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篇1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分割;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F24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8-0120-02
《珠三角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09—2020年》明确指出，“统筹城乡发展”是广东省今后重大发展任务之一。要“按照城乡规划一体化、产业布局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总体要求，着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完善和提升城市功能，率先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其中“统筹城乡就业，加快建立城乡一体的人力资源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是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必要条件。
一、新古典经济学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新古典学派在劳动经济学领域一直是公认的主流学派。该学派有许多代表人物，但都遵循着一个共同的理论框架:第一，强调市场机制以及市场要素在决定工资水平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而将其他影响因素如法律、制度、文化等作为事先给定的因素;第二，对人类行为模式的假设为:经济人、理性选择、偏好独立;第三，对劳动力市场本质的假设:劳动力市场具有高度的竞争性，存在大量的需求者和供给者，双方都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可以在市场自由进入和退出，通过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研究方法有两个特点，一是大量运用边际决策原则，即在经济人假设前提下，只要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就是有利可图的。二是常常运用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推理方法，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假设条件少，能够推断出精美复杂的经济模型，但是这种方法也存在致命缺陷:一旦假设条件稍有偏差，模型和预测结果便可能被全部推翻。
根据上述对新古典劳动经济学派的简短回顾，可以看出，在其理论框架中，劳动力市场被当做是富有竞争性的、统一的整体，不存在地区、城乡等的隔离现象，这是分析个人和企业行为的前提和出发点。
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分割的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LmS)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与新古典劳动经济学派的假设截然不同，认为新古典学派的竞争性假设无法解释劳动力市场的许多现实(如贫穷、歧视、与人力资本相悖的收入分配等)，忽略了劳动力市场职业结构的性质和制度因素的作用。
该理论的特点是:劳动力市场不再被看做为一个连续的统一体，而是被分割为几个不同的市场，各个市场有不同的特点，它们有不同的分配劳动和决定工资的方式;各个劳动力市场是相对封闭的，造成这种封闭的因素是集团因素的联合和制度因素的约束。该理论在研究方法上表现为:第一，侧重从需求的角度研究劳动力市场均衡和工资的决定，而新古典学派侧重从供给的角度研究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理论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础。第二，强调制度、组织、习俗包括社会歧视对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影响。
最早全面阐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是多林格和皮奥里，他们将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是有高度组织的正式劳动力市场，有详细的雇佣决策原则，市场力量基本不发挥作用。其需求方生产的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工资分配遵循的并非新古典的边际原则，劳动者收入高，升迁机会较多。而次级劳动力市场的雇佣与工资分配则根据边际决策原则决定，市场力量工资和就业决定中发挥主要作用。其需求方为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小公司或行业，工资低、工作条件差、就业不稳定、缺乏培训与晋升的机会，一级市场与次级市场之间存在流动障碍。
关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新古典学派从劳动力供给角度出发，认为人力资本是主要的决定因素。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则从劳动力需求角度出发，认为分割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产业结构的影响，如果企业面对的是产品需求稳定的市场，则企业创造的是一级市场，反之，则创造二级市场。另一方面是制度和工会的影响。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并非能力低，而是因为歧视等制度性障碍，难以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
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夹杂了许多体制性、制度性因素，而且这种制度性分割与西方国家的制度分割存在很大的差别，最明显的表现是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
三、发展经济学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
发展经济学是以二元经济结构为理论基础的，该理论揭示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以及一体化的趋势。最有代表性的是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
刘易斯模型的主要观点是:第一，经济体系中有两个部门，一个是只能维持最低生存水平的、以传统方法进行生产的农业部门，在该部门中，工资不是由农民的边际生产力决定，而是取决于劳动者平均分享农业的产量;另一个是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产的城市工业部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较高;第二，传统部门存在大量过剩的劳动力，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负数;第三，由于两个部门在生产率和工资方面存在巨大差别，农村劳动力会向工业部门转移，由于农业部门人多地少，即使资本主义部门现行工资不变，农村劳动力供给也是无限的。第四，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业生产率逐渐提高，农业劳动力生产将会出现拐点(刘易斯拐点)，即农业部门工资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而上升;第五，当两个部门的生产率接近一致时，工业部门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此时，农村劳动力不再向工业转移，二元经济结构就转变为一元经济结构。
刘易斯的这一模型，后来得到了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费景汉和拉尼斯的补充，故称为“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人口流动模型”。但是却受到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达罗的批评与否定。托达罗认为刘易斯人口转移模型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他提出了自己的模型。其主要观点是:第一，决定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因素并不仅仅是城乡的实际收入差别，而是转移的预期收入。而影响他们的预期收入有两个因素:城乡实际工资差异以及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第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并不能自动实现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化。因为，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很可能造成城市大量的失业。第三，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有效转化途径是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在政策上，应改变重工业轻农业的发展战略，将发展重点放在发展农村经济上。
从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可以看出，两种模型隐含着一个共同的假设:城乡劳动力市场是处于分割状态的，各自具有不同的用工机制和劳动报酬决定机制。分割的原因在于工业和农业两个生产部门的生产方式和劳动效率存在巨大差别。两种模型重要的区别在于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条件不同。刘易斯认为，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会促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这种城乡一体化会伴随资本主义部门的不断扩大和自给农业部门的逐渐萎缩，是农村完全融入城市的模式。其政策含义是加速城市工业部门的发展，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但却不注重农业部门的发展。托达罗认为，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条件是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在政策上，倾向于发展农村经济，建议政府应当改变重工业、轻农业的发展战略，提高农业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水平，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上主张实行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
此外，虽然两种模型都隐含着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假设，但是，都将分割归因于劳动力需求因素，没有考虑到劳动力供给因素和制度因素的影响。
四、劳动力市场理论演进的启示
各学派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从最初的整体观，演变为分割观，进而演变为城乡分割观，表现为对劳动力市场的理论假设越来越接近社会现实。目前，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最突出的问题，劳动力市场要从分割走向一体化，关键要加快城乡劳动力市场的融合，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
以上理论也蕴涵着实现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不同路径和条件。新古典学派将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归结为劳动力供给方的差异，其政策含义是通过发展教育培训，提高人力资本，减少劳动力的质量差异来增进劳动力市场的融合。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则将劳动力市场分割归因于产业结构等需求方面的因素和制度因素，其政策含义是通过提高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和制度改进来促进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侧重研究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将分割的原因归结为工业和农业两个生产部门存在劳动效率的巨大差别。其中刘易斯模型主张通过发展城市工业部门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托达罗模型主张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缩小农业与非农业的收入差距，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
因此，中国要建立一体化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可从多个方面同时推进:第一，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不是以城带乡，也不是以乡带城，而是城乡的协调、同步发展，对于城市问题与农村问题、农业与工业的发展问题不能割裂处理，要有统一的规划和整体的布局。第二，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建立农村社区学院，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通过缩小城乡劳动力的质量差别来增进城乡劳动力市场的融合。第三，提高各产业劳动生产率，在深化农业和工业改革的同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发挥重要的吸纳作用。第四，加快相关制度改革促进劳动力在城乡之间、产业之间的自由流动，减少劳动力流动的障碍。比如，实行更灵活的土地政策，更宽松的人口流动政策以及建立统一、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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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篇2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价格法；劳动市场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7）12-0040-03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各界开始关注对长江经济带一体化研究。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又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试图描述和解释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区域内不同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就业和失业率、劳动力流动等主要指标的截面差异和动态演变路径。从定性角度，以往区域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定性研究主要从收入（工资）收敛性分析的角度展开，研究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1～2]。杨涛和盛柳刚（2007）从区域劳动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城市间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融合，表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工资收敛速度快于受教育程度高的技术型工人[3]。从定量角度，以往区域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定量研究主要是对区域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分割指数或一体化指数进行测算，测算方法主要是价格指数法。赵奇伟、熊性美（2009）利用价格指数法测算了1995―2006年中国消费品市场、资本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分割指数，发现中国各地区各类市场的分割程度都呈现出稳定的收敛趋势，认为中国市场日趋整合[4]。赵三武、钱雪亚（2014）采用同样的方法测算了我国1997―2010年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指数，发现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呈现稳定的逐步提高的趋势，我国区域劳动力市场正在逐步整合[5]。
二、实证研究
本文参考相关学术成果[6～8]，从定量角度利用价格法测算长江经济带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指数，计算步骤如下：
首先，本部分利用商品相对价格的绝对值|ΔQkijt|来计算方差，其中：
对相对价格ΔQkijt统一取绝对值可以避免两个地区位置调换将引起ΔQkijt的符号反向变化，从而影响到Var（ΔQkijt）的大小。随后剔除|ΔQkijt|中由商品异质性导致的不可加效应，即假设：
其中，αk仅与商品种类k相关，εkij与两地特殊的市场环境相关，若要消去αk项，应对给定年份t、给定商品种类k的|ΔQkijt|求其均值，再分别用|ΔQkijt|减去该均值，令qkij为其得到的差，由qkij所得方差为Var（qkij）。其方差Var（qkij），则可以反映由市场分割因素所导致的套利区间的大小。这个区间越小，则说明市场一体化程度高；越大，则说明区域市场分割严重。然后可以用一个省市与所有接壤省市的Var（qkij）的均值来表示这个省市的市场分割程度，即：
其中，j表示与省市i接壤的所有省市，m表示省市名称，n表示与省市i接壤的省市组合数目。最后，在市场分割指数的基础上，构造本文的市场一体化指数（以integ表示，m仍表示省市名称）如式（5），显然，市场分割指数与市场一体化指数之间呈反向关系。
在得到各个省市的市场一体化指数之后，用区域内所有省市市场一体化指数的均值来表示这个区域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指数[9～11]。具体数值（如下页表所示）。
由下页表可以看出，2000―2015年，长江经济带劳动力市场并没有表现出明显一体化程度加深的趋势，各省市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表现出较为剧烈的波动的趋势但从整体上看，长江经济带上、中、下地区劳动市场一体化水平较为平稳。从2011年开始，长江中游城市群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开始加深，近两年来有明显提升，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限制劳动力流动的障碍正在减弱，而外部限制劳动力流动的障碍正在加强，长江上游与长江下游结论刚好相反，近两年有所改观。从长江经济带的角度看，长江经济带各省份与外部接壤省份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高于与内部接壤省份的一体化程度，表明长江经济带内部劳动力市场分割较为严重，劳动力内部自由流动存在障碍。长江经济带内部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并没有表现出与上、中、下游区域划分相一致的结论，内部劳动力的流动表现出不规律性，这就要求从整个长江经济带的视野来消除障碍，加快整个区域一体化进程。
三、结论
劳动力市场是要素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对于长江经济带长期稳定增长，打造中国经济新“增长极”至关重要。本文通过对长江经济带相关省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指数进行处理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区域发展不均衡且程度较低。总体来说，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长江下游地区最优，长江上游地区次之，长江中游城市群较差。但近年来，长江中游城市群加强劳动力市场合作，一体化程度稳步提升。
长江经济带区域内各省市间存在着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趋势没有有效形成。户籍制度、地方保护主义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仍然是长江经济带乃至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主要因素，相关省市可制定相关政策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为流动人口提供相关保障措施，降低劳动力的流动各项成本，进一步推动劳动力市场区域一体化程度的提高。长江中游城市群自2015年12月1日起施行四省会城市职工医保异地就医即时结算，这将对于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起到积极的作用。未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长江经济带上、下游以致整个长江经济带相关省市也可制定相关政策以促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从而提升整个地区的经济运行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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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篇3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劳动力
劳动力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力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使劳动力资源得到合理、有效的配置。安徽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大省。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影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因此，积极推进安徽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对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使用，对安徽城乡经济和谐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现阶段我省城乡劳动力市场存在的问题
1.发育程度不平衡
受我国户籍制度和劳动就业政策等的影响，我省城乡劳动力市场发育严重不平衡。农村劳动力市场数量少，规模小，管理落后；相比之城市劳动力市场则要完善得多，各地市都有比较正规的、固定的劳动力市场，也有临时性的、政府组织的大型的劳动力市场，市场组织相对较多；市场供求信息传播速度相对较快且渠道多。
2.就业机会不平等
第一，城乡劳动者在各地域劳动力市场获得就业的机会不同。我省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缓慢，其对劳动力的需求远远不能满足供给，使大量的劳动者无法在本土获得就业岗位。而城镇劳动力市场多，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也相对要多，城市劳动者比较容易获得就业机会。
第二，城乡劳动者在同一劳动力市场获得的就业机会不同。这里是指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首先，因主观原因使就业机会不同。从全省城市劳动力市场需求看，对劳动力素质有要求的都在90%以上，其中，大多要求劳动者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2006年全省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中，文盲占2.6%；小学文化程度占20.5%；初中文化程度占71.3%；高中文化程度占4.8%；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0.8%。他们中的大多数又缺乏熟练的劳动技能,因此在劳动力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处于劣势。其次，因客观原因使就业机会不同。一方面在现有的城市管理制度下，全省各市基本都有对城市就业困难群体和下岗人员的帮扶政策和措施。这样，使来城市就业的农村劳动者与他们的就业机会不同；另一方面由于户籍制度等因素和城镇为保证就业率而对进城务工或从事经营活动的农村劳动者所制定的种种限制政策,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自由流动。
3.就业服务体系发展不平衡
第一，在信息网络建设方面，农村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建设严重滞后。信息传播速度慢且渠道窄，一些偏远的农村根本无信息网络系统，严重影响了信息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全省城市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建设近几年来有了较快的发展，信息传播面和信息传播速度都要优于农村市场。
第二，在就业服务组织方面，农村劳动力市场就业服务和就业服务组织严重缺乏。从全省外出农村劳动力转移看，大多处于自发、无序、零散的状态，缺乏集体组织，少有政府引导。此外在劳动力市场信息收集、就业指导和咨询、推荐岗位、协助劳资双方签订就业合同等方面提供服务的组织及劳动关系协调组织严重缺乏，即使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也缺乏专门针对外来劳动力的就业服务的机构，从而影响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1.影响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现阶段在我省农民收入构成中，工资性收入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已成为农民增收最直接、最重要的推动力。农民工资性收入由1995年占农民人均收入比重的11.62％提高到2008年的30.11％。从目前的状况看由于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一是使在城市的农民工多处在低工资的部门。调查显示，2008年全省转移到工业、建筑业、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等三个行业的劳动力占全省转移劳动力的67.6％，大都从事简单劳动；二是使他们与城市工人“同工不同酬”；三是使农村劳动力不能顺畅地向城市、向正规部门流动，从而极大地影响了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所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农村居民消费，必须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
2.不利于农民人力资本的提升和先进文化在农村的传播
第一，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制约了农民人力资本的提升。一方面，我省转移劳动力大多集中在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技术要求低、工资低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使大多数农民工无时间也无能力自己出钱去参加培训；再加上岗位对技术的要求比较低，也使他们没有足够的动力去进行培训，从而使他们自身的劳动技能和素质不能有效提高。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影响他们向技术水平要求高的部门和正规部门流动，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使农村劳动力不能自由地向城市和发达地区流动，影响了他们对技术和管理知识的学习，制约了先进文化和城市文明在农村的传播。
第二，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使农民不能充分享受政府提供的培训，职业技能不能迅速提高。在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下，政府举办的培训的服务对象是城镇劳动者而不是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农民工享受不到政府提供的免费培训。虽然我省2007年颁布了《安徽省农民工技能培训补助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对农民工技能的提升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对技能培训、职业技能鉴定补助资金相对较少以及缺乏组织，对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提升的作用是有限的。
3.不利于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
市场要能够实现对资源合理、有效的配置，依赖于一个统一、开发、竞争市场的形成。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使市场运行机制不能有效运行，一方面使农村需要的技术人员不能获得，影响了农村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得劳动力的价格不能真正反映其自身的价值，供需双方难以科学决策，导致市场劳动力的供求失衡。
大力推进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政策建议
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实质就是消除现存的城乡市场分割的局面,使城乡劳动力能够自由地流动，能够平等地享有各项权利，从而最大限度地缩小现存的城乡差别，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1.进一步消除形成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制度性壁垒
第一，要逐步剥离依附在户籍上的各种利益关系。主要是和户籍挂钩的城市公立学校义务教育阶段免费教育、社会保障、政府住房补贴等，使城乡劳动者在享受社会公共资源方面是平等的。一是要加快统筹全省范围内的义务教育；二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要逐步完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提高农村医保水平；要扩大城乡各类企业参加社会保险的覆盖面，逐步使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获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权益；要分批、分阶段地统筹各地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缩小城乡居民间的差异。三是要加大、加快廉租房的建设，进一步放宽获得廉租房的条件，逐步把长期在城市务工的、符合条件的农民工也列入其中。
第二，要继续逐步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户籍管理制度是造成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一项基本制度。在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时要注意改革的力度，应在逐步剥离了依附在户籍上的各种利益关系的条件下进行，否则，很容易对城市带来破坏性的冲击。
2.统筹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
第一，要打破城乡分割的市场管理体制，建立和健全城乡统筹的工作机制
要突破城乡市场建设和管理上的分割局面,将目前城乡分割的体制转为城乡市场协调发展的体制。一是协调城乡各级市场管理组织的职能及不同部门之间相互抵触的政策规定。二是实行城乡统一的就业、失业登记制度，促进城乡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开发和利用。三是加快法规体系建设，从法律上规范市场交易行为。要进一步清理和取消不利于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的政策和法规,从根本上打破城乡分割状态。四是统筹城乡市场管理。整顿市场交易活动，维护市场秩序，依法保障进城农民的各项合法权益。
第二，统筹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
一是加快农村信息传播基础设施建设。农村信息传播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影响了信息传播面和传播速度，因此，政府应加大对农村信息传播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二是建立全省统一的就业供需信息系统，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提供免费平台。整合现存于各级政府的就业供需信息，使之成为统一的系统，做到信息共享，使就业信息利用率最大化。
三是加强市场服务建设，特别是针对农民工的就业服务和就业服务组织建设。这方面包括：（1）设立驻外省就业信息监测站，收集、分析就业信息，加强与外省就业服务机构的沟通和联系，为农民工提供广泛的市场供求信息。（2）设立农民工就业指导机构。（3）加强劳工组织建设，切实维护和保障劳动者利益等。
四是加强市场建设，注重发挥公共职业介绍机构的作用。各地政府应加大财政投入，加强市场建设，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提供场所；要注重发挥公共职业介绍机构的作用，尽可能地降低交易费用，减轻就业成本。同时，要对市场的监督管理，特别是要加强对社会职业中介的监管，以维护交易的正常秩序和公正。
3.进一步重视和加强农民的教育和培训
农民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较低，是影响其流动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因此，要使农民工能够获得同等的就业机会，必须加大对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
第一，应重视农村义务教育，以提高农村居民的整体素质。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力度，确保农村孩子能够完成义务教育，提升未来农村劳动力的整体水平。
第二，建立健全农民工职业培训制度。一是各级政府应将愿意转移的农民工纳入到统一的就业培训计划中。二是各级政府应加大对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和技能鉴定的补贴力度，鼓励农民工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三是支持和鼓励社会各类教育培训机构承担农村技术培训任务,开展多领域、多渠道、多形式的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活动。
参考文献：
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篇4
关键词：下岗再就业；劳动力市场发育；劳动就业市场化
（一）
人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和转移是改革的内在要求。但是，一方面我国现阶段的国有企业尚处在两种体制的夹层中，正经历着一个蛹化的过程；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刚刚开始，无论在观念上和法律上都不成熟；因此，下岗再就业就成为人力资源配置和转移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劳动力市场发育的一个特殊环节。
与其他要素市场一样，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也可以用以下两个基本指标来测度：一个是交换行为的普遍程度，一个是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程度。①从第一个指标来看，现阶段还存在着许多制约劳动力市场交换行为普遍化的制度因素，使得劳动力市场竞争与流动只能局限在狭小的范围内，劳动者之间、企业之间难以真正实行平等竞争。从第二个指标来看，工资决定机制不健全，国有企业的工资既不反映劳动力成本，也不反映劳动力供求，工资作为调节劳动力市场运行的主要价格机制和杠杆作用难以有效发挥，致使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与流动出现较大的价格信号偏差。而部分非国有企业实行市场决定的原则，又使得劳动力价格内的这种价格失真与偏差，不能形成劳动市场运行的主要参数。因而，从总体上看，我国劳动力市场还远未进入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状态。
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再就业是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一种特有现象。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不同于通常市场意义上的失业，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六个部门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所作的界定，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是指实行劳动合同制以前参加工作的国有企业的正式职工（不含从农村招收的临时合同工），以及实行劳动合同制以后参加工作且合同期未满的合同制职工中，因企业生产经营等原因而下岗，但尚未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没有在社会上找到其他工作的人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国有单位普遍形成了封闭的“小社会”，国有企业包揽了本应由社会和财政负担的各种社会保障。因此，企业内部的冗员不会在外部显现。而且，由于国有企业的“国有”性质，对于处境困难的企业，政府一般不会任其破产，从而剩余劳动力不会向社会释放。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重负之下的国有企业跟不上市场竞争，潜在失业问题就逐渐显现起来。因而在企业改革进程中，暂时回家休业（下岗）的潜在失业现象随处可见，同时，没有被国有企业以外的劳动力市场所吸引而留在国有企业内的潜在失业者也大大增加，这样，国有企业中根深蒂固的潜在失业问题，就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入而演变成大范围的下岗问题。所谓再就业工程就是在政府主导下，帮助企业和下岗职工寻找和创造多种就业机会，使其摆脱目前困境的多种措施的组合。它既不同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统包统配，也不同于劳动力市场的自由流动与竞争就业。可以说，它是介于二者之间，并由前者向后者转化、过渡的一种临时安置性的就业机制。
（二）
在延续了30年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城镇劳动力资源采取了国家“统包统配”、统一安排就业的行政性配置方式。这种方式基于一种良好的愿望，认为社会主义应该使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于是“低工资、多就业”，“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就成为就业政策的指导原则。由于否定失业，在主观上企图消灭失业，于是大量的潜在劳动力资源转变为现实的劳动力供给。这就使得许多企业在自身的劳动需求一定的前提下，不得不接受计划部门过量的劳动力配给。于是“冗员”和“在职剩余劳动力”的广泛存在，便成为计划经济体制运行过程中内生的制度性缺陷之一。同时，在传统经济体制内，国有企业还不能算是真正的企业，由于企业预算约束的软化，企业领导人的地位、权力、升迁是和企业规模（而人员又是衡量企业规模的基本指标之一）成正比的。因此，每个企业除存在投资饥渴症之外，同样存在就业指标饥渴症，各企业领导都有使本企业规模越来越大，从而使本企业职工越来越多的行为偏好。其结果，“隐性失业”在旧体制内不仅难以克服，而且作为旧体制的产物日益走向膨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作为微观基础的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公司化运作，使企业正在一步步成为自负盈亏，具有刚性预算约束、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的市场主体。在这种变革的制度框架内，企业对生产要素投入组合的选择，就不再依据上级政府的纵向指令，而是依据市场供求和价格信号，通过成本最小化原则来予以确定。这样，在严格的成本约束条件下，那些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低于社会平均边际生产力的职工—作为无效劳动力会被“滤”出经济过程。无效率的企业在市场竞争的挤压下因设备老化，结构不合理和管理不善而被迫退出经济领域。这一退出行为，一般表现为破产、兼并和资产重组。而国有企业的退出行为，同时也就意味着在这些企业就业的国有企业职工也随之退出就业岗位而成为下岗职工。这说明传统的就业模式已越来越不适应市场化改革的要求，职工下岗再就业已成为新旧就业模式转型时期必然的产物。而下岗再就业工程，就是在国有企业改革尚未完全到位，社会保障与失业保险体系尚待完善的条件下，为提高国有企业竞争力和减轻下岗职工困难而采取的一种过渡模式。
（三）
劳动力市场是由劳动用人单位的需方和劳动力所有者的供方所构成。劳动力的需求供给的变化，是市场运行的主流，劳动力市场是在协调需求与供给关系的过程中运行着。供求机制、价格（工资）机制、竞争机制，是调节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机制。
首先，我们来观察劳动力的需求方。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经济制度，市场就业直接为非国有企业的用工提供了劳动力来源。非国有企业如城镇新办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等，都是独立自主经营，它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必须根据社会需求和自身的条件组织生产。因此，非国有企业需要的劳动力，国家不能指派，唯一可行的办法，是让它们直接到市场选择、招收录用，这就为市场就业提供了客观依据。据统计，在“八五”前四年中，全部职工的平均增长率为1．8％，而城镇私营企业从业人员和个体劳动者为18．5％，相当于全部职工平均增长率的10倍以上。在全国职工中，国有经济单位人数平均增长1．5％，非国有单位为40．8％，两者相差27倍。②速率上的巨大差别，反映出大量新就业人员通过劳动力市场进入到非国有单位，也反映出劳动力市场配置和非市场配置份额的相对消长。事实证明，由于实行市场就业，非国有经济才得以存在和发展。
市场就业同国有企业拥有用工自相配套。企业用工自，既是经营自的一个重要内容，又是自负盈亏的一个关键，因此，在改革过程中，企业的用工自正在逐步确立。实行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在核定的工资总额内，增人不增工资，减人不减工资，使企业用工有了约束，不能任意招工，也不能接受国家管理部门的分配。1986年开始实行劳动合同制，目前又在全面推行全员劳动合同制，使企业面向市场，自主用工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我们再来观察劳动力的供给方。
由于劳动者具有独立人格，劳动力归其个人所有；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费用，大部分由本人及其家庭负担；劳动是谋生的唯一手段等，使劳动者天然具有选择就业的意识。又由于各个人的劳动力存在异质性，个人的兴趣不同，对就业地点、单位以及劳动条件等的选择都各有所好，因此，他们要求进入市场，自主择业，以满足自己的要求，是一种理。
改革开放以来，劳动者的市场就业在逐步扩展。80年代初实行的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三结合”就业方针，使劳动者在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方面，开始运用劳动力个人所有权自主择业。实行劳动合同制，劳动者可以与企业签订合同、续订或终止合同，从而使市场就业有了合法的手段。市场就业也使劳动者在各种经济成份之间、地区之间、企业之间的流动率大大提高，并改变了行政调配办法，而是经过市场，以应聘、借调、劳务承包、停薪留职、辞职等多种形式进行流动。
劳动者在市场就业方面，目前主要表现为挑剔性的择业意识较强，尤其在新成长的劳动者群体中表现明显。一些毕业学生，在就业选择上，对脏、险、苦、累、差的工作不愿干，离家远的单位不愿去，收入不多的岗位不感兴趣。这些情况，造成有的行业招工难，有的行业招工蜂拥而上，使社会在一定时期内不能形成相对稳定的职业结构。为此，就业服务机构要负起就业指导的责任，指导和帮助劳动者树立正确的就业观，使他们既根据自身的体力素质，工作能力和个人兴趣等情况，同时也考虑社会的需要，进行比较理性的职业选择。
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市场就业要求极为迫切。由于相应的市场培育滞后，使剩余劳动力纷纷自发地向外地流动。其中有组织的流动，如接受外来招工或集体劳务输出，以及经过市场机构组织流动的仅占10％，这种状况，迫切需要建立地区的、局部的、以至乡镇的劳动力市场，以掌握信息，加强管理，制定有效的措施，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市场就业问题。
（四）
下岗再就业工程作为解决国有企业剩余劳动力出路的一个重要举措，有利于国有企业减亏增盈与社会安定，也有利于国企深化改革，优化结构。但这毕竟是由国有企业特殊体制状况所决定的一种特殊措施，不应以此来代替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从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局来看，我们应该有意识地使下岗再就业工程与劳动市场的发育对接起来，实现这种对接的基本思路可以作如下表述：
1．变下岗身份为失业身份，使下岗职工在劳动关系上脱离原企业走向大市场。下岗与失业虽然都意味着没有工作，没有工资，但属不同的概念范畴。下岗并不脱离原企业，而失业则是劳动力市场的后备军，失业者不是哪个企业的失业者，而是社会的失业者，因此，要由社会来负责。失业有多种不同性质，大体可分为三种：①摩擦性失业，指人们在不同地区、不同职业或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不停地变动工作而引起的失业；②结构性失业，指产业结构变动引起的劳动力需求变动而造成的失业；③周期性失业，指经济周期性波动造成总需求减少而导致的失业。从根本上说，在劳动力市场运行中出现失业，是这种劳动制度的必然现象。在劳动力自由买卖的前提下，劳动力市场虽然能提供就业机会，但不保证就业。事实上，劳动力市场的正常运转是与失业后备军的存在分不开的。在劳动力市场，就业与失业是双生子，不可能只有就业而无失业，从个人来说，就业与失业也是处在相互转化过程中。我们在发展的目标上可以提出充分就业的期望，但充分就业也不是绝对的百分之百地就业，能做到相对的绝大多数就业就可以了。因此，变更“下岗”身份为失业身份，要做大量工作，除转变观念外，一些企业采用赎买方式一次买断劳动关系，使下岗者不得不投身于劳动力市场。据悉，广东省国有企业分流安置富余人员原则上采取一步到位的办法，即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支付补偿金，进入劳动力市场实现再就业。现有的下岗再就业服务中心，为下岗职工积极创造再就业条件，少进“中心”，快出“中心”。从2003年起，不再保留“中心”组织，企业富余人员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
2．把失业保障、职业培训和再就业有机统一起来。失业意味着劳动者失去了获取收益、维持生计的机会和手段。为了使失业者能够生存，政府具有义不容辞的职责，必须建立失业社会保障制度，同时对摩擦性、结构性失业者，要采取职业培训措施，使其提高就业能力，适应科技进步和就业竞争的要求，并大力发展再就业工程，促进劳动力就业。
3．提高劳动就业的组织化程度。在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双方由于组织化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往往是需求方（组织程度高）处于有利地位，而供给方（分散化）处于不利地位，在就业条件、工资报酬等方面处于被动。市场经济国家在长期的市场经济实践中，逐步形成有组织的劳动交换方式，使供给方的组织化程度明显提高，工会组织在维护劳动者权益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也要重视工会组织在保证劳动者就业和收入权益方面的积极作用，逐步提高劳动就业的组织化程度。
4．大力发展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在劳动交换中发挥着桥梁和纽带作用，是劳动力市场发育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比如西方的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非常发达，对达成劳资交易产生重要影响。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也要大力发展市场中介组织，完善职业介绍机构及其自律性机制，使中介组织真正发挥促成劳动交换，沟通就业渠道的重要作用。
5．加强和改善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宏观调控。单纯的市场配置会产生劳动力市场的失灵，这也是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实践的基本经验，国家干预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是一种客观需要。战后西方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加强了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其经验也值得我们借鉴。首先要加强劳动力的法制管理，完善劳动力市场立法，包括劳动法、促进就业法、劳动安全法、劳动者权益保护法等，使法律体系完善；其次要通过公共支出扩大就业渠道，救济失业者，实行就业的再培训等，使就业的路子更为宽广；再次是要实行长期稳定的就业政策，使就业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综合配套，尽可能降低失业率，实现充分就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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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篇5
论文摘要：在高等教育供求主体中，大学生是双重身份的主体：对于高等教育机会需求而言，学生是需求主体；对劳动力市场而言，大学毕业生将成为劳动力供给主体。因此，大学毕业生就业成为供求均衡度的计量指标，也是实现各个主体利益的集中反映。在高等教育供求主体利益的框架下探讨大学毕业生就业，是实现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配置的关键，以保障高等教育供求主体利益的平衡。
一、高等教育供求与就业市场的“联姻”
20世纪9o年代末。我国高等教育迅速扩展，扩大高等教育供给是为了满足个人对高等教育日益增长的需求，以及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的挑战。但是，高等教育供给的数量增长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更关键的问题是高等教育供给是否能够转化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确切地说，无论是满足社会还是个人需求的高等教育供给，其最终结果必须实现大学生个人从潜在的劳动力转化为现实的劳动力，大学毕业生要在就业的劳动力市场上实现配置。实现这个配置过程要求：作为高等教育服务供给者的学校能够在企业和大学毕业生之间建起通畅的渠道，企业和大学毕业生之间又能够相互了解，以使所有的供求主体利益更加协调发展。这些要求的实现只能在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中完成，可想而知，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机制的健全与否事关重大。由此可见，高等教育供求与就业市场的“联姻”是供求实现的最基本前提条件，就业市场机制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高等教育供求伴随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的变化，如果就业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利益冲突就会得到化解；反之，利益冲突就会加剧。
就业市场机制对高等教育供求的数量和层次结构都有影响，因此，高等教育供求就要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配置作出灵敏反应。我国学者康宁博士认为，由于大量人口涌向高等学校，高等教育供给的压力越来越大。如果仅仅只从规模扩大来缓解眼前人口压力带来的矛盾，势必导致大量人才出现“无效供给”局面，出现人才过度和人才缺岗的双重浪费现象。以致这种结构性失调供给的人才数量越多，则无效供给造成的结构性浪费越大，最终使生产性成本上升，劳动生产率下降。因此，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一种有质量的数量增长和有效益的规模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讲结构就是讲数量、质量和效益的结构优化；讲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就是讲结构性供需均衡。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是实现资源配置的场所，它反映着高等教育供给数量和结构达到平衡气象变化。概言之，高等教育供求是通过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配置来实现，它制约着高等教育供求主体的行为(见下图)。
在高等教育供求实现过程中，劳动力供给者(学生)、劳动力需求者(企业)、高等教育服务提供者(学校)都需对劳动力市场作出应有的反应。也就是说，高等教育的供求活动已纳入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机制之中，只有这样供求活动才能满足各个主体的利益，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否则，高等教育供求主体之间就会滋生出难以消解的利益矛盾，演变为利益冲突。因此，高等教育供求主体利益必然是大学生就业市场配置效果的反映，因为高等教育供求与就业市场之间存在“联姻”关系。
二、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的配置规律
按照劳动力经济学的解释，劳动力市场是劳动供求双方进行劳动交换而发生的一系列劳动合约的总和，是一种劳动供求之问以劳动交换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深层反映。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在劳动力市场变化中，作为劳动交换的当事人，劳动力供给者和需求者双方的行为是理性的，即以寻求最大利益为其行为的基本动机，并以各自收益与成本的均衡为原则决定各自的供给和需求。在收益与成本均衡点相等之处，双方自愿达成劳动供求数量和工资率的劳动合约。这个收益均衡点就是工资率，即工资率作为一种劳动(小时)的价格，是一种灵活的“看不见的手”，它在劳动供求之间进行利益的分配，同时，通过利益引导，在社会各个部门、各个企业之间进行劳动资源分配。工资率作为劳动供求运动的结果，既显示已有劳动供求状况，同时又引导劳动供求发生变动。调节着劳动力自由流动从而导致劳动资源在各个企业和部门之间的分配作为个体劳动力供给者，他们需要适应市场的安排，因为对社会绝大多数劳动力供给者来说，劳动是唯一的谋生手段。市场配置理论强调：劳动力市场的重要作用在于将社会的劳动力资源有效地分配到各个企业和部门中，其结果是不仅改进了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而且也改进了人力资源的有效利用境况。正如我国学者付钢战指出：“在现代社会中。劳动力市场与企业所有制没有必然的逻辑对应关系，它与行政性劳动资源分配体制主要的差异在于：(1)劳动力市场对于劳动资源的分配，是以劳动交换为基础。通过劳动合约形式而实现的；(2)它是一种微观经济主体在寻求自身利益过程中自动进行的配置和改进效率的社会形式，无需任何人格化和行政力量来安排。”由此可见，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可以作为一种信号，调节着企业和劳动力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从而达到对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劳动力有效配置可以使劳动力的使用效率达到最大化，如何能够实现劳动力有效配置，经济学家的诠释如下：
第一，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虽然劳动力市场配置过程是复杂的。但就其本质而言，不过是调节市场中“经济人”的主体行为过程而已。在人力资源的市场配置过程中，劳动力市场出现两个独立的主体：供给主体和需求主体。需求主体指一切用人单位。包括“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供给主体指凡有劳动能力又愿意就业的人。按照“经济人”假设原理，供求双方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那么，作为劳动力使用的企业就成为需求方，它们在利润最大化目标下，以劳动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为用人原则雇佣劳动者；而提供劳动力个人就成为供给方，他们是以个人收入与福利的最大化为就业目标。王善迈教授对此曾经作出比较具体的描述。他指出：“劳动力供求主体双方在劳动力市场上(有形与无形的)双向自由选择，供与求相互间展开自由平等竞争，最终以劳动合同形式完成配置过程。劳动合同规定双方的权益，约束双方的行为。作为劳动力的价格——工资，由劳动力供求决定，并在供求均衡点上形成均衡工资。工资的水平与变动，反过来调节劳动力的供求，并引起劳动力在地区、行业、职业间的自由流动。”其实大学毕业生作为劳动力特殊组成部分。与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配置没有本质区别，对劳动力市场配置有着相同的反应，即大学毕业生就是劳动力的供给者，要与企业这个劳动力需求者进行交换，双方的行为均为“经济人”，不过学校作为(大学毕业生)劳动力培养者也被卷进这个交易的活动中，因此，依据劳动力市场配置理解大学毕业生就业就比较有规律可循。
第二，政府干预学派的观点。关于劳动力市场配置，政府干预学派的理论是对古典经济学予以补充。新凯恩斯主义的供求调节理论认为，失业是劳动力市场的非均衡结果。正如罗莫尔(Romer，D．)指出：“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工资粘性就会使市场波动演变为就业波动。”非瓦尔拉斯均衡和配给制度理论是在继承和发展凯恩斯主义供给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该理论认为，如果没有适合性的话，失业的存在就是不可抗拒的现实。在研究劳动力供给调节问题时，“瞬时一般均衡理论”的观点代表了一种普遍意义的看法。被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它强调劳动力的消费和供给行为之间的关系，认为二者通过预期工资和财富价格的变化引起劳动力供给的变化，从而引起就业数量的变化。同时，瞬时一般均衡理论承认自愿失业，认为市场上存在的寻找工作的失业状态的人只是由于固定工时制的原因，在工作和闲暇两种状态中作出选择。失业表现为市场固定工时工资所带来的效应小于这段时间用于闲暇所带来的效用。瞬时一般均衡理论很好地解释失业的原因，为解决失业问题另辟蹊径，对促进社会的公平和稳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据此，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可以这样解释，随着社会劳动效率提高，个人闲暇时间增多，“失业”则是劳动力配置过程中存在的一种不可抗拒的状态。第三，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关于劳动力的配置进行了比较深入细致的分析。2o世纪60年代以美国学者舒尔茨等人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揭示了人力资源在劳动力市场有效配置中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到70年代，一些西方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筛选理论”、“社会化理论”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这些观点提醒人们，如果一味地以数量为目标的高等教育供给增加，在劳动力市场上并不能得到有效配置，是因为教育本身不能绝对地改变劳动力市场的现状，而且还要受劳动力市场的影响。首先，筛选理论的观点将教育只是当作劳动力配置的一个“信号”。该理论的代表人物迈克尔·史播斯在《筛选假设——就业市场信号》一文中曾经指出：“筛选假设系指把教育看成是一种帮助雇主识别不同能力的求职者，以便将他们安置到不同工作岗位上的装置的理论。”筛选假设理论把人的属性按照特点分为两类：一类是叫做标识。指的是人与生俱来的、永远不变的那些属性，如性别、种族、家庭背景；另一类叫信号，指的是人后天形成的、可以改变的属性，如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个人阅历等。筛选假设理论认为个人受教育并不意味着对经济增长起作用，教育只不过是一个筛选的手段和方法。如果说教育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就是教育有效地把能力不同的人配置到不同的工作岗位上而已，由此，能力不同的人，工资收入是不同的，教育和收入是正相关的。筛选假设理论强调的是高等教育的甄别作用，当人才不再紧缺时，甄别的信号就不明显。人力资源不可能实现有效配置。其次，社会化理论也是在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理论。代表人物英克莱斯等人认为，学校不仅是学生学习的场所，也是学生进行社会化的地方，人的社会化程度与将来的就业密切相关。教育的过程就是要努力使学生进入高度等级化、社会化和世俗化的社会过程。社会化理论更加关注高等学校对学生的培训，特别是为大学生将来走向社会做准备工作，使毕业生更好地适应劳动力市场。再次，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m·卡诺依(martinCarnoy)认为，劳动力市场不是统一的市场，而是分割为二元或多元的劳动力市场，即主要劳动力市场、次要劳动力市场、垄断劳动力市场和竞争劳动力市场等。求职者受教育程度决定其进入那一种劳动力市场，个人收入多少与其所处的劳动力市场层次相关。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进一步强调作为不存在统一性的劳动力市场始终是处于分割状态，劳动力能够进入哪一级劳动力市场完全取决于个人受教育程度；主次不同的劳动力市场的待遇存在本质区别，根据市场分割理论的判断，受高等教育者可能得到的预期回报就显而易见，如果个人希望获得高回报，就必须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就必须接受高层次的教育。
劳动力市场配置理论对所有劳动力的配置过程做了一般解释，实现大学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的配置，就是要求高等教育供给要面向劳动力市场。K·辛齐利夫(K．Hinchliffe)在《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一文中明确地指出：“在5o年代后期以前的模式中，劳动力被视为同质的。随着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这种观点不再被接受。对劳动力的需求逐渐在一系列市场背景下得以解释。每一种市场都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劳动者的背景有一定要求，有关教育和培训的要求尤为重要。”这说明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劳动力有明显的差异性，从某种意义上讲，高等教育就是一种专业教育，它是直接为社会输送各类高层次劳动力服务的。高等教育供求实现必须面向劳动力市场，高等教育供给需要兼备双重使命：其一，作为高等教育服务市场中的生产者要满足高等教育机会需求者的要求；其二，作为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商品的供给者要满足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高等教育只有成为完成上述双重使命，对两个市场作出良好的反应，才能使供给达到合理的状态并转化为有效供给。
三、大学毕业生在就业市场配置中的调节因素
从劳动力市场配置理论的研究中可以归纳如下三点：劳动力的工资、劳动力市场信号、主次劳动力市场分割。这是劳动力市场机制能否有效发挥的三个关键的焦点问题，因此，也是衡量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的机制健全与否的因素。
其一，就工资而言，在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配置调节过程中出现扭曲。一直以来对大学生就业的思考中，常常要求大学生要调整心态，降低对高工资的奢求，促进就业市场配置的实现。大学毕业生经过就业市场配置过程中的“博弈”，已经将自认为合理的工资水平降了又降。以致出现了“零工资就业”的现象，但是，就业率还是在下降。由此可见，从宏观上，工资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配置起不到调节作用。
考察我国的工资变化，我国工资制度中的“体脑倒挂”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现存的工资制度还存在问题，工资制定缺乏根据，存在着行业界限。地区之间差异明显。工资制度一直在改革，但都是针对在岗人员采取的激励机制，并没有对大学毕业生就业产生具有推动作用的影响。
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篇6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建设现状原因对策
一、引言
劳动力市场也称为“人才市场”，指的是劳工供求的市场，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由市场来配置劳动力资源和调节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运行机制。劳动力市场在整个市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体系已基本发育成型，并呈现良性运转的态势。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仍然有许多方面还不够完善，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劳动力总量供大于求，而且素质不高，劳动力市场依然存在制度性分隔，社会保险和保障制度尚不完善，劳动就业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等。这些问题给我国和谐劳动关系的建立造成了阻碍。
二、中国劳动力市场现状
我国是世界上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根据国家的人口统计，我国有13亿人口，其中15～65岁的适龄劳动人口就占70%。2014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国人民现役军人，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及海外华侨人数）13678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710万人。从城乡结构看，城镇常住人口74916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805万人，乡村常住人口61866万人，减少1095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54.77%。全国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个乡镇街道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即人户分离人口）2.98亿人，比上年末增加944万人，其中流动人口为2.53亿人，比上年末增加800万人。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7253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76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3931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070万人。
通过调查，可以总结一些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特点：
第一，我国的劳动数量多，劳动参与率大。
第二，我国劳动力总体素质低下，劳动平均素质低。
第三，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转移。
第四，人才地域还是呈现东强西弱的趋势。
第五，非公有制的就业人员急剧增加。
第六，人员流动幅度较大。
第七，我国劳动力市场不健全、不完善、不统一。
第八，就业率增长很快。
第九，农村劳动剩余量多。
第十，新生劳动力增长快，供大于求矛盾突出。
第十一，劳动力使用成本偏低。
第十二，技能型人才总量严重不足。
中国的就业问题不仅仅在于如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还在于如何形成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提高劳动效率，以便在国际上具有劳务竞争优势。然而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现状远没有达到完善的程度，仍处于初级阶段，迫切需要政府对劳动力市场进行整顿、调整和完善。正视现有问题，提高我国对劳动力市场的有效建设，对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中国劳动力市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劳动力市场劳动力数量庞大，劳动参与率高，但是总体素质低下，交易成本过高，劳动交易不方便，市场供求信息不及时不充分不对称，并且劳资双方地位不均等，这些都是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的表现。另外，我国劳动力市场管理机制不健全，宏观管理和监督力不够，中介服务机构发展不完善，劳动力市场还不够规范，还没有进入法制化和规范化。总之，劳动力市场发展滞后于其整体规划，仍然处于初级阶段。
（一）劳动力市场价格信号机制不完善导致市场工资率差别过大
提供真实、相对准确的劳动力市场价格信息――相关劳动力的市场通行工资率水平，帮助劳动力供需双方进行明智的市场决策，是劳动力市场的一种重要功能。但中国目前劳动力市场这种功能表现却并不令人满意。这一方面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的隔离导致劳动力流动不十分通畅，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传递不顺畅，对劳动力市场信息进行搜集以及的专业机构太少。尽管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机构已经开始正式劳动力市场价位的指导数字，但由于这些调查往往不系统、操作也不是很科学，因而无法成为企业薪酬决策的重要依据，结果导致同种劳动力的市场价格信号往往差别很大。
（二）劳动力市场城乡分隔严重导致竞争有失公平
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城市和农村两个市场，城市劳动力市场又分为不完全竞争和完全竞争两个市场。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是城镇就业岗位中不向农民工开放的那部分市场，属于主要劳动力市场。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是城镇工作岗位中向农民工开放的那部分市场，属于次要劳动力市场。农村劳动力市场则是完全竞争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后难以在主要劳动力市场求职而只能转入次要劳动力市场，失去了与城镇劳动力公平竞争的机会。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竞争更加激烈，导致劳动力交易价格不断压低。当劳动力价格长期低于劳动力价值时，劳动力必然会退出该行业或地区，因而导致了区域性结构性的民工匮乏。
（三）劳动力市场建设缺乏有效的宏观管理导致市场秩序混乱
市场建设缺乏有效的宏观管理，以致引起市场秩序混乱。近几年，随着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迅速发展，涌现出各种职业介绍机构，为了尽早地占领市场，各种职业介绍机构各自为营，彼此之间沟通很少，有的甚至为了获得经济利益而搞不正当竞争。而对于那些非法的职业介绍机构就更不用说了，私招滥招、收取高额中介费等。目前我国起步不久的劳动力市场建设正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宏观管理，才使得市场秩序混乱。
（四）劳动力市场法律系统不健全导致劳动者的权益屡屡受到侵害
中国现处于市场经济初期，整个社会在剧烈变革中，就业矛盾非常突出，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少数企业仍然无视《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有些不良雇主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恶意拖欠工资、提供恶劣的工作条件等，其原因首先在于我国劳动法立法时间不长，劳动法律体系不完善，难免会存在各种漏洞和不足，其次各级政府的职能转变滞后于市场的发展，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还未上升到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的时候，劳动执法部门的执行权力显然是无法得到保证的。
（五）劳动力市场保障体系和宏观监督机制不够健全
现有社会保障制度呈现二元结构。城市基本建立起了社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的社会保障体系，农村尽管建立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但由于经济水平低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提高。城镇社会保障也存在部门和人群差异。首先，国企、较规范的私企和外企等正规企业一般都建立了社保制度，其他的非正规企业则没有完全建立。其次，在正规企业的就业者与用人单位劳动关系较稳定，劳动侵权现象较少；而在非正规企业的就业者，劳动用工不规范，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现象很普遍。此外，在农民与企业的关系上，反映最强烈的是工资拖欠问题，虽然劳动部门每年都有追缴拖欠款、整顿劳动力市场的行动，但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要建立保护劳动者权益的长效机制，健全劳动力市场保障体系和宏观监督机制，加大执行力度。
四、中国劳动力市场建设滞后的原因
（一）机制不健全，基础建设落后
从城乡劳动力市场发展的现状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要求看，发挥市场机制在城镇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显得更为紧迫。我国现行劳动力市场总体上呈现出基础设施落后、现代化程度低的状态。市场的信息化程度和服务手段不健全，致使市场辐射范围窄、信息迟滞，严重影响着劳动力就业市场的服务功能。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域经济的影响，各地劳动力市场发展也不平衡。
（二）市场分隔影响了市场效率
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是劳动力资源配置高效率的重要保证。这不仅使劳动力就业范围得到扩大，而且使劳动力就业质量得到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隔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城乡二元经济及由此产生的一些制度性分隔。在以传统的国有经济部门为代表的体制内劳动力市场，工资体制仍带有低工资、高福利的特点。而在同一经济部门的体制外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对工资的影响较大，工资对劳动力市场的调节也较为有效。由于市场上劳动力严重供大于求的态势，工资水平低，体制内工人能享受的高福利，体制外的工人却无法享受。这样一来，就工资和福利而言，体制内外的劳动者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阻碍了企业产权重组、就业重组、减员增效的改革。
（三）企业改革滞后，农业生产比较利益下降
企业制度改革滞后，不仅使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不能真正成为劳动力市场中的需求主体，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劳动力的供给。完善劳动力市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可以使企业由原来行政机构的附属物，转变为市场竞争主体和劳动用工主体。虽然我国近些年来企业制度和经营机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远没有达到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和劳动用工主体的地步。此外，农业生产比较利益下降加剧了农村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矛盾。劳动力供过于求是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特点，而农村劳动力供求的矛盾更为突出。
（四）缺乏整体规划及必要的宏观调控
劳动力市场的宏观调控体系是国家保证劳动力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市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调控劳动力供需总量，调控劳动力的流向和流量，克服市场机制的弱点和消极作用，引导劳动力市场的健康有序运行。然而目前我国对劳动力市场的宏观调控体系很不健全，宏观调控乏力，从总体上看，还没有找到调控和引导劳动力市场健康运行的调控方式。
五、完善中国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对策
（一）大力提高人民素质
人民素质与其现代化和城市化水平是密切相关的。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民素质越高，它的现代化和城市化水平就越高。提高人民素质，最根本的是要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现在中国的各级政府、企业及不少家庭已认识到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人力资本投资数量连年较快增长。同时，要不断扩大教育的规模，积极发展各种教育形式，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使劳动者素质不断提高。
（二）进一步完善工资机制
完善工资机制，使工资由劳动力市场供求决定。确保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价格信号”正常发挥作用。利用劳动力市场上“工资率”的调节功能，对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供需进行灵活的调节，是解决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问题的关键所在。改革工资制度，主要改革劳动工资形成机制，克服平均主义，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着力于机制创新和制度建设，完善国家的法律法规，使工资制机制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三）打破劳动力市场分隔，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
有关“农民工”劳动关系问题的根源是劳动力的市场分隔。所以，要想彻底解决有关“农民工”劳动关系问题，就要彻底打破劳动力的市场分隔。劳动力流动是劳动力供求双方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市场价格信号引导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方式。劳动力的流动不仅有助于减少摩擦性失业，而且有利于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目前我国劳动力流动的最大障碍可能还是户籍制度，为了促进劳动力在全国范围的自由流动，真正体现劳动者和企业作为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地位，政府必须加大力度改革户籍管理制度，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
（四）建立完善的失业保险制度，提高再就业资金的使用效率
一是扩大失业保险金的覆盖范围和功能。将失业保险范围由国有企业扩大到城镇多种所有制的全部职工，将失业保险的功能由目前以救助为主，逐步扩大到对失业人员的救助与就业和再就业服务两种功能。二是改革失业保险金的筹集渠道和方法，尽快落实国家已确定的保险金收缴比例和办法。三是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规范各种收费行为。把目前单独设立的各项有关的基金同失业保险金捆起来统一使用，使其与职业介绍、专业训练和生产自救等促进就业和再就业的服务措施更好地结合起来。资金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纳入财政预算，并接受财政审计监督。
（五）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
通过加强劳动力市场立法、严格劳动力市场执法以完善劳动力市场秩序，保护劳动者和企业双方的合法权益，使侵权行为得到应有的惩处，可以促进劳动关系的建立、运行和处理规范化。通过劳动管理机构和群众自我维护权利两方面的力量，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政府要切实承担起维护市场秩序的责任。加强劳动力市场立法、执法方面的管理。
（六）调整产业结构，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研究产业结构时，我们应吸收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的先进经验。他们的经验告诉我们，产业结构的变化过程的阶段性调整是需要较长的过程的。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业所占的比重由相对下降到绝对下降。伴随着农业进一步下降的发展过程，为第三产业创造机会。第三产业的发展应以第一、第二产业的发展为基础，实现一、二、三产业结构上协调合理，这对于实现总量平衡、扩大就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六、结语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体系有了初步发展，但还很不完善，尚处于起步阶段。劳动力市场运行缺乏有效的宏观调控，诸多问题影响着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和谐发展，劳动力市场的完善迫在眉睫，需要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来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进一步完善工资机制，打破劳动力市场分隔，消除劳动力流动障碍，加强劳动力市场法制建设，规范市场运行秩序，建立完善的失业保险制度等。努力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从而进一步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中国的经济有条不紊地健康迅速的发展。
（作者单位为内蒙古大唐国际海勃湾水利枢纽开发有限公司）
[作者简介：郭增光（1981―），男，河北保定人，本科，2004年6月毕业于华北电力大学电子专业，工程师，高级人力资源师，主要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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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篇7
关键词：城市化；社会保障；劳动力比较优势
一、我们追求的是缺失社会保障的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吗?
(一)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再讨论
自林毅夫等1994年提出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以来，较长时间对如下观点取得了共识：目前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低廉，适宜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近年来这方面的讨论又热烈起来，有战略理论层面的争论，有产业结构角度的探讨，有从人口学视野的分析(左学金，2000)，有国际贸易利益-方面的阐述。大多认为，中国到2015年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低成本比较优势将逐渐消失；实施统一的社会保障将削弱我国国际竞争力。实际上，这些讨论较多的是基于劳动力供给数量的绝对比较优势，没有深入分析和重视合理社会保障基础上的基于劳动力就业状况及其质量的相对劳动力比较优势。
林毅夫、孙希芳(2003)对比较优势战略理论做了进一步阐释与发展，并特别突出地强调：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有利于要素禀赋结构的较快提升，资本(包括人力资本)相对丰裕度提高，也将促进产业与技术结构升级；比较优势的发挥需要内生于发展战略的制度结构相支撑，特别是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体系，经济发展中政府要维护市场的竞争性、规则性(林毅夫、孙希芳，2003)。他们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在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中自然而然逐步形成的，与物质资本相辅相成，对于政府在人力资本投资上的作为涉及不多，基本主张政府实施适应性的比较优势战略。在实践中，政府在落实比较优势战略中对人力资本的提升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尤其体现在社会保障制度上，很多形式的社会保障本身即具有人力资本投资性质。
以杨小凯(2001)为代表的超边际经济学贸易理论，对政府实施比较优势战略也有深入的论述，向国成、韩绍凤(2005)将此理论总结为综合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个经济主体的比较优势受技术效率、资源禀赋和交易效率等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向国成，韩绍风，2005)。比较而言，综合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主张是创造性比较优势战略，依据理论可知政府可以通过社会保障等市场制度内生出技术优势和交易效率优势，以此强化并与外生禀赋比较优势结合，形成有竞争力生命力的综合比较优势。经济主体的市场竞争力取决于察赋比较优势、技术比较优势、交易比较优势等多个因素的综合比较优势。在经济发展上，不仅只“听天命”(即利用外生比较优势)，更要“尽人事”(即致力于内生比较优势的形成和交易效率的提高)，这是综合比较优势理论“不可能定理”所揭示的真谛(杨小凯、张永生，2001)。一个国家虽然具有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禀赋优势，但当劳动的技术比较劣势和交易效率比较劣势足以抵消其禀赋优势时，该国家就不一定生产和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就有可能为其他国家或地区所取代，被排斥在国际或地区分工之外。就我国而言，劳动力比较优势不仅取决于劳动力供给的绝对数量比较优势，更要取决于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工业化就业性转移(即市场交易效率比较优势)，和劳动力的质量提升，或者说就是劳动就业中相对于工资成本的劳动效率提高(即劳动的技术比较优势)，后二者直接与社会保障等市场制度密切相关。而我国的社会保障没有充分考虑到城乡劳动力市场的潜在优势的发展变化，正可能面临着上述窘境，因此可以说，当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挖掘与升华的关键所在。
(二)我们追求的是缺失社会保障的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吗?
企业对社会保障负有一定的责任，弱化社会保障的确对企业而言存在一定的吸引力，可以节约劳动力成本，但劳动的生产技术性效率受到制约，劳动力市场交易效率也会下降；而健全的社会保障将给劳动力提供教育、培训、医疗保健等，保证劳动的高效率和技术创新，并促进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我们是追求单纯劳动力低成本的比较优势还是高素质劳动力的综合比较优势呢?我们先来认真分析缺失社会保障的廉价劳动力优势的实际效果，再看社会保障促进劳动力比较优势发展的效应。
目前，中国劳动力每小时工资约是0.5美元，而在美国约是16美元，在墨西哥约是4美元。表面上看，劳动力“价廉”对吸引外国投资者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质优”没有持续性制度保障，实际上只能产生恶性循环的后果：劳动者得不到平均水平的工资，必然失去许多技术培训和再教育的机会，生活保障低，技术人力缺乏，进而导致产品技术落后，国际竞争力衰弱。劳动力的低价格最终会与技术等级的低层次接近，在发达国家通过高工资集中优势产业，成为高附加值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制造中心的时候，我国的低价格策略只能不断把淘汰工厂吸引进来。如果“垃圾产业”在中国越来越多，形成规模性集中，导致产业工人生活的长期贫困化。应该说，这是落后的劳动力绝对比较优势，不是我们要追求的理想的相对劳动力比较优势。
如果仅把劳动力看作商品，仅从供求关系上讲，中国的劳动力必然价格较低。但是我们知道，劳动力价格是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它既包括劳动力自身再生产的需要，也包括劳动力自身发展的需要；既取决于经济因素、市场供求，也取决于社会因素。随着社会的进步，劳动力需求必然也要求增加。我们发展要求以人为本，社会责任标准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发达国家劳动力价格较高并非完全是其劳动生产率高和再生产成本的表现，在更大程度上是社会发展水平的表现。正是社会的发展要求给予劳动者更好的社会福利、更多的闲暇时间等，而不仅仅限于劳动力自身的再生产(张劲文，2005)。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飞速，而一些外资企业中相当部分劳动者的收入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相应地提高，其发展、工作和生存条件也没有随着社会责任标准的强化而提高，受教育的机会、发展的潜力在许多条件下也被无形中剥夺。
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国贸易受到的负面影响也非常突出。根据公开的统计资料，2004年1月～10月，中国进出口加工贸易累积4371.5亿美元，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47％，这意味着中国处于全球化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加工贸易有零关税的优势，但由于缺乏品牌价值和基于高素质劳动力的创新内涵，加工贸易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很低，加工贸易占据中国贸易半壁江山的境况影响了整体的收益水平，降低了中国贸易的竞争力。在国际贸易分工中，长期依靠简单加工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虽然依旧能获得部分利益，但是在长时期将会面临贸易结构的不稳定以及贸易条件的恶化，出现总是落后于人
的绝对“比较优势”陷阱。一些单纯依靠低劳动力工资成本的地区产业层次相对较低，产业升级也很不理想。
2004年开始出现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民工荒”，也为中国仰仗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的增长道路敲响警钟。“民工荒”是农民工对没有社会保障的低于市场工资水平企业的一种抛弃或反抗的现象，反映出他们对社会保障的强烈追求。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目前的重要问题在于劳动力廉价中的社会责任缺失，我们的主要任务在于促进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升华。
二、社会保障与劳动力市场的互动关系发展及我国存在的问题
社会保障促进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发挥与升华要通过对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而实现。对社会保障与劳动力市场关系的理论研究最早隐含于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理论。庇古福利经济学为社会保障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社会保障与劳动力市场互动在其中有间接论述。他认为最佳效率的生产要素(含劳动要素)配置，可以带来国民收入的最大化。同时，他主张以社会保障等均等化政策来增加社会公平，效率与公平的有机协调可以达到社会福利最优状态。凯恩斯主张采取转移支付形式，实行社会保障，增加社会福利设施，刺激有效需求，带动劳动力市场发展，实现充分就业，其理论为制定经济和社会保障政策提供了直接理论依据。新经济增长理论(舒尔茨、卢卡斯等人)也特别强调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一些人力资本投资项目属于社会保障的范畴。阿马蒂亚・森(a・Sen1992)主张“能力”中心观，他认为，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来自个人能力的培养，在设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时，不仅要解决贫困阶层的基本生活，更重要的是“赋能”，即以教育、培训等形式赋予他们发展的机会。联合国也倡导“发展型社会福利”的新理念。由此我们可以判断，“赋能”政策的实施将改进和提升劳动力市场的配置效率与质量，实现社会保障与劳动力市场的良性互动。
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层面来看，现在英美等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度过了为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期劳动力市场服务，即发挥扶助贫弱、互济难关、培养人力资本等功能的阶段(王诚，2004)，纷纷开始市场化或强调效率的改革，提倡“第三条道路”，主张“社会投资”型福利政策。我们必须注意到，社会保障市场化改革的前提条件是一定的社会公平，而“一定的社会公平”正是20世纪40～60年代实行的全面社会福利奠定了的，改革只是对政府失灵或者政府过度干预的一种纠正，“帕累托改进”也是建立在以一定的社会公平为基本假设的基础上。在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由政府福利性干预与支持，国家不仅可以保证社会公平，更有利于效率的发挥与社会经济发展，还可以逐步促进市场机制的发育与成熟。二战后各国社会保障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经济恢复与繁荣发展，也进一步完善了市场经济运行体制。特别是日本，它作为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其社会保障与城乡劳动力转移的发展经验值得我们借鉴。1947年日本农村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为54.2％，是典型的传统产业型国家。此时，日本强化了社会保障制度和农村劳动力“跳跃式”非农化转移政策，1950年社会保障水平就达到欧美国家平均水平，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7.3％，日本国民的人均GDp仅有905美元，与欧美国家差距悬殊；1975年，日本社会保障水平缓缓上升到17.7％，农村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迅速下降为13.9％，国民人均GDp更是快速上升到7385美元(国家之间比较，如表1所示)。日本的劳动力比较优势持续了70多年，应该说他们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方面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我国在转型改革与进一步的开放中，要坚持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潜力挖掘与升华，这是由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要求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所决定的。社会保障与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的良性互动将有利于实现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挖掘与升华，但是当前二者关系割裂，没有很好地实现互动，更远未达到良性的程度。
问题一方面直接取决于社会保障与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我国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长期以来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流动性差；同时社会保障改革严重滞后，城镇基本保障还没有解决，农村社会保障更是困难重重。不合理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加剧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落后又进一步影响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我国改革后较长时期的社会保障制度探索，中心任务是为国有企业改革保驾护航，重视城市主要劳动力市场建设，而忽视了农村劳动力市场和城市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发育，致使城乡劳动力市场严重分割。进城农民工与在乡农民的社会保障丧失是导致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最大障碍。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劳动力流动性受到阻碍，造成劳动力资源严重的非优化不合理配置，市场交易效率低下，影响到国民产值的创造与经济增长的质量，进而也限制了经济福利的增进与社会保障的完善。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总量大约有5亿人，其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为3.3亿人。根据现有的资源状况，农业部门仅能容纳1.4亿左右的劳动力，农村潜在的富余劳动力总量达到1.8亿人以上，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的压力很大，即使从事非农生产的1.7亿农民工因为大多没有社会保障，就业也极不稳定。可见在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的任务仍然非常艰巨。
另一方面，在于社会保障与城乡劳动力市场二者之间的传导中介固化、互动机制失灵。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城镇化和农村工业化等传导中介没有能够有效结合中国比较优势，进而充分发挥应有的双向传导推动功能。比如，城镇化不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而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工业经济发展的一种基本手段，它是城乡劳动力市场和提高人民生活及保障水平的重要传导中介。但许多地方政府在城镇化问题上出现了误区，没有充分发挥城镇化作为传导中介的功能，致使互动机制无法有效形成。农村工业化作为城镇化发展的补充，也是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和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手段，合理适用的社会保障将有利于鼓励和保护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逐步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而我国农村工业化还处于起步阶段，激励与补贴政策缺乏力度、缺乏针对性。对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这一传导中介更是长期忽视，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导致城乡市场分割、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农村青壮年或通过特定的社会流动渠道定居城市，或进城打工，大大促进了城市化的进程。农村为其城市化的青壮年提供了抚养、教育等相关人力资本费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城市化的过程就是农村资源凝结成人力资本的形式向城市转移的过程。而这些人城市化以后实际上给农村带来的是极不对称的回报，农村收益远远低于城市，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基本全部留于城市。因此，城市政府应该以各种方式大力补偿农村、支持农村发展。
如果对问题没有清醒的认识，继续忽视传导中介与城乡
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互动机制的建设，长此以往可能制约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发挥，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为国有企业改革保驾护航的任务已经基本结束，现在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全面为城乡劳动力市场服务的时候了。建立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发展或激活传导中介双向推动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从而可以进一步增强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也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三、社会保障与城乡劳动力市场互动机制及提升劳动力比较优势的路径
发达国家经验告诉我们，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的教育、培训与卫生医疗等保障，一方面加速人力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也弥补劳动力市场失灵，提高城乡劳动力资源配置与市场交易效率。同时，成熟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需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全面服务，也为社会保障的发展提供物质支持。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有利于城乡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提高市场交易效率，也有利于激励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技术创新积极性。由此可见，社会保障与劳动力市场的良性互动将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及技术创新，推动城乡劳动力合理流动，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与市场交易效率。这样，劳动力资源禀赋的外生比较优势，结合内生的人力资本与技术优势和市场交易效率优势，形成厚实强劲的综合比较优势，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将得到充分发挥与升华，进而持续增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我国需要强化社会保障的供给，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一方面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增强内生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完善劳动力市场促进交易效率的提高。这样，在劳动力禀赋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我国就可以更好地实施比较优势战略，强化综合比较优势。中国劳动力丰富，劳动力素质结构也是多层次的，政府应当高度重视教育、培训、卫生医疗等社会保障的投入。这一方面有利于持续高质高效为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输送健康的一般劳动力；另一方面更有利于加速一般劳动力资源优势转化成为适合现代知识经济发展需要的具有较高知识与技能的知识型劳动力，以为经济结构的提升创造充分的人力资源优势。
中国比较优势的根本在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这不仅可以体现在劳动力资源丰富上，同时可以体现在劳动力质量上，二者相对应的产业层次不一样，前者主要是简单粗加工型的劳动密集产业，后者主要是强调一定技术、质量型的劳动密集产业。由此可以发现提升人力资本的水平，有利于中国比较优势的进一步挖掘与升华，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可持续的健康的经济增长，是我国日后长远发展的前途所在。从这个视角可以理解通过社会保障“赋能”增加人力资本积累，不会削弱我国比较优势与国家竞争力，相反可以产生“质优”性正相关效应。以完善社会保障挖掘与升华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路径实现的优越性，至少可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有利于农村劳动力持续稳定高质高效的供给，挖掘劳动力比较优势。社会保障通过农村工业化、城镇化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等传导中介，有利于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一方面促进农村劳动力持续稳定高质高效的非农化转移，抑制城市初级劳动力市场上工资成本的上升，保持中国工业制造品在世界贸易领域里的竞争力；另一方面还有利于发挥城市的聚集效应，保证消费总量的稳定增长和消费水平的持续升级，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2)有利于人力资本的提升，促进劳动力比较优势升华。加强与完善人力资本性质的社会保障，尤其是教育培训与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提高劳动力文化、技术等综合素质，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只要效率的提高快于成本上升，劳动力比较优势就可以保持，人力资本性质的社会保障的积极效应远大于成本方面的负面影响。这样，不仅在简单加工型的传统产业上劳动力比较优势得到进一步体现，而且在新型的强调技术与创新的产业上劳动力比较优势得到深化与升华。
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篇8
关键词：薪酬；劳动力市场；职位评价；市场定价
从人力资源管理视角而言，企业人力资源活动的成功要么取决于薪酬政策或实践，要么与薪酬政策或实践相关。首先，企业能否吸引和招聘到合适的员工与它所提供的薪酬直接相关。其次，薪酬还会影响企业激励和留住核心员工、关键员工的能力。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薪酬是个人和组织之间的一种心理契约，这种契约通过员工对于薪酬状况的感知而影响员工的工作行为、工作态度以及工作绩效。
综观以往薪酬领域的研究成果，大部分是从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出发，强调薪酬在企业内部的公平性和一致性。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自由化的不断深化，内部劳动力市场开始暴露出弊端，正面临着被外部劳动力市场所替代的新挑战。相应地，薪酬研究关注的焦点应该从先前的只注重组织内部标准转向关注外部劳动力市场的作用以及薪酬的外部竞争力问题。
一、内部劳动力市场的薪酬管理评述
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是指劳动力资源在企业内部的流动与配置。美国经济学家Doeringer和ore第一次明确总结和概括了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概念。他们定义内部劳动力市场是“一个行政性的单，例如一个制造企业，在那里，劳动力的定价和配置是通过一系列的行政性规则和程序来管理的。”这些行政性的规则和程序给内部劳动力市场上的成员提供一定的福利包括工作安全性，晋升和职业流动机会，公平待遇等。20世纪80年代之前，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劳动力资源大部分是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上进行配置的，在美国，拥有目前工作已超过25年时间的职工约占全部员工的25％；在法国、德国和日本，劳动力拥有稳定工作的倾向更加明显。
从薪酬视角来看，内部劳动力市场强调不同工作薪酬支付的内部公平性和一致性，而不关心与外部劳动力市场上类似工作的工资率比较是否具有公平性。内部劳动力市场上薪酬体系设计的主要方法是职位评价。职位评价是指对不同职位的价值及其在企业内的重要性高低进行评价和比较，然后再以评价结果为主要参照确定不同职位的薪酬水平。所以，内部劳动力市场上的薪酬体系是以职位为中心构建的。在这种薪酬体系里，员工的薪酬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在职位，而不是员工个人拥有的知识、技能和人力资本。在做职位评价的时候，企业只需要考虑职位的内在特征以及职责，而排除对外部因素的考虑比如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当地的工资率和地理位置等。职位评价方法在以制造业等集约化生产为特点的工业化时期被广泛的采用。
二、基于外部劳动力市场的薪酬管理
20世纪90年代之后，内部劳动力市场有效运行的条件发生了变化。首先，在美国，雇主开始通过裁员解雇工人，并且日益增加使用多种灵活化的短期雇用形式，包括非全日制就业、临时就业、承包就业和派遣就业等。其次，这种短期雇用形式在其他发达国家也呈现出很快的增长势头，如l985—1995年间，欧盟临时就业增长了2．5个百分点，其中增速最快的西班牙增长了约20％。目前，其临时就业占就业总量的30％。《经济学家》(2000)作了如下评论：“雇主和工人之间那种旧的社会契约正在被撕碎，现在还不清楚取代它的是什么，但这意味着先前的职业生涯模型，即一名员工在一家公司沿着工作阶梯晋升将会变得越来越稀少。”嘴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既有宏观层面的变革，例如经济全球化、自由化的不断深化，从工业化向知识经济的转化；也有微观层面组织发生的技术、生产方法的变革以及市场对组织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渗透。
这种变革已经导致组织和个人更加关注外部劳动力市场。现在，组织开始在所有的管理层次从外部雇用那些拥有合适技能的员工，而不仅仅是局限于从工作阶梯的进入口雇用新工人然后对他们进行培训，再从内部晋升。组织为了提高对外部环境的反应能力和反应速度，在进行组织变革的时候，越来越强调组织的扁平化，即缩减组织的管理层次，使组织从原来的众多级别变成少数的几个级别。为了适应这种变化，组织日益增加使用了临时雇用而不长期雇用。与此同时，组织也逐渐放弃了内部劳动力市场上以职位为中心的薪酬体系，而用密切的与变化的外部劳动力市场相联的工资结构取代它。薪酬体系设计的基础已经由职位逐步转向人的技能和能力，这意味着组织现在是在向人而不是职位支付薪酬。薪酬与技能和能力的高度关联不仅可以有效地激励员工不断获取新知识和技能，而且也消除了员工在不同职位间横向和纵向流动的障碍，使组织结构根据外部环境不断调整和重组成为可能。
目前，在咨询专家和HR人事专员之间，职位评价已经不再受到欢迎，基于外部劳动力市场的方法已经取代它。越来越多的组织利用外部市场直接为职位定工资，这种方法被称为薪酬的市场定价法。美国咨询公司HayGr0up在2003年发起了一次面向大企业人事专员的大规模市场调查。调查结果表明，有59％的企业只依赖市场定价为所有的职位定薪水，而较少考虑内部公平性；与之相反，只有2％的企业在设计薪酬体系的时候使用内部职位评价方法；而17％的企业采用的则是内部职位评价和市场定价的组合方法。薪酬体系设计已经从强调内部公平转向强调外部竞争力以及从以职位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先前，针对职位而不是个体决定工资率首要强调职位评价，今天，为个体决定薪酬需要基于市场考虑以及他们贡献于组织的技能、知识和人力资本。
结语
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篇9
关键词：数字化经济；劳动力市场；经济；社会
数字技术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信息的商务模式，数字化是信息社会的技术基础。数字化经济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数字化经济带来了电子商务的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同时也对中国劳动力市场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力，所以有必要研究适应数字化经济变化和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以便提升劳动力市场运行效率和促进就业，进而推进中国经济社会生活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一、数字化经济的产生
数字化经济，是指在计算机、网络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基础上，人类社会在信息化和网络化下的一种经济形式。数字化经济，实质是指一个经济系统，并且在这个经济系统中，数字技术被广泛地使用，并由此带来了整个经济、社会和环境的根本变化。数字化经济同时也是一个信息和技术数字化的全新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系统。数字化经济还包括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电子政务是指应用计算机、网络及通信设备等，来实现政府工作流程和组织结构的整合与优化。电子商务是指利用微电脑技术和网络通讯技术进行的商务活动。
二、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现状
劳动力市场是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也会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当今，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主要包括三种：新增劳动力、失业劳动力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如图1所示，2002年第1季度，全国地级以上城市约有3320740名求职者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找岗位，到2010年第4季度，这一数据增加到8700720，增长了158%，这充分说明，劳动力市场逐渐成为中国劳动力配置的重要途径。
（一）现代服务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第三产业发展迅速，现代服务业迅猛发展，传统产业诸如工业、农业的就业需求大量减少，而第三产业的就业需求却大量增加，现代服务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增加，已成为国家吸纳就业的主渠道，平均每年新增就业人口近700万。
（二）大学生就业困难
2013年上半年中国有6.7万家民营企业倒闭。2013年大学毕业生人数达到699万，是高校毕业生人数最多的一年，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
（三）新兴产业高技能岗位人才缺乏
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新技术高科技人才缺乏。相关的统计资料表明：中国劳动力供给有8.4亿左右，其中90%以上的人没有受过良好教育，没有人力资本，也只能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根据目前的发展情况，新兴产业人才严重欠缺，高技能岗位人才尤其匮乏。
三、数字化经济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与变革，必将推动中国经济从传统工业经济向数字化经济转变，这也将深刻影响中国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各个层面，其中主要包括了劳动力市场结构、工作方式及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变化。数字化经济带来电子商务进步和生产率提高的同时，还对中国劳动力市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冲击。
（一）直接影响劳动力市场
数字化经济是以数字化技术大量应用为基础的，技术创新改变了劳动活动过程中生产工具与劳动力结合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是使劳动力市场在数字化经济技术下进行的，这样就在微观和宏观层面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影响。
（二）影响劳动力的供求关系
数字化经济带来了新服务和新产品需求，导致市场供求发生了深刻变化，进而就引起了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和优化，最终将直接影响到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
四、国外劳动力市场对我国的启示
经济数字化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加速了人力资源在全球的流动。数字化经济时代，互联网技术在美国经济和社会中大量普及，越来越多的经济投入和经济产出以数字化形式出现，工作实际活动场所的作用逐渐弱化，虚拟工作场景和远程作业模式却随之出现。根据世界薪酬协会统计，2001～2008年美国从事远程作业的人数迅速增大，如图2所示。
随着数字网络技术在中国经济、环境和社会领域的大量运用，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
（一）新的工作模式出现
数字化网络技术变革带来了全新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作为21世纪的新作业模式的远程就业在中国也已经开始出现了。
（二）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增加
美国在数字化经济进程中，通过有效的法律法规来规范远程就业，利用信息化网络技术来提高劳动力市场的供求配置效率，通过开展职业培训来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同时积极引进国际人才以保持科技竞争力，进而形成了“产出人才、培养人才和吸引人才”的高素质人才供给体系。这些都是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的。
五、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调整策略和建议
面对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衡的这些新变化，只靠劳动力市场的自身调节是不能解决失业问题的，我们需要采取更加适应数字化经济的劳动力市场策略，发挥其在促进就业方面的能效。
（一）建立互联网服务就业平台
互联网可以大大降低信息技术传递的成本。为了使劳动力供给与需求更加匹配，我们可以构建就业服务网络平台，搭建劳动力供需信息交流平台，使求职者可以通过网络有效获取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信息，从而降低劳动力的需求方和供给方之间的信息技术沟通成本。我国的网络化就业平台可以包括“岗位信息网”、“技术培训网”和“工作交易所”这三个基本信息库，进而形成“岗位匹配、职业引导及技能培训”三位一体的综合就业平台模式。
（二）实施提高技能的职业培训计划
随着网络数字化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的工作岗位越来越少，新岗位及新工作模式需要具有大量的知识技能，因此劳动力市场需要的是知识密集型的大量高素质人才。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匮乏已经成为了阻碍中国网络数字化经济及劳动力市场发展的瓶颈问题。这就需要我们通过以提高技能为重点的职业培训计划，发展以提高劳动者技能素质的职业教育，通过培训来提高劳动者的技能素质，增强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竞争力，改善其在劳动关系中的弱势地位，加速中国高素质技能人才的培训，确保网络数字化经济的稳定顺利转型。
（三）优化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方案
要适应数字化经济的发展，针对数字化经济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根据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活状况，结合中国经济社会生活发展形势，设定当代大学的使命和目标，改进和优化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设置，制订符合国情和学校情况的人才招生计划和人才培养方案，设定切合实际的人才培养目标，设置合理的人才培养课程体系，提高师资队伍素质，开发学生的第二课堂，加大实训实践课的教学，产学研结合提高人才培养的实际能力，办中国特色的品质大学，培养高素质的特色学生，提高毕业生在人才市场上的竞争优势，适应数字化经济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四）制定有利于引进人才的人才发展政策
数字化经济加速了全球化经济发展，加速了人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步伐。我们要制定人才引进的优惠政策，优化人才引进的机制，改善人才引进的环境，加大人才引进的力度，大幅度地吸引和引进国外优秀的高素质复合型技能人才，以弥补国内对Stem领域高素质技能人才的匮乏。同时，要加大人才培养的力度，完善人才成长的职业规划，改善人才成长的环境，加快人才培养的力度和步伐，吸引和引进人才的同时留住和培养人才，促进人才的更快成长，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从而减小数字化经济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网络数字化经济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这样带来电子商务进步和生产率提高的同时，还对中国劳动力市场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力，带来了更加敏捷迅速的就业模式，延扩了劳动力市场匹配的虚拟空间，进而引发了劳动力产业间的流动。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现状，针对数字化经济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并且学习了国外劳动力市场的经验，提出了中国劳动力市场适应网络数字化经济变化的方案和策略，进而提高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效率并以此来促进就业，努力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和信息技术能力，在全社会营造和谐的数字科普环境，充分发挥首都科技优势，开展数字科普学术交流，推进“数字北京”，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生活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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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篇10
一、德令哈市劳动力资源基本情况
截至2010年3月，德令哈市三镇一乡（尕海镇、柯鲁柯镇、怀头他拉镇和蓄集乡）总人口为25737人，其中，怀头他拉镇3031人，尕海镇4516人，柯鲁柯镇16270人，蓄集乡1820人。总人口中，男性14772人，女性10965人；总人口中，所有劳动力人数为16645人，其中，男性劳动力9966人，女性劳动力6679人。综合以上数据，德令哈市劳动力资源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男女劳动力人数基本持平：劳动力资源分布不均衡。
二、德令哈市劳动力资源现状对就業工作的影响
劳动力资源状况决定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劳动力资源问题关系到各项劳动保障工作，尤其对就業工作带来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劳动力资源丰富，带来就業的总量矛盾比较突出，就業总量矛盾不减，甚至有所上升。一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一个人口出生的高峰期；二是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经济增长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高经济增长与低就業增长的模式，特别是正规部门创造的就業岗位明显减少。第二，劳动力素质偏低与择業要求过高的矛盾，带来就業的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产業结构升级，大都需要专门的人员，对劳动者素质特别是专業技术要求比较高，许多劳动者难以胜任。第三产業特别是服务業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業机会，但由于传统就業观念的影响，以及在这些领域存在的劳动与报酬不相称的实际问题，致使许多岗位难以招用到人员，由此造成了有岗位无人干、有人无活干的局面。从市职業介绍中心近几年来组织介绍就業的情况看，许多用人单位特别是一些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企業，往往出现招用不到人员的问题：有些国有集体企業的苦脏累险岗位，主要通过使用农村劳动力来补充，也出现招不到人、留不住人的现象。第三，劳动力资源丰富，直接影响了用人单位的用人观。劳动力总量过剩，造成了劳动力市场上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地位的不平等，用人单位在用人上选择余地、自主性要远远大于劳动者。这种主体地位的不平等，使不少用人单位产生了使用廉价劳动力的用人观念。一是用人单位在招用人员时，利用劳动者求职心切的情况，往往以签合同、高工资、缴保险等为条件，但在实际执行上却以种种理由不予兑现；在城镇招不到人员就招用农村劳动力。二是在使用过程中，往往以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作为降低成本的手段，许多企業，职工身份界限仍然存在，既有合同制职工，也使用大量的所谓“临时工”，同一岗位上，身份不同，各项待遇大相径庭。不少企業特别是非公有制企業中，不签合同、不缴保险、加班加点、压低工资甚至拖欠工资等侵权现象加重，而许多劳动者迫于工作、生活需要，只能忍于接受这一切。三是对弱势群体的保障措施不够健全，对老职工、伤残职工、就業困难人员等弱势群体往往一推了之，引发矛盾。第四，劳动力资源分布不均，劳动力市场不健全，影响了劳动力区域间流动就業。下岗失業人员、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分布都相对集中，本地难以解决其就業问题，需要实现劳动力的转移就業。而目前劳动力市场还不健全，以及受区县之间跨度比较大、恋乡情结等因素的影响，劳动力在市内区域间流动以及跨省市外出就業上还不顺畅。第五，农村劳动力比重较大，统筹城乡就業一体化的任务重。农村劳动力与城镇劳动力相比，在文化素质、技术水平、择業能力、权益保护等各方面都还存在不小差距，统筹城乡就業，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不论农村力实现就地消化，还是向非农产業转移就業，在技能培训、就業观念转变、就業引导和服务等方面，需要花费更大的人力、物力、财力。
三、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对策
优化富余劳动力资源配置促就業是就業再就業工作的核心。坚持政府调控、市场配置，特别要注重开展对困难群体的就業再就業支持，最大限度地实现富余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