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5 22:26:15

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篇1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　博弈论　方法

问题的由来

新闻传播学比之其他社会人文学科，方法论的研究尚未深入，本文所要论及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博弈论方法，就表现得比较典型。

将博弈论与新闻传播学相交叉的思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最热烈的时候，新闻理论界尚无人提到。后来新闻学与文化学、新闻学与心理学、新闻学与美学、新闻学与社会学等的研究，开始陆续出现。但新闻理论界在新闻交叉边缘学科研究过程中，一直没有很好地重视新闻传播博弈学的研究。作者在1997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涉猎了一些有关博弈论的论著，产生了新闻学、传播学与博弈论之间关系的简单联想。这种联想主要是对新闻文化学建构来讲的，从新闻文化的外延角度来看，新闻传播的竞争生态研究。不能缺少博弈论的思想。

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有关博弈论的书籍开始增多，后来出现了普及性的博弈论读物，这些书籍大都将社会生活、经济领域、历史经验等方面内容，与各种博弈类型相类比，说明博弈论的道理，但也带来某些副作用，即博弈论的庸俗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博弈”一词在新闻报刊、文章论著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新闻传播与博弈的关系，真正被新闻传播理论界重视，是在2004年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上，会上提出“传播即博弈”的观点，并存在争议。2008年10月，孙光海、陈立生的《传媒博弈论》由三联书店出版，有论者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部把博弈论引入传媒领域的成功力作。

从新闻传播理论界涉及新闻传播与博弈论关系的话题，或在文章论著中有意识地使用“博弈”概念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狭义基础上的理解。仅仅从传媒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研究新闻传播的博弈。如《传媒博弈论》一书，“将四大主流门户网站、两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四大城市的13家都市报作为研究对象，对各大媒体平时新闻报道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特定环境进行分析，从新闻到版面到受众再到发行，通过大量案例剖析与实战推演，总结出各大媒体在不同环境下，针对不同的竞争对手以及竞争对手采取的策略，从而制定最佳策略。内容包括网络媒体博弈、都市报博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博弈、热点新闻与冷门新闻、大新闻与小新闻博弈等”。当然，从最严格意义上来看，该书许多内容还停留在下文所提及的第三种认识上。但就分析比较到位的有关传媒博弈的内容来看，完全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媒体之间竞争策略着眼，探求媒体的生存之道。

二是广义基础上的理解。从博弈论的广义思想出发，来探讨新闻传播领域中，如何把握新闻活动的规律，有学者称之为“大博弈的思维观”。实事求是地说，新闻传播理论界在这方面的论述还较少。人们由于对博弈论的跨学科性质意义尚不十分了解，所以对这种广义理解还持较为消极的态度。传播与博弈是两个概念，但并不意味着传播不能用博弈观点去研究。小约翰将博弈论研究归人人际传播理论。说明他已经把博弈论纳入到传播学视野了，不存在谨慎与否的问题。小约翰在《人类传播理论》的前面部分特别提到传播学的学科边界问题，即所有社会科学理论都存在传播的问题，传播学强调传播的双向性，恰好说明了与博弈论的紧密联系。另一位讨论者强调：“用博弈论解释一般传播现象的做法不可取。”这是基于“传播即博弈”这一命题而得出的观点。应该说“传播即博弈”是不对的，但“传播之中有博弈”，“博弈之中有传播”，在一般的传播现象中存在部分博弈现象，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我们注意到，在正常的新闻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理性的情况还是较为普遍的。那种强调博弈论研究对象必须是理性的，从而认定传播学一般现象无法以博弈论进行解释，不尽妥当。我们知道，传播模式研究的前提，也要求理性的状态。

三是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理解。一般是指事物之间相互影响、制约，或传统哲学所说的作用与反作用意义层面，来使用“博弈”概念。诚然，博弈论研究确实离不开这些因素，但所有事物间的这些因素，不一定都是博弈论所讲的博弈。也有在互动反馈意义层面，来理解博弈的，比起前者进了一层，然而也不十分确切。如诸多文章中的“不同文化与黄色新闻的博弈”、“媒体道德与新闻价值的博弈”、“新闻规律与媒体利益的博弈”、“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博弈”、“政府与新闻界的博弈”、“博弈海量信息”等。其中有些文章也道出了某些新闻传播博弈行为，但存在将博弈论泛化的情况。如有论者把主观上的意识与客观上的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观念或做法与某一具体的观念或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这都是与博弈论不相契合的。我们只能说是直觉地使用了博弈这一名词，而没有从博弈论的理论角度去进行规范的研究。

本文的重点不在于专门提倡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博弈论方法，而是力图客观地思考博弈论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究竟能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起到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建构作用，甚至形成新闻传播博弈论这一新闻传播学的分支学科。

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可能性

德国著名数学家哥德尔1931年提出不完备性定理：第一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在内的形式系统中，都存在一个命题，它在这个系统中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否定。第二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的形式系统自身不能证明它本身的无矛盾性。这个定律虽然是针对数学来说的，但是其革命意义远远涉及科学哲学、逻辑学，而这种情况也注定要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诚然，新闻传播研究中，也不能将博弈论看做是无所不能的理论。我们研究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可能性，目的主要是运用其基本思想，扩展研究视域，在新闻传播领域内最合适的地方。找到双方的契合点，从新的角度描述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的规律。调整我们的传播行为，使社会信息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

博弈论最基本的思想，其一，在同一活动中，某事物的行为效果如何。有赖于它事物的行为。其二，是均衡概念。其三，假设人是理性的。理性的人，指行动者具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进行决策选择策略的目的就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作决策时可能往往是有限理性。其四，博弈论是竞争与合作的游戏，一般有协议契约。根据以上的简单概括，随之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新闻传播现象与

活动过程中，有没有相类似的情况?其一，在同一新闻传播活动中，双方各自的行为要视对方的行为而定?其二，均衡概念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实现?其三，新闻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是不是理性的?情况允许的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否是追求的目标?其四，竞争与合作的契约关系，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建立?答案是倾向积极的。

有了上述基本思考，我们再从更大一些的方面来探讨运用博弈论的可能性：

哲学意义。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经济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交往关系中的普遍性、基础性。虽然，马克思主义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诸多的因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合力作用。但归根结底的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立统一。博弈论之所以在经济领域呈现出活跃的情况，人们之所以在各类社会活动、人际关系中发现博弈的因素，是因为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结成的各种交往关系所决定的。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归根结底是由交往关系决定的。因此。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包括新闻传播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亟须建立一套新型的适应这一体制状况的文化产业伦理。目前可以定义为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力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这就和博弈论中核心理论之一的“均衡”概念相暗合。每一次新闻传播策划、新闻报道活动或具体的新闻传播行为，都存在博弈论的问题，因为在某一次传播活动中的传播者之间、传受之间等，都有一个行为对策选择的问题，在现实环境中不可能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不追求个体局部利益的最大化，可能追求的就是整体国家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如我国文化产业的双赢策略，即博弈论的“均衡”。公益与私利、赢利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一直存在，博弈的均衡可达到社会发展的和谐。

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也有一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问题。

方法论意义。我们知道，博弈论最初作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是运筹学下面的对策论。后来应用于经济领域。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西方经济学前沿领域的博弈论，已逐渐变为一种占主流地位的基本分析工具，人们十分重视其方法论意义。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经史子集弈的思想无处不在。过去曾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自然科学最基础的学科是数学，而社会科学的基础可以是博弈论。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正确，但是至少应该承认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从广义的角度看，传播应用学派的传播模式研究，实际上相当于博弈模型。在我国较为流行的英国人丹尼斯・麦奎尔、瑞典人斯文・温德尔合著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中，许多传播模型十分典型地体现出这种情况。该书第一版介绍了35个传播模式，第二版介绍了66个传播模式。除了个别早期线性模式外，在控制论的反馈概念出现之后，传播模式越往后越具有博弈的性质，甚至可以这样说。研究当代传播模式离开了博弈的思维，其研究是存在欠缺的，虽然其模式可能并不能完完全全解决实际中的所有问题。

理论建构意义。新闻学、传播学以及中国化的新闻传播学，从它们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是建立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日益融合的时代，在需要破除自然与社会科学鸿沟的时代，谁也不能断然否定新闻传播学领域可以不要博弈论的参与。作为与社会实践互动频繁、联系紧密的社会科学之一的新闻传播学，从来不存在其他学科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由于受经济学的影响。人们思考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时，可能认为仅仅反映在传媒的经营管理上。这种狭义的理解，导致产生了博弈论不适合一般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观点。作者认为，新闻传播研究中重视运用博弈论。并不是要求新闻传播理论“范式”像经济学那样转向博弈论，并把它作为核心的理论分析工具，而是在理论体系建构中，对博弈论方法给予足够的重视，将其中合理的内容，吸纳到基础理论中来。更重要的是，将博弈思维作为指导理论研究的一个窗口，扩展新闻传播理论空间。当然，也可以建立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二级学科“新闻传播博弈理论”。进行专门的新闻传播学新领域探索。

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篇2

[摘要]：本文提出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阶段性发展和方法论运用的变化。分析的重点：1、8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起点与经验总结型的研究方法；2、9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展开与体育学研究方法论；3、2000年以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扩展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论。4、改善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论运用的思考。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体育新闻传播（指吸取传播学的科学路径及合理内核，在传统新闻学的基础上，用新的视角和方法审视体育新闻传播现象）研究与方法论（指以对活动与现象的认识方法为对象的科学。它研究的是人们运用怎样的观点考察活动与现象，并把认识加工成系统化的理论方法）运用，取得了较大进展。这期间，既有经验可以总结，也有可引以为戒的问题存在。总结三十年体育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与方法论运用，对未来体育新闻传播学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不揣浅陋，对三十年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与方法论运用的历史进程做整体而粗疏的考察，不当之处，希望得到学界同仁的指正。

18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起点与经验总结型的研究方法

1985年，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了由马信德撰写的《体育新闻abc》，虽然这本书的学术研究样式还不太成型，但不能不认可它是我国第一本体育新闻的研究成果。书中对体育新闻的起源、功能、特征、采访术、写作、直播与解说艺术等方面的介绍，为我国体育新闻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

在研究方法上，马先生主要遵循的是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指导下，经验总结型的研究方法。作者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体育记者，对体育新闻在采访实践中所能遇到的各种情况，针对这些情况应采取的对应方法作了详细的介绍。在实践总结的基础上，作者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理性思考，概括出对体育新闻记者的特殊工作要求：熟悉竞赛规则、了解运动技术、深入赛场内外、亲临比赛现场、由表及里善于挖掘与发现数字背后的故事。对体育新闻的特殊功能也提出富有时代气息的思考，提出在新时期体育新闻是焕发民族精神的“振奋剂”，是爱国主义的“活教材”，是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的“播种机”，是精神文明的“测试仪”。

29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展开与体育学研究方法论

进入90年代，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继奥运金牌零的突破，足球职业联赛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全国各大媒体迅速开辟体育专栏、体育副刊、体育频道，体育新闻以空前规模的传播局面登上媒体平台。有关体育新闻传播的研究，也开始在学术期刊上出现。

最早有关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论文发表在《中国体育科技》1994年4期上，由秦春霖撰写的《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传播对于竞技体育商业化的驱动和影响》。该文着重讨论了体育商业化和大众传播的结合基础，大众传播对体育商业化的驱动作用，以及大众传播影响下商业化竞技体育项目的特征。

紧接着在《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95年1期上，又刊出了由郝勤撰写的《对体育新闻学学科性质特征及学科建设》，文章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对体育新闻研究的性质特征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指出体育新闻是现代新闻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体育的重要特征，是现代体育与新闻媒体的高度结合；体育新闻学是一门边缘性、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至此以后，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学术文章相继在各种刊物上出现，体现出研究内容从窄到宽，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学术研究成果整体上呈上升趋势，参研人员从少到多，最为集中的参研者是体育院校体育学研究学者等研究特点。

从研究的方法论角度来看，由于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们，多为体育院校的体育学学者。从他们的研究成果来看，在研究方法上更多地是借鉴与运用体育学的研究方法。而我国体育学研究方法，受到体育史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很大，因为体育史学科在我国体育科学领域是最早出现的、研究成果较多并相对成熟的一门学科，从事体育学研究的学者们也大都有体育史学的学术背景。体育史学研究方法在文革后期的发展，首先是提出了应当全面地理解史学方法论，纠正文革时期提出的阐明历史问题的方法只能是阶级分析方法的观点。指出社会历史研究必须从事实出发，立足于研究对象整体，用历史的观点考察问题。其次是多学科方法引入历史研究，包括有系统方法、社会学方法、历史比较法、心理学方法等。另外还提出了对实证方法的重新评价，重新提出重视“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的实证方法。

在这样的学科方法论的指导背景下，最初的具有开拓性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多数是运用体育史或体育学研究的方法论，去解释体育新闻传播活动与现象。如陈天仁的《体育信息传播对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影响》（《上海体院学报》1996年1期），韩志芳的《1978---1996年我国报纸体育信息传播的题材变化》（《河北体育学院学报》1999年1期），郝勤的《体育新闻价值与价值实现》（《成都体院学报》1998年1期），易剑东的《体育新闻报道的困惑与选择》（《体育文史》1997年6期），周果的《论体育消息导语的心理接近性》（《沈阳体院学报》1998年3期），高松龄的《从

32000年以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扩展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论

2000年以来，围绕着申办奥运、筹办奥运、举办奥运的重大赛事活动的主线，无论电视媒体、报纸媒体、网络媒体的体育节目频道、栏目、体育专刊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体育新闻传播研究迅速扩展，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热情高涨期。

在全国体育院校校刊和综合性新闻传播期刊上，不间断地刊载有关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学术论文，也陆续出现了有一定学术质量的研究文章。如肖沛雄的《论体育市场和大众传播》（《体育科学》2001年1期），王宏江的《我国当代体育报纸现状分析》（《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2年4期），黎莎的《对体育新闻基本特征的探讨》（《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3年4期），先后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在全国体育新闻理论研究的圈子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2004年，由高等体育出版社出版了郝勤撰写的我国第一部《体育新闻学》专著，在全国体育新闻理论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该书的出版是我国体育新闻研究开始系统化的重要标志。

紧接着的2005年，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成立了体育新闻与传播研究分会；2006年第八届体育科学大会首次列出了体育新闻与传播专场学术论文报告会；2008年第28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科学论文报告会，组织了体育新闻与传播的分会场。在这些首创性的、显著性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活动的带动下，研究成果日益丰硕，进一步体现出学术研究成果显著增加，专著明显增多；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内容全面（涉猎到理论研究、业务研究、史学研究）；研究参与人员形成以新闻和体育新闻专业研究生、教师为主，媒体新闻工作者为辅的局面等特点。

值得欣喜的是这一阶段在研究方法论运用上的突破。最突出的是传播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在体育新闻传播中的引入与渗透。这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在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队伍里，开始引进了一批传播学研究学者，他们对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突破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二是以往的体育学者们积极与全国新闻传播研究的主战场接轨，主动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方法与理论运用到体育新闻传播的研究中。

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方法论主要是引进与借鉴西方传播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其中以批判学派的定性研究方法论和经验学派的定量研究方法论为主流。传播学的经验学派，主要指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的传统学派，多从行为主义角度进行研究，在研究中注重经验材料和实证考察，特点是：对现行社会体制是否合理并不关心，而是维护与改进现存社会体制及其功能。在方法上坚持经验性的实证研究立场，在方向上坚持实用主义的研究目的，在指导思想上则坚持多元主义的社会观。直接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相对的批判学派，也主要集中在美国。批判学派主要的理论研究视角有：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批判的观点；主流意识形态分析（dominantideologicalanalysis）的观点；唯名论（nominalism）和多义性（polysemy）研究的观点。

在传播学研究方法论的引导下，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找到了新的学术研究兴奋点和增长点，无论是经验学派的实证研究方法和批判学派多元定性研究的思维方式，都开始在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中初见端倪。如郭晴的《对成都体育新闻受众的实证研究》（《成都体院学报》2004年4期），毕雪梅的《体育新闻传播提供娱乐的另一种解读》（《体育文化导刊》2004年10期），张延平的《语义活用——体育新闻语言常用的修辞手法》（《河北体院学报》2004年1期），肖鸿波的《试论体育专业报纸的垄断趋势》（《上海体院学报》2004年6期），陈国强的《大型体育赛事的媒介服务——以2006年网球大师杯为例》（《传播学论坛集》2005年），罗青的《全球化体育事件与国家形象营销》（《传播学论坛集》2006年）等等。这些研究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除采用传统的文献资料法、比较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逻辑分析方法外，更多地是运用了传播学研究的方法，如内容分析法、个案研究、控制实验、实地调查、抽样设计与实施、问卷设计与可行性分析、描述性统计、推断性统计等。在理论模型上，也更多地借鉴了西方传播学研究的理论成果，如框架理论、议程设置理论、媒介生态理论、媒介双重性理论、“知沟”理论、“拟态环境”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女性主义、社会性别理论、媒介批判理论等等。

总体来说，2000年以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在方法论及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上，有较大的突破，使体育新闻传播研究越来越接近新闻传播常规性的研究领域，研究成果也引来了新闻传播学界的关注。纵观整个研究成果，无论学术专著和学术研究活动，在学术质量上都比前一个阶段有明显的提高，但在研究中，也有牵强模仿和套用传播学研究样式及理论模型的倾向。

4改善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论运用的思考

纵观三十年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尤其是在近几年由于借鉴与运用传播学研究方法论及具体研究方法，有力地推进了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向前发展的步伐。但当前在研究中，牵强模仿和套用传播学研究样式及理论模型的倾向，是不予提倡的。也就是说切忌不要从定性研究模式，向传播学经验学派定量研究的过渡倾斜。不能不承认，这许多年来，在体育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我们似乎更缺乏精确的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研究传统，差异造成更大的吸引力，形成引入的主流，这也是经验主义传播学在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有牵强模仿和套用研究样式、理论模型的原因之一。

过分看重实证的定量研究也会有失偏颇。其实社会现象非常复杂，其中变量复杂多变，单靠实证的数字与材料是不可能得出全面的结论的；而且每个人的思想都会对自身有所影响，所谓以“纯客观”的态度来进行研究也是不可能完全达到的。我们知道传播学批判学派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差别，除了方法上侧重面不同外，在研究视角上也存在较多的差异。批判学派一般是从宏观、中观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经验主义传播学较多地是从具体问题出发，较为微观地分析各种因素如何构成某种结果。但是双方不论在方法还是角度上，仍然是互通的。目前美国英国等国不少的传播学者，观点上属于批判学派，研究方法上则采用了相当多的经验主义的作法。因此，在我们引入传播学的方法论视角时，应该关注到这种世界传播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不要片面地强调某一种研究视角与研究手段的运用。

培养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也是目前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中值得思考的问题。

回顾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进程，可以看到我们最初的研究更多地是遵循研究者自身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积累，从自我母学科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去研究体育新闻传播活动与现象，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就目前我们正经历的传播学研究方法论运用的过程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还具有一定的随意性（跟着大传播的研究走），还缺乏主动的思考方法论问题的意识。而事实上任何研究都存在着方法论的改进和创新，研究方法的创新，将促成重大研究成果的出现。

当然这样的情况与我国科学研究整体上对方法、方法论的漠视有关。而与国人这方面轻视态度相反的是，西方的学术研究则很重视方法、方法论问题。从西方科学研究的历史长河来看，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到培根、波尔普，再到库恩、马克斯.韦伯、马尔库塞、哈贝马斯；从辩证法、工具理性到归纳与演绎、证实与伪证、范式理论、科学研究纲领、反对方法、价值中立……，各种方法论的探求已成为自觉。必须承认，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飞速发展与重视方法论问题息息相关。著名生物学家巴浦洛夫说：“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方法每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着种种新事物的更辽阔的前景。因此，我们头等重要的任务乃是制定研究方法。”

目前我国各大高等体育院校的学者们，陆续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选题。这些较为重大研究课题的展开与研究成果，除了对已有研究方法论的更主动、更客观、更准确、更熟练地运用之外，还应该重视结合体育新闻传播的特点和规律，概括和提炼适用于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方法论观点，以及具体的研究方法或理论模型。在提倡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多元与开放的同时，还要考虑研究方法的创新性——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与体育新闻传播的特殊性和体育新闻传播实践发展相结合。

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篇3

关键词新闻学;传播学;异质性;关联性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6）03-0013-02

基于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人们对新闻信息传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逐步从报纸信息获取路径转向互联网等多种信息获取方式，在此基础上带动了新闻学、传播学的进一步发展，且最终形成了真实、快速的新闻信息传播状态。文章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进行阐述，望其能为当代信息传播层面的不断发展提供有利的文字参考，且就此逐步拓展受众信息获取路径，达到最佳的信息传播状态。

1 新闻学、传播学

基于信息发展环境下，高等教育在教育改革过程中逐渐将新闻学、传播学等内容纳入到教育范围内，且利用新闻学与传播学间的共性引导学生在对该学科进行学习的过程中可为重大新闻事件及世界趣闻要点展开深入的分析，达到高效率学科知识学习状态。此外，经过大量的实践研究表明，新闻学的发展早于传播学，即传播学学科是基于新闻学的基础上不断进步，且就此完善自身属性、特质。但由于新闻学、传播学在本质层面上呈现出差异性特征，因而二者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互补的关系，为此，当代信息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应着重深化对此特性的认知[1]。

2 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定位

基于传播学、新闻学定位的研究中可看出，新闻学、传播学在发展过程中为了稳固自身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实现了报学→新闻学→大众传播学→传播学的发展趋势，但从新闻学、传播学概念即可看出，二者间存在着相互吸取的关系，因而基于传播学、新闻学定位的基础上不能对其进行相互取代。此外，基于教育的角度可看出，新闻学、传播学间存在着一定的界限。例如英国在相关领域教学过程中即将制作过程作为新闻学教学重点，而传播学教学中更为注重对学生研究能力的培养，因此，实现了对新闻学、传播学的有效定位。但是，美国在教育活动开展过程中时常将新闻学、传播学规划为同一领域。继而在此基础上，我国相关专家学者在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应注重对其展开精准的价值定位，避免科学知识交叉问题的凸显。

3 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关联性表现

3.1 研究方法

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异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传播学者在对学科内容进行研究过程中主要崇尚对辩证逻辑方法的应用，即与传播学形成同中求异的研究形式，同时在研究过程中逐步突破了主流传播学思想的限制。2）归纳、演绎逻辑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新闻学研究领域中，即其要求研究学者在学科研究过程中应充分发挥自身逻辑思维对新闻学领域知识进行探讨，且通过实验等形式对知识体系进行实证验证，形成透彻的研究效果。3）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研究方法的相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二者在学科体系研究过程中均涉及到了文献研究、阶级分析等研究方法的应用，且在研究活动开展过程中从采、写、编、评等途径入手深化研究成果，并借助新闻媒介达到最佳的研究状态。

3.2 学术立场

基于主流传播学与传播学批判学派产生的背景下引发新闻学、传播学在学术立场层面上呈现出相应的差异性。即新闻学在发展过程中其旨在培养富有公共服务意识的媒体人，且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将职业技能培训、专业伦理培训、人文精神灌输等视为主要研究目的，继而由此凸显出学术立场的鲜明性。此外，主流传播学学术立场在设定过程中强调了对政治、军事、企业等综合因素的考虑。例如，美国主流传播学在学科探究过程中即将媒体企业商业广告效果及政治竞选信息的传播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继而与新闻学研究立场呈现出相应的差异性特征。另外，传播学在立场表达过程中强调了对商业语言的套用，继而形成了鲜明的学术立场设定，但二者在人文取向等领域研究过程中仍然存在着某些相同之处。

3.3 研究层面

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研究层面的异同首先体现在新闻学领域在研究活动开展过程中将“业务研究”视为自身研究重点，即其倾向于对“术”的研究，因而要求当代学者在对新闻学内涵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应基于新闻、广电、广告不同形态的基础上以新闻传播规律的探究形式来达到深入的研究目的，且将公关活动规律、广告活动规律等内容纳入到研究范围内，形成最佳的学科研究状态。而传播学在知识领域研究过程中旨在探讨新闻、广电、广告等的学理层面，即二者基于探讨内容相同的基础上采取了不同的研究视角，继而就此呈现出相应的差异性特征。同时，传播学与新闻学相比，其凸显出概括性、指导性、抽象性的特点。因此，学者在学科知识研究过程中应注重结合其研究特性[2]。

3.4 研究对象

就当前的现状来看，新闻学、传播学在研究对象层面的异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基于媒介范围选择的背景下，新闻学在知识领域研究过程中强调了对新闻媒介的运用，即将广播、电视、互联网、报纸等作为自身信息传播的主要途径，且就此为受众搭建良好的信息平台，便于其及时了解到全世界重大新闻事件。而传播学在发展过程中将大众传播媒介作为自身媒介范围，即借助电影、书籍等达到信息传播目的。2）在研究内容层面上新闻学在学科研究过程中将写作、采访、编辑等视为研究重点，而传播学更为注重对言论、文艺等知识的灌输，继而导致二者在研究对象层面呈现出异同的特性[3]。　4 新闻学与传播学互动方法分析

在新闻学、传播学发展过程中为了实现二者间的良好互动，加快探索步伐是非常必要的。如1994年著述《新闻传播学》、1995年《新闻传播学原理与研究》、1997年《新闻传播导论》等的出版均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新闻学与传播学间异同的研究，且在研究过程中明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生活地进步。同时“新闻传播学”概念的引进也逐步实现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有效互动。此外，在新闻学、传播学研究过程中为了达成二者的互补，在新闻传播学概念界定过程中基于新视角、新审视路径的基础上达到了新闻传播过程发展目的，且通过对英文表述方法“Journalism&Communication”的运用开拓了学者研究视角，最终就此推动了信息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此外，就当前的现状来看《新闻学》《传播学》课程也被逐步引入到高等教育中，继而就此实现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良好互动[4]。

5 新闻学与传播学未来发展方向

基于新闻学与传播学发展的背景下，其要求相关专业学者在对二者学科理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应倡导学科间的交互学习，且利用二者优势达到互补的研究目的。此外，在新闻学、传播学未来发展过程中二者将结合自身重点研究内容建构全面的发展系统，并在系统优化过程中保持自身属性、特点，最终避免同化作用影响到自身发展成效。另外，在信息社会背景下，要求学者应结合新闻学、传播学各自优势对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重大事件展开报道及传播行为，继而便于受众在信息获取过程中可及时掌控到第一手社会新闻资讯，并对其展开传播行为。除此之外，基于新闻学与传播学发展过程中保障信息传播过程中的真实性是非常必要的，因而应提高对其的重视程度[5]。

6 结论

综上可知，信息化社会的不断发展带动了新闻学、传播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深入，且在新闻学与传播学互动过程中“新闻传播学”概念也逐渐涌现出来，因而在此基础上，相关专家学者在研究活动开展过程中应从研究对象、研究层面、学术立场、研究方法等层面入手对新闻学、传播学间的异同之处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行为，最终由此来为当代受众营造良好的信息传播环境，并由此拓展新闻事件等信息获取路径，达到最佳的信息传播状态。

参考文献

[1]陈燕，王召兵.新闻学与传播学期刊同被引网络结构分析[J].情报探索，2012，12（8）：12-14.

[2]杨保军，涂凌波.“走出”新闻学与“走入”新闻学——提升当前新闻学研究水平的两种必须路径[J].国际新闻界，2012，15（5）：6-13.

[3]陈力丹.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分化、整合与研究方法创新[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1，12（4）：23-29.

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篇4

当代新闻传播的研究起始于拨乱反正，该时期新闻为了摘掉新闻无学的伪帽子，不顾反对和逼迫率先建立了新闻学。在1980年初期，新闻领域的学术焦点汇集在新闻改革与创新方面。不管是新的新闻、新的观点、新的视角、新的方法，都是建立在新学科新闻学基础上，其核心和主旨只有一个：为新闻传播而呼吁和呐喊。1989年的春天，政治风波的洗礼扭转了新闻传播的核心主旨，强烈的现实反差从知识分子的身上暴露出来，新闻传播成为了一个比较新鲜和洋气的代名词，现实关怀的写照下，新闻传播学转向知识命运共同体，通过该时期的潜心专研，逐渐有了当今具有一定创新性的科研成果，现有研究成果成为新闻传播学的基础，并为传播学的后续发展提供了奠定了一定的保障。直至1997年，新闻传播学在教育部学科分类中成为了与教育学、医学、工学、农学等持平的一级学科。1999年，高等院校开始加大招生的规模和数量，新闻传播教育领域的发展迅猛发展，师资队伍和研究队伍逐渐壮大，理论研究与实践结合的更加紧密，业务渠道更加宽广，研究领域更加宽泛，新闻传播学成为了一个炙手可热的专业。总而言之，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与我国社会的进步，经济、文化等的发展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二、研究主体的特征

21世纪前期，新闻传播学缺乏独立性的审视与批判，只是单一的拥有少部分政治资本。这种现象一直维持到1989年末，相关学者以资本论、务实论、教育论等学说对新闻传播学的作用和功能进行了批判，对出现的政治风波和爱国运动等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和阐述，并完成了传播知识的理论重构，随着新闻传播学的进一步发展，学术创新成为了新闻传播学发展的重要载体，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新闻传播学飞快的崛起，并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且行政化的色彩逐渐变浓。总体而言，教育成为了新闻传播学最为关键的核心资本。

三、研究内容的特征

目前，我国新闻传播学已经由应用型转为理论型，更加注重新闻传播的理论基础，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新闻传播学的变化顺应了世界的发展；其次，新闻传播作为一种现象，被社会广泛关注，且已经与我国的经济、文化等构成了一体化发展模式；最后，我国对新闻传播的重视力度和程度逐渐高涨，特别是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两会的精神等很好的诠释了新闻传播在我国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为新闻传播的自由和学术的积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研究方法的特征

当前，我国新闻传播主要依靠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进行指导。在新的历史起点下，新闻传播的速度和广度应该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加快和完善，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不断完善和创新新闻传播的理论基础，让新闻传播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90年后期，新闻传播的方法论逐渐成为学者热议的焦点，其方法单一、方法简单的不足之处逐渐的暴露出来，而在这种新的历史起点下，新闻传播也变得更加成熟，说明新闻传播的方法已不单单是单一的路径，而是多元化与多样化组合的全新路径。特别是在2000年后，一大批新闻传播的博士研究生毕业后，为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活力，为新闻传播的学科发展指引了方向。

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篇5

随着社会发展与传播手段的日益现代化，传受双方更需要交互式沟通。一些学者在上世纪末先后提出过构建我国传播心理学的设想。在这次会议上，广西大学新闻系虞达文教授提出了积极的建议：新闻学是大众传播学的分支；大众传播学又是传播学的分支。似乎不宜一步到位直接建立传播心理学，可先建立与新闻关系更密切的大众传播心理学。要构建一门学科的理论框架，必须先弄清它的学科从属、领域范畴。传播心理学属于心理学分支，从领域来看，它是传播学的边缘学科，应以社会心理学、普通心理学、认知心理学、思维心理学等相关原理作为主线；作为传播学的边缘学科，它应以大众传播研究的五个层次：传者―信息―传媒―受众―效果，作为横向的基本构架。

华中理工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申凡教授认为，我国对传播心理学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主要以新闻心理研究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虽然研究方法单一，但是它研究的传者（记者、编辑）心理、受众心理，研究的采访、写作、编辑活动中的心理规律，在当时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对新闻学研究起到补充、拓展领域的作用；第二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直接以传播心理学的形式展开的，虽然研究方法日益严密与科学，但是内容要么与传播学理论重复、重叠，要么是对传播中的心理术语简单解释，这些研究尚不能达到补充传播学与拓展传播学研究空间的作用。申凡教授建议，可以从对传播学研究拾缺补漏的地方入手，开拓自己的领域；也可以把传播学中已有的心理研究作为起点，再向纵深方向研究。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再逐步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与理论框架。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林之达研究员发表了对传播心理学建构革新的想法。他认为：用普通心理学理论框架中的原理来观察、解释传播（包括传播的各外延）领域中的心理现象，结果把这些领域中有机联系的心理系统切割成互不联系的零碎心理现象。本研究采取另一种思路：第一步，考察、揭示了传播系统与心理系统原来是人类精神生产流水线上紧紧相扣、不可分离的工序，传播的天职就是为心理系统输送精神能源材料，心理系统的使命就是把传播系统送来的信息，通过一系列心理反应，转化成与信息异质的心理能，心理能外化为人的行为，行为做功，便产生了传播的社会效果；第二步，沿着传播领域各心理系统本来有机联系着的脉络建构传播心理学（包括新闻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宣传心理学在内的各分支学科）的理论框架。

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陈卫星教授的发言，从帕洛・阿尔托学派的基本原理出发，探讨传播心理的建构过程。帕洛・阿尔托学派的语用学理论是要把传播作为一个被整合的社会现象来考察，把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结合起来考虑，从元传播入手，从非传播的模态找出传播的可能性。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周庆元教授认为，整个20世纪，对于新闻与传播心理研究对象的认知历程可归纳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孕育期，可称为“采访对象说”，这是20世纪初期关于新闻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基本认识，代表人物是邵飘萍等；第二阶段是萌生期，可称为“受众心理说”，进入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新闻学者提出要对受众心理进行研究，代表人物是安岗、陈朗等；第三阶段是草创期，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张骏德、刘海贵合著的《新闻心理学》正式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新闻心理学专著，尽管不成熟不完善，然而它初步提出了新闻心理学的框架结构，开创了新闻心理学研究的崭新时代。这一时期的汪新源先生提出了“记者为主说”；第四阶段是发展期，可称为“认识主体说”，酝酿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成熟于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主要代表有刘京林等。

对于传播心理学与新闻心理学的关系问题，与会代表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传播心理学包括、涵盖了新闻心理学，目前是新闻心理学向传播心理学方向发展；另一种认为两者相互关联又相互独立，不存在种属关系。北京广播学院刘京林教授过去认为传播心理学涵盖新闻心理学，现在则认为两者不存在种属关系，而是并列关系。她解释说：“按照完形理论的观点，被整合之后的对象不能再分解为构成它的最基本的元素。同理，虽然新闻学、心理学等学科曾经是传播学的前身与源头，但是传播学一旦形成独立的学科之后，便可以与新闻学、心理学平起平坐，相互之间不存在归属关系。以此类推，传播心理学和新闻心理学也不存在归属关系，而是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又各自独立的学科。”

互联网心理问题是当今时代遇到的全新课题，引起了与会代表热烈讨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张骏德、刘海贵教授向会议提交了论文《试论网络传播对传受者的心理影响》认为，网络传播实际上突破了传统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方式，包含着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两种传播方式。在网络传播中，传者与受者的界线变得模糊，传受者可以为同一个人。在这种传播模式下，传受者（或称网民）的平等意识、独立意识、参与意识被空前激活；传受者的“超媒体思维”、移情心理、以虚拟身份娱乐人生心理等激增。互联网是一个多媒体、超文本的巨大信息库，网民得到了通信迅速便捷、查询信息与检索资料十分便利等好处，同时也带来了负面影响，网民中出现了网络犯罪行为、青少年中出现了“网瘾”患者。我国已从1996年2月起陆续颁布了有关互联网管理的法规，正在严格执行中，同时也有专家提议，运用心理干预法治疗青少年的“网瘾”病。

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篇6

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前身为原杭州大学新闻系，是浙江省最早开展新闻传播教育和研究的部门。今天的浙江大学在新闻人才的培养、新闻传播理论的研究等方面成绩卓著，为社会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媒体人才。就此，记者采访了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吴飞教授，请他来谈谈浙大新闻与传播学院这几年来的发展历程，以及他对当前新闻与传播学界的一些看法。

人才培养――宽基础、厚理论、重实践

记者：我们知道浙江大学新增了新闻传播学博士点，成为为数不多的具有博士授予权的新闻传播院校之一。您能否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科的历史与发展？

吴飞：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前身系1958年创办的杭州大学新闻系，是国内较早建立的新闻与传播专业，1998年浙江大学四校合并，在管理体制上采取系所并行，目前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下设一系三所一中心：新闻与传播学系、传播研究所、新闻传媒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广播电影电视研究所以及视观学与新媒体研究中心。其中系下辖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和广告学三个专业，主要从事本科教育；各研究所负责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培养。

记者：据统计，中国目前有数百所高校开设新闻传播专业，与其他学校相比，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优势和特色是什么？

吴飞：一是在人才培养目标方面有一定的差异。传统的新闻学教育重在为新闻单位培养新闻职业人才，但我们近几年已经将这一培养目标转向为社会培养高素质的新闻传播人才方面。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方面，追求的是“宽基础、厚理论、重实践”的方针，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提高本科生和研究生对基本问题和基础理论的掌握程度，要求学生具有相应扎实的专业理论功底和基本技能；自2000年起，我们本科生一二年级就需要学量的其他学科的课程，如物理、高等数学、生物学、化学与人类文明、军事基础、法学概论、现代西方人文思潮等等都是学生的专业必修课。其二，强化学生的问题意识和分析能力，提高科研水准，充分体现研究型特征；其三，追踪学科前沿，把专业学习与解决现实问题相联系，适应传媒产业发展的新形势。根据以上发展思路，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已经对课程设置、专业方向、教学方法等进行了一系列调整，这些正是为了适应传媒业发展趋势的要求。

二是与业界的联系方面，我们起步比较早。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早在1997年就与浙江日报、新华社浙江分社以及浙江省广播电视厅等单位一起，确立了社会联合办学模式，受到了教育部的肯定。从历年就业情况来看，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毕业生在就业去向上，除了传统新闻专业仍旧以去各大媒体就业为主之外，其他专业尤其是具有市场化特色的专业则已经完全摆脱了单一媒体去向，而即便是在传统媒介就业的学生，也超越了以往单纯的采编写工作职岗，介入到了媒介经营管理、媒体策划等工作领域。研究生毕业则主要进入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以及少数著名企业和跨国公司。

三是从传播学这一学科讲，我们在传播与社会、传播法、文化产业、动漫传播、媒介经营管理、整合营销传播方面都有显著的特色。在这几个研究领域，我们可以说处于国内前沿水平。近几年，我们学院的老师，每年都有一到两项研究课题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出版著作和发表文章的质和量也有显著的提高。

记者：教育部把传播学同新闻学一样列入博士和硕士专业目录，这会对传播学的发展有什么影响，您如何看待传播学和新闻学的关系？

吴飞：这对于提升传播学的学科地位和培养相关的研究人才，当然会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关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我没有什么新的见解，与大多数学者的观念相同，即新闻学与传播学是两个有密切联系但又有各自独立的运行规律的学科。不过相比较而言，传播学的范围似乎更宽更广一些，因此诸如内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等都是其研究对象。但新闻学侧重研究的是大众传播活动中的新闻与宣传传播活动。

新闻涉及人类最重要的交往现象

记者：您曾经获中国青年社会优秀成果专著类最高奖、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浙江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等奖项。据我了解，您之前并不是新闻系出身，是后来才转向对新闻业务的研究，现在在传播经营管理方面也有了很高的成就。是什么因素促使您在专业方面有这样的转变？

吴飞：从事新闻传播方面的研究对我来说，既偶然又必然。必然是我从小就喜欢新闻职业，希望自己也能从事“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工作。偶然的是我当年报考杭州大学的研究生时，新闻专业正式从中文系中独立出来，这使我有机会成为杭州大学新闻学方向第一批研究生。

应该说，我的研究还刚刚起步，虽然有一些成绩，但远非我自己的期望，也远不如许多同行们的成绩。我目前的研究重点是“传播与社会变迁”以及“传播法”。之所以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是自己喜欢，另外也觉得是社会需要。在经营管理方面，我谈不上什么成就，只不过学校刚好需要人上这方面的课而已，现在我已经不做这方面的研究和教学了，因为我们学院有比我更合适的老师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记者：很多人认为学新闻的却并不一定能干好新闻，反之有很多搞经济、学政治的到最后更能在新闻这个领域有所建树。而且我们经常会听到新闻无学、新闻博学，您对此怎么看？

吴飞：在我看来，要做好新闻工作一要有新闻敏感力、二要能吃苦、三要有较好的沟通能力、四要有较好的表达能力。无论你是学新闻的，还是学经济、政治或者理工科方面的什么专业，只要你具有这些能力，你就有了一个新闻工作者的潜力。“学新闻的却并不一定能干好新闻”这并没有什么不可以理解，就像学经济的不一定成为优秀的经济学家、学管理的不一定是管理企业的能手、甚至学法学的不一定是能干好律师或者法官工作一样。如果一个人没有新闻敏感、没有悟性，而且甚至可能根本不喜欢他自己的专业，那做不好新闻工作是很正常的。

我从来不认为新闻无学，因为新闻涉及的是人类最重要的交往现象，这一现象至今还有许多规律未被发现。如果我们读几本新闻学方面的教科书或者文章，但感觉从中没有多少“学”的感觉，那是现有的研究氛围、研究能力和研究积累等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就像早年我们不能因为炼金术没有什么“学”的感觉，而不承认有“化学”和“物理学”一样。

关于新闻学核心价值观

记者：有一种这样的说法或趋势，现今的高校、新闻研究机构在日益重视各种理论的同时，对于新闻学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却逐渐淡薄。这是否是对新闻传播学发展的一种误区？对于当前新闻教育中的学术化倾向，您是怎么看待的？

吴飞：我不认为“高校、新闻研究机构在日益重视各种理论的同时，对于新闻学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却逐渐淡薄。”应该说，新闻学的核心价值在学界还是有不少人在追寻，反倒是业界因为屈从于意识形态与商业利润的双重压力，而表现得多少有点无所适从。虽然也有一部分学者（可能也包括我自己）因为各种的利益之诱而显得目光短浅、迷失方向甚至忘记知识分子应尽的责任，但我相信大多数学者是清醒的，也是很努力的。只不过因为各种原因他们不可能畅快地说出自己想说的，表达自己想表达的思想罢了。

记者：国内高校的新闻院系，对新闻职业理想教育的重视似乎有所欠缺，能够系统而全面地开展新闻职业理想教育的高校并不多。而浙江大学的新闻学科在这个方面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对新闻学子职业理想教育向来是非常重视的。

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篇7

一、新闻传播学在我国引进与发展的大致脉络

新闻传播学在我国的引入共发生两次。第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代表人物为郑北渭等教授，他们在其教学与研究中，都曾运用新闻传播学的相关知识。此外，复旦新闻系的《世界新闻译丛》，还曾较系统对该学科作过介绍。但在当时政治背景下，它刚刚露头很快便被中断了。

第二次引入，已过二十多年。70年代末，复旦大学新闻系内部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对传播学作了一些介绍。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出了一本《传播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随后，西方传播学著作相继在我国出现，如《报刊的四种理论》、《传播学概论》、《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传播概论:传媒、信息与人》等，这构成了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初始起步。

作为新生儿和外来户，新闻传播学要在我国扎根成长，必须融入社会实践。因此，新闻传播学研究者们开始关注我国的新闻传播实践。这时期，人们用新闻媒介、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名词等来称谓新闻机构，突出了媒介本身的特点;所引用受众、传播渠道、传播效果、双向传播等概念，给学界带来强大冲击波，新闻传播学逐渐取代了新闻学，传播信息工具取代了阶级斗争工具，受众理论促使传者本位向受者本位转变，人们开始重视与传播效果有关的各个因素和信息本身的研究，受众调查遂成为媒介改革之重要依据。

此时期，研究工作开始向纵深发展，新闻传播学的中国化和本土化已更多被人们所关注。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余也鲁教授1978年3月在中国传播研讨会上，发表了《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的演讲;1982年首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提出了“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新”的方针;1986年的第二次研讨会又明确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传播学研究者们开始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汇集、梳理、分析、运用西方传播学理论，并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开展一系列影响颇为广泛的大规模专题调查。

但尽管如此，这些传播学者们所研究的，主要还是西方传播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传播学的中国化和本土化还远未成熟，并与传播实践存在较大距离，还缺乏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

进入新世纪前后，我国新闻传播学开始呈现出起飞之势。其主要表现，是研究方向开始多元，研究内容亦日益深化。方向的多元也导致了研究方法出现多元，文化学、后现代哲学、文本分析、意识形态分析等方法，都已开始应用，因而使该学科的研究更为科学化和精确化。

二、新闻传播学在我国本土化的基本特色

经过学者们的共同努力，我国新闻传播学已开始趋向本土化，其基本特色，主要可从以下几方面来审视。

一是研究过程表现为学科由窄而宽;论题由浅而深;范围由小而大;沟通由难而易;研究方法由封闭而开放;由单一而多元;由非正式而为正式。

二是研究内容表现为纵向的中国传播现象和传播思想研究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果;横向的中国传播理论和传播问题的研究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对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成果亦很丰富。

三是研究学者由少而多，一大批年轻学者已活跃于学科的最前沿。

三、我国新闻传播学发展的主要亮点

三十多年的引进与发展，使我国新闻传播学呈现了很多亮点。

亮点之一，是一些早期译作的适时出现。复旦大学新闻系内部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1978年7月刊出《公共传播学的研究》和《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学》两篇介绍性文章，在当时国内新闻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此后整个80年代，人们都在应用这些译作，它们恍若璀璨之星，映亮了我国传播学的空旷夜空。

亮点之二，体现于几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讨会。1982年，第一次全国性传播学学术研讨召开会，参加者只20余人，所提交论文亦无多。但会议首次提出的16字方针，则确定了我国新闻传播学发展的基本方向，对后来相关工作的开展起到不小的推动作用。第二次全国研讨会，召开在1986年，已有人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传播学之主张。1993年的第三次会议，诞生一批与我国传媒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成果。1995年第四次会议，研究话题开始向传播学学术定位及本土化问题集中。1997年第五次会议，香港、台湾、大陆学者首次坐在一起作学术探讨。1999年第六次年会，开始与国际接轨，议题、规模与质量都有相当的拓伸。以上这些研讨会，都不同程度对新闻传播学在我国的发展起到了某种助推之益。

亮点之三，是受众调查在我国的兴起。早在1979年，复旦大学一批学生就用刚学到的方法，尝试进行当今很流行的“受众研究”，尽管其调查规模尚小，但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首都新闻学会联合发起北京地区读者、观众、听众调查，则是我国首次开展的大规模受众调查，它对我国大众传播发展的影响至为深远。

亮点之四，是人们的学术界思想不断解放。过去，新闻传播学曾被冠以“资产阶级新闻学”之名。1983年还曾将其视为精神污染，指责其否定阶级斗争。直到1992年思想解放运动兴起，新闻传播学的命运才彻底转变。1995年国务院学科目录将新闻学和传播学并列为二级学科;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又将传播学正式列入博士、硕士专业目录，并将其列为一级学科，这是新闻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被国家承认的重要标志。

四、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几点困扰与问题

新闻传播学虽在我国又较大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需要正视和解决的困扰和问题。

困扰和问题之一，是学术界对新闻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理解尚不一致。港台学者多从我国传统文化中探讨传播原理，资料以古为主;大陆学者则多从传播实际来探讨传播理论，材料以今为主。近来也有人提出了上下联通、古今并用的折衷之见，这主张尚未得到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困扰和问题之二，是新闻传播学者对语意的认知及对名词的翻译，都不尽相同，这常造成理解上的障碍，影响正常的学术交流。

困扰和问题之三，是那些得到政府和企业赞助的行政型、实用型传播研究，明显处于有利地位。而本土化研究则尚嫌冷淡。这是本学科尚未成熟的一种表现。

困扰和问题之四，是从事新闻传播学本土研究的学者尚少，颇需其他各学科的研究者加入。同时，研究新闻传播学的中国化，须具有深入细致地独自探求的精神，尤须仔细阅读大量文言书籍，这对年轻研究者们来说，无疑是一较大障碍。

五、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前景的展望

虽存在这些困扰和问题，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前景，毕竟还很光明，我们已清晰看到了如下一些令人欣喜的学术发展趋势。

一是本土化研究者正日渐增多。虽然我国的研究尚未完全消除对西方的模仿之痕，但对本土化问题的认识，已逐渐加深，并且也已形成了某种气候。

二是对西方化的指责正渐其少，西方化和本土化之争，已难再引起研究者们兴趣，人们都再将忙于建构各自的理论，研究环境愈加宽松。

三是交流合作正在日益增多。的学术沟通，正以循序渐进之式逐渐推行。因为大家都已认识到，交流与合作，乃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最有效途径。

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篇8

内容提要本文采用抽样调查、内容分析和个别访问的方法，从课程设置的角度，探讨以美国为主流的新闻与传播教育汇流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过程，并由此探讨世界新闻传播教育的走向。美国新闻与传播教育从最初重视人文学科基础和专业技能训练的传统模式，历经历史变迁，逐渐融入社会科学研究，重视跨学科发展，内容由窄渐宽，培养目标由专才而变为通才。现今新闻教育内容已经包括新闻、广告、公关等所有的传播领域。这也是目前美国传播市场对人才的需要。威斯康星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是综合性新闻和大众传播教育中的典范之一。几十年来该学院一直按照分专业的教学模式发展，其基础课程设置和5个专业的课程设置全面丰富，强调社会科学的量化研究方法的培养，很有特色。这种模式对目前中国的新闻与传播教育颇具参考价值。最近两年该学院致力于课程改革，取消原有的专业，代之以新闻学和战略传播两个方向，在战略传播方面又发展出新的特色。改革的目的是打破专业界限，着眼于传播通才的培养，以适应复杂环境中的不同媒介。这个新的课程模式已然成为美国主流新闻与传播教育的发展趋向。宾夕法尼亚大学安那堡传播学院是重视传播研究的典范，重视跨学科建设，重视各层次学生在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的训练和基础素养的培养，强调传播学核心课程，比较系统地开设有传播学各层次多领域的丰富课程。新闻专业性研究院的传统是哥伦比亚大学奠定的，一开始就非常重视人文学科底蕴和专业技能的训练，把写作、新闻法规与伦理定为核心课程。加州大学柏克莱新闻研究院在专业教育中还讲求特色教育，课程重视本土特色和跨学科特点，视野比较开阔，与时事和社会变迁紧密联系。新闻研究院的传统目前正面临跨学科的挑战。新闻教育是从人文传统逐渐与社会科学汇流的，并以社会科学作为主要基础，由此开创了跨学科多元化发展的潮流。主题词：新闻与传播教育课程设置跨学科人文学科社会科学abstractByapproachofsampleresearch，contentanalysisandinterview，thispaperdiscussestheprocessoftheconvergingofthemainstreamoftheeducation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intothe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inUSa，andbasedonthatdiscussion，itwillprobeintotheinternationaltrendoftheeducation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Fromtheverybeginning，theamericaneducation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stucktothetraditionalmodeloftherecognitionofthefoundationofhumanitiesandtrainingtheprofessionalskills.aftergoingthroughmanyhistoricalchanges，itgraduallyblendedintothestudyofsocialscience，attachingmoreimportancetothedevelopmentofcorrelationofdifferentsubjectswhilethestudyrangewidening.theaimoftheeducationchangedfromcultivatinganexperttoageneralist.Currently，thejournalismeducationhasbeenbroadenedinrangetoincludethepress，advertising，publicrelationsandotherfieldsincommunication.theSchoolof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wisconsin-madisonisoneoftheexamplesoftheintegratededucation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Forsuccessiveseveraldecadesofyears，thatSchoolhasbeendevelopingitselfbystickingtothemodelofteachingaccordingtothespecialities，therearebasiccoursesand5sequences.thecurriculumsettingiscomprehensive.emphasisisonthecultivationofresearchmethodologybasedonstatisticsinsocialscience.ithasitsownfeatures.thismodelcanbeservedatavaluablereferencetothecurrenteducation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inChina.inthelastcoupleofyears，thatSchoolbenttothereformofitscurriculum，replacingtheformerlysequenceswiththetwotracksofjournalismandofthestrategiccommunication.andnewcharacteristicshaveemergedintheeducationofthestrategiccommunication.thepurposeofthereformwastobreakdowntheconfinesoftheprofessions，withaviewtocultivatingthegeneralistssoastoadaptthemselvestodifferentmassmediaincomplexcontext.thenewcurriculummodelhasbecomethetrendinthedevelopmentoftheeducationofthemainstream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inUSa.annenbergSchoolfor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pennsylvaniaisamirrorinstressingthestudyofcommunication，itpaysmuchattentiontointerdiscipline，tothetrainingofthestudentsatdifferentlevelsofthestudyinhumanitiesandmethodologyinsocialscience，tothecultivationofthebasicaccomplishments.italsopaysattentiontothecorecoursesofcommunication.thecoursesaresystematicandcolorful，theyareindifferentlevelsandcoveringdifferentfields.theprofessionaltraditionofthejournalismstudyinstitutesbeganfromColumbiaUniversityattheverystart，itattachedgreatimportancetothecultivationofhumanitiesattainmentsandprofessionalskills，andwriting，pressregulationsandethicwerechosenasthecorecourses.GraduateSchoolofJournalism，UniversityofCaliforniaatBerkeleyalsotriedtohaveitsowncharacteristicsinprofessionaleducation，thecurriculumprojectsreflectedthelocalfeaturesandinterdiscipline，fieldofvisionwasrelativelywider.thesubjectsarecloselylinkedwiththecurrentaffairsandsocialchanges.thecorrelationofsubjectsisnowputtingachallengetothetraditionofthatJournalisminstitute.theeducationofjournalismhasgraduallyblendedfromthetraditionofhumanitiestosocialscience，andmadesocialscienceasitsmainbase.Fromthatpoint，thetrendofcorrelatedandpluraldevelopmentofeducationofjournalismhasbegun.一、研究方法本文主要采用历史文献研究、抽样调查和内容分析的方法，从课程设置角度研究典型的新闻教育模式。本文的抽样研究采用类型抽样方法。卡耐基委员会的一项权威性研究报告，曾将美国的高等院校分成4大类。oregon大学新闻学院在80年代做的一项关于新闻与传播教育研究课题报告中，依此分类模式按类型、规模和形式，将新闻与传播学院系分为以下4类：（Univ.oforegon，1984）第一类是综合性新闻和大众传播教育。这些院系设有本科、研究生、博士生教育，并专设传媒业研究机构和研究中心。如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印第安那大学、伊利诺伊斯大学的新闻与传播院系；第二类是以传播学研究为特色的传播教育。这类教育很少专业导向，培养传播通才，如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传播学院；第三类是专业性研究院。他们以培养记者、编辑、广播专业等人才为主，如哥伦比亚大学、西北大学、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新闻研究院；第四类是只有本科专业的学院和社区学院。设有新闻和传播的课程，规模较小。前3类可以称作美国主流的新闻与传播教育模式。本研究以这3类为总研究样本，从每一类中随机抽取一个分类样本，即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SchoolofJournalism&mass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wisconsin-madison）、宾夕法尼亚大学安那伯传播学院（annenbergSchoolfor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pennsylvania）、加州大学（柏克莱）新闻研究院（GraduateSchoolofJournalism，UniversityofCaliforniaatBerkeley），对其课程设置、办学方向及特色等方面，探讨世界主流新闻与传播教育融会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情况。人文学科（Humanities）一词源自拉丁文humanists，意即人性、教养，指与人类利益有关的学问，后泛指对社会现象和文化艺术的研究，（刘大椿，2002）是人类精神文化活动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如语言、文学、音乐、美术、宗教等作品及规范、技能。社会科学则是与人类在社会与文化方面的行为相关的科学的分支，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人文地理学等。（《大英百科全书》）二、新闻教育潮流：以人文学科为基础，融会社会科学1、美国潮流：从人文传统走向融合世界最早的新闻教育起步于美国，早在1869年，弗吉尼亚的华盛顿学院就开设了“印刷与速记”课，并让学生参与报道和印刷实践。1878年，密苏里大学开设了新闻史课程。1893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商学院曾经开设最早的广义上的新闻学课程，第一次将实践训练和理论引导结合起来，开设了“制作报纸的历史和艺术”、“诽谤法和商业管理”、以及报纸实践、当前事务专题讲座、记者开设的讲座等5种课程。1908年，世界第一个新闻学院在密苏里大学正式创立，开创了传统新闻教育模式。（Sutton，1945;UneSCo，1954）1912年，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院成立，也是走重视人文学科、以语言文学为基础的路子，强调采写编评方面的技能课程，创设了重视人文学科基础和专业技能训练的传统。中国的新闻教育就是沿承了这种传统。其后，美国新闻与传播教育经过了几段重要的历史变迁。20年代开始，威斯康星大学新闻系开始挑战由沃尔特·威廉（walterwilliams）开创的密苏里式的职业训练模式，其创始人布莱耶（willardG.Bleyer）认定新闻教育应当包括一整套的知识，应当给学生广博的知识背景和一部分新闻方面的技能训练。他的课程设计成为全美大多数新闻学院的基本蓝本。在四年制新闻本科的课程中，他规定新闻学的课程只占四分之一，其余四分之三应当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历史和英语等内容。他的观点至今对美国的新闻教育产生着重要的影响。1922年他在威斯康星组建了一个舆论学研究生研讨班，他的课是用社会学、政治学的理论和发现去考察大众媒介在社会中的角色。他的新闻教育的核心课程是新闻学原理，以便学生理解报纸会对读者的观点、道德、品味和生活标准方面尽可能产生影响。20年代他还在政治学与社会学的博士课程中，开设新闻学辅修，奠定了新闻学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传播学大师施拉姆也在跨学科新闻教育方面作出过贡献。1943年至1947年，他任爱荷华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时，曾重组本科生新闻学课程，减少了写作、编辑技能，代之以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内容。施拉姆还提出，博士生课程必须具备7个方面：传播史，传播法，传播与政府的关系，舆论学，传播与世界事务，传播学研究方法，传者的权利与责任。同时，每位博士生要从下列项目中选学3方面的技能：印刷、设计和排版，口头传播，写作传播，图片传播，电子学，声学，传播经济学。课程核心是内容分析和调查方法、宣传学、舆论学。博士生指导委员会由他本人、研究生院院长以及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和演讲学的教授组成。（Rogers;Chaffee，1994）类似的跨学科的传播学博士项目，同时也在明尼苏达、斯坦福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稍后在密西根州立大学、伊利诺伊斯大学建立。到1950年代，美国新闻教育内容已相当广泛，一些学科相对独立，比如原来隶属于新闻学下的广告，在不少新闻学院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peterson，1960）当时多所新闻学院都以分专业为模式（sequencecurriculum），包括广告专业、广告管理专业、农业新闻专业、家政新闻专业、管理专业、社区新闻专业、杂志专业、期刊新闻专业、广播新闻专业、新闻编辑专业等。新闻教育的核心内容包括3个方面：一是专业的和综合的课程；二是训练学生的实践技能；三是专业性伦理道德教育。（UneSCo，1954）此后，新闻与传播教育发展迅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调查中指出，各大学提供了非常广泛的课程，新闻学院75％的课程是通识教育的内容。（UneSCo，1958）60年代，新闻教育的角色和任务仍在调整之中。值得一提的是，Syracuse大学得到传媒大王纽豪斯200万美元的捐赠建立了纽豪斯传播中心，并在拥有1亿美元的纽豪斯基金会资助下启动该中心。纽豪斯的捐赠是用于鼓励更多跨学科的大众传播研究，用于研究和研究生教育。捐赠者希望新闻教育比当时更重视基础性、哲学性内容和公共政策。（peterson，1960）此时的新闻教育主流，正在从传统的培养报纸记者的职业性方向，转向更广阔的空间，重视各学科的融合，重视研究，重视大众传媒的社会、经济、政治、历史和哲学的情境研究，传播教育的内容包括整个人类传播，目标是培养能在复杂的社会情境中任职于报刊、广播、电视、广告和公共关系等方面的人才。大多数“新闻学院”倾向于淡化新闻学，纷纷改称“传播学院”或“新闻与传播学院”。密西根大学取消了新闻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减少了新闻学课程。（Beasley，2002）各院系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注重自己的研究特色，比如威斯康星大学新闻学院在量化研究方面就很有特色。该学院把统计学视为博士生研究的基础，以统计学作为研究工具。一些著名学院开始建立研究机构。明尼苏达大学、密西根州立大学、斯坦福大学、威斯康星大学、伊利诺伊斯大学等在50年代前后都开始设立新闻与传播研究机构。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中心在1959年成立后的一年内，研究项目竟达33项之多。（peterson，1960）当时新闻教育的变化如此之大，“新闻学院”一词简直就失去了意义。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mills教授曾说：从60年代开始，传播新闻教育时常被肆意抨击。（medsger，Betty，1996）目前在美国大约有14万学生在进行4年制的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课程学习。据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eJmC）的年度调查，在1998—1999学年度，估计有35000名学生取得了学士学位，3000名学生取得了硕士学位，1000名学生在读博士。（Beasley，2001）那么，市场对新闻教育的需求到底有多大呢？美国报纸主编协会（aSne）的调查显示，2001年美国日报净裁2000个记者职位。过去美国媒体用人量的标准是，每1000份发行量就有1位工作人员，现在这几乎成了神话。据2002年5月的调查，仅《纽约时报》接近此数，《华尔街日报》每3000份发行量有1人，《今日美国报》则是每5250份销量才有一人。而同时，美国大约有300份报纸缩减版面和规模。1999年，新闻与传播专业毕业的学生进入传播领域工作的有65.1%。单纯在某个领域的毕业生已经不是市场所需求的，在美国，报刊、广播电视、公关公司、广告公司、新媒体领域，都更愿意雇用新闻与传播学专业毕业的学生，因此需要学生是“传播通才”。近十数年来，新闻教育内容已经包括所有的传播领域。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eJmC）年会，近年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话题，即传统新闻学的出路问题，其中有一个共识是：传播领域包括新闻学、公共关系学、广告学等多个方面。（medsger，Betty，1996）2002年8月aeJmC年度研讨会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前《波士顿环球报》总编michaelJaneway还在《纽约时报》撰文呼吁改革课程。（Janeway，michael，2002）融会多学科的传播学成为教育的主流，这一点从美国几个主要专业学会的年度论文中也可见一斑。据统计，截止2000年，美国有72个新闻与传播学院设有传播学博士项目，其中42个学院的博士生在1994至1998年在全国传播学会或国际传播学会年度论文中获奖，根据一项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生项目的权威目录，这些论文可归属到下列多个领域：广告，合作及组织传播，传播学概论，人际传播，媒介研究，新闻学，电子传播，电子助手管理，戏剧等。（musambira，2000）不只是新闻与传播教育，美国教育的其他领域也都在扩大与融合，学生修读多专业成为潮流。据《纽约时报》最新报道，为了应对市场的需求，美国大学生修读两个、三个专业的学生越来越多，甚至有修读四、五个专业的。不少新生入学之前在中学就已修读了多学科的高级课程。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有四分之一的毕业班学生修读两个专业。有的大学有一半学生修读多专业或多学位。（tamarLewin，2002）2、中国的“胡同式”教育新闻教育的目标主要是满足传播媒体的需要。近3～5年内，中国政府对新闻传媒将继续奉行控制规模、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增进效益的方针，传媒基本上维持现有的规模，对新闻学类毕业生需求量有限。据调查，北京、上海、广州等经济发达地区的传媒对本科毕业从事一般新闻采编工作的人才需求量已接近饱和，今后不再录用大专层次的毕业生。（何梓华，2001）同时，各类非新闻专业毕业生也蜂拥至媒体希望分食一杯羹。研究显示，2000年以前大约50万新闻从业人员中，只有3万人员来自新闻专业，也就是说，95％的从业人员来自其他专业。《北京青年报》每年招聘记者，报名与录用的比例在50：1左右。（张延平，2002）当然，在政策范围内媒体的增多和扩容，还是给了新闻人才一定的空间，据最近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北京市场最急需的人才是媒介、咨询等行业，而不再是前几年的it、商务行业。而目前大学生中大约有42.1%对所学专业不满意；65.5%的学生表示有可能的话另选专业。（《北京青年报》，2002年6月10日p.36）中国的高等教育施行的是专业模式，有人比喻为“胡同式”教育。在中国科协2001学术年会上，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说：“我以为清华大学学生的平均水准要比美国哈佛大学学生的平均水准高，因为这些考上清华的孩子是从全国各地选拔出来的最优秀的青年。”但中科院院士杨福家认为，在个人创造性、知识广度等方面却并非如此。在哈佛大学，一二年级学生并不分是哪一个系的，他们可以自由地选课，在知识的大观园里游览、思考，到第三年他们才决定主修什么课程，这样，学生的知识基础就很雄厚，素质提高得很快。中国大学的学生一进校园就被分到了某一个系，这就好像把他们全部领到了一个个的窄小的胡同里让其成长。“你让学生怎么充分发展？”因为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新闻专业教学方案很难做到跨学科、跨专业。新闻专业本科毕业的学分数在150个左右，学生除了修学分，很少有精力再去学别的了。有的大学已经改革到130个，但教学管理部门的指令性课程达50学分以上（当然这些课程有的在通识教育的范畴）。在剩下的学分中，本专业最基本的一些课程又占去了不少学分，最后所剩可供学生自由选择课程的学分、可供学生自由使用的时间都少得可怜。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学校中跨专业选课基本上成了无法实现的空话，通才教育无从谈起。另一方面，新闻实务界对人才的要求，已经越来越高。实务的竞争，已经从80年代的稿件层面上升到90年代的版面层面，进而激烈到版组层面，现在俨然进入机制层面了，他们需要的是既能采写、又肯研究有创意，既会管版、又懂合作会管人，既懂媒体、又懂经营的复合型新闻人才。（张延平，2002）中国所禀承的美国传统新闻学教育，在现实中就遇到了太专太窄的问题。新闻实务界认为：如今新闻系毕业的学生，做新闻上手很快，但发展潜力不如非新闻专业的学生。他们做突发新闻可能会很到位，但是做那些深度性的报道，就远不如经济学、法学、政治学背景的学生。不少发展迅速的市场类媒体说，这两年我们不愿意引进新闻系、中文系的毕业生，新闻系可能是以任职传统党报为培养方向，不能适应正在变革的媒体格局。（陈昌凤，2002）另据中国记协的统计，在获全国性新闻大奖的人员中，新闻专业毕业生的比例很低，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中国新闻教育的质量不够理想。（童兵，1999）有媒体主管甚至认为，我们过去4年的大学本科，用很多的精力在教新闻技能，其实这些技能教育有一年就足够了。（陈小川，2002）新闻实践并不是新闻学教育的目标，就象外科医生的目标并不是开刀、而是如何把病人治好，新闻教育应当教给学生人文追求和综合素养，使他们有超出职业能力的理想和目标。英国传播学者S.Splichal和C.Sparks在考察了22国的新闻教育之后，提出21世纪的传播人才应该具备4方面的素养：广博的知识，客观的视角，批判的态度，准确的判断；及3种才能：清晰准确的写作才能，传播才能以及创造才能。(Splichal&Sparks，1994，1989)新闻教育重视的是综合素质和独创性的培养。新时代的中国新闻人才，应兼具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素养，视野开阔、知识面广、综合素质强、富创造力。3、从新闻学到大众传播学新闻学是研究新闻活动、新闻事业及新闻工作规律的学科，是从“报刊学”开始的，研究中心也是报刊。新闻学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式的定性研究。早期西方新闻学研究，重视历史、哲学、宗教等背景和影响，如名著《报刊的四种理论》。大众传播学可以说是从新闻学延伸出来的，但研究范围更广阔，包括报刊、广播、电视、书籍、电影，研究方法是以社会科学的定量研究为主。传播学起初是从研究媒介效果开始的，在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结合后，历经几度枯荣，从而成为一门科学。大众传播学兴起以后，新闻学的地位逐渐消减，著名学者、新闻教育学家everttee.Dennis甚至将新闻学称为“濒临危险的物种”。随着传播学研究的深入，新闻传播研究的主要视角，放在了新闻传播过程方面，关于新闻传播活动的人际层面的特点、规律的研究越来越多，但却忽视了传播本身与社会的关系、传播作为社会交往的特征和规律，用梅尔文·德弗勒等人著的《大众传播学诸论》中的话说，是“忽视了社会‘大图象’，忽视了长期或大规模的社会力量会关系到人们受大众传播影响的可能性”，最后基于量化方法的实证式研究不免陷入困境。于是，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西欧的批判学派开始受到关注。不少学者正重新梳理研究，试图更注意传媒与社会体系的研究。中国传统的新闻学历来重视从社会体系的层面，尤其是从政治的角度，把新闻媒介机构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文革以前，新中国的新闻理论基本上是党的新闻机构理论；改革开放后，研究视野从机构推移到新闻本身，有学者提出，新闻学是事学，这样就构成了新闻、新闻事业、新闻工作的基本体例。这样的研究，又忽视了人际的层面，不重视研究传者、受者（有人称“人学”）的层面。所以80年代刚刚引进“反馈”、“双向交流”概念时，许多人都觉得十分新鲜，有些学者、新闻工作者言必称“双向交流”，认为这也正是党报理论的一个方面：既是党的喉舌，又是人民的喉舌；为党服务，又为人民服务；既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由此，包括大众传播在内的传播学开始在中国渐渐受到重视。传播学在与其它学术领域分工与整合中，产生了其它学问的应用科学，如政治传播、组织传播、教育传播、健康传播、环境传播、危机传播等跨学科的新领域；传播学在其它学科基础上，逐渐自立门户，形成了一部分分支，如：传播社会学、传播生态学、传播政治经济学、口语传播学、大众文化、传播的文化研究、传播的批判理论等，大大丰富了传播学的内容。也因此，新闻与传播教育视野开阔起来。数十年前，西方新闻与传播教育的主流，就已经渐渐从新闻学教育转向传播学教育。三、跨学科的教育：威斯康星个案研究1、宽口径的教学模式：重视课程广度和深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于1905年开始开设新闻课程，1912年设新闻系，1927年设新闻学院。现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下设于文学与科学学院。该学院有悠久的传统、很强的教师阵容。50年代前后，该学院就开始走专业教学的路子（sequencecurriculum，系列课程），本科设有农业新闻专业、家政新闻专业、杂志新闻专业、广播新闻专业、新闻编辑专业。（UneSCo，1954）经过调整，2000年以前的约30多年里，本科设有5个专业：新闻与编辑、广电新闻、公共关系、广告、大众传播。这样的教学设计基本上也是同时期美国主要新闻与传播教育的思路。近年，这种专业设置方式已经得以改革。威斯康星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从大学二年级下学期学生中选拔新闻专业学生，要求学生入专业以前已经修满40学分，并且已经修读过“大众传播概论”一课。本科生毕业要求120学分，其中要修新闻与传播学专业30～40学分，专业以外80～90学分。专业外的课程相当广泛，可以是商业、工程、农艺、生命科学、教育等多种领域，其中在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所隶属的“文学与科学学院”的总学分不少于100。专业以外的课总体包括两类课，一类是概论性课程，一类是高级课程。社会科学概论类课程，包括8个领域，分别是：人类学，经济学，地理学，文科综合课程，哲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学生必须从3个不同院系各选1门课，其中必须有一门经济学或政治学课程。社会科学高级课程中，必须修满12个学分。它们可以包括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但必须包括一门高级历史课程（人文类或新闻学历史课程不在其列）。/www.journalism.wisc.edu，2001年6月。现已改变）（1）新闻编辑专业课：课程类别课程名称

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篇9

[关键词]高校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

新闻传播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和重要，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为新闻传媒业的健康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巨大、直接与明显。新闻传播事业在中国，已成为联接新闻信息产业和以高科技为特征的传播技术产业的桥梁，不仅有其经济效益，而且有着重要的社会效益。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迅猛发展，给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研究带来了重大的契机。

一、新闻传播学的发展特点

1．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有较强的实用性质，但理论色彩较弱。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已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学报，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传播等各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以及广告、公共关系、媒体经营的研究等等。

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法学、经济学等等，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新传媒的研究发展迅速。

2.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热点。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各媒体不再仅仅是党的机关报或国家的广播电视台，也是经济实体和利益单元，报业和广电业的集团化，传媒之间的竞争内地传媒与境外传媒的竞争，都要求各媒体的负责人懂得传媒经营。把受众接受传媒作为消费行为的研究，将传媒娱乐视为经营策略考察也纳入了传播经营的理念之中。

随着中国传播业近几年的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近几年，该研究扎实而有成效，涉及新闻官司的各个方面，从各种新闻侵权现象到著作权问题，从隐性采访到隐匿权、更正与答辩，就论证的范围而言已经相当全面而完善。

3．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变迁。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包括卫星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有的学者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指出中国电视产业的三人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目前，舆论监督成为与新闻理论、新闻法治和职业道德相关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并涉及到了社会学、政治学和公民权利的研究等等。中国的新闻学从传统的党报理论转向一般新闻学理论，其背景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环境变化，“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了变迁。

二、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特色的研究

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已具备相当的规模与条件，也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只要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看问题，坚持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办实事，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新局面一定能够开创。

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的研究当中，关于教育特色的研究最为重要。怎样形成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特色呢？首先，要充分依托自己学校的特色，根据自己学校的性质地位和特点来办专业。这样才能把专业和学校紧紧融合在一起，充分集中和整合学校的所有学科的优势，扬长避短，突出自己专业的特色。比如一所体育学院的新闻传播专业，就正好从体育上做文章，努力探索体育新闻办学的途径，着重在培养优秀的体育新闻从业人员上突出特色。其次，要充分考虑自己学校所处地区、城市的特点，发挥地区优势，突出地区特点，在区域文化、社会、经济发展上做文章，紧密与当地党政部门和新闻传媒单位结合，办出自己的专业特色。如一些地方民族大学的新闻传播类专业，就可以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有优势，在民族新闻的教学与研究中独树一帜，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做出有特色的突出贡献。第三，要充分调动本专业教师的积极性，发现与培育教师们有特点的教学与科研新经验、新成果，不断努力在新闻传播领域的某一方面、某一项目、某一课题上，做出新的突出的研究成果，并以此为契机，不断培育出特色。第四，突出特色，还要善于和勤于在办学中不断总结与积累经验，每学期、每学年都要认真回顾一下在办学中哪些事情是做得好的，哪些地方还有不足，师生们的反映如何，新闻传媒界和社会的反响如何，从而去发扬和推广好的办学方法、模式与经验，克服与改进不足之处。

综上所述，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是一项正在蓬勃发展的事业，其前景十分广阔、光明。但同时，也面临着十分激烈的挑战与竞争。常有一句话叫“不进则退”，实际上现在的情况是，进步慢了，也是后退。因此，我们一定要以只争朝夕、争分夺秒的精神，努力发展新闻传播教育。我们一定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不断推进教学科研改革，为培养更多优秀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闻传媒人才，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篇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