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成因及对策篇1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老龄问题；老龄政策
中图分类号：C91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1)06―0122―05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我国不仅创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奇迹，而且仅用三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就实现了许多发达国家用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才完成的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型，步入低生育率水平国家的行列，也创造了世界人口发展史上的奇迹。与此同时，我国也提前迎来了人口老龄化时代。1999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32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10%，标志着老龄社会的开始。2010年，老年人口增加到1.78亿，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3.26%①，老龄化程度正在加深。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进入老年，我国将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鉴于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快以及老龄人口规模巨大的特点，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必将给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带来深远的影响。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老龄化进程：蓄势待发
新中国成立的60年时间，是我国人口转变的过渡时期。在此期间，我国经历了死亡率的率先大幅度下降和三次出生高峰，完成了人口转变，基本实现了稳定的低生育水平，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这为21世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蓄积了巨大的潜在能量。
1.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30年：两次人口出生高峰和死亡率迅速下降导致人口结构年轻化
到目前为止，新中国所经历过的三次人口出生高峰中
有两次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30年间，而且这两次人口增长速度最快、增加规模最大。
第一次人口出生高峰出现在1950―1959年（其中1950―1954年间的平均出生率高达37‰以上），年均出生人口数为2034万人，为人口规模实现“由缓到快”增长提供了基础。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出现在1962―1975年，一般认为是由于灾害后的补偿性生育和年龄推移形成的，年均出生人口规模达到2583万人，其中1963年更是达到2959万人，是新中国出生人口最多的一年。这两次人口出生高峰累计使新中国的总人口规模增加了将近4亿。这两次出生高峰期出生队列也直接导致了当时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化。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从1953年的4.41%降低到1964年的3.56%，老龄化程度下降了0.85个百分点。人口年龄中位数也从1950年的23.9岁下降到1970年的19.7岁②。从另一个视角分析，这两次人口出生高峰为60年以后的人口老龄化积蓄了能量。
除高生育率造成的新生人口增加对人口结构年轻化的促进之外，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降低死亡率方面获得的巨大成就也在客观上推进了人口结构的年轻化。根据人口转变的基本规律，死亡率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是双向和分阶段的：死亡率下降初期主要是婴儿死亡率和儿童死亡率下降导致人口年轻化，死亡率下降后期才会促进人口老龄化。从我国人口死亡率来看，1949年，我国人口死亡率是20.0‰，到1962年迅速降低到10.0‰（三年自然灾害期除外），在1970年代中期则降低至6‰―7‰的低水平并保持至今。同期的婴儿死亡率从200‰左右下降到50‰上下。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不足50岁增加到62岁。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了当时我国人口结构的年轻化现实。
总之，在高生育率和死亡率迅速降低的双重作用下，在改革开放前，我国的人口结构经历了一个年轻化过程，同时为60年后人口老龄化的迅速爆发蓄积了巨大能量。
2.改革开放以来：生育率迅速降低并最终保持低水平和平均寿命延长，启动了人口老龄化进程
改革开放30多年这段时间，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水平迅速升高的时期，老龄化水平从初期的7.5%左右上升到如今的12.04%。其间，1999年，老年人口达到1.32亿，老龄化水平达到10%，标志着我国步入老龄社会。
根据人口转变的一般规律，生育率的转变通常要晚于死亡率的转变，生育率最终稳定在低水平是人口转变完成的标志，生育率下降并稳定在低水平上可以加速人口老龄化过程③。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人口死亡率水平一直稳定在6‰―7‰的低水平，婴儿死亡率进一步下降，目前为21‰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达到73岁，在世界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中居于领先地位。由于强有力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总和生育率仅用10年时间就从70年代初期的5.8降到80年代初期的2.5左右。但是，由于人口惯性规律，80年代形成了第三次出生高峰，年均出生人口规模为2225万人，90年代年均出生人口数量依然保持2097万人。在1992年，生育率水平降到了更替水平，并一直在更替水平以下徘徊，开启了我国的低生育率水平时代。进入21世纪以来，年均出生人口数维持在1600多万的较低水平。
死亡率维持低水平、平均预期寿命大幅度延长、生育率快速下降并稳定在更替水平以下，开启了快速人口老龄化的闸门，人口老龄化迅速到来。在1982至2007年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老龄化水平由4.93%升至7.92%，其中的27.11%来自生育率下降的贡献，18.67%归因为平均预期寿命的增加；人口惯性作用（即年龄结构）的影响最大，对人口老龄化水平升高的贡献率56.06%；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极其微弱地延缓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⑤
二、未来60年人口老龄化态势及问题：全面爆发
作为一个封闭人口，任何一个时点的人口年龄结构都是既往和现时、生育和死亡两个变量综合作用的结果。继往60年所积累的人口老龄化的能量将全面爆发，未来60年将是我国人口老龄化高速发展的时期。在21世纪，我国是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我国当前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已经十分严峻，未来将更加突出。根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的预测，未来6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将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1.老年人口规模庞大
首先，就绝对规模来讲，21世纪70年代以前，我国将始终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此后，印度的老年人口将超过我国。同期，在三分区（少儿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的人口结构中，老年人口增长速度最快。1991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跨过1亿大关，2014年将超过2亿，2026年将超过3亿，2037年将超过4亿。这几个阶段老龄人口每增加1亿所需要的时间分别为23年、12年和11年。到2050年，中国的老龄人口将比届时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印度多1亿，比所有发达国家老年人口总和多3700多万人，相当于届时的第三人口大国美国的总人口。⑥这种老年人口规模的发展态势在世界上任何人口大国中都是前所未有的。
2.人口老龄化发展迅速
20世纪中后期，我国人口的生育率迅速下降并稳定于低水平，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人口出生预期寿命的逐渐延长，这种人口年龄结构金字塔底部缩小和顶部膨胀的双重作用使我国的老龄化水平迅速升高。目前我国60岁及以上老龄化水平为13.26%（65岁及以上老龄化率为8.89%⑦），到2020年将达到17%，之后，伴随着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人口增长高峰出生队列进入老年，我国人口老龄化将呈现加速态势，这种加速态势将一直持续到2050年。就绝对的老化速度而言，我国的老龄化水平仅用不到50年时间就从10%提高到了30%，而同样的进程，法国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大概用了100年左右甚至更长的时间。这一老化速度在人口大国中，唯有日本可以和我们大致相当。
3.高龄老年人口增长最快
一般来讲，刚刚进入老龄阶段的人口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不会显著增加医疗、照料等方面的需求。老龄人口中的高龄人口，因属于高失能人群，生活依赖性强，他们是老年人口中真正需要家庭和社会照料的对象。在整个21世纪，我国面临的高龄人口压力将是世界上最重的，80岁以上高龄老人规模将长期保持世界第一。目前，我国80岁以上老人规模大约为2000万，到2020年将超过3000万。到21世纪中叶，我国高龄人口将占全世界高龄人口总量的25%强。此外，高龄人口还将是老龄人口中增长速度最快的群体，到2052年，我国高龄老人占老年人口的比重将从目前的11%增长到23%。21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将以年均4.02%的增长率增加，是同期老年人口增长率的1.68倍。
4.老龄化城乡倒挂，农村人口老龄化超前于城镇
理论上讲，老龄化最重要的人口学原因是生育率水平的降低，因此正常情况下生育率水平高的农村地区理应有着相对低的老龄化水平。但在我国，由于存在大规模的乡―城流动人口（2008年底有22542万人⑧），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劳动年龄人口，这在客观上提高了农村老龄化水平的同时也降低了城镇的老龄化水平。在21世纪的前40年，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将始终高于城镇。2000年，城镇老龄化水平为9.68%，比农村低1.24个百分点；到2020年和2030年农村老龄化水平将分别达到20%和29%，而同期城镇老龄化水平则分别为15%和22%。考虑到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滞后、公共资源分配较少的因素，农村的老龄化问题将表现得更加突出。
5.“空巢”老年家庭数量不断增加
伴随稳定持续的低生育率水平，我国家庭平均规模已缩小到3.13人/户。0―30岁独生子女人口规模已经达到1.58亿，占同龄人口的29.3%。家庭结构的变化，使得家庭“空巢”时间提前，“空巢”更容易发生。目前，城市“空巢”老人占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49.7%，农村亦达38.3%⑨。大规模的乡―城流动人口，又造成了大批农村留守老人。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关系简单化、家庭类型核心化以及家庭成员流动化，加剧了城乡养老服务社会化的迫切性、复杂性和严重性。
6.人口机会窗口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
在人口转变过程中，总会存在一个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都相对较低的人口机会窗口期，这是人口抚养比最低的年龄结构的黄金时期，是构建老年社会福利体系的最佳时期，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机遇期。对我国来说，人口机会窗口期就是1990―2032年的这42年时间。目前，21年已经过去，我们还有21年的机会。2005年，劳动年龄人口与老年人口的比例为86∶14，1个老人平均需要6.2个劳动年龄人口赡养，这种压力尚不算大；2020年，二者的比例关系将为79∶21，1个老人的平均赡养者减少为3.7个劳动年龄人口，压力显著加大；2050年，二者比例关系将变化为63∶37，1个老人平均只有1.7个劳动年龄人口赡养，压力更加沉重。
7.“未富先老”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未富先老”将是我国老龄社会的显著特征。以日本为代表的一些发达国家在应对老龄化过程中所暴露的问题表明，老龄问题影响深远，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等方方面面。就我国当前所处的现代化发展阶段来说，人口转变进程显然已经超前，应对老龄社会各种挑战的种种基础都比较薄弱。首先，我国当前应对老龄社会的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以60岁以上老龄人口超过10%为标准，我国1999年进入老龄社会，当时人均GDp为840美元，即便是去除人民币被低估的因素按购买力评价计算也仅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略多。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很多人均经济指标依然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其次，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10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的3.2倍。考虑到城乡老龄化的倒挂现象，农村的养老形势令人堪忧。第三，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早在老龄社会之前或初期就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而在我国，由于种种原因，社会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政策和制度准备严重滞后于老龄化的发展进程。总之，“先老”已经不可逆转，“未富”尚可补救。
三、老龄政策框架构想：切实应对
面对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留给我们准备的时间十分有限。要加强老龄社会管理和社会公共政策建设，完善社会保障和养老服务体系，切实应对人口老龄化，制定实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和政策体系，培育壮大老龄事业和产业，加强公益性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发扬敬老、养老、助老的良好社会风尚。⑩
1.我国老龄政策体系发展的历程和现状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这30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尚处于年轻型阶段，甚至不少年份还出现了年轻化趋势，因此这一阶段我国关于老龄问题的研究很少，只是存在一些针对性很强的老年人政策。
1983年，国务院把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设立为常设机构。正式开始了老龄政策的建设。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以下简称《老年法》）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我国老龄政策开始走向法制化道路。伴随着新世纪的来临，我国正式步入老龄社会的行列，老龄问题逐步显现。2000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2001年，国务院印发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五”规划》。2006年，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印发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2011年，国务院印发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这一批纲领性的老龄政策文件的制定和出台，标志着我国老龄政策正在逐步系统化和体系化向前发展。
总体来说，我国现有的老龄政策体系已经涵盖了养老保障、老年医疗、为老服务、老年人文化教育、老年人社会参与、老年人权益保障等丰富的政策领域，以宪法和相关基本法律为依据，以《决定》、每个五年计划中的老龄事业发展规划以及地方性法规等为指导。可以说，我国的老龄政策体系已经基本成型。
2.我国老龄政策体系存在的问题
可以看出，当前的老龄政策体系还不完善，还存在很多问题。第一，老龄政策局限于老龄人口，不够系统且不够全面。老龄化是全社会的事情，涉及到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但目前的老龄政策主要局限于老年人的养老、医疗、照料、精神文化生活、权益保障等有限的几个方面，涉及领域有限，覆盖面不够，同时现有老龄政策还存在层次关系不明晰、不够系统的问题，很多政策较粗略，操作性较差。第二，老龄政策的“生命历程”视角缺失。以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政策从青壮年时期甚至更早的年龄段就开始着手考虑，早已发展到了“事前干预型”的老龄政策体系。而在我国，这方面考虑显然比较单薄。政策制定的目的和初衷通常局限在老龄人口，对未来难以做到未雨绸缪。第三，老龄政策缺乏战略性的长远规划。目前的老龄政策体系多着眼于老年人的养老、医疗、照料等现实问题，缺乏统筹规划，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嫌。第四，老龄政策效力低下。在老龄政策方面，目前仅有《老年法》是法律形式，其他大部分政策都以“通知”、“意见”等形式存在。政策的贯彻实施效力不高。
3.对我国未来老龄政策框架的构想
老龄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老龄政策体系应该具有多元化、多层次的目标，其总体目标应当是降低和调节人口老化给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促进和实现老龄社会的人的终身发展和全面发展，促进在老龄化的人口条件下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结合当前我国老龄政策体系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构建未来老龄政策体系应考虑几个方面的因素：第一，老龄政策体系应该是系统和综合的，应该是国家在诸多老龄领域公共政策的有机整体。第二，老龄政策体系需要和现阶段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相适应。所设计出的政策体系不能太超前，也不可太保守，太超前可能导致可行性大打折扣，太保守可能错失解决问题的良机。因此，老龄政策体系同其他政策体系需要相互兼容，保证政策的贯彻执行。第三，老龄政策体系内部各具体政策之间应当具有层次性和关联性，以形成内容完备、功能完善的老龄政策体系。
从上述老龄政策体系应有之义以及国际上比较完善的老龄政策体系和经验教训来看，中国老龄政策体系的基本框架应该包括战略、规划、制度、操作性政策四个层面。
（1）在战略层面，实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针对当前我国老龄政策体系不够系统的现状，应将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纳入到国家大的发展战略中。在我国老龄政策体系中，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应处在统领全局的地位，统筹谋划，指导全局。
而且，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还要与国家其他领域的发展战略紧密联系，推动我国老龄事业的健康发展。在具体内容上，国家战略应就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理念、战略定位、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等一系列问题做出规定和说明。
（2）在规划层面，设计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规划。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规划着眼于老龄化给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一些宏观性、长远性的重大问题，在整个老龄政策体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它从属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是中国老龄政策体系的基本构成要素，另一方面它要为不同领域和操作层面的老龄政策提供基础和指南。因此，针对我国老龄政策体系重视当前、缺乏中远期长远规划的现状，设计老龄事业发展规划不仅包括短期规划，更应重视中长期规划。具体而言，老龄事业发展规划应包括发展老龄事业的基本理念、原则、指导思想、基本任务、保障措施等内容。
（3）在制度层面，制定应对人口老龄化在具体领域的老龄政策，形成老龄政策集群。针对老龄化所涉及的具体的社会经济领域所设计的老龄政策集群，应是一组成熟、稳定且规范化了的老龄政策，它构成了我国老龄政策体系的中坚地位，起着支撑应对老龄化国家战略和发展规划的作用。其内容涵盖广泛，应涉及养老、医疗、服务、教育、文化、就业、住房、产业等多个领域。
（4）在政策层面，制定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具有操作性的具体政策。操作性政策是老龄政策体系的最基本的元素，处于整个体系的最后一个层次。它是针对具体的老龄问题而制定的应对措施、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等，应具有目标明确、操作性强等特点。操作性政策可以采用意见、通知、政府令、办法等多重灵活形式，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以及老龄化发展的态势及时进行调整。
注释
①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2011年4月28日，stats.省略/tjgb/rkpcgb/qgrkpcgb/t20110428_402722232.htm.
②Departmentofeconomic&SocialaffairsandpopulationDivision,worldpopulationprospects:the2008Revision,Un，newYork,2009.
③李竞能：《当代西方人口学说》，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26页。
④populationReferenceBureau,2009worldpopulationData,washingtonDC,2009.
⑤原新、刘士杰：《1982―2007年我国人口老龄化原因的人口学因素分解》，《学海》2009年第4期。
⑥李本公：《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百年预测》，中国华龄出版社，2006年，第36页。
⑧国家统计局：《截至2008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万人》，2009年3月25日，省略/gzdt/2009-03/25/content_1268173.htm.
⑨郭平、陈刚：《2006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第202页。
⑩《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世界人口发展和全面做好新形势下我国人口工作进行第28次集体学习的重要讲话》，人民网，2011年4月27日。
人口老龄化成因及对策篇2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计划生育政策政策调整
2005年1月6日是国家有关当局所确定的“13亿人口日”。当天零点后，在北京妇产医院出生的第一个婴儿幸运地成为我国的第13亿个公民。虽然，这两种命名都是象征性的，但是“13亿”这一标志却意味着我国的人口总数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历史性高度，同时，它也意味着中国的人口发展将面临更加艰巨、更加复杂的问题。
1目前我国人口发展的突出问题——人口老龄化加剧
人口问题是当今世界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人口的发展受社会、政治、经济的制约，同时它对社会的发展也起着促进或延缓的作用。经过30年的努力，我国在人口控制的问题上取得了卓效可喜的成绩。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期的统计，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现在1.8%左右，这种生育率的下降让我国13亿人口日到来推迟了整整4年。从另一方面来看，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的发展也使得人口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
人口老龄化是指某一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总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按国际通用标准，60岁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便可以称为“老龄化社会”。美国《纽约时报》指出，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太快，从而飞速经过了这个原来西方社会可以建立起一个中产阶级的时间段。联合国的统计数据也表明，我国的老龄化速度是全球最快的。根据我国老龄协会提供的数据，我国老龄高峰将于2030年左右到来，并持续20余年。到2l世纪中期，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可能超过4亿，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则会达到3亿左右。我国人口的老龄化不仅速度是全球最快的，而且这种人口老化趋势也超过了国家经济社会的现代化的发展速度。我国社会的人口是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低、综合国力不强、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前提下进入老龄化的。这种情况与发达国家老龄化是截然相反的，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工业化完成之后经济达到高度的发展水平之下才出现。此外，我国人口老龄化还存在着区域失衡的特点。我国各地区老龄化程度自西向东呈阶梯上升，地区间差距较大。东部沿海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超过8%，其中上海达就到11.46%。而西部地区老年人口比例均在5%以下，部分地区仍是典型的年轻型人口结构。老龄化程度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老龄化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口问题，同时它也成为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
那么，13亿人口大国的养老问题该如何应对？目前，国家有关部门以及众多人口学学者都提出通过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来缓解这股银色浪潮的汹汹来势。但是，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却面临着资金严重短缺、体制不健全等问题。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预测，我国养老保障的短缺金额到2010年将达1100亿美元，而未来30年内将会出现3.7万亿的资金缺口。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研究报告《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中指出，即使在我国的城市也有近一半的劳动力人口享受不到公共养老体系的保障。全国职工有近3/4的人没有任何退休保障。报告还指出，目前我国的社会养老基金的运作是拆东墙补西墙的现收现付制，即是用现在工人的税来养活目前的退休人员，不做任何基金积累。虽然，目前我国正努力促使“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换，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养老基金仍然存在巨大的收支缺口。到2004年，我国全国养老保险欠费达到了450多亿元，在全国范围内，许多省市都面临着养老保险收不抵支的情况，甚至是积累亏空。加之农村养老问题也日益提高到政策议程上来，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面临着艰巨的挑战。
2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根据西方人口学理论，只有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才会影响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的现象也取决于上述两种因素。其中死亡率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是双向和分段的，死亡率初期的下降会导致人口年轻化，而后期下降则会促进老龄化。但是生育率的下降则会直接促使人口的老化。所以，生育率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决定因素。对于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根本原因，许多西方人口学家则认为是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现代化所导致。所以，人口的老龄化可以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出现，同样也是受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影响。其中生育率的下降则是我国人口老化的根本原因。而这种生育率的下降正是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自从20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以来，我国人口生育率便大幅下降。根据《2002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主要统计数据》可知，我国2002年的出生率为12.86‰，比1973年的出生率下降了15.21‰，而我国少年人口比重也急剧下降，从39.7%下降到24.9%。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的老龄化并不完全是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因为即使没有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的人口也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老化。但是计划生育政策却是中国较之西方发达国家提早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3新时期人口政策调整的思路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人口总和以及生育率都被控制到了更替水平以下。然而，就在我们进入低生育水平的同时，我们也步入了人口老龄化时代。因此，我们在积极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以外，还应该重新审视只注重控制人口数量计划生育政策，必须对计划生育政策做出调整，为其注入新的内容，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3.1“控制人口数量”与“优化人口年龄结构”两手抓
经过30多年的人口控制工作，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降低到了1.8，显著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这宣告我国人口的成功转型。尽管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惯性等因素作用，人口总数还将继续增长一段时间，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预示着人口增长速度将继续放缓。因此，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前提下，我国人口政策应该逐步重视“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笔者认为，正确处理“人口数量”以及“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矛盾，是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所在。具体的做法是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生育率过低的地区有计划的放松可生育二胎的范围。目前，我国的生育率转变在农村地区还是不充分、不彻底，生育率水平普遍比较高；另一方面，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生育率水平却过低，如北京和上海，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到1.0以下。因此，我们必须要采取措施，在生育率高的地区仍然要严格控制人口数量，而在生育率低的区域可以适当放松，刺激生育率回升，以达到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目的。2004年上海市推行了《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新条例扩宽了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群范围。条例推行之后，上海并没有出现申请生育二胎的高潮，市民的生育意愿也并未因此改变。相关调查表明，上海市民生育观念上逐步发生了变化，大部分市民在生育问题上都会全面考虑事业发展、经济负担等因素。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桂世勋教授认为，新的政策是在人口数量控制和缓解老龄化之间找出平衡点，这有利于调节人口结构。根据上海的调整情况，我们可以预示，通过调整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来优化人口年龄结构是可行性的。
3.2重视人口素质的提高
老龄人口比重上升的结果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是劳动力来源的基地，在总体人口中处于核心地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多寡及其在总人口所占比重的大小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关键因素。因此，为了缓解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短缺的形势，国家的人口政策重心应逐步转向以提高人口素质为主，必须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增加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支出，鼓励全社会各种力量投资办学，并从政策上予以倾斜。通过提高劳动人口的素质来丰富劳动力资源，增强单位劳动力创造财富的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出生人口素质，重视出生缺陷和残疾人口问题，降低新生婴儿的死亡率。这对保证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质量都具有重要意义。
3.3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既要以儿童、老人为出发点，同时也必须关注成年人问题
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实际上都是围绕着政策对象进行调整的。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老龄化速度快，我国人口政策的制定，长期以来以婴幼儿、老人为主要出发点，较为重视儿童成长和老年人问题。但是，从人口发展是动态的，今天的成年人群体也就是明天的老人群体。因此，出于对问题前瞻性的考虑，现时我们也应该重视成年人的问题。特别是在如今失业现象严重、下岗人口增多的情况下，我们尤其应该把人口充分就业、劳动力充分利用作为制定人口政策的出发点，把增加就业人口规模作为政策目标，保护劳动年龄人口的个人利益。
我国人口老龄化热潮既是一种客观的发展趋势，也是具有其深刻的历史和制度根源。解决老龄化问题，既靠我们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也要求我们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客观地对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进行调整，以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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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成因及对策篇3
1目前我国人口发展的突出问题——人口老龄化加剧
人口问题是当今世界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人口的发展受社会、政治、经济的制约，同时它对社会的发展也起着促进或延缓的作用。经过30年的努力，我国在人口控制的问题上取得了卓效可喜的成绩。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期的统计，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现在1.8%左右，这种生育率的下降让我国13亿人口日到来推迟了整整4年。从另一方面来看，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的发展也使得人口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
人口老龄化是指某一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总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按国际通用标准，60岁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便可以称为“老龄化社会”。美国《纽约时报》指出，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太快，从而飞速经过了这个原来西方社会可以建立起一个中产阶级的时间段。联合国的统计数据也表明，我国的老龄化速度是全球最快的。根据我国老龄协会提供的数据，我国老龄高峰将于2030年左右到来，并持续20余年。到2l世纪中期，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可能超过4亿，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则会达到3亿左右。我国人口的老龄化不仅速度是全球最快的，而且这种人口老化趋势也超过了国家经济社会的现代化的发展速度。我国社会的人口是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低、综合国力不强、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前提下进入老龄化的。这种情况与发达国家老龄化是截然相反的，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工业化完成之后经济达到高度的发展水平之下才出现。此外，我国人口老龄化还存在着区域失衡的特点。我国各地区老龄化程度自西向东呈阶梯上升，地区间差距较大。东部沿海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超过8%，其中上海达就到11.46%。而西部地区老年人口比例均在5%以下，部分地区仍是典型的年轻型人口结构。老龄化程度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老龄化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口问题，同时它也成为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
那么，13亿人口大国的养老问题该如何应对？目前，国家有关部门以及众多人口学学者都提出通过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来缓解这股银色浪潮的汹汹来势。但是，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却面临着资金严重短缺、体制不健全等问题。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预测，我国养老保障的短缺金额到2010年将达1100亿美元，而未来30年内将会出现3.7万亿的资金缺口。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研究报告《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中指出，即使在我国的城市也有近一半的劳动力人口享受不到公共养老体系的保障。全国职工有近3/4的人没有任何退休保障。报告还指出，目前我国的社会养老基金的运作是拆东墙补西墙的现收现付制，即是用现在工人的税来养活目前的退休人员，不做任何基金积累。虽然，目前我国正努力促使“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换，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养老基金仍然存在巨大的收支缺口。到2004年，我国全国养老保险欠费达到了450多亿元，在全国范围内，许多省市都面临着养老保险收不抵支的情况，甚至是积累亏空。加之农村养老问题也日益提高到政策议程上来，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面临着艰巨的挑战。
2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根据西方人口学理论，只有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才会影响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的现象也取决于上述两种因素。其中死亡率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是双向和分段的，死亡率初期的下降会导致人口年轻化，而后期下降则会促进老龄化。但是生育率的下降则会直接促使人口的老化。所以，生育率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决定因素。对于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根本原因，许多西方人口学家则认为是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现代化所导致。所以，人口的老龄化可以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出现，同样也是受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影响。其中生育率的下降则是我国人口老化的根本原因。而这种生育率的下降正是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自从20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以来，我国人口生育率便大幅下降。根据《2002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主要统计数据》可知，我国2002年的出生率为12.86‰，比1973年的出生率下降了15.21‰，而我国少年人口比重也急剧下降，从39.7%下降到24.9%。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的老龄化并不完全是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因为即使没有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的人口也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老化。但是计划生育政策却是中国较之西方发达国家提早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3新时期人口政策调整的思路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人口总和以及生育率都被控制到了更替水平以下。然而，就在我们进入低生育水平的同时，我们也步入了人口老龄化时代。因此，我们在积极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以外，还应该重新审视只注重控制人口数量计划生育政策，必须对计划生育政策做出调整，为其注入新的内容，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3.1“控制人口数量”与“优化人口年龄结构”两手抓
经过30多年的人口控制工作，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降低到了1.8，显著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这宣告我国人口的成功转型。尽管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惯性等因素作用，人口总数还将继续增长一段时间，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预示着人口增长速度将继续放缓。因此，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前提下，我国人口政策应该逐步重视“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笔者认为，正确处理“人口数量”以及“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矛盾，是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所在。具体的做法是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生育率过低的地区有计划的放松可生育二胎的范围。目前，我国的生育率转变在农村地区还是不充分、不彻底，生育率水平普遍比较高；另一方面，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生育率水平却过低，如北京和上海，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到1.0以下。因此，我们必须要采取措施，在生育率高的地区仍然要严格控制人口数量，而在生育率低的区域可以适当放松，刺激生育率回升，以达到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目的。2004年上海市推行了《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新条例扩宽了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群范围。条例推行之后，上海并没有出现申请生育二胎的高潮，市民的生育意愿也并未因此改变。相关调查表明，上海市民生育观念上逐步发生了变化，大部分市民在生育问题上都会全面考虑事业发展、经济负担等因素。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桂世勋教授认为，新的政策是在人口数量控制和缓解老龄化之间找出平衡点，这有利于调节人口结构。根据上海的调整情况，我们可以预示，通过调整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来优化人口年龄结构是可行性的。
3.2重视人口素质的提高
老龄人口比重上升的结果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是劳动力来源的基地，在总体人口中处于核心地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多寡及其在总人口所占比重的大小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关键因素。因此，为了缓解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短缺的形势，国家的人口政策重心应逐步转向以提高人口素质为主，必须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增加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支出，鼓励全社会各种力量投资办学，并从政策上予以倾斜。通过提高劳动人口的素质来丰富劳动力资源，增强单位劳动力创造财富的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出生人口素质，重视出生缺陷和残疾人口问题，降低新生婴儿的死亡率。这对保证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质量都具有重要意义。
3.3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既要以儿童、老人为出发点，同时也必须关注成年人问题
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实际上都是围绕着政策对象进行调整的。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老龄化速度快，我国人口政策的制定，长期以来以婴幼儿、老人为主要出发点，较为重视儿童成长和老年人问题。但是，从人口发展是动态的，今天的成年人群体也就是明天的老人群体。因此，出于对问题前瞻性的考虑，现时我们也应该重视成年人的问题。特别是在如今失业现象严重、下岗人口增多的情况下，我们尤其应该把人口充分就业、劳动力充分利用作为制定人口政策的出发点，把增加就业人口规模作为政策目标，保护劳动年龄人口的个人利益。
我国人口老龄化热潮既是一种客观的发展趋势，也是具有其深刻的历史和制度根源。解决老龄化问题，既靠我们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也要求我们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客观地对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进行调整，以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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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成因及对策篇4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结构;生育率
中图分类号:C923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0.05.018文章编号:1672-3309(2010)05-0046-04
一、引言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问题是影响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这段时间内,我国人口发展处于自发的和无计划的状态,出生率很高,加上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人口死亡率显著下降,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840～1949年的2.6‰猛增到1952年20‰,1953年中国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总人口已突破6亿大关。此后,多年居高不下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加上3年困难时期过后的补偿性生育(1963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43.3‰,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3.33‰),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提示总人口已超过7亿,截至1969年总人口已突破8亿大关。此后,为了减轻中国人口增长过快带来的经济社会压力,缓解尖锐的人口经济矛盾,中国陆续出台并完善了一系列计划生育来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从1973年明确了“晚、稀、少”的方针,到1974年2月中共中央肯定按“晚、稀、少”要求结婚和生育的政策,再到80年代初期的“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一直到由“少生”向“只生一孩”的转变,中国的人口增长得到了有效控制。据国家统计局报告显示,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多年来,中国少生4亿多人,在此期间,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由1980年的22.2%下降到2007年的20.1%,中国人口年增长占世界人口年增长的比例从1982年的18.4%下降到2007年的10.3%。可以说,中国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成效显著。
然而,计划生育政策在带来生育水平下降的同时,也过快地改变了中国的人口结构。老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快速增加,中国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工作委员会在京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出: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前20年将成为“快速老龄化”阶段,随后的30年为“加速老龄化”阶段,其后的50年则达到“稳定的重度老龄化”阶段。2051年,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4.37亿,即每10个人中就有3个是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
二、文献回顾与述评
关于已经在中国实施了2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学者各持己见。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2009)指出:独生子女家庭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了“九大风险”,其中就包括独生子女政策下传统生育文化的改变最终威胁人口持续发展的风险;蒋英红(2007)提出: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提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改善老龄化状况的直接方法就是放宽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石齐平(2007)认为:一个社会人口老龄化,不仅大幅加重全社会的养老、医疗、保健负担,更会减缓整个社会的活力、积极性与创新能力。
也有学者指出,中国维持现有的生育政策仍有必要。例如,于学军、杨书章(2000)利用多区域分孩次递进人口发展模型对中国未来50年的人口发展趋势做了预测,并最终认为当前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重点不应是进一步降低生育水平,而是稳定在目前的生育水平。中国社科院李小平(2007)研究指出:从紧控制生育,进一步减少生育数量并早日转入减少人口总量的进程,而不是放宽生育政策,才是优化人口结构的真正出路。
上述研究,虽然考虑到了计划生育影响的社会各个方面,但其研究仍存在不足:第一,大多数学者对政策影响只注重于逻辑分析,而很少使用实证检验,其观点和结论缺乏实际数据的支撑。其中仅有于学军、杨书章(2000)根据计量模型和部分数据来得出结论,但作用仍十分有限。第二,在涉及到计划生育与人口结构的关系时,多数研究都没有事先说明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结构的具体影响程度。人口结构变迁,究竟有多大程度是由计划生育和经济发展所引起这一问题没有得到回答,然而这个问题与计划生育政策是否应当放开的判断紧密相关。此外,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速度和趋势以及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在国际上处于何种水平这一问题也没有得到明确的回答。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从关注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以及与计划生育政策、经济发展的关联程度入手,预测未来的人口结构走向及对经济的影响,从而判断计划生育政策是否应当持续这一角度进行研究,对弥补人口结构和政策研究中的实证缺失意义较大。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说明
按照国际惯例,我们假设将人口年龄分为0―14岁(少儿人口)、15―64岁(劳动人口)、65岁以上(老年人口)。对于国内,选取全国五次人口普查的人口年龄构成资料,和各省市(不包括重庆,1997年以前四川省的数据计算也不包括重庆市)历年来的人口年龄构成、人口出生率数据和经济发展水平数据作为样本,由于数据资料的限制,我们仅选取1995―2007年共13年的时间序列样本,之所以选取不同省市的资料,是基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环境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对于国外,重点选取20―30个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和30个高收入国家在2008年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年龄结构截面数据用作国际横向比较研究。
(二)1953年至今中国人口结构变动情况
1、全国性的人口结构变动
根据1953、1964、1982、1990、2000年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及2007年人口数据,绘制了人口结构变动趋势图(如图1),以反映我国人口结构变动情况:
由图1可以看出,我国的总人口中0―14岁的少儿人口所占比重在1953―1964年增长6%之后呈直线下降趋势,到2007年仅占总人口的17.87%,而劳动人口自1964年以后比重持续上升到2007年的72.78%,这说明我国自1964年以来一直受益于“人口红利”效应。老年人口比重自1953年以来一直呈上升趋势,而且增长速度加快,2000年达到6.96%(接近临界水平7%),2007年已达到9.36%,接近了10%。
按照国际通用标准,如果一国或地区的人口中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的比重超过7%,0―14岁少年儿童数量比重低于30%,则认为该地区的人口已经进入了老龄化阶段。那么在前一标准下,中国从2000年左右就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2000年至今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于2007年末已经达到9.36%的水平;若从少儿人口看,我国自1990年(提前10年)即进入了老龄化阶段。这说明,人口老龄化将在未来给我国经济带来深远的影响。
2、各地区的老年人口比重变动情况
根据经济区域的发展,将全国(不包括重庆、台湾)分为东部沿海地区(12省)、中部内陆地区(9省)、西部边远地区(9省)三大区域,分别看1995―2007年的老年人口比重变动情况。
东部沿海地区:多数省份早在1999年以前老年人口比重即达到7%左右,进入老龄化社会,此后老龄化程度平稳上升。部分省份,如北京、江苏、浙江等自1995年更早步入老龄化阶段,并且老龄化速度较快,绝对水平也高于其他东部省份。
中部内陆地区:总体上老年人口比起点较低,但上升较快,多数省份于2003年比重达到7%,进入老龄化社会阶段,相比于东部地区平均而言滞后4年时间。
西部边远地区:老年人口比除陕西、四川外,其他省份老年人口比的绝对水平起点低,上升速度缓慢,大多于2007年左右才初步达到7%的水平,相比于东部地区滞后8年,比中部地区滞后4年,部分省份,如、宁夏、青海等地于2007年仍在7%以下,说明该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为成年结构。
以上在全国实施一致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背景下,根据经济区域划分的人口比重图初步说明,社会人口老龄化程度与经济水平存在一定程度的关联。
(三)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国际比较
1、经济增长对人口老龄化影响的世界参考水平
在全世界共取30个高收入国家2007年的样本数据,包括人均实际GDp和65岁以上人口比重,将老年人口比和人均实际GDp(美元)分别设为变量Y和R,对其做回归,其回归结果为:
r=0.052+0.0055y(1)
(1)式说明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对老年人口结构变动的弹性系数平均为0.0055=0.55%,处于中国各省市中的较低水平。
2、我国整体经济增长对人口老龄化影响水平
取中国1995―2007年老年人口比和人均GDp(美元计,2007年平均1美元=7.5215元/人民币)的数据,对其做检验,发现其真实人均GDp是2阶单整的,其老年人口比为1阶单整的,故对人均美元GDp的差分(DY)和老年人口比做回归,可以看出二者存在协整关系,得到
r=0.075+0.00024y(2)
(2)式说明中国经济增长对老年人口结构变动的平均弹性系数为0.00012=0.024%
四、未来人口结构变动预测分析
既然存在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在未来会导致人口结构进一步老化、年轻人口比重下降的趋势,那么我们取2007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数据,对从2007年算起10年后的人口结构做一个简单的趋势预测。
根据2007年的数据(以0.09%的抽样比数据为样本),其人口出生率为1.21%,死亡率为0.693%,净自然增长率为0.517%,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推算出:
(1)一年后新出生人口为14383人,假设每年的增长人口相同,大致可以估计出10年内新出生人口总计为143830人,即2017年的0―10岁年龄段的人口数;
(2)中国目前的人口平均寿命约为75岁左右,据此我们假设目前在60岁以下的人口在未来10年内不会有减少(排除非自然死亡的情况,即意外事故、疾病等),那么从10―19岁至50―59岁的年龄段各组人口数均向后推移,成为2017年相应下一年龄段的人口数;从此可以得出,由于我们假设75岁以前的人口不会减少,那么人口的死亡则全部来自于老年人口的自然死亡。根据2007年的数据,人口死亡数为8237人,除以老年人口(65岁以上)数162209人,则老年人口死亡率为5.078%;
(3)2007年从60―69岁年龄段开始往后,在未来10年里则会出现人口自然减少现象。对于目前处于60―69岁的人群,我们仅从65岁开始观察并且只从2013年算起(因为小于65岁的人在未来10年不会达到75岁,而65―69岁的人只有在5年后才会开始达到75岁以上):
首先,2013年69岁的人口会达到75岁,2014年68岁的人口达到75岁,以此类推,到2017年,根据老年人口死亡率计算,2007年60―69岁这一段的人口减少数为39849×(1+(1-x)+(1-x)2+(1-x)3+(1-x)4)*x(其中x等于5.078%,39849为2007年65―69岁人口数),等于9136人,则2017年70―79岁年龄段人口数为90847―9136=81711人;
其次,对于现今在70―79年龄段的人,由于样本数据仅能以5年作为一个观察期,因此我们假设其在未来10年各个年龄的人均会自然减少,那么我们得到10年内共减少人口为54221×(1+(1-x)+(1-x)2+(1-x)3+(1-x)4)*x=12431人,则2017年80―89岁的人口数为54221-12431=41790人;
再次,同样我们可以推算出2017年90岁以上人口为12130人(不考虑高龄老年人更高的死亡率的可能性)。因此,在2017年预计总人口数为1322524人。
(4)按照标准人口结构分类,2007年0―14岁人口为212476人,15―64岁人口为865051人,65岁以上为111211人,分别占总人口比为7.09%、72.77%、9.36%;那么到2017年0―14岁人口为143830+59996(2007年0―4岁人口数)=203826人,15―64岁人口为893309(2010年20―60岁人口数+2007年5―10岁人口数+2007年50―55岁人口数)人,65岁以上人口为225389人,其占总人口比为15.4%、67.5%、17.1%。
由上述估计可得,与2007年相比,2017年老年人口比重增长近一倍,已经达到目前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水平,而劳动人口(15-64岁)比重下降了7.24%,可以看出在计划生育政策不改变的前提假设下,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十分明显。
五、研究结论
从以上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从全国范围看,中国自2000年左右即步入老龄化社会,2007年中国老年人口比重已达到近10%的水平;从地区看,东、中、西部相继步入或即将步入老龄化社会,但彼此之间均有4年左右的滞后期。
从经济增长角度考察人口结构变动,中国各个省市的情况各不相同,从所收集的数据的回归结构可以看出,整体上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增长因素的影响始终超过生育政策因素导致生育率下降的影响,但同时与国际水平相比较,经济增长对老年人口比重上升的影响又小于国际高收入国家相应的影响水平和国际平均影响水平,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老龄化存在不可忽视的影响。
从人口结构的外推预测来看,中国未来10年的老龄化速度较快,程度较深,至2017年已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劳动人口比下降显著,因而很可能会影响未来的劳动力供给,提高社会抚养比,进而有损未来经济增长潜力。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我国人口结构现状和人口结构的影响因素看,还是从未来人口结构变动趋势看,中国老龄化加速、加深的趋势已经确定无疑。在此假设下,中国有必要适当改变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或采取相应的替代措施来增加劳动力供给,缓解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带来的负面影响,放缓老龄化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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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成因及对策篇5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特征；预测；建议策略
中图分类号：F84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0-0102-03
随着中国人口的不断增长和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悄然发生变化，老龄人口比重不断增加，人口老龄化日益加深。本文旨在研究新时期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和变化趋势，为正确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压力提供政策建议。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总体态势
所谓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老年人的比例上升，特别是指在年龄结构类型已属年老型的人口中，老年人口比重继续上升的过程。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已处于老龄化社会。
根据第三、四、五、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资料，我们整理了1982年以来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数及比重。资料表明，2000年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全国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8821万，占总人口的7%，到2005年底全国65岁及以上的人口已占总人口的7.7%，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比例上升了0.7个百分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最新公布，2011年底全国65岁及以上的人口达到12288万，占总人口的9.1%，与2005年相比，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升了1.4个百分点。这说明中国在进入老龄化社会后，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在逐年提升，老龄化进程还在加快。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征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人口的老龄化问题有许多特殊的表现。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总量特征：世界最多
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加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人口预期寿命日益延长，老年人口数逐年增加，到2011年底，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85亿，为全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总数的1/5，占亚洲老年人口的1/2，是老龄人口位于世界第二的印度的1.8倍，第三美国的2.5倍，比西欧各国老龄人口的总和还要多。根据联合国预测，21世纪上半叶，中国一直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21世纪下半叶，中国也还是仅次于印度的第二老年人口大国。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变动特征：发展速度迅猛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与发达国家相比，速度十分惊人。法国完成这一过程用了115年，美国用了60年，英国用了45年，最短的日本也用了25年。从我们整理的人口结构资料中，可以看到中国1990年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还仅为5.6%，到了2000年就已经进入到老龄化的门槛7%，2011年已快速达到9.1%。相对应的，老龄化指数上升迅速，从1990年的20.1%上升到2000年的30.6%，上升幅度只有10.5个百分点；而2010年的老龄化指数上升到了53.6%，上升幅度高达23个百分点，中国的老龄化速度之快在全世界都是不多见的。
（三）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分布特征：城乡分布不均衡
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中国在工业化的同时没有相应地进行城镇化，再加上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大量老年人口滞留在乡村。在2000年中国8821万老龄人口中，乡村为5944万，占67.3%，乡村中老龄人口的比重为7.4%，高于城镇6.3%的水平。2005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超过14900万人，其中乡村老年人口11044万人，约是城镇老年人口的2.86倍。到2010年仍有50.32%的老龄人口为乡村人口，而乡村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已经达到15.4%，比全国13.26%的平均水平高出2.14个百分点。而其他发达国家，基本上是以城镇化推动工业化，其乡村居住老龄人口的比重很低了。
（四）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高龄化特征：高龄化速度较快
国际上通常把60～69岁称为低龄老年人口，70～79岁称为中龄老年人口，80岁以上称为高龄老年人口。中国高龄老年人口数在1991—2000年的十年间，以每年3.6%的速度增长，高龄人口从1990年的801万增长到2000年的1201万，到2010年已超过2000万。中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的比例与数量高速增长，其增速大约等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体增长速度的2倍。
（五）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经济特征：未富先老明显
与世界其他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相比，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经济发展水平不仅是最低的，而且与其他国家的差距极大。一些发达国家在1900年左右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均已超过了2500美元（1990年的美元）。而中国即使是2009年的人均GDp换算成1990年的美元也只为2440美元，也就是说中国进入人口老龄化接近10年后人均GDp才勉强达到发达国家刚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时的水平。
（六）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文化特征：文化素质较差，适应老龄化能力低
1982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中文盲率高达80%，妇女文盲率高达95%以上。到1990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文盲、半文盲率为70.45%，比1982年下降了将近10个百分点。2000年，中国60岁以上老人的总识字率是51.69%，文盲、半文盲比重为48.31%。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现存的文盲人口仍有5000多万人，主要集中在老龄人口中。中国老年人口文化素质低的情况严重地影响了老年人口生活质量，文化水平不同将导致参与社会能力、对物质赡养依赖程度、精神生活的自我调节能力和健康状况自理能力的差别。
三、未来十年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分析
（一）老年人口总量及比重变动的趋势模型
中国人口基数大，老龄人口数量多，且大多居住在农村，国际间迁移少，所以老龄人口变化主要受出生和死亡两大因素的影响。
本文通过建立1995—2011年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与年份的回归模型，预测中国未来几十年的老年人口数量，预测如下：
假设回归模型为：Yt=β1+β2Xt+μt
其中，Yt表示65岁及以上人口数，Xt表示年份。
由eviews得到的最小二乘法估计回归模型为：
Yt=-549922.2+279.3897Xt
t=（-36.8391）（37.4887）
从估计的结果可以看出，模型拟合程度较好。因为可决系数R2=0.9894，表明模型整体上拟合较好。系数显著性检验：对于β2，t统计量的绝对值为37.4887，在给定α=0.05，查t分布表，在自由度为n-2=15下，得临界值t0.025（14）=2.131，因为t>t0.025（15），所以拒绝H0：β2=0，表明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与年份之间有显著关系，综上，所以模型是显著的。
为方便后文对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进行预测，下面根据1995—2011年中国人口总量与年份的回归模型，预测中国未来几十年的人口总数：
同理，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回归模型为：
Yt=-1526918+826.6054Xt
t=（-31.67377）（34.34508）
同上，模型拟合程度较好，表明全国人口总数和年份之间有显著关系。
（二）人口老龄化指数及老龄抚养比变动的趋势模型
1.人口老龄化指数变动的趋势模型
根据2000—2011年中国人口老龄化指数与年份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
假设回归模型为：Yt=β1+β2Xt+μt
其中，Yt表示人口老龄化指数，Xt表示年份。
由eviews得到的最小二乘法估计回归模型为：
Yt=-43.4257+0.0219Xt
t=（-12.6339）（12.7505）
同上可知，模型拟合程度较好，表明人口老龄化指数和年份之间有显著关系。
2.老龄抚养比变动的趋势模型
根据2000—2011年中国人口老龄抚养比与年份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对未来几十年的老龄化情况进行预测，预测如下：
由eviews得到的最小二乘法估计回归模型为：
Yt=-370.4991+0.1902Xt
t=（-16.7980）（17.2953）
同上，模型拟合程度较好，表明老龄抚养比与年份之间有显著关系。
（三）未来十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的综合预测
通过以上模型预测未来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及比重，人口老龄化指数和老龄抚养比情况，从预测结果中可以看出，中国从2010—2020年将处于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化社会，即进入快速老龄化阶段，在这一时期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增长速度呈明显上升趋势，并且将平均每年增加256万人，年增长速度达2%以上，大大超过总人口年均0.66%的增长速度，人口老龄化明显加快。到202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1.45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0.11%，同时老龄化指数与老龄抚养比也逐年增加，由于多年来中国少儿人口都呈现下降趋势，可见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之快。
四、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建议及策略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目前尚且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收入水平属于中等偏下国家的行列，在这种的基本国情下，人口老龄化必将带来一些新的矛盾和压力，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出新的挑战。因此，采取合理的人口政策，实现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做好应对老龄社会的各项准备，制定合理的人口发展规划
各级政府机关要充分认识和把握老龄化社会的机遇和挑战，调整社会经济政策，完善法律法规，制定合理的人口发展规划，实现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充分开发劳动力资源、进一步发挥市场经济机制，大力发展老龄产业，加快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健全老年社会保障制度，从而避免或减缓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
（二）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救助制度的建设
解决养老问题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中之重，建设完善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是从根本上解决老龄社会日益突出的养老医疗问题的重要途径。争取在全国城乡基本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医疗救助制度，以确保城乡老年人养老、医疗问题的妥善解决。
（三）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机制，大力发展老龄产业
当前，中国老年产业远远不能满足老年人口的需求，因此在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时，应特别注意开发老龄产业。大力研制开发老年消费项目及产品，例如老年旅游、老年健身、老年用品市场等；政府应加强对老龄产业的引导，出台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支持老龄产业的发展，鼓励社会资金进入老龄产业领域。
（四）积极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发挥老年人的积极作用
一是提高退休年龄，延长工作年限。相关研究表明，中国在2015年左右存在着一个提高退休年龄的时机。当前应该开始着手进行提高退休年龄的准备工作，并就具体的政策设计进行充分的解释，以尽量获取最大程度的共识。二是直接利用老年人力资源，提供社会服务。鼓励低龄、健康老人开展志愿性的甚至是经营性的养老服务具有较大的潜力。通过社区互助和储蓄服务时间等方式发动老年人开展志愿服务，将老年人力资源转化为社区养老服务资源。
（五）加强对老龄社会的前瞻性和战略性研究，构建和谐老龄化社会
老龄社会的挑战是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必须要加强对老龄社会特点和规律的探索，加强对建设有中国特色老龄事业的研究，把人口老龄化和老龄化社会作为国家的重大战略课题进行研究，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形势提供科学依据。同时在构建健康老龄化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试着探求“和谐老龄化”，站在社会和谐发展的立场上来思考和促进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的和谐，为构建和谐社会增添色彩。
参考文献：
[1]邬沧萍，杜鹏.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在认识[J].中国人口科学，1992，（3）.
[2]谢安.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变化趋势及特点[J].统计研究，2004，（8）.
人口老龄化成因及对策篇6
abstract:Chinaiscurrentlyinthestageofrapidaging,isthefastestagingcountries.Fast-growingelderlypopulationtotheenormouseconomicandsocialdevelopmentchallenges,butalsoagingindustriesprovideabroadmarket.Developagingindustryisconducivetoeconomicdevelopmentandsocialstabilityisrequiredtobuildasocialistharmonioussocietyandapositiveresponsetoanimportantstrategyofpopulationaging.
关键词:老年人口人口老龄化老龄产业养老保险制度
Keywords:elderlypopulationpopulationaging;agingindustryold-ageinsurancesystem
我国老年人口约占全世界老年人口的五分之一,是全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同时,我国当前正处于快速老龄化阶段,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居世界首位。快速扩大的老年人口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也为老龄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一、老龄产业的基本内涵及我国老龄产业发展现状
(一)老龄产业的基本内涵
老龄产业涵盖老年人消费品的生产和营销以及老龄服务的供给,是指为老年人提供特定商品和服务的行业总和。该产业着眼于老年人的特殊需求,通过开发老年消费市场,如老年用品、养老机构、老年照料服务、老年旅游、老年保健康复、老年文化体育等等,以满足老年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要求,是集经营、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产业。
(二)我国老龄产业发展现状
据统计,截至2009年底,全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1309万人,比上年增长了3.22%,占全国总人口的8.5%,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6714万人,比上年增长了4.53%,占全国总人口的12.5%。庞大的老年人口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对老年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对老龄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年来老龄产业受到较多的关注,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总体上看,老龄产业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发展缓慢,没有形成规模,地区间差异较大,不能适应我国人口的快速老龄化,不能充分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需求。
二、我国老龄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制度和政策缺失导致老龄产业发展动力不足
由于老年人群在社会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决定了老龄产业带有一定公共性、福利性特征。老龄产业的兴起和发展,政府对老龄产业应该在政策法规上给予优惠和扶持,起指导、催化作用。费用征收、银行贷款、财政资金支持等具体规定在实施过程中难以落实,兴办老龄产业投资审批手续繁杂,优惠政策不落实,投资者在财税、金融、地税、信贷等方面很难得到相应的支持,没有形成系统的老龄产业支持政策,产业发展的政策,特别是优先、优惠的政策不多,由此导致民间资本对老龄产业参与积极性不高,老龄产业在各领域发展不均衡,不能形成产业规模,数量和质量方面也不能满足需求。
(二)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不健全抑制老年人消费需求
我国养老保障程度低,覆盖面小,社会养老发展水平低等因素严重影响了老龄化产业的发展。与老龄人口密切相关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还未完成,许多相关制度和举措仍在探索试行中,导致老龄人口有后顾之忧,加之部分老年人收入水平低,特别是占老年人口六成多的农村老年人收入低,生活没有保障,严重抑制了老年人的消费需求,成为老龄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
(三)为老年人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不够丰富难以满足需求
老年人的吃、穿、用等产品的开发生产长期受到冷落和忽视,市场上的老年产品品种少、产量小,老年用品供给短缺,远远不能满足老年人的需求,老年人普遍感到难以购买到适合的商品。
三、推动我国老龄产业加速发展的对策
(一)建立并完善支持和鼓励老龄产业发展的政策及制度
通过实施积极的老龄产业政策,包括财政支持政策、税费减免政策、信贷优先政策、吸引投资政策、项目审批政策、劳动保障政策等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老龄产业的发展。
(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提高老年人消费能力
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不健全,抑制老年人消费需求,加之我国老年人口,特别是农村老年人口收入普遍偏低使得老年人口购买力低从而制约着我国老龄产业发展。加快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程,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提高老年人收入保障水平,推行社会养老保险;加大对老年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发展商业医疗保险,多元化运作医疗保险基金,发展基层社区医疗机构;加快经济发展,促进尊老敬老的精神文明建设,保证老年人尤其是农村老年人得到赡养,解除老年人消费的后顾之忧。
(三)加大老龄产品开发力度并积极发展老龄服务业
加大老龄产品开发力度。通过市场调研和分析充分了解老年人口需求,加大投资力度,鼓励科研,开发老年人专用产品,改变当前老龄产品供给不足,品种单一,销售模式落后等局面,推动老龄产品规模化生产和产业化发展,满足老年人的多种需求。
积极发展老龄服务业。探索多元化养老模式,规范养老机构,发展居家养老服务,建立健全行业标准和监督机制,通过对从业人员进行专业化、系统性的培训等方式提高人员素质和服务水平。要满足老年人个性化、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着力解决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紧急救助、精神慰籍、心理支持、和法律服务、文化娱乐、体育健身、教育科技以及临终关怀等各种服务和需求,为他们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参考文献:
[1]刘阳.《在经济危机中老去》[J].《南风窗》2009(3);
人口老龄化成因及对策篇7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对策
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主办的“21世纪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与经济分析”国际研讨会上，一份CSiS提交的最新调研报告《银发中国》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关注。该报告称：“35年前，中国儿童人口与老年人口的比例是6：1，而往后的35年，这个比例将颠倒过来，老年人口将是儿童人口的2倍。人口预期寿命由1949年的41岁延长到了现在的70岁。另一方面劳动人口的数量也急剧下降，到2050年左右，中国的劳动力人口总数将比目前减少18％－35％。人口出生率下降和寿命延长是推动中国老龄化和劳动人口相对数量下滑的两股基本力量。”并且它还严肃指出：“中国即将经历一次惊人的人口转变，一个原本年轻的国家即将老龄化。”
所谓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相对比例上升，按国际通行的标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10%和7%，即可看作是达到了人口老龄化。我国2003年，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就已经达到了11%，人口的老龄化问题将很快成为中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新挑战。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积极发展老龄事业，初步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的发展老龄事业的工作格局。国家成立了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确定了老龄工作的目标、任务和基本政策；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制定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把老龄事业明确纳入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城市初步建立了养老保险制度和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医疗保险制度，以及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实行以土地保障为基础的“家庭养老为主与社会扶持相结合”的养老保障制度。许多地方还对救助贫困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采取了特殊的措施。老年服务事业发展迅速。中国政府修订了《老年人建筑设计规范》、《城市道路和建筑物障碍设计规范》等相关条例，方便老年人的居住与出行。社区卫生站、托老所、老年活动中心、老年学校、老年休闲广场等老年服务设施逐渐增加，服务老年人的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
一、未来趋势预测——我国未来面临人口增长三大高峰
根据中国国情研究小组近年研究成果显示，我国已相继面临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增长的“三线交叠增长”的非常时期：总人口继续直升，估计到2050年将达16亿左右；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量将持续增长到2020年，达94100万人，所占比重将增长至2010年，大约占67%左右，届时从属年龄人口比下降至50%以下，社会赡养负担最轻，即从现在至2020年是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最佳时期，随后从属比上升伴随着劳动人口比重的下降，预示着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开始显现。另一方面，未来一二十年我们在面临劳动人口比重和绝对量增长的同时，还将面对失业人口继续上升的趋势。这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作出劳动就业战略决策的合理选择，从根本上解决失业问题，丧失的不仅仅是难得的发展机遇，我们很有可能会因此而失去国家财力和自身养老金积累的“黄金时代”；更为严峻的是，我们还面对着人口年龄加速老化的挑战。如下表所示，未来16年我国将进入老龄化加速发展阶段，届时老年人口将逐年递增到2.43亿，占总人口的19.96%；此后30年间将进入快速人口老化阶段，老年人口比例将上升到32.73%,并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在这一高水平上。
二、综观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呈现以下五个特征。
1.老龄人口绝对值为世界之最
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加上20多年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人口预期寿命日益延长，老年人口逐年增加，到目前已接近1.41亿，我国成为全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总数的1/5，占亚洲老年人口的1/2。2004年，中国的老年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1％。但到2040年，中国老年人总数将达到4.11亿，占到总人口的29％，它将超过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目前的人口总和。解决好我国老年人口问题，对亚洲和世界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2.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来势猛
老龄化可能是由于年龄金字塔底部少儿人口增长减慢所造成，也可能是顶部的老年人口增长加速所导致，人口学中称之为底部老龄化和顶部老龄化。发达国家经历了由底部老龄化到顶部老龄化的漫长演变过程。而我国，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底部老龄化与顶部老龄化同时“夹击”，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发展很快，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与发达国家相比，速度十分惊人。法国完成这一过程用了115年，瑞典用了85年，美国用了60年，英国用了45年，最短的日本也用了25年。由于我国人口政策的作用，改变了世界老龄人口的发展格局，即人口老龄化不仅成为发达国家的问题，而且也已经开始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
3.人口未富先老，对经济压力很大
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呈渐进的步伐。当它们的60岁以上老龄人口达到10%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在1万美元以上。发达国家的人口是先富后老，我国是未富先老。我国在2000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达856美元，属于刚刚迈过最低收入门槛的中等收入国家。中国妇女的平均生育率已由1949年的6.1变为2002年的1.8，其中北京和上海两地的婴儿出生率甚至已经降到了1.0；而人口预期寿命则由1949年的41岁延长到了70岁，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均寿命最长的低收入国家之一，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压力很大。
4.老年人口在区域分布上不均衡
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人口已经进入老龄化阶段。如上海市老年人口2000年已达238万，占总人口的18.5%，到2025年将达到最高峰468.8万，占总人口的32.7%；北京2000年老年人口为188万，占总人口的14.6%，到2025年将会猛增到416万，老年人口的比例接近30%，大大超过现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而在中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低于东部。
另外，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就静态而言，由于农村婴儿出生率高于城市，因此老龄化程度城市高于农村；但就动态而言，随着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地从乡下涌到城市，农村老人因此经常无人照护，因此城乡老龄化的程度正在接近。
5.老龄人口高龄化趋势十分明显
人口学中认定，60-69岁为低龄老年人口，70-79岁为中龄老年人口，80岁以上为高龄老年人口。过去说“人活70古来稀”，现在说“活到70不稀奇”。我国高龄老年人口以每年5.4%的速度增长，高龄人口已从1990年的800万增长到2000年的1100万，到2020年将达到2780万。高龄人口丧偶和患病的机率高，高龄女性多于男性，高龄老人生活自理能力差。因此他们不仅需要经济上的供养，而且需要生活上的照料。
三、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人口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它反映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美好的愿望，标志着经济、文化、卫生和社会安定的水平。当然，我们也应当以辩证的观点全面看待这个问题，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都带来了重大影响，这些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对此我们必须未雨绸缪，认真对待。
1.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对老人赡养比上升
如上图所示，人口年龄结构预测表明，199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对老人赡养比为13.7%，2000年上升为15.6%，预计到2025年上升为29.46%，2050年上升为48.49%。如果再加上对幼年子女的抚养，劳动年龄人口的总抚养比上升得更为迅速，2025年达到59.5%，2050年达到76.8%。人口老龄化将使劳动年龄人口的经济负担日益沉重。
2.人口老龄化对投资、消费、储蓄和税收都带来相关影响
国民收入经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后，最终形成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二者此消彼长。一般来说，未成年人口无力储蓄，老年人口减少投资并开始动用储蓄，人口老龄化会使人口从劳动状态转移到退休状态，使未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都成为单纯消费人口，成为劳动力人口提供税收的享受者，这样无疑形成税基缩小，税收减少，储蓄率下降，投资率比例降低，单纯消费增加。当然从近期看，消费增长可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但从长期看，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为使经济发展产生强大的后劲，必须继续扩大积累，持续增加投资。
3.人口老龄化使政府用于老人的财政支出增加，财政负担加重
养老保险基金源于人们的工薪收入，因此劳动年龄人口的富匮与否，决定了基金筹集的可能规模。由于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不断发展，财政中用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的支出不断增加。据统计，从1985年至1997年12年间，我国用于社会保障的资金从327亿元增加到3043亿元，增长近10倍，其中用于支付离退休职工的各种费用从149亿元增加到2068亿元，增长了12倍以上，高于同期经济增长速度。近几年来，由于完成“两个确保”的任务，全国各地区普遍调整了财政预算结构，为确保“两金”发放，实行财政兜底，使各地的财政负担十分沉重。
我国目前的养老方式：一是由政府承办的社会基本养老；二是传统的家庭养老；三是以个人储蓄为主的自身养老。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和人口老龄化的来临，老年人对社会养老的需求和意愿必将进一步扩张和强烈。事实上，年轻的一代也已缺乏为长辈提供各种养老资源的能力，传统的家庭养老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老年人口超速增长，又进一步表明社会养老负担的日益加重和基金积累难度更为加大，从而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增长产生强列的掣肘作用和后续影响。
4.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影响家庭结构和赡养功能
随着人口老龄化，高龄老人日益增多，三世健在的家庭比例很大，加上我国厉行计划生育政策，家庭的代际人口结构呈“四二一”和“四二二”型。家庭“少子化”使家庭赡养老人的功能弱化，急需社会养老功能极大发挥，以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
据从中国老龄人协会和劳动保障部获得的最新人口统计数据显示，目前65岁的老人中，有64％与自己的子女住在一起，这一比例在农村显得更高；而在老年妇女中，65岁至79岁的有67％与子女生活在一起，相比之下，80岁以上的则有80％与自己的子女同住一个屋檐下，他们对自己后代的经济依赖也更强。
5.人口老龄化使完成脱贫任务更加艰巨
中国在经济欠发达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快、绝对数量大，社会供养矛盾突出。中国城市老年人的绝大多数享有退休金，但其经济收入受所在企业的经营状况和物价等因素影响较大，生活水平难以提高；农村老年人则主要依赖家庭成员资助生活养老，其生活水平不仅受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制约，而且受子女实际供养能力的制约。老年人尤其农村老年人的医疗需求还难以满足。在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的利益调整过程中，老年人贫困风险增大。
据统计，50%以上的城镇老年人口和80%左右的农村老人在银行中基本上没有存款，只能依靠子女或社会供养。老年人口的储蓄水平低于全国人均储蓄水平。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和生活方式的演变，核心家庭比例上升，世代同堂比例下降。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至今我国尚有500万贫困老年人口，他们有的处于老少边穷地区，有的身为孤寡，有的染病在身，有的身患残疾。在人生的晚年仍忍受着生活的艰辛和病痛的折磨，他们成为社会最需要帮扶的贫困对象和脆弱群体。
6.人口老龄化带来老年人口的心理变化，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帮助
中国的老龄工作刚刚起步，基层服务网络薄弱，专业工作人员缺乏，老龄工作资源不足。城乡社区针对老年人的服务项目少，服务水平低，服务对象覆盖面窄，老年人的参与率和收益率不高，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现象还时有发生。这都将给老年人的心理带来极大的伤害。
随着老年人口高龄化、高龄老人丧偶率上升、生活不能自理人数增加，家庭养老的经济负担和生活照料负担日益加重，但生活节奏越来越紧张的中青年夫妇常常难以兼顾对老人的赡养与对子女的抚养。对于逐渐增加的独居老年人来说，生活照料和精神慰籍问题就更为突出。目前，完全需要由社会供养和照料的老年人约有200万，预计到2040年将超过1千万。所以我们不仅要给予老人经济上的赡养，而且还要有精神上的慰藉，要格外给予他们安慰、体贴、照料、尊重和帮助。
四、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我们应该采取的对策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的产物。发达国家大部分早在50年前就已进入了老年型国家的行列，因此我们也不必“谈虎色变”。正因为人口老龄化是一个波及许多领域的重要趋势，因此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也必须在更加广泛的领域内综合考虑，协调运筹，把它作为一个战略性的大问题全面策划，及早部署。
1、做实“个人帐户”，逐步增强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能力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由现收现付制改为“统账结合”的部分积累制，目的就是为了迎接下世纪人口老龄化高峰时养老金支付的危机。基金累积制养老金拥有许多优势，它可以帮助正在走向老龄化的中国维持充足的存款率和良好的投资与生活水准的不断提升，它能让劳动者分享经济改革成功的果实，并且拓宽和拓深中国的资本市场。但是由于当前国企处于战略重组阶段，经济效益不佳，养老金替代率又不断提高，因此现在的“个人帐户”实际上起不到积累的作用，存入的基金甚至不能满足当期的支付，“个人帐户”只起到了支付退休金的作用，基本是“空帐”。
为了实现养老保险制度从现收现付向部分积累模式顺利转变，为制度转换成本寻找积极有效的支付手段已经迫在眉睫。据统计，从1952年到1978年，职工实际工资每年只递增0.38%，到1978年职工的货币工资平均才615元，1978年居民人均储蓄额仅有21.88元。而国民收入的积累率却由1952年的21.4%增长到1978年的36.5%，其中有的年份高达43.8%，工资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仅为18.9%。所以国有资产的存量是政府过去长期实行“低工资、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条件下实现的。因此，从理论上说，通过国有资产的存量和增量支付社会保障的转制成本，将“老人”和“中人”的空帐填实是可行的，也是合理的。
关于这笔转制成本的估算，国内外专家的测算不尽相同。据世行1994年测算，大约有19170亿元，只占当年GDp的40%多一点。据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1997年的测算，大约在27628亿元—108260亿元之间。笔者认为，如果剔除1997年提前退休者集中以及投资回报率不高等因素，这个成本大约相当于当年GDp的水平。另外，这个转制过程将经历30年，因此分摊到每一年大约只占GDp的3%左右。尤其是在2000年至2020年之间，是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而总抚养率相对较低的时期，应当抓住这个黄金时段，增加积累，将空账填空，顺利完成转制的历史性任务。
2、建立老年医疗健康保险制度，逐步实现健康老龄化
按照人的生理演变，人的一生80%的医疗费用在60岁以后，但目前大部分老龄人存在看病难的问题。主要因为经济拮据，无钱看病，有了病也只能“硬撑着”。以武汉市汉阳区为例，老年人中享受公费医疗的只占全区老年人的38%，大部分老人患病时，医疗费全要自己出，那些退休金少而又不能按时足额拿到手的老人显然是难以看病的。至于农村，合作医疗未能普及，许多地方缺医少药，农村老人看病更难。
首先我们要建立和健全老年医疗保险制度。与总人口相比，老年人具有高患病率、高伤残率、高医疗利用率的特点。位于前五位的慢性病依次是：循环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肌肉骨骼结缔组织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眼及其附属器官疾病。身体机制的退行性改变以及疾病导致了老年期伤残及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下降。76、7%的60岁以上老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视、听、语言、智力、肢体等功能方面的残疾，是总人口平均水平的3、6倍。因此，为老年人提供基本医疗保险，满足他们的基本医疗需求，使老年人及其家庭不致因为疾病导致个人及家庭经济危机。在建立面向整个人群的医疗保险制度的同时，有必要对老年人制定有关政策（可根据情况先从高龄老人开始逐步进行），以保障老年人医疗的基本需求。开展面向老龄化社会的教育，医学教育要兼顾人口老龄化有其对医疗保健需求的特殊性，在医学院校、护士学校的课程中增加有关内容，使医务工作者系统掌握老年人身心健康和疾病特点。同时要培养一批适合社区初级卫生保健工作的全科卫生工作者，为包括老年人在内的社区成员提供初级医疗保健服务。另一方面，要注意面向社会、家庭和老年人进行健康教育，包括保健常识，护理知识，紧急状况下的应急措施，提高人群对老年身心特点的认识和一般保健护理知识。努力满足老年人的基本医疗需求。城镇完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农村探索多种形式的健康保障方法。逐步建立城乡医疗救助制度，改善特困老年人的医疗条件。
其次要逐步实现健康老龄化。国际上的有关研究和经验均表明，疾病和伤残并不是老年期的必然产物，通过努力完全和可以把它们压缩到生命最后的较短时期内，即实现健康的老龄化，这是老年人及其家庭乃至老龄化社会的期望。在促进老龄人的全面健康对策中，要建立医院、家庭、社会（社区）和老年人个人组成的健康促进整体。特别要注意家庭小型化趋势下老年家庭看护照料的供需状况，及时提供相应的帮助措施。在逐步妥善解决老年人物质生活的同时，强调并重视老年人的文化养老，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促使老年福利、老年教育、老年文化、老年卫生、老年体育等事业有一定的发展，为广大老年人安度晚年创造条件。
3、实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充分发挥老年人力资源优势
据报道，我国平均预期寿命已提高到68.9岁，高于世界平均63.2岁的水平①。健康寿命延长意味着工作年限的延长将成为可能，总的劳动力生产成本会下降。在德国从1972年起就已实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凡年满63岁男性，可自行决定是继续工作，还是退休，并从2000年起，把退休年龄从目前的63岁提高到65岁；意大利已准备把退休年龄从男性60岁、女性55岁分别逐步提高到65岁和60岁；在瑞典，男女退休年龄均为65岁；我国实行性别、职业差异的退休年龄制，与那些预期寿命与我国同水准的国家相比，我国的退休年龄普遍较低。从而两种现象不可避免：一是退休人口大量隐性就业；二是退休时工龄越长养老待遇往往也就越优。前一现象使我们无法真实地了解、反映和掌握当前的就业状况；后一现①《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比较》，《上海证券报》1998年3月11日。
象也就意味着求学时间越长退休时比同龄人的养老金会更低，这既不公平也不合理。因此，我们建议考虑实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其好处至少有五：一是老有所为，于健康有益，延年益寿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标志。二是能有效合理使用人力资源。根据社会需要和自愿量力的原则，鼓励和引导老年人从事教育传授、社会公益事业、社区服务和自我服务等活动。对于从事教育、科研、医务工作和有其他特殊专长的老年高级专业技术人才，按规定和需要适当延长退休年龄，为他们继续发挥作用创造条件。有条件的老龄工作机构可帮助把退休的专家学者、企业家组织起来，让他们为企业界充当顾问，提供咨询服务。三是变隐性就业为显性就业既不新增就业压力，又能客观反映我国从业人员结构及就业状况，实现提高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率目标向提高总人口就业率目标的过渡，以促成整体国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福利的增进。四是有利于完善劳动力市场，根据人力资源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原则开拓新的就业渠道，发掘新费源，实现保费的潜在收入水平。
4、在农村实行家庭养老为主与社会扶持相结合的养老制度
据民政部组织专家学者对部分省份农户进行的调查表明，当前农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80.52%的农民选择了“养老”。因此推广实施社会基本养老不仅在城市，即使在农村也日显其重要与紧迫。未来的我国养老问题，难点在农村，重点也在农村。广大农村，由于家庭规模逐步萎缩，子女数量持续下降，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动态速度也在加快。由于农村老人数量极大，农民本身又有土地使用权，因此从主体来说，农村养老应以家庭为主，社会为辅，提倡老人自养，树立自我养老意识。
对于农村“三无”老人（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子女依靠），继续实行“五保”制度。对于遵守国家生育政策而形成的独子（女）户、双女户，继续推行计划生育养老保险。据不完全统计，这项保险在辽宁、福建等地试点以来，全国累计向商业保险公司投保超过4500万户，投保金额在40亿元以上，受到这些家庭的欢迎，他们由养儿防老走向投保养老，观念得到很大转变，今后还应继续加大推广商业养老保险的力度。从80年代兴办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整顿金融机构的过程中，已经停办了2年，现积累基金184亿元。对于这项制度下一步向何处去？移交现有商业保险公司，其不愿意受理；维持现状，则现有的管理人员继续消耗着管理成本，长此以住拖下去使基金的安全受到影响，因此应当抓紧决断。笔者建议，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应行使宏观调控职能，即制定政策起引导、宣传和监督的作用，不直接管理基金。同时建立中国农村保险公司，性质定为政策性保险机构，国家给予优惠政策，实行商业化经营，接管当前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将社会养老保险转化为商业养老保险，继续承保。另外，该公司还可以开展全国农作物财产保险业务，填补我国在这一业务中的空白。在组建完毕正常运营之后，现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村养老保险司的功能转移到保监会去。
5、积极推进社区养老建设，发挥社区养老功能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退休人员的养老功能基本上由单位和家庭承担。随着我国“入世”之后，企业不仅面对国内竞争，而且面对国际竞争，企业中的“小社会”功能一定要向社区转移。老年人口中的大多数已从过去的劳动岗位上退下来，活动范围圈在缩小，因此社区成为老年社会活动的基本领域。社区养老服务包括提供家务劳动、家庭医疗保健、老人照料、护理等，还包括在社区兴办老年食堂、茶室、托老所、老年病防治站、法律咨询服务站、以及各种老年文体设施等等。面向老年人提供全方位、多功能、多形式的系列服务，努力做到老年人的小事不出家门，难事不出居委会，有些大事也不出街道。
社区养老服务是一项公益事业，要发挥社区助老功能，不以盈利为目的，有社会公益性质；但同时，又要遵循市场经济原则，实行合理收费，维护良性循环。一方面，开展邻里互助，组织低龄老人、健康老人参加力所能及的社区服务工作，动员社会各方义务为老人服务等等；另一方面，还有不少项目可以按保本微利原则提供有偿服务。这既可以补充街道、居委会的经费，又可以安置一批下岗职工就业。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十分重视社区养老功能的发挥，社区组织和社团组织具体组织实施。他们在社区住宅设计中早就提出所谓“太阳系”的建筑格局。以老人住宅为中心，在周边建设为老人服务的医疗、娱乐、学习、健身的设施。有的国家还建立了“日托中心”(DayCenter)，白天把老人送到中心，晚上接回家与子女团聚。既解决了子女在白天工作无暇照料老人的困难，又满足了老人与子女经常在一起的精神需求。社区养老的独特优势，既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要求，又补充了家庭结构变化后单纯由家庭养老的不足。
6、积极发展老龄产业，开拓老年消费市场
人口老龄化呼唤老龄产业。所谓老龄产业，就是指由老年消费市场需求增长带动而形成的产业，它包括所有有关满足老年人特殊需求的生产、经营、服务等设施和经济活动。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老龄产业尚未完全开发，企业经营者对老年消费市场需求攀升反应比较迟缓，政府部门对此也还没有相应的扶持引导政策。但我们应对老龄产业的发展持乐观态度。首先，我国老年人口绝对数多，老年消费市场规模庞大。其次，我国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第三，我国地区间差异大，需求层次多，为发展老龄产业提供了多种选择。第四，社会化服务需求在增加。据1995年百分之一抽样调查显示，老年人的丧偶率为33、4%，独居户为25%，独生子女政策继续执行，“4—2—1”家庭结构普遍出现，独居户比例还会增大。众多的独居老人对服务需求会日益增大。第五，城市老人的消费能力不可低估。超级秘书网
老龄产业作为老年保障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标志着一个国家文明和社会进步程度。人们通常说的老年事业，更多的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作为社会公益性事业来对待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老年事业中的政府负责供养“三无”老人等仍属于社会公益事业，还有一些为满足老年人物质、文化消费需求的事业，要转向从产业角度考虑生产、消费、就业等一系列经济问题，应该按市场规律办事。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发展老龄产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而不仅仅是为经营者牟利，为此，政府从多方面创造条件支持老龄产业发展，包括给予政策扶持。如考虑到当前老年人口总体收入水平较低，对老年人生活服务市场政策中采取低税或免税优惠政策，使从事此类市场的经营者能有适当营利和拓展产业的能力。可见，经营老年产业，必须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
市场专家指出，全国老龄消费者中每年有100亿的购买力没有实现，换句话说，老龄产业现今还无法满足老年人的需求。我们缺乏专门为老年人服务的专业医护和服务人员；缺乏足够的养老机构；缺乏上门服务的保健机构，而这些服务产业和岗位将创造许多新的工作机会，缓解社会就业压力。再看看老年消费市场：老年人很难买到合适的服装鞋帽，老年食品也很少研究开发，老年药品、老年保健护理用品以及其他各种老年商品都处于匮乏状态。
参考书目：
①田雪原：《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趋势与决策选择问题研究》，《中国人口科学》1998年第1期。
人口老龄化成因及对策篇8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我国将出台重大政策举措——三孩生育政策。不知道各位网友对这个政策了解多少呢?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三孩生育政策全面放开最新消息2021参考，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三孩生育政策全面放开最新消息一、三孩生育政策来了!具体是怎样规定的?
听取“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根据我国人口发展变化形势，先后作出实施单独两孩、全面两孩政策等重大决策部署，取得积极成效。同时，我国人口总量庞大，近年来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会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
二、应对人口老龄化其他政策举措有哪些?
会议指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和民生福祉，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决策部署，加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养老服务体系，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快建立健全相关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要稳妥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积极推进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框架，加快建设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和健康支撑体系，发展老龄产业，推动各领域各行业适老化转型升级，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健全完善老龄工作体系，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完善老龄事业发展财政投入政策和多渠道筹资机制，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必要保障。
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统筹规划、政策协调和工作落实，依法组织实施三孩生育政策，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健全重大经济社会政策人口影响评估机制。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加强适婚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引导，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降低家庭教育开支。要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对全面两孩政策调整前的独生子女家庭和农村计划生育双女家庭，要继续实行现行各项奖励扶助制度和优惠政策。要建立健全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全方位帮扶保障制度，完善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参与的扶助关怀工作机制，维护好计划生育家庭合法权益。要深化国家人口中长期发展战略和区域人口发展规划研究，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2021三孩配套政策1.三孩配套政策一：实施奖励优惠
对全面两孩政策调整前的独生子女家庭和农村计划生育双女家庭，要继续实行现行各项奖励扶助制度和优惠政策。
2.三孩配套政策二：帮扶保障
要建立健全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全方位帮扶保障制度，完善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参与的扶助关怀工作机制，维护好计划生育家庭合法权益。
3.三孩配套政策三：完善生育制度
完善生育休假及保险制度。而生育保险是国家通过立法，在怀孕和分娩的妇女劳动者暂时中断劳动时，由国家和社会提供医疗服务、生育津贴和产假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国家或社会对生育的职工给予必要的经济补偿和医疗保健的社会保险制度。我国生育保险待遇主要包括两项。一是生育津贴，二是生育医疗待遇。人社部《生育保险办法(征求意见稿)》从2012年11月20日起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明确，生育险待遇将不再限户籍，单位不缴生育险须掏生育费。
4.三孩配套政策四：保障女性合法权益
招收聘用女性企事业单位等，会带来成本支出，这其中包括怀孕、生育、养育期间的一系列成本。这两年也有专家建议：用人单位可参考残疾人就业政策，即“免交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此鼓励用人单位招聘女性，消除女性就业歧视。此外，女性孕检、养育孩子过程中，用人单位也应提供适合女性的弹性工作上班，全社会共同创造鼓励生育的支持措施。
三孩生育政策全面放开的原因一、2021三孩生育政策全面放开最新消息
2021年5月31日，中央召开了有关会议，在会议上听取了十四五时期应对人口老龄化有关举措，并审议了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均衡发展的决定。表示在十八大时全面开放了两孩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越加重，为了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开始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的政策。这一消息放出，也意味着2021年三孩生育政策全面放开，并且还会有相关配套支持措施。为什么国家要全面放开三孩生育政策?原因有以下几点：
1.三孩生育政策全面放开原因一：改善我国人口结构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人口中0—14岁人口为253383938人，占17.95%;15—59岁人口为894376020人，占63.35%;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18766人，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35280人，占13.50%。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我国0—14岁人口只占了百分之一十七，而60-65岁以上的占比32.2%，而儿童数量只有它的一半。若不放开生育政策，人口结构会严重失衡。
2.三孩生育政策全面放开原因二：应对人口老龄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加快。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从1990年的6299万增加到2000年的8811万，占总人口的比例由5.57%上升为6.96%，目前中国人口已经进入老年型。迅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与人口生育率和出生率下降，以及死亡率下降、预期寿命提高密切相关。
3.三孩生育政策全面放开原因三：保持人力资源禀赋优势
一国要素禀赋中某种要素供给所占比例大于别国同种要素的供给比例而价格相对低于别国同种要素的价格，则该国的这种要素相对丰裕。反之，若在一国的生产要素禀赋中某种要素供给所占比例小于别国同种要素的供给比例而价格相对高于别国同种要素的价格，则该国的这种要素相对稀缺。
二、2021什么时候放开生育三胎政策?
还需要等国家正式出台具体政策，现在国家还只是审议三孩生育政策文件，具体落实时间还得等通知，有可能是今年年底，也有可能是2022年，反正在十四五期间是会全面开放的。而针对三孩生育政策全面放开，网友纷纷议论如下：
二胎一般的人都不想生，何谈三胎呢?
人口老龄化成因及对策篇9
一、充分认识解决老龄问题、推动和促进老年事业发展的现实性和必要性
我国人口走向老龄化，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由于社会在不断进步、在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不断得到提高，人的生命、寿命在延长，老龄人口自然在增长；另一方面，国家提倡计划生育，并为之制订了一系列的法规、政策，严格控制了人口增长。又因为维持数千年的“养儿防老”传统习俗和思想观念的逐步瓦解和摒弃，使人口的增长率逐渐在下降，这样，相对于总人口而言，新出生的人口比例在下降，老龄的人口继续在加快增加。老龄人口的出现和到来，从某种意义上讲，算是一件益事，人口的素质在提高，人口整体寿命在延长。说明社会正在进步。同时，我们也不能过于乐观，要充分认识到当前因老龄人口的到来，不断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家庭问题、共性问题，必须要引起我们的思考和关注，必须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
（一）必须认识到：老龄问题、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不能忽视的议题
1、人口的确在加速“老龄化”。据统计，1949年前，中国国民平均寿命是39岁，到1996年达到61岁，到2005年这个数字就达到了71.6岁，接近72岁。特别是独生子女制度的推行，进一步加速了中国老龄化的进程。有人预测，今后一段时间，50岁到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口还将会急剧增加。到2030年前后，我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总数将预计增加到4亿左右，相当于现在欧盟15个国家的人口总和。可见，我国人口老龄化是客观的事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一个亟待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人已经喊出了“2020年，谁为我们养老？”的疑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九成以上的中国人现在担心养老问题，37%的人认为退休后自己生活水平会“严重下降”。再过十多年，4+2+1式（4位父母、夫妇2人、1个子女）的倒金字塔的家庭结构将成为家庭的主流角色。许多老年人、或正走向“老年人”行列的人担心，让一对小夫妻负担6个老人的生活似乎是空想。所以，他们喊出“谁在未来为我们养老”的呼吁是正常的，也是理解的。
2、问题严重性在出现。人口老龄化，在老年人的生活中出现了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和现象。在不少大中城市中，“空巢”老人的数量在增加，有的加速增加，已占老年人总数的三分之一。有关专家预测，到2025年，我国老人家庭“空巢”率将达到60%左右，到2050年，这一数率将达90%左右。其中，高龄“空巢”老人家庭越来越多，还多于三分之一。如：在江苏连云港市，“空巢”老人家庭中80岁以上的高龄人口有3万多人，占“空巢”老人的33%.有人对南京某社区进行“涉老”问题调查（共发放200份问卷），有68%的中老年人患高血压、骨质疏松等1种以上的常见疾病，为后代带孩子感到吃力。2005年8月4日，长春市81岁的“空巢”老人王一本在家里死亡，4天之后才被发现。大庆市55岁的独居老人卢某被发现死亡，经鉴定已离世半年之久。而江苏南京市近年来就发生20起孤寡老年人死在无人照顾的家中的悲剧。还有一对年轻夫妇，外出打工，竟将自已4岁的男孩留在家中，还叫本来也需要人照顾的七十多岁的爷爷照看。结果有一天，爷爷躺在床上起不来，气断身亡，幼小的孙子也因无人照看，最终也饿死在其爷爷的床边。待年轻夫妇回来后，为时已晚，落个惨痛的悲剧。“空巢”老人现象的出现，说明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家庭问题已经客观出现；说明老年人需要关怀，需要照顾，需要看护，需要救助，需要社会的关爱。
（二）要充分认识到：关注老龄问题和重视老年工作已被各级党政摆上了重要位置，已经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1、党中央、国各院非常关心全国“老龄”工作、“养老”事业。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出现，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及时加以分析研究，制订了相关的对策，对搞好老龄工作，推动老年事业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党的十六大报告》对“养老”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报告”中强调要“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对老龄工作，也给予了充分重视和明确。《建议》中指出：要“认真研究制定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措施。”“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总书记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一文中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这为我们必须要做好老龄工作提供了指导性文件。前不久，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专门主持召开全国老龄委工作会议，专门研究和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老龄工作。这些说明，党中央、国各院是非常关心全国“老龄”工作和
“养老”事业的。
2、政府部门十分重视“老龄”“养老”工作。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也都把老龄工作列入了重要的议事日程，摆上了重要位置，2005年10月10日，在北京举办的以主题为“老年学的多学科视野”首届中国老年学家前沿论坛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会、中国人口学会会长彭佩云在会上强调，要求我们各部门必须高度重视和妥善解决老龄问题。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新在谈到当前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六项主要任务时，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作为重要一项列出。国家民政部、社会劳动保障部等部门也都针对“老龄”、“养老”的问题和现状，制订和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并已经加以在全国实施了。不难看出，我们的政府及其各部门是关注老龄问题的，是高度重视老年工作的，是十分关心老年事业的发展。
3、社会在对“老龄”工作给予关注、关爱。针对不断出现老龄化社会问题，针对“银潮”的到来，已经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不少社会组织充分采取措施，为解决老龄问题，推动老年事业发展创造条件，提供支持。如：北京针对“空巢”老年家庭增多的现象，专门制订了对这些家庭“一天一电话，三天一见面”的定期拜访制度。重庆市，发动人力将印有社区24小时值班电话的黄丝带分发到“空巢”老人手中，只要打电话，就有志愿者前来提供救助或服务。江苏省南京市有个叫锁金村社区，先前早些时候，就在邻里之间推出过“平安铃”；以提醒和倡导邻居照顾“空巢”老人家庭。江苏省连云港市新浦区延东社区，对于生活困难的“空巢”老人家庭，采取定期上门询问制度，发现困难及时解决，同时也发动邻里之间相互帮助。不少保险公司也针对因人口老龄化趋势带来“养老”的问题，大力做好“养老保险”这篇大文章，大力发展商业养老保险事业，推出了不同的养老险种。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如：新华人寿开设“吉庆有余”分红型两全养老险种，是深受广大“未老的年轻人”喜爱的“补充社保的养老计划”。
（三）必须要充分认识到：税收政策在解决老龄问题，推动和促进老年事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税收政策是国家重要的经济调控手段和措施，对于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促进老龄工作和推动老年事业的发展会起到一定的有益作用。完整的、科学的、到位的一系列税收政策，特别通过利用国家出台的优惠税收政策将是解决当前人口老龄化问题，助推老年事业发展的一种有效途径和重要举措。
一是要认识到：税收政策是政府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而有必要采取的政策组成部分。老龄化问题，需要国家关注，需要国家重视，需要政府重视，需要政府采取措施。而政府采取的措施可以多种多样，可以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可以使用税收政策，可以出台相应的税收政策，来应对日益出现人口老龄化问题，来调节和促进老龄工作，来推动老年事业的发展。
二是要认识到：税务部门是支持、促进老年事业发展的重要部门。老龄工作、老年事业需要各部门的支持、关注、配合，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关爱。而税务部门是落实、执行税收政策的最主要部门。税务部门将相关税收政策落实好，贯彻好，执行好，就能有利于有助于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促进老龄工作的顺利开展，就能有力地推动老年事业的不断发展。因此，作为税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责任重大，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责任心，有义务地认真做好各项涉及“老龄工作、老年事业”的税收政策的解释宣传工作，有义务地全面执行和落实各项税收政策，为促进和推动整体老年事业发展增添后劲，提供动力，提供支持。
三是充分认识到：通过税收政策促进老年事业工作，推助老年事业发展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税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其他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必须要充分认识到，通过运用税收政策促进老龄工作、老年事业发展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一方面，要认识到：相关税收政策的出台将会为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创造了条件，将为开创老龄工作新局面带来机遇，将为推动老年事业发展带来活力和生机；另一方面，要认识到：国家通过制订相应的税收政策，可以从机制上确保推动和促进老龄工作，老年事业发展的长期稳定性，可以从法律上为鼓励和促进有利于老龄工作，老年事业发展提供支持和保障。
二、确定和明确有益于解决老龄化问题、推动和促进老年事业发展的需要税收政策支持的方面和项目
人口老龄化的确日益加重，社会保障面临空前压力。解决老龄化问题存在着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我们必须要正确对待，认真正视这一问题。要通过税收政策，来解决老龄化问题，推动和促进老年事业发展，必须要对相关的方面和涉及的项目进行分析、研究，从而明确哪些是需要通过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且有益于解决老龄化问题，助推老年事业发展的具体方面和项目。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和项目。
其一，对举办、开设“老龄人、老年人”专门服务的商店（场、社），取得的收入，可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这类服务机构和企业主要包括：一些为老年人专门开设的特别商店、服务场所。比如：对这类商店、商场、经营销售部、服务社销售老年人专用的服装、保健商品以及专门为老年人提供的特殊服务取得的收入，可以实行税收优惠政策。这些项目，使大多数的老年人直接感受到国家、社会对他们的关爱。让他们零距离接触到“老年事业”与众不同，真正感受到一定的“优惠”就在身边。
其二，对专门为老年人开设的文化场所、老年人旅游服务公司、文化书店，其取得的收入，可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这类企业主要包括专门为老年人开设的文化场所、娱乐中心、老年人旅游服务公司、文化书店等。对这类方面和项目给予税收优惠政策照顾，能从一定程度上减轻老年人的
思想负担，充实老年人的精神境界，丰富和活跃老年人的文化生活。
其三，对专门为老年人建造的公寓、住所取得的收入及其附属收入，可以享受税收政策优惠。这些项目主要包括专门投资兴建的“空巢老人”居住场所，老年人集中生活的公寓，以及经批准开办的民营老人福利院、各类开办的托老所等。这些项目的开办，可以直接为老年人带来益处，减轻社会的负担、压力，有助于推动“老有所养、老有所居”的工程发展。
其四，对专门为老年人开设的咨询服务机构，其取得的收入，可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这类项目和机构主要包括：专门为老年人解释、宣传国家各项法律法规政策的咨询公司，专门为老年人提供其他知识服务的咨询公司以及专门对老龄问题进行研究的咨询机构、专门为老年人提供婚姻介绍、联谊活动服务公司、为老年人专门开设的谈心站等。
其五，对专门为老年人开设的医院，其取得的收入，可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这些机构和项目，具体包括：各类专门为老年人开办的保健医院、医疗救护中心（站）、料理护理中心、生活救助中心等。对这些项目给予税收政策优惠，有利于促进老年人延年益寿，确保他们健康生活、健康发展。
其六，对专门为老年人提供生活方便而生产的老年人专用产品，其取得的收入，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这些方面和项目可包括为老年人而生产专用的拐杖、轮椅，老年人专用的老花眼镜、特殊保健品、专用家庭医疗设备等，这些产品通过享受税收政策优惠，成本会较低，使一部分老年人直接受惠得益。
其七，对专门为老年人发展事业而捐助赠的企业及其他纳税人，对其捐赠部分，可享受税收政策优惠。这些方面和项目主要指企业及其他纳税人通过非营利社会团体、国家机关为老年公益事业机构或用于救助老年人生活、支持老年事业发展而捐助捐献的设备、款项等。对这些项目给予享受税收政策优惠，有利于鼓励、激励、刺激纳税人关注、关心、支持老年事业的发展。
其八，对为“老年人”专门开办的商业养老保险，其取得的收入，可以享受税收政策。对这类保险给予税收优惠政策，有利于逐步解决我国社会养老保障问题，有利于发挥商业养老保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功能作用，扩展养老保障范围，为实现“老有所保”、“老有所靠”、“老有所养”，不断拓宽保障性养老覆盖面。
其九，对专门为促进老年事业发展提供信用服务的，其取得的收入，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这些方面和项目主要包括：为营建老年服务设施提供的信贷投入，为老年人集中专门开设的信用服务机构，如为老年人办理的信用卡等方面。对这类项目给予税收优惠政策，有利于在金融方面为推动老年事业发展，提供“便利”环境和条件。
三、对运用税收优惠政策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促进老龄工作，推动老年事业发展的具体建议
以上所述，运用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和推动老龄工作、老年事业发展的方面较多，空间较大，涉及面广。但从现实中，从目前情况来看，专门为“养老”投资服务的方面和项目并不多，出台的相关措施也不尽完善，没有从根本上达到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的目的。国家应尽快出台相应税收政策，制订相关税收行政措施，以应对当前和今后的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促进和推动老年事业的不断发展。具体可以从以下一些税种方面加以改革和调整。
（一）在营业税方面，应作相应的调整。对凡专门针对老年人服务的营业收入，如：上述涉及的老人医院、保健护理中心、老年服务社、文化场所、老年人养老院等方面，涉及缴纳营业税的，可进行免征，或者采取先征后退办法，全面实行100%免征营业税。《中国税务报》已经“民营文艺团体获税收支持”的相关报道，对民营文艺团体为老年人组织专门演出取得的收入，同样可给予免征营业税的照顾。
（二）在增值税方面，应作相应的改革。对专门生产老年人专用产品的企业，涉及缴纳增值税的，如：生产老年人专用的拐杖、轮椅等，保健衣服、老花眼镜、老年人日常救护用品等，可以实行免征增值税；或者比照同类产品，给予减征50%的减免照顾；或者在进项抵扣方面可允许扩大范围，进一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扩大和提高老年人专用产品范围、档次、质量；对专门为老年人开设的用品修理部（如：为老年人专用的手摇车而开设的修理部等）取得的收入，实行完全免征增值税，或实行先征后退的办法。
（三）在所得税方面，应作较大的改革和调整。对专门从事生产老年人专用产品的生产企业，如专门生产老年人专用拐杖的企业等，取得的应税所得收入，可实行免征所得税，或者比照同行同类产品，同行服务项目、服务标准减半征收所得税，或者按最低所得税率档次征收（即按15%征收所得税）。允许这类生产性企业按当年实际发生技术开发费用的150%抵扣当年应纳税所得额；实际发生技术开发费用当年抵扣不足部分，可按税法规定在5年内结转抵扣。企业为研究开发老年人专用的新产品发生的技术开发费可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对专门为老年人服务的经营企业，如对专门为老年人依法开办的老年大学、文化娱乐场所、老年公寓、养老院取得的所得均给予免征所得税照顾。对于各类企业专为老年人公益服务机构捐赠的设备、款项可以允许税前列支，不列入计税依据。对经国家、省有关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老龄问题的研究中心，其科研人员实际发放的工资额，经主管税务机关审定后，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可据实发工资的100%扣除。
妆品等，国家可以比照相应产品，减半50%征收消费税，以扩大老年人消费向健康、保健方面发展。
（五）在其他税收方面，也应作相应的改革和调整。关于这方面，涉及的税收主要有车辆购置税、房产税、城建税、“利息税”等较小税种。对60岁以上老年人购自用轿车，凭个人身份证、单位证明、健康证明，可享受购1辆免缴车辆购置税的照顾；对于专门出租给老年公益专用的房屋取得的收入，可享受免征房产税或减半征收房产税的照顾；对于已经享受免征或减征营业税、增值税、消费税的专门为老年人服务性企业、生产性企业，同样给予减免征收城建税照顾；对于专门用于养老保险的存款取得的利息所得，可免征“利息税”；对经国家批准的专门从事老龄问题和老年工作的研究机构，从开办之日起或注册之日起5年内免征科研开发自用土地、房产的城镇土使用税、房产税。
（六）加强督查，严格检查，确保各项涉及“养老”、“惠老”的税收政策落实到位，执行不变“味”、不走样。国家在出台鼓励和支持老龄工作、推动老年事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后，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在落实过程中，一定要严格执行、从严按政策办事，确保政策真正落实到位、执行到位；并要做到在执行过程中不变“味”、不走样、不变通。同时，要加强督查，认真检查，定期开展检查，防止打着支持“养老”、“惠老”、“关老”的牌子，骗取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达到偷税、漏税、逃税、骗税的目的。对这种行为和现象，要从严处罚，决不手软。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必要时给予公开曝光，以净化税收法制环境，维护国家税法的尊严。
人口老龄化成因及对策篇10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问题；建议
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改革开放践行30余年，我国经济的飞速增长，成就了今天的“中国奇迹”。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看，2013年我国GDp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然而与之相差的是：我国人均寿命的增加低于发达国家同期增长水平，可谓“未富先老”。人口出现了老龄化问题，这是一种致命伤害，不仅不能化人口资源为优势，而且会制约经济的发展。
一、“未富先老”现象的基本概况
未富先老，这是一个新锐词语，是专家在1982年人口普查后提出的，它反映的是中国的生育率快速下降，人口的平均寿命却提高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导致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
我国人口老龄化特点：一是老年人口基数大。在我国今年的《社科院蓝皮书》指出：截至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已超过2个亿，占总人口的14.9%。这个数据已表明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国家。二是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快。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是属于成年型，而短短20年左右，人口年龄结构就完成了从成年型向老年型的转变。三是地区老龄化差异大。中国社会科学院指出，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以上海最高，约16.38%；新疆最低，约为5.43%。东部城市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明显比西部地区严重。四是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在进入老年型社会时，人均国民收入一般在5000至10000美元左右，而我国2013年人均国民收入才达到6000美元。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面临的问题
纵观历史发展，我们不难看出，人口老龄化不仅是老年人自身的问题，更是对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产生影响。
在经济领域，人口老龄化主要表现在劳动力资源老化。社会的运行需要充足的劳动力来维持，而老年人所占比例多，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年龄较大的人在工作中掌握了娴熟的技巧和丰富的经验，但是年龄的增长，导致他们的身体机能下降，反应能力变慢，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变得更加弱，劳动效率也跟着低下。随着技术的进步，社会分工越来越繁琐，要求人们有较高的适应能力和新的知识，显然青年劳动力更符合社会的需要。中老年人过多，不利于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的提高，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不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在社会领域，人口老龄化需要家庭提供更多的赡养功能。我国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制定并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现在的家庭基本是独生子女。子女结婚的另一半很可能也是独生子女，对这个家庭来讲，基本是由两个年轻人赡养四个老人，这样家庭的赡养功能就显得更加突出。而在一些农村地区，父母更是与子女同吃同住，对自己后代的依赖能力也是更强的。家庭赡养能力的突出需要子女更多的付出，这样无形中加重了下一代的负担。然而大量的独生子女赡养老年的能力一般，急需社会养老功能的发挥，以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
在政治领域，人口老龄化加重了政府的负担。养老保险基金源于人们的工薪收入，因此劳动年龄人口的富裕与否，决定了基金筹集的可能规模。由于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不断发展，财政中用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的支出不断增加，政府承担着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重的负担。现如今社会上涌现一批“啃老族”、“蚁族”，他们本身生存都是比较艰辛，有很大一部分缺乏为长辈提供各种养老资源的能力，传统的家庭养老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政府需要对社会老年人的生存状况予以帮助，因而人口老龄化使政府的责任愈发重。
三、对人口老龄化几点建议
中国人口老龄化挑战愈来愈严峻，许多专家预言，我国人口问题会在2030年到2050年迎来最严峻时期。目前，中国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想、经济、制度等各方面准备的还不足。在人口老龄化问题爆发的高峰期前，我们需要全方位地做好各种的准备。以下是对缓解人口问题的建议：
（一）长期稳定生育水平，减少未来老年人口。
人口政策是一项缓慢产生效应的政策，无法一时看到成效，所引起的影响是无法预测的。我们能做的只有长期稳定生育水平，减缓老年人口增加的速度，从宏观政策上予以一定程度的控制。我们这一代人要把老龄社会作为21世纪中国的一个重要国情认真对待。中国已经进入并将长期处于老龄社会，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及全社会必须充分认识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严峻性，树立老龄意识，增强应对人口老龄化和老龄社会挑战的紧迫性和自觉性，切实落实到行动上来才可以，不能只说不做。
（二）建立健全老年医疗健康保障制度。
改革、完善城镇医疗保险制度，发展多种合作形式的医疗保障制度，解决医疗经费来源，逐步形成完整的医疗保障体系，特别是针对老年人的医保体系。就目前而言，国家要尽可能为老年人提供基本医疗保险，满足他们的基本医疗需求，使老年人口和他的家庭不会因为看病而变得贫穷。社区还要积极开展以老年然为主的预防保健和健康教育工作，加强对老年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研究。有条件的大中城市要建立健全老年病防治研究机构尽可能为老年人提供一个舒适的医疗环境和全方位的健康服务。
（三）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均国民收入
人口老龄化问题说到底还是经济不够发达的问题。一些发达国家在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可以说是富与老同时或者是富先于老。而中国的国情不同，我们的人口基数大，人均收入比较少，所以我们是“未富先老”。因此，我们要大力推进经济建设，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为目标，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把改革和发展，作为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矛盾和问题的重要手段。通过改革，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调整经济结构，实行又好又快发展。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我们同许多发达国家都要面对的，不同的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突出表现是“未富先老”，这说到底是我们的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不适应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的是多方的努力，本文的见解还是比较浅显，无法找出一条能明确解决人口问题的出路，还是需要个人，集体，社会的共同努力。（作者单位：成都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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