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碳排放的问题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6 00:30:47

关于碳排放的问题篇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GDp年均增长率高达9.8%，创造了“中国奇迹”。但经济的高增长也带来了诸如高投资、高能耗、高排放的“三高”发展问题，环境问题日益突出。2016年以来，华北、华东诸市pm2.5指数接连爆表，中国北方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雾霾天气，这不得不引起我们对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的进一步关注。

尽管雾霾等不良气候现象的出现源自多方因素，但工业企业污染物超标排放无疑首当其冲。单就碳排放对气候方面的影响来看，其影响便不可小觑。自1992年6月里约签订《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后，主要国家又多次召开缔约会议，商讨关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问题，并于1997年签署著名的《京都议定书》。2015年12月，巴黎气候大会上，中国政府承诺：确保2020年实现碳排放强度降低40%-45%的目标。为实现这一宏伟蓝图，企业有责任同政府一道，承担起减污、减排的重任。

二、国内外碳排放权会计的研究进展

（一）FaSB碳排放权交易会计处理的有关研究

早在1993年，美国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FeRC）就在其的《统一会计系统》（Rm92-1-000）中涉及到有关排放权交易的处理，用以规范美国政府推行的“酸雨计划”中二氧化硫排放许可证交易。其将排放许可证确认为存货，是国际上关于排放权交易最早的会计处理规范。

此后，美??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对此又进行了深入探究。其下属紧急问题任务处理工作组（eitF）于2003年“eitF：03-14”草案，试图订制排放权处理问题的规范。2004年，FaSB又在所的《财务会计准则公告153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涉及此问题，引发各方关注。但由于排放权可以存储、借贷且有年度限制，因此对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的适用性具有不确定性。

（二）iaSB关于碳排放权交易会计确认与计量的研究成果

2002年7月，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开始关注排放权交易会计；12月，其下属国际财务报告解释委员会（iFRiC）经讨论决定将排放权确认为一项资产，建议确认为无形资产。

2004年12月，经过进一步研究，针对欧盟即将开始的碳排放交易计划，iFRiC了一份《iFRiC3》，即《国际财务报告解释公告第3号――排放权》。其基本观点认为：企业购买的碳排放权，应按其取得成本确认为“无形资产”，政府无偿分配所得则应按照取得日公允价值入账，日后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时，按照实际发生时的市场价格确认一项负债。对于排放权的后续计量，遵照《iaS37――准备、或有资产和或有负债》，将资产的价值波动记入所有者权益，负债的价值波动记入当期损益。但由于这种处理方式对资产与负债采用了不同的计量属性而可能导致混合计量现象，该草案备受争议。iaSB最终于2005年6月对其予以撤销。

2007年12月，iaSB与FaSB联手，共同对碳排放权交易会计进行研究。研究集中于排放权是否以及确认为何种资产、何时确认负债、如何计量等。2010年10月，双方达成共识，确定排放权配额和相应负债计量保持一致，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初始与后续计量并采用重估模式。

（三）我国碳排放权会计主要研究成果及观点

我国对于排放权会计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近年来，在全球气候上升加速，低碳经济倡导力度加大的背景下，碳排放权交易的研究热度持续上升。目前，由于排放权是一种权利、资格，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等物权资产的一般属性，因此，学术界普遍认可将其确认为一项资产。尚存争论的焦点在于以何种资产形式进行确认，而这也决定了后续计量模式等其他问题。总结来看，现存有以下几种观点：

（1）以张鹏为代表学者主张将碳排放权确认为存货。这是基于我国碳交易主要以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参与，目的是为了执行合同，短期内变现的现实情况。相应地，排放权初始计量以历史成本入账，后续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的一般存货处理方法。

（2）冯娅、徐华新等学者则认为，由于排放权配额不具有实物形态，应将其确认为无形资产。为避免对其进行摊销，可将其设立为一项特殊的无形资产予以计量。

（3）由于碳排放权可以公开交易，并且具有活跃市场，王艳、李亚培等学者建议将其归入金融资产，并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

三、关于我国现行碳排放权交易会计选择的思考

（一）碳排放权交易的会计确认与计量的相关处理

碳排放权作为一种稀缺资源的使用权，在规定的范围内可以使用或者出售。其性质很多地方不同于存货。比如，存货是企业持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在产品或提供生产所需物料的原材料等，其价值会转移到产品中去或者是通过进一步生产增加产品的附加价值。而碳排放权仅仅只是基于环境义务而享有的一种权利，它不是以出售为目的的，也没有实物形态，不是在产品也不是产品所需耗用的材料或物料。因此，将排放权确认为存货与相关准则有较大的背离。

考虑排放权用途与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目前的发展程度，结合有关观点，本文认为，可以将排放权分为自用型与交易型两种类别分别予以确认。自用型碳排放权，为企业所拥有与控制，不具有实物形态但能从企业中分离用于出售，即可辨认，贴近无形资产的定义，因此确认为无形资产。而交易型碳排放权是以近期交易获利为目的而取得和持有，且随着我国全国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有可供交易的活跃市场，公允价值也可以获得，因此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这也符合未来经济的发展趋势。

计量方面，根据来源不同，采用不同的计量方法。对于政府无偿授予的碳排放权，由于企业不需付出任何成本，也不需以服务或产品加以偿还，因而可以视作一项非货币资产性质的政府补助。依据相关准则，采用取得当日的公允价值计量，借记相关资产下“碳排放权”科目账户，贷记“递延收益”。而对于外购的碳排放权来说，则可按照购买当日实际支付价格的价格作为初始入账价值入账。

在后续计量中，确认为无形资产的自用型碳排放权应当进行摊销并计提减值准备。一方面，碳排放权拥有一定使用期限，属于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依照准则应予以摊销；另一方面，企业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是一个逐步的过程，随着碳排放量的不断增加，碳排放权随之减少，依据权责发生制也应当予以摊销。企业可根据实际排放量占碳排放总持有量的比例进行摊销。期末，类比无形资产，企业应对自用的碳排放权进行减值测试，若可回收金额低于账面价值，则计提减值准备。可收回金额由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孰高确定，资产减值一经确定不得转回。对于确认为交易型的碳排放权，期末应当用账面价值与市场中的公允价值比较，调整账面价值。

（二）“碳”排放权交易会计的账务处理

下面通过一道例题阐述具体账务处理过程及相关分录：

假设某企业是一家污染企业，生产过程中会造成废水、废气及温室气体的排放。根据以往生产经验，年均碳排放量最高可达5万吨。2016年年初，从地方政府获得碳排放配额3万吨，使用期两年，获得当日碳排放权市场交易价格为43.31元。同时，企业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以每吨37元的价格撮合交易，成交量为3万吨，以银行存款支付。其中，自用型为2万吨，其余1万吨为近期出售获利而持有。2016年年末，该企业共排放温室气体3.9吨，期末碳排放权价格为每吨40元，该企业将外购的1万吨交易型排放权按照每吨41元价格出售。对于以上经济交易事项，相关会计处理如下：

1、获得配额

借：无形资产―碳排放权129.93万（43.31*3）

贷：递延收益129.93万

2、外购排放权

借：无形资产―碳排放权74万（37*2）

贷：递延收益74万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37万（37*1）

贷：银行存款37万

3、期末，摊销处理

（1）政府分配所得

借：营业外支出―碳排放权82.289万（（1.9/3）*129.93）

贷：累计摊销82.289万

（2）外购所得

借：管理费用―碳排放权74万

贷：累计摊销74万

4、期末，自用剩余部分减值测试

账面价值：129.93-82.289=47.641（万元）

可收回金额：1.1*40=44（万元）

减值：47.641-44=3.641（万元）

借：资产减值损失―碳排放权减值损失3.641万

贷：无形资产减值准备3.641万

5、期末交易型公允价值计量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3万（（40-37）*1）

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3万

6、出售

借：银行存款41万（41*1）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40万

投资收益1万

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3万

贷：投资收益3万

四、总结与综述

关于碳排放的问题篇2

【关键词】后京都时代隐含碳碳排放

一、引言

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引起各个国家的广泛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在2009年提出碳关税概念，即对来自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高耗能产品进口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我国作为出口大国，面临巨大的减排压力。

国外学者对于国际贸易和环境效应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SanfordJ.Grossman&Krueger（1991），他们首次发现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创立了贸易与环境的一般均衡模型，将对外贸易的环境效应分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个部分；weber（2008）结合中国的情况，研究发现碳泄漏和碳出口是导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大量增加的两大原因，“污染天堂假说”适用于中国。本文选取后京都时代以来中国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研究的代表性的文章进行文献综述，总结学者们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国际贸易和碳排放的研究进展，并提出其他可能的研究的方向，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展望。

二、中国国际贸易与碳排放的研究进展

（一）中国贸易与碳排放理论经验研究

从理论与经验研究来看，马艳和李真（2010）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角度出发，以不平等交换的视角来分析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贸易的“碳”不平等交换的问题。他们认为，国际贸易交换活动中，除了直接体现在商品价值方面的不平等交换之外，由于生产技术的差异和人为单方面制定的碳排放标准导致了“碳”的不平等交换，而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是不平等交换的重要原因。王文举和向其凤（2011）对世界主要碳排放大国2005年的国际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进出口差额进行了测算，提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汇率效应的碳排放应该由消费者来承担，纯技术效应部分由消费者和生产者共同承担。姜鸿、梅雪松和张艺影（2012）利用中国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测算了2006～2008年中国与美国货物贸易隐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并根据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tS）碳排放权价格，评估中美贸易利益。结果表明，中国无偿为美国排放了二氧化碳，考虑到碳排放权价值之后，中方贸易利益减小，中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低价格出口模式不可持续，外贸政策有待调整。李丽（2014）从低碳经济对贸易规则的影响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应该积极参与环境产品清单的谈判，并关注区域及双边贸易协定中低碳规则的发展趋势，积极参与低碳领域国际标准的制定，更大程度上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二）中国国际贸易与碳排放的实证研究

从实证研究来看，李斌、彭星（2011）在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三大效应的基础上引入全球价值链视角，运用Gmm法对全球价值链视角下贸易影响中国碳排放的机理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对外贸易影响中国碳排放的三大主要因素是贸易规模的扩张、技术进步及融入全球价值链，全球价值链效应对碳排放的影响作用最大；碳排放效应分析中不存在环境库兹涅茨的曲线，中国碳排放不存在“污染避难所假说”。吴献金、邓杰（2011）从规模、结构和技术三个角度，对1995～2007年期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存在碳排放量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代表结构效应的资本劳动比和碳排放量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贸易自由化的总效应会增加我国碳排放量，“污染避难所假说”在我国成立。王正明、温桂梅（2013）以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2003～2009年的数据为基础，基于SYS-Gmm方法的面板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当期及滞后一期的出口加剧了国内碳排放，当期及滞后一期的进口对碳排放有积极效应；滞后二期的FDi起到优化碳环境的作用；oFDi也降低了国内的碳排放。我国应该实施绿色FDi引进战略和新型“走出去”战略，转变出口贸易结构。

（三）对外贸易中隐含碳的测算

一国在进行对外贸易时，进出口的不仅是商品本身，还包括其中隐含的碳排放。在全球都在关注和提倡“低碳”的大背景下，对外贸易隐含的碳排放是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分配减排任务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以网文献来看，计算生产产品的碳排放量主要使用的是投入产出模型（input-outputmodel），其中单区域投入产出模型（SRio）的使用最为广泛。其基本假定是进口产品与国内生产技术相同，在核算上表现为进口产品与本国产品具有相同的隐含碳排放系数，基于此计算的进口隐含碳排放有可能高估或者低估进口产品的隐含碳排放。具体到计算公式上，虽然学者们采用的字母符号有所差异，但是都是依据扩展的Kaya恒等式，利用对数均值迪氏分解法，推导出碳排放的计算公式：

其中，C是碳排放总量，e表示能源消费总量，ei为i种能源的消费量，S表示i种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份额，表示各类能源的排放系数，即消费单位i种能源的碳排放量。如果进口产品的排放系数采用进口来源国的技术。则可以明显提高碳排放测算的准确度，这一处理方法是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mRio）。多区域模型具有很多优点，但是对于数据要求较高，周新（2010）采用了多区域产出投入法，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十多个国家2000年的国际贸易隐含碳排放量进行了核算，结果表明，美国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量最大（464mt），中国贸易中隐含碳排放的顺差最大（452mt）。

在二氧化碳来源的上，由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是中国广泛使用的一次能源，大多数学者使用这三种能源的消耗来计算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除此之外，学者杜立民（2010）①估算水泥生产排放的二氧化碳占总二氧化碳排放量的10%左右。李子豪和代迪尔（2011）根据ipCC（2006）提供的煤炭、原油、天然气、燃料油、柴油、汽油和焦炭七种燃料的净发热值和排放系数，处理后得到各种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从而求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四）碳排放责任的认定

根据以往文献，在核算一个国家碳排放量上，目前存在三种标准：生产者负担原则、消费者负担核算原则和生产者消费者共同负担原则。生产者负担原则指一个国家全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按生产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核算，消费者负担原则指根据最终消费使用的各种产品和服务进行二氧化碳核算，生产者消费者共同负担原则是以前两种原则为基础，将碳排放责任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进行分配。一直以来，国际社会以及oeCD国家基本上都采用生产者负担原则作为环境政策制定的基本依据。按照生产者负担原则核算每个国家的碳排放量有利于净进口隐含碳的国家，不利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不公平的核算方法很可能会对气候协议效力的执行产生消极影响。一些发达国家很可能因此大量从发展中国家进口高碳排放和高能耗产品，通过“碳泄漏”完成其减排任务，全球碳排放可能因此不减反增。

三、结论及研究展望

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会议上，气候科学家们表示要停止增加温室气体排放，并且在2015到2020之间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我国在面对全球碳减排的问题上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目前世界普遍使用的碳排放生产者负担原则高估了我国的碳排放水平，导致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向我国“碳泄漏”的发生。为了确保我国能在一个公平合理的框架下确定其碳排放额度和排放权，在未来的国际谈判中，我国应该坚持主张碳排放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负担的原则，保护我国对外贸易的利益，同时更加有效地促进世界范围内的真正碳减排。

关于我国国际贸易和碳排放问题的研究最近几年开始增多，但是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我们的研究起步较晚，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和改进的问题。首先，是关于前文有提及的加工贸易产品的碳排放问题。加工贸易在我国国际贸易中占有很大的份额，如何建立科学合理的方式剔除进口中间产品对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影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第二，我国学者对于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排放进行核算时，大多是采用单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精准度更高的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使用较少，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的碳排放测度。第三，关于世界性气候谈判、世界性经济合作组织以及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的谈判的动向对碳排放权和减排任务方面的影响上的研究不多，准确分析国际环境的变化对我国的影响，做好充足的调研和理论准备，会让我国在参与这些协议谈判时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第四，关于中国国际贸易和碳排放的研究主要是通过结构分析分解考察影响因素，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定量考察各种类型的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未来可以在这方面深入分析研究，为国家进出口政策的调整提供参考。

注释

①杜立民.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J].南方经济，2010（11）：20-33。

参考文献

[1]李丽.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及中国的对策[J].国际贸易研究，2014（11）.

[2]王正明，温桂梅.国际贸易和投资因素的动态碳排放效应[J].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5）.

[3]肖宏伟，易丹辉，周明勇.中国区域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关系研究[J].生态环境与保护，2013（3）.

[4]袁鹏，程施，刘海洋.国际贸易对我国Co？排放增长的影响[J].国际贸易研究，2012（4）.

[5]姜鸿，梅雪松，张艺影.基于碳排放权价值的中美贸易利益评估[J].财贸经济，2012（3）.

[6]王文举，向其凤.国际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核算及责任分配[J].生态环境与保护，2012（2）.

[7]李子豪，代迪尔.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二氧化碳排放[J].生态环境与保护，2011（12）.

[8]杜运苏.我国对外贸易中隐含碳排放的研究新进展[J].国际贸易研究，2011（12）.

[9]李斌，赵新华.经济结构、技术进步、国际贸易与环境污染[J].国际贸易研究，2011（9）.

[10]李斌，彭星.中国对外贸易影响环境的碳排放效应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7）.

[11]高秋杰，田明华、吴红梅.贸易与环境问题的研究进展与评述[J].生态环境与保护，2011（5）.

[12]吴献金，邓杰.贸易自由化、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1）.

[13]马艳，李真.国际贸易中的“碳”不平等交换理论与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研究，2010（12）.

关于碳排放的问题篇3

关键词：隐含碳；气候贸易措施；多边贸易体制；挑战；未来策略

中图分类号：D9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5）01―0026―08

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尤其是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问题，引起各国政府的关注。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做出了巨大努力。其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及《京都议定书》为主体的国际气候制度是目前气候变化问题全球治理的主要平台。基于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国际气候制度为一些发达国家制订了强制减排义务。为了达到减排目标，除了技术减排以外，具有强制减排义务国家同时在国内纷纷采取了或计划采取一些经济手段已达减排之效，而主要的经济手段就是国际贸易措施。

贸易措施与国际贸易紧密相连以致受限于多边贸易体制之中。国际贸易的深入开展，一方面促进了经济的突飞猛进，另一方面也引发了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国际贸易其实充当着全球气候变暖的“加速剂”的角色。因为，在国际贸易中，尤其是产品贸易中，产品的生产、运输和消费等都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当然主要是二氧化碳，也即国际贸易隐含碳（embodiedCarbon）。

问题在于：第一，国际贸易中的隐含碳与应对气候贸易措施有何关系；第二，存在哪些气候贸易措施；第三，气候贸易措施对现有多边贸易体制有什么挑战及其未来的应对策略。上述问题将在本文中一一得到解答。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隐含碳排放量居世界第一，所以问题的厘清将对中国未来应对起到启示作用。

一、隐含碳问题到气候贸易措施

“隐含碳”，是指产品在整个生产过程中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其实，隐含碳概念充分体现了一种全程控制思想――“从摇篮到坟墓”。大量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都隐形地藏匿于国际贸易之中。据统计，1995年到2009年，国际贸易隐含碳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比重从16%上涨至20%。在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产品的隐含碳随着产品国际贸易而出现了跨国移动①。正是这种跨国移动使得隐含碳成为了一个国际贸易领域中的关注焦点。

（一）国际贸易中的隐含碳问题

1.国际贸易中碳成本分担问题。在经济学理论上，已经把“碳”作为继劳动力、资本、技术和自然资源之外的新的生产要素。所以，在国际贸易中碳也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成本。对于碳成本而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②。本文认为碳成本就是碳排放而产生的代价或牺牲。因为碳成本的概念就是建立在碳排放的基础之上，所以笔者认为国际贸易中碳成本问题实质就是国际碳排放责任问题。当前以生产者为核心的国际碳排放责任体制直接映射于国际贸易碳成本的分担模式。在国际气候制度下，碳排放的责任承担主体是生产者的范式在国际贸易中是有失公平的。因为，高碳产品的生产是为了消费为目的。所以，一种没有消费即没有碳排放的假设显得具有合理性。其实，事实也是如此。中国等国家生产的高碳产品大都出口至美国等发达国家。根据碳的弥散性特征，碳排放责任是否随着国际贸易转移就成为一个不得不进行思考的重大问题。如何界定碳排放责任，不但会对各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以及国际合作中的经济利益造成重大影响，也会影响到每个国家在全球资源使用方面上的可持续发展。

2.国际贸易中碳结构构成问题。因为在国际贸易中的不同分工，国际贸易中的碳结构也存有差异。各国或地区在全球经济中的分工角色对隐含碳的转移有着重要影响，国际贸易隐含碳问题具有典型的地缘政治经济结构。发达国家通常进口高耗能工业品，出口低碳高技术产品，从而贸易隐含碳大量流入。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恰恰相反。因为高耗能工业品在其国内有着较长的生产链，导致其大量出口该类工业品，从而造成该集团隐含碳净流出现象明显，成为生产者负责原则下划分减排责任后受损伤最严重的国家或区域集团。国际贸易中，碳结构的差异会导致碳泄漏问题。所谓碳泄漏（CarbonLeakage），是指在只有部分成员参与的国际联盟下，承担减排义务的国家采取的减排行动导致不采取减排义务的国家增加排放的现象。一方面，发生又会增速国际贸易分工的变化，导致贸易竞争力发生改变，破坏国家贸易格局。另一方面，碳泄漏会使没有实施强制减排措施或环保规制宽松的国家或地区成为“污染者天堂”（指污染密集产业的企业倾向于建立在环境标准相对较低的国家或地区）。

3.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损失问题。国际贸易竞争力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可贸易的本国产品、产业，以及从事贸易的企业在向本国开放的外国市场上所具有的开拓、占据其市场并以此获得利润的能力。在低碳经济发展中，国际贸易竞争力主要表现为碳结构的低下和优化。而隐含碳在国际贸易中的存在，如上文所述，影响了国际贸易参与主体碳结构的构成。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碳排放与国际贸易竞争力两者有稳定的相关度。一般而言，国际贸易竞争力的提高，将以环境为牺牲代价，即碳排放量就会增加。与之相关的，在对环境控制与管理放松之后碳排放量增加的基础上，国际贸易竞争力也得到提升。基于此，国际贸易中的隐含碳也会涉及竞争力损失问题，从而可以能使“产业重置”现象发生。

（二）隐含碳问题引发的气候贸易措施

1.隐含碳问题引发气候贸易措施的机理。

隐含碳只是一个客观的概念，仅仅指代产品的生产全过程中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基于碳的中立性特征，隐含碳本身也没有任何价值立场，也就无所谓问题。前文论及的隐含碳问题是在国际贸易的背景下进行的，其实就是隐含碳引起的国际贸易问题。既然，隐含碳与国际贸易有了牵连，那么就必定与规制国际贸易活动的多边贸易体制有了联系。而隐含碳作为一种碳排放的专有名称，当然受到国际气候制度的统辖。在两个体制下，隐含碳如何从隐含碳问题引申到应对气候贸易措施上，其实是有其机理的。

首先，隐含碳是气候贸易措施的逻辑起点。对于贸易措施的概念而言，现在还没有一个统一确定的解释。但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贸易措施是一种履约保障手段，以确保国际气候体系下温室气体的减排效果。简而言之，气候贸易措施的目的是减排。谈到减排，减少的是温室气体的排放，主要又是二氧化碳的排放，即碳排放。在国际贸易领域里，产品的隐含碳排放就是气候贸易措施的直接对象。也就是说，在国际贸易中讨论气候贸易措施的逻辑起点就是隐含碳排放。

其次，隐含碳创造气候贸易措施的理论支点。隐含碳排放是气候变化使气候贸易措施成为可能，同时也是隐含碳为气候贸易措施奠定了理论基础的根源。要探究气候贸易措施的理论基础，是需要追溯至环境保护的贸易措施。环境贸易措施是为了解决贸易过程中环境成本负外部性的问题而产生一种经济手段。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生产要素不包括自然资源，所以忽视了贸易中的环境成本”。但随着贸易理论以及实务的发展，贸易与环境的关系越发明显。环境成本内在化理论是希望通过经济的手段使作为生产成本重要组成部分的环境成本在价格中显现出来，最终目的是要避免“公地悲剧”在国际贸易中发生。全球变暖作为当今最大的全球性环境问题，气候贸易措施也就是环境贸易措施的一种。而全球变暖的主要“贡献者”就是以二氧化碳为首的温室气体，所以气候贸易措施的理论基础就是为了解决国际贸易中隐含碳排放所产生的碳成本负外部性问题。

再次，隐含碳是气候贸易措施产生的引发点。上文的探讨得出隐含碳在国际贸易中的问题表现为碳成本分担、碳结构构成和竞争力三个方面。正因为贸易中碳成本分担问题的存在，使得国际碳排放责任分担问题的解决显得如此的紧迫。也正因为各国碳结构构成的差异，导致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分工发生了变化，基于分工的变化出现了新的比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这些最终反应在国际气候制度的谈判之中。所以，隐含碳是多边贸易体制和气候变化体系的联结点，不管是多边贸易规则，还是气候变化法律体制，或者是内国法，都有这方面的法理依据。因此，在这个层面上而言，隐含碳促进了应对气候贸易措施的产生和应用。

2.应对气候变化的贸易措施。

隐含碳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可能会引起或涉及的问题是关税（边境调节措施）、配额、非歧视原则、补贴、技术性规则与标准、服务贸易与知识产权”。这些也是应对气候贸易措施将要涉及的问题。对于气候贸易措施而言，其数量庞大，并且根据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措施分类。下文只讨论三种主要的贸易措施，并将之与隐含碳结合说明。

（1）碳关税。碳关税是指对高耗能的产品进口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实际上，当有的国家在国内实施碳税时，从征税对象来看，碳税主要可分为针对化石燃料本身开征的碳税以及针对能源密集型产品（如水泥、钢铁等）开征的碳税这两种类型。产品生产过程中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成为其理论上的计税依据。对于此种生产过程排放二氧化碳的产品，人们称之为隐含碳产品。所以，产品中的隐含碳排放量是征收碳关税的基础。更具体而言，若没有隐含碳这个概念的存在，那么碳关税也无从谈起。在不同国家的气候贸易措施中，最具有争议并且最有可能实施的也是碳关税。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wto成员正式实施碳关税，但是在wto体制中碳关税已经引起了一系列的相关法律问题。

（2）碳标识。为了促进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性的生产和消费模式的形成，已达保护环境的最终日的，环境标识得到迅速的推广。作为第三代环境标识的碳标识是在产品上为消费者显示产品的“碳足迹”，在保证消费者知情权的同时，也能够在技术上对企业形成一种倒逼机制，使生产过程的碳排放减少，也就是使产品的隐含碳排放减少。所以，如没有隐含碳的存在，碳标识不管是从目的还是可操行性上而言都没有存在的必要。虽然碳标识在试行初期的成效显著，但是其在wto规则中的合法性仍然受到质疑。

（3）碳补贴。补贴作为一种市场手段，以纠正市场失灵，被广泛应用于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当前，碳补贴在全球范围内主要是适用于以下五种目的：促进碳减排、促进应对气候变化研发、促进个人减少能源使用和碳排放、促进开发和利用碳汇以及促进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能源或清洁能源！”。根据不同的目的，产生了不同种类的碳补贴。但无论补贴的实际目的为何，首先碳补贴是以贸易产品中隐含的碳排放为基准，其次是主要对内国产品的生产成本达到了降低之效，因此减损了其他未实施补贴国家的同类产品的市场准入机会.从而造成了对国际贸易的负面影响。

二、气候贸易措施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挑战

为实现减排目标而施行的气候贸易措施，在国际贸易的环境下，给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诸多挑战，总结起来丰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冲击多边贸易体制的自由贸易理念

白f{i贸易是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理念。但是，为了实现低碳经济发展，有些国家采取了低碳贸易措施，而这些措施很有可能形成了低碳贸易壁垒，冲击了多边贸易体制的自由贸易理念。低碳贸易壁垒是指进口国为了应对气候恶化现象，保护人类与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通过国内的相关环境立法，针对产品的牛产、运输和消费等环节公布严格的低碳技术标准，实施繁琐的检测、认证和审批程序，阻止国外高能耗产品进口，保护国内同类产品的一种不公平的贸易保护措施。作为绿色贸易壁垒中新的表现形式，低碳贸易壁垒是低碳理念在国际贸易上的体现，是发达国家为了保护全球自然资源和全球牛态环境以及全人类的健康而制定的。低碳贸易壁垒是在低碳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并且似乎与低碳经济发展成正相关。发达国家为了达到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维护国内相关产业利益的目的，想方设法，借保护环境、保护生态资源和人类健康的名义来设置各种有关进口的限制措施。总体上，气候贸易措施易形成低碳贸易壁垒。一些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采用的以隐含碳为基础计算的碳关税、碳标识和碳补贴贸易措施对自由贸易形成了限制.

（二）挑战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原则

非歧视待遇原则是多边贸易体制的的基本原则。禁止缔约方对“相同产品”采取差别待遇，是非歧视待遇原则中的基本精神，其中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国民待遇原则与最惠国待遇原则。所以，任何国家因应对气候变化而采取的单边贸易措施都必须在遵守非歧视性待遇原则的范围内，不能对其进行违背。同样，判定应对气候贸易措施是否合法的一个关键点就是看其否符合非歧视待遇原则。

应对气候贸易措施挑战了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原则。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碳关税措施。首先，就国民待遇原则而言，根据多边贸易体制现有的相关规定，不得利用与产品无关的生产方法以及生产过程对贸易采取限制措施。这就势必影响到人们在判断是否违背了国民待遇原则时，对“相同产品”的界定。因而.从目前看来碳关税措施是违背了国民待遇原则。除国民待遇原则，按照最惠国待遇条款的规定.wto成员方不得对不同贸易伙伴的“相同产品”差别对待，而应当给予其平等的“最惠国”地位。同样依据多边贸易规则，最惠国待遇原则的适用是无条件的，唯一例外的情况即部分成员给予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或是建立关税同盟及自由贸易区。在征收碳关税问题上，抛开前文提到的如何界定产品“相同”问题，也暂且不讨论其是否与多边贸易体制相关边境税的调整规则相符。不同的国家只考虑环境措施和环境政策，必然会导致国家的巨大差异的配额，这是最惠国待遇原则的直接侵犯，破坏了国际贸易秩序。另外，碳标识措施同样对非歧视待遇原则产生了挑战。tBt第2条第1款规定了对来自于任何其他国家同类产品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但是同样在“同类产品”等问题上存在着障碍，所以碳标识很容易变成技术贸易壁垒，从而挑战非歧视待遇原则。

（三）暴露多边贸易体制规则内容的低碳化不足

低碳经济受多边贸易体制影响甚多。低碳经济.特别是其涉及国际贸易问题时，一方面会受到多边贸易规则的约束、限制，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多边贸易规则中找到激励。同时，低碳经济对多边贸易规则会是一种挑战，也会是一种发展和促进.各种低碳经济措施，如碳关税、碳补贴、碳标记.能够唤起对多边贸易体制中一些问题的深入探讨，如相同产品的界定、环境补贴的去留等，同样有可能使多边贸易体制的某些规则发生改变。而隐含碳问题正好是反思多边贸易体制在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不足之处的绝佳契机。分析当前的多边贸易体制.其对低碳经济的约束是大于激励的，同时挑战也胜过发展。究其原因，多边贸易体制缺乏低碳性是最主要的问题。对于以隐含碳为基础或高度相关的碳关税、碳补贴等措施的规定的限制，都不利于保障低碳经济的发展。但是，要知道多边贸易规则对低碳经济的影响涉及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影响到微观层面的企业行为，还会影响到人们的生计和生活。低碳化不足的多边贸易规则是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大潮的。

（四）诱发多边贸易体制与国际气候变化体制的冲突

当前的气候变化现象具有全球性、滞后性、累积性和不可逆性，并且已经对自然生态系统、人类的健康和生存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明显的影响。因此，各国应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加强合作。而隐含碳问题则让wto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与为应对气候变化而采取的贸易措施之间产生了冲突。在国际层面，国际气候体系是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连同《京都议定书》为法律基础，在历史上第一次对发达国家减少排放的强制性义务，一个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得以建立，这对国际环境法的发展而言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在区域层面，欧盟起到了非常好的表率作用，采取了一系列具有实质性效果的减排行动。在国内层面，大多数国家高度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并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的基本框架，加快了相应的立法进度。就总体情况而言，各个国家到目前为止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都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和技术领域。尤其是经济措施对相关产品的生产成本以及竞争力会产生影响，因此也可能会扭曲国际贸易的作用，进而可能导致与多边贸易体制相关规则间的冲突，而贸易与环境的关系才是冲突的实质。

三、气候变化背景下多边贸易体制的未来策略

（一）多边贸易体制中自由贸易与低碳发展双重理念的衡平

低碳发展与自由贸易

当今世界的两大潮流，发生碰撞的情况时常有之。当然，碰撞的原因归根结底是人类自己制定的制度之间发生了冲突，从而导致低碳发展和自由贸易之间发生冲突。从国际范围来看，低碳发展与自由贸易之间的冲突更多地表现在发达国家的应对气候贸易措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需求间的冲突。由隐含碳引起的气候贸易措施问题对多边贸易体制产生冲击的实质也是发展中国家在低碳贸易中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与发达国家所采取的应对气候贸易措施的冲突，该冲突的本质仍需归咎于低碳发展理念与自由贸易理念的冲突。

贸易自由化的理念可以成为低碳发展的正面因素。其一，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技术效应是可以为低碳发展做出贡献的主要作用机制。因为贸易自由化理念下的国际贸易是一种技术和技术诀窍传播的手段，有助于低碳技术的国际扩散。其二，国际贸易还可以是一种适应环境恶化尤其是在气候变化领域的经济手段。因为，自由的贸易可以弥补各国需求与供给方面的差异。

低碳发展绝不能成为贸易保护的幌子。在多边贸易体制下，贸易自由不仅仅是一种理念，更是在多边规则下确立的一项原则。因隐含碳而引起的碳关税、碳标识等措施实质上是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设置的低碳贸易壁垒，这是与自由贸易理念完全相背离的。所以，至少保证低碳发展不是贸易壁垒的借口是两种理念协调的底线。

（二）国际气候变化体制下解决隐含碳的基本法律问题

隐含碳归根结底还是碳排放。对于碳排放，发展中国家一定要坚守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因为这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多边体制得以存在的基石。在上文中，从贸易的角度分析得出因隐含碳而引起的气候贸易措施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原则形成的挑战。但是，隐含碳问题的解决仅靠多边贸易体制是不够的，需要以国际气候制度作为前提解决隐含碳基本法律问题。隐含碳基本法律问题应该是在国际贸易中碳成本的核算以及由此而来的责任承担问题。

共同但有区别原则是解决隐含碳问题的基本核心原则。如上论述，隐含碳其实就是碳排放，应该在国际气候制度内得到正视和回应。在碳排放责任分担问题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并不相同。在隐含碳排放责任问题上，利益集团并不是简单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分立，而是基于隐含碳排放的特殊性有更加多元的利益集合。

国家碳排放责任划分可能会以共同责任原则为主导。共同责任为主导，这是符合共同但有区别原则的。这样就可以规避碳泄漏、比较优势等问题的出现。而这种排放责任划分的方法会让碳关税等碳边境调节措施更加站不住脚，随之而来的就是对多边贸易体制的遵守和维护.

（三）多边贸易体制规则内容的低碳化重塑

根本上而言，多边贸易规则所面临的新挑战主要是国际社会对于政治和经济利益博弈的结果。西方发达国家掌握着先进能源技术，势必会通过各种多边合作以及双边合作机制，进一步加强其在温室气体减排以及低碳能源技术的开发和利用方面的合作，同时在能源效率与其行业标准上达成某种共识，因此在所谓的“低碳共同体”的体系内就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一套低碳经济运行系统，以保障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之后再通过多种手段和机制---如征收碳排放边境调节税，进一步将主要经济体和主要国家联系起来，最终将有利于该体系的制度框架以及贸易政策法规延伸到其他地区或国家，进而严重影响到今后的多边贸易规则。这种影响是由于全球低碳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作为调整经济贸易的法律规则也必然走上低碳化道路，

重点在于，发展中国家应该转变应对思维诚然，基于权力构架，国际社会在同际法律制订和修改上仍然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但是，诸如碳关税的合法性等问题的解决会是在整个国际法体系内进行，那么就需要譬如多边贸易体制与国际环境体制的协调。如今，低碳发展已经是一种不可挽回的趋势和潮流，那么发展中国家的应对思维应该转变。在面对国际贸易规则重塑的问题上应该是开放而积极的，而不是一味保守抵制。

（四）构建多边贸易规则与国际气候制度的互动机制

多边贸易规则与国际气候制度并不是只有冲突，还应该有协调统一。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国际问题出现了更多的综合性、复杂性的特征，而议题交叉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作为国际社会的主要治理工具，国际法律部门由以前的泾渭分明走向逐步交叉。所以，动态发展观念应该贯穿于现代国际法的认识理解中，而多元主体体系的协调是解决现代国际问题的必选措施。

隐藏在多边贸易规则与国际气候制度的冲突背后的实际上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利益诉求。发达国家想借助应对气候贸易措施令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提高环境保护标准，甚至希望以此达到为其贸易保护主义服务的目的。然而，发展中国家则是指责发达国家的一些做法已经构成了绿色贸易壁垒，严重影响发展中国家作为出口国的利益。在两种不同利益诉求下，应该通过谈判达到平衡。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气候制度都有谈判平台和机制，应该在这两个平台上同时对两个议题进行讨论和协调。而隐含碳问题的破解之道也在于多边贸易体系与国际气候制度的协调。一方面，隐含碳需要在国际气候体系中先得到解决。碳成本的分担问题.即碳排放的归责原则问题是需要在譬如《定都议定书》中得到改变和明确。另一方面，对多边贸易体制规则内容的修订，使之低碳化，从而促使国际贸易模式逐渐向低碳贸易模式转变，最终与国际气候体系达成协调。

四、结语与启示

关于碳排放的问题篇4

关键词：碳金融市场最新动态问题剖析

一、碳金融市场发展历程

“碳金融”是指与减少碳排放有关的金融活动，包括碳排放权及其衍生产品的买卖交易、投资行为和发展低碳能源项目的投融资等活动，亦称为“碳市场”。

碳市场形成于《京都议定书》，在对主要发达国家提出节能减排约束的基础之，《议定书》规定了为完成这一目标而设计的三种履约机制，使碳排放权成为可交易的商品，当排放限额可能对经济发展产生较大负面影响时，缔约国可以通过买入碳排放权来降低减排成本。在《议定书》的基础上，全球碳市场逐渐兴起。目前最具代表性的碳金融市场是以中国的清洁发展机制（CDm）以及欧盟碳排放权交易市场（eUetS）。

二、典型碳市场最新发展动态

（一）中国碳金融“试水”发展状况

我国碳市场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积极参与国际交易，由于《议定书》缔约国主要是发达国家，我国并没有减排约束，因此只有个别企业参与到一些自愿配额交易体系。我国作为原始CDm市场卖方在交易活动中所占比重一直在65%-75%。目前我国已经成立了三家环境交易所，但目前仅限于节能环保技术的转让交易，正在准备推出碳排放权交易[1]。

2011年十月底，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批准北京、上海、天津等七省市为我国首批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城市。根据试点要求，2013年将在试点省市启动碳交易市场，2015年建成全国性市场。发改委去年以来已核准131个CDm项目，这些项目将成为核正减排量的重要来源和交易项目主体。

（二）欧盟发展瓶颈分析

eUetS是目前全球最成熟的碳金融市场[2]，2010年eUetS的市场价值为1198亿美元，占全球碳交易市场的84%左右。2011年后，由于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造成的全球对欧洲经济形势的“看空”，导致eUa的市场交易价格大幅下跌，这说明欧洲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已经与全球金融市场形成较为紧密的联系。

随着2012年eUetS第二阶段的结束，eUetS也遇到了许多的问题。本文借用欧洲经济研究中心的调研结果[3]，针对目前德国企业在eUetS运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根据欧洲经济研究中心2011年在德国145家相关企业（企业覆盖率18%，设备覆盖率24%，Co2覆盖率42.3%）完成的调研显示，与大型排放主体相比，欧洲小型碳排放主体的交易活动并不活跃，其交易往往直接通过寻求中间商完成，从而减少不必要的交易成本――碳排放管理结构取决他们的排放水平、生产方式和已存结构，而非市场交易体制。关于导致部分企业交易不活跃的原因调研显示：52%的企业认为是由于其自身的配额已经足够，因此并无交易动机；38%的企业是出于对投机行为的预防目的而拒绝或减少交易行为的。另一项调研结果表明，减排行为往往只是企业应对燃料价格上涨以及提高自身生产技术效率的副作用，而非碳排放权交易的直接结果。

即使在最为发达的eUetS体系下，市场的作用仍不能达到理想效果，对市场作用的定位是否应该做出调整，或者采取何种形式进行强化值得深思。

（三）比较研究下我国碳市场问题分析

我国的碳市场虽然发展迅速，但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与eUetS相比，除了三大环境交易所即将但尚未能开展碳排放权的交易之外，不足之处还表现在：

首先，碳减排相关金融产品开发不足，参与国际碳配额市场程度较低。碳市场缺乏中间商以及鼓励与约束中间商市场行为的法律法规及市场环境，被发达国家的中间商赚取巨额差价利润。其次，CDm项目重视短期效益，项目供大于求、处于买方市场，各项目之间互相压价竞相出售。我国作为CeR最大供应国，在价格上没有话语权，双边谈判处于弱势，造成CeR价格偏低。再次，碳交易市场处于初始阶段，以公司之间的场外交易为主，缺乏价格形成机制，供需双方信息不透明。

因此，我国在参与国际碳交易活动的同时必须尽快建立国内的碳市场，不断建立完善相关政策和配套设施，进行交易产品创新和自我竞争力的提高。

三、我国的碳金融市场方向

本文通过对我国清洁发展机制市场以及正在建设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进行分析，并与欧洲eUetS市场最新进展及发展瓶颈、问题进行对比研究，在此基础之上给出对我国及欧盟碳金融市场深入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对于我国在建设碳金融市场初期，制度的建设特别是对碳排放权分配制度的选择、参与主体的范围、衍生金融品的设计等，是亟待解决与明确的关键问题；对于欧盟eUetS第三阶段建设，重新定位与改善区域内碳排放权配额以及激励中小交易主体的参与积极性，是保持碳金融市场长期活跃与价格稳定提高的重要突破口。

参考文献：

[1]周忠明.我国碳交易市场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和解决思路，中国证券期货，2011（03）

关于碳排放的问题篇5

关键词国际贸易；碳排放；eKC；碳泄漏

中图分类号F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4）03-0013-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4.03.003

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但制造业的发展带来了高能耗、高污染和高排放等一系列问题，给中国的减排带来了很大压力。与此同时，通过国际贸易，发达国家的一些企业将污染密集型的产业转移到了中国，使得Co2排放问题更加严峻。因此，对制造业碳排放的驱动因素进行深入研究，验证贸易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对于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1文献综述

关于贸易开放对环境-增长关系的直接影响，国外文献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竞次（RacetotheBottom）假说[1]。根据这一假说，开放的贸易会对一国的环境标准产生向下的压力。另一类重要文献是碳泄漏（CarbonLeakage）问题[2]。而贸易对Co2排放的间接影响渠道是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即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关于贸易对Co2排放的直接影响。主要倾向于研究贸易隐含碳问题，而且所得结论基本一致，即国际贸易中隐含的Co2量显著增加，且近年来出口商品中隐含的Co2量要大于进口商品中隐含的Co2量[2]。第二，验证eKC的存在性。有学者支持倒U型的结果[3]，有学者则得出其他结论[4]。

在研究国际贸易的直接影响――碳泄漏问题时，国内外文献通常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静态的利用投入产出等方法直接测算进出口商品隐含的Co2量；另外则是从动态的角度判断是否出现了“污染产业转移”现象，很少有文献利用回归方法分析碳泄漏问题。本文利用1996-2010年中国制造业分行业数据，根据碳排放强度将制造业分为高碳制造业和低碳制造业，并分析其碳排放趋势，利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回归方法验证制造业碳排放是否存在eKC曲线；在回归方程中加入贸易值和工业增加值的交互项对碳泄漏问题进行验证。

2.2高碳制造业和低碳制造业的划分

根据27个制造业细分行业1996-2010年的碳排放量，我们可以得出碳排放量和工业总产值的比值，即碳排放强度，并计算制造业整体1996-2010年碳排放强度的平均值，以其作为参考指标，把高于平均值的行业划分为高碳制造业，反之则为低碳制造业。依据这一划分标准，高碳制造业主要有造纸及纸制品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以及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其余的20个产业则为低碳制造业。

5个高碳制造业、5个低碳制造业以及制造业总的碳排放强度。将低碳制造业、高碳制造业与制造业平均碳排放强度进行对比，发现低碳制造业的碳排放强度远远低于这个值，高碳制造业的碳排放强度值则相反。可见，高碳制造业的存在拉高了整个制造业碳排放强度的平均水平。

傅京燕等：国际贸易、碳泄漏与制造业Co2排放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年第3期2.3制造业人均碳排放与贸易开放度的趋势

因为高碳制造业观测点比较少，奇异点会对图形产生很大影响，所以我们去除了高碳制造业样本中的一小部分数值过高或过低的行业。由图可见，低碳制造业的人均碳排放与贸易开放度之间存在负的线性关系，而高碳行业则存在着正的线性关系，虽然拟合度不高，但是大体趋势是上升的。

3回归方程的设定和数据处理

Richard等认为，碳泄漏问题可以通过在回归方程中加入贸易和可以代表发展水平变量（工业增加值）的交互项来进行验证，如果发达国家利用贸易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了碳排放，则此交互项的系数为正，说明存在碳泄漏，若为负，则反之。本文在回归方程中加入此交互项，借此验证中国的碳泄漏问题，若系数为负，则说明我国没有接受发达国家的碳泄漏，反之则表明我国是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

3.2数据来源与说明

《中国统计年鉴》中对制造业各行业进行了分类，从2004年的统计年鉴开始包括30个细分行业，之前的部门分类中由于不包括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以及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两个产业，因此为保持统计口径的连续性，本文去掉这两个产业。另外，本文将农副食品加工业和食品制造业合并为食品加工制造业，因此最后是27个制造业细分行业。各行业年工业总产值和年工业增加值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分行业职工人数（万人）1996-2002年的统计范围为职工数，2003-2010则为各行业平均从业人员，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镇）生活及价格年鉴》。制造业分行业的进出口贸易数据来自联合国UnComtRaDe统计数据库。煤炭消费比重（用coal来表示）用制造业各个行业煤炭消费量占该行业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来衡量。本文各行业煤炭消费比重所需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研发强度（用rd表示）用制造业各行业的研发经费支出与GDp之比来衡量。研发经费支出数据来自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物质资本（用pci来表示）用非工资占增加值的比重来衡量。物质资本可以反映行业的要素禀赋情况，其中非工资份额等于各行业增加值减去各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

4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4.1计量方法

本文利用1996-2010年的数据，研究了国际贸易对27个制造业分行业的碳排放量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使用stata12.0软件来进行实证检验。首先用Breuschpagan检验，得到的p值为0.00，小于0.05，所以支持随机效应模型。然后对异方差进行检验，得到的p值为0，因此存在异方差。最后对随机效应（单尾和双尾）、一阶序列相关以及两者的联合显著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存在随机效应和序列相关，因此我们使用FGLS回归方法对上述异方差和序列相关问题进行修正。

4.2制造业eKC的存在性以及贸易的间接影响

表2是制造业人均排放的FGLS回归结果。对于制造业整体而言，如模型1所示人均GDp（y）二次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人均GDp和人均碳排放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环境库茨涅茨曲线成立。贸易开放度（openness）和Co2排放量显著负相关，表明国际贸易对环境的影响是正面的。为了检验模型1的稳健性，我们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煤炭消费比重、物质资本和研发强度三个变量得到了模型2，回归结果依然支持模型1的结论。煤炭消费比重（coal）系数为负，这与一般的观点相反。对此的解释是本文用的变量是用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来衡量的，虽然煤炭的总消费量逐年上升，但受制于经济增长和可替代能源的发展状况，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呈现下降态势，与Co2排放趋势呈反方向变动。

上述关于整个制造业的分析除了模型2中加入的控制变量（研发强度和物质资本）外，基本适用于低碳制造业。低碳制造业的人均碳排放存在着环境库茨涅茨曲线，国际贸易对碳排放也是有利的。但是研发强度和物质资本变量的符号却并不显著，因此研发强度和物质资本对于低碳制造业而言碳排放的影响不确定。

对于高碳制造业而言，虽然模型2中加入的控制变量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与整个制造业相同（可见高碳制造业对于制造业的影响之大），但关键变量的符号却存在很大分歧。首先，模型1和模型2中，人均GDp二次项的系数不显著，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人均碳排放与人均GDp之间存在着正的线性关系。其次，贸易开放度的系数为正，但是不显著，说明贸易对人均碳排放的影响可能存在负影响。因此，国际贸易对我国高碳制造业的影响不能确定，高碳制造业可能存在着污染产业的转移。

4.3贸易的直接影响：碳泄漏

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由于受减排承诺的约束，可能会利用贸易专业化于清洁产品的生产，将高排放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造成了碳泄漏。对于这一问题的检验，我们借鉴Richard等的方法，在回归方程中加入贸易和一个可以代表发展水平指标的变量（工业增加值）的交互项，来研究中国是否通过贸易接收了其他国家的碳泄漏。我们将回归方程的因变量换成碳排放总量，回归结果如表3。

如模型1和模型2所示，制造业和低碳制造业人均GDp（y）二次项的系数在统计上显著为负，说明碳排放存在着倒U型的eKC关系，而高碳制造业人均GDp二次项系数并不显著，只有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存在着正的线性关系；贸易改善了整个制造业和低碳制造业的环境，而恶化了高碳制造业的环境。这与表2人均碳排放回归结果相似。工业增加值（Va）对于碳排放的影响均为正，即工业增加值增加了碳排放。贸易与工业增加值交互项的系数在对低碳制造业的回归结果中显著为负，说明贸易使得我国低碳制造业的排放减少；高碳制造业的系数为正，虽然不是很显著，但是说明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碳泄漏，存在着污染产业向我国的转移。但由于低碳制造业因为贸易所减少的碳排放远远大于高碳制造业因为贸易所增加的碳排放，所以整个制造业交互项的系数最终为正，表明我国没有接受发达国家的碳排放，没有成为污染避难所。

4.4工具变量

5结论

本文通过对低碳制造业和高碳制造业碳排放趋势分行业的研究，以及对国际贸易直接和间接影响回归结果的分析，所得结论如下：①整个制造业和低碳制造业的人均碳排放和总的碳排放存在着eKC曲线，而高碳制造业却存在着线性关系；②整个制造业和低碳制造业的碳排放随着贸易开放度的增加而降低，即贸易有利于其环境的改善，但却使得高碳制造业的碳排放增加。制造业贸易量的

增加对于人均的碳排放量和总的碳排量的影响是有利的；③制造业和低碳制造业不存在碳泄漏的问题，而高碳制造业则相反，但整体上中国并没有成为污染避难所。

总的来说，对外贸易对中国制造业碳排放的直接和间接影响都是有利的，中国不需要因为要减少Co2的排放而去限制制造业的对外贸易。但是，制造业未来仍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我国应制定有效的低碳政策，引进先进技术，并加大对低碳技术的研发投入，对原有的旧设备进行升级和改造，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针对制造业中高碳制造业的高排放强度，我国应努力做大产业规模，提高能源的利用率和研发资金投入力度，加快技术进步，达到减排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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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FrankelJa，DavidRomer.DoestradeCauseGrowth？[J].americaneconomicReview，1999，89（3）：279-399.

关于碳排放的问题篇6

摘要：随着中国参与国际碳交易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业内人士认为，中国缺失碳交易价格话语权是中国处在国际碳交易被动地位的主要原因。文章基于防范低碳经济“陷阱”的角度，对此观点的准确性提出了质疑，并分析了原因，进而从需求、供给、市场和政府限价因素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建立我国碳交易价格机制的模型，指出从制度基础、碳价格实现场所、设立碳排放的登记机关、开展碳期货交易和建立碳经纪人制度等方面的运行条件。

关键词：碳交易价格；话语权；质疑

中图分类号：F74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2)03－0035－03

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首先提出发展低碳经济的理念，指出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无污染为基础的绿色生态经济。随着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的结束以及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的召开，“低碳经济”和“碳排放”问题在国际范围具有了“普世性”，中国近年来也顺应潮流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并将其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路径选择。

一、问题的提出

国际碳交易市场分为两类：基于配额的市场和基于项目的市场，后者进行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联合履行(Ji)项目两类交易。2005年以来，全球碳交易市场持续快速扩张。据世界银行预测，全球碳交易在2008－2012年间，市场规模每年可达到600亿美元，2012年全球碳交易容量为1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中国碳排放权交易的主要类型是基于项目的交易。目前，中国拥有巨大的碳排放资源和市场开发潜力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中国的碳排放实际价格与理论价格水平相差甚远。据此很多业内人士表示，作为碳排放大国和非减排义务国的中国，已成为全球碳减排资源供给大国，却始终处于碳交易价值链的最低端，在为发达国家提供了巨量减排资源的同时向它们输送了巨额经济利益，其原因在于中国缺乏碳交易定价权。

笔者认为，与铁矿石交易不同，碳交易不存在定价权的问题，中国碳交易定价权缺失是一种不准确的说法。碳交易商品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其交易市场和定价机制均具有特定的自身条件，区别于传统国际实体贸易，如果缺乏前提条件的研究把两者等同看待，就容易落入欧美极力倡导“低碳经济”提法背后所蕴含的陷阱，重蹈发展中国家贫困化经济增长的覆辙，这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思考和警惕的重要问题。

二、基于“低碳”陷阱分析

所谓“低碳”陷阱是针对当今发达国家凭借技术和资金上的优势，通过环境问题来设定棋局，制定碳排放交易市场、碳金融市场和碳交易核查等相关规则中的霸权，进行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新一轮经济洗劫。认识低碳陷阱最关键点在于认清碳交易中相关规则制定的主导性问题，把中国在进行国际碳交易过程中出现的多种困难归咎于话语权缺失，有悖于以下三点的共识。

(一)碳成为商品是欧洲法律框架的产物

目前，碳在中国还不成为商品，中国碳交易市场和制度的建立还处在商榷阶段，距离其全面启动还有很长的一段发展道路。中国同印度一样，是全球最大的碳卖家，但中印均缺乏碳交易市场，全球主要的碳买家不得不舍近求远，到欧洲Bluenext市场或美国证券交易所去购碳。即使将来中国有碳交易制度了，也不见得要与欧洲进行价格上的比较。碳价是反映国家、企业对这套制度的承受能力，好比欧洲能承受100～200多元碳价，中国只能承受30～60多元的碳价，碳价不存在要绝对统一的情况，不同国家、地区，碳的界定由于标准的不同也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事实上，在现实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中，世界各国大多参考欧洲碳交易所规定的价格，对于核定减排额(CeR)，国家发改委关注的也是欧洲的价格。

(二)按欧美规则争夺碳交易话语权，容易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

参与国际碳交易，要求的条件不低。中国目前还处于城市化建设的发展初期，基础设施的大量建设、人民消费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都将使得能源需求和温室气体排放量会稳步增长，与此同时，国内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经济总量的增长对高碳能源的依存度较高，能源利用效率低下都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的单位GDp能耗和主要能源能耗均高于主要能源消费国家的平均水平，而大气污染和温室效应(包括碳排放)的变化曲线，呈现出一个“倒u”型的变化趋势。如果现在以同等“低碳配额”作为定价标的，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处于“倒u”型顶点的左侧)付出的成本和代价要大于发达国家(处于“倒u”型顶点的右侧)，它们之间是不等价的，其中暗含了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的历史碳排放买单的陷阱。而纵观历史看，英国和美国的二氧化碳人均历史排放量约达1100吨，而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水平分别为66吨和23吨。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2007－2008年人类发展报告》，到2015年，中国的人均碳排放量预计会达到5.2吨，只相当于届时美国人均19.3吨的1／4，或相当于整个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3，但十年内中国仍为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是不争的事实。发展中国家(处于“倒u”型顶点的左侧)付出的成本和代价要大于发达国家(处于“倒u”型顶点的右侧)，它们之间是不等价的，其中暗含了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的历史碳排放买单的陷阱。而纵观历史看，英国和美国的二氧化碳人均历史排放量约达1100吨，而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水平分别为66吨和23吨。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2007－2008年人类发展报告》，到2015年，中国的人均碳排放量预计会达到5.2吨，只相当于届时美国人均19.3吨的1／4，或相当于整个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3，但十年内中国仍为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是不争的事实。

(三)具有独特性质碳商品定价机制遵循独特的运行轨迹

当前中国主要涉及的CDm项目交易，碳排放权商品属于无形商品，其商品品质需要特定的机构进行核证，另外其非实物性的特性使其成本核定不是按一般商品的生产成本而主要是交易成本和风险成本。一吨二氧化碳值多少钱?谁来定价?怎么定价?这正是碳排放得以交易的基础，也是低碳经济、绿色金融的根本。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副总裁黄杰夫在上海给出了一组数据：目前，在欧盟国家形成的是强制性碳交易体系，一吨二氧化碳售价可以超过10欧元；而在美国的自愿交易体系下，这一价格最高达到7～8美元，最低则只有2～3美元，这些价格都只是在欧美国家的部分地区有相对独立的价格体系。由于各个国家对于碳排放的义务并不相同，导致在全球不同地区形成的碳排放价格并不具有连续性，故二氧化碳或者碳排放在全球范围内的买卖活动缺乏形成一个类似于但又区别于石油或者大宗商品的价格体系。因此，在断裂的碳市场环境下，象价格、供求等市场符号就不能很有效地反应碳商品的真正价值。

三、目前国际碳交易定价机制模型及弊端分析

由于受地域、环境、国情和技术水平的影响，当前国际碳交易定价还没有形成一个广泛受世界各国所公认的碳价格定价机制。目前碳价格交易体系主要有两大体系：欧盟碳交易所规定的价格体系(eUetS)和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市场价格体系(CCX)。当今世界最大的跨国、跨产业的温室气体排放市场便是eUetS，它涵盖了25个国家和1.1万多项设施。这一体系非常活跃，参与交易者包括银行、碳密集型行业公司和碳基金等。根据我国的发展情况，中国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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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的是欧盟的价格体系。关注的是欧盟的价格体系。

(一)欧盟碳排放定价模型

eUetS的关键是碳排放定价模式。碳排放定价机制是指在竞争过程中，与产品供求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碳市场价格的形成和运行机制。它建立在碳排放定价基础上，包括价格形成机制和价格调节机制。

主要数量模式是：剩余碳排放碳定价＝剩余碳排放量×碳强度系数×价格指数

1.剩余碳排放量主要是指企业在生产、运输、使用及回收该产品时所产生的平均温室气体排放量与碳排放配额的差值。

2.这里碳排放量应理解为动态的，是指每单位产品累积排放的温室气体量，同一产品的各个批次之间会有不同的动态碳排放量。

3.碳强度系数是指单位物品在单位时间内燃料或其它条件下释放出来的以Co2为主的碳量。

4.价格指数是指一组固定产品在一段时间内价格的变动情况。

碳排放定价价格调节机制涉及一些主要的构成因素，如碳交易市场、碳排放评价指标、碳税、碳补贴和碳排放配额等。

(二)弊端分析

在看到eUetS碳交易繁荣发展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其存在的碳定价机制的一般性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是形成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面临不等价碳交易的关键原因。

1.缺失合理价格的获取途径。碳排放价格极其不稳定。当在碳排放交易制度下信息不充分时，就无法确定最佳排放总量；即使按照某个标准固定排放总量，但由于排放量价格是由市场决定的，所以政策当局无法预测价格的变化。也就是说，当存在这种不确定性因素时，由于获取合理价格渠道的缺失，会引发市场参与者的战略或投机，许可证价格会遭遇暴涨暴跌的状况。实际上，eUetS由于排放权价格不稳定，因此没有发出正确的价格信号。eUetS中的eUa(eUallowace：欧盟排放配额)的价格，在刚开市后立刻在大约18欧元／吨Co2至30欧元／吨Co2之间进行交易，价格的波动非常剧烈，而且其后的价格变化也不十分稳定。另外，从这个价格与各国的边际减排费用推算结果的相互关系来看，排放权的价格被严重低估。

2.国际碳商品价格现状隐含着高度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eUetS价格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的原因有很多，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于排放权价格受到来自市场外的外部因素的影响；另一类是由于制度和交易机制本身的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包括政治动向、突发性事故或事件以及投机的影响。内部因素包括制度设计不完善、与排放权折旧期的相互关系和交易机制(选择什么样的交易方法)的影响。一般来说，外部因素往往容易受到关注，但是在制度设计上，尤其是后者的设定具有重要意义。当然，如何缓和外部原因的冲击这一问题，也像在金融市场一样得到充分的分析。但是，制度设计上的不完善问题更为重要，它不仅会导致该制度的崩溃，而且其低效的结构很可能给其他市场也带来影响。

3.基于碳交易机制的局限性，其价格机制形成存在偏差。如同当前的金融风险源于市场机制的缺陷性那样，国际碳交易市场也具有严重局限性。自《京都议定书》签署以来，西方经济学家、环保主义者和政客不断鼓吹“碳市场教条”，即出售各种碳信用额度是把资金和技术引向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减排项目的有效途径。然而，国际碳交易市场不是自然形成的，完全是人为制造的，供求机制调节作用较弱，当然在这种特殊不完全市场条件下碳商品受供求关系的调节而反应其价值就不是一成不变的真理了。在当前以美元作为主导的货币体系中，不管是基于配额还是基于项目的碳交易，碳资源货币收入变化是无法替代国内各方面的福利要求的。因此，在参与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时切忌单纯追求货币收入的“经济增长”，应该以满足国民人文需求的“发展”为目标。

我们需要理性对待参与国际碳交易，但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去参与，相反，积极利用类似当年联合国和关贸总协定的制定过程那样的重新制定世界基本规则的机会，参与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游戏规则”的制定，而促进自身碳交易市场价格机制的形成是规避“低碳”陷阱的捷径。

四、中国碳交易定价机制设想

在一个确定的总量下，按简单的经济学原理，有了稀缺性，就可以定价。其实无论是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还是美国交易体系，基础都是总量控制和交易机制，碳在欧美市场成为了稀缺资源，就可以形成价格。在中国目前没有形成完整的碳交易市场体系的前提下，碳暂时还不具备商品的实质性，但中国政府已经出台了45％的碳强度指标，这在客观上已经形成了二氧化碳排放的稀缺性。因此，抓紧建立中国碳交易定价机制，对于中国未来享有国际碳交易主导权具有深远意义。

(一)交易价格模型设想

根据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中国碳交易价格以中国市场上的碳商品供给和需求以及由供求所决定的碳商品的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为主要考察对象，基于中国碳交易主要受到下列四个因素的影响。

1.需求因素(D)。由于目前我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碳排放权供应国，因此对碳交易商品的需求量是主要的碳价格影响因素。按照国际碳交易市场的计算范例，碳交易市场的需求量=配额数量Q1－实际排放量Q2。

2.供给因素(s)。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碳排放配额供给方，此因素对中国碳交易市场的影响当然也不容忽视。在CDm条件下，对碳供给因素的影响构成主要是项目成本(c1)、项目文件开发成本(c2)、谈判成本(C3)和合格性审定成本(C3)等等。

3.市场因素(m)。基于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碳排放期货市场，未开发出相应的碳排衍生品，碳价格信号滞后，这是目前我国碳交易市场建设中最难把握也是最敏感的因素。

4.政府限价因素(G)。我国政府限价因素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根据《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的规定，CeR价格在项目设计之初必须由国家发改委审批。

基于上述分析，构建碳价格函数模型如下：

pc＝F｛f(D(Q1，Q2))f(S(C1，C2，C3，C4……))　f(m)f(G)｝

(二)运行条件

1.制度基础。由于碳价格计算基础之一是碳排放的总量控制，在现有的国际社会碳强度承诺的基础之上，通过某种技术或某种手段把碳强度指标转换为总量指标，从而形成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以分人均、人均GDp和行业先进标准等来作为参考指标逐步建立碳交易分配机制；建立涉及碳商品成本核定的碳源和碳汇的交易机制；各级政府有效监管、交易主体的自我监管以及第i方监管三个层次同时推进碳交易监管机制。

2.碳价格实现场所。只有在统一的市场中，碳价格交易机制才能不断完善和实现创新，整合资源，发挥最大功效。当今各省市纷纷建立起环境能源交易所、节能减排交易所和排污权交易所等交易平台，笔者认为，可以采用“6＋1”模式设立交易平台，即以中国当前碳交易基础较好的6个区域性和1个国家性的交易平台。政府可积极培育统一的交易市场，一方面可以保证市场效率，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政府对交易所进行管理。

3.具有公权力的碳排放国家登记机关。登记制度可以使排放权的准入获得权利公示，使社会公众从登记资料中获得相关信息，还可以衍生出监督管理的功能以及权属变动和交割结算等功能。在经济发达国家出现一种倾向，即利用排放权交易洗钱，为了避免这一倾向，应要求这一系统必须披露与排放权交易有关的真正受益人以及相关信息。

4.碳期货交易。实现期货价差的套利，既可以保持价格体系的稳定也可以规避风险。交易主体可以通过金融衍生工具，利用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的反向操作进行盈亏相抵来规避价格波动的风险。碳期货、期权交易必须建立排放权的标准化合约，其包含产品上市价、合同类别、价格变化标准、交割价格、上市方式和清算机构等项目。

5.建立碳经纪人制度。一般投资者在从事碳交易时，对项目的来源、标准、认证、认购资金去向和VeRS的存续等是没有能力与精力去调查和了解的，碳交易是需要经纪人制度的。碳经纪人需要具备极高的业务素养和专业知识，必须经过专业培训才能持有从业资格。如同证券经纪人、房产经纪人一样，投资者与项目开发者或企业间，需要碳经纪人的中介服务。监管机构可鼓励培育成立排放权交易协会，从事碳经纪人的培训与认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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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的是欧盟的价格体系。关注的是欧盟的价格体系。

(一)欧盟碳排放定价模型

主要数量模式是：剩余碳排放碳定价＝剩余碳排放量×碳强度系数×价格指数

1.剩余碳排放量主要是指企业在生产、运输、使用及回收该产品时所产生的平均温室气体排放量与碳排放配额的差值。

2.这里碳排放量应理解为动态的，是指每单位产品累积排放的温室气体量，同一产品的各个批次之间会有不同的动态碳排放量。

3.碳强度系数是指单位物品在单位时间内燃料或其它条件下释放出来的以Co2为主的碳量。b>2为主的碳量。

4.价格指数是指一组固定产品在一段时间内价格的变动情况。

碳排放定价价格调节机制涉及一些主要的构成因素，如碳交易市场、碳排放评价指标、碳税、碳补贴和碳排放配额等。

(二)弊端分析

四、中国碳交易定价机制设想

(一)交易价格模型设想

基于上述分析，构建碳价格函数模型如下：

pc＝F｛f(D(Q1，Q2))f(S(C1，C2，C3，C4……))　f(m)f(G)｝

(二)运行条件

关于碳排放的问题篇7

关键词：碳排放权；会计理论；框架构建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2-7661（2013）30-012-01

低碳经济绝对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企业可持续发展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带来机遇的同时，给会计界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目前我国缺乏完善的环境会计规范，对于突发的或者隐蔽的环境问题究竟应该如何反映在会计报表上是会计界一直在讨论的难点。随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兴起，碳排放权会计作为环境会计的新的研究方向受到越来越多专家学者的重视。

一、碳排放权会计的理论发展

随着各界对环境会计的重视，对其研究越来越细化，碳排放权会计就是其中的一个新兴学科。上世纪末，环境和生态界的专家就利用物质流的手段对全球范围内的碳存量和流量进行过核算，但并没有与财务会计的核算和信息披露结合。

直到本世纪初期，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日益发展，二氧化碳等气体的排放才引起了会计界的热烈探讨。二氧化碳的排放权作为一种特殊的排污权进行交易，最开始是通过排污权的交易机制来处理它的排放配额，因此其会计处理就是依照排污权的不同属性加以区分并进行资产或负债的确认。

二、碳排放权会计构建的必要性

我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日趋完善，为碳排放权交易提供了良好的平台。通过碳排放权交易所可以了解到碳排放权的货币价值，为碳排放权的确认与计量提供了便利。因此，我国急需构建符合我国具体国情的统一的碳排放权会计理论框架。

三、碳排放权会计理论框架的设计

1、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与计量

（1）碳排放权的确认

根据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中资产的定义“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无疑，碳排放权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资源属于企业的一项资产。

笔者认为我国碳排放权交易还处于探索阶段，现阶段将企业以生产经营为目的而持有的碳排放权确认为无形资产是较好的选择；而未来随着排污权市场和交易机制的完善，企业以投资受益为目的持有的碳排放权可以视为金融资产。

（2）碳排放权的计量

碳排放权的计量已成为碳排放权会计研究中的一大难点，学术界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应采用何种计量模式对碳排放权进行计量。虽然目前碳排放权的计量以历史成本计量模式为主，但笔者认为应该引入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对碳排放权进行计量，并且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将是大势所趋。在取得碳排放权时，按照活跃的公平交易价格对碳排放权进行计量；后续计量也应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同时对持有的碳排放权依照无形资产的后续计量规则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2、碳排放权的会计记录

对碳排放权的取得、摊销、价值变动和出售等进行会计记录是碳排放权会计核算的重点，应设置“无形资产――碳排放权”科目对企业所持有的碳排放权进行核算，该科目的借方记录企业取得碳排放权时产生的成本，贷方记录出售或结转碳排放权时的成本。

（1）取得碳排放权时的会计处理

若企业取得碳排放权的途径为政府无偿分配，则应按照当期活跃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中相似资产的市场交易价格借记“无形资产――碳排放权”，贷记“递延收益――政府补助”。若企业以有偿方式获得碳排放权时，按公允价值借记“无形资产――碳排放权”，贷记“现金”、“银行存款”或“应付账款”等账户。

（2）持有期间的会计处理

企业在持有碳排放权的期间，若碳排放权的公允价值发生变动，则应在“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中进行反映。对于递延收益摊销额的处理，可以通过“营业外收入――政府补助”科目进行分期摊销。当企业使用碳排放权时，应借记“管理费用――碳排放费用”，贷记“预计负债――碳排放”。在期末处理碳排放权负债时，借记“预计负债――碳排放”，贷记“无形资产――碳排放权”。

（3）出售碳排放权的会计处理

当企业出售碳排放权时，按照交易时的实际价格借记“现金”、“银行存款”或“应收账款”等科目，贷记“营业外收入――碳排放权”。同时结转碳排放权的成本，借记“营业外支出――碳排放权”，贷记“无形资产――碳排放权”。

3、碳排放权的信息披露

环境会计的信息披露一直是各界讨论的热点，与碳排放权相关的信息的披露更是其中的难点之一。应在各个财务报表中增列碳排放权会计科目；在报表附注中应说明碳排放权核算、管理和审计等内容。对企业实施减排的情况、碳排放量数据与统计方法、碳排放报告等具体情况进行详细说明。这种信息披露框架与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处于初级阶段的国情是相适应的，能够为利益相关者提供更多有用相关的碳排放权交易信息。

四、结论与展望

随着社会各界对低碳经济的重视，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兴起，导致了碳排放权会计的诞生。本文运用传统的财务会计理论对碳排放权会计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我国应尽快构建碳排放权会计理论框架，着重从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计量、记录与信息披露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本文对碳排放权会计理论框架的研究仅限于财务会计的层面，而没有涉及碳排放权管理会计以及碳减排融资等问题，这些问题还有待今后进行更广泛和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周志方，肖序.低碳经济下企业碳会计体系构建研究[C].“环境会计与西部经济发展”学术年会论文集，2010.

[2]郑玲，周志方.全球气候变化下碳排放与交易的会计问题：最新发展与评述[J].财经科学，2010.

关于碳排放的问题篇8

一、碳会计相关概念

碳会计是低碳经济催生的一个全新领域，与环境科学紧密联系，作为碳会计核算基础的物质流核算更是涉及物理和化学等诸多领域，因此，部分概念晦涩难懂，厘清与碳会计相关的重要概念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碳会计，为构建碳会计核算体系奠定基础。

（一）碳碳会计核算领域研究中的“碳”有别于自然科学领域所涉及的“碳”，JanBebbington和CarlosLarrinaga-gonzalez（2008）认为，“碳”这个专用术语经常作为以二氧化碳为主要元素的温室气体的简称，因为温室气体经常用“碳当量”作为计量单位，所以“碳”经常作为温室气体的简单表达方式。

（二）碳排放与碳固碳排放与碳固是两个相反的过程。碳排放指温室气体和/或其前体在一个特定地区和时期内向大气的释放。根据美国环保署的解释，碳固是一个通过农业的或者森林的措施将二氧化碳从大气中移除的过程。碳排放会增加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数量，而碳固可以减少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数量。

（三）碳源与碳汇碳源是一个不断变小的碳池，一个碳池就是大气中碳的一个“源”，吸收进去的碳的数量小于排放出来的数量。国际碳排放交易协会认为，碳汇是一个能吸收或者“隔离”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的贮存库，这些贮存库包括森林、土壤、泥炭、冻土、海水以及沉积在深海的碳酸盐等。碳汇是自然界中温室气体的寄存体，碳汇与碳源表示两个相反的状态，当某个区域释放的温室气体大于该区域吸收的温室气体时，则该区域就是一个碳源，相反，当该区域的温室气体释放量小于吸收量时，该区域就是一个碳汇。

（四）排污权与碳排放配额国际财务报告解释公告第3号《排污权》（iFRiC3）对排污权定义是：政府（或政府机构）确定一定时期内其控制区内污染物的排放总量，然后通过颁发许可证的方式向控制区内的排放者按比例分配排污权，并允许排污权在市场上交易。一个碳排放配额代表着一个固定数量的排污权，它常被用于描述排放交易或“总量交易”机制下一个单位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五）碳会计碳会计是以一定的环境法律、法规为依据，采用货币、实物单位计量的形式，对企业的碳排放和碳固等低碳活动进行确认、计量，报告和考核企业自然资源利用率，披露企业自然资本效率和社会效益的一个新兴会计研究领域，其目的是帮助企业实现节能减排，实现企业绿色利润最大化（桑军朝，2010）。2008年，StewartJones教授等将与碳排放、交易及鉴证等的会计问题称之为碳排放与碳固会计即碳会计。从国外文献的最新研究进程看，碳会计主要涉及：碳排放配额的财务会计处理，与碳排放的相关风险核算、与碳排放相关的不确定性核算、碳排放信息披露及管理等（JanBebbingtonetal.，2008；ansKolketal.，2008；CDp，2009）。

二、碳会计核算现状分析

国内外关于碳会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碳排放的核算和碳信息的披露方面，在碳排放的核算和碳信息的披露等领域都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在各个领域都存在各种问题。

（一）碳排放核算现状直至目前，以碳排放及交易为核心的温室气体排放的会计问题主要是在排污权会计框架内研究。美国FaSB下的紧急任务小组（eitF）2003年的对参与总量-交易机制下的排污权会计基准草案（eitF03-14）试图为各参与方提供一个全面的会计规范模型，但由于其草案可能影响到相关事项的会计处理和排污权收益及遵循成本确认等原因，最终未将其列入议事日程。iaSB2004年的iFRiC3排污权解释公告试图规范总量――交易模式的排污权交易会计处理，但由于存在资产（排污权）和负债（排污权支付义务）的成本计量基础与iaS38不一致等缺陷而不得不于2005年6月被废止（郑玲、周志方，2010）。日本企业会计基准委员会（aSBJ）发表的aSBJ15《排污权交易会计处理》、aSBJ7《企业分离的会计基准》和aSBJ9《存货评估的会计基准》（2006）由于自身存在难以克服的问题而无法得到一致认可。

2008年，FaSB和iaSB同意共同研究“排放交易机制”项目，这个项目致力于建立碳报告和碳排放核算模型，至2010年9月，FaSB文件表示，iaSB和FaSB已经达成以下共识：（1）购买和无偿取得的碳排放配额都应当被确认为资产；（2）无偿取得的碳排放配额要求企业履行的义务符合负债的定义，应当在资产负债表中被确认。虽然iaSB和FaSB的合作为碳排放的会计核算实现了重大突破，但是对碳排放权的详细计量和列报问题，企业未来可以无偿取得排放配额的权利是否应当被确认为资产等问题尚未有明确定论。

iaSB（2010）指出，iFRiC3《排污权》的废止，很可能导致会计实务中对排放权交易机制的会计处理形式各异，进而弱化财务报告的可比性和有用性。aCCa（2009）也认为，专业或广受认可的碳排放核算准则的缺失，导致不同的公司对碳排放的会计核算方法不同，最终影响到碳披露信息的可比性。因此，碳排放的会计核算仍然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难题，企业还在等待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出台明确的碳排放规范。

（二）碳信息披露现状碳信息披露项目（CDp）是世界上许多大公司碳信息披露的主要平台，披露内容主要包括低碳战略、碳减排核算、碳减排管理和全球气候治理。CDp为企业利益相关者提供了较为完整的碳信息披露体系，但CDp还存在以下问题：（1）碳信息披露项目没有激励企业积极减排；（2）企业之间的碳信息缺乏可比性，对企业的约束不足；（3）碳信息需求和供给没有形成有效的互动关系；（4）碳信息披露标准的缺乏制约了碳信息披露的规范性（张彩平、肖序，2010）。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2010年的“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信息披露指南”在碳信息披露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但碳信息的披露不仅仅受法律法规的影响，信息披露的全面性还有欠缺。

（三）碳固核算现状当前的文献资料中，关于碳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碳固技术（如森林碳固、土壤碳固和海洋碳固等）、碳固成本和碳固风险以及碳固投资交易等方面，有关碳固的会计核算研究还很少，碳固会计并未正式成为会计研究项目，也没有独立核算体系，但其作为核算净碳排放量的重要依据应当得到较为深入的研究。

三、碳会计研究内容

综合国内外研究现状，目前碳会计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碳排放会计核算企业从政府或其它组织获得碳排放权以及因为排放权交易等产生的一系列交易或事项是企业进行碳会计核算的重要组成部分。碳排放会计是对碳排放交易或事项进行确认、计量、报告，用以传递企业碳排放过程和减排情况的会计信息系统。碳排放会计核算是碳会计核算的主要内容之一。

（二）碳固会计核算碳固会计与碳排放会计相对应，是对碳固活动进行确认、计量、报告，用以传递企业碳固过程的各种会计信息的信息系统。企业为了避免因为实际碳排放量超过拥有的排放权而遭受惩罚，或者为了将所拥有的排放权用于出售，企业可能选择通过各种人工固碳方法来补偿企业所排放的温室气体。企业在碳固过程中会发生固碳费用等事项，因此应当将碳固产生的会计信息纳入企业的会计系统。

（三）与碳排放相关的风险核算为了帮助信息使用者理解企业碳排放对企业业绩和前景可能产生的影响，必须核算与碳排放相关的风险。企业因为碳排放可能面临三种风险：竞争风险、政策风险和声誉风险。政策风险主要来自国家和跨国界机构所制定的各种政策，如能源效率标准的提高。竞争风险主要来自这样的可能性，即由于低碳技术的运用和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高碳商品和服务与低碳商品和服务相比会变得过时（Kolk和Levy，2001）。

（四）与碳排放相关的不确定性核算与碳排放相关的不确定性不同于与碳排放相关的风险，前者是以各种不同结果的存在可能性为特征的，不确定性正是因为其自身的自然属性而使得公司难以应对。而后者是指潜在的收益和损失存在的可能性，如对减少碳排放采取不同的措施会使不同的企业面临不同的可能收益或损失。碳排放中的诸如科学和技术的不确定性等都可能影响到投资者对企业的决策，因此与碳排放相关的不确定性也应当作为碳会计的核算对象。

（五）碳会计信息披露及管理并不是所有与碳会计相关的交易或事项都可以用货币进行计量并列报，可能会存在部分难以量化或者无法在报表中反映的碳会计信息，而且这些信息可能影响到信息使用者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以及前景的判断，因此可能影响投资者决策的碳会计信息都应当得到充分的披露。同样地，在发展低碳经济的大背景下，企业披露碳信息已不再是为外界压力所迫，相反，充分地披露企业的碳信息可以为企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为企业带来巨大的商业价值，因此需要对碳会计信息进行管理。

四、碳会计核算体系构建的建议

碳会计是一个由碳排放会计、碳固会计和碳信息披露等紧密联系构成的一个会计领域，以往的研究大部分只是孤立地研究碳会计的某个组成部分，缺乏系统性和联系性，而且缺乏牢固的理论基础，因此，建立碳会计核算体系应首先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说明适用对象确定碳会计核算体系的适用对象是构建碳会计核算体系的首要任务。任何产生碳排放的组织都应履行节能减排的义务，政府、事业单位和企业等组织都可能参与到碳排放和碳固等活动中，由于不同组织参与碳活动的程度和方式会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必须根据不同组织的自身特点制定不同的碳会计核算方法，如政府碳会计核算方法、事业单位碳会计核算方法和企业碳会计核算方法等。

（二）界定重要概念界定和统一碳会计领域的重要概念是构建碳会计核算体系的基础。在构建碳会计核算体系前，必须明确解释部分术语，以提高核算方法的可理解性。碳会计领域中的碳排放、碳固、碳汇、碳源、碳权、碳信用、碳足迹、碳中和、碳管理等常用术语都应有统一而明确的解释。

（三）统一碳的物质流测算标准碳的物质流测算是进行碳会计价值流核算的基础，统一物质流测算标准才能使碳会计的核算结果具备可比性。目前国际上碳排放的物质流测算是以碳足迹测算为依据，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2003年）、国际标准化组织（2006年）、英国标准协会（2008年）以及日本产业经济省（2009年）等都为企业计算碳足迹提供了标准。采用不同标准测算的企业碳足迹的结果不同，进而影响到碳会计信息的可比性。采用统一碳的物质流测算标准，在微观上，有助于提高同一组织不同时期碳会计信息的可比性以及不同组织之间碳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在宏观上，有助于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等减排目标完成情况的落实。

（四）确定碳会计的核算方法2008年，StewartJones教授等提出了构建碳会计规范的两种主要思路：其一是在京都协定框架下，所有机构或组织对产生于碳汇的碳信用的会计规范与ipCC的原则相协调；其二是在温室气体协定书内（GHGprotocol）分别计量和报告Co2排放的相关会计问题。StewartJones教授等提出的两种思路都说明构建碳会计体系必须与“碳”的物质流测算紧密结合，碳会计的价值流核算不能脱离企业碳活动的物质流测算。因此，碳会计的核算可以采取物质流核算法和货币核算法相结合的方法，在对碳会计交易或事项进行核算前必须采用物质流核算法测算出可靠的“碳”实物量，进而保证采用货币核算法核算结果的准确性。

（五）建立碳会计核算的基本框架包括碳排放及碳固的会计核算及其信息披露。

（1）为减少碳排放而购买技术或设备的会计核算。减少碳排放有两种途径：一是利用低碳技术或设备提高石油、煤炭等高排放化石燃料的利用效率；二是以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燃料。企业为减少碳排放而购入的技术或设备应当分别作为无形资产和固定资产进行会计处理，政府为了鼓励企业减少碳排放而给以的补助按照政府补助的处理方法进行会计处理。

（2）碳排放权及交易的会计核算。美国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FeRC）对碳排放权的会计处理采用存货、历史成本的方法，iaSB的iFRiC3《排污权》将碳排放权确认为一项无形资产，日本则将碳排放权作为无形固定资产入账，而以交易为目的的碳排放权则按金融商品会计基准处理。虽然目前对碳排放权及交易的会计处理尚未达成共识，但其作为可能影响企业财务状况的会计交易或事项应当在报告中得到客观反映。

（3）碳固的会计核算。树木等因碳固（Carbonsequestration）职能被认为是碳会计中碳汇载体的重要形式之一，需单设账户予以反映。但其作为一种特殊生物资产，又与iaS41、aaSB141等会计准则相挂钩（周志方、肖序，2010）。碳固与碳排放一样应当作为一项会计事项在报告中得以反映。碳固与碳排放是两个相反的过程，碳固可以补偿所发生的碳排放，企业增加碳固相当于减少碳排放，进而增加企业的碳排放权，因此，企业因为树木等对温室气体的贮存增加了企业的碳排放权，可以确认为自己研发的无形资产等，同时，企业因碳固活动而种下的树木或购置的设备、材料等应当确认为资产。

（4）与碳会计相关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核算。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特征是其风险和不确定性（Stern，2006），因此，碳会计有必要针对其潜在风险和不确定性引致的收益和损失作出反应，即核算和报告，这种或有或不确定事项，需要会计人员在概率估算的基础上进行风险评估，以负债或其他方式在报告内客观及时反映（周志方，2010）。

（5）碳信息的披露。企业无法量化或无法用货币表示的碳信息，只要可能影响到信息使用者的决策，都应当得到充分的披露。企业披露的碳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点：首先，企业必须披露当前会计年度、下一个会计年度的碳排放控制措施预计将发生的重大资本支出，甚至是更远时期的重大资本支出。其次，公司应该考虑并且披露碳排放方面的条约或者国际协定对企业产生的重大影响。最后，需要考虑企业的碳排放对企业名誉产生的影响，是否会由于名誉的破坏而给公司的业务经营或者财务状况带来潜在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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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碳排放的问题篇9

关键词:碳会计;最新发展;启示

中图分类号:F23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90(2009)11-0091-05

一、引言

当今工业化时代,由于含碳能源,如煤、石油、天然气等的大量消耗,导致碳氧化物的大量排放(如Co2、Co等),而Co2作为全球气候变暖的首要因子①,受到各国政府和相关机构的关注。2007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巴黎第4次会议公报以来,欧洲各国环境法规进一步强化,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核心。企业作为温室气体产生的主要责任者,其Co2的排放越来越受到法律法规的限制,对企业财务的影响也变得愈加重大;另一方面,由于传统含碳能源(如石油、天然气等)的稀缺性和污染性,各国也同时在不断进行新能源或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研究。因此,与新能源的碳权替代等相关会计处理问题也逐渐开始受到国际会计学界的关注。

二、碳会计的最新进展与评述

碳会计的出现并非偶然,从20世纪90年代起,环境及生态领域的相关学者就国家、地域及全球范围的碳存量和流量进行核算(Carbonaccounting),不过,其技术路线均是采用物质流分析手段,实质为碳实物量的核算,与企业财务会计系统内的价值核算和信息反映并无实质上的关联。2002年后,由于全球气候变化、京都协议书及排污权交易制度等的发展,使得企业Co2等的排放、交易及节能减排等特定环境问题的会计处理规范探讨也愈加热烈,日渐引起会计学界的关注和重视,如《欧洲会计评论》、《会计、组织与社会》、《会计、审计与职责杂志》等相关国际知名会计期刊在近期已经或计划推出与排污权、碳会计及披露、气候变化与温室气体会计等专题,可见未来几年碳会计的相关规范或指南研究将达到一个高潮。

由于开始碳排放配额分配主要通过碳排放交易机制来实现,而京都协定书下的CDm、Ji等机制均提供了类似的框架②。因此,最初以碳排放及交易为核心的温室气体排放的会计问题被纳入排污权会计框架内进行探讨③。iaSB和FaSB均出台排污权交易会计的相关处理草案或准则,试图对包括Co2等排放气体的会计问题进行一揽子的规范。如美国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FeRC)于1993年在《统一会计系统》(USofa)中对排污权交易会计处理做出了规定。不过这个规范最初主要针对So2,且不能对免费分配的排污权进行处理,因此对美国环保局(epa)“酸雨计划”免费发放的So2排污许可等处理上存在着先天缺陷。10年后,FaSB希望通过eitF03-14来解决总量―交易机制下排污权交易的会计处理问题,但由于其可能影响到其他会计处理而未能如愿。针对欧盟25国排污权交易制度(eU-etS)项目,iaSB于2004年iFRiC3《排污权》。但由于该指南将解释范围限定在为污染排放进行支付而持有的排污权会计处理上,且在计量上存在着复合计量模式和报告模式,因此一即引来极大不满和争议,iaSB不得不在1年后撤回了该解释公告。直到2007年12月,iaSB再次启动排污权交易项目,在议程文件中,与pwC&ieta提出了三种会计处理方法供企业参考(pwC&ieta,2007),以此作为过渡。与iFRiC3不同,iaSB在新项目中与FaSB通力合作,重新系统设计会计准则,旨在提出包括碳排放在内的排污权交易会计处理模式(FaSB,2008)。相比于iFRiC3,其关键点更为细致,预计2010年出台相关草案或规范(iaSB,2009)。可以说,这些草案或规范的出台,将有效地促进了各方对包括So2、Co2等温室气体排放、交易及管理上的规范,为单独碳会计规范的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④。

不过,由于碳排放的特殊性和复杂性,除了一些政府(CoaG,2006;DeFRa,2007;eC,2007;ipCC,2007)或非政府组织(CCe,2007;iSo,2006;RGGi,2007;wBC,2007)的报告外,现有学术文献还极少提及碳交易或碳信用等碳财务报告和鉴证问题。如iCaew在报告可持续性和会计责任时,虽认可了非政府组织的工作成果,但回避了怎样在资产负债表内确认碳信用的问题。随着碳排放、交易及披露的日益关注,有学者开始指出,基于碳排放或交易的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会计事项不应仅仅局限在传统的排污权框架内,而应同时设置一个类似于社会会计中的碳账户对其不确定性和风险进行处理(Gray,2002;JanBebbingtonetal.,2008);同时也有学者将碳固(CarbonSequestration)及鉴证(Carbonassurance)也纳入其中,认为企业的碳账户在排放市场中进行交易前须胜任的第三方进行独立鉴证(JanekRatnatungaetal,2008)⑤。2008年,StewartJones教授等将与碳排放、交易及鉴证等的会计问题称之为碳排放与碳固会计(CarbonemissionandSequestrationaccounting,CeSaccounting),即碳会计(Carbonaccounting),并提出了构建碳会计规范的两种主要思路:其一是在京都协定框架下,所有机构或组织对产生于碳汇的碳信用的会计规范与ipCC的原则相协调;其二是在温室气体协定书内(GHGprotocol)分别计量和报告Co2排放的相关会计问题。该协定书不但有其企业会计和报告基准,而且还有一套成熟的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估算的工具。这是最早在会计研究文献中独立出现“碳会计”一词,同时也标志着其作为一个重要且特殊的会计事项开始受到国际会计学界的重视和关注。

从国外文献的最新研究进程来看,碳会计主要涉及:碳排放配额的财务会计处理,与碳排放的相关风险核算与报告、与碳排放相关的不确定性核算与报告、碳排放信息披露及管理等(JanBebbingtonetal.,2008;ansKolketal.,2008;CDp,2009)。在传统财务会计框架内,碳会计主要涉及的是碳汇(Carbonsink)的资产确认问题和碳源(Carbonsource)的负债确认问题。如碳信用(Carboncredit)或碳排放配额(Carbonallowance)表内记录和披露问题。在此点上,澳大利亚会计准则aaSB120、国际会计准则iaSBiFRiC3、美国财务会计准则FaSBeitF03-14、FaSB153等都有详细规范可供参考。此外,树木等因碳固(Carbonsequestration)职能被认为是碳会计中碳汇载体的重要形式之一,在碳会计系统中需单设账户予以反映,但其作为一种特殊的生物资产,又与iaS41、aaSB141等会计准则相挂钩。

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特征是其风险和不确定性(Stern,2006),因此,碳会计有必要针对其潜在风险和不确定性引致的收益和损失作出反应,即核算和报告,这种或有或不确定事项,需要会计人员在概率估算的基础上进行风险评估,以负债或其他方式在报告内客观及时反映。在企业报告框架内,与环境风险等相关的披露方式主要有三种:完全集成法(fullyintegratedapproach)、补充法(supplementaryapproach)和混合法(hybridapproach)(Leadbeater,2000)。事实上,相关行业和企业已经开始积极地披露其相关风险(pinkseandKolk,2007),作为气候公告标准理事会(CDSB,theClimateDisclosureStandardsBoard)设立的非赢利性团体,全球最大的投资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项目――碳披露项目(theCarbonDisclosureproject,CDp)由385家机构投资者组成,旨在促进机构投资者和企业管理层就气候变化开展对话,方便他们向各利益相关方展示其在碳信息披露和碳排放管理方面的承诺(iGCC,2006)。其包括但不局限于:关于风险、机遇以及温室气体管理的气候变化项目能够带来各种内部效益,尤其在节约成本方面。此外,随着iSo碳生态足迹制度的标准化(iSo,2006)、日本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计量、报告及披露制度(境省,2009)、英国查尔斯王储发起的可持续会计项目(accountingforSustainabilityproject)(iCaew,2008)的推进,从而使得企业日益关注于表外碳信息披露问题,其非财务信息逐渐向财务信息方面展开,可以预计,其必将进入eU(iaSB)、美国(FaSB)的排污权交易信息的表内披露框架内,并逐渐形成碳会计的重要内容之一。

随着碳排放及交易事项的扩展,使得碳会计与其他相关事项会计基准的关联度也愈加紧密。其一是碳减排认证和碳权交易的会计处理问题。如在京都议定书的CDm框架内,各国企业纷纷制定Co2排放削减计划。如理光集团计划2010年Co2排放量比1990年削减12%,为15.60万t,比原有估计减排19.90万t,并在环境报告书内进行了成本效益估测(Ricoh,2008);CoSmo石油公司通过Co2吸收证书等对碳排放削减量进行认证并在企业年报内予以反映;还有企业通过海外植林的方式,从而获得Co2排放权(碳权)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交易而获利。从某种意义上说,上一业务不仅与碳会计相关,更与生物资产会计准则相挂钩,如iaS41就对此种类型的生物资产作了详细规定,中国新会计准则5号也与此“大同小异”(綦好东,2006),企业虽可依此处理,但碳会计规范的缺失使得企业对该事项又难以准确和合理。其二是与再生能源相关的碳会计处理规范。即可再生能源信用资产会计处理问题(ReCaa)(JanekRatnatungaetal,2008),依据Ratnatunga,et.al(2004)、Ratnatungaandewing(2005)等人的观点,再生能源信用资产的价值(ReCa,RenewableenergyCreditasset)计算公式为(以森林中的树木培育和保持为例):

e为ReCa发生的成本或费用;

r为价值增量――碳固常数(当S=0时,每单位费用产生的ReCa价值量);

m为ReCa碳固能力的最大价值(如树木在成熟之后即不再固碳);

S为ReCa碳固能力的当前价值;

?啄为价值衰变――碳排放常数(当e=0时,每单位时间内ReCa价值的损失量);

由上公式可知,当r、e及未使用的ReCa价值潜量越高、价值衰变系数越低时,ReCa价值的变化量(增加量)就越大。

自京都协定之后,日本绿色电力认证制度和RpS法案制度、欧美再生能源制度等规范推广进一步加快⑥。在英国,2002年4月天然气/电力市场监管局(ofgem)推行再生能源义务证书(RenewableobligationCertificate,RoC)并在排污权交易市场中流通买卖。计划至2010年,绿色电力在交易市场中的比例目标值为10.4%。因此,企业新能源制度的导入,对碳会计理论规范和实际处理的影响也日渐增大。以英国RpS制度为例,新能源的每年度交易价格不断变动,导致RpS所对应的削减成本也不断变动。RpS当量价格为5.1日元/kwh,按Co2排放原单位换算系数(0.43kgCo2/kwh)折算后为11860日元/t-Co2。对此,国际排污权交易协会(ieta)和英国排污权交易组织(UK-etG)在其讨论稿(Discussionpaper,accountingforCarbonundertheUKemissionstradingScheme,2002)和英国会计准则13号《衍生和其他金融工具:银行和类似机构的披露》中对此作了规范。iFRiC3对再生能源配额证书的会计问题也有所涉及,但并未详细例举说明。

由于RpS证书与碳交易之间关系较为紧密,但由于RpS证书流动性较低,与碳权交易在账户开设、信用额转移及账户信息披露等方面又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因此,RpS证书所涉及的会计问题已开始受到欧美及日本等国的重视,但目前尚未有明确的规范出台。按aSBJ的观点(aSBJ,2008),具有环境附加价值属性的RpS证书与有价证券的性质相似,极有可能以金融衍生工具会计的相关准则为依据进行探讨。

梳理当前研究文献,笔者认为碳会计准则或规范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第一是企业的碳排放如何进行会计处理和其碳管理该如何披露?一方面,aaSB141、eitF03-14、FaSB153及撤回的iFRiC3等准则及规范都涉及到了碳排放配额及交易的财务会计问题,但一个不容忽视的真相是,公司对与碳相关的核算、抵押或鉴证时却无有效指南可以遵守,诸如“碳汇”(CarbonSinks)等在会计框架内的确认和计量还未取得共识,且对碳会计的账户设置也有不同的看法;另一方面,目前虽有较多国际大公司对CDp作出积极反应,但在信息披露上仍存在较多问题,特别是在认知度和价值维度方面(Kolk,2008);第二是市场对公司碳披露与碳管理的反应如何?Johnstonetal.等研究者发现美国So2排放交易机制下,市场对公司的排放配额具有价值正相关性(Johnstonetal.,2008),表明对投资者而言,其更多地是将排放配额视为一项资产。鉴于Co2与So2的高度相似性,有必要深入了解公司在面对全球气候变化风险和碳排放交易机制时的价值相关性验证,因为对会计准则指定机构而言,实证研究成果可更好地为高质量的碳会计标准出台提供借鉴和基础。

三、启示

目前,低碳经济已列入中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目前虽在京都议定书框架内尚无强制性减排目标,但面对日益增长的碳排放量和国际环保压力,中国极有可能在2012年后承担一定数量的碳减排任务,这必将对国家经济发展和企业财务状况造成重要影响。因此,会计学术界的积极面对十分重要,国内相关部门及专业机构有必要及早规划,对碳会计规范的理论问题进行先行研究。

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国外环境财务会计体系发展较为完备,既有较详细的通用准则体系出台,也有更具针对性的特殊环境事项会计规范等,如排污权会计指南等。因此,在研究和推广碳会计时,有较为完善的准则及规范予以支撑。而反观中国,虽在理论和实务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与FaSB、iaSB等的一系列渐成体系的环境财务会计规范相比,中国则处于规范零散性的起步阶段,理论与实务差距较大⑦。因此,在探究碳会计时,须着重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1)加快实现环境财务会计体系与FaSB/iaSB的逐步趋同,为中国碳会计的体系构建奠定相关基础;(2)培育碳会计所需的公允价值准则规范及其市场环境;(3)着眼于准则体系的前瞻性,积极研究与碳会计规范相关的配套准则,提高各个准则体系的系统性和协调性。

注释:

①温室气体主要包括Co2、CH4、n2o、CFCs、HCFC-22等,其中仅Co2的相对贡献度就高达61%;CH4和CFCs分别为15%、11%,可以说,全球气候变暖的根本原因在于碳化气体的排放。

②如世界最大的eUetS总量-交易制度,就有此种机制,不过该制度仅对签署了京都议定书的国家开放,而美国、澳大利亚等未签署,但其仍通过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e)和nSw温室气体削减机制来进行运作。

③从某种程度上说,Co2作为温室气体的典型,同时也是企业废气排放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碳会计与排污权会计既紧密地联系,又有一些细节上的差异。

④须指出的是,虽然目前iFRiC3和FeRC文件(FederalenergyRegulatoryCommissionpaper)等对排污权(包括废气排放和交易)做过相关规范,但并未就碳会计(温室气体的会计处理)作出专门规范,且全球气候变化引起的会计问题刚刚收到西方会计学界的关注,因此目前尚无单独的碳会计规范或指南出台。

⑤虽然目前aa1000和iSae3000还不能为碳会计鉴证提供具体指南或标准。但是由于iSae3000等涵盖了企业的可持续报告等,故可以为碳会计鉴证提供一个初步框架。

⑥以日本为例,其导入的再生能源政策主要为四项:(1)绿色电力认证系统;(2)绿色电力基金;(3)剩余电力买卖制度;(4)电力企业的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度(RenewableportfolioStandard,RpS)。前两者是从需求方角度考虑的,后两种则是从供给方角度考虑的。

⑦已有准则的实际功效仅限于与现行财务会计“兼容性”的协调,企业在实际操作时仍将与环境有关的财务影响纳入传统会计范畴,难以单独核算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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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LatestDevelopmentsanditsimplicationsoftheinternationalCarbonaccounting

ZhouZhifang,XiaoXu

(BusinessSchool,CentralSouthUniversity,Changsha410083,China)

关于碳排放的问题篇10

通过对碳资产的定位，文章归纳总结了碳资产评估的研究现状和应用现状，分析了市场法、收益法、成本法在碳资产评估中的适用性，阐述了实物期权法在碳资产评估中的应用思路。根据碳资产评估面临的各种困难和挑战，文章提出了碳资产评估的发展建议。

关键词：

碳资产；评估方法；实物期权法；建议

近年来，随着温室气体排放量的逐渐增加，全球变暖问题得到全世界的普遍关注，人们逐渐意识到传统能源经济模式并不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最佳经济模式，而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低碳经济模式才是当前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模式。在倡导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下，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温室气体的排放行为要受到限制。由于受到环境承载力及国家减排任务的限制，碳排放权作为一种特殊的排污权成为了一种稀缺资源，其具有的价值也得到了市场的承认。碳资产是随着碳排放权交易的兴起而产生，碳资产的价值评估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一、碳资产评估研究现状

碳资产可以理解为由过去交易行为或项目产生的、特定主体拥有或控制的、不具有实物形态、能持续发挥作用并能够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可用于排放温室气体的排放权或减排量额度，是碳交易市场的客体，比如碳排放权、相关衍生产品等。碳资产评估是根据碳资产的相关标准，通过一定的评估技术与方法，对包括碳排放权、碳金融衍生产品等碳资产进行的估值。在我国，碳资产交易市场正处于发展的初期，关于碳资产评估理论研究还不多见，缺乏比较成熟的理论和实践，碳资产评估基本属于全新的领域。由于国内碳交易市场发展起步较晚，市场并不活跃，所以有关碳资产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碳排放权的会计计量等问题的处理和运用期权定价模型确定碳排放权的定价问题上。碳排放权主要是通过政府无偿分配和碳交易取得，对于碳排放权的会计处理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①，一种是认为碳排放权是某类特定的资产，如郑玲、周志方（2010）②，邹武平（2010）③，朱玫琳、耿泽涵（2011）④认为碳排放权基本符合无形资产的定义，应当确认为无形资产；曾锴、王小波、陈程（2010）⑤认为碳排放权是对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所产生的核证减排量的一个代称，核证减排量符合持有的目的是为了出售这一基本特征，应当确认为存货；王艳、李亚培（2008）⑥认为企业取得碳排放权的目的是为了近期出售或回购，具有交易性金融资产的特点，应确认为金融资产。另一种观点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将碳排放权分别确认为不同的资产，如王艳龙、孙启明（2010）⑦根据企业持有碳排放权的不同目的将其确认为无形资产和金融资产。

我国关于碳排放权定价问题的研究主要是运用期权定价模型来进行，如张宗友（2007）⑧构建了实物期权定价模型，并对碳排放权进行定价；陈晓红、王陟昀（2012）通过构建价格模型，研究欧洲排放交易体系中碳交易价格的形成机制，并以此进行价格的估计⑨，由于我国尚未全面开展碳排放权交易，缺少相关的交易信息及数据，所以我国对于碳排放权交易运用期权定价进行研究更多的是停留在理论评估模型以及运用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等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将碳排放权与无形资产进行对比分析之后，碳排放权符合无形资产的特征，应确认为无形资产。一是碳排放权具有一定的价值，但其不具有实物形态。若企业取得碳排放权可以使其获得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权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其生产经营过程中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需要，从而使企业获得相关的收益。如果企业拥有多余的碳排放权，还可以将此部分碳排放权进行转让，可以在碳交易市场获得相应的经济收益。二是企业持有碳排放权的首要目的是进行日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在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下，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并且在不转变生产经营方式的前提下，如果没有拥有足够的排放权，企业则不能够生产足够数量的产品或提供相应的服务，从而影响企业进行正常的生产和经营。三是碳排放权是一项非货币性的长期资产。限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提出碳排放权的目的是减少化石燃料的燃烧使用，调整产业结构，逐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这个方面来说，如果人类的生产经营方式发生了转变，碳排放权存在的意义就会消失，但这一过程尚需较长的时间，故碳排放权还将长期存在，属于一项长期资产。四是碳排放权可以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但这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碳排放权是获得排放相应数量温室气体的权利，满足企业生产经营的需要，如果转变生产经营方式及能源结构，碳排放权的需求量减少，则其对于企业的价值就会很大程度上下降，故碳排放权就不再为企业带来更多的收益。其次，碳排放权在碳交易市场上的价格波动较大，进行碳交易所获得的收益也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综上所述，可以借鉴及利用无形资产的计量及评估方法，对碳排放权的会计处理及评估问题进行探究分析。

二、碳资产评估的应用现状

（一）碳交易1992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经过谈判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1997年，日本京都通过了该公约的第一个附加协议，即为《京都议定书》，在该议定书中引入了市场机制，这为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问题指引了新的方向，把二氧化碳排放权视作一种稀缺的有价商品进行交易。碳交易是为了促进全球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减排所采取的一种市场手段，在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总量控制和减排目标的约束之下，以市场交易为基础，是对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进行管理与控制的一种经济手段。碳交易的主要特点是对各个排放单位下发排放配额，各个排放单位要在约束的排放目标下进行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若排放单位的排放量低于配额，排放单位则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将碳排放权有偿转让给排放量超过配额的排放主体。由于气候变暖是全球性的环境问题，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企业在碳排放量及减排成本等方面又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所以应根据情况灵活设置碳交易机制。目前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分为两种类型⑩，一种是以项目为基础的减排量交易，其中清洁发展机制（CDm）和联合履约（Ji）是最主要的交易形式，是由发达国家的企业购买额外减排的项目所产生的减排量，用购买的这部分减排量抵消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两者都是基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减排项目合作的机制，两者的不同之处是清洁发展机制（CDm）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机制，而联合履约（Ji）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机制。另一种是以配额为基础的碳交易，碳排放配额由相关的政府部门下发，用来限定碳排放权持有者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所允许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若在该时期内，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低于下发的配额数量，则剩余的碳排放权可以在碳交易市场上进行出售，而那些实际碳排放数量高于下发的配额数量的企业则需要购买相应的碳排放权。2011年10月，国家发改委印发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批准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深圳、湖北及广东开展碳交易的试点，从目前各试点省市的碳交易市场的运行情况来看，碳交易市场的交易以政府主导的配额交易为主，企业间参与项目交易的程度较低，并且市场不够活跃，成交价格普遍偏低輯訛輥。从国际范围来看，我国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交易发展较为迅速，但存在碳交易成交价格低于国际碳交易市场价格的情况。我国正在根据国内的实际情况，并结合企业的自身特点，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碳交易项目，大力推进碳交易市场的建设与发展，并计划于2015年建立全国性的碳交易市场。

（二）碳会计StewartJones教授最早在2008年就提出碳会计这一概念，将碳交易及鉴证等会计问题称为碳会计輰訛輥。随着碳交易活动的不断发展，碳会计所涵盖的范围越来越广。根据现代会计的定义，并结合碳会计的特征，可以将碳会计定义为：以能源环境法律、法规为依据，货币、实物单位计量或用文字表达的形式对企业履行低碳责任，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进行确认、计量、报告和考核企业自然资源利用率，披露企业自然资本效率和社会效益的一门新兴会计科学輱訛輥。可以将评估的技术和手段引入碳排放权的会计计量处理中，将资产评估的技术手段与方法引入碳资产的会计计量等问题的处理过程中，可以为碳资产的会计处理提供有效的市场信息，提高碳资产的会计信息质量，有助于碳会计的市场化。因此，应将碳排放权确认为无形资产，结合另一种无形资产———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特征，通过对比分析两者具有同质性。第一，二者所有权的拥有者具有一致性。国有土地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同样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环境容量资源也归国家所有。第二，二者的取得方式具有相似性。国有土地使用权通过行政划拨、出让等方式下发给土地使用者，而碳排放权也可以通过国家免费分配、出售等方式取得。第三，二者在享有的权利方面也具有相似性，土地使用者依法享有使用、处置和取得收益的权利，同样的碳排放权使用者也享有类似的权利，如可以将碳排放权出售从而获得收益。第四，二者都具有稀缺性，土地资源是有限的，国家限定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也是有限的；另外二者都是有期限的及它们的价值实现方式也是相似。经过分析认为，可以借鉴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计量处理方法来探究碳排放权的计量问题，应该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来进行计量处理，公允价值就是资产评估与会计的连接点，公允价值的取得需要借助评估的技术方法，这就需要引进评估的技术和手段。对于通过免费分配取得的碳排放权的初始计量参照行政划拨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应以评估后的碳排放权价值计量，以公允价值来确定其入账价值。利用无形资产的评估方法，建立相应的评估模型来确定碳排放权的公允价值。对于碳排放权的后续计量，为保证碳会计信息的真实公允，需要引入评估的技术手段，定期对碳排放权进行评估，采用公允价值计量。针对碳排放权这一种新型的无形资产，提出以公允价值原则为指导輲訛輥，引入评估的技术手段及方法，将资产评估服务于碳资产的会计处理，来探究碳排放权的会计计量问题。

三、碳资产评估方法

（一）传统资产评估方法对碳资产评估的适用性分析1.市场法。该方法是利用市场上同类或类似资产的近期交易价格，经过直接比较或类比分析以估测资产价值。应用该方法过程中的评估资料来源于市场，且评估结果也可以接受市场的检验，符合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容易被交易双方所接受。市场法是资产评估中最直接、最简单和最有效的方法。应用市场法要满足两个基本前提条件，一是需要有一个活跃的公开市场；二是参照物资产与被评估资产之间要具有可比性，且公开市场上要有足够多的可比资产及交易实例。故应用该方法的关键是找到可比的交易实例，但目前我国碳交易市场并不活跃，成交价格普遍偏低，可选择的交易案例较少，且案例之间具有较大的差异，缺乏可比性。比如，一些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地区的碳资产交易价格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就会存在交易价格偏低的情况，对于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地区的企业来说碳资产对企业价值贡献的程度较小，经济落后地区发展较晚，对环境尚未造成较为严重的破坏，温室气体环境容量资源较大輳訛輥，这些因素会使得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地区的碳资产交易价格偏低。在某些发达国家，市场法会在成熟的碳交易市场上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而我国碳交易市场发展起步较晚，市场尚不活跃，碳资产的交易数量和交易价格偏低，缺少足够的可比交易实例，由于各方面因素的限制，市场法在实务操作中应用较少。2.收益法。收益法是指通过估算被评估资产未来预期收益的现值进而确定被评估资产价值的一种资产评估方法。以预期收益原则为基础，将被评估资产带来的预期收益以折现或资本化的方式来确定其价值。运用该方法需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一是被评估资产的未来预期收益能够预测并以货币形式进行量化；二是资产所有者为获取未来预期收益所承担的风险可以测算，并能够以货币形态进行量化；三是被评估资产获取未来收益的时间能够预测。采用收益法需要合理地预测碳资产所带来的预期收益，不仅包括碳资产进行交易所带来的收益，还应包括碳资产所产生的协同效应为企业带来的经济利益。科学合理地衡量碳资产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带来的的价值贡献是一个关键问题，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之间碳资产对价值的贡献程度是不同的，确定其对价值的贡献程度较为困难。我国碳交易市场尚不活跃，市场交易体系不完善，碳资产交易风险较大，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这些因素都使得合理确定碳资产的未来预期收益及收益期限比较复杂。运用收益法对碳资产的价值进行科学合理地评估较为复杂困难。3.成本法。成本法是指在评估资产时根据被评估资产的重置成本扣除各种损耗以确定其评估价值的一种方法。成本法的运用需要满足三个基本前提：第一，该方法以持续使用假设为基本前提，要求被评估资产处在继续使用过程中或假定处于继续使用过程当中；第二，成本法要求必须具备可以利用的历史资料；第三，应用成本法还要求被评估资产的预期收益能够支持其重置及其投入价值。应用成本法的关键是合理确定被评估资产的重置成本及各种损耗，若要应用成本法来评估碳资产的价值，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要判断碳资产的形成是否需要特定的投入，并且还要判断该投入能否以货币的形式进行可靠的计量，以此来确定碳资产的重置成本，如果在满足上述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应用成本法来确定碳资产的价值。但在实务操作中，由于碳资产的自身特点以及其重置成本及各项损耗的确定过程较为复杂，风险较大，故应用也较为困难。

（二）碳排放权的实物期权定价方法实物期权的概念最初是由Stewartmyers(1977)在mit时所提出的，实物期权是关于价值评估和战略决策的重要思想方法。碳排放权给企业带来了一个实物期权，因为它给企业带来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选择某项具有潜在收益活动的权利。1.B—S期权定价模型。该模型是由布莱克与斯克尔斯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碳排放权可以看作是无红利支付的实物期权，影响其价值的因素有标的资产价格、期权的执行价格、资产收益波动率，到期期限和无风险利率。碳排放权的标的资产是基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造成的环境破坏，可以用处理单位碳排放量的平均成本来衡量；在理论上，碳排放权的执行价格应为单位碳排放的成本，由于碳排放权是以权利形式给企业的排污补偿，实际上，执行价格为零；碳排放权的到期期限是由相关政府部门来确定的；无风险利率一般则为相应期限的国债利率。2.二叉树定价模型。用二叉树定价模型可以计算碳排放权的价值，具体方法是利用无套利的思想，从第n期节点处的期权价值计算出倒数第二列节点的期权价值，依次类推直到计算出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价值輵訛輥。假定，对企业来说每份碳排放权配额都是无差异的，并且碳排放权作为期权来说，其执行价格为零。假定每一节点的上升概率为q。

（三）碳排放权定价的影子价格模型影子价格理论来源于线性规划问题的研究，是荷兰经济学家詹恩•丁伯根在20世纪30年代末首次提出来的。在当前倡导低碳可持续发展的形势下，碳排放权是一种稀缺资源，可以将碳排放权的影子价格定义为：某一国家或地区或企业在碳排放交易中对其最优利用前提下的价格估计輶訛輥。可以利用影子价格理论建立估价模型来确定碳排放权的价值。为了构建碳排放权的影子价格模型首先明确两条假设条件，即假设条件一：由于减排目标等因素的约束，确定当年地区碳排放总量为X，地区内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企业一共有n家，各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权的初始配额为Xi(i=1,2,3…n)；假设条件二：这n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企业单位生产规模的平均利润为，每年产值分别为Yi(i=1,2,3…n)。一般来说，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单位生产规模与化石燃料使用数量成正比，故可以假设其生产规模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也成正比，设平均比例系数为r，排放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Qi=Yi×r。进行碳排放权交易是为了通过增加碳排放成本提高减排意识，减少碳排放。企业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在碳交易的初始配置中，政府与企业的立场并不是相互矛盾的，政府是希望企业在自身发展的同时注意减少碳排放。因此在构建模型时可以将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控制和有偿配置下的企业利润最大化作为目标函数，将碳排放权视为一种生产资料，将碳排放量作为约束条件来构建模型。该乘数即为单位碳排放权的影子价格，表示在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控制下实现其最优利用的单位碳排放权估价。从上述模型中可以看出，碳排放权的初始价值与企业单位生产规模的平均利润（w軍）成正比，与企业单位产值的平均二氧化碳排放比例系数（r）成反比。运用影子价格模型确定碳排放权的价值时，由于各个地区的统计指标数据会有不同，故在实务操作中可以用相近指标数据进行替代。上述定价模型有利于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建立与发展，适用于我国目前企业整体生产水平不高且碳排放量较大的现状。

四、碳资产评估发展建议

随着我国对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减排工作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强，以及碳市场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对碳资产评估业务的需求程度日益增加，在低碳可持续发展的形势下，碳资产将成为企业非常重视的一种新型资产，碳资产评估工作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碳资产评估既有一般资产评估、无形资产评估及企业价值评估的某些共性，但在评估对象范围的确定、评估方法的选择、评估参数的确定等方面具有特殊性輷訛輥。目前我国处于碳市场及碳资产评估发展的初期，还缺乏比较成熟的理论与实践，碳资产评估工作中还面临着一些困难。

（一）碳资产评估面临的挑战1.碳资产评估工作基础薄弱，缺乏专业人才。我国资产评估工作发展较晚，是随着经济体制深入改革和市场经济不断完善而发展起来的。资产评估体系建设时间不长，碳资产评估才刚起步发展，在理论与实践研究上都还不成熟，基础薄弱，缺乏经验，2013年正式的《碳资产评估理论与实践初探》是国内关于碳资产评估的第一部著作。并且国内碳资产评估专业人员较为匮乏，具有相关专业背景的行业专家较少，高质量的专业人才也难以适应中国碳市场快速发展的诸多新要求，缺乏系统的人才教育培训，人才建设的滞后性使中国碳资产评估等工作产生阻碍。2.我国缺乏成熟活跃的碳交易市场，碳交易制度有待完善。虽然我国已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先后开展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但多数集中于CDm项目，对于其他类型碳资产的交易涉及较少。对交易试点地区的碳资产交易情况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所进行的交易规模较小，交易数量不大，交易范围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交易价格波动较大。而且相较于欧盟等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建立还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相关的法律法规及交易制度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缺陷，交易制度还不完善，交易细则缺乏较为明确的规定，企业参与碳交易的意识不强，参与度低，市场不活跃，这会影响市场信息数据的选取、风险的判断等工作的进行，制约了碳资产评估工作的发展。3.有关碳资产评估的法律法规需要完善。我国在2002年批准《京都议定书》后便开始积极着手进行议定书要求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与完善。2004年，我国颁布《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暂行办法》，在2005年通过该办法对CDm项目加以规制。但大都是关于CDm项目的相关规定，所涉及的范围较为狭窄，且都属于规章层面。碳资产交易活动越来越广泛，碳交易市场也在不断发展，而我国对于交易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交易准则等问题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缺乏较为完整的法律法规的引领，这势必会影响碳资产评估的正常发展。4.碳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欠缺。目前我国对碳资产会计信息的披露倾向于在三大财务报表中列示，即表内披露，然而碳资产自身具有的风险、不确定性及复杂性使得仅在表内披露是不充分的，不能将碳资产的取得方式、使用期限及计量属性等大量信息充分反映出来，这会使得在搜集碳资产评估工作所需要的相关信息难度较大，影响评估工作的正常进行。就保证碳资产评估工作的顺利进行的角度来说，碳会计信息披露需要建立多维度、多层次的表外披露制度，是对碳资产信息披露的有效补充，不仅要包括传统会计报表所要求披露的碳资产的相关信息，还应该要包括其取得方式、使用期限等方面的信息，这样可以使得评估人员得到较为充分的信息，保证碳资产评估工作的进行。此外，应该充分发挥碳审计的监督作用，以保证碳资产会计信息的质量。另外，中国建立完善的碳资产评估体系还要面临经济发展现状、产业结构、生产技术水平较为落后等问题的限制。要建立起较为有效的碳资产评估体系将是一个不断探索前进的漫长过程，既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及特点总结发展，还要善于学习吸收国外经验。

关于碳排放的问题十篇

关于碳排放的问题篇1

关于碳排放的问题篇2

关于碳排放的问题篇3

关于碳排放的问题篇4

关于碳排放的问题篇5

关于碳排放的问题篇6

关于碳排放的问题篇7

关于碳排放的问题篇8

关于碳排放的问题篇9

关于碳排放的问题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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