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的特征篇1
【关键词】动律特征；文化生态环境
中图分类号：J7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2-0126-02
我国幅员辽阔地域特征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作为民俗文化中重要组成部分的民俗舞蹈，如其他民俗文化一样，与某一地域文化生态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汉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主体民族，其民俗舞蹈种类繁多形态丰富多样，从北至南包括东北秧歌、冀东地秧歌、井陉拉花、鼓子秧歌、胶州秧歌、陕北秧歌、安徽花鼓灯、豫南地灯、江苏花鼓、湖南地花鼓、云南花灯等等，历来有“北歌南灯”之说。我国地势西高东低，成三级阶梯状分布，汉族民俗舞主要分布于第三阶梯海拔500米以下的平原、丘陵地带。李雪梅先生将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划分为“秧歌舞蹈、花鼓舞蹈、藏族舞蹈、西域舞蹈、蒙古族舞蹈、铜鼓舞蹈”六个舞蹈文化区。参照李雪梅先生的划分，可知汉族民俗舞分属五种文化类型的农耕文化型，六个文化区之秧歌、花鼓文化区。若以秦岭淮河一线将其南北分开，则北方代表性汉族民俗舞包括东北秧歌、鼓子秧歌、胶州秧歌、陕北秧歌，南方代表性汉族民俗舞包括湖南地花鼓、云南花灯等，而恰巧处在南北分界线的汉族民俗舞则是安徽花鼓灯。
不同地域汉族民俗舞蹈之所以呈现出不同的风格韵律特点，与其所处的文化生态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笔者今拟以“北歌”中的东北秧歌、“南灯”中的云南花灯，以及处于南北分界线的安徽花鼓灯为研究对象，以舞蹈形态学的人体动律分析为基础对比三者在动律特征上的差异性，结合历史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阐述不同文化生态环境中历史、习俗、信仰、性格对汉族民俗舞动律特征的影响。
一、不同地域代表性汉族民俗舞的动律特征
（一）东北秧歌的动律特征
东北秧歌是流传于东北地区的汉族民俗舞，深深印上了黑土地所滋养出的泼辣火热、质朴浓烈的特征，是汉族民俗舞中最具北方特色的秧歌。东北秧歌广泛流传的形式有：高跷秧歌、二人转、地秧歌这三种，都体现稳中带浪、艮俏相容的特征。总的来说东北秧歌的舞蹈动律特点在于一个“扭”字，所以东北秧歌也俗称“扭秧歌”。“扭”即扭腰，“扭”的核心在于腰，以腰为轴，“腰”作为动作的出发点和发力点，使舞者呈现在扭动中的曲线美。民间讲究“扭得活”、“扭的浪”、“扭的美”，首先就要“抓住腰部扭动的变化与全身之间的协调配合，使腰随着音乐和鼓点的节奏扭动自如，做到力度、幅度和谐统一。”[1]艺决强调“要安心浪，别连根晃”，说的就是舞蹈动态要有规则的“扭”而不是无规律的“晃”，即每一次律动突出腰的中心作用，运用腰部调节和控制身体，使上身挺拔灵活既不松垮乱晃又能自如扭摆，同时避免出胯而形成臀部扭摆。以腰部的扭动为动律核心，可将东北秧歌的动律发散为扭动中的“走”、扭动中的“跑”和扭动中的“跳”并配合数十种“绢花”及绢花技巧的手臂和手部动作。腰部的扭摆动律同时可向上延伸至肋骨，例如顿步的上身就是腰肋的上下扭动。此外东北秧歌在动律上对称，例如从腰部发力向上延伸摆动右臂时，则必出左脚；摆动左臂时则必出右脚，绝不出现顺拐。
（二）安徽花鼓灯的动律特征
安徽花鼓灯的舞蹈动律特征是“梗”，在“梗”的动律基础上形成舞步，并由此导致轻、溜、脆、稳的舞蹈风格。安徽花鼓灯“梗”的动律特征使舞者以腰为中心轴上半身与下半身相互形成力的相反作用，上身动作出现肩部有规律的左右交替，上下的中度摇晃以及腰以上部位略带画圆的前后摆动，下肢步伐随左右替移动重心，着力点在前半脚掌，如风柳步、车水步、拔泥步、上山步等动作。总体来说花鼓灯舞蹈的基本动律可以概括为“身体右后侧、走动腰晃扭，脚下衬住劲，传神靠眼瞅，急如风、停要陡，柔里刚、刚里柔。”
（三）云南花灯的动律特征
云南花灯的舞蹈动律特征的核心是“崴”，素有“无崴不成灯”的说法。崴是指舞者无论作什么动作，身体都要保持着s型的左右摆动――将胯的动律延伸，使上身与腰胯形成规律的反方向的左右横摆。
“‘崴步’的特征是行走时屈膝出胯，脚型不绷不勾，自然抬起悠出；手随脚自然摆动如微风拂柳。”[2]云南花灯崴步分为“小崴”、“正崴”、“反崴”和“揉踩步”、“吸跳颠步等等。小崴欢快流畅、正崴优雅清丽、反崴沉稳大方。小崴是花灯崴步的基础，腰胯的扭动要与膝关节的屈伸配合起来，与其他崴步相比，小崴的胯部扭动要大一些。云南花灯中伴随“崴”的动律有许多一顺边的步伐和动作，例如“正崴”、“揉踩步”等都是顺手顺脚，胯的摆动与下肢步伐、上肢舞动同时同方位。
（四）三者动律特征的不同点
通过对上述东北秧歌、安徽花鼓灯、云南花灯动律特征的归纳分析，可以窥见汉族民俗舞在动律上存在着一些南北差异。“北歌”的代表东北秧歌重“扭”而“南灯”的代表云南花灯重“崴”；“扭”的动力根源在腰背重心稍高，而“崴”的动力根源在腹胯中心偏低；而位于南北分界线淮河流域的安徽花鼓灯动律上居于高重心的扭和低重心的崴之间而形成“梗”的动律特征。此外，东北秧歌动律极讲究对称、协调，无一顺边的动律特点；而云南花灯动律则衍伸出许多一顺边的动作、步伐。
二、文化生态环境对汉族民俗舞动律特征的影响
（一）文化生态环境对东北秧歌动律特征的影响
东北地区历史文化悠久，曾于公元692-926年间由H族建立渤海国，文献记载渤海国最主要的民俗活动号曰“踏锤”，于岁末、岁初举行，其间男女老少欢聚一处、列队行进、载歌载舞[3]。“这种较为原始的集体舞蹈，后来为女真族和满族所继承，是近代东北大秧歌的雏形”[4]，“从宁古塔《秧歌》之风韵及其民族文化渊源看，抑或与渤海H之‘踏锤’有关”[5]。法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mauricemerleau-ponty曾说过：“世界的问题，可以从身体的问题开始。”“人体是保存、延续、展现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任何一个舞蹈形体运动都彰显着民族特异性，浸润着民族意识。因为在其舞蹈形态中，其形体运动的部位与方式、高频显要动作、动作力度、节奏、呼吸、步伐、技巧等方面都会具有特异性的痕迹。”[6]民俗舞蹈种类繁多、形式多样，但其动律内核必然与其所处的文化生态环境息息相关，孕育、生长、发展于东北这片黑土地的东北秧歌，其动律内核必然保存、继承、延续其先祖的舞蹈形态的特异性，即其以腰部为主的运动部位和腰部上下、左右、前后或划八字圆的扭动方式。此外，东北地区人民拥有勇敢、热情、爽朗、火辣、幽默、豁达的性格特征，以腰部为轴心的扭动，动律幅度随情绪的变化夸张加大，正是东北人性格淋漓尽致的展现。
（二）文化生态环境对安徽花鼓灯动律特征的影响
早期历史上安徽花鼓灯中的“兰花”由男性扮演，但脚下必须穿上“寸子”展现封建社会女子“三寸金莲”的步态，“寸子”只有三寸长，因而男子只能脚趾和前脚掌穿上，脚后跟完全悬空离地，这必然将身体的重心压在前脚掌，对影响花鼓灯脚下着力点在前半脚掌“梗”的动律形成产生直接的影响。此外，安徽花鼓灯播布区作为南北文化的交融荟萃地带，这一地域的风俗、信仰、礼仪是对鲁、吴、楚、越等诸国文化因子的兼容并包。人民性格既有北方的刚劲朴实，又有南方的含蓄温婉。舞蹈动律上即受到北方舞蹈高重心，腰为轴的影响，刚劲、古朴、热情、豪迈；又有南方舞蹈低重心、摆胯、屈膝的影响，灵巧、秀丽。因此我们常说安徽花鼓灯是“兼容南北文化之优长，具有吴歌楚舞的风韵”。“安徽花鼓灯‘梗’的动律特征使舞者以腰为中心轴上半身与下半身相互形成力的相反作用，上身动作出现肩部有规律的左右交替，上下的中度摇晃以及腰以上部位略带画圆的前后摆动，下肢步伐随左右替移动重心”从而形成了一种内向外的拉力和由外向内的拉力之间的对峙和胶着状态。可以说正是在这种南北文化交织、碰撞的地带所形成的特殊文化生态环境，造就了这种对峙、胶着的力量形成了安徽花鼓灯“梗”的动律特征。
（三）文化生态环境对云南花灯动律特征的影响
云南地区气候温和，四季如春，当地居民的性格也是内秀、含蓄、温和、知足常乐，因而形成小巧、柔美、清新的“崴”的动律特征，区别于热情火爆的东北秧歌的“扭”和活泼俏皮的安徽花鼓灯的“梗”。此外，云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少数民族舞蹈与汉族民俗舞蹈互相吸收和发展，云南花灯的动律特征也受到傣族、彝族、苗族舞蹈低重心、摆胯等动律特征的影响。
六、结语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不论是东北秧歌的“扭”、安徽花鼓灯的“梗”、还是云南花灯的“崴”，其动律特征的形成和发展都与各自不同的文化生态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然不同地域汉族民俗舞的动律特征不仅仅受到文化生态环境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当地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包括地形、气候、水土、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劳动生产方式等等方面，在后续的研究中再加以阐述。
参考文献：
[1]赵鑫.陕北秧歌与东北秧歌动作风格的异同[J].枣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
[2]于平.舞蹈形态学[m].北京：北京舞蹈学院，1998.96.
[3]纪兰慰，邱久荣.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史[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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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松华.黑龙江满族舞蹈研究[J].舞蹈艺术，1996.
生态环境的特征篇2
关键词：建筑环境；规划；景观设计；策略研究
景观设计与建筑学、环境艺术、生态学、园林规划，旅游规划、市政工程设计等多种学科交叉融合，又在不同的学科中具有不同的意义，"景观设计"(又叫做景观建筑学)是指在建筑设计或规划设计的过程中，对周围环境要素的整体考虑和设计，包括自然要素和人工要素。使得建筑(群)与自然环境产生呼应关系，使其使用更方便，更舒适，提高其整体的艺术价值。景观设计以建筑环境规划为出发点可分为：艺术景观设计、空间道具设计、会展展览设计和节日氛围设计等。
一、建筑环境规划中景观设计的概念
建筑环境规划中景观设计是对建筑环境各相关要素进行研究的整体设计。因此我们要树立一种整合思想，就是要对局部各要素进行交叉综合设计，而不只是简单的功能的组合，更重要的是一种高屋建领的使物质要素及其环境达到尽善尽美的建筑环境设计。建筑环境规划中景观设计研究的是以建筑与环境为主体的物质空间设计，也就是说，它可以合理安排并组织空间诸要素关系。作为建筑环境范围内的建筑问题，建筑环境规划中景观设计的出发点是空间和形象，它合理的补充和完善了自上而下的建筑环境规划行为。通过建筑环境规划中景观设计理论，人们能够从生活的、运动的、综合的、整体的、直观的等等多个方面来对建筑环境有一个更加清楚的认识。
景观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它一方面涵盖了视觉美学意义，另一方面，也涵盖了地质、地理和地貌属性等地学意义，并涵盖了承载了人类文化、精神的文化意义。与此同时，景观承载了生态系统能源和物质循环，具有非常显著的生态意义。在实践方面，景观规划设计是通过安排土地及其土地上的物质和空间，实现景观的各种功能的协调和完善，从而保证生态平衡以及人类的正常和舒适的生活。建筑环境规划中景观设计的研究对于进一步深入理解建筑环境生态系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建筑环境规划中的景观设计
景观（landscape），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是一个美丽而难以说清的概念。地理学家把景观作为一个科学名词，定义为一种表景象，或综合自然地理区，或呈一种类型单位的通称，如城市景观、草原景观、森林景观等；艺术家把景观作为表现与再现的对象，等同于风景园林师则把景观作为建筑物的配景或背景；生态学家把景观定义为生态系统或生态系统的系统；旅游学家把景观当作资源；而更常见的是景观被城市美化运动者和开发商等同于城市的街景立面，霓虹灯，房地产中的园林绿化和小品、喷泉叠水。而一个更文学和广泛的定义则是“能用一个画面来展示，能在某一视点上可以全览的景象。尤其是自然景象。”但哪怕是同一景象，对不同的人也会有很不同的理解，正如meinig所说“同一景象的十个版本”。景观是人所向往的自然，景观是人类的栖居地，景观是人造的工艺品，景观是需要科学分析方能被理解的物质系统，景观是有待解决的问题，景观是可以带来财富的资源，景观是反映社会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意识形态，景观是历史，景观是美。
（一）自然特征对建筑环境规划中的景观设计形成的影响
景观设计的内容根据出发点的不同有很大不同，大面积的河域治理，城镇总体规划大多是从地理，生态角度出发;中等规模的主题公园设计，街道景观设计常常从规划和园林的角度出发;面积相对较小的城市广场，小区绿地，甚至住宅庭院等又是从详细规划与建筑角度出发;但无疑这些项目都涉及景观因素.通常接触到的，在规划及设计过程中对景观因素的考虑，通常分为硬景观和软景观。据我理解硬景观是指人工设施,通常包括铺装，雕塑，凉棚，座椅，灯光，果皮箱等等;软景观是指人工植被，河流等仿自然景观，如喷泉，水池，抗压草皮，修剪过的树木等等。建筑环境自然特征是建筑环境形体的结构层，不同的自然特征决定了不同的建筑环境艺术中的景观设计特点。
建筑环境形成发展的物质基础是自然特征，它直接关系到建筑环境的形态特征。在建筑环境景观和个性塑造方面，上帝最珍贵的赐予是自然环境，这是形成建筑环境景观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在建筑环境艺术中的景观设计中，必须对各种因素的特征和潜在的美学价值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和了解，同时将它们充分展现在建筑环境中。
景观作为人在其中生活的地方，把具体的人与具体的场所联系在一起。景观是由"场所构成的，而场所的结构又是通过景观来表达（norberg-shulz,1979,p8）。与时间和空间概念一样，场所（地方）是无所不在的，人离不开场所，场所是人于地球和宇宙中的立足之处，场所使无变为有，使抽象变为具体，使人在冥冥之中有了一个认识和把握外界空间和认识及定位自己的出发点和终点。哲学家们把场所上升到了一个哲学概念，用以探讨世界观及人生（Casey,1998;Heidegger，1971）；而地理学家、建筑及景观理论学者又将其带到了理解景观现象的更深层次。对场所性的理解首先必须从场所的物理属性，主体人与场所的内－外关系，以及人在场所中的活动，无所不在的时间，四个方面来认识.这四个方面构成景观作为体验场所的密不可分的整体。
建筑环境的自然特征主要涵盖了气候、地形地貌、水系和其他自然资源等等。
第一，气候对于建筑环境的建筑格局、空间形态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惯等等都能够起到非常关键的影响。建筑环境环境的各个方面都能够受到气候的广泛影响，例如，气候能够直接影响到建筑门窗的大小、屋顶坡度的大小和建筑风格，并且，气候也是和建筑间距和群体组织息息相关的。
第二，地形地貌直接关系到建筑环境的空间特征。如果建筑环境空间和地形地貌是互相重合的，那么，地形地貌特征就能够作为建筑环境的空间特征。例如，草原建筑环境呼和浩特市、丘陵城市大连、山城重庆、高原建筑环境的拉萨市等等。相反，如果建筑环境空间和地形地貌是相对独立的，那么，地形地貌就可以作为建筑环境的关键景观。例如，兰州市被山脉所环抱、洛阳市是靠山而建的等。
第三，水系在地形地貌中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形态，它也对建筑环境空间起到巨大的影响。在建筑环境中，最活跃的因素是水。通过水这一因素，建筑环境空间能够变化多端，建筑环境的生命力会更加旺盛，因此可以说，建筑环境的重要风景线是水。例如，临湖的杭州、遍布水网的苏州、夹江的武汉、海岛上的香港、滨海的青岛等等，都体现了水对于建筑环境艺术中的景观设计的影响。通常情况下，对建筑环境景观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滨水区的环境，以及相应的建筑、街区等，同时，这些可以作为建筑环境的边缘，从而使建筑环境的整个风貌得到充分的展现。
第四，包括风力、植物、水力、矿物等在内的其他自然特征也都对建筑环境空间和景观起到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自然特征对建筑环境规划中的景观设计形成的影响如图1所示。
图1自然特征对建筑环境规划中的景观设计形成的影响
（二）文化特征对建筑环境规划中的景观设计形成的影响
建筑环境能够承载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形成于多种多样的文化背景中的建筑环境，能够使多种多样的文化内涵得到充分的体现。与此同时，分别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中成长的不同的建筑环境也能够体现出各自的价值指向。对于传统的建筑环境来说，不管它是在什么样子的文化背景下产生出来的，它的自身特色及其文化上的魅力都能够充分的展现出来。受到相同的文化背景的影响，在建筑环境形象存在一定的共性的同时，也会由于不同的地区的文化底蕴的区别而会存在一定的差异。由于文化差异而带来的与其相适应的生活习惯方面的差异，以及建筑环境的差异是建筑环境存在着个性和特色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所谓文化，就是人类生活和存在的一种方式，而建筑环境可以特殊和集中的表现出文化这种方式，建筑环境是文化积淀的产物。建筑环境赖以存在的背景就是建筑环境的文化，文化直接关系到建筑环境的内在的本质特征。建筑环境的文化主要涵盖了两种形态，它们分别是：显性形态和隐性形态。可以将显性形态描述为人、地、物三部分。所谓人，就是人的活动，也就是说，建筑环境中的社会活动，这些活动主要包括人的交谈、约会、交往、聚会、旅游、游戏等等，传统习俗已经将这些活动组织在一起，形成建筑环境的一个关键的显性形态。所谓地，就是人活动的领域，也就是人的活动的位置或者场所，这些位置或者场所就像是一个“粘合剂”，能够将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活动聚集在一起，地是建筑环境中最具特色和最富有感染力的一件事物。所谓物，就是构成空间的要素，例如，一幢建筑、一个铁塔、一个雕像、一个足球场等等都是物。所谓隐性形态，就是那些对建筑环境的形式与发展能够发挥出潜在的和深刻的影响的因素，主要包括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以及生活习惯、人们的心理特征等等，其含义是非常广泛的。场所对人的活动的作用的第二个方面是认同，它是与地方的特色和个性相对应的，认同即与特定的环境成为朋友，或者说是使自己归属于某一场所，和这一个地方上的社会群体。认同于一个场所，是一个适应于这个地方的所有自然过程与格局以及社会的过程和结构的结果，是个体人的秩序与其脚下的土地，头顶的苍天，以及周围的自然和人的秩序的谐同,当对方告诉你是来自哀劳山的麻栗寨时，他实际上带给你的是哀劳山半山腰上的那个村寨，寨子上头的那片密林，林子上的云雾，以及寨子下面的梯田，和梯田上的那丛树，那一堆巨石；他实际上还带给你那又长又粗的竹筒烟枪，男子头顶的红头巾，少女身上的黑底白纹绣花，还有竹筒米饭的清香，以及蘑菇房、长街宴、神树上的祭台。这里，人成为场所的一部分，场所也成了人的一部分。
文化特征对建筑环境规划中的景观设计形成的影响如图2所示。
图2文化特征对建筑环境规划中的景观设计形成的影响（青岛湛山寺）
三、结束语
本文研究了建筑环境规划中景观设计，探讨了自然特征和环境特征对建筑环境规划中的景观设计形成的影响。建筑环境规划中景观设计在保证功能需要的同时应遵循生态性的设计原则,建筑环境开发者和景观设计者必须把地域建设和环境保护作为建筑环境建设的重要任务和有力保障。另外，将建筑物融入到当前的景观设计范畴之内,充分融合建筑空间的美学特点和人们的视觉特性,可以使建筑环境艺术中的景观设计发挥出极好的效果，从而有利于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存。
参考文献：
[1]李宇宏.景观设计思维及演进研究[J].中国建设教育,2010,(Z2)
生态环境的特征篇3
关键词：征地生态补偿;生态利益;生态分配;生态正义
一、征地的生态补偿释义
征地补偿是指需用土地人就征用取得土地后对土地权利人的损失所给予补偿的一种制度。它是解决土地征用中征地者与被征地者矛盾冲突的基本制度，是国家对个人权益或团体权益的救济途径。就征地补偿的内容来说，应该包括生态补偿这个项目。
关于征地的生态补偿，有的学者侧重于激励层面的解读，如cuperus等将生态补偿定义为，对在发展中对生态功能和质量所造成损害的一种补助，这些补助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受损地区的环境质量或者用于创建新的具有相似生态功能和环境质量的区域。杜群则认为“生态补偿更多地指对生态环境保护者、建设者的财政转移、物质性惠益给付的补偿机制。”[1]这种解释明确地说明了生态补偿的目的以及对生态做出贡献者的激励手段。
有的学者以外部性理论为基础，从激励和惩罚两方面来界定生态补偿。如毛显强等认为，生态补偿是指“通过对损害(或保护)资源环境的行为进行收费(或补偿),提高该行为的成本(或收益),从而激励损害(或保护)行为的主体减少(或增加)因其行为带来的外部不经济性(或外部经济性),达到保护资源的目的。”[2]曹明德教授认为“生态补偿理应包括以下两层涵义：一是指在环境利用和自然资源开发过程中，国家通过对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行为进行收费以实现所有者的权益，或对保护环境资源的主体进行经济补偿，以达到促进保护环境和资源的目的；二是国家通过对环境污染者或自然资源利用者征收一定数量的费用，用于生态环境的恢复或者用于开发新技术以寻找替代性自然资源，从而实现对自然资源因开采而耗竭的补偿。”[3]这种解释较好地解释了生态损益的惩罚和激励手段以及由此达到的目的。
还有的学者从制度层面来解释生态补偿的概念，把生态补偿看作一个过程。认为生态补偿“即指国家或社会主体之间约定对损害资源环境的行为向资源环境开发利用主体进行收费或向保护资源环境的主体提供利益补偿性措施,并将所征收的费用或补偿性措施的惠益通过约定的某种形式转达到因资源环境开发利用或保护资源环境而自身利益受到损害的主体以达到保护资源的目的的过程。”[4]从制度层面来探求生态补偿并把生态补偿看作是一个过程、一个工程，更加符合人、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现状、未来要求。
王丰年则从外延上把生态补偿概念作了广义和狭义的划分。他认为，“广义的生态补偿包括污染环境的补偿和生态功能的补偿,即包括对损害资源环境的行为进行收费或对保护资源环境的行为进行补偿,以提高该行为的成本或收益,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狭义的生态补偿是指生态功能的补偿,即通过制度创新实行生态保护外部性的内部化,让生态保护成果的受益者支付相应的费用;通过制度设计解决好生态产品这一特殊公共产品消费中的”搭便车“现象,激励公共产品的足额供应;解决好生态投资者的合理回报,激励人们从事生态保护投资并使生态资本增值的一种经济制度。”[5]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对生态补偿概念加以界定，较为全面、客观。
根据上述学界对一般意义上的生态补偿的内涵的阐释，笔者认为，生态补偿起码包括下列要素：第一，生态补偿的目的——保护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第二，生态补偿的手段——通过激励生态的保护者贡献者惩罚生态的损害者破坏者以实现生态外部收益、成本的内部化；第三，生态补偿的保障——政府财政支持、生态补偿法及其完善和实施；第四，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作为一个系统工程、作为一个长久的过程来对待；第五，生态补偿的实质——生态利益的分配。
结合征地补偿的特殊性，笔者试图对征地的生态补偿的内涵作出如下阐释：征地的生态补偿是指需用土地人就征用取得土地后对土地权利人的生态损失所给予补偿的一种制度。它是解决土地征用中征地者与被征地者生态利益矛盾冲突的基本制度，是国家对个人或团体生态权益的救济途径。征地生态补偿的手段是使征用土地的生态成本或生态收益的外部性内部化；实质是因征地造成的生态利益损益的惩罚或激励，是生态利益的分配和再分配；征地生态补偿的作用是促进土地资源与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征地生态补偿的体系架构是以政府的财政支持为后盾、以相关法律为保障、以土地征用者、被征土地者、被征土地相关地域生态利益协调为条件的系统工程。
二、征地的生态补偿的内容和实质
征地生态补偿的应该是被征土地的价值。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土地价值主要包括：土地直接利用价值——农民通过在土地上劳动获得农产品并获得收益的价值，这是农用土地最直接反映出的价值；社会保障价值——土地本身具有养育功能、承载功能、积蓄和增殖资产功能以及信用担保功能，可以转化为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养老保障、就业保障、医疗保障和生活福利；未来可预期价值——当被征土地改变用途时，其价值不再体现为现时该土地价格，而应该体现为未来改变用途后的土地价格。这些价值组成部分，在国内外的征地补偿中全部或者部分得到了体现。但是，征地补偿中还应该考虑被征土地的生态环境价值，这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生态文明的要求。
土地是有生态环境价值的。农用土地及农业生产过程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给人们生活提供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开放空间，维持传统文化和地方特色农产品、地方特色经营方式，其环境价值越来越受到全人类的关注。非农建设用地的超量和失度，影响了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降低了人们生活的舒适度。保护农业用地、关注人类生存质量、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共生共赢，是人类理性选择的必然。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粗放经营为主的国家而言，重视并在征地补偿费用中充分体现被征土地的环境价值尤为重要。
生态移民使生态脆弱地区的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解决了农牧民对脆弱地区的生态环境的依赖。但移民后,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帮助农牧民建立起新的、可替代的收入来源,成为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政府对农牧民的补偿除了移民搬迁费外,还应有生态补偿费,以确保生态移民工程的可持续性。
乡镇企业是被征地农民安置的重要途径，被征地农民数量的增加也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发展。但是，大量技术设备落后的乡镇企业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近年来，小造纸厂、小水泥厂、小煤矿、小矿山对农村水域、大气、环境、耕地的污染十分突出。有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乡镇企业因急于引进项目,接受了被发达地区淘汰的有严重污染甚至剧毒产品的生产(如清洗处理废电脑业),出现城乡间、东西部之间“污染转移”的现象。这种为寻找劳动力转移出路而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的高耗工业,对农村环境的冲击日甚一日。征地补偿中，必须考虑这方面的生态补偿，在解决被征地农民就业出路的同时充分考虑到被征土地环境、生态价值并予以补偿。
征地生态补偿的实质是生态利益分配。在征地过程中，既存在着生态环境的受益者，也存在因保护生态环境或因生态环境恶化而使自身利益的损益者，他们在维护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产生了各种矛盾与冲突。征地生态补偿就是在公平的基础上对生态利益实施的重新分配。
（一）征地生态补偿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分配
征地生态补偿主要包括如下内容：第一，生产生态服务产品——重要的生态功能区的土地被征后，生态环境服务的足额提供及其资源的养护和管理，这实际上政府、企业、相关生态受益者对生态贡献者的利益补偿。第二，恢复整治——对遭受征地活动破坏的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以及对造成污染的生态环境,进行恢复整治，这实际上是人类对大自然的利益补偿。第三，控制和限制——使在重要生态功能区进行征地开发活动控制在可再生资源的再生速度范围和环境的自净能力范围内，这是政府或者开发者对生态功能区内当地百姓给与的生存条件、经济发展机会的补偿。
（二）从机制上来看，作为一种利益整合机制，征地生态补偿实际上实现了利益的重新分配
第一，征地过程及其结果导致的生态消耗高的富裕人群分配利益给生态消耗低的贫困人群；第二，因征地产生的生态环境贡献小的人群拿出利益给生态环境贡献大的人群；第三，由于征地的行为和结果造成的受益地区分配利益给受损地区、开发地区分配利益给被保护地区。
（三）从方式上来看，征地生态补偿方式是生态利益重新调整的形式
公益性征地生态补偿机制是国家根据征地经营开发方式和环境保护活动等因素来增收生态环境补偿费，补偿金纳入预算管理后转为土地生态环境保护的专项费用，对因保护生态而放弃正常发展的受损者进行补偿，对生态环境的建设者进行资助。显然，这种形式是国家为主导、经营主体付费的一种制度性的生态利益再分配，也是生态环境良性发展的制度保障。
财政转移型生态补偿机制是政府运用补贴或奖励的形式，对征地过程中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中的公益劳动行为给予不完全的报酬支付，对因保护被征土地生态环境而牺牲自身利益的人们给予不完全的补偿。显然，这种补偿机制的实质就是政府在公平基础上将部分财政收入进行重新再分配的过程。
异地开发生态补偿机制是指生态重点保护区的企业允许到环境容量大的地区进行定向征地、开发，异地开发所取得的利税返回原地区，作为支持原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事业的启动资金。这种机制本质上是根据土地生态环境资源的分布格局和生态环境功能分区来调整、优化生产力布局，是生态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对生态重点保护区放弃短期经济利益的一种生态利益的反哺、回赠。
征地及其利用、开发过程中，通过生态利益的分配和再分配，有利于整合土地资源,交汇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两大力量，增强补偿能力和灵活性。从而，将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有机结合起来，促进生态正义。
三、征地的生态补偿的原则
生态是一种公共性产品，具有外部性，在征地的生态补偿过程中，应该体现公平、效率、平等（正义）、完全补偿的原则。
第一，征地生态补偿应该体现公平原则
征地生态补偿机制应该既能清除经济发展过程对生态环境的硬性干扰，也能减缓生态环境问题对经济发展的不良冲击，还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对各群体进行利益整合。征地生态补偿机制应该成为一种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整合效果的生态资源管理模式，从而促进人与自然的平等、社会可持续发展。
征地生态补偿机制的公平原则着重体现在能够较好地处理区际问题——地域之间因征地所带来的环境利益问题。区域之间往往会通过固有的地域联系发生环境关系，当发生环境关系时，某一地域的生态环境问题，可以输出转嫁给相关地域，从而导致环境问题的转嫁或利益的转移，核心是地区间的生态利益补偿问题。征地生态补偿过程中对区际问题的铁条，充分顾及到了生态保护地域与关联地域的关系、该地域内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关系，体现了生态问题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第二，征地生态补偿应该体现效率原则
环境经济学理论认为，,商品的成本由生产成本(直接的生产成本)、使用成本(现有使用环境资源而放弃的其未来效益的价值)、外部成本(商品生产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而产生的损失)三部分组成,这三项成本均应由生产者承担。完善的征地生态补偿机制可以促使生态环境成本和收益外部性的内部化，使生态保护的经济效益得以实现，而保护生态环境的有益行为因获得回报进一步形成一种长效的激励机制。
第三，征地生态补偿应该体现生态正义原则
生态正义包括三条伦理原则-生态可持续性原则（或称种际正义原则），社会及经济平等原则（或称代内正义原则），以及对后代负责的原则（或称代际正义原则）。生态可持续性原则要求人类必须以一种不危及地球生态系统完整性的方式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能源；社会及经济平等原则则指个人可以在平等基础上按适当的标准获取自然资源和能源，并应允许其对需要的满足；对后代负责的原则要求人们以一种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自然资源和能源需求的能力的方式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能源。征地补偿应该体现上述生态正义三原则，并促进生态补偿正义三原则的进一步贯彻。第四，征地生态补偿应该体现完全补偿原则
完全补偿是指以被征用人完全回复到与征用前大致相同的生活状态所需要的代价为补偿标准。这种补偿包括：直接损失，如土地及土地改良物本身的损失；间接损失，如预期利益的丧失、残余土地价值的减损、营业停止或缩小的损失、失业或转业的损失等。上述补偿是对经济上的损失进行的补偿，除此之外还有对非经济上的损失如被征地者对新的生活环境的不适、精神上的痛苦等的补偿，非经济补偿中很重要的一块是生态补偿，这是完全补偿的很重要的标志。
完全补偿以产权界定说和“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为理论依据，认为土地征用是对所有权的侵犯，为矫正这一不平等的财产权侵害，实现公平正义的要求，应当给予完全的补偿。
征地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人类理性看待人与自然关系的结果，更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举措之一。当然，征地生态补偿的具体操作会很复杂，因为被征土地及相关方的环境价值和生态利益的度量还缺乏科学手段。在此，笔者渴望有志于此研究的师长、朋友提出高见。
参考文献：
[1]杜群.生态补偿的法律关系及其发展现状和问题[j].现代法学,2005(3).
[2]毛显强,钟瑜,张胜.生态补偿的理论探讨[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2(4).
[3]西南政法大学曹明德教授在清华大学做学术讲座——对建立我国生态补偿机制的几点思考[eb/ol]./article/a3/law/200610/20061016103625.htm
生态环境的特征篇4
随着沙尘暴、海啸的频繁显现以及能源危机的冲击，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终于使人类一步认识到，生态环境问题不仅是一个涉及到经济持续发展的问题，也是一个涉及到人类生存和繁衍的问题。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协调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已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全球问题。在这种大背景下，我国政府对税收在经济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越加重视。国务院关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工作中就指出，“完善有利于节约资源的财税政策，研究制定鼓励生产、使用节能节水产品的税收政策，研究制定鼓励低油耗、小排量车辆的财税政策”。国务院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也指出，“抓好资源节约工作，要综合运用各种手段，特别是价格、税收等经济手段，促进节约使用和合理利用资源，加快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加强对水源、土地、森林、草原、海洋等自然资源的生态保护”。总之，税收的理论发展和现阶段循环经济的提出，为把生态观念融入财税政策，建立我国生态税收框架的构想提供了有利的契机。
二、国际生态税收实践
在生态环境恶化、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严重的严峻形势下，各个国家都在为实现特定的生态环保目标，按照生态学观点和精神，开征生态税收，构建税收制度，设计税制要素，借助税收手段调节纳税人相应行为，筹集生态环保资金，解决人类在生产、生活过程中与自然之间所产生的矛盾，并积极参与解决生态危机，从而推动生态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国情，我国可以从发达国家实施的生态税收政策中得到以下启示：
（一）适当地开征新税种
生态税收是出于保护环境，防止自然资源枯竭，促进再生，保持生态平衡，而对破坏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以及生态平衡的生产和消费行为征收相应数量的税收，或运用其他税收手段来达到改善生态目的的一种经济政策行为。就德国而言，针对性地开征《废水税法》税种，其高效、涉及面广的特点使它一出台便迅速渗透到德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对德国经济和社会造成巨大的冲击。从而，可以看出独特的生态税种的确有其独特的优越性。因此，应该在原来的单纯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目的税种尽快转移到以促进发展“循环经济”为目的税种，针对不同的情况开征合理、有效的税种。
（二）协调所得税与生态税
过去，我国往往是大量地提高了对劳动和所得征税，保持对资本征税的同时，却允许大量的污染和资源消耗不被课税，使原税制未反映商品和劳务的环境成本，抬高了没有污染行为的价格，对污染行为则保持低价格，其结果是鼓励耗费资源。因此，应该实施通过生态税负转移扭转这种趋势，即在提高生态税收水平的同时，降低所得税的水平。
（三）实行区域性和全国性对策
生态问题既包括地区性的问题，也包括跨区性的、全国性的问题，甚至还有国际性的问题。但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目的和征收条件方面的不同，而且地方政府还有很大的灵活性，所以二者应该是各有分工。荷兰生态税收征收的高效率在于征收生态税收的政府级次有了划分，以及税务部门和各环境、资源部门的协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因此，生态税收必须在更广泛的制度和结构意义上去设计，以便决定哪一层次的政府或税务机关能最好地控制生态资源。
（四）提高环保和纳税意识
公民自觉的环保和纳税意识是基础，完善的环保立法和有效的税收征管是保障。美国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增强了公民的环保和纳税意识，将主要由政府重视的环保工作变成了全民参与、人人重视的环保事业。并且通过完善的环保立法，使税收等经济政策均能严格依法执行，大大减少了偷逃税款的现象。德国在很早就认识到了环保的重要性，在发现了过去法律法规的缺点后，能立刻开征生态税收。征收生态税收，使人们切实地感受到环保行为对费用支出的影响，从而自发地不断寻求总成本趋于最低的环保手段。
（五）维护企业竞争力
每一税种实施的条件各具特色，推进的程度也各不相同。税率采用过渡期逐年提高的方式，企业可以制定相应的时间表来应对新的税率。然后随着治污技术的逐步提高，企业也更加可能选择恰当的时机更换原有的设备，进行节能投资。例如，某国为了避免二氧化碳税对企业竞争力产生影响，设计了灵活且相对复杂的税制，而且法律中归类为能源密集型的企业以及总税负超过企业增值额3%的企业可以选择与环境能源部签署协议，获得减税。这样使二氧化碳税的征收对企业产生有利影响，通过均衡考虑不同的利益，可以在合理的程度内既达到一定的生态保护的目标，也使利益各方可以接受。
三、完善我国生态税收的若干思考
建立与完善生态税收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在其实施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因素，把握一定原则的前提下，开征环境税，完善资源税，再以一定的配套措施为补充，充分建立与完善我国的生态税收，从而保护我们的生态资源，解决生态危机问题。
（一）开征独立的生态税种
除了“费改税”外，可以考虑按国际通行的做法，根据需要开征环境保护税。参考欧美国家的成功经验，该税种的性质应属于特定行为税，它调节的对象应确定为产生污染的生产或消费行为，根据污染的不同对象，其具体内容可以包括：
1、碳税
由于二氧化碳是造成温室效应的主导气体，为了控制其排放，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借鉴国外的经验，对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按含碳量征收二氧化碳税。碳税是唯一能带来长期收入的环保税种，也是环境效应与经济效应冲突的一个典型。碳税的实际征收，并非直接对二氧化碳的排放征收，而是对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征收。这主要是由于直接以二氧化碳排放量为税基，在技术上不易操作。碳税税率的设计十分复杂，简便做法是对化石燃料从量定额征收，并按含碳等值系数（即热量等价情况下的含碳比）进行换算。在设计税率时应遵循的原则是：碳税要对石油、煤、天然气实行差别税率，循序渐进的原则。
2、水污染税
我国目前对水体污染行为的控制仪是针对工业废水污染，而且还不是全额收费，只是超标收费，收费标准也偏低。生活废水还不在考虑之中，但这部分污水排放量已经达到相当大的比例。来自生活方面的污染己经使我国水资源面临严重的污染问题。为了加大水污染的控制力度，提高治理的效率和效果，有必要将水污染税的课征对象扩展到生活废水和农业废水，实施全方位的征收。对城镇居民排放的生活用污水，由于其中所含污染物质的种类及浓度大体相当，可以采用无差别的比例税率，直接根据排放量多少确定税负。而对农业废水可以参照工业废水的治理方法来处理。水污染税也应以边际治理成本为确定征收税率的标准，用利益机制不仅可以激励污水的治理，还可激励整个社会节约用水。
3、污染性产品税
这类税收主要用来解决特殊环境方面的问题。对剂、化肥、杀虫剂、电池、化学原料及包装物征税，以鼓励回收利用及限制污染严重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污染性产品是有替代产品的，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比较大，可以用无污染性产品和污染性产品的边际生产成本差作为税率来课征污染性产品税，将外部成本内部化，提高污染性产品的内部价格，利用价格机制来抑制或取消污染性产品的生产和消费。
4、其他产品税
对农药、化肥等农业投入品征税，以抑制其应用带来的污染；对于城市中的塑料袋和发泡材料一次性饭盒污染征收适当税率的环境税，以减少其生产和使用；含磷洗衣粉的使用是水资源污染的重要因素，对其征税应考虑使税率高于无磷洗衣粉和含磷洗衣粉的生产成本的差异；对不可回收的饮料容器征饮料容器税等等，可以在生产或销售环节征税。
（二）调整现行资源税
对资源税进行完善，有利于提高资源的利用率，遏制资源的过度掠夺性开采与浪费，保障循环经济的实现。调整现行资源税，使之成为生态税收体系中的一员。
1、扩大征收范围
我国现行资源税仅对矿产品和盐类资源课税，征收范围过窄，难于遏制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因为大量非税资源的价格由于不含税收的因素而明显偏低，以非税资源为主要原料的下游产品的价格也偏低，从而导致对非税资源及其下游产品的需求畸形增长，使自然资源遭受严重掠夺性开采，造成资源配置不合理，影响可持续发展。这既不符合当今世界资源税的趋势和走向，也与我国资源短缺、利用率低、浪费现象严重的情况极不相称。资源税的开征不仅是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也应起到全面保护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税收作用。因而应将目前资源税的征税对象扩大到矿藏资源和非矿藏资源，以有效保护我国短缺的自然资源，保持生态平衡。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资源税的征收范围都涵盖了矿藏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动植物资源、森林资源、草场资源、海洋资源以及地热资源等。
2、改革税率设计
将资源税和环境成本以及资源的合理开发、养护、恢复等挂钩，根据资源的稀缺性、人类的依存度、不可再生资源替代品开发的成本、可再生资源再生成本、生态补偿的价值等因素，合理确定和调整资源税的税率。可以按照资源的蕴藏及耗用梯度设计税率，对不可再生性、不可替代性和稀缺性资源课以重税，以减少资源的过度开采，杜绝资源的破坏性开采，维护生态环境。其实质就是不可再生资源高于可再生资源，稀有程度大的资源高于普通资源，经济效用大的资源高于经济效用小的资源，对环境危害大的资源高于危害程度轻的资源，重构税率结构。按质论价为基础，缩小幅度差距，并根据资源市场变化作相应调整，适度提高资源税税率标准，使之充分体现公平税负、维护生态、调整结构的目的。
3、改革计税依据
生态环境的特征篇5
关键词：土地利用；生态环境效应；扎鲁特旗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0-0151-03
引言
当前，随着对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土地在人类社会活动中不可替代的作用[1]，在未来的数十年间，由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变化所带来的影响，要等于甚至大于潜在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2～3]。因此，进行土地利用格局及可持续发展分析，对环境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等都具有重大意义[4]。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和全球环境变化的人文因素计划联合提出了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变化（LUCC）研究，该项研究计划涉及多项土地利用变化的内容，研究土地利用变化与人的关系[5～7]。
内蒙古自治区扎鲁特旗地处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典型区域。近年来，该旗的人类活动对土地利用的强度迅速增加[8]。解决该区的土地退化问题，应从调整当前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和过大的利用强度入手，逐步实现当地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9]。为此，本文通过对景观格局指数与生态环境指数间相关关系的分析，定量揭示扎鲁特旗景观空间格局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旨在为研究区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区域土地利用规划和生态环境管理决策的制定提供基本的理论支持。
一、研究区概况
扎鲁特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西北部，地处科尔沁沙地北部，地貌特征上呈现出从西北部的中山山地逐渐过渡到西南侧的低山丘陵和倾斜冲积平原。该旗是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典型地段[10]，受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影响，该旗土地利用方式呈现出明显的过渡特征。农区、牧区镶嵌分布，土地利用模式在空间上交替变化。全旗气候受内蒙古高压控制和季风影响，该旗同时还处于中国干湿交替带、地形梯度联结带和科尔沁沙地边缘带以及全球变化过程中北半球欧亚大陆的第三个高增温区[11～12]。
二、研究方法
（一）土地利用景观斑块类型划分
考虑到退耕还草背景下景观格局研究的需要和扎鲁特旗的地理环境状况，应用时将土地资源二级分类归并为水田、旱地、有林地、灌木林地、疏林地、其他林地、高覆盖度草地、中覆盖度草地、低覆盖度草地、水域、城乡工矿居民用地、沙地、盐碱地、沼泽地和石砾地共15种景观斑块类型。
（二）景观特征指数计算
从斑块类型和景观两个水平上，选用生态意义较明确的景观特征指数：斑块类型面积（Ca）、景观类型面积比例（pL）、斑块数（np）、平均斑块面积（mpa）、最大斑块指数（Lpi）、斑块分离度（F）以及景观多样性指数（H）、优势度指数（D）、均匀度指数（e）和景观破碎化指数（C）等，来分析研究区景观格局的空间变化特征[13～17]。
（三）区域生态环境指数（eV）计算
引用杨述河等人[18]依据专家征询和层次分析法得出的土地利用分类系统及其生态环境指数赋值表，基于研究区土地利用二级分类系统中各类景观面积的大小，以eV定量表征某一区域内生态环境质量的总体状况，eV值越大，表示生态环境质量越高。其计算公式为：
eVt=（LUiCi/a）
式中LUi为区域内t时期第i种景观类型的面积，Ci为生态环境指数赋值，a为区域总景观面积。
三、结果与分析
（一）扎鲁特旗2000年、2005年土地利用结构及变化分析
由表1可得出，2000年、2005年的研究区优势景观类型没有发生改变，均为草地，水田面积较小，旱地、沼泽地及未利用土地面积减少较多。
（二）扎鲁特旗2000年、2005年土地利用景观特征指数及变化分析
1.斑块水平上景观特征指数分析
通过计算统计得出扎鲁特旗2000年、2005年各景观类型的斑块个数比例及斑块分离度。可知2005年与2000年相比，斑块总数有所下降，旱地、林地、未利用土地的斑块数均有明显减少，只有草地景观的斑块数有所增加；水域、沼泽地、未利用土地的斑块分离度有明显增加，只有林地和草地的斑块分离度有所下降。
2.景观水平上景观特征指数分析
从景观水平上统计发现，扎鲁特旗2005年与2000年相比，景观多样性指数有所下降，均匀度指数及景观破碎化指数都是略有下降，景观优势度指数有所提升。
（三）扎鲁特旗2000年、2005年生态环境质量及变化分析
整个研究区的2000年及2005年的生态环境指数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2005年与2000年相比，总体生态环境指数上升。通过对土地利用和景观数据的分析看出，扎鲁特旗的土地利用以草地为主，适宜发展林牧业。
表3扎鲁特旗2000年、2005年生态环境指数
结语与讨论
生态环境的特征篇6
关键词:
进入本世纪初期,我国经济发展进入集约化时期,由原来追求数量目标到现在追求作品质量优良。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在不断地提高,追求舒适、自然、精致的、有文化品位的环境已成为人们的一种共识,城市环境中城市雕塑的形式语言也进入了一个空前多元化的时期。可以说,当代城市雕塑形式语言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当今城市文化走向,在纷繁芜杂的雕塑造型中提炼出雕塑的形式语言,并对其特征进行提炼,可以从另一个文化角度来揭示城市的文化状态,从而使城市设计更具有人文的深度,也使公共空间的设计更具有人文的内涵。
一、公众参与的互动性特征
城市雕塑由于具有环境性、地域性、公共性、社会性等特点,一件城市雕塑作品首先要考虑的是所在地的环境因素,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而创造性、美感等艺术价值必须与环境因素综合考虑。城市雕塑的最大特点就是其公共性与社会性,他面对的是非设定的、不同阶层的社会公众。
以深圳城市雕塑——《深圳人的一天》为例,《深圳人的一天》雕塑群为打工者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接触艺术场所,这在更大的程度上体现出城市公共艺术的开放性、公共性与和谐的“市民精神”;充分体现了深圳城市的特点,雕塑的过程充分发动了各个阶层的参与,雕塑群凝固了在特区工作、谋生和奋斗的各路人群的辛酸和喜悦、成功与失落的普通人的寻常故事。该雕塑成功的建立起与公众亲和、密切相融而互动的观赏模式,使观者和介入其间者与艺术之间的主客体界面趋于淡化,而在这当中使观者的内在情感趋于愉乐与提升,使得城市雕塑成为提供给公众自由参观,或可触摸、依偎甚至于攀缘其间的展示形态,以缓解城市高密度、高层化建筑群构成的居住和办公环境对人造成的压抑和排斥,从而成为一种公众性的生活的艺术。
二、文化生态的融合性特征
现代城市在社会文化或物质形态方面都产生了极为丰富和深刻的变化,城市文化环境面临着流行性文化的侵蚀以及学术性文化的冲击,呈现出一种不同文化层次交流、互动和共存的多元景观。它们相互依托、交流,形成一种动态的有机组织,城市环境日益显现出开放和流动的特点,使现代城市雕塑创作的挑战与机遇并存。城市雕塑家要将作品置于现代城市公共环境,就必须考虑环境因素的变量,考虑城市雕塑的观念形态与大众日常生活审美形态这样两种不同文化性质的冲撞与结合。这就需要现代城市雕塑的创作除了考虑美学等方面的因素外,最重要的还要考虑与城市环境相融合的生态关系与城市环境的互动。
城市雕塑给予人们视觉感受的综合印象,是人们心中对城市环境的体验和历史的关联,使自然和人文景观获得象征意义。因此,成功的城市雕塑,必须实现与环境之间的对话,才能在城市环境中表达它特定的环境语言含义。
三、公共空间的标志性特征
唐代长安城的区域划分依靠的是宫苑、里坊城墙。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述的市井划分依靠的是门楼牌坊,达到街区、寺庙的区域识别标示。欧洲城市由于较早关注城市的的公共开放空间,城市雕塑成为区分具有不同功能区域的有效标示,形成了区域品牌的认知,以及文化形象、精神表现的传达。
城市雕塑“标识性”的功能无疑是增强了城市的可识别性,可识别性伴随着的是城市的识别、记忆与联想。城市雕塑在城市中具有定向与导向的功能,它本身所具有的识别物、参照物的功能使其更容易被记忆。其易记忆性增强了城市空间的识别性与可记忆性,因此城市标志性雕塑也成为唤起城市记忆的关键要素。
四、消费时代的世俗性特征
1990年代以来,当代雕塑己从1980年代新潮美术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借鉴和挪用转向对大众文化资源的利用和对中国当下现实问题的关注。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全球化的加速,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融的背景下,当代城市雕塑把大众文化作为主要的艺术资源来使用并非是一种偶然,而是一个关键性的选择,并且已成为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现象。
当实雕塑的批判性和指向性的功能,伴随着轻松的视觉载体和通俗易懂的写实语言,让大众的视觉在摆脱传统严肃和精英文化的审美局限的同时,人们更关心的是雕塑在思考着什么。尽管不能用精英主义的立场去看待大众的消费文化,但大众的消费文化也足以说明大众对文化权利的民主诉求。不管在何种意义上对艺术进行消费,大众总能从中找到自己,找到他们寻求的价值。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相对于文化贵族时代,大众对雕塑艺术消费的过程正是“彰显自我,昭示民主”的过程。
五、传统文脉的符号化特征
生态环境的特征篇7
关键词:生态旅游管理;管理系统;系统分析;决策模式;管理模式
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方式,在10多年前被提出后,规模迅速扩大。随之而来的管理问题也日益突出。而人们对此仍然采用传统大众旅游管理的方式进行管理。由此,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使生态旅游陷入困境。香格里拉腹地迪庆州中甸县作为在我省较早开展区域生态旅游的地区,也同样显示了这个问题。全县客增长速度所料不及,而管理问题也日益增多。例如虎跳先开发后规划的现实,碧塔海景区双线进入的矛盾和碧塔海水面行船的争论,以及门票收入分配的问题等。这些现象所蕴涵的,其实是生态旅游的组织体制、开发及环保等综合管理问题。而传统大众旅游管理对此束手无策。由于生态旅游与传统大众旅游在性质上的差别,以及传统大众旅游管理已不适应生态旅游的现实,更鉴于生态旅游资源及环境具有脆弱性和管理失误造成损坏的不可修复性,有必要构建生旅游管理体系,以适应生态旅游的发展。特别是在生态旅游作为一个区域的支柱产业加以发展的今天,生态旅游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已成为当务之急。本文试图从生态游的性质和般管理理论出发,以中甸县的生态旅游为范例,用系统的方法在理论上构建生态旅游管理系统框架,并部模拟应用,以期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抛砖引玉,引起有关专家深入研究这一问题。生态旅游管理的概念当个区域把旅业确立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时,旅游业必须是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是否能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取决于旅游方式。生态旅游作为另一种新的旅游方式,是实现区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途径。而生态旅游管理则是实现区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和保证。所谓生态旅游管理,就是对生态旅游活动的管理。即对生态旅游活动的计划,组织,指挥,控制和协调。生态旅游活动是指生态旅游系统各因素及因素之间相互关系运动的表现。生态旅游活动可概括为以下七个主要内容:
1.旅游活动:游客以观赏自然景观为目的的旅游过程。
2.保护活动:保护生态旅游资源及环境,以防止其变异的活动。
3.开发活动:开发生态旅游资源的活动。
4.服务活动:指在旅游活动过程中为游客提供相应服务的活动,包括提供住宿,餐饮,旅行,导游,翻译,游览娱乐,购物等服务的活动。
5.行政活动:指为规范旅游活动使其有序的政府管理机构的活动。
6.营销活动:指为招揽游客或推销生态旅游产品而开展的活动。
7.管理活动:即对生态旅游活动进行计划,组织,指挥,控制,协调等管理职能的执行过程。其实,一切涉及生态旅游的活动都属生态旅游活动的范畴。生态旅游与传统大众旅游相比较,具有三大特征,即:保护旅游资源及环境;谋富旅游地社区居民;从而所开展的各项活动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形成整体。这些特征反映了生态旅游的本质。并使得生态旅游管理与传统的大众旅游管理也呈现出本质的差别。事实上,传统的大众旅游管理在本质上是企业管理与行政管理的综合运用。这种管理模式把景区作为一个企业或是社会福利机构(例如城市公园),在开发管理上尽其所能寸土寸金。在组织管理上,一包了之,收取承包费。这种管理模式对于城市景区或人工景区而言,或许行之有效。但对于生态旅游来说,却是灾难性的。而遗憾的是,碧塔海景区的游船项却是采用这种方式管理的。生态旅游管理既不是离散的单元管理,也不是行业管理,而是系统管理,是微观管理景区,景点及服务机构的管理)与客观管理(行业管理)的系统结合。因此生态旅游管理的模式必定是系统模式,即生态旅游管理系统。作为管理系统,既要强调系统各组成部分的功能,以及各分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更要强调系统的整体性。生态旅游管理系统的整体性首先表现在管理范围上。生态旅游管理不以一个景区或一个服务机构,或者是这些管理点的简单集合作为管理范围。因为它将割裂生态旅游活动各内容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从而降低管理效率,甚至造成管理失效。生态旅游管理的范围是生态旅游区域。对于以旅游业为支柱产业的区域来说更是如此。生态旅游区域一般有两种划分,一种是行政区域,如中甸县生态旅游区。另一种是自然生态地域,如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对生态旅管理来说,以第二种区域划分作为管理范围更合理。因为它体现了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而作为世界地理一大奇观的长虎跳峡介于两行政区之间,使管理造成困难。但很遗憾,现实是人们只认可行政区域。生态旅游管理系统框架构建态旅游地往往是一些自然生态系统保存较为原始,很少被人类活动涉及的地域,和保存有较为独特的民族及宗教文化习俗的区域。者说,正是因为这种特点,才使这种区域成为生态旅游胜地。但另一方面,这种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区域居民的生存方式主要依靠传统产业,如传统农业,牧业和林木业。而传统产业对自然界的无度索取,不但毁坏自然生态系统,还将使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无以为继,并危害流域下游。旅游业的兴起为这种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产业支持。迪庆州中甸县正是具备上述特征的典型的生态旅游胜地。雪山,峡谷,五花草甸,高原湖泊及森林等较为原始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以及东巴文化发祥地,是中甸县以藏族为主的各族人民的骄傲。但世代居住于此的中甸人民仍未摆脱贫困。特别是天然林禁伐之后他们翘首以盼旅游业能带来新的生机,并把它确立为区域的支柱产业。因此我们所构建的生态旅游管理系统必须以区域为出发点,并以实现区域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最终保证区域的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事实上,以区域为出发点,不仅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生态旅游管理系统整体性的要求。而区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也是生态旅游管理的系统目标。出发点与目标之间相联系的是生态旅游活动。由此形成一条由发点到目标相连贯的主线。这条主线是生态旅游概念的象描述和总体概括,因此它是构建生态旅游管理系统的逻辑基础。在生态旅游管理中,被管理的因素众多,且关系复杂。因此管理必须有一定中心,以便抓住重点,突出重点,从而把握生态旅游管理的关键。生态旅游的性质决定了生态旅游管理必须以游客为中心,必须以保护为中心,必须以发展为中心。因为,参与生态旅游活动的因素繁多,在这些因素中,游客是决定性的因素。没有游客就不能开展旅游活动,生态旅游的其他活动都是围绕游客的旅游活动展开的。游客是生态旅游区的财富。游客是生态旅游的上帝。因此,生态旅游管理必须以游客为中心。生态旅游资源和环境是游客旅游的目标和对象,也是旅游地社区居民生存的条件。事实上,它们是生态旅游的客观基础。保护这种客观基础,是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和必然求,也是旅游地社区居民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和必然要求。因此生态旅游管理也必须以保护生态旅游资源及环境为中心,即以保护为中心。生态旅游管理的目标是实现区域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区域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发展是区域开展生态旅游活动78的核心,因此生态旅游管理还必须以发展为中心。这就是生态旅游性质决定的生态旅游管理的三个中心,同时也是构建生态旅游管理系统的逻辑要求。构建生态旅游管理系统的逻辑基础和逻辑要求是构建生态旅游管理系统的逻辑前提。生态旅游管理系统的构建将以主线为基础,围绕三个中心展开。构建的框架模式运用系统观念和系统方法研究生态旅游管理,必须明确系统状况,辨明系统及各子系统的性质,功能及地位,阐述其相互关系,从而构建系构,并对其进行系统分析。系统按其性质分为功能系统和分析系统两类。功能系统是指具备实现系统目标功能的系统。分析系统是指描述,解释要素集合关系的系统。生态旅游管理系统是一个功能系统,其系统目标是实现区域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在实质上是指要求旅游与自然、文化和人类生存环境成为一个整体。其表现是指空间上的规模扩张、时间上的延续和指标上的递增。区域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动态变化过程。它总是由低级向高级,由局部向整体,由要素向系统优化演进,这一发展演化过程具有阶段性和层次性。生态旅游管理系统,以其管理观念、管理结构、管理方法和管理运行形成系统功能,以保证系统目标的实现。生态旅游管理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它由五个子系统构成:即管理目标子系统、管理对象子系统和组织管理子系统、开发管理子系统以及环保管理子系统。其中管理目标管理对象子系统是分析系统。其他三个子系统是功能系统。管理目标子系统作为分析系统是各功能系统的系统目标集合的系统描述。管理对象子系统是被管理要素集合的系统描述。通过系统描述,解释系统要素,阐明要素之间的关系和结构,从而正确地把握有关生态旅游管理的基本概念。三个功能系统是以主线为基础,围绕三个管理中心展开的,按不同管理类别划分的管理职能的集合。所形成的系统功能以实现子系统目标的方式,来保证生态旅游管理大系统目标的实现。生态旅游管理系统的结构形如一个三角金字塔,塔中心为主线串三个管理中心由下至上贯穿全塔,塔底为管理对象子系统,塔尖为管理目标子系统,塔的三面由三个功能系统环中心线封闭。以强调功能系统之间的广泛联系。中甸县的生态旅游,近几年发展很快,管理滞后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试图套用现成的管理模式解决管理问题却不实际。事实上,中甸县现在的管理问题还不在于管理手段和管理方法落后,而首先是管理观念的问题。对生态旅游管理系统构架模式认的意义就在于领导者和管理者对管理问题要树立系统的观念,并在决策和管理运作中贯彻这种观念,以提高管理效率或减少因管理失误造成的损失。特别是对于像中甸县这样生态旅游刚兴起的区域,这种认识就更有意义。管理对象系统的分析管理对象系统作为一个分析系统,主要是阐述作为管对象各要素的内容,以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和所形成的结构,以便解决生态旅游管理是管理什么的问题。管理对象系统从静态看,其要素包括三类,即人、文化(精神)、物。第一类是指生态旅游区域中与生态旅游有关的全体人员。包括游客、旅游从业人员、管理人员和社区居民。这些人的个体以某种方式集合表现出群体特征或依附于一定机构形成组织。第二类指生态旅游区域中具有特色的民族民俗文化和宗教文化。例如独特的民族生活方式及民俗和宗教精神及仪式等。第三类是指生态旅游区域中与生态旅游有关的客观存在。包括自然存在物和人工存在物。自然存在物主要是指自然生态系统,由它形成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及环境自然景观)。人工存在物主要指建筑、设施、道路等。除此之外还包括第二类的物化体,如民族服饰、等。第二类及第三类的人工存在物形生态旅游资源(人文景观)。管理对象各要素综合表现为景区(点),并依其主体显示区以自然生态资源为主体,松赞林寺景区以宗教文化资源为主体,藏民家访(一种旅游形式)以民族民俗资源为主体。从动态看,管理对象系统的各要素及要素之间关系的运动形成生态旅游活动。因此管理对象系统分为两个子系统,即对象动态子系统和对象静态子系统。对象动态子系统是生态旅游活动的系统描述。对象静态子系统是要素及要素关系的系统描述。事实上对象静态子系统的运动形态就是对象动态子系统,而对象动态子系统的静止形态就是对象静态子系统。在生态旅游管理系统中,管理对象系统其实有两个表现。一是底部的管理对象系统,二是从底到顶的生态旅游活动。事实上,前者是对象静态子系统,后者是对象动态子系统。生态旅游管理系统的这种结构表述,更体现了系统的整体性和系统各部分之间有机联系。换句话说,管理对象系统的各要素及要素之间的关系,以生态旅游活动的形式直接影响和79决定着管理目标。这也说明,生态旅游管理系统是一个社会系统。生态旅游管理的社会系性质,反映了系统的复杂性管理难度。同时也提醒我们,在确定管理目标时,必须考虑相关者的态度。功能系统的综合分析从理的系统理论来说,一般的管理功能系统,由管理的五个职能形成子系统。如果我们仅从不同管理类别(例如组织管理、开发管理、环保管理)进行相应的功能系统分析,无疑会得到某些有益的启示或形成一些有效的管理手段。而这正是传统大众旅游管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但对生态旅游管理系统来说,不仅要重视各功能系统的系统分析(由于篇幅所限,不展开其系统分析),更强调各功能系统的整合性分析。而各功能系统的整合性,是生态旅游管理系统整体性的表现和要求。事实上,前述的生态旅游管理框架结构所强调的正是这一点。对开发管理和环保管理而言,首要的管理问题是决策问题(管理就是决策)。例如,开不开发,开发到什么程度,怎样开发以及从环保政策的角度看准不准开发,怎样保护等。似乎两者水火不容,但开发是生态旅游的生命,而环保是生态旅游可持续的根本。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不仅要在思想上强调保护性开发的观念,也要应用管理模式中确立环境与开发的综合决策模式。这种综合决策模式,既是一个原则也是一种方法。作为原则,它指环境状态对开发有否决权,任何景区(点)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去换取旅游增长或社区发展,不能用当前的发展去损害未来的发展,更不能以局部的发展去损害全局的发展。作为方法,它是指环境承载力和环境容量是开发程度的技术限度。开发就其程度来说,可划分为零开发(即原生状态)、保护性开发(对环境状态有控制的开发)、完全开发(事实上是人工系统)、掠夺式开发(完全不顾环境后果的开发)。生态旅游的开发是保护性开发。开发就其方式来说,分为两种,一是为游客观赏方便而进行的建造,例如解决可进入性问题或建造食宿设施。二是扩展景观或增加旅游项目。对于生态旅游,不同的开发方式应制定不同的政策和标准。因为不同的开发方式对环境状态的影响不同,对旅游的作用也不同。开发就其目的来说也有两个,一是经济效益,二是社区发。如果仅就开发管理子系统来说,这种目的性也是合理的。但如果考虑环保管理的目标,这种目的的实现程度也必须不突破环境的技术标准为限。碧塔海水面的开发利用是说明环境与开发综合决策模式的最好例子。碧塔海水面的开发是指在水面上行船其功用有两种,一是作为交通使南线西线沟通,形成旅游环线。二是开发游船项目,增加游览内容(实际此项目已在运行)。由此引发争论,形成三种观点。一种是禁止行船,认为行船影响水质,长此已往会使湖水变异。二是可开交通船,认为有必要沟通南线西线,由于船只少,对水质影响较小。三是开发游船项目,认为这是碧塔海的重要项目。第一种观点纯粹是从环境出发的。第三种观点纯粹从旅游出发。第二种介于两者之间。事实上,如果以环境和开发综合决策模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争论也就没有必要。在方法上,以水质的背景值为标准,查明水体自净能力,计算环境容量,进行行船的环境影响评价,确定环境承载量。以便决定是否开发或开发方式。如果一条船都会引起水质变异,则否决此项目。由此可见,环境和开发综合决策模式是正确处理环保管理与开发管理关系的科学手段。事实上,这种决策模式的实质是把开发决策建立在环境科学的基础上。但是环境与开发综合决策模式的应用和实施取决于组织管理模式,或者说,组织管理模式是环境与开发综合决策模式落实的保证。因此,景区(点)的应用管理模式是由组织管理模式和环境与开发综合决策模式两者构成。组织管理模式景区(点)的组织机构是生态旅游组织系统中最重要的内容,其组织管理也是生态旅游管理系统中组织管理子系统的重要内容。景区(点)组织管理的核心是管理体制。因为各种管理问题、管理矛盾都与管理体制有关。中甸县生态旅游管理的现实也说明这一点。但是认为在短期内从根本上完全理顺管理体制也不现实。本文从实际出发,回避尖锐的体制矛盾,提出两种景区(点)的组织管理模式构架,以适应不同特征的生态旅游资源及环境。并以环境和开发综合决策模式与管理原则来实现对景区(点)的管理,从而达成生态旅游管理系统的目标。管理委员会制适用管理委员会制的景区(点)有以下特征:
第一,环境特征:景区以自然生态旅游资源为主体(或是自然保护区),并且生态环境较脆弱,可开发性低,一但造成损害则不可恢复(碧塔海就于这类景区)。
第二,权属特征:在产权关系上,自然生态旅游资源主要为国家所有。但管理权分散在政府的一些职能部门,例如80林业部门,环保部门,消防部门,旅游部门,及社区的行政机构,如乡(镇)政府。
第三,体制特征:各部门关系交叉,各自为政,在管理中追逐部门的经济利益,而不愿真正负起生态旅游管理责任。
第四,开发的目的特征:不以盈利为目的。以有限开发为手段,获取资金用于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实现自然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利用。以此相适应的管委会模式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组织特征:前述的政府职能部门派员参加管委会(包括旅游地社区的乡镇政府人员)。
第二,责任特征:参与管委会的人员既对管委会负责,也对所派出的职能部门负责。
第三,权限特征:只有管理权、监督权,没有开发权。但有开发建议权和按照环境与开发综合决策模式的要求提交建议开发报告,由上一级对开发进行决策。
第四,财务特征:税后收入除用于管委会运行费用和开发投资外,其余用于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剩余部分上交财政,不足部分由财政拨付。由上述特征可知,管委会并不只是个称谓,而是以景区(点)的自然生态旅游资源性质和特征为基础所形成的景区(点)的组织管理体制。公司制公司制模式就是把景区
(点)作为一个企业进行管理。适用公司制的景区有以下特征:
第一,环境及资源特征:景区(点)以自然生态旅游资源为主,但生态环境有较强的承受力,具有良好的可开发性,即使造成一定损害也可恢复(虎跳峡就属于这类景区)。
生态环境的特征篇8
【关键词】风景园林设计;展现;自然环境特征
一、对地域自然景观特征主要内容的研究
在多种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的作用下，地球自诞生之日就不断的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在不同的地域造就了不一样的自然特征，自然特征是气象气候、地质地貌、植被、水文与生命界有机组合的综合反应，是一个自然综合体。
1.气候气象
处于地球外圈层的大气，是自然环境的重要组成，是自然环境因素中最活跃的部分，在满足地球生物维持正常生命活动需要中起着重要作用，在演变过程中，形成了不同地域特色的气候气象特征。
2.地质地貌
不同地域的地质土壤的不同情况，决定了自然景观特征的不同。地貌指地球表面在不同的内外力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地貌形态，地球表面承受着来至于岩浆活动、地壳活动、地震等带来的内力，同时承受着气候中流水、冰川、风化等外力作用，形成地球表面类型丰富的地貌特征。地质地貌往往关系着风景园林中植被的种植、亭台楼阁的建造。
3.植被
植被是人居环境中的参与者，是人居环境建设过程中需要引起足够重视的环境因素。在风景园林设计中，植被是主要设计的对象，是风景园林生态属性的主要体现因素，是环境建设、风景园林建设中除了人之外的又一活因子，因此，风景园林受到地域植被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4.水文条件水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源，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临水而居是最常见的社会行为。在我国优秀的古典园林作品中，以山、水个人自然屏障的设计非常普遍。
二、如何在风景园林设计中展现自然景观的特征
1.合理设计地形
地形是一个环境存在一个实质性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景观中的所有景物在空间中以一种链接的形式存在。园林自然景观的地形在其设计上要使得一定的规模景观韵律和自然景观的一种美学特征有机结合。一个现代化的风景园林的独特设计，首先要有对地形熟悉再对地形进行设计与利用。园林自然景观的地形设计要与现今的生态建设、可持续发展设计以及低碳集约型园林的发展战略相结合，在现代化信息时代的影响下，本着一种创新科学的一种设计理念进行对现代化自然景观进行一定的展现。
1.营造自然水景
水是园林景观构成中不可缺少的物质要素，其表现方式比较多样化，不同的状态可展现不同的效果，如静止状态可营造宁静、轻松、祥和的氛围，运动的水则可创造生动、富有活力的情趣，且其具有灵活、巧于因借等特点，很容易与周围的环境入为一体，有着独特的造景作用，风景园林设计中合理利用水，不仅可组织空间、协调水景变化，增添园林生机和意境，还可使空气更加清新，并具有明确游览路线的作用。风景园林中的水有自然状态的水和人工水景，对于自然状态下的水，在设计过程中，一般不改变水体的原有形状，而应依水造景，适当点缀，并注意保持水体的安全无污染，以为周围植物的生长提供良好的条件。自然性、多样性完全是自然水体的本性，因此若采用人工水景，一般会采用自然式水体，即是仿自然设计，水景的形态多是不规则的形体，以曲线形式存在（如图1）。在水体设计中，应遵循宜“弯”不易“直”的原则，随弯就弯，避免裁弯取直，用富有生气、灵气的蜿蜒曲折的水流呈现自然，不同的流水种类形态也有所不同，如江河为较宽的大型带状水体、溪涧则为较窄的小型水体。此外，在营造水景时还应注意利用水色光影，如四周景变一为二，虚实相接，上下交映，增加景深。微风轻拂，送来阵阵涟漪，可增添湖光倒影的动感，营造朦胧美的意境。
2.合理设计植物景观
植物是自然景观类型的代表性元素，且其种类繁多、富于变化，不同的植物大小、形态、色彩、质感等的不同，可营造出不同的意境，如蓝色、白色等冷色调的植物可给人宁静的感觉，浅绿、浅黄等浅色调的植物可产生明亮、轻，不同形态、色彩、质感的植物的搭配也可营造出不同的氛围，如排列整齐的盆栽可给人秩序井然的感觉，形态、颜色各异的树木散布在一片湖泊周围，则可营造自然、亲切的意境。植物以其丰富的色彩和形态构成园林的主体景观，是整体环境规划中的重要部分，也是风景园林设计中的核心内容之一。营造出适应当地自然条件、具有自我更新能力、体现当地自然风貌的植物类型是风景园林设计中体现自然文化观念的要点，因此，在选择植物种类时，应首选乡土植物，作为一种在当地经历漫长的演化过程的植物群体，乡土植物的生理、遗传、形态特征与当地的自然条件相适应，最能够适应当地的环境条件，更易生长。
3.保护节约自然资源
土壤体系、动植物等构成风景园林自然景观的要素是有生命的，彼此间相互依赖，且较为脆弱，因此风景园林的规划设计应当与生态学紧密联系，在保护自然资源的基础上，获得合理的设计方案。在风景园林设计中，对于场地中的不可再生资源，需尽可能地予以保护，在此前提下，通过对场地中水、土地、生物等可再生资源的合理设计利用，以自然元素构建园林景观空间，体现风景园林的自然景观特征。设计中尽量减少对原有自然资源的人为干扰，遵循“人与天调，然后天下之美生”的设计理念，以场地中的原有自然资源和格局为基础，进行景观的改造，充分将景观设计与场地原有自然景观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生态造景，再现场地中原有的自然景观特征。
结束语
综上所述，风景园林设计要想充分的展现自然景观的特征，就要从根本上使得自然景观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提炼，进而使得风景园林景观的艺术再现。在风景园林中，自然是风景园林设计的源泉，也是风景园林设计的本质和风景园林文化永恒的主题，应秉持自然、生态的设计理念，避免过度的人工干预破坏自然环境和生物，通过对自然要素的合理设计和利用，再现自然风貌。
参考文献
[1]朱建宁.展现地域自然景观特征的风景园林文化[J].中国园林，2011（11）.
生态环境的特征篇9
1环境足迹分类框架
1.1步骤一：基于资源代谢方式初步分类根据所涉及资源代谢方式的不同，可将环境足迹分为资源足迹和排放足迹两大类，其中一些资源足迹或（和）排放足迹还组成了复合足迹（图2）。下面分别予以论述。
1.1.1资源足迹资源足迹旨在表征产品生命周期中因自然资源开采而产生的环境压力或影响。按资源性质的不同分为可再生资源足迹和不可再生资源足迹两类。其中，可再生资源足迹包括绿水足迹、蓝水足迹和土地足迹等：绿水足迹是指存储于土壤、并通过蒸发或植物蒸腾消耗的淡水体积；蓝水足迹是指存储于地表和地下并被消耗的淡水体积[12]；土地足迹以供给所需生物资源所占用的土地面积表示[4]。不可再生资源足迹包括化石能源足迹、材料足迹和生物多样性足迹等：化石能源足迹通常以中和化石能源碳排放所占用的林地面积表示[13]；材料足迹主要是指人类消耗的金属、建材和矿物等不可再生资源，也有研究将可再生资源包含在内[14]；生物多样性足迹考查的是世界自然保护同盟红色名录所列的濒危物种[15]，故也将其视为不可再生资源。
1.1.2排放足迹排放足迹旨在表征产品生命周期中因废弃物排放而产生的环境压力或影响，如灰水足迹、碳足迹、氮足迹、磷足迹和化学足迹等。其中，灰水足迹是指将污水稀释至符合规定的水质标准所需的淡水体积；碳足迹是指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氮足迹是指氮氧化物（nox）、硝酸根离子（no3-）、氨气（nH3）等活性氮的环境损失量；磷足迹是指流失到水体或土壤等环境介质中的总磷量；化学足迹是指有潜在生态或人体健康风险的有机和无机化学成分的排放量，包括石油、挥发酚、氰化物、二氧化硫（So2）等。
1.1.3复合足迹复合足迹是指由上述若干资源足迹或（和）排放足迹组成的环境足迹，如生态足迹、水足迹和污染足迹等。其中，生态足迹包括了属于可再生资源的土地足迹和不可再生资源的化石能源足迹；水足迹包括了属于可再生资源的绿水足迹和蓝水足迹，以及排放足迹下的灰水足迹；污染足迹则由排放足迹下的灰水足迹、氮足迹、磷足迹和化学足迹组成[20～21]，这里暂不考虑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账户重叠问题。
1.2步骤二：基于组分加和方式进一步分类某些资源足迹和排放足迹还可进一步细分为不同组分。以材料足迹为例，其金属部分包括了锑（Sb）足迹、铜（Cu）足迹、铝（al）足迹、铁（Fe）足迹等多种组分，目前有两种方式对其加和：（1）假定所有组分的权重系数均为1，等权加和所有材料消费量，所得结果代表了材料消耗的总质量[14]；（2）引入非生物质损耗潜势（aDp）作为权重，将所有材料的消费量与其对应aDp相乘，加和得到考虑稀缺度差异的材料消费量[22]。其中，aDp以Sb为基准，通过对比全球储量与现有消耗速度之间的关系，表征了不同材料在全球范围内相对于Sb的稀缺度。又如同属资源足迹的土地足迹，下分耕地足迹、草地足迹、林地足迹和渔业足迹等，各组分之间的加和通常也分为两种方式：（1）假定所有组分的权重系数均为1，等权加和所有土地面积，所得结果代表了实际的土地需求面积；（2）将不同土地类型赋予不同的权重，相乘加和得到土地利用面积，并采用生态足迹模型中以耕地为基准的可用生物生产力（UBp）作为权重。在排放足迹中，应用十分广泛的碳足迹包括了Co2足迹、CH4足迹、n2o足迹等组分，它们之间的两种加和方式为：（1）假定碳素全部以Co2的形式排放，根据Co2排放因子得到不同物质的碳排放量，相加到得Co2总质量，生态足迹下的化石能源足迹实际上即采用此法进行核算；（2）引入全球暖化潜势（Gwp）作为权重，将不同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与其对应的Gwp相乘，加和得到体现温室效应差异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其中，Gwp以Co2为基准，表征的是不同气体在全球范围内相对于Co2的潜在温室效应。对复合性质的水足迹而言，虽然绿水足迹、蓝水足迹和灰水足迹均只含水这一种物质，不存在不同组分加和的问题，但它们之间仍存在两种不同的加和方式：（1）等量加和绿水足迹、蓝水足迹和灰水足迹，所得结果代表了实际的水资源消费量[29]；（2）根据区域水资源禀赋对绿水足迹和蓝水足迹加和，通常采用收回-可得比（wta）作为权重，反映的是水资源在特定地理空间上的相对稀缺度[30]，因而有研究选取一个特定区域（如澳大利亚）作为基准。表1分别总结了材料足迹、土地足迹、碳足迹和水足迹的两种组分加和方式。可以看出，方式一均采用等权加和所有组分，所得结果是含有绝对意义的物理量；方式二则通过引入某种形式的特征化因子，对各组分的某类环境影响贡献进行量化，所得结果是以特定参照物为基准的等价物理量，具有相对意义。可见，仅仅根据资源代谢途径进行分类是不够的，同一环境足迹也可能因为组分加和方式的不同而显现相异的指标特性。由于现有文献不甚充分，本文未对生物多样性足迹、氮足迹、磷足迹和化学足迹等新兴足迹作进一步划分。但理论上它们均能采用上述两种方式进行加和。其中，按方式一加和相对容易操作，但环境涵义不够明确；按方式二加和的关键则是要找到准确体现所有参与组分对特定环境影响贡献大小的特征化因子。以碳足迹为例，绝大部分研究采用方式二加和，这是因为Gwp基于有高度学术共识的气候模型，从而使其成为最准确、可信的特征化因子[32]。总之，除了将环境足迹分为资源足迹、排放足迹及复合足迹三大类，其中的部分足迹类型还能进一步分为等权加和与特征化加和两种类型（图3）。
2环境足迹整合范式
足迹整合是当前环境足迹研究中最核心也最具挑战性的课题。一些学者做了有益的探索，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项工作：为实现生态足迹、碳足迹和水足迹在区域尺度上的方法一致性，提出了基于区域投入产出（mRio）的足迹核算框架[33]；为确保环境足迹在机构尺度上的方法一致性，基于LCa计算各类环境足迹；为保证结果的可比性，分别通过多标准优化法和生态时间法将各类环境足迹转换为欧元和时间。但是总的来看，足迹整合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共识性、普适性的整合路径。鉴于足迹内部的组分加和对足迹间整合有着重要启示作用，本节基于已构建的环境足迹分类框架，尝试性提出以下两种足迹整合范式。
2.1范式一：基于系统资源代谢整合环境足迹人类社会的发展以消耗自然资源和排放废弃物为物质基础，这种物质流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具体表现为资源代谢的数量和质量在时空上的变化特征。通过全面分析经济-环境系统物质的输入、输出及其携带的隐藏流，可以准确反映系统由于资源代谢而产生的压力。从消费者负责的观点出发，总的资源足迹、排放足迹和环境足迹可分别由物质需求总量、物质输出总量和物质消耗。基于资源代谢的环境足迹整合，其优势在于原理简明、操作性强，资源足迹、排放足迹和环境足迹的核算一目了然，即非质量计量物质一律通过相关系数转换为质量，所有物质均按实物量进行等权加和，从而清晰核算流入、流出经济-环境系统的物质总量，并据此评估人类活动的实际资源消耗；弊端在于对资源代谢的生态胁迫缺乏关注，将质量等同于环境影响，同时还存在大宗资源掩盖其他资源信息的遮蔽效应。
2.2范式二：基于生命周期影响整合环境足迹从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范式一实际上相当于生命周期影响评价（LCia）中的清单分析。在LCia中，上文所说的组分被称为清单物质，不同清单物质之间有着完全不同的环境影响范围和强度，即便是等质量的两项物质其环境影响也可能相差几个数量级。因此，有必要从环境评价的角度对清单分析的结果作进一步定量排序。这一过程分为三步：（1）对所有清单物质的每一类环境影响都进行特征化处理，得到一系列基于特征化加和的环境足迹指标，用以从整体上表征清单物质对不同环境因素的潜在影响（2）对各类环境影响潜值进行标准化处理，即通过一个具有可比性的基准参照系来消除不同环境潜值之间的量纲差异：（3）对标准化结果进行权重化处理，即人为赋予各类环境因素不同的重要性。权重的赋值有目标距离法、支付意愿法等多种方法。以目标距离法为例，权重系数等于当前环境影响大小与目标影响大小的比值，由此得到加权后的环境影响综合潜值，即总的环境足迹通过上述步骤可以看出，基于LCia整合环境足迹具有明显的优势：（1）将足迹内组分加和置于足迹间指标整合的特征化阶段，从而使二者有机结合在一起；（2）规范化地对系统生命周期内的各类环境足迹进行核算，并最终整合成一个综合性的评价结果；（3）特征化因子由遵循环境机理的生态（毒理）模型计算得到，较实物量更能反映清单物质的潜在环境影响。缺点主要包括：（1）一些环境影响类型尚缺乏很好的特征化模型，从而导致特征化因子的选取存在困难；（2）权重化仍无法完全摆脱主观判断的影响；（3）最终结果是二次加权（足迹内、足迹间）的产物，尽管具备较高的科学性和可信度，但属于只有相对意义的无量纲量。
3结论与展望
生态环境的特征篇10
高速的经济发展、城镇化进程在提高我国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也给我国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解决环境问题，但环境形势总体上仍然十分严峻，需要不断创新我国环境管理政策。而环境保护税就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和环境政策创新的一个重要选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作为我国税收体制改革中完善税收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希望通过环境税制来促进污染成本内部化，从而实现保护环境和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本刊记者就此采访了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王金南。
《环境保护》：2015年6月10日，国务院法制办正式公布《环境保护税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请问您对此有何看法？
王金南：《环境保护税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说明环境税的方案设计和立法进入关键决策时期，也是绿色财政税收制度改革迈出的重要一步。制定和实施环境保护税法是当前国家推进的一项重要环境经济政策，也是新常态下引领生态文明制度创新的重大实践。作为一个关注环境税政策研究近20年的研究人员，我对《环境保护税法（征求意见稿）》的看法比较复杂。
首先，“十一五”以来，虽然环境经济手段日益受到重视，国家和地方出台或试点各种环境经济政策，如生态补偿、排污交易、电价补贴、提高排污费标准、绿色金融等，但是总体上仍未形成完整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环境经济政策手段的优势在我国环境保护工作中尚未充分发挥。
第二，总体来看，研究界对我国环境税进行的设计或构架，都是超出排污费改税的范畴，而且对环境税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和重视。单就名称来说，学术界都倾向于采用“环境税”这个国际通用的概念，而不是这次《环境保护税法（征求意见稿）》使用的“环境保护税”。就目前向社会征求意见的《环境保护税法》，仅仅提出了排污费改税，虽然具有一定的改革象征意义，但难免让人感觉理想和现实间的巨大差距，环境保护税草案依然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2007-2015年，历经八年终于出台的环保税法方案将环保税的范围基本上框定在了排污费改税的范畴。坦率而言，征求意见版的环保税只是戴了一个环保税“新帽子”，下面藏的其实就是一个排污税“小身子”，缺乏创新改革意识，与理想中的环境税尚有差距。从政府和国家角度而言，政府部门期待环境税改革不仅仅是排污费的平移。环境保护部（原国家环保总局）从2007年开始设立国家环境经济政策研究试点项目，提出了生态补偿、排污交易、环境税、绿色金融等七大领域经济政策试点，期望通过建立独立的、覆盖范围更广的环境税来减少污染排放，改善环境质量。地方环保部门也希望借助环境税来更好地解决排污费制度中存在的先天缺陷，以更好地促进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同样，国家也非常重视气候变化应对和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向国际社会承诺到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目前，国家已在7个省市区开展二氧化碳排放交易试点，征收碳税也在讨论之中。而此次公布的《环境保护税法（征求意见稿）》仅仅是简单的排污费改税，连在一开始被纳入草案的碳税最终也被删除，确实与预期差得比较远。此外，排污费到税的平移与社会公众希望环境税能发挥更大作用之间有差距。这个版本的环保税法在经过了理想与现实的博弈以及现实中诸多问题的平衡，最终从理想主义回归到“现实”，公众对环保税法的失望恐怕更多地来自于这种从理想主义回归“现实”的落差。
《环境保护》：现在看来，目前的《环境保护税法（征求意见稿）》与您期待的环境税方案有较大的差距，请问目前的版本能否为建立我国的环境保护税提供基本的框架？
王金南：正如我前面指出的那样，尽管目前的环保税方案与大家期待的方案有很大的差距，但仍不失为是我国环境税改革迈出的重要一步，特别是向社会征求意见和讨论完善提供了“靶子”和完善空间。首先，草案将排污费的征收对象完全纳入过来，包括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固体废物和噪声，并设置严格的惩罚条款，而很多专家在对环境税制度进行研究设计时，并没有提出要将排污费改税一步到位，提出将排污费中的部分污染物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纳入环境税。目前草案对排污费实行全面费改税，比对排污费部分改革更加全面和严格。
其次，从开采、生产、消费各环节的现有税种看，仅有生产排放环节还缺乏税收调控手段，希望完整意义上的环保税能够填补这一空白。目前，我国有资源税对矿藏品的开采进行调节，消费税对消费行为进行调控，同时还有车船税、车辆购置税以及一些税收环保优惠政策。因此，从现实可操作性上出发，财政部、税务总局和环保部三部门组成的联合研究组，实际上在往融人型的环境税制改革方向推进，也就是将排污费改成环保税，同时对与环境相关的资源税、消费税等现有税种进行绿色化改良，比如在消费税中考虑将污染产品纳入征收范围，并且在2015年通知自2月1日起对电池和涂料征收消费税。成品油消费税税额也于2014年底两次提高，促进节约资源改善环境。但这种改良现有税制的方式与建立污染产品税和生态保护税还有很大的差距。
第三，由于环保税决策机制的缺陷和气候变化问题“政治化”原因，各部门之间尚存在较大分歧，碳税没有被纳入到环保税草案中。尽管财政、税务、环保等部门力推碳税纳入环保税，但是发改、财政、税务、环保部门之间认识存在分歧。二氧化碳在中国的法律中不属于污染物，且由发改部门而非环保部门进行管理。在国外的立法中对它处理也有不同的做法，有的国家如美国视之为“对公众有威胁”的准大气污染物，有的则将它排除在大气污染物之外。同时，对二氧化碳是否征税的问题不仅涉及在国内与发改部门力推的碳交易制度统筹的问题，也涉及到国际气候谈判和对外贸影响等复杂问题。政府职能部门对这些问题尚未达成共识，所以环保税草案也不可能将碳税纳入环保税。
总体来说，费改税是具有一定的改革意义的。排污费制度具有自己先天的缺陷，法律强制性不够，环保部门执法权限有限，排污费在实际执行中往往会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涉等问题，导致排污费不能足额征收。排污费改税后，环保税比费更具有法律的刚性和强制性，将更好地发挥刺激企业污染治理的作用，促使企业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充分发挥税收制度的政策效果。方案中提出的“税收征收、环保协同”的征管模式，也将进一步促进环保部门与税务部门的信息沟通与协作，加强对企业污染行为的监管。同时，草案赋予了省级政府适当上浮应税污染物税额的权利，使地方可以因地制宜地利用好环保税法的经济杠杆作用。
《环境保护》：您对环境保护税法有哪些具体的修改完善建议？
王金南：第一条建议就是设立开放性条款将碳税纳入环保税法。环境税法应该基本反映各界人士的期待。气候变化和二氧化碳控制毕竟是一个环境问题，因此，为了节约立法资源和提高国际地位，把碳税纳入环境税是一个很好的政策选项。另一方面，考虑到气候变化与环境是相互影响的，应将二氧化碳与污染物进行统筹考虑，共同纳入到环保税征收范围中也是合理的。如果将来对碳税再单独立法，则既增加了立法成本又是对立法资源的浪费，而等待税法修订往往间隔时间又很长。考虑到国际竞争力问题，碳税可以择机开征，但是最好在《环境保护税法》中为碳税设立一个开放性条款，为以后进一步细化留下空间。从这一角度出发，环境保护税名称应该修改成环境税。
第二条建议是对农业排放、机动车排放、城镇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排放都应该征收环境税，目前第4章第11条款的规定是错误的。税制要体现公平的原则，把这些征收对象列为税收优惠对象，从法律上难以理解。同时，建议把矿产资源开采征收的生态补偿费也转变成税，纳入环境税的范围，扩大环境税的税基。这样的环境税就成为一个“统筹生态保护与污染防治”的绿色税制。
第三条建议是增加“环保税收人专项用于环境保护”条款。环保税草案中没有对税收收入使用方式进行规定。按照通常的税收理论理解，环保税将纳入一般财政预算，整体上进行统筹使用。许多发达国家应用部分或全部环境税收收入设立一般基金、环境类基金或其他社会公共基金，用于支持公共项目或环境资源类项目。排污费收入是专款专用，主要用于污染防治，是我国环保投资的一部分。在我国环保资金仍然紧缺的情况下，如果费改税后收入纳入一般财政预算，各地一般财政预算是否还能保证这部分环保资金投入将是个问题。因此，建议在税法中加入收入使用条款，明确将环保税收入专项用于环境保护。
第四条建议是环保税法草案中规定国务院将根据本法制定实施条例，有些问题需要在实施条例中进行明确和细化，如第三条在界定不征收环保税的情况时需要企业提供哪些证明材料，污染源自动监控仪器的管理、监测数据的使用，税收部门和环保部门具体的合作方式等。另外，建议费改税后环保部门经费保障等问题需要专门制定办法来解决。
第五条建议是各方需早做准备，迎接“环境税来了”的新挑战。虽然对于环保税法草案还存在较多争议，但是环保税法颁布并实施应是迟早的事。相关部门应为环保税法的实施做好准备，税务部门需要完善纳税系统，不仅要对征税人员进行培训，还要对企业进行环保税的纳税培训。环保部门要做好从排污费到环保税的过渡工作、原排污费核定、征收人员的职能转变工作以及环境监察和环境税的税务协同工作。企业更要积极应对环保税的到来，采取措施进行技术更新改造，排污费改税后在征收标准、征管方式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对于企业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标准提高刺激力度加大，自行申报缴纳税额压力和责任也就更大。但是税收的刚性以及奖惩条款的设置将起到进一步规范企业环境行为、创造行业公平竞争环境、优胜劣汰的作用。由于环保税法对污染治理和监测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三方污染治理以及第三方环境监测也或将获得新的发展空间。
《环境保护》：您多年从事环境经济政策，特别是环境税方面的研究，您认为比较完善的环境保护税应该具备哪些功能，以及如何设计税制以实现这些功能？
王金南：目前国际上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践中，都没有形成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公认的环境税定义。环境税有广义、狭义之分。一般情况下，环境税是指广义的环境税。在提及相对其他税收的一个独立的税收种类时，则为狭义的环境税。我认为，对于我国环境税的内涵可界定为：国家为实现特定环境保护目标，采用税收手段调控经济行为主体的各种税收总称，既包括以环境保护为基本目标的环境税收，即独立型环境税，也包括那些政策目标虽非环境保护但是起到环境保护目的的税收，还包括具有环保功能的税式支出政策。环境税内涵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随着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环境税收的调控范围也将发生转变。因此，建议这次环保税立法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型的环境税税种。
环境税是一项比较特殊的税种，设计和立法应该充分考虑它作为政策工具发挥的功能。一般来讲，环境税具有实现行为激励、损失补偿、筹集资金和资源配置等功能。这些功能实现与否其实就是环境税设计好坏的衡量标准。
首先，行为调节是环保税的核心功能。也就是说，开征环保税主要是通过环保税制调节企业排污行为，促进企业减少污染排放和保护生态环境。这也是衡量环保税是否成功的标准。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已经有一些经济学家开始从生态经济综合平衡和国民经济政策调节的角度，提出了环境税的调节机理。环境税的行为激励功能，在生产、流通、消费环节均可实现，通过调节税率，加征和减免税收等手段，促使利用环境资源者改变将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的传统做法，引导企业自觉进行绿色生产，消费者自觉进行绿色消费。
其次，损失补偿是衡量环保税的效率标准。损失补偿是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对于环境“外部性”问题，市场无法进行自我矫正，采用税收杠杆针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课征环境税，通过增加污染环境的企业或产品的税收负担，实现以经济利益调节外部性，矫正纳税人的行为，促使其减轻或停止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这个功能是环保税下污染排放税目的首要功能。根据这一功能要求，污染排放税税率就要高于污染造成的环境损失成本。否则，就存在外部环境成本没有全面内部化的缺陷。
第三，筹集资金是环境税的辅助财政手段。环境税筹集资金的功能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一些成员国的表现特别明显。这反映出征收环境税不仅能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用其改善环境和保护生态，而且可在国家开支不变的情形下，使国家减少对劳动、资本和储蓄的征税。通过开征环境税，形成稳定的环境保护和治理污染的资金来源，也是解决我国环保投资不足的主要途径。同时，政府通过环境税收取收入，再将其投入环境的保护与治理，这也是环境经济学中的污染者负担原则的体现，可减轻公共财政的压力。
第四，优化配置是促进经济结构转型的工具。环境税政策的资源配置作用体现在三方面：一是通过矫正环境资源配置中的市场失灵，控制和诱导资源的合理配置；二是加快淘汰严重污染行业，促进环境友好型行业的发展，实现产业转型；三是迫使污染者付出一定的代价，同时产生强大的市场竞争力量，推动企业开发和应用新型环保技术。从激励经济主体进行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环境税具有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前者是指如果将环境税设定为一个适宜的水平，就会达到实现既定环境目标的社会成本最小化，从而实现环境税的静态效率。后者指对环境行为者开征环境税后，由于其不得不对其环境行为支付相应的费用，环境行为者会想方设法减少污染排放或者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生态效率，而环境税可为环境行为者的减排和技术进步提供长久激励作用，从而实现环境税政策工具的动态效率。此外，由于开征环境税会推动企业生产函数的调整，促使企业加大绿色投入，加快技术进步和提升产出效率，这也有利于创造绿色就业岗位，推动经济从以产出增长为中心，向以绿色就业增长为中心转变。
《环境保护》：此次公布的《环境保护税法（征求意见稿）》应该只是我国环境税税制建设的一个重要起点，正如您前面所述，这一方案与专家学者、社会公众对环境税的预期有较大差距。那么，未来我国是否应该建立更具有明确环境保护信号、范围更广的独立型环境税？
王金南：我国环境税收政策可以选择独立型环境税和融人型环境税两种方案。独立型环境税是指以减少污染或保护环境为基本目的所设立的、相对于其他现有的税种并行而独立运行的税种。融入环境税方案是指不设立独立的环境税税种，通过对现有与环境相关的税种改革和完善，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但是，融人型环境税方案受现有税制影响，难以将完整的环境成本内部化。同时，由于对于环保目标的体现不明确，也不利于形成明确的价格信号，难以充分发挥环境税的外部成本补偿、环境行为激励、优化环境资源配置等功能。
因此，建议我国选择独立型环境保护税方案，逐步开征一系列以环境保护为明确目标的独立税种。同时，吸收融入型环境税方案的优点，在其他税种改革过程中充分考虑环保要求，实现我国整体税收体系的“绿色化”。具体的独立型环境税税制设计基本思路，建议以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环境为目标，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财税体制，立足中国国情，兼顾国际与国内环境问题、考虑污染控制与生态保护、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采取系统设计与分步实施战略，科学设置环境税税目，合理确定税率，从而提高财税政策的绿色化水平，促进经济发展、增长方式转变和生态文明建设。
国际经验表明，环境税是发达国家普遍使用的一项环境经济手段。我国开征独立型环境税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基础已经具备。参照oeCD对于环境税的分类，建议我国独立型环境税应设计4个税目，即污染排放、污染产品、生态保护和二氧化碳。污染排放主要是将目前排污费改税，同时将生活垃圾、机动车排放、农业源污染等纳入征税范围；污染产品目前考虑纳入电池、包装材料、涂料、煤炭产品，逐步扩大征收范围；生态保护包括自然保护区和矿产资源开采的生态破坏，如矿产资源开采生态补偿税；二氧化碳税针对排放二氧化碳的化石燃料征收。
环境税方案应该从顶层进行全面、系统地设计，而不应仅仅是小修小补或简单的排污费改税，否则将失去建立环境税的政策意义和效率，反而增加环境税费改革的成本。根据我们承担的国家重大社科基金《中国环境税收政策设计与效应研究》估计，选择低、中、高三档税率情景下，环境税的理论征收规模可分别达到2378亿元、4287亿元和6798亿元。如果只是简单的排污费平移成环保税，预计每年的环保税规模也就soo亿元左右，而2014年全国征收的排污费只有194亿元。
实施环境税应采取先易后难、先旧后新、逐步推进的实施战略。建议首先开征污染排放税税目。时机成熟后，以较低税率启动污染产品税、生态保护税和碳税的组合征收，形成全方位的环境税收政策体系，逐步、有序提高不同税目税率，降低对经济的“不利”影响。建议碳税作为一个税目放在环境税框架下，设立“择机开征”的主动而又灵活的机制，以适应国际气候谈判和二氧化碳排放控制进程。同时，这也是优化配置全国人大“立法资源”的好做法。
实施环境税要践行税收中性原则，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双重红利”。在税制优化调整大背景下，通过相应的税收中性政策设计，通过降低增值税、所得税和为弱势群体提供价格补贴等手段，特别是对低污染产业采取差别化的税收减免措施，不仅能够降低环境税征收对GDp、物价和居民收入的负面影响，而且能够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加速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