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研究篇1
1、传媒与构建和谐社会：角色、责任与效能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的目标。这一新提法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构建和谐社会”也成为新闻学界在论述媒介角色、责任与效能的时新话语。
有的研究者对应关于和谐社会的特点，认为这是一个战略性的目标，大众传媒在建设和谐社会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它应该是民主法治的推动者、公平正义和诚信友爱的体现者、安定有序氛围的营造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观念的传播者。还有的研究者指出，要建设和谐社会，媒体应该凸现“建设性”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建设性”较之过去的提法更具时代气息，而“以人为本”则意味着要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交流平台，顺应价值观多元化的多中心社会[1]。
同时，也有一些研究者做了辩证解析：构建和谐社会不是掩盖问题、报喜不报忧。正视并揭示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不和谐因素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并行不悖。不能将新闻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理解为可以回避甚至掩盖社会的某些不和谐因素。大众媒体掩盖社会矛盾或许可以在一段时间之内营造出表面和谐的景象，但只有正视矛盾才能长治久安，实现真正的和谐。“和谐”归根到底是媒体、民众和政府三者互动的结果[2]。
2、新闻伦理与职业规范：热点新闻引发的思考
2005年，新闻伦理与职业规范的话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年内的几起新闻事件不仅带来了有关这一话题的热闹言说，研究者也希望能借着这些问题在伦理争论之后达到共识，形成可操作的新闻职业规范。
事件之一是老艺术家孙道临要求付费采访，引发新闻业界、学界关于付费采访是非的讨论。付费采访在我国体育和娱乐报道领域已经出现。赞成付费采访的人多认为：既然报纸要靠信息卖钱，那么被采访对象因为提供了信息而应该获得一定的报偿。反对一方则认为，如果简单地把商业化原则推及到新闻采访，可能会使社会形成“一切东西都可以用钱收买”的观念，破坏公益性原则。在正反方并不激烈的交锋中，一个较为中立的看法逐渐成为主导，即在某些情况下，付费采访无可厚非，但是一定要有底线。明显涉及公众利益的，被采访对象不能提出付费请求，而媒体付费垄断公共信息的新闻采访权则属恶意竞争，应受到谴责[3]。
事件之二是厦门《东南晚报》记者柳涛在雨中等待近一小时抓拍骑车人摔倒，引发了人们对于记者职业行为边界的思考。最初赞成和批评的网上观点几乎一半对一半，后来批评意见上升。研究者认为，救人第一、拍摄第二应是摄影记者的不二法则。当事的记者编辑对一个骑车人摔倒本身不当回事的冷漠心态需要警醒。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位记者具有很高的新闻敏感，他作为普通公民没有义务站在风雨交加的马路上提醒路人当心水坑[4]。这种观点忘记了记者背后是拥有话语权的大众媒体。对大众传媒从业者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乃是出于权责对等的考量，而不是道德上的“苛责”。2005年6月13日，中国记协和新闻局召开进一步加强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座谈会，会上对于一些记者见义勇为行为的表彰实际上也再次申明了“助人”先于“采访”的职业道德准则[5]。
事件之三是美国新闻界年内先后爆出的“古兰经风波”、“深喉事件”和“特工门事件”，这些事件都涉及到新闻报道中匿名信源的使用。匿名信源有助于记者更好地履行监督职能，确保人民的知情权；但滥用匿名信源则可能导致传媒公信力下降，甚至出现丑闻，例如《纽约时报》记者布莱尔就炮制了多篇使用匿名信源的假新闻。记者履行隐匿权还可能引发司法纠纷。解决办法一是制定匿名信源的使用规范，如编辑部高层掌握信源、不把匿名信源作为唯一消息来源等；二是在司法公正和记者保密特权之间进行权衡。如何使用匿名信源，发达国家的新闻界已经有了一套比较成熟的做法。我国在匿名信源问题上的主要问题，是记者捏造匿名新闻来源或在新闻来源方面以保密为由故弄玄虚，这与发达国家出现的隐匿权问题的性质和背景差别较大[6]。
3、新闻与法治：权利冲突与权界限定
知情权是记者采访权的基础，然而新闻传播的特点与维护公民的隐私权存在矛盾冲突。在知情权、言论自由和公民的隐私权保护之间划出一条界限是近百年来一些立法者、法官以及有关学者孜孜不倦的工作。有人认为，出于社会进步的宏观考虑，言论自由权应该有逻辑上的先在地位；也有人认为，隐私权常在现实中处于弱势因而更需要法律的保护[7]。言论自由的权利止于隐私权开始之处的提法已经得到公认，关键是这条划分起始的界限是否足够清晰合理。2005年在中国外交部和欧盟委员会共同举办的“中欧人权对话研讨会·表达自由”会议上，以下观点得到认同：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不能是含糊的法律，含糊的法律因为没有提供公平的警告而使无辜者落入圈套[8]。
随着新闻会制度的推广和完善，“知情权”成为2005年新闻法治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2005年9月，国家有关部门宣布灾害性事件伤亡的人数将不再是国家机密，应通过媒体及时公布；12月，国务院新闻办表示，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将努力在第一时间。然而，仍有一些官员把掌握的信息当成特权，把信息分配资格化、身份化和等级化。因而，用法的形式确定知情权的清晰内涵是十分必要的。有学者认为，知情权应包括政治知情权、社会知情权和自我知情权三个方面的内容[9]。
4、媒介内容：我们会娱乐致死吗？
对媒介内容过度娱乐化的担心在学界早已出现，2004年《南方周末》发表的两篇文章《崔永元炮轰电视庸俗化》和《电视为什么不能庸俗化》标志着这一讨论已经从专业问题扩大为一个公共性话题。2005年一些电视娱乐节目如《超级女声》的空前火爆，为正反双方都提供了足够的“论据”，于是对于媒介内容娱乐化以及带来的相关问题，引发了传媒业界、学界和社会公众的大讨论。
在捞去许多“泡沫”之后人们发现，因为对娱乐化、庸俗、低俗等核心词汇的理解不同而导致的看似激烈的争论，其实并没有产生真正的对抗。相形之下，学术界的文章显得冷静些。不少研究者认为，在整个社会加速向市场转型的宏观语境中，主流政治文化的强势地位下降，大众文化迅速崛起和蔓延，娱乐节目的存在与发展有其合理性。从90年代初的综艺热到时下的游戏热、真人秀，都是这一趋势的表现。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赞同这一转向，而是应该在正视这一转向的前提下审慎诠释“娱乐”的内涵和本性，不要把娱乐误解为“愚乐”[10]。
在我国特定的背景下，媒介内容的“娱乐化”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些“进步”意味，然而在美国媒介文化研究者尼尔·波茨曼看来，电视的娱乐文化最终会把人类拖向深渊。波茨曼出版于20年前的著作《娱乐致死》2004年被引介到中国后获得较大关注。波茨曼认为，电视节目的娱乐化倾向将带来社会智力的集体下降，人们甘心被娱乐，甘心被电视掏空，仅仅为了获得一种纵的快乐[11]。我们会如波茨曼所预言的那样，踏上“娱乐致死”的不归路吗？这个带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一场简单的是非辩论而成为人类对自身命运的终极追问。
5、危机传播：渐入成熟应对之道
2003年以来，在学术界对海啸、矿难、松花江水污染等危机事件的处理进行总结和反思的基础上，危机传播已经成为国内发展最为迅速的传播研究领域之一。如果说，两年前的危机传播理论还停留在“谣言止于公开”的呼吁上，那么2005年的危机传播已经进入详尽分析危机信息流障碍和总结危机事件传播规律的阶段。
有研究者在对比了肯德基“苏丹红”事件和南京冠生园“旧馅”事件的不同处理后指出，肯德基的“自责”与南京冠生园的“逃避责任”、肯德基的“转移视线”与南京冠生园的“无所作为”、肯德基的“补偿”与南京冠生园的“否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样鲜明的是肯德基在爆出“苏丹红”事件后只用三个星期就渡过了危机，而有80多年历史的南京冠生园在发生“旧馅”问题半年后就黯然破产[12]。随着交往频率的提高和范围的扩大，危机事件显然再也不能用“捂”和“堵”的老办法来处理了。如何应对危机事件，如何进行有效的危机传播，成为媒体、政府、企业以及各级组织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关于松花江水污染的危机传播分析，研究者指出：前期危机识别信息公布得不充分，错失了进行危机早期干预和处理的良机；后期在危机应对信息上报喜不报忧的做法，又直接影响了管理者和危机信息传播者的信誉。通过分析这一个案，“外松内紧”、“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反面文章正面做”等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和媒体在处理危机事件时普遍遵循的潜规则，显然已经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了，因为它们已经成为危机事件中制约信息有效流动的主要障碍[13]。
6、政治传播：法治化的管理观念在先
随着发言人制度在各级政府的推广，“新闻执政”成为政治传播领域的一个新口号。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各级政府设立新闻发言人是中国宣传体制上的一大进步，这标志着政府由宣传控制者向信息提供者的转变[14]。然而，由于某些政府部门的观念转变没有跟上实践的发展，他们在扮演信息提供者角色时还多少有些不情愿，保持着居高临下的态势。有的研究者认为知情权的法源在我国宪法中很丰富，但长期以来新闻工作归口管理，各部门的具体职责和工作部署并非依据法律来办事，民众自身也缺乏向权力部门依法索取信息的权利意识。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确立和推广，显然向建设“阳光政府”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但要把好的制度真正落在实处，还必须有观念上的深刻认识作为保障。新闻制度代表着政府公开、透明和负责的承诺，它是政府的义务，不是权力部门对民众的恩赐，更不是制造或诱导舆论的“权谋”[15]。
除了新闻发言人这个热点话题外，2005年关于政府形象传播的文章也较多。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传播不同于其他传播，它不追求商业上的盈利，但追求政治意见的有效传达和正确灌输；不强求表面的顺从，但却着力于理想的引导和内心的控制、人心的归向。通过传播恰到好处的展示政府的作为，是现代社会政府改变公众认知和评价态度的最重要的手段。在“政府行为+对政府行为的解释=政府形象传播”的框架中，政府行为的主体是唯一的，但解释政府行为的主体却是多元的。当非常态状况出现时，成熟的政府应该竭力避免让其他主体代替自己做不恰当的解释。而要成功扮演好解释者的角色，政府必须提高自己的解释能力。从单方面的强调宣传到对政府形象传播进行学理分析，这种转变本身也彰显出我国政治传播研究正在逐渐走向理性[16]。
7、公信力研究：扩展基础理论研究
公信力研究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话题，但对这个核心概念的界定缺乏较为一致的认识，而概念的含混影响研究的深度。2005年复旦三位学者发表的《中国大陆大众传媒公信力的实证研究》，采用了由梅耶建构的媒介公信力指标测量体系，认为媒介公信力应该包含公平、无偏见、报道完整、正确和可信赖五个标准。在全国性大规模随机抽样调查的基础上，研究者们指出，中国受众对大众传媒公信力的整体评价不高，电视、广播和报纸的公信力水平都没有达到“良好”。研究者们还认为，媒介公信力实际是受众对媒介的主观评价，受众接触传媒的频率和时间对公信力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文化程度则与传媒公信力成负相关[17]。
中国人民大学承担媒介公信力研究课题的研究者，在2005年发表了课题的部分研究报告。他们发现，受众对传媒的内容偏好与公信力的评价是两个问题。受众可能会很喜欢某些传媒内容，但对其公信力的评价却不高。如一些娱乐新闻，人们对这些内容没有公信力的要求，只要好看好玩就行。因此，研究者提出，公信力对于不同类型的媒体受众市场的影响是不同的。对于严肃的时政类媒体来说，公信力会直接影响到它的收视率或阅读率，而对于娱乐类的媒体来说，公信力不是决定它市场好坏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如果它们的公信力跌出公众所能承受的“阀值”，也会影响到它们的市场份额[18]。一南一北两地学者尽管在研究思路和视角上有所不同，但他们的严谨治学态度，使得媒介公信力研究的水平得到明显的提升。
8、跨文化传播：碰撞中各得其所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利益、媒介自身的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如何应对跨国媒介巨头的挑战、如何在文化交流的同时不丧失本土文化的特色等等问题，继续在2005年成为研究的热点。和前些年讨论跨国媒体与信息安全的文章相比，这年的研究结论显然乐观了许多。
有的研究者认为，学会宽容和接纳他种文化，是现代人具备的基本素质。有了这种眼光，就会发现，异质文化不仅不是一种要被现代化“化”掉的东西，反而可以成为一种文化资源。只要主流文化保持着足够的文化自觉和民族特点，大众性文化消费的趋同并不意味着不同民族在文化价值和信念认同的同质化。有的研究者以印度上世纪90年代初实行“开放天空”政策为例，说明该国舆论担心印度文化会被美国文化蚕食没有成为现实。无论是公营还是民营的印度广播电视，反而都在竞争的压力下逐步壮大了。印度的电视屏幕不仅没有被美国化，反倒是一些境外的广电传媒在大力寻求印度本土文化的包装，以适应当地居民的口味[19]。有的研究者指出，“文化帝国主义”一词正悄悄地被“跨文化传播”所取代，词汇变换的背后折射出研究者在价值取向上的微妙变化[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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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人们对本土文化的顽强生命力有了新的认识和更多的自信。当然，就交流就会有碰撞甚至冲突。例如，美国国旗向来是时尚促销者爱用的符号，麦当娜能穿着红色内裤、军靴，披着美国国旗呼吁人们去投票。但在亚洲国家，国旗、国徽、国歌普遍被视为神圣的象征，不得随意使用[21]。近年来几大9、传媒教育：媒介素养与改革新闻教育
公众的媒介素养问题在2004年被重新提出后，继续成为2005年传媒教育领域讨论最集中的话题。有的研究者在详细梳理了国内外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渊源及其演进过程后发现，上个世纪30年代西方媒介素养理论的提出，有感于培养公众媒介批评精神的必要，而我国学界提出公众的媒介素养问题，看重的是传媒知识的普及和如何教育公众正确使用传媒[22]。实用目的和批判精神的不同诉求，导致了中西方媒介素养教育的不同面貌。尽管有的研究者已经意识到，在当今环境下培养学生的媒介批判精神更具有现实意义，但从现在多数研究文章的立意来看，实用目的仍是主要追求。2005年内，又较多的研究文章谈到在少数民族、农民群体中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认为这样的教育可以提高这些人群对媒介的利用率，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他们在传媒舞台上的弱势地位[23]。
2005年出现了较多的关于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文章。理论落后于实践、轻视新闻伦理学习以及知识面狭窄等问题，成为近年来急速膨胀的新闻院系必须正视的“瓶颈”。年内还有不少研究者潜心分析了境外的新闻教育模式，以期能给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走向带来一点启示[24]。
10、新媒介研究：从分类到集聚
近年来新媒介研究的一大特点是：媒介技术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学术界使用新名词的速度。2004年还风光无限的“第五媒体”转眼间成了“过气明星”，取而代之的是网络电视、手机电视和手机报等“新贵”。随着各种媒介之间的技术界限被打破，媒介融合式发展的速度数倍于从前的替代式发展，让习惯于对每一种媒介的传播特性进行分类研究的学术界有些措手不及。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研究者已经意识到，重要的不是给新的媒介形态贴标签，而是讨论新的传播形式对人类原有的交往关系会产生哪些实质性的影响。
有研究者分析了互联网上不同的沟通方式，指出电子邮件和iCQ偏重于个人性，BBS偏重于公开性，而现在流行的“博客”（Blog）则是这两者的结合，有可能发展成一种比较理想的“公共领域”[25]。一位研究者分析了网上一个著名的民间论坛“肝胆相照”，认为它通过特定符号建构起来的网上家园，确实给乙肝病毒携带者群体创造了一个平等、亲切和友爱的人际交往空间。尽管还有诸多局限，但对在冷酷的现实世界中饱受歧视的乙肝病毒携带者们来说，这个虚拟而温暖的网络空间已经显得格外珍贵了[26]。
小结：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现状与反思
纵观2005年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深入的学术交流和碰撞不多，但对一些学术问题的局部回应可以不时看到；大部分文章仍只是在陈述事实和“回顾”观点，但运用科学方法提出有力论据的论文比往年有所增多。这年的研究话题较往年相对集中，更加注重引证规范。这年内，不少研究者还对当前制约新闻传播学发展的因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反思。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新闻传播学术期刊存在的“钱稿交易”现象、国内发表新闻传播学术论文的门槛过低、研究体制不完善等因素导致了国内新闻传播学术研究不够规范，而规范的研究、共同的学术话语则是与国际学术界开展对话的前提[27]。
注释：
[1]陈力丹：《论传媒与构建和谐社会》，《电视研究》，2005年第6期；符建湘、周宇：《建设和谐社会的媒介责任及其效能解读》，《新闻界》，2005年第4期
[2]丁柏铨：《理性认识传媒处理社会不和谐问题上的误区》，《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6期；李双龙、王婷婷：《信息传播与构建和谐社会——评述2005中国传播学论坛的几个热点话题》，《新闻大学》，2005年第3期
[3]钟继红：《付费采访的是非曲直》，《传媒观察》，2005年第8期；范明献：《付费采访的是与非》，《新闻界》，2005年第2期
[4]吴新文：《超越道德苛求与道德放纵——由“抓拍骑车人摔倒”事件说开去》，《新闻记者》，2005年第7期；陈力丹、胡森林：《记者职业行为的边界何在？——“抓拍骑车人摔倒”事件引发的思考》，《新闻记者》，2005年第7期
[5]本刊记者：《新闻界有太多见义勇为的热血记者——进一步加强职业道德座谈会综述》，《中国记者》，2005年第7期
[6]吴非、胡逢瑛：《美国政府与记者对消息来源保密权利之争——以“深喉”及“特工门”事件为例》，《新闻记者》，2005年第8期；费扬生：《隐匿权·新闻真实·审判公正》，《当代传播》，2005年第6期
[7]林爱珺：《新闻传播中的隐私权保护问题》，《新闻大学》，2005年第1期
[8]丹尼尔·西蒙斯：《对言论自由的可允许限制》，《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4期
[9]刘建明：《关于公众知情权的深度分析》，《新闻界》，2005年第5期
[10]刘阳：《电视娱乐节目媚俗化现象探因》，《当代传播》，2005年第5期；贾秀清：《“娱乐”:从功能到本体——电视节目类型构成要素分析》，《现代传播》，2005年第1期
[11]李晓云：《被娱乐的大多数》，《新闻界》，2005年第5期
[12]吴瑛：《危机传播需要的是什么？——对比肯德基“苏丹红”事件和南京冠生园“旧陷”事件的处理》，《新闻记者》，2005年第9期
[13]陈俊妮：《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信息流障碍分析》，《新闻界》，2005年第6期
[14]清华大学政府发言人制度课题组：《新闻与新闻执政的紧迫性》，《新闻记者》，2005年第1期
[15]胡华涛：《新闻制度化构建种的立法问题——中西新闻公开立法原则精神的对比研究》，《新闻大学》，2005年第1期
[16]李永刚：《政府形象建设的政治学思考》，智识学术网2005年5月24日；刘小燕：《政府形象传播系统结构解析》，《新闻大学》，2005年第1期
[17]廖圣清、李晓静、张国良：《中国大陆大众传媒公信力的实证研究》，《新闻大学》2005年第1期
[18]张洪忠：《“刻度”和“阀门”：公信力对不同类型媒体受众市场的影响》，《新闻记者》，2005年第12期
[19]云德：《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传播》，《现代传播》2005年第5期；王辰瑶：《论印度电视体制的转型》，《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5期
[20]汪明香：《从“文化帝国主义”到“跨文化传播”》，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21]霍志坚、夏盼：《广告跨国传播中的文化对话与冲突》，《当代传播》，2005年第4期
[22]李秀云：《中国媒介素养教育思想萌芽的阐发》，《新闻记者》，2005年第1期
[23]李苓、李红涛：《媒介素养：考察农民与媒体关系的一种视野》，《新闻界》，2005年第3期；林晓华：《论少数民族的媒介素养教育》，《新闻界》，2005年第3期
[24]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如何发展——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的启示》，《新闻记者》，2005年第2期
[25]庞大力：《传播学角度的博客研究》，《当代传播》，2005年第2期；郑达威：《信源扩张与网络公共领域现状》，《当代传播》，2005年第3期
新闻传播学研究篇2
关键词 新闻翻译 传播模式 传播媒介 受众与反馈
一、新闻翻译的研究现状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产业的不断发展，大众传播媒介都需要翻译大量国际新闻来满足大众的信息需求。正是出于对新闻翻译重要性的认识，一些院校开始重视新闻翻译课程，在专业中设置新闻翻译方向。目前，我国仅有中国传媒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等为数不多的几所高校开设了该专业。新闻翻译是一门交叉学科，而国内对新闻翻译领域的研究绝大多数是从语言学和翻译学的角度出发的，如有学者曾对发表于1979-2006年间的有关新闻翻译研究的论文进行了收集分类，发现我国在此期间新闻翻译研究的主题中有关新闻文体特点和翻译方法的文章占61％。但是新闻翻译作为一种信息传播活动，除了语言学和翻译学的知识外，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对新闻翻译实践也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强调新闻翻译的传播本质，试图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对新闻翻译实践加以分析研究。
二、翻译的传播本质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交换活动，具有传播的一般性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翻译学研究者开始提出一种新的理论，即翻译传播理论，它将翻译学纳入传播学的一个分支进行研究，认为翻译本身就是一种传播行为。沃尔夫拉姆·威尔斯在《翻译学：问题与方法》中提出“翻译是与语言行为和抉择密切相关的一种语际信息传递的特殊方式。”。这一定义对翻译进行动态的过程分析，逐渐明晰了翻译的传播本质。吕俊教授是国内翻译传播理论的先驱研究者，对翻译传播的本体、载体、客体、环境和效果等进行跨学科研究，他认为翻译的本质是传播，是一种跨文化跨语际的特殊的传播活动。。翻译同样具有传播学的一般性质，即是一种社会信息的传递，表现为传播者、传播渠道、受信者之间一系列关系；是一个由传播关系组成的动态的有结构的信息传递过程；是一种社会活动，其关系反映社会关系的特点。与普通传播过程不同的是，翻译是在跨文化间进行的，操纵者所选择的符号也不再是原来的符号系统，而是产生了文化换码，但其原理却是与普通传播相同的。正是由于翻译的这种传播本质，译者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翻译的传播目的，才能使翻译活动顺利地发挥信息传播的功能。
三、传播学模式下的新闻翻译
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于19世纪40年代兴起于美国，韦伯·香农是其创始人。韦伯发现了构成传播过程的五种基本要素，形成了传播学上的“五w模式”：whosayswhatinwhatchanneltowhomwithwhateffects，即：传者信息渠道受者效果。这一模式包括了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等五个方面的内容。针对这五种要素拉斯韦尔又提出五种与之相对应的传播研究：对应传播主体的“控制分析”，对应传播内容的“内容分析”，对应渠道研究的“媒介分析”，对应传播对象的“受众分析”，以及与传播效果对应的“效果分析”。按照这一模式，新闻翻译的传播模式可解读为在两种语言环境下的两个传播过程，即原新闻的首次传播：原新闻作者原新闻媒体原新闻读者效果；译文新闻的再次传播：新闻翻译者译文新闻媒体译文读者效果。因此，要使新闻在目标语境中取得最好的传播效果，就必须对新闻翻译的传播过程加以分析研究，使每个传播环节都顺利地发挥作用。
1 新闻翻译的控制分析
新闻翻译作为一种传播活动，是在特定的社会制度条件下，也就是特定的生态环境下进行的。新闻翻译者具有译者和传播者双重身份，应承担言论出版者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遵守相应的传播制度。因此，译者在翻译前首先应了解特定社会制度和传播制度下的媒介控制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国家和政府的政治控制、利益群体和经济势力的经济控制、思想文化和社会监督的文化控制。新闻翻译是两种语言间的传播活动，新闻翻译者除需精通双语外，还必须具备渊博的背景知识，对法律政治、经济、科技、军事、体育等专门领域也要有基本的认识，才足以应对包罗万象的新闻题材。
2 新闻翻译的内容分析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库尔特·卢因提出了新闻选择的“把关人”理论，形象地说明了大众传播是如何报道新闻的。他认为在群体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挤入传播的渠道。记者是把关人，决定着那些素材应该写成新闻稿；编辑是把关人，决定着那些新闻稿应该刊播；编审和总编是把把关人，决定着那些内容应该成为重要新闻等等。而新闻翻译中，翻译者也是把关人，决定着哪些新闻应该翻译以及如何翻译。新闻翻译者对新闻价值和新闻要素的研究深刻影响着对翻译内容的选择。新闻翻译具有重要的国际通讯功能，对国家社会有重大影响，因此新闻翻译者面对全球排山倒海的外电报道，必须有能力筛选重要事件，从本地的角度，加以消化重组，同时兼顾新闻的完整性以及读者的兴趣。
国际新闻的翻译非常注重综合翻译改写，尤其在遇到突发事件时，常常采用先综合整理后翻译改写的报道方式以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新闻翻译中的翻译改写技巧相当于翻译领域研究的“变译”。所谓“变译”，指译者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翻译活动。具体而言，变译可以是摘译、编译、改译、缩译、译写、译述、译评等等方式。新闻翻译者的任务是根据新闻的不同语体，读者的立场视角，以及两种语言所处环境的不同传播环境(即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采用变译的方式，对原新闻的内容进行有选择有目的的编排整理，进而翻译改写，向读者传递其最需要的信息。
3 新闻翻译的媒介分析
媒介作为信息传递、交流的工具和手段，在人类传播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认识和研究翻译与不同形式的媒介之间的关系，非常有利于研究翻译的效率、速度、质量、翻译量的大小与翻译传播媒介发展水平的关系。如果在这方面认识不清，不注意研究，就会制约翻译传播事业的发展。相反，加强对媒介的研究，增强其可靠性、效果性，就会极大的促进翻译事业的发展。对媒介的认识与研究对新闻翻译者尤为重要。只有了解各种媒介的类型和特点，新闻翻译者才能通过媒介更好地把信息传递给读者。只有对新闻传播媒介有系统的认识，才能在跨媒介类型的翻译任务中顺利地将原媒介的新闻翻译成更适合目标媒介的新闻。如今，随着多媒体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新型的媒介不断出现对新闻翻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 新闻翻译的受众分析
受众，简单地讲就是传播活动的目的地，是传播内容的归宿，同时它又是传播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没有受众的参与，传播活动是不完整的。大众传播的受众主要包括报纸杂志的读者以及广播电视等听众与观众。由于文化、语言、政治及生活环境的差异，受众对新闻内容有着不同的兴趣及需求。各国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习惯、思维方式、经济发展状况等等给信息传播造成了必然的障碍。作为信息的传播者，新闻翻译者必须对译文的受众有所了解，确定受众的社会阶层、经济文化政治背景、教育程度、年龄层次、职业差异、价值取向等等随着资信革命和互联网时代的降临，如何为读者提供他们所需要和喜欢阅读的信息，是新闻翻译工作者面对的巨大挑战。
5 新闻翻译的效果分析
新闻翻译作为信息传播活动，其传播效果是评价新闻翻译的重要标准，因此，传播活动的效果如何也是新闻翻译者应当关注的问题。在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传播效果指带有说服动机的传播行为在受传者身上引起的心理、态度和行为的变化，还指传播活动尤其是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活动对受传者和社会所产生的一切影响和结果的总体，不管这些影响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显在的还是潜在的。在大众传播效果研究中，尤以大众传播的活动对社会的运行、变化和发展所产生的宏观效果为主要参考对象。传播效果是检验传播活动成败得失的重要尺度，如果传播者发出的信息不被受众接受，效果不佳或者甚至适得其反，那就失去了传播意义。新闻翻译的成功与否，同样也取决于新闻翻译。新闻中新词新语的翻译对传播效果的影响尤其显著。大量的研究证明，传播效果不仅受传播主体。传播内容和技巧的影响，受众自身的属性，也就是他们的阅读兴趣、政治态度、价值观等差异，也制约着传播的效果。
传播学中，阻碍信息疏通的因素被称为噪音。任何阻碍有用信息通过的障碍和不属于信息来源原意的附加物，都是传播学研究中的噪音。噪音存在于传播活动的每一个环节中，对传播过程和传播效果产生影响。新闻翻译的过程就是信息传输的过程，如何确保原新闻信息在译语中最大限度准确无误地得以体现，译者不可避免地要处理信息的不确定性问题。译者的任务就是尽量化小这些噪音，尽量扩展信息渠道和信息流通量，减少不确定性，降低译文读者解读原文信息的难度。
新闻传播学研究篇3
数据新闻的性质和业务
有学者认为大数据新闻的本质是构建所有意义的有机统一体，数据新闻遵循的逻辑和基本途径是人文法则。大数据驱动的新闻报道实现了从关注社会表层到发掘社会深层问题的转变，有助于提升新闻报道的透明性。数据新闻报道的特点是提早策划、及时跟进、多渠道收集海量数据。有学者认为数据新闻的价值通过数据的量体现，数据新闻能对“全体”进行报道，使“整体真实”从理想变为现实。有学者认为数据新闻的制作过程包括新闻主题发现、数据抓取、清洗过滤、分析挖掘、交互性设计、可视化呈现、故事化讲述等几个方面，而数据处理、交互性设计与可视化呈现是数据新闻制作的核心。大数据技术对传统新闻业务的影响是数据新闻研究的重点，彭兰认为新闻报道中趋势预测性新闻和数据驱动型深度报道将增加，数据呈现、分析与解读能力会不断提高，新闻生产过程中跨界合作也会不断增强。她还认为数据关系的揭示，对于挖掘新闻内涵具有重要意义。喻国明认为大数据既是新闻形态的创新，又是一种全新意义上的内容创新，通过碎片化的数据及文本挖掘技术，实现了“减少和消除不确定性”新闻内容。周子渊认为大数据对传统新闻在获取新闻线索、新闻呈现方式、新闻舆论导向以及新闻内容等四个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丁柏铨认为数据新闻的出现影响了新闻工作者的新闻理念、传媒的组织架构和人力资源整合、新闻实务以及部分新闻学者的研究旨趣。
大数据与传媒业关系研究
关于大数据与传媒业关系的研究主要包括大数据对传统传媒业的影响。彭兰认为传媒业是大数据时代受到冲击的主要行业之一。官建文认为大数据在媒体内容、新闻报道数量、媒体从业人员以及媒体舆论等方面对传媒业带来了挑战，媒体要有强烈的数据意识，要善于收集数据、分析数据和使用数据。王武彬认为大数据的核心理念对传统媒体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媒体应将大数据看成重要的资产和生产资料，大数据应该被广泛应用于媒体的辅助经营和报道中。大数据背景下传统媒体如何转型？喻国明认为个性化信息定制、众包式内容生产以及传媒业跨界融合是传媒业转型的三个基本路径。张涛甫认为传统媒体可以抓住大数据环境下受众对高品质、确定性信息的需求，寻求战略突围，应在理念、战略、技术三个层面寻求突破。解葳和高宪春认为在大数据背景下要实现传统媒体从“公共媒体”向“公众媒体”，记者从“全能记者”到“数据协作团体”，新闻生产从“制度化新闻生产”到“众包数据挖掘”、从“信息采集”到“数据筛选”，新闻报道从“客观性报道”到“沉浸式新闻”的五大转变。还有学者认为大数据时代媒介组织结构面临变革，媒介要建构数据互动空间，勇于打破自身边界的束缚，同时要重视大数据人才的培养。
大数据与传播学研究
徐偲骕认为对于传播研究领域来说，如果“大数据”概念与方法只能增加功能主义经验研究的工具性效益，于反思传播权力不平等、关注个体传播权益、重建媒体公共性无任何裨益的话，只能成为学科发展的又一桎梏。吴维忆分析了大数据的传播学意义，认为大数据不仅提供了技术支持，还是一种构建性塑造力，在根本上重塑着媒介场和整个传播领域的结构和生态。从大数据对传播学效果研究方法论的影响来看，操瑞青认为研究者需要充分考虑两者的平衡，在关注文化向度的前提下将效果研究向前推进，关注传播活动与人的思想之间的具体关联。曹刚认为大数据背景下受众研究受到受众使用行为的海量数据、高维数据和价值缺失三个方面的影响。研究过程中，在处理“大数据”时要利用抽样技术有效压缩受众测量数据量，利用维归约技术降低受众的数据维度和增加受众研究背景知识数据挖掘的预判性。有学者认为大数据使受众分析对象从抽样分析变为全量分析，分析结果实现了预测性、评价性和可视化。在传播学研究中，大数据还是一种研究方法。喻国明将大数据方法运用于社会舆情分析，用大数据价值挖掘与分析技术，分析当下中国社会舆情的结构性特征。
新闻传播学研究篇4
关键词新闻传播新鲜话题
2007年被称为公共事件年和信息公开年，本年的新闻和传播研究多集中在与此相关的事件上，本文以年内发生的事件为话题，对这年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加以综述。
一、和谐社会构建中消除“传媒歧视”的研究
2006年底，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作为重要内容。具体到传媒，2007年关于“传媒歧视”问题的文章多起来。
研究者们指出，当下新闻报道中存在性别歧视、地域歧视、职业歧视、身份歧视以及年龄歧视、生理缺陷歧视等问题。这是由传统文化积淀的产物，经济利益的诱导，新闻工作者视野的狭窄性，人文关怀的缺失，法治观念的淡薄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实际上，对传媒公平正义构成挑战的是不完全的市场理念。在社会转型期，传媒工作的社会效益优于传媒和传媒人利益的理念，对于整体社会系统的运行有利，但对传媒的经济效益和成本不予核算，因而造成维持新闻生产运转的经济成本难以维持，持有新闻专业理念的人个人利益成本付出较高，在现实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消除传媒歧视，除了强化个人的专业主义理念外，还需要建立以公共利益为基础的现代媒介制度。①
研究者们认为，传媒关注弱势群体，是消除传媒歧视、实现引领和维护公平正义的途径之一。有的文章强调，社会和谐的追求目标应是彼此宽容、尊重少数与弱势者，不再利用强势和多数而专断。因此，和谐的起点在话语体系中的表现应该是：实现话语权分配的公平，达成话语力量的均衡，各方话语主体都有适当的话语空间和话语权。在现实中，一些社会群体成员是缺乏话语权的，尤其是一些弱势群体。这构成了社会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甚至冲突的基因。解决这个问题尽管不能完全依赖传播沟通，但传播资源的均衡配置和传播力量的对称结构无疑是有着解决问题的重大价值。②有的文章指出：“保障弱势群体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并不仅仅涉及制度问题，还涉及利益表达渠道问题，在这一方面新闻传媒大有可为。”还有的文章为此提出若干改进措施：拓展亲民性的信息运作方向，使新闻传媒的内容、活动平民化；对一些传媒组织“富人俱乐部”的行为偏向，予以纠正和进一步的防范；维护公平和正义的舆论引导；关注和监督社会的正义运作。同时，对公民个人的困难和烦恼，进行排解和帮助，但主要着力点应放在协助建立解决社会问题的机制上。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防范对一些“伪问题”的炒作。③
二、关于“信息公开”的讨论
2007年4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布；8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这引发了新闻传播学界的广泛讨论。
关于《信息公开条例》，研究者们普遍认为，条例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新闻媒体的采访权，舆论监督的展开可能会较为顺利。有的文章指出，该法规第三章第15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将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虽然位列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会之后，但政府的法规首次把大众传媒写入政府信息公开的条款，至少预示着，记者针对政府政务信息所行使的新闻采访权变得有理有据。④
关于《突发事件应对法》，讨论集中在该法草案修改时删除第57条和第45条的一句表述上。有的文章从法治层面对其做出评价，认为“两个条款的删改，可视为政治理念新走向的象征，此举传达出在行政机构对信息控制权与信息公开原则的权衡中，最高立法机构最终倾向对信息公开原则的捍卫，信息公开原则在国家理念中得到更广泛的承认和最高立法层次的肯定。”还有的文章认为这是从“事先预防”到“事后追惩”的一次媒体管理理念转变。这种变化符合当前国际上对大众传媒的管理多以“事后追惩”制为主的通例。⑤
三、公共电视
随着“村村通”工程、西新工程等对农村和偏远西部地区的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深入展开，公共电视成为本年广电研究的热点。
研究者们认为，我国公共电视中公益缺失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公共电视建立的初衷是治理电视台过多过滥现象，而不是关注社会公共利益，因而在发展中带来利益失衡现象；其专业定位常常在于某一特定层次，从而抹煞了公共价值；在商业化运作模式中私化了“公共”因素。⑥总之，我国电视的国营、商业属性，成为我国公共电视公益缺失短时之内难以弥补的内在原因。
关于公共电视的发展，有的文章指出，虽然近年来我国的公道频道很多，但大多数都非真正公共性质，而是高度商业化频道。由于数字技术给了受众选择权，可以通过收费方式突破广告商对电视的控制，从而为公共电视频道提供新的发展机遇。⑦
对公共电视具体实践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对农传播方面。有的研究者指出，
关于三网融合的发展方向，国家广电总局科委副主任杜百川在第三届数字新媒体高峰论坛上的主题发言指出：“有线电视的数字化应当是三网融合的基础，模拟电视网如果不转成数字网，就不能做三网融合，当然如果在没有进行数字化的地方去做三网融合，那就是剥夺了广电的参与权，或者说使老百姓失去了得到更廉价服务的机会。三网融合必须真正的把三种业务同时开展，那才叫三网融合，或者说不光是一家这样做。”⑩显然，“三网”融合将经历多网共存的一段时期，但广播电视部门的政策倾斜于三网融合也是既定的。
五、px事件
2007年3月的全国政协会上，中科院院士赵玉芬等105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要求存在重大环保问题的厦门市引进外资px项目迁址。该消息经《
九、电视节目“泛娱乐化”
2007年8月15日，国家广电总局通报批评重庆电视台播出的《第一次心动》选拔节目严重违规，并决定立即停播该节目。9月20日，总局出台一系列具体管理措施和细则，进一步规范群众参与的选拔类节目，禁止在黄金时段播出。于是，电视节目“泛娱乐化”，成为下半年广电期刊的重要话题（管理部门的一系列措施把年内的电视节目低俗化讨论推上高潮）。
批评意见指出：“当媒体不惜一切代价、使尽各种花招去赢得目标受众关注的同时，人们开始意识到炒作就能换来注意力的想法，是本末倒置的。在这个现代人普遍感到理性缺失的时代，如何寻找自我、回归本我，显得异常重要。”21这种情况下，媒体娱乐成为一种新的剥削和控制形式，人们自愿、主动地进行消费，并没有得到更多的解放和审美，而是更加被资本控制；满足大众需求是传媒娱乐化狂潮的最大的一个合法化理由，但事实上很多层次的大众需要还远远没有被满足，媒体文化过于单一；“媒体不要低估受众的智商”。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新闻与娱乐之间的关系，应该理智对待，不可一概而论。新闻和娱乐边界的模糊，不一定就构成对新闻的伤害。应该防止都是居高临下的、在事件之外批判娱乐的低俗；应该考虑到英美娱乐化的借鉴问题，并强调作个案研究。22
新闻传播学研究篇5
关键词：西方史学；新闻传播史；启示与借鉴
中图分类号：G2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5X(2009)06—0050—06
新闻传播史既是新闻学的分支学科，同时也是史学的分支学科。新闻传播史的研究既要遵循新闻传播学理论，更需要从博大精深的史学理论中吸取营养，尤其是在新闻传播学科是否是一门学科屡屡遭到质疑时，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借鉴史学理论和方法，力争自立于学科之林显得尤其重要。正如复旦大学黄旦教授所说，“报刊史似乎从来就不存在学科合法性的危机，哪怕一点点疑问。新闻有学无学的争吵，即便沸反盈天火烧连营，受牵连的也只是新闻理论，报刊史悠悠然隔岸观火”，为什么呢，原因很多，“但不能说与报刊史背靠历史学科这一棵大树无关。”新闻传播学的出现和发展未经过百年，而史学在中西方都有几千年的历史。《尚书》是中国史学滥觞，而从荷马史诗中又看到了西方史学的雏形。史学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升华提炼出一系列成熟的理论和方法，值得新闻传播史研究借鉴。去年《新闻大学》组织一批专家学者对新闻传播史研究的范式进行了讨论，本文欲“接着说”，希望借鉴西方史学传统，以期对新闻传播史研究有所启发。
史学之演进，最早应溯及到神话与史诗。早在古希腊时期，荷马史诗以及其他神话在艺术描写中。就含有真实历史的内核，隐含了古希腊人朦胧的历史意识，成为西方史学的滥觞。几百年后，被西塞罗称为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撰写了西方史学史上第一部名副其实的史学著作《历史》。纵观西方史学发展史，从《历史》开始，就逐渐形成了三种史学传统，即社会文化史传统、政治军事史传统和神话史学传统。
其一，是希罗多德的《历史》开创的社会文化史传统，其特点为宽宏丰隐，广采博收。《历史》是西方史学上第一部社会文化史，其内容极为丰富，作者充分利用了当时他所能看到的各种资料，诸如谱系、神话、史诗、碑铭以及前辈作家的著作，并通过亲身采访，实地调查等方式广泛搜集资料。作者以生动的笔法记载了西亚、北非以及希腊地区的地理环境、民族分布、政治制度、经济生活、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名胜古迹等，展示了古代世界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的生动图景，俨如一部小型的“百科全书”。该书是将历史真实性与艺术性结合起来的鸿篇巨著，作者以希波战争为主题，将大量的材料组合在一起，纳入一个大体完整的体例之中，构成了一部记述希腊人和异邦人的历史业绩。在写作中，作者对史料采取“客观主义”的态度，把一切在他看来重要的事情都记载下来。他曾公开声称：“我的职责是把我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虽然我并没有任何义务来相信每一件事情。”又说：“我的规则是我不管人们告诉我什么，我都把它记录下来。”当然，他的这种“有闻必录”的做法，常失之于轻信，使其书不无谬误之处，为后人所诟病。
其二，是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奠定的政治军事史传统，其内容集中于政治军事，行文极富热情，倾向明显。修昔底德被后人称为“政治史之父”，作为这场大战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以生动豪放的史笔，简洁流畅的文字，不仅全面地记载了战争的主要史实，展示了战争的恢宏场面和党派斗争的严酷惨烈，还恰如其分的描述了当时人们心理心态的微妙变化。修昔底德是雅典人，有着自己的政治立场，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亲雅典的立场上来撰写这部著作，体现了鲜明的政治立场。作者对伯里克利时代的盛世不胜怀恋，所以当他从雅典称雄一直写到它临近失败之时，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悲伤的气氛。因为雅典的衰败，作者不禁为之黯然神伤，终于满腔悲伧而卒。全书鲜明地体现了作者的政治倾向，透过他的冷峻、平静的笔法，不难看出他对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的赞美，对激进民主推行冒险政策的谴责等，体现作者的爱憎，蕴含着了他对雅典城邦的长治久安而寄托的希望，同时暗含着今不如昔的历史退化观。作为政治军事史的奠基之作，作者专注于这场战事，很少涉及其他方面，剔除了一些与战争无关的内容，并把荒诞的传闻摒弃在历史之外，一扫过去那种虚构与现实传闻于真实不分的情况，给后人留下了一种信而有征的整体风貌。作者采取十分严肃的态度和求真的精神，注意搜集真实的史料，尤其是重视第一手原始资料，体现了出了朴素唯物主义历史观。修昔底德认定历史的成败兴衰是由人事而非神力所决定，历史不再是神的意志的产物而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努力把人类历史从神人合一的状态中分离出来，体现了坚定的人本观念。休谟认为真正的历史学从修昔的著作开始，后来更是受客观主义史学的兰克史学顶礼膜拜。
其三，是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开创的神学历史传统，主要是记神事，载圣迹，认为上帝主宰着人间一切万物的和平，并将平等和不平等的事物安排在各自适当的位置上，保持世间的秩序。奥古斯丁是基督教早期神学哲学和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上帝之城》试图追寻彼岸世界，论述神圣的关照和人类的历史的，提醒世人神的国度是永垂不朽的。在该书中，历史第一次被理解为由一个固定的起点(上帝创世)到终点(末日审判)的线性运动，历史被理解为上帝的安排，而非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创造。历史具有预定性和启示性的，是一种向着既定目标的前进的运动。《上帝之城》确立了基督教的世界史理论，征服了古典史学的人本观念，而且征服希腊罗马史学中的地域观念，启发了当代的年鉴学派和世界体系理论。神话史学传统的重要特征就是执着的精神追求，奥古斯丁就说“我对教会的热情，促使我来保卫上帝之城”正是对上帝、对教会的热情和信仰，促使他孜孜不倦探索历史的行程，极力证明上帝与历史，现实世界与彼岸世界的逻辑统一关系。
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之后，西方史学的三个传统皆已出现。但是，后来西方史学的发展三者并末成鼎足之势，主要是政治军事史传统一枝独秀，从修昔底德到十九世纪的兰克一直以军事政治史为主。从奥古斯丁至17世纪法国主教博絮埃撰《世界史论》，基督教的神学传统也曾企图霸占史坛。直到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撰《路易十四时代》，才突破了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军事史传统，同时也对神学史观进行了激烈的冲击，从而使希罗多德开创的社会文化史传统得到延续。简言之，西方史学著作基本上是按照这三种史学传统进行撰述的。
新闻传播史作为史学的分治学科，在研究中也在不断借鉴史学的研究成果。新闻传播史研究虽未能与史学同步前进，但也在尝试紧紧跟随，新闻传播学在中国短短的百年历程，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新闻传播史著作，尤其是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延续西方史学传统的代表性著作。
其一，吴廷俊教授的《新记大公报史稿》，可以说是社会文化史传统在新闻传播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作。该书史料翔实，评价公正，作者在充分利用了所看到的各种文献资料，如书信，报刊，文集、文件等，还采访了当事人的后代、亲友、同事，充分收集了口述史学的材料。在此基础上，作者秉持文人论证的总体指导思想，论述并客观评价了大公报人在救亡图存中的杰出业绩，生动地展现了一副民国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景。同时该书突破了社会文化史传统的客观主义，结合政治军事史的热情，对大公报在几十年历程中的成就颇多赞誉，对大公报在党争内战中的过失遗憾不已。行文中流露出对大公报的精神不能再生的感慨，全书弥漫着一种“此曲只应天上有”的伤感气氛。与中国古代的史传典籍相类比，可以说，吴著承继了《史记》的遗续。司马迁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撰史方法，通过“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史记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贯通古今、内容广博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再现了史前到当代(汉武帝时期)的历史画面。同时，作者突破了孔子述而不作的撰史传统，通过“太史公日”的形式，表达了作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修史理念，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了独到的论断，虽然班固说他“论是非颇谬于圣人”，但其宝贵的史论财富至今仍然熠熠生辉。而吴著在论述大公报的发展历程，再现报刊史全景的同时，也对史实和人物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介，如对大公报的“文人论政”传统以及“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理念进行了批判性的评价，指出了大公报“小骂大帮忙”的本质。
其二，蔡铭泽的《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某种程度上来说承续了政治军事史传统。作者敢为人先，选择对近现代中国产生深远影响，但又因为政党群体失败而被大陆主流学界忽视的报刊群体——国民党党报进行深入研究，再现了国民党党报发生、发展、消亡的历史过程。在学术无禁区，言论有藩篱的时代语境下，作者突破意识形态的禁区，摆脱了失败者的历史不足惜的“土匪史观”的影响，秉着资料第一，评价第二的写作理念，对资料进行了批判的遴选和解读，总结出政党、政权、党报三者之间的教训，梳理“党”、“报”、“政”的科学关系。作者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既揭露和批评了国民党党报维护国民党专政的本质，又具体地肯定了其在特定条件下的某些积极宣传和改革。这样就从根本立场上否定了国民党党报，又在具体问题上肯定了国民党党报的写作基调，做到了符合大陆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有别于台湾学者对国民党党报的历史书写。作者以文献分析为主，数据分析、比较分析为辅，以政治事件为主、全面展开、重点解剖的方式，重点勾勒了1927—1949年间的国民党党报历史图景。是“一部弥补中国新闻史研究空白的力作”。反观中国古代史籍，依稀可见《汉书》的影子，汉书是汉朝官方所修之断代史，其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作为官方修史，其对汉王朝基本上持褒扬的基调，具有浓厚的封建正宗思想，尤其是汉武帝的文治武功更是赞扬不已。正如政治军事史专注于政治军事大事一样，《国民党》主要专注于新闻媒介本身，再现国民党党报的历史流变，同时作者又极具政治军事史的热情，其研究就是为了为现实的党、政权、媒介的科学关系提供“前车之鉴”，对国民党的党报始终坚持批判的否定的立场，同时对具体时期具体业绩和具体人物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体现出了鲜明的立场和倾向性，极富政治军事史的热情。
其三，李彬的《全球新闻传播史》，则可以看到神话史学传统的影子。该书采用史论结合、夹叙夹议的笔法，既专注媒介发展，亦兼及历史、哲学、科技、文化和社会生活等领域，论述了公元1500年以来全球化背景下的新闻传播大历史。该书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里揭示“全球化”命题为指导，同时吸取20世纪以来“新史学”的理论、“年鉴学派”和海登·怀特的叙事理论，以及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针对全球新闻传播的历史演化、社会动因、专业背景、内在逻辑及发展趋势等，展开全面系统而不失深入细致的分析，点面结合、史论结合、历史与逻辑结合，勾画一幅有机的而非机械的、整体的而非割裂的、联系的而非分离的全球新闻传播史，体现出广阔的“全球传播”视野和视角。”正如神话史学传统执着追求彼岸世界，探索历史的终极目标一样，该书也在不断追寻新闻传播的“光荣与梦想”。作者认为新闻传播史研究，应该像年鉴学派先驱费伏尔呼吁重建历史与现实的统一时所说的那样“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活中去，沉浸在生活之中，沐浴在生活之中”。与神话史学追求上帝存在对历史行程的决定意义一样，作者认为人文学科式的新闻传播史研究及其要义，归根结底还在于追求某种人生的意义，具体说来就是所谓理想、价值、精神的境界、生命的张力等。与神话史学肯定上帝的终极价值一样，新闻传播史研究应该追求、铸就、张扬一种新闻传播史的人文价值与理想，赋予看似僵死的新闻传播史以鲜活的生命、灵动的韵味和高远的意义。归结起来，神话史学追寻历史形成中的上帝意志，李著则力图展现新闻传播史鲜活流溢的生命活力，尝试将醇厚的历史、深邃的哲学与灵动的文学有机交融，将已逝的过去、变化的现在与生成的未来一脉贯通，从而构建一幅新的活泼泼的洋溢着生意、焕发着魅力的全球新闻传播史，力图使作为人类创造的新闻传播学的著述都折射着一种美丽而神奇的生命意志。
西方史学在19世纪迎来了新的转变。出现了以德国历史学家兰克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史学派别，亦称历史研究的科学学派。由于该学派倡导秉笔直书，通过史料批判如实地再现历史，因而又成为实证主义史学流派的同义语。兰克主张历史学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评论过去，历史学的理想目的在于评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于未来。这种史学理论与方法直接影响了中国的历史研究者。傅斯年提出了史学即史料学的史学理念，认为历史学根本任务就是历史事实和人物以文字的形式还原，为此他要求历史叙述要客观公正，超然于外。
兰克史学在统治了西方几十年之久。两次世界大战造成巨大的灾难开始改变了历史学家的历史观念。战后西方史学出现了多方面的转变：从传统的描述性历史转向分析性历史；从注意研究个别的杰出人物转向研究普通人和社会底层默默无闻的劳动群众；从政治史和经济制度史转向新社会史、新经济史、城市和地方史以及一些被传统史学所忽视的领域；在研究方法有重大的创新，从靠个人在文献中整理资料到自然科学研究的计量分析方法。同时二战世界大战造成的世界性影响，使史学家认识到世界历史走向的整体化和延续性，在法国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年鉴学派。1960年代，库恩提出了范式理论，年鉴学派与范式理论嫁接使这种新的史学结构功能范式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在《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全面阐述了他的长时段历史观。认为历史学所以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主要体现在时间概念上。历史学家只有借助长时段的观点，研究长时段的历史现象，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历史的总体。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冲击了传统史学狭隘的政治史观。与年鉴学派一脉相承，二十世纪晚期，美国学者沃勒斯坦和肯尼迪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和全球史观，阐释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危机及21世纪左派政治策略。
回顾整个西方史学史，17世纪的启蒙学者继承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考证派却长于叙述，18世纪的伏尔泰理性主义史学家喜好论断与推理，偏于论证派；19世纪的兰克科学派明显偏于叙述派；到了20世纪则更为复杂了，新史学不断走向极端。20世纪以前，西方的历史哲学大体都可归之于思辨的历史哲学范畴内。最近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趋势是从思辨的走向批判的、分析。后者有逐渐成为当代显学的趋势。批判的历史哲学产生于19世纪末。这种哲学又具体分为批判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两大流派。两者的研究倾向相同，但是哲学立场却有明显的区别，前考入都是唯心主义者，后者则基本止是新实证主义者。批判的历史哲学的早期重要代表是德国新康德主义的西南学派和历史哲学家狄尔泰。其后由于意大利的克罗并与英国的柯林武德等人的努力，推动了批判的历史哲学的进步发展。20世纪60年代末期，后现代主义通过叙述主义历史哲学进入史学领域，代表人物是海登海特，他们试图揭示历史学家在历史写作中运用的诗性行为，试图建立起一种比喻理论，消除历史与文学之问的界限，在历史于想象、真实与虚构建立起合理的联系。
纵观西方史学的发展历程，对新闻传播史的研究颇多启发。总结来说，新闻史著述需要社会文化史的视野，政治军事史的热情，神话史学的 执着信仰和勇气，年鉴学派的时间概念，世界体系的空间概念，后现代史学的批判眼光。
第一，社会文化史的视野。社会文化史传统最大的特征就是广采博收，全面搜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材料，展现历史全景。当代史学的主要趋势之一就是扩大历史学研究的视野，正如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所说：“当代历史研究中最强大的新趋势是从研究个别和具体转向研究普遍规律，是把历史学学和社会科学都作为最终以人类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的尝试，那么，第二项最重大的变化无疑是历史学家的视野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扩展。”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也要紧紧跟随这种趋势，在研究中，要有社会文化史传统的广阔视野，充分搜集资料，包括各种文献，以及口述史学材料，全面展现新闻传播史的全貌，正如历史要实现“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的转变一样，新闻传播史要实现媒介的历史向新闻传播大历史转变。
第二，政治军事史的热情。现代阐释学理论证明，我们解释历史永远走不出“阐释循环”，不可能摆脱我们的“先验”去完全客观地研究历史，历史研究和著述中总是带有研究者的情感和倾向。历史研究是站在当代与过去的对话，我们所栖身的当时是在过去与未来的连接点上。总是带有当代的眼光和知识结构和话语评述历史。正如克罗奇所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新闻传播史研究，不仅仅是试图全面客观地呈现媒介发展史全貌，不仅仅为发现历史，还要为解释历史，并且为此提供与现实的联系。我们不能像对待僵死之物一样毫无感情。面对新闻传播史中的人物和事业要有评价，有爱憎。面对新闻传播史的教训我们要吸取，面对成就我们也要保持冷静，在冷静中也要有研究者的倾向。正如梁启超所说：“笔锋常带感情。”
需要注意的是，在饱含热情进行历史研究时，同时要避免泛感情化的历史研究。正如霍布斯“历史学家发现自己出人意料地扮演了政治演员的角色。我们要对历史事实负责，而具体地说，我们要担当批判历史中政治和意识形态弊端的责任。”史学家们必须牢记自己的责任，这首先要求他们从身份认同政治的激情中退出，即使我们也感受到这种激情，也必须退出。
第三，新闻传播史研究需要神话史学的信仰和勇气。神话史学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一种孜孜不倦通过历史研究证明上帝合法性的精神和勇气。神话史学代表人物奥古斯丁就是基督教早期神学哲学和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正是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改正自己身上的谬误而成为圣徒，为了证明基督教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他痛改前非，四处求学，花费十余载，写成《上帝之城》。奥古斯丁坚定地认为天地之间存在两个国度，上帝之城是光明善良的象征，地上之城则是黑暗邪恶的象征，上帝是地上之城的代表，他试图在两城之间试图建起一种桥梁。竭力使上帝之城在人间实现，历史在他笔下就是善与恶斗争的历史，也是教会统治取代世俗政治统治的历史。这种上下分治的历史观蕴含是奥古斯丁对罗马危机的理解。
新闻传播史研究也需要有神话史学的信仰和勇气，坚信新闻传播史将朝着不断实现新闻自由，新闻媒介不断和谐发展的方向不断前进。正如神学史观坚信历史由上帝主宰一样，新闻传播史研究者也需要有这种信仰和勇气，坚信“它是人类历史的叙述。是人的事迹、人的目的、人的成功与失败的历史。”新闻传播史研究要本着以人为本的信念，探索人在新闻传播历史中的角色。
第四，年鉴学派的时间概念。年鉴学派的核心理论就是整体史观和长时段理论，年鉴学派史学家受其他社会科学家的影响，主张融合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各门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进行历史研究。在他们那里，历史不再是政治史，而是社会的历史，是“总体史”。在费弗尔所著《为历史而战》中，基本表明了他们的主张：重理论、重解释、重综合，认为全面的历史就是一种“整体的历史”，强调历史是包罗人类活动各个领域的“整体”，是在这些领域之间相互关联、彼此作用所形成的结构和功能关系中得以体现的。新闻传播史研究需要有整体史观，运用长时段理论，展现新闻传播史的来龙去脉，新闻传播史研究采用多学科的视角，追根溯源，厘清新闻传播史发展的线索，完整、连续地呈现人类传播的历史，探索传播在人类社会进程中的角色。当然，这并不是鼓励所有的研究者都投入到新闻传播通史的研究中，年鉴学派的时间观念仍然可以运用到个案研究中，研究媒介个案和媒介人物，也应该追根溯源，探讨其渊源与流变，展现其内在的发展逻辑。
第五，世界体系的空间概念。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沃勒斯坦出版了多卷本专著《现代世界体系》，集中讨论了三个主题，即：世界体系的形成、运作及基本趋向，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和全球史观。世界体系理论是一种关于社会现代化的理论，是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新范式。该理论以世界体系为基本分析单位，认为人类历史虽然包含着各个不同的部落、种族、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历史，但这些历史从来不是孤立地发展的，总是相互联系形成一定的“世界性体系”。在这一世界体系中，国与国之间存在着等级，少数国家成为核心国，多数国家成为它们的附属，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超然于世外。世界体系理论贡献就在于其整体性、宏观性、综合性的理论视野、“多学科一体化”的研究方法以及一系列宏阔而敏锐的充满现实感的独特观点。“世界体系”理论深刻地揭示了经济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危机，标志着全球化理论开始彻底摆脱了经典方法，以体系代替了国家，真正开创了从全球角度对资本主义这一世界性现象进行系统研究的先河。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也需要借鉴世界体系理论，主要是吸收起广阔的空间概念，整体性、宏观性、综合性的理论视野和“多学科一体化”的研究方法，将新闻传播史融入到世界历史中去，在大历史观的指引下，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广阔历史空间中来研究新闻传播史的进程。
新闻传播学研究篇6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新闻传播学；重构；进路
一、概述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大数据逐渐渗透到社会科学的研究当中，这不仅使传统的研究条件和研究方式发生了变化，而且正不断拓宽学科边界研究领域，加快了各个学科之间的融合。在社会科学中应用大数据，可以改变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方式以及内容，从而使研究逐渐向深层次的方向发展。在大数据的影响下，社会研究的路径逐渐增多，其中包括计量研究、质化研究、量化研究3条路径。现阶段的社会科学研究逐渐与新闻传播学联系在一起，因此，新闻传播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之间的界限越发模糊，这一现象也表明了各个学科之间的融合交叉。［1］现阶段各个学科领域的研究中，越发重视新闻传播学中存在的问题。在大数据的影响下，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路径逐渐发生变化，其研究的内容涉及各个领域，在这个过程中也逐渐与其他学科相互交融。
二、大数据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内外部重构情况分析
在工业革命之后，专业化程度被作为社会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随着专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以及社会效率的把握有所提升，但是人们对整体文化的控制逐渐降低。在社会科学研究不断推进的过程中，社会科学逐渐向细分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致使社会科学研究的专业性逐步增强。［2］对于整体的社会科学而言，由于专业化分工，各个学科之间的分化越加明显。在大数据时代的影响下，有可能推动学科融合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以数据作为支撑，从而形成了学科融合交叉的新形势。在此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科的融合发展也有了新的变化。
（一）从内部来看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学科定位逐渐发生了变化
在新闻学教育建立之初，人们将新闻学与传播学作为两个不同的学科，在研究定位上对两个学科的研究也有所不同，但是在学科布置方面时，教育人员会将传播学与新闻学并置。因此，新闻传播学分设了两个二级学科，即传播学与新闻学。新闻传播学在建设之初被看作人文学科，因此部分新闻传播专业都设有相应的人文学院或者中文系。受到历史原因的影响，在新闻传播学早期的教学当中，由于缺乏相应的师资力量，加之专业设计方式受到人文学科的影响较大，使新闻传播教师与文学以及中文有密切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新闻传播研究的人文学科研究基础。
20世纪70年代后，新闻传播学研究逐渐向传播现象的分析方向发展，在研究过程中逐渐使用实证数据调查的方式。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应用大数据，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闻学科研究路径的改变，使其更加倾向于社会学科的研究路径，在研究的过程中，实践研究方法的作用充分发挥，使新闻传播学研究方向越发明确。［3］
在大数据的影响下，研究逐渐向精确化的方向发展，这对传统的实证研究方法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使该研究方法获得了新的发展。于传统的数据采集方式而言，研究人员获得的资料比较有限，在大数据时代下，研究人员获得的信息以及数据十分丰富，这突破了研究人员的经验范畴。于传统的实证研究而言，无论利用哪种抽样方式，都会存在相应的误差，获得相应的结果后，还需要进行检验。利用大数据的方法可以获得较为全面的样本，通过简单的统计描述即可掌握其中的规律。利用大数据可以对全样本的数据进行分析，避免分析人员个人经验带来的影响，从而使研究人员在研究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力，不断发现经验以外的规律。
（二）从外部来看新闻传播学逐渐与其他学科交融
在新闻传播学的形成过程中，使用了社会学中的相关知识，并且对社会学中的相关问题给予了充分关注，并对传播行为关系等进行了重点研究。因此，在社会学发展的过程中，会利用传播学的成果对其内容进行研究，在大数据的影响下，其他学科也不断引用新闻传播学的成果。
在大数据的影响下，诸多学科领域出现了融合现象，新闻传播学科也不例外，其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流变得越发频繁。第一，在近几年发表的新闻传播研究论文中，有很多科学背景或者计算机背景的人员参与；第二，在大数据相关研究的工作中，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参与。这两点充分说明了各个学科之间的交流。
在应用大数据的背景下，社会学科与科学之间的边界越发模糊，而精确量化也被应用于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在以往，精确量化主要应用在科学领域，这类依靠研究方法对学科进行划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过程中，十分重视信息传播规律方面的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会从这一角度对社会问题以及社会现象进行相应的分析。［4］现阶段，各行各业要想得到较好的发展，需要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作用，并对互联网及相关问题给予相应的关注以及研究。于新闻传播学而言，其可以分析信息传播规律，从而为其他学科的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于大数据时代的信息传播研究而言，大数据可以为该项研究提供相应的方法。研究人员在研究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大数据的作用，可以有效把握网络的结构以及组成，明确信息传播路径之间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会涉及其他学科方面的内容，因此新闻传播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融也得到了推进。
三、大数据时代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进路
大数据的影响越发突出，逐渐将新闻传播学带领到社会科学研究的舞台上。在大数据的影响下，新闻传播学研究方式不断发生变化，使新闻传播学的实践以及理论得到了重构，新闻传播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边界变得越发模糊，在此基础上，新的研究问题逐渐产生。新闻传播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其思维方式不断发生变化，研究思路也在大数据的影响下变得越发宽广，在研究中，研究空间逐渐扩展，需要不断找出研究主体，并弥补研究方式的不足。
第一，在研究新闻传播学的过程中，研究人员需要开放心态。虽然新闻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边界越发模糊，但这给予了新闻传播研究更好的空间，因此，研究人员可以与其他研究人员相互合作，在研究的过程中采用新的视角和方式，从而使研究内容不断扩宽。第二，在研究新闻传播学的过程中，要明确研究核心。研究人员在研究的过程中可以吸取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通过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支持来保持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活力，在研究的过程中重视核心问题，充分发挥大数据的作用，使社会科学研究与新闻传播研究逐渐区分开来。
四、结语
大数据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内容，该内容在不断升级更新中，并且在各个领域不断渗透。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工作主要侧重于互联网传播规律方面的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可以不断延伸，使新闻传播学研究逐渐向社会化的方向发展。在大数据的影响下，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重构以及进路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不仅为研究人员提供了更加科学的研究方法，而且指明了研究方向，在此基础上，新闻传播学的地位日益凸显。为了做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工作，研究人员需要充分利用大数据的作用，探究新型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从而为新闻传播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王凯杰.大数据时代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构与进路[J].传播力研究，2019，3（09）：40.
[2]奚畅波.大数据时代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构与进路[J].科技传播，2018，10（13）：22-23.
新闻传播学研究篇7
关键词：新闻教育；实践教学；实习
中图分类号：G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4-0228-03
新闻学是一门应用学科，其主要培养目标非常明确，但是长期以来，媒体常常抱怨新闻院校的学生有理论没能力，正如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教育部新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何梓华所说：“新闻媒体需要的，高校供应不上；新闻媒体不怎么需要的，高校却在大量培养!”因为学生在校期间往往缺乏必要的实践训练，既受制于学校的办学条件(这主要是新办地方高校或新办专业)，也与传统的教学理念有关。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导师范敬宜也说过“我国新闻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化，即：新闻教材老化、新闻理论西化、研究方法玄化，集中到一点就是理论与实践脱节。”这更加说明实践教学在新闻学各专业的人才培养过程中所占据着的重要地位，它是学生知识接受、技能培养的重要环节与有效手段。
新闻学的专业性质和未来的职业取向都要求学生不但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更应培养较强的实践能力，在当下更是如此。亦即在教学过程中，学生除了要掌握了必要的理论知识，更需通过大量的实践训练来感知、体验和消化所学的理论，最终切实掌握新闻流程并能熟练地运用于实践。基于我校新闻专业是以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现实，我们在课程设置、课堂教学上突出了实践教学环节，充分利用校内外的教学资源，建构了全方位的学生实践平台，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1 利用社会资源。科学实施阶梯式实践实习活动
目前，我国庞大的媒体规模带来的是更加激烈的竞争。在传媒人才市场上，“有实践经验者优先考虑”已成为业界共识。新闻系学生毕业后要想马上适应这种竞争环境，必须在大学期间就熟练掌握新闻采、写、编、评等各种技巧，而这些能力的提高，与开展频繁的新闻专业实践活动是分不开的。学生的新闻实习，需要拾级而上，循序渐进。而韶关学院对于新闻专业的教学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为学生安排了课程实践、寒暑假实习、毕业实习等三个台阶。三者之间体现出渐进性和连贯性。
1.1 结合课程教学进度。落实实践训练内容
我们策划了如以“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编辑”等课程为依托的“联动式实习”，联合组织学生在课程修读期间赴报社采风，不但要完成采访任务，而且还要进行报纸版面编排的全程学习，完成各门课程的实习任务。此外，院系还组织教师对学生的文字作品进行评析，从而激发了学生的实习积极性。
笔者在主讲“广播电视报道与分析”课程时，组织学生分组对韶关地区有关企事业进行采访，在此基础上。指导学生完成了多部较高质量的作品。其中《长不大的孩子》与《军训随笔》获首届“南粤杯”高校DV大赛二等奖，受到省新闻教育界的好评。在“新闻摄影”课中，则结合课堂教学内容，安排每位学生进行实习采风。学生拍摄了不少具有较高水准的图片，其中2006级新闻班袁超的“大爱默默，小爱绵绵”新闻摄影组照获得“2008全国校园影像交流节暨全国校园DV、摄影作品展示活动”大赛一等奖。2007年5月，以“新闻采访”课程为依托，组织2004级新闻专业学生赴翁源进行以“义务教育”为题材的采访报道，拍摄并制作了纪录片《家乡・大学生・梦》，该片获首届“南粤杯”高校DV大赛三等奖。
1.2 利用寒暑假期间。走向社会落实教学实践内容
寒暑假期间实致采用两种方式：一是组织学生利用假期到各新闻媒体实习。每年新闻专业部分同学会在南方电视台、新快报、韶关日报、韶关电视台、韶关电台等新闻单位实习，效果良好，这大大激发了学生实习的热情。二是带学生团队外出进行集体采访和社会调查。2007年暑假，笔者带领2005级新闻班部分学生在浙江西塘开展了为期一个星期的实习活动，拍摄了多张摄影作品并拍摄制作完成了电视片《幻恋》。学生通过这次实习锻炼提高了自己的采访能力和交际能力，能更深刻的在实习中观察社会、了解社会，开阔了眼界，尤其是增强了自己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1.3 精心安排毕业实习。提升实践操作能力
为期3个月的毕业实习，是学生在完成了专业教学计划所规定的其他教学环节和主要课程的基础上进行的一次时间长、规模大的实践性教学活动。专业实习既能促使学生将课堂学到的知识转化为技术和能力；又为学生走向社会、从事专业工作搭建平台，是新闻实践教学中的重头戏。为了抓好这个环节，我校新闻系与韶关相关媒体建立了长期的协作关系，如韶关日报、韶关电视台、韶关家园网等，都是我系稳定的“实习基地”。除此外，我系还安排学生进入广东电视台、南方电视台、羊城晚报、新快报等省内知名媒体进行实习。学生经前两类实习的锻练，已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因而在毕业实习中显得底气颇足。他们在新闻单位实习老师的指导下，受到了更为严格、更为规范的训练，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进一步提高。实习结束后，各小组还要召开经验交流大会。无论经验或教训均来自实践一线的感知，是对课堂理论教学的再记忆，再认识，是对新闻理论、书本知识的诠释和消化。
以上三类实习，呈现为逐层递进的关系。在结合课程进行的实习中，学生加深了对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和理论的理解；在暑假期间的实习中，学生接触了各级各类媒体，增进了对新闻工作的了解；在毕业实习中，学生综合运用在校期间所学得的知识和理论，对新闻工作的真谛和要义不仅有了更全面深切的感受，而且有了更深刻的理性认识。
2 挖掘校本教学资源，实现实训工作的生活化和日常化
以上实习，都必须在校园外集中较多时间进行。然而学生的实习更多的时候是在校园内进行，因而教师们有责任为其在校内的实习创造各种条件。这就要求教师们对学生实习的指导经常化、日常化。
2.1 开设“模拟课堂”，让课堂教学具有实战性
多年来，我国新闻学专业的教学多局限在传统的理论教学上，这未免有“纸上谈兵”的感觉。为此，韶关学院新闻业务教学吸收了国内新型教学经验。结合本专业的特色，试行“模拟课堂”教学模式。该模式既强调对理论教学的阐释的补充作用，又突破传统的实验教学依附于理论教学的观念，是未来新闻教学计划中最主要的部分，并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如在《电视节目策划》课程中，关于“电视谈话节目”这一章的教学上，“模拟课堂”的具体操作为：学生在课前自行准备采访提纲与采访对象，然后在课堂上自己扮演
“谈话节目主持人”，模拟《艺术人生》、《鲁豫有约》等节目特点对同学进行现场访谈，让大家都参与进来，在大大活跃课堂气氛的同时也提升了同学们的访谈能力。
2.2 以校内报社、电台、广播站为载体，拓展学生实践舞台
从2005年开始，我和我的同事们指导学生创办了系报《点报》。学生们承担了采访、写作、编辑、校对、出版等各项工作，经受了全面锻炼。学生“记者”们曾成功地采访过校内外多位知名专家。在培养新闻人才方面发挥了其独特作用。其次，为了提高同学们的积极性，新闻系每年都会评选“最佳新闻摄影奖”等等。但是，仅仅有系报这个平台是远远不够的，新闻系把在报刊得到锻炼的优秀同学不断输送到校内各媒体，如校园电台、粤北大学生报、韶关学院报和校园新闻网等等，让他们得到更多的锻炼。除此之外，我还利用课余时间指导学生在学校校园网开辟新闻视频专栏。成立了“新闻现场”小组，小组所有的人员均从新闻系各年级学生中招新而来。“招新”活动每年一次。“招新”程序制度化，分有自我介绍、笔试、面试三步骤，以全面考察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业务基础知识和新闻思维。
成员利用课外时间，将学校各类重大活动以及同学们所关注的热点及时进行采访报道，编辑每月至少两期每期10分钟的视频新闻挂上校园网。例如在我校50周年校庆期间，组成了有20多个成员的记者团。该团成员成功采访了来校参加校庆活动的许多嘉宾并较完整的报道了整个庆典活动。特别是汶川大地震后，全程拍摄制作的反映5・19韶关学院全校万名学子参与祈福夜纪实过程的电视纪录片《祈福》，该片获第一届“科讯杯”全国传媒专业学生DV暨高清作品大赛纪录片一等奖。
3 加强实践教学师资队伍建设，邀请专业人士进行专题讲座
我国新闻教育事业存在着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就是大多数教师本身就没有新闻从业的实践经验。这是我国新闻教育的一个软肋。面对这个问题，我校新闻系采用了系列可行的办法。一是直接引进新闻单位有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极强的动手能力的资深编辑、记者作客座教师。这些引进的媒体资深从业人员可以直接参与课堂教学，改变以往无新闻实践经验教师讲授实践性较强的课程的状况，为学生提供生动的新闻实践教学内容。而且这些媒体资深从业人员不仅用典型的新闻事例进行教学，还可以组织和指导学生的专业实践活动。不但有利于学生专业基本素质的形成，还可以了解到社会和媒体对新闻人才要求的新动向，以便及时调整对新闻人才培养的策略，有助于新闻专业实践更好的开展。另一方面，加强新闻专业教师的培养。由于我校新闻专业的多数专业课教师或是由中文专业改行的，或是虽有新闻专业的学科背景。但都是从校门到校门，理论知识丰富而新闻实践经验严重缺乏，对新闻具体的采缩工作以及媒体机构、媒体运作等缺乏感性认识，不利于培养学生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所以我校新闻专业采用与新闻单位在联合培养新闻人才协议基础上，也让教师到报社、电视台、网站等新闻单位做一段时间的实际新闻工作以提高他们的实践教学能力。
我校新闻系还根据自身情况，有计划地定期邀请学界知名人士和业界精英开展各类讲座。2007年，新闻系就曾邀请顾问、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罗以澄教授来我系讲座，其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采编手段和写作技巧给同学们带来了从课堂上学不到的生动的知识；此外还邀请了广东电视台与南方电视台资深电视人开展讲座，其丰富的采访经验；具备的较丰富的新闻实践经验和独特的新闻价值观，深深地吸引了准备进入新闻行业的同学们对新闻行业的认识与关注。从而把新闻实践教学搞得有声有色，成为典范。
4 加强教学硬件设施更新
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会长乔・福特认为。“为最新技术设备找资金是一种经常性的挑战，但为学生提供高品质的实验设施在我们的优先考虑范围内。庆幸的是，数码时代降低了有些设备的价格，但这些设备也需要每隔3―5年更换一次。”当然，规格齐全的实验设施建设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与财政支持之上的，不说与国外新闻院校相比，就是相比较国内同类院校。我们在资金投入和设备更换上都有很大的差距。
目前我国的新闻教育经费来源比较单一，数额明显不足，有些新闻院系由于受制于资金的短缺，致使很多理应开展的项目搁浅。我校新闻系在学校投入仅50多万资金的条件下实现开源节流，在加强实践教学硬件设施的投入基础上科学合理购置设备，创办了拥有40多台电脑并联网的“多媒体报刊编辑室”和“电视节目制作室”。购置4台数码摄像机以及6台数码相机。在学校重视新闻教育改革的基础上，应该给予新闻教育更多的资金投入，以实现现有实验教学设施的更新和硬件条件的改善，如“新闻演播厅”的建设等。
新闻传播学研究篇8
关键词 台湾地区 新闻教育 实践性教学
实践性教学课程是新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性教育课程的设置理念、管理实施、效果评估等，攸关新闻教育的成败。目前中国大陆新闻标的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学校培养的学生数量远远大于市场需求。学生毕业在媒介找不到工作，而业界需要的人才学校又不能提供，产销严重不对路。这表现了新闻教育方面的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课程设置缺乏科学性、合理性，学界、业界缺乏沟通。学校的实践性教学环节没有发挥应有的功效。
台湾地区的新闻教育比较先进，在世界范围内也有一定地位。新闻实践性教育是新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连接学界与业界，检验学校教育是否适应市场需求的重要环节。新闻传播学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其他学科不同，要求学生必须具有很强的动手能力。本文着重考察台湾实践性教学的具体做法与特点，以期大陆高校新闻教改可以有所参考与借鉴。
一、台湾地区新闻传播教育各阶段的实践性教育
根据郑贞铭教授的观点，台湾新闻传播教育可分为教育的奠基时期(1949年——1970年)；发展时期(1971——1990)与蓬勃时期(1991——至今)。
在台湾新闻教育的奠基时期，也就是五十年代——七十年代，台湾地区经济初步获得发展，社会对专业新闻人才的需求量也有所增加。此间，台湾成立了政治作战学校新闻系、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政治大学新闻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社会教育系新闻组、世界新闻专科学校、私立中国文化学院新闻系等系、所。在课程设置上，重视写作能力、文、史、哲素养的培训，强调学界与业界的合作交流。各校都注重实习制度，比如政治大学新闻系将实习分为一般实习和毕业实习。一般实习包括：创办中英文报刊供学生校内实习使用。中文为《学生新闻》周刊，由三年级学生轮流负责采、写、编、校、广告、发行等工作，每人实习两个月，每周出版一期。英文月刊为《政治前锋报》，由四年级英文组学生担任采、编、校、发行等工作，配合新闻英文课程的教学。政大创办广播电台和闭路电视台供广电组学生实习使用，学生制作的电台节目每日中午二时至四时向外播出，闭路电视则仅在摄影棚操作，不对外播放。选修新闻摄影的学生可使用摄影部的设备。政大还与中央日报开展合作，中央日报木栅与景美两个地区的采访工作，交给政大四年级学生负责，采访新闻报送中央日报采访组使用，每人实习两个月。政大的毕业实习从1960年起改在寒假期间进行，学生可根据兴趣在可供实习的二十五家传播机构中进行选择，为期一个月。这些机构包括中央通讯社、中央日报、联合报、台湾广告公司、中国广播公司、中国电视公司等等，这些台湾知名的媒体和公司，均愿免费为政大学生提供实习平台。新闻事业机构与新闻界人士还为政大捐赠十三种奖学金，显示出当时学界与业界已经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
世界新闻专科学校由著名报人成舍我创办，他以培养“德智兼修，手脑并用”的新闻人才为目标，课程设置除讲授理论外，特别重视实习。将实习制度分为校内实习和校外实习。校内实习的具体做法是，各专业的学生逐年有实习课程。三年制学生(从高中毕业生中招收)从二年级开始实习，五年制学生(从初中毕业生中招收)从四年级开始实习。报业行政、编辑采访、印刷摄影三个专业的学生在学校的印刷实习工厂编印《小世界》周报。《小世界》周报每期出版4开1张，经费由学校负责，参与实际工作的人员大都由该校学生参加，完全是义务性质，包括评论、编辑、采访、副刊，绝大部分是同学执笔，老师只从旁辅导。其他如发行、广告、印刷、校对，也都由同学负责。广播电视、电影制作专业的学生则在世新电台、闭路电视台、电影电视摄影棚和小剧场做节且，这在当时的台湾是一个创举。图书资料专业的学生利用学校图书馆实习。而公共关系专业的学生，则经常举办民意测验及市场调查，理论结合实际。校外实习被安排在最后一个学期，根据专业到各机构实习。世新学校的培养方式在当时颇有影响，成舍我先生以私人力量投巨资兴办世新电台、闭路电视台、摄影棚等，购买最新设备供学生使用，使该校学生以动手能力强而著称，在台湾的广电专业、电影制作专业中脱颖而出。这也映证了郑贞铭先生说的“新闻传播教育一如医学院的教育，需要第一流的设备，第一流的仪器。学习者必须在学习环境中真刀真枪地干，才能赶上时代潮流，培养出第一流人才。廉价教育不可能培养出高质量的新闻传播人才，这是我们探信不疑的”。
1971——1990年是台湾新闻教育的发展时期。这段时期，台湾经济发展迅猛，人民的知识水平普遍提高，新闻事业的规模与技术都有较大提高。十一年间成立了辅仁大学日间和夜间部大众传播学系、中华文化大学新闻暨传播学院、政治大学广告系和广播电视系，铭传大学大众传播系等十七所院系。政治大学先后招收新闻学硕士与博士，标志着台湾新闻教育已形成了专科、本科，硕士、博士以及社会力量办学的一套完整体系。在实践性教学方面，除重视实习之外，各学校都积极筹资购买最新的广电节目制作设备和电脑排版系统投入使用。为解决实务性教学人才短缺的问题，各校纷纷聘请在媒介有实践经验的本校优秀毕业生担任兼职教师，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师资不足的压力。此外，台湾的新闻界学者也积极担负起对媒介监督、建言的角色，和业界人士合作，积极推动了台湾公共电视的建立与有线电视法的制定。
20世纪90年代至今是台湾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的蓬勃时期。自从国民党在80年代末解除戒严与开放报禁之后，报业、电视、电台均对社会开放，台湾新闻媒介数量激增，对新闻人才需求殷切。台湾同时鼓励私立大学的建设。到2001底，台湾共有24校70个传播相关系所(公立26个，私立44个)，其中大学部40个，硕士班28个，博士班2个。台湾地区的新闻传播教育显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随着传播科技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电脑与网络的普及，台湾新闻院校及时开设了电脑排版与设计、电子媒介原理与制作、多影像媒体和电脑多媒体制作等课程，并积极改进教学实习设备，如政治大学新闻系建成了编采自动化实验室、世新大学新闻系开设了制版、电子分色、电脑排版、印刷机械等一系列先进的实验室，让学生在动手过程中较好的体会了传播科技带来的革命，不至于和现实脱节。
对于当前的实践性教学，笔者咨询了历任台湾世界新闻大学校长和朝阳科技大学教务长、人文学院院长、传播艺术系主任的林念声教授与原铭传大学教师、现任台湾《旺报》驻厦门记者张彦清博士，了解到目前大致情况：台湾新闻院系平时十分注重与媒体保持良好的关系，学校有专人负责联络各类传播机构。在实习之前，教学负责人员必须落实每家单位能接纳几位实习学生，最后作出统计，以便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到广电媒体、网络、报社、广告公关公司等去做各项工作，不会浪费名额。实习过程中，学生每天都要求写实习日志，记录当天所做事项。学校负责实习的教师要与每个单位的带实习的人士取得联系，并寄出一份实习鉴定表请其填写打分。当然成绩与评语都承诺保密，以保证不以面子、人情打分，具有一定真实性。如果实习单位对某一学生的评语和分数过差，学校老师会与实习单位联系。并调查实际情况，因为有时不排除会因一些主观原因导致不公正的评价。实习结束后，学生必须写作实习报告，归纳经验与教训。一些学校会召开实习成果汇报会，对成绩优秀者予以奖励。一些学校会把实习成绩计人某一科的成绩，比如占总成绩的一定比例等。以鼓励学生抓住实习机会，多出成绩。当然，随着学校的扩招，媒介公司有时也无法容纳过多的实习生，一些学生只能到台北以外、或是一些小型的私营公司去做实习。
台湾目前也存在新闻实务师资缺乏的问题，尤其是缺乏具有广播、影视学专业博士级的实务人才。由于新闻传播实务界中经验丰富的人士不见得具备台湾教育部规定的大学师资聘用标准，很多实务性课程都只能聘请媒介人员担任。但这些人士因为业务繁忙，不一定能很好地承担课程任务，而且课后也没有时间与学生充分交流并给予辅导。为解决这个矛盾，一些学校采用了自己培养实用人才的方式，选拔硕士阶段已经具有良好动手能力(能独立制作广电节目、纪录片等)的优秀青年，送他们到国外攻读博士，然后回校任教。教育界人士也时常呼吁业界能更多反哺学界，为师生提供更多的实习交流机会。
二、台湾地区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明亮启示
综上所述，台湾新闻传播教育的实践性教学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台湾新闻传播教育重视实践性教学环节。从创办初期，各校就形成了校内实习、毕业实习或校外实习的传统。各新闻院系均设有自己的报纸、电台、电视台、实验室供学生实习使用。高年级学生协助教师进行管理。政大新闻提出的“在做中学”已成为新闻界教育的共识。各高校在实习管理、评估方面的制度方面已较为成熟。
其次，台湾各校均重视新闻实习的硬件建设，不论是创办初期开设报纸、电台、电视台，发展时期购买先进的广播电视、电影制作设备，还是繁荣时期更新数字设备、搭建网络平台等等，各校始终想方设法、筹措资金，购买先进的设备充实教学，跟随时代进步，使学生保持较好的竞争力，不至于落伍。这也充分说明了新闻传播专业不是普通的文科专业，有心办新闻传播教育者，必须在财务上给予保障，因陋就简式的教育。培育不出高水平的新闻人才，也不符合现代化的新闻传播事业的要求。
第三，台湾的新闻学界与业界具有良好的互动关系。台湾各校十分重视与业界保持良好的关系，除有专人定期与媒体保持联络之外，学界成立协会或举办学术研讨会时。都会积极邀请业界代表参加。积极参与业界的新闻在职培训，并对节目进行监督与建议。从台湾新闻教育的奠基时期开始，一些新闻业界的人士就积极参与教育并提供奖学金资助，知名媒介愿意免费为新闻院系师生提供实习场所与机会，借机扩大影响或培养自己所需人才。比如近来一些报纸在大、中学生中开展“校园记者”行动。资助学生采访并拿出一定版面刊载其作品。一些电视台开展“校园征才”活动。选拔优秀学生进电视台，先做助理记者、编辑。并灌输公司的价值观，使之与公司更容易融合，自己也可培养所需人才。这样的合作，于双方都有好处。
新闻传播学研究篇9
关键词：文学叙事新闻语言文学语言文学手法
一文学叙事在新闻报道中的应用
伴随着新闻事业的不断发展，于上世纪60年代在西方社会出现了新新主义，强调用小说的笔调来写新闻故事，这深刻地影响着新闻报道方式，“为冲破传统新闻报道观念与写作手法，在报道方式上人为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强调写作的风格及描述的品质”。虽然新新闻学重点突出的是主观色彩，其诸多理论与方法也不能承担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功能，似乎不符合“新闻”真实、客观的要求，但新新闻主义的初衷也是为了更准确、更真实地向受众反映事实，传递信息。
我国的新闻工作者也特别重视新闻报道方式的变化与创新，穆青先生就提倡用散文的笔法来写新闻，萧乾先生曾自谦地说过：“纵观我一生，可说是介于文艺与新闻之间的两栖动物。”
今天，用文学的叙事手法写的新闻稿、小说化的新闻、散文化的新闻等多种形式已屡见不鲜。“各报的记者们使出浑身解数，想方设法让‘实话实说’的新闻借助文学的手法去‘实话巧说’，使之更为深刻、精致、感人并富有文采，达到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南方周末》向来以深度报道为特长,其中经常能够看到记者作为一个叙事者，深入事件中心去探询真相。在故事叙事过程中，往往会借用各种文学的叙事方法，比如文首设置诸多悬念，为了增加文章的可读性，大量使用直接引语，通语言来凸现人物的性格与心理活动。文章也一般遵循着发现矛盾、冲突，寻找原因，最后如何去化解矛盾、冲突这条轨迹发展下去。
二新闻语言与文学语言的一致性
从语言学角度来衡量，文学语言与新闻语言具有同一性。两者都具有语言的一般特征，都是对客观经验世界的文字表述。作为新闻写作的主角，也有可能同时成为创作文学作品的主角，兼有新闻写作主角和文学创作主角的双重身份。
在讲到语言的运用时，对语言的要求普遍认为语言要“准确、鲜明、生动”。从新闻的功能上看，新闻要“传递信息沟通情况”，所以“新闻语言必须要准确，概念明确，论断正确，就是要恰如其分地反映客观情况，报道事实，描写人物容不得半点含糊不清，说一是一，是二就说二”。同样，文学语言也必须准确。它的准确是艺术意义上的准确，就像福楼拜说的那样“我们不论要描写什么事物，要把它表现出来，只能用唯一的名词；要赋予它运动，只有唯一的动词；要赋予他性质，只有唯一的形容词，我们要苦心探索，非找到这个唯一的名词、动词、形容词不可，仅仅找到这些名词、动词、形容词的相似词千万不要满足，更不可以因为搜索困难随便使用一个来搪塞了事”。
鲜明性也是所有文体的共同要求。新闻媒体是社会的嘹望哨，媒体应通过那些新近发生的或正在发生的，有典型意义的和有新闻价值的事实报道，使用生动鲜明的语言去维护公众的切身利益和疏导群众的情绪。而文学语言的鲜明性，则主要表现在形象和意境的创造上。
生动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切叙事性作品具有艺术魅力的基本特征。新闻语言的生动要求使用典型、准确、简洁、具体的语言，而且不断地从事件背后提供出尽可能多的价值和材料，而从挖掘新闻事实本身所包含的生动因素，也能反映客观事实的本来面目。“新闻是新近事实变动的信息。”文学语言的生动，主要表现在细腻描写客观事物时，以合理的想象联想和夸张来抒发主观情感。
三新闻中运用的文学手法
适当运用文学表现手法是增强新闻可读性的根本途径。新闻几乎对所有的文学表现手法（虚构除外）都可采取“拿来主义”，但最应当掌握以至运用纯熟的是描写、对话、议论三种。
新闻尤其是消息，要不要有描写，至今仍有不同的认识。但随着新闻改革的深入发展，突破公式化、概念化的种种束缚已成共识，描写已被广泛采用。恰当运用描写，可以把新闻写得生动形象、富有文采。其主要作用有：能够再现环境，创造气氛，引人入胜；它可以用实景代虚言，剔去空洞无物的陈述，增添新闻的形象美；它可以托物寓意，形成含蓄的意境。
新闻（主要指消息）中的描写是从属服务于导语的整体设计的，它必须把新闻的五要素容纳进去，描写的本身必须同时是对新闻事实的报道，或者是对新闻事实不可少的衬托。需要注意的是，新闻中的描写不在多，而在准；不在细，而在精。好的描写着墨不多，三五个字，几个词组，一两个短语，让读者略有所感便戛然而止。
在新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名篇佳作中，有不少正是以娴熟的对话艺术赢得了读者。看来这也是一种很好的题材，是应该予以采纳的一种方法。新闻中的对话，是交代情节、传递信息的重要手段，更是展现新闻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示时代精神，深化新闻主题的有效方法。
新闻中要掌握的议论，一般为直接议论和间接议论两大类。前者就是对新闻所传播的事实，直接进行阐述、评论，指明意义，揭示本质；后者则是通过第三者之口，间接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态度和见解。不论哪一种，运用得当，均能收到“缩尺成寸，一语中的”的良好效果。[]
参考文献：
[1]芮必峰、姜红：《新闻报道方式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2]曾月华：《谈谈新闻与文学的“杂交”优势》，《新闻与成才》，2002年第7期。
[3]李元授、白丁：《新闻语言学》，新华出版社，2001版。
[4]王镝、李伟：《谈谈新闻语言的准确性》，2001年6月版。
新闻传播学研究篇10
【关键词】体育新闻；体育文化；体育赛事；研究热点
一、问题提出
互联网自1994年进入中国以来迅猛发展，根据CnniC《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7》数据，“截至2017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7.72亿，手机网民规模达7.53亿，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到4.22亿”。[1]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带来了新的媒介生态环境，也为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提供了一片沃土。作为一门体育学与新闻传播学交叉的学科，体育新闻传播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主要来源于新闻传播学，但其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又表现出与母学科的不同。体育新闻传播相关研究在新闻传播类期刊中的“市场份额”如何，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在大数据、虚拟现实、全媒体等背景下有哪些核心问题，相比于体育类期刊中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成果有何差异性体现，这些都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量化和质化相结合的方法，以呈现我国2015-2017年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热点。文献资料法。“学术研究领域所认可的核心期刊，其代表的是一个学科的前沿动态和最重要的成就”。[2]本文将新闻传播类核心期刊和CSSCi来源期刊中的学术论文作为研究对象，时间截取2015至2017年，以“体育新闻”“体育新闻报道”等为关键词进行人工筛选，最终获取517篇研究文献。内容分析法。将已获取的数据导入SpSS软件，以图表的形式呈现体育新闻传播相关研究在各新闻传播类核心期刊中的分布情况，并进一步分析时间与发文量之间的相关性。文献计量与可视化分析。借助基于科学计量和数据可视化背景发展起来的CitespaceV软件，绘制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和时区视图分析我国体育新闻传播领域的研究热点主题。
三、研究结果
（一）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在新闻传播类期刊中的分布情况
《新闻战线》刊发的体育新闻传播相关研究文献最多，占新闻传播类核心期刊和CSSCi来源期刊的67.89%（n=351），其次是《青年记者》（10.25%）、《电视研究》（4.84%）、《传媒》（4.64%）、《新闻与写作》（2.51%）、《新闻爱好者》（2.51%）等以关注新闻传播业务实践为主的期刊。而由国内新闻传播院校主办的、侧重于学术探讨研究的CSSCi来源期刊，如《新闻与传播研究》（n=0）、《国际新闻界》（n=0）、《新闻大学》（n=3）、《现代传播》（n=9）却鲜有体育新闻传播类的研究成果，仅占比2.3%（合计n=12），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体育新闻传播这一研究主题并未进入到国内传播研究的核心领域。另一方面，在年份与刊名的相关性分析中发现，三年间国内各新闻传播类期刊中体育新闻传播的相关研究呈现下降趋势。
（二）新闻传播类核心期刊中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热点主题
将CnKi中的517篇研究文献导入CitespaceV可视化软件进行数据转换和除重处理，共获得513篇文献。根据研究目的，对时间切片timeSlicing（From2015to2017，#YearsperSlice1）、节点类型nodetype（Keyword）、数据抽取标准SelectionCriteria（top30）、剪枝pruning（path-finder）等功能进行参数设置，最终绘制得到90个节点、148条连线、网络密度为0.037的关键词共现图谱以及高频关键词。如表2所示，关键词出现频次与其中心性并不呈现正比关系。当中心性大于等于0.1时，表明该关键词在该研究领域的重要性。可见，“新媒体”是近年来我国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中中心性最高（Centrality=0.50，以下简称“C”）的关键词，其次为体育文化（C=0.24），此外体育赛事的中心性虽然只有0.19，但其出现频次仅次于体育新闻，因此三者间接地呈现了近年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焦点，即新媒体与体育新闻、体育文化、体育赛事传播的相关研究。媒介技术的发展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纸媒、电视和门户网站，到“两微一端”（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再到直播、视频、VR、机器人报道、数据可视化、H5等，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体育新闻新的报道格局，也为新媒体环境下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提供了大量素材。另一方面，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构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体育文化建设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在当前的新媒体环境下，如何通过新媒介技术传播我国优秀传统体育文化及塑造国家形象，成为体育文化传播研究的关注点。此外，体育赛事也是出现频次和中心性较高的关键词。特别是如奥运会、亚运会等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对于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发展将会产生巨大推动作用。而作为媒介事件的大型体育赛事，如何利用新兴传播媒介与赛事进行互动成为研究的热点，同时，体育赛事新媒体转播权也成为该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选择聚类视图ClusterView，可绘制模块值Q=0.5764（0.3）、平均轮廓值S=0.6148（0.5）的显著、合理的聚类图谱。由表3可见共形成9个聚类，其中聚类号与聚类大小成反比。根据上述关键词共现频次和聚类图谱，可见三年来新闻传播类期刊中发表的有关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热点主要表现在体育新闻、体育文化、体育赛事等三方面。
1、体育新闻报道研究
体育新闻是“大众传媒对体育运动进行及时的报道和传播，具有大众性、娱乐性、情感性、全球性等特点，不仅是吸引受众的最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各类媒体扩大自身影响力、争取受众群体注意力的必要新闻品种和报道内容”。[3]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到微博、微信、体育新闻app等新媒体，当前“以新媒体为核心的体育新闻传播媒介新格局已经形成”。[4]这一主题的研究主要包括聚类0、1、2、3、8，在新闻实践中表现为奥运会等综合性体育赛事以及世界杯等单项赛事中的数据可视化报道研究，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体育新闻数据多样化的呈现方式，数据图形成为主体，数据新闻应用更加轻量化”[5]、“新闻中的数据与故事更适合当下的视觉阅读趋势，使受众收获更好的阅读体验”[6]等。新媒体的不断发展促进了体育新闻传播实践，并推动着体育新闻传播学理层面的研究，如《融媒时代的体育新闻传播》《体育新闻传播的特征与转型路向》等。此外，还体现在对体育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研究，如鞠峰认为“全面的新闻专业技术、具备与新媒体思维融合的专业态度、深厚的体育新闻专业知识和内外兼备的体育新闻专业能力是新媒体背景下对体育新闻人才的要求”[7]，而王湛卿从体育院校新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上认为“树立以国际化、复合型、个性化为核心的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目标，创新以体育、新闻、外语、人文为合力的课程体系，打造以体育、新闻、学术、技能为中心的师资团队，搭建以政府、媒体、企事业单位、学校为一体的实习基地”[8]是当前体育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必要路径。
2、体育文化传播研究
“体育文化”和“体育文化传播”也是体育新闻传播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议题，主要包括聚类5和聚类6。现代体育的发展至今不过一个多世纪，因其本身具有的魅力和大众传媒的推动，体育话题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正如英国学者大卫罗提出的，“体育、文化和媒介之间的关系，它们总是无处不在地发生作用，以永动的断言和反断言的方式影响对方或被对方所影响”。[9]大众媒介已经成为当今体育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作为当下社会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体育文化的传播载体已经逐渐多元化，如体育赛事、运动品牌、体育明星、全民健身等等”，[10]而这些体育文化形态的传播对国家形象的建构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三年来体育文化传播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新闻战线》《青年记者》等主要关注新闻传播业务实践的期刊，共有32篇。探讨的议题可分为三类：一是分析新媒体环境下的体育文化传播问题，如《论微博在体育文化传播中的特征与作用》《新媒体促进体育文化发展路径探析》《体育文化传播如何塑造国家形象》等；二是讨论新媒体对于我国传统体育文化传播的作用与途径，如《新媒体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优势传播》《论媒体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播》等；三是探析校园体育文化传播中新媒体的作用，如《新媒体环境下的校园体育文化传播》《体育传媒对我国高校体育文化建设的影响》等。
3、体育赛事传播研究
“体育赛事”是三年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中出现频次排名第三的关键词，“大型体育赛事”出现次数虽靠后，但其中心性并不低（0.03）。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后，大型体育赛事如青奥会、亚运会、羽毛球世锦赛等在我国各大城市相继举办。媒介手段的介入让受众摆脱了特定空间的局限，使世界各地的人们成为体育赛事这一“媒介事件”的见证人，经历一种不在场的“现场体验”。因此，新媒体时代的体育赛事传播就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主要包括聚类4和聚类7，共有《门户网站大型体育赛事移动化传播逻辑创新》《微博大型体育赛事的传播路径研究》《大型体育赛事微传播发展的局限与对策》《互联网思维下的电视体育赛事报道模式创新》等20余篇文章。除此之外，2014年9月国务院常务会议作出的“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放宽赛事转播权限制”[11]及同年10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使得从法律角度等探讨体育赛事转播权备受关注，三年来的相关研究达15篇以上。其中，南京体育学院的李金宝连续三年发表了与此相关的文章，如《体育赛事转播权法律性质认定的困境》《体育赛事新媒体转播权的三大关键议题》等。
（三）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成果在体育类和新闻传播类核心期刊中的差异性体现
体育新闻传播作为体育学和新闻传播学两门学科的交叉领域，其在两类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也表现不同。从上述分析可见，新闻传播类期刊是我国体育新闻业务方面研究成果发表的平台，多以实践应用为研究点，在理论层面探讨的后劲稍显不足，仅有几篇从传播学、符号学等视角对体育现象进行研究，如《仪式传播视域下的nBa赛事电视传播》《体育奇观的生产与消费——以女子网球运动员李娜为例》等。而在体育类期刊中，体育新闻报道、体育文化传播以及体育赛事传播这三大热点主题更多地呈现了“理论+实践”的维度，即研究议题既与当下“一带一路”倡议、体育文化建设等实际问题保持一致，又从不同学科的理论视角进行论证。此外，这种差异性还体现在体育类期刊中对中西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梳理性总结，如《现状与未来:对我国体育新闻与传播研究的思考——基于2012—2015年发表的学术论文》《机遇与挑战:国外体育新闻研究进展及其启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