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传承的重要性篇1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档案重要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指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直接参与制作、表演等文化活动，并愿意将自己的高超技艺或技能传授给政府指定人群的自然人或相关群体。近年来我国已先后公布了三批共1488名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其地方也相继开展了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命名工作，国家、省、地市、县共四级传承人保护制度基本建立，使传承人保护工作成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一大亮点。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动态遗存，一种很容易随时代的迁延而湮没的文化记忆，它不能脱离人而独立存在，是存在于特定群体生活之中的活的内容。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的文化，“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袭主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所以说，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因素。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明确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1)熟练掌握其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3)积极开展传承活动。《非遗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传承人必须履行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妥善保存相关的实物、资料；配合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性宣传的义务。2011年9月文化部《关于加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管理工作的通知》中进一步明确规定：“在前期调查的基础上，对部级代表性项目及其代表性传承人进行文字、图片、影像记录，征集并妥善保管相关珍贵实物和资料，建立档案和数据库。加强对部级代表性项目的深入调查、研究，有计划地出版相关成果”。
笔者认为，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的保护，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档案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的老龄化现象严重。急需政府有关部门对传承人进行立档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老龄化是号称为“人间国宝”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最大杀手，已成为共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代相传的文化现象，它得以延续的主要方式就是通过一代代人传承下去，如果拥有民间艺术和技艺的艺人日渐减少，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会面临断绝的境地。
为了有效地传承和保护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鼓励和支持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进而建立起一套科学有效的传承机制，截止到2009年6月，文化部已经连续公布了三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名单。其中包括民间文学、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民俗等10类，共计1488名。各省、市、自治区也公布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通过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的研究，笔者发现在1488名传承人中六七十岁的占了大多数。部分传承人已到耄耋之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已经进入了老龄化时期和衰亡高峰期。很多国宝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年迈体弱，有的身怀绝技但未能传承给后人就已离开人世。如在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川剧六大传承人之一的陈安业和苏剧两大传承人之一的蒋玉芳在评定期间就已于当年元月谢世。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高尔基曾说过“一个民间艺人的逝世，相当于一座小型博物馆的毁灭”。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整体步入高龄时代、银发时代，通过建立传承人的档案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已刻不容缓。
2.传承人档案资源的建设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的核心内容，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
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宗旨，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灵魂和本质，人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和最宝贵的载体，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延续不能离开人而进行下去，传承人的存在和延续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存续的决定性因素。
严格地讲，我国现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关于传承人的规定力度是不够的，受“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产业思维模式的影响，甚至有些地方政府对传承人的关注远远不如对传承项目本身的关注，因为遗产项目具有潜在的经济价值，而对于传承人的关注却需要付出代价。如果这种观念不尽快改变，将会深层次地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从档案工作服务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分析，如果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档案记录和反映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现象的话，那么传承人的档案则记录和反映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灵魂和本质，传承人档案资源的建设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的核心内容，由这些人形成的群体传习、演绎和再现历史遗留下来的传统文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与归宿。
3.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建立档案既可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整性。又可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与保护。
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及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建档，二是及时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档案。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忆与保护来说，这两方面的工作必须同等重视，不可厚此薄彼。传承人档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传承性，由于传承人受诸如空间、时间等因素的限制不能顺利的履行他们的责任，建立传承人档案对传承人的自身信息、作品信息等进行入档记录，可以辅助传承人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正常传承，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未来的研究和决策提供重要的依据。文化部于2008年制定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规定，“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单位应采取文字、图片、录音、录像等方式，全面记录该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掌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形式、技艺和知识等，有计划地征集并保管代表性传承人的代表作品，建立有关档案”。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档案的建档与管理需要做好广泛深入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使民众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位、价值及作用，以增强他们保护和传承的自觉意识，从而得到更多的社会认同感。各级档案馆除了利用收集到的以文字、图片、录音、录像为载体的传承人档案向
公众提供基础的档案信息服务以外，还可以利用它们举办展览、参观、培训，让民众在轻松活泼的氛围下了解和加深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弘扬与传播。
4.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档案有利于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民族智慧与民族精神。
2007年6月9日我国第二个“文化遗产日。”期间，总理在中华世纪坛观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华专题展览的过程中指出“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三句话的理解：第一，它是民族文化的精华；第二，它是民族智慧的象征；第三，它是民族精神的结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民族智慧与民族精神的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一个民族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常常扮演着忠实传承历史的史官的角色，他们同时也是民族科技成果的创造者和传承者。历史上，传统农业社会中所使用的风车、水车制作技术、宣纸制作技术、蜡染技术等等，也主要是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教授民间的能工巧匠来传承的。在传承科学技术的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同时还是一个民族的文学艺术的创作者和传承者。如昆曲艺术、曲艺杂技、民间音乐舞蹈以及民间传说故事等等，都是通过他们来传承的。这些具有独特审美风格与地域特色的文学艺术样式，为后来的新文学、新艺术的创造，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与物质食粮。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处于面临灭绝的境地，及时的建立传承人档案可以保护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通过其详细、真实的记录使这些伟大的民族文化得以继续传承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作为一个特殊社会群体，还是传承一个民族传统道德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我们在欣赏一幅幅剪纸、年画，一出出戏曲，一件件艺术品时，所能感受到的决不会是一种简单的艺术形式或是审美方式，透过这些艺术形式与审美方式，我们同时也会从中感受到一种磅礴的民族精神和这个民族所倡导的传统道德文化。其实不仅仅是上述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形式，就是传统庙会、宗教仪式、传统节庆活动等，也无一不肩负着这样的社会责任，传达着这样的民族精神与传统道德理念。而这一切，正是通过民间艺人、匠人或是传统仪式主持人来完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由此也就获得了民族精神与传统道德忠诚捍卫者的身份。应该说，作为一种重要的、已经所剩无几的人力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理应受到部级保护。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最为有效的保护就是建立传承人档案，利用文字、图片和音像方式详细记录其全部资料，化无形为有形，持续和广泛的传承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
结语
传承人以非凡的智慧创造和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类别的文化传统和精湛的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他们的传承才能世代相传、永不断流。如今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档案已成为一种趋势。如日本的“人间国宝”认定制度，经过专家的严格审议与批准以后，确定“人间国宝”名录。为“人间国宝”建立档案，用文字、图片和音像方式存录其全部档案，文化厅长官负责监督被认定的“人间国宝”，“人间国宝”在传承“绝技”时要进行记录，这些记录要被保存并公开，这些活动是为了使“人间国宝”实现艺术价值。这一制度对于日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存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并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推广，被纳入“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的整体框架之中。
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档案的急迫性与重要性，积极借鉴学习国外在建立传承人档案方面的成功经验，尽快实现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档案的体系，更好的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珍贵的历史记忆。
参考文献：
1.何永斌.谈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中的几对关系[J]，山西档案，2009(3)：48.
2.王云庆，赵林林.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其保护原则[J]，档案学通讯，2008(1)：72.
3.苑利.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之忧.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省略/inc/detail.jsp?in-fo_id=1546
4.佟玉权.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与制度建设[J]，文化学刊，2011(1).
非遗传承的重要性篇2
摘要：非遗称号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以前它被称为“无形文化”和“人类口传及无形遗产”等等。后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后，才正式定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存在较大的困境,重庆市黔江区积极探索出非遗传承的“123”路径,总结提炼并完善这种路径对于民族地区非遗传承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非遗；传承；路径；探析
中图分类号：G1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5-0167-02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民族记忆的背影”和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本文理清了非遗的含义和特点，梳理了黔江非遗传承的现状，并提出了完善黔江非遗传承路径的措施。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含义和特点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含义
非遗称号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以前它被称为“无形文化”和“人类口传及无形遗产”等等。后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后，才正式定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没有统一的概念，目前最权威且使用最多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的定义。《非遗法》认为非遗是“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同时，《非遗法》指出非遗的六大类型：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传统体育、游艺和其他非遗。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
非遗从本质上来讲属于文化，具有文化的特性。首先，非遗具有实践性的特点，它来源于人类长期的生产等实践活动，是实践的产物，并随着实践不断演化。其次，非遗具有无形性的特点，它是看不见和摸不着的，只能通过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再次，非遗具有传承的特点，它在特定的环境中通过特定群种的具体活动传承下来，绵延不止。最后，非遗具有活态性的特点，通过人的活动传承下来，活态性体现出非遗的生命力。
二、黔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路径
黔江探索出非遗传承的“123”模式，即为每一个传承项目出台一套政策，并建立“动态保护”和“静态保护”两个保护模式，打造传承基地、传承舞台、传承人三个传承体系，实现了“在保护中传承”和“在传承中保护”双目标。其非遗传承的路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建立传承基地
近年来，黔江先后在新华中学、民族中学等建立14个传承基地，将7个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分别落实基地进行传承。
（二）舞台传承
黔江组织专业人员和文艺团体，对非遗项目进行提炼、升华和包装打造，以舞台表演方式进行推广和传承。经包装打造《八宝铜铃舞》和《白虎神鞭赶太阳》在第八届、第九届少数民族运动会分别获金奖、银奖；大型土家族民族歌舞诗《云上太阳》代表文化部参加了“中国巴西文化月”活动，并在巴西9大城市演出17场，赢得广泛赞誉。
（三）博物馆和文化馆开展静态传承
黔江修建了重庆市民俗生态博物馆，博物馆集展示交易、旅游休闲、情景购物和互动体验为一体，完整保存了土家民族的风土人情、民俗民物。黔江又规划15层、用地13亩、总建筑面积约为18000平方米的民族文化宫，是该区民族文化建设标志性建筑。
（四）群众活动传承
黔江区委、区政府设立了专项基金扶持民族民间文化;实施了“一乡一品”文化工程，鼓励群众重拾唱山歌、喊号子、织西兰卡谱等民族技艺;定期举行乡村文化艺术节、武陵文化广场群众文艺展演等活动，每两年评选命名一批特色文化乡镇、民间艺术大师。
（五）旅游传承
黔江是重庆市旅游发展的重点地区。《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渝东南地区旅游业发展意见的通知》指出：把渝东南地区建设成为重庆旅游“第三极”、大武陵山区旅游经济高地、国内重要的民俗生态旅游目的地和旅游扶贫开发示范区。重庆市文化委员会《关于支持特色文化产业加快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中强调：重点发展渝东南“三民”特色文化旅游带。非遗逐渐成为黔江旅游的活力要素，目前，黔江的帅氏莽号、小南海后坝山歌、濯水后河戏等非遗项目成为景区主演项目。
三、完善黔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路径的措施
（一）加强传承人队伍建设
积极调动普通民众和学者积极参与，并从群体的角度扩大传承人的范围，完善传承人认定制度。将经费细化为用于改善传承人生活、自我提升、培养接班人、非遗普及教育等用途，通过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保障方式，探索完善传承人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办法。通过专项资金和项目等形式，鼓励和吸引有志于非遗事业的年轻人通过学徒等形式，加入到非遗保护和传承中来；探索传承人在年龄、知识和社会认可度等方面的层级队伍，明确和拓宽传承人“晋升”的渠道，加强梯队建设。积极组织传承人参加创新专题班，邀请非遗创新方面的专家授课，提高本区非遗传承人的创新和创作能力。加强对传承人的平时考核，至少半年对传承人考核一次，考核内容涵盖实际成果、专家论证、群众评价等方面，探索传承人退出机制。
（二）大力拓宽传承路径
1.教育传承。黔江要重点开展低龄段儿童非遗传承和保护宣传的教育工作，加大非遗教材的编写和课程的设置，进一步提升教育传承的系统性、科学性和效果性；提炼总结非遗传承教育的经验和启示，在全区范围内大力的推广。2.产业化传承。黔江开展非遗生产性保护传承可遵循分类、重构、培育几个步骤。首选是分类，有直接使用价值和一定文化价值的要求，把非遗分为可生产性保护和不可生产性保护。具体地，黔江可生产性保护的非遗有：濯水绿豆粉制作技艺，黔江珍珠兰茶罐窑手工制作技艺，黔江斑鸠蛋树叶绿豆腐制作技艺，西兰卡普，濯水石鸡砣土陶制作技艺，（渣）海椒传统制作技艺，黔江鸡杂传统制作技艺，黔江牛肉脯传统制作技艺和曾氏“正骨术”。其次是重构，对选定的非遗项目进行建构，使其具有一定的时代因子，与大众的需求有一定的契合度。再次是培育，一方面培育该非遗的市场，扩大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利用该非遗引导民众审美，夯实该非遗的生存土壤。
3.非遗旅游传承。黔江首先要对非遗旅游的可行性进行评估。从审美性、独特性、传承人的影响力、地区象征力、休闲娱乐中和基础设施等20个方面分四个等级进行量化，从而得出整体等级及建议（见表1）。对于总值大于100的非遗，可以开发;分值在90-100之间的，要慎重开发;90分以下的，不建议开发;对于整体分数高、但是有些方面分数偏低的非遗，不建议开发。
黔江开展非遗旅游，要注意以下两点：首先，关注发展非遗旅游对非遗和环境的破坏。相关研究表明：旅游对非遗的产生和影响过程，可以划分为：原发区、影响区、消散区三个区域。可以探索在原发区边缘设置防火墙，对非遗进行近似“原真性”保护。其次，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避免出现贵州为发展旅游业，当地居民曾一度被迫一年内过了四个萨玛节的现象。
4.档案和数字化传承。目前，黔江的非遗数字化传承与保护处于初级阶段，但应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首先，要组织文化等部门的人员到数字化传承做得比较好的地方参观考察，提高对数字化保传承重要性的可行性及效果的认识。其次，聘请相关专家对文化等部门的人员开展数字化传承专题培训，提高相关知识和技能。最后，最重要的是对较成熟的非遗项目可以先期进行探索式数字化开发，为后面大规模开展打下基础。
5.整体性保护传承。目前，黔江通过生态博物馆和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等形式来开展整体性保护非遗。在发展生态博物馆的过程中，黔江要重点挖掘和保存民族文化，彰显少数民族文化内涵，避免成为形式上的博物馆。在建设渝东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过程中，黔江要加大与周边区县的合作，尤其是与鄂西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区域合作，可探索建设跨区域的文化生态区保护试验区。
（三）加强非遗挖掘和申报力度
目前，重庆市有部级非遗项目44个，市级388项。而在渝东南的6个区县中（见表2），酉阳的非遗数量最多，其次为彭水，黔江非遗的总数量位列第三，但部级项目仅为一项。今后，黔江要加大非遗整理和挖掘的力度，让更多非遗首先进入区级的保护，同时，加大部级申报的力度，让这些项目得到更好地保护和传承。Dylw.net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地区非遗资料整理而成）总之，路径问题涉及黔江非遗传承的成效，关系到黔江文化发展和实现全面小康社会，黔江要及时推广非遗传承中好的做法，继续完善传承路径，更好地助推生态保护发展。
参考文献：
[1]谭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旅游开发的选择与控制[J].生态经济，2011（2）.
[2]吕科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发展道路新探[J].人民论坛，2013（1）.
[3]谭宏.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体系的探讨[J].重庆高教研究，2015（1）.
非遗传承的重要性篇3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长效机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非遗”项目实践者和载体。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是要实现好对传承人的保护。这些个体或群体目前的生存状态如何，直接关系到以口传心授的方式得以传承和延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为此，我们开展了吉安市国家、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生存状态调研，力图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冲击下的真实生活，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1吉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生存现状
目前，吉安市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代表性传承人1人，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4人，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代表性传承人89人。其生存现状和结构构成如下：
（1）从年龄构成上来看，传承人年龄普遍比较大。80岁以上的有8人，占8.9%；70～80岁之间的有24人，占26.9%；60～70岁之间的有21人，占23.5%；50～60岁之间的有15人，占16%；40～50岁之间的有14人，占15.7%；30～40岁之间的有1人，占1.1%；30岁以下的无一人；离世的有6人，占6.7%。从这可以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绝大多数为中老年人，40岁以下的仅有1人，而且有一部分传承人体弱多病，健康状况恶化。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面临着年龄老化，后继无人的严峻局面。
（2）从职业构成来看，绝大部分传承人为农民。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中农民有52人，占58.4%；公职人员有29人，占32.5%；自由职业者有8人，占8.9%；绝大多数传承人为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农民群体的“非遗”传承人主要经济来源以种地为主，由于生计所累，大多没有时间和精力开展非遗传承与保护，有些年龄虽然比较大，但仍要下地务农，维持生活。公职人员由于有工资收入作保障，衣食无忧，大部分能够开展非遗传承与保护活动。自由职业者则大部分以打工收入为主，只有极少数以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工作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
（3）从家庭年收入来看，大多数生活困难。仅以吉安县为例，截至2013年底，吉安县共有省、市、县非遗传承人16人。从家庭收入看，年人均收入高于3000元的有6人，仅占37.5%；低于3000元的有10人，占62.5%，其中低于2000元的有5人，占31.25%。大部分传承人生活困难，入不敷出。全市80%以上的传承人希望政府给予资金支持或能长期得到上级部门适当的生活补助。
（4）从培养接班人情况来看，有部分传承人找不到接班人。培养了接班人的有83人，占93%；没有接班人的有6人，占6.7%。现代娱乐方式和人们追求享乐的现代物质生活使得部分传统非遗项目因不具有较大的经济价值和受众群体，无法形成广阔市场而少有学徒。还有的非遗项目劳动强度大，年轻人怕吃苦不愿学。
（5）从举办企业或机构情况来看，大多数没有建起自己的传承机构或利用传统技艺产生经济效益。拥有传承机构或创办企业的有17人，占19.1%；没有传承机构和企业的有72人，占80.9%。由于传承人大多数为农民，学历低，传授能力不高，没有自己的传承机构，又不善于利用现代传媒如网络、电视、视频等进行宣传，吉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行技艺传承大多数局限于本地狭小的范围，传播范围小，传承效果不好。这就使得一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既不能产生社会效益，更不能产生经济效益的窘境。
（6）从各个不同门类传承人的传承经济效益来看，传统技艺类传承人境况较好。这类人员有家传技艺在手，忙时务农、闲时务工，家庭经济结构多元，一般生活较普通农民富足。例如，吉安薄酥饼，因为创制时间久，生产厂家较多，又有吉安月饼“香、甜、薄、酥”的特色风味，早已融入吉安市八月十五中秋节的民俗中，不仅节日期间有大批薄酥饼上市，平时也有这一传统糕点出售，甚至远销北京、香港等地。青原区东固畲族乡的刘氏家族创立东井冈华艺雕刻工艺厂，其产品已经远销福建、广西、广东等省。而民间文学、传统舞蹈、传统体育等不能带来经济效益类的传承人生活状况相对较为困难。
2吉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后继乏人成因分析
随着社会变革、经济转型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巨变，文化生活也日趋多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后继乏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这其中既有非遗自身难以传承性的原因，也有客观的社会环境变化因素。根据调研分析，传承人濒危状况主要有以下成因：
（1）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导致大批青壮年“非遗”受众群体转移流失。近年来，随着吉安市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大批青壮年劳动力都向沿海发达地区和本市城镇流动转移，许多非遗项目的表演者及传承人也带着对城镇物质生活的美好向往，纷纷外出打工或外出经商寻求发展，不少人长年不归，有的还迁移到沿海或本地城镇生活。留守在农村的大多数是老幼病残的人，他们一方面要耕作好自己的田地，一方面要照顾自己和留守儿童的学习和生活，有的还是带着疲病之躯在农村坚守，根本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2）人们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导致一些传统技艺和文化被遗弃。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加速推进，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审美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形成了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等多元并存的道德文化与价值观念交织碰撞的新格局，也形成了文化消费多元化的新格局。新一代青年更热衷于追求日益多元化的物质生活和现代精神文化生活，逐渐被“异化”，对民间传统技艺和文学艺术逐渐失去兴趣，脱掉了传统文化服饰，换上了流行文化装，成为现代物质文明的奴隶。电视、网络、手机等新的文化传播方式和多元化的现代精神文化生活也让传统非物质文化受到强烈冲击，年轻人更热衷于玩微博、微信、游戏等，热衷于网上淘宝购物，运用现代科技产品消遣娱乐生活。传统文化在现代物质文明、商业文明及科技文明的冲击下，不断被蚕食消亡。
（3）政府资助力度不大导致传承人难以把主要精力放到开展非遗传承与保护工作中来。目前，国家、省、市虽然都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但主要用于开展非遗传承活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人只有部级项目传承人才有1万元补助。大多数传承人在生活困难、缺乏稳定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只能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维持自身和家庭的生存上来。市、县两级均没有建立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乡、村也没有多少传习所，少数简易传习所，传承硬件也较差，无法满足传承培训需要。加上传习资金得不到保证，传承培训场所设施及传习资料购置经费缺乏，开展工作困难重重。
（4）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社会地位不高导致无法吸引年轻人从事非遗传承与保护工作。近年来，尽管我们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工作，每年都要利用“文化遗产日”组织开展大型宣传展示活动。但对传统文化遗产多半是利用大于保护，索取多于给予，缺少人文关怀，通常授一个牌，发一个证书了事。没有对非遗保护工作者特别是民间非遗保护工作者进行隆重的表彰和奖励，对掌握精湛技艺的民间艺人没有从经济和精神上给予实实在在的资助和支持。在传统文化日益边缘化的今天，很多传承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认可，没有因为从事这项工作而产生荣誉感和自豪感，有的甚至会产生失落或迷茫的情绪，年轻人更是对从事这项工作失去信心。
3加快建立和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的长效机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者和传递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目前面临的严峻形势迫切要求我们必须抓住核心，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着眼点首先放在对“人”的保护与传承上，加快建立和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的长效机制、政策措施和法律法规，营造尊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良好社会生态，建立起一个以代表性传承人为核心、科学有效的传承机制。
（1）加快完善法律保障。2011年6月1日，我国开始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但该法尚未涉及传承人的培训支持、传承人对非遗创新的奖励和经费保障等重要领域。地方政府应该根据该法加快制定适合本地实际的地方性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对非遗法律保护进行细化、补充和完善。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对非遗保护和非遗传承人的保护与支持做出具体的强制性规定。明确将非遗保护资金列入地方财政预算，设立市、县两级非物质文化遗保护专项资金，单独列出专项资金用于支持非遗传承人，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增加相关预算。同时，在传承人培养、传承人认定、创新奖励、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做出更加具体明确的规定。
（2）加快完善生活保障。面对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的冲击，政府应有所担当，给予相关补偿，完善生活保障政策。对传习多年的老传承人应该按照传习年限给予补偿，让他们感受到国家的尊重和认可。对农民和老弱病残等弱势非遗传承人群体应出台特殊政策，提高最低生活、养老保险、医疗保障标准，省、市、县级政府应分别对本级传承人特别是弱势困难传承人发放生活补助，彻底解决其后顾之忧，保证他们有充裕的时间与精力开展传承工作。
（3）加快完善阵地保障。首先，免费为非遗传承人提供政府兴建的传习场所。市、县两级应当普及建设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乡、村两级则应鼓励传承人利用现有乡镇综合文化站、农村文化活动室、农村祠堂开展传习活动，对于需要改建才能开展传习活动的危旧文化活动室、祠堂、社区文化中心或传承人利用自家住房改建为传习所的政府应给予一定补助，让每个非遗传承人都有一个发挥自己技艺和才能的平台和阵地。其次，支持非遗传承人开办传承机构。对于非遗传承人开办非遗传承机构和培训机构的，应给予大力支持，按照机构大小给予奖励补助。鼓励他们面向社会招收学徒，鼓励传承人带徒传艺，培养一批新型的非遗传承者，对于濒危传承项目或不能应盈利的传承机构政府还应按招收学徒的人数给予一定补助。再次，支持建设现代传播平台。鼓励文化部门或传承人个人开办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站，利用网络、微博、微信等现代科技手段，宣传传承人的技艺、绝活、事迹等。鼓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出版社创办电子期刊，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承人的宣传与研究，促进非遗研究人才涌现，切实提高非遗传承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4）加快完善产业保障。首先，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走向市场。鼓励传承人发挥自身优势，开办文化企业，发展文化产业，给予享受文化产业方面的相关优惠政策。鼓励传承人与民间资本融合，以自己的技艺技能入股，吸引民间资本进入非遗领域，支持民间资本结合文化旅游、民俗节庆活动等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展示馆、传习所等基础设施。研究制定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税收、信贷、融资、土地使用等方面的扶持办法。鼓励民间资本捐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助代表性传承人及学艺者，对企业捐赠非遗保护工作、非遗传承人的应予以免税或减税。其次，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融入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基于其民间性和地域性，只有入乡入土，走进“祠堂”，走进社区，紧接地气，深深地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才能在广袤的民间土壤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发扬光大。应围绕开展生态文明建设，鼓励传承人参加本地原生态的民俗活动、节庆活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大赛，开展活态传承，创建文化生态保护区，不仅让人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更要留得住文化。
（5）加快完善人才保障。一是拓宽传承人认定范围。坚持认定从宽、管理从严和国家省级传承人认定从严、市县级传承人认定从宽的原则，扩大非遗传承人的候选范围，对于市、县级传承人只要掌握了相关技艺、绝活即可认定；对国家、省级传承人则应具备技艺熟练精湛、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传承谱系清晰等条件。将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收集、整理和研究的人员列入传承人候选范围。二是完善传承人培养机制。建立非遗教育示范基地，将非遗技艺、绝活、民间文学、民间故事等编入教材，在中小学和职业技术学院开设非遗传承课程，推进非遗进校园活动；鼓励学校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开展多层次、多学科、多形式的活态教育培训。鼓励传承人和大中专院校教师走进农村祠堂、城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通过公益讲座、现场技艺传授，让更多的人了解传统工艺，逐步喜欢传统文化。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技艺档案库，对非遗传承人技艺进行完整录像归档，并以传承人个人姓名命名制作光盘进行传播或传习。设立专项资金，对学习非遗技艺的学生学费予以资助或减免，尤其对学习濒临灭绝非遗技艺的学生则给予全额资助或减免，加快培养一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和接班人。
（6）加快营造尊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良好社会生态。各级政府应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提升非遗传承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在政治上，应该大力推荐非遗传承人当选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让他们参政议政，为非遗保护代言发声；每年定期召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表彰大会，对做出突出贡献的非遗传承人或参与支持非遗传承的其他个人进行隆重表彰，颁发非遗传承与保护突出贡献奖或“民间艺术家”荣誉称号。在经济上，对专职从事非遗保护传承人或其他个人，参照事业单位人员分级评定相应职务职称，对技艺精湛或有突出贡献的非遗传承人应可享受相应的政府特殊津贴。在社会生活中，定期组织传承人开展活态展示、定期交流、技艺比赛等活动。通过报纸、网络、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开设非遗保护宣传专栏，大力宣传代表性传承人，大力宣传社会各界参与、支持非遗保护的行为，形成全社会的价值认知，使各级非遗传承人在政治上有地位，经济上有保障，社会上受认同，努力营造尊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及一切参与支持者的良好社会生态，激发更多的青年人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
参考文献：
[1]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非遗传承的重要性篇4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文化属性；传承
中图分类号：G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4-0119-04
2006年，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申报的推进，《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保护名录》颁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被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标志着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更为重要的是它可能带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方面理念的转变，进而在实践中得以体现，即从静态的“物”的保护转向了动态的“人”的保护，[1]（p18～22）2007年以后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陆续命名公布就是一个极好的注脚。尽管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传承人的重要性，但总体上关注不够，尤其是传承人在传承实践中所具有的意义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无论是未被命名的广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还是经过国家、省区、州市、县各级政府命名的项目传承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他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这种意义主要体现为以下两大方面。
一、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属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属性主要体现在活态属性和自身文化属性两个方面，自身文化属性就是该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独特性，是其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在要素，而活态属性则是该文化的生存方式，是其被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前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两个基本属性的保有以作为文化主体的传承人为基础。
（一）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属性离不开传承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个引进的概念，虽然经过多年发展调适，在其内涵与外延及其分类等方面的理论表述逐渐科学化、规范化，但与实践着的文化生活本身一一对应方面还有一定的差距，仍需进行辨析厘定，以更好地概括和指导文化生活事实。目前使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中，共识之一是至少应该强调“活态性”。作为在历史中展开的文化实践活动，具有历史的规定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别于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基本特性，就是依附于个体的人、群体或特定区域空间而存在的，是一种活态文化，可以说“活态性”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在属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最真实而重要的价值意义就在于它是当下人们正在实践着的生活方式，是活的文化事实。而其“活”离不开文化主体――传承人，活态的本质或核心就是人，[2]（p114～123）指其存在于人们的现实生活中，表现为人们特定的生活方式，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实践着，遗产才能“活”起来。从目前所认定的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来看，其中很大部分是被称为“艺术”的部分。在民族民间文化活动中，艺术大都没有独立的本体性存在，它就呈现为民众的生活方式，文化主体在很多艺术活动中既是创作者、展演者，也是欣赏者，他们作为艺术的创造、操演、欣赏主体，贯通于该文化实践全过程，是该项艺术的承载者和传递者，保证了该文化过程及其完整性、延续性，从而使之代代相传。在研究和实践层面，对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关注一直更多地停留在文化艺术客体――“物”上，专注于文化事象。最直观的关注方法就是“采风”，从活生生的文化实践中摘出片断事象作为文化的表征，见物不见人，把文化艺术当成静态的标本而不是不断生成的实践活动，于是，“传统”被当成了文化事象本身进行保护，而忽略了生成“传统”文化的文化传统是一个由主体运作的文化生存发展机制，文化传统在主体的操演下决定了文化怎样在自身既定轨道和现实境遇两者形成的纵横关系网络中生长。文化不可能一成不变，在今天这样的特殊文化背景下更不可能，而文化的生长需要人和“物”两相结合，只有通过人的实践，“物”才能得到延续发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强调其活态性就是强调传承人这个文化实践主体，因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项目申报认定中，强调基本的要件之一就是要有传承人，有传承活动，以保证它是活态的而不仅是标本。
（二）秉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文化属性离不开传承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历史地形成的，每一种来自不同文化的遗产项目都秉承文化母体属性，拥有该文化的独特性，这也是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被选择、被命名、需要被传承的内在依据。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与认定中，不仅是基于其杰出的技术形式特征，更主要的还是它所代表的各种文化的表征，内含了该文化的编码逻辑。对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技术并非决定性和最关键要素，技术形式符号所蕴含和表征的文化基因意义更为关键，[3]（p11～21）从而能够参与构成文化多样性、丰富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母体文化的这种整体性关联决定了文化实践主体在其中的重要性，作为文化的一个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文化具有的内在结构关联，正是由于主体的存在才整合为该文化整体，剥离了主体，遗产就只能转化为单纯的技术形式。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强调遗产是一种活态文化，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活态文化就是依然作为民众生活方式、保留了该文化属性的文化，如上所述，只有作为文化主体的传承人的实践才能保证活态性。目前对各种地方性文化的关注基于各种错综复杂的缘由，因此，经常出现反客为主，用客位观念代替主位观念进行理解的现象，尤其是在权力介入引导的自上而下的文化遗产运动中，在代替性理解中容易造成隔靴搔痒或重新解释而扭曲他者文化的现象。人类学学科强调，要真正理解他者文化，必须尊重文化持有者的表述和理解，在对一种文化进行解读时需要主位客位并置讨论，才能在彼此的对话中达到对一种地方性文化的理解。[4]（p13～18）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中要求尊重当地人意愿，尊重文化主体自身的选择，因为那是“他们的”文化，他们置身其中并与其融为一体。更为特殊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和项目绝大部分属于被划分为“艺术”的文化，作为“艺术”的文化有其不同于其他文化门类的特殊性，那就是它感性直观的独特符号形式，这种符号形式孕育于其文化并与其文化相互契合，水融，不仅对艺术背后的文化的体验需要来自于持有者内部眼界，而且对艺术形式本身，看似可以相对超越文化的“单纯”审美品位也来自于文化的形塑。在主体的感官与文化合而为一的历史进程中，艺术形式的养成需要内在文化的支撑。所以，对传承人的界定至少包括重要的两点，一是掌握特殊文化技能，二是享有该文化。无论如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讨论都离不开遗产背后的整体文化，而沟通二者的中介就是传承人，是他们把携带的文化积淀和对自身文化的理解放进了既定的文化形式之中并不断进行着形式创新，各民族文化才能在历史进程中运行在自己既定的轨道上，保留并生成着与其他文化不同的属于自己的个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中，只有形式而没有传承人及其传承实践的文化不能被划定其中，同时还强调当地人群或享有该文化人群的想法。这样，就能够把文化主体传承人放在其应有的位置上，还艺术主体在艺术实践活动中应有的地位和意义，改变以往民族民间艺术研究中见物不见人的现象。文化遗产的传承不仅是文化事象的保留，更是文化主体对文化事象的操演和不断创造，从而实现一种文化的真正传承发展。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意义和作用
传承与发展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两个重要的关键词，表面上呈现的是文化客体自身的不断延续和演进，事实上，是作为文化主体的传承人对文化的不断操演与不断创新的过程。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中，传承人的作用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传承发展的文化主体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未被命名以前的传统社会中，文化的延续发展是一个自然过程，文化在民族的代际之间自然传递，通过家传、师承或社会传承等诸多方式和途径，在一代代传与承的生活实践中绵延下来，只要生活方式仍在继续，就能保证相应的文化自然地被传递下来。今天，被命名为不同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那些文化项目只是各民族文化中的滴水，各民族创造的不可计量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多元文化背景压力下仍在传承，依靠的就是民众群体。从文化建构论出发，传承发展内在地包含了创新，把一种文化纹丝不动地保留下来既不是文化发展史上的事实，也不符合文化发展逻辑，文化总是在其遭遇的环境中朝着自己的方向现实地生长着。文化的创新离不开文化主体，“物”自身不可能随着环境改变自身，“物”凝聚着的是人的观念和具体的操作。从具体层面看，每一个文化的传承发展都经由个人创造，作为传统的文化因群体共享看起来好像是群体发展，但很多文化实践可以证明，传统的生成及发展是个体与社会文化之间互动的结果，它不仅是集体记忆造就，更来自于个人叙事突破传统自身增减和完善的创新，在很多著名的民间艺术活动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例证。[5]（p24～36）
由于个体与社会文化互动的不同结果，文化在个体身上的分布和携带是不均衡的，不同领域总会出现某些杰出人物，成为该文化前进的推手。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名录，就是对该文化杰出的实践主体进行选择性认可与褒奖，是对一种文化诸多传承个体中独具特色或颇具典型的文化操演风格的认可，风格成为个体参与文化创造的一种度的标志。在很多文化实践中可以看到传承人的生存策略、知识结构与传承方式等对一种文化自身发展的影响，这也是民间手工不同于机器批量复制的根源所在，它尊重的不仅仅是直观的劳动量，更主要的是手工背后主体所赋予的生命亲历性及温润随心的情感体验，正是这些生命的内在欲求推动了形式的创新发展，生成了特殊技艺。在这个人与集体共同推动的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传承人主体成为文化发展的生产性动力，极大地推动了民族文化的创新发展。
（二）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非自然传承的主要力量
当代民族文化处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自我与他者等多元文化并存格局中，文化发展的自然河道在多重力量的影响下不断发生突然改变甚至是中断，传统文化发展面临的压力是空前的，文化的自然传承面临中断的危险，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被提出和强调的背景。这样，传承人尤其是那些被命名的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他们从两个方面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
1.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文化自觉意识
当文化离开自然传承的轨道时，其传承需要在文化自觉意识的引领下才能顺利进行，文化自觉意识依赖于文化主体而产生存在。在不同文化发生碰撞接触及交流互融的过程中，彼此成为参照将激发各文化自意识，从而极大提高文化发展的自觉性，增强该文化自身内部生长调适机制。而在当代文化背景下，文化接触交流并非能够以“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理想状态进行，对很多地方性文化来说，只有通过各种方式和利用各种契机不断增强文化主体的自觉文化意识，才可能增强该文化的传承发展活力。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首先介入的是政府与学者，作为文化发展方略以政治话语姿态自上而下铺开，他者的话语几乎淹没了自我的声音，如与当代文化接轨的“知识产权”问题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对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来说是陌生的；节庆类遗产实践中，民俗变官俗的现象也非常普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对该文化的自我认知和反思如其意义及保护传承等文化自觉意识首先源于那些被命名的传承人。
在实践中可以发现，被命名的传承人经由他者命名及资助活动后，逐渐培养起他们对自身文化知识的反观意识及视角，之后又为了政治、经济、展演等不同目的，迎来各组织机构提供的更多渠道和契机对该文化进行操演，如此往复，逐渐培养起他们对自身文化的自意识，并由点及面地以一种示范性培养地方民众对该文化的自意识，再逐渐上升为对民族文化的强烈的、稳固的自觉意识。文化自觉是文化生存发展中的强烈稳固的自意识，只有相应的文化自觉，文化的传承发展才不会只是被某些外力驱使推动以达到某些功利的目的；也只有相应的文化自觉，文化才具有强大的内在动力保证主体的文化传承意愿。如云南少数民族很多被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类文化，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强大的政治力量影响下，具体事象已留存不多，90年代以后，在各种文化认同场景中，各种合力促使直接的现实目的与心中留存的文化记忆相互契合激荡，在部分人群尤其是杰出的民间艺人中激发起一定的文化自意识，这种意识与文化惯性相结合，逐渐实现着自我文化的恢复或重构。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最先被激发起并养成文化自觉意识的大多是杰出的被命名的传承人，因此，传承人在更好地促进地方文化保留和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2.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具体传承通道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国际性认同的文化思潮，根源之一就是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各民族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文化产生和对应于传统社会，是传统社会各地方人群适应自然社会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特色文化，它犹如一条河流，在传统社会中大多可以在既定的河床内向前流淌。而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彻底颠覆了传统文化生存的根基，它的河床被修改或者直接消失了。这种特殊语境使传统文化何去何从成了文化研究和实践的热点和难点，从而兴起了一轮又一轮传统文化传承保护思潮。在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中，生活文化的变迁导致自然传承链的断裂，传统文化的发展需要人为的干预，其传承保护成为一个时代课题。政府和学者合力提出的理念及出台的政策都不少，但只是宏观的理论的指导，具体的传承实践也还停留于说得多、做得少的阶段，犹如明确了战略目的还需要靠一次次具体战役及其中的战术去完成一样，充分的理论描述需要在实践环节中展开和实施。
在非自然传承环境中，依靠文化惯性进行自然传承已经不可能，于是，“保护”才成为民族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概念。要保护一种文化，不是止于静态的标本展示，更重要的是作为文化的传承延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就需要积极主动有意识地为之，传承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从理论到实践的具体枢纽和中介，决定了他在其中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目前尚未得到发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旗帜下，一批批杰出的地方文化持有者被挑选出来，以命名、资助，甚至立法等方式确立他的文化地位、文化责任，以保证他的文化传承实践，是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中的一项重要举措。然而，从对云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现状调查中可以发现，在目前已经完成不同批次、不同级别的传承人命名，相关资助也逐步落实到位的情况下，项目的传承实践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传承人的有关责任与义务还停留于纸上，很多被命名的不同级别的传承人仍然停留在以前的自然传承状态中。
因此，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就是要从重视传承人入手，在明确其责、权、利的前提下，细化传承人的责任与义务，围绕此制定实施的具体措施并监督落实，以此构建起非物质文化遗产具体可行的传承通道。这样就可以以传承人为结点，统摄起每一次传承实践所需要的契机、场景、方法、途径等，形成相应的传承运行机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发展提供一条切实可行之道。同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传承人的代际断裂是传承中最严峻的挑战，尤其是那些需要特殊技能的项目，调查中，很多传承人最担忧的就是现在年轻一代不愿意继续传承该文化，项目传承后继无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除自身亲历亲为进行项目传承外，他还有重要的传承活动就是培养传承人，以保证该文化代代相传，因此，在具体传承通道构建中，传承人的意义是不可替代的。
[参考文献][1]顾军.从《保护》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思维[J].江西社会科学，2006，（3）.
[2]祁庆富.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传承及传承人[J].西北民族研究，2006，（3）.
[3]乌丙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和认定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7，（1）.
非遗传承的重要性篇5
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是盲从的，首先要弄清楚其真正的含义，从中领悟哪些需要重点保护，哪些需要做首要保护。其次要充分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它的文化价值，关键是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工作。说实在的，所有文化工作人员都未必确切掌握文化遗产的具体含义，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含义，包括哪些内容等等。只有深入研究或长期担任此项工作者才会掌握一定的基础理论和实践经验。
文化遗产
文化是各民族在千百年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心血和智慧的结晶，是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是留给后人的文化遗产，是各民族的、民间的传统文化的总称，也就是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文化遗产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它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刻、石窟寺、岩画；近现代重要的历史遗迹具有代表性的不可移动的文物；历史上各个时代的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等可以移动的文物；在建筑样式和均匀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或村镇。
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不是以物质形态存在的，各民族世代相传的、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包括六大类：一是口头传统文化。包括口头文学和各民族的语言、文字。二是传统表演技艺。包括传统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杂技以及其他的表演艺术。三是传统民俗活动、礼仪、节庆等。四是传统知识，也就是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包括天文、地理、生态环境、医药卫生、历法以及其他的传统知识和实践。五是传统的手工制造技艺和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包括服饰工艺、雕塑绘画工艺、金属工艺、编织工艺、餐饮工艺等技艺。六是与以上五种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地域性文化空间和时段性文化空间）。地域性文化空间是指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完整的民族文化生态村或民居建筑群等，譬如：民族文化保护区、文化之乡等，它具有空间性。而时段性文化空间是指在民族节日或重大艺术活动期间反映具有多种非物质文化表现形式的文化空间。譬如：各民族的传统节日、时间、举行传统文化活动的特定场所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外来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2004年8月28日，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中国成为第六个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国家。2005年3月31日，我国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意见》，从颁布之日起，“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外来词和概念正式进入中国，并被文化学术界开始启用。之前，文化学术界一直都是使用“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这个概念。那么“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怎样的关系呢，两者有何区别？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有一定的区别：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不完全同等。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包括物质文化遗产（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中的“静态”部分，是有形的、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唯一不可再生的实体，它具有一定的艺术性。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中的“活态”部分，是无形的，虽然看得见、听得见、但摸不着，它以鲜活的形式存在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是人们所需要的精神文化，是需要不断传承、发展和创新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
非物质文化是不脱离各民族特殊的生活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无形的显现。非物质文化它依赖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动作、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载体而得以延续，是“活态”的文化现象，是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中最脆弱的那部分。
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许多民族地区的村寨也随之改善并城镇化，人们的生产生活从传统的农业逐步走向工业化、现代化。农民的许多土地、传统民居因建盖各种厂房、住宿区、旅游区等而逐渐失去，这些发展带来的建设性的破坏导致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也不同程度遭到破坏，使古老的传统文化遗产随之消亡。特别是扶贫安居工程的建设使少数民族的传统民居再也找不到过去的影子了。许多有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的珍贵物质文化遗产，如古遗址、古建筑、风景名胜以及有价值的实物等遭到破坏或流失。各少数民族历史上依靠口头和行为传承下来的各种技艺、习俗、礼仪等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随着传承人的年迈去世而正在不断濒临消亡，面临着失传的危险。这些文化遗产的损坏、流失、失传等现象时有发生，只有在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被大山江河阻隔、交通不便的少数民族聚住的村寨才相对地保留着民族语言、传统民居、民族服饰、礼仪习俗、音乐舞蹈、神话传说以及民间技艺、民间艺人。这些比较偏远、封闭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是现代化社会发展中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得以生存的唯一空间，是民族民间传统文化露宿的最后家园。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对物质和精神文化的需求也随之改善和提高，有些传统文化它必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部分民族的传统文化需要不断发展和创新，不可能是永远静止不变的状态，只是时间性的问题和变迁程度的深浅而言。不管怎样，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从祖先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是具有历史意义、文化价值等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它会代代相传，永不过时。因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需要有效地传承和保护，保护文化遗产资源是文化部门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民族是一个团体，文化是民族的，保护民族文化需要全民族的共同努力，也是全社会人的共同责任。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人们的生产生活是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时都离不开人们的生产生活，比如：我们同民族之间平时交流的语言；大人对小孩子教育有些时候用的谚语、典故；还有民间故事等口头文学的形式，把一个真实的道理再现给孩子们，用特别的方式给孩子们留下深刻而永久的记忆。又如：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所需要用到的生产生活相关的实物制品，最常见、最适用的生活制品（编织、服饰、木匠、饮食、民居建筑等等一系列的手工制作技艺）；还有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民族的传统节日等都按照本民族的礼仪习俗和传统知识来进行，是世世代代相传且不可改变的事实。总之，人们的衣、食、住、行都是民族文化，都离不开它。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些传统文化质量上有所改变（像民族的传统节日活动，有些活动形式和场所有一定的变化，其特定的时间和内容是永远不能改变的），但民族文化的根和本永远不变。正如一棵树，为了发得更好，外形长得更美观，人们只需要修剪枝叶，根需要永远保留，不能拔除，民族文化不外乎也是这样。从以上的这些实例可以看出：人们不能离开自己的民族文化，离开了本民族的文化，人们的生活就失去意义，民族的文化也就体现不出它的价值所在了。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教育是至关重要的，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
传承就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是一个大问题。要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的是保护好传承人，传承人的保护是最关键的。那些民间艺人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拥有者和知晓者和享用者，是真正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保护好传承人才是从根本上保护和传承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会自然传承，只会渐渐消亡，它必须通过传承人来一代一代相传，口传心授地延续。只有保护好传承人，激发他们培养好传承下一代的热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才能进入正确传承发展的轨道，才能使文化遗产薪火相传。那么如何对传承人进行保护和培养呢？根据多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经验，对传承人的保护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对传承人进行命名和鼓励
所谓传承人就是在民间里群众中公认的掌握独特技艺或通晓自己民族的各种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组织者。把这些群众认可的、在民族传统文化圈内知名度较高的民间文化传承人，通过实地调查后建立详细的档案并逐级申报，各级专家论证并遴选，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审批后列入县、州、省及国家等各级传承人的保护名录体系。但这些传承人大多生活在农村，他们的年龄差别大，而且多数年事已高，民族传统文化面临着人亡艺绝的处境。虽然对传承人做了仔细调查和命名，但由于相应的政策和经费等各项措施没有完全及时落实到位，对传承人缺乏相应的扶持力度。除极少数列入省级名录的传承人每年享受3000元的传承补助金外，州、县级的传承人没有逐年的传承扶助金，影响了州、县级传承人传承本民族文化的信心。多数传承人没有激发传承本民族文化的兴趣，这些传承人也基本上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一旦消亡了无法再生还。因此，我个人认为，通过这样的命名认定后，对被命名的州、县级传承人，当地人民政府建立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相应的补贴机制，每年也适当给予传承补助，解决生活上的一些实际困难，积极给予鼓励，激发传承本民族文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传承人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改善他们的传承环境，激发他们带徒传艺的热情，培养传承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后继人才，这样在民族文化的继承和传承上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和作用，民族传统文化也得以存活和延续，并能得到不断创新和发展。
建立民族文化的传承点或传习所
对传承人命名认定后，传承人的主要任务是做好传承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工作。要把文化从根源上按一定数量一定质量的传承下来，那么传承人必须要有一个传承的平台，给传承人提供一个传承民族文化的场所来开展民族文化的传承活动，为传承人营造传承民族文化的良好氛围，让更多的人来学习、来参与在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的行列中来，就必须建立传习点或传承所为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搭建传承场所。我们在调查走访传承人时他们最大的愿望也就是在自己的村寨能够有一间百来平方米的传承本民族文化的场所，把爱好民族文化的年轻人召集起来，把本民族文化的弹跳、弹奏、表演、演唱、制作等一系列技艺以及演唱内容、口头传统等非物质的文化传承给后人。当然，建立传承所是迫不得已的，政府需投入资金，政府的作用是至关重要。如果经费投入不健全，财政投入不足，对传承人的保护极为不利，民族文化的保护工作也只停留在口头上而没有落到实处。通过建立传习点来传承民族文化这不是最终的目的，它需要长期的运作和管理，而民间层面的自发、自身、自觉的传承才是最关键、最根本、最有效、最长远的、活的保护。
发挥传承人的作用
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都离不开传承人的言传身教，他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他们有着独特的技艺或掌握丰富的传统文化知识，为当地的民族文化传承和文化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譬如就拿我们福贡县匹河怒族乡而言，举办怒族传统习俗“如密期―开春节”时，在如密期的祭祀活动表演中，省级非遗传承人波益思和其他几个传承人承担着祭祀的主持或核心的组织者；又如年轻的传承人郁伍林和邓有妹在怒族、傈僳族文化对外的宣传工作中，发挥了传承人应尽的责任，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当地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提高了他们的知名度。目前普遍存在的是传承人多数年事已高，且体弱多病，传承人的生存状况不容乐观，要保护传承人并及时把传承人所掌握的民间传统文化传承下来是现阶段迫在眉睫之事。
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
宣传教育是关键所在。不是说搜集整理好了，档案建好了，列入保护目录了，然后锁在柜子里就得到了保护。关键是做好保护文化遗产的宣传教育，让大家都知道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什么要保护、保护文化遗产对人们有何作用、如何去保护、保护文化遗产有哪些法律法规等一系列的相关知识。
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
该学的东西不论是什么都应该从小孩抓起，从小就学习那是最好不过的了，所以我个人觉得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是很有重要的。在学校开设一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知识的相关课程是很有必要的，让孩子从小就树立保护文化遗产的良好意识。少年儿童是祖国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取决于少年儿童的认知和行动，因此对青少年儿童的宣传教育尤为重要。
媒体宣传
随着电子信息网络技术的普及，广播电视村村覆盖，不论是城里的还是在农村的几乎人手一部电话，机关里每个家庭至少一台电脑。我们应该充分发挥这些平台的作用，将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需要保护的热点问题，通过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以及出版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读本和报刊杂志等方式进行广泛媒体宣传。让更多的人认识保护民族文化的价值和传承民族文化的真正目的和意义。
文化遗产日宣传
“文化遗产日”是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的重要节日。目前公众对文化遗产日的知晓度不深、参与度也不够，有的甚至还不知道有文化遗产日。2005年12月22日国务院发出通知，《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中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从此开始，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各省、市、州、县开展不同主题、形式多样的“文化遗产日”宣传活动。文化遗产日期间，通过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讲座、张贴宣传标语、印发文化遗产保护法等宣传材料、展览宣传图片、播放相关的音像影像资料、文化演出等多种方式来丰富观众对文化遗产保护知识的提升，对文化遗产有直观的感性认识，形成一个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全社会参与的格局。让群众掌握更多的文化遗产相关的知识和技能，才能起到宣传和教育的作用。这样，我们的民族文化遗产就能够生根、开花、结果，永远延续，使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非遗传承的重要性篇6
关键词：传承人传承人认定保护措施传承
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人类在长期社会生活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具有较稳定精神和技艺形态的文化与传统。在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必须要具备历史性、传统性、艺术性、学术性、地域性以及正面临着灭绝危机等条件的文化与传统高。这些文化与传统大多以口传身教的方式长时间效力于它的创造承载主体，成为人类文化的重要遗产。其中文化传承人，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核心技术传承的载体与保护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灵魂所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所以保护保护文化传承人即是保护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前提，也是保护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
一、中韩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措施比较
（一）中韩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方式比较
我国国务院在2011年颁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了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认定标准：要熟练地掌握并拥有关于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术和能力，且这种技术和能力在其指定的领域范围内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利用这种技术和能力可以积极地开展传承活动。
在韩国颁布的《文化t保护法实施令》中规定了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标准：即持有者必须能够原原本本得领会或保存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艺和技能，并且可以原原本本地进行艺术表演或工艺制作，持有的团体即无法个人完成或持有者由于技术等方面原因，是由多人组成的团队时指定为文化财持有团体；名誉持有者要通过专家调查和文化财委员会审议，其中因高龄或病患而无法进行正常传授活动的持有者也被认定为名誉持有者。
在认定范围上，我国只表明了可以继承的个人，却忽略了团体的继承性。在传承的技能上，我国的认定标准比较模糊，韩国在这其中标明了要原原本本的领会或保存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术和技能，这种严格的标准是我们没有标注到的。但是这其中两国都存在着数量上不明确的缺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的主要方式是依靠传承人的与被传承人之间的言传身教，并通过该传承人的传授和教育保证这种方式是有效的传承方式。在这方面中韩两国都有了清晰的认知，并且对此都付诸了很多实践，把认定传承人作为工作的一个重要输出方向。这些传承人的认定方式都可以概括为是用个人可代表该特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最有造诣的一流水平技艺，得到公众以及政府、专家的肯定的方式来认定的。
（二）中韩现有的传承人保护措施比较
1.法律方面
（1）中韩传承人保护措施法律颁布时间的比较
自我国2004年加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就逐步开始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但是由于韩国日本等国家与中国相比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进行的相对较早，所以相关政策法律的颁布也比我国早了一些。韩国早在1962年时就颁布了《文化财保护法》，后几经修改从2000年7月开始正式实施。在2015年3月，又制定了《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和振兴法》。而我国在2008年5月文化部门才颁布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随后从2007年至今根据该法，我国文化部门逐步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并且陆续公布了四批各个方面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的传承人，其中一些省市区，也都先后制定了相关的传承人保护办法，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在2011年2月我国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与韩国相比，我国相关的法律条文颁布的较晚，这使得后期我国在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记录工作时损失了很多机会和资源。
（2）中韩传承人享有的权利与应尽的义务比较
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持有者和持有团体，可以指定民俗资料中重要的材料为“重要民俗资产”。对于重要的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由国家来提供必要的经费。但是持有者们要定期公开自己所拥有的技艺和技能，同时还要义务性的传授自己所持有的技艺及技能。在2015年3月，又制定了《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和振兴法》，其中有些条例规定要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和传承团体实施传授教育，并且表明向传承人和传承团体颁发进修证书。这些法律和条例都使得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各方面有了硬性的规定。我国颁布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中也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在认定、权利义务和资助等方面都做出了相关的规定。其中在认定方面就明确表明了要积极地开展传习活动，培养后继人才。作为文化传承人还要制定传承计划，定期向上级提交项目传承情况报告等。在201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又进一步做了完善。如其中第四章第三十条中“提供必要的传承场所；提供必要的经济资助；支持其参与社会公益性活动；支持开展传承传播”等其他措施。随着这些法律条文的颁布，可以看出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越来越重视，逐渐的在完整我国的法律体系来保护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但是根据法律条文可以看出由于在很多方面只表明了义务却没有将权力赋予个人，这就导致了早期的法律缺乏完整性。
（3）中韩传承人保护荣誉称号取消方面的比较
对于“传承人”这个荣誉称号的取消方面，我国在法律上规定的是没有履行义务的或丧失传承能力的将其文化传承人的称号取消。而韩国规定作为文化传承人受到严重处分或罚款的和因身体或者精神上有疾病的取消其文化传承人的称号。相比较来讲韩国的称号取消较为人性化，由于文化的传承大多是以口传身教方式来进行的，所以对于没有履行义务的传承人来说，取消其文化传承人称号对其本人来讲是没有什么损失，但是对于国家来说或者对于一个即将灭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讲，就损失了一个信息和技术的来源。
2.社会方面
（1）中韩政府在鼓励开展传习活动的比较
我国自2007年起，于每年的文化遗产日在人民大会堂都会举行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命名大会，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颁发“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薪传奖”。同时各地政府还积极地支持和保障传承人的传习活动，并在这些活动中为代表性传承人提供传习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机会。韩国从1973年开始，政府每年都在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所在地方上设立能传授该文化遗产技术和技能的传授教育馆，让文化传承人有场所可以进行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授和教育等活动。2001年8月，韩国政府又成立了“韩国文化产振兴院”。2013年还在全罗北道的全州市建立了“国立无形遗产院”，这些院的设立都使得文化传承人各尽其用。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我国并没有像韩国一样积极地去为传承人提供专门的场所，只是义务性的让他们去传承。
（2）中韩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力度的比较
由于韩国政府对韩国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中都是按照国际上的规范要求和原则进行的，特别注重对无形文化遗产及其传承人的关注，所以韩国政府经常做一些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活动，比如光州的泡菜文化节；在各种大型活动或者祭祀中的假面舞和盘索里演唱等。由于韩国本身娱乐业较为发达，在各种活动举行时都会让媒体参加，以此来增加文化传承人的曝光率，这样的宣传力度不仅增加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曝光度，出于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是为了让文化传承人有更多的出处。而在我国的日常生活中，见到最多的文化传承宣传就是电视上的纪录片，很少在大街小巷见到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动或信息，在宣传力度方面我国明显的处于弱方。
（3）中韩政府针对文化传承人统一管理方面的比较
韩国政府可以指定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持有者和持有团体，可以将重要的文化遗产根据其价值划分为不同等级，还可以由文化遗产厅下设的文化遗产委员会负责批准与解除指定无形文化的持有者或持有团体。在2013年时我国因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中心的正式成立，才开始通过各种形式的调查来了解传承人的具体情况，采取各种各样具有补救性的方法把传承人所掌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各方面技术和技能通过数字化记录储存起来。
3.经济方面
（1）中韩两国对各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经济补助比较
我国的中央财政部门给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门设置了保护资金，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应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所需的费用归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纳入本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内。韩国对于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由国家提供必要的经费，其中包括自造或购买设备费、传授所建筑材料使用费、教材印刷费等。由于我国本身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建设力度不够，所以在对于项目补助上就有所欠缺。
（2）中韩两国对项目文化传承人经济补助的比较
我国自2008年起，中央财政就开始对部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传习活动给予经济上的补助。在2015年6月，文化部颁布了《文化部开展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通知》，其中也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费保障作了说明。我国每年会向每位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的传承人提供传习经费补助，各个地方对各个地方级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提供相应的补助经费。并且在2011年时，我国对传承人的经济补助标准从每人每年0.8万元上升至1万元。在经济补助方面韩国在《文化财保护法》中明确指出国家可以为传承人每月提供生活补给。以“韩山夏布织造”为例，其传承人每月可以从国家领取到130万韩元相当于8千人民币的传承资助金。同时还会提供免费医疗和其他特殊待遇。不仅如此，还对接受传统教育者即有可能成为文化鞒腥说娜烁予奖金鼓励。这是我国没有做到的，我们只是一味地去补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却没有把经济补助与其应尽的义务相互挂钩。
二、中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措施中存在的不足
（一）传承人认定方面的空缺
根据以上的比较可以看出我国在传承人的认定范围上较小，韩国认定拥有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或者由于技术或技能属于几个人组成的团体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而我国只认定了个人。另外韩国在认定标准方面要求“原原本本”，即能原本的还原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这就使得我国应该严格要求传承人的传承标准。同时对于认定取消方面，即终身制问题中，我国认定较为死板，并没有以人为本考虑情况。
（二）法律权利与义务的不平衡
在我国的法律中要求传承人要根据行政部门的要求提供完整的技艺和技能的操作过程和要领，制定传承目标和计划，积极参加传承活动，定期向上级提交报告等。而在享受的权利这方面并没有明确的指示，只写了有经济上的补助类的内容，其他的权利却没有表明。
（三）政府的扮演的角色不健全
在与韩国政府的比较中，可以发现我国政府在文化继承中起到的角色是一个管理者而不是一个推动者，政府应该参与其中，将文化传承人的全面性保护和发展作为第一要务，而不是统一的做出政策来管理。并且政府在非物质文化保护中缺乏主动性，单方面要求了传承人各种书面上的计划和形式化上的义务，却没有由政府出面举办各种社会活动来强制传承人履行他们的义务，没有很好的推动传承人的传承和激发传承人的积极性。由于我国的管理体制，是根据国家省市县四级管理，所以政府作为一个信息传达者，信息传达方面也有缺失。
（四）宣传力度不足
根据韩国的宣传力度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并没有去主动建立各种学堂类的场所来供文化传承人传承自己拥有的技能和技术，在日常生活中也没有以哪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来举行大型活动。我国拥有很多媒体平台，却没有很好的去推动这些平台宣传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不仅是在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社会地位和知名度方面的一个缺陷，也是对文化传承的一种损失。主动积极的去宣传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更多人感兴趣，也是培养文化传承人的一个好手段。
三、完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措施的建议
（一）扩大传承人认定范围
借鉴韩国的经验，我国不仅应该在传承人数量上扩大范围，也应该在传承人认定标准上扩大范围。由于我国传承人还面临着一个老龄化的趋势，我们还应将具备有继承能力的，与上一代之间有直接师承关系的人或团体认定为传承人。并且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数量可以为多个，代表性的传承人也可以为多个。在认定标准上，我国是以掌握并承续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拥有公信力有积极开展传承活动的人为传承人，这样的标准过于简单，我们应该以能精准掌握并可以基本还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社会公信力和创造力的人作为文化传承人。在取消认定上，我国应结合韩国的标准，将疾病与精神状况考虑进去，不能单单以不能传承就取消其传承人称号。
（二）完善法律权利与义务的不平衡
韩国不仅有生活补助，还有医疗补助和活动经费等其他特殊待遇，同时这些经济补助政策不仅仅适用于文化传承人，还给学者以鼓励性的奖励。我国就应该完善经济补助体制，与韩国相结合。在应尽义务里，应加强传承人实际传承活动中的义务，并将应尽的义务与经济补助相结合。
（三）政府积极参与保护活动
与韩国相比，我国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型活动过于欠缺，这使得与我们日常生活的联系慢慢减少，政府作为管理者和推动者，应主动地携起传承人的手，一起发扬和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结合韩国建立各种体验式的学堂，让有兴趣的人们积极的参与其中。可以从小学的教科书或者课程抓起，让人们从小就接触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其传承人，形成刻板印象。也可以将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当地的状况创造出各种衍生物，与人们的生活相结合等。这些都是通过政府积极地组办活动，让传承人有机会传承和创新，也让更多人来接触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给了传承人一个展示处，不仅提高了传承人的地位和威望，也是为下一代传承人奠定了一个大舞台。
（四）增强曝光率和频繁度
增加曝光率就是增加宣传力度，可以在各个地方旅游景点加入体验，认真的做好各个等级的信息交流。对于频繁度，我们应该结合韩国活动经验，举办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节日活动，呼吁人民群众来参加。这种宣传措施不仅是为了提高了传承人的知名度，同时也为传承人尽义务提供一平台。
四、结语
从这次研究中可以看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是很难的，需要全面性的考虑传承人的切身利益，不仅仅要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还要根据不同的传承人来解决问题。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四章第三十条，2011.
[2]李荣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及传承人保护现状[J].美与时代，2016（04）.
[3]崔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权利的法律保护[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2014（03）.
[4]潘洪.中韩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及保护制度之比较[J].滁州学院学报，2014（06）.
[5]孙谦等.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研究综述[J].黑龙江史志，2016（13）.
[6]李晓宏.浅析中韩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中传承人认定问题[J].人文地高，2015（才智）.
非遗传承的重要性篇7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天生依附于人，并且离开了人就不复存在;而物质文化遗产在形成后则不依附于人，以其有形的状态独立存在。从这一点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具有天然的“以人为本”的属性。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下的定义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照此定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五类:(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①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非物质文化遗产下的权威定义中可以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天生就是依附于人的，这种依附不仅表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由人创作出来的，而且还表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离开了人就不再是其本身，因为大多数时候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生产活动，存在于生产者进行的生产劳动中，是以一种无形的、看不见的形态而存在的，这也是“非物质”的含义所在。比如，日常生活中被人们经常称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少数民族手工艺品或民族歌舞表演，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形载体，真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是一种知识、技能或节庆，是无形的、看不见的，它存在于人们眼睛能看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态载体之中。再如，中国书法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人们所见到的颜真卿、柳宗元写下的一个个漂亮的毛笔字并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而颜真卿和柳宗元高超的书法写作技能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技能隐藏在他们书法作品的中，并经过千百年的传承和发展形成了具有自身独特体系的写作技能———中国书法。在这个案例中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流传下来的颜真卿和柳宗元书法作品真迹是珍贵文物，是物质文化遗产，而隐藏其中的书法技能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此看来，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但不是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具有这样的一体两面性，比如歌舞和乐器演奏技巧、民族医药技能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的确值得探讨。由上述例子可以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不能脱离人而独自存在，它往往是一种生产技能，像知识一般只存在于人的脑海里。正因如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重要性不亚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他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存活的土壤，传承人数量的多少直接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强弱，而且像颜真卿、柳宗元这样的传承人具有不可替代性和稀缺性。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传承人。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危机
2011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二十九条明确规定，“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对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可以认定代表性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熟练掌握其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三)积极开展传承活动。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参照执行本法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评审的规定，并将所认定的代表性传承人名单予以公布。”第三十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根据需要，采取下列措施，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传播活动:(一)提供必要的传承场所;(二)提供必要的经费资助其开展授徒、传艺、交流等活动;(三)支持其参与社会公益性活动;(四)支持其开展传承、传播活动的其他措施。”第三十一条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履行下列义务:(一)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二)妥善保存相关的实物、资料;(三)配合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四)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性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文化主管部门可以取消其代表性传承人资格，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丧失传承能力的，文化主管部门可以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①可以看出，国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有着明确的定义，并且给出了明确的资金和政策扶植措施，也明确规定了传承人需要履行的义务。但是，当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中依然存在传承人紧缺的问题，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带着这个疑问，笔者于2014年12月初到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分别采访了两位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位于黔东南州首府凯里市的黔东南州民族医药研究院附属苗医医院，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该院拥有两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医药•九节茶药制作工艺和侗医药•过路黄药制作工艺。笔者采访了黔东南州民族医药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袁涛忠医生。在谈到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有何值得改进之处时，袁医生认为，现在的问题不是政策不好，而是少数民族医药传承人的思想还跟不上政策的步伐。苗族和侗族由于身处交通相对落后的山区，与外界交流偏少，长久以来形成了保守顽固的思想。苗族与侗族都属于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所以苗医药和侗医药的传承长期以来一直依靠口口相传。而改革开放以后，许多民族医药传承人因为觉得仅靠给乡亲看病而象征性地收取微薄的医药费不能致富，也开始陆续外出打工，这样造成了许多珍贵的药方现在实际上已经失传。吴培焕是黔东南州民族歌舞团资深侗族大歌演员，侗族大歌作为贵州省唯一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在省内外均有较高的知名度。采访中，她谈起了侗族大歌传承人面临的危机。年近五十岁的吴培焕是黔东南州黎平县口江乡人，她的母亲是一名侗族大歌歌师，从小耳濡目染，吴培焕也逐渐喜欢并学唱侗族大歌，并于初中毕业后就进入了黔东南州民族歌舞团，从此当上了一名侗族大歌演员。1986年和1988年，吴培焕作为中国文化访问代表团的一员，曾经到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马来西亚表演侗族大歌。回忆起在法国巴黎的表演经历，吴培焕激动地说:“当时那些专家真的是喜欢得不得了，演出大厅内全部坐满，连过道上也坐着人。我们一口气唱了36首侗歌，几乎涵盖了所有门类的侗族大歌歌曲，有琵琶歌、牛腿情歌、笛子歌、玩山歌、河边歌等等，表演完所有歌曲后，在场观众还意犹未尽、不愿离开。观众的热情难却，姑娘们又加唱了五首歌，之后观众仍然不肯离去，是在中方带队同志的苦苦劝说之下才依依不舍地离开的。”后来吴培焕问了其中一位外国声乐专家，为什么你们听不懂我们唱的歌词还这么喜欢我们唱的歌?专家回答她是因为侗族大歌的曲调实在是太优美了，而音乐是跨越国界的，因此大家凭着韵律就会爱上侗族大歌。但是谈起传承人的流失，吴培焕流露出一丝忧伤，因为外出打工比在歌舞团唱侗歌赚钱多，近些年已有不少传承人选择了远走他乡。另外，黔东南甚至贵州省内，至今仍然没有一所专门的侗族大歌音乐学校，也没有一家专门经营侗族大歌的演艺公司。像吴培焕这样能够进入州一级歌舞团的侗歌传承人在他们乡乃至全州都只有少数，那些没有国家财政供养的大歌演唱者只能选择外出打工另谋生路。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采访，笔者发现了两个问题:一是传承人因为得不到可观的经济效益，从而选择外出打工的现象很突出;二是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有待挖掘，传承人和许多当地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所熟知的苗药、侗药或侗族大歌蕴含的巨大医学价值和艺术价值。欧美医学界对于中医的重视程度不亚于国人，而吴培焕在法国巴黎的表演经历也说明了国外声乐界对中国民族音乐的喜爱。因此，如何使传承人对流传到自己身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充满信心，并且可以通过非遗的保护与传承获取可观的经济效益，是当前传承人保护面临的重要问题。
三、市场化条件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人本化”模式
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本化”属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传承人危机，本文结合上述调研，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人本化”模式。所谓“人本化”模式，就是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调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层面行为主体共同参与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在“人本化”模式中，最重要的主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传承人的繁荣与发展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际公平的基础。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问题上，有学者已经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权应归属于来源群体和传承人”。①而在侗族大歌发展演化的历史中，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侗族大歌作为黔东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在其盛行的清乾隆年间曾出现过3个著名的歌师，即陆大用、吴万麻、吴金随。他们一生创作或编唱的许多侗族大歌被后人称为“嘎大用”(陆大用创作的大歌)、“嘎万麻”(吴万麻创作的大歌)和“嘎金随”(吴金随创作的大歌)。在侗族大歌流传的南侗方言地区，他们创作的侗族大歌占侗族大歌流行曲目的80%，至今人们仍在传唱或用其歌调填新词传唱。②由此可见，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六大主体中地位最为重要的主体，他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拥有文化权利，又拥有财产权利。所以他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主体，又是市场主体。与此同时，传承人又是其他各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桥梁与纽带，并辅助其他主体产生作用。在传承人的特殊地位之上，“人本化”模式中包含了三大类主体:市场主体、文化主体以及行政和法律主体。
(一)市场主体传承人、经营者与消费者共同构成了“人本化”模式的市场主体。笔者在探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危机时，找出了形成危机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传承人不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中获取足够的经济利益，而市场化则可以解决这一难题。市场是商品交易的场所，在这一场所中，传承人的身份变成了文化商品的生产者，负责向消费者提供可供选择的文化商品。但是，当前的文化市场上，无论侗族大歌还是苗药，都缺乏完善的市场运作，即由专门的经营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包装、宣传和营销，将非遗作为商品投入市场。因此，经营者也是市场主体中的重要一环。市场是商品交易的场所，无论是艺术价值还是医学价值，有价值的东西就可以推向市场进行交易，当然前提是商品要合法。将商品推向市场进行交易，就可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转化，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的艺术或医学价值转化为传承人的收入，为这些价值买单的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需求的消费者，这些消费者或是到侗寨旅游途中观看侗族大歌表演的观众，抑或是购买苗族医药对骨折进行治疗的患者。
(二)文化主体传承人、学者与共生者共同构成了“人本化”模式的文化主体。传承人作为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天生就承担了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文化价值的传递者和生产者。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价值的传承中，学者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群体。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会自己“说话”，需要调查者和研究者的定义。他们的主体意识在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其生存的田野走向学术的层面，要经过研究者的参与观察和深度描写。③当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研究的知名学者往往集中在大都市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基层十分缺乏专业性的研究人才。学者的作用是两点，一是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味”，二是在此基础上开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味”，简而言之就是追溯历史、与时俱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问题是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学者和传承人都肩负着重要的责任，此外学者还要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市场化当中需要注意的经济学问题，在城市化进程中要注意的社会学问题等等。最后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群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共生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共生者是指与非遗传承人在一个空间内生活的人，但他们并不掌握非遗技能，可以将共生者简单理解为传承人的乡里乡亲。非遗共生者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也有重要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从共生者到传承人的身份转换。古人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共生者，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他们对于非遗的理解远远超过外地人，因此将他们吸收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大军是有可能的。
(三)行政和法律主体行政者与司法者共同构成了“人本化”模式的行政和法律主体。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保护问题，法律界已经认识到不仅仅是保护包含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知识产权那么简单。一些学者认为，传统文化的复杂性决定了对它的保护需要依赖综合性措施，知识产权不能成为保护传统文化的主要手段。①有学者进而主张，采取融公法和私法于一体，多种保护手段相配合的综合性法律制度。②还有学者主张实行双重权利保护，即分别立法，采取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知识产权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权利的双重保护。从文化角度来说，两者分别涉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政策法律问题;从法律角度而言，两者各自归属于传统的私法领域和公法领域。③笔者比较赞同第三类学者的观点，即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行双重权利保护，这样就既需要行政主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属于“集体人权”的文化权利进行保护，又需要法律主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属于“集体产权”的知识产权进行保护。
非遗传承的重要性篇8
关键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体育；概念；法律保护
中图分类号：G80-054文章编号：1009-783X（2017）01-0132-05文献标志码：a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10月颁布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随之正式成为官方术语和操作概念，在人类文化遗产的范畴中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下文简称“体育非遗”）生动地呈现了各民族人民的生产习俗、生活风貌和，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人类社会的历史遗存，更是民族文化中丰厚的精神养料，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但长期以来，由于人为和非人为因素，世界各国体育非遗不断遭到损毁，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发展，这一现象愈演愈烈，尤其是在偏远落后的地区，一些体育非遗项目已经消失或濒临灭绝。学界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应时而兴、亟待解决的课题进行了探索，围绕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已非常丰硕。鉴于此，本文从概念与内涵、价值、保护、传承和发展5个方面对体育非遗研究进行梳理，以期为进一步推进相关研究建言献策。
1.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进展
1.1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与内涵的研究
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与内涵的探讨，学界基本遵循了一致的解释路径，认为体育非遗是“体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2个概念的交织，该类别文化遗产必须同时满足“体育”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要素；但基于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国内外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体育”概念与内涵的解读不尽相同，至今没有形成共识。体育非遗尚存在概念与内涵不清、类别归属不明的现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些具有体育属性的项目，例如维吾尔族达瓦孜、塔吉克族鹰舞等，其类别归属传统体育、杂技、民俗还是民族舞蹈难以准确定位。
李凤梅认为体育非遗可以理解为被某一区域人口或固定群体主要用于健身、娱乐、祭祀、竞技等目的所遗存的各种身体活动形式和知识，以及与之相关的实物、器具和文化空间。彭金城认为体育非遗是世代传承、体现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的形式及相对应的文化空间，包括传统体育技术、动作要领、表演艺术、文化精神等内容。实际上，体育非遗最核心的内涵不是外在的物质表现形式，而是文化持有者在表演和创作过程中含有的特殊内蕴和技艺。从承载主体“文化持有者”的角度来看，体育非遗是“活”的，因而对体育非遗概念与内涵的认识应该是动态的，它随着时间和实践的绵延不断诞生出新的内涵。
1.2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研究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主要包括文化价值、历史价值、精神价值、科学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目前，相关研究集中于文化价值、教育价值和经济价值等方面。孙健等以传统蹴鞠运动为研究对象，研究认为传统蹴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软实力”主要表现为文化的自信力与凝聚力、沟通力与协调力、传播力和感召力。李成银等认为，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主要在于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促进民族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马磊认为，河南省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民族传统体育历史价值独特、文化价值内涵丰富、文化传承的原生态性突出、现实意义重大。
通过整理相关资料可以看出，体育非遗价值研究正处于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中。第一，针对体育非遗价值的研究还处于较为分散的状态，尚未形成系统，研究时应当从多角度、不同层面，根据不同需求进行具体研究。第二，缺乏对体育非遗价值多样性与关联性的研究。在探讨体育非遗价值时，我们应该从主体和客体2方面加以考察，不仅要认真研究体育非遗本身，而且要认真地研究体育非遗背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
1.3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项艰巨复杂的文化工程，要求不同领域的学者和保护工作者结合自身专长，从不同的视角对其进行深入思考和探索。目前，体育非遗保护研究主要集中于保护主体、保护内容、保护方式、保护成效评价等方面。白晋湘针对体育非遗保护的有限性，从分级保护体系、法制保护机制、博物馆、数据库、文化持有者、文化空间等方面提出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万义认为体育非遗保护需摒弃“原生态体育”的保守理念，厘清保护对象与保护边界，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注重各生态系统间的动态平衡。张春燕从法律保护的视角对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体育非遗法律保护中存在的问题。袁育霞认为将武术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其保护与发展提供良机，并基于此提出武术的保护策略。
近年来，围绕体育非遗保护的研究非常活跃，部分学者力主“原生态”地保护体育非遗，这种“原汁原味、回归本源”的主张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因为所谓的“原生态”是相对而言的，刻意追求理想中绝对的“原生态”只会是劳而无益，必须以发展变迁的观点考察体育非遗的原生态、本真性。事实上，体育非遗保护的真谛不在于“原生态”“非物质”或是“物质”，而在于“非物质“物质”之间人的生活态度。
1.4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研究
体育非遗传承研究涉及传承项目、分布区域、历史渊源、基本内容、传承谱系、基本特征、濒危状况、主要价值等多个方面，主要集中于体育非遗传承现状、体育非遗传承原则、体育非遗传承制度和体育非遗传承路径。牛芳等以徽州嬉鱼灯活动为个案，对徽州民俗体育非遗传承特性、传承危机进行研究，提出相应的传承策略。张庆武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探讨华佗五禽戏传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认为应完善华佗五禽戏管理体制、增加经费投入、加强教育传承和传承人保护等。王书彦等从制度角度入手，对体育非遗传承人的认定存在申报审核制度难以规避地方不当利益、传承人评审标准模糊等问题进行探讨。
从以上对体育非遗传承的研究可以看出，学者们基本采用了“经世致用”为主导的学术研究范式。“经世致用”的宗旨在于密切关注社会问题，敢于面对社会问题，致力于济世安民。近年来，体育非遗的研究表现出尚实务实的特点，有效地促进了体育非遗传承工作的顺利进行，并根据非遗面临的困境进行了合理引导；但相关成果以定性研究为主，得出的结论难免带有主观性，对一些重点问题关注度不高，例如体育非遗的群体传承、教育传承等方面研究不够深人。
1.5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研究
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正确理解应是具有良好的造血功能，并具备自身的特色。具体来讲，就是要求文化持有者“向内求深度，向外求广度”，向内求深度是指要保持体育非遗自身的文化特质，寻求文化自觉，向外求发展是指开拓视野，不断学习和吸收先进的内容。目前，体育非遗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体育非遗发展现状、体育非遗发展诉求、体育非遗发展路径、体育非遗发展前景等方面。苏雄针对粤西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大教育投入、发挥媒体作用、保护民族传统体育环境等建议。杨建营等介绍了浙东内家拳发展概况，认为要厘清内家拳保护、传承与发展等环节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以使该系统工程的工作得到有序开展。郭玉成从传统武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文化发展等方面，总结相关研究成果，认为传统武术的发展应有别于西方体育，走“文化回归”的特色之路。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人们从不同视角对体育非遗发展进行了探析，为体育非遗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但此类研究多是理论上的应然性内容，与体育非遗运行实践中的实然尚有差距。第一，在体育非遗自身发展方面，研究人员没有充分尊重传承群体在内的大众自我选择，缺乏与他们展开有效的沟通，相关学术成果与传承群体、地方民众的认同度相差甚远，使体育非遗发展研究成为高级理论的低级运用。第二，缺少实证研究。“思考”“构想”和“建议”的思辨式研究偏多，基于田野调查的实证研究不足，尤其是细致入微的成功个案研究十分缺乏。
2.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综述
2.1国外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起步较早且脉络清晰
美国、欧洲、日本等在体育非遗领域的研究已有数十年的历史，历经多年发展，其理论体系与实践经验都较为成熟。相关体育非遗研究，主要来源于《国际博物馆》（museumintemational）、《国际遗产研究期刊》（internationalJournalofHeritageStudies）、《非物质遗产国际期刊》（internationalJournalofintanaibleHeritage）等。
在体育非遗理论的建构与探讨方面，美国起步较早，研究成果较为显著的机构包括史密森尼民俗和文化遗产中心、美国民俗中心、国家艺术赞助基金等。始于1967年从事传统知识及艺术的研究、展览与保护工作的史密森尼民俗节就是由前者举办，创立之初非常重视学术性研究和地域文化权利的体现。为方便文化持有者以自己的方式宣传独特的文化，史密森尼民俗节所有的体育非遗活动都安排在国家广场的草地上或临时搭建的舞台上，使得文化持有者和包括体育非遗学者在内的参观者在较为轻松的活动气氛中面对面直接交流。与文化持有者之间的平等对话，保证了访谈的高效，提升了研究者对体育非遗的认识深度。史密森尼民俗和文化遗产中心主任K.Richard认为，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实行中的分离和各自领域的分隔削弱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有效性。Rnettleford针对体育非遗迁移现象，分析在迁移中造成的遗产流失、衰亡原因，提出了相应的解决路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登录制度起源于欧洲，有关体育非遗理论保护与传承的经验性研究在欧洲也较为成熟。波恩大学、乌尔姆大学等高校尝试将体育非遗项目纳入学校体育活动，为体育非遗研究注入了活化剂。值得借鉴的是德国学者在研究体育非遗项目时，往往选择很小的事件和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然后就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探寻事物的发展规律。例如LKong教授从个案的实证出发，运用田野调查法从不同角度阐述文化全球化对体育非遗的危害，各民族应从自身实际出发，促使本民族文化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追根溯源，欧洲体育非遗保护与研究工作的成功得益于“文化遗产日”的设立。每年9月的第3个周末，40多个欧洲国家的居民举家出动，朝圣般地参观文化遗产，增强了民众保护体育非遗的意识。
经^数十年探索，日本等在体育非遗传承研究方面，已经形成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有日本学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在于重视传承人的技能本身，由于传统体育技能等具有“无形”特点而难以把握，因而传承人也被包括在无形文化遗产的范畴。学者m.Shimada认为，日本Soma-nomaoi（相马野马追）的成功传承主要得益于控制机制的规范化，在保护传承人、保存项目形式的同时对项目内容进行了必要的调整。
盘点国外体育非遗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1）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的建构与探讨；2）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的宣传与管理研究；3）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的历时性、建议性与反思性研究；4）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保护与传承的经验性研究。
2.2国内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逐渐成形但关注不够
随着体育文化的广泛传播和体育产业化进程的加速，体育越来越受到相关学科的广泛关注，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角审视传统体育随之成为中国体育研究的一个独特领域。目前，国内已有诸多学者从不同研究视角对体育非遗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从研究理论视角出发，例如社会学、人类学、艺术学、法律保护的角度；从研究层次上看，主要有宏观、中观和微观研究；从研究视角的维度，可以分为多维视角和单一视角等。根据具体问题，研究者通常会选择适宜的研究视角。
宏观层面的体育非遗研究是从全社会或整个国家的视角出发，以―些宏大的、整体的体育非遗理论问题为研究对象，强调包容性、概括性和整体性，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我国传统体育文化保护》、《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体育文化的传承》等，分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统体育文化之间的关系，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启示。也有学者尝试将民族传统体育发展、民俗体育文化的保护置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进行研究，例如《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我国少数民族民俗体育文化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的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王晓在其论文《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民族传统体育保护的若干思考》、牛爱军等在其论文《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思考――兼与王晓同志商榷》中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民族传统体育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类别归属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激发了广大学者对民族传统体育保护的关注。
中观层面的体育非遗研究一般是以局部区域、某一民族或某一项目群的体育非遗为研究对象，例如《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和发展》、《我国朝鲜族传统体育的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和《传统武术：我们最大宗最珍贵的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后者出自程大力教授之笔，是中国真正意义上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研究传统体育的开山之作，截至2016年3月6日，被引267次，在2682篇非物质文化遗产类核心期刊论文中被引频次稳居前三。中观研究是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两者之间联系的纽带，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宏观层面的体育非遗研究只有借助于中观研究，经过中间过渡才能在微观中得到良好体现；微观层面的体育非遗研究也必须经过中观验证，才能具有宏观推广的价值。
微观层面的体育非遗研究是以对某一项目、单个因素或最小体育非遗单位集合体进行的具体研究。研究者采用微观研究，其目的在于对具体的体育非遗项目进行更为详细的解析和定位，例如《灵的皈依与身的证验――河北永年县故城村梅花拳调查》、《维吾尔族传统体育项目达瓦孜的传承与变迁》等。或是通过个案进行细致翔实的研究，对某一个或多个典型案例进行描述、分析和反思，例如《农村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困境及其救赎――以盐城地区义丰龙舞及楼王莲湘为个案》等。由于微观研究的个案研究是针对具体的体育非遗问题，研究的代表性和解释力不足以成为行之有效的推广模式。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体育非遗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其一，从单一角度思考问题的研究居多，从整体上系统思考体育非遗问题的研究较少（例如，研究过程中将宏观研究、中观研究、微观研究三者融合，相互补益）；其二，历时性研究和建议性研究较为常见，反思性研究明显不足；其三，缺乏长期深入的田野调查和个案研究，难以把握相关项目的发展历程、社会结构和影响因素。
3.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展望
3.1完善田野调查方法，形成研究的时空张力
自英国现代人类学代表人物Haddon首次运用田野调查以来，该研究方法历经完善与规范，逐渐成为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重要调查方法。体育非遗研究借鉴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至今已取得一定成果，但对其理解和运用还不够深入。第一，研究人员在使用具体方法时对田野调查的共时性存在误读，把进入实地之前所整理的文献资料当成调查的参照，反复印证前人成果，缺少实地调查的探索发现。第二，部分学者将体育非遗田野调查研究的性质定位为定性研究，研究中使用的资料收集方式拘泥于定性方式，较少考虑到定量的方式（例如样本抽样调查等）。第三，部分研究的田野调查时间不足一个农业周期或牧业周期，难以真正了解一种文化现象。基于此，在资料收集和分析方面，广泛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范式；在调查研究的视角上，将宏观、中观与微观研究相结合，以确保调查对象的信度和效度；在田野调查过程中，要形成研究人员与调查对象之间的时空张力，切实保证研究的真实性。
3.2法律保护与教育传承并行，延伸实证研究广度
通过法律手段保护体育非遗是最为有效的保护方式，但国际上关于非遗保护方面的正规法律并不多见。我国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于2011年2月颁布，总体来看，体育非遗的法律保护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须待进一步完善。在法律保护过程中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问题所在，通过实证检验，揭示在体育非遗法律保护中各种内外因素对其产生不同影响的深层次原因和原理。体育非遗教育传承既是一种发展，又是一种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对培养年轻一代集体意识、文化认同、民族自尊等具有特殊优势，能引发人们对民族生存精神和生存智慧的再认识，被视为现代社会保护体育非遗的一种有效方式。要实现体育非遗教育传承的突围与跨越，就必须打破民间与学校文化主体间“身份有别”的观念，实现体育非遗资源对流，优化课堂的文化空间；因此，强化教育传承实证研究，把践中积累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具体实践，将是体育非遗研究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3.3扩展研究的主位视角，提高文化持有者参与度
体育非遗承载的主体是文化持有者，充分尊重文化持有者对自我文化的认同态度或真实情感是体育非遗保护与传承的“第―要义”。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政府、经营者和文化持有者之间的博弈关系使得处于弱势的文化持有者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话语权遭受剥夺，其主动参与度较低。而缺乏文化持有者的积极参与，所有体育非遗工作都会徒劳无功，因此，要扩展研究的主位视角，促进政府、经营者和文化持有者换位思考，满足体育非遗持有者的利益诉求，提高他们的参与度。首先，必须把体育非遗研究中受到冷落的文化持有者邀请回来，与他们展开有效的沟通，将体育非遗、发生情景和文化持有者构成一个动态系统进行研究；其次，尊重文化持有者的主人地位，逐步引导他们客观地看待自身传统和生活方式，传承体育文化精华；再次，借助政府和媒体的力量，宣传体育非遗的原真性文化内涵，树立文化持有者的民族自信心。
3.4阐释体育非遗本体理论，加强不同学科整合
体育非遗形式多样，内涵丰富，阐释体育非遗本体理论是学界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研究者应发掘已有研究优势，全面分析体育非遗的概念、内涵、特征、价值和分类体系，为构建体育非遗理论体系进行积极的探索。体育非遗研究涉及到体育学、文化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需要整合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整合。为保证多学科综合研究卓有成效，需做到以下3点：第一，鉴于不同学科拥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适用范围，多学科综合的体育非遗研究必须兼顾各学科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对相关学科进行融会贯通。第二，不能生搬硬套相关学科的研究结论，只有在不同学科的共同点上找到可以互补的前提，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多学科的有机整合。第三，跨学科研究中严谨对待每一条资料，充当使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基础资料得到相关学科的相互印证。
非遗传承的重要性篇9
关键词：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2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3-0122-04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少数民族智慧的结晶，在其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近年来，关于我国少数民族非遗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民族学、教育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渗透与交叉性的研究居多。笔者检索了“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3个主要数据库2005—2013年的相关文献，其中，以篇名“少数民族非遗”共检索出文献135篇，分别在“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出120篇，在“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检索出12篇，在“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检索出3篇。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梳理和分析，本文围绕在研究中理论界比较关注的几个问题进行综述和简要评析，力图呈现理论界对该命题的研究状况及研究特点。
一、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概念界定
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概念，对其进行界定的学者不多。韩小兵将目前有关“少数民族非遗”的几种主要学理解释归纳概括为以下三类：一是“综合文化体系”说，主要指产生并流传于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的，与各少数民族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传的综合性文化体系；二是“表现手法特征”说，特指由少数民族创造的，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法，依靠特定民族、特定人的展示而存在的“活”的遗产；三是“公约定义套用”说，是“非遗”的下位概念，是指被各少数民族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1]。
上述三种说法中，“公约定义套用”说较为常用，即少数民族非遗是非遗的分支，在内涵与范围两方面与非遗的内在意蕴相同，而在其特征等方面更注重表现少数民族的特色与风格，是借助特定物质载体和表现形式所表现的该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信息利益。
二、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特征与价值
（一）少数民族非遗的特征研究
对于少数民族非遗的总体特征，覃志鹏指出，少数民族非遗在文化变迁与传承中显露自己特有的时代特征，具有现实生活性、民间地域性、以人为主要载体、生态性与濒危性等特征，这些特征要素互相关联，有机地存活于民族群体之中，体现了丰富久远的文化蕴涵[2]。韩小兵指出，少数民族非遗具有活态遗产性、民间传承性、环境依存性、口传身授性等非遗的一般特征，同时具有源生主体归属上的特殊性，即归属于相应的少数民族，而且与汉族非遗存在表象与特质差异，即在表现形态上更具有多样性，普遍具有异于主流文化的构成要素，具有更强的濒危性[3]。还有很多学者针对特定地域的少数民族非遗特征进行了研究，除具有共性以外，大多具有独特的地域特征。
（二）少数民族非遗的价值研究
对于少数民族非遗的价值，张世均从总体上指出，少数民族非遗在为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建立和谐社会、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价值；在丰富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容、体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多样性与民族的审美、艺术价值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文化价值；在科学认识与研究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科学价值；在民族旅游资源利用和旅游产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经济价值[4]。郭剑英，余晓萍从地域的角度指出，四川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非遗的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主要有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旅游价值[5]。
三、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与传承
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综合来看，主要集中于保护现状和保护措施两方面的研究。
（一）保护现状研究
近几年来，我国政府抢救和保护少数民族非遗方面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面临一些困境。汪立珍认为，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末，我国少数民族非遗挖掘保护工作隐藏着不足与缺憾：一是挖掘保护工作没有一个系统持续的计划，断裂现象十分严重；二是挖掘保护的方法、手段单一[6]。乌丙安指出，相对说来偏重于文化表现形式类遗产的保护，对民间传统的文化空间类遗产的有效保护有所忽略[7]。陈莉指出，虽然我们已开始着手对少数民族非遗进行保护，但还是有许多被改造成文化消费品，失去文化遗产的内在精神，进而在保护中走向消亡[8]。覃志鹏指出，我国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实践存在着许多问题：保护意识淡薄；不但保护主体缺乏统一性和协调性，而且不时出现单纯的保护文化碎片现象；竞争力在比较中呈现不断弱化的趋势；相关法制建设相对滞后[2]。
（二）保护措施研究
关于少数民族非遗保护措施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五个研究视角：
一是从总体上提出保护举措。祁庆富指出，存续“活态传承”是衡量非遗保护方式合理性的基本准则[9]。乌丙安认为，民俗文化空间是非遗保护的重中之重[7]。覃志鹏提出了树立保护意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逐步实现产业化等重要举措[2]。罗正副提出了对无文字民族非遗保护的思路和方案[10]。赵艳喜提出了非遗的整体性保护理念，即涵盖非遗本体、相关环境和人这三项要素，从历时性和共时性（时间向度和空间维度）对非遗进行的综合、立体、系统性保护[11]。张晓萍、李鑫基于文化空间理论的视角提出，传承与发展非遗的有效途径是符合时代特征的“动态保护”[12]。吴兴帜从文化生态区的理念出发，探寻了非遗保护与传承的道路，为非物质文化能够继续活态的、原真性的存续提供一种方法论视角[13]。韩成艳认为，非遗的保护必须落实在特定社区[14]。
二是从立法方面提出保护举措。祁庆富指出，立法是抢救与保护口头与非遗的根本措施[9]。黎明认为只有通过法律手段调整涉及少数民族非遗的社会关系，依法确立与制定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正确方向和措施，才能真正地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15]。王培新指出，我国少数民族非遗的法律保护应遵循拯救第一、分层次保护的原则[16]。高燕对少数民族非遗的自治立法进行了研究，指出自治立法应当坚持传统文化保护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平衡的立法价值取向，注重动态保护与静态保护的结合，根据自治层级和民族地区实际，科学合理选择立法模式，并加强与相关法律法规的协调、衔接[17]。周超指出，社区参与是非遗国际法保护的基本理念。还有一些学者针对特定地域少数民族非遗的法律保护提出了一些思路[18]。
三是从保护主体的视角提出针对传承人的保护举措。如今，依靠传承人进行非遗保护，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尹凌、余风指出，非遗传承人是完成非遗保护这一使命的重要文化因子，并针对目前传承人保护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从保护传承人到培养继承人这一创新思路[19]。郑土有指出，在非遗保护过程中，在对核心传承人进行重点保护的同时，还应该重视“群体”传承人的培养，而“群体”传承人培养的核心是儿童，在这方面日本的做法值得借鉴[20]。郎玉屏指出，传承人是少数民族非遗有效传承的首要因素，要增强少数民族青少年民族认同，使其愿意并欣然传承本民族的文化[21]。陈静梅、文永辉基于贵州的田野调查，提出了传承人的分类保护举措[22]。
四是从教育传承视角提出保护举措。汪立珍认为，把少数民族非遗纳入教育体系是保护、开发、传承少数民族非遗的重要手段与途径，并从教育思想、教学方式、教学内容等方面提出要特别注意的问题[6]。吴正彪指出，少数民族非遗要得到科学的传承与保护，民、汉双语教育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23]。普丽春也指出，学校教育是少数民族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并提出了一些具体观点[24]。张丽萍认为，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参与非遗教育传承，既是非遗传承的需要，也是高校职能体现的需要，并提出了几条高校加强教育传承的具体措施[25]。
五是从其他角度提出保护举措。一是数字化保护举措。蔡群，任荣喜、邱望标认为，采用数字化多媒体技术，如通过对文化遗产相关的文字、图像、声音、视频及三维数据信息进行数字化保存、组织和存储来实现对遗产的保护，可以实现对贵州非遗的快速有效地保护[26]。二是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保护举措。叶建芳认为，保护民族地区非遗是民族博物馆的主要职责与功能，应通过各种方式抢救、保护、创新和发展民族非遗[27]。李树林提出，民族地区图书馆应责无旁贷承担起保护非遗的使命，发挥自身优势，应用现代科技手段，普查采集、保存利用、传播展示非遗，实现人类民族文化遗产资源的共享。胡芸、顾永贵就如何做好民族民间非遗档案管理工作进行了讨论[28]。
四、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开发利用
少数民族非遗的开发利用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话题。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
（一）总体思路研究
陈廷亮认为，对少数民族的非遗资源的开发利用，只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十六字方针，适度合理进行开发利用，不但能使少数民族非遗产生经济效益，而且对其本身的活态保护与传承也大有裨益。并选择湘西、湖北少数民族非遗为例，强调指出，少数民族非遗的产业开发没有也不能是一个统一的模式，应该根据不同类别的非遗制定不同的开发模式[29]。
（二）旅游开发研究
对于旅游开发与非遗保护的关系研究，很多人认为旅游开发破坏了少数民族“非遗”的生态环境，也有人认为适度的旅游开发可以促进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肖曾艳认为，旅游开发可以促进遗产保护，遗产保护好后反过来可以提升旅游开发层次，从而形成旅游开发和遗产保护的良性互动[30]。周丽洁指出，非遗的保护已不再是静态的抢救与整理，并以湘西地区为个案说明以旅游为媒介，在尊重旅游者、旅游目的地民族成员意愿的原则下，文化重构是保护非遗行之有效的路径[31]。陈炜、杨曼华在剖析旅游开发与非遗保护关系的基础上，结合当前西部地区非遗旅游开发的实践，指出对非遗旅游开发进行适宜性评价是应时之需，符合各利益相关体的需要[32]。
对于非遗的旅游开发应采取保护性开发模式，这一点学者们都达成了共识。张博、程圩指出，实现文化旅游视野下的非遗的保护与开发，必须了解非遗的特性，并基于其特征分析，提出了非遗的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33]。黄继元指出，云南非遗旅游开发中存在过度开发、碎片式开发、孤立式开发等一系列问，必须采取“完善建立管理机制和政策法规监督体系”、“加强理论研究和科学规划”、“重视人这一核心载体的保护和提高”等一系列对策[34]。王汝辉以四川省理县桃坪羌寨为例，对非遗在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的特殊性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可持续利用的对策[35]。韩富贵在研究非遗保护传承和旅游资源开发的契合点基础上，探索性地提出了基于旅游资源开发的非遗生产性保护模式，即“专题展演”模式、“沿途文化生态保护区”模式、“主题公园”模式、“旅游纪念品开发生产”模式[36]。
（三）其他开发利用途径研究
在非遗其他开发利用途径的研究中，李昕认为，西部地区丰富的非遗是文化产业发展重要的文化资本，探索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的途径是极其重要[37]。王松华认为，在少数民族非遗保护利用过程中，通过产业化的手段寻求非遗在新的环境下传承与传播的市场空间，并借市场化的机会扩大规模与集聚资金，实现非遗存续与发展的良性循环[38]。谭志国以土家族为个案，针对非遗本身所具有的可位移性和可展示性的先决条件，提出了会展项目保护与开发这一新模式[39]。
五、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个案研究
近年来，也有很多学者分别选择一些个案进行了研究，一类集中在具体某个少数民族的非遗研究，一类集中在具体某一类型非遗的研究。在第一类研究中，学者们主要结合各个民族自身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非遗特点、类型进行研究，并在探讨其保护现状的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保护对策。在第二类研究中，主要采用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动态分析路径，将非遗进行民间工艺、民间美术、民间舞蹈、民间音乐、文化空间、民间文学等门类划分，选择其中的某一项具体个案，结合相关的田野调查，探讨该项非遗传承保护的现状、影响因素及变迁原因，并提出一些具体的保护和发展举措。
六、研究述评
从以上研究综述可以看出，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研究已经成为学界们关注的热门问题之一，而且其研究现状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从观点上来看，少数民族非遗是非遗的分支，在内涵与范围两方面与非遗的内在意蕴相同，但更注重表现少数民族的特色与风格。不论是哪一类少数民族非遗，都是有着生命力的活态文化，其保护不是要把它封闭在一个既往的历史时空点上，也并非是一种书斋里的历史研究或者仅仅给博物馆提供某种展品，而是文化建设系统工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要在既不改变其按内在规律自然衍变的生长过程，又不影响其未来发展方向的前提下，尽可能寻找开发式保护途径，而且要逐步构建起完善的保护体系。
2.从研究方法来看，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是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并存。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和传承是一个理论和实践意义都很强的论题，大多数学者能充分契合这一特点，既能广泛运用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和旅游学的相关理论开展研究，而且非常注重田野调查，并将理论运用于实践的指导。
3.从研究对象来看，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既有从宏观视角，以整个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与传承为研究对象；也有从微观视角选择具体某一个少数民族或是某一具体类型的少数民族非遗进行个案研究。
总之，目前我国关于少数民族非遗保护与开发的理论研究虽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与实践工作相比，相对概念化和程式化的研究还显得有些滞后，真正有创见的、富有开拓性的研究成果甚少。今后，我们应该密切关注实践，通过跨学科的互动与对话，拓宽视野，努力提炼出富有创新性的理论和方法，使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研究走向纵深发展。
参考文献：
[1]韩小兵.少数民族非遗概念界定及其法律意义[J].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2010，（4）.
[2]覃志鹏.论少数民族非遗保护[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3）.
[3]韩小兵.中国少数民族非遗法律保护基本问题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0.
[4]张世均.我国少数民族非遗的价值[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7）.
[5]郭剑英，余晓萍.非遗价值评价——以四川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为例[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4）.
[6]汪立珍.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与教育[J].民族教育研究，2005，（6）.
[7]乌丙安.民俗文化空间：中国非遗保护的重中之重[J].民间文化论坛，2007，（1）.
[8]陈莉.非遗的保护与开发利用[J].贵州民族研究，2007，（2）.
[9]祁庆富.存续“活态传承”是衡量非遗保护方式合理性的基本准则[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10）.
[10]罗正副.文化传承视域下的无文字民族非遗保护省思[J].贵州社会科学，2008，（2）.
[11]赵艳喜.论非遗的整体性保护理念[J].贵州民族研究，2009，（6）.
[12]张晓萍，李鑫.基于文化空间理论的非遗保护与旅游化生存实践[J].学术探索，2010，（6）.
[13]吴兴帜.文化生态区与非遗保护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11，（4）.
[14]韩成艳.非遗作为公共文化的保护——基于对湖北长阳县域实践的考察[J].思想战线，2011，（3）.
[15]黎明.论我国少数民族非遗保护的法源问题[J].民族研究，2007，（3）.
[16]王培新.我国少数民族非遗法律保护原则[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3）.
[17]高燕.少数民族非遗保护的自治立法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7）.
[18]周超.社区参与：非遗国际法保护的基本理念[J].河南社会科学，2011，（2）.
[19]尹凌，余风.从传承人到继承人：非遗保护的创新思维[J].江西社会科学，2008，（12）.
[20]郑土有.非遗保护中的“儿童意识”——从日本民俗活动中得到的启示[J].江西社会科学，2008，（9）.
[21]郎玉屏.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非遗传承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10）.
[22]陈静梅，文永辉.轮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的分类保护——基于贵州的田野调查[J].广西民族研究，2012，（4）.
[23]吴正彪.论双语教育在传承与保护少数民族非遗中的重要作用[J].民族教育研究，2010，（2）.
[24]普丽春.论学校传承少数民族非遗的教育[J].当代教育与文化，2010，（1）.
[25]张丽萍.少数民族地区高校教育传承非遗分析[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2，（1）.
[26]蔡群，任荣喜，邱望标.贵州少数民族非遗的数字化保护方法研究[J].贵州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4）.
[27]叶建芳.民族博物馆与民族非遗保护——以广西民族博物馆为例[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2）.
[28]胡芸，顾永贵.如何做好民族民间非遗档案管理工作[J].中国档案，2008，（5）.
[29]陈廷亮.湘西少数民族非遗开发利用的可行性与基本模式分析[J].民族论坛，2009，（10）.
[30]肖曾艳.非遗保护与旅游开发的阶段性互动分析——以湖南虎形山花瑶乡的非遗为例[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8，（2）.
[31]周丽洁.非遗与文化重构——以发展旅游背景下的湘西地区为例[J].求索，2010，（4）.
[32]陈炜，杨曼华.论西部地区非遗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价的必要性与可行性[J].社会科学家，2011，（2）.
[33]张博，程圩.文化旅游视野下的非遗保护[J].人文地理2008，（1）.
[34]黄继元.云南省非遗旅游开发研究[J].旅游研究（季刊），2009，（4）.
[35]王汝辉.非遗在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的特殊性研究——以四川理县桃坪羌寨为例[J].贵州社会科学，2010，（11）.
[36]韩富贵.基于旅游资源开发的非遗生产性保护模式研究[J].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1，（1）.
[37]李昕.非遗：文化产业发展重要的文化资本[J].广西民族研究，2008，（3）.
[38]王松华.产业化视角下的非遗保护[J].同济大学学报，2008，（1）.
[39]谭志国.土家族非遗会展活态保护新模式探析[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
[40]马宁.羌族非遗的现状及保护对策——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为例[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
Researchreviewofth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ofethnicminoritiesinChina
DenGXiao-yan1，2
（1South-CentralnationaliyUniversity，wuhan430074，China；2Hubeieconomycollege，wuhan430205，China）
非遗传承的重要性篇10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生生不息；文化精神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生存和繁衍等社会生活的产物，它代表着这个民族古老的生命记忆和生活足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多样化的民族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由民众创造并且传承的精神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非物质文化遗产已得到广泛的重视，并较全面的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特点
1、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针对物质文化遗产提出的术语，在最开始的分类中，一般是针对物质文化遗产作出的分类，以往是将自然遗产分为物质类的遗产，而文化遗产实际上也是指的物质类的文化遗产，这种分类给文化遗产的保护加深了难度，并使事情变得复杂，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民间创作”定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1997年又将“民间创作”改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直到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宣言，强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并呼吁全体社会人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由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英文概念基本定型，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和内涵做出了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传统体育和游艺；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
2、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包括以下三点：第一、活态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口头传统、表演艺术、传统手工艺、各种知识和实践等，这些表现形式都具有十分鲜活的生命力，它是不断流动变化的，而不是停滞的和静态的，是一种“活”的表现；第二、生态型。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孤立存在的信息或者实践，它的环境是周围的生态环境，它接受外界的信息，并在外界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性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对生态环境的依赖；二是对生态环境的适应；三是对生态环境的反应；第三、传承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性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延续，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态以及内涵由传承人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方法进行保存和研修，然后世代相传，并且广泛流传，使之绵延不绝，一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停止，则宣告其非物资文化遗产的死亡，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极其重要。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群体传承
1、非物质文化遗产群体传承的类型
非物质文化遗产群体传承的类型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口头传说和表述的群体传承。我国有多个民族，很多民族又都具有自己特别的语言，如侗语、苗族等等。人类文化信息的传递一般是靠人的思维和语言，语言是一种符号，不管是什么信息都能够通过语言传递，语言是这个世界上最简单最方便的传递方式；第二、传统名俗节日的群体传承。中国有56个名族，每个名族都有他们各自的传统文化和习俗，包括节日文化体系，节日表现的是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对中华名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日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它将人与人之间联系在一起，传递信息和文化，特别是中国的节日，更有内涵更有色彩；第三、庙会文化的群体传承。在中国，庙会又称庙市，一般是在农历的某一固定时间进行，主要内容是祭祀祖先、娱神娱人、集市贸易等，庙会在我国起源很早，并代代相传，现在也依然广泛流传。
2、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随着时代的变化，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与传承，导致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被破坏和消失，针对这些，我们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首先，提供资金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是一项十分庞大的工程，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对它的保护应当引起国家和全社会的高度重视，设立专项基金和专门的机构进行管理。首先，建立庞大而有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会保护体系，设立相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此外，还应当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会保障资金，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财力有来源；其次，给予一定的人才保障。建立专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学者队伍，对从业人员队伍进行培养，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最后，给予一定的法律保障。
三、非物质文化的文化精神
1、“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神
目前，对于我们民族文化精神的解释还缺乏统一而科学的解说和全民的认同，有些学者将儒家思想的“和合”或“中庸”当作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非物质文化来源于民间，来源于最广大最基层的老百姓，这些学者们将上层文化和普通老百姓创造的下层文化融合在一起，很显然不合常理的。民族民间文化中到处都洋溢着“生生不息”的意识，中华民族的非物质文化精神也应该是“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神，这种意识最明显的就表现在家族、家庭以及生存上，是对生命意识的崇尚，是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
2、非物质文化精神的传承
民间文化是民族的根，如果失掉了自己的民间文化，那么这个民族是可悲的，时至今日，非物质文化遗产仍然由中国老百姓在创造和享用，只要走出城市，深入民间或到农村去走走看看，就会发现，民间无时无刻不是生活在民间文化当中。保护非物质文化精神的意义在于传承，要传承上辈流传下来的优秀民族文化，也要在现有环境条件下，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点的优秀民族文化。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相对的自然传承性，但这是民族精神传承的一种表征，我们不能任其发展，我们应该有选择，有目的，有步骤的传承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精神。
总之，本文分为三个部分来分析非物质文化的群体传承与文化精神，第一部分是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特点，包括非物质文化的概念和非物质文化的特点；第二部分是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群体传承，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群体传承的类型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群体传承；第三部分是分析非物质文化的文化精神，包括“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神和非物质文化精神的传承。
参考文献：
[1]张钟月；；论延边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J]；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