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治理的建议篇1
一、农村环境污染的主要表现
目前我国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比较突出，已经严重影响了国家文明建设的步伐和农民的生活。我国农村环境污染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农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环境污染。
2.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管理滞后产生的生活污染。
3.乡镇企业布局不合理、治理措施不得力所产生的工业污染。
4.畜牧养殖业所带来的环境污染。
二、农村环境污染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目前我国农村环境污染问题仍在加剧，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已经危及到了人群的生活和生命安全。
1.农村水环境质量恶化。
2.农民生活质量下降，发病率增高。
三、农村环境污染问题产生的原因
我国目前环境污染问题形成的原因较多，有环境管理体系、有财政资金、有治理模式等等一系列的因素。
1.我国环境管理体系难以适应农村污染问题的治理。
2.财政资金短缺，导致污染治理不力。
3.农村污染治理的市场化机制尚未建立。
4.农村污染治理模式单一，套用工业污染的治理手段。
5.政府对环境保护的管理手段落后。
6.农民的环保意识差。
四、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措施及建议
目前，农村环境污染主要包括：农药、化肥、农业废弃物和畜禽粪便等农业自身污染，以及工业污染排放、城市垃圾等外源污染两个方面。对农业环境污染的综合治理势在必行，为此，提出以下农业环境污染治理工作的措施和建议。
1.完善农业环境保护法规，加大执法力度。
要加强农业可持续发展立法，完善有关法律制度。根据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和世贸组织规则，修订相应的农业和环境法规，建立健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实施保障体系，修订和完善农业环境标准体系，严格依法行政，加强执法监督，切实保证可持续发展的各项法律制度得以实施。必要时可以出台单独的农业环境保护法及其实施办法，以利加强农业生态保护、实施农业可持续发展。
2.提高各级政府对农村环境污染的战略认识。
各级政府和各级领导应当转变观念，把治理农业环境污染，保护农业生产环境，提高农产品安全性和市场竞争力，作为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长期战略。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是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改善区域环境质量的重要措施。随着重点流域和区域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入，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任务越来越重，要求越来越高。当前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任务是，防治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污染；综合整治乡镇环境；促进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维护农村重要自然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确保农村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
3.加大农村环保治理资金投入力度。
农业科研部门应当把发展农业清洁生产技术作为今后农业科研工作的一个重点领域，加强力量，增加投入，通过技术攻关、项目招标引进吸收等方式，尽快推出一些技术上成熟、经济上可行、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好的技术项目，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各有关部门应当在政策引导、项目规划、管理措施等方面给予支持和保证。同时，各级政府应通过政策引导，扩展农业环保资金的来源渠道，改变环保投资分配体制，提高投资效果。在支农资金或环境资金中划出一定的比例专项用于农业环境的治理工作，也可以吸引和利用一些外国政府和国际机构的赠款和贷款，逐步建立和完善农业环境保护的投资增长机制。
4.明确农业环境保护的管理职责，赋予其相应的执法权限。
建议成立由各省（市）领导牵头，政府有关部门共同组成的农业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农业环境治理的领导和协调工作，赋予其相应的执法权限。
5.发展生态农业。
坚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发展生态农业是必由之路。必须树立农业发展的科学生态观。必须高度重视农业生态，并以新的全面、协调、和谐、可持续的农业生态观为指导，促进农业的生态建设。
6.加强面源污染防治，改善水体和大气环境质量。
各级环境保护部门要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监督，抓紧制定相关的法规和标准，严格控制养殖废物的排放。对于新建、扩建或改建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养殖场（厂），必须按照国家《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规定，督促建设单位认真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制度；对于“三河”、“三湖”等国家和地方明确划定的重点流域和重点地区、以及大中城市周围的中等以上规模的集约化养殖场（厂），必须进行限期治理。
7.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创建生态文明村镇。
各级环境保护部门应积极开展村镇环境规划。凡1999年以后新建的县城、乡镇和新村，必须编制环境规划，并与城、镇建设同时实施；对已有的县城、乡镇和村庄，应结合城镇改造逐步加以实施。要通过规划、引导乡镇企业产业结构调整，加强污染集中控制、加速城镇污染处理设施的建设。
8.加强农村环境队伍建设，提高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监督管理水平。
环境治理的建议篇2
关键词:农村环境;污染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X5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0)-05-0079-1
一、农村环境污染普遍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饮用水污染
农村生活主要饮用地表水和浅层地下水,易形成地表水和地下水补给和排泄关系,因对水源地缺乏保护和监管,遭受农药、化肥等面源污染和乡镇企业、畜牧养殖场、居民聚集点等点源污染严重。
(二)乡镇工矿企业污染
一些工业企业生产工艺落后、污染治理滞后,生产过程污染较重;食品加工、黄姜加工、畜禽屠宰等农产品加工企业在农村地区发展很快;大量矿山开采企业破坏植被,弃渣随意乱堆,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三)畜禽养殖污染
据调查,全市共有规模化畜禽养殖场36家,年粪尿产生量23.81万吨,大部分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污染治理设施简陋,粪尿未经处理作为肥料施用,直接进入灌溉系统或地表水体,严重污染土壤及地下水,粪尿产生恶臭气体对周边居民生活造成一定影响。畜禽养殖污染已成为继工业污染后的又一重大污染源。
(四)农作物秸秆随意焚烧
全市水稻种植面积142.2万亩,年产生稻草约71.1万吨,农户生产生活消耗和利用约31万吨,其余40万吨均露天焚烧。焚烧稻草存在较大火灾隐患,产生大量浓烟严重影响民航、铁路、公路运行安全,污染大气环境,危害群众身体健康。
(五)村庄生活污染
据估算,全市县、镇、村年垃圾产生量156.3万吨,有垃圾集中堆放点的村庄占21%,对垃圾进行简易处理的村庄仅占4.7%。大量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未经处理,随意倾倒或排放在道路两旁、田边地头、水塘沟渠。农民生活条件改善,水冲式厕所、洗浴等生活污水排放增多,污染问题也日趋严重。
(六)农业生产污染
全市农业种植面积664.94万亩,年化肥使用量52.12万吨、农药使用量954.84吨、农膜使用量1419.34吨。农业种植新技术及农业化学品的广泛推广使用,特别是农药化肥大量使用成为农民增产增收的主要手段,不可降解物质长期积累,部分污染物随农田退水进入地表水体,造成土壤污染、板结、微生态环境破坏。勉县、汉台、南郑、城固、洋县等平川县区公路两侧和城镇周边蔬菜种植区尤为严重。
(七)区域性重金属污染
全市共有52家企业排放重金属,有的企业已对周边土壤、水体造成一定污染。汉中市勉县、宁强、略阳的有色金属采选冶炼,汉台、城固、洋县的电镀和机加行业是主要重金属污染源。一些航空、军工企业电镀和机加过程中产生的重金属废渣流失扩散,也造成重金属污染隐患。
二、对策建议
(一)统筹安排,突出重点
抓好农村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生活污水及垃圾治理、农村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农村地区工业污染防治、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土壤污染治理和农村自然生态保护。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面临问题的危害程度、轻重缓急,优先解决影响面大、矛盾突出的问题,沿江、沿路及风景名胜区周边的问题。
(二)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汉中市有盆地9.91%,丘陵14.68%,山地74.87%,地理差异大,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及方式不同,主要环境问题各异,环境治理和保护的基础条件千差万别。各地要结合各村、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自然生态条件和人居环境基础,区别不同情况,有针对性的采取经济、有效、可行的措施。
(三)依托村庄,务求实效
农村的基本单位是村庄,农村环境整治工作的实施主体和受益群体是农户,各类问题的治理要以村庄作为基本单元,从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依托村庄现有的人、财、物力条件,综合利用环境整治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条件,力求较短时间内有效解决部分突出问题,改善村庄环境状况。
(四)多方投资,保障投入
大力争取中省财政安排的农村环境治理和村庄环境整治“以奖促治”资金,市、县区财政也应安排一定专项资金用于农村环境保护;各县区应优化整合农村环保、水保、扶贫、卫生、交通、林业等专项资金,打破条块分割,集中整治突出环境问题;镇、村应自筹部分资金,发动农户投工投劳;工矿企业和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治理以企业自筹资金为主;生活饮用水安全和农村生活污染治理项目参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渠道,以各级政府和镇村组织投资为主。
(五)政府主导,公众参与
环境治理的建议篇3
张全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环保局局长
近年来，我国雾霾等重污染天气频发，水污染事故多发，为应对日益严峻的大气环境形势，治理水污染，自1987年开始施行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已经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审，《水污染防治法》修改也被本届人大提上议事日程。如何加快立法进程，并以最严格的法律制度为环境治理工作提供坚强法治后盾，“两会”代表委员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的建议。对此，本刊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环保局局长张全。
《环境保护》：今年的“两会”上，您所递交议案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张全：今年“两会”，我所递交的议案有2个，均是关于法律修订的，一个是进一步修订完善《大气污染防治法》，另外一个是加快修订《水污染防治法》。
目前，全国人大正在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已通过一审，正在公开征求意见。从修订草案的相关内容来看，强化源头控制、落实政府和企业的责任、推进公众参与以及加大对环境违法行为责任追究等方面都作了明确和具体的规定，较有针对性，但还存在如何与《环保法》进一步衔接，尚未充分吸收地方上一些好的做法，一些强化大气污染防治的重大制度没有明确等问题，还需作进一步修改完善。
全国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水污染防治和水安全问题，1984年5月11日审议通过了《水污染防治法》，这是我国第一部有关污染防治方面的法律。1996年和2008年对这部法律又进行了两次较为重要的修改。本届人大又根据当前我国面临的水污染严峻形势，再一次把修改《水污染防治法》提上了议事日程，为此，我们建议，加快《水污染防治法》的修订进程，以解决我国水环境管理中突出问题。
《环境保护》：在完善《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议案中，您认为目前《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存在哪些不足？
张全：目前，大气污染防治大的制度框架已基本形成，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还没有明确或者体现得不充分。
一是社会共治的理念尚未充分体现。建议本次大气立法在如何体现全社会共同责任上作进一步的细化，从政府、企业和社会三个层面，明确各自的责任、权利和义务。二是大气污染治理市场化的相关制度尚属空白，例如，第三方治理和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都是行之有效的市场化治理措施，但这两项制度在本次《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中尚未体现。三是交通领域大气污染防治措施还需进一步完善。上海市自2007年统一了机动车排放检验周期与安全检验周期，将排放检验纳入安全检验的范围，并明确在用机动车未经排放检验或者经检验不合格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不予核发安全检验合格标志。建议在本次大气立法中明确机动车排放检验采取类似上海的做法。此外，船舶大气污染排放应引起重视，港口船舶排放加重了雾霾等大气污染，建议本次大气立法在严格排放标准和油品标准的基础上，推行大型港口、码头岸基供电和使用低硫油等措施。四是大气违法成本低、执法难的问题依然存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也应当体现“过罚相当”的原则，要从制度设计源头上解决违法成本低、执法难的问题，做到完全剥夺企业违法所得的预期利益，以消除企业的违法冲动。
《环境保护》：除上述框架上的不足外，在立法思维和制度规定等具体内容方面，《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应做哪些完善？
张全：一是给地方立法留出空间，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在国家层面对某一事项作统一具体的规定难度较大（如社会面源的污染防治措施各地差异较大），如果作出统一规定执行性可能比较差。鉴于环保的特殊性，建议创新立法思维，参照环境标准的管理模式，授权地方在大气法规定的基础上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可以作出更严格的规定；如果地方有更严格规定的，优先适用地方规定。二是体现社会共治，建议在修订草案中除了强化政府责任外，要突出企业在源头减排、污染治理等方面的主体责任，明确排污企业的信息公开义务和损害赔偿责任。要倡导公众低碳节俭的生活和消费方式，并且要求各地根据实际，制定公众低碳节俭生活行动指南。在监管上，除了明确环保部门的职责外，还要明确其他管理部门的相关职责。三是建议增加有关大气污染防治的重要制度。针对第三方治理采取引逼结合的方式，既要在起步阶段予以政策和资金扶持，又要在法律层面规定约束性措施，同时强化对第三方治理单位的监管，划清排污单位与第三方治理的法律责任；建立严重污染企业强制保险制度，对化工、石化等严重污染企业推行强制保险制度，同时，鼓励其他企业投保环境责任险；完善机动车定期排放检验制度：推行机动船岸基供电和低硫油；进一步严格法律责任追究，在《环保法>基础上，进一步采取差别化电价、停水停电、变排污结果罚为行为罚等措施。
《环境保护》：政府工作报告要求“深入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行区域联防联控”，2015年上海在大气治理上将有哪些新举动？
张全：一是“治理”，进一步加大重点领域治理力度。到2015年底，将全面完成剩余1900台工业中小锅炉清洁能源替代，全面淘汰剩余的9万多辆黄标车，完成老旧车辆淘汰任务。同时，推进电力、钢铁、水泥等行业限期治理，加强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加大重污染企业的淘汰力度。继续深化扬尘污染防治、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二是“执法”，就是要全面落实新《环保法》和《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从严执法、从重处罚，倒逼治理和转型。三是“协作”，深化长三角区域联防联控。我们明确了10项协作重点工作。主要是治理上的共同落实，重点是黄标车、中小锅炉、重点企业结构调整及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开展机动车“异地同管”，对外地牌照在沪机动车与上海牌照车辆一样实施环保管理。启动非道路移动机械和船舶港口的污染控制。长三角地区是河网地区，船舶有8.8万只，占我国船舶总数的56%，航运大气污染对空气质量影响占比较大，因此长三角必须在船舶港口污染防治上先行一步，上海更要带头做好。此外，对接“十三五”规划、排污费政策、联动执法，包括第三方治理也准备在长三角对接，让市场机制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源。今年，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预测预报中心一期将建成，区域预测预报将进入常态化。
环境治理的建议篇4
2005年11月，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对省人民政府提请的《浙江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草案)》(以下简称草案)进行了审议。会后，法制委员会将草案印发各市、县(区)人大常委会、省人大代表、省级有关部门和地方立法专家库成员，并在地方立法网上公布，征求各方面意见。同时赴部分市、县(区)进行调研，听取有关部门、固体废物产生企业、固体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医疗卫生机构、村民委员会等方面意见。3月13日，召开省级有关部门座谈会进一步征求意见。根据委员的审议意见和各地、各方面的意见，法制委员会对草案作了多次研究、修改，并与农业和资源环境保护委员会作了沟通。3月15日，法制委员会召开会议，对草案修改稿进行了审议。现将审议修改情况报告如下：
一、关于体例结构问题。草案四十条，未分章节。根据农资环委和一些委员、地方的意见，草案修改稿补充增加了政府在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中的职责、病死畜禽的处理、土壤污染防治、农村生活垃圾及电子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等内容，并对草案的一些条款进行了较大幅度修改。为使草案的结构、条理更为合理、清晰，草案修改稿将条文内容分为七章，并对条文进行了重新梳理和调整。
二、关于政府部门在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中的职责问题。有的委员和部门提出，为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政府应建立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并制定相应政策和措施，促进废物综合利用。为此，建议根据国务院最近出台的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精神，增加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纳入环境保护年度目标管理，并作为政府主要负责人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草案修改稿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利于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活动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鼓励和支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促进固体废物的充分回收和合理利用(草案修改稿第四条第二款)。有的地方提出，环境保护部门作为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的统一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加大污染防治监管力度。为此，建议增加省环境保护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监测制度和处置环境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并组织建设监测网络，各级环境保护部门应当加强固体废物排放量、污染情况及处置等信息收集、工作，建立和完善信息查询系统、固体废物污染环境举报制度等内容(草案修改稿第七条、第八条)。考虑到实践中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具体管理工作主要由环保部门所属的固体废物管理机构负责，建议增加“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依法委托其所属的固体废物管理机构负责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监督管理的具体工作”的内容(草案修改稿第六条)。
三、关于病死畜禽的处理。省人大农资环委和有的地方提出，病死畜禽的处理在实践中存在处置设施不到位、处理不规范、处理费用不明确等问题，建议条例作出相应规定。为此，建议增加一条，规定：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病死畜禽处理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统筹规划和组织建设病死畜禽集中处置设施，并承担染疫畜禽和为防止疫病传播在一定区域内捕杀的畜禽处理费用。病死畜禽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和方法进行处置(草案修改稿第十五条)。
四、关于土壤污染的防治。草案第二十五条对土地的开发利用者事先进行土地环境影响评价及对污染土壤进行清理和处置作了规定。省人大农资环委和一些地方提出，土壤污染防治应以预防为主，从防治两个方面加以规定。草案关于污染土壤清理和处置费用由开发利用者承担的规定不公平，同时对污染土壤的认定标准也应予以明确。为此，建议增加两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土壤污染防治规划，组织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污染土壤实行环境风险评估和修复制度，被污染土壤的清理和处置费用由造成污染的单位和个人承担。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土地的范围和污染土壤的认定标准由省环境保护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确定(草案修改稿第十六条、第十七条)。
五、关于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环境的防治。草案第十条对统筹建设城乡生活垃圾收集、贮存、运输、处置设施，实现城乡生活垃圾处置设施共建共享作了规定。一些委员、代表和有关方面提出，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生活垃圾的收集、贮存、运输、处置是一个薄弱环节，草案应对农村生活垃圾的处理作出相应规定。从我省实际看，目前大部分地区对农村生活垃圾的处理实行“村收、乡运、县处理”的运行机制，由政府给予相应补助，效果良好，条例对此应予肯定。为此，建议增加一条，规定：农村生活垃圾的清扫、收集、运输和处置实行村收集、乡镇中转、县(市、区)处置的原则。不具备集中处置条件的偏远山区、海岛的农村，经县级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可以就地无害化处理生活垃圾。各级人民政府对农村生活垃圾的处理费用给予财政补助和支持(草案修改稿第二十七条)。
六、关于危险废物的利用和转移。草案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从事危险废物利用的单位，应当向环境保护部门申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申领条件依照国务院《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执行。有的地方提出，利用危险废物需申领经营许可证，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改后新设的一项许可，目前国家尚未出台配套办法对利用危险废物的许可条件作出规定，建议条例对此予以明确。为此，草案修改稿对利用危险废物的许可条件作了规定，并明确法律、行政法规对申领条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草案修改稿第三十二条)。
草案第十五条规定，转移危险废物需报省环境保护部门批准。省人大农资环委和有的地方提出，草案关于转移危险废物审批权的规定与《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规定不一致，省内特别是设区的市内转移危险废物的，报省环境保护部门批准没有必要。为此，建议根据上位法的有关规定和实际管理的需要，对危险废物跨设区的市转移、设区的市内转移及跨省转移的审批权分别作了相应规定，并对转移危险废物的条件予以明确(草案修改稿第三十四条)。同时，为简化手续，对一年内多次转移危险废物的单位，建议增加危险废物转移年度计划经批准后，每次按计划转移时可不再审批以及危险废物移出地和接受地环境保护部门应当加强对危险废物转移、利用和处置活动的监管等内容(草案修改稿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
七、关于行政强制措施。有的地方和部门提出，为加强对危险废物的监管，应当赋予环境保护部门对违法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设施、场所等实施查封、暂扣强制措施权。法制委员会经研究认为，行政强制措施的设定应当适当，兼顾公共利益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鉴于危险废物的危害性较大，为防止和控制危险废物的污染，加大查处力度，赋予环境保护部门一定的行政强制权是必要的。同时，国务院《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已规定卫生、环境保护部门有权对违法收集、贮存、运送、处置医疗废物的相关设备、场所、运输工具和
物品进行查封、暂扣。为此，建议增加环境保护部门对涉嫌违法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设备、场所、运输工具和物品可予以暂扣、查封的内容，同时，为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规范行政强制权的行使，对查封、暂扣的批准程序、期限、行政机关的保管责任等作了明确规定(草案修改稿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
八、关于有害废物的利用处置。草案第二十一条规定，利用和处置有害废物实行备案制度。有的地方提出，有害废物虽未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但含有毒有害物质，在利用处置过程中必然产生有毒有害物质，其危害性与危险废物相当。由于我国的危险废物名录系1998年颁布，至今未作调整，随着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些具有危险特性或按照国际通行标准纳入危险废物名录进行管理的有毒有害物质，尚未纳入我国危险废物名录，将这些固体废物列为有害废物实行更为严格的管理是必要的，仅靠备案制度无法有效控制和防止对环境的污染。为此，建议将备案制度修改为：从事利用和处置有害废物经营活动，需具备一定条件，并经环境保护部门批准。同时对有毒有害废物实行目录管理，由省环境保护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规定统一的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草案修改稿第四十四条)。
九、关于电子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草案第十六条对含有危险废物的电子废物的收集、贮存、处置等作了规定。根据该条规定，从事拆解、处置电线电缆、电路板、电子电器、塑胶机过滤网等电子废物应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有的地方和部门提出，草案对电子废物的界定不够准确、全面，电子废物在利用、拆解过程中并不一定产生危险废物，要求拆解处置单位必须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与上位法的规定不符。同时，有的委员和部门提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电子废物污染环境的问题日益突出，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电子废物处置制度，如实行废旧家电及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生产者责任制等。法制委员会经研究认为，电子废物污染防治属于全国性问题，需要在国家层面上统一规范，在国家尚未立法的情况下，地方性法规可以对电子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作出一些原则性规定。为此，建议增加电子废物的产生者承担污染防治责任，建立电子废物经营情况登记制和回收制度等内容(草案修改稿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同时，针对我省一些地方电子废物拆解和利用过程中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的实际，建议增加关于从事电子废物拆解、利用经营活动需具备一定的条件以及不具备条件从事电子废物拆解、利用经营活动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规定(草案修改稿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一条)。
此外，还对草案的其他一些条款和文字作了相应修改。
环境治理的建议篇5
关键词：全球环境话语；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相互建构
abstract:theGlobalenvironmentalDiscourse(GeD)andtheUnGlobalenvironmentalGovernanceRegimes(UnGeGR)canpromoteandrestricteachother，whichrevealstheconstrutivityoftheirrelationshipinthedurativeprocessoftheirinteraction.therefore，theGeDandUnGeGRaremutuallyconstructed.
Keywords：globalenvironmentaldiscourse;theUnglobalenvironmentalgovernanceregime;mutualconstructivity
全球环境问题没有国界，它关涉整个地球以及在这个星球上生活的人类的未来。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为有效地认知全球环境问题、应对全球环境事务付出了持续努力。一方面，一系列表达国际社会对全球环境问题或其相应事务的主流信念、价值、通则与共识的全球环境话语体系被建构起来，并在思考范式上得以不断更新，从谋求生存的“生存主义”到寻求可持续性的“可持续发展”，再到更加自信的“生态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呈现出一种演进的趋势。另一方面，以联合国为中心协调和处理全球环境问题或其相应事务的一系列制度化的原则、程序与组织机构（即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也在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上形成，并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得以不断拓展议题领域、改进运作机制、强化治理期望或信念，总体上亦呈现出一种渐进或不断演进的趋势。
这两个方面都相应取得了众所周知的成果，并且，双方成果间的相关性也开始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对此，笔者以为，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是相互作用的，其作用形式包括促进与制约两种，并通过对其作用内容的探究以及基于建构主义理论所做的相应判断，可进一步把这种相互作用归结为建构性质，即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相互建构。认知并理解两者间的这种相互建构性，不仅有助于澄清或补充学者们有关环境话语与环境制度共同进化的初步认识①，也能为国际社会构建有关全球环境问题或全球环境事务的认知框架提供一种适当的借鉴和基础。
一、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相互促进总体上，全球环境话语不仅赋予联合国及其相应机构以特定的环境治理身份，还能为其治理行为确立特定的意义，从而使之在全球环境事务中能够获得应有的理解与认可。反之，联合国及其相应机构则在全球环境话语的创设、讨论及其教育培训、实践推广方面付出了持续努力。
（一）全球环境话语对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的促进
这种促进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确定威胁、提供治理蓝图、定义对行为的期望、建构联合国在全球环境事务方面的相应身份。
1．确定威胁
这主要指针对全球环境问题的话语讨论可以辨明并界定国际社会在环境事务中面临着哪些主要威胁。这些威胁可能由人类的主观活动导致，也可能由自然因素引发，但不论怎样，它们都已经严重损害或将要损害人类社会既有的生活与生产秩序，甚至危及整个世界的生存与安全。
生存主义首先对这些威胁进行了界定。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1972）中指出了5个方面的威胁：急速的工业化、快速的人口增长、普遍的营养不良、不可更新资源的衰竭、环境的退化；并认为这些威胁之间相互交织。①可持续发展话语则把这些威胁延展到了未来，并详细列举了人类在未来岁月中必须面临的贫穷、温室效应、遗传物种多样性的明显减少、臭氧层耗竭、森林消失、沙漠化等严重挑战，并认为环境危机、发展危机、能源危机实际上是一个危机。［1］31-49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威胁界定的明晰化，联合国已把环境事务所面临的主要威胁明确集中到臭氧层衰竭、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消失、土壤沙漠化等重大问题上来。
2．提供治理蓝图
这里所说的蓝图意味着全球环境话语为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消除国际社会在环境事务方面所面临的主要威胁而规划的行动方案或行动路线。尽管不同的话语者所勾画的行动方案其细节或重点可能有些不同，但每一种话语体系所提供的行动方案在总体取向上却是一致的。
生存主义话语总体上所趋向的，是对一种统一的权威管制体系的需要。它要求“以必要的统一性为目标来建设人类社会”，试图基于“这个行星上相互依存的新知识”提出“一种统一体系的蓝图”［2］。1972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的建立乃至其在全球环境事务中统筹协调功能的运作，正是这种话语的物质体现，或者说它是生存主义话语造就的产物。
可持续发展话语则在生存主义话语维护所谓“一个地球”的基础上向着所谓“一个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努力前进，因为人类世界的分化已经严重阻碍了对“一个地球”的维护进程。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在《我们共同的未来》(1987)中从政策方向、国际合作、机构改革等方面向联合国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要求联合国秘书长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高级的联合国系统领导中心”，“在联合国主持下，准备一个关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普遍性的宣言”，并呼吁联合国大会把《我们共同的未来》转变成一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规划。［1］13-29《21世纪议程》(1922)的出台以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UnCSD）的建立正是由可持续发展话语促成的。
生态现代化则更进一步，它强调市场、技术以及私营机构对环境与发展事务的重要性，支持更加集约、更加高效的所谓“硬技术”、“硬农业”、“硬动力”，支持“私人保护的积极性”和“私有化污染”［3］，从而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执行手段。在《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执行计划》(2002)中，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市场参与能力从而消除贫穷、促进公私合作以及私营部门的参与和责任、开发并使用更加清洁高效的技术即成为与会各国所强调的重点内容。②
3．定义对行为的期望
人们在讨论环境问题过程中，不论是把威胁界定在哪些方面，也不论是打算遵循什么样的行动路线，总是要以特定的目标为指引，力图为自己构建一个美好的未来。环境话语如果缺乏一种适当的远景展望或追求，就会失去对社会公众乃至政治人物的吸引力。
对所有国家而言，它们最终都需要一个良好的地球栖息地，需要一种洁净的、舒适的地球环境。为了维护这种环境，生存主义果断地舍弃了经济增长，要求实现罗马俱乐部米都斯等人所谓的“零增长”①。而可持续发展话语则认为经济增长、环境保护、社会公正都是长期可持续的，它们可以共同取得进展，从而为人们树立起一种可期待的远景追求，使其逐渐走出生存主义所引发的悲观氛围。生态现代化则确信“市场经济压力刺激和有能力国家推动下的更新可以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减少环境破坏，而不必对现行的经济社会活动方式和组织结构做大规模或深层次的重建”［4］。因此，发展将会继续，社会仍将进步；一种乐观、自信的图景在社会中变得清晰起来。
4．建构联合国在全球环境事务方面的相应身份
由于环境问题复杂关联，国际社会在探索环境问题解决之道时已逐渐认识到了国际联合行动的重要性；随着世界迈入一种快速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协作又逐步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在全球环境协作方面，联合国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角色，世界各国在历次联合国环境大会以及联合国新千年大会等会议上都表明了自己的基本观点与态度。
重点以2000年联合国新千年大会和2002年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大会（wSSD）为例。在联合国新千年大会上，与会各国在《联合国千年宣言》中强调“联合国作为世界上最具普遍性和代表性的组织，必须发挥核心作用。”①在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大会上，与会各国则在大会通过的《执行计划》第142段中明确规定：“一个充满生气和有效的联合国系统是增强国际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建立对每一个国家都有好处的全球经济体系的基本条件。”并在随后的第143至155段中对联合国大会、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环境规划署、人类住区委员会、开发计划署、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等联合国机构在全球环境事务中的角色作了说明。②在大会最终发表的《可持续发展宣言》中，与会各国重申：“我们支持联合国发挥领导作用，它是世界上最具普遍性和代表性的组织，是最能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机构。”③
因此，尽管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在全球环境事务方面的合法性与治理效能仍有待不断地讨论和改进，但国际社会还是对联合国表明了高度信任与期望，把统筹或支撑全球环境协作事务的主要任务与权威授给了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
（二）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对全球环境话语的促进
这种促进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1．发动或组织全球环境讨论，并为之提供平台
自1972年以来，联合国已成为历次全球环境大会的发动者、组织者，这些大会所进行的相关活动及其所取得的成果也是富有生气和显而易见的。在会议之前，联合国往往要聘请专家或组织专门委员会召开筹备会议，拟定大会程序，进行专题调研并提出建议报告或撰写具有大会基调性质的研究报告。④会议期间除了召开所有成员都可参加的全体会议外，还要根据参会人员的性质与要求，按照不同的议题进行小组讨论、辩论甚或谈判。会议在结束时则往往发表能够总结与会人员观点、具有广泛共识性的原则宣言或行动计划。⑤
而且，为了能够包容各种相关行为体和利益，对全球环境及发展问题进行充分磋商或讨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正式组织了两个类别的全球环境论坛。一是自1999年起，对环境规划署理事会进行开放和扩大改造，在理事会年会召开的同时举行由世界各主权国家部长级代表参加的全球部长级环境论坛（GmeF）；二是自2000年起，组织与前者平行的由市民社会成员参加的全球公民社会论坛（GCSF）。⑥
因此，“关键的联合国环境机构与方案在向市民社会、私营部门、各种不同的行为体和利益保持开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不应当被低估”⑦。联合国在全球发起并组织了绝大多数环境大讨论，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行为体提供了相互讨论和沟通的平台。
2．为全球环境讨论设立议题，积极促进环境思考范式转变
自20世纪60年代末尤其是1972年以来，环境问题已经跨越国界而成为全球人类的共同经历和感受。但究
竟应当如何思考环境问题，进一步说，如何思考和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们由于各自所处的境况不同，会不可避免地从不同的视角和背景进行探索，发出不同的声音。联合国在汇聚、引导这些探索从而建立一种协调一致的环境思考范式上发挥了主导作用。
以对环境与发展关系的思考为例。尽管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在宣言中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中，环境问题大半是由于发展不足造成的”，而“在工业化国家里，环境一般同工业化和技术发展有关”。但由于大会的主要议题在于使保护和改善环境成为人类“一个紧迫的目标”，因此对环境与发展关系的思考并不充分。①1980年3月，联合国大会发出呼吁：“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确保全球的持续发展。”［5］1983年秋，第38届联合国大会决定成立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专门调查研究环境与发展的关系问题；1987年，该委员会在经过4年时间的努力工作后，向第42届联合国大会递交了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提出了综合考虑环境、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受到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与重视。在1992年召开的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探讨并促进“可持续发展”成为联合国设定的主要议题，大会在宣言中提出：“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工作应是发展进程的一个整体组成部分，不能脱离这一进程来考虑。”②与会代表还达成了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行动计划《21世纪议程》。在联合国的努力下，追求可持续发展逐步成为人类社会一种新的环境思考范式和新的全球共识。
3．在全球进行环境教育，促进话语学习、沟通与理解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界定，环境教育的主要功能在于培育一种能够认识并关注环境及其相关问题的世界居民，使其在个体和集体层次上具备面向解决当前问题或预防新问题的知识、技能、态度、动机、承诺。③更为深层的，则是通过教育体系在社会中培育一种更为宽广的环境世界观④以及对这种环境世界观的积极感知，培育一种具有环境责任感的环境公民。⑤
在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UnCHe)上，环境教育就已成为与会代表所讨论的重要议题。大会在行动计划的第96条建议中提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应当共同创建有关环境教育的国际项目。⑥197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环境规划署即在第比利斯政府间会议上共同发起了国际环境教育项目（ieep）；1987年莫斯科环境教育与培训大会又把环境培训附加到了教育项目上。⑦《21世纪议程》第36章则概括了环境教育的3项主要内容：朝向可持续发展重订教育方针、增进公众认识、促进培训。⑧1996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又把环境教育方向明确为“可持续”教育。⑨
通过在全球层面、尤其是针对青年实施环境教育，设立诸如世界环境日、世界水日、生物多样性国际日、保护臭氧层国际日等各类纪念日，并举办一系列环保推广活动，联合国在提高世界公众对环境保护的认知能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世界公众对环境话语的讨论学习、沟通和理解，从而最终有利于既定的环境原则、战略、计划等在全球各层面各领域的贯彻。
二、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相互制约
相互促进的另一面是相互制约，甚至可以说，这种促进本身就是对事物（务）发展路径的一种限制，它使得事物（务）朝着某种方向而不是另外一种方向行进。
（一）全球环境话语对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的制约
诚如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报告所说的那样：“地球只有一个，但世界却不是。”［1］31北方发达国家与南方发展中国家由于所处的历史境域不同，其发展水平有着或大或小的差异。他们因此具有不同的需求重点、不同的话语背景和思考方式，对同样的环境问题就会产生不同的理解乃至分化现象。
1．南北双方关注点不同
对北方国家而言，他们一般都是技术革新、工业化进程的先行者、推动者、受益者，处于全球化进程的核心位置，有着较强的避免工业化、全球化风险的能力。由于已经达到一种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认知水平，他们现在所关注的一项重点内容是如何获得或保障高质量的生产与生活环境。对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的建设及运作，北方发达国家注重其效力或效果，倾向于探查该机制有什么样的缺陷、优势和问题解决能力，对与此有关的因素或原因的发现被认为是对机制设计有着重大意义。①北方国家一般认为，南方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事务方面不负责任是造成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效率偏低甚至失效的主要原因。
但对南方国家而言，他们一般是工业化进程的跟随者、模仿者，处于全球化进程的边缘，处于一种致力于国家建设即秉持国家利益至上观念、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加强社会凝聚力、保持政治稳定、大力发展民族经济、恪守或强化本民族文化特色的阶段。他们所需要的往往是依靠持续的经济增长和自然开发所提供的更多的生产与生活资源，环境事务被其当成是发达国家的“奢侈品”，贫穷才是他们所谓的“最大的污染”。②对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的建设及运作，南方国家往往注重其合法性问题，倾向于探查该机制在决策过程上所体现出来的代表性，这种决策过程被认为应该在国际层次上规制公共权力运行，能更好地受制于法律规则。①南方国家一般认为，贫困是环境问题的主要根源，北方发达国家在提供资金与技术方面的不合作、在贸易方面以环境标准所施加的种种限制使得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运作困难、效果不佳。
2．南北双方环境知识分化
由于南北双方关注点不同，更由于双方在产生和建构有关环境问题的新知识方面有着较大的能力差异，双方之间已经逐步形成了一种有关环境问题的知识分化现象。不论是在环境问题的研究资源、研究团体，还是有关环境问题的科研产出方面，南北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③凭着较强的知识基础，北方发达国家在全球环境议程上的活动能力越来越强，发言权越来越大，所谓的“负责任”形象也越来越清晰；由于知识基础较差，南方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环境议程中的身影则越来越微弱，有关全球环境问题的所谓“全球”知识对南方来说越来越缺乏代表性，南方发展中国家也就不太可能平等地参与到全球环境议程中去。在1996年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中，第1工作组有158位专家来自美国，61位来自英国，7位来自中国，3位来自印度；第2工作组与第1工作组相似；第3工作组有30位专家来自美国，5位来自英国，7位来自印度，2位来自中国。很明显，与北方发达国家相比，南方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比例非常小。
为了表示对南方国家的重视，提高其参与全球环境事务的积极性，联合国曾在成立环境规划署时专门将其总部设在了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但由于北方发达国家在环境话语方面的强势地位，有关全球环境事务的探讨与实践主要集中在诸如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等北方发达国家，联合国后来组织的大量全球环境公约或多边环境条约的秘书处绝大多数设在了北方，这对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的整体协调与运作造成了或多或少的障碍。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环境话语方面的不同理解乃至分化会使联合国在环境目标设定、环境事务安排上遭遇困难，从而会限制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的统一建构和整体运作效果。
（二）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对全球环境话语的制约
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有关全球环境事务讨论模式的限定将会制约讨论的广度和深度。该讨论模式主要包括参与讨论的行为体、讨论的方式与程序两方面内容。
1．对参与讨论的行为体的限定
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在召集和举行有关全球环境事务的讨论方面，尽管在不断地扩大非政府组织、私营机构、其他各类行为体的参与，也明确了联合国与非政府组织具有“天然同盟”关系，但它仍然首先是以各主权国家作为最主要行为体的，首先保证的是各主权国家的参与。在2002年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大会的代表安排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规定每个“圆桌会议”的席位是70个，而且首先保证50个国家首脑级代表的席位，其次才将剩余的20个席位分配给其他代表，这20个席位还要优先分配给联合国各有关机构或专业组织的代表。对于参加会议的非政府组织、私营机构及其他代表，他们必须获得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认可方能参加大会讨论。①
2．对讨论方式与程序的限定
联合国所组织的讨论通常会被分成几种形式，包括全体会议、圆桌会议、非政府组织及相关利益者参加的论坛或其他活动等。在全体会议上往往先进行一般性的发言，然后进行一般性的辩论，代表发言的时间也受到限定；尽管发言者名单是通过抽签方式确定的，但发言的顺序则是首先确保主权国家的高级别代表发言，然后再视情况安排其他代表团的主要代表发言。与全体会议相比，圆桌会议虽然规模较小却更显重要，因为它主要是由主权国家的高级别代表参加，往往会就具体的环境事务展开辩论，有可能取得一些实际的成果。尽管非政府组织等其他代表也有可能受邀参加圆桌会议，但他们通常并不能在圆桌会议上发言。各圆桌会议主持人则由会议组织者按照地缘区域范围邀请。与全体会议和圆桌会议相比，非政府组织及相关利益者参加的论坛或其他活动一般比较简短，其召开往往需要得到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支持，其成果也要得到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或主权国家集体层面的认可才能发挥特定作用。
仍以2002年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大会为例。在8月29—30日全体会议的一般性发言中，发言者名单是依照传统程序确定的，即先保证部长发言，然后由其他代表团团长和观察员发言。在9月2日至4日全体会议的一般性辩论中，参加者主要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发言的时间限制在7分钟以内。在与一般性辩论同时举行的4个圆桌会议上，除了安排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发言外，还邀请数量有限的联合国机构的负责人发言，非政府组织或其他代表尽管被邀请参加圆桌会议，但并没有发言权。4个圆桌会议的主席也分别来自亚洲集团、东欧集团、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集团、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大会在9月4日闭幕前还举行了由主要群体、政府最高代表参加的多方利益相关者的简短活动，以重申对会议成果的承诺①。
因此，在参加全球环境事务讨论的行为体、讨论方式与程序方面，联合国仍然主要遵循了传统的讨论模式，把主权国家间的对话放在了最重要位置。而全球环境问题作为全球化时代的新问题，并没有特定的边界，不会因人为划定的政治界线而裹足不前。以主权国家或其相应集团的政治界线作为参照系的全球环境事务讨论模式，往往会把传统的国家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渗入到新问题讨论之中，仍然是把同一个地球划成了不同的世界，从而限制了话语讨论取得广泛的、深入的进展步伐。
三、两者相互作用的建构性
通过前文论述可知，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两者间存在着促进与制约两种形式的作用关系。而且，笔者认为，基于以下建构主义理论方面的相应判断，这种作用关系在特质上可进一步被归结为建构性质。
（一）两者相互塑造
在建构主义理论中，“建构”主要用来指涉两个相关因素中一方对另一方的塑造作用，即一方最终构造了另一方并促成对方的存在，但同时也制约着对方的存在状态与发展轨迹。［6］
就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的相互作用而言，有关全球环境事务的大讨论及其所达成的共识与通则、所树立的主要价值与观念赋予了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特定的身份和意义，并帮助其设计了行动路线图；这些共识、通则或主要价值与观念还直接转化为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的重要原则。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则为讨论全球环境事务提供了平台、设立了议题，并通过在全球构建教育体系实施环境教育来促进世界公众对环境观念、价值、共识、通则等的学习、理解与沟通，有可能促进全世界环境思考范式的进步或转变。而且就目前实际来看，有关全球环境事务的许多共识与通则，也主要是在国际组织尤其是联合国这样的全球性组织的推动下达成或取得进展的。另一方面，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的建设及运作又有可能受到全球环境话语分化的不利影响，对全球环境事务的讨论也会受到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某些传统的选择性限制。
因此，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相互之间既构建并促成了对方的存在，又制约了对方的存在状态和发展轨迹，即两者都在不断地形塑对方。
（二）两者同处一个互动过程
建构主义认为，行为体与结构是在一种持续的建构进程或互动过程中构建起来的，如果脱离这一进程，双方都将无法得到有力的支撑。［7］230若把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分别看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和行为体，那么，由于两者都在不断地形塑对方，其促进或制约也是相互的，两者实际上就同处于一种持续的互动过程之中。
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可能会不断地通过环境治理实践来检验环境话语的真实性、可靠性，推动环境话语逐渐朝着增加深度和广度或其他的某种方向发展。反之，环境话语也会把这种实践作为自己的讨论对象和思考范畴，通过不断地更新自己的思考范式，为构建、加强或转变联合国在全球环境事务方面的制度建构作努力。
（三）与因果关系有别
因果关系的成立往往需要具备以下要素：在空间概念上，关系的双方是独立存在的；在时间概念上，一方必然要先于另一方发生；在预期上，如果没有此一方，另一方就不会发生。因此，因果理论主要用来解释“为什么”之类的问题。但建构关系则不同，关系的双方往往是同时存在甚至相互包含、相互依存的，更重要的是，一方会为另一方构建起特定的情境并赋予其相应的意义。因此，建构理论主要用来说明“是什么”和“怎样如此”之类的问题。［7］96-108
对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而言，我们不太可能把两者截然分开，断然说一方的存在和发展不必借靠于另一方，或者说独立于另一方。从前文分析两者相互作用当中可以发现，每一方都有可能把自己独特的内容或价值嵌入到对方中去，二者在某种层面上是相互包含、相互依存的；而且，每一方的进展都会成为对方运作的特定场景，一方只有在另一方相对存在的情况下才能具备或展示其特定意义。
因此，根据建构主义理论有关建构概念、互动过程等内容的阐释以及建构关系与因果关系的区别，可以判定，两者的相互作用主要是建构性的而非因果性的。
四、结语
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可以相互促进、相互制约，两者间的相互促进表明它们可以协同演进，而相互制约则使这种演进趋势限定或稳定于某种范畴之内。由这种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形成的持续塑造过程使其作用关系最终可以被归结到建构性质上来，即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相互建构。两者间的这种相互建构也可表明，掌握全球环境问题的话语权，就能有效地影响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建构；反之，在全球环境治理机制中占据主动或主导位置，也能有力地影响全球环境问题的话语建构。
参考文献
［1］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m］.王之佳，柯金良，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2］芭芭拉沃德，勒内杜博斯.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m］.《国外公害丛书》编委会，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258-259.
［3］彼得休伯.硬绿——从环境主义者手中拯救环境保守主义宣言［m］.戴星翼，徐立青，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245-256.
［4］郇庆治.生态化理论与绿色变革［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2）：96.
［5］张海滨.联合国在世界环境与发展事务中的作用［J］.世界经济与政治，1995（8）:13-17.
环境治理的建议篇6
【关键词】区际生态行政治理组织；协同治理；发展策略
【作者简介】郭永园，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彭福扬，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长沙410082
【中图分类号】F12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434（2014）01-0020-05
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生态治理措施应当具有协同性、整体性，但是作为生态治理主导力量的行政机构却普遍存在区域分割、部门分割的问题――既难以应对频发的跨区域环境污染事故，也难以实现我国区域间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发展，并最终影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实现行政机构在区际生态治理领域的协同合作就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本研究将选取区际生态治理的中观层面也是治理难度最大的省际生态治理为话语背景，通过对既有区际生态行政治理组织的现状评析，试图在区际生态行政治理组织的体系构建及其未来发展策略等方面作出探索。
一、我国区际生态行政治理组织架构
区际生态行政治理组织是指以实现协同治理为目的，能够影响两个以上行政区域生态事务的国家行政权力机构，包括中央、地方政府、政府职能机构及其派出机构、议事协调机构及横向府际协调组织等，其治理途径主要以行政行为为主：有行政立法、行政命令、行政规划、行政协议、行政协助、行政指导等。
省际生态行政治理组织主要指对象为跨越两个以上的省际行政区的生态事务的行政组织。完整的省际生态行政组织体系应当是“三维一体”：纵向――中央对地方的科层治理：横向――省级政府间的合作治理；斜向――省部间合作治理。
纵向省际生态行政组织是指依靠自上而下的科层制管理手段实施区域间生态治理的中央行政机构，大致可分为四个类别：中央职能部门、部委派出机构、议事协调机构、部际联席会议。由于有稳定和高效的公共行政体系作保障，纵向科层治理组织在统筹协调区际环境保护、合作治理生态资源配置中的负外部性问题上起着主导性作用。
横向省际政府间的生态治理组织是为实现区域间生态事务的合作治理，以省级政府或职能部门为主导，通过构建横向协商机制，搭建对话平台，按互惠互利、平等协商的原则，解决各种跨区域公共生态问题的组织模式，主要形式是横向的省际联席会议。
斜向的省部间合作治理组织较之于纵向和横向治理组织是一种更为柔性的治理组织，一般是在不存在隶属关系，又无法律明文规定规范的中央行政机构与相关省市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之间合作治理生态事务的组织，通常由国家部委发起并作为召集人。
二、传统模式：纵向省际生态行政治理组织
纵向省际生态行政治理组织大致有四个类别：中央职能部门、部委派出机构、议事协调机构、部际联席会议。因为有稳定和高效的科层制管理体系为保障，纵向科层治理组织目前在统筹协调区际环境保护、合作治理生态资源配置使用的负外部性等生态问题的治理方面发挥着主导性作用。
1.治理机构职能设置
中央职能部门是指具有生态治理职责的中央行政机关，包括环保职能部门――环境保护部；资源管理部门――水利部、国土资源部、国家林业局、国家海洋局等；综合协调部门――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农业部等。
部委派出机构是职能部门的直属事业，目前主要是环保部的华南、西南、东北、西北、华东、华北六大区域督察中心和水利部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松辽水利委员会及太湖流域管理局等。
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为了完成某项特殊性或临时性任务而设立的跨部门的协调机构，一般不设实体性办事机构。在特殊或者紧急的情况下，经国务院同意，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可以规定临时性的行政管理措施，依据《国务院关于议事协调机构设置的通知》，其中具有生态协调职责的机构有全国绿化委员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
部际联席会议是为了协商办理涉及国务院多个部门职责的事项，由国务院批准建立，各成员单位按照共同商定的工作制度，及时沟通情况，协调不同意见，以推动某项任务顺利落实的工作机制，是行政机构最高层次的联席会议制度，目前主要是环境保护部际联席会议等。
2.运行现状评析
纵向省际生态行政治理组织作为传统的科层制区际生态治理模式，由于有完备的组织体系保障，强效的治理措施，在省际生态治理中一直扮演着核心且高效的角色。但是，限于科层治理模式，其在省际生态治理中尚有诸多不足之处。
第一，资源与环境分割治理，整体性治理难以实现。我国生态管理机构设置实行的是环境保护和生态资源分割管理的体制：环境保护部负责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而生态资源则分别由水利、国土、林业、大气、海洋等部门管理――被称为“九龙治水”。此外还有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负责公共资源统筹、规划与配置。分割治理加之缺乏负责或者协调统一管理生态资源的开发、保护、管理的综合机构，导致本应整体性的生态治理被专业化的行政机构所割裂，政府的生态管理职能被分割若干部门，使得环境保护职能、生态资源开发与建设职能、生态规划职能分割运行，部门之间分工有余、合作不足。由部门利益使然，在区域性生态治理中难以形成共识，因此也难以实现积极有效的集体行动，无法对生态事务进行统一有效的管理。区际生态治理中的“囚徒困境”、“公地悲剧”情形的频繁出现，成为现行制度设计的必然。
第二，区域性机构位阶较低，协同治理效果不佳。中央层级协调机构是由环境保护部设立的区域督察中心和水利部设置的流域管理机构，是作为部委的直属事业单位，其职能只是环境保护部与水利部相关部门职能的延伸。以区域环保督查中心为例，其主要职能是环境监察局职能的延伸。而且作为事业单位其职能主要是“监督”和“查办”，不具有行政执法权，难以协调区域内各个实体间利益诉求、实现对跨省区域和流域重大环境事件进行有效处理。
第三，法治规范滞后于实践，使命、权力、责任不统一。我国目前尚无生态事业的基本法，难以为规范、指导、协调生态行政部门的行为提供法律依据，只有环境保护领域的基础法律――《环保法》部分承担这一责任。《环保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从目的解释的角度推断，将环保部门定位为“对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的部门――“统管”部门――的立法原意应当是为了实现环境保护工作机构间的协同治理，换言之立法赋予了环境保护部“统管”其他机构推动协同治理的使命。但在环境保护管理实践中，一方面环保部门并未获得相应的“统管”、协调的权力――环保部门与其他部门行政等级协同，无权进行指导与监管；另一方面不同的生态部门法赋予各自资源管理部门以主管地位――如《草原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草原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国草原监督管理工作”――导致环保部门无法对其进行指导统筹、监督管理，纵然资源管理部门存在“越位”、“缺位”的情形。由于使命和权力的“错位”，环保部门成为环境污染事故的责任承担主体：除了社会责任外还有可能承担行政处分、引咎辞职甚至刑罚等法律责任。
3.发展路径之选择
制度创新，旨在通过法律法规的修定为构建协同治理的生态行政治理格局提供制度保障。就横向生态治理组织的未来发展而言，制度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就长远而言，必然需要《生态法》的制定，对生态事务的职能管理架构作出明晰、确定的法律规范，改变《环保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矛盾，实现生态治理组织的“使命、权力、责任”统一，建立起有效的部门间生态治理的协调机制。其二，就当下而言，通过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一方面要提升、强化环境保护部际联席会议和环保部、水利部区域性治理组织的权能，另一方面应当增设一个国务院的议事协调机构――“国家生态文明委员会”或者“国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并在国务院办公厅增设生态治理办公室，其既可作为日常办事机构也可作为咨询协调机构，以实现区域生态建设与开发、环境保护的统一协调，为日后生态大部制改革进行实验探索并积累实践经验。
三、发展趋势：横向省际生态协调行政机构
与纵向的科层治理和市场协调不同，以区域环境联席会议为代表的横向省际生态机构运行主要是基于成员间互相信任、尊重，在政府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区域生态治理共识或协议。横向省级政府间生态协调机构是一种自主治理机制。其肇始于对科层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否定超越：当科层制协调产生的内部交易成本（官僚成本）、市场协调产生的外部交易成本较高时，注重自主治理、协商对话的横向省际协调机构的兴起成为区际公共治理发展的必然。此外，横向生态协调机构较之于全国性宏观的纵向协调更具有清晰的问题指向和积极的行动意愿，治理措施的针对性强，具有较好的治理成效。因而，横向省际生态协调机构在一个结构合理的区际生态治理组织体系中应当承担中流砥柱的作用。
1.横向治理组织概况
我国的横向省际生态协调机构主要存在于生态环境压力较大、互相依存程度高的相邻省区间。主要集中于经济发达地区的流域合作治理：泛珠三角区域环境保护合作联席会议、京津冀水资源环境治理合作协调小组、苏浙沪环境保护合作联席会议制度、渭河流域环境保护城市联盟市长联席会议。
横向省际生态协调机构职责主要是源于各个参与主体的权力让渡，内容通常包括有流域环境保护、环境监测、研究区域发展规划、开展生态补偿等。从目前运行情况而言，虽然横向省际生态协调机构属于起步阶段，但成效显著：就跨省生态环境保护的诸多议题达成一致并付诸实施。尤其是值得注意的是全国首例省际之间生态补偿机制在陕甘两省率先实施。
2.治理绩效评析
横向省际生态协调机构虽然在协调区域间环境纠纷、促进环境保护合作、协调区际发展规划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是就其自身以及区际生态长远发展而言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
第一，权力有限，协同治理覆盖面低。当下横向省际生态协调机构主要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生态关联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跨省环境的协调治理主要动因。协同治理环境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而发达经济基础和成熟经济一体化合作机制也为区域间环境协同治理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与制度基础，在这些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既“必需”也“可能”更“可为”。但是在经济欠发达却也存在环境压力的地区就只有协同治理之“心”，难有治理之“力”。因此，目前横向环省际境协调组织的治理区域占国土面积的比例极低。而且，地表水资源治理成为既有的横向省际生态协调机构的主要治理对象，其他生态要素的省际治理还未完全纳入到协同治理的范围之中（仅长三角地区将机动车尾气污染治理作为治理对象），目前的合作治理停留在区域间水环境保护与防治的协调。可见，横向省际生态协调机构治理对象极为单一，与协同治理应当覆盖区域内所有生态要素的要求还相距甚远――不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合作内容。横向省际生态协调机构发展既滞后于省际经济合作组织，更滞后于省际生态治理的发展需要。
第二，组织结构不完善，治理效用欠佳。横向省际生态协调机构目前的组织形式主要是首脑级联席会议、职能部门联席会议，且大多处于协商讨论的层级。完善的横向省际生态协调机构应当是多形式多层级的联席会议，且联席会议应当有环境专责小组、环境专题小组信息沟通机构、纠纷解决机构、联合规划机构、专家咨询机构、监督保障机构、应急机构等组成。既有的协调机构尚不具有如此完整的组织体系，只有初步的首长联席会议。不同的职能机构具有不同区际生态协同效用，而唯有完备的机构体系方可发挥最佳的治理效用。
第三，治理手段单一，合作治理缺乏长效保障。以合作协议为主的区际行政协议是目前横向省际生态协调机构的主要合作治理方式。区际行政协议是区域生态治理的共识达成的标志和体现，广为应用并发挥了相应的作用，但是区际行政协议只是区域间政府对环境压力作出一种自发探索与尝试。由于目前对协议性质归属、产生的责任界定以及行政协议纠纷的解决机制均缺乏明确性法律甚至是法理的指引，从而令该类协议面临法律适用上的困境。目前区际行政协议的履行更多是依赖于区域政府的自觉和行政首长的意志推动，因此造成区际生态治理的困境：区域生态治理的共识本就难以达成――“议而不决”，达成之后又“决而不行”。横向区际生态协同治理难以形成对治理行为的确定性指引的规范性文件，缺乏必要的长效制度保障。
第四，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治理行为碎片化。区际协同治理的参与主体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导致各个区域政府的生态治理的价值、具体目标等存在较大差异，既影响治理共识的达成，更影响生态协同的集体治理行为的成效，容易出现经济欠发达区域权衡生态治理成本和本地经济发展效益后作出的区际生态治理中的“搭便车”行为。进而影响这个区域内的生态治理成效。
3.创新发展之策略
横向省际生态协调机构作为区际治理的自发型组织，是较为有效的区级生态利益的协商、对话平台，确保参与主体能够充分表达自己诉求，有助于形成真实的价值与行动共识，因此在未来区际生态治理应予以扶助，完善既有不足。
第一，中央政府多方位支持。应当为相关省份间开展整体性的生态协同治理提供政策引导、物质支撑和制度保障。横向省际生态协调机构是自主治理组织，是一种内生性治理组织，其存在的数量较少、治理对象单一等问题不可由中央强力干预解决，而应当是通过相关的扶持政策、提供相应的物质和制度支持、引导省际开展生态协同治理，充实既有的治理组织机构。
第二，修订法律法规，将省际环境协调机构法治化，确保其长效发展。一方面明确省际环境协调机构的地位、职责、议事程序、组成内容，另一方面是要对区际行政协议的法律性质、纠纷解决、违约责任承担方式作明确规定。省际环境协调机构法治化途径最有效也是根本性解决就是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制定法律，也可由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作出规范，而现实中最易也是最迫切的是将区际行政协议内容转变为地方立法文件，以化解行政协议的性质模糊和执行难问题。
第三，改革现有政绩考核体系，约束区域政府行为。现有的政绩考核体系使得区域政府更多关注本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对本辖区环境治理关注不够，对区域之间的生态治理问题更是难得进人决策视野，因此就出现了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区域之间为招商引资进行的环保“底线竞争”、各种形式的跨界污染转嫁等现象。将生态发展与区域间生态共治纳入到政绩考核体系。促使区域政府重视跨界生态问题的共同治理。
第四，统一的环境治理标准，搭建环境信息共享平台。首先是建立全国统一的环境准入和污染物排放标准体系，改变目前各自为政的局面。其次，要建立健全生态信息监测、共享与制度为区际生态协调工作提供统一的、完备的信息支持。
四、最优选择：斜向省际生态协调机构
斜向生态协调机构主要表现形式是央地联席会议，与横向的省际政府间联席会议具有极高的相似，区别在于有地方政府无隶属关系的中央部委机关参与。正是因为有中央部门的参与――有科层治理的因素参与其中，有助于实现环境保护和生态资源开发建设的统一。使得斜向治理更有权威性，更为有效。
1.斜向治理组织概况
斜向省际生态协调机构在我国已有较多的实践，就其地域分布而言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大河流域：长三角地区环境保护合作联席会议、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黔桂水资源保护与污染防治协作机制、渤海环境保护省部际联席会议等；二是国家重大项目工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水资源保护联席会。
斜向省际生态协调机构的参与主体通常是由国家相关部委和生态资源属地省市生态部门构成。以渤海环境保护省部际联席会议为例，其参与主体有国家发展改革委（召集人）、环保部、水利部、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山东省等。由于国家发改委和环保部的参与，使得在进行渤海环境保护总体规划实施中，确立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同发展，而且也能较好地协调相关省市的利益纷争。渤海海域近年来海域的环境质量状况有较大的改善，陆源污染物排放开始得到有效控制等情况客观地体现了该机构的治理成效。
2.斜向治理的局限
斜向省际生态协调机构是国家部委与地方政府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的良性互动的产物和维护者，为营造区域间平等协商的网络机制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但由于发展时间较为短暂，同样存在一些不足。因高度的相似性，斜向省际生态协涮机构也具有横向省际生态协调机构存在的问题：数量有限，覆盖面低且集中于――大河领域、治理对象单一――重水资源保护与治理，对土地资源、生物资源以及气候资源等关注不够，组织结构不完整、治理措施效用有限等。除此之外，目前斜向省际生态协调机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中央部委机构的权威性问题。
斜向省际生态协调机构优于横向省际生态协调机构之处就在于通过中央部委机关参与，提升协商对话中的主体权威性，避免横向的平等对话平台难以对不同层级的区域问题达成实质性共识的困境。但就目前而言，斜向省际生态协调机构中中央部委角色实际承担者是水利部和环境保护部的派出部门：流域管理机构和区域督查中心，均属于部委的直属事业单位，行政职级属于司局级，导致在面对省级人民政府或者是其政府组成部门进行协同治理时难以实现中央治理权威的效果。换言之，行政职级偏低又无行政执法权限的部委派出机构并不是斜向省际生态协调机构中适格的中央权威实体，进而影响区际生态协同治理的效果。
3.优化完善之路径
缘于中央权威的参与，斜向省际生态协调机构在现有省际生态治理中较之于横向协调机构在覆盖和执行效果有强大的优势，在诸多跨区域的重大生态问题治理中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未来应当为斜向省际生态协调机构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
第一，中央机构积极介入，全力支持斜向省际生态协调机构。由中央部委发起或者召集，在全国尚未有横向治理机构的区域建立综合性的省际生态协调机构――弥补既有的横向治理不足，也可改变环境保护与生态资源开发建设分割治理的行政惯性。中央政府应当在政策规划、制度建设、资金预算、人员配备等方面提供坚实保障。此外，中央政府也应当通过改革政绩考核体系等措施，引导区域政府积极主动参与区际生态治理。
第二，优化斜向治理组织的机构建设。关键是提升水利系统领域管理机构和环保系统区域调查中心的法律地位、扩充组织职能，使其编入国家生态行政序列，使其确实能够作为中央政府或部委的行政代表，授予相应的行政权能，以便于地方政府开展有效的合作治理。
第三，拓展斜向省际生态协调机构的治理内容。目前斜向省际生态协调机构的治理内容主要是地表水资源的污染防治，其他生态资源的区际协同治理尚未纳入其中，而且仅关注于污染防治，忽视生态治理的其他领域的协同。因此，未来斜向省际生态协调机构的发展应当丰富其治理内容：既关注生态资源的整体性治理，同时在生态治理的全过程展开广泛的区际协同治理。
环境治理的建议篇7
然而，之美，尚有“美中”。水浊，水浊是因最近污染，河水质大不如前，与真正的绿水常流还有不小差距。本次调查灾的带领下，源头，实地，多方检查，寻求良方，在各的联动下，意图分析水浊，真正“还美与前”、“还水与民”。
一、河水环境现状
河流经贵阳市区党武乡、石板镇、乡和镇等乡镇。在水库河段，人口、工业均很少分布，水质，属于清洁。在水库下游，人口主要集聚在河段两岸和周边地区，段主要为生活污水的典型的有机（生活）污染，为Do（溶解氧）、总磷和大肠菌群均不达标。结果下游的贵阳市中曹水厂的饮用水水源受到的污染，水质属于轻度污染。
为保护河，近年来，各级多次投资，共计1200多万元，建设了贵州省首家生活污水厂，使城市污水率92％。为此，污水工程被建设部和环保总局评为全国优秀项目，“十大成就”。该工程采用土地系统工艺，的主要工艺为截流将污水沉砂池，机械输入9.5公里的灌渠中不同的沉淀池，分别厌氧和氧化，水产养殖，最后农灌水排入农作土地。后的污水，其水质日本农灌水水质标准。
二、河环境治理对策
（一）治理。以“河安、水清、景美、人欢”为河环境治理总。河安河防洪设施要五十年一遇标准，防洪安全；水清要河溪水清澈、水质；景美要抓好河沿岸景观工程建设，绿化、亮化、硬化、美化等文章；人欢要人水环境，使市民傍水而欢、亲水而乐。
（二）治理思路。河环境综合治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系统工程，工程与非工程措施，治标与治本方略兼顾，各和乡镇联合行动，综合措施，长效机制，计划3年努力使文溪水环境有，5年整治治理。
（三）对策。
1、健全管理机制。水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包括防洪排涝、污水截流、水质监控日常管理等方面，需要水利、建设、环保、创建等及各乡镇的与支持。的整治工作主要在水利主管，难免势孤力单。为此建议，，成了文溪水环境综合治理，由各和新城区管委会、安文深泽等组成，各自职责，工作计划和任务，，齐抓共管。的措施，解决好整治与管理相脱节的矛盾。水环境管理内容多、任务重，既有堤防、橡胶坝等工程管理，又有蓄放水安全管理和防汛防洪职责，建议成立河环境管理机构（如河道管理站），编制和人员，管理的内容和职责，县财政安排的专项资金，使管理工作长效有序。健全的可行的责任考核与激励机制，水利、城建、环保、创建等各及各乡镇在河环境综合整治与管理中的职责，整治工作，管理工作落到实处。
2、尽快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整治。以生态养殖、畜禽养殖排泄物综合率为，河上游规模化畜禽养殖场专项执法检查和整治。国务院《关于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2010〕63号）和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关于规模化畜禽养殖场专项执法检查的通知》（环办〔2010〕41号）要求，省《811环境保护新三年行动实施方案》中农业农村污染整治的部署，对河上游规模化畜禽养殖场专项检查和整治。总的整治思路是“关停一批、搬迁一批、整治一批”。
3、污水截流管网建设。主要有四点建议，考虑到河水质生活污染比重的情况，建议加大生活用水是餐饮及休闲服务业用水中水污染治理成本在总水价中的比重，使用成本，提倡节约用水，控制水资源使用和生活污水排放总量。建议老城区污水截流管网改造。老城区管网改造规划，健全污水截流管网，实施雨污分流，工业和生活污水不排入城区区河道，污水厂，努力城市污水率。建议深泽和新城区污水污水管网输送到台口污水厂。考虑到县城污水厂的日能力、新城区新建污水厂的成本等因素，今后磐安至深泽段公路的改造，建议深泽和新城区污水污水管网输送到台口污水厂。
4、污水排放监控。要产业结构的战略性。把握好产业政策和产业结构策略，对列入淘汰目录中污染水环境的设备、工艺的监管，对违规建设不符合产业政策的化工、印染等严重污染水环境的生产项目，责令停业、关闭或搬迁。注重以水定项目、定地点、定发展，实施水环境保护一票否决。要加大现有污染企业的治污。污染企业设备淘汰制度，检查、公布污染企业被限制或禁止生产的生产工艺及设备的使用期限，加大对严重超标排放污染企业的监管和查处，对污染严重的企业要下决心“关、停、并、转”，从严控制文溪沿岸工业企业的污染排放总量。
5、稳步文溪防洪工程设施建设。城区堤防建设需求，分清轻重缓急，量力而行，建一段成一段，稳步解决防洪安全问题；尽早实施小岭坑口橡胶坝和下宅桥橡胶坝改造工程，使城区河道得以绿水环绕；好文溪安保设施，警示提示标语，补充沿溪救生设备，打造好人水环境。
三、总结
很难设想，西子湖，有人间天堂之誉的杭州还会那么旖旎多姿；同样难以想象，河，被赞为高原明珠的贵阳还会妩媚动人。
河的现状虽令人担忧，但前景仍看好，该河上下落差大，流域降水量大，河流径流量大，每年的山水足以对河流清洗，是夏天有很强的自净能力。
环境治理的建议篇8
建设部等有关部委定于20*年8月28日-29日在北京举行“20*第六届亚太地区基础设施发展部长级论坛暨第二届中国城镇水务发展战略国际研讨会和水处理新技术与设备博览会”。为推进乡村和小城镇水环境综合整治，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在本次大会上将举办“乡村和小城镇水环境治理论坛”和“中日小城镇饮用水安全技术和制度论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论坛主要议题
“乡村及小城镇水环境治理论坛”针对我国不同区域和经济发展程度的村镇水环境治理技术经济政策和适用技术，围绕村镇水环境治理规划、村镇污水排放适用标准，以及村镇排水收集设施，村镇生活污水生物处理、人工湿地与塘等生态处理技术，粪便厌氧沼气化及其综合利用，村镇水体生态修复与水质改善技术等议题，将邀请村镇建设管理人员、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以及设计生产单位介绍乡村及小城镇水环境治理方面的成功管理经验、适用技术和应用实例。
“中日小城镇饮用水安全技术与制度论坛”由我部与日本厚生劳动省共同举办。针对小城镇的人口和经济规模的特点，围绕小城镇饮用水安全保障现状调研与评估、规划和管理，水质监控、预警与应急技术，以及小城镇饮用水预处理、强化常规处理和深度处理、饮用水一体化设备开发、输配水安全保障和管网水质控制等议题，将邀请小城镇饮用水建设管理人员、著名学者、知名设计单位、自来水公司和来自日本政府、企业和研究部门的诸多专家介绍小城镇饮用水安全保障方面成功的管理经验、适用技术、应用实例。本论坛将特别介绍日本针对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特殊供水制度——简易供水制度以及相应技术，并探讨中日在小城镇安全供水方面的技术与资金合作机会。
二、时间及地点
会议时间：
中日小城镇饮用水安全技术和制度论坛：8月28日下午
乡村和小城镇水环境治理论坛：8月29日上午
报到时间：20*年8月27日。
地点：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三、参会人员
各地建设部门有关人员，全国主要城市建设主管部门及相关部门、村镇建设主管部门和有关乡镇负责人，供水和排水管理部门、水务主管部门负责人或代表，水处理项目筹建和工程建设管理单位代表，供水和排水企业的管理和工程技术人员，市政设计单位、有关科研院所、大专院校、水处理工程公司、水务公司、咨询公司、金融、投资机构和水处理技术与设备研究开发单位的代表。
四、论文征集
会议面向全国征集与“乡村和小城镇水环境治理论坛”和“中日小城镇饮用水安全技术和制度论坛”议题相关的论文，论文要求及投递方式详见会议网站
五、其他事项
（一）收费标准
第二届中国城镇水务发展战略国际研讨会和水处理新技术与设备博览会将统一收费。20*年8月15日前注册的，会议费为1200元/人；20*年8月15日以后及现场注册的，会议费为1800元/人。会议统一安排食宿，宿费自理。
（二）联系方式
报名、会务等联系人：
论文征集联系人：
地址：
邮编：
电话：
邮箱：
会议网址：
环境治理的建议篇9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按照“四最、五制”要求，围绕企业和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取消聚焦反对形式主义、官瞭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集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稳定的治安环境、公平的市场环境和宽松的创业环境、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公平公正的法制环境和开放有序的市场环境，大力促进全市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
二、主要内容
以“落实投资自主、推进投资便利”为主题，以“三落实、三开展、三建立”为主要内容，集中开展百日整治活动，彻底解决工作效率低，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行政不作为、滥作为、慢作为等机关工作作风问题和擅自设立行政审批前置条件“中梗阻”的问题。
1.三落实。即国家简政放权政策的落实，单位对社会承诺的落实，个人履行岗位职责规范的落实。
2.三开展。即开展网上审批活动；开展“我为基层谋项目”活动；开展“整治庸懒散”活动。
3.三建立。即建立网上申报审批服务平台，投资项目网上联审平台，投资项目管理和服务信息系统；建立服务型机关的运行体制；建立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个人考评机制。
三、实施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5月6日—5月16日）
召开全委动员大会，认真学习市委办市政府办关于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会议精神；成立领导小组并组建工作专班、结合本委职能，制定“百日整治”工作方案；组织开展“优化经济环境”大讨论活动；大力营造整治经济发展环境的浓烈氛围，利用报纸、广播、电视、橱窗、标语、简报等平台进行广泛宣传，并就开展“百日整治”活动进行公开表态。
（二）查找问题阶段（5月17日—6月16日）
1、广泛征求意见。采取“走出去、请进来”、设立举报电话、举报箱等形式，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企业广泛征求意见；认真听取社会各界，特别是直接服务对象和基层单位的意见和建议，并对意见和建议进行归纳整理。
2、深入开展自查。各科（室）围绕信息公开、依法办事、服务质量、廉洁自律等与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相关的内容开展自查。
3、认真开展调研。深入基层、深入企业收集影响经济发展环境的问题，形成专题调研报告。
（三）整改建制阶段（6月17日—7月26日）
针对查摆出来的问题，结合“四最”“五制”要求，制定整改方案，认真进行整改，并组织民主评议。
1、制定整改方案，落实责任人员，明确整改时间。
2、公开承诺。在媒体和有关会议上公开进行行政服务承诺，接受社会监督。
3、开展民主评议。组织服务对象进行民主评议，将整改情况进行公示。
4、加强网上申报审批服务平台；投资项目网上联审平台；投资项目管理和服务信息系统的建设。
5、加强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系统建设和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建设，对行政审批事项进行全面梳理，行政审批项目纳入行政服务中心窗口集中办理，并在网上进行公示。
6、建立长效机制。针对存在的问题认真开展制度建设，规范行为。
7、兑现服务承诺。回头看2014年服务承诺落实情况，确保每件承诺事项均有着落。
（四）验收测评阶段（7月27日-8月15日）
检查验收结果占年度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考核得分的60%，占年度民主评议综合评议得分的10%。
四、保障措施
1、加强领导，落实责任。为确保百日整治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成立由XX同志任组长的市发改委“百日整治”活动领导小组，组建工作专班，明确各专班人员的职责，确保“百日整治”活动工作有人抓、抓到位。
2、注重协调，密切配合。此次“百日整治”活动涉及到每个科室、每个人，各科室要密切配合，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形成共创服务型机关的整体合力。专班人员要强化组织，协调、督办工作，推进发改委机关在优化经济环境方面有实实在在的转变。
环境治理的建议篇10
一、加强学习，强化自身素质提高
自觉把学习作为一种政治责任和履职能力，认真学习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系统学习党章党纪党规，深入学习政策法规和人大业务知识。积极参加常委会组织的在浙江大学的学习、外省和苏南的学习以及人大组织的各种理论学习，把学习与思考、总结、创新、实践有机结合，努力增强政治定力,提高履职本领。
二、尽责履职，忠诚履行人大职权
把维护群众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努力通过自身履职把群众愿望和代表的建议转化为常委会的工作重点和政府的科学决策，促进环境资源和城乡建设协调发展。
（一）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定位，对我市特色田园乡村建设情况开展调研。
认真总结特色田园乡村试点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对照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和要求、人民群众的期盼，查找分析我市特色田园乡村试点工作行动存在的不足，针对下一阶段工作面临的困难问题提出注重乡土气息，彰显个性特色;注重环境治理，打造生态名片;加大产业培育，促进农民增收;焕发内生活力，坚持以民为本等建议。
（二）围绕“污染防治攻坚战”的组织推进,对城乡生活垃圾一体化运营情况开展调研。
通过走访部门开展调研，组织相关人员外出学习考察，总结分析我市城乡生活垃圾一体化运营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对财力投入不够均衡，影响一体化工作的平衡发展;管理运行体制不够顺畅，影响一体化工作合力的形成;垃圾处理备用库建设受阻，影响一体化工作的总体推进等方面提出意见和对策。
（三）围绕重大民生工程的推进落实，对两个重点议案的办理情况跟踪督查。
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大会主席团决定将代表三团等代表提出的《关于推进农村公路提档升级工程建设的议案》和代表十团等代表提出的《关于加快实施158万人民饮用长江水工程的议案》交由人大常委会在大会闭会后审议。我委负责两个议案的调研和跟踪落实,提出了一系列的合理化建议，形成调研报告交常委会审议。
（四）积极策应“向环境污染宣战”,对我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贯彻落实情况组织执法检查。
自8月下旬以来，成立执法检查组，开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贯彻实施情况执法检查。邀请省环保厅专家开展专题讲座；召开座谈会，听取市相关部门及乡镇的工作汇报；组织执法检查组成员实地察看《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法律法规宣传、固废产生、收集、转运、处置和监管现场，深入了解法律贯彻实施情况，推进固废污染防治工作。
（五）加快推进重点交通项目建设，组织开展代表视察活动。
3月份组织部分人大代表对11个重点城市交通建设项目进行视察和评议，建议市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围绕乡村振兴、全域旅游、区划调整，推进交通建设，加强质量管控和安全监督，打造优质、平安工程。
（六）为更好贯彻落实《环境保护税法》,自主调研我市《环境保护税法》工作开展情况。
4月上旬为了充分掌握我市地税局、环保局等单位、部门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及地税局关于环保税开征准备工作的情况，对我市《环境保护税法》贯彻落实实施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通过调查发现实施过程中还存在缺乏精准数据、部门协作力度有待加大、业务水平有待提高等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调研中提出了加强征管情况分析、加大部门协作力度、拓宽税款征收范围、加强业务培训等合理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