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文化传承方案篇1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保护；档案数据库；惠州市
惠州市是一座具有5000多年文明史和1400多年建城史的文化古城，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资源种类繁多、形式多样。截至目前，惠州市拥有部级非遗保护名录两项(惠东渔歌、罗浮山百草油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保护名录21项、市级非遗保护名录54项、县区级非遗保护名录95项。为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惠州市应该采取建档保护在内的措施来保护和传承这些千年历史的活态遗存。
1惠州市非遗建档保护的现状
非遗建档保护，就是将非遗的项目情况介绍、代表性传承人的情况、展演的图片音像、名录项目申报资料等，收集制作成档案，并根据档案管理的要求进行保护。建档保护是一项基础性工作，“有多少艺术档案（还必须是符合档案质量的），就有多少艺术财富；有多少艺术档案留给后人，就意味着有多少历史艺术遗产传给后人”。
1.1惠州市在非遗建档保护中所做的工作
1.1.1在非遗保护方面所做的工作惠州市重视非遗的挖掘、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2005年国务院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后，惠州市的非遗保护工作也随之展开。近几年来，惠州市借助申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契机，根据各类非遗项目的特征及存续状况，通过记忆性保护、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等方式，对全市的非遗实行了分类保护和区域性整体保护，取得了明显效果，初步建立起了功能较完善、布局较合理的非遗保护网络。一是进一步建立健全了体制机构与法规制度。惠州市从市到各县区、乡镇街道都成立了非遗保护中心，制订了非遗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组建了专家委员会，成立了非遗研究所等。市文化行政部门牵头制定了《惠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惠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申报评定管理暂行办法》《惠州市文化遗产保护申报工作扶持办法》等五个专门关于非遗的行政法规。二是在非遗保护传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惠州市组织对全市非遗进行了普查与分类整理，制作出了全市非遗分布图，并在全市推广建设非遗的传承示范基地和生产性示范基地。目前，惠州市有惠东渔歌、龙门舞火狗、小金口麒麟舞等三个省级非遗传承示范基地；博罗百草油制作技艺生产基地等1个省级非遗生产性示范基地。此外，惠州市还通过给予传承人补助、启动“非遗学堂”项目、开展传承人带徒学艺活动等措施，培育非遗项目的继承人。1.1.2在建档保护方面所做的工作从档案管理的角度看，非遗建档保护工作分为收集、整理、保管、统计、鉴定、检索、编研和利用八个环节。目前，惠州市在非遗建档保护方面所做的主要工作包括：第一，相关部门对老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技艺进行抢救性记录，用笔记、录音录像、拍摄等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非遗资料；第二，相关部门将收集到的民俗、民歌、手工技艺等非遗资料进行了初步的规范整理，包括实物的、纸质的、照片的、录音的、视频的，基本上建立了文件级目录数据库，同时进行了重要档案的异地异质备份。
1.2惠州市在非遗建档保护中存在的不足
惠州市非遗保护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重申报、重开发、轻保护和轻管理的情况。同时，由于观念、资金、部门配合等原因，惠州市在建档保护方面所做的工作尤为不足。1.2.1专项经费、硬件设施及专业人才存在欠缺第一，惠州非遗建档保护的资金投入不足，目前尚没有专项经费；第二，惠州市非遗保护中心是非遗档案的主要搜集和保管单位，但缺乏专业的档案库房与档案设备；第三，惠州市没有配备专门从事非遗档案管理的人员。1.2.2尚未建立非遗档案数据库建立档案数据库是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基础性工作。惠州市非遗保护中心在2006年就建立了非遗数据库，但已经出现了存储空间不足、功能滞后的问题。同时，非遗数据库里虽有大量资料，但没有进行专业化的档案分类管理，显得较为杂乱。而许多镇级的非遗保护中心在档案资料的收集、存储、管理等方面都存在许多空白点。1.2.3基于档案资源的非遗编研、宣传不足惠州市非遗保护中心在非遗文献资料的编辑出版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如编辑出版了《惠东县渔歌客家山歌业余学校教材》《客家山歌民间歌谣》《罗浮山百草油制作技艺（广东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惠州水北民谣（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年版）》《惠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2014年内刊）》《惠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成果巡礼（2010年内刊）》《惠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图（2012年内刊）》等著作和十余本普及性刊物。这些出版物内容翔实、图文并茂，具有很强的教育和宣传价值，但相比庞大的非遗资源，编研、宣传仍不足。
2完善惠州市非遗建档保护的举措
2.1制定非遗建档保护的实施细则
有法可依是非遗建档保护取得真正实效的必要保障。目前惠州市在非遗档案管理方面缺乏明确、详细的法规制度和操作办法。因此，惠州市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制定非遗建档保护的实施细则：第一，惠州市要尽快制定出关于惠州市非遗建档保护的相关条例，并由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与档案部门牵头，对非遗的建档主体、建档流程、知识产权归属、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等工作作出部署；第二，在相关条例没有出台前，非遗保护中心应当和档案部门密切合作，建构非遗档案的业务标准规范，如接收办法、征集办法、鉴定标准、归档范围、所有权的界定以及保管期限等，从而使当前较为迫切的非遗建档保护工作具有明确、科学的操作性。
2.2建立非遗档案的协同保护机制
非遗建档保护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多部门协同合作才能做好。然而现有法规对非遗的协同保护、保存都是仅作出了原则性规定，而对于建档主体和保管主体、具体的协同机制与程序，都缺乏明确规定。惠州市应该克服和避免部门间各自为战、重复征集、档案遗漏的现象，建立良好的共享系统与部门协同配合的工作体制与机制，并根据非遗档案的收集、分类、保管和开发利用的现状及规律，形成各相关部门密切配合，以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为主管，以文化馆（非遗保护中心）、档案馆为主导，各公共文化机构承担传播和展示功能的非遗建档保护的协同工作体系。
2.3设立非遗建档保护的专项资金
惠州市县两级已将非遗保护、保存经费列入财政预算，设立了保护专项资金，用于非遗的调查、传承、传播、濒危项目抢救等保护、保存工作，如根据《惠州市文化遗产保护申报工作扶持办法》，对成功申报省级和部级非遗名录、代表性传承人以及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的都有资金扶持。在建档保护方面，惠州市虽然也有经费资助，如2016年下拨16万元更新非遗数据库的专项经费，但没有设立非遗建档保护的专项资金。惠州市2016年GDp达3390亿元，人均GDp达7.1万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361.3亿元，有着较雄厚的财政基础。因此，惠州市应该设立非遗建档保护的专项经费，并纳入财政预算，拨给非遗保护中心统一管理和规划使用，专门用于非遗普查资料的分类归档、口述档案的采集整理、非遗濒危项目的采集整理、非纸质档案（如传统技艺流程、仪式规程的图片、音像、多媒体）的采集整理、库房设备与档案设备的购买和维护、非遗档案资源的编研与宣传等。
2.4建立惠州市非遗档案数据库
非遗档案数据库是利用数字技术对非遗档案数据进行学术分类、信息化存储、智能管理的软件系统，建立档案数据库已经成为非遗保护工作的主要手段和必然趋势。《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也明确规定：“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全面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情况，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相关数据库。”惠州市应该高标准地建立一个共享的、多功能的非遗档案数据库，实现非遗档案资源的信息化，促进非遗档案的统一管理及资源整合。非遗档案数据库里的档案，应该包括非遗活动档案、传承人档案、非遗保护档案。这些档案的分类与存储，应该坚持系统有序原则，即对档案进行系统科学的整理、分类、排列和编目，使之条理化，便于查找和利用。同时，惠州市应不断提高非遗档案数据库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要设置有数据备份、数据恢复功能和数据访问权限控制等功能，保证数据库安全。
2.5加强非遗传承人档案的建设
非遗项目传承人是非遗产生与生存的原本环境，传承人的叙述和展示，体现了非遗的原貌。惠州市重视非遗传承人的保护，如现在给予市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每人每年6000元补助，但建档保护有其独特的重要性，应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档案，是针对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或传承群体建立起来的、记录和反映其社会文化活动、标识其民族（族群）文化特征的档案集合。目前，惠州市关于传承人档案建设，虽然做了大量工作，但仍存在不足，如惠城区汝湖镇的绳结艺术，相关部门调查发现传承人基本没有了，而文字、声像资料也没有保存。因此，为了不“人亡艺歇”,惠州市应该不断加强传承人档案建设。非遗传承人档案的建设主要包括：文字档案材料的收集、图片声像档案、口述档案等。在非遗传承人档案建设中，惠州市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要及时开展抢救性档案记录工作。因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老龄化问题较突出，惠州在世的各级代表性传承人中超过60周岁的已达50%以上，所以惠州市要积极开展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并为其建档，尽可能给后人留下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2.6推进非遗档案的优化利用
首先，非遗档案不应被束之高阁，而要优化利用，以为社会各界提供信息介绍、咨询与利用服务，同时通过编研、宣传等途径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其次，非遗保护部门应该与档案馆、博物馆、艺术馆、民俗馆等进行合作，深入挖掘非遗档案信息资源，借助互联网、报纸、杂志等传播媒介，通过举办非遗展览、非遗演示、专业培训等形式，生动展示与积极宣传非遗，使非遗作为活的文化灵魂渗透到社会环境中。再次，惠州非遗档案管理部门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规定，将非遗档案及相关数据信息向社会公开，便于公众查阅，依法应当保密的除外。最后，惠州市非遗保护中心应该联合档案、文博部门以及高校、社会研究机构，大力开展资料整理、文献编研以及书籍音像出版的工作，挖掘惠州非遗档案资源的潜在价值。
主要参考文献
［1］周解.艺术档案管理［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非遗文化传承方案篇2
关键词：档案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利用
中图分类号：G27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5）18-0257-01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简述
我国历来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连续出台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等文件，在2006年又公布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然后各省市有关单位积极展开保护工作，并公布了本属地保护名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系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
二、档案工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必要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指采取措施确保其生命力，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承传和振兴。这其中多数环节都需要当地或更高级别档案馆协助和配合。例如确认环节需参考档案馆现存资料，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历史性；立档是通过搜集、记录、分类、编目等方式，为申报项目建立完整档案；保存是用文字、录音、录像、多媒体等手段，对保护对象进行真实、系统的记录，并搜集有关实物资料，保存并合理利用的过程；保护指用各种具体办法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智力成果得到保护、传承和发展，这些都与档案馆密切相关，同时需要博物馆、图书馆等配合。为落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江干区在2007年成立了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导小组，由分管区长任组长，财政、教育等相关部门和各街道、镇为成员单位。在2009年成立了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并设立了10万元专项保护资金。
三、如何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
1.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该类档案的主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是其详细表述，包括存在地域、历史、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现状、价值、濒危程度等方面，使调阅者通过档案能大概领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全貌，实质是对申报项目材料的归档。该类档案建立的基础是大面积的普查工作，收集线索并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情况和现状。江干区文化馆对全区进行大面积普查，共普查线索6000余条，立项250余个，建立了普查数据库。
2.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过程中的档案。该类档案的主体是在申报过程中形成的材料，包括两类：一是在申报过程中对原有资料不断补充；二是记录申报过程的材料，及在宣传和保护该项目的各种活动中形成的材料和文件。该档案重点信息为非遗项目的基本情况、说明和论证、保护计划等。为后期非遗项目的保护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3.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档案。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人为载体，传承人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和保护主体，是其灵魂。非遗档案建设工作的核心就是传承。目前大部分传承人年事已高，正面临人亡艺绝的局面。建立传承者档案包括：（1）传承人及搜集者信息：姓名、性别、年龄、民族、文化程度、工作单位、职务、身份证号码等；（2）作品信息：体裁、内容提要，与作品有关的人文知识、自然知识等背景资料。这些档案的建立和保存为未来的研究和决策提供极大方便。
四、满足档案利用需求
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提供利用，要符合其特点。档案馆工作的专业性和其所拥有的资源使它能够采取不同的方式满足档案利用的需求。
1.以展览形式提供利用。利用文化馆现有的展览室，定期举办馆藏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展览；配合以图片及实物的展示，使利用者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知识。江干区文化馆在2014年开设展览6期，参观人数达到1200多人，受到各界广泛好评。
2.出版相关编研成果。文化馆利用系统、规范的馆藏档案，辅之以相关的各种记录，既可为非遗项目的研究工作提供素材支持也可独立或与其他部门协作，编研成册并出版公布，这既是文化馆的职能，也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贡献。江干区文化馆编辑出版《皋亭山传说》书籍两种。以皋亭山传说为原型，创编舞蹈《桃花流水图》和《皋亭望月》参加市级演出。
3.提供全新利用模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决定了对它的档案提供利用应采取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方式。开发馆藏中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实物档案，使利用者获得各种感官体验。
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实现档案工作综合效益，提升档案工作形象的重要途径，也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强有力的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只是档案的保存，更重要的是传播，让更多人了解并增强兴趣，激发民间文化的发展活力，使中华民族文化瑰宝得以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非遗文化传承方案篇3
一、档案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
目前，档案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参与者，在挖掘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其主要工作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上议程，协助档案局制发文件
目前各地档案局都已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纳入视野，积极制发文件，为实际工作指引方向、提供指南。江苏省是我国首个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的省份，在其草案审议后，江苏省档案局迅速下发了《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文献收集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市档案主管部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资料进行全面归档，并提供利用。
2、积极配合申报部门主动开展服务，提供材料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和鉴定工作需要大量的原始文献材料作为佐证，毫无疑问档案馆的丰富馆藏可以提供充分的凭证。在武汉市申报《木兰传说》的过程中，档案馆查阅了各个历史时期的《黄陂县志》及相关全宗的档案资料及图片，并辅助制作完成了30余万字的申报文本、25分钟电视专题片和300余幅照片，为申报提供了强有力的史料保障。
3、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档案收集工作进行指导，确保档案的齐全完整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申报过程中，会形成大量的文献材料，对这些材料进行立档是必须的工作，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档案必须全面反映项目在保护、传承过程中的真实面貌，材料必须分类有序、字迹清晰、保存持久，对此档案部门应给予有力指导。北京市崇文区档案馆就安排专人，查看档案保管条件及文件的收集整理情况，并指导各类载体文件材料的管理。
4、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研活动，征集相关档案文献
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研活动，全面掌握保护工作的现状，是档案馆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青岛市档案局(馆)领导高度重视，多次主动与市政协领导沟通，派人随同参与调研活动，实地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情况，随时收集活动中产生的各类材料，协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确认与立档。
5、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提供展阅、编辑成册
北京市档案馆提出“北京将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库”，北京市海淀区档案馆举办的“华彩海淀·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集萃”展，不但从不同角度展示了民间文化的艺术魅力，同时也宣传了北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升了民众的认识。江西省艺术档案馆建成并开通了“江西省非物质文化保护网”，成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开通第一网，已着手编辑《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照片图鉴、画册以及代表作品系列丛书。
以上说明档案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档案馆在参与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档案部门的业务经费不充足，在民间档案征集比较困难；档案人员对非物质文化缺乏深入了解，研究力量薄弱，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不能准确鉴定；档案馆领导的重视程度仍有待提高，没能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很少安排专职工作人员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等，这些都牵制了保护工作的开展。更为重要的是，目前我国还没有出台相关政策明确规定档案部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权利与职责范围，各地档案馆的保护工作多数还处于自发状态。一套完整的保护体系与机制亟待开发，进而保证档案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二、档案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独特地位
温家宝总理在参加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展时曾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物质性，物质性就是文象，非物质性就是文脉”、“无文象无体，无文脉无魂”@。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没有物质形态，但有物质载体，这些物质载体包括了文字、声音、影像资料等，与档案馆馆藏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档案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具有天然的优势。
1、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化可借鉴档案工作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物质化保护是遗产学界公认的重要保护手段，物质化的过程就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载体化，并为其建立档案。档案馆在收集资料、建立档案方面有非常成熟的方法、完备的工作体系，档案工作人员深知保护的本质与重要性，在收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材料时，必然能够从科学全面的角度来搜寻与挖掘；另外档案工作人员长期与各种载体材料打交道，了解它们的优缺点，这样在建档过程中可以站在可持续发展的高度，为后人留下可看可用的珍贵遗产。
2、口述档案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补充
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口头文学、表演艺术、手工技艺、民俗文化等是由传承人的口传身授得以代代相传的，传承人以其超人的才智与灵性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灵魂。针对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不齐全的状况，传承人的口述档案就成了重要的来源。档案馆有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和现代化的专业技术和设备，通过采访笔录，形成文字记录、绘图制图、录音录像等材料，可以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
3、档案馆固有的工作领域与社会联系为保护工作提供了方便
档案馆的工作覆盖社会工作的各个方面，波及各个地区与领域，长期以来形成了十分完备的工作体系和广泛的社会联系，构成了档案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独特资源，是任何别的部门无法替代；而且可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专业与独到的见解。
4、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建立离不开档案馆的直接参与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档案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确认、立档更是缺少不了档案部门的参与。“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和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工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具有重要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档案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途径
1、收集并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
在专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过程中，通常会形成大量介绍项目基本情况的申报材料与记录申报过程的材料，如新闻报道和各种宣传活动中形成的文件资料。这些材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创新与进一步研究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档案馆应积极主动介入，将第一手材料收集保管，并建立项目档案。为了保证档案的齐全与完整，档案馆可以采取以下几点措施：一是通过档案局制发文件，要求相关单位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传承和申报过程中形成的各类载体档案的积累与整理，并规范收集范围、进馆时间等具体要求；二是各级档案馆工作人员，要有计划地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接收进馆；三是发动社会力量，将民间散存的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档案文献征集进馆。
2、全面普查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传承人档案
档案馆可以组织专门的人员队伍，如一些资深的老馆员，以丰富的阅历与独到的见解对本地区的非物质文化进行地毯式搜索，利用各种信息技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各个方面进行系统收集、记录、分类和编目。通过这样一种形式不仅可以了解一个地区的主要遗产类别，还可以挖掘很多隐没在民间的文艺传承人，从而为他们建立起传承人档案。继2007年在黄山举行的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后，我国各省市都相继确认了一批传承人名录。档案部门应抓住时机，录制传承人的口述资料。已有很多档案工作者开始了口述档案的记录之路，他们走街串巷，踏遍乡野，不漏地区、不漏种类地访谈老艺人，记录他们的作品与实物，既抢救了一批批濒危的技艺，也让老艺人们安了心。
3、研究馆藏档案、资料，为申遗工作服务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成功申报，需要大量的材料证明此项遗产的传统性，档案馆的丰富馆藏不可或缺。因为正是这些丰富的馆藏说明了此项遗产的历史渊源、流变与传承。因此，档案馆可以利用其丰富的馆藏资源以及对本地区民间文化的熟悉度，对本地区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档案进行挖掘、分析、整理，将其提供给申报机构。例如安徽省安庆市档案馆的特色库藏有相当完备的黄梅戏档案，有老一辈艺术家的照片声像档案，也有黄梅戏的一些经典曲谱剧照，以及在黄梅戏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类资料。正因为有这些充分的材料佐证，安庆市才得以战胜湖北省的黄梅县(黄梅戏的发源地)成功申遗。
4、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
如果一个文化永远没有力量来激活，自己也没有力量不断创新的话，就会走向盛极而衰的地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同样如此，仅仅将这些物质化的档案保存下去，只会让它失去延续的命脉，成为一堆死物；只有传承与发展才是最好的保护方式，这需要政府的大力宣传与教育。档案馆可以组织专门的研究和开发队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深层次加工和创作，整理出版文字记录、图片资料和视频信息，开放展厅提供展览，使濒临灭绝的文化遗产重新焕发出生命的光彩。同时，开放的档案也有利于民俗学者的研究，这样引入学术同行的力量，对普及关于非物质文化的理论知识，提高民众的保护意识也是不无裨益的。
非遗文化传承方案篇4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我国有很多学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质上属于知识产权，他们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知识产权都具有无形性、财产性、人身性这些特征，而且从客体范围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知识产权具有一定的重叠性。因此，可以利用知识产权规则体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知识产权确实存在着某些相容的地方，但利用现行知识产权规则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存在绕不开的制度障碍。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瓶颈
（一）传承权缺失
尽管我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仍然是不容乐观的。首先是缺少一个比较科学的传承权保护体系。虽然非遗保护工作已进行了多年，相关部门和单位也付出了大量的劳动，但是，由于缺少理论的支撑，很多工作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虽然文化部制定了关于部级传承人的认定和管理办法，但是对于如何保护这些传承人却没有具体的法规和政策。其次是投人不足的问题。而在传承人的保护方面，也存在这样一些问题：一是由于当今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传承人难以凭借某种传统文化技能维持基本生存条件；二是传承人的价值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发展中得不到充分重视，其文化环境、社会地位日渐萎缩；三是传承人的基本权益尚未得到保障，传承活动缺乏足够的外部环境支撑，包括财政、技术、法律等方面的支撑。
（二）隐私权受到侵害
非物质文化遗产隐私权保护的是受社会认可的道德价值和文化尊严，具有非财产属性；商业秘密是与企业法人的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财产权益。非物质文化遗产隐私权受到侵害后，构成一种人格尊严的伤害，造成群体成员内心的不安。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隐私权对实现文化和精神目标非常重要。如果公开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将破坏某一民族文化的同一性。有时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只传承给具备条件的特定专家，不能向外人披露。因为这种文化遗产承载了群体的自我意识；公开它会毁坏群体的自我理念。所以，侵犯非物质文化隐私权的行为应由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保护法调整，而企业法人的商业秘密受到侵犯后会造成企业的经济利益损失，应由反不正当竞争法予以调整。
（三）知识产权问题开始凸显
对非遺进行数字化、信息化和网络化建设，打破档案原有的时空局限，实现资源共享，加快非遗的传播速度的同时，也带来了网络侵权等问题。从非遗范围来看，知识、技能等非遗资源，本身就是一种知识产权。保护主体在进行归档时，应充分考虑非遗资源的所有权属性，不能简单地将属于个人财产的非遗作为公众资源进行分享。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措施
（一）传承权的实施
1.建立档案。由于传承人的特殊的“传”与“承”的作用以及我国传承人群体的现状，也为了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种要素得以更完美地展现，为每一位传承人建立档案是非常必要的。建立有关档案不仅规定了要为部级代表性传承人建立档案，而且对档案的内容规定了具体的要求。2.经济扶持。国家有义务扶助民间文学艺术发展和利用，而作为在国家有关机关登记备案的传承人来说，他们有权从政府那里获得相应的物质补助。3.宣传、推广与引导。国家在传承权实施中的宣传与引导作用，即通过大众传媒、舆论工具大力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积极维护并创造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活动的文化环境、社区环境和公众环境同时，对社会力量参与的各种保护行为，政府要发挥积极引导作用。
（二）明确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隐私权受到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隐私权意味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为了维护文化尊严和文化完整，有权决定是否向族群或社群之外公开其传统文化信息。对于民间文学艺术的主体而言，则意味着有权决定是否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公之于众，以及何时、何地和以何种方式将其公之于众。通过禁止他人未经其同意擅自公开作品，就可以实现对传统文化隐私的有效控制。
（三）利用网络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档案管理工作
我国大多数档案管理部门已开设网站，档案内容的增值服务、档案资源的展示与宣传等成为档案网站的重要功能。档案工作人员应抓住机会，借助网络力量多方互动，展开相关的收集整理工作。
三、结束语
综上，无论是传承权、知识产权、隐私权还是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制度，均不能全部覆盖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内涵，更不能全面涵盖非物质文化遗产利害关系方的利益。事实上，能够纳入现代知识产权规则体系的只能是基于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与创造，而不是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
作者：胡亮
参考文献：
非遗文化传承方案篇5
[关键词]档案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开发利用；创新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在档案文化服务中重要作用
（一）非遗档案充分体现档案文化特色
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一种文化资源，其不仅具有较高的价值，而且十分珍贵，其是各个民族和各个地区丰富精彩的社会活动的精华，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不仅承载着文化的丰富性，而且具有非常好的特色性，是对我国各民族及各地区多元化的文化形态的记载，不仅具有丰富的内容，而且具有非常明显的地域性和特色性。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具有丰富的内容，而且地域性和特色性较为明显，所以更加突显出来档案的文化特色。
（二）非遗档案充分发挥档案文化凭证作用
由于档案是对社会活动的最原始记录，所以档案文化对于文化历史具有重要的凭证作用。这种凭证作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中得到有效的发挥出来，其不仅在申遗工作中有所体现，而且在对其他文化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上也发挥着重大的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凭证作用，在进行申遗工作时具有不可替代性，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使每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和影响都能够得到有效的证明，对于申遗的成功率起到充分的保障作用，而且其档案文化凭证作用也有效的解决了社会实际问题。
（三）非遗档案充分凸显档案文化媒介功能
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作为人类无形文化记忆的宝库，通过档案这个媒介来对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记录，使这些优秀的文化得到发扬和传承，这时的档案发挥着文化媒介的重要作用，这是档案文化价值的重要体现。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文化媒介功能的体现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实现，首先，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深入挖掘，从而将其以丰富多彩活动的形式呈现出来；其次，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进行传承，这就加快了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开发利用，从而更好的使文化媒介作用得以发挥出来。
二、以非遗档案为切入点，加快档案文化建设
（一）加强编研工作
在档案文化建设工作中，需要加强对非遗档案的编研工作，打造档案文化精品，近些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保护工作上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这也为深入进行档案编研工作提供了必备的条件，在进行非遗档案编研工作中，需要编研工作者能够对无形文化遗产的灵魂及其独特性进行充分的把握，从而打造出精品档案。在编研工作中，需要有效的将传统和新兴的文化进行充分的融合，从而使档案产品走进千家万户，使档案产品在文化产品中占有一席之地，打造优质的文化品牌。为了将非遗档案打造成文化的精品，则需要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首先，撰写志书、文化图考等文献汇编材料：地方志、文化志的撰写与非遗档案的关系分不开，非遗档案可以编研出版民族志、民俗志等志书。其次，深入考证，还原历史面貌：根据非遗档案的原始记录、出生及地域特色性，深入考证、论证，可以实现对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追溯及对失传的技艺进行再现和复原。我国“十大文艺集成志书”就是一个成功的非遗档案编研精品。
（二）加大宣传，传播多元档案文化
档案文化的发展过程是多元档案文化的不断交融、互补、趋同的过程，而非遗档案作为最鲜活的档案文化部分，所富有的多元文化更是异彩纷呈。必须对其加强宣传，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的内在要求。非遗档案的宣传工作从两处着手：一是传播文化的形式和作品，例如举办主题文化艺术节、民间艺术博览会等；二是档案编研成果，普及各民族优秀的文化知识。在信息发达的时代，信息传播的方式多种多样，档案工作者应紧跟时代的发展，采取新兴的、受众广的传播手段来弘扬档案文化。通过互联网技术，我们可以对其进行数字化处理，构建非遗档案网上博物馆，真正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使人们与文化零距离感受，起到良好的宣传作用。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是将“活态”的文化进行固化，特别是实物档案，若结合现场表演、专业人员讲解等现场展示的方式来宣传档案文化必将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开发利用，创造档案文化经济效益
加大对非遗档案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弘扬档案文化的途径，档案文化不仅有社会效益.同样具有经济效益。非遗档案所承载的民间文化资源也是重要的旅游资源，在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契机下，力争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源纳入当地文化产业的开发战略体系，把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源作为文化产业开发的重要文化资源，充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源，为新建、重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景观，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文化产品等提供参考和指导，促进地方文化产业的发展。
三、结束语
档案文化建设工作中需要不断的进行创新，这样才能确保其能够健康、持续的发展，使档案文化充满生机和活力。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我国各民族、各地区文化的精髓，其是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是离不开创新的，所以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创新的源泉，对其进行开发利用不仅可以有效的激发人们的创造力，而且可能使非遗档案在传承中得到发展，在发展中得以创新，加快推动档案的文化建设，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王云庆，陈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展览研究[J].档案学通讯，2012（4）.
非遗文化传承方案篇6
一、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特性
1.原始真实性。民间文学是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种由劳动人民口头创作，在民间广泛流传，反映劳动人民社会生活和思想情趣的口头语言艺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文学，是需要保护和传承的文学艺术，它蕴含着真实的社会生活内容，积淀着不同时代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如《白蛇传传说》、《董永传说》、《孟姜女传说》、《梁祝传说》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也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起源于唐人传奇的《白蛇传传说》它不仅是远古神话的投影，更蕴育着大量的文化信息和文化符号，真实地融入了封建时代社会民俗信仰，图腾崇拜，也真实地反映了老百姓对封建势力的反抗和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这种民间文学具有典型的民间地方特色和时代烙印，是我们了解和研究封建社会生活形态的重要依据。
2.艺术形象性。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都是通过某种特定的人、物或事来传递思想感情，通过塑造形象来反映社会意识形态。艺术形象也是民间文学传承下来的一种重要载体。通过对形象的塑造，人们可以传递各种形式的文化信息。尤其是各行各业的民间艺人，更是愿意借助这种文化故事，表现出艺人的技艺和精神世界。如今，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的以民间故事为蓝本的艺术品，如清康熙年间的《白蛇传》五彩盘，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罗启松的翻簧竹雕《盗仙草》等。这些工艺珍品传递的不仅仅是艺术美感，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信息。
3.成套性。围绕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产出一系列的记录，这些记录在档案学范畴中，可以称为档案文献。档案文献可以是与主题直接关联产生的，如文本、手稿、影视、形象艺术品等，如天津杨柳青年画《白蛇传》、惠山泥人《断桥》、淮剧《白蛇后传》唱片等；可以是与主题间接影响形成的，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民间艺术大师资料；也可以是开展一项主题活动形成的，如申报的文字材料、研讨会资料、活动过程的照片视频等资料。这些档案文献可以系统地收集，形成成套的档案。
二、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管理
1.思想重视，经费保障。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离不开政策的扶持。近几年，国家文化部门非常重视对民间优秀文化艺术的保护，当然也包括民间文学，尤其是将一些民间优秀的、历史的、凝结民众智慧的诗歌、传说等民间文学囊入非物质文化保护行列，为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了坚实的后盾。在保护的过程中，离不开经费的保障。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有相关的各类档案文献遗产需要有库房的存管，需要展览空间的展示等。从事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人员需要经费开支。对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类研究，展开一项主题文艺创作，亦或是一次主题展览都需要充足的经费保障。
2.建立档案文献保护组织。民间文学发生地、发展地、传承地往往多地分布，或由于文化趋向性不同，同一民间文学所产生的档案文献可能也分散于各博物馆、图书馆、艺术馆、档案馆等不同的文化部门。如《白蛇传》起源于杭州西湖，发展于江苏镇江，很多珍贵的资料散存于江苏、杭州的博物馆、艺术馆、图书馆等文化部门。这种分散性不利于民间文学的传承和保护，所以需要建立专门的保护组织。可以进行系统的管理，开展科研、交流活动，为民间文学保护提供有效的决策服务。
3.加强宣传，稳固群众基础。在市场经济体制主导的今天，任何事物的发展如果不为大众所知，在历史的洪流下，迟早会被淹没消殆。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不仅需要通过各种精湛形式表现出来，更需要加强宣传，让这些民间优美的传说故事走进千家万户，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宣传的方式可以多元化，如创作影视剧就是非遗文化传播的一种重要手段。自1926年第一部上海天一电影公司出品的《义妖白蛇传》出品以来，历年来各种版本的与白蛇传相关的影视剧多达十几部。除早期版本由于历史原因已很难寻觅，大多经典的影视剧深受老百姓喜爱，可以通过反复的展示这些经典影视作品，将这些民间文学所蕴含的文化精髓传承下去。
4.加强文化艺术交流。开展文化艺术交流，是促进文化艺术发展和提高文化艺术水平、活跃群众文化生活的一种重要手段。交流形式有举办文化艺术展览，举行文艺演出，举办研讨会等。2012年，由杭州市和镇江市两地合作，在西湖博物馆举办“千年等一回白蛇传民间艺术精品展”，借助这次展览活动，在媒体上征集有关的文化遗存，征集了大量相关的珍品，如民国的义妖传读本、火花、唱片等。通过征集、展览形式，进一步促进非遗文化互动，强化《白蛇传传说》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5.建立档案数字库。根据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成套性特点，可以对每一项民间文学建立一个独立的数字库。一方面任何文化遗产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都需要借助载体才能被记录下来即档案文献。档案文献由于载体本身材质的限制，想要永久保存是很难满足的。这就需要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将这些档案文献转化为数字形式，以满足长久保存的要求。另一方面通过建立数字库，将成套的数字化档案文献分门别类地储存于同一数字库系统中，可以更系统、更直观多维地获得文化信息。
参考文献：
[1]陈华文.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集刊.学苑出版社2011.
[2]周耀林.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非遗文化传承方案篇7
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关系的基本认识
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关系，是指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基本目标，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为基本视野，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源建设为主线，在相关活动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各类社会关系的总合。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关系既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档案关系，也是一种派生的社会文化关系。
从宏观上讲，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关系的主要因素来自于三个层面：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的前提，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无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和档案工作；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的归宿，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的根本目的在于真实记录和历史再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流变传承的状况。二是档案工作运动与发展规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从属于社会档案事业全局，必须遵循档案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体现档案工作运动与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必然趋势。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原则、技术与思路等，不仅能现实地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真正得到活态存续，更将深层次地决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目标的实现。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日益推进，也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提出更多的要求。
二、亟待理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的几对关系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档案工作的关系
首先提出这一问题的直接原因在于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档案工作应有的紧密协作关系还没有建立起来，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笔者调查发现，一方面是现阶段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体系中有将档案工作边缘化的倾向，档案工作缺乏走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心的正常机制；另一方面是档案工作系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还没有完全纳入档案事业全局，档案行政部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普遍缺乏科学有效的业务指导和执法监督。这种局面如果不尽快改变，既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长远发展，也不利于维护国家档案的完整与安全。
1、要重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制。我国现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制虽然属于非法定意义上的弹性协调机制，但整体上是与“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的管理原则相适应的。其不足之处在于，各级政府文化部门牵头下的联席会议制度并非决策平台，不能有效地改变事实上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内存在的条块分割格局，相关部门的积极性难以切实调动、工作职责难以具体落实。科学的工作机制应当是决策机制、协调机制、咨询机制与执行机制、督察机制等的有机结合。因此，在协调机制占主导地位、相关机制建立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就要打破部门壁垒，广泛吸纳更多的相关部门(包括档案部门)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使其在协调机制的整体框架之内较好地发挥其专业优势和职能作用。
2、要促进档案工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由自在状态向自觉状态的转变。现阶段，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系统内的相关档案工作突出地表现为一种自在状态，单纯服务于遗产项目申报的成分居多，主动为遗产和遗产保护建立完整系统的档案和数据库的意识还比较淡漠。更为严重的是，他们普遍存在“欲有所为而不知何为”的心理状态，其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动因更多的在于责任感的驱使。因此，我们认为在理顺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机制、搭建起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平台之后，各级档案行政部门就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和档案事业进行统筹规划，建立健全相应的行政执法和业务指导机制，促使有关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支持其档案机构依法履行职责，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转化为档案人的自觉意识。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分类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分类的关系
对遴选出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分类管理是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也是对项目、项目关系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规律研究的重要成果。我国现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及其代码编制，直接目的在于“统一和规范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工作，对普查对象进行规范化记录与收集，并使普查中所获资料(文字、图片、音像等)和实物得到标准化和序列化的登记、存档、保管”。仔细分析该分类表后不难发现，遗产分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对遗产项目的计算机管理和信息检索需要，即项目数据库的建设与管理，但无法满足遗产项目档案和档案数据库的建设与管理。更何况该分类法还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和疏漏，特别是对文化空间的忽视。《中国档案分类法》本质上也是一种档案信息分类，适应的是档案分类检索和分类检索体系建设的需要，虽然在基本类目下各级类目设置赋有较大包容性，但档案“层累制”的编码原则与遗产项目“全数字标识代码”原则之间的突出矛盾，使其无法适应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信息检索需要。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积累，建立起既适应遗产分类检索又适应遗产档案信息检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分类方法就越显重要。建议有三：
一是以《中国档案分类法》为基础，在“文化”类目(ga)之下单列“文化遗产”基本类目，再于其下细分“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次级类目，以适应遗产档案信息的相对集中。
二是建立全宗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实体分类法，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相对独立的分类整理和排架，科学组织馆藏。这样既可以较好地保留遗产分类信息的完整准确(具体体现于案卷编目环节)，又可以集中体现档案信息分布和馆藏结构状况。
三是无论采取什么方法克服遗产项目分类和遗产档案分类的矛盾，都应该坚持上述“信息集中”和“馆藏独立”原则。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现实存在的活性文化现象，并非以单个项目形式孤立存在于社会生产生活之中。往往与其他社会文化现象是共生互动的。这也是笔者不赞成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化整为零、穿插编排进入现有档案分类体系、馆藏和数据库的重要原因。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档案与传承人档案的关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档案是针对遗产名录而建立起来的、记录和反映项目本身活态承续历程与现状的档案集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档案是针对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或传承群体建立起来的、记录和反映其社会文化活动、标识其民族(族群)文化特征的档案集合，二者具有紧密关系。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最可宝贵的载体，传承人的存在与延续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存续的决定性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传承人档案资源的建设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的核心内容。因此，处理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档案与传承人档案的关系，关键在于落实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中的核心地位。
非遗文化传承方案篇8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口述档案档案收集
口述n案的概念源自口述史学，是基于档案工作的需要，利用口述史学方法采集信息的结果。口述史学最初作为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在美国20世纪中叶兴起，并很快由于其关注弱势群体、再现底层声音的独特视角，引起了其他人文学科领域的关注，其中就包括档案学领域。1984年，国际档案理事会出版的《档案术语词典》中首次提出了“口述档案”的概念，并将其界定为“因研究利用而对个人进行有计划采访的结果”。2003年，联合国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中把“建档”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的主要措施之一。由于非遗通常是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来传承的，非遗建档的工作对象即非遗档案，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对相关主体实施有计划地采访而产生。也就是说，非遗档案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内容最为精华的部分，属于口述档案，即非遗口述档案。基于此，本文拟从档案部门的视角出发，以非遗口述档案工作的起点环节――收集工作为关注对象，在分析非遗口述档案收集工作目标、方式与所面临挑战的基础上，深入探讨相关的发展策略。
一、非遗口述档案收集工作目标
非遗口述档案收集工作，简单来讲，就是将非遗口述档案接收入馆的过程。由于所有的非遗档案工作都是为非遗保护，即满足非遗记忆保存、非遗文化传承传播需要来服务的。作为非遗口述档案工作的起点环节，基于非遗保护以及推动档案事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从理论上来说，收集工作的目标应该是将符合档案工作需要的非遗口述档案尽可能地接收入馆。因此，这个工作目标也就要包括质和量两个方面的要求。
（一）工作目标中质的要求
质，即指接受进馆的非遗口述档案必须符合档案工作的需要。按照国务院在《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中对非遗建档工作的指导意见，非遗档案应该是“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手段，对保护对象进行真实、全面、系统的记录”。因此，从质的方面来说，接收进馆的非遗口述档案应该是“对保护对象真实、全面、系统的记录”。
（二）工作目标中量的要求
量，即指接收进馆的非遗口述档案应尽可能地覆盖所有非遗项目。根据我国规划的“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保护工作体系”，以及“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档案工作原则，非遗口述档案收集量方面的要求，对具体的档案部门而言，应指接收进馆的非遗口述档案要尽可能地覆盖其所辖区域的所有非遗项目。
二、非遗口述档案的收集方式
由于非遗口述档案不是相关组织及个人在从事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因此基于非遗口述档案的特殊性，档案部门在开展非遗口述档案收集工作时一般有直接与间接两种方式。一是直接方式。就是档案部门通过组织实施采访计划，并将采访结果作为非遗口述档案纳入馆藏。二是间接方式。就是档案部门将其他组织或个人实施采访计划所获结果的原件或复制件，作为非遗口述档案征集入馆。比较这两种收集方式，前者的优势在于档案部门更容易对采访结果即非遗口述档案的质量进行控制，后者的优势则在于能够大量节省实施成本。
三、非遗口述档案收集工作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随着非遗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以及国家档案工作向公共事业转型的逐步推进，我国档案部门在非遗口述档案收集相关实践中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如2010年，国家档案局与新加坡国家档案馆达成合作意向，开始试点抢救和保护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截至目前，国家档案局已先后在云南、广西和新疆三个地区与新加坡国家档案馆联合举办了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培训班；2011年，《浙江档案》杂志社编撰出版了《伟人：浙江省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档案集萃》。但是总体来看，现有的实践情况与非遗口述档案收集工作目标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档案部门在非遗口述档案收集工作开展中还面临着以下四个方面的严峻挑战。
（一）非遗口述档案收集工作通常不受重视
一方面，外界环境对档案部门开展相关工作缺乏足够的支持；另一方面，档案部门内部对开展相关工作缺乏足够的投入，并且这两个方面很多时候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加强的。前者具体表现为：（1）迄今为止，档案部门一直被“排斥”在多部门协同合作的非遗保护联席工作机制之外，在官方颁布的有关非遗保护工作的正式文件中也从未提及“档案部门”。[1]（2）公众对档案部门“重官轻民”形象的传统认知未得到根本改变，而这种形象与代表草根文化的非遗有着天然的“隔阂”。[2]后者则具体表现为虽然目前有越来越多的档案部门开始开展非遗口述档案收集工作，但是总体来看，其相关工作的开展热情并不高，很多档案部门并没有将做好非遗口述档案工作纳入其应当承担的职责范围。而没有被纳入职责范围，往往也就意味档案部门内部不会安排专门的机构、人员和预算资金来支持相关工作的开展。
（二）非遗项目对口述记录具有巨大且刻不容缓的现实需求
一方面，作为有着五千年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家，中国拥有数量惊人的非遗宝藏。据初步统计，全国各地现存的非遗项目达87万项之巨；另一方面，我国的非遗有很大一部分源自农耕时代甚至是原始氏族时代，目前其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正在无可挽回地成为即将消失的历史。[3]而这些活态生存环境非常恶劣的非遗项目，其在世的传承人不仅数量稀少，而且大多年事已高。因此，若不立即对他们实施访谈并形成非遗口述档案，很多珍贵文化遗产便会随着传承人的离世而彻底失传。
（三）非遗口述记录的可靠性容易遭受质疑
“口述档案”概念自提出之日起，有关“口述记录是否属于档案”“口述档案概念是否成立”的争论就没有完全停止过，反对者其中重要的一项理由就是“口述记录信息的可靠性太低”。[4]而这个“可靠性太低”的结论又通常来自两个方面的质疑。一是对记录对象的质疑，即口述记录的对象是被访对象存于脑海中的记忆，这个记忆本身可能包含错误信息。二是对记录过程的质疑，即口述记录信息因记录过程中的问题，如访谈对象的选择不恰当，访谈提纲的设计不合理，访谈者的提问方式与语言选择不合适，被访对象存在心理戒备，访谈结果没有被如实记录等而与记录对象之间存在偏差。鉴于此，作为口述记录子概念的非遗口述档案，同样面临着可靠性容易遭受质疑的挑战。
（四）现有人才队伍远不能满足开展非遗口述档案收集工作的需要
无论是采取直接方式还是间接方式，或是两者相结合，档案部门现有的人才队伍都远不能满足开展非遗口述档案的需要。这种人才队伍的匮乏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绝对数量上，二是知识结构上。绝对数量上的匮乏，主要是相对于前文所提到的我国非遗项目基数庞大且对口述记录需求紧迫而言的；知识结构上的匮乏，则是因为非遗口述档案收集工作的开展，既需要优良的档案学专业素养，还需要对相关非遗项目有深刻的理解，以及同时具备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传播学、数字媒体技术等学科的知识与能力。[5]间接方式的采用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减轻对档案部门在访谈实施过程中的人力需求压力，但是它仍要求档案部门在具备上述跨学科知识和能力的基础上，对非遗口述档案征集控制实施有效的规划和质量控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间接方式的采用前提是档案部门以外的其他组织或个人实施访谈，且访谈结果符合非遗口述档案质量要求。虽然目前有很多研究机构或学者，尤其戏曲、音乐、电影、舞蹈、美术、口传文学等艺术领域的研究机构或学者，抑或社会团体，自发开展了直接方式的非z口述档案收集工作，但是由于访谈操作规范不统一，以及系统研究不深入等原因，其访谈结果质量并不能令人满意。[6]
四、非遗口述档案收集工作发展策略
同很多复杂的现象一样，档案部门非遗口述档案收集工作所面临的上述四个方面的挑战既是各自独立的，又同时存在一定的相互交织和相互加强的关系。基于前文对挑战的深入分析，笔者认为档案部门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全面推进非遗口述档案收集工作。
（一）就非遗口述档案收集工作的重要意义和紧迫性达成共识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因此推进非遗口述档案需要首先从思想建设开始，要通过思想建设，让内部工作人员对档案部门开展非遗口述档案收集工作的意义和紧迫性等基本问题达成共识。有关非遗口述档案工作收集的意义和紧迫性，前文已有相关谈论，在此不再赘述。
（二）运用现代政府的合作治理理念创新非遗口述档案收集工作方式
合作治理是公共管理领域发展的前沿理论，将其具体运用到非遗口述档案收集工作中，就是要通过创新性地构建“以档案部门为核心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多层次合作治理网络”的方式，来开展非遗口述档案收集工作。在这个合作治理网络中，包括非遗口述档案收集工作的组织者、出资者、实施者三种工作角色，其中组织者负责制定工作规划并对工作结果负责，出资者负责提供资金支持，实施者负责开展田野访谈。“以档案部门为核心”的含义就是档案部门要坚持承担组织者的角色。而“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多层次合作治理网络”的含义是，除了组织者以外，其他两个角色都尽量引入外部力量来承当，并由此形成多种合作模式并存的局面。
按照档案部门承担工作角色情况的不同，非遗口述档案收集工作方式主要有四种：一是三种角色都由档案部门承担，这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直接方式。二是档案部门作为组织者和出资者，外部力量作为实施者。三是档案部门作为组织者和实施者，外部力量作为出资者。四是档案部门仅作为组织者，出资者与实施者都是外部主体。第四种方式类似于前文提到的间接方式，但是它的含义更广。在间接方式中，档案部门的介入都是在口述记录采集完成之后。如表1所示。根据前文的分析，运用合作治理理念创新非遗口述档案收集工作方式，也是对档案部门“现有人才队伍远不能满足开展非遗口述档案收集工作需要”这一挑战的有效回应手段。
（三）按照项目运作与合作治理理念下的工作方式，进行工作机制与人才队伍建设
配套的工作机制与人才队伍建设是做好非遗口述档案收集工作的关键。在工作机制建设方面，一方面，要根据非遗口述档案收集工作的特点，建立项目运作机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以项目绩效为导向的评价激励机制；[7]另一方面，要建立社会资源引入机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激励与权利保障机制。比如，将非遗口述记录采集实务纳入档案科技立项的范围。
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对内要着重引进或培养综合素质高、沟通协调能力强、善于项目管理的专业工作人员；对外要重点与非遗项目保护单位、相关高校与研究机构、专业的非政府组织以及热心非遗的企业等建立战略伙伴关系，[8]除激励他们积极承担出资者与实施者的角色外，还要充分发挥外部专业力量在档案部门作为组织者时进行非遗档案收集工作规划、收集结果质量控制时的智力支持作用。
（四）以抢救性、科学性与人文关怀为工作原则指导实际工作开展，强化档案部门公共文化组织形象
所谓抢救性原则，就是要立即着手开展相关基础调研工作，了解行政区域内非遗项目的生存状况、建档情况，并根据调研结果确定工作对象的先后顺序以及收集方式。而科学性则体现在要以社会科学研究田野调查数据采集的方法作为参考，制定一套科学的项目流程与操作规范用于指导非遗口述档案收集工作的开展。最后，非遗口述档案是对与非遗传承相关主体的访谈结果，其工作对象是人，其工作内容是文化的探寻，因此，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必须将人文关怀贯穿其中，强化档案部门的公共文化组织形象。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层面的私人档案信息资源体系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2BtQ046）、北京市教委2015年度青年拔尖人才培育计划“北京市档案部门介入社会记忆建构的现状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Cit&tCD20150403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及参考文献：
[1]王巧玲，孙爱萍，陈文杰.档案部门参与非遗保护工作的优势与劣势分析[J].北京档案，2013（6）：11-13.
[2]王巧玲，谢永宪，孙爱萍，李晨.国家综合档案馆公众形象实证研究――基于北京地区的问卷调查[J].档案学通讯，2015（2）：16.
[3]曾平.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立场与核心理念――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学理解读[J].中华文化论坛，2011（3）：68-74.
[4]子志月.近三十年来我国口述档案研究综述[J].档案学通讯，2013（1）：12-15.
[5]白亮，毕伟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口述档案的建档过程研究[J].兰台世界，2015（34）：137-139.
非遗文化传承方案篇9
关键词：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2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3-0122-04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少数民族智慧的结晶，在其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近年来，关于我国少数民族非遗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民族学、教育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渗透与交叉性的研究居多。笔者检索了“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3个主要数据库2005—2013年的相关文献，其中，以篇名“少数民族非遗”共检索出文献135篇，分别在“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出120篇，在“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检索出12篇，在“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检索出3篇。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梳理和分析，本文围绕在研究中理论界比较关注的几个问题进行综述和简要评析，力图呈现理论界对该命题的研究状况及研究特点。
一、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概念界定
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概念，对其进行界定的学者不多。韩小兵将目前有关“少数民族非遗”的几种主要学理解释归纳概括为以下三类：一是“综合文化体系”说，主要指产生并流传于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的，与各少数民族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传的综合性文化体系；二是“表现手法特征”说，特指由少数民族创造的，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法，依靠特定民族、特定人的展示而存在的“活”的遗产；三是“公约定义套用”说，是“非遗”的下位概念，是指被各少数民族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1]。
上述三种说法中，“公约定义套用”说较为常用，即少数民族非遗是非遗的分支，在内涵与范围两方面与非遗的内在意蕴相同，而在其特征等方面更注重表现少数民族的特色与风格，是借助特定物质载体和表现形式所表现的该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信息利益。
二、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特征与价值
（一）少数民族非遗的特征研究
对于少数民族非遗的总体特征，覃志鹏指出，少数民族非遗在文化变迁与传承中显露自己特有的时代特征，具有现实生活性、民间地域性、以人为主要载体、生态性与濒危性等特征，这些特征要素互相关联，有机地存活于民族群体之中，体现了丰富久远的文化蕴涵[2]。韩小兵指出，少数民族非遗具有活态遗产性、民间传承性、环境依存性、口传身授性等非遗的一般特征，同时具有源生主体归属上的特殊性，即归属于相应的少数民族，而且与汉族非遗存在表象与特质差异，即在表现形态上更具有多样性，普遍具有异于主流文化的构成要素，具有更强的濒危性[3]。还有很多学者针对特定地域的少数民族非遗特征进行了研究，除具有共性以外，大多具有独特的地域特征。
（二）少数民族非遗的价值研究
对于少数民族非遗的价值，张世均从总体上指出，少数民族非遗在为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建立和谐社会、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价值；在丰富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容、体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多样性与民族的审美、艺术价值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文化价值；在科学认识与研究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科学价值；在民族旅游资源利用和旅游产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经济价值[4]。郭剑英，余晓萍从地域的角度指出，四川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非遗的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主要有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旅游价值[5]。
三、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与传承
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综合来看，主要集中于保护现状和保护措施两方面的研究。
（一）保护现状研究
近几年来，我国政府抢救和保护少数民族非遗方面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面临一些困境。汪立珍认为，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末，我国少数民族非遗挖掘保护工作隐藏着不足与缺憾：一是挖掘保护工作没有一个系统持续的计划，断裂现象十分严重；二是挖掘保护的方法、手段单一[6]。乌丙安指出，相对说来偏重于文化表现形式类遗产的保护，对民间传统的文化空间类遗产的有效保护有所忽略[7]。陈莉指出，虽然我们已开始着手对少数民族非遗进行保护，但还是有许多被改造成文化消费品，失去文化遗产的内在精神，进而在保护中走向消亡[8]。覃志鹏指出，我国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实践存在着许多问题：保护意识淡薄；不但保护主体缺乏统一性和协调性，而且不时出现单纯的保护文化碎片现象；竞争力在比较中呈现不断弱化的趋势；相关法制建设相对滞后[2]。
（二）保护措施研究
关于少数民族非遗保护措施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五个研究视角：
一是从总体上提出保护举措。祁庆富指出，存续“活态传承”是衡量非遗保护方式合理性的基本准则[9]。乌丙安认为，民俗文化空间是非遗保护的重中之重[7]。覃志鹏提出了树立保护意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逐步实现产业化等重要举措[2]。罗正副提出了对无文字民族非遗保护的思路和方案[10]。赵艳喜提出了非遗的整体性保护理念，即涵盖非遗本体、相关环境和人这三项要素，从历时性和共时性（时间向度和空间维度）对非遗进行的综合、立体、系统性保护[11]。张晓萍、李鑫基于文化空间理论的视角提出，传承与发展非遗的有效途径是符合时代特征的“动态保护”[12]。吴兴帜从文化生态区的理念出发，探寻了非遗保护与传承的道路，为非物质文化能够继续活态的、原真性的存续提供一种方法论视角[13]。韩成艳认为，非遗的保护必须落实在特定社区[14]。
二是从立法方面提出保护举措。祁庆富指出，立法是抢救与保护口头与非遗的根本措施[9]。黎明认为只有通过法律手段调整涉及少数民族非遗的社会关系，依法确立与制定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正确方向和措施，才能真正地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15]。王培新指出，我国少数民族非遗的法律保护应遵循拯救第一、分层次保护的原则[16]。高燕对少数民族非遗的自治立法进行了研究，指出自治立法应当坚持传统文化保护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平衡的立法价值取向，注重动态保护与静态保护的结合，根据自治层级和民族地区实际，科学合理选择立法模式，并加强与相关法律法规的协调、衔接[17]。周超指出，社区参与是非遗国际法保护的基本理念。还有一些学者针对特定地域少数民族非遗的法律保护提出了一些思路[18]。
三是从保护主体的视角提出针对传承人的保护举措。如今，依靠传承人进行非遗保护，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尹凌、余风指出，非遗传承人是完成非遗保护这一使命的重要文化因子，并针对目前传承人保护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从保护传承人到培养继承人这一创新思路[19]。郑土有指出，在非遗保护过程中，在对核心传承人进行重点保护的同时，还应该重视“群体”传承人的培养，而“群体”传承人培养的核心是儿童，在这方面日本的做法值得借鉴[20]。郎玉屏指出，传承人是少数民族非遗有效传承的首要因素，要增强少数民族青少年民族认同，使其愿意并欣然传承本民族的文化[21]。陈静梅、文永辉基于贵州的田野调查，提出了传承人的分类保护举措[22]。
四是从教育传承视角提出保护举措。汪立珍认为，把少数民族非遗纳入教育体系是保护、开发、传承少数民族非遗的重要手段与途径，并从教育思想、教学方式、教学内容等方面提出要特别注意的问题[6]。吴正彪指出，少数民族非遗要得到科学的传承与保护，民、汉双语教育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23]。普丽春也指出，学校教育是少数民族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并提出了一些具体观点[24]。张丽萍认为，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参与非遗教育传承，既是非遗传承的需要，也是高校职能体现的需要，并提出了几条高校加强教育传承的具体措施[25]。
五是从其他角度提出保护举措。一是数字化保护举措。蔡群，任荣喜、邱望标认为，采用数字化多媒体技术，如通过对文化遗产相关的文字、图像、声音、视频及三维数据信息进行数字化保存、组织和存储来实现对遗产的保护，可以实现对贵州非遗的快速有效地保护[26]。二是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保护举措。叶建芳认为，保护民族地区非遗是民族博物馆的主要职责与功能，应通过各种方式抢救、保护、创新和发展民族非遗[27]。李树林提出，民族地区图书馆应责无旁贷承担起保护非遗的使命，发挥自身优势，应用现代科技手段，普查采集、保存利用、传播展示非遗，实现人类民族文化遗产资源的共享。胡芸、顾永贵就如何做好民族民间非遗档案管理工作进行了讨论[28]。
四、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开发利用
少数民族非遗的开发利用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话题。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
（一）总体思路研究
陈廷亮认为，对少数民族的非遗资源的开发利用，只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十六字方针，适度合理进行开发利用，不但能使少数民族非遗产生经济效益，而且对其本身的活态保护与传承也大有裨益。并选择湘西、湖北少数民族非遗为例，强调指出，少数民族非遗的产业开发没有也不能是一个统一的模式，应该根据不同类别的非遗制定不同的开发模式[29]。
（二）旅游开发研究
对于旅游开发与非遗保护的关系研究，很多人认为旅游开发破坏了少数民族“非遗”的生态环境，也有人认为适度的旅游开发可以促进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肖曾艳认为，旅游开发可以促进遗产保护，遗产保护好后反过来可以提升旅游开发层次，从而形成旅游开发和遗产保护的良性互动[30]。周丽洁指出，非遗的保护已不再是静态的抢救与整理，并以湘西地区为个案说明以旅游为媒介，在尊重旅游者、旅游目的地民族成员意愿的原则下，文化重构是保护非遗行之有效的路径[31]。陈炜、杨曼华在剖析旅游开发与非遗保护关系的基础上，结合当前西部地区非遗旅游开发的实践，指出对非遗旅游开发进行适宜性评价是应时之需，符合各利益相关体的需要[32]。
对于非遗的旅游开发应采取保护性开发模式，这一点学者们都达成了共识。张博、程圩指出，实现文化旅游视野下的非遗的保护与开发，必须了解非遗的特性，并基于其特征分析，提出了非遗的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33]。黄继元指出，云南非遗旅游开发中存在过度开发、碎片式开发、孤立式开发等一系列问，必须采取“完善建立管理机制和政策法规监督体系”、“加强理论研究和科学规划”、“重视人这一核心载体的保护和提高”等一系列对策[34]。王汝辉以四川省理县桃坪羌寨为例，对非遗在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的特殊性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可持续利用的对策[35]。韩富贵在研究非遗保护传承和旅游资源开发的契合点基础上，探索性地提出了基于旅游资源开发的非遗生产性保护模式，即“专题展演”模式、“沿途文化生态保护区”模式、“主题公园”模式、“旅游纪念品开发生产”模式[36]。
（三）其他开发利用途径研究
在非遗其他开发利用途径的研究中，李昕认为，西部地区丰富的非遗是文化产业发展重要的文化资本，探索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的途径是极其重要[37]。王松华认为，在少数民族非遗保护利用过程中，通过产业化的手段寻求非遗在新的环境下传承与传播的市场空间，并借市场化的机会扩大规模与集聚资金，实现非遗存续与发展的良性循环[38]。谭志国以土家族为个案，针对非遗本身所具有的可位移性和可展示性的先决条件，提出了会展项目保护与开发这一新模式[39]。
五、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个案研究
近年来，也有很多学者分别选择一些个案进行了研究，一类集中在具体某个少数民族的非遗研究，一类集中在具体某一类型非遗的研究。在第一类研究中，学者们主要结合各个民族自身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非遗特点、类型进行研究，并在探讨其保护现状的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保护对策。在第二类研究中，主要采用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动态分析路径，将非遗进行民间工艺、民间美术、民间舞蹈、民间音乐、文化空间、民间文学等门类划分，选择其中的某一项具体个案，结合相关的田野调查，探讨该项非遗传承保护的现状、影响因素及变迁原因，并提出一些具体的保护和发展举措。
六、研究述评
从以上研究综述可以看出，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研究已经成为学界们关注的热门问题之一，而且其研究现状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从观点上来看，少数民族非遗是非遗的分支，在内涵与范围两方面与非遗的内在意蕴相同，但更注重表现少数民族的特色与风格。不论是哪一类少数民族非遗，都是有着生命力的活态文化，其保护不是要把它封闭在一个既往的历史时空点上，也并非是一种书斋里的历史研究或者仅仅给博物馆提供某种展品，而是文化建设系统工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要在既不改变其按内在规律自然衍变的生长过程，又不影响其未来发展方向的前提下，尽可能寻找开发式保护途径，而且要逐步构建起完善的保护体系。
2.从研究方法来看，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是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并存。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和传承是一个理论和实践意义都很强的论题，大多数学者能充分契合这一特点，既能广泛运用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和旅游学的相关理论开展研究，而且非常注重田野调查，并将理论运用于实践的指导。
3.从研究对象来看，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既有从宏观视角，以整个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与传承为研究对象；也有从微观视角选择具体某一个少数民族或是某一具体类型的少数民族非遗进行个案研究。
总之，目前我国关于少数民族非遗保护与开发的理论研究虽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与实践工作相比，相对概念化和程式化的研究还显得有些滞后，真正有创见的、富有开拓性的研究成果甚少。今后，我们应该密切关注实践，通过跨学科的互动与对话，拓宽视野，努力提炼出富有创新性的理论和方法，使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研究走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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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reviewofth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ofethnicminoritiesinChina
DenGXiao-yan1，2
（1South-CentralnationaliyUniversity，wuhan430074，China；2Hubeieconomycollege，wuhan430205，China）
非遗文化传承方案篇10
关键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体育；概念；法律保护
中图分类号：G80-054文章编号：1009-783X（2017）01-0132-05文献标志码：a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10月颁布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随之正式成为官方术语和操作概念，在人类文化遗产的范畴中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下文简称“体育非遗”）生动地呈现了各民族人民的生产习俗、生活风貌和，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人类社会的历史遗存，更是民族文化中丰厚的精神养料，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但长期以来，由于人为和非人为因素，世界各国体育非遗不断遭到损毁，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发展，这一现象愈演愈烈，尤其是在偏远落后的地区，一些体育非遗项目已经消失或濒临灭绝。学界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应时而兴、亟待解决的课题进行了探索，围绕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已非常丰硕。鉴于此，本文从概念与内涵、价值、保护、传承和发展5个方面对体育非遗研究进行梳理，以期为进一步推进相关研究建言献策。
1.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进展
1.1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与内涵的研究
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与内涵的探讨，学界基本遵循了一致的解释路径，认为体育非遗是“体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2个概念的交织，该类别文化遗产必须同时满足“体育”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要素；但基于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国内外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体育”概念与内涵的解读不尽相同，至今没有形成共识。体育非遗尚存在概念与内涵不清、类别归属不明的现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些具有体育属性的项目，例如维吾尔族达瓦孜、塔吉克族鹰舞等，其类别归属传统体育、杂技、民俗还是民族舞蹈难以准确定位。
李凤梅认为体育非遗可以理解为被某一区域人口或固定群体主要用于健身、娱乐、祭祀、竞技等目的所遗存的各种身体活动形式和知识，以及与之相关的实物、器具和文化空间。彭金城认为体育非遗是世代传承、体现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的形式及相对应的文化空间，包括传统体育技术、动作要领、表演艺术、文化精神等内容。实际上，体育非遗最核心的内涵不是外在的物质表现形式，而是文化持有者在表演和创作过程中含有的特殊内蕴和技艺。从承载主体“文化持有者”的角度来看，体育非遗是“活”的，因而对体育非遗概念与内涵的认识应该是动态的，它随着时间和实践的绵延不断诞生出新的内涵。
1.2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研究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主要包括文化价值、历史价值、精神价值、科学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目前，相关研究集中于文化价值、教育价值和经济价值等方面。孙健等以传统蹴鞠运动为研究对象，研究认为传统蹴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软实力”主要表现为文化的自信力与凝聚力、沟通力与协调力、传播力和感召力。李成银等认为，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主要在于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促进民族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马磊认为，河南省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民族传统体育历史价值独特、文化价值内涵丰富、文化传承的原生态性突出、现实意义重大。
通过整理相关资料可以看出，体育非遗价值研究正处于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中。第一，针对体育非遗价值的研究还处于较为分散的状态，尚未形成系统，研究时应当从多角度、不同层面，根据不同需求进行具体研究。第二，缺乏对体育非遗价值多样性与关联性的研究。在探讨体育非遗价值时，我们应该从主体和客体2方面加以考察，不仅要认真研究体育非遗本身，而且要认真地研究体育非遗背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
1.3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项艰巨复杂的文化工程，要求不同领域的学者和保护工作者结合自身专长，从不同的视角对其进行深入思考和探索。目前，体育非遗保护研究主要集中于保护主体、保护内容、保护方式、保护成效评价等方面。白晋湘针对体育非遗保护的有限性，从分级保护体系、法制保护机制、博物馆、数据库、文化持有者、文化空间等方面提出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万义认为体育非遗保护需摒弃“原生态体育”的保守理念，厘清保护对象与保护边界，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注重各生态系统间的动态平衡。张春燕从法律保护的视角对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体育非遗法律保护中存在的问题。袁育霞认为将武术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其保护与发展提供良机，并基于此提出武术的保护策略。
近年来，围绕体育非遗保护的研究非常活跃，部分学者力主“原生态”地保护体育非遗，这种“原汁原味、回归本源”的主张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因为所谓的“原生态”是相对而言的，刻意追求理想中绝对的“原生态”只会是劳而无益，必须以发展变迁的观点考察体育非遗的原生态、本真性。事实上，体育非遗保护的真谛不在于“原生态”“非物质”或是“物质”，而在于“非物质“物质”之间人的生活态度。
1.4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研究
体育非遗传承研究涉及传承项目、分布区域、历史渊源、基本内容、传承谱系、基本特征、濒危状况、主要价值等多个方面，主要集中于体育非遗传承现状、体育非遗传承原则、体育非遗传承制度和体育非遗传承路径。牛芳等以徽州嬉鱼灯活动为个案，对徽州民俗体育非遗传承特性、传承危机进行研究，提出相应的传承策略。张庆武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探讨华佗五禽戏传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认为应完善华佗五禽戏管理体制、增加经费投入、加强教育传承和传承人保护等。王书彦等从制度角度入手，对体育非遗传承人的认定存在申报审核制度难以规避地方不当利益、传承人评审标准模糊等问题进行探讨。
从以上对体育非遗传承的研究可以看出，学者们基本采用了“经世致用”为主导的学术研究范式。“经世致用”的宗旨在于密切关注社会问题，敢于面对社会问题，致力于济世安民。近年来，体育非遗的研究表现出尚实务实的特点，有效地促进了体育非遗传承工作的顺利进行，并根据非遗面临的困境进行了合理引导；但相关成果以定性研究为主，得出的结论难免带有主观性，对一些重点问题关注度不高，例如体育非遗的群体传承、教育传承等方面研究不够深人。
1.5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研究
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正确理解应是具有良好的造血功能，并具备自身的特色。具体来讲，就是要求文化持有者“向内求深度，向外求广度”，向内求深度是指要保持体育非遗自身的文化特质，寻求文化自觉，向外求发展是指开拓视野，不断学习和吸收先进的内容。目前，体育非遗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体育非遗发展现状、体育非遗发展诉求、体育非遗发展路径、体育非遗发展前景等方面。苏雄针对粤西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大教育投入、发挥媒体作用、保护民族传统体育环境等建议。杨建营等介绍了浙东内家拳发展概况，认为要厘清内家拳保护、传承与发展等环节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以使该系统工程的工作得到有序开展。郭玉成从传统武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文化发展等方面，总结相关研究成果，认为传统武术的发展应有别于西方体育，走“文化回归”的特色之路。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人们从不同视角对体育非遗发展进行了探析，为体育非遗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但此类研究多是理论上的应然性内容，与体育非遗运行实践中的实然尚有差距。第一，在体育非遗自身发展方面，研究人员没有充分尊重传承群体在内的大众自我选择，缺乏与他们展开有效的沟通，相关学术成果与传承群体、地方民众的认同度相差甚远，使体育非遗发展研究成为高级理论的低级运用。第二，缺少实证研究。“思考”“构想”和“建议”的思辨式研究偏多，基于田野调查的实证研究不足，尤其是细致入微的成功个案研究十分缺乏。
2.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综述
2.1国外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起步较早且脉络清晰
美国、欧洲、日本等在体育非遗领域的研究已有数十年的历史，历经多年发展，其理论体系与实践经验都较为成熟。相关体育非遗研究，主要来源于《国际博物馆》（museumintemational）、《国际遗产研究期刊》（internationalJournalofHeritageStudies）、《非物质遗产国际期刊》（internationalJournalofintanaibleHeritage）等。
在体育非遗理论的建构与探讨方面，美国起步较早，研究成果较为显著的机构包括史密森尼民俗和文化遗产中心、美国民俗中心、国家艺术赞助基金等。始于1967年从事传统知识及艺术的研究、展览与保护工作的史密森尼民俗节就是由前者举办，创立之初非常重视学术性研究和地域文化权利的体现。为方便文化持有者以自己的方式宣传独特的文化，史密森尼民俗节所有的体育非遗活动都安排在国家广场的草地上或临时搭建的舞台上，使得文化持有者和包括体育非遗学者在内的参观者在较为轻松的活动气氛中面对面直接交流。与文化持有者之间的平等对话，保证了访谈的高效，提升了研究者对体育非遗的认识深度。史密森尼民俗和文化遗产中心主任K.Richard认为，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实行中的分离和各自领域的分隔削弱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有效性。Rnettleford针对体育非遗迁移现象，分析在迁移中造成的遗产流失、衰亡原因，提出了相应的解决路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登录制度起源于欧洲，有关体育非遗理论保护与传承的经验性研究在欧洲也较为成熟。波恩大学、乌尔姆大学等高校尝试将体育非遗项目纳入学校体育活动，为体育非遗研究注入了活化剂。值得借鉴的是德国学者在研究体育非遗项目时，往往选择很小的事件和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然后就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探寻事物的发展规律。例如LKong教授从个案的实证出发，运用田野调查法从不同角度阐述文化全球化对体育非遗的危害，各民族应从自身实际出发，促使本民族文化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追根溯源，欧洲体育非遗保护与研究工作的成功得益于“文化遗产日”的设立。每年9月的第3个周末，40多个欧洲国家的居民举家出动，朝圣般地参观文化遗产，增强了民众保护体育非遗的意识。
经^数十年探索，日本等在体育非遗传承研究方面，已经形成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有日本学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在于重视传承人的技能本身，由于传统体育技能等具有“无形”特点而难以把握，因而传承人也被包括在无形文化遗产的范畴。学者m.Shimada认为，日本Soma-nomaoi（相马野马追）的成功传承主要得益于控制机制的规范化，在保护传承人、保存项目形式的同时对项目内容进行了必要的调整。
盘点国外体育非遗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1）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的建构与探讨；2）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的宣传与管理研究；3）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的历时性、建议性与反思性研究；4）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保护与传承的经验性研究。
2.2国内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逐渐成形但关注不够
随着体育文化的广泛传播和体育产业化进程的加速，体育越来越受到相关学科的广泛关注，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角审视传统体育随之成为中国体育研究的一个独特领域。目前，国内已有诸多学者从不同研究视角对体育非遗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从研究理论视角出发，例如社会学、人类学、艺术学、法律保护的角度；从研究层次上看，主要有宏观、中观和微观研究；从研究视角的维度，可以分为多维视角和单一视角等。根据具体问题，研究者通常会选择适宜的研究视角。
宏观层面的体育非遗研究是从全社会或整个国家的视角出发，以―些宏大的、整体的体育非遗理论问题为研究对象，强调包容性、概括性和整体性，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我国传统体育文化保护》、《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体育文化的传承》等，分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统体育文化之间的关系，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启示。也有学者尝试将民族传统体育发展、民俗体育文化的保护置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进行研究，例如《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我国少数民族民俗体育文化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的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王晓在其论文《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民族传统体育保护的若干思考》、牛爱军等在其论文《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思考――兼与王晓同志商榷》中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民族传统体育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类别归属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激发了广大学者对民族传统体育保护的关注。
中观层面的体育非遗研究一般是以局部区域、某一民族或某一项目群的体育非遗为研究对象，例如《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和发展》、《我国朝鲜族传统体育的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和《传统武术：我们最大宗最珍贵的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后者出自程大力教授之笔，是中国真正意义上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研究传统体育的开山之作，截至2016年3月6日，被引267次，在2682篇非物质文化遗产类核心期刊论文中被引频次稳居前三。中观研究是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两者之间联系的纽带，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宏观层面的体育非遗研究只有借助于中观研究，经过中间过渡才能在微观中得到良好体现；微观层面的体育非遗研究也必须经过中观验证，才能具有宏观推广的价值。
微观层面的体育非遗研究是以对某一项目、单个因素或最小体育非遗单位集合体进行的具体研究。研究者采用微观研究，其目的在于对具体的体育非遗项目进行更为详细的解析和定位，例如《灵的皈依与身的证验――河北永年县故城村梅花拳调查》、《维吾尔族传统体育项目达瓦孜的传承与变迁》等。或是通过个案进行细致翔实的研究，对某一个或多个典型案例进行描述、分析和反思，例如《农村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困境及其救赎――以盐城地区义丰龙舞及楼王莲湘为个案》等。由于微观研究的个案研究是针对具体的体育非遗问题，研究的代表性和解释力不足以成为行之有效的推广模式。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体育非遗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其一，从单一角度思考问题的研究居多，从整体上系统思考体育非遗问题的研究较少（例如，研究过程中将宏观研究、中观研究、微观研究三者融合，相互补益）；其二，历时性研究和建议性研究较为常见，反思性研究明显不足；其三，缺乏长期深入的田野调查和个案研究，难以把握相关项目的发展历程、社会结构和影响因素。
3.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展望
3.1完善田野调查方法，形成研究的时空张力
自英国现代人类学代表人物Haddon首次运用田野调查以来，该研究方法历经完善与规范，逐渐成为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重要调查方法。体育非遗研究借鉴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至今已取得一定成果，但对其理解和运用还不够深入。第一，研究人员在使用具体方法时对田野调查的共时性存在误读，把进入实地之前所整理的文献资料当成调查的参照，反复印证前人成果，缺少实地调查的探索发现。第二，部分学者将体育非遗田野调查研究的性质定位为定性研究，研究中使用的资料收集方式拘泥于定性方式，较少考虑到定量的方式（例如样本抽样调查等）。第三，部分研究的田野调查时间不足一个农业周期或牧业周期，难以真正了解一种文化现象。基于此，在资料收集和分析方面，广泛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范式；在调查研究的视角上，将宏观、中观与微观研究相结合，以确保调查对象的信度和效度；在田野调查过程中，要形成研究人员与调查对象之间的时空张力，切实保证研究的真实性。
3.2法律保护与教育传承并行，延伸实证研究广度
通过法律手段保护体育非遗是最为有效的保护方式，但国际上关于非遗保护方面的正规法律并不多见。我国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于2011年2月颁布，总体来看，体育非遗的法律保护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须待进一步完善。在法律保护过程中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问题所在，通过实证检验，揭示在体育非遗法律保护中各种内外因素对其产生不同影响的深层次原因和原理。体育非遗教育传承既是一种发展，又是一种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对培养年轻一代集体意识、文化认同、民族自尊等具有特殊优势，能引发人们对民族生存精神和生存智慧的再认识，被视为现代社会保护体育非遗的一种有效方式。要实现体育非遗教育传承的突围与跨越，就必须打破民间与学校文化主体间“身份有别”的观念，实现体育非遗资源对流，优化课堂的文化空间；因此，强化教育传承实证研究，把践中积累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具体实践，将是体育非遗研究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3.3扩展研究的主位视角，提高文化持有者参与度
体育非遗承载的主体是文化持有者，充分尊重文化持有者对自我文化的认同态度或真实情感是体育非遗保护与传承的“第―要义”。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政府、经营者和文化持有者之间的博弈关系使得处于弱势的文化持有者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话语权遭受剥夺，其主动参与度较低。而缺乏文化持有者的积极参与，所有体育非遗工作都会徒劳无功，因此，要扩展研究的主位视角，促进政府、经营者和文化持有者换位思考，满足体育非遗持有者的利益诉求，提高他们的参与度。首先，必须把体育非遗研究中受到冷落的文化持有者邀请回来，与他们展开有效的沟通，将体育非遗、发生情景和文化持有者构成一个动态系统进行研究；其次，尊重文化持有者的主人地位，逐步引导他们客观地看待自身传统和生活方式，传承体育文化精华；再次，借助政府和媒体的力量，宣传体育非遗的原真性文化内涵，树立文化持有者的民族自信心。
3.4阐释体育非遗本体理论，加强不同学科整合
体育非遗形式多样，内涵丰富，阐释体育非遗本体理论是学界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研究者应发掘已有研究优势，全面分析体育非遗的概念、内涵、特征、价值和分类体系，为构建体育非遗理论体系进行积极的探索。体育非遗研究涉及到体育学、文化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需要整合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整合。为保证多学科综合研究卓有成效，需做到以下3点：第一，鉴于不同学科拥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适用范围，多学科综合的体育非遗研究必须兼顾各学科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对相关学科进行融会贯通。第二，不能生搬硬套相关学科的研究结论，只有在不同学科的共同点上找到可以互补的前提，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多学科的有机整合。第三，跨学科研究中严谨对待每一条资料，充当使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基础资料得到相关学科的相互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