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关系学的概述篇1
概念模型的作用
概念模型是对某一领域信息高度抽象化的静态描述，它包括类、类关联和类属性等模型基本元素的定义，是进一步细化应用系统模型的基础。
1994年，国际标准化组织第215技术委员会提出了“卫生信息建模框架”。该框架说明了信息模型应当是由概念模型到逻辑模型，最后细化到物理模型。2002年美国CDC在“公共卫生概念数据模型”一文中提出信息模型可划分为主题域模型、类关系模型、概念数据模型、逻辑数据模型、数据库设计模型和物理数据库模型，它们分别处于上、中、下三个层级，这种层级关系与iSo提出的层级结构一致，只是美国CDC的层级划分更加细致。
因此，概念模型是连接高层模型和低层模型的桥梁和纽带。对于一个具体信息的开发过程而言，上层模型在某个领域内是高度抽象和概括的，它们不涉及过多的细节，独立于具体的信息系统;对整个领域的信息化建设都具有指导意义，它是信息标准化的基础。
公共卫生信息领域具有多领域跨学科的特点。概念模型提供了一个易于理解的公共卫生信息的整体框架，是公共卫生数据字典的基础框架。在概念模型的指导下，对公共卫生数据元的理解和应用变得更加方便和容易。因此，概念模型将为公共卫生信息系统的开发提供一个整体框架和数据应用指南。
在公共卫生信息领域内，该概念模型可以支持多个信息系统的开发，减少重复性工作，降低开发成本，加快系统的开发速度。在同一个概念模型指导下开发的多个系统间具有良好的一致性，同时也为系统间的数据交换与共享奠定良好基础。
概念模型的构建方法
对于一个具体系统而言，建立一个模型不是很困难，但建立一个抽象的元模型――概念模型则要困难得多。建立国家公共卫生概念模型需要经历从具体到抽象这样一个反复的过程。HL7（HealthLevel7）推荐的建立概念模型的技术路线与方法是从用例分析到信息分析，最后到建立概念信息模型。
类、类关联、类属性和数据类型是概念模型的重要组成部分。概念模型中的类属性同样具有较高的抽象性和一般性，发现这些属性也需要经过从具体实例分析――领域信息分析――概念信息模型分析这样一个抽象与泛化的过程。
我国公共卫生信息概念模型的构建主要是通过以下步骤实现的:
1.主题域的确定
信息是对于活动、活动关联方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抽象与描述。在公共卫生领域，参照美国CDC提出的公共卫生概念数据模型（pHCDm），将我国公共卫生划分为卫生相关活动、参与者、材料和位置4个主题域。其中卫生相关活动是卫生信息来源的主体，是四个主题域中最重要、最活跃的一个，而其余三个均为活动的关联方，位置说明活动发生的地点，参与者为活动的参与方如卫生服务的提供方或接受方，材料是活动中所涉及的物质，比如标本、菌株等等。这些构成了公共卫生信息概念模型的四个主题域。
2.类
具有相同属性的同类事物、概念组成类。以上四个主题域各为一类，每个主题域下又可以分成若干主类。以卫生相关活动为例，结合我国公共卫生信息的分类框架，可以将卫生相关活动抽象为四个主类――疾病预防控制、公共卫生服务、公共卫生管理及卫生监督。
3.类关联与属性设置
类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称为类关联，其作用在于使不同的类形成一个完整、联系的结构。在公共卫生信息概念模型的建模中，主要涉及父子类关联，关系关联和参与关联三种类关联。
父子类关联指的是每个类（主类或子类）下面还可以根据实际划分为若干更小的类。上位类（通称为父类）与下位类（通称为子类）关联称为父子类关联。很显然，子类对于父类的属性有继承的关系。
关系关联描述的是在同一主类内部各个类或者是实例之间的关联关系，如疾病预防控制主类的不同活动之间（疫情暴发与检测之间）的关系。
参与关联则是指不同主类的类之间发生的关系。例如疫情监测类（属于卫生相关活动主题域的某个类）与调查者（属于参与者主题域的某个类），或者与标本（属于材料主题域中的某个类）之间存在参与的关系等。
属性是对类以及类关联所具有的特性的描述，是描述类的特征的元数据，改变属性的值可以改变类的行为和外观。概念模型类属性设置应遵循HL7Rim所规范的属性格式及内容，在此基础上按照自身的需求精化、修饰属性，形成模型独特的属性。
4.概念模型的建模技术与方法
首先是应用UmL的用例分析方法进行业务分析。这是指对业务过程中所有参与元素的拆解、对比、描述、再定义与组合。然后在用例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泛化分析。即对各组成元素进行分析、判别、抽象，并归纳成不同的类。下图1为在卫生检测中的几个用例分析过程。图2为泛化与抽象过程。经过泛化与抽象，对卫生检测相关活动，可提炼出5个子类:申请、受理、检测、报告、质量控制。用例分析与泛化是公共卫生信息概念模型建模的重要阶段和技术，要应用于公共卫生信息概念模型建模的全过程中。
公共卫生概念模型框架与内容
我国公共卫生信息的概念模型包括了4个主题域及35个类。其核心为4个主题域（卫生相关活动，参与者、材料及位置）。在模型的建立中，公共卫生相关活动主题域及各级子类的确定采用了公共卫生信息分类框架的结果。作为模型，还对其他3个主题域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并增加了关联类的内容及对于类属性描述的要求。在这里要区分信息分类与模型之间的关系及区别。信息分类框架关心的是对信息的分类，确定信息所在的位置以便用户存放、查找及使用，因此并不涉及对于主题域、类之间的关联以及类属性的描述。而建立模型的目的是为了理解信息，描述信息。理解信息包括了解信息的来源（借助于信息框架）及关联，描述信息包括对数据元这个信息的基本单元属性及关联的描述，以便在统一的规范下查询、使用信息。
概念模型的应用
概念模型可以辅助系统设计者分析所需要采集的数据及属性，建立相应的逻辑数据模型（LogicalDatamodel），从而规范信息系统的建设。下面以伤害监测为例说明模型的应用。
公共关系学的概述篇2
一、关于公共关系学的定义
为了论述的方便，首先讲明我的观点。我认为，公共关系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上划分两个不同的概念：公共关系和公共关系学。公共关系作为一个大概念，既表示公共关系的活动与过程，也包括公共关系学的理论体系和学科本身。公共关系学作为一门学科，主要阐述其理论体系和基本特征。当然，公共关系和公共关系学并不是截然分开，而是一个完整事物的不同层面，是对于不同形态下的一种事物的不同表述而己。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我认为，公共关系作为一门边缘性、综合性的应用、交叉学科，公共关系学的定义概念的复杂性也是必然的。综合各种不同的学说，大致可以划分以下几大类：
第一，职能说。主要从公共关系的应用功能和作用来认识，阐述它的基本特征。在这一类观点中，比较有名的是哈罗博士所提出的定义：公共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管理职能。它帮助一个组织建立并保持与公众之间双向的交流、理解认可与合作；它参与处理各种问题与事件；它帮助管理部门及时了解公众舆论，并对之做出反应；它明确并强调管理部门为公众利益服务的责任；它作为社会变化趋势的监视系统，帮助管理部门及时掌握并有效地利用社会变化，保持与社会变化同步；它运用健全的、正当的传播技能和研究方法作为主要的工具。这样较为详尽的定义详细地说明了公共关系的主要功能和作用，有不少的学者也持这一观点。美国学者卡特利普和森特（Scottm.Cutilip&ailenCenter）同样认为：“公共关系是这样一种管理职能：它确定、建立和维持一个组织与决定其成败的各类公众之间的互益关系。”但是，在他们的定义中都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关于公共关系的“主体”的问题。后面再作论述。
第二，传播说。这类观点更多地是从公共关系的运作特点来考虑，侧重于公共关系的传播属性。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英国著名的公共关系学专家弗兰克。杰夫金斯（FranJefkins）和美国学者约翰。马斯顿（Jounmarston）。杰夫金斯认为：公共关系就是一个组织为了达到与它的公众之间相互了解的确定目标，而有计划地采用一切向内和向外的传播沟通方式的总和。马斯顿讲得更为坦率：公共关系就是运用有说服力的传播去影响重要的公众。这类定义强调的是公共关系的手段，把“传播”作为公共关系必不可少的一种工具。在我国，有大量的研究者持这种观点，从而与职能论者构成势均力敌的两大学派体系。
第三，其他学说。还有许多不同的学说，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对公共关系进行阐述。比较有名的有以下几种：咨询说。强调公共关系的决策、咨询功能，最有代表性的是国际公共关系协会于1978年发表的《墨西哥宣言》：“公共关系是一门艺术和社会科学。它分析趋势，预测后果，向机构领导人提供意见，履行一系列有计划的行动，以服务于本机构和公众的共同利益。关系说。比较有名的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资深公共关系专家希尔兹（H.L.Chils）他认为：公共关系是我们所从事的各种活动、所发生的各种关系的通称，这些活动与关系都是公众性的，并且都有其社会意义。另外，英国公共关系协会也有一种定义：公共关系的实施是一种积极的、有计划的以及持久的努力，以建立及维护一个机构与其公众之间的相互了解。这一类定义往往比较笼统、抽象，理论色彩浓厚。还有一种形象说。这是美国公共关系协会征询了2000多位公共关系专家的意见，从中选出了4种带有很浓的形象描写色彩的定义。
——公共关系是企业管理机构经过自我检讨与改进后，将其态度公诸社会，借以获得顾客、员工及社会的好感和了解的经常不断的工作。
——首先，公共关系是一个人或一个组织为获取大众之信任与好感借以迎合大众之兴趣而调整其政策与服务方针的一种经常不断的工作。其次，公共关系是对此种己调整的政策与服务方针加以说明，以获取大众了解与欢迎的一种工作。
——公共关系是一种技术此种技术在于激发大众对于任何一个人或一个组织的了解并产生信任。
——公共关系是工商管理机构用以测验大众态度、检查本企业的政策与服务方针是否得到大众了解与欢迎的一种职能。
当然，还有一些定义非常形象、直观，简洁明了，但只是解释公共关系的部分涵义，总体上不够全面和准确。比如：—公共关系就是促进善意。
——公共关系是信与爱的运动。
——公共关系就是争取对你有用的朋友。
——公共关系就是说服和左右社会大众的技术。
——公共关系就是讨公众喜欢。
基于对公共关系定义复杂性的认识，美国《公共关系季刊》详细罗列了公共关系的14个特征，便成为人们从事公共关系活动和理论研究的借鉴：
（1）公共关系是一个完整的职能，目的在于増进公司利益和达到其他整体目标；
（2）公共关系并不制定政策，但是可以帮助管理当局表白公司政策；
（3）对于受公司措施影响的人们，公共关系人员注意他们的印象与可能反应，重大的措施虽然表面上与公共关系无关，也应在出台前先向公共关系部门咨询；
（4）行动比空言有力，所有信誉都建立在行动而非语言文字之上，但如果要让他人知悉并了解公司的行动，就得借助于语言文字；
（5）公共关系虽然是管理部门的职责，却仍然有其明确的责任范围，如果要实行这种责任，就必须配备适当的预算及人员，至于所担负的任务必须限于公司公共关系范围以内的工作；
（6）公共关系人人有责，公共关系部门的最终目标是使人人了解传播对于良好的管理是必要而不可分割的；
（7）关于公司的形象是相对的，要依据某种公众对于公司的具体要求和兴趣而定，例如股东、金融界、教育家和舆论界，就会各有各的看法；
（8）人们经常根据不完全的证据形成对公司的印象，例如公司的名称，与某一位员工通信或偶然的会晤，虽然这些都是小事，但应尽力去注意为公司争取良好的印象；
（9）因为公司是在舆论所形成的环境下营运发展的，因此对于任何人士所具有的访问权利均应尊重；
（10）人们通常对于了解最少的事物感到厌恶、恐惧和猜疑，如果不提出理由并加以解释，人们就会自行想象，因此透露、传播资料信息不要吝惜；
（11）不可歪曲及夸大事实，公共关系的主旨在于陈述事实，以便他人对于公司能公平评估，引起公众兴趣，进而对他们发生影响；
（12）少做做得好，比多做做不好要强；
（13）在观念的领域中，要引起特别的注意，竞争非常激烈，公共关系的一项基本任务就是要引起别人对公司的好感和兴趣；
（14）公共关系艺术成分多于科学成分，这种艺术一定要以社会科学的崭新知识为基础，对于公众对象的组成及态度要做科学的评估，对于公司本身要有透彻的认识。
从以上的表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显著的特征：即公共关系的主体范畴集中于管理部门或公司等群体概念。也就是说，公共关系的活动范围不外乎两种基本的表现：管理部门的非营利性的公共关系活动（公益性质）和责任公司的盈利性公共关系活动。而营利性公共关系活动是主要的。这与公共关系在中国的表现不谋而合。随着公共关系在1980年代传入中国大陆，人们把公共关系划分为不同的部门范畴，形成一个个具体而细微的应用方法和手段，成为一些人手中的应用工具。为什么公共关系在中国会发生巨变？有许多深层次的原因。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既有社会的，也有个人的；既有意识形态、观念、体制的因素，还有文化传承、风俗、习惯等各种原因，是多种条件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不作具体阐述，仅从公共关系在中国的具体表现来说明应该怎样正确认识公共关系的本质和特征。
二、公共关系在中国的传播
现代公共关系活动进入中国大陆是在1980年代初，是在改革、开放的环境条件下从香港及海外传入中国大陆沿海的开放地区的。最初是在一些合资的宾馆、饭店设立专门的机构，由一些专门的人员组成，是作为一种经营管理的手段而存在的。所以，我认为，现代公共关系在中国一开始就己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关系。
1984年，国营企业广州白云山制药厂第一个设立了“公共关系部”，并且依据公共关系的一般规律，拿出当年产值的1%作为公共关系的预算开支，在当年就产生了巨大的效益。《经济日报》为此发表了题为《如虎添翼一记广州白云山制药厂的公共关系工作》的通讯，并配发了社论《认真研究社会主义公共关系》，这是全国性媒体首次发表有关公共关系的专题社论和通讯报道。随后，公共关系开始在中国大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蓬勃发展。总的来讲，现代公共关系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大致分这样几个阶段：
（1）起步阶段：1980～1986年。1980年《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颁布，开始设立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现代公共关系开始传入中国大陆。主要表现在1984年开始的广州白云山制药厂的公共关系活动；1985年翻译出版美国的《有效公共关系》著作；1985年博雅公司与中国新闻发展公司签订协议外贸企业境外公共关系服务，促使中国环球公共关系公司成立；直至1986年11月6日中国第一家公共关系协会一上海公共关系协会成立。
（2）发展阶段：1987～1989年。这一时期，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公共关系从理论研究到实践活动形成一股强劲的“公关潮。具体表现在1987年6月中国公共关系协会成立；1989年中央电视台播出《公共关系浅说》专题片、中央领导关于公共关系的重要讲话、公共关系专业报纸和刊物的创刊、电视连续剧《公关小姐》的播出以及各种公共关系的培训、调查和实践活动。这一时期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企业公共关系活动的开展，许多知名品牌借助公共关系手段树立形象，扩大影响，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度过了创业的第一个阶段。
（3）规范阶段：1990～1993年。这一时期，公共关系的热度开始降温。公共关系的实践活动停滞不前，另一方面关于公共关系的理论研究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因为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不可能长久的发展。这一阶段最重要的事件是中国公关界分别在1990、1991和1992年围绕“公共关系与社会发展”、“公共关系与改革开放”和“公共关系与经济建设”三个主题进行的理论研究和探讨。相应的，1993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始开设公共关系学课程，从而使更多的人从理论的层面辨别公共关系的真伪，淘汰假公共关系、伪公共关系，使公共关系真正成为一门科学的理论和有效的实践活动。
（4）完善阶段：从1994年开始，公共关系走上了一条相对稳定、规范、系统和创新的道路。首先，公共关系的教育开始向正规化、多层次发展。1994年，教育部正式批准广东中山大学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招收公共关系方向硕士研究生，从而使我国的公共关系教育从普及公共关系教育、职业公共关系教育和专业公共关系教育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网络体系。其次，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人事部把公共关系纳入职业序列，并制定行业准入制度，从而使公共关系的培训、上岗正规化、职业化。第三，随着《中国公共关系职业道德准则》确立，对于公共关系从业人员的规范和公共关系自身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在最近几年随着公共关系策划的发展和企业企业识别系统）的导入以及“全员pR”的实行，公共关系在中国正在逐渐的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三、正确认识和看待公共关系
究竟什么是公共关系？我们在前面己经作了简单的论述。国内的许多教科书也给出了许多不同的定义，我们不再赘述。我认为，公共关系就是个体或组织为了一定的目的通过不同的方式、方法与相关公众对象进行沟通和协调的行为和过程。基于这样的认识，对于公共关系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和认识。
（一）关于公共关系的本质
我认为公共关系既是一种活动，同时它还是一门学科。活动是它的本性，是基础，学科可以在活动的基础上丰富、发展和提高。公共关系的活动和学科建设应该是一个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整体。
（二）关于公共关系的主体
在大多数公共关系学著作和从事公共关系学研究人员的认识中，公共关系的主体是组织，是一个群体。特别是中国的公共关系学研究人员，从一开始就把公共关系界定为一种组织行为。虽然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和主客观条件的影响下，这样的认识并不能说是错误的，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这样的认识就显得越来越不全面。在1980年代的中国，刚刚从十年动乱中走出，刚刚迈出改革开放的步伐。无论社会的、个人的，无论客观的、主观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集体”既是一种象征，也是一种表现，个体或个人是少有的，甚至是不允许的。在这样的状况下，公共关系作为群体的行为也仅仅是在实践和时间的检验中逐渐取得认可，把它作为个体的或者个人的行为无论是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都是行不通的。但是，当历史的进程把个体与群体放在同样的位置的时候，我们的大多数研究者还是故步在旧有的圈子里，不思进取、不想突破，这是一种极大的悲哀，也是和与时俱进的精神背道而驰的行径。在现代，无论是生活中，还是社会上，个体或个人行为己经作为一种现象客观存在。而且《宪法》己经明文规定：个人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个人的权利受到保护。同时，随着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个体或个人行为在社会和公众的生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我们己经无法把他们的行为排除在公共关系行为之外。所以，我个人认为，把公共关系的主体界定为组织与个体（个人）是合适的，必要的。
（三）关于公共关系的对象
公共关系的活动对象，对应它的主体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会说是相应的公众。这种看法不错。但是我同样认为，这种认识不全面。因为我们把公共关系的行为主体界定为组织和个体，那么就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既有行为人，也包括客观存在。也就是说，它可以是活动的、有生命力的活体也可以是观念的、客观存在的思想或意识体现。基于这样的认识，那么它的相关对象就不能仅仅囿于活性的群体或个体而应该包括固态的对象或相应的个体。如果是这样的认识，那么公共关系就会成为一种无所不能、无所不容、无处不在的表现，相应的，学习它、运用它，就会成为一种必然，一种必需。公共关系的发展也就无所谓高潮与低谷可言。
（四）关于公共关系学的定义
在这里，公共关系的主体是“组织或个体”，这样就包括了所有可能的主体行为对象，无论是个体的或群体的。公共关系的客体是“相应的公众对象”，在这里，“对象”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个体的人，二是指个体和多项的固体物象。也就是说它包含了客观存在的方方面面。在公共关系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传播”，即联系“主体”与“客体”的纽带，或者说是方式、方法。我把传播的手段界定为“沟通和协调的行为与过程”，也是具有多重的含义。“沟通与协调”是一组概念，“行为与过程”是一组概念，“沟通与协调”和“行为与过程”又构成一组概念。这几组不同的概念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多重的含义。
（五）关于公共关系的特征
要说明公共关系的特征，首先必须明确它的要素。对于公共关系的要素，大家一般没有太多的分歧，从构成公共关系学的定义出发，公共关系的“主体”（实施者）、“客体”（对象）和“传播”（方式方法）构成了公共关系的“三要素”。这三者在公共关系中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一个整体，缺一不可。但是对于中间环节的“传播”我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首先，“传播’的概念不太准确。虽然现在“传播学”也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但是把它作为连接“主体”与“客体”的中间环节，其本身的内涵还是有些狭窄。因为传播仅仅说明了一种方式、方法或手段，而没有说明它本身的联系的作用。其次，传播的指向意义明确，它是一种单项的传导，对于公共关系而言，依据卡特利普与森特传统的“双向对称”理论，公共关系的最重要的特征应该是双向的对等的原则，传播的指向意义很容易产生歧义。所以，我认为，应该把公共关系的中间环节用一个含意更为明确的词语来代替，我把它定义为“媒介”。因为媒介是使双方发生关系的人或事物，它既能说明在公共关系中的连接、纽带作用，本身又成为一种方式或方法，同时又不具有任何的指向意义，是一种中性的表现，因而也显现客观与公正。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认为公共关系的基本特征应该是这样一些内容：
（1）公共关系是一种状态。这是从公共关系的静态表现形式来讲的。也就是公共关系的理论形态与实践的理论概述。良好的公共关系状态是开展公共关系活动的必要条件，相反，不良的公共关系状态就需要调整，需要改善各方面的关系。
（2）公共关系是一种活动（行为）。这是从公共关系的日常活动或具体的公共关系实践而言的。对于公共关系来讲，它的实际的意义，或者说现实的意义就表现在它是一种活动。因为任何理论不与实践相结合，不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都只能是空洞的、无用的理论。公共关系的实际作用就在于它一方面表现出理论的状态，一方面又是可以操作、可以运用的活动，这种兼备的特征是其他理论、学科体系很少具备的。
（3）公共关系是一种交叉。这里面既有它在理论层面的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也有在实践活动中的与其它行为、活动的交叉。首先从理论上讲，公共关系学与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学科、人文科学学科和自然科学学科交叉。这一方面是由于它自身的学科本性决定，因为直到目前，关于公共关系学的来源和归属至少有四种倾向：一是归属于经济管理的范畴；二是归属于市场营销的范畴；三是归属于大众传播的范畴；四是归属于关系学的范畴。其它还有归属于新闻学、管理学、政治学等范畴，不一而足。这种繁杂的学科体系的融汇构成了公共关系学的交叉的显著特征。其次从实践上讲，公共关系作为一种现实的活动，它离不开其它活动的基础。无论公共关系活动如何开展，它首先必须与传播、宣传发生联系。随着公共关系活动的深入，新闻、组织行为、广告、人际关系、展览、消费心理等一系列的行为必然与之发生联系，所以它的交叉性无处不在，从而构成一个综合性的、完整的应用体系。
（六）正确认识公共关系的发展
公共关系是一种新兴的学科，也是一种朝阳的产业，在中国公共关系的发展大有前途。首先，中国市场经济的确立为公共关系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公共关系也能为市场经济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其次，国家的政策法规、宽松环境也必将为公共关系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公共关系可以充分展示自身的优势，在自由自在的环境条件下发挥巨大的作用。其三，社会需要公共关系。无论从文化的需求还是从个人、社会的需要，公共关系都能从不同层面满足多种需要，这都为公共关系的发展构建了巨大的空间。
（七）公共关系的理性思考
公共关系学的概述篇3
abstract:Combiningwiththecurrentdevelopmentofpolicymarketingathomeandabroad,westudiedthepolicy,publicpolicymarketinganditsstrategymode.First,weintroducetheconceptofpolice,secondly,weconcludethedevelopmentofpublicpolicymarketing,atlast,weconcludethepublicpolicymarketingstrategy.
关键词：政策；政策营销；政策营销策略
Keywords:policy；publicpolicymarketing；publicpolicymarketingstrategy
中图分类号：F7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11-0160-02
0引言
本文对政策营销策略的研究是以政策概念界定、政策营销概念界定、政策营销策略以及市场营销的相关知识基础上，所以文献综述主要分为政策概念界定、政策营销概念界定、政策营销策略等三个方面。
1政策概念综述
1.1国际上对于政策概念的界定[1]西方学者关于政策的界定各有侧重，大体上包含以下几种含义：其一，政策是政策权威者所制定的某种计划或规划；其二，政策是这种计划或规划所引发的权威者的真正行动或行为的动态过程；其三，这种行动或行为包含作为和不作为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其四，无论静态上的，还是动态上的，或是作为、不作为的政策均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方向性；其五，政策是对社会所作的权威性价值分配。
1.2我国学者对于政策概念的界定[2]我国学者与西方学者不同，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揭示政策的含义，同时在政策主体上强调了国家政策和政党政策。我国学者认为，对政策进行科学界定，必须具备四个基本要素，即政策主体、政策的适用范围、政策目标和政策属性。政策主体即由谁制定的政策。政策的适用范围即政策在什么时间和空间范围内适用。政策的目标即为什么要制定政策。政策的属性即政策的外在实现形式。
2政策营销发展及概念综述
2.1市场营销及政策营销的发展[3]早在古希腊时代，营销就已经存在人类社会，1900年代的德国和美国的大学学院就有学者从事营销研究，随着大众传播科技的不断创新，1950年代后期开始，营销专业在美国蓬勃发挥，之后借由跨国公司将整个世界带入营销的年代。Levitt于1960年提出营销的概念，阐述顾客需求对于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性，营销的先驱学者mcCarthy提出所谓的4p营销组合，亦即公司生产出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制定出符合产品价值的价格，透过有效的经销通路，并辅以适当的促销推广活动。
不同于美国学者的意见，澳洲学者Dann等人认为，现代市场营销概念起源于1900年代，其演进则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1900至1930年代的生产概念时期，1920年代开始的产品概念时期，1930年代开始的销售概念时期，以及起始于1950年代初期以来的营销概念时期。此外，荷兰学者Buurma则指出，自1990年代开始，欧洲国家逐渐正视公民消费者概念的重要性，而且运用营销工具与策略规划，以便于将公共政策推销给社会大众。
1970年的美国营销协会年会颁授1969年最佳论文奖给philipKotler和SidneyLevy，他们所撰写的《营销概念扩大化》一文将营销概念推广到非营利事业营销有着重要贡献，他们认为市场营销交换活动的概念，可以扩及到社会营销、教育营销、健康营销、文化营销（博物馆和表演艺术）、以及宗教营销等不同的领域。
政府部门因为有公众接触的需要，营销概念的扩展很快就得到实务上的回响，先是选举竞争中的候选人营销，到后来政府的政策营销，公共政策决策时正当性的形塑，以及执行时民众顺服的获取，营销专业都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在中国，由于发展历程短，政策营销仍有很多不成熟的方面，缺乏营销观念、营销效率低下等，都是需要面对的问题。现在国内已经开始逐渐注重营销策略的研究与应用，不可否认，中国的政策营销思想才刚刚起步。作为辅助非营利组织成长和发展的关键因素，我国的非营利组织需结合自身特点，创造适合自身的营销模式。
2.2政策营销概念的界定[4]基于市场营销概念扩大化的基础，荷兰学者Buurma将公共组织所运用的营销分为四种模型，他认为只有第四种类型才是所谓的政策营销：
第一种类型：营销是透过公共财货和服务的进入市场环境，市场化概念可以将公共部门的活动转移私部门，其目的在于降低价格，而且使得品质更能符合顾客的需求，政府许多外包个案，希望提升政府服务的效率，让顾客满意，广义来说都可以算是某种政策营销的作为。
第二种类型：营销有助于促销区域性的公共组织，这是一种以区域为传播单位的营销行为。例如许多都会地区所时兴的城市营销（citymarketing）。
第三种类型：营销是公共组织与非营利组织可以透过营销以增进己身利益。例如Burton就提出利害关系人营销的概念，在市场与社会的支持之下，确保其存续的利益。
第四种类型：营销则是为达成政治目的而运用营销工具以实现政策目标，Buurma认为，这才是公共政策营销所欲实现的目标。
最终，Buurma给出的政策营销的定义为[5]：政策营销就是政府通过开发和提供可以让公众接受的政策手段，以及特定的社会行为，从而使政府以及公众双方的目标同时得以实现的规划和执行过程的总和。
3政策营销模式及策略综述
3.1政策营销模式[6]针对公共政策行销的理论模式，美国学者Crompton和Lamb以及Coffman、alman和petkus、Burton，乃至于英国学者Chapman和Cowdell的《公共部门营销管理》，以及Kotler和Lee的《公共部门营销计划纲要》，都曾经提出相关的模式，此外还有国内学者吴定、林洁瑜的策略性营销过程模式、以及苏伟业的政策营销模式，以及仅针对国外学者理论模式论述如下：策略营销学者Crompton和Lamb提出《策略营销规划过程》之策略营销模式，强调从环境分析开始，再进入需求评估、任务、目标、策略、行动方案、执行、行动评估、乃至于修订回馈之系统性营销程序。在Snavely的政策营销模式内，与顾客标的相关的六大要素包括：服务、成本、倡导与告知、人力资源、合法权威、以及政策分析，公共政策的制定必然受到压力团体的游说、以及社会一般民众和选民的监督制约，而政治行动者的互动环境则是当时的政治环境、人口/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以及技术/实际环境。alman和petkus在探讨环境政策发展时，提出以利害关系人为基础的营销过程，该模式从政策问题的界定开始，咨询参与吸纳、方案的规划与评估、公听会、决策沟通引导、政策执行、检测与修正、乃至于回馈到政策的再设计。
此外，Chapman和Cowdell的所谓《公共部门营销管理》，则包括情景与多元市场、分析、策略、评估、以及组织学习循环的回馈等五个阶段；除了顾及政治、经济、社会各个层面的政策系统环境外，还有持续循环回馈的动态过程之营销管理流程设计。而Kotler和Lee所提出非常具体的《公共部门营销计划纲要》，则是包括：情景分析、政策目标、标的群体、定位、影响标的群体的营销组合、评估计划、预算、以及执行计划。
在实际运用中，政策营销的模式还可采用以下步骤进行：分析需求并将政治需求可视化；构建基准制度系统；共享信息；号召以实际行动来实现需要的政策；检测与反馈。
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论述以上模式差异的话，可以发现其间还是有其共同点存在，也就是：政策制定过程；营销组合要素；以及利害关系人分析的重要性。事实上，营销应该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才能够“见树又见林”，原因在于见树不见林会因小失大，而见林不见树则容易见大失小。因此无论是何者，对于问题的处理和决策的制订，都有以偏概全或断章取义的弊端，而可能抵消掉良法美意和政策营销的成效。而要建构出任何一个模式都必须面对宏观和微观层面有时两者难以兼得之困境，要克服这样的困境就必须“以客为尊”，从公共利益出发，从公众的角度看待政策产品，并善用政策营销的策略，以达成政策的目标。
3.2政策营销策略[7]如同营销的理论概念一样，公共政策营销的策略组合也取经于市场营销策略，国外学者对于营销和公共部门与政策的营销策略整理如表1。
在国内学者方面，丘昌泰、余致力等人特别指出，伙伴（partnership）和政策（policy）也是政策营销的核心。陈敦源则提出公共部门在推动政策营销工作应该要问的五个问题之策略思考框架，分别是：有意义吗？谁关心呢？；资源在哪里？；目标是谁？；内容是什么？；以及如何评估？。值得作为解释为什么需要进行公共政策营销的思考。
如表2的政策营销五问与营销策略应用对照表所示，不同的政策营销策略其实都可以适用于公共政策营销五问的思考框架。
参考文献：
[1][2]刘庆龙．中国社会政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
公共关系学的概述篇4
它有自己特定的涵义、相对独立的对象和研究范围，以及比较完整的体系。研究这些，对于推动会计公共关系学的学科建设与指导会计公共关系活动的顺利开展，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一、会计公共关系学的涵义会计公共关系学如何界定，这是该学科研究首先要解决的。根据作者掌握的现有资料，曾有少数专家学者在一些中提到过该学科，比如于玉林教授在《会计结构论》、《会计基础理论概论》、《会计基础理论研究》、《大会计学概论》等著作中多次提到过“会计公关学”，但对于如何明确界定其涵义，则论述者寥寥无几。为了准确把握其深刻内涵，我们先来这几个为数不多的论述。
于玉林教授主编的《现代会计百科辞典》认为：“会计公共关系学，简称会计公关学，是研究会计公关的产生与发展、理论和原则，公关手段和公关策略及其运用，以及地组织会计公关活动的一门科学。”在其主编的《大会计学概论》中再次指出：“会计公关学，是研究会计公关活动的一门应用科学。它要研究会计公关的产生与发展、理论和原则、手段和策略及其运用，以及科学地组织会计公关活动”。
对于以上论述，作者认为于玉林教授已经表述得很全面，但仍有继续研究的必要。对于一个学科来说，与相关学科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其研究对象的不同。科学学原理认为，任何一门科学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探索的领域。某一个新学科能否形成，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应有本学科特定的研究对象。毛泽东同志认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对于会计公共关系学来说，其研究对象就是会计公共关系领域中客观存在的某种特殊矛盾。这种特殊矛盾，也就是组织在开展会计公共关系活动时所应遵循的客观规律和主观指导规律。因此，会计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会计公共关系活动及其规律。至于会计公共关系活动的具体内容，如理论和原则、手段和策略等，本着定义应精炼、简洁的原则，不宜把它们放进定义的表述中。应当说，会计公共关系学作为会计学与公共关系学相交叉而形成的一门边缘科学，具有公共关系学应用学科和会计学分支学科的双重属性。它是应用于会计领域的公共关系学，同时又是从公共关系学角度来研究的会计学。所以，会计公共关系学可以表述为：会计公共关系学是研究会计公共关系活动及其规律的一门会计分支学科。
二、会计公共关系学的研究范围
会计公共关系学的研究范围，与其研究对象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前已述及，会计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对象是会计公共关系活动及其规律，对它的研究一般可以从理论、应用和三个方面来展开。因此，会计公共关系学的研究范围，通常可以分为理论、应用和历史三大部分。
1.会计公共关系学的理论部分。这一部分着重从逻辑上直接阐述会计公共关系的本质、特点及其客观规律。一般划分为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两部分。基础理论主要包括会计公共关系学的概念、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研究意义、理论基础等内容：应用理论主要包括会计公共关系的分类、目标、原则、规范、方法、程序等内容。
2.会计公共关系学的应用部分。这一部分着重从具体实践的侧面，探讨和说明会计公共关系学的理论在实践活动中的具体运用及其主观指导规律。一般可以分为组织内部会计公共关系和组织外部会计公共关系两部分。组织内部会计公共关系主要研究会计公共关系主体在开展会计公共关系活动，处理与组织领导人、相关职能部门、职工等内部会计公众关系时采取的各种会计公关方法与技巧等；组织外部会计公共关系主要研究会计公共关系主体在处理与投资者、债权人、政府机关、客户等外部会计公众关系时采取的原则、方法、途径等。在应用部分，适当的会计公共关系案例，对于规律、指导实践也是十分必要的。
3.会计公共关系学的历史部分。这一部分着重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和分析会计公共关系实践及其理论的起源、产生与发展的整个历史演进过程及其发展规律。
三、会计公共关系学的理论体系
会计公共关系学的理论体系，是指会计公共关系学内容的构成部分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会计公共关系学的理论体系与它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会计公共关系学的理论体系，作者大体上可以作出以下构想：
1.会计公共关系学原理。它主要研究会计公共关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等。它在整个理论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概括性、抽象性最强。
2.公共关系学实务。它主要会计公共关系学原理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及其。会计公共关系学作为一种实践性、性很强的学科，其实务部分来自于实践，又直接用于指导实践。它在整个体系中处于关键地位，如果会计公共关系学不能用于指导实践，将失去它存在的意义。
3.会计公共关系史。它主要研究会计公共关系实践发展史、理论发展史及其发展规律。它为会计公共关系学的研究提供了时间维度的思考。研究历史，过去，是为了以史为鉴，可以更好地指导现在、规划未来，它对于会计公共关系学原理和实务研究的借鉴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以上简单勾画了会计公共关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虽然这三个构成部分都可以相对独立存在，但同时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会计公共关系学原理，对于会计公共关系学实务来说，是一种指导关系；会计公共关系学实务，对于会计公共关系学原理来说，则是一种应用关系。会计公共关系发展史，与会计公共关系学原理和实务之间，是一种总结与借鉴的关系。对于任何一门学科，研究其发展史，必将对其原理和实务的发展与完善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会计公共关系学的研究也不例外。
四、会计公共关系学的学科性质
会计公共关系学的学科性质，是指会计公共关系学作为一门，具有的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基本特征。由于会计公共关系学是会计学与公共关系学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一门新兴科学，同时它还吸纳了学、管、传播学、行为学、市场学、广告学、心理学、学等许多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乃至科学的知识，因此具有交叉性、边缘性、综合性与应用性等特征。但会计公共关系学并不是上述相关学科的大杂烩，而是在综合相关学科研究成果和的基础上，重新构建的、具有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的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只不过从会计公共关系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紧密程度来看，它与会计学和公共关系学的关系最为紧密，相通的成分更多一些。因此，从其学科性质来看，它同时具有公共关系学应用学科和会计学分支学科的双重属性。它是应用于会计领域的公共关系学，同时又是从公共关系学角度来研究的会计学。
公共关系学的概述篇5
关键词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宪法原则、格式化修辞
一、引言
如果要把中国宪法的根本原则概括为一个固定的格式或定则（formula）的话，那么，我认为这个公式应该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而不是像多数宪法学教科书所说的，是什么人权、法治、民主，等等。宪法是关于国家之内主权的分配与运用的规则。在当代中国，最终的主权属于人民，而人民是通过共产党的代表作用和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作用得以组织化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表达的是中国人民的主权组织化、定型化的第一原则。
宪法序言有三处分别以两种修辞格式明确地指涉这个原则或事实：
一、“一九四九年，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
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取得的。www.133229.com”
三、“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前两处语言格式完全一样——“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也都是对历史事实的陈述。后一处语言格式不同，“中国各族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由一个介词短语“在......领导下”连接，是一个以人民的名义作出的宣示或决断。不管是作为陈述还是作为规范的语言格式，上述两个格式都有瑕疵，作者建议修改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作为规范，最严整的界定是宪法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里，虽然没有明确提到中国共产党，但是对无产阶级专政或其中国版本“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稍有常识的人都明白，这意味着共产党的领导权，因为共产党是领导阶级——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bruceackerman教授认为，美国宪法的历史就是“我们人民”不断被诠释的历史[1]。套用他的说法，我则要说，中国当代的宪法史乃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演化史。概括地说，这个公式的形成过程分为以下几个知识步骤：通过阶级区分，“中国人民”的概念被解构、重构，形成了“人民——敌人（反动派）”的两分法，使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得以正当化；“人民”在不同时期被不断地重新界定，赋予新的内涵，直至人、公民、阶级三个概念的内涵同时被注入人民的概念；代表概念被赋予双重定义，既指向共产党对人民的代表，也指向人民代表大会。
和美国宪法的公式不同的是，中国宪法公式多了一个主体“中国共产党”和一个介词短语“在......领导下”。这就使中国宪法原则区别于西方国家的宪法原则，使得阐释更加复杂和困难。法学家们没有把“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放在一个公式中认真地分析，要么仅仅从“人民——主权者”出发，套用西方宪法学的原则和公式，从而给读者提供一幅歪曲的、不真实的宪法图景；要么忽视人民的主权，提供一套完全没有权利意味的语汇和分析框架。从纯粹学术的角度说，二者都是不负责任的学风。中国的宪法学者有义务对中国宪法的根本原则贡献出一种既真实又合理的表述和解释，这是建构中国宪法学体系的基础。
二、中国宪法的根本原则是什么？
我对中国宪法的原则的概括，建立在戴雪的宪法观念之上。戴雪为了划定宪法学的研究对象，厘清英国宪法的基本原则，对“宪法”做了这样的定义：“宪法，就这个词在英国的用法而言，看来包括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国家内主权权力的分配和运用的全部规则”[2]。我认为这是宪法的最基本的含义，适用于中国宪法的研究。什么是中国国内主权的分配和运用规则呢？象任何一个共和国的情形一样，主权离不开人民，在机构意义上离不开代议机构。和自由主义国家不同，中国存在一个基本的权力事实——共产党的领导权。因此，不管是描述中国的主权权力分配与运用，还是规范地建构中国的主权结构，任何一种格式化修辞的设想都必须综合“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这两个要素，必须能够实现中国人民的组织化，只有组织化的人民才成其为主权者。
无疑，只有“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个公式才能有效地实现上述两个目标。在描述的意义上，“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能最准确地概括中国的政治统一性和具体社会一般秩序的整体状态，即统治与服从的关系，能最真实地表示使中国这个政治统一体不断形成、不断被创造的力量所在或动态生成的原则。“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一个政治事实，无视这个基本事实，而局限于宪法的文本关于国家机构和公民权利的规定，不仅无法理解中国政治权力的流程，也理解不了权利保障制度。在这个问题上，学者往往比老百姓更迂腐，尽管老百姓可能不懂得使用专业化的法律语言。学者们受到西方宪法教科书的概念和体系束缚，总想依样画葫芦，反而背离了常识和事实。中国宪法学者必须学习面对中国国情。“面对现实”的意思不是要把事实直接等同于规范，不仅如此，事实还需要进行规范的证明。学者们回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客观事实，原因正在于他们无力将这个政治存在和宪法学上尊奉的价值和谐地结合起来，甚至无法论证宪政的可能性。
当我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中国宪法根本原则的格式化修辞时，背后隐含着一种综合的宪法观念。那些拒绝把这个公式接受为根本原则的人，其背后也同样有某种宪法观念的支撑。
“语言的首要用处在于名词的正确定义，这是科学上的一大收获。语言的首要滥用则在于错误的定义或没有定义。”[3]为了在宪法的根本原则上达成共识，我们首先必须界定、解释宪法的概念。国外的许多中国法研究者常常爱问一个反讽性的问题：中国有宪法吗？当他们如此诘问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关于什么是宪法的先入之见，要回答这样简单而复杂的问题，就必须对宪法者个名词形成正确的定义。
宪法这个概念有三层意思，我分别称之为描述性宪法、规范性宪法、价值性宪法。
第一层，描述的宪法或常人宪法观念。在光绪皇帝“仿行立宪”的军谕（1906年7月13日）之前，江西御史刘汝骥于1905年12月上奏称：“近者禁贡献，赦党籍，去笞杖，裁书吏……不可谓非环球中宪法完全无缺之第一国也。而议者乃欲舍我之宪法以模仿彼之所谓宪法者……”[4]。在他看来，当时中国宪法“完全无缺”，中国之患不在无宪，倡议立宪者是在舍弃中国既存之宪法而仿行洋人之宪法。此公之论是否持之有据？正确地说，他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宪法”一词的？
constitution源于拉丁文constitututio，这个名词又源于动词constituere，con是“一起”（together）的意思，situere是“设”、“置”（set）的意思。动词的意思是用各种部分（部件）或成分组织或组建一个事物。名词乃是指事物如何做成的方式、结构、组织、气质。从纯粹的描述意义上说，任何事物，有机体或人造物都有其constitution。国家在其概念自身就包含了这个意思。在描述的意义上，宪法可以等同于政治统一性和具体社会一般秩序的整体状态，也可以等同于统治与服从关系或者统治形式，还可以等同于使政治统一体不断形成、不断被创造的力量或动态生成原则[5]，翻译为马克思主义宪法学的语言，就是阶级力量的对比。任何国家都有其宪法，不管是否存在一个叫做《宪法》的文本，也不管其宪法是好是坏，是公正的还是不公正的，进步的还是反动的。
中国作为一个延续几千年的政治实体，尽管周期性地发生王朝更迭，但政治的基本理念和秩序模式保持不变，怎么能说它没有自己固有的构建方式呢？至于是否完美无缺，另当别论。可见，保守派刘汝骥和立宪派的对立不仅仅是一个是否需要一个成文宪法的表面对立，而是一个原则对立，一个关于什么是好宪法的观念。我之所以把描述的宪法称之为常人宪法观，并非常人一定会使用宪法一词来指导他们的言行，而是因为常识往往能准确把握一个政治体的真实的权力中心、动态的能量和现实的运作方式。
第二层，形式主义的宪法，亦称法律家的宪法。在法律家的眼里，宪法就是调整国家政治秩序的规范，日常政治应该在宪法的框架内开展并接受宪法批评或审查。在成文宪法国家，法律家对于政治的评判总是要回归到宪法的条文上来，看宪法是否得到遵循。当宪法没有成为日常政治的合法性词典的时候，当政治家只是按照自己的理性行事，根本不考虑宪法规范的时候，当国家不存在审查合宪性的专门机获该机构形同虚设的时候，我们就会扣地问天：这个国家有宪法吗？
中国宪法的研究者如果不认真对待宪法序言明确宣示的或隐含的原则、制度，而只专注于规范性的条文的话，就会套用西方宪政主义者的认识模式，从而也必然痛苦地发现其所津津乐道的原理、规范和现实格格不入。
第三层，政治哲学家的宪法或意识形态的宪法。在政治哲学家看来，宪法的内核是一个价值体系，因此，只有符合特定的价值观念的制度或行为才是合宪的。我之所以又称之为意识形态的宪法，是因为关于政治宪法的价值观念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当代社会的宪法大致可以分为自由的宪法和权威式宪法。自由宪政主义者往往不把他们赞成的宪法称为意识形态的宪法，而把社会主义的宪法称为意识形态的宪法，因为后者明确把社会主义作为国家的基本社会制度，把社会主义作为正统的意识形态。但是，自由主义也是一种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宪法同样要灌输、高扬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法国《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告诫我们：“凡分权未确立和权利没有保障的社会就没有宪法”。它的价值取向是多么的鲜明啊！在自由宪政主义者眼中，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宪法。究其原因，部分是基于意识形态的歧视，部分是因为对宪法实施的特定方式的倚重。
上面区分的三种宪法观念，是三种理想模型，并不是说在实际生活中不可能或不应该结合。以这种区分为基础，我们就可以明确地认识到那个反讽式的问题背后的观念是自由宪政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把宪法本身当作国家规范秩序的基础的法制观。但是，这并不能否定中国宪法的文本存在，不能否定中国政治有自己确定的形式和价值体系。问题的本质是观察者的立场。以这样的问题入手研习中国法律，从一开始便把自己挡在了门外。研究中国宪法应该考虑多种观念角度，尽可能结合。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是中国宪法的基本事实，无视这个事实就违背了常识，也就无法解释宪法规范的运作。当我强调“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中国宪法根本原则时，表面看起来停留在宪法的第一层意义上，但是由于突出“中国人民”的主体性，突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作为格式的固定性，所以本质上是试图完成一种规范论证的任务。
三、中国宪法根本原则的格式化修辞
接下来的问题是，宪法以什么修辞方式表达根本原则？修辞是在辩论中为了说服或影响他人而运用语言的艺术[6]。本文所说的宪法中的格式化修辞，不仅指宪法中前后几种表达方式的说服力，而且更主要的是指表达原则内涵的语言的格式化和规范性。宪法修辞艺术有两个特殊要求：一是格式化，所谓格式化就是语言组织的固定化、不可随意变动的性质；二是规范性，即格式中的概念必须是规范的，格式整体需进行规范定义。美国宪法关于主权的格式化修辞是“我们人民”，英国宪法（尽管没有成文宪法）的原则被格式化为“国王/女王在议会中”。中国宪法文本对根本原则有两种表述格式，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二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宪法的修辞手法包括历史陈述、决断宣告和规范设定，三种手法层层递进。但是，两种表述格式使用的核心概念不规范，因此应该修改。
（一）、事实陈述
第一段事实陈述是关于革命和建国的政治事实的陈述。这个政治事实本身就是合法的，其合法性的基础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制宪权（constituentpower）。然而这个陈述流于文学叙述，其中“中国各族人民”的用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这个结构都不符合宪法叙事的规范原理。
“中国各族人民”是一种描述性短语，明确指向个体之和或个体的集合，不指向一个单一的道德主体或权利主体，因而不能传达制宪权概念和“主权者”概念的应有之义。在经验描述层面，参与革命的中国人不是当时的全国人口，是否包含了全部民族的人民，我不确知。其实，这些都无关紧要。任何革命虽然都是部分人进行的“抛头颅，洒热血”的冒险事业，但在人民主权的时代，革命直接诉诸人民的理念，都是以人民的名义而为的，因为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天然地是正确的，是一切权力的最终归属。作为立宪的主体回头来叙述成功的革命事业的时候，更应该从整体的意义上，从主权者——“中国人民”的立场来叙述。
“各族人民”表面上似乎强调了包容性，实质上却是内部区分的，要么区别民族，要么区别个体，总之是“个别”之和，仅具有描述意义。尽管“各族”是定语，用来修饰“人民”，但“中国各族人民”容易产生“各个民族之和”的歧义，让人误以为各民族都是政治实体。“人民”既可以是一个集合，也可以是一个独立的道德主体。各个共和国都把制宪权归于“人民”，并非由于一个国家的公民都属于一个民族才不强调各个民族，而是因为不能这样写。“各族”不仅是一个不必要的修饰语，而且反而冲淡了“人民”的整体性与政治上天然的合道德性。
该段旨在宣告一个建国的事实，但在现行宪法文本的表述中，制宪权的主体却有些含糊。无可置疑，号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的，正如歌词唱道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现行宪法的叙事方式在一般语境中未尝不可，但作为宪法对建国事实和人民的制宪权的宣告却有失妥当。这很容易让人将其简约为“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表达党与国之间前因后果的关系，而把人民当成革命事业的被领导者和参与者，从而导致“党国”或“党天下”的误读。从人民主权的原理上说，人民先于任何政党，制宪权属于人民，宪法修辞应该明确地把“人民”作为主语。“某某领导人民革命，建立政权”的语言格式可以套用在任何成功的革命上，无法把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的农民革命、王朝更迭区分开来。
该段最后说，“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这里使用了正确的词语——“中国人民”，但不经意地偷换了概念。建国不仅仅是共产党的领导权合法化、普遍化的“时刻”，更重要的是或者说本质上是人民主权实现的“时刻”。这一个陈述极其重要，表明权力回归到人民手中，证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人民的革命，是人民实现其主权的革命，从而使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区别于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和王朝政治。这样，共产党的领导权和人民的主权二者之间构成内在和谐的、同一化的关系，而不是彼此独立，相互紧张的关系。相反，如果前面的叙述简约为“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就不是顺理成章的了。要实现这个转化，至少中间还有一个环节，那就是共产党把主权交还给人民的环节和时间段。“从此”暗含的意思是没有时间差。这印证了我前面的观点，说明宪法文本前面的表述欠准确。
第二段叙述除了重申建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共产党领导的历史联系外，还宣告了建国以后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和共产党的领导权之间的客观联系。前一种联系是一种政治存在，后一种联系还是一个法律事实，一个基于建国的行为而形成的法律事实。这里，叙事格式和前面保持了绝对一致，因而存在上面指出过的某些同样的问题。由于该段是纯粹的叙述，所以采用“各族人民”未尝不可。考虑到用语的一致性，“各族”也可以省略。
总之，宪法叙事是主权者的叙事。起草宪法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确定主权者是谁，以谁的口吻告示。在新中国，主权者当然是“中国人民”。为了避免误解，建议修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或者“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中文表述的简洁和美感考虑，我倾向于后者。翻译成英文就是，“thechinesepeopleledby/undertheleadershipoftheccp”。实际上，我国宪法的英文翻译就是这样，不发生中文本的误解。做这样的改动并没有否定共产党对革命事业的领导事实和领导权，不是否定革命——反革命的对抗，也不是抹杀民族团结，因而不会产生误解。
我不是主张任何时候都不能采取现行的叙事方式，而是主张对于制宪权（建国权）的叙述，必须明确其主体——人民。究竟是采用“中国人民”还是“中国各族人民”的提法，这要看是否直接涉及到主权权威。在一般叙事中，采用“中国各族人民”未尝不可。
（二）、决断宣告
事实陈述固然必要，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要把共产党的领导权树立为宪法的根本原则和宪法的一个根本规范。宪法是以什么方式设定这个规范的呢？宪法的立法技术非常高超，首先在序言中以中国人民的名义“宣告”了共产党的领导权的规范性，从而同化了共产党的领导权和人民主权，然后在总纲中界定国体，把共产党的领导权包含在规范之中。
1、“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是以全体人民的名义作出的宣示，“中国各族人民”在该句中是主语。究竟采用“中国人民”还是“中国各族人民”合适呢？按照上面的论述，主权者决断就应该采用“人民”，而且人民概念既可以解释为个体之和，也可以解释为单一的主体。其次，强调“各族人民”“将继续在共产党的领导的领导下”，表面上看似乎突出这个决断代表了各个民族的心声，但是按照“各族”的逻辑往前推进，就能得出危险的结论：宪法就不仅需要人民代表的同意，还需要各民族代表的同意。这其实也就预设了民族的主体性，预设了一个原则——民族自决。尽管我国的人民代表制度充分考虑到各民族代表人数的比例，但是我们的人大代表在功能上并不是“民族代表”，而是“人民代表”。
“将继续”在语气上直接呼应前面的历史叙述，从而使后面的决断奠定在革命与建设的双重经验的基础之上。“将继续”表示的是一种意志（will），是决断（decision），说明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人民的选择，是人民的自愿的抉择。宪法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用叙述的方式表达了一个规范性的规定，用人民的意愿表达一个根本的原则。为什么能以人民的名义宣告共产党的领导权呢？因为人民是制宪权的主体，宪法是全国人大制定的。需要指出一点，1982年的宪法不是建国的宪法，而是在共产党执政以后制定的新宪法。这一点并不影响人民的决断，制宪或修宪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就是一个新的开端，一种新的选择。
2、宪法第一条。该条和序言不同，是规范性的规定。中国宪法学著作普遍认为该条从正面界定了国体，也就是国家政权的阶级构成。这里“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一词是一个纯政治意义的国家（state），也就是作为一个合法政权的国家。它的内涵比“中华人民共和国”要窄，后者既可以指1949年以后的合法政权，也可以指地理意义上的现在的中国（country），还可以指领土范围内的人民（nation）。地理的中国和民族的中国都以政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其代表。“国家”的修饰语“社会主义”含义宽泛，在对“社会——国家”认识上，社会主义的国家观认为社会就是政治的，不存在一个独立于国家的社会。这和古典共和主义相似，但是社会主义国家观认为社会是由不同阶级构成的。所以社会主义宪法学给国体赋予了专门的含义。在西方宪法学中，国体（formsofstate）和政体（formsofgovernment）往往交换使用，甚至不承认国体的区分。把国体等同于阶级构成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但是在内涵上缺乏完整性，因为这种定义忽视了“共和国”的基本的宪法内涵，即宪法第二条规定的人民主权和第33条规定的公民的平等权。由于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的宪法学者往往把第二条概括为政体，和第一条对应，把人民主权限定在形式意义上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过是人民主权的一种形式而已，它的根据在于第一款。他们把公民平等仅仅当作一种基本权利来分析，而不作为国体的观念基础之一。只有结合上述三个条文，我们才能完整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性质：既是阶级区分的，也是共和的；换句话说，既是共产党领导的，也是人民主权的。任何分离上述条文的解释都是片面，要么夸大阶级区分，而不把人民作为一个统一的主权主体，要么取消阶级区分，而引向西方式的民主。
第一条没有直接提到共产党，而是提工人阶级的领导，但是毫无疑问，工人阶级的领导也就指向共产党的领导。为什么不直接写“共产党领导的”呢？这是因为，根据传统的理解，国体关心的是各阶级的政治地位，界定了“人民”的阶级构成，共产党不是一个阶级，而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两个概念不在同一层面。
结合上述事实陈述、决断宣告和规范性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或“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历史形成的客观事实，是当代人民的决断，是科学的社会观的内在要求。从逻辑上来说，宪法的表述包括了经验的、决断的和规范的三重论理逻辑。历史陈述具有说服力，经验推理是人们惯用的方式。一个民族的法律只有通过该民族的生活才能得到理解，因为法律是这种生活的一部分和表达。但是，经验推理对于一个命题的证明是不充分的。决断宣告表达人民的意志，主权者意志从理论上说是永远正确的，这个“正确”是一种道德正确和法律正确，因为没有一个更高的意志可以否定主权者意志。在做出决断的时候，人们依赖过去的经验，这就是为什么宪法序言在陈述了历史成就后宣告人民的决断。规范的设定必须有规范的理论作为支撑，共产党领导权奠定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社会观和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基础上，特别需要提到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三个代表”的理论，该理论是对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发展。这一新的发展在2004年修宪时已经被写进宪法序言。
四、中国宪法根本原则的规范定义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字面上说更像是一种描述，因此，要把这个格式确立为原则，就必须进行规范定义。英国宪法的“国王/女王在议会中”表面上也是一个描述的短语，但是因为被赋予了规范的定义，所以一直沿用至今。所谓规范定义，并不是说宪法文本必须完成定义，也不是说定义永恒不变，而是说，在特定时期必须通过某种机制赋予其确定的法律意义、政治意义。目前，中国宪法根本原则的规范定义的困难何在？限于篇幅，这里不准备展开论述，只想勾勒出解释工作的基本任务或难题。
第一个难题：谁是人民？——对“人”、“公民”、“人民”三个概念的界定
中国宪法和西方宪法在用词上一个重要的区别是，“人民”出现的频率极高。除了作为主词和宾词，还作为修饰语，从国名到国家机构名称、军队名称、统一战线组织的名称统统冠以“人民”的修饰语。语言格式多样，有“中国各族人民”、“中国人民”、“全中国人民”、“全国人民”、“广大人民”、“人民”。那么，究竟人民是谁呢？在不同的语境中，人民的含义有差别，对于上述原则解释来说，最相关的是上面提到的宪法第一条和第二条的“人民”的意义。
第一条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公式化语言中的“人民”具有很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色彩，区别于西方民主制的人民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人民民主专政的内容不同，人民的范围也不断地被重新界定，从建国以来的整个历史看，人民范围的演变趋势是越来越宽泛，越来越接近总人口。在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完成之前，敌对阶级是明确的，客观的。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中国走向了“极左”的错误道路，认为阶级和阶级斗争继续存在，而且把共产党内部不同持政见者视为资产阶级的代表，把意识形态的区分当成了阶级划分的标准。1982年宪法的阶级观念发生了重大改变，其中规定的人民民主专政“不能理解为只是简单地恢复一九五四年宪法的提法和内容”[7]，因为此时的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确认为被消灭，知识分子也被当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为工人阶级的概念注入了新的内涵。从此，人民的概念尽管仍然具有阶级内涵，但是已经变成了一个没有敌对阶级的阶级。人民内部存在阶级区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角色、地位有区别，其中前者是领导阶级，后者是被联盟的阶级。在人口数量上，农民阶级占绝对优势，为了保证少数人口的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在人民代表的比例上就必须实行非均衡的分配。
作为一个共和国，中国奉行人民主权。宪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在中国语境中，最普遍的理解是把这里的“人民”和第一条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作为绝对的同义词对待，认为二者都是一种以对全体国民进行阶级区分为基础的人民。人民和敌人相对，传统上敌人可以用阶级的概念来概括，称为剥削阶级，人民就是全体国民扣除剥削阶级之后的成员之和。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宣布消灭的条件下，敌人仍然存在，人民的数目增加，知识分子成为工人的一部分，但是人民的阶级构成保持不变，还是由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构成的，其中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农民阶级是同盟者。为了明确起见，我们可以简单地说，人民不等于国民全体。这种理解的合理性是使宪法涉及人民的两个主要的规范——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主权——在概念使用上保持一致。但是，如此一来，第二条第一款就变成了对第一条的补充、解释，不具有独立的意义。可是，既然人民不是国民全体，如何能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共和国”呢？如何在基本理念和价值上和两个人权公约保持一致呢？2004年修正的宪法第33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权是一种道德权利，是人之为人当然具有的权利。尽管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和人权在很大程度上相一致，但是二者在理念上有重大区别，因为“人”与“公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阶级”意义的“人民”比“公民”概念进一步政治化，即进一步区分“人”的政治身份。如果我们坚持把“人民主权”的“人民”解释为阶级意义的人民的话，就会无法解释宪法规定的人权，甚至无法解释公民政治权利。
第二种理解是，按照人民主权的普遍原理解释。什么是人民主权呢？简单地说，人民主权即是说人民是主权者，倒过来说，主权者是人民。由于主权者和人民是同一主体，所以政治统治才能实现自由和权威的同化。在政治体中，人民既是主权者，也是法律的服从者或臣民（subject）。人民的精神结构就是“主权者：臣民”的辨证统一。作为主权者的人民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独立的道德主体，其意志的形成是作为个体公民之和的人民的参与过程。作为臣民的人民是个体之和。最完整、理想的人民主权就是卢梭的全体人民直接、亲自出场集会，行使立法权的模式[8]。但是，在现代条件下，这是无可实现的梦想，人民只能通过代表制度而实现其主权。尽管如此，一切的共和国都建立在一个相同的信念之上：在最终的意义上lang=en-us>“中国人民”的概念被解构、重构，形成了“人民——敌人（反动派）”的两分法，使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得以正当化；“人民”在不同时期被不断地重新界定，赋予新的内涵，直至人、公民、阶级三个概念的内涵同时被注入人民的概念；代表概念被赋予双重定义，既指向共产党对人民的代表，也指向人民代表大会。和美国宪法的公式不同的是，中国宪法公式多了一个主体“中国共产党”和一个介词短语“在......领导下”。这就使中国宪法原则区别于西方国家的宪法原则，使得阐释更加复杂和困难。法学家们没有把“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放在一个公式中认真地分析，要么仅仅从“人民——主权者”出发，套用西方宪法学的原则和公式，从而给读者提供一幅歪曲的、不真实的宪法图景；要么忽视人民的主权，提供一套完全没有权利意味的语汇和分析框架。从纯粹学术的角度说，二者都是不负责任的学风。中国的宪法学者有义务对中国宪法的根本原则贡献出一种既真实又合理的表述和解释，这是建构中国宪法学体系的基础。
二、中国宪法的根本原则是什么？
我对中国宪法的原则的概括，建立在戴雪的宪法观念之上。戴雪为了划定宪法学的研究对象，厘清英国宪法的基本原则，对“宪法”做了这样的定义：“宪法，就这个词在英国的用法而言，看来包括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国家内主权权力的分配和运用的全部规则”[2]。我认为这是宪法的最基本的含义，适用于中国宪法的研究。什么是中国国内主权的分配和运用规则呢？象任何一个共和国的情形一样，主权离不开人民，在机构意义上离不开代议机构。和自由主义国家不同，中国存在一个基本的权力事实——共产党的领导权。因此，不管是描述中国的主权权力分配与运用，还是规范地建构中国的主权结构，任何一种格式化修辞的设想都必须综合“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这两个要素，必须能够实现中国人民的组织化，只有组织化的人民才成其为主权者。
无疑，只有“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个公式才能有效地实现上述两个目标。在描述的意义上，“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能最准确地概括中国的政治统一性和具体社会一般秩序的整体状态，即统治与服从的关系，能最真实地表示使中国这个政治统一体不断形成、不断被创造的力量所在或动态生成的原则。“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一个政治事实，无视这个基本事实，而局限于宪法的文本关于国家机构和公民权利的规定，不仅无法理解中国政治权力的流程，也理解不了权利保障制度。在这个问题上，学者往往比老百姓更迂腐，尽管老百姓可能不懂得使用专业化的法律语言。学者们受到西方宪法教科书的概念和体系束缚，总想依样画葫芦，反而背离了常识和事实。中国宪法学者必须学习面对中国国情。“面对现实”的意思不是要把事实直接等同于规范，不仅如此，事实还需要进行规范的证明。学者们回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客观事实，原因正在于他们无力将这个政治存在和宪法学上尊奉的价值和谐地结合起来，甚至无法论证宪政的可能性。
当我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中国宪法根本原则的格式化修辞时，背后隐含着一种综合的宪法观念。那些拒绝把这个公式接受为根本原则的人，其背后也同样有某种宪法观念的支撑。
“语言的首要用处在于名词的正确定义，这是科学上的一大收获。语言的首要滥用则在于错误的定义或没有定义。”[3]为了在宪法的根本原则上达成共识，我们首先必须界定、解释宪法的概念。国外的许多中国法研究者常常爱问一个反讽性的问题：中国有宪法吗？当他们如此诘问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关于什么是宪法的先入之见，要回答这样简单而复杂的问题，就必须对宪法者个名词形成正确的定义。
宪法这个概念有三层意思，我分别称之为描述性宪法、规范性宪法、价值性宪法。
第一层，描述的宪法或常人宪法观念。在光绪皇帝“仿行立宪”的军谕（1906年7月13日）之前，江西御史刘汝骥于1905年12月上奏称：“近者禁贡献，赦党籍，去笞杖，裁书吏……不可谓非环球中宪法完全无缺之第一国也。而议者乃欲舍我之宪法以模仿彼之所谓宪法者……”[4]。在他看来，当时中国宪法“完全无缺”，中国之患不在无宪，倡议立宪者是在舍弃中国既存之宪法而仿行洋人之宪法。此公之论是否持之有据？正确地说，他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宪法”一词的？
constitution源于拉丁文constitututio，这个名词又源于动词constituere，con是“一起”（together）的意思，situere是“设”、“置”（set）的意思。动词的意思是用各种部分（部件）或成分组织或组建一个事物。名词乃是指事物如何做成的方式、结构、组织、气质。从纯粹的描述意义上说，任何事物，有机体或人造物都有其constitution。国家在其概念自身就包含了这个意思。在描述的意义上，宪法可以等同于政治统一性和具体社会一般秩序的整体状态，也可以等同于统治与服从关系或者统治形式，还可以等同于使政治统一体不断形成、不断被创造的力量或动态生成原则[5]，翻译为马克思主义宪法学的语言，就是阶级力量的对比。任何国家都有其宪法，不管是否存在一个叫做《宪法》的文本，也不管其宪法是好是坏，是公正的还是不公正的，进步的还是反动的。
中国作为一个延续几千年的政治实体，尽管周期性地发生王朝更迭，但政治的基本理念和秩序模式保持不变，怎么能说它没有自己固有的构建方式呢？至于是否完美无缺，另当别论。可见，保守派刘汝骥和立宪派的对立不仅仅是一个是否需要一个成文宪法的表面对立，而是一个原则对立，一个关于什么是好宪法的观念。我之所以把描述的宪法称之为常人宪法观，并非常人一定会使用宪法一词来指导他们的言行，而是因为常识往往能准确把握一个政治体的真实的权力中心、动态的能量和现实的运作方式。
第二层，形式主义的宪法，亦称法律家的宪法。在法律家的眼里，宪法就是调整国家政治秩序的规范，日常政治应该在宪法的框架内开展并接受宪法批评或审查。在成文宪法国家，法律家对于政治的评判总是要回归到宪法的条文上来，看宪法是否得到遵循。当宪法没有成为日常政治的合法性词典的时候，当政治家只是按照自己的理性行事，根本不考虑宪法规范的时候，当国家不存在审查合宪性的专门机获该机构形同虚设的时候，我们就会扣地问天：这个国家有宪法吗？
中国宪法的研究者如果不认真对待宪法序言明确宣示的或隐含的原则、制度，而只专注于规范性的条文的话，就会套用西方宪政主义者的认识模式，从而也必然痛苦地发现其所津津乐道的原理、规范和现实格格不入。
第三层，政治哲学家的宪法或意识形态的宪法。在政治哲学家看来，宪法的内核是一个价值体系，因此，只有符合特定的价值观念的制度或行为才是合宪的。我之所以又称之为意识形态的宪法，是因为关于政治宪法的价值观念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当代社会的宪法大致可以分为自由的宪法和权威式宪法。自由宪政主义者往往不把他们赞成的宪法称为意识形态的宪法，而把社会主义的宪法称为意识形态的宪法，因为后者明确把社会主义作为国家的基本社会制度，把社会主义作为正统的意识形态。但是，自由主义也是一种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宪法同样要灌输、高扬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法国《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告诫我们：“凡分权未确立和权利没有保障的社会就没有宪法”。它的价值取向是多么的鲜明啊！在自由宪政主义者眼中，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宪法。究其原因，部分是基于意识形态的歧视，部分是因为对宪法实施的特定方式的倚重。
上面区分的三种宪法观念，是三种理想模型，并不是说在实际生活中不可能或不应该结合。以这种区分为基础，我们就可以明确地认识到那个反讽式的问题背后的观念是自由宪政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把宪法本身当作国家规范秩序的基础的法制观。但是，这并不能否定中国宪法的文本存在，不能否定中国政治有自己确定的形式和价值体系。问题的本质是观察者的立场。以这样的问题入手研习中国法律，从一开始便把自己挡在了门外。研究中国宪法应该考虑多种观念角度，尽可能结合。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是中国宪法的基本事实，无视这个事实就违背了常识，也就无法解释宪法规范的运作。当我强调“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中国宪法根本原则时，表面看起来停留在宪法的第一层意义上，但是由于突出“中国人民”的主体性，突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作为格式的固定性，所以本质上是试图完成一种规范论证的任务。
三、中国宪法根本原则的格式化修辞
接下来的问题是，宪法以什么修辞方式表达根本原则？修辞是在辩论中为了说服或影响他人而运用语言的艺术[6]。本文所说的宪法中的格式化修辞，不仅指宪法中前后几种表达方式的说服力，而且更主要的是指表达原则内涵的语言的格式化和规范性。宪法修辞艺术有两个特殊要求：一是格式化，所谓格式化就是语言组织的固定化、不可随意变动的性质；二是规范性，即格式中的概念必须是规范的，格式整体需进行规范定义。美国宪法关于主权的格式化修辞是“我们人民”，英国宪法（尽管没有成文宪法）的原则被格式化为“国王/女王在议会中”。中国宪法文本对根本原则有两种表述格式，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二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宪法的修辞手法包括历史陈述、决断宣告和规范设定，三种手法层层递进。但是，两种表述格式使用的核心概念不规范，因此应该修改。
（一）、事实陈述
第一段事实陈述是关于革命和建国的政治事实的陈述。这个政治事实本身就是合法的，其合法性的基础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制宪权（constituentpower）。然而这个陈述流于文学叙述，其中“中国各族人民”的用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这个结构都不符合宪法叙事的规范原理。
“中国各族人民”是一种描述性短语，明确指向个体之和或个体的集合，不指向一个单一的道德主体或权利主体，因而不能传达制宪权概念和“主权者”概念的应有之义。在经验描述层面，参与革命的中国人不是当时的全国人口，是否包含了全部民族的人民，我不确知。其实，这些都无关紧要。任何革命虽然都是部分人进行的“抛头颅，洒热血”的冒险事业，但在人民主权的时代，革命直接诉诸人民的理念，都是以人民的名义而为的，因为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天然地是正确的，是一切权力的最终归属。作为立宪的主体回头来叙述成功的革命事业的时候，更应该从整体的意义上，从主权者——“中国人民”的立场来叙述。
“各族人民”表面上似乎强调了包容性，实质上却是内部区分的，要么区别民族，要么区别个体，总之是“个别”之和，仅具有描述意义。尽管“各族”是定语，用来修饰“人民”，但“中国各族人民”容易产生“各个民族之和”的歧义，让人误以为各民族都是政治实体。“人民”既可以是一个集合，也可以是一个独立的道德主体。各个共和国都把制宪权归于“人民”，并非由于一个国家的公民都属于一个民族才不强调各个民族，而是因为不能这样写。“各族”不仅是一个不必要的修饰语，而且反而冲淡了“人民”的整体性与政治上天然的合道德性。
该段旨在宣告一个建国的事实，但在现行宪法文本的表述中，制宪权的主体却有些含糊。无可置疑，号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的，正如歌词唱道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现行宪法的叙事方式在一般语境中未尝不可，但作为宪法对建国事实和人民的制宪权的宣告却有失妥当。这很容易让人将其简约为“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表达党与国之间前因后果的关系，而把人民当成革命事业的被领导者和参与者，从而导致“党国”或“党天下”的误读。从人民主权的原理上说，人民先于任何政党，制宪权属于人民，宪法修辞应该明确地把“人民”作为主语。“某某领导人民革命，建立政权”的语言格式可以套用在任何成功的革命上，无法把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的农民革命、王朝更迭区分开来。
该段最后说，“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这里使用了正确的词语——“中国人民”，但不经意地偷换了概念。建国不仅仅是共产党的领导权合法化、普遍化的“时刻”，更重要的是或者说本质上是人民主权实现的“时刻”。这一个陈述极其重要，表明权力回归到人民手中，证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人民的革命，是人民实现其主权的革命，从而使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区别于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和王朝政治。这样，共产党的领导权和人民的主权二者之间构成内在和谐的、同一化的关系，而不是彼此独立，相互紧张的关系。相反，如果前面的叙述简约为“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就不是顺理成章的了。要实现这个转化，至少中间还有一个环节，那就是共产党把主权交还给人民的环节和时间段。“从此”暗含的意思是没有时间差。这印证了我前面的观点，说明宪法文本前面的表述欠准确。
第二段叙述除了重申建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共产党领导的历史联系外，还宣告了建国以后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和共产党的领导权之间的客观联系。前一种联系是一种政治存在，后一种联系还是一个法律事实，一个基于建国的行为而形成的法律事实。这里，叙事格式和前面保持了绝对一致，因而存在上面指出过的某些同样的问题。由于该段是纯粹的叙述，所以采用“各族人民”未尝不可。考虑到用语的一致性，“各族”也可以省略。
总之，宪法叙事是主权者的叙事。起草宪法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确定主权者是谁，以谁的口吻告示。在新中国，主权者当然是“中国人民”。为了避免误解，建议修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或者“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中文表述的简洁和美感考虑，我倾向于后者。翻译成英文就是，“thechinesepeopleledby/undertheleadershipoftheccp”。实际上，我国宪法的英文翻译就是这样，不发生中文本的误解。做这样的改动并没有否定共产党对革命事业的领导事实和领导权，不是否定革命——反革命的对抗，也不是抹杀民族团结，因而不会产生误解。
我不是主张任何时候都不能采取现行的叙事方式，而是主张对于制宪权（建国权）的叙述，必须明确其主体——人民。究竟是采用“中国人民”还是“中国各族人民”的提法，这要看是否直接涉及到主权权威。在一般叙事中，采用“中国各族人民”未尝不可。
（二）、决断宣告
事实陈述固然必要，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要把共产党的领导权树立为宪法的根本原则和宪法的一个根本规范。宪法是以什么方式设定这个规范的呢？宪法的立法技术非常高超，首先在序言中以中国人民的名义“宣告”了共产党的领导权的规范性，从而同化了共产党的领导权和人民主权，然后在总纲中界定国体，把共产党的领导权包含在规范之中。
1、“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是以全体人民的名义作出的宣示，“中国各族人民”在该句中是主语。究竟采用“中国人民”还是“中国各族人民”合适呢？按照上面的论述，主权者决断就应该采用“人民”，而且人民概念既可以解释为个体之和，也可以解释为单一的主体。其次，强调“各族人民”“将继续在共产党的领导的领导下”，表面上看似乎突出这个决断代表了各个民族的心声，但是按照“各族”的逻辑往前推进，就能得出危险的结论：宪法就不仅需要人民代表的同意，还需要各民族代表的同意。这其实也就预设了民族的主体性，预设了一个原则——民族自决。尽管我国的人民代表制度充分考虑到各民族代表人数的比例，但是我们的人大代表在功能上并不是“民族代表”，而是“人民代表”。
“将继续”在语气上直接呼应前面的历史叙述，从而使后面的决断奠定在革命与建设的双重经验的基础之上。“将继续”表示的是一种意志（will），是决断（decision），说明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人民的选择，是人民的自愿的抉择。宪法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用叙述的方式表达了一个规范性的规定，用人民的意愿表达一个根本的原则。为什么能以人民的名义宣告共产党的领导权呢？因为人民是制宪权的主体，宪法是全国人大制定的。需要指出一点，1982年的宪法不是建国的宪法，而是在共产党执政以后制定的新宪法。这一点并不影响人民的决断，制宪或修宪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就是一个新的开端，一种新的选择。
2、宪法第一条。该条和序言不同，是规范性的规定。中国宪法学著作普遍认为该条从正面界定了国体，也就是国家政权的阶级构成。这里“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一词是一个纯政治意义的国家（state），也就是作为一个合法政权的国家。它的内涵比“中华人民共和国”要窄，后者既可以指1949年以后的合法政权，也可以指地理意义上的现在的中国（country），还可以指领土范围内的人民（nation）。地理的中国和民族的中国都以政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其代表。“国家”的修饰语“社会主义”含义宽泛，在对“社会——国家”认识上，社会主义的国家观认为社会就是政治的，不存在一个独立于国家的社会。这和古典共和主义相似，但是社会主义国家观认为社会是由不同阶级构成的。所以社会主义宪法学给国体赋予了专门的含义。在西方宪法学中，国体（formsofstate）和政体（formsofgovernment）往往交换使用，甚至不承认国体的区分。
把国体等同于阶级构成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但是在内涵上缺乏完整性，因为这种定义忽视了“共和国”的基本的宪法内涵，即宪法第二条规定的人民主权和第33条规定的公民的平等权。由于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的宪法学者往往把第二条概括为政体，和第一条对应，把人民主权限定在形式意义上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过是人民主权的一种形式而已，它的根据在于第一款。他们把公民平等仅仅当作一种基本权利来分析，而不作为国体的观念基础之一。只有结合上述三个条文，我们才能完整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性质：既是阶级区分的，也是共和的；换句话说，既是共产党领导的，也是人民主权的。任何分离上述条文的解释都是片面，要么夸大阶级区分，而不把人民作为一个统一的主权主体，要么取消阶级区分，而引向西方式的民主。
第一条没有直接提到共产党，而是提工人阶级的领导，但是毫无疑问，工人阶级的领导也就指向共产党的领导。为什么不直接写“共产党领导的”呢？这是因为，根据传统的理解，国体关心的是各阶级的政治地位，界定了“人民”的阶级构成，共产党不是一个阶级，而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两个概念不在同一层面。
结合上述事实陈述、决断宣告和规范性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或“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历史形成的客观事实，是当代人民的决断，是科学的社会观的内在要求。从逻辑上来说，宪法的表述包括了经验的、决断的和规范的三重论理逻辑。历史陈述具有说服力，经验推理是人们惯用的方式。一个民族的法律只有通过该民族的生活才能得到理解，因为法律是这种生活的一部分和表达。但是，经验推理对于一个命题的证明是不充分的。决断宣告表达人民的意志，主权者意志从理论上说是永远正确的，这个“正确”是一种道德正确和法律正确，因为没有一个更高的意志可以否定主权者意志。在做出决断的时候，人们依赖过去的经验，这就是为什么宪法序言在陈述了历史成就后宣告人民的决断。规范的设定必须有规范的理论作为支撑，共产党领导权奠定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社会观和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基础上，特别需要提到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三个代表”的理论，该理论是对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发展。这一新的发展在2004年修宪时已经被写进宪法序言。
四、中国宪法根本原则的规范定义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字面上说更像是一种描述，因此，要把这个格式确立为原则，就必须进行规范定义。英国宪法的“国王/女王在议会中”表面上也是一个描述的短语，但是因为被赋予了规范的定义，所以一直沿用至今。所谓规范定义，并不是说宪法文本必须完成定义，也不是说定义永恒不变，而是说，在特定时期必须通过某种机制赋予其确定的法律意义、政治意义。目前，中国宪法根本原则的规范定义的困难何在？限于篇幅，这里不准备展开论述，只想勾勒出解释工作的基本任务或难题。
第一个难题：谁是人民？——对“人”、“公民”、“人民”三个概念的界定
中国宪法和西方宪法在用词上一个重要的区别是，“人民”出现的频率极高。除了作为主词和宾词，还作为修饰语，从国名到国家机构名称、军队名称、统一战线组织的名称统统冠以“人民”的修饰语。语言格式多样，有“中国各族人民”、“中国人民”、“全中国人民”、“全国人民”、“广大人民”、“人民”。那么，究竟人民是谁呢？在不同的语境中，人民的含义有差别，对于上述原则解释来说，最相关的是上面提到的宪法第一条和第二条的“人民”的意义。
第一条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公式化语言中的“人民”具有很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色彩，区别于西方民主制的人民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人民民主专政的内容不同，人民的范围也不断地被重新界定，从建国以来的整个历史看，人民范围的演变趋势是越来越宽泛，越来越接近总人口。在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完成之前，敌对阶级是明确的，客观的。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中国走向了“极左”的错误道路，认为阶级和阶级斗争继续存在，而且把共产党内部不同持政见者视为资产阶级的代表，把意识形态的区分当成了阶级划分的标准。1982年宪法的阶级观念发生了重大改变，其中规定的人民民主专政“不能理解为只是简单地恢复一九五四年宪法的提法和内容”[7]，因为此时的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确认为被消灭，知识分子也被当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为工人阶级的概念注入了新的内涵。从此，人民的概念尽管仍然具有阶级内涵，但是已经变成了一个没有敌对阶级的阶级。人民内部存在阶级区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角色、地位有区别，其中前者是领导阶级，后者是被联盟的阶级。在人口数量上，农民阶级占绝对优势，为了保证少数人口的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在人民代表的比例上就必须实行非均衡的分配。
作为一个共和国，中国奉行人民主权。宪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在中国语境中，最普遍的理解是把这里的“人民”和第一条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作为绝对的同义词对待，认为二者都是一种以对全体国民进行阶级区分为基础的人民。人民和敌人相对，传统上敌人可以用阶级的概念来概括，称为剥削阶级，人民就是全体国民扣除剥削阶级之后的成员之和。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宣布消灭的条件下，敌人仍然存在，人民的数目增加，知识分子成为工人的一部分，但是人民的阶级构成保持不变，还是由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构成的，其中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农民阶级是同盟者。为了明确起见，我们可以简单地说，人民不等于国民全体。这种理解的合理性是使宪法涉及人民的两个主要的规范——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主权——在概念使用上保持一致。但是，如此一来，第二条第一款就变成了对第一条的补充、解释，不具有独立的意义。可是，既然人民不是国民全体，如何能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共和国”呢？如何在基本理念和价值上和两个人权公约保持一致呢？2004年修正的宪法第33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权是一种道德权利，是人之为人当然具有的权利。尽管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和人权在很大程度上相一致，但是二者在理念上有重大区别，因为“人”与“公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阶级”意义的“人民”比“公民”概念进一步政治化，即进一步区分“人”的政治身份。如果我们坚持把“人民主权”的“人民”解释为阶级意义的人民的话，就会无法解释宪法规定的人权，甚至无法解释公民政治权利。
第二种理解是，按照人民主权的普遍原理解释。什么是人民主权呢？简单地说，人民主权即是说人民是主权者，倒过来说，主权者是人民。由于主权者和人民是同一主体，所以政治统治才能实现自由和权威的同化。在政治体中，人民既是主权者，也是法律的服从者或臣民（subject）。人民的精神结构就是“主权者：臣民”的辨证统一。作为主权者的人民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独立的道德主体，其意志的形成是作为个体公民之和的人民的参与过程。作为臣民的人民是个体之和。最完整、理想的人民主权就是卢梭的全体人民直接、亲自出场集会，行使立法权的模式[8]。但是，在现代条件下，这是无可实现的梦想，人民只能通过代表制度而实现其主权。尽管如此，一切的共和国都建立在一个相同的信念之上：在最终的意义上，人民是一切权力的主体。无论选举制度是否有效，代表机制是否忠实于人民，一切形式的共和国都必须坚持，至少是宣称坚持上述信念。这里的人民既是一个行而上的整体，一个独立的道德人格，也是一个基于个体平等的集合概念，两种意义不能进行阶级区分。根据这种理解，第二条第一款的“人民”和第一条“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不仅外延不同，前者是全包容的，后者是区分的和排他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前者以公民的平等为条件，后者却根据公民的阶级地位区分其政治地位。在理论基础上，前者基于个人自由的先验假设，后者基于社会分层的经验观察和历史目的论。两个规范使用的“人民”概念差异悬殊！如何把两个规范解释成一个内在和谐的主权结构呢？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宪法学最大的理论难题。
第二个难题：为什么“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代表”的定义。
在“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格式中，“人民”是作为一个单一的主权主体的人民，也是作为被领导的国民之和。只有作为主权主体的人民才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只有作为主权主体的人民才能宣示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今后将继续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诚然，建国的时候，共产党实际领导的人民不是全体国民之和，但是人民之外的国民属于反动派，即敌人，因此，革命者可以以“中国人民”的名义进行革命，并建立新中国。这个“人民”是一个行而上的虚构，一个必要的虚构。在“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个格式中，“人民”同时也是被领导者。在任何政治秩序中，人民都必须同时是被领导者或法律的服从者。共和国与专制政体的区别在于，人民除了是服从者之外是否还是主权者。根据卢梭，共和国的人民的精神结构是“主权者——服从者”的辩证结构。没有服从，便没有尘世秩序，但如果主权不属于人民，则只能存在专制。中国宪法的特色不在于人民是否是服从者或被领导者，而在于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主权的一致性和同一性。许多的论者往往把“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解释为一种存在，把这个格式作为一种描述格式，从而完全使其丧失规范意义。依此，“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就仅仅是一个状语，仅仅是一种偶然的语言组织方式，“中国人民”仅具有被领导者、服从者的含义。我把“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作为一个对宪法规范的表述格式。所谓规范或原则，就是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应然的，而不是或然的，是人民主权的一种实现结构。正如宪法的事实陈述所表明的，这个格式来源于经验，来源于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历史学家揭示历史内在的逻辑，说明如何如此；宪法学家应把这个格式当作一个宪法原则并论证：第一、在这个结构中，人民主权和共产党领导权如何同一化；二、这个结构内涵哪些根本的紧张关系，共产党在革命终结以后如何转换为执政党。
人民主权在中国的实现有两个基本的机制，即共产党的代表制和人民代表大会制。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共和国，和西方国家一样，人民有选举的权利，人民代表大会是权力机关。尽管具体的制度和实际功能状况不同，中国的人民代表制度和西方代议民主制的制度逻辑都是“选举——代表”的程序民主。中国的区别性特征是另外还存在一种代表制，即先锋队，也就是共产党对人民的代表，这种代表一方面独立于遵行“选举——代表”逻辑的人大制度，另一方面又渗透于人大制度。那么，共产党是如何代表人民的呢？决定中国实行先锋队代表模式的现实因素是什么？在规范的基础上，特别是在突出个人权利的时代，这种代表制如何得到新的理论支持？它和人民的“选举——代表”制度如何界分、衔接、协调？在原则层面，问题是如何把两种主权代表制解释为一个统一的结构。主权不可分割是主权的一个基本特征，博丹、霍布斯、卢梭等主权作家都坚持此论[9]。英国在国王与议会的冲突中，最终发明了一个公式“国王（女王）在议会中”[10]，用来概括英国复合而统一的主权结构。那么，我们能否设想一个公式来概括两种代表制的互动与平衡呢？
这些问题属于我们这个时代根本的政治哲学问题，并不是宪法学者单方面可以完成的。但是，宪法学者不能回避这些问题，否则，对于共产党领导权的解释和对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解释就只能完全割裂，无法在二者之间建立内在的逻辑联系。
--------------------------------------------------------------------------------
[1]他的宪法三部曲的名称就是“wethepeople”。2005年上半年，我旁听了他的宪法课，受到他的启发，并告诉他我想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主题构思中国宪法学的体系，他鼓励我尝试之。
[2]a.v.dicey,introductiontothestudyofthelawoftheconstitution,london,macmillan,1915，p.cxl.
[3]黎思复，黎廷弼译，（英）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第23页，商务印书馆，1985。
[4]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资料》中华书局，第108-109页。
[5]刘锋译，（德）卡尔.施米特，《宪法学说》，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4—9页。
[6]simonblackburn,oxforddictionaryofphilosophy,oxforduniversitypress,1994,pp.330.
[7]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1982年。
[8]何兆武译，（法）卢梭，《社会契约论》，1982年。关于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参见陈端洪，《人民主权的观念结构》（未刊稿）和《政治法的平衡结构》，《政法论坛》，2006年第24卷，第145-165页。
公共关系学的概述篇6
【关键词】“治国理政”执政理念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D25【文献标识码】a
所谓“治国理政”，是指一个政党治党治国治理社会治军与全面执政的一套完整、系统的制度和能力；而“治国理政思想”，是关于一个政党治党治国治理社会治军与全面执政的一套完整系统的制度和能力的思想体系。随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深入推进，如何概括、提升、表述其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成果，就显得日趋突出了。
“新思想”是比“新理念”、“新战略”更具有概括性、涵概性、包容性、通透性的一个概念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指出：“尤为重要的是，党的十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勇于实践、善于创新，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根据并围绕这段论述，经过认真深入细致的分析思考，窃以为，“新思想”是比“新理念”、“新战略”更具有概括性、涵概性、包容性、通透性的一个概念，它实际上包括“新理念”和“新战略”，“新理念”和“新战略”都是“新思想”的不同体现。因而，用“治国理政新思想”来概括和表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成果，是对“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进一步深化和提升，这种表述会更全面、更准确、更科学、更规范，更符合实际和实践走向，更易于国际社会对话交流，也可以把过去人们所注重且强调的“民族复兴”、“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囊括进来。
“治国理政”是一个较为规范的概念。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来讲，它具有以下内涵：要注重党政主导、社会参与、法德并治、协商共治、能力现代；要用制度、思想、价值观和能力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要用制度、思想、价值观和能力治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用制度、思想、价值观和能力治理国家权力以及国家与市场、社会、公民的关系，治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要用一套科学完备有效的制度进行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要在社会结构转型的进程中有效破解难题、建构秩序，实现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使中国拥有治国理政上的国际话语权。
使用“治国理政新思想”表述的依据
一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即是为了有效解决“如何全面治理社会主义并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一崭新的历史性重大课题。指出，“相比人民群众期待，相比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相比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不足，有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这就是说，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并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历史、时代和实践提出来且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也力求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
二是实现既充满活力又达到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社会各个领域发生了全面的整体转型升级。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要求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处理好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处理好政府力量、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关系。在这三种根本关系中蕴含着三种根本机制――动力机制（发展、市场）、平衡机制（稳定、社会）和治理机制（改革、国家政府）。能否使社会充满活力（动力）而又达到和谐（平衡），治理是关键。治理的目的，就是要使每个人能做到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从而使社会充满活力又达到和谐。
三是正确处理好国家、市场、社会和公民关系的应有之义。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治理国家权力，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市场、公民个人的关系方面积极进行系统的顶层设计，并力求为此提供一整套完备稳定管用的制度体系和治理能力，其目的在于既使国家权力在制度框架内运作并具有较强的国家能力，也能使市场规范运作，又使社会充满创造活力并达到和谐，还使每个公民能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
四是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应有之义。为适应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总要求，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积极主动实行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既努力实现治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又努力提高国家机关的履职能力。正如所指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性、程序化。”
五是顺利实现社会结构整体转型的应有之义。在社会主体日趋多元与社会主体日趋注重平等、能力、参与、民主、协商、制度和法治的发展进程中，必然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实质，就是前面所讲的，即党政主导、社会参与、法德并治、协商共治、能力现代。
六是破解建设难题、建构良性秩序、拥有中国话语权的应有之义。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基本思路，是破解难题、建构秩序、唱响中国。这既需要一整套完备规范有效的制度体系，又需要领导干部具有运用制度体系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还要凭制度体系和治理能力唱响中国，且用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即话语体系对这种制度体系和治理能力进行阐释和传播，以拥有国际话语权。
七是用“治国理政新思想”这一具有普适性的概念范畴表述，不仅有利于更好地总结、概括、提升和整合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党的十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成果，而且也容易被理解、接受，易与国际社会进行对话交流。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最伟大的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使中国跻身世界强国的行列。在各种外交活动和场合中，世界许多政要最为关注的一个话题和议题，就是“治国理政新思想”。而且，“治国理政”也是国际社会通用且易于传播、对话、交流以及理解把握的一个概念。因此，讲“治国理政新思想”，甚至在必要的时间、场域、语境和条件中使用“治国理政新思想”这种具有标志性的表述，既可以提升中国的软实力，也可以为国际社会提供有益启示，还可以使中国拥有治国理政的话语权。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兼哲学教研部主任，一级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公共关系学的概述篇7
公益原则是一项被多国公认的、重要的法律原则，在行政许可法上如何体现关系到法的完整性和社会安定。遗憾的是我国的行政许可法不但没有对公益原则予以明确规定，而且鲜有文章对行政许可公益性原则进行深入研究。通过对其概念、内容概述，提出在行政许可法中树立公益原则意义。
关键词:
行政许可;公益原则;内涵;意义
行政许可作为一种重要的国家行政管理的手段，从设定开始，经过实施、监督检查程序，最后到法律责任的追究，有着自己一套完整的体系，在行政管理实践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201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实行的十二周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简称“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在政府职能从管制型向服务型、法治型转变、极力推进简政放权的背景下，对行政许可公益原则的研究就非常有必要。
一、公益原则概述
(一)问题的提出
行政许可是行政机关进行事前监管的重要手段，通过行政许可这种具体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利益进行协调。既然是对行政相对人的切身利益进行平衡，因为行政许可往往是对公共事务的处理，所以就涉及到了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平衡。那么到底应该怎么掌握这样的一个平衡点呢?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法律制度之间是不是有相同的原则对这种具体行政行为进行指导呢?通过对德国、日本、美国的行政许可原则汇总、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公益原则是共通的。在美国，所有的行政许可必须遵循公益原则;在德国，公益原则是许可的基础;在日本，行政均应从公益的角度进行判断①。反观我国的《行政许可法》可以看出，虽然我们并没有公益原则肯定为基本原则，但是我们法律条文中却有关于公益原则的表述。那么对于我国的公益原则应该怎样理解?
(二)公益原则的内涵
公益原则，是被法学界公认的一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正因为如此，许多学者对公益原则的概念内涵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归纳下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公益等同于公共利益。以“公共利益简称公益”②观点为代表，这也是绝大多数学者支持的观点。因为将公益归结为公共利益的简称，这样就可以将行政许可法法与宪法的公共利益概念统一，从而体现出行政法与宪法在法律体系上的紧密关系。即使认同公益是公共利益的简称，但是，对于公共利益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有人则认为公共利益是“社会共同的、整体的、综合的和理性的利益”;有人认为“公共利益是集体利益，集体可大可小”;有的人认为“公共利益是每个个人利益的总和”。第二种观点认为公益具有两种涵义:一是“公共安全、社会秩序等公共利益的事项”。二是对“以实现公益为目的对行政相对人权利和自由的解禁”③。从行政许可的内容和意义两个不同的方面对公益原则概念进行了表述，让我们更容易理解，也对于第一种观点进行了升华。第三种观点是与前苏联刑事诉讼中的公益原则相关联。认为公益含义是“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这样一来，公益原则把国家、社会和个人利益都进行了融合，范围更加宽泛。三种观点相比较而言，第一种结合宪法这一根本大法中关于“公共利益”的概念内涵，使这一法律概念显得更系统，但是并没有体现出“公共利益”在行政许可法原则中的特点;第二种观点除了吸收第一种观点的同时，突出对行政相对人利益的保护，更加全面，缺点就是略显笼统;第三种则显得更没有说服力，有照搬刑事诉讼中公共利益概念的嫌疑。结合上述三种观点，笔者认为确定公益原则的概念内涵应该从以下三点入手:首先，应该从字面意义的层次进行解析。法律是由句子来表达，而句子都是由词语构成。我国汉语文化博大精深，同样的词语放在不同的法律环境下会有不同的含义。公益，从字面上理解，公为公共、大家而与个人相对，益为利益、权益，公益即为社会公共的利益。其次，应该从《行政许可法》立法背景和立法目的层次进行理解。加入wto后市场经济变化为立法背景;《行政许可法》对于立法目的也有准确的规范。最后，应该以《宪法》对于相关原则的规定为依据。宪法是我国根本大法，是其他部门法立法的根据。应该根据宪法中公共利益的相关立法精神确定公益原则的内涵。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公益原则概念有以下三点;第一，公益原则包含公共利益而不限于公共利益，还应包含社会秩序以及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在内;第二，公益原则应该是一个具有浮动性的原则，根据行政许可的设定、实施、监督等不同程序而有所变化。不能将公益原则限定在一个范围而通用整个行政许可行为;第三，公益原则应该更加体现社会主义“以人为本”的法治理念。
(三)公益原则的意义
行政许可法公益原则的确立和完善，在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形成的今天，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首先，从行政法的作用来讲，有利于限制行政权，维护公民个人权利。行政法有“规范和控制行政权”、“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力”的作用。④不管是“控权论”对控权作用的推崇还是“平衡论”对平衡双方权利作用的强调，两者都不否认的是:公权力和私权利本身就是一对矛盾关系，任何一方的扩大必定以另一方的削弱为代价。也就是说，行政主体为了公共行政事务的顺利开展，一定会对公民个人的权利有所限制。正是为了防止对公民个人权利的无限度的侵犯，需要行政法对行政权进行规范从而维护公民的私权利。公益原则的确立和完善，正是对行政权的规范给予原则性的指导，划定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合理的界限，从而实现公权力与私权利共同和谐发展。
其次，从行政许可法法律体系来讲，有利于行政许可法法律体系的完善。现行行政许可法的法律原则体系中，没有一个原则是从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的角度入手，对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平衡进行规范。确立公益原则就补上了这一漏洞，有利于促进行政许可法律原则的完善。现行行政许可法的法律规则体系中，很多法律规则已经不适应现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如果此时能够用公益原则对政府管制与市场经济发展进行权衡，适应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并结合实际情况对市场经济适当放宽约束，必定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长足、有效的发展。再次，从政府的角度来讲，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新一届国务院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不管是在市场监管方面、社会管理方面还是公共服务方面继续简政放权，积极推动政府向有限型、服务型、法治型转变。更加凸显了政府放权服务于人民群众、切实以人为本的方针与理念。这对于行政许可这一行政行为也有很大的指导性意义，尤其是市场监管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公益原则为指导切实进行行政许可就符合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和趋势。“执法为民”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其实就是公益原则的要求，政府遵循了公益原则也就实践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公益原则的确立的确能够促进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扎根于具体法律条文、践行于具体行政行为、推动和谐社会建设。
最后，从国际角度来讲，有利于推动全球化进程。全球化不仅表现在经济上，也表现在法律制度上。法律制度具有相对独立性，当然可以表现为属于不同社会形态的国家法律制度之间的相互借鉴、吸收和移植。行政许可作为一种行政行为，或者表现为一种政府宏观调控的法律手段，并不是为我国所独有，如上文所述美国、德国、日本的行政许可中都有公益原则。虽然这三个国家的行政许可的公益原则表现不尽相同，但是，大同小异的原则足以给我们以启发，真的需要用公益性原则来促进《行政许可法》的完善，更好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行政许可不仅仅是行政程序法不可或缺的一种重要的具体行政行为，还是链接政府与群众的重要桥梁。在民众求逐渐多样化的今天，相对“死板”的行政许可制度的落后性越来越被放大，只有在《行政许可法》中明确公益原则的地位，从民众角度出发，更有利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黄金．行政许可设定中的公益原则［J］．商品与质量，2012，5:175．
［2］李会，房震．公共权力的公益原则及其限度［J］．当代法学，2003(10):23－27．
［3］许乙川．公益原则在行政许可领域中的运用［J］．法治研究，2008(3):76－79．
［4］黄红华．中国律师在公益行政许可听证中的法律地位研究［J］．中国发展，2009，9(5):51－55．
［5］胡建淼，邢益精．公共利益概念透析［J］．法学，2004(10):3．
［6］韩大元．宪法文本中的“公共利益”的规范分析［J］．法学论坛，2005(1)．
［7］王新艳．公共利益诠释［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9，19(5):39－43．
［8］石佑启．论公共利益与私有财产权保护［J］．法学论坛，2006，21(6):74－81．
［9］杨辉．＜行政许可法＞七项原则［J］．中国质量报，2006，3:1－2．
［10］李富莹．行政许可法的基本原则及主要制度［J］．工商行政管理，2004:41－44．
［11］刘希琳．行政许可七项原则不可丢［J］．公共行政，2006，1:38－39．
［12］方世荣．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第四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200－211．
［13］周莉．行政许可原则初探［J］．行政论坛，2001，44:35－37．
［14］王晓岭．论行政许可法的立法目的和原则［J］．前沿，2004，12:123－127．
［15］杨建顺．浅解＜行政许可法＞基本原则［J］．中国监察，2004，22:60－61．
［16］景安妮．浅谈＜行政许可法＞的原则［J］．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17:44－47．
［17］李爱萍．浅谈行政许可的基本原则［J］．内蒙古电大学刊，2007，8:56－58．
［18］刘希琳．试论＜行政许可法＞的基本原则［J］．甘肃高师学报，2006，11:63－66．
公共关系学的概述篇8
李刚**
目次
前言
第一章税法公平价值研究之基础——若干基本概念的界定
第一节税收与税法
税收的起源·税收（法）的本质·税收和税法的概念
第二节税法的价值与基本价值
税法的价值的概念与含义·税法的基本价值
第二章税法的公平价值
第一节税法的公平价值体系
第一层次的形式正义——税法的平等适用·第二层次的实质正义——税法的征税公平·第三层次的本质公平——税法的起源
第二节税法公平价值研究的理论意义
重新明确税法的公平价值与效率价值之间的关系·为税法价值论的形成奠定基础
第三章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由税法公平价值研究引出的若干思考
第一节中国税法之现代化概述
概念与内容·支点与核心——契约精神
第二节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的主要内容
由依法治税到税收法治·立法方面：在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下确立税收法定主义，为依法治税提供立法保障·执法和守法方面：以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指导重构税收法律意识，为依法治税创造思想条件和观念基础
前言
税法学与其它法学学科相比较，还是一门新的学科。即使是美国、德国等法律制度和法学研究较发达的国家，将税法作为法学的一门独立学科进行研究和教学，一般说来也才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日本，对税法的正式研究则始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1]而在新中国，法学研究自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起步后，遭受了五十至六十年代的挫折，在七十年代以后才进入现代法学的复兴和发展时期。[2]其中，税法学研究更是晚了近十年，从八十年代中期发端，至今也不过十四、五年的时间；[3]加上在研究方法和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等方面的原因，中国税法学研究目前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亟需改进之处。[4]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税法学基本理论研究的不足。所以，加强税法学基本理论研究就成了税法学研究的当务之急。因为，其一，唯有奠定坚实的基本理论的基础，才能构筑并建设好税法学学科的大厦；其二，也唯有在税法学基本理论方面下工夫，才能凸现税法学研究与税收学研究之间的区别，从而改变长期以来税法学实际上依附于税收学的非正常状况。
笔者之所以选择“税法的公平价值”为题，既欲以不逮之力填补税法学研究目前为止之空白，又图凭非分之心反思税法学之基本理论进而为修正、完善之事。换言之，笔者意欲集研习税法学两、三年来于税法的本质、概念和特征、税收法律关系、税法的基本原则、税收立法、税收法律意识等税法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所思所想，以“税法的公平价值”一题为点，切入并进而扩展至整个税法学基本理论。
纵观新中国税法学研究有史以来的研究成果，其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的国家分配论和国家意志论，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是与“阶级斗争”、“强制”、“义务”等名词和观念紧密相连的，由此这些名词和观念亦进入税法学理论，成为其内在的、被认为是完全合理的本质因素，进而影响乃至主宰了税法学基本理论和具体制度的方方面面。此其一。其二，税法学理论研究者由于其自身知识结构的局限，并受长期以来注释法学和服务法学的驱动，以及依附于税收经济学研究的惯性作用，偏重于对税法作制度层面上的建构和释义，淡化、忽视甚至回避了有如税法的起源和本质等根本性的基本理论问题，更遑论与其他法学学科的交叉、融合分析与研究。[5]时至今日，在新中国建立和发展以“公平、自由和效率”为内在理念和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税法学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由于上述两大根本原因而有陷入难以为继之虞，仍然仅作制度层面上的注释甚至创新，以及实务操作方面的改进乃至完善，亦难救其于困境之中。
其间，虽有不少税法学者对西方的税法理论和制度作过介绍和研究，谓之“借鉴和参考”。但多数仍然只是制度层面上简单的“移植和借用”，并未从深层次的理论角度去考察西方税法理论的合理性，进而以此反思我国税法基本理论的不足和欠缺之处。笔者经过认真、慎重地比较研究，认为，我们可以借鉴和参考西方以“社会契约论”为理论基础的税收理论──如公共需要论和交换说等──中的合理因素，来修正、完善我国税法的基本理论。这一合理因素，概言之，即为“契约及契约精神”。“契约精神来自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所派生的契约关系及其内在原则，是基于商品交换关系的一般要求而焕发出的一种平等、自由和人权的民主精神”。[6]契约及其所内涵的契约精神，不仅是现代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的最佳体现，也是现代法治国家不可或缺的“灵魂”；其对“平等和自由”的价值追求，恰恰可以弥补传统税法学理论过分强调“税收的强制性和义务性”等观念所导致的不足和欠缺，不仅可以改善传统税法学理论中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相对立的局面，而使之趋向于和谐一致，还可以赋予税法学理论在跨世纪进程中为适应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变革而必备之调适能力和创新性。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法学现代化的大背景中，以“契约精神”为支点和核心，反思和修正我国传统税法学理论，可以为我国税法之现代化提供一条理论上可能的途径，或者至少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从某种角度来说，本文所探讨的“税法的公平价值”即是上述“契约精神”于税法领域的展现。换言之，笔者是在所谓“现代税法学基本理论”（请允许我暂时如此称呼）的基础上展开对“税法的公平价值”的探索和讨论，并试图由此发散和折射出笔者对“中国税法之现代化”问题的若干思考。至于其全面、深入的研究及体系的构建——即税法价值论的形成，则有待于笔者日后在导师提携和学友帮助之下循序渐成。
第一章税法公平价值研究之基础
──若干基本概念的界定
如前言所述，传统税法学由于支撑其理论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分配论和国家意志论的不足以及研究方法的偏误等两大根本原因，逐渐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仍于其理论框架中再行制度注释甚或“理论创新”之举，对中国税法之跨世纪变革，或曰其现代化并无多大裨益。故笔者意欲在所谓“现代税法学”理论的基础上展开对本题的讨论。而水自源来、木从本出，对现代税法学加以大致描述的最佳途径无疑是从税法学基本概念的界定入手。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对税收和税法等基本概念加以界定的意义，不仅在于为本文对税法公平价值的研究提供一个理论基础，同时也是为了明确作为理论工作者准确使用概念和范畴的“自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避免因对概念和范畴理解的不一致而引起无谓的争论。[1]换言之，本文对税法的公平价值的探讨，是建立在笔者对税法学基本概念的重新界定、乃至对税法学基本理论的重新思考的基础之上。
第一节税收、税法与税收法律关系
“税收和税法之间天然的、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似乎已经成为税法学者应当牢记的第一条规律。[2]因此，在界定税法概念之前明确税收的含义也就成为一种惯例。而本文正是在解决了税收起源、亦即税法本质问题的前提下，来界定税收概念的。
税收的起源[3]
“‘自从恺撒奥古斯都以后，实现了对整个世界的课税。’（《新约·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节）事实的确如此，从那时起，世界一直处于‘恺撒时代’”。[4]在税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的早期，普遍的观点认为，“纳税”是人与生俱来的义务，而“征税”也是国家顺理成章的权利（力）；但是，这一观念的合理性在14、15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兴起后开始受到挑战。这一挑战最初来源于对国家起源问题的探讨。荷兰伟大的法学家和思想家格老秀斯（HugoGrotius）把国家定义为“一群自由人为享受权利和他们的共同利益而结合起来的完全的联合”，提出了国家起源于契约的观念。[5]英国思想家霍布斯（thomasHobbes）认为，国家起源于“一大群人相互订立信约”，“按约建立”的“政治国家”的一切行为，包括征税，都来自于人民的授权；人民纳税，乃是因为要使国家得以有力量在需要时能够“御敌制胜”。[6]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辩护人、思想家洛克（JohnLocke）在试图以自然法学说说明国家的起源和本质问题时，提到：“诚然，政府没有巨大的经费就不能维持，凡享受保护的人都应该从他的产业中支出他的一份来维持政府。”[7]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在其代表作《论法的精神》中专章（第十三章──笔者注）论述了“赋税、国库收入的多寡与自由的关系”。他认为，“国家的收入是每个公民所付出的自己财产的一部分，以确保他所余财产的安全或快乐地享用这些财产。”[8]而作为社会契约观念集大成者的卢梭（Rousseau）则将国家起源于契约的理论作了最为系统的表述。对他而言，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的集体。”[9]
因此，在古典自然法学家们看来，国家起源于处于自然状态的人们向社会状态过渡时所缔结的契约；人们向国家纳税──让渡其自然的财产权利的一部分──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享有他的其他的自然权利，以及在其自然权利一旦受到侵犯时可以寻求国家的公力救济；国家征税，也正是为了能够有效地、最大限度地满足上述人们对国家的要求。无论如何，纳税和征税二者在时间上的逻辑关系应当是人民先同意纳税并进行授权，然后国家才能征税；国家征税的意志以人民同意纳税的意志为前提，“因为如果任何人凭着自己的权势，主张有权向人民征课赋税而无需取得人民的那种同意（指“由他们自己或他们所选出的代表所表示的大多数的同意”──引者注），他就侵犯了有关财产权的基本规定，破坏了政府的目的。”[10]所以，人民之所以纳税，无非是为了使国家得以具备提供“公共服务”（publicservices）或“公共需要”（publicnecessity）[11]的能力；国家之所以征税，也正是为了满足其创造者──作为缔约主体的人民对公共服务的需要。
19世纪末以来至20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走向垄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逐步从经济自由主义转向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与此同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经济手段之一的税收和法律手段之一的税法，其经济调节等职能被重新认识并逐渐加以充分运用。今天，在现代市场经济日益向国际化和全球趋同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下，世界各国在继续加强竞争立法、排除市场障碍、规制市场秩序、维持市场有效竞争，并合理有度地直接参与投资经营活动的同时，越来越注重运用包括税收在内的经济杠杆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以保证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也就满足了人民对经济持续发展、社会保持稳定的需要。[12]
税收（法）的本质
西方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税收本质理论主要有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交换说认为国家征税和公民纳税是一种权利和义务的相互交换；税收是国家保护公民利益时所应获得的代价。“交换”（exchange）是经济分析法学派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法律现象时所使用的基本经济学术语之一。该学派认为，两个社会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行为，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对主体双方都有利的行为；第二种是对主体双方都不利的行为；第三种是对一方有利而对另一方不利的行为。经济分析法学家们把第一种行为称为交换，而把后两种都称为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税收也可以被认为是交换的一部分；这种交换是自愿进行的，通过交换，不仅社会资源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而且交换双方都认为其利益会因为交换而得到满足，从而在对方的价值判断中得到较高的评价。[13]而且在这种交换活动中，从数量关系上看，相互交换的权利总量和义务总量总是等值或等额的；[14]所以不存在一方享有的权利（或承担的义务）要多于另一方的情况，也就不产生将一方仅界定为“权利主体”而将另一方仅界定为“义务主体”的问题。[15]
公共需要论与交换说又有所不同。经济分析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波斯纳（posner）认为：[16]
税收……主要是用于为公共服务（publicservices）支付费用的。一种有效的财政税（revenuetax）[17]应该是那种要求公共服务的使用人支付其使用的机会成本（opportunitycosts）的税收。但这就会将公共服务仅仅看作是私人物品（privategoods），而它们之所以成其为公共服务，恰恰是因根据其销售的不可能性和不适当性来判断的。在某些有如国防这样的公共服务中，“免费搭车者”（free-rider）问题妨碍市场机制提供（公共）服务的最佳量：拒绝购买我们的核威慑力量中其成本份额的个人会如同那些为之支付费用的人们一样受到保护。
与私人物品相比较，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两个特点，即：单个人的消费不影响其他任何消费者对公共物品的消费；杜绝消费公共物品而不支付代价的“免费搭车者”现象的费用太高，以至于没有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私人生产者愿意供应公共物品。[18]由此，决定了公共物品无法象私人物品一样由“私人部门”生产并通过市场机制来调节其供求关系，而只能由集体的代表──国家和政府来承担公共物品的生产者或者公共需要的满足者的责任，国家和政府也就只能通过建立以税收制度为主的财政制度来筹措生产公共物品所需要的资金，寻求财政支持。[19]
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国家起源于阶级斗争，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阶级专政的工具。“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20]与此相联系，马克思主义国家税收学说认为，税收既是一个与人类社会形态相关的历史范畴，又是一个与社会再生产相联系的经济范畴；税收的本质是指税收作为经济范畴并与国家本质相关联的内在属性及其与社会再生产的内在联系；税法的本质则是通过法律体现的统治阶级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国家意志。由此，国家分配论和国家意志论成为我国税收和税法本质学说的支配观点。根据这一理论，税收作为分配范畴与国家密不可分，“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即国家──引者注），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21]；税收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对社会产品进行再分配的形式；税法则是国家制定的以保证其强制、固定、无偿地取得税收收入的法规范的总称。
税收和税法的概念
通过对上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分配论和国家意志论与西方以社会契约思想为基础的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前者始终是从“国家本位”，即国家需要的角度来阐述税收的缘由，从而说明税法的本质；而后者却主要是从“个人本位”，即人民需要的角度，并结合国家提供公共需要的职能来说明税收的起源和本质，而税法不过是以人民的授权为前提，将其意志法律化的结果，从而保证人民对公共服务的需要能够得到持续的、有效的满足。由此来看，后者应该更符合我国“人民当家作主”和“人民主权国家”的实质。所以，在“人民主权国家”思想总的指导下，以社会契约论中的合理因素为参考，借鉴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的观点，笔者将税收概念定义为：税收是人民依法向征税机关缴纳一定的财产以形成国家财政收入，从而使国家得以具备满足人民对公共服务需要的能力的一种活动；进而将税法概念定义为：税法是调整在税收活动过程中国家、征税机关和纳税主体等各方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税收关系的法规范的总称。
税收法律关系[22]
税收法律关系是税法学的基本范畴之一，其对税法学的重要性和意义可简单归纳为两点：一是税收法律关系作为税法调整对象的法律表现形式，几乎可以体现出税法的所有特征；二是税收法律关系所包含的“主体、客体和内容”三要素及其彼此之间的构成方式，也几乎涵盖了税法学基本理论各个方面的内容。因此，日本著名税法学家金子宏认为，“税法学可称为以对税收法律关系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为目的的法学学科。”[23]所以，笔者试图通过以下对“税收法律关系”的分析，全面阐释上述税收和税法概念的定义，以进一步从整体上明确现代税法学理论与传统税法学理论的重要区别。
一、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
笔者通过对传统税法理论就税收法律关系的概念和特征的有关研究进行分类、比较和归纳，将税收法律关系的一般概念表述为：税收法律关系是由税法确认和调整的，在国家税收活动中各方当事人之间形成的，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社会关系。[24]
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是税收法律关系理论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我们对税收法律关系加以全面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
对税收法律关系加以定性，主要集中在税收法律关系究竟是“权力关系”还是“债务关系”的问题上。这两种学说的对立，正式形成于1926年3月在明斯特召开的德国法学家协会上。权力关系说的代表人物是德国行政法学家奥特·麦雅（ottomager），他认为应把税收法律关系理解为国民对国家课税权的服从关系；在其关系中，国家以优越的权力的意志主体出现，所以税收法律关系是以课税处分为中心所构成的权力服从关系。债务关系说是以1919年德国《租税通则法》的制定为契机，根据德国法学家阿尔巴特·亨塞尔(albertHensel)的主张所形成的学说。亨塞尔把税收法律关系定性为国家对纳税人请求履行税收债务的关系，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关系乃是法律上的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对应关系，因此税收法律关系是一种公法上的债务关系。金子宏则认为，由法技术的观点看税收实定法时，把税收法律关系界定为单一的权力关系性质或债务关系性质是不妥的，莫如理解为它是性质各异的种种法律关系的集中；但其基本的和中心的关系仍为债务关系。[25]
笔者认为，当对某一具体的税收法律关系加以定性时，应当根据其内容、所涉及的主体以及其所处于国家税收活动过程的不同阶段，来界定处于特定情形下特定的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当需要对抽象的、作为整体的税收法律关系进行定性时，可以认为其性质是税收债权债务关系。
二、税收法律关系理论结构示意图--建构与解读
（一）税收法律关系理论结构示意图的建构
第
二③⑤
层
第⑥⑦
①⑥⑦②
一
层
④
税收法律关系理论结构示意图
图示及说明：
①为以税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为主的税收法律关系，是最主要的税收法律关系，可按约定俗成简称为税收征纳法律关系；
②为以税收行政法律关系为主的税收法律关系；
③为以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为主的税收法律关系，是最重要的且最能体现税法本质的税收法律关系；
④为以涉外（国际）税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为主的税收法律关系，可简称为涉外税收征纳法律关系，这一部分本应包括在①中，之所以单列是为了能够更好地说明国际税收法律关系；
⑤为以国际税收分配法律关系为主的税收法律关系；
⑥为以税收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为主的税收法律关系；
⑦为因税收立法违宪审查而致税收法律关系，不仅是对权力机关行使税收立法权的审查监督，还包括对行政机关行使委任税收立法权的审查监督。在我国，这一关系并不存在。
①②③为非涉外税收法律关系，④为涉外税收法律关系，④⑤共同组成完整的国际税收法律关系；①②③⑤共同组成完整的税收法律关系。⑥⑦和“司法机关”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之内，故用虚线表示。
（二）税收法律关系理论结构示意图的解读
笔者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读上述理论结构示意图。
首先，在主体方面，税收法律关系是一个具有三方主体的多边法律关系：（1）纳税主体或称纳税人，[26]从最广义上可以理解为“人民”的代名词；[27]（2）国家，是国际税收分配主体和实质意义上的征税主体，以权力（立法）机关为代表；（3）征税（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是形式意义上的征税主体，其中最主要的是税务机关，还包括关税的海关等其他征税机关。
其次，在客体方面。虽然示意图中没有明示出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且在不同的税收法律关系中，客体表现出来的形态不尽相同。但笔者认为，可以从本质上将其归纳为“税收利益”。
在税收征纳法律关系（①，包括④）中，对纳税主体而言，税收利益表现为其部分财产的单向转移，是一种纯粹的税收支出；对征税机关而言，税收利益则表现为税收收入的“无偿”取得，并随后进入围绕着国家总体税收收入形成过程而产生的税收行政法律关系（②），同时就其中的涉外税收收入部分发生与其他国家间的国际税收分配法律关系（⑤）。纳税主体因对其“公法上的债务”的偿付而获得了要求并享有国家提供“公共需要”的权利；国家同时也就因其“公法上的债权”的实现而负有为其人民提供“公共需要”、以及“非经法定程序--税收立法不得征税”的义务；于是便形成了在税收法定主义基础上产生的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③）。由此可知，税收利益是贯穿并流动于整个税收法律关系中不同类型、不同阶段、不同环节的本质“中介”，只不过在不同的情形下表现出来的外在形态不同罢了。
最后，在结构方面。笔者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一个以三方主体间的四种法律关系组成的两层结构：三方主体是指纳税主体、国家和征税机关；四种法律关系是指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③）、国际税收分配法律关系（⑤）、税收征纳法律关系（①，包括④）和税收行政法律关系（②）；其中，①②构成第一层，是人们通常所认识的税收法律关系，③⑤构成第二层，是潜在的、深层次的，也是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的税收法律关系，最深刻地反映了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
笔者将在第二章中对税收法律关系各个层次、各个环节的关系类型中“契约精神与公平价值”的体现作具体考察，以进一步解读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
第二节税法的价值与基本价值[28]
不论我们探讨税法的哪一种具体价值形态，都是立足于税法价值的一般理论基础之上的。因此，在界定了上述税法的若干基本概念之后，来明确一下税法的价值与基本价值的概念与含义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如果说，诸如税收、税法和税收法律关系等税法的基本概念对“税法的公平价值”研究的意义是本质上的和间接的，那么，税法的“价值”与“基本价值”这两个概念对“税法的公平价值”研究则具有形式上的和直接的影响。
税法的价值的概念与含义
对“价值”和“法的价值”概念的界定及其含义的解释，远非笔者所能。所以，在参考其他学者的有关论述之后，[29]笔者将税法的价值界定为：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根据自己的需要而认为、希望税法所应当具有的最基本的性状、属性或作用。笔者试从以下几方面来进一步阐释这一概念的具体含义：
一、税法价值主体的普遍性
税法的价值的主体，是构成税法价值关系的根本要素；没有税法的价值主体，任何税法价值关系都无从建立，也就没有税法的价值。税法的价值主体就是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以下简称“税法的主体），并且具有普遍性的特点。
公共关系学的概述篇9
[关键词]概念格领域本体本体描述本体推理
[分类号]G350
领域本体描述是一切基于领域本体的知识工程活动的前提，提高领域本体描述的形式化与规范化程度、语义表达能力和本体知识推理能力就成为领域本体描述所一直追求的目标。形式概念分析(FCa)是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它是建立在概念和概念层次的数学化基础之上的一种新的知识描述手段和数据分析工具，运用形式概念分析的方法，可以发现、构造和展示由属性和对象构成的概念及其之间的关系。
FCa和领域本体是两种形式化的知识表示方法，文献指出两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本体的目的是对人能感觉到的现实世界建立共享的概念模型，提供一种共识以支持知识密集型应用。FCa不是为现实建模，而是为人工世界建模，目的是支持用户在给定数据的基础上进行领域分析和建模。FCa中概念的外延和内涵是同样重要的两方面，而本体则强调概念的内涵部分。
FCa已被尝试用于领域本体的描述，代表性的文献有[4-6]等，这为基于FCa的领域本体描述理论的产生提供新的契机。利用FCa可以完善领域概念的属性集和对象集，提高领域本体的语义完备性和形式化程度，自动分析领域的隐藏概念，并对领域概念进行聚类，从而为本体分类关系提供参考，帮助建立领域本体原型。另外，概念格可以帮助完善用描述逻辑进行本体推理的实际情境，为本体推理的公理和规则的编写提供便利。
本文旨在深入研究运用概念格协助完成领域本体描述的基本原理，并提出基于FCa的领域本体描述模型，为后续相关研究奠定基础和提供启发。
1
基于FCa的领域本体描述原理
基于FCa的领域本体描述基本原理可简述如下：领域本体的描述，必须自始至终贯彻工程化的指导思想、标准化的表达方式和规范化的工作步骤。在需求分析的基础之上，通过预处理过程，将领域的结构化、半结构化及非结构化数据转换为领域核心术语集(即核心词汇集)，进而将领域核心词汇集依据“对象一属性”的二元关系转换为形式背景，用形式背景来表达领域背景知识。形式背景形成后，在对其优化处理的基础上，通过造格过程，将形式背景转换成概念格，并用相关工具将概念格显化，接着根据实际需求对概念格进行规范化的编辑操作，得出满足领域本体使用需求的合理概念格，此时，可视化的概念格可以良好地展现出概念层次模型，概念层次清晰地体现了概念间的分类关系。在上述过程的基础上，将概念格通过相关操作转换成领域本体原模型，并在领域专家的参与下对领域本体原模型进行属性、实例、关系和公理规则等多方面的充实，最终通过领域本体的形式化过程，用本体描述语言将领域本体表达出来。最后用领域本体推理过程，对领域本体进行检测，并推理出相关隐性知识。
2
基于FCa的领域本体描述模型
根据基于FCa的领域本体描述原理，本文将运用FCa描述领域本体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准备阶段、分析阶段、描述阶段和推理阶段。从实际操作的层面上来看，上述四个阶段每阶段都包涵着许多错综复杂、相互作用的要素和内容，这给理解和掌握基于FCa对领域本体进行描述这一过程的本质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因此，本文采用模型化的思路，抓住这四个阶段中的主要要素并摒弃次要要素，进而深入研究各主要要素间的关系，对基于FCa的领域本体描述过程进行抽象，构建了基于FCa的领域本体描述模型，如图1所示：
各模块的主要任务概述如下：
2.1 准备模块
该模块主要解决领域本体描述的前期准备问题。在知识工程专家、领域专家和领域本体用户三方面对所要建设的领域本体进行深入需求分析的基础上，搜集领域数据，并将其分为三类：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数据、非结构化数据。随后使用相关技术(映射技术、nLp技术等)从各类数据中抽取出领域核心术语集，并将术语集的格式统一为“对象一属性”集，文献[7]阐述了具体的方法：①对结构化数据(一般为关系数据库表)，利用逆向工程或映射技术将关系模型转换为e―R图，用数据库表的元组作为对象，而数据库表的属性作为属性，e―R模型的关系表述概念间的关系；②对非结构化数据(一般是领域纯文本)的处理比较复杂，一般是通过自然语言的解析器，将领域文本中的每一个句子转换成一棵语法树，由语法树来分析，将词汇关系分为动宾关系、并列关系、偏正关系、主谓关系等，进而将这些关系转换成“对象一属性”关系；③半结构化数据一般是大量的XmL格式的网页以及它们遵循的文档类型定义(XmLSchema或DtD)等具有隐含结构的数据。半结构化数据具有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的特征，从半结构化数据中抽取需要运用映射技术和自然语言分析技术相结合的办法来获取领域中的“对象一属性”关系。
2.2 分析模块
该模块是整个过程的核心，主要完成四项任务：
・将准备模块得出的结果(即领域核心术语的“对象一属性”二元关系)纳入统一的形式背景下，并判断所形成的形式背景是否为标准形式背景，若不是，则分析原因(如多值背景、非净化背景等)，并采取对应措施(如多值形式背景单值化，背景净化)，将形式背景标准化。
・通过造格算法，将标准形式背景转换成概念格，并将所得概念格通过Hasse图的形式显化出来，由领域专家和知识工程专家在可视化基础上判断概念格是否合理，对不合理的概念格通过一定的规则进行对象、属性编辑，循环操作，直至出现较为满意完备的概念格为止。对概念格的编辑处理的基本操作包括：添加或移除对象；添加或移除属性；当两个对象有相同的属性时，要么合并成一个对象，要么给对象添加属性，以区别对象。概念格可以产生新的对象，它们不在概念表中，可以增加这些对象；整个过程不断循环重复，直到合理完善为止。
・将编辑后的完备概念格进行转换，主要包括节点转换(命名顶端节点，标示中间节点，删除底端节点)和节点关系转换(转换为概念及概念间的关系)两部分，转换的结果是得出领域本体原模型。
・在领域专家的参与下，将领域本体原模型进行属性扩充、实例扩充、公理扩充及关系扩充，对领域本体原型进行完善，最终形成扩充后的领域本体原型。其中，属性扩充和实例扩充分别用于完善本体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两个方面，关系扩充的目的在于完善领域本体概念除分类关系外的其余关系，而对公理和推理规则的扩充可以帮助实现本体推理。
2.3 描述模块
该模块的主要任务是选择合适的本体描述工具和本体描述语言，对扩充后的领域本体模型进行形式化描述，即完成本体的编码过程，最终得到领域本体。本
体描述包括对领域概念、概念间关系、属性、实例、公理和推理规则等各个方面的描述。
本体描述的过程相当复杂，为方便和简化领域本体描述的具体过程，相关研究机构开发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本体描述工具：Joe、oiLed、ontoedit、prot6g6、webonto等。这些工具在描述领域本体的能力上各有特点和优势，因此要结合具体的情况来选择使用。
本体描述语言近年来也呈现出多样化(如owL、DamL、RDF等)的趋势，在此背景下，本体描述语言的选择就成为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本文的观点是，本体描述语言的选择并非是唯一的，而是需要与具体的项目结合起来，与选择的本体描述工具结合起来，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然后做出选择。一般情况下，选择owL描述语言对本体进行描述。
2.4 推理模块
该模块的主要任务是根据本体描述语言，选择相应的本体推理机来实现本体推理。描述逻辑是本体推理的基础，本模型将本体知识推理建立在具有数学理论支撑的概念格之上，利用概念格有效帮助知识工程师完成对领域知识的逻辑描述。本文将在后文3，5节中结合实例阐明如何运用概念格协助确立领域本体概念的逻辑关系。
本模型中，本体推理的内容有两方面：一是检测冲突，优化表达，本体建立者要想建立正确、一致的本体就需要借助推理；二是由给定的知识(即显性知识)推理获得隐含知识，也就是把隐含在显式定义和声明中的知识通过一种处理机制提取出来。本体推理一般由推理机来完成，文献[12]对当前主要本体推理工具进行了比较分析与研究，总结了三个典型的推理机系统(pellet，Racer，FaCt++)的优劣，为如何选择推理机提供了参考。
3
一个实例：基于FCa的脊椎动物领域本体描述
3.1 脊椎动物领域简述
实例的目的旨在验证本文提出的基于FCa的领域本体描述理论的实际效果，因此，在应用领域的选择问题上，不必过于复杂化，以能阐明理论的正确性、可用性和易用性为准。基于此，本文拟选择一个简单且领域知识争议小的领域来阐述问题，在领域本体描述的具体应用中，也只取一个领域片段，进行领域本体描述。综合考虑后，本文选择百度百科中的“脊椎动物”这一词条作为领域非结构化数据，在此基础上进行脊椎动物领域本体描述。如图2所示：
3.2 步骤一：准备阶段
将“脊椎动物”词条中的文本进行整理，为避免形式背景过大不宜进行文字表示的弊端，对上述文本做适当简化，得到领域非结构化数据(文本)如下：
鱼类：用腮呼吸，生活在水中，卵生；
两栖类：能生活在陆地或水中，主要用肺呼吸，在水中水中用皮肤呼吸。卵生。常见动物：蛙等；
爬行类：皮肤表面有角质鳞片或甲，用肺呼吸，卵生，陆地生活。常见动物：陆龟等；
鸟类：体表有羽毛，卵生动物，用肺呼吸，有翼能飞翔。常见动物：鸽等；
哺乳动物类：胎生，哺乳，用肺呼吸。
从上述文本中析出领域核心术语集，包括属性集和对象集，原则上这一过程是由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来完成的，但限于本文的实验条件有限，故采用人工析出的方式。脊椎动物领域的属性集为：{B.用腮呼吸；c.用肺呼吸；D.生活在水中；e.生活在陆上；F.卵生；G.胎生；H.甲或角质鳞片；i.有羽毛；J.有翼能飞翔；K.哺乳；L.水中用皮肤呼吸；m.有脊椎的}.脊椎动物领域的对象集为：{蛙，陆龟，鸽子}。
3.3 步骤二：分析阶段
在领域专家的指导下，由知识工程师将上述属性集和对象集纳入到形式背景中，确立背景中所有存在的“属性一对象”对应关系，最终形成如图3所示的初始形式背景。
由于此时形式背景不完善，属性B与属性K没有对象与之对应，且整个形式背景不是净化背景，因此，在领域专家的指导下对形式背景进行完善，添加对象老虎、草鱼，得出一个完善的形式背景，如图4所示：
利用造格工具conceptexplorer，将上述形式背景转换成概念格，如图5所示：
在概念格中，每一个节点代表一个自动聚类产生的领域概念，此时，若领域专家认为该概念格不能完整准确地表述领域知识，则需要在知识工程师的协助下对概念格按照相关规则进行编辑，本例略过此步。图5中的概念格总共产生了11个节点。
得到完备的概念格后，就需要对概念格进行节点和节点关系两方面的转换，以得到领域本体原模型。节点转换的要点是进行节点标示，一是在领域专家的帮助下对节点命名，即取概念名；二是标示节点的所有属性(包括从上层节点继承的属性)和实例，即明确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随后，节点关系可自动转换成相应概念间的关系。以下是3个有代表性的节点：
节点1：脊椎动物({草鱼，蛙，陆龟，鸽子，老虎}，{有脊椎的}))，该节点包含领域中所有的实例和所有实例共有的属性。
节点7：两栖动物({蛙}，{有脊椎的，用肺呼吸，生活在水中，生活在陆上，卵生，水中用皮肤呼吸})。
节点il：({}，{用腮呼吸，用肺呼吸，生活在水中，生活在陆上，卵生，胎生，甲或角质鳞片，有羽毛，有翼能飞翔，哺乳，水中用皮肤呼吸，有脊椎的})，该节点是空概念，不存在，需删除。
完成概念格的转换后，可以得出如图6所示的领域本体原模型：
领域本体原模型中所表达的属性、实例、公理等内容可能出现不完善的情况，因此，需要在领域专家和知识工程师的合作下对领域本体原模型进行属性扩充、实例扩充及公理扩充等。
以概念7两栖动物为例进行领域本体原模型扩充：两栖动物({蛙}，{有脊椎的，用肺呼吸，生活在水中，生活在陆上，卵生，水中用皮肤呼吸})，添加公理{两栖类(水中用皮肤呼吸，卵生动物)V(用肺呼吸，卵生动物)V(生活在陆地，卵生动物)V(生活在水中，卵生动物)}。
3.4 步骤三：描述阶段
选择protege为本体描述工具，owL领域本体描述语言，对扩充后的领域本体模型进行形式化描述。用protege3.1.1描述后的脊椎动物领域本体概念及概念关系如图7所示：
本文构建的领域本体共包含领域概念15个，概念的属性17个，基本阐明了脊椎动物领域的概念和概念关系、概念的属性及实例。用protege工具可自动将领域本体用owL本体描述语言描述，得出脊椎动物领域本体的代码。
3.5 步骤四：推理阶段
本体推理是领域本体描述的最后一个阶段。本文是在protege工具的基础上结合Racerpro推理机实现本体推理过程的。描述逻辑是本体推理的基础，因此，如何从领域本体原模型(或概念格)准确得出领域本体概念间的逻辑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结合图6，本文总结了运用概念格完善描述逻辑的实际情境，如表1所示：
公共关系学的概述篇10
「摘要第三部门的兴起，尤其是在公共领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对行政法的主体理论、行政行为理论以及行政诉讼等都会产生影响，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和理论重构。但是，作为术语，“第三部门”引入行政法结构之中似乎没有必要，我们更应当关心的是其在公法上的作用、影响以及相应的规制问题。「关键词第三部门行政法意义理论重构一、引言美国学者萨拉蒙（Lesterm.Salamon）用大量的数字向我们展示了我们正处于一场全球性的“社团革命”之中，并且预言“这场革命对20世纪后期世界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民族国家的兴起对于19世纪后期的世界的重要性”。发生在其本国乃至世界的这一现象，也不约而同地引起了很多国家的行政法学者的关注。比如，英国学者克莱格（p.p.Craig）所说的quangos现象（“准非政府组织”的英文缩写，quasi-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日本学者关注到的“民间非营利组织（团体）”，以及与英国的quangos有点类似、但又不完全是的特殊法人制度，和处于其边缘的认可法人、指定法人与特殊行政法人现象；德国学者所谈的间接国家行政与公法人制度，等等。同样的，第三部门在我国也得到蓬勃的发展。截至2009年底，全国共登记社会团体171150个（按性质分，其中专业性社团50328个、行业性社团53004个、学术性社团39640个、联合性社团23961个），民办非企业组织147637个，基金会975个。在体制之外，还有更多的没有登记注册的、半公开的、临时性的社会组织广泛存在。可以说，近年来在我国，很少有一个共同的话语像第三部门（也称“第三域”，thirdsector）那样越来越多地受到了法学、政治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等诸多学科学者的共同眷顾与青睐，给予了深切的理论关怀。相对而言，第三部门这个概念对于我国行政法来讲还是比较陌生的，我们已经习惯了讨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其中的组织形态划分也非常中国化，包括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等；也习惯了另外一种也同样得到官方认可的说法，即“民间组织”，包含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当第三部门这个新生事物向我们迎面走来，我们也满心欢喜地想要张开双臂热烈拥抱它时，我们还不得不停下脚步、冷静思考：到底要不要在行政法上引入第三部门的概念？我们现有理论是否已够健全而使得所谓的引入显得多余？引入这个概念或者进一步深入观察这种现象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变化？二、作为一个概念范畴引入到行政法之中？据我所知，现有的行政法教科书中都几乎没有提及“第三部门”的概念。那我们要不要在行政法结构之中引入第三部门的概念，至少是在传统行政主体理论中要不要做这样的革新？循着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设计以下四个观测点去观察和思考。1、概念边际从直观上看，现在也没有多少领域像这个领域那样存在着多重的、多义的、犬牙交错的、甚至可以说是混乱不清的概念认识。有些是舶来品，如nGo（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非政府组织”）、npo（non-profitableorganization，“非营利组织”）、公法人；有些是本土的特产，如事业单位、准政府组织、中介机构（组织）；还有一些很难说是纯本土的，如社会团体、行业协会，等等。甚至还出现了“第四部门”的概念。它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彼是包容还是并列？此边际如何？等等，不尽清晰，真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感。上述概念之间如乱麻般的交织、纠缠，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对第三部门边际的认识似乎还停留在抽象、原则的层面，对其在现实生活中的所有具体表现形态等关键性要素并不十分“有数”、“心里有底”。2、内涵以及与我国现实的契合度对第三部门内涵的理解上似乎也很难说已经统一、一致。据说，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非营利组织比较研究中心推荐的“结构－运作定义”是比较权威、被广为接受的，也就是说，第三部门一般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志愿性、组织性、民间性等特征。[12]但是，由于社会环境、组织形态、文化传统和制度沿革等诸多方面存在着的差异，既便是在西方国家，对第三部门的理解还有些微的不同。比如，在日本，所谓“第三部门”是指“由国家或地方自治体和民间共同出资成立、运营的事业体”或“公私混合组织（企业体）而言”；而在欧美，第三部门和非营利组织概念是一致的，可以混合使用。[13]在我国，如果用上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标准去衡量，我们会发现，在我国却多呈中间形态，具有不纯粹性、不完全性。比如，农村专业经济协会是集科技推广、技术服务、信息提供、农产品产供销服务为一体，以市场为导向，进行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是我国民间组织在基层出现的新生事物”（民政部《关于加强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培育发展和登记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2009年10月29日）），你很难说这种形态不具有营利性。[14]对于我们来说，第三部门无疑是个舶来品。以此来甄别我国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类似组织形态，我们会发现也很难把现有的一些组织形态完全装入第三部门的“口袋”之中。比如事业单位，按其社会功能，就可以划分为“承担行政职能的”、“从事公益服务的”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三个大类。第三类显然就不属于我们所要探讨的第三部门范畴，第一类今后的改革方向应该是转为行政机关。第二类的改革方向是，对于不能或不宜由市场配置资源的，所需经费由同级财政予以保障，不得开展经营活动，不得收取服务费用；可部分实现由市场配置资源的，所需经费由财政按照不同方式给予不同程度的投入，鼓励社会力量投入；可实现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实行经费自理，财政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给予相应的经费补助，具备条件的，应逐步转为企业，今后这类单位主要由社会力量举办。所以，第二类还不能完全算是第三部门范畴。[15]这至少说明第三部门的概念与我国的实际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不契合，不能妥帖地反映我国的现实。3、行政法上的观察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第三部门的所有形态在行政法上也并非都具有关注的意义和价值，比如，人们出于兴趣爱好而自发结成的“草根”组织，像花鸟协会、书画协会，除了作为登记管理对象之外，与公法关注的行政主体有何干系？行政法为什么要关注第三部门现象？我以为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理由：一是政府在行政体制改革和职能转变过程中，为进一步提高行政效率，克服行政机关“科层制”运行的弊端，实现良好行政，不断地将一些公共管理的职能通过授权或者委托方式转移给第三部门。二是大部分第三部门组织从事着很多与私法活动迥然不同的、具有公法意义的公共治理活动，对其成员、第三人具有比较重大的权益影响，甚至直接涉及到后者宪法基本权利的限制与剥夺，需要纳入行政法的研究范畴。除此之外的其他问题，可能就脱离了公法的视线，跨入了私法的关注范围。在我看来，有行政法上意义的第三部门形态，主要是：（1）行业协会、职业协会和综合性协会（2）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其他社会团体（3）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包括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4）“官办”基金会，如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设立的社会救助基金（5）委托执行行政任务的中介机构但是，它们在行政主体意义、组织形态、自治机理与程度、政府规制模式与程度等方面差别是很大的，很难有一个统一的理论研究模式，或许个案分类研究更加适宜。4、西方行政法的态度还有一个现象也很有意思，当我们翻看英国、德国和日本的一些重要行政法教科书时，会发现第三部门（thethirdsector）作为一个概念术语并没有被吸收进去，而是更多地从公务、从行政权或者进一步推广至公共权力的角度去观察、归纳和总结有行政法意义的那些组织形态，比如quangos、特殊法人、公法人。这个现象本身就很耐人寻味；是不是我们关注问题的视角不同，需要认真甄别出行政法的独特视角、概念切入点与研究范围，进而形成行政法上的话语、概念与范畴？上述观测的结果是否在警醒我们：第三部门现象的确值得行政法关注，但由于其范畴本身的不甚清晰、认识的不尽一致，或许我们也无需匆忙地将这个还不算很成熟的概念术语引入到行政法学结构之中？更应该是采取“抛开概念术语，专注于具体组织形态”的研究策略。三、对现有相关理论的反思对于第三部门的现象（而非概念），或者类似现象，行政法学并非麻木不仁、视而不见。从已有研究成果看，行政法教科书、文献一般都是在“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16]“其他非政府组织”、[17]“其他承担行政任务的主体”等中介绍，专著与论文多是对其中部分类型的研究。[18]那么，这种研究现状是否充分？是否已经足以完成行政法的使命，而显得我以下的分析都是多余？这是我所关心的，也是我们需要对现有理论进行批判性思考的根本理由。1、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和受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这是我国行政法比较传统经典的、一直占据主流地位的理论学说，[19]试图缆括着行政机关之外的从事公共管理活动、行使行政权的诸多复杂组织形态，从实质意义上扩展着行政主体理论的外延。其对具体组织形态的分类也是极其中国本土化的，分为：（1）社会团体，包括工会、共青团、妇联、残疾人联合会、个体劳动者协会、律师协会等；（2）事业与企业组织；（3）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包括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4）有关的技术检验、鉴定机构。这种理论也为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所接受，有着较为坚实的制度法的支撑。[20]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尤其是第三部门逐渐为行政法学者所关注，上述理论也受到了实践的冲击，表现为：第一，因为法律规定或者表述得不（够）清晰、明确，是否属于法律法规授权，在有些情况下是很难判断的。第二，随着第三部门的逐渐形成与日趋成熟，由政府直接授权、委托的情形渐趋减少，更多地是基于团体成员的权利让渡而获得公共治理权。公共治理权的行使无疑也应当受到公法原则的约束，应当纳入行政法的理论关怀之中，而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理论在这方面就显得力不从心、鞭长莫及了。因此，我们可以预计，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理论已不能完全适应我国行政法实践发展的要求了，尽管其价值依然不可全盘否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该理论之外还必须寻求其他的理论来弥补。2、对社会公行政的关注对行政主体的关注做了进一步的扩大，突破了传统的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认为还应当有非政府公共组织。非政府公共组织包括社区组织（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行业组织（行业协会和专业协会）和公共事业单位。它们依据组织章程、规约进行自治管理、行使自治权，这种自治权属于一种公共权力，这类管理属于社会公行政，是行政任务社会化、国家向社会分权的产物。[21]但是，上述观点也受到了学者的批判，指出，将一些组织章程、规约看作是公权力的来源，这是有问题的，民间组织不可能纯粹依据其章程而行使公权力。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权力来源还是国家授权。[22]在我看来，上述批判还是一种强行政的惯常思维，没有真正认识到“国家·社会·市场”的相对分离之格局的形成，以及由此可能会造就我们还不很熟悉的公共治理形式和公共治理权。但是，上述批判也的确提醒我们，第三部门的公共治理是否都具有公权力性质？这还需要认真甄别。3、对行政任务承担主体的概念重构概念重构是建立在对传统理论的批判之上的，批判的要点有：第一，我国行政法学上对行政任务承担主体的概念体系，比较简单粗糙，不能反映现实中行政任务承担主体类型的多样性，也未能为我国行政组织法的变革提供理论支持。第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理论不能缆括现实生活所有的组织形态和权力来源，会导致国家监督特别是司法监督的缺位。第三，行政委托理论不能将公私合作等行政管理的新发展纳入进来，视野比较狭窄。第四，现有的概念体系，也缺乏对本土现象的深入把握。应当关注我国单位体制及其变革与行政任务承担主体的关联。因此，提出概念重构的设想，包括：（1）保持对公私法区分相对性认识的前提下，承认公私法的划分，引入公法人的概念。将公法人区分为公法社团、公务机构（公务法人）。（2）把一些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普通行政机关改造成独立署，以增强其独立性；把一些履行执行性、操作性、研究性事务的行政机构或者事业单位改造成执行署。（3）关注私法形式的行政组织。（4）对于行政委托，应加强对公共服务的外包、特许经营、基础设施领域的公私合作等问题的研究。[23]上述对传统理论的批判，我还是持基本肯定的态度，但是，上述的概念重构，在我看来，却有着浓厚的行政权与公法的强势色彩，而且，也过多地以西方第三部门的基本形态为思考、批判的标准。对由此开出“诊断”方案，我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在我看来，中国第三部门的发展与未来可能形成的模式，包括功能、与政府的关系、公法上的地位等，或许应该有着中国社会自身在特定情境下产生的特殊需求，不见得一定要与西方“殊途同归”。总之，从以上对我国研究现状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国家·社会·市场”初步形成之后，公共治理和公共权力渐现端倪，而我们却普遍关注不够。对第三部门涉及的公法问题也缺乏总体思考和系统梳理。四、会给行政法带来什么？上述现有理论的这样或那样的缺失，至少说明现有理论框架已经不能恰当地容纳和反映丰富多彩、姿态万千、层出不穷的实践样式，需要我们以更加宽阔的视野和胸怀去体悟、感触，去思考理论发展的方向。那么，第三部门的兴起对行政法（学）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会给行政法带来什么？1、行政手段的多样化，更加灵活、有效地达成行政目标第三部门的兴起，填补了政府公共管理和服务上的很多缺失，同时也为行政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多样化的手段和路径。现在比较时髦的民营化（privatisation）、公私合作（public-privatepartnership）以及外包（contracting-out）等，都与第三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成为一种新型的实现行政目标手段，被政府越来越多地倚重。民营化（privatisation）可界定为更多依靠民间机构，更少依赖政府来满足公众的需要。[24]它是公共服务职能从公共领域（publicsector）转移到私人领域（privatesector），发生的领域要比第三部门所在的社会领域为宽，跨向了经济领域。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行政组织的私法化，另外一种是通过委托、外包把行政任务交给民间组织去办理。外包（contractingout）则与行政契约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是通过签订契约的方式将某些公共服务功能转移给相对人来承担。第三部门的出现与繁荣，为上述改革提供了承接的基础，成为政府执行行政政策的工具。正如有学者观察到的，第三部门执行公共政策过程中，“也日益习惯接受政府的委托或补助，使得政府资金成了许多非营利组织重要的收入来源，此时，原本相互独立的政府和非营利部门，已发展成相互依赖的新关系，也就是所谓的公私协力（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关系，然而，公私之间的界限也逐渐变得模糊不清，从而衍生出一些争议性议题。”[25]主要是责任问题，也就是由第三部门执行公共政策、提供公共服务，其与行政机关之间、相对人之间将形成怎样的责任关系呢？按照Koppell的说法，这涉及到透明度（transparency）、义务（liability）、控制能力（controllability）、责任感（responsibility）和回应性（responsiveness）。2、对行政法的研究视角会产生冲击，进一步扩大行政法的研究疆域随着第三部门的崛起，以及对公法领域的影响日益扩大，我们不禁要问：行政机关、行政权还会是行政法关注的惟一对象、惟一视角吗？我们通常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角度去归纳和认识第三部门，这种视角无疑是以行政权为探寻基准的。所以，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有时是包含在“行政机关”的概念里。[26]也就是说，尽管其不是组织形式意义上的行政机关，但却属于事实上行使行政权的“行政机关”。但在我看来，这样的视角其实是有问题的。从第三部门的发展趋势看，基于自治而实施的公共治理将越来越占有主导性地位。因此，用行政权来统和、解释第三部门的治理权（或者说是公共权力的一种来源），是不全面、不准确的。而且，这种“行政权”的狭隘视野也无法解决第三部门在行使治理权过程（非行政授权或委托）中产生的其他争议，反而引发更多认识上的混乱。那么，对于第三部门涉及着类似于行政管理和行政权的公共治理和治理权，是否应当引入公法因素的规范？由此产生的纠纷是否应循行政救济途径解决？在我看来，公共行政恐怕不再仅仅是国家意志决定的问题，而是从根本上取决于对相对人基本权利保障是否必需。对第三部门的公共治理活动，公法规范显然比私法更能够妥善地保护成员的利益。带着对这些问题的关注，行政法学自然会进一步调整姿态，将核心由“行政权”转向“公共权力”，真正从实质意义上去关注公共行政领域发生的法律问题。3、在进一步拉张行政法视野的同时，会对行政法结构进行重构如果我们将第三部门行使公共权力的现象纳入行政法调整的范围，首先在微观上我们就必须对行政主体理论进行相应的改造，行政法关注的目光将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委托进一步延伸到具有公共治理性质的第三部门管理活动。其结果必然是，原先在行政主体理论中架构起来的“依法授权或者委托的组织”及其改进型“承担行政任务的其他主体”都将受到冲击，甚至被放弃。在我看来，构建行政机关、“承担公共管理任务的其他组织”的行政主体二元结构，恐怕从概念上比较周延、切合实际需要。行政主体理论的延展，促使行政组织更加开放，也必将对行政行为、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等一系列制度带来连锁反应。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随着公共职能由政府向第三部门的部分转移，公共治理现象日益被行政法学者所关注，以及人权保障观念深入人心，以行政为核心的行政法结构是不是也将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英国行政法已经发生了移动。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英国行政法是以“行政为中心”，更加关注行政内的行为和决定的控制与促进问题，二十世纪下半叶是以“司法审查为中心”，更多关注合法原则、自然正义和合理在法院与裁判所的发展问题。八十、九十年代公共领域的改革，走向了一个反向，权力和裁量不仅授予各种行政机关，而且还流向了私人机构（privatebodies）。行政法的关注也将随之转向公共行政的新形式（newformsofpublicadministration）、促进和控制公共行为的新技术（newtechniquesofcontrolandfacilitationofpublicactivities）。[27]我对我国行政法的发展也有类似的感触。从我国行政法的发展历程看，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期，围绕着《行政诉讼法》的贯彻实施和行政审判实践，开展了较为深入的研究。随着理论的不断深化，在行政法结构之中，出现了行政诉讼与行政法之间的分道扬镳。九十年代后期，对行政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行政法关注的传统范畴之内，比如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程序，并进一步延伸到行政契约、行政指导等非权力行政，以及软法（softlaw）现象等等。行政法理论体系也显现出稳健的进步和较为成熟、稳定的结构。这从诸多差别不大的行政法教科书当中可以一叶知秋。那么，随着我们的视野进一步向公共治理领域的延伸，是否也会促成一种新的变革呢？我们将怀着激动与期盼的心情拭目以待。4、对第三部门的政府规制问题也变得十分重要有关研究表明，[28]民间组织在我国的迅猛发展与政府规制理念与制度滞后之间已经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大量的“非法”、但不见得不具有正当性的民间组织游离在法律的边缘之外。如何在“国家·社会·市场”形成的格局之中对民间组织进行适度的规制，同时又积极回应公众对结社自由日益高涨的需求？在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政府与第三部门之间应如何互动？彼此关系的未来走向如何？等等，所有这些的确是现代行政法必须认真思考和回答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中国的第三部门正处于不断改革和变化之中，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对公共事务的介入方式、范围和程度都处在不断摸索、博弈之中，在不断因时因势而寻求新的平衡当中。所有这些预示着，对第三部门的行政法研究，必然是一种动态的、发展的研究，今天的结论或许在明天就是谬论，其研究难度可想而知是很大的。五、初步的结论第三部门就其概念范畴来讲，是多义的、很难界定的。单从这点上看，引入第三部门似乎是不甚理智的。而且，就其组织形态和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来说，也十分纷繁复杂、姿态万千，并不都值得行政法学去关注和研究。但是，第三部门的现象却非常值得行政法去关注，它对行政法发展的实际意义至少能够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推动了行政法中心由“行政权”向“公共权力”的实质移动，扩展了“行政法的疆域”（借用姜明安教授语）；二是能够对行政主体、行政规制、行政诉讼等理论引起“米多诺”连锁效应，促使我们去思考它们之间的整合与重构问题。上述两点结论似乎是十分矛盾的，“现象值得研究，概念却不宜引入”，但这却是建立在对现有行政法相关理论存在很大缺失的批判之上，建立在第三部门这个舶来品与我国现实的契合程度的考察之上。那么，我们在理论上怎么找到一个更为恰当的概念范畴呢？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在我看来，建立“行政机关”和“承担公共管理任务的其他组织”的行政主体二元结构，用“承担公共管理任务的其他组织”来容纳第三部门的公共治理现象，来实现由“行政权”向“公共权力”的转移，这或许是可以考虑的方案。当然，是否恰当，还可以再讨论。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在打破“一个旧世界”的同时，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在本文的撰写中，洪延青、徐守京、马文正、赵匹灵、孔海见等同学帮助收集大量的资料，在此致谢。本文发表在《浙江学刊》2009年第2期。参见，「美莱斯特·萨拉蒙：“非营利部门的兴起”，何增科译，载于何增科主编：《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246页。Cf.p.p.Craig，administrativeLaw，Sweet&maxwell，2003，pp.91-122.详见，刘宗德：“日本公益法人、特殊法人及独立行政法人制度之分析——兼论日本独立行政法人之现状及困境”，收于《法治與現代行政法學—法治斌教授紀念論文集》，元照出版社2009年版，第381～414页。林淑磬：“日本规范非营利组织的法制改革之研究”，载于《东吴政治学报》2009年第19期。资料来源于中国民间组织网“统计资料”。http://www.chinanpo.gov.cn/web/index.do.在我国，社会团体是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2条）。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2条）。应松年教授主编的《行政法学》（研究生教材，即将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中做了这方面的大胆创新，在“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一方”一编中设立“行政机关”、“公务员”、“第三部门”、“相对一方”和“公物、公物法、公营造物法”五章。“非营利组织”一词据说源自美国国内税制（internalRevenueCode，iRC）第501条第C项第3款，它致力于公共利益，不以获取金钱财务上的利润为目的，其盈余不得分配给组织内成员或其他私人，可以享有免税待遇。但是，上述特征不完全适用日本的“非营利组织”。参见，杨坤锋：“非营利组织概念之检讨与澄清”，载于《逢甲合作经济》2009年6月刊，第32～48页。林淑磬：“日本规范非营利组织的法制改革之研究”，载于《东吴政治学报》2009年第19期。在我国的法律中，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是并列的，是对社会生活中所有形态的组织的一种中国式的分类。比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第1款第1项规定：“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可见，事业单位是指除机关、团体、企业之外的组织形态，是与团体有区别的组织形态。“准政府组织”是由沈岿博士倡导的，参见，沈岿编：《谁还在行使权力——准政府组织个案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尤其是该页脚注。我们在起草《安全技术防范报警服务业管理条例》过程中，与西方学者交流，查阅有关西方文献，发现我们所说的中介机构这个概念在西方很多国家，如日本，是不存在的，它们可能存在类似的组织形式，但是却没有类似的一般概括术语。杨团认为，我们目前应该积极“探索第四域”。她将社会分为四个部门，政府、企业、第三部门（以志愿为基础，公益或是互益的组织）、第四部门（主要是新事业机构，就是公共服务机构）。这个第四部门实际上既包括政府已有的，比如科教文卫体，也包括现在新兴的民营的老人院、学校、医院。参见，祝乃娟：“中国民间组织从第三部门走向第四部门”，《21世纪经济报道》2005-10-10.http://free.21cn.com/forum/bbsmessageList.act？currentpage=1&bbsthreadid=1046196[12]参见，王建芹：《第三种力量——中国后市场经济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1页。[13]参见，林淑磬：“日本规范非营利组织的法制改革之研究”，载于《东吴政治学报》2009年第19期。[14]民政部在《关于社会团体兴办经济实体有关问题的复函》（民办函「200221号）中更是作了非常明确的解释：“社会团体不同于机关和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其经费仅靠会费、捐赠、政府资助等是远远不够的。兴办经济实体、在核准的业务范围内开展活动或服务取得收入，是社会团体活动费用的重要补充渠道，目的是促使其更加健康发展。为此，民政部、国家工商局于1995年7月10日联合下发了《关于社会团体开发经营活动有关问题的通知》（民社发「199514号）。这个文件的精神与《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没有冲突。”但在我看来，尽管第三部门和企业在营利问题上确实存在着程度和收益处理方式等方面的不同，但这不足以认为第三部门就不具有营利性。[15]孙荣飞、郭晋晖：“事业单位分类改革酝酿试点初选浙江山西重庆”，载于《财经日报》2009年7月26日。http://news.sina.com.cn/c/2006-07-26/05099566577s.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06-7-26.[16]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17]应松年主编：《中国行政法学观点综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18]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包括：黎军：《行业组织的行政法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沈岿编：《谁还在行使权力——准政府组织个案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余晖：“行业协会法律地位问题研究”，http://www.chinaxuexi.com/lunwen/jingjifa/2005/02/2014495741-2.html.[19]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117页。[20]例如，《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4款规定：“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是被告。由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21]参见，石佑启：《论公共行政与行政法学范式转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8页以下。转引自，应松年主编：《当代中国行政法》，中国方正出版社2009年版，李洪雷撰写的第九章“其他承担行政法任务的主体”，第429～430页。[22]参见，应松年主编：《当代中国行政法》，中国方正出版社2009年版，李洪雷撰写的第九章“其他承担行政法任务的主体”，第431页。[23]参见，应松年主编：《当代中国行政法》，中国方正出版社2009年版，李洪雷撰写的第九章“其他承担行政法任务的主体”，第431～432页。[24]Cf.e.S.Savas，privatization：theKeytoBetterGovernment，Chatham，nJ：ChathamHouse，1987，p.3.转引自，「美e.S.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周志忍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25]参见，江明修、郑胜分：“公私协力关系中非营利组织公共课责与自主性之探讨”，台北2009年8月26日至27日“非营利组织之评估——绩效与责信”国际研讨会论文。[26]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86页。[27]Cf.ColinScott，“the‘newpublicLaw’”，CollectedinChriswillett（ed），publicSectorReformandtheCitizen‘sCharter，BlackstonepressLimited，1996，pp.43-45.[28]参见，高丙中：“社会团体的合法性问题”，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谢海定：“中国民间组织的合法性困境”，载于《法学研究》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