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篇1
过去十年，我国网络服务经济借助庞大的消费市场和宽松的创新环境异军突起，成为全球网络服务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实现了由传统实体经济向现代网络平台服务经济的跨越发展。然而，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由此衍生出的风险。一是畸形的定价机制。传统经济产业定价权始终掌握在产品和内容制造商手里，服务流通环节是在产品制造成本基础上增加服务附加值而形成的定价机制。而目前的网络平台服务经济发展模式则是服务平台商主导绑架消费者，制造商困于低价销售。这既造成了经济不能有效循环、良性发展，催生了“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也不利于营造制造业由中低端向高端发展的市场环境。二是网络付费消费的机制不健全。由此滋生了各种深不可测的不透明商业模式，造成价值分配扭曲和价值泡沫化，使得真正的产品制造商和专业内容服务提供商难以获取实际的制造和创作价值，对网络服务望而却步。三是网络可信监督机制不完善。知识泛化成了不确定的模糊信息，原本希望通过网络搜索得到的精准信息定位和专业知识解答入口成为虚假广告的策源地，大众不得不擦亮眼睛、自我明辨是非。对网上假冒伪劣产品缺乏有效监督和惩戒机制，建立社会化监督机制势在必行。四是竞争性垄断现象严重。网络平台服务经济造就了少数大平台任性撒钱、垄断市场的格局，中小服务商难以独立生存，要么被大平台收购吃掉，要么因烧不起钱而破产。因此，现阶段的网络平台型服务经济形态应该被视为一种过渡性的新兴行业自发行为，并非健康良性的数字产业发展生态环境的最终形态。当前，我国正逐步进入以数字经济为代表，以创新驱动为第一发展要素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继传统实体经济向网络平台经济跨越发展之后的第三个经济发展阶段，是一次新的跨越。这一时期的关键任务是修正企业主导的竞争垄断型平台经济弊端，构建以产业生态环境为核心的透明服务网络数字经济运行新格局。这种新格局更强调在社会治理基础设施、公共基础服务、公平价值交换服务贸易和社会化监督等方面的体系化和生态化布局，可以支撑价值分配更均衡、资源信息更透明、公共服务更公平、经济协作更高效、生产服务更专业、网络治理更精准、社会监督更穿透的经济发展模式。如今，国家已采取了一系列的网络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措施。中央深改委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强化反垄断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的意见》，从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高度出发，着力健全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审查机制、数字经济公平竞争监管制度、预防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制度。
把握数字文化经济价值高地，主动融入数字经济发展体系
一是积极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规律，推动文化数字化创新发展。文化是综合国力的核心要素，是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关键资源，文化、科技与经济的深度融合是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走向和核心价值。过去，我国文化产业主体市场竞争意识不足，缺乏依靠科技提升竞争力的主动意识，导致在企业主导的网络平台数字经济发展阶段，传统文化产业难以形成集聚化经营资源和竞争优势。在当前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节点期和机遇期，文化产业应积极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规律，调整发展方式，大力发展数字文化经济，加快推进文化数字化创新发展进程。二是主动融入数字经济发展体系，构建数字文化经济生态体系。文化数字化不是简单的文化资源和内容数字化加工处理，而是涵盖文化发展全过程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首先，要将优秀文化资源转换为具有网络经济价值的资产。过去较为普遍的做法是把文化遗产资源全拿过来，不分优劣、不谈价值地全盘转化，这是缺乏意义和效益的。文化遗产资源是整个中华民族拥有的财富，是全社会的和公益的。这些资源只有在有限权责下经过加工整理处理，形成可复用、可转换的资产，才会具有经济循环的产业价值。其次，要积极构建数字文化经济生态体系，形成数字文化经济健康发展的市场秩序。按照新型数字经济运行格局在社会治理基础设施、公共基础服务、公平价值交换服务贸易以及社会化监督生态化体系构建的要求，建立包含文化市场监管、数字版权保护、舆情风控与文化传播安全、文化服务信用和服务质量保障等功能的数字文化市场治理基础设施体系，推动数字文化市场治理现代化；建立数据隐私保护、社会公共文化资源服务等公共基础服务体系，将公共资源和个人隐私信息数据采集从各类互联网应用中剥离，统一下移至公共基础服务体系中；建立公平透明的价值交换服务贸易体系，保障产业生态中各方利益，打击垄断性定价，杜绝价值迂回变现；建立基于区块链的社会化监督及辅助管理体系，强化从业自律及社会化监督管理功能。
加强文化和科技融合创新，切实融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体系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篇2
[关键词]数字经济；数字鸿沟；消费结构；可支配收入
一、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现状分析
(一)居民消费规模持续上升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居民收入的提升，居民消费规模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对经济增长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从规模上来看，居民消费绝对值持续上升。自2012年以来，占GDp的比例超过40%以上，对实体经济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2021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5128元，同比增长8.1%。在全年1143670亿元的GDp收入中，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5.4%，拉动GDp增长达5.3%，成为传统“三驾马车”中对实体经济增长贡献最主要的驱动力。
(二)数字经济消费成为消费新趋势
2021年，我国消费领域最大的变化当属“数字化浪潮下的消费结构优化”趋势。新冠疫情的常态化也加速了我国消费端的数字化。消费者从消费升级到消费分级，消费需求向细分化方向发展。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消费结构优化，是我国消费领域最为显著的变革。在数字技术和数字产品的广泛应用的背景下，数字网上消费的规模在持续攀升。2021年，全国实现网上零售额130884亿元，占到了全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三分之一。随着物流配送、在线金融、协同平台等配套设施的完善，数字经济在重构商业生态，促进线上线下融合的新零售产业形态。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端存储等数字技术以及数字化的物流配送体系，直播电商、共享经济等新模式新业态需求激增，形成了全新的商业格局，不断涌现出注重消费者体验和跨界消费场景于一体的新零售业态。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完善，消费的重心逐渐转至线上，而数字经济则成为了消费的重要驱动力。
二、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存在的问题
(一)消费两极化趋势明显，数字消费鸿沟加大消费差距
从我国历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情况来看，占到消费支出中最大的两个部分是“食品烟酒”和“居住”，合计占到了消费支出的60%左右。而教育、医疗、生活服务等消费升级的品种合计仅为20%。在社会发展不断完善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以文娱、旅游等为代表的服务消费增长相对缓慢。可以说，刚性的消费需求制约了我国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同时也传导至实体经济，导致相关产业缺乏消费提振。疫情对传统实体消费造成了冲击，加速了数字消费时代的到来。以文娱消费为例，网络游戏、网络文学、直播经济、视频连线等推动线下文娱活动加速向线上转型。同时，在线上消费方面，其绝对数也在逐年上升。2020年和2021年平网上零售额增长15%。在数字消费飞速发展的同时，也要注意到数字经济下的消费升级所带来的问题：如数据隐私、数据保护以及数字消费普及问题。在老龄数字鸿沟方面，无论是网购还是外卖，其受众者主要是年轻人，老年人则成为了“数字弱势群体”。在数字技能使用方面，老年人使用搜索引擎的比例仅为4.4%，使用微信的比例仅为24.2%，造成消费方面的不平等。
(二)可支配收入相对不足，影响消费规模扩大
在我国疫情逐渐控制好转后，期待中的“消费叠加冲击”却没有到来。其中虽然有零星疫情突然集中爆发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国民收入增速放缓，居民可支配收入无法与消费升级相匹配。2021《中国家庭金融报告》显示，“我国有近一半(49.78%)的家庭零储蓄”。人民银行数据显示，2018年后，我国家庭存款余额增速也一直在10%左右，处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低谷水平。两者相互印证，反映出了我国居民家庭财富的缩水。另外，家庭债务比率的高企也降低了消费。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我国居民杠杆率从21世纪初的10%上升至2020年的58.7%，增速在全球首屈一指。其中，个人按揭贷款成为家庭债务的重要推手，居民的住房债务压力对消费增长带来“挤出效应”。
三、我国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对策
(一)从功能型消费向数字型消费过渡，利用数字经济引领消费结构升级
在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下，平台经营者需要通过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借助数字化技术来重构零售。帮助零售企业全面在线化、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继而帮助零售企业更加全面、直接的连接消费者和提升服务水平，最终使消费者获得更好的消费体验。同时，要加速数字化技术在实际应用场景的落地，提高效率，促进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
(二)消除数字消费鸿沟，优化消费环境
提振消费、促进消费、畅通消费需要推广到我国各阶层和各年龄段的消费群体中。当前，我国在进入数字社会的同时，还逐步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老年抚养比的比例超过20%，老年人成为数字消费中的“弱势群体”。在消费数字化、智能化，以及各种新消费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的情况下，“适老化”是数字消费所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提高服务“银发经济”的效率，进一步提供实时快捷、互联智能、信息共享的养老服务。在优化消费环境方面，政府要助力商家降本增效，企业要坚持贴近消费者的经营策略，优化供应链，完善增值服务，避免多渠道管理带来的成本增大和客户沉淀问题，进行全渠道的一体化经营和数字化经营。总的来说，为了消除数字鸿沟和优化消费环境，企业在供给方面所要做的主要是“缩短距离”，增进商家与消费者的互动性；“扩大连接”，进行线上线下，城市乡村消费的有机融合，增强消费活力；“精准有效”，助力企业了解消费者的真实想法，进行个性营销和精准营销，满足消费者更高水平的需求。
(三)提高权益类资产配置，增加居民财产收入
1.居民财富从房产向金融资产“搬家”宏观经济转型升级的背景下，要对我国居民家庭财富进行大力优化和引导。要加强家庭资产多元化的配置，构成金融资产与其他资产相协调的家庭资产配置结构，增强居民家庭资产的抗风险能力和流动性。鼓励家庭资产在房产外多元化配置，促进家庭资产结构优化，鼓励家庭资产配置的重心从房产向金融资产转移，引导家庭投资者更加合理均衡地配置资产。长期投资者是资本市场长期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从美国的金融市场发展经验来看，正是由于共同基金、保险基金等专业机构投资者与家庭投资的深度结合，才有了美国股市的长期繁荣。而这又促成了美国居民家庭资产增值与上市公司获得融资、进行优化升级的双赢局面。因此，从我国产业转型和经济持续发展的长远观点来看，积极引导家庭资产的金融化配置，是增强资本市场财富管理能力的一个重要任务。2.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增加可支配收入要采取措施切实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提升消费潜力。可以考虑制定实施全民收入倍增计划，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始于日本，在实施期间实际工资平均增长超过90%，也拉动了消费和实体经济的相互促进、协同发展。以国民收入倍增而不是以经济总量为目标，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得到了保证，而且也是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凝聚了民族自豪感。当前，我国收入倍增计划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通过实施这一计划，健全工资的合理增长机制，鼓励企业通过提质增效拓展工资增长空间，实施社会工资的联动增长机制。这样可以充实社会资本，优化产业结构，形成一个强大而稳定的中产阶层，确保社会安定。在具体实施中，要注意通过完善制度安排，兜牢民生底线，关注帮扶弱势群体，积极发展公益慈善事业，推动共同富裕。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持续推动基尼系数下降，缩小收入差距，形成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提振内需的基础。3.通过改革公积金制度，释放消费潜力自20世纪90年代我国从新加坡引入公积金制度以来，公积金在30多年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较为有限。特别是在当前保障性住房供给相对萎缩的情况下，公积金制度也逐渐暴露出利益分化、缺失公平、收益下降等问题。具体来看，公积金在不同部门、行业及缴存主体中产生难以调和的利益分化，拉大了收入差距。在当前疫情和外部负效应的共同冲击下，公积金制度也逐渐成为“鸡肋”，造成了社会资源的错配和浪费。因此，可以通过以下措施改革公积金制度。可以将公积金转变为年金，保证收益；公积金贷款可以按照LpR利率执行为优惠贷款，降低家庭按揭还款压力；对于当前6%的缴存公积金要逐步计入可支配工资收入，提高资金使用的灵活性；在公积金使用方面，还可以借鉴美国401K制度，加大对于权益类资产的配置力度，提高公积金的收益率；简化便利提取公积金的方案，在房贷房租之外，可以考虑将子女入学、老人养老、充电学习、旅游文化等方面加入提取公积金的情况，提高公积金的使用灵活度，促进消费增长。另外，通过发放消费券也可以提高消费热情，进而对实体经济产生乘数效应。从提振居民消费需求和促进居民消费升级的角度来看，扩大产品供给和优化供给结构才能增加有效需求。一方面，供给创造需求；另一方面，需求也引导供给。通过消费券的发放，特别是限定消费时限，可以实现消费的高水平发展。在消费券的发放过程中，也要积极利用微信、支付宝等数字支付手段，提升整个社会的数字应用和治理能力，实现数字化的升级改造和线上线下的连接。4.加快居民养老财富储备，解决消费后顾之忧为推动我国养老困境的解决，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在完善政策顶层设计方面，政府及社保机构要进一步加快居民养老财富储备。要借助数字技术，建立“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信息化数字平台，增强养老保险产品的普惠性和便捷性。完善相关养老数据，为养老财富规划提供数字支撑，提高政策的目的性和时效性。国家及各行业协会要注重养老金融教育的权威性和覆盖度，建立行业标准，搭建养老金融职业教育平台。金融机构要建立专业化的养老金融团队，提供针对性和可信赖的养老财富规划服务；在养老金融产品供给方面，要积极进行产品创新，助力民众选择专业养老金融机构。依托数字技术，做到养老服务的规范化、系统化、多元化和个性化。
四、结论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篇3
关键词:县域经济;数字经济;生产要素;数据
自2015年正式提出“互联网+”以来，我国先后推动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2016年)、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2017年)、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2018年)、“智能+”(2019年)和新基建(2020年)等一系列战略举措，标志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由传统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逐步迈入了数字经济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创新驱动要素发生了重大改变［1］。这为占全国人口68%、国土面积占90%、GDp占41%(2019年)的国民经济基本单元［2］———县域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多重挑战。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对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在新时代、新形势、新趋势下，推动数字经济赋能县域经济发展，加快县域经济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创新发展步伐，成为了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
一、数字经济时代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机遇和挑战
(一)新的经济发展体系给县域经济带来了重大发展机遇随着“新基建”的大力建设与推进，以5G、ai等为代表的智能技术催生了新的经济发展体系:1.市场资源配置出现新要素。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携同算法、算力共同赋能物理世界(主要是机器)，物理世界将替代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人类将进入“数字生产力”新经济时代。2.竞争要素和机制出现新规则。竞争要素已由传统的资源、产品、技术、服务等过渡到生态圈体系竞争时代，市场竞争要素资源将向数字经济体系无限集中，将改写商业经济竞争的规则，传统经济管理被强中心、共生化、无边界、自驱动的数字经济全方位取代。3.经济发展出现新趋势。传统经济形态将与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建立起高度耦合“数字联姻”关系，传统组织、物理世界将在数字化进程中进化出“智能生产力”、“智能生产关系”及“智能产出”的新型经济关系，传统经济的智能数字化转型将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并产出新型智能产品，新的经济发展体系将给县域经济带来全方位的机遇和变革［3］。
(二)县域经济统计和核算面临重大调整和冲击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创新和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商业模式和产品表现形式，创造出了诸如共享经济、共享知识等新型产品、新型消费和新型收益的综合经济形态和数字化产品。而现有宏观统计体系已经无法完全对具有跨界融合、免费服务、动态创新等特征数字和被数字化提升的产品与活动所带来的增加值进行准确的捕捉和计量［4］，这对我国传统统计、税收和财政管理体系提出新的重大挑战，国民经济统计与核算体系面临重大调整［5］。而县域在数字技术、数据积累与规范、新产业规模与集聚能力等方面与市域城市或发达区域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面对新型统计与核算体系的完善、实施和推广，县域经济发展的数量与质量都将面临不利的局面。
二、数字经济时代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传统生产要素运用不足及固化依赖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依赖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传统生产要素的先后交替及转换从而获得竞争优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转型发展。但由于不同县域发展水平和条件的差异，传统生产要素的市场配置能力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发挥，诸多县域经济发展出现了“木桶效应”现象。同时许多县域对传统生产要素产生了“刚性”依赖，这严重束和制约了县域经济的发展。随着土地资源日趋紧张、劳动力红利逐渐消失、资本门槛逐年提高、环保标准日益提高等一系列发展条件的变化，传统要素驱动经济增长的传统模式已无法适应新常态下数字经济、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县域经济发展面临两难选择。
(二)数据要素发展积累和沉淀不够为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发展需要，许多县域先后推动诸如智慧县域、数字县域、数字政府等的建设，除了在物流、交通、基础配套等数字化硬件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提升外，还将线上线下数字化产品市场的触角伸向了偏远的乡村，网上购物、移动支付、共享单车等数字化场景进入并深刻影响县域人们的日常生活。县域数字化建设及数字化产品催生了海量的数据，但相比需求相对规范、采集技术成熟、应用场景系统、渠道兼容较好的一、二线及中心城市来说，由于应用需求、采集技术、数据管理等方面的先天不足，县域内绝大多数的海量数据呈现碎片化、无序化、失联化的特点，处于“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无处可用”的“流浪”状态，规范、有序、标准的数据积累和沉淀明显不够，县域经济智能化发展先天不足。
(三)新型经济形态发展的系统性不足数字经济的本质是以数据流动的智能化来解决复杂系统的不确定性，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以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其经济形态主要表现为消费端和供给端的高效协同和精准匹配。但目前我国县域经济供给端与消费端存在明显的失衡和不匹配:在消费端来说，县域经济范围内拥有较大规模的网购人群和网络零售、快捷便利的快递物流及移动支付体系;但在供给端来说，县域普遍存在全球知名品牌缺乏、精准营销不足、产品定位不准、数据驱动产品不足、数字化制造能力偏低、柔性生产和定制化生产能力供应链体系不完善等诸多问题，新型经济形态发展的内生动力及韧性严重不足。
(四)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理念与思维“误区”1.认知误区。数字经济要求县域治理进行创新和适应、跨越不同领域技术、传统创新方式等诸多改变和适应，因此普遍存在害怕、惶恐、抵触、轻视的倾向和情绪，对数字经济的本质、趋势、应用等认知不足。2.思维误区。受传统思维惯性和现实情境双重因素影响，出现了一方面轻视数字经济的引领创新作用，而另一方面则认为领数字经济无所不能的两种极端思维。3.实践误区。在推动数字经济过程中，县域政府普遍存在过于追求国际前沿水准、打造大型新型商业生态而普通民众却对发展数字经济“孤陋寡闻”、参与度较低的不对称情境。同时许多县域过于谋求县域范围内全方位的智能发展，没有充分考虑到自身的特色与差异，缺少问题导向的思维转变。
三、数字经济时展县域经济的途径与方法
(一)解放思想，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理念与思维创新1.服务县域经济发展大局。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是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和推动社会高质量发展，因此县域数字经济发展要树立人本理念、惠民理念、可持续发展等理念，所有的智能产业、技术、产品等均要以县域内人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为出发点和归宿，特别是要紧紧围绕并服务于乡村振兴、美丽乡村、扶贫攻坚等事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发展大局。2.坚持问题导向。不同县域的发展均有其自身优势和不足，推动县域数字经济发展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县域面临的痛点和难题，运用数字化智能化的方式方法予以解决，谨防“两张皮”现象再现。3.创新县域管理方式。推动县域管理从传统自上而下的管理思维向多元包容的管理方式改进，关注用户思维、流量思维、大数据思维、平台思维等，满足并达成县域管理过程中多方的利益需求，实现共赢共享。4.树立全生态思维。在推动县域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不能一味求大求全，要在夯实数字基础设施、营造数字转型环境、完善数字化积累等多个方面构建数字智能产业生态体系。
(二)确立数据要素引领地位，联动传统生产要素融合创新发展1.确立数据要素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把数据要素作为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型要素，数据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全要素中的关键要素。县域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把数据要素作为推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确立其在全要素中的主体与引领地位。用数据思维深度拓展、挖掘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各领域存在的短板与不足，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制定完善发展数字经济的政策和制度，做好县域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发展的长远规划。2.发挥数据要素的创新带动作用。针对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传统生产要素的生产、发展、应用或挖掘不足的问题，运用智能数字化技术对传统生产要素所涉及的行业企业进行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提升，推动对传统生产要素、生产能力等的创新运用、升级和发展，以解决和释放传统生产要素的发挥不足等问题，促进传统产业的数字、智能化转型步伐;同时构建以数据要素引领驱动的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新型五要素有机融合的新型县域经济发展新函数和新逻辑，推动新型五要素的有机整合与高度融合，创新县域经济发展模式。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篇4
BDaC2018中国大数据应用大会宣传图
随着信息技术和人类生产生活交汇融合，互联网快速普及，全球数据呈现爆发增长、海量集聚的特点，对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国家管理、人民生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国家大数据战略第二次集体学习中强调，大数据发展日新月异，我们应该审时度势、精心谋划、超前布局、力争主动，深入了解大数据发展现状和趋势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分析我国大数据发展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推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推进数据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保障数据安全，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更好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离不开大数据发展和应用，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继续做好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这篇大文章，推动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
主要议题：
大数据与数字中国
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推动两化融合，促进制造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
大数据应用产业创新发展
如何集中优势资源，突破大数据核心技术，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的大数据应用产业链、价值链和生态链
大数据与军民融合创新
推动大数据安全、应急装备等发展为抓手，积极推进军民融合产业发展
大数据与政府治理
如何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水平，满足公民的个性化需求，提高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
大数据与安全
加大对大数据安全的研究力度，如何切实保障数据安全
分论坛：
论坛一：工业大数据论坛
本论坛将围绕加强工业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与布局，推动大数据在产品全生命周期和全产业链的应用，推进工业大数据与自动控制和感知硬件、工业核心软件、工业互联网、工业云和智能服务平台融合发展，形成数据驱动的工业发展新模式，支撑中国制造2025战略，探索建立工业大数据中心。
论坛二：大数据与金融、区块链创新论坛
本论坛将围绕金融大数据帮助业务的精细化管理及风险的有效控制，充分发挥数据在投资决策、资产评估、产品定价、风险管理等金融活动中的支撑作用。运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探索创新金融机构业务模式和管理方式，提升金融机构经营效率。快发展大数据征信、指数及反欺诈业务，建设大数据检测预警系统，科学防范非法业务风险，提升行业运行管理效率
论坛三：大数据与军民融合创新论坛
本论坛将围绕推进军民两用技术协同创新进行探讨，利用发展大数据的优势，将军民人才、技术、数据等资源较好地汇集起来，呈现出军民融合产业集聚引领发展的良好态势。利用已形成的产业优势，打通军民融合资源共享通道，释放军工产业与民用产业发展潜能。
论坛四：大数据与政府治理论坛
本论坛围绕如何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这一核心议题，探讨如何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机制，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形成覆盖全国、统筹利用、统一接入的数据共享大平台，构建全国信息资源共享体系，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
论坛五：大数据与医疗论坛
本论坛将结合成都当地实际情势，围绕发展实时健康管理、人群疾病谱变化监测，基于个人基因组测序、跟踪、记录数据分析的健康咨询服务，以及基于临床大数据分析与挖掘的个性化诊疗服务，提高基因遗传诊断、疾病早期预测预警能力。
论坛六：大数据标准论坛
本论坛将围绕应用、技术、产业、标准等角度，勾画出大数据发展的整体轮廓，从数据生存周期角度提出大数据参考架构。探索在不断创新应用与服务模式下的大数据标准体系及大数据标准化路线，提出大数据标准化工作建议。
论坛七：大数据应用实践高峰论坛
本论坛将宣传成都地区大数据企业以及大数据产品、解决方案，帮助本地企业拓展市场、寻求合作，促进整体成都及周边地区大数据产业的联动。
论坛八：大数据与通信论坛
本论坛将围绕如何发挥基础电信运营商拥有的电信数据资源优势，利用通信网络渠道资源，发展云计算、云安全和大数据服务。
会议日程（最终日程以会议现场为准）日期：2018年7月10日，地点：成都世纪城国际会议中心-五层水晶厅时间活动主题演讲嘉宾及职务08:30-09:00签到
09:00-09:30致辞领导致辞09:30-10:00抓住“数字中国”建设机遇梅宏中国科学院院士10:00-10:30大数据与先进制造李言荣中国工程院院士，四川大学副校长10:30-10:55推动大数据应用加速数字化转型升级柯睿杰微软大中华区董事长兼Ceo10:55-11:20运营商大数据新思维姜昕teRaData天睿公司大中华区解决方案总监11:20-11:45用工业大数据推动数字化创新吴劲松伟创力全球运营副总裁11:45-12:10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与挑战待定12:10-12:35ai与无界零售刘晖京东大数据研究院院长日期：2018年7月11日，地点：成都世纪城国际会议中心时间活动主题演讲嘉宾及职务08:30-09:00签到
09:00-09:30从数字经济看中国新经济潘云鹤中国工程院院士09:30-10:00大数据助力“中国智造”弯道超车李杰美国辛辛那提大学(Univ.ofCincinnati)讲座教授、《工业大数据》作者10:00-10:25工业互联网创造工业新机遇陈永正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10:25-10:50健康大数据沈晓卫iBm大中华区首席技术官、iBm中国研究院院长10:50-11:15我们将迎来自动驾驶时代黄仁勋英伟达联合创始人、Ceo11:15-11:40ai芯片的新高地余凯地平线Ceo11:40-12:30新一代大数据平台周涛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教授/KevinKelly《连线》（wired）杂志创始主编往届嘉宾
参会指南会议门票场馆介绍票价5月1日-6月30日7月1日-7月9日
600元/人1000元/人
（1）参加7月10~11日两天上午全体大会及下午任意场专题论坛；
（2）全体大会前排嘉宾区域就坐；
（3）享有大会组委会提供的Vip午餐；
（4）获得大会会刊资料；
（5）可获得大会精美纪念品一份；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篇5
2016年9月在G20峰会上，关于世界经济“正处于新旧增长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上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提供的动能面临消退，新一轮增长动能尚在孕育”，这些判断引起了与会各国的强烈共鸣。
作为“中国方案”里的重要内容，《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的出炉，让数字经济成为与会各国创新增长方式、注入经济新动力的共识。面对起伏不定的世界经济形势，网络信息技术等产业再一次提供了发展的风口。时隔半年，新华三于日前在G20峰会会场上举办了一场以“新it新经济”为主题的navigate2017领航者峰会。
新it新经济
如今以互联网为依托，数据资源为核心要素，信息技术为内生动力，融合创新为典型特征的数字经济革故鼎新、大势已现，自身发展及其对经济辐射带动作用均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正成为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也是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
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以及信息安全则成为关涉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此时新华三提出的“新it”无疑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在新华三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于英涛看来，新it+新经济的组合，不仅促进各行各业的进步，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也潜移默化地推动着社会制度建设与行业形态的重大变革。
数字经济的本质，是在信息数字化的基础上，实现信息加工处理的专业化与产业化。数字经济的规模包括了“数字经济基础部分”，即信息产业本身；以及信息技术对其他产业带来的产出增加与效率提升的“数字经济融合部分”。在数字经济的发展态势下，新华三提出“应用驱动云领未来”全新it战略，将数字化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的生产要素，以信息化的手段为载体，利用信息化的技术去实现社会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
数字经济的发展
对于中国来说，数字经济既是中国经济提质增效的新变量，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增长的新蓝海。电子商务交易额超过20万亿元，网民7.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1.7%，数字经济占GDp的10.5%……这些激发人们想象力的数字，反映着中国数字经济带来的效应，数字经济，正为中国经济营造出热气腾腾的发展场景。
数字经济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宏观的经济规模上，也渗透到人们生产和生活中的各个角落。站在城市的街头，串街走巷的外卖小哥、各种颜色的共享单车，甚至连路边的煎饼果子都可以扫二维码支付，明显能感受到数字浪潮带来的冲击。
人们的生活围绕着四个主要的技术：云计算、大数据、社交网、移动。新it带来新的数据，数字经济已经实际出现，改革是非常重要的，转型是必须的。
一轮新的技术革命和制度变革，正以数字化的形式发挥作用，当实体经济搭上数字化的顺风车，一场以数字化为形式、以技术进步为手段、以经济转型升级为目标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
第三方研究机构iDC中国区总裁霍锦洁认为：“未来，企业it基础设施和软件支出有三分之二以上将用于基于云的产品，全球每5个互联‘事物’就有1个在中国。”
数字化经济的六大特点
iDC的数据显示，第三平台和解决方案支配it支出，年度复合增长率达到11.8%，到2020年将达到4万亿美元。在中国，数字化转型经济时代来临，政府将大力支持数字经济的发展。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第三平台市场，信息和通信技术花费将达到8440亿美元。
iDC从互联“事物”、巨型云平台、DX开发人员/数字化供应链、数据提供商、渠道/数字化Gtm合作伙伴、客户/DX使用案例这6大维度，全面阐释当今的数字化经济，评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
“互联”事物：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发展和物联网的逐步成熟，万物互联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简言之，现在主要处于人与人连接的时代，以后人与物、物与物的连接将会普及，万物互联是最终目标。
根据iDC的数据，2016年互联的物联网端点达到150亿，到2020年将达到300亿，2025年更是达到800亿。而包括农业、公路、金融等各行各业的物联网支出将达到1.3万亿美元。
巨型云平台：云已经成为it发展的主流。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云计算都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技术驱动力。而云2.0的到来，分布式架构的采用，到2019年，43%的互联网数据将在云边缘地带得到处理。
云的普及让安全成为一切的基础。根据iDC预测，到2020年，it领域顶级安全服务将从云端提供：云驱动加密、威胁分析、区块链和合规性。同时，值得信任的云或者“可信云”成为企业上云的重要考量因素。
DX开发人员/数字化供应链：到2020年，DX团队将从外部开发者社区（通常为开源社区）采购80%以上的解决方案组件。
数据提供商：在大数据时代，数据能够创造价值，发现新东西。但是现在各行各业的数据不流通，企业数据源依然有限。然而到2018年，拥有DX战略的企业将把外部数据源扩大至少3到5倍。
渠道/数字化Gtm合作伙伴：到2020年，云服务提供商70%以上的收入将借由渠道合作伙伴/经纪人产生。
客户/DX使用案例：iDC预计，2019年，全球企业将在技术和相关服务上支出2.1万亿美元来实施和管理DX举措。
信息技术走向融合
数字化成为企业关注的重中之重，从流程、业务和运营都在走向数字化。数字经济已成为新一波浪潮，技术成为企业转型、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企业正迎来新技术产业的黎明。
数字经济的发展，依靠的是信息技术的创新与应用的创新交替引领、彼此促进。新it则是数字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信息化技术变革的聚合，它从it基础设施的虚拟化、资源池化开始，融合了大数据、大互联平台、大安全防护以及创新的服务与模式，为应用的创新提供支撑。
于英涛表示，新华三一直十分积极参与国民经济建设、推动社会发展，并将“引领新it，助推新经济”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诉求。通过持续的创新投入、完善的服务以及全面的生态合作，新华三有信心也有能力让创新成为企业发展的“常态”，更好地支撑各行各业的信息化建设与转型升级需求，橹泄新经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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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篇6
[关键词]数字出版媒介融合文化逻辑产业规制
[中图分类号]G2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853(2012)02-0018-04
[abstract]ontheviewofmediaconvergence,thisarticledescribedthetwotrendsofindustrialdiffusionandindustrialclusteringdrivenbydigitaltechnology,analyzedofthein-dustrialrestructuringandculturalchangewithmediaconvergenceandtheformationofcul-turelogicbeyardthenewmediaenvironment.andthusthispaperanalyzedtheconflictsbetweencultureandregulationofthedigitalpublishingindustry.Fromtheperspectiveofin-stitutionaleconomics,thisarticleanalyzedthedigitalpublishingindustry’scoredrivingforce.Giventhispoint：monopolyforceandcompetitionforcetobebalance，thatmeans“Checksandbalances”,whichisthedrivingforceonthehealthyandrapiddevelopmentofdigitalpublishingindustry.themaincontentofthedigitalpublishingindustryregulationisthecoexistenceofmonopolyandcompetition.
[Keywords]DigitalpublishingmediaconvergenceCulturallogicindustryregulation
我国的传统出版正处在急剧变革当中，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促使技术、内容、服务、资本的融合，形成一系列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合作、联营、并购、重组的传媒形态，出现了全新的融合媒体组织；媒体机构的兼并重组、体制机制的改革、传媒与其他行业的渗透兼容，打破了以往出版产业的格局和产业模式，促使传统出版实现数字化升级和产业化转型的变迁。随着主流媒体的国际化拓展和媒体集团化趋势，各传媒集团将主导我国传媒产业各个领域的发展，并力争在国际上争夺更多的市场空间和政治经济文化的传播话语权。
然而媒介融合背景下，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快速发展正朝着两个看似矛盾的方向发展。
一方面，出现产业扩散和媒体延展的趋势。数字技术的渗透和新媒体的产生，大大地降低了生产和销售成本，扩展了现有的分销渠道和市场空间，使得消费者能够在体验新技术的同时使用功能强大的新的内容产品，可以对内容进行诸如存档、注释、循环利用之类的操作，享受良好而快捷的消费服务；出现了纸媒、电子书、手机读物、听书等各类数字内容产品并存的局面；形成了传统出版社、内容集成商、UGC（UsersGenerateContent，用户生成内容）等多元化的内容生产和提供方式；出现了手机移动阅读、手机音乐、当当书城、电子书网站、游戏动漫等平台化的营销和服务；移动运营商、大型网站、硬件生产商、教育医疗卫生等行业也纷纷介入出版领域。这表明我国的出版业务主体正向传统出版以外行业拓展，呈现产业扩散的趋势；可以说全民参与出版、多行业参与出版的数字出版时代已经到来。
另一方面，呈现产业集聚和媒体融合的态势。在资本与制度的推动下，出版行业与其他行业在技术、机构、资本、市场等方面产生融合，出现了融合媒体或机构；出版产业的边界正在拓展，逐渐向其他行业渗透与融合。具体表现在介质融合、渠道融合、内容融合、技术融合、市场融合、资本融合和机构融合等现象，并重新组建新的出版集团和媒体组织，具有跨行业、跨区域、多元化竞争的优势。可以说媒介融合已经在数字出版行业得到印证。
似乎很少有媒介批评家能同时把握这个媒体扩散和媒体融合的矛盾天平的两端。有人担忧传统主流媒体会在新媒体的生长中被淘汰出局；有人庆幸传媒行业的淘金时代已经来临；还有人担忧内容碎片化将会导致共同价值和大众文化的丧失。有人看到了数字化技术带来的便捷和自由，对媒体的失控表示恐惧；另一些人又说媒介被控制过度。一些人看到了一个没有把关人的世界，另外一些人又看到了把关人具有前所未有的权利。这种种现象和问题，都集中于数字技术和媒介融合国际大背景下的数字出版产业之中。笔者以媒介融合和制度经济学视角，尝试分析数字出版的文化逻辑和产业规制之关系，求教方家。
1技术推动之媒介融合
媒介融合是在技术推动之下不断演变发展，媒介融合改变了传媒行业的技术、产业、市场、体制和受众这五者之间的关系；媒介融合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技术转变，本质上是在制度经济框架下的产业转型；融合仅仅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终点。
随着新媒体便携性的增强和通信技术的发展，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媒体无处不在的时代。我们能够使用各种不同类型的媒介来了解世界，并且多种媒介的功能被整合在同一种媒介工具之中，出现了融合媒体的终端设备。以手机为例，在今天手机已不再是一种简单的通讯工具，它们能够让我们从互联网上下载数字内容、接收发送图片和音乐、收看电视、玩游戏、定位和搜索地理信息，甚至可以取代身份证和银行卡，多种其他媒介的功能被整合在手机这一个媒体之中，手机可以说是融合媒介的典型代表。如今数字内容产品的激增给人们带来多元化的文化消费和市场，人们可以通过DVD播放器、车载收音机、ipod、随身听、mp3播放工具、网络广播电台、音乐有线频道或音乐网站，甚至是SD芯片卡来收听音频节目；可以采用有线电视、iptV、卫星电视、数字电视、社区终端视屏等设备，甚至是手机来收看视频节目；三网融合技术下，可以通过数据线来查阅社区生活信息、电视、广播、电子书刊等多种数字内容，享受便捷的信息服务。凡此种种都是媒介融合趋势下产生的融合媒体，并由此生产了融合媒介的文化现象和经济现象。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技术无所不在、技术无所不能，数字技术看似主导了数字出版的产业发展，但是，真正推动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因不是技术，而是制度规制模式下的产业嬗变。主要体现在传媒所有权模式和产业利益链模式；技术融合只是媒介所有权模式和利益链模式的具象方式和表现。当古老的好莱坞还致力于传统的电影制作时，而一些新媒体集团，比如说美国著名的维亚康姆公司在所有权模式和数字技术支撑下，已经开始打造和控制整个娱乐产业的利益链条，它生产电影、电视、流行音乐、电脑游戏、做网站、做玩具、主题公园、图书、报纸、杂志和漫画等，实施融合媒体的战略。可见数字技术促使了媒体的变革，加速了新的融合媒体组织的诞生。
融合媒体一方面促进了产业的重组和兼容，反过来，媒介融合又影响了媒介市场，影响了我们对媒体的使用和消费。人们使用融合媒体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年轻人在操作电脑的时候，可以同时留连于四五个窗口，浏览网页、听音乐、下载音乐、和朋友聊天、完成文字处理的文件、回复邮件等；流行电视剧迷们也可以模仿对白，概括剧情，对电视剧内容进行讨论，创造原创流行的小说剧本，创作音乐，谱写乐章、制作自己的视频电影――然后通过互联网进行全球传播。这种融合现象发生在同一种设备里，存在于具有相同经营权的企业里，存在于消费者的大脑里，存在于“群迷”里，甚至存在于一个人身上。
因此，在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和进程中，人们使用融合媒体的现象也越来越普及，这种融合媒体造就了新的传媒文化。
2数字出版之文化逻辑
对文化而言，媒介融合将是一个“杂糅”的文化现象，数字技术和新媒体构成了新的利益关系和价值链，从而形成新的传媒文化，媒介融合促进了文化的变迁。可以看到，文化变迁、传媒规制和媒介经济三者的合力加速了媒介融合，并促使技术设施和媒介设备发生变化。
媒介融合的速度在不同的文化阶层和消费阶层里具有不同的表现：那些最富有的、最懂技术的少数精英将变成最早的融合媒介产品的适应者，并被其他阶层的人追捧为时尚，而努力模仿和追赶。媒介融合的速度在国家之间也是有差别的：媒介融合将形成强大的传媒帝国，直接导致权利和财富在发达和富有的国家高度集中，同时也将改变发展中国家原有的格局。融合不仅是企业品牌扩张的机会，它也意味着媒体力量的重新配置和媒体美学、媒体经济学的重塑。法国网络信息理论家皮埃尔・利维（pierreLevy）用“集体智慧（Collectiveintelligence）”这个术语来表述在某些网站社区出现的大范围的信息收集和处理活动。他认为，人们利用互联网把个人的专门知识或技能加以传播分享以实现共同目标。而UGC模式目前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和新媒体业态之中；如维基百科、Youtube、mySpace等网站都是UGC的成功案例，社区网络、视频分享、博客、播客和微博等都是UGC的主要应用形式，这就是“集体智慧”的体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的传媒理论家亨利・詹金斯（HenryJenkins）教授认为“集体智慧”的出现可以归因于媒体融合以及共享文化。
新知识新文化层出不穷，人和人之间的传统联系方式已经开始支离破碎；新技术支持下，人们的联系方式更加多样、更加快捷。网络社区的新结构正在形成，这些新社区往往通过自愿的形式，即时的方式，通过情感投资的形式加以确认并形成，有些还通过企业的产品推广营销、互赠知识、互换信息的活动方式组合，形成了人们自己的社交圈和网络社区。
知识文化将会逐渐地转变商业文化，甚至会转变国家民族的文化传承方式。新技术带来了许多新的生产方式、生产流程和销售模式。例如，点对点技术不断被推广，越来越多的新生销售和传播方式如在线阅读、跳转链接、分章节销售、碎片化的知识检索等，已经无需再经过传统的“整本复制”环节，这种新的生产和传播方式严重地挑战着旧有的分销和所有权系统。
媒介融合的发展，最终势必会造成商业传媒和“集体智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可以想象，传媒领域将会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媒体权力：一种来自于媒介融合，以网络电视这种融合媒体为例，任何需要播放的信息，都需要获得授权；另外一种就是“集体智慧”，信息传播是面向不同公众组成的松散网络人群，信息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而不需要付费。由此造成了“传播权被高度集中”和“传播权被彻底粉碎”的媒体生存博弈。
此外，传统主流媒体是处于国家议程的核心位置，将主导国家和民族的核心价值观。草根媒体或新媒体往往会以维护公民的知晓权、参与权的面貌出现，构造出与那些主流媒体核心价值观不同的观点，严重地挑战着主流媒体的权威与核心地位。主流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竞合不断演进，技术、产业、市场、体制和受众这五者也永远处于博弈之中，主流文化的价值观与旁门左道的价值观在媒介传播中不断碰撞、不断博弈，商业传媒与“集体智慧”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不断斗争，这就是媒介融合下的数字出版产业发展背景与文化逻辑。应该看到，传媒创新往往出现在主流媒体与新媒体这两者之间的边缘地带，把握好边缘地带往往就能巩固主流媒体的导向，这要求文化研究必须重新审视和重新思考传媒文化和核心价值，探索其内在的文化逻辑。
3数字出版之产业规制
数字出版产业是内容产业，涉及意识形态领域；因此，产业发展不能脱离现实的国情和文化环境，受到宏观社会发展的制约，更主要地受到制度经济模式的制约，具有多种规制方式和特征。
规制是一种普遍现象。传媒规制在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普遍存在，可以说大凡有传媒产业的地方就有规制的存在。不同国家对传媒规制都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国情，产业体制各异，但规制恒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尤其是传媒产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等国，都有专门的传媒规制机构对传媒产业进行直接或者间接的管理，并有一整套完善的制度、政策和规制系统，以激励产业或者制衡行业。
垄断与竞争并存是数字出版产业规制的主要内容。媒介融合的内生逻辑及终极指向是通过规模化和差异性来满足人们即时即地的信息需求，一方面需要垄断经营以提高数字出版产业规模效益和产业整体优势，另一方面又需要竞争，以提高效能。数字出版垄断巨头和新兴媒体企业并存是数字技术条件下数字出版产业的现实；垄断和竞争并存是数字出版规制的主要内容之一。
制衡是规制的天平支点。媒介融合过程和传媒形态是在垄断作用力和竞争作用力之间的博弈中不断发展的，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只有当两者力量呈现均衡状态时，所产生的产业效益是最大的。因此，媒介融合背景下，数字出版产业规制的核心就是要让具有调适垄断作用力和竞争作用力这两股力量达到均衡的能力――“制衡”，以“制衡”作为平衡数字出版产业内部作用力的原则。在规模经济驱动下的垄断经营的空间中调适垄断性作用力，扩大产业边际效益、提高产业效能；同时也要最大可能地激励竞争，通过放松管制、不对称管制和反垄断等手段来调适竞争性作用力。这两股力量达到均衡就是数字出版产业规制的“支点”，也是数字出版产业健康快速发展的核心原动力。
发挥数字出版规制的“公器”作用。以政府为代表的规制主体，基于法制和科学管理，采用有效而稳健的渐进式制度改革和规制措施，激励和制约数字出版企业在保障社会效益的前提下，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数字出版企业在开拓市场，使产品的生产和消费社会化的同时,也往往可能为追逐最大利润而牺牲社会效益或给公共安全带来负面影响，因此需要运用政策、法律、经济等各种规制手段来引导产业竞争和发展。传媒规制是传媒社会的“公器”，因此在数字出版产业发展中要牢牢把握“规制公器”，发挥规制的“公器”作用，引导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快速健康地发展。
数字技术和媒介融合环境下，对我国数字出版的发展模式和产业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伴随我国传媒体制的改革和产业转型，应该把握媒介融合的发展特征，认清媒介融合背景下新的文化发展逻辑和产业特征，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把握规制的平衡点，从文化新形态和传媒新业态特征入手，根据媒介融合的变化来调整传媒规制，为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Levypierre.Collectiveintelligence[m].Cambridge:perseus，1997
[2]LawsonBorders.G.mediaorganizationsandConvergence：CaseStudiesofmediaConvergencepioneers[m]．Lawrenceassociaties，publishers，2006
[3]HenryJenkins．theculturallogicofmediaconvergence[J].journalofculturalstudies，2004，Volume7(1)，Doi：10.1177/1367877904040603
[4]王鸿涛.媒介融合的现状与前景[J].中国记者，2007（6）
[5]杨云香.集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式[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9（11）
[6]郑晓华.我国媒介融合的内外动因解析[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收稿日期：2012-01-29）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篇7
推荐指数：
作者：马化腾等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作者简介：马化腾
腾讯主要创办人之一、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2017年全国两会提交建议案《关于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进网络强国战略的建议》。
随着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的蓬勃发展，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互联互通得以实现，数据量呈爆发式增长。庞大的数据量及其处理和应用需求催生了大数据概念，数据日益成为重要的战略资产。数据资源将是企业的核心实力，谁掌握了数据，谁就具备了优势。对国家也是如此。美国政府认为，大数据是“未来的新石油”、数字经济中的“货币”，是“陆权、海权、空权之外的另一种国家核心资产”。数据，已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
数字经济已经占到中国GDp30.6%的比重，带来280万新增就业人数，占中国年新增就业人数的21%。毋庸置疑，数字经济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领域。2017年，数字经济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被视为撬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新动力。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初步成果向全球呈现了科技引领的跨越式成长的巨大潜能与魅力。中国通过短短几年的时间普及了移动支付，跨越了已构建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信用卡时代。在一二线城市，已经可以做到无须依赖poS机（销售点情报管理系统），一部手机就可以解决日常交易的绝大部分需求。
数字经济在民生领域的应用以中国速度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取得了务实又璀璨的成果。人们用手机挂号看病、缴付水电费、处理交通事故，在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下，全民通过手机共同参与险情上报与预警。数字信息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形成了良性循环。
“互联网+”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手段。过去两年，“互联网+”在中国落地生根。在金融、医疗、教育、交通、o2o（线上到线下）等领域中直接贴近消费者的环节，“互联网+”已经成为工具，或是改变着和用户的交互方式，或是催生出新的商业模式，或是用信息的交互带来效率的提升。可以肯定的是，目前“互联网+”带来的各行业的改变只是开始。就像“互联网+医疗”，绝不仅限于用手机挂号、打通医保支付这么简单。未来，数字经济的发展会重塑各个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数字经济的发展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观念和思维模式。数字经济推动了共享经济在更多领域的融入。物品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通过数字交互完成分离。共享单车、共享租车，甚至共享房屋，让拥有不再是必需。租用带来的便利使得整体的社会资源得到最佳利用和最大节约。
数字经济也在用科技构建凝聚社会的基础要素――信任。数字时代以前所未有的低成本、可记录、实时可查询等优势为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构建数字信用。得益于数字信用，我们可以采购远在千里之外的各种物品，放心地搭乘陌生人的顺风车，方便快捷地得到金融借贷服务。
数字经济造就了中国互联网企业发展的最好时代。中国互联网企业生于草莽、长于丛林，成就了和西方发达国家不尽相同的生态。去中心化的发展让数字连接下沉为基础设施，进而使得生态体系中的各个主体得以自发式高速成长。以内容产业为例，中国引领了全球数字内容变现的新趋势。从内容产业版权缺乏保护，到自创内容全球最高价格的变现，再到音频、直播、自媒体、文学等多种内容，问答、打赏等多样化变现途径，内容产业在野蛮生长的丛林中独辟蹊径，俨然已经步入内容创作与收益齐头并进的高增长时代。穿越丛林，将是一片更为广阔的发展天地。
数字经济接下来最值得期待的是与制造业的融合。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也是经济增长的脊梁。数字经济在贴近用户侧采用轻量级、小步快跑、高速迭代的发展模式，但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的融合，应当有更加系统的规划、从顶层设计开始改变，由需求引发供给，通过云、大数据、柔性制造，让生产资料得到效率最佳的配置，真正让数据提升效率、爆发力量。
数字经济是全球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数字经济不仅仅能提高不发达地区的经济产出，更重要的是能为不发达地区的人们带来种种改变的可能。数字连接之下，即便是最偏远地区的人，也能够无差异、无区别地得到和一线城市人们同样的优质内容。不发达地区的人们能以最低的数字成本，获得教育、医疗、交易等最必需的信息，以更合理的价格卖出他们的农产品。数字经济为如何触达那些真正贫穷、急需帮助的人群提供了路径，有助于实现精准扶贫。这一点，对全球不发达国家很有启示。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篇8
近年来，国际金融、国内金融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我国早期的金融学教科书所教授的内容是从国内金融向国际金融延伸；而在国外的金融学教材中，每一个国家的国内金融是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目前来看，后一种理解可能更为合理——将世界看成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不同国家承担的角色以及不同国家之间所产生的联系是不容忽视的。
在这个大的视角之下，需要对传统国际金融研究的主要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研究领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研究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例如，过去国际金融重点研究国际储备货币和国际货币制度等，但发展到今天，研究侧重点可能应做出调整。
二、国际金融重点问题研究的新方向
目前应当抛弃在短期内会产生超主权货币的想法，仍应以世界多元货币体系为研究对象。多元货币体系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同时也存在各国货币政策应如何协调配合等问题。
第一，应关注近年来数字货币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其对国际货币储备体系产生的冲击。在数字货币1.0时期，创造单一国际货币的设想迅速遭到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抵制，例如，美国、英国、欧盟等。原因在于创造超主权货币对其他国际货币会形成挑战。货币代表着权力，而且代表了国家主权。在2021年举办的博鳌论坛上，有专家对中国数字货币的发展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看法，一是发展数字货币不应冲击货币主权，二是数字货币使用领域应限定为消费和零售。这是符合货币本质的。
数字货币2.0版本则基于不同的主权货币创造了一个稳定币。在此基础上，又创造了类似SDR的一个货币篮子，基本维持了现有的货币格局，只是运用了新的货币载体，得到了许多国家的支持。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沿着这个思路研究下去，对研判国际货币的未来以及人民币今后的发展都将非常有价值。虽然短时间内无法创造出一个超主权货币，但是当主要储备货币以一个篮子的形式组合起来，在实际运行时，就出现了一定的超主权货币的特征。这些货币都是可自由兑换的，例如，在欧洲使用美元是非常方便的。这就意味着数字化的美元在欧洲也可以使用，在一定意义上具有超主权货币的特征。
由于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因此存在被孤立的可能性。我国应加快人民币可兑换改革和国际化步伐，否则在疫情结束、数字货币普遍使用之后，人民币可能处于不利地位。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第二，应关注国际收支与国内宏观经济运行的联系。过去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探讨，例如，不可能三角理论等。但实际经济运行不像理论描述的那么简单。在这种新的情况下，对国际收支变化和国内经济运行之间的关系需要深入研究。特别对于中国来说，很多因素会对我国产生很大影响。过去对于国际收支和国内经济关系的研究，较多是从实体经济的角度出发。在这个大架构下，资金的流动承载着实体经济因素的流动。而根据imF的研究，在本世纪以来的二十年中，各国之间的贸易差额在逐渐缩小，但国际投资头寸在增加，其原因是需要研究的。如果这一趋势确实存在且正在发展，那么国际收支和一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关系需要重新探讨。
第三，应关注国际金融的治理体系问题。世界在不断变化，二战后形成的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to、世界银行为主要支柱的国际金融架构已不再有效并需要改变。改变的方向可从近年来各国倡导的提议中看出一些端倪，例如，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在推出时是一种新的国际治理机制，是基于价值观相同、互相认同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即成员经济体对人权、竞争中性等问题看法相同。而这一特征在传统的治理体系中并不突出。
类似的协定层出不穷，例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我国已表态参与，美国也表态参与，这代表着一套新的体系，与二战后形成的体系不同——从美国主导转变为由多个国家和多项因素共同决定。虽然美国在其中依然占据重要地位，但之前近乎一家独大的格局已不复存在。在全球多元化的格局下，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在国际上推广了代表中国心目中“良治”的全球治理体系，其具体内容仍需不断充实和丰富。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的理念要能够被全世界所接受，要与现有的理念和制度安排相协调。目前，我国所做的阐述还不够，未来仍有大量工作需要去做。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篇9
>>大数据时代中国新常态经济增长路径与政策的转型大数据时代我国新常态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新常态下我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转型发展的路径选择资本投入、技术进步与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技术创新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技术创新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研究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转型与我国新兴产业发展分析大数据时代农业信息服务的技术创新企业“经济转型”中技术创新管理优化探析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转型研究技术创新作用于我国经济增长的实证性研究大数据时代我国宏观经济数据的冲突与协调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的途径选择研究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分析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创新驱动研究新常态下我国房地产助力经济转型路径研究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历史方位和发展创新大数据时代信息技术创新的趋势探讨我国旅游经济新常态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产权制度原因及创新路径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2011年8月2日访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将大数据定义为“由科学仪器、传感设备、互联网交易、电子邮件、音视频软件、网站点击流等多种数据源生成的大规模、多元化、复杂的、长期的分布式数据集”。Hilbertm.andLopezp.，“theworldstechnologicalCapacitytoStore，Communicate，andComputeinformation，”Science，vol.332，no.6025，2011，pp.60～65.麦肯锡认为大数据是指无法在一定时间内用传统数据库软件工具对其内容进行采集、存储、管理和分析的数据集合。
当前对于大数据的特点主要存在两种观点：Dumbill采用iBm公司的观点，认为大数据具有“3V”特点，即数据量大（Volume）、数据类型复杂（Variety）、产生速度快（Velocity）。eddDumbill，“whatisBigData，”http：//strata.oreilly.com/2012/01/what-is-big-data.html，2013年1月24日访问。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大数据具备“4V”特点，在3V的基础上增加了价值性（Value）。（1）数据量大（Volume）：目前数据的计量单位用太字节、泽字节和尧字节计算。iDC《数字宇宙膨胀：到2020年全球信息增长预测》显示，数字信息每年按照几何级数态势递增，到2020年数字量将达到40ZB。（2）数据类型复杂（Variety）：相对于传统的便于存储的结构化数据，大数据下非结构化数据越来越多，比如网络浏览轨迹、视频、音频、图片、地理位置信息等。数据类型的多样性对数据的处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3）产生速度快（Velocity）：数据的产生和更新频率快，每秒都在即时增加，因此大数据的存储以及实时处理和分析能力是大数据背景下技术创新的关键要求。（4）价值密度低（Value）：存储的数据量大，但是蕴含的价值低。比如一段监控视频时间长达2个小时，但是有用的数据可能只有1～2分钟。朱东华：《大数据环境下技术创新管理方法研究》，《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3年第4期。
数字技术是指对产生于人机交互、物联网等以结构、半结构、非结构形式存储于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提取和集成，以模式识别、数据挖掘、可视化以及统计分析等技术手段，通过数字技术生成模块化的专用数字技术处理软件包，进一步通过模块集成实现决策支持、智能生产、智能服务、预测等技术创新，实现大数据的价值化。
根据大数据的特点可知大数据和传统数据的差别主要体现在数据处理技术上，大数据下的数字技术包括传统基本数据处理技术如模式识别、数据挖掘、可视化、统计分析，和高级数据处理技术如移动计算、社会化媒体、物联网、云计算、分析和预测五种技术，这五种数字技术融合后方能产生巨大的技术创新。[德]乌尔里希・森德勒编：《工业4.0》，邓敏、李现民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第54～67页。移动计算指的是计算的实时性、动态性，即人和计算机的实时交互，机器和周围环境的实时交互，通过移动计算，增加了数据使用技术在地点和时间上的灵活性，数据的实时处理是大数据的最核心技术。社会化媒体是指人们可以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信息、分享内容、互动交流。社会化媒体平台的使用数据具有“流”的特性，大数据流的特性改变了人们收集和评价信息的方式，也改变了技术创新方式。物联网描述的是物理对象间的连接，这种交互作用发生在机器与机器之间，对象与对象之间。物联网的形成开启了服务创新、生产创新和增值过程的新维度，是新的增值模式和商业模式的基础。云计算指的是一种基于互联网的计算方式，主要解决数据的结构问题和管理问题，共享的软硬件资源和信息按需提供给不同的使用者，通过云计算加快对信息的发现、组织和协调并为技术创新提供服务。分析和预测是对大数据进行关联、趋势性等知识发现技术，由于大数据的海量性、动态性、类型多样性和价值低密度性，有价值的信息隐藏于碎片化的数据关联中，而且随时间的流逝不断减少，因此传统的优化算法、抽样学习的数据挖掘技术、统计分析方法已不适用，基于知识发现的分析和预测技术是大数据的关键技术。针对大数据下的这些数字技术融合就有可能产生技术创新，就可能实现服务智能化、生产智能化、决策智能化等等。
大数据时代给经济增长带来了大的变革，这种变革体现在：一是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大数据时代的本质是互联网基础上的信息技术在经济增长和工业化中的广泛应用，其核心在于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大数据并不能生产出新的物质产品，也不能创造出新的市场需求，大数据的价值，不仅是大数据技术本身，更是应用创新产生的经济社会价值，能够让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从而使工业制造的生产效率得到大规模提升，并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二是促进产业融合。大数据时代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广泛使用，使得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不同行业相互渗透、相互交叉，最终融合为一体，逐步形成新的产业。在技术融合、数字融合基础上所产生的产业边界模糊化，产业由分立走向融合，产业融合能够通过建立与实现产业、企业组织之间新的联系而改变竞争范围，经济增长效率大幅度提高。三是技术创新发生变化。在大数据背景下科技创新与产业结合程度加强，而且由于信息化的广泛使用，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技术创新的协同性和共享性加强，科技创新与产业结合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加强。
二、大数据下数字技术创新的新特点
大数据下的技术创新与传统渐进性技术创新有本质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创新方法、创新模式、创新管理、创新过程和创新结果五个方面。大数据背景下数字技术基础上的技术创新具有一些新特点：
1.数字技术下的技术创新方法具有组合性
传统的技术创新方法基于专业理论、专业技术和市场目标的共同作用，孙圣兰、夏恩君：《突破性技术创新对传统创新管理的挑战》，《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5年第6期。而大数据环境下的数字技术创新方法更多地来源于对不同技术的组合式创新。创新不仅是一种基于理论背景下的基础性创新，而更可能是利用现有的数据技术手段和已有信息进行重新组合，技术创新方法的组合性主要体现在对数字的敏感性洞察以及创意路径实现的组合。对于客户消费行为的数据技术分析可以开发出Bi系统。对于共众通信数据分析可以开发舆情系统，KevinSystrom和mikeKrieger将Facebook最受欢迎的照片共享思想植入到智能手机中，开发出了能够改变照片样式的软件。[美]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安德鲁・麦卡菲：《第二次机器革命》，蒋永军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91～92页。这些说明了数字技术提供了一种组合式技术创新的可能性。
2.数字技术下的技术创新模式具有开放性
传统的技术创新模式强调独立创新、合作创新和引进创新模式，这些创新模式聚集对要解决的问题相关领域精通的专业性人才来提供技术创新方案。专业人才具备高精尖科技知识，能够从更加专业的角度提出建议，而大数据下的技术创新能够突破对专业人员和研究领域的限制。数字技术提供了一个开放式的创新环境，每个人都能够在开放平台上对要解决的问题进行新思想的交流与技术创新的实现。纳特・特纳和扎克・温伯格是沃顿商学院学习经济学和创业学的学生，二人虽然没有学过医学知识，但他们创办的公司flatironhealth正在试图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找到治疗癌症的方法。这种群体力量参与和数字技术爆发出来的无限的智慧正是大数据下技术创新的模式。
3.数字技术下的技术创新管理具有突破性
突破性技术创新是基于不同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之上的创新，能够使产品具有新的性能和较低成本，且具有毁灭性，能开拓新的市场和潜在的应用，如石英钟的出现给机械表以致命冲击。数字技术下的融和式技术创新是突破性技术创新，单个领域的技术有可能只服务于特定背景下的产品或者服务，而不同领域技术的有效融合则可能衍生出更多的相关性技术创新。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中，渐进式创新是阶段性的、变革性的，而突破性技术创新是永恒的、革命性的。传统的技术创新需要高成本的投入，大量的人才培养及储备、基础设施的建设、先进设备的研发及引入，通常这些投入需要经历一定的时间才有可能获得创新成果。基于数字技术平台，每个企业、机构甚至个人都成为了创新的主体，创新也不再局限于某一技术领域，而是以多种方式存在。如云端存储服务及数据分析业务就为企业提供了一种成本相对较低的创新思路，从而使得技术创新具有更低成本。
4.数字技术下的技术创新过程具有非线性
线性创新和非线性创新是基于创新过程的一种区分。线性创新过程是一个“基础科学-应用科学-设计试制-制造-销售”的单向的、逐次渐进的过程，创新起源于基础研究。非线性创新过程突出了创新的多层次、多环节和多主体参与，在非线性创新过程中创新绝不是从研究到应用的线性链条，从小众到大众的传播过程。数字技术下的技术创新突破了线性技术创新的思维，从创新的方式、主体、阶段等方面进行非线互创新，是企业内外各种与技术创新有关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突出了创新的多层次、多环节和多主体参与。在大数据时代，技术创新被认为是各创新主体、创新要素交互复杂作用下的一种复杂涌现现象，是创新生态下技术进步与应用创新共同演进的产物。
5.数字技术下的技术创新结果具有通用性
通用性指能够在多行业使用的创新技术，通用技术创新具有普遍性，能够随着时间推移催生大量的创新，数字技术下的技术创新具有这些特点。数字技术下通用性创新主要是由于创新的方法是组合式创新，对于已有发明或者技术创新，经过组合后有可能产生新的创新。这种创新方法表明，每一次的技术创新会成为未来创新的一块积木，在不断的积累过程中，就产生了持续技术进步。数字处理技术使得所有领域都能够获得海量的数据，并无限制地被复制和重复使用。因此，具有潜在价值的数字化积木式技术创新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成倍增长，并且还在持续地提供未来组合式技术创新的可能性。
三、大数据时代我国新常态经济增长中数字技术引领技术创新的路径转型
当前中国经济步入以中高速增长为标志的“新常态”，新常态不仅意味着经济增速的放缓，更意味着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增长需要实现创新驱动战略的支撑。在新常态的创新驱动中，我国面对大数据下技术创新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面对传统技术创新的路径依赖和数字技术下技术创新的特点，要发挥我国自身资源优势，实现数字技术引领技术创新，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就要加快推进数字技术引领技术创新路径转变。
1.实施“政府组织+国企研发”的数字技术创新计划
技术创新正在成为大数据时代的发展关键词，而且大数据下的技术创新具有开放性，特别是在数字化工厂方面，实现过程中有大量需要进行标准化的内容，欧美国家在这一方面起步早，已制定出系统集成、安全保障、数字化工厂、能耗等技术标准，因此要积极引进和参与国际化标准工作，同时实施举国体制，发挥政府作用，组织开展我国的技术标准化研究，争夺制造业竞争的话语权。另外，在产品市场规模巨大、产品集成复杂的重大技术创新领域，借鉴“高铁”技术创新模式，由政府牵头，发挥国企研发力量，重点突破某一领域的技术难题。在实施“政府组织+国企研发”的数字技术创新计划中，重点要持续推进大数据平台建设，构建信息共享机制。大数据环境下的技术创新是基于数据库基础上的，因此要持续推进数据库、知识库、云计算库、数据分析库的基础平台建设，大数据下人人都是技术创新者，要构建基于服务的、集成智能分析、快速决策分析的大数据处理支持系统接口，建立促进群体成员之间信息沟通、共享和促进群体技术创新的交互平台，建立开放的大数据技术创新体系、协同创新模式和评估机制，以推动新常态下数字技术对技术创新的引领。
2.建立技术创新的市场机制，引导企业自主创新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对外贸易的开放，市场化进程不断加深，我国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的产品市场，市场化需求确定了技术创新方向，技术创新中的市场杠杆作用越来越显著，因此要完善大数据下技术创新的市场机制，引导企业根据自身优势及市场需求，发现创新机遇并且进行自主创新。在引导企业自主创新的过程中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制定税收减免政策，激励企业技术创新。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在研发新技术、发现新知识过程中形成的无形资产如果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企业就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知识产权的清晰界定以及产权保护有助于企业开展自主创新，从技术创新中获得高额收益，从而促进更加长远的技术创新。我国目前对于知识产权界定、保护以及知识使用的制度及法律还不完善，因此，政府应该加大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制定相关的制度政策及法律法规保护企业的自主创新成果，鼓励技术创新。此外，要通过税收减免政策激励企业加大技术创新的投入强度。
3.加强数字技术人才培养，实施全球人才引进计划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新常态下的中国企业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企业应用和行业动态呈现出新趋势和特征：社会网络与社会计算、云计算、协同化软件与技术、新型电子市场与新型电子商务将转变企业运作和组织架构。大数据时代企业的关注点将从传统的决策支持系统、智能系统、数据库建模与设计、信息系统规划、开发方法等方面逐渐转移到以新概念、新技术实行的决策分析、信息安全和风险管理等领域上。大数据技术的战略意义不在于掌握庞大的数据信息，而在于对这些含有意义的数据进行专业化处理，大数据环境下技术创新的实施，需要一大批对于大数据的搜集、处理、分析、决策支持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因此在大数据背景下中国新常态的经济中，要加强数字技术人才培养，实施全球人才引进计划：一方面通过加强我国高校计算机、电子专业建设，调整培养方案，优化教学环境，创新创业项目实施，以培养掌握数字技术基础型人才，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搭建人才创业平台，营造人才创业环境，引导大数据人才创造；另一方面我国需要制定全球数字技术人才引进计划，特别是了解核心技术的专业人才和数据分析师的引进，并为人才的流入做好政策支撑。
4.加大企业数字技术的研发投入力度，优化政府投资结构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篇10
数字经济创造了大量灵活就业，是中国就业增长的新引擎。2017年，数字经济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国信息化百人会第三年的研究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首次超过20万亿元人民币，达到22.4万亿元，增速高达16.6%，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0.1%。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正成为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也是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将持续不断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波士顿咨询公司的《迈向2035：4亿数字经济就业的未来》报告显示，到2035年，数字经济将吸纳4.15亿的就业人数，是未来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引擎。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是落实就业优先战略的重要举措
1.数字经济是中国经济下行期的缓冲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至今，中国经济增速下行仍未结束，GDp增速从2007年的14.2%下降到2016年6.7%，预计2017年GDp增速在6.5%左右。经济下行给中国财政收入和就业稳定带来了巨大压力，但是在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化期，中国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就业规模不减反增。中共十以来，中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大力发展大数据、云计算、电子商务等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数字经济规模迅速增长，就业规模每年保持稳定增长。2010―2016年，中国GDp增长率从10.6%下滑到6.7%，但同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从1168万稳步上升到1314万，这对于社会稳定、人民收入增加和稳定经济增长预期产生了重大作用。
2.数字经济释放了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潜能。数字技术正广泛应用于现代经济活动中，它提高了经济效率、解放旧的生产力、创造新的生产力，并促进了经济结构加速转变，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驱动力。数字经济是中国“双创”的重要实现方式，大量的创新和创业发生在数字经济领域。中国已是互联网第一大国，有7亿网民和4亿在线消费者，这些都极大地降低了创业门槛，激发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潜能。2011-2015年，腾讯开放平台共有600万创业者注册，其中，有30家创业公司成为上市企业，这些企业从腾讯开放平台中获得的总收益超过了160亿元人民币。
3.数字经济有利于过剩产能行业职工再就业。中国处于经济新旧动能接续转换阶段，传统产业淘汰过剩产能、去库存带来的严峻的就业压力，可以靠发展数字经济来缓解。阿里巴巴、滴滴出行、京东、小米、百度、腾讯等数字经济的代表，显现出创造就业机会的巨大能量。滴滴出行年度报告显示，2016年滴滴出行平台创造了1750.9万个就业和收入机会，其中，238.4万个来自产能过剩行业。数字经济帮助传统产业的劳动者获得新工作机会，从而有力地抵消了淘汰过剩产能所减少的就业机会。
4.数字经济创造了大量灵活就业等新就业模式。互联网技术赋予劳动者更多选择权和自由度，可以根据自己的技能优势和时间状况，选择多样和灵活的就业岗位。劳动者和网络平台间是合作关系，平台为劳动者提供就业基础设施，劳动者可以在多个平台选择就业。国家信息中心的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参与分享经济的人数达到6亿人左右，参与提供服务的人数约为6000万人，其中大部分人是灵活就业。阿里研究院预测，未来20年，8小时工作制将被打破，中国约有4亿劳动力将通过网络自我雇佣和自由就业，相当于中国总劳动力的50%。
5.数字经济有利于优化就业结构。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可以促进中国就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已由2010年的36.7%；28.7%；34.6%，转变为2015年的28.3%；29.3%；42.4%，第三产业对就业的贡献大幅上升。2016年第四季度《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报告》显示，在能源、矿产、采掘、冶炼、印刷等传统行业就业难的情况下，互联网/电子商务、保险、基金/证券、交通运输、中介服务等行业就业景气指数相对较高，其中，互联网/电子商务行业的就业景气指数明显处于领先地位。
影响中国数字经济创造就业的问题与挑战
1.技术进步将替代低技能劳动力，导致一些行业的就业减少。技术创新发展，催生了新商业模式和新业态，打破了原有的产业格局。技术进步在不断创造新就业岗位的同时，也会导致技术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电子商务蓬勃发展，导致大量实体门店关闭，成千上万零售人员失业；数字媒体发展导致大量传统纸媒和电视媒体人员失业；机器人投入使用，将导致大量流水线工人失业；人工智能广泛应用将导致律师、研究助理、商业分析师和记者等从业者失业。世界经济论坛的《2016全球人力资本报告》指出：到2020年，全球将会有700万个工作岗位消失，包括基础白领和蓝领技工等。
2.现有就业统计体系亟需调整，因其低估了数字经济对就业的贡献。数字经济环境下，大量灵活就业涌现。由于“众包”快速发展，出现了大量的兼职从业者；由于电子商务蓬勃发展，出现了大量自我雇佣者；由于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大量记者、咨询师、作家等自由职业者涌现。而现有的统计体系并未将灵活就业纳入国家正规就业统计体系，从而低估了底志济对经济和社会的贡献。
3.现有法律法规不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要求，数字经济创造就业缺乏法律保障。现有的《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政策并不能有效地保护灵活就业。《劳动法》是以标准工时制为基础，不适合灵活用工，《劳动合同法》对在职职工保护较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劳动力市场僵化。此外，《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和《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没能有效地解决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问题。
4.一些管理制度仍处于传统经济状态，制约了数字经济发展。当前，中国社会管理和经济管理制度强调集权、层级管理、区域和条块分割，诸多管理制度和产业政策，制约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具有去中心化、跨区域和跨行业特征，现行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难以适应。大量从事教育、出行、医疗、金融行业等的数字型企业，被要求完全按照线下经营实体资格条件取得相应牌照和资质，提高了创业者门槛。此外，现有税收制度都是基于区域行政的管理模式，大多数平台型企业是跨地域的，地方对跨区域平台易产生排挤心理，不利于数字型企业整合资源。
促进中国数字经济创造就业的建议
1.适时启动修改《劳动法》，规范灵活用工和劳动关系。建议《劳动法》扩大调整范围，对新型劳动关系进行有效规范，把广大劳动者最大限度地纳入法律保护范围，规范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签订、变更、解除和终止、工资支付、社会保险缴纳、工伤处理等方面的行为。研究和实行适合灵活就业形式的社会保险形式，主要是在缴费办法、缴费基数和比例、缴费年限等方面设计适中的标准，其方向应是降低门槛、灵活服务。对于灵活就业人员，国家应制定更加积极的社会保障政策，支持其灵活就业。
2.提高制度和政策灵活性，完善数字经济政策体系。着力提高税收、劳动法、社会保障等政策的灵活性，探索按小时缴纳社会保险，个人和法人必须依法纳税；调整数字经济模式下的财税政策，规范交易行为，保护交易双方和政府的合法权益。修改现有涉及数字经济的民法、商法、合同法、保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提高社会经济政策的灵活性。健全就业统计指标体系，完善统计口径和调查方法，建立数字经济就业新形态和创业情况的统计监测指标，使之能更加全面地反映就业创业情况。
3.大力扶持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创业带动就业。政府在用地、税收、社会保障等方面应给数字经济创业者提供政策支持，支持专业服务机构在人力资源、办公软件、财务和法律等专业知识、信息化方面提供R捣务，帮助创业者降低创业成本。鼓励金融机构为数字经济创业者提供资金支持，提供减免利息税等优惠政策，并加快制定电子商务税费优惠政策。
4.大力发展平台型经济，促进灵活就业。建立健全平台经济社会信用体系和信用评价制度，降低企业信用认证成本。创新平台型组织的管理模式，积极采用和推广“政府管平台，平台管企业”的模式。制定平台企业统计分类和标准，开展平台经济统计监测。推动金融、住房、技能、生产等领域分享经济的发展，鼓励分享经济平台企业吸纳灵活就业。鼓励建立和发展各类生活服务平台，鼓励传统企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完善低收入保障、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以减少创业者的生存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