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对家长的意义篇1
我从事教学工作20多年来，对学生课业问题和校外培训问题深有体会，随着全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家长对“知识改变命运”的重视，学校对升学率的重视，种种重担都压在了孩子的身上，作业越来越多，学校周边被各种"托管班”、“培训班”包围，家长们不得不掏出高额的“补课费”，孩子们在放学后、节假日不情愿地走进这些培训班，我们的孩子越来越累。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作为一名教师，我认为这个意见的出台非常及时必要，对于切实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提高教师课堂教学效率，避免校外办学机构“喧宾夺主”、还学生快乐健康的童年，减少学生近视率、肥胖率、心理疾病都有积极的意义。我们一定不折不扣积极贯彻落实“双减”政策，做好课后服务等“五项管理”，切实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义务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中之重。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是党中央、国务院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大决策部署，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一直以来对教育和对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关心关注，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的集中体现。
“双减”政策的出台，让作为教师的我看到了国家对教育改革的决心和力度。政策的出台，将减轻家长的负担，让“还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有了希望。同志也督促着教育者,要想更多办法去努力提升
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希望加大力度将政策落地落实，切实取得实效。
今后，我们要坚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服从国家大局，努力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一份力量。
“双减”政策落地，师生、家长这样说……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在我区引起广泛热议和强烈反响，广大教师、家长、学生和校外培训机构负责人纷纷表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严格按照自治区党委的工作要求，积极做好相关工作，共同为营造和谐健康的教育环境贡献力量。
关于“双减”政策的认识和理解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主要指导思想是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
作为一名在职教师，我认为“双减”政策坚持学生为本，遵循教育规律，着眼学生身心健康成长，保障学生休息权利，让学生的学习回归学校，整体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减轻家长负担，缓解家长焦虑情绪，回应社会关切，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是利好政策。“双减”政策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这就要求学校的教学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科学利用课余时间，开展体育、阅读、文学、艺术等教育，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制定课后服务实施方案，提升学校课后服务质量，增强课后服务的吸引力。作为一名普通教师，
就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时时刻刻把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放在心上，承担起立德树人、铸魂育人的使命任务。
落实“双减”工作
提升育人品质
“双减”政策与“五项管理”均是以“小切口”撬动“大改革”。包钢实验一小积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以学生发展为本，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双减”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好，多措并举提升校内教育教学质量。
一是抓好课堂主阵地，教师上好每一节常态课。做到每节课准备充分、知识储备丰富、能力训练到位，打造充满“掌声、笑声、辩论声”的生命高效课堂，向课堂40分钟要效率，保证学生“吃饱”“吃好”。
二是加强课后服务，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学校发挥本校教师自身优势，丰富课后服务供给，开展丰富多彩的德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科学实践，丰富学生的校园生活，帮助家长解决放学后接送学生的实际困难。
三是完善作业管理，深化评价改革。形成并完善学校作业系统，减少作业总量，提升作业质量。同时，探索探究性、实践性、综合性、跨学科作业。
看似一个点切入，实则是需要课前课中课后、学校家庭社会，全链条、全过程、全员的系统工程，根本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心实意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扎实推进“双减”工作
构建良好教育生态
作为一名教育人，从事教育工作30年，深刻体会到此次“双减”工作是我党为人民服务的深刻体现。近年来国家和自治区大力推进减负工作，但由于社会现象和一些培训机构等的虚假宣传，造成家长焦虑，被裹挟给孩子报补习班，导致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现象非常严重。此次党中央关于“双减”工作的决策部署，就是要减轻学生校内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彻底治理“校内减负、校外增负”和部分校外培训机构借教育之名侵害人民利益的问题。体现了党中央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决心和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
“双减”政策后的我们
双减政策对家长的意义篇2
教师关于教育双减的心得体会 新学期开始，“双减”新政落地，将让中小学的办学生态发生巨变，学校教育主阵地地位增强，我们教师肩上的责任无疑更重，专业性要求更高。“双减”之下工作量虽略有增大，但也促进了自己对教学的思考：如何提高作业质量，如何进一步优化课堂，这是“双减”给老师们带来的积极影响。我们要落实“双减”政策，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扎实有效的开展教学常规工作。
“双减”新政给老师带来了哪些影响？“双减”之下，如何让教育回归，让幸福回归？下面我谈谈对“双减”的感受和看法。
一、“双减”政策下，教师要加强备课质量，优化课堂，布置作业，力求“少而精”，致力引导学生找到学习乐趣。
“双减”出台，意味着我们教师要想方设法引导学生找到学习乐趣，当他们的内驱力被激发，学习就会变得轻松，也会主动向课外延伸，拓宽知识广度。“双减”之下，向课堂40分钟要质量的要求进一步加强。
作业批改是落实“双减”的重要突破口。作为教师要比过往花更多时间和精力，科学布置和批改作业，并根据作业情况，更精准地为每位学生构建学习档案。“双减”要求小学三至六年级书面家庭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60分钟，避免重复性和机械性的作业。
因此，我布置的书面作业不超过20分钟，尽量做到精且优。另外还有20分钟的阅读时间，由学生自主把握。作业批改有优、良、中等标准，个别同学完成质量不高的会做批注，再抽时间对他们面批面改。谈到分层布置作业的问题，小学生的分层不会特别大，所以学校暂时还是全级统一作业，对学有余力的学生，鼓励他们多阅读。
二、如何让课后服务变得更有意义？老师应该跟时间赛跑，在夹缝里挤时间。
我们教师应该严格执行国家课程计划，努力做到“减负”不减质，“减负”不减责。科学合理布置课外作业。不给家长布置作业，不要求家长批改作业。切实提升课后服务水平，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增强课后服务的水平。
实行“双减”工作以来我们课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更注重提升课堂效率，改进教学方法，培养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家庭作业主要是让孩子们完成一些像跳绳、排球、篮球这样体育类的，还有帮助爸爸妈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完成一些他们喜欢的兴趣爱好。
我校启动新学期课后服务工作后，所有教师坚守岗位，在服务时长、服务形式、课程项目、师资队伍等方面进一步优化，不断提升课后服务质量，真正办好人民满意教育。老师们改变了在课堂教学习惯,主要是理念的转变，课堂上采取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引导学生参与到课堂学习活动之中。在课堂上腾出更多的时间，低年级是15到20分钟的巩固练习时间，高年级是10到15分钟的巩固练习时间。减少了孩子们回到家里完成作业的情况。
三、落实双减”，扎实常规
结合教育部颁发的“双减”政策，我们教师应该根据学生学习情况分层布置作业，减少学生作业负担，将“双减”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分层作业要在集体备课、教学设计、学生作业抄写本上呈现出来；每周一次组内集体备课，做到人员分工，经验相互分享，保证备课如实开展；落实常规工作，狠抓教学质量。
积极学习本期常规考核要点及变化，及时了解教育文件，仔细研读教参，明确教学流程，注重教学细节，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从而保证教学质量得到稳步提升；反馈开学教学工作手册撰写情况，要注重课题研究的撰写，工作手册的指导思想要结合“双减”政策、教科院提升课堂质量六项建议、本期教导处工作计划进行撰写。其中指导思想、教学目标、具体工作措施要一一对应。
总之，我们教师应该重视教学常规工作，更加清晰地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做好常规工作，真正有效地落实“双减政策，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切实减轻学生负担，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双减是一项政治任务，学校和教师是落实“双减”工作的关键。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双减工作作为维护教育公平的关键举措，坚持标本兼治、疏堵结合，让校外培训回归教育初心，助力学生全面发展。要更加关心关爱教师，依法保障教师权益和待遇，引导教师严守师德师风底线，用心提升校内教育教学能力，同时发挥个人特长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让课后服务更精彩，全力以赴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社会都要重视教育、关心教育、支持教育，让尊师重教成为社会的一道靓丽风景。
我们教师要时刻铭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对标“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标准，以德立身、以德施教，用高尚人格影响学生、教育学生，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家国情怀，注重培养学生的好奇心和良好学习习惯，促进他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造就一大批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教师关于教育双减的心得体会
“双减”工作是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和政治高度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是构建教育良好生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的国之大计。作为一线教师，更是站在了“双减”工作的主阵地上，更要认真学习领会并贯彻到学习工作中去。
在我看来，“双减”不是让学生远离学习，度光阴，轻视教育，更不是在教育质量上做减法，不是在教育责任上撂挑子。而是对我们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要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我们要认真备课，引导学生敢于质疑，提出问题，发现问题，鼓励学生自主探究问题，解决问;要健全作业模式和形式，减轻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同时转变教育评价方式等。
我认为具体的做法有:
一、学习课程标准，对课程标准有新的认识，更新教学理念，明白减负并不是单纯的削减作业数量，关键是如何在“减负”的同时提高质效。
二、增强集体备课，仔细钻研教材，使各单元的教学目标更加明
确，依据单元目标制定合理地课时教学目标，并依据各班的实际情况，修改教案，有针对性地对语文知识和能力进行训练。
三、依据学生年龄特征，创设情境，培育学习兴趣，以“学生发展为本”，精讲简练，给学生多一点时间和空间，让学生自主地、富有个性地发展，让每一个学生在课堂中都有所收获，从而提高40分钟的教学质量，打造高效课堂。
四、精心设计课堂练习，围绕听说读写相结合进行。有目标，避开随意性。在讲解课文中完成。如:每篇课文中的生字，对容易写错的，在检查预习时重点强调，采用集体书空或抄写或形近字等方式牢固掌握。课文中的关键词语，运用各种办法或近、反义词，或联络上下文理解。找出本篇课文中想像说话的训练点，进行说话练习。课后及时写下。有了课堂上说的基础，回家完成写的任务就轻而易举。对文中的重点段落指导朗读，熟读成诵。减轻了学生业余负担。
五、课外作业，细心筛选，仔细编排，如在教学中总结出经典基础性作业和练习，作为常规试题仔细练习。让学生作业负担小，又得到最大的训练，做到及时高效。每周针对单元目标出好周周练，进行些操练。
六、设计分层作业:对各班级不同学生的特点，设计一些必做题和选做题，学生可以依据自己的喜好和能力选做作业。同时还注意作业的趣味性和实践性，让中差生把完成老师的作业当作一件乐事。避免作业中的重复现象，尽量设计精而简的作业，作业的布置要照顾到各个层次的学生，让每个学生都能体验到成功的喜悦，逐渐树立起学习的信心。
总之，练习只是手段，让学生在课后获得现固才是最终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作为教师要精细设计每一个课堂作业，做到少而精，让学生在乐中获得学习，获得巩固，增强练习的有效性。
教师关于教育双减的心得体会
开学季，上好“双减”第一课卸下过重负担、逃离题海战术，让孩子们“返璞归真”，这才是童年该有的样子。暑假即将结束，很多同学真切感受到了“双减带来的“惊喜”一一校外培训做“减法，业余时间做“加法”，孩子们有更多时间去追寻童年的“诗和远方”。今年秋季学期是中小学全面落实“双减”相关部署要求的第一个学期，“双减”大礼包为孩子们送上开学“见面礼”，家长们也更加期待全新的打开模式。开学季，如何让“双减”在校园里与暑期有机衔接，持续推动减负政策在校园里落地，孩子关心，家长注重，全社会关切。教育部门、学校应把“双减”政策贯穿到新学期的教育任务当中，精心准备好“双减第一课。把各项“硬举措”落地落实，首先要深刻把握“双减”重点，对标对表，把举措与实践有机衔接起来，严格把控好书面作业量，探索推出延时托管服务等，让“双减政策与教育改革同频共振，打开更多新场景，为孩子们快乐学习、健康成长创造更加良好的条件。“双减”落地，关键看行动，更要看力度。各地要细化措施，从严监管，让好政策见到好效果。当前，很多地方积极采取行动，纷纷推出“课后服务细则，让“双减走进校园拥有更具体、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工具箱”。
双减政策对家长的意义篇3
重复性的作业少了，周末和假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班停了，疲惫的感觉缓解了……“双减”政策落地后，一些家庭的氛围轻松了不少。
“这个十一假期，没有培训班和大量的家庭作业，让我们有时间和孩子一起做很多事。”安徽省合肥市少儿艺术学校的四年级学生家长陈芸说。假期里，她和孩子一起看了电影《长津湖》、去了两次图书馆，还做了垃圾分类的小调查。
“双减”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为加强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教育部建立基础教育“双减”工作监测平台，直接面向学校、社会公开进行作业管理问卷调查。监测显示，截至10月底，94.7%的学校绝大部分学生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作业。
作业少了，质量却不能降；时间短了，效果却不能减。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双减’政策对学校和教师的要求更高了，我们要更科学地设计作业形式和内容。”江西省南昌市第三中学教务处副主任姜颖说。
据介绍，江西省正在全省范围内推广“智慧作业”，利用信息化手段实现作业布置分层、弹性和个性化，杜绝机械性、重复性、无效性作业，帮助义务教育阶段师生优化作业设计，减少作业总量。
在北京陈经纶中学帝景劲松分校，开学之初就通过对各年级的调研及数据分析，建立了作业时长参考样本。校长刘雪梅介绍，学校对作业时长统一设计、统一安排、统一协调、统一公示，以确保科学、有效、轻负。作业方式设计强调多元化，减掉了一些重复书写、增加了一些生活体验，如日常观察、动手实践、拓展阅读等。
教育部监测显示，截至10月底，全国义务教育学校中，99.3%的学校出台了作业管理办法，97.1%的学校建立了校内作业公示制度。
不去培训班，作业总量也控制了，孩子们下课去哪里？今年7月，教育部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义务教育课后服务工作的通知》，着力推进课后服务“5+2”全覆盖，要求“一校一案”制定课后服务方案。
从新学期开始，课后服务在全国义务教育学校进一步推进，解决家长的“三点半”难题。
安徽省教育厅要求，坚持课上课后衔接、校内校外互补、线上线下融通，开发拓展课后服务资源。吉林省则构建了“静态服务+动态社团”的“1+X”多维模式。
合肥市四年级学生李鑫宇，这学期参加了学校组织的课后托管，“作业在托管班上就能完成，然后就在班上看看书、练练字”。
据教育部监测平台显示，截至10月底，全国14.3万所应开展课后服务的义务教育学校中（不含寄宿制学校和乡村小规模学校），99%的学校提供了课后服务，学生参加率为89.7%，其中七成以上的学生每周5天全程参加，教师参与率为89.8%。
“虽然比以前辛苦，但多了和学生相处的时间，对学生有更深入的了解，师生关系更密切了。”江苏省昆山市花桥中学教师周春玲说。
“双减”能“减”下去，关键是课堂教学质量能“增”上来。
教育部出台《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强化科学评价引领，同时推动各地全面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激发办学活力。今年秋季开学，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及各专委会分学科、分领域对学校加强调研指导，帮助学校强化教研、精心备课，补齐教学短板，努力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课堂教学层面落实‘减负增效’，重点要关注教师的课堂时间管理能力，这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根本。”浙江省杭州市春晖小学校长田冰冰介绍，从今年秋季新学期开始，春晖小学引进了智能辅助系统帮助老师进行课堂诊断，老师语速是否合适，提问是否有效，哪段时间比较低效，在课堂结束后系统会自动生成报告，一目了然，有助于教师优化教学行为，也让学校教研更高效。
辽宁省锦州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教师教学大赛，激发教师积极性创造性，切实提升课堂教学质量。浙江省开展“兜底教研”，助力教师上好每一节课，教好每一个学生。
双减政策对家长的意义篇4
一、目标任务
以实行独生子女父母、双女户父母光荣证为载体，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优惠政策，全面实施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并确保各项优惠政策的兑现落实。
二、项目内容
1、按照市上要求，在全县推行《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和《双女父母光荣证》管理制度。
2、兑现落实独生子女保健费。
3、兑现落实农村只有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的计划生育家庭，夫妇年满60周岁，年人均600元标准的奖励扶助金（已超过60周岁的，以该政策开始执行时的实际年龄为起点发放）。
4、兑现落实减免独生子女九年义务教育期间杂费，双女绝育户两个孩子九年义务教育期间各50%的杂费。
5、兑现落实自愿放弃二孩生育指标的独女户一次性奖励金2000元。
6、兑现落实其他优惠政策。
三、资金来源
1、农村独生子女保健费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计生资金中列支。
2、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由国家和地方财政共同负担，具体负担比例待省奖励扶助实施意见下发后依据执行。
3、减免农村独生子女户、双女户义务教育期间杂费由县财政在教育经费中列支。
4、农村放弃二胎指标一次性奖励金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计生资金中列支。
5、分配扶贫资金时，优先扶持独生子女和双女绝育户，保证资金总额的15%用于计生贫困户。
6、制定社会救助政策，发放救济款，要倾向计划生育家庭。
四、方法步骤
1、年6月底以前各乡镇要在广泛宣传实行独生子女、双女户的优惠政策、放弃二胎指标奖励及县上实施光荣证管理，兑现优惠政策的具体措施的基础上，按照“经父母申请，由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签发”的原则办理光荣证，然后将独生子女、双女户和放弃二胎指标户底子分门别类摸清、摸准，按照标准兑现独生子女保健费、兑现奖励费等所需费用，并列入本年度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计生资金项目预算。
2、年7月底以前，各乡镇要对具备以下条件的奖励帮扶对象进行调查、核准：①本人及配偶均为农村户口或界定为农村户口；②1933年1月1日以后出生，1973年至2001年期间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生育；③现有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④年满60周岁。并将审查结果上报县计划生育局。
3、年8月底以前，县上统一印制《光荣证》，并将兑现优惠政策的相关资金落实到位。
4、年9月底以前，逐人兑现困难家庭独生子女、双女的义务教育杂费等。
5、年10月底以前，由县计生局对奖励扶助对象予以核查，将印制的光荣证发至独生子女和双女父母手中。
6、年11月底前，兑现落实独生子女保健费。
双减政策对家长的意义篇5
中新经纬10月19日电据教育部网站19日消息，近日，教育部召开会议，要求落实好“双减”政策要求，做好学科类培训机构“营改非”“备改审”、实行政府指导价。
据悉，教育部召开全国“双减”试点地区工作推进会，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精神，系统总结试点工作成效及经验做法，全面分析问题与挑战，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任务。
会议指出，党中央对“双减”工作作出决策部署以来，各试点地区迅速行动，采取有力举措，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但对照中央要求和试点目标任务，还存在一定差距，各试点地区要充分认识试点工作存在的问题，坚持目标导向，加大工作力度，加强改革创新，务必取得更大实效。
双减政策对家长的意义篇6
教师关于教育双减的心得体会
“双减”工作是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教育人要积极主动作为、形成工作合力，精心组织、稳妥推进，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扎实推进“双减”工作取得实效，积极构建教育良好生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双减”工作对教师的挑战大，我们务必要提高认识，在学业压力依然存在的情况下，要做到减量不减质。过去的很多习惯需要调整,变革从自身开始。要抓住关键环节，尊重事实，在切合实际的基础上，有智慧的减负。新学期开始，“双减”新政落地，将让中小学的办学生态发生巨变，学校教育主阵地地位增强，教师肩上的责任无疑更重,专业性要求更高。
今年是建党百年，在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总体要求下，学校教师全员参与，尤其是党员教师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力求把双减落到实处。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会坚决落实中央、省、市相关规定，规范作业设计、严控作业总量、创新作业形式、强化作业指导，促进家校共育。学校紧抓师德教育、职业理想教育，通过教学传帮带、集体备课等形式，大力提升教师专业能力，打造了一支师德高尚、有责任感、使命感的教师队伍。学校将努力办好有温度、高质量的教育，真正把学校建成学生发自内心喜欢、家长信赖的地方。
一、就推进“双减”中的备课、课堂教学、作业设计与批改等畅谈自己的设想与感受。
双减的着力点在于优化课堂、优化作业、优化课后服务。我们要探索作业统筹管理、作业公示、作业的优化设计等系列问题，实现共研共享。要管理好教辅的使用，难易要适当，充分发挥其效益。教师应该主动作为，创新教学方法，积极响应“双减”政策。课堂无疑才是学习知识最高效的时间，在教育部门整顿规范各类校外学科类培训的情况下，教师如何优化教学方法，提升课堂质量，是首要考虑的问题。课后服务也是“双减”的一项重要内容，如何精准设置课后作业，合理地与家长沟通互动，引导学生主动积极地探索学习，也需要广大教师在新形势下积极创新。说到底，面对教育生态的变化,老师们显然不能在改革创新中蜘餾不前，更不能在批评质疑中自弹自唱、孤芳自赏，而是要打破思维定式，甩掉思想包袱，主动作为，提升自我。
二、如何布置作业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建议。
我们要提高课堂的教学效率和领导力，可以让孩子们在课堂当中消化了很多；第二个就是作业分层次设计，针对不同的孩子，不同的学科，我们肯定要减少一些抄抄写写的作业，分层对不同层次的孩子进行一个作业的设计。为了真正让“双减”政策落地，其实还将之前一直实施的周三无作业日延续，彻底地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第二个增强亲子沟通，“千师访万家”活动，既能够增强家校沟通，更能够让学生和老师之间增强一种情感。
三、结合各学科特点，针对如何减轻学生作业负担、日常教学中怎样培养学生的学科素养与大家深入交。
学生在校时间，教师在课堂上要引导到位、点拨到位、训练到位、提升到位，不仅让学生吃得饱，吃得好，还能让有潜力的学生找到跳一跳的感觉；不要为一己利，做有损师德的事情，也不给课外培训机构以可乘之机。在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一定要对学生完成书面作业的时间有一个总量控制一一按照“双减”和“五项管理”要求，确保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书面作业，小学三至六年级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60分钟，初中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90分钟。学校聚焦“双减”政策中的手机管理、睡眠管理、读物管理、作业管理、体质管理内容，规定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书面作业，小学三至六年级书面作业平均时间不超过60分钟，每周三为无作业日。学校采取“基础作业+弹性作业”模式，分类布置作业，突出作业主题性、过程性、实践性、体验性，切实提高作业布置质量。同时，积极倡导学生身心健康优先于学业成绩的观念，确保学生睡眠充足。统筹作业管理，控制作业总量，加强作业设计指导，发挥作业诊断、巩固、学情分析等功能，将作业设计纳入教研体系，系统设计符合学生年龄特点和学习规律、体现素质教育导向、涵盖德智体美劳全面育人的基础性作业，鼓励布置分层、弹性、个性化作业，切实提高作业布置质量。
四、如何提高课后服务质量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建议。
我校采取推迟上课时间、严控书面作业总量、丰富延时服务内容等措施，在推动“双减政策全面落地的同时，全面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我校课后服务丰富多彩。一项是自主学习，以学生独立完成作业和教师答疑解惑相结合的方式展开；另一项是开展特色社团活动，包括体育锻炼、心理教育等，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在延时服务中，学生不仅可以完成书面家庭作业，还能学习美术、绘画、书法等社团课程。从新学期开始，学校积极推行5+2”课后延时服务，在减轻学生作业负担的同时，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学校要在校内，充分利用课后服务，做好家校沟通，告诉家长具体做法和要求。设计开放型作业，教师要先试水，控制好校外家庭作业总量。我们要有温度的去干事业，评价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校长要积极提升教师的职业幸福感、职业自豪感。时代的每一次改革，最后淘汰掉的，都是不努力的人，强化责任担当，系统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坚定不移推动“双减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作为一个教育一线的工作者，在充分学习了“双减”政策，我觉得特别鼓舞，减轻学业负担，减轻家长负担，这都是我们学校办学的理念。但“双减”要落到实处，就必须要家长对政策充分了解和全力支持。我们通过召开家长会，细致地宣讲“双减”政策，认真地落实，让家长从日常中感受到，双减，的政策红利。
教师关于教育双减的心得体会
落实“双减”划好“双桨”“双减”政策的落地引发了社会的极大关注，给广大学生和家长释放了利好的信号，同时也给学校和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一名义务教育阶段的老师，我深深感受到身上的压力与责任并重，同时也认为，要想真的落实好“双减”，减负的同时又做到增效，必须要划好学校学习的“双桨”向课堂和作业要质量。
一、课堂教学提质量
课堂是学生学习的主阵地，学生知识的接受、方法的提炼、语言的淬炼、思维的碰撞以及价值观的养成，皆在40分钟的课堂中得以发生并收获。可以说，课堂的效率决定了学生学习的质量、作业的质量与速度以及思维的提升。所以，我认为，作为教师，首先要扎扎实实、尽心尽力的备好每一堂课，课前充分了解学生学情，预设学生问题，做到因材施教，课堂上充分的尊重学生，给予并鼓励学生有表达与思辨的机会，不做“填鸭式”的教学，做到“以点带面”、精讲精练，重方法的引导与提炼，轻知识的传授与说教。
二、课间交流润心灵
三国志有云：“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学习之事亦是如此。课堂学习是双向发生，教师是引导者，学生为主体，并非教师备好课就一定能上好课，如果学生不配合或状态不好，再好的课也会没有质量。每一个学生都是独特的个体，他们来自不同的家庭，有着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成长历程，他们的感受、认知、思考方式都不尽相同。所以，如果不关注学生个体，皆如对待生产线出来分毫不差的产品一般，那教育就会显得冰冷而没有温暖。基于此，我在课堂上不仅是教授学生，同时更注重与学生的心灵交流，努力与他们处在平等的位置，去倾听他们，与他们打成一片。而且我特别重视课间交流，课间10分钟看似很短，但是能够做到按时下课，将这些时间留给学生，留给自己与学生轻松的交流，在轻松的氛围中了解他们、走近他们，学生的心暖了，他们的劲就更足了，课堂就会更专注了。
三、作业布置有指向
我是一名数学老师，布置作业时完全可以“简单粗暴”一点。比如，今天学习了乘法的笔算，完全可以布置n道竖式计算回去让学生去练习，但是，如果都是这样的话，学生的收获不大。所以，作业的布置一定要动动脑筋，不能太“简单粗暴”，要让学生明白作业布置和练习是有指向的，而不是单纯的让学生熟悉一项技能，掌握一门知识。我们要让自己布置的作业是是充满了生机的、多元的，让学生不是为了完成作业而作业，而是通过作业的过程提升能力。比如，在教授笔算时，我除了布置笔算练习外，还增加了让学生跟自己的父母去讲算理的过程，并要求他们来录视频或音频，这样的作业，让学生与家长增强了互动，又在互动中巩固了知识，提升了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
四、课后辅导抓本质
作为教师，我们必须要明白的一点就是，无论你的课堂多么高效，跟学生的交流多么和谐，作业布置多么有指向，并不意味着每个学生的学习效果都很好。所以，课后辅导对于学生也是至关重要的。我认为，给学生的课后辅导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要学会诊断“抓本质”，重知识的梳理和方法的提炼，让学生学会举一反三。比如，有一次，一个学生问我关于比的题目，我在跟他交流中，明白了其实他是对比的意义还不够理解，所以我先帮他把比的知识进行了一些梳理，结合除法以及分数与比之间的练习，让他更好的明白，最后，我没教他这道题，他说他已经会了。
“双减”的落地，意味着社会以往对学生“揠苗助长”的态势说再见，意味着我们要对自身教育教学能力有更高的要求，意味着我们要把学生达到能力培养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作为一名一线教师，在学校，我会做到划好作业与课堂的“双桨”，为学生的学习路保驾护航，为我国的教育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教师关于教育双减的心得体会
通过上周关于小学生减负的问题探讨，我感受颇深，我们对学生的“减负”不能作平面化的理解，似乎“减负”仅仅是减轻书包、减少作业，减少学生在校时间，甚至取消考试。诚然，这些都是“减负”手段，并不是“减负”的真正目的。“减负”既不能平面化的理解，也不能“一刀切”。我们客观的发现，学生的负担并不是都重，而是“负担”不合理：机械学习负担重，实践活动负担轻;考试分数重，习惯培养轻;用脑负担重，动手负担轻;心理负担重，思想疏导轻。更何况，由于学生个体学习能力的差异，他们学习负担的轻重又不能一概而论。教师的职责不是把课本，教参中的文字重复讲出来，不是让学生死记硬背，教师应千方百计的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经历学习的过程，创设良好的学习情境，让学生的思维活动过程达到完整。过重的课业负担是应试教育留下的“毒瘤”，严重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制约了学生能力的发展。使学生真正成为新世纪具有自学能力、创新能力、竞争能力的健康的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我认为教师要做到以下几方面：
一、创造成长空间我认为，创造学生更多的.自主成长空间，个性化地发展学生的特长，是做好“减负”工作的关键一点。在这样的认识之下，我们在实践中总结形成了“两个层次”、“两个针对”、“六个让给”的灵活学法指导体系。“两个层次”是目标原则。浅层目标：让每个学生懂得一些通用型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高层目标：让学生掌握学习策略，即能根据自己的学习个性、风格和能力，对通用型的学习方法进行灵活选择或再创造，提倡适者为上。
双减政策对家长的意义篇7
你感觉，什么叫积极的财政政策。
记者想了一会，是让财政健康发展的政策吗?
林教授笑，对，但积极，未必就适合我们的财政。“拿来主义”我们已经使用了很多年，但现在看来，我们需要的，是另一个开创性的东西，而不是简单的照搬。
拿来的不都是好东西
林双林说，现在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基本上都是“生不逢时”或者说“生刚逢时”的政策。由于这种时间上的特殊性，积极财政政策很多时候都是照搬其他国家来的――甚至连这个名字，也是直接翻译得来。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如果说积极财政政策，那么它本身就应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地方财政乃至全国财政有促进作用。现在你看这些政策，1998年也好，2008年也罢，算上今年继续的一万亿刺激方案，哪个政策充分发挥了其长效促进作用?”
林双林说，现在的积极财政政策，都以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为前提。那么就必然要提到这个“前提的前提”，就是经济的不景气，财政的囊中羞涩乃至囊中窘迫。从字面意义上理解，积极财政政策是要拉动整个地方财政的财源，说句大白话，就是让这些地方财政更有钱。
动机是正确的，那么实际操作呢?林双林说，拉动内需，刺激消费，让地方财政的“林子”更大，表面上看起来搞活了经济，让资金流更快运行，但实际上是一个饮鸩止渴的方法。日本、美国已经走了这一条“越喝越渴”的老路，但中国显然应从其中想出新意来。
林子大了，未必就有鸟。问题出在随着“积极”一同积极起来的财政赤字身上。
中国传统的财政思想是“轻徭薄赋”，“量入为出”。在1896年之前的两个半世纪，清政府的财政很少有赤字。1981年起，中国放弃“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财政政策，开始发行内债。但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中国政府赤字和债务规模很小。1986年《银行管理暂行条例》第30条规定，财政部门不得向中国人民银行透支。但是，很长时期里财政赤字除一部分依靠发行国债填补外，大部分是向人民银行借款，即发行货币的方式解决。1993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要求财政部必须停止向中国人民银行借款，财政赤字通过发行国债弥补。从此，政府债务开始显著增加。
“虽然说财政负债经营是让经济提升的一个方法，但任何一个方法都有它的适度性，我们的步子，现在来看显然是走大了r”林双林苦笑道。
积极的成本
林双林说，赤字大了，未必就能有余。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中国政府财政赤字和债务急剧增大，而且连年不断。积极财政政策过后，实行稳健财政政策，但预算仍然是赤字。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2001年为2.3％，2002年为2.6％，2003年为2.2％。2007年，中国经济高涨，股票市场泡沫出现，股票交易印花税等税收大增，中国财政二十五年来首次出现财政盈余。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2008年国家再次实行积极财政政策，财政又出现赤字。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财政赤字主要是扩大政府支出造成的，因为这些年来税收增长率一直很高。在极其困难的2009年里，财政收入仍然较2008年增加7,147亿元，达到68,477亿元。财政收入增长率为11.7％，高于CDp的增长率(9.1％)。
“看起来很繁荣，是吗?没错，但仅仅是看起来。”林双林说，总有那么些不明就里的人用表面上的数字说话，当年美国经济危机时也是如此。
为填补财政赤字，中国政府发行了大量的国债。1981年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为1％，1990年为4.8％，2008年为17.6％。2008年底中国政府内债余额为52,799.3亿元。2009年国债继续增加，内债余额达到59,740亿元，占到GDp的17.8％。
在发行内债的同时，中国也开始利用外资，向外国政府、外国银行以及国际金融机构借款。1986年政府外债余额158亿美元，2008年底达到3,746.6亿美元。中国外债负债率(外债余额与当年GDp之比)，2000年为12.2％，2007年为11％，2008年为8.7％。虽然有所回落，但“怎么看都还是有点儿高”。
他说，这些是中央政府公开发行的债务。中国政府有大量的未公开的债务，例如，地方政府债务，高等院校的债务，等等。据中国银监会估计，截至2009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7.38万亿元，同比增长70.4％。地方政府债务目前还在不断增长。高校的债务据估计也相当大。这样，加总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高等院校的债务，以及政府举借的和政府担保的外债，中国政府总债务就会达到GDp的50％左右。我们知道。欧盟对成员国规定的政府债务警戒线为GDp的60％。林双林说，我们也许还没有达到这个警戒线，但并不意味着到了这个线才引起重视。因为我们另外一把错误的尚方宝剑，就是把自己和欧盟，和美国和日本相比。
借鉴不等于模仿
林双林表示，我们现在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来源于对我国财政的自信和对国外财政的模仿。“有人说美国的国债占到总财政收入的60％，我们还远远没达到这个程度，对于这种论调，我只能说他们没有经过研究。”他说，这种论调不仅无知，其可怕在于持有这种论调的人不在少数。
那么这是事实吗?他说，确实是事实，但是禁不住推敲的事实。不少国人往往会把自己和美国、日本相提并论，但很显然的一点是，我们现在和这些国家并不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不可复制的原因主要是我们只看到了共性，而忽视了差异性。
况且，就算是美国和日本，高额的财政赤字也不是什么好事。林双林说，高额的债务吸纳了大量的民间储蓄，阻碍资金进入民间资本市场，影响资本积累。随着政府债务的增加，美国的经济增长呈下降趋势。美国经济半个世纪以来增长最快的年份仅为1984年的7.2％。巨额的政府债务，迫使美国每年以大量的税收偿还利息，无法投资于其它公共事业。尤其是25％的国债被外国持有，使得国家税收不断外流。美国国债的另一困扰是它威胁着美元的信誉。高额的债务可能引发通货膨胀，造成美元贬值，损害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特殊地位。近年来，美国经济学界和一些主要贸易国家(包括中国)要求美国降低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的呼声不断增加。
至于我们“学习”的另一个样本日本，其日子也并不好过。日本是政府负债率(政府债务与GDp的比值)最高的发达国家。而债务是赤字的积累。日本的财政赤字主要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上世纪50到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政府财政状况良好。70年代开始，能源危机席
卷全球，经济衰退，而此时日本开始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支出大大高于财政收入，巨额财政赤字出现。林双林表示。我们在这里将财政赤字定义为财政支出减去税收收入和其他收入的余额。日本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从未低于3％。为了填补财政赤字，日本政府大量发行债务。据日本官方统计，这个比重逐年增加，虽然有控制手段的存在，但效果并不明显，截止2009年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为157.5％。
日本经济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辉煌发展时期，经济增长率非常高。习惯了高增长率的日本为了保持高增长率不断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从1975年到1997年，在财政赤字的刺激下，日本经济增长从未出现负数，然而增速已明显减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日本经济陷入衰退，财政赤字连年，债务规模进一步扩大。以后几年经济增长加快，但好景不长，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经济再一次陷入衰退，2008年经济出现负增长，2009年经济增长率为-5.6％!面临巨额国家债务，日本政府对经济刺激显得十分无力。日本经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呈现下滑趋势。日本经济出现这种局面，沉重的债务负担是一个重要原因。
林双林说，不仅我们正在学习的两个标本都是“茶几”――上面全都是“杯具”，除美国和日本以外，欧洲发达国家也面临严重的财政问题。在金融危机的阴影尚未摆脱的时候，以希腊为首的欧元区国家最近出现了财政危机。欧元区成员国在对付金融危机时，无法使用货币政策，只能使用财政政策。2009年，许多欧元区国家财政赤字庞大。例如，希腊财政赤字2009年占到GDp的13.6％，远超过欧盟规定的3％的警戒线。希腊政府面临破产的威胁，新债发放遇到极大困难。希腊政府的财政危机关系着欧元的前途和命运，德国、法国等国出手相救。希腊计划今年财政赤字削减为GDp的8.7％，2012年削减为GDp的3％。面临国内严重的失业问题，这个计划实现的难度可想而知。除希腊外，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也存在严重的财政问题。巨额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已成为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
赤字控制理论
林双林说，加上没有明确统计出来的地方政府的债务，中国的政府债务应该已经相当可观。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政府是可以通过财政赤字短期内使经济增长率提高的。例如，时期的1958～1960年，中国的财政赤字是非常高的。同时，GDp增长率也是惊人的，1958年的GDp增长率就高达21％!然而，GDp的增长是不能全面反映经济发展的全貌。GDp的增长不能反映出对环境的破坏程度，不能反映出对资源的开采程度，不能反映债务水平，也不能准确反映人民的生活水平。所以，在重视GDp增长的同时，应该更重视国民财富的增加，其中包括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开发和保护等。国际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积累债务容易，偿还债务难。应该指出，美国、日本在战后高增长的年代里往往有财政盈余。日本1970年时的政府债务才是GDp的9.6％，1976年时为21.1％，现在已到160％了，债务已经严重影响日本经济的发展，希望这种局面不要在中国出现。中国一定要防患于未然，不要重蹈美国、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的覆辙，要为以后的发展留有余地。在制定财政政策时，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 树立起长期平衡预算的思想。财政赤字应该是反周期的，也就是说，在经济衰退时出现，在经济高增长时消失。多年来，我国各级政府都把经济增长放在首位，即使在高增长的年份也实行赤字财政。例如，2003年GDp增长率为10％，财政赤字占GDp的2.16％；2004年GDp增长率为10.1％，财政赤字占GDp的1.31％；2005年GDp增长率为10.4％，财政赤字占GDp的1.24％。这些年来，财政政策基本上是扩张性的，没有紧缩的时候。有时，三月份还计划增加财政赤字刺激经济，四月份就开始担心经济过热。我们要避免在经济高速增长时候搞赤字财政。
2 在不得不实施赤字财政政策时，应该严格控制赤字的规模。去年财政预算赤字，打破历史纪录，全年经济增长达到9.1％，第四季度增长达到10.7％，实现了高增长。中国为摆脱这次金融危机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已经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世界经济正在复苏，美国连续两个季度，经济增长率为正(2009年第三季度更达到5.9％)，中国应该尽量缩小财政赤字，不然，经济很快又会出现过热。在经济增长稳定后，争取平衡预算。不少人讲，中国赤字尚未达到GDp的3％，债务尚未达到GDp的60％，可以继续扩大赤字和债务。我们不能等到了欧盟的警戒线时再采取行动。应该指出，美国、日本在高速增长时候，财政常常有盈余，赤字和债务大都是在经济衰退时形成的。
3 在经济衰退、实施赤字财政政策时。要防止片面强调增大政府开支的观念，应该重视减税和民间经济发展的作用。我国的财政赤字基本上是由于政府支出扩大造成的。比如，这些年在国家有巨大财政赤字的时候，税收的增长还大大超过GDp的增长。诚然，最近中国合并了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把投资部分从增值税税基中去掉。这些都是制度性改革，不是临时性的财政政策。然而，在这次危机中，我们在减税方面政策仍太少，力度也不够。在经济困难的2009年，财政收入增长率仍然大大高于经济增长率。今年上半年税收增长率更高。中国企业税率本来就高，面临全球性经济衰退，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困难重重，应该出台更多的减少企业税收的措施，这对刺激经济增长，解决就业和经济长远发展都有好处。
4 要提高政府支出的效率。前面讲过，中国的财政赤字基本上来自于政府支出的快速增加，而不是税收的缓慢增长。这样，政府支出的效率就十分关键。一是要把资金投放到对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至关重要，而民营企业又不愿意或者无力投放资金的领域。这些领域包括基础设施、义务教育、医疗、扶贫等等。二是要优化投资量。投资过多或者过少都不利于效率的最大化。要减少公共基础设施重复建设的状况，要使地区间公共产品提供趋于均等。三是要有长远的、合理的规划。要防止今天建，明天拆，或者建起来后缺乏维修，很快折旧的情况发生。
双减政策对家长的意义篇8
关键词多哈回合敏感产品国内支持特殊保障机制
中图分类号：F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09）01-0074-79
2008年7月世界贸易组织（wto）新一轮谈判（多哈回合）非正式部长级会谈经过9天激烈磋商后，各成员国未能就农业问题达成共识，谈判宣告破裂。会谈前日本媒体普遍表示这次谈判是实现2008年年内达成最终协议的最后机会，各界表示出了强烈的关心。但市场准入和国内支持领域各方对立依然尖锐，谈判以失败而告终。这也说明推进农业自由化仍将是wto谈判中最复杂的长期难题之一。本文将对多哈回合农业谈判中的主要对立点和成员的相关立场进行考察，并对日本的立场与其近期国内农业政策的相关性进行分析。
一、多哈回合前的农业谈判
乌拉圭回合前的Gatt多边谈判中，农业问题一直是多边谈判的“例外”。但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欧洲共同体（eC）展开农产品出口市场的争夺，使得乌拉圭回合农业领域成为美国和eC两大成员间的主要议题。美国也对日本的大米等农产品的市场准入等提出了要求，而凯恩斯集团则要求其他成员大幅度削减农业保护。历时7年半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催生了wto协定，在厉害关系最复杂的农业领域最终达成了农业协议（URaa），确立了多边农业谈判的市场准入、国内支持和出口竞争三大核心部分。可以说乌拉圭回合在多边贸易谈判历史中的意义举足轻重，是农业贸易制度改革的转折点。[1]
URaa首先在市场准入方面确立了“关税化”、“关税削减”和“适用于全部农产品”的三个重要原则。为了维持现有的准入机会，还设定了最少输入量（ma），此外，对实行关税化的农产品还引入了“特殊保障机制（SSm）”。其次，在国内支持方面规定对价格支持、补贴等需削减20%“综合支持总量（amS）”。[2]URaa将国内支持分为“黄箱”、“蓝箱”和“绿箱”三类，并明确了属于削减对象的国内支持。在出口竞争方面，规定了财政支出金额上的出口补贴（36%）、享有出口补贴的产品数量（21%）的削减幅度等。
在乌拉圭回合谈判过程中，美国和eC在农业问题上的对立极大地影响了谈判的进程。对农业保护主张“废除”或“大幅度削减”的美国和主张“削减”的eC之间的意见分歧致使谈判数度中止。eC在1992年开始对Cap进行改革，降低支持价格水平，同时对生产者由此引起的收入损失，在满足减产的条件下采取“直接收入支付”的新方式给予补偿。eC的92年农业改革最终推动了乌拉圭回合谈判的进展。美国和eC于1993年底达成协议后乌拉圭回合谈判得以结束。
日本在谈判中也主张对农业保护进行“削减”，而不是“废除”，关于国内支持和市场准入的削减幅度，日本提出了10年内削减30%的方案。这与eC的方案相近，可见，为了避免本国农产品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在谈判中维持本国的影响力，日本采取了相对保守的立场。同时，在谈判中日本选择了向eC靠拢，以此减轻来自美国的自由化压力。但在出口补贴问题上，日本则要求美欧废除出口补贴，这显然符合日本农业的利益，而且在谈判中还可以保持对美欧一定的压力。另外，日本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另一个重要目标是避免大米的关税化。日本强调大米作为日本最基本的粮食对保障粮食安全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应该允许大米作为关税化的“例外”。关税化例外的立场不会遭到eC的反对，美国虽然主张所有的进口限制都应该关税化，但其立场的主要指向为eC，因此在乌拉圭回合日本虽然最终实现了避免大米关税化这一目标，但同时却不得不接受大米部门的ma，所以可以说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日本仍然被迫打破了大米进口限制。而从大米部门在日本农业中的重要地位来说，这一点对日本农业所产生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可见，URaa是激烈对立后妥协的成果，其基本原则中也规定了许多例外情况，而且也存在进口国和出口国的义务不均衡等问题。[3]因此，URaa第20条规定各成员国应在2000年前启动新一轮农业谈判来完成推进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根本性改革。
二、新一轮农业谈判的主要经过及动向
2001年11月新一轮多哈回合多边谈判“多哈发展议程”（DDa）启动后，美国和凯恩斯集团主张削减的“大幅度”和“一律性”，欧盟则继续强调“逐渐”和“灵活性”。发展中国家向发达成员要求关税的“大幅度、一律性的削减”和国内支持、出口补贴的“取消”。除了在农业领域的分歧外，2003年9月坎昆会议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是否将“新加坡议题”纳入谈判领域的问题上也产生了对立，坎昆会议未能取得实质性成果。2005年12月香港会议就2013年前取消所有形式的出口补贴达成了一致，在市场准入方面，发达国家同意在2006年取消所有棉花出口补贴，还同意向最不发达国家（LDCs）免除配额和关税。此外，框架协议中涉及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内容，如特殊产品（Sp）和特殊保障机制的使用也在部长声明中得到了确认。应该说香港会议取得了一定的实质性成果，推进了农业谈判的进程。但在最重要的市场准入和国内支持等问题上的对立依然存在，关税和补贴的具体削减范围也未达成一致。
2007年6月G4（美、欧、印、巴）谈判破裂后，谈判基本上以7月农业小组主席福尔克纳和非农产品市场准入小组主席史蒂芬森分别散发的主席文本为中心进行讨论修改。主席文本在一定程度折中了各成员方的意见，所以被认为是“各打五十大板”的方案。[5]尽管各方普遍表示不满，但都表示接受它作为今后谈判的基础。
在市场准入方面，对于一般产品的关税削减方式，美国和欧盟此前提出的瑞士公式（关税越高，削减幅度越大）和乌拉圭公式（算术平均削减）的“混合公式”遭到了发展中国家集团G20集团的反对，最终文本采取了分层方式。由于欧盟和包括日本在内的十国集团（G10）第4阶层的产品数量较多，因此欧盟和日本都表示难以接受。在敏感产品的削减率问题上，美国和凯恩斯集团等粮食出口国要求尽量限制敏感产品的数量比例，但主席文本的“4―6%”的范围比4月底的“挑战文本”（Challengepaper）所提出的“1―5%”的范围有所扩大。在关税上限问题上，文本没有特别的叙述。而美国此前要求75%的上限，巴西为首的G20要求100%的上限，欧盟此前也表示接受G20的方案。
国内支持方面，根据文本美国应将国内补贴削减66―73%至130―164亿美元的水平。美国在2007年6月的G4会议上暗示能够接受削减至170亿美元，但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要求其削减至120亿美元。另外，由于发达成员在非农产品的市场开放上继续向发展中国家施压，而发展中国家也对市场准入和国内支持的削减幅度表示不满，所以对立局面没有改变。
为了实现2008年底达成最终协议的目标，2008年7月21日在日内瓦召开了非正式部长级会议。在此之前主席文本已进行了4次修订。美国7月21日表示愿意大幅度削减农业补贴，但国会却已在5月通过了新农业法，未来几年将扩大对农作物种植者的补贴，这引起其他成员对美国的强烈不满。会议开始前，发展中国家33国集团（G33）就指出，美国等发达成员削减巨额农业补贴才是打破谈判僵局的关键。事实上美国用于国内价格支持的农业补贴金额由于2007年后粮价的持续上扬，已由2005年的130亿美元降低到目前的约70亿美元的水平，因此，美国表示接受文本提出的“130―164亿美元”的范围在发展中国家看来实际意义并不大。欧盟方面，曼德尔森委员7月22日表示欧盟接受60%的平均关税削减率。23日美国同意将农业补贴削减至150亿美元，但其他各成员方对此依然表示不满。7月24日凌晨美国和欧盟共同提议将敏感产品比例由“4―6%”缩减为4%，以促使发展中国家在非农产品关税减让上的让步。24日欧盟表示同意70%的关税削减率，部长级会议一致同意关税削减率最高为70%。在此基础上，由美国、欧盟、日本等7个成员方举行小型部长会议进行小范围细节磋商，拉米总干事根据会议结果于25日提交了调解方案，以促成发达成员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让步。调解方案中美国同意将农业补贴削减至145亿美元，敏感产品允许日本和瑞士在4%基础上追加2%。
拉米调解方案在关税削减率、国内补贴和敏感产品方面的数值是各成员方讨论妥协的结果，它给谈判带来了一定的转机。但在特殊保障机制的问题上，调解方案却对其利用条件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对此，26日印度、印尼、土耳其等G33成员对调解方案进行讨论后，印度表示了反对，中国也表示应该放宽底限。而美国对印度的这一态度表示不满，批评说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态度阻碍了达成最终协议的进程。由此，围绕特殊保障机制问题，美国与印度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成员的对立开始尖锐。美国和印度等国关于特殊保障机制问题的对立反映出发达成员和新兴、发展中国家之间主张和立场的不同。美国等发达成员在多边谈判中的目标除了进一步打开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品和服务业市场外，还希望扩大本国农产品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份额。2008年国际粮价高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受到威胁，这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对立。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却在谈判中力求限制发展中国家利用特殊保障机制，这不免会受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
拉米29日提出的折中要素包（packageofelements）对特殊保障机制的限制是：只有在进口量激增超过40%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可以最高加征约束关税的15%，同时，每年只能对占总体关税税号2.5%的农产品适用特殊保障机制。对这一修改，G33认为能够利用特殊保障机制的农产品数量太少，且底限过于严格，能够加征的关税限额又太低。因此G33和非盟等成员方提出：对于占关税税号7%的产品，允许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进口数量上升10%时，加征30%的关税。但因美国执意不同意放宽特殊保障机制的底限，谈判最终破裂。
三、日本的立场及主要主张
日本作为粮食进口国在多哈回合谈判中主张“多样农业共存”的理念，强调“农业的多功能性”、保护环境和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日本还强调实现进口国和出口国均衡的贸易政策的必要性。同时，日本主张有必要采取一定的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特殊情况的措施。
具体内容上，首先在市场准入方面，日本主张关税削减应该考虑本国农业的生产率、生产条件及国内市场承受能力，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多哈回合日本最优先的谈判目标就是避免设定关税上限，而在乌拉圭回合中日本的最优先目标是避免基础粮食（大米）的关税化。可见，两回合中日本谈判主张的中心都是围绕其最重要农作物大米来设定的。关税上限是对所有农产品的关税率都控制在一定水平之下的关税减让方式。例如，如果关税上限设定为100%，那么，日本将有义务将包括关税率为778%的大米在内的所有农产品的关税率大幅削减到100%以下。2008年7月的非正式部长级会议没有涉及到关税上限，日本表示支持。在反对大幅度削减关税率的同时，日本欲更多确保敏感产品比例，并尽量控制敏感产品的关税削减幅度，从而最大限度保护国内农业。7月的会议上，日本将敏感产品数量目标由10%调低至8%后仍然没有得到美国、巴西、澳大利亚等成员的理解和支持。美国和欧盟于24日提出了4%的方案后，25日的拉米调解方案中即将敏感产品比例修改为4%。但以其它低关税产品的进口量增加为条件，允许敏感产品比例可以最大追加2%，这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日本和瑞士等国的提议。对此，日本提出新方案要求将追加的比例扩大为4%，以达到8%的目标。但由于其它主要成员都接受了“4%+2%”的意见，所以日本提出的“8%”的主张显得十分孤立。28日日本不得不让步，表示基本接受6%的比例。之后，日本将重点转向提高选择或指定敏感产品的自由度上，开始争取美国和欧盟的支持，想将淀粉和砂糖指定为敏感产品。但巴西等G20集团对敏感产品的自由指定持反对态度。
日本的农产品总数量为1332种。目前日本政府对大米、小麦和乳制品等101种（7.6%）农产品征收200%以上的高关税进行保护。在谈判中日本设定8%的敏感产品目标，就是为了基本维持目前的保护水平。但比例缩减至6%即约80种的情况下，包括魔芋、砂糖在内的许多农产品无法得到高关税保护，将面对进口农产品的竞争压力。再则，指定哪些农产品为敏感产品的问题也将在日本国内引起激烈的议论和批判。
第二，在国内支持方面，日本主张削减应该考虑本国实际情况，确保农业的多功能性和粮食安全，并强调为进行农业结构改革的国内支持的必要性。同乌拉圭回合中日本比较重视“蓝箱政策”（大米等部门的减产、限产）相比，多哈回合中由于欧盟等成员的农业政策改革迅速与“绿箱”靠拢，希望与欧盟加强合作的日本在立场以及国内农业政策上也逐渐向符合“绿箱”条件的相关政策看齐。URaa中规定“蓝箱政策”为“以减产为前提条件下的直接支付”。但框架协议中美国的意见得到了反映，与现行生产量无关的直接支付也算入“蓝箱”内的须进行分层削减。美国的意见主要是针对欧盟在2003年在对共同农业政策的改革中导入了与生产量无关（脱钩）的直接支付制度的。日本在2005年的新《粮食、农业、农村基本计划》中对“经营安定政策”部分的国内支持政策进行了改革，决定从2007年度产的指定农产品开始实施脱钩直接支付。这项政策改革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欧盟的做法。[7]同时，日本也希望通过这一点在多边农业谈判中联合欧盟来强化自己的立场。
第三，日本还强调粮食进口国和出口国的权利义务存在不平衡，因此主张要改变这种不平衡的状况。这是出于从本国粮食安全角度的考虑。此点日本在乌拉圭回合中未正式提出。在2008年7月的谈判中，日本和瑞士联手提出了“为防止出口限制政策的滥用，应事先与进口国商讨”的新制度。这一提议的背景是2008年上半年国际粮价高涨，部分国家实施了部分农产品的出口限制，对此日本国内舆论表示出担忧，希望在多边谈判中强化农产品进口的安定性。但日本的主张并没能在第3次修订文本中得到体现。
在谈判中，日本与G10其他成员、欧盟在市场准入等领域与美国、凯恩斯集团和其他粮食出口国成员意见对立。但在2008年7月部长级会议上，日本最终表示接受包括敏感产品比例削减等推进农产品自由化的拉米方案。这反映出日本希望在农产品方面作出一定的妥协，来换取发展中国家在非农产品和服务业等其他领域的市场开放，促使发展中国家降低汽车和电机产业等的工业品关税，强化日本企业的海外竞争力，以实现国内的经济增长。
四、谈判的破裂及日本的对策
多哈回合谈判关系到全球贸易总额的97%，其本身对世界经济具有重大意义。但由150多个成员组成的wto谈判各方利益分歧严重，特别是美欧等发达成员主导谈判并忽视发展中国家和粮食进口国的利益，这必然遭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反对。2008年7月部长级会议谈判的最终破裂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且，由于2008年上半年的国际粮价走势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农业问题上对立趋向严重，发展中国家和粮食进口国在粮食安全方面的危机感趋强，这也是谈判最后在特殊保障机制问题上发展中国家坚持立场的原因之一。可以说今后的谈判各方能否超越复杂的利益对立、取得共识仍然是个未知数。
7月谈判破裂后，由于谈判主要成员美国面临的总统选举和2009年政权交接等实际情况，短期内迅速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比较困难。而且美国大选的结果也将对wto多边谈判走势产生影响。但鉴于目前美国和世界经济整体下行的趋势，我们认为各国通过推进投资和贸易自由化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愿望应该比较强烈，而且多哈回合多边谈判已持续了近7年，这些都有可能成为促进谈判重新启动和推动谈判进程的因素。
日本媒体在谈判破裂后普遍认为美欧主导多边谈判的时代已经结束，而发展中国家左右谈判的力量正在加强。《读卖新闻》的社论指出谈判破裂表明美欧主导谈判力量弱化。[8]而事实上，7月的部长级会议中美欧的主导性地位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最后阶段的主要对立点仍然在美国的国内补贴和欧盟的农产品关税削减问题上。有关发展中国家特殊保障机制等问题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对于谈判的破裂日本各方反应不一。日本政府表示遗憾，认为促使谈判成功将有益于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制造业方面也表示失望，担心世界自由贸易体制的倒退；而农林水产省和自民党的农林议员、农业团体方面都松了一口气。对于日本农业来说，谈判的破裂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日本农业市场进一步开放的时间，为日本农业的结构改革争取了一定的时间。由于日本国民经济中农业的比重仅占1.2%，工业和服务业领域的增长仍然将是推动日本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力量，因此今后日本产业界仍然会继续要求日本政府在多边谈判中推动经济自由化的进程，日本农业所面临的经济自由化压力并不会减少。
另外，多哈回合谈判的长期化已使日本在通商政策上采取多边（wto）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epa）“双管齐下”的战略。此次谈判的破裂，日本将会加大在推进与东盟、澳大利亚等国的双边自贸协定方面的力度。事实上，日本在2002年与新加坡签订了第一个epa后，便迅速地加快了epa的谈判步伐，相继与墨西哥、马来西亚、智利、泰国、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和东盟签署了双边协定。可以看出，日本在wto的多边框架和普遍主义的原则受到挫折的情况下，正在积极利用双边和区域性的贸易协定手段来实现贸易及投资的扩大。Gatt第24条以及GatS第5条所要求满足Fta（epa）的条件（发达国家：90％的产品无关税及10年内完成）对日本来说达成的现实可能性相对较高，当然，如何顺利达成这些条件也是日本需考虑的问题之一。正因为如此，日本在选择epa对象国时也十分慎重。同时，日本在推进epa战略的同时，除了进一步实现商品、劳务贸易的自由化目标外，日本还在经济合作、劳动力跨境移动、政府采购、贸易便利化、知识产权等wto谈判新领域的各种问题上利用“双边”的手段来进行“各个击破”。
当然，对日本来说在双边框架中农产品市场开放仍然会是无法回避的内容。与澳大利亚的epa交涉对日本农业的开放将是一次考验。鉴于以上情况，日本的农业政策将需要尽早考虑敏感产品的指定和分层关税削减后如何确保国内农产品在国内市场竞争力的问题。在自由化压力不断加大的状况下，日本政府除了迅速推进农业的结构改革，提高劳动生产率之外，为了实现提高粮食自给率的最重要目标，还必须在生产要素的确保方面采取有效对策，减少农业闲、荒地的数量，并确保农业生产和发展所需的劳动力要素。另外，为促进农业规模扩大，激励骨干农家而导入了“品目横断直接支付政策”，今后也需要考虑农产品进一步自由化后对日本国内农产品价格的影响，确保财政支持的力度。
注释：
[1]oeCD：“towardsmoreLiberalagriculturaltrade”，oeCDpolicyBrief，no.39，august2002.
[2]amS是指被认为扭曲贸易的措施，即“黄箱”政策措施中需要削减的部分每年的价值总和。amS=所有特定农产品的综合支持量+所有非特定农产品的综合支持量+所有特定农产品的支持等值。
[3][日]口修：“Gatt／wto体制的概要和wto多哈回合农业谈判”，载《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调查以及立法考察局参考资料》2006年11期。
[4]敏感产品指允许低于一般产品的关税削减率，但须以扩大免关税或低关税配额（对一定量的进口适用免税或低关税，超过部分适用高关税）范围的形式提升市场准入的农产品。
[5][日]菅原纯一：“火山口上的wto多哈回合谈判：是年内达成协议，还是转入冬眠期？”，载[日]《瑞穗政策研究》，2007年8月23日。
[6]孙振宇：“wto新一轮谈判与中国入世后面临的新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11月11日。
[7]张建：“从Cap改革看日本农业的去向：展望东亚共同农业政策的形成”，载[日]《中京企业研究》，no.28，2006年12月。
[8]“不能放缓农业政策改革的步伐”，[日]《读卖新闻》社论，2008年7月31日。
双减政策对家长的意义篇9
这是奥巴马政府两位华裔部长首次同时访华。
7月15日,国务委员刘延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朱棣文和骆家辉一行。
刘延东指出,中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能源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将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中美两国都是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在能源科技领域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的成立,是落实今年4月两国元首伦敦会晤成果的重要践行,将为两国能源科技合作提供平台和支撑。
朱棣文和骆家辉分别介绍了美国政府在能源科技、应对金融危机等方面的政策和立场,表示愿与中方加强合作。
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能源局等有关负责同志陪同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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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中国科技部、国家能源局和美国能源部在人民大会堂共同举行新闻会,国务委员刘延东出席会。科技部部长万钢、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和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共同宣布成立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
为落实今年4月初主席和奥巴马总统伦敦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刘延东于4月中旬访问美国,与朱棣文一致同意在能源科技等双方感兴趣的领域共建中美联合研究中心。两国政府成立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旨在促进中美两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在清洁能源技术领域开展联合研究。联合研究中心首批优先领域包括节能建筑、清洁煤、清洁能源汽车等。
万钢表示,中美两国都是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在能源科技领域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该中心将为两国相关单位参与双边能源科技合作提供平台和支持,对加强中美科技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中美两国将共同投入1500万美元作为该中心的启动资金。科技部、国家能源局和美国能源部将于近期就该中心组建及未来具体合作事宜进行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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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与骆家辉举行会谈,双方均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稳步发展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应继续积极推进中美双边经贸合作。
陈德铭表示,在金融危机形势下,世界各国只有坚持相互开放贸易与投资才能促进世界经济早日复苏。他就美方近期发起的对中国出口轮胎进行特保调查、对油井管等多项钢铁产品进行“双反”调查,及美财政拨款法案中限制中国禽肉出口的有关条款表达了中方的高度关注,希望美政府遵守二十国集团峰会关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慎用贸易救济措施的共识,客观公正地处理好有关案件。陈德铭同时强调,中国一贯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坚持市场开放,中国在经济刺激计划中,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家电下乡等扩大消费政策,许多外资企业从中受惠。中国愿意早日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与该协议成员相互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希望美方等成员能够本着灵活务实的态度,降低要价,为此创造条件。
陈德铭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工作,并自主制定了明确的减排目标。中美双方在该领域合作潜力巨大,愿与美方进一步加强技术和投资贸易合作,如探讨合作共建一些节能环保示范项目。他同时指出,中方反对在国际贸易中实行征收“碳关税”的做法,此举违背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事实上将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借口。
骆家辉表示,美国政府希望与中方加强合作,不断发展美中关系,造福两国人民。美方与中方一样,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认为只有更多地开放市场、加强合作才能克服当前危机。美方重视中方的关切,愿与中方通过磋商妥善解决有关问题。他同时表示,希望积极推进美中在清洁能源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创造更多合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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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国务院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朱棣文和骆家辉。
说,当前中美各级别交往频繁,就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反恐、防扩散等重大问题开展了富有成效的磋商与协调,推动了两国关系发展,也有利于加强国际合作。
表示,中美要坚定不移地维护共同利益,密切沟通与合作,妥善处理分歧,使双边关系更加稳固和富有活力。经贸和能源合作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两国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希望双方发挥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等重要机制的作用,在相互尊重基础上进行平等协商,以开放、创新、共赢的精神推动合作,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
美方表示,美中关系是当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方愿进一步加强同中方在经贸、能源、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为促进世界可持续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美方期待着即将举行的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取得积极成果,愿同中方一道推动双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参加了会见。
当天,国务院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朱棣文一行。
说,近年来,中美能源领域交流与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中国政府实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大力推动节能减排,优化能源结构,积极开发利用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把新能源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加以支持。中方坚持共同而有区别责任的原则,采取有效举措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中美都是能源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加强能源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双方应发挥各自优势和互补性,在先进清洁高效能源技术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推动中美关系向纵深发展。
向客人简要介绍了乌鲁木齐“7・5”事件情况并指出,任何法制国家都不能允许暴力犯罪行为,中国坚持维护社会稳定,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保障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还表示中方愿与美方一道,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作出贡献。
朱棣文对中国在节能减排和发展新能源上取得的进展表示赞赏,希望在清洁能源技术研发推广等方面加强与中方合作,在多方面促进美中关系进一步发展。
当天,国务院副总理在中南海会见了骆家辉。
说,美国新政府上任以来,中美关系开局良好。双方应当继续通过对话,深化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共同推动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
骆家辉表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美方愿同中方进行更多富有成效的交流与合作。
双减政策对家长的意义篇10
【关键词】中欧合作气候变化多层治理地方政府城市气候伙伴关系
【作者简介】康晓，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p467/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7）01-0090-19
【Doi编号】10.13851/ki.gjzw.201701006
英国公投决定退出欧盟和苏格兰威胁退出英国以及更大范围的全球性逆全球化浪潮很大程度上证明，一股“再国家化”浪潮正在席卷全球；国家乃至更小的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应该成为未来国际关系研究的重点，欧盟研究也不例外。目前，关于欧盟多层治理的研究多集中在欧盟内部。但欧盟本质上是一个国家联合体，不具有国家属性，尤其在国际合作领域；在成员国中，法国、德国等大国及其能力较强的地方政府在欧盟对外决策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应该同时关注欧盟内部多层治理体系在国际合作中如何运行及其面临的问题。有鉴于此，作为促进双方四大伙伴关系建设的重要领域之一，中欧气候合作不能只从欧盟层面考察，必须深入欧盟与成员国的互动关系中，并继续向下延伸，将地方政府和社会主体纳入研究框架。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尽管内部存在发达、发展中和欠发达地区的不平衡性，但在国际合作中是以一个整体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参与。相比之下，欧盟则是一个在发展程度上由现代、后现代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国家联合体，但其在气候政策领域则主要反映了积极减排成员国和社会主体的诉求。这导致作为单一国家行为体的中国与欧盟多层行为体气候合作之间的非对称性，并由此产生了在治理目标、能力和机制上的严重摩擦。要缩小甚至消除这种非对称性，中欧双方应当大力推进多层气候合作，特别是从地方政府合作层面探索应对这种非对称性的途径。
一、中欧气候合作困境与非对称性分析
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欧盟就减排的量化指标和谈判机制问题持续向中国施压。会后，时任英国气候变化大臣米利班德（edwardmiliband）更是指责中国阻碍了大会达成在2050年前将全球温室气体减排50%的目标。需要指出的是，中欧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的矛盾只是双方气候合作总体矛盾的集中反映，其根源在于表面上宏大、全面、精巧，实际上却复杂、脆弱，且具有非对称性的中欧多层气候合作架构，而这种合作架构根本上是由欧盟的多层治理结构所形成的。
多层治理是欧洲一体化实践中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在决策权博弈过程中形成的制度结果，本质上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在国际层面的延伸。欧盟作为当今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已经形成诸多超国家机构，这与各成员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社会行为体形成了至少三个层次的多层治理结构。马克斯（Garymarks）和胡格（LiesbetHooghe）等学者认为，多层治理不同于国家中心的治理结构，而是在超国家机构、政府间机构、民族国家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各种非政府组织在多个层次上形成了相互依赖、功能互补及能力重叠的独特决策机制。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决策能力被不同层次的行为体分享，而非被国家垄断；第二，集体决策使单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对决策权的控制；第三，多层治理在政治领域是相互联系的，而非嵌套的。这一结构是欧盟在一体化的同一性与各成员国多样性之间的平衡，目的是在获得一体化收益的同时，利用各种治理手段应对一体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这些问题和挑战不是传统的政治统治方式可以解决的，必须在政府和社会行为体间建立一种协商机制，平等听取各方意见，特别是使某些领域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行为体参与到治理过程中。
比如在欧盟气候治理过程中，技术专家始终是气候变化治理的权威来源。在欧盟气候决策机制中，“国际环境问题工作组―气候变化小组”（workingpartyoninternationalenvironmentissues，ClimateChange，wpiei-CC）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这个由成员国气候官员与专家组成的机构在欧盟对外气候决策中起到基础性的作用，并表现出一定的政治性。首先，成员国环境部长们将wpiei-CC作为协调成员国利益的预热平台，避免直接在部长理事会上的正面冲突。其次，wpiei-CC本质上是一个在欧盟内部凝聚气候政策共识的机构，参与其中的官员和专家都具有使欧盟成为国际气候谈判领导者的共同意愿，因此是欧盟共同气候政策制定的主要推动者。wpiei-CC的意见最终将交由欧盟环境部长理事会进行决策，这一机制起到连接成员国与超国家机构的作用，将成员国利益诉求反映到欧盟理事会的决策中。根据自由政府间主义理论，欧盟决策基于成员国的国家偏好，它是成员国内部各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具有确定性和动态性，即利益集团通过国家平台间接影响欧盟决策。穆拉弗切克（andrewmoravcsik）认为，这一过程中单边选择能力、建立替代联盟能力、议程联系能力更强的国家将更可能影响欧盟决策方向。因此，欧盟对外气候政策首先是成员国内部各利益集团在成员国政府层面的利益整合，然后由wpiei-CC反映到欧盟层面，实现各成员国利益的第二次整合。但欧盟层面的最终决策是由在气候问题上较为积极且影响决策力量较强的国家主导。
具体来看，欧盟成员国关于气候问题的态度基本可分成三类：第一类包括丹麦、荷兰、德国、芬兰和瑞典等，这些国家都倡导积极的环保政策，国内绿党和环保利益集团强大，并且经济结构上已经具备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良好基础；第二类包括爱尔兰、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希腊，这些国家在气候政策的制定上较为被动，国内缺少应对气候变化的能源和环境立法，大多被动接受欧盟层面的相关政策和立法；第三类国家以法国为代表，对以核能等新能源应对气候变化表现积极，但本质上属于现代国家，相对于接近后现展水平的北欧等国在低碳转型的态度和经济社会结构上都显得逊色，因此居于上述两类国家之间。可见，法国、德国是应对气候变化较为积极的成员国。同时，按照穆拉弗切克影响欧盟决策能力的单边选择、建立替代联盟、议程联系三个变量，这两国由于人口、经济总量位居欧盟前两位，所以不依赖联盟单边行动的能力、建立符合自身偏好的替代联盟的能力和联系其他议程讨价还价的能力都较强，因此也是影响欧盟决策能力较强的成员国，这使得欧盟最终的气候政策更容易反映这两国的偏好。
除成员国层面以外，欧盟多层气候治理机制还直接将绿党、环境利益集团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利益诉求直接纳入欧盟决策程序的参考中。比如，1989年绿党所做的欧盟晴雨表调查在议会中得到前所未有的支持，并成为第四大党。长期以来，欧盟还特别注重引导利益集团和非政府环境组织参与气候治理。比如，欧洲环境局、世界自然基金、交通与环境、国际鸟类保护组织、绿色和平组织、欧洲地球之友、欧洲气候网络等影响力较大的环境组织，常常通过倡议、聚焦公众注意力、游说与抗议等方式培育并传播生态价值与规范，逐步成为地方民众实现环境治理的一股黏合剂。同时，欧盟内部多样化的环境组织还可以通过参与专家委员会的方式直接影响欧盟决策。在这一治理结构下，丹麦、荷兰、芬兰和瑞典等北欧国家虽然人口和经济总量在欧盟成员国中并不靠前，但由于绿党和环境组织势力强大，同样可以直接影响欧盟气候政策的制定。最后，欧盟层面的气候政策必然主要反映这些要求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同时又能够且愿意承担应对成本的国家的偏好，表现在国际气候谈判领域就是过于超前的减排目标。
中国与欧盟多层气候合作的非对称性，表现在中国参与国际合作时是作为一个单一制国家的整体参与，而且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能源结构中煤炭占据绝对优势。而欧盟是一个多层治理结构，决策的主导权主要依赖成员国博弈。因此欧盟内部虽然也有发展中成员国，但作为一个整体，其气候政策却更多代表了经济水平接近或者已经进入后现代阶段的成员国利益，这些国家无论是能源结构、消费习惯，还是低碳经济转型的条件都远远优于中国。从能源结构看，2014年，欧盟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成员国的煤炭消费量占世界消费量的比重都低于2%，而中国则占到50.6%。从目标看，根据《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是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为15%，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而欧盟制定的2020年应对气候变化目标是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20%，单位GDp能效提升20%，温室气体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0%。在此背景下，欧盟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主要成员国的可再生能源占比在20%上下浮动，除荷兰外其他国家都高于中国（见表1）。在2014年《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中国公布的2030年应对目标是在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提高到20%左右。而2015年欧盟制定的2030年目标是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40%，可再生能源占总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27%。可见，无论是碳减排目标，还是可再生能源目标，中国都远低于欧盟，更低于欧盟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成员国。
尽管如此，中国仍为实现能源体系转型付出了不小代价。例如，在中国整体经济增长减速的背景下，以煤炭产业为主的山西省经济增速连续两年处于全国各省区市的最后几位。2015年，山西省五大煤炭集团负债率达到81.79%，全省煤炭行业亏损94.25亿元。与煤炭紧密相关的焦炭、冶金、电力工业增速明显回落，进而导致山西省工业经济增长疲软，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下降2.8%。由此可见，中国由于后发国家的性质，需要在短期内实现经济总量的快速扩大，必须保持较高增长速度，因而以煤炭为代表的廉价能源就占据了能源消费结构的主体。这一客观条件决定的发展方式长期存在，一方面带来了煤炭生产大省的短期富裕，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中国对煤炭产业的高度路径依赖。山西目前的经济状况正是中国经济在向低碳经济艰难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缩影。一方面，中国从整体上需要尽快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就必须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但另一方面，低碳化的过程又必须淘汰高污染和高排放的落后产能，这又必然降低某些行业和省份的经济增速。更重要的是，培育一个新产业的难度远远大于维持一个旧产业的难度。后者在人才、需求、市场主体的培育等各个方面都需要一个漫长过程。如果在此过程中无法保持淘汰落后产业与保持必要增速之间的平衡，那么中国有可能陷入新老产业更替青黄不接的困境。
表1欧盟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主要成员国与中国能源结构比较
行为体煤炭消费占世界比重（2014年）可再生能源占总能源比例的目标（2020年）
丹麦0.1%30%
芬兰0.1%38%
法国0.2%23%
德国2.0%18%
荷兰0.2%14%
瑞典0.1%50%
中国50.6%15%
资料来源：《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5年6月，http：///content/dam/bp-country/zhcn/publications/2015SR/Statistical%20Review%20of%20world%20energy%202015%20Cn%20Final%2020150617.pdf，第32-33页；europeanCommission，“eUClimateaction，nationalactionplans，”http：//ec.europa.eu/energy/node/71。
山西在能源产业转型和保持经济增速方面的两难困境，进一步反映出中欧双方在减排目标和能源结构调整目标上的差异，也是中欧多层气候合作非对称性的写照。如果不能有效应对这种非对称性，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的严重分歧还会出现在未来的中欧气候合作中。比如，在2015年6月中欧领导人峰会上达成的《中欧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再次强调了中国和欧盟及其成员国各自在减排方面的自主贡献，以及这些贡献对全球低碳和绿色发展的重要意义。这实际上是对双方根据自身情况独立设置减排目标的共识，体现了中欧对各自发展的尊重，将减排目标和政策的制定权交还给减排主体，避免了国际机制强制性为其设定目标的模式，因此将从根本上激发中国和欧盟进一步减排的动力。但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欧盟仍然不满足对于中国来说已经非常高的减排目标，还希望中国进一步提高目标。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就明确表示，“我们的减排目标是比1990年减少40%，我非常欢迎中国能够对同样的目标承担起责任。”从根本上看，这是在用欧盟内部已经进入后现代经济发展水平的成员国标准来要求中国这样一个正在高速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
二、中欧多层气候合作的进展
中欧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和能力的非对称性，根本上源于中欧制度的非对称性，即欧盟以多层结构与中国的单层结构合作。因此，中国应促进中欧气候变化合作向多层次合作方向发展，特别是将气候合作的主体充分向下延伸，提升地方政府在中欧气候合作中的地位。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多层次合作已经具备了相当扎实的现实基础，中欧气候合作早已超越了中国与欧盟的单一层次合作。具体而言，中欧多层气候合作主要在中国与欧盟、中国与欧盟成员国及双方社会层面三个层次展开。
第一，中国与欧盟气候合作。这一层面的气候合作主要体现在几份重要的双边文件中。2005年的《中欧气候变化联合宣言》确立了中国与欧盟气候伙伴关系，标志着气候变化成为中欧关系的重要内容，“双方合作也逐渐突破单向援助，演变为环境、能源、低碳经济等多领域的双向合作”。因此，该宣言可以被认为是中国与欧盟气候合作的正式开端。2010年的《中欧气候变化对话与合作联合声明》建立了中欧气候变化部长级对话以推进务实合作并交流意见，意味着中国与欧盟气候合作进入机制化阶段，为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2013年的《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是中欧面向未来战略合作规划的重要文件，其中在“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部分指出，中欧要“合作建立绿色低碳发展的战略政策框架，以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改善环境质量和促进绿色产业合作。通过开展中欧碳排放交易能力建设合作项目，推动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运用市场机制应对气候变化”。可见，中国与欧盟气候伙伴关系经过近十年的发展，气候变化议题已被纳入中欧长期关系的战略规划之中，成为双方战略层面合作的重要内容。2015年正值中欧建立气候伙伴关系十周年，双方又发表了《中欧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这既是对双方十年气候合作的总结，也是面向未来气候合作的新规划。声明中不仅提出要提升气候变化在中欧关系中的地位，而且在保持传统合作内容的基础上，增加了建立低碳城市伙伴关系，并在二十国集团（G20）、经济大国能源与气候论坛、《蒙特利尔议定书》、国际民航组织、国际海事组织等相关机制方面协调气候立场，加强双方国内气候政策协调等新内容，由此使得中国与欧盟层面的气候合作内容更加充实。
总体来看，中国与欧盟层面的气候合作开始较早，在发展过程中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制度框架，合作领域也不断拓展，这得益于双方在冷战后建立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但在多层治理结构下，推进中国与欧盟的气候治理合作，最终还必须依靠欧盟成员国。
第二，中国与欧盟主要成员国的气候合作。在中欧气候合作框架下，中国与法国、德国两个欧盟主要成员国也开展了积极的双边气候合作。总体来看，虽然已建立起中法、中德双边气候合作机制，但是在合作初期，由于气候与能源体系转型特别是发展方式转型等重大战略议题是相分离的，气候合作只是环境合作的一部分，尚未上升到双边合作的战略层面。以2015年联合国巴黎气候大会为标志，气候合作在中国与法、德的双边关系中的地位大幅提升。中国与法、德先后发表最高级别的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或宣言，就推动巴黎气候大会取得成果并最终落实表达了坚定的政治决心。由此，气候合作已经进入中国与法、德双边关系的战略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