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宅基地工作会议讲话稿篇1
(2006年4月10日)
同志们：
今天召开全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主要目的是认清形势，明确任务，抢抓机遇，进一步动员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和各乡镇迅速行动起来，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出席今天会议的人员有：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各乡镇党委书记或乡镇长，陈家港镇沙荡村、大有镇康庄村党组织书记。
会议主要有四个议程：
一是请有关部门和乡镇就新农村建设工作作汇报发言；
二是请与会人员就几份文件征求意见稿进行讨论；
三是请县有关领导结合汇报发言和讨论情况提出要求；
四是请潘县长作重要讲话。
五是到陈家港镇沙荡村、大有镇康庄村现场指导。
下面，进行第一项议程：
首先请县新农村建设办公室就《新农村建设的实施意见》等几份文件征求意见稿作汇报说明。
下面请县建设局汇报全县镇村布局规划编制情况，并就村庄建设规划编制、示范村详规编制、村庄整治、老村庄改造发言。
请县环保局就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和环境综合整治试点工作发言。
请县国土局就做好新农村建设新建房审批、宅基地安排和农民建房服务工作（包括有关规费优惠减免等措施）发言。
下面请陈家港就如何率先做好新农村建设规划，迅速启动示范村建设工作发言。
请大有镇就如何率先做好新农村建设规划，迅速启动示范村建设工作发言。
下面，进行第二项议程：
请与会人员就《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创建活动的实施方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工作职责》等几份文件征求意见稿及建设规划等进行讨论。
下面，进行第三项议程：请县有关领导结合部门工作汇报和讨论情况就有关问题提出要求。
下面，进行第四项议程：请潘县长作重要讲话。大家欢迎。
下面，我就传达贯彻这次会议精神强调两点意见：
一要加强宣传发动，营造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良好氛围。各乡镇、各部门回去后要尽快召开领导班子会、机关干部会以及部门工作会议，迅速学习传达这次会议精神，将这次会议精神传达贯彻到全体干部和广大党员，进一步统一干部群众的思想，把新农村建设的意义、目标、思路、步骤和措施向干部和群众宣传明白、解释清楚，从而切实掀起新农村建设的新高潮。要层层组织发动，大造声势，以各种渠道，宣传好这次会议精神，使全县上下在思想认识上形成共识。
二要突出重点，从紧抓好当前几项工作。一要迅速启动规划编制工作。当前社会各界和老百姓最关心的新农村建设问题就是新农村规划问题。各乡镇、村居建设规划和农民集中居住点建设规划编制工作要抓紧进行。陈家港镇沙荡村、大有镇康庄村要立足高起点，聘请有较高资质的规划设计单位编制规划，4月底前必须完成。全县其他示范点规划由县建设局负责编制，6月底前必须完成。县建设局还要确保在4月底前拿出4-5套农民住宅图样。县国土局年底前要完成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大纲。二是尽快出台支持政策。县里将要出台新农村建设的有关政策。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结合自身工作职责，制定出台扶持新农村建设的有关政策，包括手续办理、费用减免等优惠政策,4月20日前报新农村建设办公室汇总，对下发的几份文件征求意见稿，请各单位修改后于10号前报新农村建设办公室集中汇总。三是要明确责任抓好落实。对农业农村12件实事工程要制定工作进度表，认真对照进度要求，挂图作战。要建立工作责任制。各乡镇、各部门回去后要细化和分解工作目标责任，并落实到具体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确保抓出效果。
农村宅基地工作会议讲话稿篇2
2010年两会前夕,北京和大连,两个素未谋面的退休公务员李开发和李明,不约而同地作出一个决定――向全国两会、国务院办公厅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递交书面建议,呼吁建立国家住房制度、加快住房保障立法,向“过度市场化住房制度”发起“二次改革”。
没有课题经费,仅凭热情和执着,在过去三年中,李开发和李明四处“化缘”,征求各类意见,终于完成了中国住房制度立法方面来自民间的两份建议稿――《国家住房建设制度建议稿(2010版)》和《住房保障法草案建议稿》。
3月2日,《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从他们手里拿到了这两份墨香犹存的建议稿。
“三三制”住房格局
李明,辽宁省外经贸厅企管处原副处长,高级经济师,曾因编撰《住宅立法研究》一书被媒体称为“住宅立法专家”。
从2009年10月23日到12月10日的48天里,李明以平均每天100封信的效率,向1000位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群发了两份建言――《致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关于加快立法的议案和提案》和《十四位专家学者联名提出改革供地方式建立三三制住房制度――二次房改建议书》。
此前,他自费1多万元购买400余本自己编撰的《住宅立法研究》,寄送给全国各地的官员、学者和媒体记者。
1000封信和400本书,李明收到了7位全国人大代表和2位全国政协委员的回复。这足以让他激动不已。
李明告诉《财经国家周刊》,2月25日晚上,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娃哈哈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委托秘书给他打来电话,对提议大加赞赏,表示会在全国人大会议上联系30位代表,共提此案。
此外,李明的建议引起了派中5家代表和委员的重视和回应。
在全国人大代表中,九三学社齐齐哈尔市委常委迟夙生曾与30多位律师邀李明座谈,在对其建议字斟句酌后,形成“律师团”联名议案,准备上呈全国人大;致公党中央常委、天津市侨联副主席朱天慧表示也会据此提交议案;民盟浙江省副主任委员、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卢亦愚将其纳入自己有关社会保障的总体议案中;农工党向全国政协提交了名为《关于加快住房保障立法完善住房制度的建议》的提案,其中一些内容也以李明的建议为蓝本;民革中央也报送提案“加快制定《住房保障法》完善住房保障制度”。
李明提出,“一次房改”改掉的是实物分配的住房制度,后来出现了房价飞涨、“过度市场化”;而“二次房改”的核心内容是确立“住房是准公共产品”,逐步实现“20%左右的高收入家庭购买或租赁商品住房、60%左右的中等收入家庭购买或租赁公共住房、20%左右的低收入家庭享有保障性住房”的“三三制”住房格局。
在李明看来,合理的住房制度应同时兼顾低、中、高三个收入层次即全体国民的住房需求,但国家《2009~2011年廉租住房保障规划》出台后,保障性住房制度倾向于多建廉租房、保障低收入家庭的居住,使中等收入家庭沦为买不起商品房又申请不了廉租房的“夹心层”。因此,有必要建立第三种能够满足中等收入家庭住房需求的公共住房制度(包括公共租赁住房制度),即准市场化的平价住房制度。
李明提出的公共住房概念,是以“定地价、定建房标准、定税费率、定5%利润率,竞房价、竞建设方案,综合打分高者得”的方式招标供地建设的准市场化平价住房。供应对象主要是占城镇人口60%左右的中等收入家庭。“三种住房制度,三类供地方式,三支队伍参与”,是三三制住房制度创新的必要条件。
论战“二次房改”
“二次房改”概念提出后,迅速在媒体上蹿红。有网站“民意调查”显示,80%以上的网络受访者支持“二次房改”。
但另有看法的也不少。
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曾在公开场合表示,不论短期计划还是“十二五”规划,并没有“二次房改”计划,“中国的房子正在越盖越结实,没有什么泡沫,如果有泡沫那也是为节能而用的空心砖。”
中国房地产与住宅研究会副会长顾云昌则说:“不能因为猪肉贵了就骂农民,同样不能因为房价高了就全怪开发商”,“二次房改完全没有必要”。
对于这些评价,李明在自己的博客上予以回驳,说对方是在为自己参与制定的游戏规则护短。
这场“房改”论战在2009年10月达到高潮。期间有消息说,住建部成立了一个以副部长牵头、住房公积金监管司、住房与改革发展司和政策研究中心等相关司局一把手参与的调研小组,着手调研十年房改的得与失,谋划下一步住房制度走向。
但随后住建部副部长齐骥公开辟谣,说“坚持市场化方向不动摇”,有关“二次房改”的调研言论纯属乌有,“中国房地产是否存在泡沫目前难界定”。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到,“二次房改”之所以引起论战,是因为触及对1998年房改以来一些问题的评价。
1998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第23号文件)明确规定:“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住房供应体系,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
李明告诉《财经国家周刊》,时任副总理的在全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和住房建设工作会议上就特别强调:“建立新的城镇住房供应体系,重点是大力发展经济适用住房。这既是这次房改的重要目的,也是房改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
2000年12月,在听取建设部工作汇报后又一次强调:“住房建设,有两点需要明确,一是以经济适用住房为重点的住宅建设的方针、政策不要轻易改变;二是经济适用住房建设也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来办。”
而2003年出台的由建设部起草、并以国务院名义下发的《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发[2003]第18号文件),将国发[1998]第23号文件的规定修改为“逐步实现多数家庭购买或承租普通商品住房”。
包括李明在内的一些学者认为,正是这一修改,改变了经济适用房的性质,并使住房政策倾向于逐步演变成为全面市场化,把绝大多数城镇家庭推向商品住房市场。
在2010年全国两会前夕,连续三届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迟夙生提出,从2008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住房保障法列为研究起草、条件成熟时安排审议的法律之一至今,已有一年半的时间,“时机已经成熟”。
迟夙生准备向上提交李明的四项建议,其中包括成立由国务院牵头的“深化二次房改和住房保障法立法领导小组”,推广北京、重庆和深圳三市把住房用地的50%以上用于住房保障、确定房价收入比考核指标和取消住房保障户籍限制等房改新策。
李明对《财经国家周刊》说,他曾在某些会议的现场将“二次房改”建议书当面交给几位领导,等到会议散场时,却发现建议书仍旧留在座位上。
不是“另搞一套”
和李明相比,现为《中国经济名家讲坛》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的李开发更早为媒体所熟知。
在2004年至2006年以“郎顾之争”为发端的国企改革大讨论、2005年“圆明园防渗工程”引发的关于水资源恶化的讨论、2007年至2008年的“许霆恶意取款案”中,李开发都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人物。
2010年全国两会前夕,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专访时,李开发说,他已将十易其稿、增加了背景、论证和解读的《国家住房建设制度(建议稿)》最新版本,递交给某些参会人士和国务院下属相关部门。
李开发说,之所以要做这件事,是因为几年前总理说过的一句话。
2007年11月,总理在出访中亚时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提出“我们确实应该设计一个好的住房制度”。总理的期望,使李开发有了起草一部《国家住房制度建议稿》的想法。
从那以后,李开发四处调研,足迹遍布上海、深圳、广州、南京和武汉等房地产热点城市。由于本身有一定的知名度,李开发在调研过程中受到一些当地高层领导的接待,也拿到了大量一手数据。他还深入湖南、河南等省的农村腹地,调研农村宅基地闲置、农田弃耕等现象,这些调查成为他将进城农民的住房保障写入国家制度建议稿的论据。
调研之余,李开发研究美国、韩国等诸多国家的住房制度,再就是到处请各类专家、房地产业内人士“喝茶”。
2009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李开发拿出了《国家住房建设制度(建议稿)》的初稿;在经过10次修改后,李开发终于形成了2010年版建议稿。
李开发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他起草的《国家住房建设制度(建议稿)》每一条都有相应的中央文件作为依据,最大限度地契合了整个国家的改革进程,而不是“另搞一套”。
在他看来,“国家住房制度不能光考虑如何正确、如何与国外理论接轨,更重要的是符合中国国情。”
建议稿的争议
翻开李开发版的《国家住房建设制度(建议稿)》可以发现,文中非但有制度条款,还有解读和论证。李开发告诉记者,这是吸取了以前的经验教训,防止别人误读误判。
《国家住房建设制度(建议稿)》中,最有争议的当属“第十一条”:向农村宅基地制度借鉴经验,构建城市居民的住房保障体系。其中引入“基础性保障住房权”概念,为首次置业的居民划定一个基本保障面积,形同于农村的宅基地。
李开发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就这一条,此前曾有位专家讥笑:“不如在城里给每个人都分一块地,让他自己盖房子”。这位专家认为,除非改变现行土地制度,否则无法实现。
就此,李开发在新版建议稿中慎而又慎地作了修改:“城市居民住房保障实现方式的基本内涵与农村的宅基地制度是一致的,实施城乡居民一体化的住房保障,是国家住房建设制度的核心。”同时又在条款下作出解释:此条款不是要改变现行土地制度,那是“专家的误解”。
李开发表示,他在调研中发现,一些沿海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是15~20倍,已经明显呈透支迹象;2009年为应对金融危机,银行打开信贷闸门,有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业,一些国企成了“地王”;此外,一些地方政府举债建设政府融资平台,预埋下金融风险。
“房地产尽管带动经济增长,但对房地产的支柱产业地位宣传过高、扶植过多,必然会挤压制造业等其他实体产业,使资源配置失衡,经济面临结构性风险。”李开发说,“房价高涨与就业率下降已经现实地联系在一起,对整个经济环境已构成威胁。”
在李开发看来,如果此时能推出国家住房制度,“将是更好地战胜国际金融危机的核心选项之一。”
据他测算:“北京有500万外来人口,至少有300万人是白领。如果出台住房保障制度,让其中的150万人能够买得起约40万元/套的房子(80平方米,其中保障型待遇50平方米,调剂型的30平方米,为一套房),合计拉动的消费就高达6000亿元。”这仅仅是北京市。如果按全国来算,李开发估计“有可能拉动消费10万亿至20万亿元”。
“这是货真价实的内需。能拉动如此巨大的消费,只有国家住房制度能办得到。”李开发说。
他还认为,国家住房制度要通盘考虑,住房至少涉及城市规划、产业发展、户籍制度、教育资源和社会保障等若干方面。有必要由国务院牵头成立专门机构,“找中立的研究机构和学者参与”。
房改的全盘考虑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发现,在李开发和李明分头起草的两部住房制度立法建议稿中,出现了不少观点交集。比如,确立“住房是准公共产品”、“人人享有适当的住房保障”的理念和原则,扩大中等收入家庭住房保障覆盖面,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住房保障体系、对进城农民实施居住保障,以及支持单位集资、合作建房,培育多个不同的房地产开发主体,等等。
在李开发和李明发出“二次房改”声音的同时,2010年1月中国经济出版社发行了一部新书――《第二次改革》。出乎出版方意料的是,一部艰涩的理论著作,竟排在了同期畅销书的前列。书中提出了“第二次改革”的概念,指出“前30年的改革以破为主,后30年更多强调的是立”。
3月3日,在全国政协会议召开当天,该书作者、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接受了《财经国家周刊》的采访。
迟福林告诉记者,自金融危机以来,他始终在关注中国发展的大背景的变化。
“从国内来讲,是发展阶段的变化。即从‘生存阶段’变为‘发展阶段’。在此背景下,长期坚持的以追求GDp总量为目标的‘增长主义’将难以为继,取而代之的,是公平和可持续发展会成为下一步最基本的大目标。”迟福林认为,下一阶段,经济问题会退而求其次,社会方面的问题将越来越急迫。
“第二变化来自于外部。”迟福林说,“金融危机显示出欧美市场正在发生的变化。使得中国长期奉行的大进大出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也要面临调整。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后30年恐怕会和以前有很大的不同,我们面临一个新的转型。”
在迟福林看来,中国下一阶段“是继续往追求GDp总量为目标的‘增长主义’老路上走,还是另辟一条新路,朝着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向上走”,需要一个理念上的抉择。而抉择的关键期,恰在最近这三五年。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告诉迟福林,他的上述理论,已被李明作为注脚引入其“二次房改”的论述中。对此,迟福林说:“房地产的问题,既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如果房地产的问题不解决或者解决不好,则可能不仅是对经济有冲击,甚至会对社会都有更大的冲击。从这些角度来看,我们必须把追求公平和可持续发展作为目标。”
对于“二次房改”,迟福林表示,“应该承认,第一次房改在加快房地产市场化方面有重大推动,但同时也应承认其间肯定有失误。比如,加快商品房发展的同时,保障住房严重缺失。”在他看来,改革过程中不确定因素多,因而一定要历史地看待房改。今后改革,更多地应该从经济和社会两个方面去全盘考虑。
摘帽“支柱产业”
近一年来,在“二李”的“二次房改”和迟福林的《第二次改革》之外,就“房地产是否该被视为支柱产业”、“房地产”和“住房”政策应区别定义等大是大非问题,房地产理论界也热议不断。
一些专家认为,第一次房改之所以会出现过度市场化的倾向,与对房地产的“支柱产业”定位不无关系。自从2003年《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发[2003]第18号文件)中首次提出“房地产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以来,地方政府大力推行住房商品化,“土地财政”长盛不衰,保障房建设却严重不足。
在2010年全国两会召开之际,迟夙生在其议案中写道:“第二次房改的重点,就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他认为,“二次房改”的意义在于“一方面解决老百姓住的问题,一方面创造极大的内需”,而不是现在这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房价涨了,就调控一下,如此周而复始。
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认为,应调整将房地产行业作为支柱产业发展的思路,使住房政策向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求回归,向社会保障和准公共产品的属性上回归。
要不要继续保留房地产头上“支柱产业”这顶“桂冠”,目前争论愈发激烈。
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黄小虎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表示:多年以来,房地产是抢了建筑业的“功”,“支柱产业是建筑业而非房地产业”,拉动50余个相关产业、带动每年2000万人就业的,也都是建筑业,不是房地产业。因而,有必要正本清源,给房地产“支柱产业”摘帽,“过多的资源向房地产业集中,实际上是一种浪费。”
吴晓灵则提出,“发展房地产市场的着眼点是主要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还是主要解决经济发展问题,关系到如何确定房地产市场发展政策和调控取向”,“国家应对房地产政策和住房政策有所区分”。
这一观念在2010年地方两会期间出现和声。2010年1月底,曾任建设部部长的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40分钟的发言中用30分钟谈房地产问题,提出房地产业“二分法”:“住房有两个属性,一个是市场属性,一个是民生属性,不能只讲市场属性,不讲民生属性。”
上海市长韩正公布了一个大于“一分为二”的数字:2010年上海市计划开工建设的保障性住房将占全市总住房量的60%以上。
农村宅基地工作会议讲话稿篇3
引言
中国物权法草案的起草是从1998年开始的。1998年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委托九名专家学者作为民法草案起草工作小组。这个工作小组在第一次会议上曾经预定了完善中国民法的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制定统一的合同法；第二步是起草物权法，实现财产规则的统一完善；最后制定一部科学完善的中国民法典。现在第一步计划已经顺利实现；针对第二步，中国社会科学院梁彗星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的王利明教授受托起草的两部专家稿从1999年到2000年底相继完成。立法机关在这两部专家草案基础上编篡、修改、删节，然后完成了一个中国物权法草案的征求意见稿。2002年的12月人大常委会对王利明教授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进行了第一次的审议基本肯定了王利明教授的专家稿，现在物权法草案已进入二次审议的阶段。在物权法草案起草的过程中，有关学者已经对物权立法的诸多问题展开过激烈的争论，本文在此谨对物权法草案二次审议稿中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中所存在的若干问题提出一点个人的见解。
所有权部分
物权法起草过程中关于所有权立法，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为是否按照所有制的标准来划分所有权，二为是否坚持对国家所有权给予特别优先保护，即国家所有权是否应与其他所有权一体保护。围绕这两个问题，形成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三分法和一元论。三分法观点坚持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分类标准，在物权法中集中规定国家所有权和国有企业财产权，并坚持对国家所有权予以特别优先保护。[1]而一元论观点则反对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标准，而主张以所有权的客体为依据，不在物权法中规定一般国家所有权，反对对于国家所有权给予特别优先保护，而主张对合法财产一体平等保护。[2]对于三分法和一元论，笔者部分赞成部分反对。
一、关于所有权类型划分的问题
笔者并不赞同一元论中主张以所有权的客体为依据进行划分。正如王利明教授所说，西方国家物权法中的单一所有权是建立在私人财产所有权基础上的，对国家所有权则是通过单行法来调整的，一般不在民法典中加以规定。如果我国物权法也照搬这一模式，将物权法中的所有权限于私人财产权，而不包括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则完全与现实不相符合。[3]而且这种回避所有权类型划分的做法不能真正解决我国所有权立法中存在的问题。王利明教授的物权法草案二次审议稿中的所有权部分仍然沿袭了我国现行民事法律制度，即以所有权的主体为标准划分所有权类型的模式，即分专章专门分别规定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相邻关系和共有并列。笔者认为，在我国物权法中采纳这种分类方法存在很多问题：
（一）所有权主体呈多样化趋势，如果仍按此标准划分则会出现很多遗漏之处。如果说我国曾经以所有权主体作为标准，在《民法通则》中确认所有权的类型为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公民个人所有权三种形式，其主要原因在于过去我们一直认为公有制只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所以相应地在法律上也就确认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两种形式的话，那在当今我们已经重新认识了公有制的形式，确认公有制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在法律上也就不能简单地只确认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了。[4]例如公司财产的所有权主体应该归属拿一类呢？
（二）国家、集体、个人的分类在我国的宪法中已经有所体现，虽然说在物权法中重复规定可以说是宪法在各部门法中的具体化体现，但物权法作为私法，它是应该保护平等民事主体的所有权呢？还是应该保护所有制制度呢？
（三）王利明教授在解释为何按所有制类型划分所有权的理由时曾提到：“如果物权法不对公有财产加以规定，也难以体现出平等保护的原则。”[5]但是如果在物权法中规定了公有财产也不一定就能体现出平等保护。如果要在物权法中体现平等保护就不能规定国家集体所有权的特殊性，而不是应不应该规定公有财产。
虽然笔者对这两种观点都不赞成，但很无奈的是笔者无法提出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而两种观点相较之下，以所有制的标准来划分所有权似乎更加体现出物权法的固有性，因此，物权法草案二次审议稿中的相关规定也许更多的是一种无奈之举。
二、国家所有权是否应与其他所有权一体保护的问题
从理论上讲，国家所有权是否应与其他所有权应当一体保护。首先，一直以来我国就是采取优先特别保护国家所有权，这是源于苏联国家财产神圣的观念和理论，但它与我国正致力于建设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不符。因此我们应当适当淡化对国家所有权的特殊保护。其次，国家所有权客体并非都由物权法调整，物权法主要调整国家所有权的外部结构、国家所有权主体外部属平等关系的内容；而国家所有权的主体内部关系中属管制关系的，带有很强的行政管制性，则由经济法调整。因此，从物权法的角度而言，国家所有权和其它所有权具有平等的主体地位，当然应该一体保护。
从客观实际出发，这种一体保护在我国是不太现实的。国家财产担负着不少社会公共职能，为了社会公共利益，在某些情况下，对国家财产的保护应优于个人财产和集体财产。并且在我国，从所有权的客体上看，如土地只能由国家或集体所有；从所有权取得方式上看，国家所有权可以通过征收的方式取得，这些都表明国家所有权存在其特殊性。而且我国公有制的体制也决定了国家所有权的特殊地位。因此我认为这种一体保护在我国存在的可行性不强。因此，笔者以为在物权法草案中应以不做出对国家所有权特殊保护的规定，也不明确表示对国家所有权与其他所有权一体保护为宜。
用益物权部分
一、概念的选择
物权立法用益物权部分，很多学者都提出了各自的构建方式。其中，对于各种用益物权使用的概念分歧很大，而问题大多数集中在采用地上权、土地使用权或者是基地使用权的概念以及采用农用地使用权或者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等概念的选择之上。曾有学者认为对于这些概念的选择仅仅只是形式上的选择，或者说只是一种文字游戏，其实质内涵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对于此种观点笔者是不同意的。
科学的概念是法律体系的基石。一个科学的概念首先必须能够揭示事物的本质特征，而且各个概念间的位阶关系应当十分清晰。因此用益物权中各个概念的特定的内涵与外延应当在法律规范中表述清楚；其次要避免生造法律概念术语，注意法律概念的现实基础和社会公众的认可程度，要考虑一个概念的理论储备和实践储备，因此我国的用益物权概念的选择应当与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相一致；再次，对于国外的用益物权概念也要具体分析各国用益物权用语概念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尽管地上权、地役权、永佃权等大陆法系民法上的用益物权的概念的确比较精炼，但这些概念的产生都有其历史的和社会的特定背景。如果不加分析地照搬过来，往往容易造成法律用语的生僻以及法律体系的不协调。[6]例如在《德国民法典》中，“土地负担”作为一种用益物权，完全是依据德国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而选择的概念。所以概念的选择是极其重要的。因此笔者将物权法用益物权作如下结构设计：第一部分：一般规则；第二部分：建设用地使用权；第三部分：农用地使用权；第四部分：宅基地使用权；第五部分：地役权；第六部分：居住权。其中笔者以为概念的选择应采用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农用地使用权的概念为宜。
（一）建设用地使用权
笔者使用“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概念理由如下：
第一，使用建设用地权的概念与现行法律的规定是相一致的。我国《土地管理法》第4条从行政管理的角度将土地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三类，并对农用地、建设用地做出了立法解释。《土地管理法》第4条规定：“国家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定土地用途，将土地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建设用地是指建造建筑物、构筑物的土地，包括城乡住宅和公共设施用地、工矿用地、交通水利设施用地、旅游用地等。”我国物权法对土地使用权的分类应当与《土地管理法》第4条对土地的分类保持一致。[7]
第二，地上权、土地使用权或者基地使用权等概念都不宜采用。
首先，地上权是大陆法系国家所普遍采纳的概念，不仅王利明教授的物权法草案二次审议稿没有采用此概念，在此之前梁彗星教授主持起草的草案和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所起草的草案也都未使用此概念，是有其道理的：尽管地上权的概念具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在我国现行法律条件下不宜采用。因为我国法律中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与地上权所产生的社会基础是不同的。地上权产生的社会基础是“地上物属于土地”这一法律原则，而国有土地使用权产生的社会基础是解决国有土地所有权如何进入市场的问题。因此在选择使用何种概念时不得不考虑各概念产生的社会基础。
其次，土地使用权的内容过于宽泛。因为这一概念不仅包括物权意义上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还包括债权意义上的土地租赁权。而且它不仅具有所有权权能层面上的使用权，还存在他物权意义上的使用权。
再次，基地使用权的概念似乎是学者为了区别土地使用权或地上权的使用而创造的概念，其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持。而且基地使用权与传统民法上的地上权含义相同的概念，是地上权的替代词。但既然基地使用权与地上权的含义相同，就没有必要抛弃传统的地上权的概念，而进行概念上的创新。
（二）农用地使用权
笔者认为采用农用地使用权的概念也是根据《土地管理法》第4条规定：“农用地是指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因此，采农用地使用权这一概念首先能够与现行法律规定相一致，而且可以清晰地表达以农业为目的的使用土地的权利内容。
然而王利明教授在其物权法草案二次审议稿中使用了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概念的同时没有使用农用地使用权的概念，而是采用了传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笔者认为值得商榷。首先使用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概念也就是对《土地管理法》第4条分类的认可，那为什么只采用了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概念而抛弃农用地使用权的概念呢？其次，虽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概念在我国使用了多年，根据法的延续性似乎仍应采用。但是作为物权化的农地使用关系仍然冠以土地承包经营权这种债权化的名称，对此学界争议较大。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个既包括农业承包经营权又包括企业承包经营权多种含义的概念，而且在我国法律实践中土地承包经营权历来反映的是债权性质，如果继续沿用，不利于明确其用益物权性质，还会引起物权关系的混乱。
另外也有学者主张沿用永佃权概念。其实多数国家已经不采永佃权的概念，因为永佃权使所有人与使用人永久分离，影响农地合理使用，其“在现代社会不具资源使用的效率”。而且历史上永佃权曾为剥削制度的法权表现。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曾采用此概念，但在1999年立法院审议的物权编修正案中已删除永佃权，代之以农用权。
二、典权制度的废存
典权是指支付典价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这是我国特有的制度，在历史上均有所规定，新中国立法中虽无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却承认了典权制度，但只将其标的物限定为住房。物权起草过程中，曾经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肯定说和否定说。持肯定说的学者主张在物权法里设立典权制度，这些学者往往从典权制度的价值出发，并且把典权制度是我国传统上的一项物权制度也列为理由。而笔者以为典权制度本身的弊端又是不容忽视的。
首先，一个制度的存废我们首先应该考虑该制度存在的现实意义。其实从现实社会来看，典权制度作为一种用益物权，其用益的社会功能已经渐渐丧失了。典权设立的价额过高，期限的不稳定，而租赁相较之于典权制度，其价额便宜，手续简单而且租期更为稳定。因此，现实生活中人们更加愿意使用租赁制度。而典权所体现的担保功能也在渐渐淡化。以前我国典权制度的出现是因为当时的融资业不发达，出典人只有通过出典的方式获取融资。然而现在关于融资的法律制度已经能够满足社会的需求，无需典权制度的存在，这当然不是说不承认典权，只是不需要再在物权法单独设立典权制度。
其次，有关典权的案例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少之又少，在大陆地区，解放后，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典权纠纷下达的有关文件的批复中，有关出典的纠纷均产生于我国进行之前。在其余的20余件房屋典权的纠纷中，案中的典权设定的时间也均在解放以前以及解放后的50年代；60年代初设立者仅有2例。而同样保留典权制度的台湾，根据台闽地区办理土地他项权利登记笔数统计，有关典权的案子1998年有16例，1999年有431例，2000年有29例，但到了2001年（1～5月）仅有9例。王泽鉴教授据此认为：就整个趋势言，典权已告式微。台湾地区“民法”物权篇修正草案仍保留典权，并增修11个条文，虽然有助于使典权制度益臻完善，但此种法律技术性的调整，实难挽回在中国大陆历经千年发展，在台湾地区施行达数世纪的典权，终将归于消逝的命运。[8]
最后，对于物权变动采取债权形式主义的我国来说，一旦在我国物权法中保留了典权制度，对于典权的设立、变更和中止都需要成立专门的登记机构，这必将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如前所述，关于典权的案例在我国的数量又极为有限，这使得这些专门的登记机构使用率极低，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是一种严重的资源浪费。
典权虽是中国固有的制度，但是因为其担保功能可为抵押权所取代，其用益功能可为其它用益物权或租赁所取代，又因典权需支出典价，金额又很庞大，如有能力支出典价也是会有能力购买，如需某标的物，付自备款后其余贷款直接购买即可，有能力设定典权即有能力购买产权，无须设立典权。因此，典权在现代社会几已无运用的实益。[9]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物权法不应保留典权制度。
三、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问题
我国《宪法》和《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当然实际上这仅仅是针对国有土地而言，因为《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虽然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允许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流转，但从物权法草案二次审议稿中第163条规定了“宅基地使用权不得单独转让”，第164条也有“宅基地使用权不得抵押”的字样来看，农民宅基地使用权是不能。我认为，这样的规定值得考虑。
关于宅基地使用权能否流转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将分配取得的宅基地使用权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应享受的基本福利，因此，在实践中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大多是无偿的。基于我国农村宅基地使用的福利性，宅基地使用权的权利主体必然具有特定的身份，原则上只有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才可以取得。然而，因经济发展、人口流动等原因，原宅基地使用权人不再使用其宅基地的，法律对转让或出租房屋使用权的行为不予限制。按照现行《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对于本集体经济组织内宅基地未达到规定标准的村民申请新的宅基地是允许的；但对于上述的受让方再次申请或购买宅基地，是不允许的；我认为，根据目前的情况，应对法律的相关内容进行突破，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合法购买取得他人拥有的宅基地使用权。这就涉及到一个建立农村宅基地有偿流转制度的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农业人口众多，建立农民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好处颇多。
首先，在广大农村，农民宅基地闲置和低效利用的现象严重，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农村的贫富差距。建立农民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可以培养农民珍惜节约土地的意识，促进土地资源的集约、高效、合理利用，有效保护耕地。立法可以规定凡在宅基地标准面积之内的使用费适当降低标准，减少数额；超过标准面积范围的，适当提高标准，增加数额；土地级差收益较高的地段，标准要适当提高。与此同时还应照顾到农民的承受能力，不能因此加重其负担。
其次，农民宅基地使用权的自发流转会严重损害国家、集体利益，造成集体所有土地的失管和土地资产的大量流失，建立农民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能够规范土地市场。而相应可以加强农民宅基地登记工作，以及农民宅基地变更登记工作。改变宅基地权属关系或用途的，应凭有关批准文件及申请资料，办理宅基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从而能够有效地对宅基地使用权流转进行监督，及时发现和制止违法行为。关于登记机关的设置，可以参考发达国家的经验，日本在法务局、地方法务局、支局及其派出所；瑞士在各州的地方法院；德国设置于地方法院的土地登记局；英国为政府土地登记局。[10]因此，我认为可以考虑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动产登记制度，而这个机关可以考虑是不动产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法院。
担保物权部分
一、担保物权立法定位的选择
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在立法定位上是十分矛盾的：从立法形式上看是一种债权。它采取了与《法国民法典》和《苏俄民法典》相同的立法模式，即不区分“人的担保”和“物的担保”，把具有担保债权实现功能的担保方式，均集中在一起加以规定，使之构成一个完整的担保制度，以便在担保问题上实现从内容到形式的高度统一；[11]而从立法内容上看却又属于一种物权。《担保法》在担保物权的种类、设立、公示以及效力等方面的规定体现了较为浓厚的“物权”性质。因此，从现行法上看，我国担保物权立法定位的选择是难以确定的。
而学术界中，对于担保物权立法定位的选择主要存在三种观点。首先是主张以物权法定位的观点。此观点以梁慧星教授为代表，他认为：“担保法中关于保证和定金的规定，属于民法典的债权编，而关于抵押权、质权和留置权的规定，属于民法典的物权编”，因此认为，“以民法通则第五章第一节的规定和现行担保法关于担保物权的规定为基础，设计民法典的物权编。……考虑到担保物权的权利性质及其成立的法定性，应与用益物权一并规定在物权编。”[12]王利明教授也认为：“物权法作为调整财产关系的基本法，必须设立完整的担保物权制度，如果物权法中没有担保物权制度，则就不能形成完整的物权法体系，物权法在内容上也就是支离破碎的，而且也不符合其作为财产基本法的地位”；[13]
其次，以李开国、军华等学者为代表主张给担保物权以债权法定位。其主要理由是：首先从晚近制定的两部民法典（俄罗斯民法典和我国澳门地区民法典）看，显示出在民法典债编统一规定债的各种担保方式的发展趋势；其次，建立统一的债的担保制度，有利于明确法律的适用范围，张扬和实现法律的制度价值，而将它们放在物权法中规定，除了有利于人们从理论上认识抵押权、质权、留置权的物权性外，对法律制度价值的张扬和实现，就不如放在债法中有利。[14]
再如孟勤国教授认为，担保物权本质上属于债权，不应在物权法中规定，其主要理由为：一是担保物权不具支配性，担保物权人不能现实地支配物；二是认为担保物权主要是基于当事人的意思，主要是基于合同产生的，因此属于债权，所以应当将担保物权置于债权编进行规定。[15]
针对于上述观点，笔者以为对于担保物权立法定位的选择应由担保物权性质的决定。而担保物权体现更多的物权性质，即支配性、排他性和追及性。
（一）担保物权中的权利人既可以支配提供担保的标的物，也可以支配标的物的价值。当然，担保物权人支配的主要是物的交换价值，设立担保物权等权利的目的主要也是为了支配物的交换价值，并能够在债务不能清偿时就拍卖、变卖标的物所得的借款优先受偿，这是符合物权的支配性的特征的。
（二）担保权人享有的担保物权可以排除来自任何人的干涉，有效地对抗第三人。例如在第三人侵害抵押物，造成抵押物毁损的情况下，抵押权人就可以行使物上请求权，这也表明，担保物权能够对抗第三人。这即体现了物权的排他性。
（三）就担保物权的追及性而言，在抵押权中表现得较为明显，抵押权人有权在他人非法占有抵押物的情况下，享有追及权。但在质押和留置的情况下，由于占有是其成立和存续要件，故当权利人丧失对担保标的物的占有时，质权和留置权都将消灭，当然，对于非法侵害人，质权人和留置权人还是享有追及权的。
从最近部分学者阐述的观点可以发现，物权法定位已成为通说，并被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所采纳。将担保物权定性为物权，并将之归入物权法加以规定，应该说更符合该项权利的本质特征，更有利于我们把握担保物权与其他债权担保方式之间的区别，也更符合大陆法系大多数国家担保物权的立法实践。因此，应将担保物权作物权法定位。而一旦在物权法中规定了担保物权，则笔者认为《担保法》已没有存在必要了。因为现行《担保法》只是一部民事单行法，但其内容却既包括了普通担保，又包括了特殊担保，这是一部民事单行法所难以单独承担的，也是与民事单行法的地位不相称的，必须加以改变。因此，在物权法中整合了担保物权的内容后，现行的《担保法》应当予以废止。
二、让与担保制度的存废
让与担保是指债务人或第三人为担保债务人的债务，将担保标的物的权利移转于债权人，于债务清偿后，标的物应返还于债务人或第三人，于债务不履行时，担保权人可就该标的物优先受偿的权利。[16]
王利明教授主持起草的物权法草案在2002年12月的第一次审议稿中没有规定让与担保制度，但令人不解的是在第二年8月的物权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又规定了让与担保制度。事实上对于让与担保制度，王利明教授并不主张将让与担保纳入物权法的。他认为让与担保实际上是一种流质契约，容易导致债权人利用债务人的急需而谋取暴利，从而将设立让与担保行为作为一种高利贷方式；同时，让与担保设立人与债权人之问常常存在一种通谋的行为，极容易导致债务人利用此种方式逃避债务；另外，让与担保也与我国实践中流行的按揭并不相同，而按揭这种由我国实践发展出来的方式显然比动产让与制度要好。[17]
同样中国政法大学课题组也主张不宜规定让与担保制度。该课题组认为，让与担保这一担保方式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担保物权概念（传统担保物权提供担保的只是所有权中的部分权能）。相应地，让与担保制度虽然为债权实现提供高强度保护，但是仍存在如何能够平衡保护债务人利益的新问题。因为债务人在以所有权提供担保后，他将面临恶意债权人不当剥夺其财产、却又难以对债权人进行有效制约的危险。如果还没有及时解决这些问题就以立法加以固定，难免显得仓促。[18]
我国台湾学者谢在全教授认为，按让与担保，系设定人为达到担保债务清偿之经济目的，依信托约款（让与担保契约），将标的物之权利，移转于债权人之非典型担保，故其基本构造系信托行为的债之关系加上权利（所有权）之移转。准此以观，当事人问就让与担保之设定虽具有担保债务清偿之目的与担保之作用，然并非创设法律所未规定之担保物权。[19]可见，依谢在全教授的观点，当事人间设定让与担保，并未创设担保物权。既然并未创设担保物权，当然也就不能称其为担保物权，自然也就不能在物权法中规定。综上所述，笔者不赞成在物权法中规定让与担保制度。
注释：
[1]王利明：《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及说明》，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
[2]梁慧星：《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条文、说明、理由与参考立法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12页。
[3][5][13][17]王利明：《物权立法若干问题新思考》，法学，2004年，第7期。
[4][18]中国政法大学物权立法课题组：《关于〈民法草案？物权法编〉制定若干问题的意见》，政法论坛，2003年，第2期。
[6]徐涤宇：《物权法体系构造之若干问题探讨》，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4期。
[7]李开国：《关于我国物权法体系结构的思考》，现代法学，2002年第8期。
[8]王泽鉴：《民法物权（二）》，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
[9]谢哲胜：《民法基础理论体系与立法——评中国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10]梁慧星：《制定中国物权法的若干问题》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11]余能斌：《现代物权法专论》，法律出版社，2002年3月版，第304页。
[12]梁慧星：《制定民法典的设想》，现代法学，2001年，第2期。
[14]李开国：《关于我国物权法体系结构的思考》现代法学，2002年，第4期。
[15]孟勤国：《物权二元结构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344页。
农村宅基地工作会议讲话稿篇4
本刊讯2012年10月30日，北京市档案局、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民政局组织召开北京市创建全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档案工作示范区经验交流会。市档案局局长吕和顺提出，要坚持三级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采取市档案局主要牵头、区县互评互验的方式，巩固农村档案工作规范化建设的成果，推动北京市新农村建设档案工作科学发展。国家档案局经济科技司司长李晓明，市档案局局长吕和顺、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委员左晓波、市民政局副局长谢延智出席会议并讲话，昌平区副区长刘淑华出席，市档案局副局长马素萍主持会议。
会议总结了北京市新农村建设档案工作取得的成绩，交流、推广了昌平区创建全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档案工作示范区的经验，进一步明确了目标任务。吕和顺局长指出，在国家档案局的关心指导、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支持下，在市、区县档案、农业、民政部门的共同指导服务下，在各乡镇、村的共同努力下，北京市新农村建设档案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农村档案工作发展环境不断优化，指导服务力度不断加大，形成各涉农部门协调配合、齐抓共管，市、区县、乡镇三级联动，共同推进村级档案工作规范化建设的良好局面。市档案局、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市民政局联合转发了国家档案局、民政部、农业部《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档案工作的意见》，制发了《北京市村级档案管理办法》，昌平区于2011年成为全国第一批、我市第一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档案工作示范区，并以示范县验收标准为指导，推动全市新农村建设档案工作全面开展。至2011年底，全市各涉农区县档案馆已接收宅基地、个人建房、农业普查、农业区划、土地承包等十余类共计75万余卷件涉农档案进馆，为农民利用档案提供了资源保障；各行政村共收集保存了46万卷件档案；在全部行政村实现档案规范化管理的基础上，有50%以上的行政村实现了使用计算机管理、利用档案；昌平、海淀区档案局建立了“三农信息”专栏，平谷区档案局开发了“平谷区农村档案资源共享服务平台”，为农民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服务，档案和档案工作在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维护农民权益、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繁荣农村文化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不断显现。吕和顺局长强调，服务新农村建设、服务我市农村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是档案部门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要进一步增强使命感和紧迫感，从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高度，进一步提高对新农村建设档案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要积极争取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支持，进一步巩固农村档案工作规范化建设的成果，坚持三级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积极探索新农村建设档案工作的新领域、新方式，推动档案工作更好地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国家档案局李晓明司长充分肯定了北京市农村档案工作的成绩，强调了新农村建设档案工作的目的和意义，从发展的角度提出了加强新农村建设档案工作的建议。市农委委员左晓波和市民政局副局长谢延智就提高农村档案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密切配合档案部门做好农村档案工作、开展业务工作的同时做好文件材料的收集等方面分别对农业部门和民政部门提出了要求。
会议印发了《北京市新农村建设档案工作测评办法（征求意见稿）》。市档案局与市农委、市民政局研究决定，联合印发《北京市新农村建设档案工作测评办法》，采取市档案局主要牵头、区县互评互验的方式，推动各涉农区县形成相互了解、学习、检查、促进的良好氛围，形成新农村建设档案工作长效机制，提高整体水平。
与会人员还观摩了昌平区小汤山镇政府、社保中心档案室和小汤山镇部分村的特色档案。北京市各涉农区县档案局局长、主管副局长、业务指导科科长；区县农委、民政局主管领导和主责部门负责人约120人参加了会议。（张轶群）
农村宅基地工作会议讲话稿篇5
-----红星乡红星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事迹材料
红星村位于鸡西市域近郊，是红星乡人民政府所在地。总占地面积19.3平方公里，现有耕地面积3200亩，果树面积1000亩。全村总人口3500口人，其中农业人口1998人，共有四个自然组。作为全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试点村，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努力发展新产业、改造新村庄，培育新农民，塑造新风貌，使我村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全乡起到了较好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初步探索了一条村两委班子引导，农民积极主动，社会大力支持，加快推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路子。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抓宣传，广发动，营造良好发展氛围
为了加强村民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的了解，使得村民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认识更加深入，我们狠抓了宣传教育，在全村营造全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氛围。一方面通过开展村干部培训班，召开村民代表会、群众骨干动员会，深入村屯50余户农民家中、地头，向他们讲解新时期党的方针、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讲解有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任务、目标和重大意义，使他们深刻认识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的一项“德政工程”，最终受益的是广大农民，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村民为新农村建设献言献策的热情；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各种阵地宣传。村屯有线广播开设了新农村建设理论专题节目，定时播放。同时印制了500多份宣传单发放到各村民手中，制作了10幅宣传条幅悬挂在村屯显要位置。通过深入细致的宣传动员，广大农民群众认清了党和国家对农业、农村、农民的高度重视，激发了抢抓机遇、建设新农村的信心和勇气。
二、抓班子，强核心，打造过硬的干部队伍
俗话说：火车跑的快，全靠车头带。新农村建设能否顺利推进，与农村基层班子的素质和能力密切相关。红星村两委班子把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当作头等大事来抓，从自身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入手，以构建“三位一体”党建工作新格局为突破口，打造一个团结务实的村班子。一方面为了改变党员活动没有固定场所现状，新班子成立后，经多方筹措资金，建立、完善了党员活动室、图书室，购买了电视机、vcd、音响等电教设备和5000余册图书。通过开展“党员先进行教育活动”，党员干部加强了学习，提高了自身政治素质、文化水平和依法治村能力，树立了为群众服务的意识。另一方面从关系农民切身利益做起，做到取信于民。在工作上实行“阳光下”作业方式，变“一言堂”为“多言堂”工作方法，做到小事有沟通，大事会上定，村内宅基地审批发放、计划生育指标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焦点问题均由党员会、村民代表会讨论决定，并在公开栏中公开，接受群众监督。村干部围着群众“转”，事事有人管、有人问，村中的大事小情公开透明了，群众心气顺了，上访的没有了。村“两委”班子有了凝聚力，群众有了向心力，干部、党员、群众拧成一股绳发展经济。
三、抓调研，定规划，明确努力发展方向
为了使我村新农村建设早规划、早部署，出成效，走在全市排头，我们在全乡新农村建设动员会后，迅速成立了红星村新农村建设组织机构，由村支部书记、主任为组长，下设办公室，配备了电脑、打印机等硬件设备。在新农村建设拟定规划中，村两委班子没有闭门造车，而是充分尊重群众的意愿，在规划中充分吸纳村民的合理建议，进行精心规划，让村屯规划走群众参与之路，体现了村民的主人翁地位，充分调动了群众的热情。规划特别注重在规划中彰显村庄特色，初稿形成后，经过多次召开村民代表会、党员会，入户走访46个农户征求意见，进行整合考虑。经过五易其稿，最终形成了《红星村新农村建设发展规划》。在规划中，我们将全村共分为五个区，以三组沙发生产和木材加工为主的工业区，以四组花卉苗木生产繁育为主的观光区，以二组与三相邻处拟新建农民住宅楼、文化广场的生活休闲区，以二组养猪为主的绿色养殖农业区，以大园子为主的工业生产区。这五大区的划分符合实际，切实可行，为红星村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四、抓特色，引项目，经济发展创新高
作为市域近郊乡，我们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文化优势、市场优势。如何变优势为动力，最终转化为生产力，是我村新农村建设经常思考的主题。按照围绕市场抓特色，围绕特色上项目，围绕项目求发展的思路，结合村情实际，大力发展“四大产业”，加快了农民增收步伐，形成了“企、果、牧”三足鼎立，“种、养、加”共同发展的经济格局，有力的推进了新农村建设进程。一是发展特色农业，向品牌要效益。大力调整了农业种植结构，发展了花卉、苗木、123果、马铃薯等特色产品生产。其中，123果、马铃薯正在申请“无公害”产品标识。二是发展养猪生产，向规模要效益。充分抓住四川高金集团在我市投资机遇，依托刘玉敏、冯德森养猪大户，大力推广科学饲养技术，新建标准化圈舍200平方米，发展年饲养量达百头以上的养猪大户8个，年饲养量达千头以上的养猪基地2个。三是发展龙头企业，向质量要效益。红星沙发生产已有2余年的历史，如何使其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我们主要从质量和创新上下功夫。村里先后组织沙发生产业户到七台河、伊春、大连广州等地参观考察学习，使我村沙发生产者在设计样式上有了创新，在质量服务上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现已涌现出投资超百万的沙发大户22个，与之相关的木材加工、胶合板厂等6个，推进了产业化进程。下步，将在鸡恒公路沿线重新申请规划新建“红星沙发批发一条街”,申请注册“红星”沙发品牌，争取抢占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四是发展信息产业，向科技要效益。现在是信息时代，网上信息沟通交流是最快捷传输方式。今年我村在全市率先建起了农业信息网站，选派专人进行网络安全维护。通过网络这个平台，实现了与外界的接轨，农民足不出户就可以接收到生产订单，大大加快了农民致富奔小康步伐。现在我村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了，住房大起来了，衣着服饰靓起来了，只有恩格尔系数降下来了。
五、抓投入，增设施，精神文明上档次
农村宅基地工作会议讲话稿篇6
**是巫溪向湖北、陕西展示自身形像的窗口；场镇建设应作重点考察。我们的《“十二、五”规划》和《政府工作报告》对文峰、上磺、**等几个大的中心乡镇都有一定程度的倾斜。根据调研掌握的情况，我讲几点意见。
一直以来，**、白鹿、坛木等乡镇是全县乡风、民风相对较差的地区。我03年来的时候，就听人说白鹿、**有车匪路霸，治安形势严峻。通过“唱红打黑”和最近两年乐和家园建设，乡风、民风正向好的方向发展。
一个地方要有好的民风、好的乡风；好的干部作风。要营造好的社会氛围以促进地方经济持续、健康、科学发展。
我曾在（县）人代会上说过，乐和家园建设的核心不是增修一个院坝、加修一堵长墙，然后在上面摆几个字，用来装饰氛围。乐和家园建设的核心是搞好我们的治理结构，强化基层组织；把我们党委、政府的威性树起来，这是工作的核心重点。
今年是中组部确定的基础基层年，希望**镇能够真正地从基层开始，从自然村开始；从街道居民小区开始。一个小区一个小区，一个社区，分成几段沿着一条线地抓出亮点、搞出成绩。小区内以网格形式划分管理，依规依矩、正常运行。我们的党员大会、党小组大会，村民大会、村民代表大会、居民大会、居民小组会按照规定的时间和组织程序如期进行。让群众知道我们的决定，特别是涉及民众经济利益的事情，一定要让群众参与。要创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给群众一个公开、公平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
要用好乐和家园这个平台，让我们的干部真正到每一个自然村的村民小组中去、到社区小区和我们的基层干部一起化解矛盾。充分发挥村支两委、乐和互助会和人民调解组织的积极作用。
要通过“十星级文明户”、“好公公”、“好媳妇”、“好学生”等各种评比表彰活动、淳化乡风、民风。好多地方，一年、两年、三年都是那几个先进人物在墙上挂起，不是一季度或半年一评比，没有形成动态管理，失去了评优表彰的实际意义。
乡镇党委、政府要重视党建工作，创新党建活动形式、丰富党建活动内容。在居民点建设和场镇建设中，注重营造和建设相应的空间，让入驻群众有文化活动和相互聚集的物质场所。
一个地方的发展首先靠干部。干部队伍的团结、工作作风的扎实源于主要领导的政治修养和工作水平。建议多开民主生活会；针对工作存在的问题，集思广益。达到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统一思想。实现经济增长、文化繁荣，民生改善，社会进步之目的。
**镇经济工作第一要务是小城镇建设。抓城镇就是抓农村，这是我们跳出农业抓农业的一种智慧之举。要想办法减少农业人口，户改退地、宅基地复垦，是**镇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定要下决心实施高山移民搬迁，落实移民优惠政策，动员城镇务工人员享受户改政策。现在外出务工每年新增的一大部分是没有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加上每年原有的打工人员。这是农转非的很大一部分空间。以前的生态移民或高山搬迁最多只能给群众两、三万元钱。通过户改无论怎么说，至少是8万到10万元一户。**镇场镇常住人口有8千人，整个非农业人口只有6千，户改潜力很大，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要立足优势搞好植树造林，兴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药材种植，确保95%以上农户今年实现“万元增收”。
退耕还林后，农户对土地的依存关系削弱，为实施户改创造了条件。所以，要下决心、花大力气保证户改稳步推进。
我想请一个好的设计单位帮助**做个规划。建委已经同意岔路村巴渝新居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今天看的几个点，一个是关庙、第二个就是火电站，县上下决心将其功能转化为国有土地建设用地，兴建现代绿色生态居民小区。
**镇小龙山加油站对面空地，涉及到高速公路开口，应汇同有关部门统一商议。县上将投入一部分移民启动资金，整合火电站有效资源，将扶贫、发改、水利、交通、农业等部门扶持资金捆绑使用，打造东溪河流域移民搬迁样板中心。
鸡心岭界梁子的打造应成为乡村旅游重点，我们抽时间再上一次界梁子，有关部门合理规划，使之成为巫溪人民对外交流的一道独特风景。
**工作的重点就是搬迁和接纳；动员越来越多的农户实行高搬低，让乌龙、鱼鳞越来越多的农户入住**。
加强煤炭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强化道路交通一刻不能放松。
关于负债，有必要再做一次清理。我想给**从经济上提供一种发展空间，用政策解决投资问题。县上的重点是搞城市建设，**的重点也是搞城建。
农村宅基地工作会议讲话稿篇7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讲话精神鼓舞着全体党员干部，把学习体会和受到的激励融入到推动金融财富、创新创业、滨海旅游等支柱产业的发展中去，成为学习的共识。下面小编整理了不忘初心做合格党员演讲稿，欢迎参考！
党员不忘初心做合格党员演讲稿一
"七一"重要讲话指明了我们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方向，是我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行动纲领。
高校要全面贯彻落实"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努力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作风优势转化为强校兴校的强大力量，要在坚守信仰上下功夫，在坚定理想信念上下功夫，在坚持自信上下功夫，全面提高依法治校能力，提高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创新能力，加快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在坚守信仰上下功夫，就是坚守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毫不动摇。我们要办社会主义教育、社会主义大学，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高校的教学、科研以及各项工作，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武装师生头脑，切实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高校的引领作用。
在坚定理想信念上下功夫，就是坚定远大理想和共同理想毫不动摇。坚定理想信念是我们党的一大政治优势。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教育广大师生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正确认识国家的前途命运，正确认识自己的社会责任，牢固确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
在坚持自信上下功夫，就是坚持"四个自信"毫不动摇。"四个自信"是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之一，教育广大师生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就必须坚持"四个自信",而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只有讲清楚和讲得好"四个自信"的深刻内涵，才能阐释好、解读好、传播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才能讲好中国故事、青海故事，才能传播好中国声音、青海声音，才能使人信服。
党员不忘初心做合格党员演讲稿二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连日来，在市南区、市北区、李沧区、西海岸新区、崂山区、城阳区、即墨市、胶州市、平度市、莱西市，从各区市办公大楼到街道、社区的市民活动中心，从居民楼院到乡村农户，党员群众聆听和学习了讲话后反响热烈。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讲话精神，把牢思想之舵，高扬理想之旗，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担负起历史使命，开启美好的未来。
在市南区，主要领导到街道、社区与广大党员干部一起收看讲话。"这是对全体党员的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让广大党员干部更加坚定了理想信念。"在盐城路社区，74岁的老党员刘昕宇十分激动："听了的讲话，深感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荣誉与自豪。我们要更加坚定理想信念，永远跟党走，共同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在市北区，机关干部集体收看、认真学习讲话，切实领会总书记"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家还互相交流探讨所思所想所感。
在李沧区，区委、区政府召开五届区委第106次常委会集中观看讲话，各街道、社区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组织全体党员干部收听收看和学习讲话全文。沧口街道党工委书记魏华对"不忘初心"有这样的理解和感悟："对我们工作在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而言，不忘初心就是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及时把各级政府的惠民政策落实到位，使改革发展成果公平地惠及辖区群众；不忘初心就是要夯实党的根基，多听取群众意见建议，将群众满意度作为衡量工作得失的标准；不忘初心就是要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勇于担当、勇于创新，带领辖区广大党员群众为建设和谐幸福美丽家园贡献力量。"
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党员干部收听收看重要讲话和认真学习讲话全文后，深感身上的任务重大。大家纷纷表示，的讲话以"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统贯始终，要认真学习，深入领会，付诸实践，将讲话精神转化为争做合格共产党员的实际动力，始终不忘自己从何而来，为何而去。"作为西海岸新区的一员，我们要牢记新区承担的国家使命，紧密结合当前工委区委的重点工作，将讲话精神转化为工作激情，推动新区开启发展的新时代，加快建设宜居幸福、充满活力的美丽新区。"新区广大党员干部纷纷如是说。
在崂山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讲话精神鼓舞着全体党员干部，把学习体会和受到的激励融入到推动金融财富、创新创业、滨海旅游等支柱产业的发展中去，成为学习的共识。崂山区沙子口街道南宅科社区"三支一扶"社区工作者李宁说："听完讲话，心情久久难以平复，特别是总书记对青年人提出了希望和要求，我特别感动，也感觉重任在肩。作为‘三支一扶’社区工作者，在近距离服务社区的日子里充分了解了基层党组织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社区书记等党员身上近距离感受到党员的魅力，下一步我将主动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争取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为党和人民奉献自己的一生。"
在城阳区，各级党员干部群众在收看收听重要讲话和认真学习讲话全文后，对照城阳区的实际情况纷纷表示，将用历史和"赶考"的思维，分析下一步工作的方向和着力点，将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转变为新形势下谋求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在即墨市，全市上下迅速行动起来，通过专题学习、集中宣讲等形式，深入学习重要讲话精神，增强从严治党的思想和行动自觉。广大党员纷纷表示，要按照忠诚、干净、担当的要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
在胶州市，连日来，的讲话在各级各部门掀起学习热潮。山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胶州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于福文说："听了的讲话，我感受非常深，的讲话非常给力、非常接地气、非常有底气，我们作为党务工作者和一名共产党员，要按照的要求，坚持不懈努力，为中国梦的实现作出应有的贡献。"
在平度市，各级党员干部群众在收听收看完大会实况后备受鼓舞，对开启美好未来充满信心。山东省第四届"齐鲁乡村之星"、省优秀共产党员、南村镇崖头村农民高级农艺师王伦世说："讲得好，接地气！老百姓听了，震撼；党员听了，自律。我搞农业技术，一开始就不单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老百姓都靠种地致富。直到现在，我外出传授农业技术，都是免费的，党也给予我很多荣誉。我会永远铭记‘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时刻警醒自己，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
在莱西市，全体党员干部第一时间学习讲话精神并纷纷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堂很好的党课，党员要做在前、带在前，勇于担当，务实苦干，成为老百姓的旗帜和榜样。莱西市东白石山村党支部书记孙永建表示："的讲话令人振奋，备受鼓舞，我深深地感到中国取得这样举世瞩目的成绩实属不易。作为一名有着20多年党龄的党员，一定要把先锋的形象树起来，把合格党员做真做实，带领党员干部群众一同加快发展，创造美好的生活。"
党员不忘初心做合格党员演讲稿三
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庆祝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我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收听收看大会现场直播后，纷纷表示深受鼓舞，将加倍努力，为再创唐山辉煌作出应有贡献。
"在讲话中提到，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这是对我们党员提出的根本要求，我们要始终不渝地发挥好党员的先进性，在本职岗位上任劳任怨，真正为百姓造福，为我市发展贡献力量。"市工信局党组书记、局长徐树成表示，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通过收听收看的讲话后备受鼓舞，决心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要发挥出党员的光和热，以实际行动做好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看完纪念大会后，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必须不忘初心，鼓足干劲继续前进。"市环保局副调研员杨金钟认真看完了整场直播，他说，这次大会对中国共产党95年的奋斗历程进行了深刻回顾，为广大党员指明了奋斗方向，特别是提到的"不忘初心",更是坚定了广大党员的信仰，坚定了为之奋斗的决心和信心。
"我作为一名党员，在收看完今天的庆祝大会后，感到的讲话高屋建瓴，深入浅出地分析了中国共产党走过的辉煌历程。"市发改委副主任、重点办主任张贵宝向记者表示，通过收听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他更加坚定地要立足本职岗位，积极发挥出党员干部无私奉献的精神，践行好一名党员的责任，真正为我市经济建设又好又快发展贡献力量。
"正像总书记指出的那样，95年来，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战胜了一个个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挑战，才使中华民族迎来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市委统战部干部石亮认为，近年来，我国不论是综合经济实力实现新提升，还是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新提高，都证明了事业成败、关键在党。相信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今后我们国家能创造更加辉煌的成就，人民的生活会更加幸福、美好。
"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已经走过了95年的历程，但我们要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听了这段话，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我市81岁老党员刘世华说："作为一名普通的老党员，我坚信我们的党一定会一如既往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上，我们的国家会发展的越来越好，老百姓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好！"
"总书记指出，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观察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腐败。这是讲话中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段。广大纪检监察干部，就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在实际工作中，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不变，做到有案必查、有腐必惩，让腐败分子在党内没有任何藏身之地。"市纪委宣教室干部孙海波表示，今后，要立足本职，做好党风廉政宣传教育工作，充分发挥宣教工作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中的作用，让广大党员干部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95年来，我们党取得的所有成就都凝聚着青年的热情和奉献。全党要关注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倾听青年心声，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团市委宣传部部长王基扬认为，这给自己今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今后，我们将以总书记的讲话为指导，按照团市委2016年的工作部署，带领我市广大青年坚定不移跟党走、在改革发展稳定的第一线创新创业创优，同时，做好服务工作，为青年成长成才提供有效帮助。"
"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一个政党的衰落，往往从理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始。我们党是否坚强有力，既要看全党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更要看每一位党员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市教育党委办公室主任安文杰认为，总书记的这段讲话，给我市广大教育工作者很大启发。"我们要在实际工作中，切实加强中小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将理想信念教育和我们的传统人文精神学习相结合，不断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听了总书记讲话后，让我对党的历史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也更加坚定了坚定不移跟党走，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的信心和决心。"我市大学生郑丽颖说："党和人民对青年寄予了厚望。作为一名师范生，今后，我要更加努力学习教书育人的本领，毕业后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党员不忘初心做合格党员演讲稿四
"两任村官，六载离家，总是和农民面对面、肩并肩。他走得匆忙，放不下村里道路工厂和农田，对不住家中娇妻幼女高堂。那一年，村民按下红手印，改变乡村的命运；如今，他们再次伸出手指，鲜红手印，颗颗都是他的碑文。"——这是2009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践行信念好村官"安徽小岗村原党委书记沈浩的颁奖辞。2004年，沈浩初入小岗，村民都认为沈浩是来镀金的，对他不以为然，然而沈浩在小岗任职的三年里，先后为小岗修了公路，为散居的村民集中盖了住宅楼，并在村里成立了大包干纪念馆。2006年底，沈浩在小岗村任职三年届满，但是此时蓄势待发的小岗村已经离不开他，村民用鲜红的手印将沈浩留在了小岗，沈浩用实际行动阐释了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作为一名基层工作人员，调整心态是第一步。猎豹是动物世界中的短跑之王，它追逐猎物的时速可高达120公里。但是，猎豹追逐猎物的时候，一般会在30秒的时间内，也就是在800米距离内将猎物追捕到手，如果超过这个时间和距离，它就会放弃，等待下一次机会。年轻如我们，对这个社会大学堂充满了幻想，可以大展宏图，一施抱负，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然而事实却告诉我们，登高望远，需脚踏实地，作为一名基层工作者，常常要扪心自问"我要为农村干什么"、"我为农村干了什么"、"我在农村学到了什么",避免出现"尾巴主义"、随波逐流。刚刚走出校园门的我们，急需的是实践中的磨练，沉淀中的学习，只有一步一步走，才能方得始终。
作为一名基层工作人员，转换身份是第二步。焦裕禄在面对兰考正遭受的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时没有退却，用他的双手同全县干部和群众一起，与自然灾害做斗争，团结兰考民心，一起携手改变兰考面貌。他临终前唯一的要求，就是他死后"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骄纵如我们，作为父母眼中的掌上明珠，从来没有干过体力活，读书便是以前的全部生活，然而到了工作岗位，任性便成了绊脚石，客客气气的把自己摆在客人的位置肯定是无法开展工作的，群众会离弃你，忽视你，甚至不再相信你，作为一名基层工作者，必须要走入田间，一起插秧种稻，与群众坐同一条板凳，才能更快的融入他们，在工作岗位中要强化主人翁意识，了解工作对象的爱恨情仇，所思所想，勇于、甘于为群众服务。
作为一名基层工作人员，敢于担当是第三步。林肯说："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信心：人所能负的责任，我必能负；人所不能负的责任，我亦能负。如此，你才能磨炼自己，求得更高的知识而进入更高的境界。"大事难事看担当，顺境逆境看胸怀。果敢如我们，年轻气盛，总能逞着一口气拍着胸脯说"没问题",然而事后畏缩怯懦，不敢人前言。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天天跟老百姓打交道，这就要求我们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要注意方式方法，犯过错误后主动去承认，去承担。在工作中边干边学，细心观察，多想多问，虚心求教，积累经验，打牢自己的基础，为下一步工作奠定强有力的群众基础。
农村宅基地工作会议讲话稿篇8
@新华社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拟取消部分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审批，允许外商投资拍卖企业从事文物拍卖业务。在试验区内，对负面清单之外的外商投资暂时停止实施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等3部法律的有关规定，暂时停止实施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
领导声音
@高虎城（商务部部长）在试验区内取消部分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审批、允许外商投资拍卖企业从事文物拍卖业务等12项开放措施，与现行外资企业法等4部法律的有关规定不一致，建议依照法定程序，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试验区内暂时停止实施这些法律的有关规定。为加强风险管控，国务院有关部门和“上海市等有关地方人民政府”除及时制定和调整负面清单、完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外，还将通过反垄断审查、金融审慎监管、城市布局规划、环境和生态保护要求、劳动者权益保护、技术法规和标准等手段，构建风险防御体系。
@周振华（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过去30多年开放的主要特征是，正面清单、准入前非国民待遇与准入后超国民待遇、降低关税与出口退税的贸易政策。而在经济全球化向区域化发展的情况下，新的开放要有新的制度安排，比如创新准入制度、制定负面清单，以及事中、事后监管为重点的综合监管新体制，等等。
一业一会垄断性局面正在改变资产评估行业探索一业多会
新闻链接
@法制日报资产评估法草案增加规定，资产评估行业可以探索一业多会。上一次审议时，有的常委委员提出，应当按照简政放权、政社分开，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的要求，将草案规定的由政府部门管理的部分事项交由行业协会承担，进一步明确政府部门的职责；同时，资产评估行业还可以探索一业多会，促进行业协会的自身建设和健康有序发展。
领导声音
@郑长忠（复旦大学青年组织与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原本从政府转移到社会组织的职能习惯上集中在一个协会，但是长期来看，一行多会、一业多会将成为趋势。当然，这是一个逐渐推进的过程，有些特殊行业可能会继续保持单一协会，但是多数领域、行业的协会都可以采取“多会”的模式。这种趋势挡不住。
@第一财经日报广东在去年底也允许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及允许一业多会。对此，一位广东律师就直言这是革命性举措，这意味着律协之外允许产生新的律师研究、联谊组织。这对目前以律师法为基础的律师协会是个挑战。现行律协如果不切实服务好律师，将可能遭到律师的抛弃。
农村破冰宅基地或可先“本镇”内流转
@财新网2013年8月5日，广东省法制办公布《广东省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送审稿）》（下称《办法》），提出允许农村宅基地可在镇域范围内流转。这是广东省计划在农村推动集体土地制度改革的新举措。此举被看作为法律所禁止的农村宅基地入市做准备。
@张世安（中山大学民法学教授）若宅基地在本村范围内流转，范围太窄，流转有限。但是若范围过大，有可能存在圈地的问题，如珠三角的“农民”会到粤东西北买宅基地。因此本镇区域范围内是一个比较恰当的范围。从法理上讲，宅基地的所有权在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只有使用权，目前所提的农村宅基地转让应该可理解为针对转户农民宅基地的政策退出机制。
@山西日报可以说即将开闸的宅基地“有范围、有条件”转让，使得广东在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探索方面又先行一步。广东这一做法意味着农民可以通过交易宅基地来获得一定的利益，也意味着农村土地确权，赋予农民集体土地处置权、抵押权、转让权，全面推行农村土地特别是非公益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化流转成必然之势。
温州成为中国首个放宽楼市限购令的城市
@第一财经日报在房价“跌跌不休”以及实体经济告急的大背景下，温州成为中国首个松绑地方楼市限购令的城市。温州市住建委官员日前对《第一财经日报》证实，在国务院规定限购政策框架内，温州对地方版限购令进行调整，允许本地户籍家庭在市区购买第二套住房。而2011年3月出台的限购令不允许购买第二套住房。
@曲卫东（中国人民大学房地产信息中心副主任）在跟中央大的调控政策一致的情况下，根据地方一些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稍微做一些政策性的调整，也显示地方政府驾驭经济的能力和水平在提高。
@殷丹宁（中投顾问房地产行业研究员）地方政府对限购、限贷政策早有微词，只是宏观调整政策不放松，地方政府难以轻松越过中央“政策红线”，这一方面显示出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利益诉求不一致；另一方面，温州楼市扛不住了，不得不松绑，显然是债务与房地产绑架地方政府的写照。
@中国网今年以来的宏观调控其实已出现微妙变化，“地方楼市调控松紧程度的判断标准是房价控制情况，而非一刀切。”也就是说，对于房价上涨过快的城市，将更加严格地执行各种调控措施；而对于一些供给过大，需求不足，销售不畅的三四线城市，将给予一定的扶持，其中就包括对限购政策的低调松绑。
反垄断局：
将重点关注银行协同存贷款利率行为
@中国证券报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局长许昆林在央视对话栏目中表示，石油、电信、汽车、银行等行业，都在反垄断局调查视野之内。在利率市场化改革推出后，反垄断局将重点关注银行是否会在一起商量（协同）存贷款利率，未来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必须独立自主决定。
@马宇（商务部研究院外资研究部主任）目前国内经济存在的问题是，过于依赖产业政策，过多行业存在准入壁垒，导致社会资本无法平等进入，恰恰是互联网等充分竞争领域，才有越来越多的世界五百强企业出现。因此，竞争政策比产业政策更重要。
@许昆林（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局长）为解决“玻璃门”和“旋转门”问题，近几年有关部门已经出台许多文件对民资进行鼓励，但支持反垄断工作可能比制定这样的文件效果更好。希望今后国家能培养竞争文化，使竞争政策发挥基础性作用。
银联雁过拔毛插手第三方支付通道费用或成隐形购物成本
通道费用或成隐形购物成本
四川酝酿成立全国首个地方铁路公司脱离铁总
@第一财经日报随着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方案的出台，城际铁路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将向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敞开，全国多地掀起了城际铁路的扩编热潮，其中四川拟建的川南铁路公司有望成为首个没有铁路总公司参与的地方铁路公司。一名地方铁路局人士对本报称，如果川南铁路公司能顺利筹建，将成为我国第一个由地方政府独资或同外部资本共同组建的城际铁路公司。
@第一财经日报“如果川南铁路公司能成功建立，将会是全国首例。”根据当地媒体报道，近日，四川省副省长王宁在川南片区经济形势分析会上称，为加快川南地区的城际铁路建设，将计划筹建川南铁路公司。在城铁投建方面，要实行多元投资，向社会开放，确立项目业主。他同时动员称，希望川南四城能形成统一认识，加快推动建设工作。
微博灰色营销：
知名大V协议转发“明码标价”
@腾讯科技微博成为互联网营销及公关战的主要战场之一，微博大V号也成为网络推手公司努力争取的对象。因而，这衍生出一条业内通晓的产业链。据了解，一些企业在同网络推手公司签订业务合作时，明确规定，所缴纳推广费用中，包含某某大V号微博原创或转发所需费用。而在合作中，推手公司也会提供一份完整的报价单，包括账号级别、粉丝数、行业以及其主题方向等内容。知情人士称，普通的营销账号价格从100至3000元不等，一般团队运作的明星大V，基本在1万至10万元不等。而粉丝过千万的大V号，他们转发的价格则根据情况另行确定。
@刘春泉（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名人明星微博做出品牌效应后，接受正常代言可以理解，但应该在发微博时，显著标明是广告，让粉丝可以判断；如果把广告作为个人感受发表，不做任何标识，就有可能对粉丝及其他用户形成误导。一旦其在微博上宣传的产品出现问题，只要显著标明过，那么大部分责任归于企业；不标注的，则要承担个人诚信道德风险，对名人声誉可能造成较大影响。
品牌餐企消费下沉避寒冬
@中国资本证券网上海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金培华表示，上半年上海市正餐出现1991年以来首次下挫，收入不增反降，降幅高达10%，其中，中高端餐饮降幅高达20%。上市的餐企中大都集中在中高端餐饮，业绩受影响较大。中国烹饪协会最新的数据显示，目前餐饮业为近十年来最低谷时期，中高端市场受影响尤甚，餐企纷纷采取消费下沉、多品牌等策略躲避行业寒冬。
农村宅基地工作会议讲话稿篇9
[关键词]农业用益权，建设用益权，地役权，典权，居住权，空间利用权
一、我国当代物权的立法使命
（一）物权的意义及其功能物权的概念起源于罗马法，罗马法曾确认了所有权、役权、永租权、地上权、担保物权等物权形式，同时也创设了对物之诉，对上述权利进行保护。[1]然而，罗马法并没有明确提出物权概念。物权这一词，罗马法中也并未出现，而是由中世纪注释法学派首先提出来的。此后，学者对物权这一概念的理解可谓是聚讼盈庭，莫衷一是。本文采用通说，即所谓物权，是指民事主体依法对特定物进行直接控制、支配并享受物的利用的排他性的权利。物权是市场经济运作之基础，是社会生产得以进行的前提，也是人的生存与发展，过着有尊严、体面的生活的必要条件。尤其在当今物质条件十分丰裕发达的社会里，物权发挥的功用是愈来愈强。它不仅对私法上的其它财产权利有决定作用，而且对社会经济生活中其它权利的影响甚巨。一言以蔽之，物权在经济生活中的巨大功能体现在“高斯定理”的表述之中，即“资产的权利界定是市场经济交易的前提条件”。
（二）物权立法的需要与紧迫正是基于上述物权强大的功能，各国法律界莫不把它视为香饽饽儿，对它的研究也进行得如火如荼。作为调整控制、利用、支配特定物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物权法也不得不成为世界各国民法的重点篇章，甚至往往也是各国宪法规制的重要内容。物权法作为调整主体对客体的财产支配关系的法律，是人们从事社会经济活动，取得或让与财产及对财产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最基本的法律规则。同时也是我国民法的主要组成部分。对物权进行立法便注定在这一经济发展势头良好，改革开放形势颇佳的社会里成为时代的宠儿。因为根据我国自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的经验表明，我国只有建立健全物权法律制度，维护和巩固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才能稳定财产关系，调动亿万人民创造、积累、爱护财富的积极性；才能促进经济腾飞和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正视我国目前的物权法律制度，虽然有一定旺盛的生命力，但是过分抽象，不具体，缺乏操作性，很不完备等等缺陷，造成了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的诟病。所以，正如王家福教授所期待的那样，“时代和人民呼唤这一部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有中国气派的物权法的制定”[2]物权立法便具有了时代的紧迫性。
（三）物权法制定的大好时机培根主张，应当制定一部法典的时代，必当在智慧上超过此前的一切时代。因而，一个必然的结论乃是，其立法能力必定为其它时代所阙如。因而，应当认为这一时代在其他方面亦具有高度修养。[3]从主观上讲，中国目前社会经济各方面飞速发展，亟需一部完善的物权法。同时立法机关、法学界乃至市民阶层都已积极准备迎接这一宏伟时刻的到来；从客观上讲，经过立法机关和法学者的辛勤努力，目前有关物权立法已出现几套方案。其中有以梁慧星教授领导的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物权法起草小组于1999年10月完成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以下简称“梁稿”），有以王利明教授领导的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科研中心于2000年12月完成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以下简称“王稿”），还有徐国栋教授所拟《绿色民法典草案》物权编（以下简称“徐稿”），还有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在“梁稿”和“王稿”的基础上，加以删节、增补，形成了“法工委草案”及而后修改而成的“征求意见稿”[4]，及其后形成的《草案》（二次审议稿），等等。这几套颇具含量的方案的出台，大大增强了我国尽快制定出一部革命性的法典的信心，同时也宣示了中国目前的立法能力确为其它时代所阙如，法学工作者的远见卓识、法务能力已迈上新的台阶。这些因素的完善，终究造势了物权立法的大好时机，为时代和人民唤来了物权法的新生代。
二、用益物权体系构建的基本要求
已如上文所述，中国制定一部具有时代性、有中国气派的物权法乃为当代的立法使命。而在这一伟大的使命中，用益物权体系的构建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直接彰显着这一革命性法典是否具有中国气派，能否显示中国优良的文化法律传统。因为用益物权在物权法律制度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当今物权国际化潮流中，唯有用益物权最显“固有法”、“土著法”的个性。它直接表明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具有的内在气质，可谓与物权的国际化平分秋色、双璧生辉。另则，我国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凡重要的生产资料如土地、矿藏等概由国家或集体所有，这种公有经济制度也决定了用益物权制度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于此，对用益物权体系的构建有如下基本要求：
（一）原则要求第一，考量中国社会现状，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许章润教授曾言：为了确保法律为民族信念与民族意识的真实映像，成为适合民族生活状况，造福人世生活的人间规则，必须首先考察民族的现实生活，并在对于往日民族生活的历史考察中，今古观照，厘清一切立法之得立基的生命源泉所在。[5]可见，对中国社会现状的考量，直接关系到法律能否造福于中华民族，福祉于人民。目前中国最大的实际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以及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现状和中国自然资源稀缺、经济不发达的现实。这些实际情况都直接影响到我国用益物权体系的构建。具体如何影响，兹不赘。第二，总结和吸收中国固有的、极富特色的法律制度。通过对中国民间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进行一番“田野调查”，将会发现对财产的利用，民间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存在多种多样的利用方式。如典当、典卖就是其中之一。另外，对目前现有的物权法律制度进行比较总结，幸许还会发现相当一些有益规定。如《民法通则》、《担保法》、《海商法》、《民用航空法》等现行法律中的一些物权制度就值得认真研究、分析和总结。所以，总结和吸收中国固有的、极富特色的物权法律制度，对用益物权体系的构建也是居功甚伟。第三，关注世界各国物权法的发展潮流，借鉴国外的优秀成果。晚近以来，物权法发展的一个潮流，是法院通过对物权案件的判决而创制了许多规则。如德国法院在20世纪50年代通过对不动产相邻关系案件的判决而确立了“相邻共同体关系理论”，日本法院也在同一时期通过判例确立处理相邻不动产之间的采光侵害的“日照侵害”规则，处理噪音侵害的“忍受限度论”，法国通过法院的判决确立了处理相邻不动产之间的“不可称量物侵害”的“近邻妨害法理”。[6]所有这些，我们在构建用益物权体系时不得不给予莫大的关注。同时对那些符合用益物权发展趋势并有益于中国社会现实的国外优秀成果及立法经验予以借鉴。
（二）具体要求第一，概念运用力求精确。法律概念在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概念愈精确，规范之间的矛盾就愈小。所以在构建用益物权体系时，其概念的选择必须力求精确。其特定的内涵与外延应当在法律规范中表述清楚，尽量避免引起歧义。第二，类型的划分必须恰适。世界各国凡制定物权法或物权编者，都非常注意用益物权类型的划分。如德国、法国、日本、瑞士等各该国民法典用益物权制度中都恰适地规范了用益物权的类型。[7]因为用益物权主要是针对不动产的利用关系所进行的概括和归纳。所以恰当地对用益物权的类型予以划分，可以合理设置不动产利用关系，合理配置不动产资源，经济有效地进行利用、开发。同时还可避免用益物权类型之间界限模糊不清，交叉重复的现象。第三，体系的构建应当前瞻。“法者，社会力也”[8].是说法律体现、反映一定的社会关系。然而，社会情势的瞬息万变，法律又不得不保持一定的静态。否则，法律的适用就显得捉襟见肘。而要适应这瞬息万变的社会，法律在制定过程中就必须具有一定的预见性。所以，我们在构建用益物权体系时，同样应当对未来可能会出现的不动产利用形态做出预见，进行规范。如下文所将论及的空间利用权制度的设置便是。这就要求用益物权体系应当前瞻，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三、用益物权体系构建的基本模型
众所周知，用益物权的客体是不动产。简单地说，不动产包括土地和房屋。我们从用益物权这一客体出发，来建构我国的用益物权体系。通过对现有的法律和实际生活的调查、分析，目前我国利用土地的方式主要有，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宅基地使用权、乡村企事业建设地使用权以及一向为学者所忽视的国有农场土地使用权。而对客体的另一内容房屋的利用方式则主要表现为典权，尽管典权这一形式未为人们所重视。从这些利用方式不难发现，我国目前的对土地用益物权类型的划分主要是依据土地所有制和土地的用途。所有制这一政治术语历来为我国近代法律学者所使用，而这种传统恐怕只有在中国这种极其特殊的历史环境之中方能形成。从严格意义上讲，所有制根本就不是一个法律上的用语，我们应让其回归到其本来面目-所有权上来。所以，重新认识我国土地用益物权的类型划分依据十分关键。
这些利用方式主要是形成于我国所特有的经济体制和特殊的历史环境之中，有其经济的、政治的、历史的、民族的因素。而时代之变迁，社会之发展，促使人们思想观念之巨大变化。体现在法律上则主要体现为，人们不再习惯于用一个政治学上的术语来思维法律，换句话说，用所有权替代所有制来分析法律问题。我们可以这样说，用土地所有权（而不再是土地所有制）和土地的用途来划分土地用益物权的类型便是我们的逻辑出发点。然而，由于民法的私法性质，抽象的所有权具有的平等属性。如还用所有权来划分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问题，显然不具有实际意义。因而，作为划分土地用益物权类型的依据可以确定为土地的利用方式即土地的用途。
由此，建构用益物权体系的基本思路便清晰可见。首先，将用益物权客体简单划分为土地和房屋，从而可粗略形成土地用益物权和房屋用益物权。其次，进一步对土地用益物权以土地的用途为标准可分为建设用和农业用土地用益物权。第三，对房屋的利用可保留已有的特色制度-典权以及发展一项新的制度即下面详述的居住权，来完善房屋的利用形态。最后，需特别说明的是，地役权附属于土地之上的，可单独设立；随着社会情势之发展变化，在房屋上可新设一项制度即居住权，这也是顺应中国社会现实发展趋势的需要；借鉴世界各国的立法经验以及先进的学说、判例，结合中国的实际，可创设空间利用权制度。通过对思路的整理，可以将用益物权体系建构为如下模型：农业用益权，建设用益权，地役权，典权，居住权和空间利用权。
（一）农业用益权。农业用益权即以农用（即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等农业生产）为目的，对他人所有的土地享有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这一概念的提出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理由：第一，对现有的土地利用制度进行整合。前已述及，目前土地的利用形态存在以下几种：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宅基地使用权、乡村企事业建设地使用权和国有农场土地使用权。对其中以农业为目的使用的形态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国有农场土地使用权进行整合归纳，构建农业用益权这一权利制度。它涵盖了目前的两种形式，同时也开放式地规定着未来可能出现的以农业利用为目的使用土地的的形态。第二，对现有的相似概念进行修正。学界及立法部门对这一概念的选择堪称百花齐放，有使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还有使用农地承包权的；有使用农用权的，也有使用永佃权的。可以说，诸家所选各有其理由。本文以为，上列的诸多概念均不能较准确地规定这一权利所应有的内容，如土地承包经营权，它就不能涵盖国有农场土地使用权这一方式，尽管在《物权法（草案）》（二次审议稿）中作了参照使用的规定（《草案》第139条）。但这种立法技术未能从制度上解决该权利应有的内容。另外，在词语的使用上，使用“用益”一词更能精准地描述该权利的权能即占有、使用还有收益。而像上列概念则无法从字面上较全面地描述该权利的权能。所以，本文采用“农业用益权”一语对现有的和应有的土地利用方式进行整合，对学界提出的相似概念进行修正。
（二）建设用益权。建设用益权即是指以建设（即建造建筑物或住房及其附属设施）为目的，在他人所有的土地上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基于上述同样原因，建设用益权也是对现有的和应有的土地以建设为目的而利用的方式进行的整合，以及对学界和立法部门所提出的相似名称的调适。第一，整合现有的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乡村企事业建设地使用权三种利用方式。这一名称可以丰富土地的建设利用形态，包括了已有的三种方式，极大地赋予该权利的应有内容。第二，调适学界和立法部门所使用的名称。目前，学术界和立法部门较多地使用诸如建设用地权、宅基地使用权、地上权等名称，《草案》（二次审议稿）更是将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分列两章（第十二、十三章）予以规定。基于前面同样的理由，本文以为使用“建设用益权”更能体现该权利的内容和权能，故而使用建设用益权一语。
（三）地役权。对地役权的含义描述，大体趋于一致。简明述之，即指以他人土地供自己土地的方便和利益之用的权利。地役权是以限制供役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为内容的他物权，它是为需役地的方便和利益而存在的一种物权，这是社会经济利益的要求。所以，法律规定并保护地役权这种符合“更大利益原则”的权利。正因为如此，罗马法以来的各国法律都对地役权有所规定。[9]然而，在“梁稿”中将地役权替换为邻地利用权。我认为这种做法是不科学的。首先，从二者的关系而论，其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地役权是为需役地的便宜而设，在罗马法上虽然要求供役地与需役地在物理上相邻接，但是在德国民法理论上则是不以此为必要，只要在观念上相邻接并依法可能行使即可，至于如何接近则应以地役权的种类及中间地在法理上事实上的关系决定之。[10]显然，德国民法理论上的地役权观念更为先进，更能满足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另则“邻地利用权”虽然在权利内容上与地役权基本相同，但前者所描述的供役地与需役地之间的关系仅限相邻，无形之下，缩小了权利行使的范围，是为不准确。其次，地役权概念精炼明了，且极富国际化色彩，这于法律文化的交流莫无关系。所以在选择概念上，更倾向于使用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吸收的“地役权”一语。
（四）典权。关于典权的法律性质，虽有不同主张，但以用益物权为通说。即典权，是支付典价，占有他人不动产而为使用、收益的权利。对于典权的设置，目前上述几套方案意见基本一致，只有“徐稿”未与采纳。我们肯定典权的设置，有如下主要原因：第一，正如谢在全先生所言，“物权编的编制及内容，大多继受外国法，但基于物权的归属于运用既属固有习惯之本土色彩，其亦须重视传统与现代的衔接。”[11]而典权的设置便是最好的运用，因为典权为中国独特的不动产物权制度，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济贫扶弱的道德观念，最具中国特色。保留典权有利于维护民族文化，保持民族尊严。足以使物权法典大放中国气派之异彩，实乃民族的自豪。第二，典权制度本身可以同时满足用益和资金的需要，充分发挥典权的双重经济效用。第三，现实生活中，随着住房商品化政策的施行人们拥有的私房大量增加，那么不可避免会出现房屋因种种原因长期不用而又不愿出卖，典权制度的运用则正好解决这一问题，充分发挥房屋的效用，为人们所推崇。鉴于此，典权的设置应无疑问。惟优化制度的设计，煞费心机，在所不赘。
（五）居住权。关于《草案》（二次审议稿）中设置居住权系属新创。在几套方案中，仅“二次审议稿”和“徐稿”对此予以采纳。所谓居住权，是指居住人对他人所有的房屋以及其他附着物所享有的占有、使用乃至收益的权利。它具有如下的特征：①居住权是在他人的房屋所有权上设立的物权，在自己的房屋上不能设立居住权；②居住权为特定的人的生活用房的需要而设定的权利；③居住权是为特定的人设定的，一般具有无偿性，是一种“恩惠行为”；④居住权的期限具有长期性、终身性，且不能转让；⑤居住权较其他用益物权的效力弱，是一种特殊的用益物权。正是基于上述法律特质，对于居住权的创设才具有价值的独立性。同时，它对于现实生活也有十足的意义：它可以满足需要房屋的人的需求。如保姆对房屋的需求，离婚中男方或女方对房屋的需求；还可以体现人们之间相互帮助，互通有无。因为居住权通常是无偿的不需要居住人给付对价；它还有利于解决我国家庭成员对房屋的需求，有利于对房屋的最大化利用或使用。可以看出，居住权尤其在我国目前的现实生活中是极具现实意义的。在物权立法中适时加以规范，实属明智之举。同时，必将造福于民众，益于社会的稳定发展。
（六）空间利用权。把空间利用权作为一项独立的用益物权予以设置，实在堪称为一项创举。在几套方案中，“王稿”设了一节规范它，而在“梁稿”中则是分离予以规定，其他方案几无涉及，建议《草案》对此做出相应的规定。然而，出现这种思路的分歧，根本在于对空间利用权制度本身的不同理解。孰优孰劣，下文的论述便是很好的解释。
首先，对空间权法理作一简要回顾。空间权概念及其法理滥觞于19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以后，土地由平面所有、利用转向立体所有、利用的过程中。因19世纪工业革命的结果，各国的社会生产力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工商业得以兴旺繁荣，直接促成了各国城市化进程的迅猛发展，同时导致城市土地资源的日益稀缺。这样，随着建筑技术的进步，人类对于土地的利用逐步延伸到土地的上空和地下，这被称为“土地的立体利用”。比如在如今的各大城市，高架铁路、地铁、轻轨、空中走廊、地下隧道、高压电线、排污水道等等被纷纷建立起来，这种对土地的立体利用，称为空间的利用。有关调整土地的空间利用（包括对空间的所有）的法律称为空间法，空间权法理由此滥觞，发轫。[12]
其次，美国、日本、德国等法律较发达的国家早在上世纪便已建立了自己的空间权法律制度，我国台湾地区于上世纪70、80年代也发展起了空间权制度。所谓空间权是指土地的空中或地中横切一定立体空间而以之作为标的物设定的权利。属于一种不动产财产权，是一种土地的空间权，其标的物为离开地表的空中或地中的特定的立体空间。空间权也有自己的体系，主要包括空间所有权和空间利用权，其中空间利用权又分为物权性质的空间利用权（包括空间所有权、空间地上权、空间地役权、空间担保物权）和债权性质的利用权（包括空间租赁权、空间借用权）。所以，对空间权体系有了清晰的认识后，将会对我国用益物权体系的构建提供宝贵的经验。
最后，再次引用谢在全先生所言，“法律的发展，除受到法律制定或修正的影响外，常受到学说及实务见解的发展与变迁而发生变革”[13]所以在我国空间权的立法、判例、学说十分落后的情况下，极有必要借鉴现代各国在空间权领域取得的一切优秀立法成果和学说理论，来创设适宜于我国现实境况的空间利用制度。于此，它必将成为我国法律生活中又一重大事件。而要建立我国空间权制度可以考虑如下几方面的问：其一，明确空间权的概念，界定权利客体空间的范围以及法律如何规定；其二，对空间利用权的类型作开放式、前瞻性的规定。除规定现已出现的空间农用权、空间地役权制度之外，还宜原则性规定空间利用权其他类型的适用制度，以期适应社会的瞬息万变。
[注释]：
[1]周??：《罗马法原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6月第1版，物权编。
[2]参见王家福教授为孙宪忠著《德国当代物权法》所写的序言。
[3]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第35页。
[4]2001年5月22-29日的物权法专家讨论会后，法工委用了半年时间对该民法室的草案进行修改，至年底完成了新的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征求意见稿）》（简称“征求意见稿”），将以法工委的名义分发给各大学法学院系、人民法院和国务院各部门，正式征求修改意见。摘选自梁慧星教授在日本早稻田大学2002年1月15日召开的《中国民法典和物权法制定研讨会》上的讲演稿。
[5]参见许章润教授为萨维尼著《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所作的中译本序言。
[6]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59页。
[7]如《德国民法典》中规定的用益物权种类为地上权、先买权、土地负担和役权（包括地役权、用益权、人的限制役权）；《法国民法典》中规定为用益权、使用权、居住权和地役权；《日本民法典》中规定为地上权、永小作权（永佃权）、地役权和入会权。
[8][日]穗积陈重，《法律进化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1页。
[9]孙宪忠：《德国当代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241页。
[10]史尚宽：《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227页。
[11]谢在全：《民法七十年之回顾与展望纪念论文集（三）物权·亲属篇》，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46页。
农村宅基地工作会议讲话稿篇10
政府免费提供地皮，统一提供建房图纸，徐火全自己出资建造。他口气很大，一下子要了两个铺面的地皮，上下3层一共500平方米。
徐火全的生活发生了变化，而变化的背景就是成都“城乡一体化”政策框架的实施：按照规划，政府要打造1个特大城市、8个中等城市、30个小城市、60个小城镇和600个新型农村社区。其中一条“农民向集中居住区集中”，在政府提供的诸多方案中，农民们基本上选择了新型农村社区和小城镇的集体盖房运动。前者，农民只需花3万元上下，一般人家的选项；后者则要花10万元以上，富裕人家的选项。
现在，成都的大城小镇无数个繁忙的工地都在盖“新居工程”、“安置楼”。这场“城乡一体化”的城市化运动还为成都“衔来一枚橄榄叶”――第三个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花落成都，媒体冠以“新特区”之名。
真假城市化
2005年徐火全的房子修好了，徐家4口人便搬到镇上来生活，小孩进了镇中心小学念书，残疾的母亲就医也方便了，但在享受城市文明之际新问题亦接踵而至。
新家距离老家4公里路，回去种地不方便了，以前在农村都是自己种菜吃，吃的粮食及烧的柴基本不用花钱买，现在“一顿不买菜就要饿肚子”，生活成本迅速增加，可持续生计问题成了徐家的“当务之急”。修房子后，徐火全不仅花掉了全部积蓄，还跟亲戚朋友借了4万元，跟银行贷了2万元。
夫妇俩到镇上后一下子变成了待业者，在羊安这个“先城市化后工业化”的城镇，原有工商业根本不足以支撑迅速增加的成千上万人口，待业的日子一日日拉长，望不见尽头。镇政府的人曾上门取走他老婆的身份证，说是进行就业培训登记，可至今未被叫去参加任何培训。
一份由成都市政协实施的《成都市城乡一体化田野调查》中，对1200户新城镇居民的问卷调查表明，2002年到2004年间通过政府组织的职业培训获得技能的居民仅占全体农民的6.73％，“大部分农民仍然依靠自身努力获得技能”。
这一点，成都市市委书记李春诚也注意到了：“如果不能够有效地解决他的就业问题，不能够很好地解决他的基本保障问题，而把富余人口都集中到城市来，只能是添乱，这是假城市化。”
“城市化不能超速，超速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诸如就业不足、贫困人口增加、社会治安恶化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三农问题专家陈武元说，这不是危言耸听，城市化必须量力而行，否则会搞成“城市不像城市，农村不像农村”。
这一套做法并非成都首创，英国人早就实践了半个多世纪，叫中心居民点政策，内核都一样，就是政府集中投资建设中心居民点，鼓励人口的流入，“拆村并点”。这样，既可以节约土地，又可以节约政府对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投资和管理成本。
然而，实践下来，英国中心居民点政策饱受批评，特别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考量，此一政策失分较多。比如说，非中心居民点的小乡村居民点因而丧失了改善基础设施的机会，那里的居民必须乘公交车或开车去中心居民点获得社会服务，如果他们或穷或老或小，没有车，公交车也因为亏本而停运，那么，他们的生活标准反倒下降了。
英国人的教训还说明，中心居民点的承载力毕竟有限，后来者涌入毕竟使土地紧张、房价上涨，远远超出小居民点“边缘人群”的支付范围，真正可以移居的家庭不多，而富人却可以继续涌入，造成社会分化。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人还有一个大教训――完全拆除非中心乡村居民点是十分昂贵和具有社会风险的。1970年，英国人在一个县拆除了8个乡村居民点之后便悬崖勒马，他们并不愿意担毁坏乡村历史风貌和激化社会矛盾的罪名。
这个风险，成都执政者似乎已经体认到。羊安镇仁和新型社区民福院便是应对之策。这个投资70余万元于2006年落成的民福院，目标是把所有散居的鳏寡孤独残老人，以及社区中的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进行集中供养救助。
土地饥渴症
现在的徐火全比起农民时代的徐火全生活压力更大，但徐火全说，他的幸福在于未来，一个由父母官们描绘的未来――随着更多工业项目落户羊安，到2010年将有3万外来人口涌入羊安，他们不仅带来人气，更是财富。徐火全期待生意兴隆的那一天。
在中国，执政者近乎疯狂地追求土地，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有人形象地说，地方政府患了“土地饥渴症”。但中国再没有一个城市像成都这样特殊，中国极其宝贵的两片黑土地一块便是肥沃的成都平原，“四郊均系高产农田，城市用地紧凑”，成都每一次城市扩张都不可避免地侵占黑土良田。
1949年之前的成都城市特征是“大城市小郊区”，城市面积仅为29．9平方公里。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成都第一次扩张，市辖区扩大到280平方公里。“”结束后，国家开始实施市管县体制，先后14个县划归成都市管理，市辖区一下子变为12390平方公里，成都形成了“大城市带大农村”的特点。
如今，中心城区已经扩张450平方公里，面积约为1949年以前的15倍。膨胀的城市，消逝的良田，这是近30年中国高速工业化的一个共病，并非成都独有。面对急剧减少的耕地，国家不得不设置土地高压线，“誓保18亿亩耕地”。
后发制人的成都，现在誓做整个中西部的“火车头”，GDp和财政收入均把武汉、郑州、长沙和西安等省会城市抛在后面。国务院将成都定位为“三中心两枢纽”，既是西部商贸、科技、金融中心，也是西部交通与资讯枢纽。
迈向“三中心两枢纽”的成都，中心城区新一轮的扩张正在进行。但是，土地高压线使成都的城市扩张处在一个尴尬的困境之中。“土地从哪里来?”成为成都执政者最尴尬的问题。
聪明的成都执政者看到了“大城市带大农村”背后的土地资源，基本耕地动不得，但散居田间的宅基地是一块“待开发资源”，在农村，宅基地占去18％～20％的土地面积。执政者抓住成都成为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编修试点城市的契机，对农民宅基地进行“土地整理”。
这是一场温和的“圈地运动”，农民如果自愿把宅基地交给政府“整理成耕地”，就可拿一笔补贴金到政府新划定的居住区集体盖房，政府负责为集中居住区提供城市化的公共基础设施，共同实现“农村变城市，农民变城市人”的蜕变。
每整理一亩土地，政府投入1．8万元，5000元作为补贴金发给居民，5000元给施工队，8000元交给所在地政府作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据悉，2年来成都市为此投入了
15亿元，对于一年财政收入不过200亿元的成都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小数字。
“钱从哪里来?”这是近年来成都执政者的一句口头禅。15亿元从“级差地租”中来――在成都市市长葛红林的一份讲话稿中，记者发现了这个“秘密”，成都通过“占一补一”实现土地置换，然后高价拍卖城区土地，从中取出部分收益支持“城乡一体化发展”。
此举可谓一石数鸟，既解决了城区扩张的土地需求，又解决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还让成都市政府的腰包鼓起来。以中心城区为例，在政府的精心策划和运作之下，扩张中的东部新区的土地价格节节翻升，2003年9YJ是每亩不过70万元，2005年11月便升到每亩220万元。“政府一定要对土地采取市场化配置的办法，争取拿到最大的收益。”成都市市委书记李春诚说。
1．8万，220万元，2005年出现的这两个相关的数字让陈武元怒不可遏，他激烈地批判执政者廉价地骗走农民的宅基地，“把农民赶出来，把青年人赶到城市”，此举实现了土地资源向土地资本转变，但是收益却依然向城市倾斜。坊间更有批评说这是倒卖土地行为。
尽管面对非难，但土地饥渴症总要治疗的，成都的设想是――“成都能向国务院承包全市的耕地645万亩，保证总面积不少，这里的耕地用于开发，在另外的地方填补。”
好在执政者有所克制和自律。“我们现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城乡一体、统筹推进的城市化)不具备遍地开花的条件。”成都市市委书记李春诚2005年时曾坦率地说，“现在还不敢把基本确定的规划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以法律的形式把它固定下来。”
[资料链接]
2003年起，成都城市化率每年以2．8％的速度增长，5年间约150万人摘掉农民帽子，近郊失地农民和远郊放弃宅基地的农民集体进城进镇进小区，“蜕变”成市民。按照成都的规划，到2010年1060万人口的成都城镇化率达到65％以上，未来3年还会有近百万人被摘掉农民帽子。
2004年，成都市全面推行一元化户籍管理制度，逐步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性质的划分，统称为“居民户口”。尽管依附在城市居民户口上的一些特殊待遇尚未落实到摘掉帽子的农民头上，但是农村变城市，农民变城市人，转变的速度惊人。
古中医：危墙下的复兴
策划人语
中医作为面对疾病的临床知识系统，它只为临床使用而生，很多时候它所引发的争论与它的核心价值无关。一切医学必须面对的根本性质问只有一个：是否有效?而与生效机制是否“科学”无关。
医学领域天然倾向于实用主义哲学，疗效是一切问题的核心。当一种医学面临消失或被取缔的时候，除非你能确证它的无效，否则很难应对人道主义的诘问：当一个健康人忽然转换角色被迫接受疾病的折磨，他很容易就会发现，每种医疗手段的消失，都是对人类健康权的一次剥夺
不是每个人都能像胡适那样，被中医治好了病却为了民族“进步”的大计而依然鼓吹废弃中医。只有曾经遭遇“失灵”之苦的人所喊出的“废除”之声，才是医学内部必须回应的批评。
所谓“复兴古中医”，就是回到有疗效的中医，也只有这样的中医才有复兴的可能。出于文化多元主义与民族主义立场的声援，挽救不了中医中医并非因为它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拥有被保护的理由；也不因为它“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