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减政策的提案篇1
关键词：减免税政策；免税制度；减免税优惠；税收优惠；征税对象
中图分类号：D63l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8-00-02
自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税收减免管理办法（试行）》（国税发〔2005〕129号文）始，税收减免税备案管理与减免税审批管理共同成为税务部门进行减免税管理的主要方式和手段。随着时间的推移，笔者认为，历经九年的减免税管理办法中有关减免税备案的规定弊端逐渐显露，有必要进行适当的改革。
一、减免税备案制度在实践中逐渐暴露的弊端
1.救济手段不明确影响结构性减税的政策效应
《税收减免管理办法（试行）》第五条规定“纳税人享受备案类减免税，应提请备案，经税务机关登记备案后，自登记备案之日起执行。纳税人未按规定备案的，一律不得减免税”。在实际征管过程中，对该条款有三种看法，一部分人认为未在规定时限内提出备案申请的，均不得享受减免税优惠；一部分人认为可以补充提请备案，但补充提请备案之前的不能予以享受减免税政策；另一部分人认为可以补充提请备案，但补充提请后可以自始予以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由于理解的不同，实务中税务部门出于谨慎本能及规避执法风险考虑，一般不予补充备案，造成未及时备案时救济手段不力的状况，直接影响了部分优惠政策的落实。
2.减免税备案制度不符合实质重于形式的税法精神
新时期地税部门注重构建和谐征纳关系，合理行政是题中之义，合理行政包含了实质重于形式的执法精神。企业的经营行为符合法律法规的减免税条件，在法律、法规、规章未设定审批的情况下，不能认定不经备案就丧失了享受实体权利，企业符合规定的减免税条件，从保护纳税人权益的角度，笔者认为其实体权利仍然存在，应允许进行一定的有效救济。
3.减免税备案制度实行的准审批性质不符合简政放权的理念
从流程设置上看，备案登记事项在业务流转设置上与审批类流程类似，是一种“准审批”行为。取消审批的目的是要放权，对取消审批的项目同时要求备案，这种既放又收的矛盾做法，不仅无法实现政府设定的压缩审批、简政放权、提高行政效能的目标，还增加了征纳双方的成本，其效果与高速公路法定节假日免收费却仍然发卡造成大量堵车是一样的。
4.减免税备案过程中的“严入宽出”的现象不利于公平竞争
目前对备案减免税项目没有操作性强的后续管理办法来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备案事前审核，轻事后评估、核查的“严入宽出”的情形。对备案事项的事后监管没有同步，无法及时了解企业减免税变化情况，使企业产生已经取得审批或备案手续的安全心态，擅用或滥用优惠政策，造成税基侵蚀和实质上的不公平竞争。
二、改革税收备案制度的必要性
1.改革税收备案制度可以确保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到位
减免税优惠政策在调整社会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保民生促发展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税收调节作用，备案制度作为减免税的管理手段之一，是否适当、合理将直接影响减免税政策能否得到有效落实。
2.改革税收备案制度有利于有效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
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解学智在全国税务系统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牢固树立不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就是收“过头税”、就是侵害纳税人合法权益的观念，不能以税收收入任务紧张为由在落实税收优惠政策上打折扣。新一轮的征管法修正案也以更加注重保护纳税人的权益作为修订的重要内容。现行备案制度具有准审批的性质，同时存在行政救济手段的不足，与纳税人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
3.改革税收备案制度是简政放权、依法治税的内在要求
目前全国上下正在建设服务型政府，党的十明确提出了行政审批改革，国务院也已进行了多轮审批项目的清理。清理要求行政审批项目只能由法律法规设定，一些已明文规定取消审批的项目必须予以清理。
三、改革减免税备案制度的若干建议
1.应该考虑改变旧的管理理念，逐步取消备案管理
一方面，审批及备案的核心是为了加强对减免税政策落实的监管，但当前税收征管模式及治税理念均发生重大变化，对企业监管渠道的不断丰富，使得逐步取消备案管理制度成为可能。信息管税已成为当前重要的征管手段，依托征管信息数据库，通过后台取得企业相关报表及减免税数据，进行跟踪管理；或者利用第三方涉税信息交换平台可以较好地掌握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掌握企业享受优惠的具体情况，使减免税过程变得可控。另一方面，征纳双方也已摆脱旧有征管理念中管理与被管理的模式，更加强调管理与服务并重。在这种情况下，应更加推崇对纳税人的“诚信推定”，从事先审核审批、备案的旧有管理模式转变为以纳税人自行申报为主的方式上来。
2.应该明确事后救济手段，确保优惠政策落到实处
在现行未完全取消备案制度的情况下，应进一步明确具体的救济方式。建议从维护税法的刚性出发，设定一个允许救济的期限。从国家税务总局近几年企业所得税管理思路上看，均采用了这样的一种思路，如“对企业发现以前年度实际发生的，按照税收规定应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而未扣除或者少扣除的支出，企业做出专项申报及说明后，准予追补至该项目发生年度计算扣除，但追补确认期限不得超过5年”。建议遵循这一治税理念，及时明确救济的原则和具体操作程序。
3.建议考虑扩大影响，对部分备案项目取消备案转为直接减免
直接减免指法律法规有明文规定达到条件的可直按减免，不必再备案或审批，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要审批的除外。采取直接减免的方式纳税人受惠迅速，落实面高，有助于减免税政策迅速落实到位，特别是对中小微企业影响深远，同时征纳双方也可以减少审核审批方面的事项，节约征纳成本。从福建省莆田市、龙岩市2012年中小微企业优惠政策落实情况看，2012年两市分别对5612户、3201户不达营业税起征点的个体工商户减免税额2507.25万元、2281.75万元，成效明显。“2013年8月1日起对月营业额不超过2万元的企业或非企业性单位免征营业税”，此项政策也是采取直接减免的方式，该项工作赢得总理在促进西部发展和扶贫工作座谈会上的肯定，指出“这次对部分小微企业暂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反响很好”。
4.应该宽严并济，加强事后审核控管
“宽入”可以把符合减免税条件的企业都纳入减免税的笼子，减少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双方的办税成本；“严出”是要加强事后审核，及时发现减免税条件变化情况，对不符合减免税条件套取国家优惠政策的予以严厉打击，对减免税条件改变的及时予以取消享受优惠政策资格。税务部门应通过信息管税进行后台数据管理，对享受减免税政策的企业加强财务数据分析，根据数据疑点、风险等级适时组织对受惠企业的实地巡查或案头评估，以确认企业享受的优惠条件没有变化，确保不因取消备案制度而削弱对减免税的管理。通过信息管税实现减免税管理的目标，还需要征管部门对年度汇算清缴报告表、各税费年度自查表中减免税相关栏目进行专项设计，以利于税收管理机构进行过程监控和在申报期后开展专项评估或审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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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忠庆.我国税收减免管理制度亟待改进[J].统计与决策，2004（09）：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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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双减政策的提案篇2
1980年1月,里根当选总统。我方在北京和华盛顿就美方邀请台湾的蒋彦士出席里根总统就职典礼事进行严正交涉,明确表示,这是制造“两个中国”,如果蒋彦士真的出席这个典礼,中国大使柴泽民决不出席。美国作出了让步,由它的驻华大使伍德科克通告中方,已经抵达华盛顿的蒋彦士已因病“住进了医院”,肯定不会出席里根总统的就职典礼。柴泽民大使这才接受美方的邀请,代表中国出席了里根的就职典礼。
1981年6月,美国国务卿黑格访华。在会谈中,我提出了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美国有意实行“”政策,把台湾作为独立的政治实体,取得国际地位,向台湾出售武器实质上是继续把台湾置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之下,延长中国的分裂局面,是对中国领土和的严重侵犯。16日,小平同志会见黑格,再次谈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他强调说,我们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干扰太厉害会使中美关系停滞甚至后退,希望美国政府从更广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黑格只说,美国会十分谨慎地处理这个问题。
黑格访华后,我们推迟了总参谋长助理刘华清对美国的访问,控制去美团组和带队人的级别,加强舆论对美国的抨击,通过第三国对美国领导人表达我国的极端不满。中央决定,借二十二国(包括中国、美国在内)首脑于10月份在墨西哥坎昆讨论南北问题之机,直接向里根提出售台武器问题,建议双方就此举行正式谈判。10月30日下午,我同黑格又举行了一次会谈。黑格说:中方突然要美国抛弃老朋友,把问题拿到谈判桌上,逼美方作出无法兑现的承诺,向总统的信誉挑战,这样就把美国逼到墙角。美方同意就售台武器问题与中方会谈,在此期间美国将谨慎行事,但仍要做它必须做的事。中方未就和平解决承担义务,却要美国在规定期限内停止售台武器。美国同样准备应付中美关系全面后退的后果。我说:不能说中国在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提出的要求是把美国逼到墙角,相反,要求中国无限期容忍美国卖武器给台湾,使中国的和领土完整被侵犯,内政受干涉,才是把中国逼到墙角。最后我们商定,12月再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进行副部长级的谈判。12月4日,谈判开始在北京我国外交部进行。中方代表是章文晋副外长,美方代表是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
此后不久,即1982年1月,负责远东及太平洋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霍尔德里奇来北京,同我方进行了三天会谈。霍尔德里奇说,希望中美双方现在进行的谈判能达成协议,最后发表一项内容较为广泛的公报,包括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一系列原则,也包括双方对国际问题的看法,按《上海公报》的格式,在下月底《上海公报》十周年时发表。
在霍尔德里奇访华后,我方于1月22日提出了解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第一个联合公报草案,核心是:美售台武器逐步减少,直至在一定时期内完全停止,在此以前向台出售的武器在数量和性能上不超过卡特时期的水平。草案只谈售台武器问题,不谈其他问题。1月25日,美方提出他们的第一个草案,又在2月15日提出第二个草案。美方草案回避了作出停售武器的承诺,而把售台武器问题与我和平解决挂钩。至3月底,双方在正式会谈和非正式磋商中都无法取得进展,谈判陷于僵局。4月6日,恒安石送来里根总统给小平同志的信,要求派副总统布什来北京会谈。我方同意。
5月5日,布什副总统乘专机抵达杭州,天下着大雨。第二天上午,美方提出要与我方在杭州或北京就双方正在讨论的草案进行紧急磋商。我方建议请美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傅立民在北京会见我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朱启祯,了解中方对美方2月15日草案的非正式修改意见,即在我方对和平解决的政策表述作某种美方可以满意的修改后,美对售台武器问题除表示以后要逐渐减少外,还应表示,美向台出售武器不会无限期地继续下去,或美不寻求执行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等。
7日,布什抵达北京。5月8日上午,布什见邓副总理。小平同志指出,《与台湾关系法》侵犯中国,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是中美关系中的阴影,是潜伏的危机。在建交公报中,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现在再搞《与台湾关系法》,不是要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吗?如果两国关系中的这个疙瘩能够解开,将对全球战略很有利。邓副总理要布什转告里根总统,美国领导人应承诺,在一定时期内逐步减少并终止向台湾出售武器。承诺的方式可以商量,公报的措辞可以研究。当天下午,韩叙副外长约见随布什来华的助理国务卿霍尔德里奇,非正式地提出我1月22日草案的四段修改。正当中美有关军售问题的谈判激烈交锋之际,传来了6月25日里根总统宣布黑格国务卿辞职的消息。里根任命乔治・舒尔茨为新国务卿。据我观察,这同美国各派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的分歧有关。黑格感到他同里根总统的关系难以为继,愤而辞职。接任的舒尔茨国务卿基本参照里根总统业已批准的黑格备忘录原则同中方谈判。
期间,美方于7月13日由恒安石大使向邓副总理面交里根总统的信,并提交美方新草案。里根在信中表示,要他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终止向台出售武器极其为难,但他不谋求执行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也不会无限期地向台出售武器。美方新草案除写入里根说的这两点,还表示美国预期在一段时间内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以至最终导致最后的解决,美政府承认中国关于在一段时间内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原则。恒安石还说,在中美双方就此问题达成协议后,中美高级领导人可以恢复互访,美国国务卿将访华,欢迎中国总理访美。
17日上午,我会见恒安石,转达邓副总理的回话:7月13日里根总统的信和美方新草案有积极因素,但双方立场仍有不少差距,要继续努力,通过商谈,争取就联合公报达成协议。当天下午,韩叙副外长向恒安石提出了我方新草案并建议双方开始逐段讨论。又经过两次会谈,美方要在联合公报中写入双方对广泛国际问题的看法,被我方拒绝。我方对17日草案提出了修正案,美方同意以此修正案为基础开始进行逐段讨论。
8月7日,中美双方开始逐段讨论。美方提出一个新草案,却比上次提的草案又有倒退,还宣读新任国务卿舒尔茨的话,说关于售台武器的协议必须符合美国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韩叙副外长表示震惊,评论说美方这一主张将使我们的谈判没有讨论的基础。当晚美方转弯子,恒安石邀我方人员于9日共进午餐,进行非正式接触。午餐时,美方的调子有了改变,提出了一些可以商讨的建议。次日起至15日,双方每天都会谈,有时甚至是上、下午都谈。
关于双减政策的提案篇3
关键词日本政治行政新保守主义改革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6）04000916
作者简介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主任，教授。曾任日本爱知大学中国交换研究员、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比较政治、日本政治与行政、日本外交。独著或与他人合著有：《政府政治》、《大国战略研究》、《日本公务员制度与政治过程》、《文化改造与社会变革》、《新世纪日本的行政改革》、《变革中的日本政治与外交》等专著，发表过数十篇有关日本问题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
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在政治、行政领域进行了众议院选举区制度改革、政治资金管理制度改革、地方分权改革、中央政府机构改革等一系列重要改革。[1]其改革密度之高、力度之大、影响之深，仅次于明治维新和战后初期的改革。从整体上把握这一系列改革相互之间的联系，揭示其性质，是中国的日本学研究者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尽管这些改革涉及的目标领域相当广泛、问题十分繁杂，并且有多种政治力量参与和相互作用，但是就其产生的背景、主要内容、基本指向和主导力量等角度视之，其本质是由日本的保守主义政治势力主导的、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大幅度提高政治和行政的效能而开展的新的保守集权改革。
一
“55年体制”下的日本政治、行政格局具有保守集权与多种双重结构并存的特点。
就制度所规定的权力配置关系而言，“55年体制”是一个保守集权的体制。在国家政治统治权力方面，以自民党为代表的保守政治势力以其注重国内经济发展的政治纲领、独特的派阀权力交替结构以及对于社会党等在野党的社会福利纲领的及时吸纳，获得了持续、稳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连续38年单独执掌国家权力，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战后历史中绝无仅有；在国家结构方面，控制国家权力的保守政治势力，通过中央政府“机关委任事务”、“必置制度”、补助金制度等制度性安排，[2]使得战后初期建立起来的地方自治制度空心化；在国家与社会关系方面，日本保守政治势力通过以自民党主导的政界、以中央政府职能部门主导的行政和以“财界四团体”主导的经济界之间的所谓“政、官、财”三界紧密协调、相互勾结的机制控制了日本的政策过程。
然而从权力运行的角度看，“55年体制”下的日本政治与行政格局中又存在着多种双重结构。
在国家政治方面，在战后宪法,尤其是众议院中选举区制度的作用下，以日本社会党为首的在野政治势力虽然始终无法突破保守势力独掌国家权力的格局，但是却长衰不竭，每每在国家发展走向以及具体政策制定方面对自民党形成程序上的牵制，由此形成了“保革对立”的双重结构。
在执政的自民党内部，政治权力的双重结构特征主要表现为派阀对于党的领导的牵制。派阀首领为了帮助自己和派阀成员获取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职位，不惜以对某项政策的支持或者反对来要挟党的领导层，在政策过程上对党形成牵制，迫使党首在分配党和国家重要职位时不得不努力遵守“派阀均衡”和“年功序列”等原则或惯例，在制定大政方针时不得不与其他派阀首领进行反复协商和交换。
在国家结构（中央和地方关系）方面，虽然日本的地方自治制度本质上只是“三分自治”，在中央政府与地方自治体发生冲突时，地方最终无法战胜来自中央的控制，但是有关“机关委任事务”的规定，使地方自治体得以参与部分中央行政事务的实施过程，当地方与中央发生矛盾时，地方自治体可以利用程序上的安排对中央政府进行一定的抵抗。1995年围绕美军基地用地租约续签问题。冲绳县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纠纷就充分地显示了这一点。当时，冲绳的部分私人土地主拒绝继续向美军提供基地用地，日本中央政府要求冲绳地方当局按照法定程序代替土地所有者在土地出租合同上签字以办理强制租用手续，却遭到了冲绳县知事的拒绝。外交权和军事权本属于日本中央政府的权限范围，但是，由于日本中央政府将办理有关强制租用基地用地的手续作为中央政府的“机关委任事务”委任给地方自治体执行，使得冲绳县知事得以实际参与外交和军事政策过程，并通过拒绝代行签字等行为而对日本中央政府执掌的外交权和军事权形成挑战。[3]虽然这一挑战只是程序性的，并且日本政府最终通过司法途径迫使该知事履行了代行签字的职责，但是，它清楚地显示了日本在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所存在的双重结构以及该结构是如何降低中央政府的统治效能的。
在政治和行政关系方面同样存在着某种双重结构。日本是议会内阁制国家，行政权属于内阁，内阁由在众议院选举中占据多数席位的政党或政党联盟组成。按理说，在这一体制下，执政党对于行政系统应该具有全面和强有力的控制能力，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由于执政的自民党中派阀势力纵横交错，轮流坐庄风气盛行，导致内阁更迭频繁，影响了执政党对于行政系统的全面和有效控制。中央政府各个省厅的政策或者由各省厅官僚独自决定，或者由他们与自民党“族议员”及其所在的自民党政调会相关政策部门协商制定，致使行政决策呈现出浓厚的省厅利益色彩、地方利益色彩和派阀利益色彩。执掌国家行政权的内阁会议往往成为大臣们在行政机关递交的政策方案上签字的“书法练习会”。官僚主导的行政权力格局未必会降低行政效率，但是由于日本的官僚体制具有纵向分割的特点，加之在长期的行政过程中形成的工作模式和部门私利作祟，导致省厅之间摩擦严重，在这种格局下，内阁会议地位和功能的弱化必然导致行政系统整体协调性的缺失。
二
双重结构未必是冲突性结构，其运作效能也未必低下，但是日本“55年体制”的盛衰过程显示，要在双重结构下保证政策过程的高效运行必须具备如下前提：结构中的矛盾的双方在权力关系上呈现一方主导、另一方顺从的主从关系；或者是双方能够达成广泛的利益协调和妥协。在20世纪80年代末之前，尽管在政治和行政的多个领域中存在着双重权力结构，但是日本政策过程的总体效能并不低。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各种双重结构内部既存在着主从关系，又有着广泛的利益协调和妥协。
在保革对立双重结构中，一方面自民党掌握着国家统治权力，竭力挤压社会党等左翼力量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却不断地吸纳左翼的社会政策主张，在加强自身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左翼所代表的利益需求，实现了“保革”双方对立中的妥协；在中央和地方关系双重结构中，一方面中央为主、地方为次，另一方面中央政府通过各种政策手段对于国家财政收入等资源进行再分配，满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实现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广泛的利益协调和妥协；在政党和派阀双重结构中，主流派阀的首领通常按照实力原则、全党一致原则和年功序列原则分配党内和其所控制的国家机关的重要职位，使得自民党这一由派阀组成的政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关系始终处于动态平衡之中，维持了长期执政的地位。
当时双重权力结构中的矛盾的双方在之所以能够每每实现对抗中的协调和妥协，与当时日本政策议程的特点以及矛盾的主导方（即自民党、中央政府、执政党总裁）手中握有比较多的政策资源（主要是财源）有着密切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日本的政策议程主要是对随着经济增长而来的增量资源作增加型的分配。政策利益相关者所争论的,主要是获取资源的多少和获取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各个利益主体之间虽然也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但由于冲突的主导方（如自民党、中央政府、党的总裁）拥有比较充裕的资源，同时利益冲突所涉及只是获利数量增加的多少和获取时间的先后，所以容易达成交换和妥协。因此，虽然存在着双重权力结构，但是其协调的空间大、难度低，对于统治效能的负面影响并不大。不仅如此，由于政策方案在形成过程中经过多方协调，因此其一旦通过，实施效能相当高，从而较好地补偿了在政策方案规划和合法化过程中因反复协调而产生的效能损失。
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所处的内外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对政治统治结构影响最直接的因素有三个：一是经过长期发展，日本国内各地区发展之间的差异大幅度缩小；二是日本经济的长期不景气；三是在日本社会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同时，日本统治集团将参与海外军事活动、实现“政治大国化”和“普通国家化”确定为国家的近期战略目标。
国内各地区发展差异的逐渐消失，使得可供自民党政治家个人提出地区发展政策的空间越来越少。[4]由此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自民党政治家越来越难以用新的地区发展纲领来换取选票，原先存在于自民党政治家后援组织内部、建立在地区利益基础上的忠诚与团结趋向动摇，在投票中出现了“分散化”和“流动化”的倾向。在此背景下，如何构筑以党派为支持对象的政治基础就成为巩固保守政治统治的重要课题，而要解决这一课题就必须改革选举制度和政党体制，建立起举党一致的体制。
日本经济发展的持续低迷导致执政党和中央政府手中掌握的基本政策资源――财源从不断增加转为停滞和减少。随之，日本国内公共政策的基本类型发生转折性变化，即由以往的只产生获利者的分配型政策为主转变为以部分政策对象承担政策成本的调节性政策为主。公共政策的内容由以往对不断增加的资源作增加型分配，转变为停滞增长，甚至对呈现缩减趋势的资源作缩减调整型的分配。在此背景下，原先各种利益群体较为一致的利益基础开始分化，各种利益需求较为容易协调的前提条件逐渐消失。表现在具体政策层面，消除金融机构的坏帐与社会公平、国际化与市场保护、产业转移与稳定就业、减少财政赤字与刺激经济增长等公共政策取向发生分裂，使得政策制定的难度和成本大大增加。原先比较擅长于战略规划和协调的日本政策过程和体制，面对大量具体、紧迫的政策课题，其效能迅速下降。
在对外关系方面，进入90年代以后，日本的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与此同时，日本统治集团改变了“55年体制”下的国内经济发展优先的内向型发展路线，决意通过扩大日美同盟的有效范围以及在联合国或多边合作的旗帜下直接出兵海外来维护和扩大日本的“国家利益”。要按照日本统治集团的意志应对国际化的挑战，使其重大路线调整获得法定的依据，并得以在法律的形式上固定下来，不仅需要修改和制订一系列相关法律，而且需要修改宪法。宪法及其他相关法律的修改或制订需要形成重大的政治共识，这在双重权力结构下本来就很难做到，[5]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经济持续低迷而来的自民党政府的实际政治控制能力的下降，要做到这一点就更加困难了。在日本的新保守主义者看来，这就是日本政治体制的“弊端”所在，即所谓的“一流经济、三流政治”。
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的一些有影响的保守政治家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统治环境的变化以及日本政治统治结构性缺陷，决意加以改造。中曾根康弘认为，冷战结束，“55年体制”崩溃，泡沫经济瓦解后的日本迫切需要构建有领导力的整合的政治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长期稳定的强有力的政权。[6]在《日本改造计划》中写道：“日本已经成为世界大国。因此，不管其喜欢不喜欢，都逃避不了作为大国的责任。”当一个国家一旦成为大国，其一举一动会对外界产生影响，这时“就不允许有‘领导力的缺失’”。[7]在他看来，日本在进行“国际贡献”时，会遇到诸多来自政治领域的障碍：政府缺乏领导国家整体的威信。当遇到外交问题而需要采取行动时，政府只能“说服”国民而难以迅速采取行动；片面强调民主的程序，贻误决策时机；国会决策中的全体一致这一“虚假民主主义习惯”使内阁难以断然决策；在决策过程中，首相官邸的领导作用过于虚弱；行政领域的纵向分割。[8]桥本龙太郎也认为，日本在提升国际地位、发挥国际作用方面面临着许多来自国内政治、行政方面的制约。为了改革现状，在他担任自民党总裁和内阁首相期间，在政府内部成立了专门机构，大力推进包括行政改革在内的“六大改革”。
在野的保守政党领导人也有类似的主张。例如，时任干事长的菅直人在其关于执政后执政模式的设想中，提出了改革日本政治、行政结构，加强执政党对行政、首相对政府和政党的控制的具体措施。[9]
2001年出任自民党总裁和内阁首相的小泉纯一郎更是不遗余力地集中执政党内部的权力和国家权力，进一步消除各种双重权力结构。为此，他甚至还授意成立专门机构，研究和鼓吹实行首相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并直接对选民负责的首相公选制，以期彻底摆脱双重权力结构对于保守政治统治效能的牵制。这当然也是中曾根康弘的一贯主张。[10]
三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治、行政改革贯彻了消除双重权力结构、构建新的保守集权统治框架、提高保守政治统治的效能这一主旨。
在政治改革方面：本来日本政治改革所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日本各界对政治改革的内涵也有不同的理解，但是经过保守政治势力的长期鼓吹，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治改革的议题被集中到了以小选举区制度替代中选举区制度的众议院选举区制度改革[11]和完善以政党为单位的政治资金分配系统、限制对政治家个人的政治资金供给的政治资金管理改革这两个有限的议题上。
新保守主义政治家只字不提导致日本式政治腐败的深刻社会政治背景和根本制度方面的原因，而是一味片面地强调日本式政治腐败的根源在于派阀政治、派阀政治的根源在于众议院中选举区制度，只要以小选举区制度取代中选举区制度，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派阀政治所造成的政治腐败问题。
诚然，日本自民党派阀政治的常盛不衰与众议院中选举区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选举区制度下，自民党为了确保在众议院中拥有稳定的多数，就必须在每个选区有2名以上的候选人当选，为此，自民党就不得不在一个选区内同时推出多名候选人。来自同一政党的多名候选人的同时推出，使得这些候选人在与来自其他政党的候选人进行激烈竞争的同时还不得不与来自本党的候选人进行角逐，而党的正式组织很难对其成员之间的竞选进行协调，自民党政治家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后援会等个人的政治资源，这又进一步导致了党的基层正式组织发育不良。鉴于党的基层正式组织发育不良、党属国会议员会通过其个人的后援会对其选区内的党员产生影响，于是自民党内一些政治大腕人物为了谋取更高的政治权力，便不遗余力地在党属国会议员中拉帮结派；而对于一般党属议员来说，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以战胜来自本党的竞争对手，他们会纷纷投靠党内某一派阀首领。由此，派阀政治的长期存在获得了双重动力来源。
以小选举区制度代替中选举区制度，有助于消除自民党内的“党―派阀”双重结构，提高党内政策过程的效能，但是，对于新保守主义政治势力而言，其目的绝非仅仅在于此。他们鼓吹小选举区制度代替中选举区制度,主要是因为在保守势力占据主导地位、左翼势力总体不振的情况下，实行小选举区制将大幅度减少左翼力量在众议院的议席数，有助于消除日本政党格局中长期存在的“保革并立”的双重结构，为在国会中通过“修宪”及其他重要议案创造条件。
1994年1月，经过多方争斗与妥协，日本国会通过了《公职选举法修正案》，将众议院议员选举中的中选举区制改为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并立制。[12]这一偏向于小选举区制度的改革在此后的实施过程中，大致发挥出了日本新保守主义势力所期望的效用。
在消除“保革对立”这一双重结构方面，经过在新的选举区制度先后进行的第41（1996年11月）、42（2000年7月）和43届（2003年11月）众议院选举，日本左翼政党所占议席比例大幅减少，其中社会党（社会）所占议席比例从第40届众议院选举（1993年8月5日）后的1507%骤然减少到第43届众议院选举后的1.25%，日本共产党所占议席比例从2.9%降至1.8%，标榜持“中间路线”的公明党所占议席比例也从10.18%降至7.08%。日本政党格局中的“保革并立”结构已不复存在。
在消除派阀结构方面，虽然新的制度设计没有完全消除自民党内的派阀结构，但是其在日本自民党政治和政策过程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小泉纯一郎既非来自党内第一大派阀又不是派阀首领，却能够长期执政，并借在邮政等与自民党内的利益集团利益关系密切的领域大力推进改革，打击党内的“抵抗势力”，消除党内的双重权力结构，却并没有遇到以派阀为单位的有效的抵抗。[13]这清楚地显示了派阀在自民结构中的地位的下降。
在以等价交换为准则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形态中，没有大量的政治资金的支撑，政党、派阀等政治组织就难以开展活动。为了在资金来源上打击左翼政党，同时削弱党内的派阀结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保守主义政治势力打着消除政治腐败的旗号，对有关政治资金管理制度进行了多次改革，[14]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994年的改革。这次改革修订了《政治资金管理法》，禁止工会和企业直接向政治家个人提供政治捐助，规定政治家只能指定一个政治团体作为自己接受政治捐款的窗口，并且对每个捐助者给予政治家的捐款作了数量限定。改革中还出台了《政党资助法》，建立了由国家根据一定的条件向政党提供政治资金的“政党交付金”制度。1999年日本国会又一次对《政治资金管理法》进行了修正，禁止企业、工会等团体向资金管理团体提供捐款。从此以后，企业只能向政党和“政治资金团体”提供政治捐款，不能直接向政治家个人的“资金管理团体”提供政治资金。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在一定程度遏止裸的金权交易现象的蔓延，而且有助于消除日本政治中的双重结构。因为随着直接向个人提供政治捐款的渠道受到限制，政治家个人将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党的正式组织，从而削弱派阀的地位；此外，政党交付金制度中的根据各政党所拥有的国会议员的数量和得票率等分配交付金的设计，也有利于在资金上遏止左翼政党的发展。
在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1998年日本国会通过了“地方分权改革一揽子法案”。日本学研究者们通常比较注意的是改革中日本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分权”，而忽视了其中的新的“集权”内涵。其实，日本新保守政治力量之所以积极推动地方分权改革，主要是希望通过这一改革减轻中央政府在民政领域中的负担，彻底去除地方自治体在外交、军事事务上的参与机会，进一步提高在这些领域中央集权的程度。地方分权改革实现了日本保守政治势力的这一目标。改革后的法律规定，中央将重点承担涉及“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生存和立足的事务”，涉及制订全国统一标准或有关地方自治基本准则的事务，以及从全国的角度和视野所实施的政策和项目等；地方政府承担“地区性行政事务”。改革中废除了中央政府“机关委任事务”，原来的“机关委任事务”，一部分直接废除，一部分改变为中央直接执行的事务,一部分则归入地方自治事务或法定受托事务。通过对职能范围的重新划分，日本中央政府在社会保障等领域实现了减负放权；另一方面，随着“机关委任事务”的取消，取消了地方自治体原来拥有具有的在程序上参与军事、外交事务的可能性。在权力的一放一收中，新保守政治势力把持下的日本国家的统治效能得到了加强，原来曾经出现过的因地方自治体首长拒绝或拖延履行有关土地征用手续之类的中央政府“机关委任事务”而对中央政府军事、外交政策形成某种程序上的牵制的现象将难以再现。
在中央政府机构改革方面，日本统治集团将“确立政治主导的行政模式”作为首要目标，实际上是要强化以自民党总裁为首的保守政治势力对于行政系统的有效控制。2001年1月正式实施的日本中央政府机构改革除了对机构进行了大幅度的精简、合并外，还有两个明显的特点：（1）进一步强化了自民党总裁―内阁首相的领导地位和政策能力。通过设置阁僚会议以及设置特命担当大臣职位等措施加强了内阁的行政能力。通过规定内阁官房是内阁以及首相的辅佐机构、承担国家基本政策方针的规划以及对重要事项的综合协调等战略性职能，进一步提升了内阁官房的地位。规定内阁官房的工作人员由首相直接任用，从而强化了首相对于内阁官房的控制。通过设置内阁府大幅度地提升了首相的政策规划能力和对行政的综合控制能力。内阁府的职责是帮助首相进行重大政策企划和综合政策协调。内阁府中设有经济财政咨询会议、综合科学技术会议、中央防灾会议等有关重要政策领域的政策规划机构。此外，内阁府还被授予了协调中央政府省厅之间政策的权力。（2）进一步加强了保守政治势力对于行政的控制。改革以后，在日本中央政府各省厅中设立了副大臣职位。副大臣通过政治任命产生，与以往的政务次官不同的是，副大臣的任命程序比照大臣，其可以根据大臣的指令掌管政策及企划、处理政务，并代行大臣职务。这样就极大地增强了保守政治势力对于行政机关的控制。不仅如此，改革中还大幅度精简了原本实际由中央政府各省厅官僚控制的“政策审议会”，明确政策决策权属于内阁或国务大臣，审议会只是政策咨询机构。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将原来由行政官僚控制的那部分政策决策权转移到了保守的执政党手中。
正是借助于上述新的决策体制，2004年4月，小泉纯一郎在内阁官房组建了“邮政民营化准备室”，跳过由“族议员”控制的自民党有关政策审议机构，摆脱了对那些执意要维护自身部门利益的行政官僚机构的依赖，直接制订有关政策方案，并交由内阁会议通过后提交国会审议、表决，[15]成功地瓦解了在这一问题上代表既得利益集团利益的“抵抗势力”的百般阻拦，通过了邮政民营化改革相关法案这一对未来日本政治、行政发展影响深远的文件。
四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日本政治、行政领域的改革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就改革的性质而言，这是一场系统的新保守集权改革。各项改革举措之间密切相关，其实质是要消除日本政治、行政领域中长期存在的双重权力结构，将日本国家和政治的权力进一步集中于保守政党手中，将保守政党内部的权力进一步集中于党首―首相为首的政治统治集团手中，以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幅度地提高保守政治统治的效能。
第二，就推进改革的手法而言，主导改革的新保守主义政治势力沿袭了日本保守政治势力惯用的“拉大旗以营私”的手法。他们利用社会公众对于“55年体制”的强烈不满，打着“改革”的旗号，借用“清除腐败”、“应对危机”、“提高效率”的名义，来转移公众的视线和压力，吸收反对党的政治资源，竭力挤压各种妨碍新保守主义政治统治的势力的生存空间，提高保守政治统治的实效性。
第三，就改革的成效而言，经过改革，在国家政治层面，日本新保守主义政治势力已经成功地消除了国家政治层面“保革对立”的格局，基本扫除了以新保守主义为指导全面修改战后宪法的制度；在行政层面，强化了保守政治对于国家行政系统的全面控制；在自民党这一保守政治势力的大本营内部，重创了派阀结构的地位和影响力，强化了内部的整合能力。这一切提高了新保守政治统治的效能，为日本按照新保守主义的设计的路线和方针、高效率地应对新的内外环境的挑战、实现日本统治集团的战略利益提供了新的结构性支撑。
第四，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是一种利益政治，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日本最终难以彻底消除权力的双重结构。旧的双重结构消除了，新的双重结构还会产生。不过，由目前已经初现端倪的“保守两大政党制”所带来的双重权力结构与以往的双重权力结构相比，其性质和统治效能将会有很大的不同。在保守两大政党制约下，执政党和主要在野党之间虽然仍会有相互牵制，但是那将仅仅是保守营垒内部的牵制；并且，随着保守政党内部派阀势力的继续日渐衰微，日本保守政党内部的政策过程的效能将会有很大的提高。
注释：
[1]1994年1月，日本国会通过了《公职选举法修正案》。1996年11月，进行了新的选举制度下的第一次众议院选举。1999年3月，日本国会通过了《地方分权一揽子法》。2000年4月，该法正式实施。1998年，日本国会通过《中央省厅等改革基本法》。1999年7月，日本国会通过了有关中央行政机构改革的17项法案。同年12月，日本国会又通过了有关中央行政机构改革实施的61项法案。自2001年1月6日起，新的中央政府省厅系统正式运行。
[2]机关委任事务指以法令的形式委任地方公共团体首长执行的本属于中央政府行政机关权限范围的事务。根据规定，当地方首长执行机关委任事务时，其法律地位相当于隶属于中央政府行政机关（主管大臣）的下级行政机关。这一制度的设立有助于中央政府在保持对自身事务的控制权的同时减轻工作负担。但是，地方自治体页因此在程序上获得了参与中央行政事务的可能。必置管制指根据法律、法令、省令、通知等，地方公共团体有义务设置某种行政机关、设施或者职位。地方事务官指在都道府县机关从事机关委任事务的国家公务员，他们的人事关系归中央行政机关主管大臣管理。必置管制和地方事务官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保证中央政府机关委任事务在地方自治体中得到切实的执行。
[3]陈志敏、臧志军：“美军基地与‘国际都市’计划：冲绳县国际行为研究”，载《日本学刊》1999年第6期。
[4][日]山口二郎：《政治改革》，岩波书店，东京，1993年，第191页。
[5]《日本国宪法》第96条第1款规定，修改宪法的动议须分别获得国会众参两院议员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赞成方能得以通过。
[6][日]文艺春秋社编：《日本的论点97》，文艺春秋社，1996年，第32页。
[7][日]：《日本改造计划》，讲谈社，1993年，第17页。
[8]同上，第40至43页。
[9][日]《文艺春秋》2002年7月号，第5页。
[10][日]中曾根康弘：《日本21世纪的国家战略》，联慧译，海南出版社，2004年，第35-38页。
[11]战后日本众议院选举区制度初建于1947年，当时全国被分为117个选区，每个选区的议席数为3到5席，选民在一次投票中只能投一名候选人的票，是典型的中选举区制。后来，选区数量和各个选区的议席数略有调整，但是直到1994年改革前，一直实行中选举区制。
[12]修正案规定众议院设500个议席，其中小选举区产生300席，比例代表选区产生200席。2000年2月日本国会决定，将比例代表选区议席数减至180席，众议院议席总数为480席。
[13]2005年夏，小泉纯一郎执意在国会表决邮政改革案，自民党多名国会议员投了反对票。但是，反对者并非以派阀整体为单位进行投票的。当小泉纯一郎以法案通过在参议院受阻为由决定解散众议院重新选举以清理党内的“门户”时，自民党龟井派首领龟井静香无法策动自己领导的派阀进行有组织的抵抗，被迫决定辞去派阀首领的职务并离开派阀。而该派阀非但没有团结在首领周围进行抗争，反而迫不及待地宣布改换派阀名称，以示与龟井静香划清界限。参见[日]《朝日新闻》（2005年8月16日）和[日]《读卖新闻》（2005年8月20日）的有关报道。
关于双减政策的提案篇4
一、轻伤害案件的处理途径
我县城关商业发达，娱乐场所多，人口流动性大，接处警量非常大。在这些警情中因群众之间小事引起的纠纷占到多数，其中造成伤害的也不乏其例。通常情况下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情节轻微的伤害治安案件，民警遵循合法、公正、自愿、及时的原则，注重教育和疏导，化解矛盾，使大部分双方当事人达成当场和解。而一些纠纷引发的轻伤害案件也不在少数，根据目前法律法规有三种解决途径，分别是公安机关调解、公诉和当事人向法院自诉。
（一）由公安机关组织调解。因民间纠纷引起的轻伤案件适用调解的，公安机关优先采取调解。因为本身此类案件一般情况下都是街坊邻里之间、顾客之间、学生之间因为一点点小矛盾引发纠纷，双方互不相让，矛盾激化引发轻伤害案件。这些案件基本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公安机关的职责就是要认真调解，化解这些人民内部矛盾。在民警的说服教育下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对当事人来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且程序简单；对民警来说是用了最简单的办法有效解决了人民内部矛盾。但是现在的轻伤案件中，大多数当事人都在经济赔偿方面不能达成一致，造成调解失败。受害人经鉴定确认构成轻伤后，有的不愿意调解，要求严办嫌疑人，有的认为自己因为受伤而误工，且在治疗过程中花费时间和金钱，身心均造成伤害，遂向违法嫌疑人及家属提出大额赔偿，少则几千元，多则数万元。而违法嫌疑人有的认为自己主观过错不大，或者认为案件起因双方均有过激行为，案件过程中双方均有过错，虽答应赔偿但无法接受受害人一方狮子大开口式的大额赔款；而且有的违法嫌疑人因家庭经济确实困难，无法承担全部或部分经济赔偿。一方大额索赔，一方拒不赔偿，由此双方当事人在经济赔偿问题上互不退让，公安机关的先前劝说也因赔偿金额无法达成一致而失效。因此，轻伤案件调解多因在经济赔偿问题上双方当事人不能达成一致而造成调解失败。
（二）提请检察机关公诉。公安机关在处理轻伤案件时，如果案件不适用调解，或者调解失败时，可依据刑事诉讼程序向检查院提请诉讼。由于故意伤害致人轻伤已构成刑事案件，嫌疑人身份明确时，对有证据证明有殴打他人犯罪事实，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公安机关应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嫌疑人。对于需要逮捕而且符合逮捕条件的嫌疑人，公安机关及时向检查院提请批准逮捕嫌疑人。我国现在提倡“宽严相济”政策，我县响应国家政策，对刑事案件处理提出了“宽严相济”司法政策，因此我县检察院在审查批捕工作时，着重强调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认为轻伤案件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对轻伤案件案件很少批准逮捕，大部分均以含糊的理由推回公安机关。这样公安机关无法对嫌疑人进行逮捕，也就无法对该嫌疑人。正是这个原因，公安机关对轻伤案件的公诉处理解决途径也就中断了，而且因为检察院不批捕，致使许多受害人还认为是公安机关办事不力，造成轻伤不逮捕嫌疑人致使嫌疑人逍遥法外，形成对公安机关的误解。
（三）当事人向法院自诉。在调解不能解决经济赔偿问题以及公安机关因检查院不批捕而无法对嫌疑人的情况下，最后的途径就是公安机关建议案件当事人就此案件向法院自诉，由法院依据诉讼程序对案件进行处理。但是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轻伤案件当事人来说，他们认为自己到法院诉讼的时间比较长，而且需要提前支付诉讼费用，程序繁琐复杂，有时还要聘请律师，所以他们绝大多数人不愿意到法院自诉。用群众自己的话说就是他们也不愿意因为这样的一个拌几句嘴赔几个钱引起的事闹到法院打官司。但是他们自己又因此事花费了医药费并造成了其他损失，无法解决最终还是再次找到公安机关强烈要求违法嫌疑人对其进行经济赔偿。这等于再次要求公安机关对先前调解失败的案件重新进行调解，但在经济赔偿金额问题上双方当事人还是相互不退让，害怕自己吃亏，致使调解再度无法进行。正是这样，无奈之下轻伤案件处理这样被动地恶性循环，就造成了轻伤案件在公安机关大量停滞积压，而且严重公安机关的精力甚至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
二、轻伤害案件大量积压的危害
轻伤案件处理这样恶性循环、大量积压，造成两个严重后果：
（一）影响派出所正常工作。本身派出所警力就比较紧张，面对日益复杂的治安形势，所内每位民警都负有各种重大责任，但眼下民警都被这样一起接一起的处理不了的轻伤案件困住了，其他所内日常工作的开展也极大地受到了限制，群众对案件处理不理解、不满意，天天来找，天天来闹，民警们几乎没有精力去处理其他事件，工作无法正常进行。
（二）极易造成非法群体上访事件。就我县本身实际情况而言，群体越级非法上访事件比较多，尤其是近年来，各种矛盾突显，上访频率比较高，级别也比较高，发展到了赴省、赴京群体性上访。不仅县委县政府工作受阻，公安机关的工作也带来巨大麻烦，每次都由县公安局派局里及各派出所民警出去劝说并带领群众返回，回来的事件安置处理也由公安局及派出所民警加班进行，力求妥善处理好群众矛盾，安抚好群众情绪。在这样的先期情况下，如果轻伤案件再这样无奈地积压在派出所不能处理，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会越来越膨胀，最后极易引发新一轮的越级非法上访事件，再次给全县全局工作带来严重影响。
三、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处理轻伤害案件
轻伤案件在派出所的大量积压，不能说是哪个人哪个部门
的过错和疏漏，应该说是有些新政策新法规在实际运用中与本地实际发生了冲击，产生了矛盾。我个人认为要缓和这个矛盾，减少案件积压量，可以从以下几点做些准备。（一）正确理解“宽严相济”。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内涵是指对刑事犯罪区别对待，做到既要有力打击和震慑犯罪，维护法制的严肃性，又要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应当说，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特征，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精神，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惩治犯罪，保障人权，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促进司法的公正高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于双减政策的提案篇5
我从事教学工作20多年来，对学生课业问题和校外培训问题深有体会，随着全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家长对“知识改变命运”的重视，学校对升学率的重视，种种重担都压在了孩子的身上，作业越来越多，学校周边被各种"托管班”、“培训班”包围，家长们不得不掏出高额的“补课费”，孩子们在放学后、节假日不情愿地走进这些培训班，我们的孩子越来越累。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作为一名教师，我认为这个意见的出台非常及时必要，对于切实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提高教师课堂教学效率，避免校外办学机构“喧宾夺主”、还学生快乐健康的童年，减少学生近视率、肥胖率、心理疾病都有积极的意义。我们一定不折不扣积极贯彻落实“双减”政策，做好课后服务等“五项管理”，切实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义务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中之重。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是党中央、国务院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大决策部署，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一直以来对教育和对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关心关注，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的集中体现。
“双减”政策的出台，让作为教师的我看到了国家对教育改革的决心和力度。政策的出台，将减轻家长的负担，让“还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有了希望。同志也督促着教育者,要想更多办法去努力提升
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希望加大力度将政策落地落实，切实取得实效。
今后，我们要坚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服从国家大局，努力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一份力量。
“双减”政策落地，师生、家长这样说……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在我区引起广泛热议和强烈反响，广大教师、家长、学生和校外培训机构负责人纷纷表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严格按照自治区党委的工作要求，积极做好相关工作，共同为营造和谐健康的教育环境贡献力量。
关于“双减”政策的认识和理解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主要指导思想是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
作为一名在职教师，我认为“双减”政策坚持学生为本，遵循教育规律，着眼学生身心健康成长，保障学生休息权利，让学生的学习回归学校，整体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减轻家长负担，缓解家长焦虑情绪，回应社会关切，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是利好政策。“双减”政策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这就要求学校的教学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科学利用课余时间，开展体育、阅读、文学、艺术等教育，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制定课后服务实施方案，提升学校课后服务质量，增强课后服务的吸引力。作为一名普通教师，
就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时时刻刻把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放在心上，承担起立德树人、铸魂育人的使命任务。
落实“双减”工作
提升育人品质
“双减”政策与“五项管理”均是以“小切口”撬动“大改革”。包钢实验一小积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以学生发展为本，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双减”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好，多措并举提升校内教育教学质量。
一是抓好课堂主阵地，教师上好每一节常态课。做到每节课准备充分、知识储备丰富、能力训练到位，打造充满“掌声、笑声、辩论声”的生命高效课堂，向课堂40分钟要效率，保证学生“吃饱”“吃好”。
二是加强课后服务，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学校发挥本校教师自身优势，丰富课后服务供给，开展丰富多彩的德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科学实践，丰富学生的校园生活，帮助家长解决放学后接送学生的实际困难。
三是完善作业管理，深化评价改革。形成并完善学校作业系统，减少作业总量，提升作业质量。同时，探索探究性、实践性、综合性、跨学科作业。
看似一个点切入，实则是需要课前课中课后、学校家庭社会，全链条、全过程、全员的系统工程，根本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心实意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扎实推进“双减”工作
构建良好教育生态
作为一名教育人，从事教育工作30年，深刻体会到此次“双减”工作是我党为人民服务的深刻体现。近年来国家和自治区大力推进减负工作，但由于社会现象和一些培训机构等的虚假宣传，造成家长焦虑，被裹挟给孩子报补习班，导致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现象非常严重。此次党中央关于“双减”工作的决策部署，就是要减轻学生校内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彻底治理“校内减负、校外增负”和部分校外培训机构借教育之名侵害人民利益的问题。体现了党中央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决心和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
“双减”政策后的我们
关于双减政策的提案篇6
【关键词】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双轨制单轨制扩大内需
一、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概况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实行的是双轨制养老保险制度,即机关事业单位按公务员标准进行养老金的统筹发放,由国家财政全额或部分拨款,企业退休人员纳入社保体系,由社保基金负责发放养老金。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双轨制的问题日益显现。比如在社保改革之初(1994年),企事业单位的工资水平基本相当,退休人员的工资也相差无几,但十几年时间过去了,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金水平逐渐拉大。2008年参加养老保险的离退休人员月人均退休金1080元,事业单位月均养老金是企业退休职工的1.8倍;机关公务员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则是企业的2.1倍。因此,进行养老金双轨制改革,改变退休人员收入差距过大的现象,是实现公平分配的途径之一。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已经提出了很多年,但在实践上却进展缓慢,早在1994年就有辽宁、山东、云南、江苏、福建、山西省开始进行改革试点,但各地标准不同,改革方案不同,试点最后都不了了之。2009年初,人保部提出在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五个省市进行试点,推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使之与企业基本一致。但问题是,进行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改革究竟是为财政甩包袱,还是进行制度上的统一,这是不同的问题。
据报道称,之所以能够下决心推动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是因为财政不堪重负。截至2005年底,全国共有事业单位125万个涉及教科文卫、农林水、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多个领域,工作人员超过3035万人,是国家公务员的4.3倍。从这个角度看,进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是为了给财政甩包袱,减轻财政负担。如果仅仅是为了这一目的,那么养老保险改革就可能出现偏差,甚至造成强烈的社会不公。而且事业单位的退休金支出是“比照”公务员执行。这一“比照”就有许多地方以经费不足等原因为由,拖欠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工资,所以名义上事业单位退休金很高,但实际上却有一定折扣。再者,尽管公务员只占全国财政供养人数的20%,但公务员的福利水平要远高于事业单位。从减轻财政负担的角度看,应该将公务员也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否则,单纯将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养老制度仍然是双轨制,国家财政仍然要负担大量的公职人员,并无法实现减轻财政负担的目的。所以,单纯进行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改革是一项不彻底的改革。
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预设方案存在的问题
人保部改革方案的提出,从改革方向来看,实现养老保险制度从双轨制向单轨制转变,改革的方向没有错,问题是改革的目的,即进行制度变革。而且在预设方案中提出要将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降低至企业水平是提高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还是降低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这一“升”一“降”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对经济增长所起到的作用也不同。
第一,收入水平高低反应了居民生活水平的好坏,它是衡量福利水平的一个主要指标。现有事业单位可以分为三种类型: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生产经营性事业单位和公益性事业单位。如果进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很可能与政府机关保持一致;而生产经营性单位和公益性事业单位很可能与企业保持一致。如果降低退休金对这两类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似乎不太公平。这是因为,公益性事业单位主要是教科文卫等机构,这些机构的公职人员有一个特点就是学龄较长,学历较高,如果按现行退休年龄计算的话,这些人的工龄往往较短,退休金的代替率较低,会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而且在《教师法》中明确规定教师的工资水平比照公务员。尽管决策部门提出建立职业年金制度,但从实践上看,企业年金制度建立的效果并不理想,对公益性事业单位来说,面临资金来源问题。在现今医疗费用高、教育费用高的情况下,再由事业单位自筹资金建立年金恐怕会造成更严重的矛盾。
第二,从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状况看,降低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工资不利于经济振兴计划的实施。2008年下半年开始,由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导致整个世界经济进入下行周期。受此影响,我国的经济运行发生急剧变化,2008年上半年,我国还处于严防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加剧的阶段,到下半年由于出口大幅下降,投资减少,大量企业开工不足,失业增加,经济迅速陷入萧条之中。为此,国家在2008年底提出了全面振兴经济的一揽子方案。如4万亿元的经济振兴计划、降低税负、降低利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2009年,政府又提出了十大行业振兴计划。从这些政策措施可以明显看出,政府实行的是逆经济风向的扩张性宏观调控政策,扩大总需求,特别是扩大国内需求成为振兴经济的重要举措。而扩大内需一个主要方面就是扩大国内的消费需求。熟悉凯恩斯消费函数的人都知道,消费是收入的增出数,如果是直线型收入函数,随收入水平提高,消费按固定比例增加。比如假设某直线型消费函数y=0.7C,边际消费倾向为0.7,即收入为100元时,其中有70元用于消费,而当收入增加到200元时,消费也相应增加到140元。从消费函数可知,只有当收入水平提高时,消费也相应增加,如果收入水平下降,消费自然也随之减少。所以,降低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自然会减少他们的消费水平,在我国日益老龄化的背景下,减少这部分人群的收入,就是减少了主要一部分消费力量,并非促进经济发展的明智之举。
第三,降低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还会影响到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对于已经退休人员来说,当他们得知自己的收入将会大幅下降时,自然会减少现期消费,增加储蓄,以备不时之需。对于未退休人员来说,预期到自己退休后收入水平将会下降,在职人员也会增加储蓄,以应付未来生活所需,因此增加储蓄意味着现期消费的下降。而对于企业职工来说,无论是退休人员还是在职人员,都无法形成收入一定增长的预期,他们的现期消费水平很可能处于一种稳定状态。这样降低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对企业人员的消费(收入)没有产生正面影响,而对事业单位在职人员和退休人员的收入预期产生消极影响,导致现期消费下降,对总需求来说,非但没有起到扩张作用,反而起到抑制总需求的作用,这与我们的政策目标相违背。
第四,改革过程中一些制度的改变和新建还不完善。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极不完善,特别是医疗改革效果不佳,造成全社会性的看病难现象。对于退休人员而言,这种制度的不完善对他们的影响更大,因为退休人员相对来说年老体弱,在医疗上的支出更多,如果收入水平下降的话,为保证基本的生存医疗支出,必然消减其他方面的开支,也会减少消费需求。所以扩大总需求,增加消费需求,不仅应该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而且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医疗保障体系。这样才能促进消费,扩大内需,而需求增加,商品能够销售出去,企业才会回暖,投资才会增加经济才可能逐步复苏。
所以,解决退休人员养老金收入不公平问题,立足点不应放在减轻财政负担上,而应放在提高居民福利水平上。从措施上看,应该提高企业退休人员的收入水平,使之逐步向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看齐。实际上,自2004年以来,我国每年都在提高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标准,但企业的养老金涨幅远低于事业单位,这也是造成企事业单位养老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今后还应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直到最终缩小与事业单位退休人员之间的差距。这样,才会在不降低一部分人福利水平的条件下,实现另一部分人福利水平的提高,即“帕累托改进”。否则,降低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收入水平,而企业退休人员的收入没有得到提高,企业人员的福利水平没有提高,而事业单位人员的福利水平又大幅下降,非但没有实现“帕累托改进”,反而造成了“帕累托累退”的局面,直接导致社会福利水平的下降。
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不仅能提高这部分人群的消费能力,有助于扩大内需,也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我们知道,企业转制以前,不同类型单位的收入水平基本相当,转制后,大量企业职工下岗,而今当这部分人到了退休年龄之后,退休金又变得非常微薄,许多企业退休人员的生活相当困难,由企业人员来承担转制成本,对他们来说有失公允。因此,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不仅是对他们生活的改善,也是对他们人格的尊重,是对民生的一种促进和改善。相对降低事业单位养老金而言,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既有利于改进民生,又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还可以促进社会公平,是一种“多赢”举措。
三、结论
从人保部提出的改革设计方案可以看出,将养老保险制度从双轨制转变为单轨制是未来改革的方向,也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改革的必然结果。但在改革措施的选择上,方案中提出的措施有不尽合理之处。实行单轨制,除了要将公务员也纳入社保体系之内,主要应侧重于提高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经济发展的目的是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人们才有动力增加消费,扩大对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需求,社会上才会实现购买力的增加,扩大有效需求。建立和谐社会,消除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不是让人们的收入水平降低,无力消费,而是要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提高人们的消费能力。从目前的情况看,国家提出一系列的经济刺激计划,想尽各种方法扩大有效需求,增加居民消费需求是扩大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经济背景下,降低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收入对扩张总需求只会产生负面效应,而增加企业单位退休人员的收入对扩张总需求只会产生积极的正效应,一正一负,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效果不言而喻。我们期待政策设计者能够从积极的角度探讨社会福利目标与经济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期待改革能够取得成功,早日实现养老保险制度的统一。
【参考文献】
[1]李琼、、邓仲谋:搞好二次分配、维护公平正义[n].广州日报,2010-03-29.
关于双减政策的提案篇7
一、建立适时介入制度，提出合理化建议
安机关将案件提请逮捕前，侦查监督部门适时介入侦查，对犯罪事实清楚，犯罪情节轻微，无逮捕必要的案件，建议公安机关将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直接移送，减少诉讼程序。如受理的石某某交通肇事一案，石某某因酒后驾车致人死亡，自己也因此受了伤，案发后，石某某积极赔偿了被害方的经济损失，双方达成了协议互谅互解，且被害方不再要求追究其刑事责任，该案在公安机关提请逮捕前，侦查监督部门及时介入侦查，鉴于本案属过失犯罪，当事人双方达成了协议，经研究，建议公安机关将石某某取保候审，直接移送审查，公安机关采纳了意见，对石某某取保候审，并将该案件在一周内移送审查。
二、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切实转变执法理念
该院刑事检察部门通过定期与公安机关召开联席会议，力求与公安机关在适用轻缓刑事政策的执法理念上统一思想认识，达成共识，改变那种把批捕数的多少作为考核工作的主要内容。如今年公安机关在开展夏季严打斗争中，针对个别基层派出所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三个一”的指标，将一批没有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提请逮捕，该院及时召开由公、检机关有关领导及相关人员参加的联席会议，会上，对如何正确适用轻缓刑事政策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双方达成了共识，杜绝了滥用逮捕权，对一些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不大，没有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均适用了轻缓刑事政策，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三、开展案后法制教育，坚持社会综合治理
该院在开展刑事检察工作中，注重办案的法律、社会双重效果，克服孤立办案、就案办案的倾向，积极开展案后法制教育，坚持社会综合治理，提高全社会的法制意识。一是通过办案开展法制教育。对犯罪事实清楚，情节较轻，社会危害不大，没有逮捕必要的案件，在作出不批准逮捕（不）决定或建议公安机关直接移送的同时，案件承办人员到案发地或嫌疑人所在单位、社区、学校结合本案进行以案释法，以达到法律和社会双重效果。二是召开听证会。对拟作不捕（不诉）决定的案件，召开由公安机关办案人员、案件当事人、嫌疑人所在单位、社区、学校有关人员参加的听证会，由案件承办人员对本案适用轻缓刑事政策、有关法律依据发表意见，在广泛征求参会人员意见的基础上再作出处理决定。三是对不捕案件当事人进行跟踪，建立帮教档案。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应最大限度地对未成年人使用不捕决定，这样做不仅可以节约宝贵的司法资源，将违法行为对未成年人日后学习和生活的影响降到最低，为未成年人的改过自新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如在审查马某某等三人结伙抢劫一案的中，发现该三人系初三在校学生，再[，！]有一周时间就要参加中招考试，经过研究，侦查监督部门邀请县委政法委、教育局、学校领导及学生家长参加座谈会，共同研究对该案如何处理。到会的学校领导及学生家长各自检讨了在教育学生、孩子的过程中存在的失误，会上学校领导介绍了这3名学生平时表现良好，学习成绩优异，如果能让他们参加中招考试，他们将能考出很好的成绩，如果错过了这次中考机会，将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后经检察委员会研究，决定对该三人作出了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并建议公安机关取保候审，在不捕的同时，检察院要求几名学生家长写出保证，并要求几名学习每半个月要到检察院报到，并写出这一段的思想情况，学生家长和学校对于检察机关的这一决定十分感谢，后来这三名学生均已考入高级中学。
四、正确适用简易程序，提出轻缓量刑建议
关于双减政策的提案篇8
双方在会后表示，在此次会上就汽车、农产品等部分领域取得了实质性成果。双方将向各自政府报告本次会议的结果，进行最后的确认工作后正式公布结果。
对于美国要求延长废除韩国产汽车2.5％进口关税的期限，韩国在会议上做出了较大让步，但在农产品领域坚持并贯彻了韩方立场。此外，韩方未接受扩大美国牛肉进口规模的美方要求。
至此，2006年6月启动的韩美自贸协定谈判历叫4年6个月终于“收官”，两国将着手进行各国的国会批准程序。
奥巴马向共和党妥协就延长全民减税达成协议
据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2010年12月6日表示，他已就美国税收难题同共和党达成协议，其中包括延长减税政策。
奥巴马在声明中称：“在接下来两年，所有美国家庭将继续享受减税政策。”这意味着美国全民减税政策将延长，该政策于小布什执政时期制定，并于2010年12月31口到期。
美国两党对于减税政策一直存在分歧。奥巴马领导的此前一直强烈反对延长划富人减税。民丰党主张将全面减税政策改为面向年收入20万至25万美元的纳税人减税，即主张减少中低收入人群的纳税压力；共和党则认为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包括富人在内的全体美国人都应减税。
对于这次让步，奥巴马表示，这是经济复苏的基本一步，这将防止对中产阶级增加税收，也会刺激私营企业创造数百万个就业机会，为经济需求增添动力。
欧盟财长正式批准对爱尔兰援助方案
欧盟27国财政部长2010年12月7日正式批准对爱尔兰850亿欧元的援助方案，并提出提供这一援助的严格条件。
在当日举行的月度例会上，欧盟财长正式批准了2010年11月28日特别会议上3的决定，同意为爱尔兰提供850亿欧元贷款，其中约627亿欧元出自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9年5月设立的7500亿欧元的救助机制，48亿欧元来自英国、瑞典和丹麦提供的双边贷款，余下的175亿欧元由爱尔兰自掏腰包，用于救助本国银行业。
根据援助方案，将有100亿欧元用于注资陷入困境的爱尔兰银行业，250亿欧元用作解决银行业未来需要的应急储备资金，其余500亿欧元则用来满足爱尔兰的财政需要。
欧盟财长表示，援助方案将附带严格的条件，其中包括要求爱尔兰政府对爱尔兰银行系统进行彻底整改、采取促进经济增长的多项改革措施以及在2015年将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削减到3％以下。
日本公布迄今最高年度财政预算财政陷入困难
据日本新闻网报道，日本政府2010年12月23日晚对2011年财政年度(2011年4月至2012年3月)的国家预算作出规划，确定新年度的国家预算为92.4万亿日元(约合7.4万亿人民币)，成为迄今为止日本最高的国家预算。
据报道，新年度预算案显示，92.4万亿日元的预算额比2010年度增加了1000亿日元，但是税收部分末见增加。预计新年度的财税收入为41万亿日元，预算赤字额度高达51万亿日元。日本政府计划发行44.3万亿日元的国债来填补预算赤字，不足部分(约7.7万亿日元)将通过节约开支和挖掘“埋藏金”，以及扩大海外资产的收益来解决。
预算案还显示，新年度的92.4万亿日元预算中，用于支付到期国债的金额高达21万亿日元。这一结果显示，日本国家财政已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好在日本国债的95％以上购买者是日本国民，因此政府不担心日本会变成“第二个希腊”。
2010年全球ipo或超3000亿美元
美国安永会计师事务所2010年12月8日发表研究报告称，全球股票市场首次公开发行(ipo)规模2010年有望超过3000亿美元。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数据显示，1199家企业在2010年前11个月的ipo规模达到2550亿美元。82家企业定于12月上市，融资至少169亿美元。安永预计，全年ipo总量有望打破2007年创下的2950亿美元纪录。
研究重点分析中国农业银行、美国国际集团旗下美国友邦保险公司及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三家企业的ipo案例，这三家企业融资规模占总规模大约四分之一。研究显示，亚洲ipo“吸金”最多，达到创纪录的1640亿美元。2006年这一数字为980亿美元。
美信评机构再袭欧元区欧洲怒批落井下石将严查
2010年12月21日，美国两大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和惠誉接连发出警告，声称将下调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的信用等级。在希腊和爱尔兰相继接受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后，市场关注的焦点转向了葡萄牙和西班牙，担心债务危机会扩散至这两个国家。因此，两家评级机构的做法被看做是落井下石，再次激起了欧洲人的愤怒。
欧盟认为，三大评级机构都是私营公司，受各种利益集团的操纵，受自身利益的驱使来作出评级决定。德国总理默克尔强烈要求列美国评级机构进行制裁，另一方面也呼吁欧盟委员会成立自己的信用评级公司。
除加强对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外，欧洲也在加快建立自己的信用评级机构的步伐。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表示，希望能在欧洲央行大楼旁边建立起欧洲自己的信用评级机构。目前，欧盟委员会正在起草相关提案，有望于今年夏天拿出草案。
印尼雅加达地铁工程今年初招标
据印尼《国际日报》2010年12月13日报道，印尼雅加达地铁工程包括土建、电子机械和机车轨道三项工程将于2011年年初招标，以解决首都堵车的老问题。
雅加达地铁公司总裁特里布迪2010年12月11日在雅加达表示，工程所需要文件将在2010年年底备齐，期望能在2011年初期进行招标，并取得最适当的私企合伙人。
据悉，雅加达地铁工程的设计蓝图拟制了很久，目的是希望在工程竣工地铁通车后，可防止或减轻受到地震、火灾和洪灾的冲击。试验人员根据雅加达最近200年内所发生的自然灾害，为实体工程的所有建筑物进行了试测。
雅加达专区省长法乌齐日前也说，稚加达地铁实体工程应能在2012年开工。这项工程将获得日本国际协力机构所提供的15万亿印尼盾贷款，地铁全长15.5公里，设有13个地铁站。
发展中国家去年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预计增长17％
根据世界银行2010年12月9日的报告《世界投资与政治风险》，2010年全球发展中国家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预计将达4160亿美元，同比增长17％。
关于双减政策的提案篇9
【关键词】营改增；税收筹划策略
对于风险承受能力相对较弱的企业来说“税收筹划风险的防范”和“税收筹划方案的确立”是建立最优税收筹划的两个最重要的核心。“营改增”实行后，对企业纳税筹划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企业要细化自我分析，制定出详尽地同其特点相契合的完善度比较高的纳税筹划策略。
一、权衡全局计划纳税筹划方案
企业进行纳税筹划的核心是制定合理而可行的纳税筹划方案，依据企业的经营特点设置纳税筹划目标并依此执行。税务筹划的首要目标便是最大地争取多的进项税额扣除。企业实施这种做法，不仅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业务环节，还能够增强进项项目的抵扣效果，实现一举两得。同时，企业在采购原材料、燃料项目时，应尽可能挑选那些能够提供增值税发票的企业，从而实现增值税投入产出的配比，获得更多进项抵扣。税收利益只是企业选择筹划方案时考虑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减少企业支付的税费和企业整体的经济利益增加并不能划上等号。因此企业在选择筹划方案时应该关注的是企业整体的经济利益。还可能存在一些纳税筹划方案尽管会使物流企业某一时期的税负最低，但对企业长期发展不利，甚至还会对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造成破坏。企业在选择和评价纳税筹划方案时，应该从长远利益出发，而不是仅仅关注眼前利益。
二、善加利用营改增税收优惠政策
为了加快推进实施营改增税收改革，各地政府出台了优惠幅度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以鼓励营改增企业积极响应改革。各地推出的税收优惠政策可以为企业带来不同程度的税收补贴，以补充企业因营改增而增高的税负负担。尽管税收优惠政策不可持续，将来企业仍然会以全部税额缴纳增值税，但是税收优惠背景下，企业需要探索营改增后企业的税收成本来源，根据成本收支来对业务环节、业务流程以及税收发生的时点进行设计，优化业务流程和产业链条关系，着眼于整个行业的发展来设计自身的纳税筹划方案，平稳过渡。
三、合理利用固定资产减税增效
在实行“营改增”后，企业可以采取融资性售后租回办法，解决现有固定资产进项抵扣的问题。在融资性售后租回中，出售资产不征收增值税、营业税，而租回业务则可享受税收抵扣以及超过3%部分的即征即退政策。企业如果选择符合条件的公司进行上述业务合作，则不仅能够达到融资的目的，还可以解决固定资产的抵扣问题，有效降低经营的成本和支出。对于新增固定资产的使用，企业则可以选择融资租赁的办法来取得。在融资租赁方式下，交易双方都能够获得税收的抵扣或者返还优惠，较之于企业购置固定资产要更为经济合算。对于企业分散采购难以取得专用发票的问题，企业可以通过集中采购的手段解决这个问题。
四、优选上下游合作企业
营改增税收改革完成后，服务类企业将以缴纳增值税税目为主，通过开具和取得增值税来缴纳增值税。我国税法规定只有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有资格开具增值税发票，因而服务类型企业在营改增背景下，应当在考虑到企业自身纳税时点和纳税方式的同时，优先选择能够开具增值税发票的企业或个人来进行合作，避免因采购环节无法取得增值税发票而导致税收成本过高。在业务开展过程中，建筑业企业、运输业企业尤其应当注意甄别采购合作方能否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主动提高合作门槛，这样不仅仅可以促进行业的规范和自律，也有利于行业上下游链条的完整性，实现更加深度的产业整合，也能够更加直接的降低企业税收负担。
五、借助“外脑”，提高税收筹划的成功率
税收筹划是一项高层次的理财活动和系统工程，要求筹划人员不仅要精通税法和会计，而且还要通晓投资、金融、贸易、物流等专业知识，专业性较强，需要专门的筹划人员来操作。一些中小企业由于专业和经验的限制，不一定能独立完成。因此，对于那些自身不能胜任的项目，应该聘请税收筹划专家（如注册税务师）来进行，以提高税收筹划的规范性和合理性，完成税收筹划方案的制定和实施，从而进一步减少税收筹划的风险。
六、营造良好的税企关系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具有财政收入职能和经济调控职能。政府为了鼓励纳税人按自己的意图行事，已经把实施税收差别政策作为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就业机会，刺激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制定不同类型的且具有相当大弹性空间的税收政策、而且由于各地具w的税收征管方式不同，税务执法机关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企业要加强对税务机关工作程序的了解，加强联系和沟通，争取在税法的理解上与税务机关取得一致，特别在某些模糊和新生事物上的处理得到税务机关和征税人的认可。
七、贯彻成本效益原则，实现企业整体效益最大化
企业在选择税收筹划方案时，必须遵循成本效益原则，才能保证税收筹划目标的实现，任何一项筹划方案的实施，纳税人在获取部分税收利益的同时，必然会为实施该方案付出税收筹划成本。企业进行税收筹划，不能仅盯住个别税种的税负高低，要着眼于整体税负的轻重。一项成功的税收筹划方案必然是多种税收方案的优化选择的结果，优化选择的标准不是税收负担最小而是在税收负担相对较小的情况下，企业整体利益最大。另外，在选择税收筹划方案时，不能把眼光仅盯在某一时期纳税最少的方案上，而应考虑服从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选择能实现企业整体效益最大化的税收筹划方案。
总之，税收筹划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面极广，是一个理论与实践并重的专门领域。税收筹划对企业的健康发展和国民经济的繁荣都具有积极的意义，理应引起企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在“营改增”之后，纳税筹划工作对于企业来说更是一项新的挑战，希望广大企业在正确引导、正确使用这项经济手段的过程中，抓住“双核”实现双赢。
参考文献：
[1]凌志刚.“营改增”对中小企业的影响[J].合作经济与科，2016（2）：174-175.
关于双减政策的提案篇10
斯旺指出，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与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的这一合作“不是合并，而是接管”，为了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而否决了这项交易。这种合并会减少澳金融服务行业的工作机会，对澳养老金资产池产生影响，大量资本会流入新加坡，不利于澳大利亚确保本国金融体系的稳定，也不利于澳大利亚开展同全球资本市场的联系。
在斯旺宣布否决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收购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的提案之后，澳、新双方交易所很快终止了其并购协议，但仍表示将继续寻求可能的合作机会。
据了解，去年10月，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与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提出涉资84亿美元的合并交易，宣布双方已达成并购协议。
日本官员：大地震造成的损失可能高达25万亿日元
日本经济外交担当大使堂道秀明先生4月16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上说，日本大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高达16万亿～25万亿日元。他同时表示，日本经济有望在年内慢慢走上恢复轨道。
堂道秀明作为特别发言人出席了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有关“日本经济增长潜力的再认识”这一话题的讨论活动。他说，目前，日本承受着工业生产下滑的压力。受灾的日本东北部是汽车生产中心，云集了众多零部件原材料厂，日本国内供应链因此受到影响，而且，东北部电力供应不足状况预计将会持续到今年夏天。
他同时指出，日本大地震对日本经济造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供应的制约上，因此影响有限。他认为，随着生产的逐步恢复，出口将有所增加，对于设备、住宅、公用设施的投资也将逐步恢复正常，日本经济有望在年内慢慢走上恢复的轨道。
葡萄牙财政告急债务危机或蔓延西班牙
4月6日夜，苏格拉底代表葡萄牙政府表示申请接受欧元拯救基金，使该国成为希腊和爱尔兰之后需要财政救援的第三个西欧国家。
在葡萄牙选出新总理之前，苏格拉底成为葡萄牙政府临时负责人。政局不稳导致评级机构降低了葡萄牙的贷款信誉，该国在金融市场的贷款利息猛增以致无法贷款。
西班牙被认为是下一个财政不稳的政府，不过该国的经济状况比葡萄牙要好些。在葡萄牙申请援助的消息公布之后，西班牙财长对媒体说，西班牙完全排除接受金融援助的可能。
欧盟的援助和严格的改革计划捆绑在一起，被援助国必须提交经济计划，欧盟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要检验其成果。葡萄牙政府准备借贷的数目尚不明确，金融界估计不会低于700亿欧元。
目前葡萄牙的申请并没有在市场引起过多反应。一些金融家认为，葡萄牙的求助行为是金融界意料中的事，欧盟的援助表示对金融市场暂时有稳定作用。
美国两党达成预算协议
避免政府关门
据新华网报道，4月8日深夜，在距离当前临时预算案到期仅一小时的最后时刻，美国国会共和党与两党就政府预算案达成协议，从而避免了联邦政府关门。根据协议，美国政府今年的预算开支将削减785亿美元。
代表共和党的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和参议院领袖哈里・里德当晚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这一消息。声明说，双方同意将奥巴马总统提出的2011财年预算削减785亿美元。与此同时，两院将尽快通过一份临时预算案，以便政府在当前临时预算案8日午夜到期后不致关门。参议院随后投票通过临时预算案，众议院随后也将投票表决。
奥巴马在协议达成后发表讲话说，这一协议将是美国预算历史上最大的一笔开支削减。他说，削减开支的过程可能会十分痛苦，不少项目的拨款会减少，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可能推迟。
博鳌亚洲论坛：新兴经济体参与
全球治理仍面临诸多挑战
博鳌亚洲论坛4月6日报告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新兴经济体11国（e11）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得到了空前加强。在论坛2011年年会新闻会上，的《博鳌亚洲论坛新兴经济体发展2011年度报告》重点分析了e11国家国际地位变动以及经济往来表现等。
e11亦即“新兴经济体11国”，指二十国集团（G20）中包括中国、巴西、阿根廷、墨西哥、韩国、南非等11个“新兴经济体”。
报告表示，参与全球治理，e11仍将面临诸多挑战。其中，没有建立起具有普遍意义、有实际效果和长效机制的制度性组织，制约了e11在全球治理机制中更有效率地发挥作用。
但报告称，由于e11往往拥有更高的增长速度，增长方面的差异导致世界经济格局正在逐步发生变化。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相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e11经济下降幅度相对较小，同时复苏启动速度较快。
欧洲央行率先结束宽松货币政策加息抑制通胀
欧洲央行执行理事会4月7日一致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即从目前的1%提高到1.25%。这是自2008年7月以来欧洲央行首次加息。尽管上调幅度不大，但表明其货币政策已改弦易辙，由宽松转向紧缩。
欧洲央行上次加息还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危机袭来后，欧洲央行转而实行宽松货币政策，将基准利率逐步从4.25%的高位调低到1%，并从2009年5月起一直维持这一历史最低水平不变，意在推动经济恢复。
去年，欧元区和欧盟经济整体上已经走出衰退，实现了全年复苏，平均增长率为1.7%，但同时通货膨胀也趋向加剧。欧洲央行执行理事会理事斯马吉认为，当前的低利率环境面临越来越多缺陷，维持低利率政策显然已“不合时宜”，欧洲央行将以渐进方式“回归货币政策正常化”。
韩国国会否决韩-欧盟自由贸易协定批准动议案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国会外交通商统一委员会于4月15日否决了韩-欧盟自由贸易协定批准动议案。
据报道，韩国外交通商统一委员会当天上午举行法案审查小委会议，就韩-欧盟自贸协定批准动议案进行投标表决，以3票赞成、2票反对、1票弃权否决了动议案。
据此，外通委将召开全体会议，集中审议批准动议案。对此，韩国的朝野两党展开了激烈的口水战。执政的大国家党表示，虽然朝野已就此案进行了充分讨论，但缺乏诚意。则反驳称，在政府的政策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不能批准动议案。
南非加入
金砖“四国”变“五国”
4月14日，“金砖国家第三次峰会”在海南三亚举行，这次会议吸收南非加入，金砖国家首次由“四国”增加为“五国”，并正式更名为“金砖国家”组织。
金砖四国的提法最早是由美国投资银行高盛的前首席经济学家奥尼尔提出，他选取了新兴市场国家中最有代表性、经济最活跃的四国之后，将每个国家第一个字母组成了BRiC这个组合。而这个组合的发音同英文砖块brick的发音相同，故称为金砖四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