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公司盈利模式篇1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我国经济命脉的基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体制的不断完善，不论是从运作方式还是从组织形式来说，农业已渐渐从传统的发展模式走上了现代化的农业发展模式，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农业上市公司很好的印证了这一发展趋势。农业上市公司作为我国农业产业化企业中的“领头羊”、“龙头企业”，它的经营业绩、盈利能力和发展速度对推进全国农业产业化、发展现代农业具有重要的引导和示范作用。自从一些资金力量雄厚，市场操作经验丰富的龙头农业企业上市以来，问题也是层出不穷。经营业绩低下甚至滑坡亏损，经营业务分散化，“背农弃农”现象等问题严重打击了观望企业积极上市的信心，更进一步影响和阻碍了全国农业产业化的进一步发展。目前已有诸多文献研究了关于农业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现状、“弃农背农”原因以及发展能力等问题，但从盈利能力的角度去深究农业上市公司出现这些问题的文献还是比较鲜见。于是，本文从盈利能力的角度出发，从经营盈利能力、资产盈利能力、资本盈利能力和收益质量四个方面分析农业上市公司的盈利现状，使我国农业类上市公司对其盈利能力有正确的认识，以对农业上市公司改进经营业绩、提高资产利用效率、提升收益质量、为股东创造更多价值提供参考，以期对促进我国农业产业化进一步的发展有所帮助。
二、数据来源与指标选取
（一）数据来源本文所指的农业上市公司指从事农、林、牧、副、渔业类的上市公司。据金融资讯软件显示，截止2009年底我国农业类上市公司共有48家，踢除数据不全、被St和*St的公司，有效样本为33家。
（二）指标选取财务分析包括公司偿债能力分析、经营能力分析、盈利能力分析、发展能力分析四个方面的内容，鉴于目前我国农业上市公司呈现经营业绩低下甚至滑坡亏损、经营分散化甚至转型的现状，本主选择从上市公司经营盈利能力、资产盈利能力、资本盈利能力和收益质量四个方面分析目前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以使我国农业上市公司从盈利能力的角度正确认识其盈利现状，从盈利能力的角度出发去改变这种令人堪忧的经营现状。有关指标定义如下：
经营盈利能力。经营盈利能力指企业在日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中为企业创造收益的能力，反映企业的经营盈亏现状，常用的指标主要有营业毛利率、营业利润率、营业净利率和成本费用利润率。本文选择用营业净利率来分析经营盈利能力，营业净利率＝净利润/营业收入。
资产盈利能力。对资产盈利能的分析能够反映管理当局对企业资产的有效操控和运用，常用的指标主要有总资产利用率、总资产报酬率和总资产净利率。本文选择用总资产净利率来分析资产盈利能力，总资产净利率＝净利润/平均资产总额。
净资产盈利能力。对净资产盈利能力的分析可以反映管理者运用股东资金为其创造财富的能力，常用的指标主要有净资产收益率、资本收益率、每股收益和市盈率。本文选择用净资产收益率来分析资本盈利能力，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平均净资产。
收益质量。盈余现金保障倍数反映了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净利润对现金的贡献能力，同时反映了企业净利润中有多少是由现金保障的。在此选择用盈余现金保障倍数来分析收益质量，盈余现金保障倍数＝经营现金净流量/净利润。
三、农业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分析
（一）农业上市公司经营盈利能力分析一般对企业的经营盈利能力的分析主要是通过对企业生产过程中的产出、耗费和利润之间的比例关系来反应的，本文选择用营业净利率来分析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经营盈利能力。据金融资讯软件披露的2009年报表数据得到农业上市公司2009年营业净利率，如图1所示。2009年我国33家农业上市公司整体营业净利率的平均值为5.00%，大部分都维持在5.00%左右，其中大湖股份（600257）、登海种业（002041）、东方海洋（002086）、好当家（600467）、科冕木业（002354）、圣农股份（002299）等十家公司的营业净利率超过了10%，登海种业（002041）高达31.85%；景谷林业（600265）、民和股份（002234）、永安林业（000663）三家公司的营业净利率呈现负值，景谷林业（600265）竟低至-46.85%。从以上数据可知，我国农业上市公司营业净利率还比较低，分布也比较分散，最高者与最低者差距甚远，自有资金的积累能力不足，但不乏有佼佼者起着示范作用，例如登海种业（002041）。农业公司在推进产业化进程中可以向行业领先者看齐，制定公司战略目标，改进经营管理水平，提高公司营业净利率，加速自有资金的积累。
（二）农业上市公司资产盈利能力分析资产盈利能力是公司经济资源创造利润的能力，它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公司盈利能力，在此本文选取反映公司全部资产盈利能力的总资产净利率作分析，它反映公司从1元受托资产中得到的净利润。图2显示了2009年33家农业上市公司的总资产净利率状况。依图可见，2009年农业上市公司总资产净利率比较分散，平均总资产净利率仅有3.64%，最高的登海种业（002041）为13.68%，而最低的云南景谷林业（600265）却是-14.14%，大多都分布在（0，11.00%]，与营业净利率相应，民和股份（002234）和永安林业（000663）的总资产净利率也呈现负值，分别是-4.16%和-0.37%。相比而言，大多农业上市公司的总资产净利率还是比较低，既有经营方面的原因又有财务方面的不足。农业上市公司应注意，在推进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不要一味地追求规模而忽略了资产的盈利能力，造成资源的无为浪费。
（三）农业上市公司资本盈利能力分析资本获利能力指企业所有者通过投入资本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获取利润的能力，可用的指标有资本收益率、每股收益、市盈率等，本文选取了净资产收益率来分析农业上市公司的资本盈利能力。如图3，2009年33家农业上市公司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7.17%，只有三家公司超过20%，同时也有三家呈现负值。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创造最高净资产收益率的公司再不是营业净利率和总资产收益率都是最高值的山东登海种业（002041），而是甘肃敦煌种业（600354），它的营业净利率和总资产收益率分别为11.98%和8.90%，但净资产收益率却是29.12%，这可能是两家公司的资产负责率不同而导致的不同的结果。其余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分布结果与其营业净利率和总资产净利率不一致的结果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来解释。总体来看，2009年农业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还是比较低，相关上市公司在提高公司营业利润的同时，还应注意资本结构的调整，权衡好公司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创造更多的股东财富，不断提高公司的总体价值。
（四）农业上市公司收益质量分析收益质量可以反映企业盈利的结构和稳定性。本文所选的盈余现金保障倍数从现金流入与流出的动态角度，在收付实现制的基础上，反映企业当期净利润中有多少是有现金保障的。一般来
说，盈利企业的盈余现金保障倍数等于或者大于1时，说明企业的利润具有相应的现金流量为保障。图4显示了33家农业上市公司2009年各自现金净流量和净利润的概况，其中六家公司（新疆冠农股份（600251）、云南景谷种业（600265）、浙江山下湖（002173）、湖南新五丰（600975）、新疆中基（000972）、江西正邦科技（002157））的现金流量明显不能保证当期的净利润，盈利极具不稳定性。其余则能保证净利润的正常流入，同时也不乏现金流量远远多于净利润、盈利稳定性好的企业（山东登海种业（002041）、甘肃敦煌种业（600354）和福建圣农股份（002299））。可见，农业上市公司中接近20%的公司的盈利结构不合理并极不稳定，相关公司应该在提高盈利能力和实现现金均衡收付的同时注意盈利结构的适当调整，保证企业盈利的稳定性。
四、结论与建议
其一，从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可知，虽然我国农业上市公司总体盈利能力是比较低的，甚至有的公司还出现负盈利和负现金净流量，而且现金流量不一定能保障盈利的流入。
其二，农业的弱质性和资本的逐利性要求农业企业的管理当局必须提高和改进其经营管理水平，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创造更多的财富。虽然农业上市公司总体的发展水平不令人满意，但是值得同业者深思的是33家样本公司中还是有业绩比较突出者和领先者存在的。
其三，盈利能力低下的公司可以集中利用公司现有资源向业内相对比较成功的公司学习，不断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控制公司经营规模，不断的调整和改进财务策略，提高农业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稳定其盈利结构，做好引导工作，为农业产业化营造一个积极向上的氛围，推进我国农业产业化的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财务成本管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
［2］涂霖养：《农业产业化上市公司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对策》，《中国农村小康科技》2009年第12期。
［3］沈敏、倪晓敏：《农业上市公司经营状况分析》，《大众商务》，2010年第1期。
农业公司盈利模式篇2
农业上市公司的产品具有弱质性并且容易受到市场风险的影响，为了提高经营效益、降低风险，农业上市公司大都实行了不同程度的多元化发展模式。尽管采取了多元化发展模式，由于受到农业自身特点的限制，农业上市公司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削弱了农业上市公司的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农业上市公司管理层理所当然会在其偏低的会计盈余上进行粉饰；或者为了获得政府补贴及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通过提高其会计盈余来进行盈余管理。
二、农业企业盈余管理动机
（一）内部动机
1、农业行业弱质性的特点。
农业对自然高度依赖，容易受到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的双重影响，加之基础薄弱，使得农业具有弱质性。尽管政府极其重视与支持农业的发展，投资周期长以及投资利润低下、多元经营决策失误、主营业务衰退等问题，使得农业企业整体业绩欠佳，因此农业企业的管理层为了提升业绩或者面对监管的压力有充足的理由进行盈余管理。因而，可以认为农业行业自身的弱质性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盈余管理的发生。
2、农业企业筹资困难。
农业企业筹资主要有内部筹资和外部筹资两种方式。内部筹资主要是利用自有资金。自有资金的持有数量主要取决于经营业绩，我国农业企业投资利润低，整体业绩表现欠佳，自由资金的利用程度是有限的。外部筹资主要是债务筹资，包括发行债券、股票或者银行借款等方式。不论是发行债券还是发行股票，我国相关法律都有相关规定，尤其是对净资产收益率有严格的限制。对于投资利润低、总体经营业绩欠佳的农业企业来说，外部筹资的难度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筹资困难是农业企业盈余管理的动机之一。
（二）外部动机
1、政府优惠政策的诱导。
农业作为国家的基础产业，不仅关乎老百姓的生存问题，还决定着二三产业的发展，因而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农业的发展都给予高度支持，如：税收减免、出口贴息、财政补贴等。然而获得政府的支持是有条件的，根据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2013年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财政补助项目申报评审工作的通知》，对经济林及设施农业种植、畜禽水产养殖基地项目，农产品加工项目，储藏保鲜、产地批发市场等流动设施项目实行财政补贴政策，扶持对象为对农民增收带动作用强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了获得政府补贴，农业企业必然会利用盈余管理来弥补企业自身不足之处。
2、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
在我国，公司进行上市必须遵循相关的规定，只有满足了各项规定的公司才能挂牌上市。具体要求包括：上市公司必须保持连续三年盈利，三年累计净利润超过3，000万，三年累计净经营性现金流量超过5，000万或累计营业收入超过3亿元，且无形资产与净资产比例不超过20%，过去3年的财务报告中无虚假记录。因此，上市公司有理由通过盈余管理操纵业绩以满足上市要求。农业企业也不可避免的为了能够上市而进行盈余管理。
三、结论和建议
农业公司盈利模式篇3
多年的海外工作经历，让兵团设计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以后的发展带来了很大帮助。一是要充分了解项目所在国的法律法规和习惯做法，了解相应的技术规范、标准和要求，要换位思考，不能以国内的要求和规定来思考、决策。二是应当成立专门机构为境外项目服务。兵团设计院为拓展国际市场专门设立了国际农业工程公司，该公司主要任务是独立完成或牵头组织完成项目前期咨询、现场踏勘工作；维护客户关系、协助市场经营部签订境外项目合同、回收项目费用。三是应当为境外项目出国工作人员投保境外人身保险。兵团设计院为此制定了《兵设集团境外人身保险实施细则》，对因项目出国工作的人员投保境外人身保险。四是在参与境外项目的过程中，应当与国家开发银行、国家进出口银行、国家商务部、农业部等相关部委下属的相关部门建立长期联系，不但可以较及时的获得项目信息，也有机会直接为这些政府部门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
（作者单位：兵团设计院）
为保证兵团农业“走出去”的社会及经济利益，兵团设计院对兵团参与周边国家项目工作盈利模式得到了如下启示。
工程承包盈利模式：（1）采用工程总承包模式，直接与国别业主签订全部工程合同，自行监理、采购，最后“交钥匙”给业主。此模式权力最大，利润最高，但责任也大，风险也大。（2）采用施工承包模式，承担整个或部分采购、施工，接收业主或总包方监理。（3）采用劳务分包模式，仅提供劳务，包工不包料。
部分产品销售盈利模式：兵团的部分设备、材料等均可以兵团随着走出去销售到国外，同时附带更多物质出口，获取利润，带动兵团工业发展。
融资合作盈利模式：融资难一直是困扰中国企业扩大“走出去”业务的“瓶颈”，主要难以解决企业本金不足、贷款难、无担保的问题。兵团则不同，银行很愿意为兵团提供大额融资支持，从理论上讲，用银行贷款资金成本最低。如果有好的项目，兵团可以贷款或用国外项目获取的利润进行项目投融资，以获得更高回报。
融资租赁盈利模式：融资租赁在国际上已实行多年，国内发展也很快，利润很高。资产的所有权最终可以转移，也可以不转移。兵团也可出资或贷款购买设备并租赁给国外项目使用。
农业公司盈利模式篇4
关键词：小额贷款公司运营绩效制度设计
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初衷带有较强的政策意味，也就是说是为了服务那些在传统银行信贷关系中的弱势群体，包括农户和小微企业等（何文广等，2012）。然而，作为商业性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又必须依照商业化模式来进行市场化运营。因此，在政策目标和经营目标之间进行权衡是小额贷款公司无法避免的选择，也是影响其运营绩效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对湖州市辖区内14家小额贷款公司运营情况的分析，并运用计量方法实证检验影响其经营绩效的因素，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制度设计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一、湖州小额贷款公司运营现状和特点
截至2012年末，湖州市全辖共有小额贷款公司14家，注册资本总计27.7亿元，经营范围由注册地向周边地区延伸，目前，信贷业务服务面已经基本覆盖湖州市所有县区。2012年末，湖州市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余额43.62亿元，为全市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的2.35%；比年初增加3.72亿元，为全市金融机构新增贷款的2.07%。截至2012年末，湖州市小额贷款公司累计发放贷款108.63亿元，同比多发放17.51亿元；不良贷款余额为1.2亿元，比2012年初增加1.12亿元，不良贷款率达2.74%。2012年，湖州市全辖小额贷款公司实现净利润3.82亿元。在稳健货币政策的背景下，随着经济金融发展环境的变化，小额贷款公司的业务经营发展也产生了一些跟以往不同的新变化，并对当地信贷市场形成了一定程度影响。
（一）贷款对象中企业占比呈微增趋势
从各月情况来看，2012年以来湖州市小额贷款公司贷款累计发放额中企业贷款累计发放额占比均超过40%，并呈现小幅稳步微升的趋势。截至2012年末，该项占比为43.7%，较2011年同期提升7.81个百分点。尽管当前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发放对象出现“企业化”苗头，但在其贷款整体用途上并没有影响对“三农”的支持力度。2012年末，农、林、牧、渔业贷款累计发放额占比为26.59%，分别高出服务业贷款和其他类贷款10.25个和7.34个百分点。另从贷款对象看，2012年末，企业贷款中的农村企业贷款余额为13，84亿元，占全部企业贷款的31.14%，高于2011年同期水平4.87个百分点。
（二）贷款客户呈现集中的趋势
截至2012年末，湖州市有8家小额贷款公司最大单户贷款余额达到其资本金5%的上限，占所有小额贷款公司的57.14%，比2011年同期提高7.14个百分点。从实际发放贷款的额度来看，2012年末湖州市辖内14家小额贷款公司前10大户贷款余额在总的贷款余额中占比达19.9%，较2011年底提高了1.25个百分点。湖州市小额贷款公司中10万元以下、10万～50万元和50万元以上的贷款分别占总的贷款余额的0.39%、11.75%和87.86%。其中，50万元以上贷款的占比与2011年同期基本持平，依然保持着十分高的比例。
（三）单笔贷款的额度呈居高不下的趋势
全市小额贷款公司贷款组成结构中单笔贷款的金额大小呈现居高不下的趋势。与2011年相似，其中单笔金额在100万元以上的贷款占比接近1/3，为29.56%。截至2012年末，有50%的小额贷款公司的十大贷款户中存在单户贷款余额超过1000万元的客户，也和2011年相似。在收益受限的情况下，小额贷款公司要实现良好的财务绩效，发放单笔金额较大的贷款以获取成本支出上的优势是其必然选择之一。当然，湖州市所有小额贷款公司对同一借款人贷款余额的控制还是严格遵循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08]23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中有关“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不得超过小额贷款公司资本净额的5%”的要求。
（四）贷款利率期限结构倒置呈收减趋势
调查显示，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利率水平和贷款期限的结构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存在着一定的不同，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期限越短，利率水平越高。以吴兴区某小额贷款公司为例，利率水平20%以上的贷款期限都是6个月以下，而期限6个月以上的贷款利率水平都在20%以下。该公司负责人介绍，当前期限较短的贷款，特别是3个月以内期限的贷款多为临时性调剂贷款，过桥资金周转和贷款垫付等占比较高。这类贷款风险相对较大，只有高利率才能覆盖高风险，一般情况下都控制在接近基准利率4倍。2012年末小额贷款公司1年期以上贷款的利率与3个月以内贷款的利率之间的最高差额为4个百分点，低于2011年同期4.21个百分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间借贷风险集中爆发后对上述此类资金需求的减弱。
（五）贷款风险呈上升趋势
湖州市小额贷款公司主要的贷款形式是保证贷款、抵押贷款和质押贷款，信用贷款占比仅为2%～3%，加上每家公司都制定有严格的风险防范措施，一直以来不良贷款率都控制在0.1%左右。但是，由于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变化，以及同业竞争加剧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随着小额贷款公司业务过度扩张，其信贷资金风险隐患不断积聚，资产风险问题逐渐暴露。2011年下半年以来各公司的不良贷款率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2012年末，湖州市小额贷款公司不良贷款余额是2011年末的16.45倍，不良贷款率也从2012年初的0.18%骤升至年末的2.74%，并且是2011年同期的15倍左右。
二、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绩效分析
作为一类新型的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与银行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首先，小额贷款公司不能吸收公众存款；其次，服务对象有所不同，银行更青睐大中型客户，而小额贷款公司的对象则是急于用钱或达不到银行贷款门槛的企业。最后，小额贷款公司的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小额贷款要坚持服务“三农”。此外，在服务企业方面，小额贷款公司的门槛要相对低一些，审批速度快，尤其是担保形式灵活多样，为那些急需资金周转的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提供了一种新的融资渠道（卢亚娟、蔡则祥，2011）。经过近4年的试点实践，湖州市的小额贷款公司为当地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但受资本规模和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小额贷款公司的盈利状况也出现了分化趋势：在湖州市所辖吴兴区、德清县和长兴县等地区的小额贷款公司由于公司注册规模比较大、当地资金需求旺盛，资金周转较快，加之发放贷款的利率较高，因此，相应地，其盈利能力较强。而所辖安吉县地区的小额贷款公司由于上述因素较为不利，故其盈利能力也相对较弱（见图1、图2）。
（一）信贷需求旺盛地区的小额贷款公司盈利普遍较好
数据显示，湖州市所辖吴兴区的小额贷款公司盈利状况最好，该地区3家小额贷款公司资本收益率在18%左右，最高达26.2%，最低也在14%以上。该地区以生产童装为主的纺织业较为发达，与其配套的上下游中小型企业相对集中，小额贷款公司贷款手续简便、贷款期限灵活等特点，满足了当地特色行业的小微企业旺盛的流动资金需求。相比之下，在湖州市所辖南浔区，由于南浔农村商业银行一家独大，导致当地信贷供给过于集中。该区小额贷款公司2012年末实现净利润4894.23万元，按照与年末总注册资本4亿元之比粗略计算，资本收益率仅为12.24%。如果不考虑小额贷款公司的社会效益，单就资本投入的回报而言，其盈利水平明显低于目前银行类金融机构。
（二）资本规模较大的小额贷款公司盈利能力较强
湖州市所辖的吴兴区和德清县各有1家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在3亿元以上，而德清县另2家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也达2.5亿元，上述吴兴区的这家小额贷款公司从2008年9月开业至2012年近4年时间里实现利润7856.63万元，是辖内调查样本中经营状况最好的公司，而同属吴兴区的另1家注册资本为1.5亿元的小额贷款公司从开业至2012年则仅实现净利润2127.33万元，远远落后于前一家吴兴区小额贷款公司。按现行《指导意见》的规定，小额贷款公司可以向不超过两家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不超过资本净额50%的资金。而本身注册资金规模越大的小额贷款公司也越容易受到银行的青睐，相对规模较大的公司更容易从商业银行融入资金。在当地人民银行组织的问卷调查中，湖州市所辖安吉县两家小额贷款公司的负责人均表示资本规模小是制约其利润水平的主要因素，为提高盈利能力，其将着手增资扩股。
（三）贷款用途多样化及平均单笔贷款金额较大的公司盈利水平较好
数据显示，湖州市盈利状况相对好的几家小额贷款公司，其贷款用途均有侧重点地选择某一行业，其余贷款则较为平均地分布在农林牧渔业、工业和服务业之间，往往并不局限于传统的农业及相关产业，且这家公司平均每户贷款的规模都在170万元以上（累计贷款额/累计发放贷款户数）。其中，盈利最好的一家公司的平均每户贷款规模高达326万元。而从两家盈利水平相对较差的小额贷款公司来看，其贷款对象行业类型较为分散，平均单笔贷款规模仅90万元左右，虽然分散了风险，但也增加了经营成本。此外，我们通过调查发现，经济较发达县区小企业的贷款需求通常都在50万元以上，而这些客户都是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黄金客户”。如果小额贷款公司坚持着重定位于“三农”，则很可能失去这些“黄金客户”。反之，如果小额贷款公司坚持效益第一的商业化发展定位，则可能与“小额、分散”的政策性指导原则不符。并且，我们还发现，小额贷款公司的各项费用支出与贷款额度大小确实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由此可见，湖州市辖区内多数小额贷款公司选择发放较大金额贷款来控制成本支出、提高管理效率，是实现良好财务绩效的一种选择。
三、实证检验与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影响小额贷款公司盈利水平的相关因素，根据王骞和王满仓（2011）的研究，并结合本文的有关分析，我们构建以下模型对小额贷款公司利润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
p=c+β1・loan1+β2・loan2+β3・loan3+β4・loan4+β5・iR+β6・npL+β7・client+εi，t其中：p为小额贷款公司的净利润；loan1、loan2、loan3和loan4分别代表小额贷款公司的农林牧渔业贷款、工业贷款、服务业贷款和其他类贷款；iR为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npL是小额贷款公司的不良贷款余额；client为小额贷款公司的客户数；c和ε则分别是常数项和误差项。
本文经过选择以湖州市辖区内12家小额贷款公司作为分析样本，从其财务报表中选取2012年有关数据，利用Stata软件对上述模型进行简单回归分析。实证检验的结果如下：
实证结果显示模型的整体拟合度较好。小额贷款公司所有类别的贷款与其利润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扩大放贷整体规模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盈利水平有着直接的影响。从另一个层面来看，由于小额贷款公司放贷资金的主要来源为股东的注册资本金，放贷规模的大小取决于资本金的大小，这也从一个角度印证了我们前面有关资本规模越大的小额贷款公司的盈利水平越高的判断。而从贷款结构来看，β1大于β2，表示农、林、牧、渔业贷款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盈利的贡献度从整体来看要高于工业贷款。由此可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小额贷款公司遵循服务“三农”的目标可以实现经营目标和政策目标的有效统一。小额贷款公司客户数与其盈利水平的关系虽然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但是其负相关的关系依然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前面关于贷款集中度与小额贷款公司盈利水平之间的关系，也即集中度越高，盈利越高。但是，从不良贷款与公司的盈利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来看，如果小额贷款公司在发展中缺乏准确的战略定位和经营目标，盲目扩充资本，降低信贷准入门槛，试图通过寻求业务超规模发展来增强规模效应，而不注重对信贷结构的有效调整以及对信贷投放中“大额、集中”风险的防范，则将无法避免因不良贷款风险而对盈利水平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在信贷投放集中度和不良贷款之间的权衡将是小额贷款公司在经营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现实选择。
四、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制度设计
（一）明确市场定位，落实政策扶持，实现经营目标和政策目标的协调统一
为提高经营绩效，小额贷款公司要明确自己在农村金融市场的定位，扎根乡镇，细分当地信贷市场，遵循服务“三农”的小微企业的宗旨，积极为专业种植户、养殖户和特色产业中的小微企业等生产经营性微小客户提供信贷支持，覆盖金融机构信贷盲区，成为现代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补充。虽然，小额贷款公司经营着金融业务，但却享受不到正规金融机构的待遇。因此，政府必须相应提供更有效的补贴手段来弥补小额贷款公司过高的经营成本。根据浙江省有关小额贷款公司税收留成补助的有关规定，湖州市政府也相应制定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如营业税区级留存部分3年内实行先征后奖政策、企业所得税区级留存部分“三免二减半”政策、第4～6年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区级留存部分返还60%，以及对自然人股东5年内股金分红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区级留成部分实行先征后奖政策等。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各区县财力不一，存在各区县落实政策进度、力度不均的现象。对此，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将落实小额贷款公司财政税收优惠政策作为政府考核的重要内容，一是使小额贷款公司享有村镇银行、农信社的补助政策及税收优惠政策，营业税应参照农村合作银行3%的税率征缴；二是运用政府财政资金成立小额贷款公司专项基金，在小额贷款公司成立之初给予一定支持，发展具备一定规模后归还资金继续支持其他小额贷款公司；三是对小额贷款公司支持“三农”的补贴落实到位，以提高小额贷款公司支农支小的积极性。在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后，还可考虑向人民银行申请支农再贷款。
（二）合理控制小额贷款公司的资本规模，加强其与商业银行的业务合作和创新
资本规模的大小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绩效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本文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到小额贷款公司绩效好坏不仅仅局限于资本规模大小，由于业务过快扩张引发的不良贷款也会对利润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为实现自我经营和发展的良性循环，小额贷款公司应该坚持自身的经验特点，不盲目追求大而全。应结合当地民间融资实际状况，合理布局资本规模和用途，发展成为专业的信贷零售机构，还原小额贷款公司应有的金融机构属性。我们认为向银行融资的机构家数限制可以适当放宽，从2家增至4家，并选择其中一家主要合作银行，将所有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的银行资金纳入统一授信管理，据此监控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流向以及公司运营情况。在分散融资银行的风险的同时也避免了小额贷款公司自身过度融资的风险。可以与商业银行开展合作，由小额贷款公司推荐客户，商业银行发放贷款，并收益分成。这样既解决了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来源问题，又降低了商业银行的业务成本。
（三）适当放宽小额贷款公司股东持股比例和经营范围等限制，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浙江省对小额贷款公司主发起人原则上要求为“当地民营骨干企业，净资产5000万元以上且资产负债率不高于70%、近三年连续盈利且三年净利润累计总额在1500万元以上……主发起人持股比例不超过20%，其余股东持股比例不超过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10%”。对股东准入条件的限制使发起人股东仅有20%的权益，不利于提高其对公司实施长远规划的积极性。同时，限制每家小额贷款公司只能在一个很小的地域范围之内（比如一个县或区）经营，将导致其客户经营行业集中度增高，容易发生关联贷款。并且，客户偿债能力与行业景气关联程度紧密，这就加大了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风险。此外，政府部门给小额贷款公司规定的负债率上限是0.5倍，而银行的负债率是10多倍，其中农村信用社的负债率实际上更高。这就导致很多在项目拓展和风险后管理方面毫不逊色的小额贷款公司由于受到负债率的限制而无法争取足够资金。因此，我们认为要争取放宽小额贷款公司股东持股比例的限制，收缩过于分散的股权。同时要允许小额贷款公司跨地区经营、竞争和兼并，打破垄断的经营模式，在竞争中成长壮大。此外，我们也认为可以把0.5倍的负债率上限提高到2倍，并由商业银行和借贷市场来决定是否向小额贷款公司发放融资性贷款。
（四）适度放开对“小额”的认定标准和对利率的管制
“小额”的大小，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经济环境，应该是不同的。浙江省《关于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浙政协办发[2009]71号）中规定，“小额贷款资金流向要遵循‘三七原则’，即原则上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余额的70%应用于单户贷款余额100万元以下的小额贷款……”但从湖州市的现实情况来看并非如此。小额贷款公司的各项费用支出与贷款额度大小存在着较为显著的此消彼长关系。因此，我们认为认定100万元以下为小额贷款的标准要求过紧，而将贷款金额调整为200万元显得更为合适。同时，从国际上成功的小额信贷实践经验来看，贫困和低收入者更加关注的是贷款的可获得性、便利性，只要能连续获得贷款支持，他们可以接受相对较高的利率。我国小额贷款公司业务单一，目前几乎只能做贷款业务，其收入主要来源于利息。因此，相应提高利率水平是实现小额贷款公司财务可持续的关键之一。对此，我们认为应逐步放开利率管制，用市场手段来调节小额贷款公司的利率水平。
农业公司盈利模式篇5
2008年初，深圳创新投资集团(以下简称“创新投”)对云南丽都花卉公司投资2200万元，并计划以丽都花卉为平台，通过追加投资+股权置换的方式，整合云南当地的、百合、马蹄莲龙头公司，打造中国最大的云花集团。目前，丽都花卉在香港玫瑰花市场占据50％的市场份额，自主研发的“中国红”成为北京奥运会的颁奖指定玫瑰。按照项目负责人、创新投高级投资经理尹於舜的计划，丽都花卉将在2010年完成所有整合工作，之后以云花集团的名义整体上市。
丽都花卉通过“公司+农户”模式，将花卉种植进行标准化并外包给普通花农，以花卉研发优势撬动整合花农的种植资源。在云南花卉产业仍以花农为主体、专业花卉公司规模有限的情况下，其扩张模式可能成为更多花卉公司复制的蓝本。
分离研发、种植，将种植标准化并外包
花卉种植公司处于花卉产业链上游，经营业务包括品种研发、种植、加工包装、拍卖出售4个环节。在传统小农体制下，单一花农将种植、买卖各个业务环节一肩扛，而丽都花卉则在其研发优势的基础上，将种植业务标准化并外包，实现了资源在丽都、花农之间的互补：丽都不仅节省了自办种植基地的巨额固定资产投资，实现轻资产扩张，而且迅速实现研发花卉品种的规模化种植；而具有农地资源的花农，承接花卉种植外包也获得比种植粮食、烟草更高的收入，尹於舜调查发现，在丽都的主要基地玉溪地区，农民种粮食每年的收入约为每亩2000元，种蔬菜约为每亩3000元，种烟每亩约为4500元，而跟丽都合作种玫瑰花每亩的收入却可达到10000多元(图1)。
从销售层面来看，虽然花卉都贴“丽都”品牌，但是丽都花卉与花农之间的利益分成，并不是类似美国与中国台湾之间的it代工关系。在代工模式下，台湾公司仅获得固定代工佣金，而美国公司则享受品牌超额收入；而丽都的模式是，丽都获取固定服务收入，而花农获得几乎全部种植、销售差价，在特定的条件下，这样的利益安排是丽都模式可行的关键。
研发拉动产业链
2001年1月，丽都建立了玫瑰技术研发中心，通过与国外著名育种公司、国内农科研究院等合作，打造自主研发能力，迄今已在花卉培育、研发上处于国内领先地位。目前，中国在玫瑰花领域的29项自主知识产权，其中10项属于丽都。相关资料显示，丽都玫瑰连续4年在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位列质量、拍卖平均价、成交率、成交金额第一(表1)，其外包给花农的品种一般销路良好，因此花农也比较愿意与丽都合作。实际上，丽都在研发上的优势成为锁定花农的向心力，拉动了外包模式产业链。
据称，丽都除每年投入150万元进行自主知识产权品种的研发，还吸收外部研究资源提高种植技术。一方面，丽都引进法国梅兰(meilland)公司、荷兰莫尔海姆(moerham)公司、德国柯德斯(Kordes)公司等著名育种公司的花卉品种，取得“香水女人”、“樱桃白兰地”等7个国外知名玫瑰花品种在中国的生产销售权。同时，公司也在引入外国品种适应云南环境的试种、芽变选育测试中与相关公司合作，并成为荷兰莫尔海姆公司在中国的“切花月季新品种试验站”。另一方面，公司还与云南农科院研究所、云南农业大学等本土机构，在土壤和植物营养、病虫害防治、切花保鲜处理等领域进行合作研究，并通过将《半基质精准水肥技术规范》、《采收加工包装技术规范》、《病虫综合防治技术规范》等研究成果转化应用，形成低成本、易操作、高效益的标准化生产技术，使相关切花品种的平均亩产量由3万枝提高到5万枝，达到出口标准的产品比例由50％提高到81％。
丽都对新品种研发的投入，从众所瞩目的北京奥运会得到回报。在北京2008年奥运会礼仪用花评比中，丽都“中国红”被选为奥运颁奖指定用花。“中国红”是丽都经历5年时间培育的第三代玫瑰品种，于2005年获得自主知识品牌认证。尽管北京奥委会暂不允许丽都借用奥运会进行广告宣传，但随着“中国红”相伴奥运金牌出现在全世界面前，“丽都”品牌价值无疑将得到极大提升，而丽都花卉的商业模式可能因其“中国红”等“旗舰花卉”品种而获得持续扩张力。
将种植标准化并外包
种植是“重资产、劳动密集型”的环节，初期需要投入土地并修建温室大棚，后期则要根据花卉生长情况持续跟踪养护。丽都将种植外包，实际上借助花农的土地、劳动力资源降低了规模化的成本，同时为了保持花卉质量的稳定，丽都建立了标准化的良种引进、品种选育、种苗繁殖、标准化栽培、精细化管理和采后加工处理一整套技术体系，从而对种植各个环节跟踪监督，对所有花农实现种子、检验、包装、服务四个统一。
具体而言，丽都花卉对温室大棚尺寸、花苗移植方法等各个环节进行标准化，并为花农提供幼苗苗种、农药、化肥等；同时，建立服务中心，为花农培训专业种植技术，从建棚、理墒、小苗移植、田间管理、采切等环节全程跟踪指导，并通过iS0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辅助管理。据尹於舜介绍，丽都在种植环节的标准化管理落实到很多细节，“仅仅除草这个看似简单的步骤就有大学问，部分杂草不能简单拔除，而应该向内压入土壤，杂草将自然腐化形成玫瑰肥料，经过这种特殊肥料滋养的玫瑰，其花瓣、色泽质量和之前有非常大的差别。”目前，丽都出口产品的叶片质量、抗病机能、瓶插保质期等指标均达到国际一流标准，为出口国际市场打下了基础。此前，香港的玫瑰主要来自荷兰、哥伦比亚，而丽都玫瑰进入香港之后，由于花卉质量相差无几而价格仅为1/3，因此迅速占领了香港50％的市场份额。
变包销制为佣金制，透明化加工、拍卖
在丽都之前也有花卉公司尝试类似“公司+农户”的模式，但却鲜有成功者。这些花卉公司同样将种植外包给花农，待花卉成熟以后，以协议价格收购成品花，最后在花卉市场按照市场价出售。在这样的包销模式下，一方面花卉公司缺乏丽都在研发上的优势，对花农的约束力有限；另一方面，由于成品花市场价格的波动，花卉公司和花农在收购价格上存在利益冲突。当市场价格高于收购价格时，花农往往背弃和花卉公司的协议，直接将成品花拿到市场上出
售；而在市场价格低于收购价格时，花农则将成品花上交，将亏损全部转嫁给花卉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2002年底成立的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KiFa)，为丽都平衡与花农之间的利益分配创造了客观条件。在KiFa成立之后，云南省的花卉交易有了统一的平台，KiFa通过花卉产品指标、质量控制体系对花卉进行分级交易，交易完成后，KiFa通过互联网对产品交易价格进行公示，任何花农都可以清楚了解花卉的成交情况。在KiFa交易数据的基础上，丽都进一步将加工、拍卖环节透明化，并改变包销制为佣金制，使丽都的“公司+花农”模式相对平稳。丽都并不向花农收购成品花，在从花农收回成品花并进行后期切花处理后，转交KiFa进行拍卖出售，这个过程中，丽都仅仅对每枝玫瑰收取1毛1分的加工费，并从销售额提取5％的固定费用。此外，丽都还为花农开发一套交易结算软件，并与KiFa的拍卖数据对接，使花农可以通过网络查询平台清晰了解花卉的成交情况。由于利旖分成清晰，交易过程透明，丽都和花农形成了花卉产业链上两个互相依赖的环节，并成为一个较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资本操刀升级商业模式，意图掌握市场定价权?
虽然丽都已经具有相对成型的商业模式，但目前的盈利能力相对有限。丽都2006年净利润150万元，仅相当于其一年的研发费用。对此，创新投在入股丽都花卉之后，在扩大种植规模、建立经销网络等多个方面为丽都提供管理支持，试图将丽都的控制力向市场终端延伸，并改变丽都与花农之间的利益分配格局，提高丽都的综合盈利能力。这种将花卉种植和市场销售直接衔接，做大品牌在终端消费市场影响力，掌握市场定价权的发展思路，或值得同类型公司借鉴。
利益分配有利花农
丽都获取固定服务收入，而花农获得几乎全部种植、销售差价的利益分配模式，是保证丽都模式切实可行的关键，但进一步研究发现，现有利益分配格局向花农倾斜，限制了丽都盈利能力的提升空间。
具体而言，丽都的收入主要是4个来源，分别为种苗销售、自有切花销售、对花农切花加工和包装、花农切花收入提成。其中，丽都以每苗5毛5分的价格将研发的玫瑰种苗出售给花农，每苗一般生产15枝玫瑰，丽都种苗规模在500万株左右，种苗销售毛利率在40％以上，此外，外售种苗绝大部分为无产权品种；自有切花主要为自有产权、引进专利品种，但由于人工成本、研发成本摊销影响，目前仅能维持盈亏平衡；丽都为花农提供切花加工和包装，对每枝玫瑰收取1毛1分的加工费；玫瑰在KiFa拍卖销售之后，丽都再从销售收入中提取5％。
据尹於舜介绍，每枝玫瑰收取的1毛1分加工费，基本上覆盖了丽都的成本费用，而种苗收入和切花销售5％的提成，是丽都的利润来源。这样一来，按照每枝玫瑰8毛钱的拍卖价格综合估算，花农获得整体收入的75％，而丽都仅分享其余25％的收入。对于这样不足以体现一般意义上技术溢价的利益分配方案，尹於舜的解释是，丽都还是初创时期的公司，现在的发展侧重于扩大规模，随着丽都玫瑰种植规模的增加，不论是种苗销售收入还是切花销售5％提成，都将水涨船高。
跨区复制+产业整合，扩大种植规模
对于玫瑰的种植规模，丽都一方面加大吸收花农资源，另一方面，借助创新投的资金支持，扩建产业基地。此外，创新投还计划以丽都为平台，整合云南省的马蹄莲、、干花、月季、百合等相关花卉公司，打造成为云花集团，将丽都品牌由玫瑰延伸至其他花卉品种。
据尹於舜介绍，低纬度、高海拔的地理自然条件，使云南成为与肯尼亚及哥伦比亚并列的全球三大最适宜鲜花生长的地区，而丽都所处的滇中地区光照充足、四季如春，又是云南省最适合种植玫瑰的地区。因此，丽都扩大种植规模的重点，就是抢占滇中地区的种植资源，一方面，继续吸引花农成为丽都的花工，另一方面，丽都计划在晋宁地区兴建产业基地，将丽都模式向邻近地区复制。
对于云花集团的整合，尹於舜最初计划同时投资丽都和另外几家公司，但由于各家公司不同的盈利情况，股权分配面临困难。在丽都模式已经基本成型、丽都品牌相对强势的情况下，创新投转而计划以丽都为平台吸收合并其他公司，并将相关花卉品种统一为丽都品牌，从而借助丽都的品牌优势拉动其他花卉品种的销售。
建立经销商网络，打造消费市场品牌，掌握定价权
据介绍，丽都玫瑰虽然在KiFa的拍卖价格相对国内同类型品种高出30％-50％，但是与终端销售价格的差距仍非常悬殊，丽都玫瑰在KiFa的拍卖价格约为每枝八九毛，在进入香港市场之后，价格最高达到20港元的水平，在产业链的利益分配中，中下游经销、零售环节获取了绝大部分利润。实际上，丽都的品牌效应还仅体现在KiFa的拍卖环节，并不对普通消费者形成品牌影响。因此，丽都除了扩大种植规模，还计划面对终端进行营销，并自建经销网络，将产业链从上游种植向中游经销延伸。
首先，丽都打算对具有知识产权的10个玫瑰品种进行包装，并打造为10个独立品牌。“丽都目前已聘请了专业的营销策划公司，为10个独立品牌的终端市场营销进行方案设计，并借助奥运颁奖指定用花‘中国红’形成公众关注点，为独立品牌进行事件营销，提高丽都玫瑰在终端消费者群体中的认知度，为掌握定价权提供品牌基础。”尹於舜说。
其次，丽都计划在上海、北京等建立6个区域营销中心，绕过KiFa拍卖平台，以自建、等方式和终端销售公司直接衔接。在KiFa的拍卖机制下，丽都玫瑰仅拍卖价格销售，而收购玫瑰的公司多数为居间商，之后转而加价出售给花店等终端渠道，也就是说，丽都玫瑰从KiFa到终端消费者，经过了两轮转手加价；而丽都和终端直接衔接之后，居间环节的成本被丽都内部消化，同时居间利润也被丽都所获取。此外，KiFa的交易制度规定，对拍卖成交双方同时收取10％的销售佣金，如果丽都直接衔接终端渠道，还免去了KiFa的累计20％销售佣金成本。
为了和衔接终端相配合，尹於舜透露，丽都计划收购一家云南物流公司，并包租货机航线用于鲜花运输。现在鲜花往往通过客运航线搭载运输，往往难以保证花卉的完好，而在地面物流公司和空中专用货机的一体化运输条件下，丽都不仅可以对运输全程进行质量控制，而且通过地面和空中物流的协调，节省路途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丽都实现了和终端渠道的衔接，和花农的利益分成模式也可能随之变化。“丽都在实现种植和市场两端控制的情况下，可能改变现在丽都获取固定服务收入，而花农获得几乎全部种植、销售差价的利益分配模式，转而采用丽都向花农收购包销的利益分配模式。”尹於舜说，实际上，丽都绕过KiFa就阻断了花农和市场直接相连的关系，种植丽都玫瑰的花农，就必然接受丽都的销售渠道，否则失去丽都的品牌标签，
同样的玫瑰也可能得不到市场的认可。
当然，按照这一思路，丽都转变和花农的合作模式，并不意味着将借用市场地位挤压花农的利益。实际上，通过“品牌+渠道”的组合，实现花卉种植和终端市场的直接衔接更大的意义在于，将首先蚕食产业链中游居间商的“转手利润”，打通渠道使花卉生产商(包括丽都和花农)实现在上下游产业链的定价权，而丽都的10个独立品牌能否包装成功，则将关系丽都能否实现对终端消费者的定价权。
模式风险
虽然丽都整合花农资源成功实现规模化种植，并通过透明加工、拍卖与花农形成了协调的产业链，但这一商业模式仍面临考验。
面对同类型公司竞争
丽都商业模式的成功，让云南省其他花卉公司也纷纷推出“公司+农户”模式，这可能引起对花农等资源的竞争，如果丽都不能持续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花卉品种，将难以维持花农的支持。
目前，KiFa已联合荷兰花卉公司推出类似的合作模式：KiFa联合荷兰背景的华兰农业技术公司成立合作联盟，由华兰公司出面与花农签订专利花卉品种的生产和销售合同，华兰公司提供国际流行的花卉品种，并指导花农进行种植，最终花农将成品花在KiFa平台销售，华兰按销售收入的固定比例提取专利种苗费用。此外，KiFa还推动成立花农联合体，引导实力分散的花农形成组织，联合发展花卉品牌，其中，与丽都同处玉溪市海通县的40余户花农联合成立“联庆玫瑰合作社”。如今，通过KiFa的交易平台，“联庆玫瑰”也已成为全国知名的玫瑰花品牌，和丽都形成直接竞争。
随着更多的外资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以及本土花农自创品牌意识的普及，丽都模式将面临考验。如果不能及时推出更多迎合市场潮流的花卉新品种，丽都的外包模式也将缺乏持续发展的基础，与丽都合作的花农可能皈依其他公司旗下。
盈利有限
丽都在和花农合作过程中的佣金模式，保证了公司和花农的利益一致性，但这也使丽都的盈利能力受到局限，对公司的长期发展形成制约。
事实上，在固定佣金模式下，丽都的盈利情况和发展规模有直接关系，而盈利能力偏低，却对丽都的规模化发展产生两方面的不利影响。第一，类似华兰等外资公司的竞争，对丽都的技术研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盈利局限将妨碍丽都继续扩大研发投入；第二，丽都要扩大规模，还需要在生产培育基地、种苗繁殖基地、花成品加工中心等方面加大固定资产投资，而盈利局限将直接限制丽都种苗产能、花成品加工能力，制约下一步规模发展。
农业公司盈利模式篇6
日前，本刊记者在中再集团召开的2009年度第一次业务分析会后采访了中再集团总裁吴高连。在采访中就中再集团今后发展策略与业务重点等话题进行了一系列交谈：
周刊：吴总，2008年对于中再集团来讲是非常艰难的一年。在刚刚到来的2009年里，中再有什么新的发展思路吗？
吴高连：按集团董事会的要求，2009年中再集团的工作主题是“转型”。今年将以调整转型为工作重点，不仅要调整业务的市场结构、渠道结构和产品结构，还要调整资产结构、优化保险资产配置，更要调整盈利结构，实现三足鼎立的盈利模式。我们当年就要实现整体盈利。
周刊：前几年中再集团的策略一直是扩张规模，再通过投资收益弥补承保亏损的盈利模式同其他许多直保公司一样，中再集团在2005年至2007年的牛市行情中承保规模迅速增长。那么在新的策略中规模与效益哪个更重要呢？
吴高连：在今后的发展中对于中再集团来讲，经营效益比规模更重要。董事会的整体要求是承保要有效益，投资要有较高回报，速度和规模服从质量和效益。以前那种粗放式的经营扩张规模，再通过投资收益弥补承保亏损的发展模式是造成亏损的根本原因，而业务结构失衡、经营策略不当是造成亏损的直接原因。
周刊：不久前，大股东中央汇金公司给中再集团注资40亿美元。汇金对投资回报是有要求的。目前的业绩情况，是不是给集团的经营层带来了很大压力？
吴高连：压力当然是有的。对于业务规模还不如资本金，资产规模还不到1000亿元的中再集团，这样的亏损是令人无法接受的。不要说是大股东了，就是我们这些经营者也无法容忍。这是国有资产呀，我们负有保值和增值的责任。
周刊：那您认为哪些内在原因导致中再集团出现如此大幅亏损的呢？
吴高连：从主观上讲，片面追求速度和规模，忽视了效益和利润，才是导致亏损的内在原因。这样的发展策略直接导致了公司日常的业务发展方向，即承保条件较为宽松，车险、合同业务等成为业务主体。在主业财产再保险业务中，由法定分保业务延续而来的合同业务占约98%，近年综合成本率超过100%，而综合成本率在70%左右的临分业务占比却不到2%。这样就导致业务做得越多亏损越大。而2007年下半年开始的资本市场大幅调整，导致投资收益恶化，加上巨灾频发、人民币快速升值再加上严峻的国际金融形势等因素，从客观上导致了中再集团经营业绩的大幅缩水。
周刊：再保险业务几年前其实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讲还是一个很陌生的概念，但是由于中再集团这些年的不懈努力，使再保险业务在中国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再集团可以说功不可没。
吴高连：确实是这样，我们从事的业务的过程，其实也在进行着再保险知识的普及工作。中再集团也确实曾经历了快速发展的阶段。例如，中再集团2006年和2007年的集团总营业收入分别较上年增长26.67%和47.8%。其中，增长最快的大地保险2005至2007年的保费收入一直翻着跟斗地增加，分别为38亿元、63亿元和100亿元；中再产险这三年的分保费收入也从61亿元增加至98亿元和117.56亿元。
周刊：在2009年里，中再集团将会把主要精力放在哪些方面呢？
吴高连：我们要高度认清隐藏在亏损背后的深层次东西。中再集团前几个年度的主要利润其实是来自保险资金的投资收益，真正承保业务盈利能力存在不足。我们2009年将以调整转型为重点，工作目标是增强盈利能力，扭转被动局面，从业务产品、资产配置、盈利模式、内部管理四个方面，加快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实现公司有效益的发展。
周刊：刚才你提到了中再集团的新策略中有个“三足鼎立”的概念，你能为我们具体解释一下吗？
吴高连：三足鼎立的盈利模式，就是改变以往“承保亏损由投资收益弥补”的单一盈利模式，实现“承保、投资、综合经营”三方面盈利，集团及三家主要子公司无一例外。集团将建立统一的承保业务定价、考核体系、统一的精算和核算体系，要求承保业务不仅要考虑赔付率、手续费率，还要考虑和承保业务直接相关的业务成本，比如保险保障基金、保险业监管费、直接管理费用等，同时由于承保业务规模直接占用了资本金，经济资本成本因素也要纳入承保业务定价体系中。
周刊：据说，中再集团将在今后以农业再保险为先导，推动农业保险的全面发展？
吴高连：农业再保险的发展与农业保险和农村、农业、农民的稳定发展密切相关。再保险是农业保险发展的先导、排头兵和铺路石，就像没有高速公路、没有通讯设施，经济难以发展的道理一样，没有农业再保险，农业保险同样难以发展。作为中国再保险市场的主渠道，中再集团履行国家再保险职能，多年以来，针对各家农险公司对再保险的需求，探讨以商业合作的模式，依托自有资本金，遵循以点及面、以险养险、从小到大的基本原则，承担了国内农险市场的所有分入业务，先后与开展政策性农险业务的人保、中华联合、安华、安信、阳光、安盟等直保公司签订了《政策性农业再保险框架协议》和《政策性生猪再保险框架协议》。农业再保险业务的年增幅达25%，去年达到20亿元规模，今后将力争有更大的增长。
周刊：在保险业内每到年底，经常会听到“技术性亏损”这样一个概念。之前中再也有过类似言论。您能描述一下保险业是所谓“技术性亏损”吗？
吴高连：技术性亏损是指由于手续费佣金、分保费用等保单获取成本与已赚保费不配比所形成的，但由于技术性亏损依据和标准不同，很容易成为承保亏损的避风港。在今年的工作要求中，集团各下属机构必须将技术性亏损因素进行分解量化，并从业务分析、风险控制等多个环节对技术性亏损的形成、影响、摊回进行动态跟踪和考核，同时将与承保利润相关的各项指标纳入专项预算审批，防止所谓“技术性亏损”泛滥损害公司财务状况。
周刊：保险资金的投资收益一直是中再集团的主要利润来源，但是据说中再的投资收益率在行业内属于相对偏低的。今后准备如何进行提高呢？
吴高连：从整体上讲，中再集团2008年的投资收益不尽如人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再资产持有的权益类品种占比明显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且进入2008年后一直没有对权益类品种进行及时减仓。根据集团董事会要求，中再集团下一步将对资产实行分类指导，建立明确的差异化考核机制，同时完善决策机制，科学配置资产。全面提高2009年的投资回报率。争取政策支持，加大债权方式投资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项目和农村基础设施项目的调研，加快项目储备，目光放在基础设施投资、未上市企业股权投资、金融机构股权投资、不动产投资等国内保险公司综合化经营的主要投资领域。目前国内资本市场出于低潮期，许多优质资产和股权价格大幅下降，为股权投资和资本运作带来很好的战略性投资机会。
周刊：你在刚才的会上还强调，要强化管理软肋，充分发挥资金优势。具体指那些方面呢？
吴高连：中再集团整体改制后，由于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导致资源整合效果并不明显，在公司治理上曾经做出一些错误的决策。现在我们要建立一套有效的组织和管控机制，以此来充分发挥集团资本优势、产业链优势和保险资金运用优势。要从战略规划、资产管理、风险管理、计划财务、人力资源、信息管理六大关键领域加强集团化管控和资源配置。
周刊：您不久之前刚当选了中国核保险共同体的主席一职，您能就此向我们的读者发表一下看法吗？
吴高连：中国核保险共同体是99年成立的，到目前一共有公司17家，受成员委托，中再集团为中国核共体执行机构的管理公司。在保监会的正确领导下，在各成员公司的大力支持下，中国核共体已经较为成功地探索出“保险共同体”这种保险同业合作方式。通过共同体这条纽带，把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连结在一起。中再集团将与各个成员公司共同为国家核电发展和能源建设服务，走出了一条符合核保险特点的发展之路。
吴高连简历
农业公司盈利模式篇7
（石河子大学，新疆石河子832003）
摘要：团场作为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国有企业，农业生产负担日益加剧。要改变团场农业经营亏损的现状，团场的农业经营模式改革势在必行。在改革发展的紧要关头，本文提出对黄田农场的农业进行公司化改革，将现代工业企业的管理办法引进农场的农业经营管理中，同时也将社会资金和先进的管理技术引进公司，进行混合所有制的改造，以从根本上实现政企分开。
关键词：农业；经营模式；改革；公司化
1黄田农场现状
兵团十三师黄田农场地处东经93°15′～94°23′，北纬42°35′～43°05′，东西宽8.5km，南北宽75km。北起喀尔里克山南侧，南抵兰新铁路红旗村车站，西与哈密市陶家宫乡相邻，东邻哈密市大泉湾乡接壤。距哈密市以东20km，临近兰新铁路、连霍高速公路，312国道横穿团场中心。
团场始建于1958年，现有总人口16000余人，维、哈、回等少数民族占到38%。经过多年几代人的艰苦创业，在黄田农场650km2的山川戈壁、沙漠碱滩上建成了农林牧副、工交建商、科教文卫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国营农场。
团场棉花种植面积0.19万hm2，拥有生态林0.15万hm2，林果总面积达0.34万hm2。
2黄田农场农业生产经营现状和面临的问题
黄田农场农林生产经营单位的连队本以生产经营绩效为考评重点的生产职能为主，逐渐成为党建、民政等社会职能为多元考评目标的社会职能所取代。并且连队生产经营的亏损已经不列为考评对象，微薄的盈利上交农场，亏损由农场买单。所谓的两费自理，只有真正意义上在承包土地的职工间执行；生产经营单位并未作为两费自理的对象，依然为农场大宗农场品的生产、经营等垫付大量的资金。
团场作为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国有企业，以连队为农林生产经营单位的经营盈亏情况不再做为连队考核的主要指标后，连队经营不计亏盈，而承担了过多的社会职能。团场不但为连队的土地经营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连承包土地职工的“五保一险”资金也主要由农场承担。使团场的农业生产负担日益加剧。而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团场拥有的土地资源的经营模式出现了问题，所以要改变团场农业经营亏损的现状，团场的农业经营模式改革势在必行。寻找到一种与市场化接轨的管理方案，将农场的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纳入正轨，并进入盈利状态，彻底解决由农业经营引起的团场场负担过重问题，是当今农场务必解决的最大的问题。
造成这种问题最大的根源在于黄田农场是国有企业，其所有资产属于国有资产。这种国有资产形成了多级委托关系，层层委托又层层。同时由于这种委托关系的初始委托人的特殊性——不是真正的具体的所有权人，极易造成委托人缺乏监督的动因，初始委托人缺位；又由于行政权的无限扩张性极易造成委托人越位，以致政企不分。
对黄田农场的农业进行公司化改革，把现代工业企业的管理办法引进农场的农业经营管理中，从股权结构上实现公私合营的混合所有制，再以公司为主体把各种生产要素组织起来，集成利用市场、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构建现代农业公司体系，推进农业公司化改革经营。而黄田农场在这其中将由实际委托人变为股东，实现国有资产的股权化，彻底解决国有资产委托人缺位问题，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政企分开。
3农业公司化改革中可能存在的困难
3.1农业公司化模式与现行制度的冲突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是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组织，担负的历史使命就是屯垦戍边。黄田农场作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下属团场，担负着兵团本该担负的责任。在历届党中央的领导下，农场坚决执行着各项政策，发挥着三大作用。农场作为以农业为主发展起来的团场，农场的土地最大的功能就是对职工的社会保障功能。农场的土地制度其实不纯粹是经济意义上的，还有政治上的功能，即社会安定、稳疆固边的功能。
农业公司化模式就是将农场的土地通过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集中起来，采用专门的农业公司对集中来的农村土地进行规模化、集约化生产运作。然而这一模式在实践中从农场土地流转集中、农业公司的成立，一直到农业公司的运营、破产清算整个过程都与现行法律制度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冲突或者说摩擦，其中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公司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破产法》等等相关法律规章制度。
3.2传统的农业耕作方式在思想上很难容纳先进的公司化经营
黄田农场现行的农业耕作方式主要是农场主导、职工为辅，尤其在棉花种植上，农场的连队管理层控制了整个生产流程，职工只需要配合连队完成相应的工作。由于农业机械化的深入，职工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劳动量日益减少。农业职工付出较少的体力和脑力劳动，就可以在生产过程中取得很好的收益。一旦实行公司化运作后，就会打破农业职工在某种意义上坐享其成的局面。这种以往的耕作和经营模式很难容纳先进的公司化经营。
3.3团场、职工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很难统一
黄田农场的性质是国有企业，黄田农场的土地是国有土地。黄田农场土地的真正经营权本属黄田农场。然而在历次的农业生产改制过程中，农场将土地经营权逐步下放给职工。农场的职工与地方政府的农民又有一定的区别。地方政府的农民承包土体，土地就赋予了养老的职能，农民自行交纳社保。而黄田农场将土地承包给职工后每年还需承担职工社保。当黄田农场不再从土地上取得收益的时候，却要承担着职工的养老问题。在实行公司化经营的过程中，农业公司将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主要目标，势必影响到职工的利益。而如何安置被收回土地承包权和被集中土地承包权的职工，将是公司化改革面临的社会问题。
3.4农业公司化改革中的农场角色定位问题
在黄田农场农业公司化的过程中，黄田农场将下放到职工的土地承包权逐步集中，逐步实现集中经营，恢复一个企业本该有的生产经营职能过程中，农场的角色将由现在的服务职能向生产经营职能转变。而职工将会恢复真正意义上的公司职工，不在是单纯的承包土地的身份。在整个公司化的过程中，将有秩序的逐渐收回土地的承包经营权。黄田农场和职工的身份角色会发生实质性的转变，农场逐步实现土地的集中经营，做一名名副其实的股东。
4促进农业公司化模式发展的政策和建议
4.1坚持改革发展的原则
改革开放对国有企业、尤其是黄田农场的发展也至关重要。黄田农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今天，既要承担生产经营职能，又要承担行政社会职能。这种双重职能，双重负担，使得黄田农场既不能集中精力履行其企业生产经营职能，也无法将行使的行政职能和担负的社会职能履行到位。再者黄田农场管理层次多，管理人员庞杂，观念陈旧，人员包袱沉重，行政成本高，黄田农场经营体制改革滞后。这种传统、僵化的运行机制，严重束缚了黄田农场的健康发展。黄田农场承担着党组织建设、计生、社会民生、学校、医院、派出所、职工养老等庞杂的行政和社会职能负担。由于长期政企不分，都基本上转嫁到黄田农场这个国有企业身上，形成黄田农场的沉重负担。然而黄田农场掌握着大量连片的国有土地，它所蕴藏的巨大发展潜能让人们对它的明天充满了期待。
在黄田农场的国有土地呈现盈利微薄、甚至负盈利的状态下，黄田农场应该回头思考土地承包制度的合理性。在农业股份公司经营取得良好的效益后，应该考虑在30年期限内，把承包出去的土地承包权全部国有化，实行集中经营，真正实现规模效益，农场实现土地正收益，使整个农场经济效益好转，实现屯垦戍边“稳压器”的作用[1]。
4.2坚持政企分开的原则
农业股份公司在成立运作过程中，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适应市场化、国际化新形势，以规范经营决策、资产保值增值、公平参与竞争、提高企业效率、增强企业活力、承担社会责任为重点；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敢于触及改革的深水区。从法人财产权的根本结构进行试点改革，将非公有制经济引入到农业公司，设计混合所有制经营模式，从根本上实现治理结构模式设计上的政企分开[2]。
4.3坚持市场为导向的原则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为改革指明了方向：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黄田农场农业经营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一定要按照党中央的要求，把握脉搏，坚持市场为导向，激励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释放黄田农场农业经济的潜力。
4.4坚持政策支持的原则
在黄田农场农业经营模式公司化改革的过程中，不免会触及现有行政人员利益问题，这将是黄田农场改革的最大障碍。面对黄田农场改革的各种阻力，兵团、十三师要给予改革实践的政策支持，做黄田农场改革的坚强后盾。黄田农场作为改革的主体，也应对充分认识当前农场存在的客观问题，以“刮骨疗伤”之态，做出改革的决心，彻底解决黄田农场农业生产经营方面存在的困局。
参考文献
农业公司盈利模式篇8
关键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商业化保险；风险管理
中图分类号：F840.6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08）08-0054-03
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存在的问题
(一)机构庞大，费用开支过高。在政府运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称“新农合”）的框架下，各级政府均须设立“新农合”医疗管理办公室，专门从事“新农合”的筹资、监督管理、支付业务，同时还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协助管理。这种架构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组织机构庞大，费用开支过高。以河南省许昌市为例，一开始试点就遇到机构设立和费用的困扰。他们算了一笔账，如果“新农合”完全由政府操作，建机构、添置设备等一次性投资就需要近千万元，人员400余人，年度费用开支逾400万元。这既有悖于精简机构的精神，也不可避免地会增加农民负担。
(二)专业性差，资金运用能力匮乏。政府办理“新农合”，其工作人员不熟悉办理审核补助支付业务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由于缺乏相关专业人员，难以保证补助支付工作顺利进行。
(三)稳定性差，难以抵御风险。政府办理“新农合”是以制订政策的形式推行的，在合作医疗基金出现支付危机的情况下，只能采取修订政策的方式应对，或降低支付标准，或追加补助资金。这两种被动的解决方式会导致农民不满或造成财政困难。由于缺乏自身的平衡机制，风险无法在时间和空间上分散，如年度间支付数额有较大波动或地区中传染疫情发生，风险难以抵御。
(四)多头管理，权责不清。在政府主导下，“新农合”管理办公室、卫生、财政、民政、计生、审计、药监等多个部门，共同管理合作医疗，权力既分割，又交叉，影响工作效率，久而久之既给政府形象带来不良影响，也不利于新农合制度的推行。
(五)基金管理安全性低，存在风险隐患。合作医疗基金由政府管理，容易出现由于特殊原因被个别人或单位挪用的现象。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政府就要承担相当大的风险，不仅会造成巨额资金损失，相关领导会受到严厉追究，更严重的是会挫伤农民群众参加“新农合”的积极性，导致“新农合”无法推行。
(六)政府面临诚信风险。一旦赔付资金超支，政府无力补贴无法赔付时，农民就会因不理解而与政府发生矛盾甚至上访。
二、商业化保险运作模式的可行性
(一)法律上的可行性。按照《保险法》的规定，在农民同意的前提下，政府筹集合作医疗基金后，作为投保人集中向商业保险公司，为参合农民投保专门为合作医疗开发的特定险种，同时，政府可根据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情况，适时调整补贴金额，农民还可以选择更高保障的险种。
(二)经济上的可行性。在商业化保险运作模式下，政府设立的“新农合”管理办公室，其主要工作是筹集合作医疗基金、汇总被保险人信息、进行投保，指定、监督管理定点医疗机构。在完成投保后，对商业保险公司的监督管理职能由保险监管部门履行即可。这样，“新农合”管理办公室可进一步裁撤常设人员，非常设人员由相关政府部门人员组成，可以只在每年固定的一段时间内集中工作，平时由常设人员负责联系。甚至政府每年只需下发文件，提出要求即可，其他工作都可以交给保险公司来做。这样从经济上就可以节约大量人力和财政开支。
(三)组织架构的可行性。商业化保险运作模式组织架构由政府设立的“新农合”管理办公室、商业保险公司、定点医疗机构、保险监管部门共同组成。“新农合”管理办公室负责筹集合作医疗基金、汇总被保险人信息、完成投保，指定、监督管理定点医疗机构；商业保险公司负责承担保险责任；定点医疗机构负责提供医疗服务；保险监管部门负责监督管理商业保险公司；组织架构更为明晰，分工更为合理。
(四)险种开发的可行性。目前施行的新农合制度虽不完善，但政府颁布的文件规定的保障范围，完全可为商业保险公司在开发设计险种的保险责任时参考；以往补助支付的原始记录，又成为计算赔付率的重要依据；半商业化模式的存在，已使得商业保险公司积累了初步的经验。假以时日，推出适合“新农合”的专门险种是完全有可能的。
(五)网络信息化管理的可行性。在商业化保险运作模式下，开发出适合“新农合”的专门险种，必须有上下联动的网络信息化作支撑。目前由于各个地方“新农合”政策不统一，商业保险公司为各地分别开发业务处理系统软件的成本过高，成为制约“新农合”网络信息化建设的一个瓶颈。如果专门险种直接可以在现有的业务处理系统中操作，就能突破这一瓶颈。在初次录入完成后，所有保险信息均可在联网的终端上进行查询，进行相应操作，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可以在商业保险公司现有网络的基础上，逐步将网络拓展到定点医疗机构和乡镇服务窗口，不仅能提高理赔速度，方便群众，而且为商业保险公司开发农村保险市场提供了条件。
三、商业化保险运作模式的利弊分析
“新农合”走商业化保险运作模式，客观地看是有利有弊。其有利的一面主要表现在：
(一)有利于整合社会资源，提高社会效益。商业化保险运作模式组织架构明晰，分工明确，将政府、商业保险公司、定点医疗机构、保险监管部门的优势更科学地结合起来，可以做到扬长避短，优势互补，充分调动各方面的有利因素，减少社会资源的不必要耗费，力争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二)有利于提高全社会的保险意识，促进保险业健康发展。虽然近年来国内保险业发展迅速，但我国的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农村人口的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更低。“新农合”走商业化保险运作模式，有利于农民群众认识、了解商业保险，提高保险意识，进而主动购买商业保险。进一步说，由于“新农合”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重大举措，商业化保险运作模式也势必会让全社会对商业保险公司的社会管理职能产生新的认识，推动全社会保险意识的提高，为保险业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
(三)有利于调动商业保险公司的积极性，参与“新农合”。在商业化保险运作模式下，商业保险公司经过精算，可以从保险费中提取合理的费用，从而做出长远规划，解决前期开发险种、增设网点、人员等大额资金投入和后期业务管理费用问题，充分调动商业保险公司参与“新农合”的积极性。
(四)有利于积累经验数据，促进健康保险发展。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众多。农民作为一个庞大的同质群体，其各类疾病的发病率、治疗费用等经验数据可以为商业保险公司积累宝贵的资料，对商业保险公司开发健康保险产品时的精算、需求分析具有重要意义。实施商业化保险运作模式，在信息化网络逐步健全，管理成熟后，商业保险公司可以方便地通过电子数据对各类保险信息进行分析汇总，从中提取有用的信息，对健康保险市场做出准确的判断，选择适当的时机，推销适销对路的健康保险产品，推动健康保险发展。
(五)有利于规避各种风险，推动“新农合”进一步发展。商业保险公司的运作已有一套较为成熟的管理技术和经验，从承保到理赔，从资金管理到资金运用，从财务处理到精算设计，都具有政府无法比拟的巨大优势。
“新农合”走商业化保险运作模式，其不利的方面主要表现在：
(一)保险费依赖于政府筹资，商业保险公司无法掌控。由于“新农合”的特殊性质，合作医疗基金只宜政府筹集，保险费规模完全取决于政府筹集资金的多少。而政府目标的制订与达成都属于商业保险公司意志以外的因素，商业保险公司很难对每年的保险费规模及风险，做出准确的预测并进行合理的计划控制，对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会带来一定不利影响。
(二)定点医疗机构由政府认定，商业保险公司难以有效监控。定点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药品价格及其规范性对商业保险公司的赔付率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由于政府目标和企业目标的差异性，“新农合”的定点医疗机构范围远远宽于商业保险公司的定点医疗机构范围，为了方便农民就医，一些不完全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也成为定点机构，而定点医疗机构由政府认定和监督管理，商业保险公司对定点医疗机构的行为难以进行有效监控，风险较高。
(三)商业保险公司的理赔支付可能受到政府的干预。商业化保险运作模式与社会保险运作模式不同，风险完全转嫁给保险公司，政府不再承担合作医疗基金盈亏的风险。由于商业保险具有盈利的可能性，在社会效益目标的驱使下，政府可能倾向于商业保险公司从宽理赔，并在个案中予以干涉，使保险公司的规范经营无法保证。
(四)商业保险公司的盈利可能遭到来自社会公众的质疑。通常情况下，商业保险的盈利性是人所共知的，为社会公众所接受。但“新农合”实质上是服务“三农”的医疗扶贫措施，以商业保险运作“新农合”获得盈利，就显得与“新农合”的宗旨不太适应。虽然商业保险公司运作初期亏损的可能性较高，但并不排除在某些年度内取得一定盈利，这就容易让社会公众误认为商业保险公司参与“新农合”的目的就是从中牟利，从而影响商业保险公司的社会形象。
四、在商业化保险运作模式下趋利避害的对策
(一)加强与政府沟通，明确双方权利义务。一是在实施商业化保险运作模式之前，商业保险公司应提供详细的承保方案，与政府主要领导进行充分沟通，取得政府的理解和支持。二是采取与政府签订保险服务协议的方式，约定参保农民占农业人口的最低比例、保费最低规模、理赔控制原则等，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尽可能减少不确定因素，消除隐患。三是广泛向农民宣传保险条款，不仅使他们了解应保障的内容，而且要让他们知道免责内容和赔付比例，避免不必要的纠纷，确保把政府的关怀送到农民的心坎里。
(二)参与定点医疗机构的认定和监督。由政府认定和监督管理定点医疗机构，有利于保护农民的利益，但商业保险公司仍可以有所作为。商业保险公司应就定点医疗机构的确定和已定医疗机构的情况，及时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并提出建议。可以建立一种制度，由商业保险公司向“新农合”管理办公室，定期通报在经营中发现的违规违纪行为或不符合相应条件的定点医疗机构情况，“新农合”管理办公室查实后作相应处理，间接地赋予商业保险公司一定的权力，逐步规范定点医疗机构。
(三)选择有代表性的地方先进行试点，成熟后再推广。从全国范围看，“新农合”处于试验摸索阶段，商业化保险运作模式更是一个新的探索。为稳妥起见，应先在不同地区选择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地方作为试点，进行实际操作；或者选择条件较好的地方和适当的时机，以从合作医疗基金中，提取一部分资金为农民集体办理商业保险的形式逐步推进；也可以在半商业化试点的基础上进行商业化，通过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完善制度，待运行比较成熟后再推广。
(四)争取政府支持，开展保本经营。为把好事办好，政府要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应充分考虑商业保险公司承保的是政策性保险，给予诸如税费减免、巨额亏损财政补贴等政策。考虑到“新农合”的宗旨和商业保险盈利性存在一定的矛盾，保险公司在承保时应从大局出发，在险种设计和经营上，采取保本或微利经营策略，争取社会公众认可，树立商业保险公司回报社会的良好形象。
参考文献：
［1］江渝.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模式发展问题的探析［J］.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04，(02)：46-50.
农业公司盈利模式篇9
非经营性国资监管模式：日韩模式、美加模式、澳洲模式。非经营性国资主要是指由行政事业性单位直接占有、使用的国家财政投入的资产。从目前各国的管理模式看，主要有日韩模式、美加模式、澳洲模式。①日韩模式：集中管理的典范。日本和韩国的非经营性国资都由财政部门直接管理。在日本，作为非经营性国资主管部门的财务省、财务局，负责非经营性国资的综合管理；中央各部委和地方政府部门是非经营性国资的受托管理部门。韩国对非经营性国资实行“多级负责、分类管理”，由财政经济部负总责，根据财产的不同类别实施分类垂直管理。这种模式的特点是：财政部直接负责政府公共资产的管理；管理责任明确，权限集中。②美加模式：分散管理的典范。美加在非经营性国资管理方面体现了鲜明的“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分权思想。在美国，总统预算办公室和财政部负责预算管理，国会负责预算的审批，联邦行政服务总局负责执行，三个机构相互制约、相互监督。在加拿大，财政部和国库委员会负责预算，联邦政府的公共工程和政府服务部负责管理。这种模式的特点是：管理制度、资产预算由财政部负责，日常管理由独立于财政部的机构负责，分工明确，制约严密。③澳洲模式：有偿管理的典范。澳大利亚在非经营性国资管理方面充分运用了市场机制。各资产使用部门向房产管理机构申请使用办公用房时，房产管理机构统一调配自有办公用房或在市场上租赁，各使用部门必须向房产管理机构支付租金。从整体上看，澳大利亚完全采用市场化的方式管理政府资产。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利用市场化的原则，采用有偿的方式调配非经营性国资，从而提高国资的利用效率，减少国资的闲置与浪费。
农科单位国资监管模式的选择。（1）农科单位国资监管的目标：安全？盈利？西方的会计理论结构实则是目标导向下的会计概念、原则、基础、假设、确认与计量等的集群组合。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二条明确规定：会计必须满足信息有用和受托责任的目标。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准则体系采取了会计基本假设、要素划分、信息质量特征及具体的38项准则等系列措施。换言之，目标的确定是行为的前提。选择农科单位国资监管模式必须先确定其国资监管的目标。前文述及，农科单位的国资分为经营性和非经营性两类。因此，农科单位的国资监管目标不应该是单一综合式的，而应当是多样分类式的。我们认为：对于非经营性国资，安全目标为上；对于经营性国资，盈利目标为上。作为省政府直属的纯公益类科研事业单位，农科院所拥有的直接用于办公、科研的资产注定是公共服务类的资产。对于这些资产监管，自然不能以盈利为目标，安全高效、真实可靠、防止流失是监管的第一目标。B农科院在十二五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未来五年，职工收入逐步增加。以财政全额拨款为主要资金来源的B农科院，在面临财政的“零增长”预算资金、人员的不断引进、离退休人员待遇不断提高等现实背景下，拿什么来逐步提高职工的收入？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B农科院经营性资产的盈利能力。B农科院的经营性资产不仅肩负着国资保值的重任，更肩负着反哺事业单位健康发展的重任。因此，盈利性才是农科单位经营性资产监管的第一目标。（2）农科单位国资监管的现状———以B农科院为例。①B农科院的组织结构。B农科院由院本级、下属二级法人资格的研究所、院属企业单位组成，其中，院本级辖有机关、不具有二级法人资格的研究所。在财政预算安排及财务核算上：院本级“对外一个口子、对内二级核算”；下属具有法人资格的研究所均“对外一个口子，对内一级核算”。这样的组织结构及经费领拨关系，为B农科院尤其是院本级的集权式国资监管奠定了组织基础。集权式的监管模式，虽然对国资的安全性起到一定的保障作用，但不利于充分调动各二级单位资产管理员的工作积极性，从而影响到国资的真实可靠。②B农科院非经营性国资监管的现状。由于二级单位资产管理员的工作积极性没有充分调动，一些本该属于资产管理员的工作都由资产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完成。忙于应付日常资产工作的资产主管部门无暇顾及资产监管方面的制度建设、预算审批、绩效考核、统一调配等。资产重复购置、闲置浪费、公资私用、使用效率低下、报废不及时等现象普遍存在。③B农科院经营性国资监管的现状。应用行政行为作为监管手段、事企不分的经营模式，是B农科院经营性国资监管的现实状况。B农科院直接投资成立集团公司，集团公司再投资成立其他公司。这样，院属企业数量甚多。然而，B农科院的监管思路却是：凡属于B农科院出资成立的企业都要监管，不分直接出资还是间接出资。具体的监管手段则照搬那套行政色彩浓厚的非经营性国资监管措施，只求资产安全，不求盈利。这样的监管思路与监管手段，导致当前B农科院经营性国资的监管主体模糊、职责不清、盈利能力不均、经营人员积极性低、公司掏空行为及公司利益私人化频繁发生，严重威胁经营性国资的保值增值要求。（3）农科单位国资监管模式的重构———以B农科院为背景。国外对于经营性国资与非经营性国资的监管，有集中、分散、集分结合三种模式。每一种模式各有特点，无所谓优劣，不能完全照抄照搬。所以，农科单位应当在考虑监管目标、组织结构、组织文化、国资类别、财经制度、人员素质、信息化水平等因素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国资监管的先进理念，构造适合自己的国资监管模式。①非经营性国资监管模式的构造：一体两翼、集分结合。
当前，对于有形资产以集权为主，对于无形资产则以分权为主。所有资产都要全过程监管，包括取得、使用、退出等环节。资产取得环节的监管。一般情况下，资产有外购、调拨等取得方式。根据不同的取得方式，采用不同的监管措施。如使用单位提出外购资产的申请时，须随附资产购置必要性的证明，然后，财务部门审核预算安排情况，如无安排，则通过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平台查询本部门其他单位是否拥有相同或相似功能的资产，如有，则采用统一调配的方式有偿提供给需求单位使用。所收取的使用费一部分支付给资产的供给单位，一部分作为调配环节的费用。资产使用环节的监管。通过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平台随时查询资产的使用情况，包括使用时间、维修记录、调拨次数等。资产主管部门需针对使用环节制定相应的激励与约束措施。如对长时间处于使用状态又保持较低维修记录的资产使用部门，给予物质或精神奖励；对长时间处于闲置状态又不向主管部门申报可供统一调配的资产占有部门，给予物质或精神处罚。资产退出环节的监管。资产退出包括报废、对外投资等。同样，不同的退出方式也应采用不同的监管手段。而集团公司再出资成立的公司则属于B农科院的间接经营性国资，对于这部分国资，B农科院应当彻底放手。以市场原则紧抓集团公司的监管。首先，明确监管部门及其监管职责。B农科院设有科技产业处，主要负责全院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工作。因此，科技产业处应当是集团公司的主要监管部门，B农科院机关其他处室不能对集团公司进行直接监管。科技产业处是集团公司的主要监管部门，并不意味着科技产业处可以采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集团公司的日常经营。科技产业处只能以委派的国有产权代表身份履行出资人管理权，包括集团公司经营决策的投票表决权、经营业绩的考核权等。集团公司的经营管理层根据公司法的要求，以市场为导向享有充分的经营自。间接经营性国资则由集团公司监管。集团公司是这部分国资的直接出资人，理应承担起对这部分国资的监管职责。如同B农科院对集团公司的监管一样，集团公司也应当以国有产权所有者的身份履行出资人的相关职权。这样，一方面可以降低B农科院直接监管这部分国资的成本，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这部分国资经营人员的经营积极性。
作者：郑建彪詹丽香施伟南
农业公司盈利模式篇10
兵团十三师黄田农场地处东经93°15′～94°23′，北纬42°35′～43°05′，东西宽8.5km，南北宽75km。北起喀尔里克山南侧，南抵兰新铁路红旗村车站，西与哈密市陶家宫乡相邻，东邻哈密市大泉湾乡接壤。距哈密市以东20km，临近兰新铁路、连霍高速公路，312国道横穿团场中心。团场始建于1958年，现有总人口16000余人，维、哈、回等少数民族占到38%。经过多年几代人的艰苦创业，在黄田农场650km2的山川戈壁、沙漠碱滩上建成了农林牧副、工交建商、科教文卫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国营农场。团场棉花种植面积0.19万hm2，拥有生态林0.15万hm2，林果总面积达0.34万hm2。
2黄田农场农业生产经营现状和面临的问题
黄田农场农林生产经营单位的连队本以生产经营绩效为考评重点的生产职能为主，逐渐成为党建、民政等社会职能为多元考评目标的社会职能所取代。并且连队生产经营的亏损已经不列为考评对象，微薄的盈利上交农场，亏损由农场买单。所谓的两费自理，只有真正意义上在承包土地的职工间执行；生产经营单位并未作为两费自理的对象，依然为农场大宗农场品的生产、经营等垫付大量的资金。团场作为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国有企业，以连队为农林生产经营单位的经营盈亏情况不再做为连队考核的主要指标后，连队经营不计亏盈，而承担了过多的社会职能。团场不但为连队的土地经营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连承包土地职工的“五保一险”资金也主要由农场承担。使团场的农业生产负担日益加剧。而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团场拥有的土地资源的经营模式出现了问题，所以要改变团场农业经营亏损的现状，团场的农业经营模式改革势在必行。寻找到一种与市场化接轨的管理方案，将农场的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纳入正轨，并进入盈利状态，彻底解决由农业经营引起的团场场负担过重问题，是当今农场务必解决的最大的问题。造成这种问题最大的根源在于黄田农场是国有企业，其所有资产属于国有资产。这种国有资产形成了多级委托关系，层层委托又层层。同时由于这种委托关系的初始委托人的特殊性———不是真正的具体的所有权人，极易造成委托人缺乏监督的动因，初始委托人缺位；又由于行政权的无限扩张性极易造成委托人越位，以致政企不分。对黄田农场的农业进行公司化改革，把现代工业企业的管理办法引进农场的农业经营管理中，从股权结构上实现公私合营的混合所有制，再以公司为主体把各种生产要素组织起来，集成利用市场、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构建现代农业公司体系，推进农业公司化改革经营。而黄田农场在这其中将由实际委托人变为股东，实现国有资产的股权化，彻底解决国有资产委托人缺位问题，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政企分开。
3农业公司化改革中可能存在的困难
3.1农业公司化模式与现行制度的冲突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是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组织，担负的历史使命就是屯垦戍边。黄田农场作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下属团场，担负着兵团本该担负的责任。在历届党中央的领导下，农场坚决执行着各项政策，发挥着三大作用。农场作为以农业为主发展起来的团场，农场的土地最大的功能就是对职工的社会保障功能。农场的土地制度其实不纯粹是经济意义上的，还有政治上的功能，即社会安定、稳疆固边的功能。农业公司化模式就是将农场的土地通过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集中起来，采用专门的农业公司对集中来的农村土地进行规模化、集约化生产运作。然而这一模式在实践中从农场土地流转集中、农业公司的成立，一直到农业公司的运营、破产清算整个过程都与现行法律制度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冲突或者说摩擦，其中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公司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破产法》等等相关法律规章制度。
3.2传统的农业耕作方式在思想上很难容纳先进的公司化经营
黄田农场现行的农业耕作方式主要是农场主导、职工为辅，尤其在棉花种植上，农场的连队管理层控制了整个生产流程，职工只需要配合连队完成相应的工作。由于农业机械化的深入，职工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劳动量日益减少。农业职工付出较少的体力和脑力劳动，就可以在生产过程中取得很好的收益。一旦实行公司化运作后，就会打破农业职工在某种意义上坐享其成的局面。这种以往的耕作和经营模式很难容纳先进的公司化经营。
3.3团场、职工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很难统一
黄田农场的性质是国有企业，黄田农场的土地是国有土地。黄田农场土地的真正经营权本属黄田农场。然而在历次的农业生产改制过程中，农场将土地经营权逐步下放给职工。农场的职工与地方政府的农民又有一定的区别。地方政府的农民承包土体，土地就赋予了养老的职能，农民自行交纳社保。而黄田农场将土地承包给职工后每年还需承担职工社保。当黄田农场不再从土地上取得收益的时候，却要承担着职工的养老问题。在实行公司化经营的过程中，农业公司将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主要目标，势必影响到职工的利益。而如何安置被收回土地承包权和被集中土地承包权的职工，将是公司化改革面临的社会问题。
3.4农业公司化改革中的农场角色定位问题
在黄田农场农业公司化的过程中，黄田农场将下放到职工的土地承包权逐步集中，逐步实现集中经营，恢复一个企业本该有的生产经营职能过程中，农场的角色将由现在的服务职能向生产经营职能转变。而职工将会恢复真正意义上的公司职工，不在是单纯的承包土地的身份。在整个公司化的过程中，将有秩序的逐渐收回土地的承包经营权。黄田农场和职工的身份角色会发生实质性的转变，农场逐步实现土地的集中经营，做一名名副其实的股东。
4促进农业公司化模式发展的政策和建议
4.1坚持改革发展的原则
改革开放对国有企业、尤其是黄田农场的发展也至关重要。黄田农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今天，既要承担生产经营职能，又要承担行政社会职能。这种双重职能，双重负担，使得黄田农场既不能集中精力履行其企业生产经营职能，也无法将行使的行政职能和担负的社会职能履行到位。再者黄田农场管理层次多，管理人员庞杂，观念陈旧，人员包袱沉重，行政成本高，黄田农场经营体制改革滞后。这种传统、僵化的运行机制，严重束缚了黄田农场的健康发展。黄田农场承担着党组织建设、计生、社会民生、学校、医院、派出所、职工养老等庞杂的行政和社会职能负担。由于长期政企不分，都基本上转嫁到黄田农场这个国有企业身上，形成黄田农场的沉重负担。然而黄田农场掌握着大量连片的国有土地，它所蕴藏的巨大发展潜能让人们对它的明天充满了期待。在黄田农场的国有土地呈现盈利微薄、甚至负盈利的状态下，黄田农场应该回头思考土地承包制度的合理性。在农业股份公司经营取得良好的效益后，应该考虑在30年期限内，把承包出去的土地承包权全部国有化，实行集中经营，真正实现规模效益，农场实现土地正收益，使整个农场经济效益好转，实现屯垦戍边“稳压器”的作用[1]。
4.2坚持政企分开的原则
农业股份公司在成立运作过程中，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适应市场化、国际化新形势，以规范经营决策、资产保值增值、公平参与竞争、提高企业效率、增强企业活力、承担社会责任为重点；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敢于触及改革的深水区。从法人财产权的根本结构进行试点改革，将非公有制经济引入到农业公司，设计混合所有制经营模式，从根本上实现治理结构模式设计上的政企分开[2]。
4.3坚持市场为导向的原则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为改革指明了方向：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黄田农场农业经营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一定要按照党中央的要求，把握脉搏，坚持市场为导向，激励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释放黄田农场农业经济的潜力。
4.4坚持政策支持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