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述创新的意义篇1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机械工程设计思维的关键，而要增强自主创新新能力，我们可以通过以下途径：
第一、培养创新意识。首先,创新活动来自强烈的创新意识。创新人才应善于观察事物、发现矛盾和需要,勇于探索,敢于创新。诺贝尔物理学获得者詹奥吉说:“发明就是和别人看同样的东西却能想出不同的事情。”其次,创造需要付出非凡的劳动,不能幻想囊中取物、一蹴而就;需要克服重重的困难才能取得胜利。再次,创造意识的体现应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善于发现已有的事物或原理,用以解决矛盾。
第二、创新企业领导体制。为了搞活企业、克服现行企业领导体制的弊端,努力探索建立一套新的企业领导体制势在必行。众所周知,解决好企业选人、用人,对于加快企业改革步伐、搞活企业、加速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这套新的企业领导体制必须既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又符合我国国情;既要使企业经营者的责权利三者相统一,又要能充分调动企业经营者和企业职工的积极性;既规范有序,又切实可行。那么,要建立先进的领导体制还必须在如下的工作方面继续改进和完善:确立一套有效的企业领导选择机制,其包括确立企业主要领导人的任职资格、建立健全企业领导者产生的外部条件、确立科学的企业领导配置制;建立强有力的企业领导制衡机制;建立合理的企业领导激励机制等等。
第三、理论创新推动技术创新。理论创新是技术创新的前提和关键。因此,我国科研院、所及各大高校应加强基本理论学习、了解、研究和创新,并在理论研究和创新取得良好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技术研发和创新。
第四、高质量的社会环境和人才。旨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创新,从来都是一项社会工程,需要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我国社会有太久太深厚的土地文化和封建文化的沉淀,其中一些成分阻碍着自主创新的开展,例如尊奉权威,害怕出头,追求中庸,讲究平均等等。因此,当前我们要努力构建创新文化,引导、弘扬尊重创造、尊重人才、宽容失败、保护权益的价值观和思想文化。
第五、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投资。在重大工程机械新产品的引进和自主研发方面,工程机械企业的人力、物力等方面是有限的,如果单单依靠自身的资金和条件是无法完成这些艰巨任务和工作,无法实现最终的设计目的,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半途而废。因此,为了有计划、有步骤、预期地完成这些艰巨任务和工作,企业必须依赖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高投资。
第六、持续的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自主技术创新需要持续改善制度供给条件和重构组织体系,目的是加大动力和激励。我们要在构建“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的技术创新体制和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上下功夫,形成有效的创新战略与政策决策机制,包括风险资金在内的资金筹措、分配和评估机制,对中小企业的支持机制,人才的激励机制,同时深化企业改革,培育和完善技术市场和技术中介组织。
第七、配套的政策和措施。迄今为止,我们在科技进步方面遇到的问题,有不少实际是政策落实失当和采取措施不力的问题。例如在政策层面上,引进的机器设备可以免税,自行研制的机器设备却必须上税;企业研发资金难以在税前列支,研发人员的激励性薪酬不能进入成本;首次采用新设备和新工艺没有激励措施,风险难以分散……在企业措施层面上,领导人业绩考核、任期、激励与自主创新不挂钩,吸引、留住、使用人才的有效措施受到各方牵制而难以实施,如此等等。其实这些问题只要有决心,依靠完善体制机制,是不难解决的。当前,政府要重点从财政税收金融政策上,企业要重点从领导人约束和研发人员激励上,采取适当的措施。
阐述创新的意义篇2
新《课标》在第二部分《课程目标》中明确提出：“学会分析、评价美术作品及美术现象，形成健康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观念;理解美术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并将美术语言运用于研究性学习之中”，在第三部分《内容标准》中，关于模块a“美术鉴赏”的表述为“‘美术鉴赏’是普通中学阶段美术科目的学习模块之一，是在义务教育阶段美术课程中“欣赏·评述”学习领域的基础上更高层次的拓展与延伸。美术鉴赏活动能帮助学生在欣赏、鉴别与评价美术作品的过程中，逐步提高审美能力，形成热爱本民族文化、尊重世界多元文化的情感和态度。”，其成就标准为“懂得美术鉴赏的基本方法，恰当使用美术术语(如形状、色彩、空间、材质等)，以自己的观点采用一种或多种方法描述、分析、解释和评价艺术作品，并与他人进行交流。”不难看出，新《课标》对培养学生审美评价能力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我们有这样的经历，面对一幅美术作品，学生只能惊叹一声“哇!”然后就不能再评价什么了，或者只能简单的表明自己“喜欢”或“不喜欢”某件作品，是一种偏好式的说法，但美术教育的追逐目标是帮助学生“获取感觉与理解力，使他们在美学意义下经历视觉形体……愿意终止喜好直到做了视觉分析为止。”。也就是说，学生的偏好式的判断，只能是作为审美评价的原始线索，我们要从学生的视觉感觉入手，引导学生对作品做出感性和理性相结合的阐述。以下我们引用艾斯纳的观点，分析审美评价的层次和内容。
艾斯纳在《儿童的视觉与知觉的发展》中，将阐述分为描述、诊释与评价三类。描述，是学生对艺术作品表象的注意，是艺术形体的“字面”意义。例如“这幅画在构成上不对称……主色调是黄色底上的朱红色……三个人坐着蜷在一起，在画布的下半部分形成了一个圆圈……”这些都是描述性的阐述，是学生从基本的艺术语言入手，对艺术作品做的真实的描述。这种描述阐述只是学生进行审美评价的第一步，是学生进行审美评价的基础。
第二种超越了视觉形体的描述性，叫做诊释性描述。艾斯纳在书中引用一段美国某著名评论家对法国印象派画家皮埃尔.波那德作品的评论，来对让释性描述做出解释，“评论家运用了富有创造力的明喻与暗喻来诗话波那德画中的感情与意想质量，‘充满了细缝和色块一一金粉红色被淡蓝紫色滤过，’等等。这些语言的努力以使读者超越文字、视觉，经验其作品的表现意味.”在这种阐述中，我们看到的不是简单的文字描述，而是诊释、类比与暗示。这种阐述先以批评者的能力为基础，找到诗意的类比，将这些类比组合起来，通过阅读这段组合，可以使读者更深切地体验美术作品的丰富内涵，这种阐述即是创造性诊释。
最后，对视觉形体的阐述是评判型，这种阐述是对形体价值或意义的评判。
艾斯纳详细地说明了在艺术批评领域里评论性的语言文字的三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同时也说明了学生对一件美术作品进行评价时所表现出来的评价能力的三个不同的层次。在培养学生的审美评价能力方面，教师传播的美术文化能发挥出较为明显的作用，能逐步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准确深刻地阐述美术作品的丰富内涵并做出独特的评判。
在描述阐述阶段，学生通过学习基本的美术语言如“构图”、“明暗”、“色彩气“题材”、“材质”等，并且从这些方面真实地描述眼前所见美术作品，这是较为表象的描述，但是是不可缺少的审美评价的基础，是我们传播美术文化所要达到的最简单的目的。
在诊释阐述阶段，对于视觉形体的各个方面都有多个不同的阐述，包括经验的、形体的、材料的、主题的和背景的。这一阶段的阐述，除了与作品本身的关系非常切之外，还要了解作品产生的背景知识。将作品置于环境之中，包括时代，作品与当时艺术潮流的关系，创作者自己的性格和意图，甚至是地理环境等。“艺术作品与艺术家一样，不会凭空出现。”艺术家在进行美术创作时，总是会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文学，宗教，哲学，科学发展，地理环境以及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等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我们看到的美术作品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所形成的，我们在引导学生欣赏美术作品时，要注重对相关的背景知识的介绍，使得学生在讨论一件美术作品时，能够将作品放在背景之中评价，此时得出的结论将是较为合理和公正的。比如，我们在本文第二章中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美术创作的社会背景作了较为详细地分析，了解了中世纪时期的“神学观”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就能理解乔托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改变，理解现实主义的发展趋势。了解了16世纪意大利的社会状况，以及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和反宗教改革运动，就能理解文艺复兴晚期巴洛克风格的出现。
阐述创新的意义篇3
伊塞尔和费什对文本和读者关系的不同之处
尽管伊塞尔和费什关于读者反应批评理论都以阅读过程为研究的重心，都承认阅读是对其对象进行加工的活动。但是两人的理论还是有相当的差异。首先伊塞尔并没有完全地抛弃文学文本作为客体的存在。他在阐释文学文本与读者的交流结构中认为文本与读者是双向交互作用的文学交流结构。文本不会对读者进行反馈，这就使得读者无法检验自己对文本的理解和阐释是否恰当正确。本文和读者之间无法建立直接的语境，只能靠读者从本文的暗示或意指中去建立。伊塞尔对文本中的暗示或意指的存在表示肯定，这就体现了他还保留了文本的客观性，不是纯粹地把重心放在读者身上。
伊塞尔认为未定性的两个基本结构是空白与否定，它们是交流的基本条件，因为它们建立在文本与读者的相互作用之中。而文本意义产生的空间就存在于文本结构中的“空白”和“未定点”。可以说文学文本中的这些“空白”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文本的缺点，反而是它的优点，把作者的创作意识和读者的接受意识联接起来。
伊塞尔认为读者虽然可以在阅读的过程中发挥很大程度上的主动性和参与性，但是读者在获得作品意义的过程中要受到文本自身的限制。但是费什则把这一概念定义为“从（先在的）一套对某个世界的假设中产生出这个世界来”[1]（p80）。因此，费什的意义制约机制不是文本中的语言符号，而是读者主观经验中的“先在假设”，读者是不受文本的任何制约。关于伊塞尔主张的“不定点”的阐释有赖于“确定点”的存在，他对此作了形象的说明：“语言符号犹如夜空的星星，是明确不变的，而如何将群星连接成星空图案，则是不定的，因人而异的。”[9]（p282）费什认为并不存在什么未定性，一切意义的创造实际上都依赖于读者在传统惯例之内运用的“主观性”。而且他不同意伊塞尔主张的任何作品的阐释都来源于本文与读者的相互作用，因为“这样一种理论的每一成分，不管是确定性还是本文部分，未定性还是空白，都是需要它们的解释手法的产物。因此，其中任何一个组成成分都无法构成独立的既成品，为阐释过程提供依据”[4]（p211）对文本形式特征的先在性费什读者反应批评持否认态度，“认为文本的形式特征虽然始终存在，但它们总是阐释行为的结果，文本不是阐释的对象，而是阐释的产物。”[6]可见，费什反对将文本意义看成是存在于文本之中或用某种代码编写在文本之中，因为这种观点忽视了读者的参与活动。读者的参与活动应该是批评关注的焦点，因为读者的参与包括了读者思考、明辨、解惑等一系列复杂的思维活动，这些思维活动本身就是阐释性的，因此对于这些思维活动的描述就是作品的意义所在。
费什认为作品的意义始终存在于读者的阅读活动中，不断地重新构建。费什把意义控制放在了“阐释共同体”上。阐释共同体强调的不是指一群拥有共有的阐述策略的读者，而是由一群读者共同分享的同一套阐释策略。读者的反应都是建立在一定的阐述策略基础之上，“阐释策略不是在阅读之后才发挥作用。它们本身就是阅读的形态。而且正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阅读的形态，它们将自己的形态赋予文本，创作文本，而不是如通常所说的那样从文本中产生”。[3](p181)同样，采用相似的阐述策略的读者，获得的同一文本的意见也一致。费什说的“同一”文本，指的并不是读者面对同一文体才用了相同的策略，而是说“同一”文本是两个或多个读者采用了相同或者相似阐释策略的产物，这些读者集合则构成了一个“阐释共同体”。具体地表述是“阐释共同体不是指一群拥有相同观点的单个读者，而是指拥有一群单个读者的一种观点或一种组织经验的方式，即它所假定的各种区别、理解范畴以及贴切与否的规定构成该集体成员的共同意识”。[7]（p157）每个阐释集体拥有各自的阐述规则，组成各自的意义制约因素。那么阐释策略的来源是什么，是否有客观依据？费什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他曾把阐释策略解释为构成各个批评流派对文学、语言的总体把握与理解的方式，它造就了各派间阐释的差异。但是在接受个别读者对于不同文本所作出的不同反应时，他却把它看成是个别读者创造文本形式特征以及作者意图的手段。这种模糊性就导致了阐释共同体概念的模糊，这就不能使得费什关于阐释共同体的理论是普遍有效的。
总结
伊塞尔和费什的读者反应批评理论都重视了读者在意义产生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对传统的文本主义进行了突破。但是费什对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比伊塞尔的更激进，他将文本的意义放在了阐释共同体中，但是却无法对其下一个满意的定义，不能够清楚地描述阐释共同体以及明确它的来源。伊塞尔虽然将意义制约机制设置在文本中，承认了文本在意义产生时的客观作用，文本意义的产生需要靠读者与文本的相互作用产生，但是伊塞尔对文本的“空白”和“未定性”的阐释仅限于文本的“意义”范围，没有真正触及到作品的主题意指及语言意义等。他所表达的文本召唤结构也没有真正从文学作品的基本结构去分析这种空白和不确定性。
参考文献：
[1]费什.为什么没人害怕伊塞尔[m].伦敦：杜克大学出版社，1989.
[2]Janep.tompkins,Reader-ResponseCriticism:FormFormalismtopost-Structuralism[m].JohnsHopkinsUp,1998.
[3]金元浦.接受反应论[m].山东：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4]任虎军.从读者经验到阐释社会[J].四川外国语学报，2005年，第1期，第21卷.
阐述创新的意义篇4
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人类学领域里的许多著作都是在马林诺夫斯基的民族志方法的启发下写成的。作为文化功能论学派奠基人的马林诺夫斯基，为长期深入的实地调查开创了先例，他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总共做了两年的实地调查工作，创下了实地调查工作的新例，使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居民成为民族学报道最完整的民族。他此后的绝大部分著作，都是以该岛居民的民族学资料为背景或依据写成的。马林诺夫斯基是要把民族志的描述塑造成“文化整体”与人的需求之间的功能关系的写照，原因在于他想利用他所学到的哲学方法对人类学进行全面修正，并从中创造自己的科学预言家形象。他在青年时代，从德奥哲学体系中学到批判经验主义和民俗心理学，这为他创立以经验和整体观念描述为特点的民族志提供了哲学基础。他在英国的人类学训练，使他掌握了人类学的民族探险的基本方法和人类心性研究的工具。并且，他在少年时代对他的故乡波兰的战争和分裂局势的痛恨，使他力图在异乡寻找稳定、统一而平和的社会模式。而英国的实用主义哲学的盛行，为他提供了一切追求的借口和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创造出来的民族志，强调的自然是社会一体化、人类的需求、经验主义的描写等等“逻辑”。虽然马林诺夫斯基对自己作为民族志作家所处的背景深有意识，但是为了让自己的雄心壮志得以实现，他压抑了自我意识的表现，而只在学术圈中表现他的科学精神。
对于马林诺夫斯基的整体民族志，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三种批评：一是来自英国，主要以阿萨德为代表，他认为人类学对落后民族的调查研究是在殖民地开展的，所有的“科学民族志”实际上与西方的殖民意识形态有密切的关系。二是来自西方对于什么是文化的自我和他人的反思。许多学者开始意识到西方发明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实质上是通过对异文化的描述，获得一种对西方文化的威望的主观论证。三是“解释人类学”，与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关系最为密切，吉尔茨认为文化人类学中的职业实践者所做的工作是民族志，而民族志被理解成为通过人类学分析法获得某一形式的知识的途径。罗康隆博士依据马库思(Georgemarcus)和库思曼(DickCushman)的分析，在其论著《文化人类学论纲》中指出，“马林诺夫斯基及其追随者创立的民族志可称为一种现实主义的作品，它们具有以下特点：其一，传统民族志中最典型的叙述结构的特点是全观性，把民族志当成回答文化或社会个别元素与整体的关系问题。为了表现现实主义民族志的所谓‘科学性’，早期的民族志作者常不用第一人称来讲述他们所看到的事件和制度，有的人类学家通过创造文化主人公来佯张自己是客观公正的。其二，传统民族志一开始就重视对田野作业的条件和经验作出交代，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民族志显出它们的论断的权威性，使书中的观点被读者接受。有时，为了使人觉得民族志很能反映现实，人类学者故意说自己的研究有局限性等，或者在前言、后记、脚注中提及作者如何经历某事等，对日常生活的情景十分重视。其三，民族志作者对被研究者所用的方言不一定有深化的了解，有的甚至并不掌握足够的词汇。在民族志中作者往往避而不谈自己的语言能力，他们闭口不提自己对被研究者的语言掌握程度，这使人怀疑他们的解释是否符合实际。”当人们在对传统民族志的重新思考时，人类学界出现了一股对民族志作出新实验的潮流，这股潮流是把人类学者和他们的田野工作的经历当做民族志实验的焦点和阐述的中心，对文本的有意识的组织和艺术性的讲究，把研究者当成文化的释译者，对文化事项进行阐释。
在西方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研究的过程中，经历了一条从注重纪实性描述到提倡符合性阐释的过程。在音乐人类学发展过程中，民族志的描写方式和研究观念始终受到人类学及民族志学者相关理论的影响。民族志研究传统的描写方式过去有重描述甚于阐释、重行为过程甚于概念分析的倾向，这与人类学中美国历史学派的学术传统有关。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认为，民族学研究的任务是了解各民族文化的具体表现，不要作理论概括，不要提出普遍性规律；相反，他们应该在某种文化消失之前，尽快地把精力全部投入到收集尽可能多的资料这一工作上去。他预计，如果收集到了大量资料的话，那么，决定文化变异的普遍规律就会从这些信息中自动产生出来。关于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的描写，以往专家们都是把它作为音乐民族志研究报告中有关田野考察对象，音乐活动过程及音乐文化分析结论等方面内容的具体表述方式。由于音乐人类学学科曾几度引发对学科基本性质的质疑和争论，对于近来的音乐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方法有着革命性的影响。杨民康教授就音乐民族志研究的方法论取向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音乐学与民族志二者都具有对自己研究对象进行细致描写的功能和长处，其区别在于‘音乐的写录是对声音的展现，民族志则是关于人的纪录’。由此可见，虽然一般音乐学与音乐民族志在描写的范围上宽狭有别，但注重描述却是其较基本的传输和表达方法。”在音乐人类学观念下对音乐进行多维阐释的可能性其实来自于人类学科以外的传统学科体系内构建起来的各种理论，而作为主体学科的人类学，其于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支持与贡献也正在于具有学科标示性意义的“民族志”。因此，音乐人类学研究有必要借鉴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而民族志作为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论指导的地位是非常合适的。
二
在早期，“民族志”指对“异域”的社会文化现象记述，是一个包括商人、旅行者、传教±、殖民地官员等撰写的关于其所“遭遇”之“土著”社会情况的各类文学材料在内的广义文体概念。人类学家们随后结合具体的研究实践，编制了调查写作纲要，将散漫、业余的民族志推进到了专业规范化层次，以帮助所获得的信息能将满足研究所需，其开始获得某种确定的文体规范。后来，民族志就发展成为以规范的田野作业为依托的人类学学术研究核心成果，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志具有双重内涵――既是一种文体，也是一种方法。那么，音乐人类学对作为具体学术实践的规范内容的民族志的讨论，也应在“方法”和“文本”两个层面展开。当代人类学和音乐人类学者的方法论研讨，主要是围绕以博厄斯理论为代表的传统人类学观点和以吉尔兹理论为代表的阐释人类学观点之间的分析展开，两种对立的观点各持一端，但都有其合理性和可以互补之处。
民族志是音乐人类学的下属分支，它同音乐人类学一样，在自己的研究方法中结合了音乐学和民族学二者的基本要素特征。杨民康指出，它就像音乐人类学家西格所说的：“它并不以学科界限或理论期待来定位，而是定位于音乐的描述，它超越了声音的记写而去表现声音是如何被接受、制作、欣赏和流传至其他的个体、族群，去描写社会和音乐的各种过程。”音乐人类学是应用一套特殊的理论，去解释人类行为和音乐发展的历史。美国音乐人类学家梅里亚姆提倡微观描述的考察研究方法，这个学术传统今天由民族志学者保存下来。有关描述性与阐释性方法结合较好的研究实例，如美国学者卡特林(amyCatlin)的《柬埔寨、老挝和越南的本文、上下文解说：一种阐释学方法》一文，是在一本由加州大学民族音乐系编辑的民族音乐学论文集里，为一批有关上述东南亚国家样傣系族群的音乐民族志研究论文所写的导论。这些论文里均不同程度采用了阐释学、符号学或“本文、上下文”分析方法。其中，论文采用阐释学方法得到的具体结论之一，是认为“平地老族”从13世纪始由中国南方迁到泰国，其建立的王国与印度、柬埔寨和泰国保持着密切的文化关系，其宫廷和寺庙的音乐演奏表现了这种文化的亲和力，所使用的音乐则象征着王权和政治体系。在民族志研究中掺入阐释性因素，不仅对以往民族志长期形成的固有观念和方法论格局造成了冲击，使其不变型。但是，如今音乐人类学中已经使用阐释人类学和符号学等研究方法，传统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至今也还是一些人类学者和音乐学家坚持的方向。在音乐人类学研究进程中，音乐人类学家们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依研究者个人的学术习惯，研究路径也可能有局部的改变。杨民康教授在研究音乐民族志时，提出了“文化本位模式分析法”概念，它所指的是美国音乐人类学家梅里亚姆所创，又由许多民族音乐学学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文化模式”和“主位观”等文化观念发展而成并沿用至今的一类音乐民族志考察分析方法。西方学者将梅里亚姆视为“认知民族音乐学”的代表人物，因为梅里亚姆的理论同认知人类学之间具有密切关系。在现代文化人类学中，最为关注的两大主题是文化观念和社会行为，而文化观念又被认为是控制和指导种种文化行为的基础要素。这个理论认识在认知人类学中得到了最佳的体现。认知人类学又称民族语义学或民族语言学，是美国人类学家沃德・古德纳夫和埃洛伊德・劳恩斯勃格等于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一个颇具影响力的人类学学派，亦是以吉尔兹为代表的阐释人类学赖以形成的两大理论支柱之一。在西方理论中，列维・施特劳斯结构主义人类学和乔姆斯基的语言学转换生成语法学派等，也是音乐人类学研究分析方法得以形成的重要理论依据。
在音乐民族志的双视角考察分析方法及其理论概念中，杨民康提出了一些理论性思考，诸如音乐的符号化活动过程；音乐的认知与创造过程和接受与反馈过程：双视角考察分析方法的四个基本环节：本文的建构、模式的拟构、模式的阐解、模式的比较等。在国内，音乐人类学科有了很大发展，并且在介绍、引进和学习西方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等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果，老一辈人类学家就认识到民族志研究方法和方法论对学科发展的重要性，对指导当时学科的发展与整合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学者们大量发表民族志的作品，他们大多数人经受过西方学术体系的人类学及相关学科的学术训练，十分关注研究方法，保证了民族志作品的学术质量。同时，学者们对中国音乐民族志研究手段的方法论取向问题产生争论。1984年，杜亚雄提出：“许多搞民族音乐的人都感到我们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长期处于介绍和描写的状态，对许多音乐形态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曾遂今于1984年指出：“在有的同志的观念中，轻视研究过程中的资料的收集整理，并斥责这种以资料收集、整理为主的‘介绍’、‘描写’是人们对民族音乐‘似懂非懂’、‘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原因，不论哪一个国家在开展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活动中，都把观察描述民族音乐现象放到头等重要的地位，并以资料的收藏作为民族音乐研究成果的标志。”乔建中1985年指出：“据说有人不以这类‘描述性’文章为然，认为它还不够‘民族音乐学’的格；自然，撰写此文章者也就难以入流。这似乎不大公正。我以为，对于任何一种活的民间音乐作稍微系统、实在的梳理和归纳，都具有研究性质。中国这么大，如不依靠各地音乐工作者去普查，去介绍，孰年孰月才能识其真面目呢?”在这些争论中，不难看出中国学者们一方面意识到了博厄斯观点在当代中国的现实主义，另一方面关注到了“阐释性”研究方法的运用，其中包括采用阐释人类学和符号学等学科方法在内的研究手段，对研究对象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和语义象征进行进一步的“深描”分析。
三
阐述创新的意义篇5
《列宁专题文集》分五个专题,编为五卷:《论马克思主义》、《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论资本主义》、《论社会主义》、《论无产阶级政党》。文集精选了列宁各个时期的重要著作、文章、报告、笔记和书信,既注重反映列宁毕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成果以及对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又着眼于适应干部群众学习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际需要。
《列宁专题文集》采用文献选编与重要论述摘编相结合的形式。各卷精选了列宁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或全文收录,或部分节选,同时从本卷未选收的著作中摘选与本专题有关的重要论述,编成《重要论述摘编》,作为本专题所收文献的补充。这种新的编辑形式既能反映列宁相关思想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又能体现收文少而精的原则。
《列宁专题文集》各卷著作的编排按各卷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方式。《论资本主义》、《论社会主义》、《论无产阶级政党》采用编年原则,《论马克思主义》、《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采用以理论逻辑为主和以重点著作为主的编排方式。
《列宁专题文集》采用《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的译文,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引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一版,本文集未作变动。
《列宁专题文集》各卷均附有注释和人名索引。为了帮助读者把握各篇著作的理论精髓,每篇著作都附有导读性的题注,力求言简意赅地介绍每篇文章的核心内容和理论要点。
《论马克思主义》卷收入列宁著作18篇,相关重要论述27条。列宁著作分两部分编排。第一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概述,收入6篇文献,按内容的逻辑顺序编排。这些文献简要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一生和他们的学说,高度评价了他们共同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斗争的不朽功绩;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出马克思主义学说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死不变的学说,它批判地继承了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成果。列宁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完备而严密的科学世界观,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科学性同革命性结合起来。列宁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们用科学的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崩溃、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发展规律,指明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和争取自身解放的道路。列宁还强调指出,自马克思主义出现以来,世界历史所经历的每一个时期都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新的证明和新的胜利,未来的历史时期一定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的学说获得更大的胜利。
第二部分收入12篇文献,按发表的时间顺序编排。在这些文献中,列宁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关系,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完全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列宁全面阐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强调指出:要坚决反对和彻底批驳所谓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论调,要准确掌握和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学说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僵死的教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我们决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做一成不变的东西,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研究和解决本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问题,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卷收入列宁著作14篇,相关重要论述23条。列宁著作分两部分编排。第一部分是两本哲学专著:《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节选)和《哲学笔记》(节选)。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批判了经验批判主义及其变种俄国马赫主义,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在总结革命实践经验和自然科学新成就的基础上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在本卷节选的章节中,列宁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揭露了马赫主义在认识论上的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实质,阐发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科学内涵;指明了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性;同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批驳了唯心主义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同一论”和“社会唯能论”,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哲学笔记》是列宁在1895―1916年期间研读哲学著作、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时所写的摘要、短文、札记和批语。本卷摘选了列宁在1914―1915年期间为研究唯物辩证法所写的批语,其内容涉及:唯物辩证法科学体系的内在逻辑结构,唯物辩证法的核心、规律、范畴和实践意义,认识的辩证过程和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的相互关系等。《谈谈辩证法问题》是列宁对他在这一时期的辩证法研究的简要总结,阐明了唯物辩证法的实质、辩证发展观和形而上学发展观的根本区别,揭示了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和阶级根源。
第二部分选收了列宁论述哲学或涉及哲学内容的一些论著,按发表的时间顺序编排,其内容既有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论述,也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列宁在这些著作中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创立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所作的贡献;批判了资产阶级学者对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歪曲;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精髓;强调要善于用唯物辩证法来认识和分析现实问题,并通过对现实问题的分析与研究阐发了唯物辩证法的精神实质;批判了机会主义者用折中主义和诡辩术来偷换辩证法;要求共产党人必须始终不渝地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各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潮作不调和的斗争。
《论资本主义》卷收入列宁著作19篇,相关重要论述26条。在这些著作和论述中,列宁运用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批判了俄国民粹派经济学家的错误观点;总结了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历程;阐释了关于社会分工、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及其实现剩余价值的条件、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建立的过程和条件等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有关的重大理论问题。列宁科学地评述了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及其历史作用,同时揭示了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和后果,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引起工人阶级的日益贫困化,同时也造就了自身的掘墓人;阐述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和历史局限性,揭示了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的本质区别。列宁深刻地总结了《资本论》问世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创立了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考察了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的历史性转变,指出垄断是帝国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是帝国主义的实质;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指出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腐朽趋势和迅速发展的趋势同时存在,腐朽趋势并不排除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实际上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一阶段比从前要快得多,但发展更加不平衡。列宁根据对帝国主义经济特征和历史地位的分析,揭示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指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列宁密切关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运动,揭露帝国主义国家对被压迫民族的野蛮统治,高度评价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切被压迫民族的人民群众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并阐述了解决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基本原则;指出考察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指导思想是区分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帝国主义时代的特点是全世界分成了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和少数几个拥有巨额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应当积极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运动,特别要援助落后国家中反对封建主义的农民运动,西欧无产阶级同东方各殖民地以至一切落后国家的农民运动结成紧密联盟,通过坚持不懈的斗争,逐步实现一切剥削制度、建立共产主义新社会的伟大目标。
《论社会主义》卷收入列宁著作35篇,相关重要论述51条。列宁在这些著作和论述中阐述了马克思根据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得出的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为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的科学结论;揭示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将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科学论断;论述了马克思关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和无产阶级学说;阐发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学说。列宁回答了俄国从民主革命阶段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过渡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论述了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目的和意义;阐明了合作社原则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总结了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和教训。这些文章体现了列宁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思考和艰辛探索,内容涉及社会主义事业的各个方面。他紧密联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深刻地指出:取得执政地位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地位的历史性变化,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履行好执政职能;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要把主要力量转向经济建设,努力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不断巩固无产阶级,加强工农联盟,积极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努力激发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首创精神;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要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努力学会做经济工作;必须加强法制建设,严惩经济犯罪,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健康发展;要适当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在劳动组织方面的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技术成果,加快发展社会生产力;要重视文化建设,尊重知识,尊重各种专门人才,发展科学和教育事业,同时加强舆论引导,提高群众的思想、道德和文化素质;要积极进行国家机关改革,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大胆使用优秀人才,努力提高领导水平和工作效率;在国际舞台和外交领域,要始终如一地执行和平政策,同时必须加强人民军队和国防建设,以确保在国内集中全部力量专心从事经济建设,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生机勃勃地不断发展。
阐述创新的意义篇6
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李建国的要求，全总举办这次专题研讨班，旨在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切实用《意见》精神武装广大工会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头脑，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进工会工作改革发展创新。研讨班为期四天半，着重就贯彻落实《意见》、起草修改《实施方案》进行专门研究和论证，广泛听取意见，深入进行探讨。全总邀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和工会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专题授课，并组织现场教学和交流发言等活动。
开班式上，李玉赋首先对学习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需要重点理解和把握的内容，从十个方面作了系统阐述。他指出，的重要论述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政治意义和实践意义。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把握工会工作主战场、主阵地，深入思考、厘清思路、拿出举措，贯彻党对工会工作的新要求，回应职工群众的新期待。李玉赋指出，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任务出发，提出“四个全面”这个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布局，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主攻目标、战略举措，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各级工会要抓住机遇、锐意创新，集中发力、再上台阶，把广大职工组织动员起来、团结带动起来，积极投身“四个全面”伟大实践。
李玉赋强调，《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深刻阐述了加强、改进、创新党的群团工作的重要意义，鲜明提出并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具有很强的理论性、系统性、创新性、指导性，是推动群团事业发展、开创群团工作新局面的纲领性文件。各级工会要充分认识学习贯彻《意见》的重大意义，全面领会把握《意见》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统一思想认识，坚持问题导向，推进改革创新，以务实的举措、科学的方法，把《意见》贯彻好、落实好，不断推动工会工作的创新发展。
李玉赋要求，各级工会要始终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要不断推进基层工会组织建设和工会工作法治化建设，牢固树立以职工群众为本的理念，持之以恒改进作风，突出对职工群众包括农民工的组织和维权服务，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通过旗帜鲜明地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服务职工群众，最广泛地把职工群众组织到工会中来、吸引到工会活动中来，带领职工群众坚定不移跟党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全总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刘国中主持开班式。全总党组、书记处同志;各省（区、市）总工会，全国产业工会，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工会联合会常务副主席;全总各部门、各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专题研讨班学习。
阐述创新的意义篇7
关键词：散文诗纵论新颖别致情酣气畅
新著《散文诗美学》，依然是作者一如既往的情气充沛而纵横捭阖的纵论特点。这让我不禁想起20世纪意大利重要小说家之一的伊塔洛・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要读经典？》中为经典所下的12种定义。[1]尽管现在言王志清的《散文诗美学》可成为经典为时尚早，因为这有待时间检验，但我以为它符合卡尔维诺为经典所下的12种定义的部分内容，如经典“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我们以前读过的东西的书”，“当我们实际读它们，我们就越是觉得它们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等。《散文诗美学》的“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表现在哪些方面呢？笔者以为，这主要表现在此著纵论散文诗，新颖别致，情酣气畅。具体则可从以下四方面阐释。
一、发他人之未发：有高度
为文，发他人之未发，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如西晋著名文学家陆机的名言“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2]以花为喻，强调为文要推陈出新，而有创见。而唐代大散文家韩愈的名言“惟陈言之务去”[3]则明言写作时务必去陈言，也即强调了写作的独创性。论著的学术价值首先就在于发他人之未发，有创见。王志清的《散文诗美学》，以美学的站位，关注当下，注重思辨，此著语言精致，重在研究散文诗的自由精神与自足性生态，研究散文诗的现实处境与生存状态。论著除了绪论与余论之外，共七章，虽然只有15万左右，但与某些数十万字乃至上百万字的论著相比并不逊色。因为《散文诗美学》能发他人之未发，其见解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散文诗美学，其研究对象广泛，包括美的形态、依据、本因、轨迹，美的发生、特征、意象、意境，美的结体、旋律，美的情感、思想、自由精神等。《散文诗美学》，未采用分门别类的、系统建构的教科书式的阐述，而以纵论性的形式开展，着重研究散文诗美学的核心问题――审美情感的发动与呈现，研究散文诗美学本体的最本质内涵――自由精神以及散文诗作者争取自由的精神自由，研究散文诗自足性的美学生态，研究散文诗的现实处境与生存状态，引领散文诗创作对于人类最为根本的生存境遇的审美关注等。而在具体阐述上又时有创见，发他人之未发。比如绪论中对散文诗写作的阐述就他人之未发：“散文诗创作最要紧的是在于捍卫它的文体尊严，并不是要将散文诗写成诗歌，也不是要将它写成散文，而是写成散文诗自己。”此外，关于鲁迅《野草》的论述，关于散文诗“生命美学”的观点，关于文献建设的设想等，也都颇有创见，可谓发他人之未发。当代散文诗大家耿林莽在《致王志清》（此著代序）中充分肯定王志清散文诗研究有创见：“兄文中有许多卓见，将鲁迅传统，尤其是思想深度、象征性、‘难于直说’等提升到文体特征上立论，是创见。”这固然是散文诗大家耿林莽奖掖后学之语，却也道出了王志清散文诗研究有创见之实情。
二、判断准确到位：有深度
无论是论文，还是论著，对论述对象的审美判断准确到位，皆颇为重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论述对象的审美判断准确到位，这是论文、论著具有理论深度的重要因素，也是其学术价值大的要素之一。王志清深得个中三昧，在撰写《散文诗美学》时注重对论述对象的审美判断准确到位。无论是对散文诗整体特征的把握，还是对具体散文诗作家作品特色、艺术价值的评判，也无论是对散文诗价值取向、文体形态的阐述，还是对散文诗语言韵致的主张等，都达到了审美判断准确到位之要求，从而，显示出此论著理论的深度。我们从此论著对散文诗大家耿林莽的评价等便能以一斑窥全豹。如第二章“《野草》精神的脉象流变”的导论部分有如下阐述：“鲁迅以降……而在众多散文诗的名家俊彦中，假如只能推举一个杰出代表作为后鲁迅时代‘领衔’的话，我们则将目光毫不犹豫地投向了遗世独立的耿林莽……而从鲁迅到耿林莽，是两个里程碑，两面旗帜，而却是一个传统。精神拷问，生命追询，虑意现实，关注当下，这种悯情深度与精神向度，出以一种象征性曲笔的独语，形成了张力遒劲而诗性沉郁的基本风格。”这段阐述，既有对散文诗大家耿林莽创作地位的确定，又有对鲁迅与耿林莽散文诗异中有同、异曲同工的评判。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其审美判断准确到位，而且在理论上具有相当的深度。
《散文诗美学》审美判断准确到位，理论上有深度，这与著者王志清有资本、有意识不无关系。其有资本来自博览群书，尤其是熟读了古今中外多种文学理论著作；也来自他理论与实践的自觉结合，散文诗创作与散文诗评论同步，古诗研究与新诗研究并行。这也就使他练就了“火眼金睛”，具有非同一般的艺术感受力与审美判断力。其有意识，也即王志清对审美判断准确到位，理论上有深度是有意而为之，是自觉的。
三、思辨考证结合：有力度
王志清是一名学者，具有学者的理论素养，文学研究擅长思辨。当代著名散文诗作家、批评家王幅明在此书序中如此评价王志清散文诗研究之特点：“《散文诗美学》的作者，无意构建一座系统严密的大厦，一如《心智场景》，依然是以论见长，每一章都属于美学的范畴，且前后内容环环相扣。”王幅明所言“以论见长”，也即我此处所说的擅长思辨。王志清的古诗论著《纵横论王维》、《盛唐生态诗学》等如此，当代文学论著也是如此，这本《散文诗美学》自然也不例外。读《散文诗美学》，我们为王志清超强的思辨力所折服，整本论著，纵横开阖，充满了理性思辨的色彩，而又因为美学体验的参与，显得深入浅出。更令人称道的是，此论著思辨与考证相结合，显示了著者扎实的治学功底，也使阐述更具力度，还让人们对王志清学术研究之特色有了新的认识：他不仅有思辨之擅长，也有考证之功夫。如第一章“中国散文诗的辉煌初发”，对鲁迅《野草》中文体的辨正，便既有考证，引用他人的观点，并就鲁迅《野草》中作品的写作时间、内容风格、文体特征等旁征博引；又有著者的充满情感色彩的思辨，如“《野草》是一个哲学的世界，是一个象征的世界，是一个‘散文诗’文体无法涵盖的诗性的世界。鲁迅没有按照文体划分而把‘文体杂乱’的文章集合起来，非但没有削弱《野草》思想和艺术的无穷魅力，而且其本身的‘突破’意义，则更强化了其高峰的意义和价值。《野草》是不是散文诗集丝毫不影响《野草》‘里程碑’式的存在意义和价值”等等。其中，思辨与考证有机结合，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酣畅淋漓，颇具论证力度，令人信服。
四、用语新颖别致：有美度
王志清是写作诗和散文诗的高手，属于学者型的诗人，诗人型的学者。或许是集诗人与学者于一身的缘故，他虽在大学文学院讲授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身处学院，却与学院派有所不同。其论著具有学院派论著的规范性等，却无某些学院派论著语言枯燥乏味之弊病，而是用语新颖别致，不仅将所探讨的问题阐述透彻，而且使读者得到阅读之愉悦，获得艺术美之享受，也即论著本身具有美感度。这在《散文诗美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一方面表现在章节的命名上，另一方面表现在论著的行文上。
《散文诗美学》的主体部分――七章的命名如下：“中国散文诗的辉煌初发”，“野草精神的脉象流变”，“颂歌牧歌的审美取向”，“自由天放的文体基质”，“真情本位的至诚书写”，“弹力无限的语言韵致”，“弥足珍贵的文献研究”。其命名都采用了偏正短语，除第一章多一字之外，其余六章字数相同，揭示了各章的中心论点，很精致，也很别致，具有语言的整齐美，尤其是大多数章名新颖，具有陌生感，对读者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每个节名也都采用了与章命相同的语言结构，字数完全相同，具有语言的整齐美，而且用语大都新颖别致。如第三章“颂歌牧歌的审美取向”，共有三节，节名如下：“理性抉择的精神舞蹈”，“接通地气的情感节律”，“深婉明丽的语境经营”。这些节名，准确生动地揭示了各节的分论点，语言新颖别致，具有美感度。《散文诗美学》用语新颖别致，具有美度，由此可窥见一斑。
用语新颖别致，这在《散文诗美学》行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或者借助新颖别致的比喻。如“散文诗是一种超越狭隘的文体躯壳和文化视野而自由翱翔的艺术精灵”，这一新颖别致比喻形象生动地揭示了散文诗“崇尚自由精神”特征。或者借助新颖别致的比拟。如“散文诗的自救，散文诗的‘可持续发展’，除了以血性真情来灌注，别无再好的选择”，运用了新颖别致的拟人化手法，为治疗当下散文诗缺少血性真情这一弊病开出了独特的处方，也为散文诗“可持续发展”形象生动地指出了方向。或者借助新颖别致的排比。如“语言是散文诗作家思想飞腾的翅膀，是散文诗作家抵达灵魂深处的竹筏，也是散文诗建构自由特质、实现自由意志的文本策略”，采用了新颖别致的排比（其中含有比喻），形象生动地阐明了散文诗自由基因中的要素――语言，也增强了文本的气势与感染力。或者借助饱含情感、新颖别致的议论。如：“其文章中极少纯粹写景，更不会把景与生命主题游离开来，文字和感受融合在一起，景物与情感融在一起，悲壮与震撼融在一起，死亡与永生融在一起，充分显示了散文诗文体自由也擅长写情的特点，诗人叙述的过程成为情感过滤的过程，成为灵魂净化的过程，成为民族精神提升的过程。”这一饱含情感的议论，新颖别致，将著名军旅作家王宗仁的散文诗内容与艺术特色准确生动地展示了出来，也将此著情酣气畅的特色充分地展示了出来。其实，《散文诗美学》行文新颖别致，不仅表现在上述方面，还表现在语言的多种组合上，从而，使全书具有鲜明的美感度，给人以艺术美之享受。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综上所述，王志清的《散文诗美学》，探讨散文诗美学，不是面面俱到，而是重点突出，讨论的兴奋点在散文诗的审美发生与美学特质，不取讲义写法，不以体系建构，着眼当下，直面现实，在场言说，直奔主题，审美判断准确到位，思辨与考证有机结合，用语新颖别致，因而，其特色、价值具有多维度：有见解的高度，有理论的深度，有论证的力度，也有论著的美度。因而，此著成为当今散文诗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也必将在中国当代散文诗史乃至整个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卡尔维诺：经典12定义[m].光明日报，2005-7-6.
阐述创新的意义篇8
一、《中国宗教思想通论》的篇章结构
该著由绪论、上编、下编、结语四部分组成：绪论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通过对当前各种宗教定义的列举，进而阐述了中国宗教的特点和中国宗教思想的范围，并对宗教要素进行一种新的划分，即将它归结为六要素，在此标准的基础上，认为儒教亦为中国的一种宗教。绪论还综述了当前中国宗教思想的研究状况，提出了研究的基本方法，强调了中国宗教思想研究的重要意义。上编分为四章，主要从宇宙与生态、人生与伦理、心性与功夫、情感与体验四个方面对中国宗教思想的发展做了基础考察。下编亦四章，从系统与思维、范畴与规律、联袂与互动、语言与符号四个方面对中国宗教思想的发展进行了纵深探索。结语从社会变革和地理环境两个方面探讨了中国宗教思想的转型，并将中国宗教思想的发展同现实的身国共治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体现了理论联系现实的基本思路。
二、《中国宗教思想通论》对“人”的关注
该著以论述中国宗教思想为基础，在论述的过程中处处体现着这样的人文关怀，即通过我们整个宗教思想史的发展脉络并将之结合当下具体情况来阐发个体何以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这一重要命题。例如该著由道论出发，阐述其中所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道、气、元气、理、太极、阴阳、五行等概念”，“为人们展现了一幅生生不息、周流感通、和谐发展的宇宙图景”，“渗透着‘天人合一’的生态意蕴。”(第一章)书中又进一步阐明要达到天人合一，落脚点就在于人，即人对于自我行为和自我意识的一种知觉。
该著以人为落脚点的这种关怀并非人类中心主义，而是人与自然界的和谐，正如该著第一章所说“自然界的和谐与道德人文的挺立，是交感的、同时促进的。”《中庸》亦云：“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以“诚”为起点，实现“尽人之性”，最后达到“天地参矣”的一种统一，正如该著所言“天地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是由于人是行为主体，从而表现出更多的主动性，而就存在本身而言则都是平等的。人与自然属于一体之两面，密切关联、缺一不可。接着该著又从人生论、道德论、心性论、体验论，以及思维、符号等多层面考察中国宗教思想发展的特征与形式，而在每一个论述中，都把人置于一个重要的位置，人的问题始终贯穿这些论述的始终，最后又从“身国共治”的角度将中国宗教思想与具体现实相结合，将“人”的观念一以贯之。牟宗三先生在谈到中国哲学的形态和特质时，说道：“用一句最具概括性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哲学特重‘主体性’(Subjectivity)与‘内在道德性’(inner-morality)。”显而易见，这种对于“主体性”和“内在道德性”强调，亦是中国宗教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质。《中国宗教思想通论》也在论述中很好地观照了这一特质。细细揣摩，读者不难察觉到人文关怀的强烈气息跃然纸上。
三、《中国宗教思想通论》的学术创新
该著是第一部系统论述了中国宗教思想的学术专著。它打破了以往那种仅仅按照学科分别叙述的模式，而是以范畴、概念为纽带，进而考察中国宗教思想的发端、形成与发展，建构了一个论述中国宗教思想的基本理论框架。例如该著以“道”、“五行”、“理”、“阴阳”等概念为切入点，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对中国宗教思想的发展做了深刻的分析，将中国宗教放到现代哲学视野中去，以西方后现代哲学与现代中国哲学作为分析诠释的参照系，从“语言”、“符号”、“思维”等方面对中国宗教思想进行更加深刻的阐述和探索。
该著另一个显著的创新之处还在于尝试着对宗教要素进行了一种新的划分，将它归结为六要素，即宗教神圣、宗教信徒、宗教意识、宗教实践、宗教组织和宗教器物。此六要素和以往的划分相比，范围更加明确，定义更加清晰，例如，之前有将“道德规范”、“信仰和观念”作为界定的要素，然而这样的表述范围过于宽泛，而该著将之规定为“宗教实践”、“宗教意识”，则更加契合于宗教的现实情况，范围也更加的明确。该著还进一步将这六要素浓缩为三个层次，即宗教行为前提、宗教行为和宗教行为结果。再通过中西对比，更好地展现出了中国宗教及其思想的特质和意义。《大学》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明确强调了“新”的重要性，如果我们从主体对知识的追求的角度去理解，那么其中便包括主体的知识创新。该著很好地体现了这种知识创新，同时这种创新又不脱离现实，而是在中国宗教思想发展脉络和现实存在状况的基础上进行的探索角度、研究方法以及个别具体知识点上的创新。
四、《中国宗教思想通论》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该著具有显著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该著运用“语言镜象法”和心理分析相结合、逻辑与历史相统一、中西古今对比等方法，对我国儒释道和民间宗教的思想发展做了清晰的梳理，使得读者对我国宗教思想有更清晰的了解，对于宗教思想本身而言，也得到了传承与发扬。思想本身是无形的，它只能以语言和文字为载体，而言语——尤其是记录思想的语言，作为音节——又具有短暂性的特点，所以，书籍就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传播工具。该著则很好地记录和传承了我们宗教思想的发展脉状况。而就该著本身及其创作过程而言，它在记录中国宗教思想发展史的同时，本身又会成为一种历史，因此，它本身就是一段历史的承载者，就像我们在该著中，就能看到一群学者辛勤耕耘的情景，能够看到这个时代学者的思维方式，甚至这一时期社会的意识形态等内容，这本身就具有历史价值，而书的内容则更是如此。
该著的现实意义则体现在它的论述内容以及论述过程中所折射出来的人文关怀对于读者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该著特别强调了生态伦理，并结合古圣贤“天人合一”的观念，强调人的重要性，并对人这一行为主体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该著论述所体现的正如康德所言“人，不单纯是这个或那个意志所随意使用的工具……任何时候都必须被当作目的”，同时该著又对行为主体提出了具体要求，就如康德在书中言及的“责任”，该著强调行为主体需将这种意识内化，成为指导主体行动的法则，从而真正做到某种程度的“天人合一”，使人与自然实现统一、有序的发展。该著使这些思想系统地进入读者的视野，影响着读者对于宗教、生态和周边事物的认识，利于读者形成一种具有宗教关怀的对于物我关系的认识，从而能够选择一种更加理智的行为方式，进行实践活动。又如，当前经济发展日益迅速，人们在经济的驱使下，在科技不断提高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将自己商品化，传统的道德被日渐淡忘，人们正走在道德与功利的十字路口上，此时的选择显得十分重要。该著在阐述中国宗教思想的同时，很好地定位了传统思想对于当下人们的重要性，例如对于儒教“仁义礼智信”的强调，对道家“无为”、“虚静”的推崇，对佛教“空”、“心”的重视，都十分明晰地告知人们应该选择一种正确、合理的价值观，这对于人们放慢步伐、反躬自省有很大的帮助，使人们在行动之时，能够时刻认识到道德对于行为的一种约束，从而真正的发现自我、得到自我、守住自我并完全自我。
五、重新审视宗教及其思想
阐述创新的意义篇9
关键词：语境；市场；后殖民主义
中图分类号：J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5）21-0031-01
艺术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其价值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左右，这些因素即可被视作品的“价值语境”，这里为使论述详尽，需要对于“语境”这一概念加以具体论述，“语境”（context），又称“上下文”，是由表示“与…在一起”的前缀的“con-”和“text”（文，在不同情况下译成“课文”、“本文”、“文本”等）构成的单词，与“文”在一起的是上文和下文。由于“上下文”有历时性含义，而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强调的是结构的共时关系，现在“语境”一词的意思早已扩大为外在决定因素的总和。在市场经济模式下，物以稀以奇为贵，便是市场“语境”对产品价格的决定作用。阐释这一概念，是为了当考虑中国艺术品市场时，应注意关注其历时性的叙述模式和发展过程，并且使之将艺术品的特殊性质纳入市场的思考范畴之中，这种特殊性质在于，作为一个特殊商品，是什么特殊因素决定了其在市场中的价值构成。下文将逐一展开论述。
中国艺术品市场是一个很宏观的叙述框架，因为绘画的分类和流派的历时性发展，使之在叙述这一观念时，因为结构中的叙事要素的可变性而不能达到一个稳定的叙述模式，所以对于这一现象的分析，只能以一个历时性的认识为前提，这里涉及到一个阶段的划分，这个阶段的划分，很重要的一点是抽取结构要素相对稳定的时段加以固化，再从一个共时性角度去分析这一时段艺术品市场具体成形的因素。在本文中，抽取一个特定时段和一个特定的艺术现象加以分析，即九十年代在中国，兴起的现代艺术创作潮流以及其对应的艺术品市场模式。这个艺术品市场主要以海外收藏家的价值取向为基础而形成的。而价值参照因素主要对应于艺术作品的创作图式和创作背后的解读空间。
这里涉及后殖民主义的价值语言系统，在“后殖民主义”理论研究范畴中，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欧美为主导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作为其研究对象，阐述了西方与东方，以及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利关系体系，以及随着延伸出的文化身份，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等相关问题。在提及后殖民主义研究之时，赛义德是我们必须说起的人物，在赛义德（又译萨义德）的著作《东方主义》中，提出了“东方主义”这一论述，对以欧美中心主义文化话语的权利系统下对于“他者”的身份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中通过西方对于自身文化系统的补充性认知的视角，从而构筑了一个想象中的‘东方’，使东方（orient）与西方（occident）具有了本体论上的差异，并使西方得以用新奇和带有偏见的眼光去看东方，从而‘创造’了一种自己完全不同的民族本质，使自己终于能把握的‘异己者’”①，关于这个概念，赛义德在原书中曾分析了“东方主义”这一文化术语的三个方面的含义，即它既是西方人文科学中的一门独立学科，也是东西方二元式对立的思维结构，同时还是一种权利话语方式。关于“东方主义”的第三层含义，赛义德曾论述道“我们可以将东方学描述为通过做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简言之，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②所以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在市场，这个市场主要是海外市场中，价值很高的作品一般都是一些政治性彩色很浓厚的绘画图式。所以可以看到，市场呈现出的艺术品价格高低的现象背后有着复杂的文化因素。这种语境属于一种共时性，因为这些因素属于一个时段内一个现象呈现背后的文化结构要素。通过这一现象，主要阐述艺术品市场的历时性和共时性叙述模式。
并且可以看到，艺术品在市场中的价值高低，主要涉及其背后的文化语境，因为艺术品作为一个文化要素的视觉呈现，其主要的价值还是在于其文化意义。所以当论述艺术品市场之时，因根据不同阶段的市场类型模式中的具体艺术品文化语境去思考。
注释：
阐述创新的意义篇10
关键词：艺术设计；“和”文化；民族特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入改革的号角。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要推动我国艺术设计大发展大繁荣，必须深入研究中国传统“和”文化。
1艺术设计视阈下研究中国传统“和”文化的重要意义
在艺术设计视阈下，深入研究中国传统“和”文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1）理论意义。从理论意义上讲，研究中国传统“和”文化，有助于深刻理解“和”文化的丰富内涵。李瑞怀指出：“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和’的思想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1]早在三千多年前，中国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了“和”字。西周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经常运用“和”字来阐发他们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理念。可见，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和”文化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文化理念。现在，我们所讲的“和”文化，包含了和谐、和睦、和平、和善、祥和、中和、和合等多种含义。中国传统“和”文化对世界各地也产生了广泛影响。20世纪20年代，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写道：“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2]可见，研究中国传统“和”文化的确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2）实践意义。从实践意义上讲，研究中国传统“和”文化及其在艺术设计中的应用，有助于开创“和谐化艺术设计”的新局面。在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和”文化讲求和谐、和睦、和气、和善、祥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和”文化强调“天人合一”，主张利用自然、保护自然、谋求生态平衡；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和”文化主张协和万邦、和平共处。中国传统“和”文化在现代艺术设计中也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在设计师之间的关系中，“和”文化要求设计师之间加强团结与合作；在设计师与受众的关系中，“和”文化要求设计师坚持“以人为本”，加强同受众之间的信息沟通；在设计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中，“和”文化需求设计师设计出具有实用与审美双重功能的作品；在设计的主客体与环境的关系中，要求设计师及其设计品必须同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相协调。可见，研究中国传统“和”文化及其在艺术设计中的应用，的确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2中国传统“和”文化研究的历史、演进和发展前景
（1）古代思想家对传统“和”文化的探讨。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对“和”文化进行了深刻的阐释。秦汉以后，儒释道诸家对“和”文化有进一步的研究和阐发。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人和”；魏晋时期，统治者崇尚道家学说，主张以“道”为本，强调“天和”；隋唐时期，佛教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传播，强调“心和”。宋明时期，学者们兼收并蓄，把儒道佛各家学说融为一体，强调人和、天和、心和的有机统一。清代以后，中西文化发生了激烈碰撞，强调“和合”。纵观中国传统文化史，“和”文化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过程的始终，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
（2）传统“和”文化研究在现代中国的演进。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随着西方各种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传统文化面临严重挑战。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传统“和”文化得到了新的诠释。把“统一战线”作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而“统一战线”正是中国传统“和”文化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中国传统“和”文化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新诠释。邓小平强调：“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主张：加强民族团结，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国共同发展。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思路。这些都是对中国传统“和”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3）传统“和”文化研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前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背景下，研究“和”文化已成为目前哲学、美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的热门课题。在哲学领域，李瑞环的《学哲学、用哲学》一书阐述了“和”文化的深刻哲理和现代价值；在伦理学领域，唐凯麟在《思路》一书中，对“和善”伦理观作了深刻的阐释；[3]在美学领域，黎玉冰的《和而不同的审美观》一文，从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世界的和谐等五个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传统和谐社会观及其现代价值。如何把“和”文化应用于现代艺术设计中，是一项亟待研究的重大课题。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了初步成果，以“和”文化为主题的设计出现了不少，但把“和”文化应用于现代艺术设计的学术论文却很少。我们经过认真的研究与思考，形成了“和谐化艺术设计”的新理念。“和谐化艺术设计”新理念，反映了中国传统“和”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意境，为新世纪新阶段我国艺术设计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新思路，它应当成为21世纪我国艺术设计的主流和发展方向。
3艺术设计视阈下开展“和”文化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1）基本思路。从一个“和”字可以揭示出中国汉字的深厚文化底蕴。汉代许慎撰写的《说文解字》，收集了古代汉字9353字，清代《康熙字典》收集汉字则达40000多字。中国汉字特色，使中国文字内涵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和”字为切入点，阐释中国传统“和”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收到以小见大的效果。和睦、和谐、和气、和平、和善、和合、中和等现代流行概念，都发源于一个“和”字。因此，研究传统“和”文化的基本思路应当是：以“和”字为切入点，首先，诠释“和”字的丰富含义；接着，阐述“和”文化的基本精神；然后论述中国传统“和”文化在艺术设计中的应用，重点阐述“和谐化设计”新理念。
（2）基本方法。在艺术设计背景下开展传统“和”文化研究，应当采取下列方法：首先，对“和”字进行历史探源，论述“和”字的历史演变；其次，对“和”文化的基本精神包括“和而不同”“和为贵”以及和谐、中和、和善、和合等思想进行学理分析；最后，联系现实生活，阐释“和”文化的现代价值。二是人文与艺术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通过对“和”字所蕴含的人文精神的诠释，从不同的学科视角阐发以“和”字为代表的中国文字深厚的文化底蕴；另一方面通过对中国历代以“和”文化为主题的艺术设计品的研究，阐释这些艺术作品所寓含的“和”文化精神。三是理论探讨与艺术创作相结合的方法。首先，重点阐释“和谐化设计”新理念，为实现“和”文化与现代艺术设计有机结合提供理论依据；然后，根据“和谐化设计”的基本要求，进行平面设计的实践，使设计作品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彰显中华民族特色。参考文献：
[1]李瑞怀.学哲学，用哲学：下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574.
[2]罗素（美）.中国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