔者的实践经验作为研究的基础，分析了输电线路出现外力破坏故障的原因及对策，经现场应用，发现防治对策能够获得良好的效果，因此对于预防及治理外力破坏存在参考价值。
保护视力的原因篇3
以战后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作为国际人权运动兴起的标志，国际社会对少数民族权利保护明显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受自由主义价值观影响，人权哲学奉行人权是个人权利的主张，强调通过对公民个体身份保护来协调个人、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国际人权立法上体现为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特权、反歧视，“少数人”身份被刻意淡化而作为与所有其他人无差别的公民或“人”的个体纳入法律制度体系。因这一阶段反歧视是少数人人权保护的基本手段，笔者称之为少数人人权保护的“反歧视保护阶段”。这一阶段居于支配地位观点认为不宜通过赋予某类群体特殊的权利来直接进行保护，这样会导致“群体”的政治风险，而应通过保障所有个体成员的基本公民权利来间接保护文化上的少数人，以至于他们究竟具体属于哪些特定文化群体则不在考量范围之内。因为，一国之内宪法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思想自由、良心和信仰自由等的确认和保护，实际已经赋予了公民个人通过行使这些权利和自由而走向他自己所认同或愿意加入的“群体”之路。换言之，这种观点认为，只要作为公民个体成员的权利和自由得到了充分保障，就无需赋予少数人群体的权利。少数人保持文化特征的群体诉求应当被否定，从而为公民个人权利所取代。在这种理论魔影之下，《联合国》起草时因拉丁美洲国家和美国的反对，一战就已经出现的“少数者保护”概念被“防止歧视”取代，没有出现“少数者”，而强调的是“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平等权利”;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217a(iii)号决议虽然表达了对少数者保护的关注，但《世界人权宣言》最终也没有出现有关“少数人”的直接规定，而仅仅通过禁止基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等”区别对待来强调“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的价值。
为了克服这种公民个体碎片化的权利失衡，国际法与国内法共同构建了一个公民身份的开放系统，所有的人都被不加区别地纳入公民身份的平等管理，而所有的公民权利，都不分种族、民族、宗教、语言、出身等因素地被平等赋予。实际上，二战后的联合国的世界人权体制取代了之前的国际联盟的“少数民族方案”，少数民族的集体权利被否定。但显然，这种仅仅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保护模式不能有效解决社会中的少数者、残疾者等社会弱势群体及少数民族为代表的少数群体的权利平等问题，为了防止强势集团滥用优势，国际社会同时诉之于另一项制度———反歧视制度———的构建。虽然平等权保护与禁止歧视的法律原理互通，实践中也常被看成平等原则的两面，但从制度发展的历史考察，笔者认为两者的功能上还是有着较大的区别的。平等权保护着重于静态上的权利宣告，而反歧视则着重于动态的权利救济。所以，这一时期少数者权利保护主题之下，平等权保护与禁止歧视是其展翅腾飞的两翼。当然，因反歧视晚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缘故，使其成为的国际人权立法中的显著“增长极”。这一阶段由《世界人权宣言》拉开帷幕后，接连通过或制定了12个防止歧视的联合国通过的国际宣言、公约、议定书，即，《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联合国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宣言》《歧视就业及职业公约》《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国际公约》《取缔教育歧视公约》《设立一个和解及斡旋委员会负责对取缔教育歧视公约各缔约国间可能发生的任何争端寻求解决办法的议定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同酬公约》《消除对妇女歧视宣言》《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关于新闻工具为加强和平与国际了解、促进人权、反对种族主义、种族隔离及战争煽动作出贡献的基本原则宣言》《种族与种族偏见问题宣言》。在这些法律文件中，因前文分析的原因，前期法律文件几乎没有出现有关少数人的专项规定，而是仅有相关的歧视禁止条款，比如《世界人权宣言》的第1、7条、《联合国》的55条、《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第1条等。直到60年代以后，有关民族、种族团体概念才开始进入法律文本，针对少数人特别措施(包括优惠政策)，也只有到这个时期，才不再被视为有违平等原则而获得了法律上合法性。所以，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大致肇始于上世纪中叶，其直接的法律渊源体现在1958年国际劳工组织通过的《消除(就业与职业)歧视公约》(第111号公约)关于“歧视”及歧视例外的相关系列规定。该公约第1条将“歧视”将解释为，基于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政治见解、民族血统或社会出身等原因而实施的“区别(dis-tinction)”“排斥(exclusion)”“限制(restriction)”“优惠(preference)”四种基本行为。1965年12月21日联合国大会第2106a［XX］号决议通过《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1条第1款也将“种族歧视”定义为:“基于种族、肤色、世系或民族或人种的任何区别、排斥、限制或优惠，其目的或效果为取消或损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或公共生活任何其他方面人权及基本自由在平等地位上的承认、享受或行使”。但该公约第1条第4款对少数民族优惠作了例外处理:“专为使若干须予必要保护的种族或民族团体或个人获得充分进展而采取的特别措施以期确保此等团体或个人同等享受或行使人权及基本自由者，不得视为种族歧视，但此等措施的后果须不致在不同种族团体间保持各别行使的权利，且此等措施不得于所定目的达成后继续实行”。接着，该公约第2条第2款中进一步明确指出，“缔约国应于情况需要时在社会、经济、文化及其他方面，采取特别具体的措施确保该国少数人群体获得充分发展与保护”。这一规定，是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国际法域排除歧视性质而取得合法性的最直接渊源。1987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关于执行＜经社文权利国际公约＞的林堡原则》指出，“采取特殊措施(包括优惠政策)，其目的仅仅是为了使某些需要保护的群体或个人取得适当的进步以便确保这些群体或个人平等地享受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这不应该被认为是歧视。”但这一阶段整体来看，国际社会对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态度是消极的，表现为并未对该政策的实施做出任何强行要求或积极鼓励，其合法性确认也主要是从保障少数人政治、法律、经济的平等发展视角进行，并未将其上升到少数人特殊文化诉求层面。
二、少数人权利特殊保护阶段的优惠政策
第二阶段是少数民族人权的特殊保护阶段，其标志是少数人“差别权利”的提出及特殊保护措施的确立。无可否认，二战后自由主义的人权观念确实有效推动了反特权、反歧视的发展，保障了人人“受到平等对待的权利”。然而，这种注重形式平等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模式，其成效局限在有限的政治(仅限于个体政治，不包括群体政治)、法律领域，对经济、社会领域的权利平等的要求和少数人群体文化上特殊诉求，要么表现为无能为力，要么表现为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既有的不公正。少数人人权保护的现实困境，促使国际社会不断地反思与求索，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仅仅强调人的形式平等是不够的，对特定的少数人群的尊重和承认，不歧视、不同化之外，承认文化多样性并存，也应是平等对待道德原则的内容。当这种道德义务因国际社会的共识和倡导而转化为成文的法律时，弱势群体实现了作为人类的共同需求，平等原则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即对少数者、弱势者的特别关照。世界上许多国家对少数民族权利的特殊保护便基于这样的理念和方式而产生。在这种国际共识之下，少数人所被赋予一种非政治性的特别人权———差别权利。“这种权利有别于人人已经能够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享有的其他一切权利，“是对普遍的、个人人权的补充。”学界不同时期对其有着不同的称呼，如“少数人群体权利”(minoritygroup一rights)、少数人权利(minorityrights)、“特定权利”或“特别权利”(specificrights)。其直接的国际法渊源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7条的规定，即:“在那些存在着人种的、宗教的或语言的少数人的国家中，不得否认这种少数人同他们的集团中的其他成员共同享有自己的文化、信奉和实行自己的宗教或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该条以特别规定的形式，确认了少数人享有的“不得否认”的保持文化特征的权利，奠定了国际社会对少数人权利实施特殊保护的法律基础。然而，该条款中“不得否认”的消极姿态和并未规定国家采取“积极措施”的义务的立法事实，造成了一些国家的误解。后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做出了关于第27条的一般性评论:“尽管27条是用消极语言来陈述的;然而该27条款确实承认存在一项‘权利’并要求不得否认它。因此国家一方有义务防止对此项权利的否认和违反，确保此项权利的存在和行使。积极保护措施不仅要求国家一方无论是立法、司法还是行政当局，不得从事对此项权利的违反行为，而且要禁止国家内的其他成员对此权利的侵犯行为”。因此，这项新解释，充分确认了对少数者采取积极措施的必要性，而且把国家责任扩大到国家管辖范围内的非国家当局的行为，代表着联合国对少数者权利保护的重大姿态转变。此后，199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少数群体权利宣言》将少数人权利内涵进行了扩展:该宣言第1条“各国应在各自领土内保护少数群体的存在及其民族或种族、语言或文化上的特征”确定了国家对“少数群体(minori-ty)”的积极保护义务，保护对象也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群体成员(personsbelongto)”扩大到了“少数群体”;在义务方式规定上，采用了直接、肯定的规定，如2.1条规定: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有权私下和公开、自由而不受干扰或任何形式歧视地享受其文化、信奉其宗教并举行其仪式以及使用其语言。第4.2条还包含了一项国家的积极义务:“各国均须采取措施，创造良好条件，以使少数者能够表现其特征，发展其文化、语言、宗教、传统和习俗。”宣言第4.5条进一步规定:“各国应当考虑实行适当的措施”，以使少数人个体“全面参与其国内的经济进步和发展”。这些规定，完全不同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7条“不得否认”这样的表述，使少数人权利特别保护具有清晰的依据和标准，也使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几乎成为法律的直接规定，其法律正当性变得没有任何异议。所以，少数人特别保护原则在国际人权文件确立后，“在实践中许多国家都有对少数人和其他弱势群体的优惠政策和特别措施，没有一个国家从法律上禁止所有这些基于民族或性别之上的特别保护。”
三、优惠政策在不同阶段的实施特点及法律效力
需要补充解释的是，上文有关的历史回顾并非证明优惠政策产生于国际少数人人权保护的第二阶段，而是说，在第二阶段获得了广泛的认同性和合法性，形成了道德与法律上的无可置疑。但就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制度本身而言，笔者的初步观察是，在世界范围内其制度推广和实施高潮时期主要集中在上个世纪的60－80年代，而到了“特殊保护”阶段后，反而呈现式微之势。笔者认为这种现象或许与两个不同阶段的少数人人权诉求核心差异有关。第一阶段人权诉求核心是“平等权”，强调的是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共同领域的竞争公平成为关注重点，“平等”价值的高度关注，以及对二战种族迫害的反思及实施这种无线状“平等保护”导致的现实反差和社会矛盾，促使各国进行积极的制度探索，如当年的美国，纷纷承认或实际开始了对少数人等弱势群体的纠偏行动，国际国内的合力之下，少数民族优惠政策迎来一个高潮。而第二阶段少数人人权诉求的核心是“差别权利”，强调的文化承认、文化尊重与文化存续，关注重点是少数人的文化保护与文化促进，而这方面主要表现为分立领域，再加上第一阶段优惠政策的广泛实施已大多客观改善了少数人共同领域的不利竞争局面，所以，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在特殊保护阶段反而呈现式微之势。其次，在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国际法效力问题上学界一直存有误解，认为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不具有国际法的约束效力，有关该政策机制的落实，主要取决于所在国的“政治觉悟”。其理由是:其一，在第一阶段的反歧视保护范式中，少数民族优惠政策是作为一种解决平等问题的纠偏措施，其国际法立法规范是倡导性质的;其二，该政策在人权特殊保护阶段据以确立法律文件———《少数群体权利宣言》———本身是否属于国际习惯法及其法律效力学界尚有争议。对此有关国际人权保护实践予以了否定，条约监督机构确立了该政策的约束力，甚至提出“特别措施”可以是强制的，这体现在2001年对美国公约履行报告的建议中。当时美国提出:公约条款只是允许缔约国为了保护某些种族、民族、群体而采取肯定行动，而不是必须采用肯定性行动。委员会对此予以了纠正:“应该强调的是，如存在的连续的差别待遇，缔约国必须采取特别措施。它是公约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的义务”。此外，也还可以从国际人权机构对挪威在公共领域的公司董事会、国有公司成员组中实行妇女不低于40%配额的赞赏，侧面表明对“积极行动”的支持。在这方面，区际人权保护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欧盟设置了违规诉讼程序(infringementproceed-ings)，对不实施“积极行动”的成员国有权进行督促，甚至。
四、结语
保护视力的原因篇4
关键词：视频分享网站；著作权侵权纠纷；利益平衡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视频分享网站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案件层出不穷，如央视国际控诉上海全土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未经其许可在其网站直接向公众提供大型美食类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的在线点播服务；广东中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诉腾讯公司在其“QQ播客”上播放其享有独占许可权的电视连续剧《宫》，侵害其信息网络传播权，给其造成巨大损失；搜狐诉悠视网播放电视剧《我的青春谁做主》侵犯了其信息网络传播权等等。在这众多有关视频分享网站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的案件中，侵权人有的是网络用户，也有的就是视频分享网站自身，但无论侵权人是谁，视频分享网站都面临着是否存在直接侵权或间接侵权的问题。对视频分享网站的侵权行为及侵权原因的探析，有助于维护网站健康发展，保护作品权利人的切身利益。
二、视频分享网站的概述
视频分享网站是指在完善的技术平台支持下，让互联网用户在线流畅、浏览和分享视频作品的网站。[1]这其中知名度比较高的有土豆网、优酷网、爱奇艺、搜狐网等。视频分享网站在互联网时代下拥有着广大的用户群体，丰富的视频内容，高清的分享效果等优势，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电视机的传统地位。但视频分享网站同样存在着一些缺陷，例如：其对视频资源来源的控制能力不强，自身的内容生产功能并不完善，网民原创的视频质量难以控制等，都使得视频分享网站侵权现象愈演愈烈。我国现阶段视频分享网站主要采用SorensonSpark与adobeFlash提供的视频编码技术，将用户上传视频档案压缩归档，内容涵盖个人视频及电视节目片段，mtV以及家庭录影等。视频分享网站属于提供信息存储空间，并实现信息共享的网站。[2]视频分享网站为广大用户提供信息存储空间，使用户上传、分享视频成为可能，其本质上是使著作权作品得以在网络空间向公众传播的一种媒介。简单来说，其运营模式大致如下：网络用户在网络运营商提供的视频分享网站上注册一个个人身份账号，通过该身份账号上传或分享视频资料并且也可以浏览其他用户的视频资料；广告商则借助这个上传、下载的视频分享平台提供广告资源，通过网络用户的点击率，赚取广告费用；终端用户即视频观众可以在线浏览观看视频内容，也可以通过安装终端程序将视频内容下载后观看。在现有运营模式中，视频分享网络运营商是网络视频行业的核心环节。视频分享网站是为广大互联网用户提供信息存储空间的分享平台，除了其自制的网络影视之外，其本身并不上传视频。如果一旦发现视频分享网站私自上传未经许可的网络作品，这时视频分享网站则构成对权利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直接侵权。现实生活中直接侵权的现象很少出现，一般情况下，主要是对广大网络用户通过视频分享网站这一平台，上传未经权利人许可，正处于保护期内的作品，进行的一种不作为甚至是默许鼓励的间接侵权方式。尽管此时的视频分享网站并没有网络传播行为，但其为用户提供了信息存储空间，使得侵权用户侵权行为的实施成为了一种可能，因此其对网络用户上传的作品就理应负有注意义务。在间接侵权行为中，视频分享网站所提供的服务，在客观上起到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目的，使著作权侵权作品得以在未经权利人许可的情况下在网络空间向公众传播，其在他人实施的侵权行为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视频分享网站的间接侵权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帮助侵权，即视频分享网站明知侵权行为的发生，仍为其侵权提供便利，是否“故意”是视频分享网站承担责任的必要条件。一种是替代侵权，即视频分享网站对于侵权行为具有控制能力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加以防范并且从侵权行为中获取了一定的利益，无论其是否“明知”，都构成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间接侵权。
三、视频分享网站著作权侵权问题频发的原因
视频分享网站著作权侵权问题频发，原因多种多样。本文主要从法律、经济两大原因展开分析，以期对症下药，提出完善的应对方案。
（一）侵权行为频发的法律原因
随着2013年新修订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得到了较为完善的保护。但由于立法的稳定性与网络的变动性的冲突，立法中仍然存在一些法律漏洞，使得作品权利人的权益频频受到侵害。对于权利人来说，由于网络的隐蔽性与技术性，使得虚拟身份成为了使用者的保护伞。在得知视频网站上的作品受到侵害时，权利人有可能因为网络的隐蔽性难以证明自己的权利人身份，也会因为侵权人的虚拟身份信息而难以确定侵权人，难以保存侵权证据，使得权利无从保护，而此时的视频分享网站又会以不知情，已删除侵权视频资料为由，规避法律风险，使得权利人的维权陷入艰难的困境。在实际生活中，视频分享网站总是利用法律对网络服务提供商提供的保护条款寻找免责事由，对“避风港”规则的误解是国内现有大多数视频分享网站上侵权作品大量存在的原因之一。视频分享网站普遍理解为当自我经营的网站上出现侵权作品时，只要履行“通知+删除”义务，就可以免于承担责任。基于此种理解，视频分享网站在没有接到相关通知时，其往往采取无视侵权视频的存在，而默示从中获取利益。
（二）侵权行为频发的经济原因
侵权行为频发的主要原因是侵权行为成本过低，视频分享网站的上传、浏览、下载之便利使网络用户花费极少的成本，就可随意上传本在保护期限内的视频作品，甚至是影院刚刚上映的影视作品。侵权行为的廉价与简易，使得大多数网络用户喜欢将自己享有的网络作品上传至网络空间，以供大家观看、欣赏。其上传侵权视频的目的往往不是为了牟利，而是为了增加自己上传作品的点击率，提高自己在网络中即便是虚拟身份的知名度。这种情况下维权者多数是享有权利人授予其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独占许可的某一视频分享网站，该视频分享网站会以维权人的身份来状告擅自转播网络作品的网站，以维护自身利益。竞购成本过高是视频分享网站侵权的另一原因。随着信息与科技的不断发展，视频分享网站大量产生，为了各自在竞争的环境下生存，各大网站采取了竞购热播视频的方式，买断视频的著作权，通过独播方式以期获取更大的利益。在竞购热播剧独播权之后，该网站通常也会采取分销的方式，将其取得的版权分销给额外几家视频分享网站，通过此种方式能尽快收回部分成本，却也因此增大了参与网站被侵权的风险。付费点播推行困难是我国网络侵权的又一主要原因。我国长期以来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缺失，盗版作品低价的盛行导致了人们不愿意为其在分享网站上的点播观看付费，当网站采取点播付费措施时，网络用户往往采取弃之另寻视频网站的做法，这就使得许多网站不敢也不能推行点播付费的方式来维护版权人的利益，以免减少了自己的经营收益。
四、构建视频分享网站中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方案
（一）构建合理的“避风港”规则
“避风港”规则是目前各大视频分享网站遭遇侵权案件抗辩的有利法宝，其中核心内容即是“通知+删除”规则，对于此项规则，笔者认为通知不应是删除的前提条件，视频网站中点击率高的热门视频是否是合法取得其著作权的作品，视频分享网站在此种层面上应尽的是审查义务。众所周知，热门视频的制作是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打造出来的，著作权人不会允许其刚刚上映甚至是还没有上映的作品免费上传至视频分享网站，作为一个“理性人”，该情况是不需要权利人发通知即可判断是否存在侵权的，而作为视频分享网站，其更该有专业的态度与视角，不应以理性第三人为评定标准，主动进行审查，才算尽到其作为传播媒介应承担的义务。因此，当热门作品传播时，视频网站应统一按照客观标准，主动审查该作品是否享有著作权。
（二）视频分享网站实行实名认证制度
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用户们选择编造虚假的身份信息与其他用户进行交流，互动。由于这一虚拟的特性，使得当网络作品遭受侵权时，视频分享网站往往提供不了上传侵权作品的用户的真实信息，以至于著作权人的网络信息传播权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为了营造一个健康有序的网络，我们可以在保护网络用户的隐私权的基础上，在社交等一些软件上允许其使用各自的虚构的理想的身份进行活动，但对于一些在网络平台上注册，使用某些技能的用户，我们应提倡该用户在注册身份信息时，填写其真实信息，这样一来既便于管理，又可以在出现类似侵权事件时，迅速找到上传侵权视频至网络的用户，了解相关情况。网络用户注册的真实信息，视频分享网站会采取技术措施予以保护，该信息只有视频分享网站相关工作人员可以看到，作为该网站的秘密资料予以保存。通过实名认证方式，网络作品侵权势必会大幅度降低。而我国的司法机关也应加大对网络主体的资格审查，撤销那些不负责任的网络主体资格，从根本上杜绝某些不负责任的网络主体来破坏整个网络的氛围，侵犯著作权人的专有权利。[1]
（三）加强行业自律，鼓励原创
透明的监测数据是视频网站自律的体现。科学、透明、公正、客观的市场调研标准和行业监测手段为视频网站提供了一个健康、公平的竞争环境，也同时提供给广大广告商有理有据的广告投放效果评估机制，有效保证广告商和合作伙伴的权益，以实现其营销价值和合作价值最大化。[2]互联网协会可以制定有关视频分享网站的各种行业规定和各类标准，协调视频分享网站之间的经营行为，促进视频分享网站之间的合作模式。此外，鼓励广大互联网用户自己创作，对于上传的原创性作品，通过其浏览、点击次数对原创著作权人予以嘉奖，激发广大用户的创造力。
（四）充分发挥集体管理组织的作用
网络技术飞速发展，依靠权利人自身来行使权利并加以保护，经济上花费巨大，同时也不现实，因为任何一个权利人都不可能具备同所有作品使用者发生联系的能力。[3]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通过著作权人以自愿的方式将其享有著作权保护的作品交给管理组织保管、使用，集体管理组织统一负责著作权作品的版权许可，简化权利人与网络视频供应商签订授权合同的繁琐程序，视频分享网站也不用和每个权利人协商，既方便权利人行使权利，也方便网络视频分享服务提供商辨别出视频的权利归属以及是否侵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引入，将会使视频传播更为高效，侵权行为不断减少。
参考文献：
[1]季连帅.视频分享网站著作权侵权的思考与解决途径[J].法律经纬，2013(8):68.
[2]张丽娜.视频网站的法律问题分析[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2010，12(1):72.
保护视力的原因篇5
关键词：就业歧视，法律对策，研究
1.就业歧视的概念
所谓就业歧视就是指基于各种原因,取消或损害就业或职业机会均等或待遇平等的行为。根据1958年《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规定,歧视一词包括基于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政治见解、民族血统或社会出身等原因,具有取消或损害就业或职业机会均等或待遇平等作用的任何区别、排斥或优惠。论文大全。一般来说，就业歧视具有四个基本特征：其一,就业歧视是一种区别对待，对部分劳动者的不当排斥就是就业歧视,对部分就业者的不当优惠同样构成就业歧视,因为它侵犯了其他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其二,就业歧视是对劳动者广义就业权的侵害，不仅可能存在于员工招聘过程中,而且可能存在于就业服务、员工管理以及政策法规制定过程中；其三,就业歧视是以与维持公共秩序和职业内在需要无关的因素为条件,对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实施的剥夺或限制；其四,就业歧视的实施主体可以是用人单位,也可以是政府部门或社会中介机构。
2.就业歧视的法律对策
2.1加大就业歧视立法和执法力度，完善有关法律法规
要进一步修改、充实、完善《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等法律，在其中增加就业歧视法律责任条款，把劳动监察权赋予当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加大对企业的劳动监察力度，使违法者应负的法律责任能够得到及时追究。在劳动合同法的第七章法律责任里可以增加这样一条：“用人单位违反相关规定进行就业歧视的，由劳动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并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国家应进一步完善维护平等就业权的救济保障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规定平等就业权的同时，还应规定有效的救济手段，是相关权利实现的切实保障。这些手段可以是：第一，把平等就业权纳入人格权的范围，允许直接利用诉讼手段实现权利救济。诉讼手段与劳动仲裁手段相比有不少优点，如诉讼手段立法成本小，补偿范围宽，救济及时，当事人的耗费少。第二，对平等就业权受到侵害的劳动者适当给予法律援助，扩大代表人诉讼的适用范围，提高诉讼效率。在现实生活中，一方面弱势劳动者比如女性、残疾人等在劳动就业中的弱势地位使得他们心里存在诉讼障碍，不敢拿起法律的武器；另一方面，诉讼程序的专业化和自身条件的限制，也会给受侵害者依法维权带来一定的实际困难。因此，应适当放宽对此类案件的劳动者提供法律援助的条件，为他们依法维权提供便利，从而得到切实的法律保护。同时，在涉及人员范围广泛的损害就业权的案件中，可以运用代表人诉讼形式，节省劳动者的诉讼成本，放大生效裁判的效力，保护更多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除此之外，解决弱势劳动者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还在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生产力不发展，就业歧视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消除。
2.2加强司法宣传，切实维护平等就业权
其一要通过电视、报刊、网络等大众传媒，旗帜鲜明地批判各种陈腐的就业歧视观念，比如性别歧视，要提倡男女拥有平等的就业权和发展权；提倡用人单位不要人为地设置就业门槛，对男性和女性求职者应该一视同仁，对正常人和残疾人要给与同等就业机会。用人单位可通过在试用期内考察每一位应聘人员的工作能力，最终决定他们的去留，通过应聘人员在工作中的实际表现决定他们升职或降职。其二，要大力宣传维护平等就业权对于保障广大劳动者的基本人权、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重要性。论文大全。其三，要宣传各用人单位遵守国家法律，承担社会义务，切实维护平等就业权，这是用人单位的法律责任和义务。
2.3要确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所谓举证责任倒置，指基于法律规定，将通常情形下本应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一般是原告）就某种事由不负担举证责任，而由他方当事人（一般是被告）就某种事实存在或不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如果该方当事人不能就此举证证明，则推定原告的事实主张成立的一种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在一般证据规则中，“谁主张谁举证”是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而举证责任的倒置则是这一原则的例外。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里有关于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根据审核需要可以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用人单位、职工、工会组织、医疗机构以及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协助。职业病诊断和诊断争议的鉴定，依照职业病防治法的有关规定执行。对依法取得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不再进行调查核实。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就业歧视案也应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因为被歧视的就业者有可能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歧视,一方面来自企业或雇主,一方面来自政府，相对于二者,被歧视者都处于弱势地位,其平等就业权单靠自力救济是不可能得到保护的,所以需要国家法律给予其公力救济。论文大全。在就业歧视纠纷中,纠纷的一方是受到歧视的就业者,另一方或者是企业,或者是做出歧视性规范文件的政府,从双方的力量对比中可以看出，就业者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即使他不是获得就业资源相对较少的人,在与企业和政府机关相对时仍然处于弱势的地位。对于企业来讲,就业者追求的是像其他人一样成为这个企业属下的一份子,而对于政府机关,就业者面对的是强大的国家公权力。在这种明显的不平等状态下,就业者必然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当这些就业者在弱势地位下受到歧视待遇,转而寻求司法帮助的时候,很难提出有力的证据对其被歧视的状况加以证明,所以在诉讼中应该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由企业提出证据证明被歧视者没有被聘用不是出于歧视的因素,而是有正当理由的或者由政府证明它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具有歧视性的内容或者这些文件即使对某些就业群体不利,但对这些群体的区分却是符合合理的和客观的标准的。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劳动者的合法利益。
2.4建立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
在西方国家，专门有保护平等就业的机构。我们也可以效仿西方的做法，建立这样代表弱势就业者的利益机构来保护平等就业机会的委员会。由于劳动者在雇佣关系中是处于弱势的一方,在权益受损时,他们往往不知道应该自己享有什么权利,也不知道应该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利。而类似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就能起到这样一个作用：一方面向社会宣扬公平就业政策,劝诫雇主摒弃歧视性雇佣措施，另一方面可以代表劳动者争取权益,一旦与用人单位调解不成或劝诫失败,可以代表劳动者向法院提出诉讼。
保护视力的原因篇6
我国综艺电视节目形态版权保护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面对国外的综艺电视节目成品，国内已有成型的引进规范，大部分频道在播放引进节目时，都会向海外制作机构支付相应的版权费用。但是，中国在保护创新性综艺电视节目版权的立法与管理方面、在法规的执行和监督方面，与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有一定距离，也是导致中国综艺电视节目形态创新止步不前和容易受到抄袭的根本原因。
综艺电视节目版权认定模糊。我国的版权法奉行的是“思想、表达二分法原则”，即不保护思想，但保护思想的表达。①也就是说从中国目前的版权法上讲抄袭思想并不属于版权侵害行为，对综艺电视节目的构思、策划等无形智力成果就无法进行有效保护；版权侵害行为只有在节目形态中的所有或大部分元素均以一种很明显的方式被抄袭才成立。但到底有多少元素，比如节目的场景设计、演出流程、制作手法被抄袭才构成侵权又很难界定，只能视具体情况来分析。这样就导致国内创新性综艺电视节目形态不断地被克隆，原创性的权利人无法及时而有效地得到法律上的帮助，不能得到行政执法保护，甚至没有诉讼的权利。原创性的综艺电视节目市场份额也被逐渐挤占、侵蚀，致使原创的积极性受到挫伤。
综艺电视节目形态“作品”要素的界定不清晰。版权保护包含在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当中，知识产权包括商标权、专利权和著作权，综艺电视节目的版权其实是指广义的著作权。中国版权法保护的是作品，而构成作品必须具有三个条件：第一，具有某种实质性的内容；第二，上述精神内容需要通过一定的表达形式表达出来；第三，该作品具有独创性。就综艺电视节目而言，虽然具备后面两个条件，但并不具有实质性内容，就不可能构成版权保护所需要的作品。②正因为综艺电视节目形态不构成现有法律环境下完整意义上的作品，不在版权法的保护范围之内，制作方才可以在不支付版权使用费的情况下对节目形态进行复制、修改和改编。这样的竞争环境导致电视台不愿下大力气、花大价钱潜心研究原创类节目。面对激烈的媒介竞争，电视节目制作者往往畏于开办新节目的风险而宁愿相互复制、克隆一些已经在观众心目中树立起良好口碑的电视节目。
由于国内版权法的不完善，中国综艺电视节目形态在申请专利和版权保护方面受到明显制约。2001年，中国内地电视娱乐节目《梦想成真》制作方曾向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国家版权局申请电视节目形态专利和版权保护，这是中国内地电视节目制作方首次试图申请节目形态专利和版权。《梦想成真》独特的节目形态并非来源于自身的创造，而是日本东京放送的王牌家庭电视节目《幸福家庭计划》的中国版本，是中国内地第一个完全购买国外版权并经过精心策划和成功进行本土化改造的品牌电视娱乐节目形态，号称“国际流行王牌栏目，完全时尚游戏经典”，节目推出之后收视率持续上升。然而，令制作方苦恼不已的是，一些电视台开始复制《梦想成真》节目形态的背景布置、主持风格、游戏种类和游戏规则等核心元素，有的电视台连《梦想成真》的节目名称都不变，有的采用日本原有节目名称，有的在其大型节目的一个板块上复制。虽然经过《梦想成真》制作方一再交涉，但大多数电视台或节目制作公司依然我行我素。制作方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电视节目形态专利保护，但被拒绝受理，理由是以电视节目形态申请专利尚无先例。制作方转而寻求版权保护，国家版权局有关部门认为，“除了对《梦想成真》和其母版《幸福家庭计划》的图案可以申请保护之外，其他如游戏方法、规则、节目形式等创意性内容不能进行保护。因为创意属于思想的范畴，著作权只保护表达方式，不保护思想。”③
在欧美发达国家，对于模仿、剽窃、抄袭、假冒等侵权行为在法律上量刑是以绑架罪等罪论处的，一旦侵权罪名成立，侵权人不仅身败名裂，而且还要招致巨额赔偿的处罚。他们的电视人在这种法制环境下搞创作，绝对不敢越雷池半步，而是专注于自我创新。于是在这些国家，创意新颖的节目层出不穷，名节目一个接一个登场，而且以节目形态这种具有版权的电视形式向其它国家和其它电视台输出。其中比较出名的有荷兰的《大哥大》(BigBrother)，英国的《谁想成为百万富翁》(whowantstoBeamillionaire)和《最弱的一环》(theweakestLink)，等等。其中英国《谁想成为百万富翁》在全球56个国家和地区以56个版本播出，香港“亚视”则斥资3000万港元向英国原创公司买入52集的制作经营权。④
中国版权保护不力最终导致的是整个综艺电视节目市场的无序和整个行业的不思进取。综艺电视节目要不断创新发展，版权保护机制的建立和健全是必须要的。
综艺电视节目形态版权认定的基本标准是对创意版权与表达版权的认定
综艺电视节目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受版权法保护，但不是说所有的综艺电视节目形态都享有版权的保护。综艺电视节目从其形态看有其特殊的创作过程，是创意与表达的统一，是创意与表达的结合。《著作权法》保护的前提是作品，这样看来，综艺电视节目形态是否属于作品便是关键。
综艺电视节目形态创意的版权确认。从艺术的角度看，综艺电视节目形态制作属创意产业，是基于创作者个人创意、技巧及才华的一种智力成果。栏目创意书一般会完整表述蕴含创意的节目形式，包括节目名称、内容及板块策划、节目制作与发行、节目广告及市场预测等内容。如果栏目创意书能展现电视节目形式创意的艺术性与新颖性、可操作性和市场可行性，全面说明和体现创意价值，那么其书面形式符合版权法对作品的要求，就可以认定其创意具有版权，应受版权法保护。因为“栏目创意书与被改编为影视剧的小说有着相同的地位与作用，如同将小说改编成剧本、拍成影视剧是版权的改编权，与改作为电影等视听作品权一样。栏目创意书的版权人享有版权的改编权与改作为电视等视听作品权。若要将栏目创意书改编为栏目流程表，拍成电视作品，必须经版权人同意，否则为侵权行为。”⑤
综艺电视节目形态表达的版权确认。综艺电视节目形态虽然基于创意，但它并非只是停留在思想层面的不可捉摸的东西，而是创意的具体化。如果将一个综艺电视节目的形态进行拆解就会发现，其特征是由单独的版权作品组成的，比如说具有原创性的节目的构架、设置、情节的串联、内容编排、音乐、主旋律和配乐等等，并可以为人所感知、复制，这就具备了版权保护所要求的可复制性。例如湖南卫视《超级女声》中pK环节的设置与呈现，就可看作一个单独的版权作品，可以确认拥有版权并申请版权保护。据了解，电视产业发达国家的法律一般通过对节目的模式进行分解，将电视节目模式的表达形式分为不同的要素，让其成为版权保护范围内的作品，对单独版权作品予以法律认定，纳入法律保护范围，从而有效地保护节目形式。
综艺电视节目形态版权保护的几种途径
法律保护。我国应尽快完善版权保护，将综艺电视节目形态纳入版权保护范围。政府有关部门要根据现有的版权保护法规，针对综艺电视节目创意、节目形态的特点，研究制定保护节目版权的专门法规，并积极促进节目创意技术标准的制定。
即便是现在综艺电视节目形态没有版权，不能获得版权保护，也未必就没有法律对电视节目形态的抄袭进行监管。如，在目前版权保护不到位的情况下可以运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此进行补缺。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相关规定，经营者不得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或者类似的名称、包装等；可以将非常知名的电视节目形态视作为一种知名的服务，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对知名商品的保护，就电视节目市场这一特定的环境去考虑对电视节目形态的保护。
实行版权登记与版权分级制度。由于综艺电视节目形态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在发生侵权纠纷时存在举证难的问题，从节目自身的保护角度出发，节目制作方应主动对节目中的创新点进行登记注册，因为在没有登记注册的情况下，法律很难有“谁抄谁”的判断标准。基于电视节目形态载体的特殊性，在进行登记时，权利人需提交节目创意策划书、节目录影带等固定材料，并对节目形态中具有独创性的部分予以详细说明。2006年1月，江西电视台创作的《传奇故事》栏目，经江西省版权保护中心批准进行版权保护登记，这是江西省首个依法进行版权保护登记的电视栏目。
版权分级制度是指电视节目版权的可利用程度，中央电视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先例。2005年12月1日起，《中央电视台版权管理规定》将节目版权分为三级：三级版权节目无播放限制，可以作素材，可以开发，一般指有开发价值的重点栏目；二级版权节目无播放限制，可以作素材，不可以开发，一般指主要用于播出的自制栏目；一级版权节目有播放限制，不可以作素材，不可以开发，一般指外购节目。栏目版权等级确定的是基本等级，不排除同一栏目内各期节目或同一栏目内各板块之间的版权等级出现不同的情况。⑥2007年10月1日起，《中央电视台版权管理规定实施细则》全面试行。该细则对中央电视台各节目形态及全流程管理中涉及的版权管理工作进行了全面规范，标志着中央电视台的版权管理工作在规范化、制度化道路上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着手打造全国电视节目市场监控平台。构建统一高效、覆盖全国的电视内容监测网络平台，可以促进电视播出机构、电视制作公司和节目销售公司对综艺电视节目形态版权的认可和保护。目前西方很多国家都建立了同类的行业监管组织，如美国的电影家协会、英国的演出权利协会、日本的文艺著作权保护同盟。2004年1月，在法国戛纳成立了欧洲第一个电视节目版式版权协会。这些行业自发的监管组织在版权保护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有效地维护了权利人的基本权益。
建立版权交易中心。要建立电视节目版权交易中心，成立电视节目权威评估机构，构建完善的电视节目价值评估体系。专业权威评估机构和版权交易中心可以提供信息与服务，促进电视节目形态版权交易的健康发展，也是对电视节目形态版权进行有效保护的一条重要途径。
加强版权保护以鼓励创新、促进创新，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综艺电视节目走出困局，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本文责编：曾鸣
参考文献：
①黄晖：《版权：保护思想的独创性表达――郑成思〈版权法〉（修订本）的三个判例》，《中华读书报》，1998-04-01。
②赵颖彦，丁孙莹：《电视节目“谁抄谁”现行知识产权法律难定夺》，《上海法治报》，2010-04-14。
③程德安：《媒介知识产权》，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6页。
④郑琼，吴汉民：《试论电视节目形式创意的法律保护》，省略。
保护视力的原因篇7
关键词：弱势群体，宪法，司法保护
一、弱势群体概念解说
学术界对弱势群体的表达各不相同，有的使用“社会弱者”，有的称为“社会弱势群体”或“脆弱群体”等。不同学科的学者在界定时，由于其研究视角和目的、方法各不相同，因而具体定义存在一些差别。目前，界定较多的是社会学领域。如有的在批判了五论即低收入群体论、贫困群体论、民政对象论、竞争弱者论和综合特征论之后，指出，经济利益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上的低层次性和承受力上的脆弱性，共同构成了社会弱者在社会性资源分配上的同一性。贫困性、低层次和脆弱性是社会弱者的本质特征。任何社会弱者，都内在地、必然地具有贫困性、低层次性和脆弱性。因此，从社会学视角来看，社会弱者是一个在社会性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和承受力的脆弱性的特殊社会群体。这样的界定，既全面地概括了社会弱者这一概念的本质性，又准确地把握了其周延性和确定性，也体现了抽象性的表述要求，因而，对于学术界廓清关于社会弱者的模糊认识，科学地把握社会弱者这一特殊社会群体，具有全新的理论和现实启迪意义。[1]不少学者着眼于我国的国情认为，弱势群体指社会中的弱者，即需要人们给予特殊关爱和援助的人群共同体。包括城乡贫困人口、再就业困难的劳动者、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维护的劳动者主要是非公有制企业的雇工群体和城市里的流动农民工。[2]也有的将我国改革中出现的弱势群体与历史上和西方国家的弱势群体加以区分。[3]
我们认为，从社会学视野考察，弱势群体是一个具体的历史概念，它是强势群体的相对概念，是指与另一部分人群相比在政治、经济、文化、体能、智能、处境等方面处于相对不利地位的一部分人群。传统理论主要从阶级观点进行分析和分类，奴隶社会的奴隶、封建社会的农民、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等属于弱势群体。今天，人们通常从更广阔的视野进行考察，如阶层、职业团体、年龄、体力、智力等。如从年龄看，少年儿童和老人属之；从性别看，妇女属之；从健康状况看，残疾人属于这一类；从工作获得与否看，失业人员属于弱势；与企业主相比，劳动者属于弱势；与多数民族相比少数民族属于弱者；与行使权力者相比，被管理者属于弱势等。可见，“脆弱者群体的存在，是一种普遍现象”。[4]但弱势群体的形成往往具有时代性特点，如今天许多国家的同性恋者、爱滋病患者等，在古代社会是不存在的。可见弱势群体也具有相对性和历史性特点。
法学意义上的弱势群体与社会学及其他学科中的这一概念既有区别，也有其共性。目前，法学上尚未发现有作出明确界定的概念。笔者认为，它除了具有其它学科中的普遍性、时代性、历史性和相对性等普遍共性外，与其它学科相比较，法学中的弱势群体概念，其最重要的特征是具有法律规范性。这种规范性可以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既可以是宪法法律法规，也可以是作为法律渊源的判例和习惯等；与法律规范性相应的还具有强制性和可司法性的特点。从发展趋势来看，其法律规范性、强制性和可司法性的程度越来越高，这是导致其司法保障地位日益提高的重要原因。
我国宪法未明确使用弱势群体这一概念，但这并不表明宪法没有保护弱势群体的的原则、精神和规范。宪法学界对弱势群体的研究主要是通过“特定群体的权利”或者其它更为具体的某一个人群来指称。如有的使用弱者、特殊人群等。其中的“特定群体”就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弱势群体的范围。目前，国内学者根据我国宪法规定一般认为，特定群体（或称特定主体或特定人或特殊群体）包括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及华侨、归侨、侨眷等。有学者还将少数民族人权、残疾人人权、难民人权保障、罪犯人权保障纳入特定群体。[5]有学者将退休人员、军烈属、母亲列为特定群体。[6]
从国际范围来看，对弱势群体尚未形成一个公认的概念。1993年的联合国维也纳大会提出，必须特别关注存在于所有社会的弱势群体的状况。大会提到的这类群体有：迁徙工人、少数人口、土著人、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以及残疾人。大会要求为改善妇女和儿童的状况，尤其是那些易受伤害群体因而加倍不利的妇女和儿童的状况作出更大的努力。[7]
可见，无论法学界还是实务上均未确立一个被各国都认可的概念。科学的弱势群体概念还需要法学界的共同努力。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本文的视角是从广义的角度和人们公认的范围考虑，弱势群体主要包括土著居民、黑人、奴隶、妇女、儿童、老人、相对于雇主的劳动者、失业者、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再就业困难群体等。本文主要以妇女、劳动者、黑人、农民等为考察对象。
二、将弱势群体权利纳入宪法司法保护成为一种趋势
近代法治建设以来，为了实现社会正义，许多国家采取了包括立法、行政、物质、精神、道义等多种方法保护弱势群体，这是人类文明的重大进步。当今社会的一个鲜明的特点是通过宪法司法手段加以救济。认真研究这一规律，对有效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推进我国的宪法实施、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稳定的社会局面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
越来越多的国家运用宪法司法手段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两大法系国家均不例外。
美国在运用宪法司法手段维护弱势者权益方面有许多判例，涉及妇女平等权、黑人的教育权、就业权等诸多方面，采取过多次影响很大的行动。所谓“肯定性行动”即“affirmativeaction”就是保护弱者的一个重大行动。它最初在肯尼迪总统的行政文件中，该文件命令与美国政府签约的承包商肯定在非歧视的基础上招工。后来约翰逊总统将此命令扩大到要求承包商采取“肯定性行动”以保护所有职业雇工的非歧视。到七十年代初，这种推进公平就业的“肯定性行动计划”由强调所有人就业公平转变为要求少数种族、民族实现强制性的机会均等，从而要求对曾遭受歧视的少数种族或民族的后代予以优先补偿。[8]著名的巴基案件判决就是一例。[9]在教育方面，1954年的著名的布朗第一案中，最高法院宣布各州对中小学实行的“平等隔离”政策违宪，保护了黑人平等的受教育权，其在美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10]近些年来，美国法院又作出了一系列的反对就业歧视、保护平等工作权的宪法判例来保护弱者。[11]
学者们公认英国是有宪法的，即不成文宪法。英国不成文宪法的主要渊源之一就是法院的判例，即宪法判例。[12]关于保护弱势者的宪法案例很多。在国家防止虐待儿童协会一案中，英国上议院作出如下判决：国家行为的主体并不局限于皇室和中央政府部门，国家指的是一个政治组织的所有机构。国家防止虐待儿童协会是由皇室所设立的，因此，亦属于国家的一部分而享有公共利益豁免原则的保护。该判例确立了一条宪法原则，即所有通过立法而设立的机构的行为属于国家行为。[13]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英国还在1998年制定了专门的《人权法案》。
印度历史上严重的种姓制度至今影响深远，为此印度宪法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是增添一些特别规定。宪法第15条第（3）、（4）款；第16条第（4）款，允许对妇女儿童、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落后”阶层及公民以保护性、补偿性的区别对待。“……独立后的印度在制定司法制度时希望遵循这样一个政策，即‘纠正历史造成的不平衡’。这一政策在《印度宪法》有关‘平等’的条文中，有明确地体现。”[14]印度最高法院运用宪法规定，采取了多种倾斜性的判决使弱势者的权益得到补偿和特殊关照。如它革新了陈述权的概念，把肯定性救济发展到任何美国先例都未达到的地步，从而为更容易地获得司法帮助提供了方便。印度最高法院在促进人权的过程中露了一手绝活：在基本权利中纳入了“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像国家有义务提供像样的生活水准、最低工资、公正人道的工作条件、提高营养和公共健康水平等等。在FrancisChraliemuffin一案中，法官巴格瓦蒂宣称：“生命权包括有尊严地生活的权利，包括所有与此相关联的东西：基本的生活必须品如足够的营养、衣着和栖身场所。”[15]再如，法官利用法学的能动主义努力去掉形式主义来达到分配的公正，印度最高法院开始把许多宪法性诉讼转变为公众利益诉讼，旨在使社会正义成为普通人可以获得的东西，使他们有可能实现其社会的和经济的权利，但现在最高法院日益被人民以及法官们认为是“被压迫者和困难者最后求助的场所”。我们在印度发展起来的公众利益诉讼模式是为社会地位低下的及其他软弱的阶层的人在政治经济方面“寻求回旋活动地位”的。改变传统的办事规则，创立了书信管辖权制度[16].
其他一些普通法系国家也采取宪法司法方法保护弱势群体。在日本，妇女是社会弱势群体。“日本没有美国的那种对待黑人以及（特别在过去）小宗教派别和种族团体的广泛而深入的社会经济歧视格局；但在它的同第14条平等要求有关的记录上却也是污迹斑斑。……1985年的《平等雇佣机会法》增加了职业女性的择业机会。在同样的学历条件下，妇女的基础薪趋接近于男子；但与美国一样，在晋升机会上存在着性别歧视。”[17]法院为此对妇女的平等权利进行保护。在昭和四五年八月二六日名古屋地判等案件中，法院判决认定：女性从业人员结婚时应一律退职之惯例，乃就劳动条件依性别所加之不合理差别待遇，对女性从业人员之结婚自由而加以制约，故违反宪法第14条、13条、24条之精神及民法90条而无效。[18]1993年6月23日东京高等法院作出的二审裁判中，裁定日本民法典第900条关于非婚生子女的继承份额为婚生子女的1/2的规定违反宪法第14条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原则的规定，维护了非婚生子女这一弱者的宪法权利。[19]
在澳大利亚，原著居民由于英帝国的入侵而使土地的所有权受到白人掌权者的侵害和剥夺，明显处于不利地位，属于弱势者。1992年，澳大利亚联邦最高法院作出了其自澳大利亚联邦成立以来最富冲击力的判决，即玛伯诉昆士兰州案（二号）（以下简称“玛伯”），使原著居民的土地所有权得到恢复和承认，并在澳洲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20]最高法院认为昆士兰议会通过了昆士兰沿海岛屿宣布法对原住民族之权益有负面影响而不影响非原住民族，构成种族歧视，该法律和1975年联邦政府通过的反种族歧视法相矛盾。
在加拿大，法官也逐渐发挥积极主动的司法职能，作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妇女的判决。
最高法院经过多年发展，逐步抛弃了原来的一些陈旧观念。其采取的新的“不利”标准要求法官留意妇女或其他权利诉求者在现实世界所处的境遇，同时直面以下事实：即妇女所经历的系统遭侵犯和权力被剥夺是由于她们在性别等级中的地位所造成的。当提起宪法诉案时，妇女有机会质疑男性界定的结构和体制，并揭示平等是如何仅仅通过基于男性自己的需要和特点的规范而达到的。这并没有排除在有些情况下，适当补救仍要求与男性相同的对待的可能。在“布鲁克斯诉加拿大安全公司”案里，怀孕女工在福利规定上受到较之男性和不怀孕妇女所受的不利待遇。最高法院特别裁定，怀孕妇女所经历的不利之所以发生，原因在于她们的条件-因为她们有所不同。为决定是否存在基于性别的歧视，首法官置怀孕妇女于现实之中，处于她们自己的环境之中。最高法院陈述说：将工作与母亲身份相结合以及考虑工作妇女生儿育女的需要变得日益紧迫。生养后代并造福于整个社会的人不应在经济或社会上受到不利对待，这一点不言自明。只有妇女怀孕生子；没有一个男人会怀孕。[21]
在以色列，因为不存在书面的宪法，高等法院实际上负责在以色列规定、公布、促进和实施公民的权利；这样一来，该法院也就对民主政治文化的创造作出了贡献。从1948年以来，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却逐步制订了一套《人权法案》：通过一系列的裁决规定了居民的表达自由、结社自由、游行示威的自由、择业的自由以及全体居民的政治平等。高等法院制订了种种法规，其中包括义务兵役制的范围、政党财经制度、政治协定的核准和公布、排除激进政党参与议会选举、政府委任高级行政职务的章程、电视广播的多语种、两性在担任公营公司经理和宗教社团负责人方面的平等权利、同性和异性恋者在工作场所的平等地位以及审查制度等等。最高法院在民众中获得了崇高的声誉。[22]南非种族歧视相当严重，黑人长期被剥夺土地，遭受歧视，1993年制定的南非临时宪法第八章对土地作了专门规定：根据议会通过的法律，任何在1913年6月19日以后被剥夺了土地权利的个人或社区，都有权提出收回该项权利的申诉；建立土地权利回归委员会和土地法庭来处理这些申诉。通过这个行动使黑人的权利得到维护。[23]其最高法院采取有力行动保护了黑人、妇女等弱势群体。
大陆法系的国家也通过宪法判决对弱势者的权利起到了保护作用。在法国，自1971年，院（有的学者译为宪法委员会或，本文采用张千帆教授的称法）作出的革命性的判决以后，人权保障成为院的重要职能。虽然与德国、美国等国家比较，法国的院对于权利的保护处于被动地位，但其作出的判例对保护弱势者的权利同样起到了有力的保护作用。在1987年的“公务员罢工决定”一案中，院撤销了先前决定，判决立法修正违宪。虽然立法定义了罢工权利的范围及后果，它应遵从比例原则所规定的限度，并考虑不同公务行业的区别及短期罢工的影响。在本案，立法把克扣规则扩展到所有公共雇员而非限于其主要活动，因而侵犯了宪法保障的罢工权利。[24]
在德国，男女不平等现象是现实的社会存在，用经验社会科学的术语说，这叫作“性别上的不对称”。传统的价值观念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社会化过程中传统角色的遗传机制一直是关心妇女问题的社会学家们想搞清楚的问题。……妇女解放的路程还很长，而且这并不仅仅在德国情况是这样。一种积极的政策是必需的。[25]为此，法院在判决时尽可能进行特殊的保护。德国《不来梅邦的平等法律》第4条中的“妇女保障名额规定”中规定“在任用及及拔擢官员、法官时，若有女性应征者与男性应征者具有同一资历，且该部门之女性不及半数者，应优先任用及拔擢女性。”不来梅市一男性官员因该条款未被拔擢，到法院第一、二、三审都认为不与宪法或民法相违，驳回原告之诉。后来原告诉讼至欧体法院，判决不来梅邦的规定违反欧体方针76/207/ewG第二条第四项规定。但是欧体法院的判决受到不少批评，认为这着判决不利于使妇女真正得到平等保护，将来有可能改变这种判例。[26]这表明，对妇女权利采取倾斜性司法保护被德国法院所认可。
意大利于1983年2月9日第30号判决，宣布歧视女性的有关国籍方面的法律违宪。[27]
在韩国，其作出的一系列宪法判例对处于弱势一方的权利进行宪法保护。在“教师的优先雇佣”一案中，请求人对“教育公职人员法”11条（1）款提出异议。该条款规定，公立教育学院和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与那些私立教育学院的毕业生和那些出自非教育专业学院但获得要求的教育课程学分的毕业生相比，有优先被雇佣做为公立学校教师的权利。请求人认为，作为私立教育学院的毕业生，他们实质上不可能获得教师的工作。观点一致，认为争议条款违宪，因为它在雇佣公立学校的教师时，不合理地以学校是公立还是私立，以及它们的专业划分为依据进行区别对待。这种区别对待也破坏了选择个人职业的权利。这个条款不公正地限制了非公立教育学院毕业生的就业机会而不考虑他们的个人能力。它仅以学校地位的标准为依据。根据当前的情况，公立学校毕业生供过于求，优先权破坏了宪法15条保护的追求自己所选择的职业的权利。[28]这在客观上保护了处于弱势者地位-私立教育学院的所有学生这个弱势群体的权利。
不仅在国内，在一些区域性组织和国际层面上，弱势群体权益的宪法司法救济得到进一步扩展。
欧洲人权法院作了一系列的判决。在冯。锅里尔诉荷兰泰一案中，欧洲人权法院作出如下认定和判决：（1）郡法院未经审问就拘禁冯。德里尔夫人，依据《精神病患者法案》，荷兰政府违反公约第5条第1款规定。（2）法院认为，荷兰政府对申诉人的人身自由予以剥夺的通知方式和通知时间不符合公约第5条第2款的要求。（3）由于法院未履行通知申诉人的职责，已导致了延误，而这些延误都有充分的理由予以避免，这违反公约第5条第4款的规定。（4）依法院的观点，申诉人受到了一些非刑罚的伤害。郡法院不对她进行审讯而决定拘禁使申诉人精神沮丧，未能作出本应“立即”作出的决定使对她的关押一拖再拖，这就更加加重了她对被重新送回医院的恐惧。参照第50条之规定，考虑双方的要求，法院认为，荷兰政府建议的15000荷兰盾的赔偿总额是公正的。[29]该案涉及到对精神病人这一类弱势者是否和如何给予特殊保护的问题。从《欧洲人权公约》的规定和人权法院的审判实践看，对精神病人的保护性规定的显著特点在于它不但注重实体权利的保护，更注重程序权利的保护。而在实践中，只有程序方面的权利得到了保障，实体权利才有可能得到最终实现。
在国际层面上，弱势群体权益也正在得到宪法司法救济。以妇女权益的维护为例，20世纪80年代国际人权司法开先例的断案，则确定国家不但有义务预防人权暴力，也有义务保护个人不受其他个人的伤害。国家若不能强制执法以保障妇女权利，便是侵犯了妇女的人权。[30]
不仅在实体法而且在程序法上，弱势群体的权利得到宪法司法保护。正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开展的福利国家与接近正义运动不仅将当事人的基本程序保障权“宪法化”、“国际化”[31]，而且将其主要内容之一确定为救助弱势群体。如司法改革的第一阶段，通过创立具有实际效果的法律援助和法律商谈制度，为将司法制度（裁判）变为对无财力者来说更为容易利用的许多计划和尝试。第二阶段表现为努力提供少数民族、身残者、女性、老人的权利以及消费者利益、环境利益等。[32]
三、弱势群体权利的宪法司法保护的特点
上面例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宪法司法保护弱势群体的扩张趋势。从世界范围看，宪法司法保护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造成弱势群体原因的复杂多重性决定了保护手段的多样性，宪法司法手段越来越突出。
（一）原因：无论是法治发达国家还是法治不发达的国家，弱势群体的存在都是种种原因造成的。其一，历史原因。不少国家的弱势群体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如在历史上，妇女一直处于不利地位，长期不具有法律主体资格；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黑人受到历史上奴隶制度的影响。其二，宗教原因。如历史上的印度种姓制度造成的妇女、不可接触者等在20世纪独立后影响仍然深远。在当今不少发展中国家，复杂的宗教原因是国家推行的巨大障碍，弱势群体的权利的保护也往往受到宗教的影响和干扰。其三，经济因素。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资本主义向大工业和社会化发展的过程也是其劳工、环境、消费者保护等社会问题日益严重的过程，不少弱势群体由此产生；就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少国家受到经济发展缓慢以及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不利地位等因素影响，国家经济困难成为制约解决弱势群体困境的物质障碍。其四，民族和种族因素等。美国、南非等国家历史上的黑人，许多发展中国家多民族关系的不和谐等。其五，体制改革带来的不利群体。
（二）宪法司法的重要性和局限性。正因造成弱势群体的原因多种，需要采取多种措施。宪法司法救济是整个国家救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当今社会得到快速的发展，其原因之一是它往往通过法院的判决促进启动政治体制改革，革新陈腐的社会意识和落后的价值观念，创新符合社会需要的人权保障的理念和方法等。如在美国，对黑人子女平等教育权利的保护经过了多次反复，1954年判决的布朗案件的判决实现了从“隔离但平等”到“隔离不平等的”转变，在法院作出保护弱者权利的判决后，许多州进行顽强的抵抗，最后由联邦政府军队出面进行保障。可见，没有法院的果敢的判决和创新，就不会有黑人权利地位的根本改观。
当然，仅仅靠司法自身还不足以充分地保护弱势群体，通常还需要其他部门和司法机关本身进行变革等多种措施。在1971年的贝利对阿拉玛案件中，美国最高法院面对的是对有“欺诈性”行为的农场劳动者课以刑罚的阿拉巴马州的法律。最高法院与州法院意见相左，判定阿拉巴马州法律无效，释放了贝利。这桩判决，取得了有关“债务劳动斗争的显著进步”。但现实之中，该判决没能发挥充分的效果，其原因在于它先于时展的缘故。……[33]可见，有时只有司法的单方行动，保护弱势者的难度更大。在加拿大，为了有力地保护妇女的平等权利，国家采取了大规模的综合性整治办法。一方面在平等原则的理论层面，使得加拿大妇女能以平等的方式论及歧视的最深层的根源。另一方面在实践层面，认定并致力于通过司法教育项目来纠正法院里的性别和种族偏见。之所以如此是基于以下理解，即除非执法摆脱了性别偏见，否则，平等永远难以实现。[34]南非于1989年9月上台的德克勒克政府制定了政治解决种族问题的方针，由宪法和基本法、黑人家园计划、白人南非政策和镇压性立法构成的种族隔离法律被大幅度修改或废除。[35]
（三）宪法司法保护还需要弱势者自身的斗争，正如耶林所说“法的目标是和平，而实现和平的手段是斗争。……法的生命是斗争，即国民的、国家权力的、阶级的、个人的斗争。”[36]弱势者权利获得保护的进程也是一个持续的斗争过程。这在世界范围内集中表现在反对种族歧视斗争方面。[37]另外，维护女权的妇女运动也在许多国家开展。
可见，宪法司法是维护弱势群体权利的有力手段，但它需要其它手段的配合。
第二，弱势群体权利的规范化和国际化。弱势群体利益的受重视与人们对人自身的尊严的认识和高度重视有关，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人们对战争对整个人类生命的践踏促使人类对弱者权利保护更加重视。二战以后整个世界人权立法的关注点和重心之一就在于对弱势者的关注和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出现了规范化和国际化的趋势。规范化的形式多种多样，如宪法规定、宪法性法律规定、区域性人权公约规定、国际公约规定和宪法判例等构成。
多数国家在宪法和宪法性法律中直接或者间接地规定了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利。
国际上也不例外。如《世界人权宣言》第25条规定：（一）人人有权……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二）母亲和儿童有权享受特别照顾和协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规定对18岁以下的人所犯的罪，不得判处死刑；对孕妇不得执行死刑。《经济、社会和文化国际权利公约》第10条特定规定了对未独立的儿童应当给以尽可能广泛的保护和协助；对母亲，在产前和产后的合理期间，应给以特别保护；应为一切儿童和少年采取特殊的保护和协助措施。等。
除此之外，还制定了一些专门的单行性人权公约。1975年联大通过了《残废者权利宣言》，1980年通过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的公约》，1989年通过了《儿童权利宣言》，1992年联大通过了《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不少地方还制定了区域性的人权公约。如《欧洲社会》、《非洲人权和民族权》等。
这些规范为弱势群体的宪法司法保护提供了规范性依据。越来越多的规范虽然在内容上还存在差异，但其趋同性在增多。这表明，弱势群体的宪法司法保护走向世界化全球化是不可抗拒的必然潮流。
第三，对弱势群体宪法司法保护的倾斜性特点
弱势群体由于处于不利地位，需要宪法司法保护采取倾斜性保护。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偶然，其必然的机理在于：其一，从古代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初期经历了由身份到契约的发展。古代往往是裸的不平等，弱势群体得不到平等的保护往往被视为自然或者上帝安排好的。近代资本主义建立的平等自由，使人人在形式上的法律上的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在制度上也有了相应的保证，如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这种形式上的平等既有重大的进步，同时也有其局限性。片面强调形式上的平等，使强势者与弱势者的不平等的起点被忽视，结果常常导致诸多实质的不平等，弱势者的实质性权利受到侵害。所以这种不合理的现状必须改变。这种形式主义的平等观带来的掩盖弱势与强势者的状况受到了批评。西方新自由主义代表就提出了纠正的措施。新的主张和措施是在承认差别的前提下，承认由“身份”差异带来的不平等的情况下，要求采取特殊的措施对弱势者给予特别的保护。英国学者彼得。斯坦等认为，一视同仁原则必须有一些例外，考虑到个人特性（需要、才能、性格等）的差异，可以区别对待。[38]相对于梅因“从身份到契约”的公式，在今后似乎被反过来说成是“从契约到身份”。就是说，当今应当考虑：基于一些特殊的原因造成的事实上的不平等的“身份”而给予弱势群体特殊的保护。宪法对弱势群体的倾斜性保护实际上也是实质正义和平等理念的要求。对弱势群体的倾斜性保护正是纠正近代片面强调形式平等原则的结果。其二，它是人权发展的必然结果。传统的人权属于消极型权利，强调政府少干预。二战以后，积极权利开始登场并越来越重要，其表现为社会权利在宪法中越来越广泛地得到确认，在社会生活中其地位也愈加重要。社会权利的受到重视特别是纳入宪法司法保护轨道为弱势群体权利增添了新的内容，提供了更可靠的保证。
倾斜性的表现。其一，立法上的倾斜，包括立宪、修宪和制定宪法性法律等加以保护。一些国家将保护弱者权利纳入宪法条文中，如印度宪法第14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包括平等的法律保护；第15条：国家禁止依据宗教、种族、种姓、性别和出身地而歧视任何公民；第16条：在公共就业方面机会平等；第17条：禁止不可接触制度及其实践。第46条：国家将特别照顾贫弱人民，特别是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2的教育和经济利益，保护他们免受社会歧视和一切形式的剥削。提高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的社会经济权益；第330条：在人民院中为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保留席位；第332条：在各邦的立法会议中为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保留席位；第335条：照顾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的求职工作。这样，《印度宪法》中不仅有了“平等”的总原则，而且有了为实现所有公民的真正的平等而制定的政策原则和帮助“落后阶级”上进的具体条文。《印度宪法》的制定者们相信，通过全社会的努力，印度在三四十年后将在平等方面取得成功，“落后阶级”将不复存在，印度将成为一个真正平等的社会。也有的国家在宪法性法律中作出规定，如美国制定了《1964年民权法》及修正案，澳大利亚制定了1975年反种族歧视法，日本制定了1985年的《平等雇佣机会法》。
其二，司法上的倾斜。司法上的倾斜与司法机关正在承担越来越重要的政策分不开，也与行政权的扩张和立法权的衰落等情况相适应。与行政国出现相适应，宪法司法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不再象过去那样片面强调形式上的中立性和平等性，而是往往在识别出弱势群体的基础上，根据宪法的精神作出倾斜性的保护。这是追求实质正义与平等的结果。
第四，用宪法司法手段处理弱势群体的权利，其后果往往影响大，既可能是消极性影响，也可能是积极性影响。宪法性判决的保护由于是具有最后效力的判决，所以其影响很大，不仅对司法系统，甚至对立法、行政都起着导向、审查和确认的作用。如前述澳大利亚“玛伯”案件的判决影响相当深远。
总之，宪法司法保护呈现积极司法能动的功能特点：明确承认不平等性的存在，进而给予倾斜性的补偿；保护弱势群体不仅是直接针对国家机关的立法行为，而且针对行政和司法行为；不仅指向国家机关的公权力行为，还包括针对社会其他主体的非国家机关的行为；宪法司法保护的权利越来越广泛，不仅包括传统的人权如人身权和政治权利，还包括了现代当今社会的社会和经济权利；纳入宪法司法保护的弱势群体的权利最为突出的是涉及种族歧视、妇女权益、儿童等在受教育、职业、获得补偿等方面；宪法司法保护的立法功能突出，通过宪法司法判决，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创新性立法（宪）以便对弱者进行倾斜保护从而实现对失衡的社会关系的必要矫正，以此来缓和这种实质上的不平等。
四、宪法司法保护弱势群体的成因
第一，对弱势群体进行宪法司法保护是由问题本身具有明显的政治性决定的
保护弱势者是个系统工程，带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政策性。一般的法律诉讼能够解决一般的弱势者的权利救济，但往往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歧视弱势者的深层矛盾和症结。而现代法治国家的宪法司法适用机关（特别是最高宪法司法适用机关）在政策性方面承担一部分责任，[39]在一定程度上能解决深层次的根子问题。弱势群体权利的保护本身具有很强的政治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关涉到一个国家和社会制度是否正义。正义是现代法治的重要价值，正义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如何处理好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在任何特定的社会里，其社会资源是有限的，如果社会强势群体占有份额多，社会弱势群体占有份额相对少，这是客观存在的不平等。在维护法律普遍性的前提下，适当考虑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是法治社会的特征。对经济和社会活动中的弱者，如果法律不加以适当保护，一个社会就失去了起码的正义基础，难以长久安定地发展下去。因而，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应成为国家和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在罗尔斯看来，正义有两个原则，其中第二个原则就是对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的安排。他认为，要做到正义，必须使它们（1）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2）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这个原则适用于指定与建立社会及经济不平等的方面。它表明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无法做到平等，但它必须合乎每个人的利益，同时使权力地位和领导性职务向所有人开放。[40]可见，罗尔斯对在社会和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势者开出的处方是采用特殊性的积极差别待遇，即保证弱势者能够获益并且保证权力和公职的开放。宪法作为人权的宣言书和保证书，是正义的集中反映，通过宪法司法手段才能有力地保护弱势群体，从而实现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正义。宪法司法本身具有的强烈的政治性能够胜任这一重任。其二，涉及到平等与差异、自由与平等、形式平等和知识平等的关系。对弱势群体的特殊倾斜性保护具有困难性，其要处理好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平等与差异、自由与平等、反歧视与反向歧视的关系问题。这些关系是一般的司法难以解决的，宪法司法要从宪法层次、政治高度、全面综合地考虑各个方面的情况、权衡各种主体利益关系等，在其基础上方能作出妥适的决定。其三，涉及到国家的消极功能和积极功能的配置和选择等。对弱势群体进行宪法司法保护顺应了行政化国家的要求。在19世纪，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哲学和法律思想都认为国家应当是消极的不作为者。然而，“20世纪的国家日益成为社会化的国家。国家的哲学基础不再是消极性占主导地位，而呈现出基本上是积极干预的特征，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对财产的管理、对企业的监控日益频繁。因此，可以见到，国家越来越需要赋予大量机构以经济和社会功能，从而实现国家干预，最终完成本世纪的中心特征-社会变革。”[41]但是积极主动的功能发挥过度或者作出错误决定，带来的不是福音，可能是灾难。所以，对措施的设置必须兼顾二者关系，“谈到设计出能够明智地解决问题的政治制度时，体制必须不止是限制权力的政体，它还必须能有效地利用这些权力，制定政策，提高公民的福利。”[42]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既要国家积极主动的作为，又要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宪法司法审查制度正是顺应了这个潮流，它使对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有望能将发挥权力的长处和纠正控制权力的缺点有机地结合起来。
第二，对弱势群体进行宪法司法保护才能真正维护宪法
现代宪法内容的一个特点是其社会权利日益增多，而这部分权利对弱势群体的权利实现往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只有将这些社会权利纳入宪法司法保护轨道，宪法的人权功能才可能完整有力。对此，联合国防止歧视与保护少数者小组委员会前主席高度称赞“社会权利”是20世纪的贡献，它使全体社会成员享受满意的生活条件成为可能。还批评了那种只承认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具有“绝对性”、“直接性”和“可司法性”，而认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则不具有可司法性的特点。他指出，对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来说，也是国家义务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这与国家作为公民和政治权利的保护人的角色相比，是十分相似的。绝大多数国家在其现行的国内法中规定了保护义务的重要内容。此种立法要接受司法审查，因此，可见经济和文化权利本身不能由法院决定的观点是错误的。[43]宪法权利的社会化趋势从德国魏玛宪法开始，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宪法中的社会权利内容逐步增加，尽管各国理论和实务界对于社会权利是否具有可司法性（可诉性）还存在争议，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实践上正在将其纳入宪法司法范围。可见，弱势群体权利的宪法司法保护特别反映了新时期人权保护的特点，这是宪法司法适用扩张的重要内容。
当然不同的国家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实现这个目的。在美国，宪法中缺乏多社会经济权利的规定，其对社会权利的保护主要通过宪法司法判例实现的。这种宪法规定不足受到学者的批评，“旧的制度的修正无疑是迫切需要的……”“美国的《权利法案》已不足敷用。这不仅是由于业已衰减的早期的权利需要被重新确定和强化，而且还因为某些新的权利也亟需宪法的认可。”[44]而新的权利实际上也是新的自由，“这些新的自由是具有经济和社会性质的权利，其特点包含了集体的尤其是政府的。这些权利包括：社会安全的权利、工作的权利、休息和闲暇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达到合理生活水准的权利、参与文化生活的权利，甚至包括诉诸一种保证这些权利的国际秩序的权利。……这些权利不是保护个人以对抗政府或其他当权者的，而是提请公共权力机构注意要让诸如个人自己拥有的那种自由权通过另一些自由而得以实现，……”[45]
第三，弱势者的权利之所以需要宪法司法保护还因为宪法司法保护还有如下优势。其一，司法判决具有直接有效性。如德沃金所说，“一位法官的点头对人们带来的得失往往要比国会或议会的任何一般性法案带来的得失更大。”[46]其二，宪法司法判决往往具有最高最后的法律效力和最高权威，它不象一般的法律诉讼难以解决政策性强的案件。这是当今越来越多国家将弱势群体权利纳入宪法司法保护的深刻背景和原因所在。其三，宪法司法保护可以监督和纠正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制定法律法规规章和作出的行为中违反宪法，侵害人权。这在法治发达国家尤为明显。
五、我国弱势群体的宪法司法保护展望
重视保护弱势群体的特殊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政策。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十分关注中国农民这一弱势群体的利益研究，写下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兴国调查》等著作和报告。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论断，提出通过分步骤分阶段允许一部分人先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体现了他对社会主义“弱者”群体的关心。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的理论，将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放在党的工作的中心。多年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1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农民这一弱势群体利益受到了中央的特别关注。今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总理的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了弱势群体这一概念，并将保护其利益作为政府今年的重要工作。可见，新中国建立以来，保护弱势群体是我国的一项重要政策，这一政策通过法定程序转变为宪法法律和法规。我国应当遵循法治发展的规律，适时推进宪法司法制度的建立，运用宪法司法手段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一）对弱势群体进行宪法司法保护的有利条件
其一，广泛的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据。
1，宪法依据。建国初期的《共同纲领》起了临时宪法作用，其中对弱势者的权利保护条款主要包括：第6条关于保护男女平等的规定，第9条规定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和义务，第12条规定保护青工女工的特殊利益，第48条规定注意保护母亲、婴儿和儿童的健康，第15条规定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第51条规定民族自治机关的各民族代表的规定，第53条规定帮助少数民族人民发展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等。这些政策、原则和规范的规定表明，保护弱势者的利益在新中国建立时就具有宪法地位。
1954年宪法继承了《共同纲领》中的规定，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规范化。主要内容包括：（一）属于政策范畴的，强调民族平等和特点的保护。序言规定国家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将照顾各民族的需要，而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上将充分注意各民族发展和特点。（二）属于原则和制度范畴的规定，主要包括第3条，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和改革风俗习惯自由。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三）规范层次的弱势保护主要包括：第58条将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作为地方各级人大的职责；第67-72条规定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保障，其中第72条强调“各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充分保障各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并且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建设事业”；在第三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第86条规定妇女与男子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第94条规定的国家特别关怀青年的体力和智力的发展，第96条的妇女与男子平等及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等。
1982年宪法同样规定了保护弱势群体的政策、原则和规范。与1954年宪法不同之处在于，很少使用“充分”、“特别”等词语。主要包括：第44条的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第45条关于公民在年老、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和社会保障残废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第48条关于妇女的平等权。第49条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等。当然，还包括体现平等原则和规范的其它一些条款。
另外中国还签署和批准了许多国际公约，其中不少公约涉及弱势群体的权利。
总之，新中国在立宪方面一直重视对弱势者权利的宪法规范。新中国立宪对弱势群体权利的规定及其实践的特点是：（1）保护范围越来越广泛。（2）使用词语上由建国初期的明示逐渐到隐蔽。（3）对于弱势者权利的保护规定的层次包括政策、宪法原则和规范等几个层面。
2，宪法性法律依据。我国对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主要集中在立法上。人大一直将保护弱势群体的立法放在重要地位。我国的立法机关制定了不少宪法性法律来保障弱势群体的权利，主要包括《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
3，法规和政策依据。我国制定了许多法规和政策对弱势群体进行保护。除了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外，地方各级人大及常委会也制定了不少地方性法规来保护弱势群体，如不少地方性法规规定设立无障碍通道等为残疾人提供便利；有的还规定了国家公职必须给残疾人留有必要的比例。妇女的情况也如此。
今年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朱镕基总理在报告中突出了弱势群体的保护，引起了代表们的共鸣。可以说，中国政府在此时此刻提出这个问题既具有及时性，有具有必然性。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所长何平的观点，我国目前纳入政府重点帮助的弱势群体主要包括四部分人：首先是下岗职工，或已经出了再就业服务中心、但仍然没有找到工作的人；其次是“体制外”的人，即那些从来没有在国有单位工作过，靠打零工、摆小摊养家糊口的人，以及残疾人和孤寡老人；进城的农民工；还有一部分是较早退休的“体制内”人员。[47]显然，这些弱势群体既包括了历史原因的客观的原因造成的，也包括了现实的主观原因造成的弱势者。当然，宪法法律规范意义上的弱势群体不限制于此，如劳动者相对于企业主来说，显然属于弱势群体。
总之，宪法法律法规政策的广泛规定为司法保护弱势群体利益提供了依据。特别是中央政府已经将弱势群体的保护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这为我国尽快推行宪法司法适用制度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其二，其它有利条件。我国还有一些其他国家没有的有利条件：我国不存在其它一些国家存在的难以解决的根深蒂固的民族仇恨和宗教制约，政治局面稳定；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稳步发展；我国是后发展中国家，可以吸取借鉴别的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少走或不走弯路；我国已经加入wto组织，良好的外部环境也召唤着我国按照法治的一般规律行事。
（二）紧迫性
尽管我国宪法法律法规政策对弱势群体的权利作了广泛的规定，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弱势群体权利的保护存在缺陷。现实中，弱势群体权利受到侵害难以保护的情况并不鲜见。正如学者指出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即使建立了一整套有关公平竞争的法规和政策，也会有部分社会成员由于受其本身各类条件的限制，经常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比如有些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等，尽管有了专门保护这类人的权利的法规，但凭其本身的能力去实现其权利的手段却不具备。因此，除了有法可依以外，对社会上处于不利竞争地位者的权利保护还需要有一套实现其权利的有效机制。”[48]这里的重要机制之一就是宪法司法机制。由于我国缺乏宪法司法保护机制，我国弱势群体的权利救济往往极其困难，有时弱势群体的一项权利保护不足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其它许多权利的实现。如北京民族饭店的职工王春立等16人在1998年人大换届选举时，在民族饭店登记为合法选民，但北京饭店没有给他们发放选民证，也未通知他们参加选举，侵犯了他们作为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权利即选举权。他们要求民族饭店承担法律责任并赔偿经济损失200万元。16名工人向北京西城区人民法院，西城区人民法院1999年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工人们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也被驳回，理由是该诉讼没有法律根据。[49]在该案中的16名下岗工人不仅失去了在该饭店的就业权，属于弱势群体，而且因此带来了政治权利的被侵害，更进而丧失了司法的保护。类似这种情况，其他方面弱势群体的权利受侵害的情况也不少见。
无疑，宪法法律规定的权利难以实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宪法司法的有力保护。我国没有采用宪法司法手段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的原因复杂，既有文化观念和物质条件的制约；但更主要的是宪法法律确立的体制存在缺陷。由此导致弱势群体处于边缘化的状况。
我们认为，除了继续加强立法和行政保护以外，还应当通过宪法司法手段进行保护。运用宪法司法保护弱势群体，至少有以下几点重要性和必要性。
第一，可以拓宽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合法性并不等于合法化（法律化），因为“合法性”不是“符合法律”之意，这里的“法”不是指法律，而是指“公理”、“正义”或“自然法”等。“……合法性则涉及到那种在其中上述要求已在事实上被受压迫群体所接受和认可的条件。这也就是说，要求服从的基础已被那些期望去服从的人们当作‘正当’而接受。合法化来自上层，而合法性则是下层的赠品。”[50]可见，合法性的基础是同意，正如《独立宣言》所说的“对统治的同意”。现代法治的发展使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不断发生新的变化。在资本主义早期，合法性的基础主要由代议制的议会来体现的。但随着现代行政国家的出现、代议机构议事能力的降低、议会本身腐败等现象的出现，使议会垄断民众代表的唯一性合法基础受到挑战。正如哈耶克指出的，“没有理由相信，只要相信权力是通过民主程序授予的，它就不可能是专横的；与此相反的说法也是不正确的，即防止权力专断的不是它的来源而是对它的限制。民主的控制可能会防止权力变得专断，但并非仅仅存在民主的控制就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民主制度决定了一项任务，而这项任务又必定要运用不能根据定则加以指导的权力时，它必定会变成专断的权力。”[51]赫费也认为，“孤零零的民主对于引进和保护人权来说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充分的条件。单是民主也不能使那种‘政治语法的基本规则’失去效力，即凡有足够权力实行正义者，也有足够的权力拒绝正义。”[52]的发展所体现出来的司法审查法律违宪功能的发展使司法机关的地位逐步上升，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意义上，司法机关与代议机关同样作为现代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已成为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美国学者布来克指出，“通常认为，法院的作用在于那些仓促或不明智的立法，从而构成对其他部门的制约。但法院首要和最必需的功能是使之有效，而非使之无效。……在历史上，法院扮演着赋予政府合法地位的角色。在现实意义上，合众国政府正是基于最高法院的意见之上。”[53]我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片面否定或者轻视司法机关在拓宽政权合法性基础方面的作用，不利于我国政局的稳定。
我国的弱势群体的产生原因多种，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政府在治理过程中政策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我国过去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人财物均由国家统一安排和调配，个人没有自主安排工作生活等自由的权利，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国家越来越少干预经济社会领域，许多个人由于脱离了原来单位的保护，成了社会弱者。倾斜保护原则是要消除市场机制内在的不稳定性，运用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将市场机制挤压出的大量社会问题加以化解。做好这项工作是国家获得民心的一项重要工程。
第二，可以防止和纠正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的侵害，维护法治统一。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取得了很大发展，但同时，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侵害权利的现象也非常突出。权力和特权腐败是造成弱势群体增加的重要原因。借鉴法治发达国家的经验，通过宪法司法适用来遏制权力滥用是可行的一条道路。
第三，树立宪法至上的权威，推进建设。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弱势者权利纳入宪法司法保护是因为宪法司法保护是非常有力的。实践一再表明，宪法的有效实施仅靠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是不够的。司法维护是必不可少的利器。司法机关维护了宪法的尊严，无疑会保护弱势者的权利。因为“各国经过多年的经验，认为宪法虽是政治法，但是要靠立法机关或行政机关来维护宪法，却很困难，所以需要司法来担当护宪的任务。”[54]
第四，通过宪法司法保护，推进我国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稳步推进政治体制的进行。腐败往往与特权有关，这是违反宪法、侵害弱势群体权利的重要原因。我国的反腐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出现困难重重的局面。其根本的出路在于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认真落实宪法的规定，通过宪法的贯彻实施，将反腐败导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三）具体措施
运用宪法司法手段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应当考虑我国国情，同时借鉴其它国家的有益经验，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修改宪法，赋予宪法具有司法适用效力。特别是其中的基本权利条款。只有使宪法特别是其中的基本权利条款具有司法适用效力，才能使宪法真正得到有力的保障。
第二，着手司法政治体制改革，提高司法机关的地位和权威，建立推进宪法司法工作的开展。的职责主要是对法律法规规章的违宪违法性进行最高裁决，同时对重要的案件进行最终审查。普通法院具有一般性的适用宪法处理案件的权力。
第三，借鉴加拿大等国家的经验，开展司法教育活动（不能搞成行政化的教育整顿），强化法官的宪法至上观念和运用宪法处理问题的能力。许多国家的宪法司法实践表明，宪法司法的适用需要高超的技术和丰富的知识和理念支持，然而我国过去长期忽视了法官宪法素质的培养，在这方面，宪法的司法适用必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这不能成为不实行宪法司法保护弱势者的理由。
第四，在宪法司法适用的领域方面，公域和私域并行适用。现代法治国家在宪法的司法适用上不再将其适用对象仅指向国家机关，非国家机关、私人之间的关系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适用宪法来处理纠纷。[55]这就使宪法的司法适用范围大大扩展，为宪法的进一步实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考虑到我国过去国家权力无孔不入，现在在许多国家机关、私人企业、党政事业单位等都带有十足的官品性，弱势者的权利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受到侵害，所以在我国宪法司法保护弱势群体的过程中，应当摈弃传统观念，在公私领域都可以适用宪法来处理案件。从这个角度上说，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宪法处理齐玉苓案件的批复、成都法院适用宪法处理的身高案件都是符合现代法治发展规律的，不存在适用宪法不妥当的问题。从我国目前看，宏观上可以在三个类型的行为领域可以展开宪法司法保护。其一，纠正公权力在侵害弱势者权利方面的违宪行为。这些行为包括立法行为、行政行为、司法行为等。其二，公权主体在实施私法行为时侵害弱势者的宪法权利。其三，非公权主体包括政党、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等在公私域侵害弱势者宪法权利的行为。
由于受到体制和法官队伍素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对弱势群体的宪法司法保护可以逐步发展，首先可以在一些矛盾突出的领域如就业、教育、村民自治等领域开展宪法司法适用工作。从主体来说，从比较普遍易行的妇女、老人、儿童权益保护开始。随着宪法司法条件的成熟，逐步扩大弱势群体的保护范围，如少数民族、农民、爱滋病患者、残疾人等。诸如少数民族、农民等问题由于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在宪法司法适用过程中需要更加谨慎。如农民因受到户口等因素的影响，进城打工受到歧视突出，其子女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都存在空白。[56]在现行司法体制作出调整之前，可以由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逐步拓宽对弱势群体的宪法司法保护范围。
需要指出，中国对弱势者的宪法司法保护应当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关系。其一，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片面批判资本主义的形式平等原则，强调实行真正的民主平等。但追求实质上的平等带来的是两种异化现象：把平等原则等同于绝对的平均主义，一定程度的特权观念和特权现象。[57]可见，以追求实质正义为起点，其结果走向了反面，制造了许多违反实质正义平等的事。十年的教训十分深刻。因此，在保护弱势者的过程中，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根治特权现象。一面努力推动政治改革，厉行法制保障个人权利，开放民主自由使一切权力置于公共监督之下，从而为每个人争得发展起点上的权利平等与机会均等；一面努力抑制结果的不平等，设法通过宏观调控从社会分配的角度保障绝大多数人的基本权益，力求在现实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造成社会公正与公平，这是中国今天的社会进步与发展不得不两相兼顾的重要课题。……没有起点的平等，注定了不会有结果的真正平等，这是一个必须要有清醒认识的客观现实。[58]其二，正确处理好平等原则与倾斜性保护原则之间的关系，防止矫枉过正。在美国、法国、欧洲人权法院的司法判决中都出现了“反向歧视”的问题，即有人认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过头，侵害了其它人的权利。但就大多数国家来说，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主要是“倾斜不足”，其主要对策应当是“反歧视”。我国目前也主要处于这个阶段，即主要是对弱势者加强倾斜性保护问题。其三，对弱势群体进行宪法司法保护不是无条件的，也不是万能的。宪法司法保护只是救济弱势群体的方法之一，并不否认其它方法。因为司法保护具有被动性、事后性的缺陷。所以它主要是作为人权保护的最后屏障。因而，在推行宪法司法保护弱势群体利益过程中，仍然需要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社会各界的联动，使之进入良性轨道。其四，弱势者的范围和对象是相对的，应当随着社会和各方面事业的发展、情况的变化通过修宪或运用宪法解释等方法作适当调整，避免将倾斜性保护的对象和范围绝对化凝固化。其五，我国宪法司法保护的弱势群体范围不要局限于政府根据政策在某一个阶段确立的范围，应当尽可能拓宽范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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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路易斯·亨金：《导论》第19页，载[美]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J·罗森塔尔：《与权利》，郑戈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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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参见张千帆：《西方体系》（上册），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第291-295页。
[11]参见焦兴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88年至1989年庭期内六则有关就业歧视问题判例之研究》，载《当代公法理论》，台北：月旦出版公司1993年5月，第61-112页。
[12]a.w.Bradley，ConstitutionalandadministrativeLaw，10thed.，Longman，第16至20页。转引自徐秀义韩大元：《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359页。
[13]徐秀义韩大元：《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360页。其它有关保护弱者的判例可参见黄金鸿：《英国人权六十案》，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中华民国86年6月第2次印行。
[14]一之：《〈印度宪法〉中有关“平等”的条文试析》，《南亚研究季刊》1996年第2期。
[15]索利·J·索拉布吉：《美国和印度的平等问题》，前引[8]，路易斯·亨金等书，第137页。
[16][印度］p·n·伯格瓦蒂著：《司法能动主义与公众利益诉讼》，《法学译丛》1987年第1期。
[17]劳伦斯·w·比尔：《日本和朝鲜的与权利》，前引[8]，路易斯·亨金等书，第307页。
[18]司法周刊杂志社发行：《日本国宪法判例译本》（第八辑），台北：中华民国73年6月，第19页。
[19]参见李薇：《东京高等法院裁定日本民法第900条违宪》，《外国法译评》1994年第2期。
[20]参见夏荣：《澳大利亚法官何时可以修正普通法？》，《比较法研究》1998年第4期。
[21]凯瑟琳·e·马霍尼：《加拿大对待平等权利与法院里的性别平等的方法》，载[加]丽贝尔·J·库克：《妇女的人权》，黄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495-496页。在该著作中，还有不少其他国家如拉丁美洲、亚洲、非洲等一些国家采取的保护妇女权利的案例。
[22]参见加德·巴尔齐：《法治与治者之法之间：以色列法文化中的最高法院》，《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8年第2期。
[23]夏吉生：《南非临时宪法的特点和作用及新宪法的制定》，《西亚非洲》1996年第5期。
[24]参见张千帆：《西方体系》（下册），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第122-123页。
[25]关山：《德国男女社会不平等问题》，《国外社会科学（京）》，1992年第3期。
[26]参见马维麟：《欧体法院对妇女保障名额的判决》，《月旦法学杂志》1996年第9期。
[27]参见丽贝卡·J·库克：《妇女的国际人权法：前进之路》，前引[21]，丽贝卡。J.库克书第15页、第35页注释第23.
[28]朱中一编译：《韩国宪法案例选载》，《东吴法学》1997年号。
[29]参见万鄂湘：《欧洲人权法院判例述评》，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第57-60页。
[30]卡塔莉娜。托马谢夫斯基：《妇女权利：从禁止歧视到消灭歧视》，《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4年第4期。
[31]参见《当事人基本程序保障“宪法化”、“国际化”的意义序论》，载[意]莫诺。卡佩莱蒂等：《当事人基本程序保障权与未来的民事诉讼》，徐昕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8月，第11-23页。
[32]《英文版序言》第2-3页，载[意]莫诺·卡佩莱蒂：《福利国家与接近正义》，刘俊祥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7月。
[33]L·m·腓特烈曼：《要求·争论·纠纷与现代福利国家》，前引[32]，莫诺。卡佩莱蒂书第234-235页。
[34]参见前引[21]，第499-507页
[35]魏苇：《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斗争的现状和前景》，《国际问题研究》1992年第1期。
[36][德]鲁道夫·冯·耶林著：《为权利而斗争》，载梁慧星：《为权利而斗争》，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金桥文化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2000年10月，第1-2页。
[37]参见吕世伦、孙文恺：《美国种族批判法学述评》，《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38][英]彼得·斯坦、约翰·香德：《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王献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85-86页。
[39]关于司法机关的政策，参见邱联恭著：《司法之现代化与程序法》，台北：三民书局1992年4月初版，第12-13页，第15页注释10.
[40][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3月，第61页。
[41]前引[31]，莫诺。卡佩莱蒂书第30页。
[42][美]斯蒂芬·L·埃尔金卡罗尔·爱德华·索乌坦：《新论》，周叶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8月版，第156页。
[43]参见a·埃德：《人权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要求》，载刘海年：《〈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第7、10、15页。
[44][美]卡尔。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的宗教之维》，周勇、王丽芝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5页。
[45]前引[44]，第94－95页。
[46][美]德沃金：《法律帝国》，李常青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1月1版，第1页。
[47]《朱总理的新名词：“弱势群体”说的是哪些人？》，《中国青年报》2002年3月7日。
[48]万鄂湘：《市场经济与个人权利保护》，载万鄂湘：《社会权利弱者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49]《法制文萃报》1999年5月3日。
[50][英]弗兰克·帕金：《马克斯·韦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113页。
[51][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8月，第72页。
[52]奥特弗利德。赫费：《政治的正义性》，庞学铨和李张林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398-400页。
[53]前引[10]，张千帆书第60页。
[54]翁岳生：《法治国家之行政法与司法》，台北：月旦出版公司1997年1版，第339页。
[55]参看陈云生著：《民主新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第88页。法治斌：《人权保障与释宪法制》，台北：月旦出版公司1993年9月再版，第1-64页。
[56]可参看周其明：《农民平等权的法律保障问题》，《法商研究》，2000年第2期。
保护视力的原因篇8
摘要:残疾儿童权利保障的法律原则有四项:(1)完全平等保障原则。法律对于残疾儿童权利的确认和保障应当全面而且充分,应当让残疾儿童全部享有其他儿童享有的权利。(2)满足特殊需求原则。为了使残疾儿童的权利得到实现,必须在各个方面满足他们的特殊需求。应当有助于残疾儿童尽可能充分地参与社会,实现个人发展。(3)反对歧视原则。残疾儿童受到的歧视和排斥包括直接和间接的两种形式,必须在法律制度上加大对弱势群体中残疾儿童的保护力度。(4)禁止暴力、剥削与虐待原则。残疾儿童极易遭受暴力和侵害,应当培训专业人员来加强保护。
关键词:残疾儿童/保障/法律原则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世界上大约有10%的儿童和青年(大约2亿人)患有感官、智力和大脑健康损伤,其中大约80%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大约四分之一的家庭有一个与之关系密切的损伤成员。至少有2.5%的0~14岁的儿童患有从轻度到重度的感官、肢体和智力损伤。这些数据告诉我们:儿童先天或遭受损伤并非罕见和不正常,我们应当做的是如何维护和保障好他们的权利。
一、完全平等保障原则
残疾儿童的成长常与排斥、歧视和蒙受耻辱相联系,他们经常被隔绝于社会之外,被视为施舍的对象。这不仅影响对残疾儿童的理解和待遇,阻碍残疾儿童进入社会、发挥自身潜能,而且也直接影响到对残疾儿童权利的认可和保障。
贫困既是残疾的原因,也是残疾的结果。世界银行估计,残疾人占最贫困人口的五分之一,世界上1.2亿残疾儿童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难以得到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如食物、清洁用水、衣服和住房。这当中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是残疾人及其家庭遭受社会排斥。家庭成员中有残疾儿童往往成为这些家庭的超常负担,加重了家庭的贫困,而社会性歧视又增加了这些家庭和残疾儿童的贫困和痛苦。
要在一般意义上接受残疾儿童也许并不难,尤其是给他们贴上弱者的标签并以慈悲之心同情他们。但这是远远不够的。例如,对于“你们怎样教肌肉萎缩症孩子”这样的问题,法国48个患有肌肉萎缩症的孩子的回答是:“尽管我们患有同样的病症和同样的残疾,看护我们的人不了解我们之间的许多不同。我们想告诉照顾我们的成年人,我们是48个不同的人,不存在一个被称为肌肉萎缩症的人格类别。”[1]因此,法律对于残疾儿童权利的确认和保障应当是全面而且充分的,其出发点和归属都应当是让残疾儿童全部享有其他儿童享有的权利。正如J.D.沃尔芬森所希冀的:“如果发展要将受到排斥的人带入社会,那么残疾人就应进入学校、立法机构参加工作,乘坐汽车,观看戏剧,以及参与其他一切非残疾人视为理所当然的活动。[2]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联合国在二十多年前就提出将对残疾人的看法从慈善、医疗和社会对象转变为将其视为权利的主体,残疾人有能力在自由、知识认同和积极参与社会的基础上主张自身的权利并决定自己的生活。
这也便是1989年通过的第一个保护儿童权利国际法律文件———《儿童权利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所确立的基本原则。该《公约》第2条明确禁止对残疾儿童的歧视:“缔约国应尊重本公约所规定的权利……每一个儿童均享有此种权利,不因儿童……伤残……或其他身份而有任何差别。”在这一原则指导下,人们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如果因为儿童残疾而为其设立隔离或者分开的教育设施、卫生保健服务、娱乐场所及其他生活设施,会导致或者加重对残疾儿童的歧视。因为这些做法往往使人们对残疾儿童的消极认识加深和固定化。因此,《公约》第23条规定缔约国有义务让身心残疾的儿童能够在确保其尊严、促进其自立、有利其融入社会的条件下享有充实而适当的生活。
为了尊重残疾儿童的尊严并且开发他们的各项潜能,帮助他们过上稳定的、有保障的、独立的社会生活,《公约》以相当多的条款列明了他们的权利:有权不与其家庭分离,保护其免受伤害、忽视和任何形式的暴力,定期监测治疗情况,免费享受初级义务教育、享有中级和职业教育的权利、免于遭受失学的权利,保护其不从事妨碍学习的工作,保护其免受色情剥削,保护其免受虐待,保护其免受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者处罚,保护其不被剥夺自由,保护遭受忽视、剥削、虐待或人格侮辱的儿童享受康复服务的权利。
二、满足特殊需求原则
完全平等原则并不排斥对残疾儿童的特殊保障。为了使残疾儿童的权利得到实现,必须在各个方面满足他们的特殊需求。例如,不带偏见地将残疾儿童纳入正常教育机制中与在教育设施上为他们提供无障碍条件是并行的,而为他们提供大字印刷读物、盲文书籍等特殊保障措施更是不可或缺的。对于患有严重和多重损伤的儿童在学习上提供更加专业的支持,如手语、低视力辅助工具等。在同一教学环境中,对残疾儿童的教学进度和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课堂组织都应当体现出满足其特殊要求的特点。
按照《儿童权利公约》的要求,缔约国要确保身心有残疾的儿童有接受特别照顾的权利。为了满足残疾儿童的特殊需要,在可能的条件下应当免费为他们照料,使其能有效地获得和接受教育、培训、保健服务、康复服务、就业准备和娱乐机会。在提供照料的方式上,应当有助于残疾儿童尽可能充分地参与社会,实现个人发展。这种发展应当包括文化和精神方面。
专门利机构的救助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但其作用于残疾儿童的弊害却越来越受到了更多人的诟病。“全面接纳残疾人———父母与自我倡议运动”创始人迪布瓦德教授干脆就认为:“四十年旨在改善福利机构中残疾儿童生活条件的努力,使我们得到一个重要教训:根本就没有好的照料机构这个东西。”[3]将残疾儿童交给照料机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便难以为他们提供所需的照顾和关怀。即便是那些无力照顾残疾儿童的家庭,将残疾儿童交由机构照料也是不利于残疾儿童成长的。机构照料意味着残疾儿童离开了家庭和家庭所在的社会生活区域,残疾儿童在福利机构中无法通过模仿其他儿童而从中得到与社会融为一体的帮助。而在社会生活中,所有成长中的儿童都可以通过多样化的生活环境获得生存于社会的能力。“研究表明:这些环境下长大的儿童出现了发育迟缓,以及潜在的不可逆转的心理伤害。即便此类机构拥有素质良好的职员,但这些儿童很少能够获得他们本应从父母或家庭中,或者从社区的替代照顾家庭那里获得的那种关注程度。”[4]
残疾儿童从童年向成年的转型过程复杂而困难。他们无法获得非残疾儿童成长所需的经历和信息,所能接受到的信息也是有限的或者根本无法获得健康、生活技能、性等方面的信息,使之遭受害及感染艾滋病等性传播疾病的风险增大。即便是发生在所有青少年身上的压力并导致其酗酒、吸烟或吸毒的因素———社会孤立、孤独和压抑等在残疾青少年群体中更为多发[5]。
因此,《儿童人权利公约》第23条规定:“缔约国应当确保不违背儿童父母的意愿使子女与父母分离……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以子女残疾或父母一方或双方残疾为理由,使子女与父母分离。缔约国应当在近亲属不能照顾残疾儿童的情况下,尽一切努力在大家庭范围内提供替代性照顾,并在无法提供这种照顾时,在社区内提供家庭式照顾。”为了防止遗弃和缺乏照顾,即便当残疾儿童确实无法与其家庭共同生活时,也要尽可能地选择替代性家庭,如让残疾儿童生活在其所在社区的普通家庭中。相关职能部门还应当指派经验丰富的专业工作者对这些家庭进行专业指导,并为这些家庭提供资金补助。
《儿童权利公约》第24条规定:“缔约国确认儿童有权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标准的健康,并享有医疗和康复设施,缔约国应努力确保没有任何儿童被剥夺获得这种保健服务的权利。”现实生活中,残疾儿童往往难以得到如同正常儿童一样的医疗与康复保障。例如,即便是全体儿童接种疫苗,他们也有可能错过接种疫苗的时间,使本来很容易治愈的疾病威胁到他们的生命。在某些低收入国家,五岁以下残疾儿童的死亡率可能高达80%。当儿童被确认有缺陷,他们的基本医疗服务常常得不到保障;有严重残疾的儿童甚至会因缺少基本的儿童保健设施而夭折。在有的地方,残疾儿童接受一些正常儿童根本不会接受的“治疗”,如电击、过量用药和子宫切除术等[6]。全世界残疾儿童的父母都表达了一种担心,即医师们往往低估了残疾儿童从教育和培训中受益的潜力,或者说低估了他们对社会做出积极贡献的潜力[7]。
因此,在法律制度上应当关注残疾儿童享有医疗保健、康复福利的权利,并制定出能够满足他们特殊需求的法律规则来保障权利的实现。
《儿童权利公约》第28条规定:“缔约国确认儿童有受教育的权利,为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上逐步实现此项权利。”在大多数低收入国家,将初等教育成为义务教育,免费向所有儿童提供是他们应当努力实现的目标。对于已经实行初等教育义务制的国家,如何满足残疾儿童的特殊教育需求,以及如何使残疾儿童能够充分利用义务教育并从中获益是仍需努力的方向[8]。许多残疾儿童,尤其是中度、重度和极重度残疾儿童无法得到他们应当得到的学校教育,从而永远失去了接受常规教育的机会。一些国家的特殊教育学校为残疾儿童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但其存在的不足也日益为人们所正视。意大利等国在上世纪70年代就关闭了大部分特殊学校,把原来特殊学校的学生安排到当地的普通学校,并通过招募专业人员来提供针对个体需求的帮助[9]。在教育界,只看重学习成绩和升学率的学校不仅对残疾儿童形成障碍,而且还诱发学生家长抵制残疾儿童入学。经验表明,只要根据残疾儿童的特殊需求制定教学计划,改变教学方式,调整教学进度,包括智力残疾的大部分儿童都能完成中等学校教育,并且如同所有16岁学生一样顺利通过全国统一的中学毕业考试[10]。
三、反对歧视原则
虽然完全平等保障已经包含了反对歧视的内容,但有必要对这种常见及多发现象确立专门的法律规范原则。
残疾儿童受到的歧视和排斥包括直接和间接的两种形式。直接歧视是残疾儿童因为自身缺陷而受到与健全儿童不同的待遇;间接歧视则表现为表面给残疾儿童平等对待,但事实上却带有歧视、剥夺了残疾儿童应当享有的某些权利。“间接歧视可能不是有意的,但它造成的后果的严重性也许并不亚于直接歧视。”[11]
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在对残疾儿童状况进行全球性分析的报告中强调:残疾儿童获得平等权利的障碍不仅来自残疾本身,更多的是来自于残疾儿童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来自社会、文化、观念和身体上的障碍。对残疾儿童的歧视在形式上也表现为多样化。例如,文化上的偏见在残疾儿童出生时就相伴而生,并由此具有负罪感、羞耻感及恐惧感,进而导致将带有肢体或者智力缺陷的新生婴儿藏匿或者遗弃[12]。这些不当的文化观念还常常由于民间故事、书籍、文学作品或者影视节目的渲染而强化。
对残疾儿童的歧视还会因为他们本身属于遭受歧视的群体而加剧,如女性、贫困儿童、孤儿、流浪儿童等。多重歧视对于残疾儿童意味着雪上加霜。据联合国儿童基金项目司引用n.格洛斯《未成年残疾人观察:他们的需求与权利》报告称:在尼泊尔,1995年患有脊髓灰质炎的男孩长期存在的比例是女孩的两倍,尽管事实上男性和女性感染此病的几率是一样的。在加德满都,人们发现女童在医院和残疾儿童康复中心接受治疗的比例极低[13]。这种现象进而还造成残疾———歧视———劣势的恶性循环。有证据表明,较高的残疾比例是因为长期处于劣势、需求得不到满足和缺少信息造成的[14]。
为了避免残疾儿童因性别差异而带来的权利保障缺失,必须在法律制度上加大对弱势群体中残疾儿童的保护力度,在反对歧视的原则下为他们制定特殊的保障规则,以“矫枉过正”之势来扭转这种令人厌恶的“恶性循环”。
在世界范围内,残疾青年能够成功就业的机会远低于非残疾青年。并且,即便他们获得就业机会,他们的职业选择面、职业的社会地位、职业的收益率、职业的安全性与职业的稳定感都不能同非残疾青年相提并论。在一些国家经济转型期来临时,首当其冲遭受冲击的依然是残疾人。残疾人更多地进入非主流或者非正式的经济组织中工作,或者从事一些卑微及低收入工作,或者依靠乞讨为生。因此,在法律制度上要真正保障残疾人的平等就业权也必须从残疾人的特殊性出发,例如,为残疾儿童提供合理可行的职业规划,提供专项职业培训,为已到就业年龄的个人提供工作岗位,创设有效的税收奖励制度,鼓励雇主或者说用人单位吸纳残疾工人,在实际岗位中为残疾人的工作提供方便等。总之,这绝不仅仅是公平与效率谁更优先这般简单的问题。
四、禁止暴力、剥削与虐待原则
保护视力的原因篇9
关键词：民族地区地域文化 电视传播 原生态 策略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文化的全球化也随之成为现实，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消费文化呈现出五光十色的一面，而民族文化，特别是原生态地域文化可能会随之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并走向灭亡，这样的退化或者消失已然成为一种潜在的文化危机。面对这样的危机，应如何来传播和保护地域文化，使其在淡出人们视野之后又重新回归人们的视线之中，从而使人类文化向多元化发展，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地域文化特别是各地区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是构建我国文化形象的重要前提，也是提高我国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传播和保护地域文化，特别是保护各民族原生态文化已成为当今一项重要任务。
当今社会是一个大众传媒的时代，利用媒介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播，不失为拯救即将消失文化的一项有效措施。而怎样利用现代传播载体，强势推动地域文化传播使之焕发生机与活力，从而达到更好地保护地域文化的效果，一直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在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播的众多媒介中，电视作为当前的主流媒介，自诞生以来就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大众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在信息发达时代的今天，电视已经占据了大众传播的重要地位，它不仅是人类传播信息的中介系统，更是当代社会文化消费的一种基本形式。因此以电视传播为平台，把我国各地区的文化特色融入电视节目之中，尤其是文艺节目之中，可以有效实现传播地域文化的目的。比如在众多的大型综艺节目中，中央电视台的《欢乐中国行》无论是从策划还是节目宗旨方面，都以其独有的以宣传地域文化为内涵追求的鲜明特征而超越了一般综艺节目的文化意蕴。它着力于展示地域文化和城市魅力，突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尽情展示祖国各地风采，通过节目的展示，民族地区的文化底蕴被搬上电视舞台，并通过电视传媒向全国进行传播，从而使全国观众了解到民族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另外，中央电视台的《民歌·中国》与《魅力12》栏目是对各民族各地区原生态民歌的一种传承和保护，经电视传播对民族地域文化的推广效果也比较好。
电视：民族地域文化传播的新路径
在商业文化大大压制了原生态文化发展的今天，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迫切需要得到传播和保护。于是，各种媒介运用它们不同的方式，对地域文化进行广泛的传播，并希望借助这种传播，让人们更加关注地域文化从而使其得到保护。
在众多的媒介中，“电视传媒是一种以电视为媒介的信息传播活动，是伴随着人类对于电视的运用而产生的一种现代的社会现象，是传播的二级系统”①。根据电视的特点，“电视传播面对的是整个社会，其传播内容涉及人类文化各个领域，它极大地拓宽了人类视听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②，它视听兼备，传播迅速，具有非常强的感染力。电视传播的价值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积极向上、富有肯定效用意义方面的含义，它对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首先，发挥本质、传播信息。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讯息”，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③的确，在认真考察人类的媒介发展史中，各种媒介对信息传播并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电视诞生并普及后，迅速成为如今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电视传播也便成为人们信息交流的重要渠道。其次，在电视传播价值关系中，传播者和受众都是主体，而电视传媒则是客体，在电视传播的社会实践中，人类本身才是电视传播活动的最终服务对象，因此以人为本，在传播过程中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是电视传播最重要的价值。而以人为本也正符合地域文化传播的基本内涵。
保护视力的原因篇10
关键词住院患者跌倒坠床危险因素预防措施
doi:10.3969/j.issn.1007-614x.2009.11.053
护理行业是高风险、高责任的服务行业，由于职业的特殊性、疾病的复杂性和不可预见性及医疗技术的局限性，使得风险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患者在住院期间发生跌倒、坠床，不仅给患者的身心带来痛苦，还会造成医疗护理纠纷，如何回避护理风险，防范意外发生成为广大护理人员关注的热点。
临床资料
2008年6～12月我科对417例住院患者实施意外风险防范，男153人次，女264人次，年龄16～91岁，颈椎病69例，腰椎间盘突出症225例，骨质疏松症48例，骨关节病68例，脑出血后遗症3例，糖尿病4例。
原因分析
患者自身原因：包括年龄、自理能力、认知行为改变、视力障碍、心理因素等。
生理因素：①年龄偏大。②疾病原因：我科住院患者大多是腰椎间盘突出症、退行性骨关节病，导致肌肉失调和步态失常，腰、腿疼痛和脊柱的劳损使脊柱对下肢的重新调整代偿能力下降诱发跌倒、坠床。骨质疏松症是老年人发生意外的重要因素。
外在环境危险因素：医院管理、病室卫生间缺少辅助设施、地面易滑倒、照明过暗、鞋袜不合理、病床设置不合理、人员密集等问题也是引起患者跌倒、坠床的重要原因。如果医院在设施、病房、地面等不从患者安全方面进行适当的投入和严格管理，患者跌倒坠床的危险系数增加。
不可预知的因素：由于患者本身的植物神经不稳定，夜间迷走神经张力增高、骤然转变、排尿时屏气等原因，或通过迷走神经反射、心输出量骤降、血压下降、脑供血不足而引起晕厥跌倒。
跌倒和坠床的预防措施
加强护理安全管理：根据各科室疾病及特点，制定跌倒、坠床应急预案及护理风险防范程序，包括意外事件发生处理程序和措施，由护士长定期组织护士学习、考核。
落实安全措施：责任护士应使新入院患者尽快熟悉环境，反复告知患者及其家属，容易发生意外跌倒、坠床的原因、危害和预防方法，以引起他们的重视，特别是高龄患者，指导患者正确使用手杖、助行器等辅助器具，有认知行为改变、意识障碍者使用床档，必要时使用保护性约束，要做好解释工作。对使用降糖药、降压药、镇静药、抗精神药的患者，告知有关注意事项。
重点交接班：严格执行交接班制度，按护理级别巡视病房，一级护理建立护理巡视单，30分钟巡视1次，将观察的内容在相应的栏内打勾，护士签名，每日由患者及家属签字，巡视单交由护士长签字并保管。对全病区的患者实行床头交接班，对年老体弱、危重、病情变化、意识不清、特殊治疗的患者重点交接。
全面评估：入院时仔细观察患者，根据年龄、疾病、既往有无跌倒、坠床史、活动能力，确定高危因素和重点人群，对所有住院患者，护士都要进行有关跌倒、坠床等意外危险因素评估。及时填写跌倒、坠床危险度评估表，评估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①年龄，70岁以上评价为2分；②即往史，发生过跌倒、坠床、昏迷等，达其中一项评价为2分；③身体障碍，骨、关节异常、听力、视力障碍等，达其中一项评价为3分；④精神障碍，痴呆、意识混乱、行动不稳等，达其中一项评价为4分；⑤活动状况，使用轮椅、移动时陪护等，达其中一项评价为4分；⑥药物应用，使用镇静、、降压药等，达到其中一项评价为2分；⑦排泄，入厕障碍、大、小便失禁等，达其中一项评价为1分。合计：0～7分值危险性为Ⅰ度：发生跌倒、坠床的可能。8～16分值危险性为Ⅱ度：容易发生跌倒、坠床。17分值以上危险性为Ⅲ度：经常会发生跌倒、坠床。凡有以上危险因素者，均列为高危因素及重点人群。根据评估结果采取必要的干预措施，提高护理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有效预防跌倒、坠床的发生。
实施防范措施：①预见患者跌倒、坠床的潜在危险因素：评估达不到分值但又有潜在危险因素的，在患者床尾悬挂防止跌倒、坠床的标志，提醒所有为其服务的医护人员注意安全，落实安全规程。如外出检查时需用轮椅并全程陪同，对年龄偏大、活动能力较差，应使用床档，护士及时巡视病区，协助入厕、穿衣等生活护理，活动时护士应在床边指导、协助，以免发生意外。②创造安全环境：呼叫器置于患者床头，并教会正确的使用方法，将生活日用品放在患者触手可及的地方，病床加床档并固定，保持地面清洁、干燥，让患者穿稳定性好、防滑的鞋子。夜间保证照明，使患者起床时能看清病室环境，护士及时巡视病区，提示患者注意走廊的障碍物及地面情况，防止发生意外。③加强护患沟通，保证患者安全。④防范意识的教育，使每个护士自觉建立防范的安全理念，并做好相应的防护措施来保证患者的安全。
讨论
安全护理风险防范工作是一项长期细致的工作，与每个护理人员的责任心、患者的病情变化、诱因及其治疗依从性、家属的协助等许多因素有关，预防患者跌倒、坠床是护理工作中需要重视的一个环节，每一个护理人员需要用爱心、耐心、细心和责任心，掌握每位患者病情，根据病情进行护理，仔细评估可能发生的危险因素，保证患者生命安全是我们最基本的职责。自2008年6月实施安全护理风险防范后，我科住院病人再未发生意外跌倒、坠件，加强落实安全护理对策的督查，持续质量改进，最大限度地预防和控制意外跌倒、坠床的发生，减少不必要的意外伤害及医疗纠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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