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的解决措施篇1
然而迄今为止，什么是“碳关税”，如何征收“碳关税”，以及“碳关税”是否与现有的国际规则(特别是wto规则)相符等问题，各国政府、学者等均各执一词。在详细考察“碳关税”及其政策考量的基础上，结合wto争端解决实践，全面分析碳关税与wto规则的相符性，将有助于协调未来多边框架下的气候政策与贸易政策。
一、碳关税及其政策考量
碳关税虽名为“关税”，但不国际经济合作2010年第3期一定是传统意义上的关税，还可能是国内税费、配额、许可证等。本质而言，碳关税是为均衡各国减排成本，对特定国家进口产品采取的单边贸易限制措施。征收碳关税的基础可能是特定货物生产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量，也可能是生产国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或做出的减排努力。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碳关税常被称为“边境碳调整”或“边境税调整”。2009年6月，世界贸易组织(wto)和联合国环境署(Unep)联合的《贸易与气候变化》报告，将边境调整措施大致分为三类：一是针对排放交易制度的边境调整，如要求进口商在进口能源密集型产品时提供排放许可；二是针对国内碳税或能源税的边境调整，即对进口产品征收同类国产品承担的税负，或在本国产品出口时退还已经征收的国内税；三是其他调整措施，如以政府不作为构成事实或隐蔽补贴为由，对未采取气候措施的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反补贴税或反倾销税，抵消减排成本。
竞争力、碳泄露和政治经济考虑是碳关税的主要政策考量。导致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几乎内含于所有制造业产品，碳税、排放交易制度等减排措施可能增加产品生产成本。欧美国家担心，单方减排措施使其能源和碳密集产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通过对未内化减排成本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可维持进口产品和本国产品平衡的竞争关系，保护本国产业的全球竞争力。
“碳泄露”是指由于执行气候措施而使该国边际生产成本上升，境内生产转移至境外，导致其他国家工业实体排放量显著增加。依据污染避难所假定说，环保立法较弱的国家将逐渐在国际贸易中转向污染性行业。欧美国家担心，在各国尚未普遍推行减排措施的情形下，率先实施减排将导致碳密集和能源密集型行业重新选址，生产转移至减排立法和标准较低的国家，全球排放量总量没有减少，甚至可能增加。
最后，碳关税已成为一个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碳政治或气候政治的意义超过了碳减排的意义。近年来，发达国家制造业在国际竞争中逐渐衰落，国内利益集团担心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因减排力度较弱而再获商机，极力推动碳关税。在谈判策略上，美国、法国等试图通过强推碳关税，掌握未来气候谈判主导权，迫使发展中大国做出重大让步，采取与发达国家同等水平或类似的减排措施。
二、碳关税与wt0规则的相符性
碳关税与wto协定的相符性主要涉及《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1994)第1条、第2条、第3条和第11条，以及假若碳关税违反上述任何一项wto规则，是否符合Gatt第20条例外规定，从而获得豁免。
(一)碳关税的性质：边境措施抑或国内措施
审查碳关税是否符合wto规则的首要问题是，碳关税是边境措施，还是国内措施?如果是边境措施，适用Gatt第2条“减让表”和第11条“普遍取消数量限制”；如果是国内措施，适用Gatt第3条“国内税和国内法规的国民待遇”。
一般认为，税收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力，依法参与单位和个人的财富分配，强制、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具有无偿性、强制性和固定性的特征。假若碳关税具备“税收”特征，那么是国内税费，还是关税?是否在边境上征收，并非判断关税，抑或国内税费的唯一标准。
Gatt第2条、第3条允许wto成员对国内税进行边境调整，使出售给最终消费者的进口产品与进口国同类国产品税赋均衡。欧美国家声称，其征收碳关税的目的，并非让进口商承担额外的负担，而是使国内和国外生产商承担相同的减排成本。换言之，对于货物生产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国外生产商与国内生产商应支付同等费用。在这个意义上，在边境上征收的碳关税，也可能构成进行边境调整的国内税，导致适用Gatt第3条。
然而，Gatt第2.2条限定了边境税调整，规定，“本条的任何规定不得阻止任何缔约方对任何产品的进口随时征收下列关税或费用：(a)对于同类国产品或对于用于制造或生产进口产品的全部或部分的产品所征收的、与第3条第2款的规定相一致且等于国内税的费用；……。”据此，如果对进口产品收取的费用不等于对同类国产品征收的国内税费，碳关税就不属于在边境调整的国内税，而是关税，适用Gatt第2条。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Gatt第l条“普遍最惠国待遇”既适用于国内措施，也适用于边境措施。无论按其性质属于哪一类别，碳关税都应遵守Gatt第1条。
(二)碳关税与Gatt第2条、第11条的相符性
依据Gatt第2条，一成员对进口产品征收的普通关税，不得超过该成员减让表规定的关税水平。当碳关税构成一种特殊关税时，一旦对特定产品所征关税超过减让表规定的水平，就构成对Gatt第2条的直接违反。
以美国气候法案为例，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该法案拟实施总限量交易制度，并规定了国际保留排放额计划。法案第767～768节规定，如果截至2018年1月1日，符合美国谈判目标的多边协定尚未对美国生效，总统应对选定的产业部门制定国际保留排放额计划。进口商在美国市场上销售该计划适用的产品前，必须先向美国购买国际保留排放许可，定价相当于国内排放许可的拍卖结算价格，所需的许可数量由行政机关经与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属协商后，确定计算方法。若按未来美国可能公布的排放许可定价实施细节，经计算后对进口产品收取的费用与对同类国产品征收的国内税不同，则很可能按关税对待。若对特定产品征收的普通关税和碳关税之和超过减让表规定的水平，将违反Gatt第2条。
应予注意的是，一种观点认为，出口国缺乏类似的减排措施，相当于对生产商提供了可采取反措施的补贴。Gatt第2.2条明文规定，不阻止成员以符合wto协定的方式征收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然而，并非在经济理论上属于补贴、可能扭曲贸易的所有政府干预行为，都属于wto调整的范围。碳减排成本内化程度不同，确实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但乌拉圭回合谈判历史和美国出口限制案等wto争端解决实践一再证明，并非所有授予了利益的政府措施都构成补贴。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1条将补贴定义为政府或公共机构提供的财政资助，并对财政资助的形式做了穷尽性列举，包括资金的直接或潜在直接转移、放弃税收、政府提供货物或服务、政府向某一筹资机构付款，以及委托或指示私营机构提供补贴。缺乏碳减排措施很难被认定为构成上述任何一种财政资助。若以出口国缺乏同等水平的减排措施为由征收反补贴税，将违反Gatt第6条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且不能根据Gatt第2.2条获得豁免。
此外，当碳关税采纳配额、许可证或其他边境措施时，还将违反Gatt第11条有关普遍取消数量限制的规定，即“任何缔约方不得对任何其他缔约方领土产品的进口……设立或维持除关税、国内税或其他费用外的禁止或限制，无论此类禁止或限制通过配额、进出口许可证或其他措施实施。”
(三)碳关税与Gatt第1条、第3条的相符性
首先，当一成员征收的碳关税是对国内税的边境调整时，必须遵守Gatt第3条国民待遇规定。第3条有关规定可归纳为下列两点：其一，当进口产品和本国产品是同类产品时，对进口产品征收的国内税费不得超过对本国产品征收的国内税费；其二，当进口产品和本国产品是直接竞争或替代产品时，不得以为国内生产提供保护的目的征收国内税费。
对于“同类产品”的认定，wto争端解决实践已形成了相对稳固的原则。在欧共体石棉案中，上诉机构总结认为，产品之间的竞争关系是判断“同类产品”的基础，并需考虑四项因素，即产品的物理特性、最终用途、消费者喜好和关税分类。对于气候措施，wto与Unep的联合研究报告等著述提出，上述标准的关键点是，在最终产品物理特征相同的情形之下，能否根据其生产过程和生产方法的不同而认定不构成“同类产品”。碳关税的政策基础是解决由于各国气候措施成本不同而导致的企业间竞争失衡。若根据生产过程和生产方法的不同，否认这些企业生产的产品是“同类产品”，相当于否决了碳关税存在的基础。
对于进口产品与同类国产品待遇的比较，第3.2条规定，对本国产品和进口产品征收的国内税费须完全相等。这要求对本国产品和进口产品制定详细的减排标准和计算减排成本的方法。国际贸易中的产品千差万别，同类产品的碳排放量也千差万别。为每一项产品制定具体的碳排放标准和成本计算是不现实的，只能取一个平均标准，如对来自某一国家的某一类产品征收碳关税。这极易导致具体产品待遇上的差异，违反Gatt第3.2条。
根据wto争端解决实践，直接竞争或替代产品的认定范围广于同类产品，包括尽管物理特征不相同，但具有最终用途，并被消费者视为相似的产品。即便以碳排放标准和成本计算上的差异等为由，否认进口产品与国内产品是同类产品，两者存在的直接竞争或替代关系不可置疑。碳关税的适用对象往往集中于贸易集中度高的产业类别，明显旨在保护国内生产。这也将导致违反Gatt第3.2条。
与Gatt第3条相比，Gatt第1条“普遍最惠国待遇”触及碳关税的核心，碳关税最难被证明与其相符。根据第1条，任何缔约方给予来自或运往任何其他国家任何产品的利益、优惠、特权或豁免应立即无条件地给予来自或运往所有其他缔约方领土的同类产品。普遍最惠国待遇不仅适用于国内税费，也适用于关税等边境措施。关于来自不同国家产品的待遇，以美国气候法案为例，其碳关税条款(法案第766～768节)的核心是，按照出口国是否参加了美国作为缔约方的减排协定、是否负有至少与美国同等的国际减排义务、特定产业部门的年度能源或温室气体浓度、发展程度、占全球碳排放量的比重，以及特定产品出口所占比重等标准，确定是否对某一国家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迫使其他国家参与气候谈判或承诺高水平的减排标准。其直接和必然结果是，不同wto成员的同类产品在进口到美国时享受不同的待遇，直接违反Gatt第1条。
三、碳关税能否根据Gatt第20条“一般例外”获得豁免
一旦证明碳关税违反上述任何一项，即可认定违反wto规则，除非成功援引Gatt第20条“一般例外”作为抗辩理由。在第20条列举的各项例外中，与气候措施相关的是(b)项“为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以及(g)“与保护可用尽的自然资源有关的措施，如此类措施与限制国内生产或消费一同实施”。根据wro争端解决实践，主张Gatt第20条例外的一方，如美国，须依次证明碳关税(1)符合(b)或(g)项，并且；(2)满足第20条序言的要求，即“不在情形相同的国家之间构成任意或不合理歧视的手段，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
(一)碳关税是否满足Gatt第20条(b)、(g)项条件
美国标准汽油案专家组报告已确认清洁空气是可用尽的自然资源。在此基础上，碳关税是否符合(b)或(g)项的关键是，是否为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或者与保护可用尽的自然资源“有关”。
在wto争端解决实践中，“必需”一词历经多个案件的解释与修正。在最近的巴西翻新轮胎案中，上诉机构总结道，在判断某一措施是否“必需”时，须考虑若干相关因素，特别是所涉利益或价值的重要性、措施对达到政策目标的贡献程度和对贸易的限制。如果初步结论是肯定的，则必须再将该措施与可能存在的贸易限制更小，但对达到目标有同等贡献的替代措施进行比较，之后才能做最终决定。对于(g)项“与……有关”，在加拿大鲑鱼案、美国标准汽油案和美国虾及虾制品案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澄清，假若一项贸易措施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可用尽的自然资源，便构成(g)款所指的“与保护自然资源有关”；判断“主要目的”的标准是措施与保护可用尽的自然资源之间存在某种“实质联系”。而若判断是否存在“实质联系”，必须要审查涉案措施的基本结构和设计与其追求的政策目标之间是否存在紧密和真实的手段与目的关系。
以美国气候法案为例，首先，碳关税很难满足(b)项“必需”一词的要求。虽然气候变化非常重要，但至今尚无权威研究成果证明碳泄露的严重性。相比之下，碳关税的贸易限制作用是显著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表示，应当有“除关税之外的其他方法”保证公平的国际竞争环境。其次，对于(g)项，虽然表面上碳关税与气候变化和碳减排有关，但法案条款的基本结构和内容表明，其根本的政策目标是保护国内易受贸易影响的能源和碳密集产业，竞争力是首要考虑因素。第768节(a)(2)款字面上强调碳关税的宗旨是将碳泄露降至最低，但未要求任何部门撰写碳泄露报告或规定任何衡量方法，字里行间关注的仍是各国气候措施成本差异导致的竞争失衡。贸易集中度是确定碳关税产业适用范围的资格标准之一，评估和实施碳关税与生产成本的变化具有内在联系，但与是否发现碳泄露无关联。透过上述因素，很难说碳关税与防止碳泄露、应对气候变化之间存在紧密和真实的手段与目的关系，构成与自然资源“有关”的措施。
(二)碳关税是否满足第20条序言条件
第20条序言旨在防止滥用例外。即便碳关税符合(b)或(g)项，若要获得豁免，还须证明碳关税的实施符合第20条序言，即未在情形相同的国家之间构成任意或不合理歧视的手段，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
在美国标准汽油案、美国虾及虾制品案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裁定，如果在寻求单边措施之前，未尽善意努力缔结双边或多边协定，或措施的实施缺乏灵活性，将构成任意或不合理歧视。关于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wto争端解决实践中形成的三项标准是：其一，涉案措施是否已被公开，若未公开，将视为构成变相限制，但若已经公开，则不必然做相反推定；二是根据措施的设计、架构和结构，考察其实施是否具有保护目的；三是措施的实施是否已构成任意或不合理的歧视。只要构成其中任何一项，碳关税就不能根据第20条获得豁免。
从围绕碳关税的现实和实践来看，首先，众所周知，当前正处于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关键时期。在减排目标、技术转让、资金支持、监督机制等关键问题上，各国正处于交换、磋商和调整谈判立场的阶段。推行单边主义的碳关税，只能使多边谈判形势复杂化，而决不是在尽“善意努力”缔结多边协定。其次，在减排措施的灵活性方面，以前文美国气候法案下征收碳关税的标准为例，其穷尽性和非常有限的列举，表明我国自主承诺的减排目标和采取的各类减排措施将不在美国考虑范围之内，缺乏应有的灵活性。最后，无论美国，还是法国等欧盟国家，在力推碳关税的同时，未相应地强调碳泄露的衡量与评估。依据美国气候法案，即便总统认为碳泄露已通过其他途径充分缓解，或碳关税不能解决碳泄露，非经国会两院同意，也无权放弃采取碳关税。这使得法案第768节关于碳关税旨在降低碳泄露的“宗旨”陈述缺乏可信度。换言之，只要在发现重大碳泄露与征收碳关税之间缺乏直接和内在联系，就难以摆脱变相限制国际贸易的嫌疑。
综上所述，碳关税保护本国产业竞争力的考量超过了对碳泄露等减排措施有效性问题的关注，不满足Gatt第20条例外规定。
四、多边框架下处理碳关税问题的展望
在美国众议院通过气候法案的同时，wto与Unep了联合报告。在边境措施与wto规则一致性方面，总体结论是，在wto规则之下，单个国家仍有采取边境措施应对气候变化的空间，单边措施本身与wto规则之间不存在固有的冲突，具体取决于这些政策是如何设计的，以及详细的实施条件。报告之后，招致了发展中国家的不满，抨击其在尚未达成多边气候协定的情形下，试图先行在wto框架下澄清气候变化和贸易措施的关系，不合时宜。时隔半年之后，2009年12月哥本哈根大会结束时，wto总干事拉米的表态颇具深意。他指出：“哥本哈根会议期间，提出了边境措施的问题。wto成员方之间，正如在哥本哈根的联合国会员国那样，在此问题上也存在分歧。但我可以说的是，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我们越向多边框架方向发展，单边贸易措施问题就越难解释清楚。”对于美国、法国极具单边性质的碳关税行动，这是个含蓄但有力的回应。
碳排放的解决措施篇2
一、碳关税的基本规则及其正当性分析
(一)碳关税的基本内涵“碳关税”(Carbontariff)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提出的，他倡导欧盟国家对来自于未遵守《京都议定书》量化减排义务国家〔2〕的产品征收产品进口税。“碳关税”名义上是“关税”，但并不单指传统意义上的关税，其本质上是一种“边境调节措施”(Bordertaxadjustments，Btas)。进而言之，“碳关税”还可能包括国内税费、配额、许可证措施等，如果追溯到18世纪，当时适用的则是消费税、增值税等税种。早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47》时代，就成立了边境税收调节工作组，该工作组在1970年向Gatt缔约方全体提交了《边境税收调节工作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并得以通过。《报告》就边境税收调节问题达成若干共识，成为wto历史上规范边境税收调节的重要法律文件。《报告》认为，边境税收调节所适用的、对产品课征的间接税类型具体包含消费税、销售税、周转税、增值税等直接对产品课征的间接税，其特点是纳税主体和实际税收负担者相分离，因此间接税具有可转嫁性。同时《报告》以列举的方式将社保费、工资税等直接针对收益(或称“所得”)而征收的直接税排除在边境税收调节措施范围之外，因为所得税、财产税等直接税在实际操作中存在困难;另外，《报告》将对广告、能源、设备和运输的征税纳入隐性税范畴，指明其一般不适用边境税收调整〔3〕。此外，根据关贸总协定第2条(2)(a)之规定，针对进口产品征收的能源税也不能包含在Btas之中〔4〕。“碳关税”这种边境调节措施有时候甚至不是以税、费的形式出现的。譬如首次使用“碳关税”一词的立法文本是《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该法案特别规定了国际储备配额制度，即要求受其调整的进口产品在进口时通过缴纳费用以购买相应的国际储备配额，但是配额很难被理解为财税法意义上的税或费。同样地，欧盟法院对“欧盟航空碳关税案”的判决也引出了这一问题，法官明确指出:欧盟的碳交易制度既非税亦非费，因为其不满足税和费的基本要件，因为配方配额的价格起伏决定于自由市场上的供需矛盾〔5〕。因此，欧美国家的一些学者如此界定碳关税问题:“边境调节措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关税措施，不会对外国企业和外国消费者产生影响，也不会扭曲国际贸易，因此减排国家可以采用以解决本国执行温室气体减排导致的本土企业竞争力受损的问题以及所谓的‘碳泄漏’〔6〕问题”〔7〕。至于减排国家能否真正通过碳关税措施有效解决所谓本土企业竞争力受损以及“碳泄漏”问题则要另当别论了。如上所述，碳关税的定义颇具争议。实际上，国际范围内有关碳关税的同义称谓有多个，包括“碳边境调节措施”、“边境碳调节”、“碳边境税收调节”、“进口产品的碳税”、“碳包含机制”、“京都关税”等。这些词有的语义相近，有的稍有差别，有的差别较大，不同的词汇代表了词义的不同指向。然而在国际通用的学术文件中，最为广泛使用的仍是约定俗成的“碳关税”这一词汇，本文也坚持使用该词。
(二)碳关税的本质及其多边考量如前所述，国内企业竞争力、碳泄漏是发达国家实施碳关税的主要政策考量。加之碳关税已然超越了减排本身的问题，成为各国进行政治经济博弈的重要手段。发达国家之所以针对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碳关税，原因在于“隐含碳”(embodiedCarbon)的问题。一些外国学者对我国出口贸易的隐含碳问题作了大量研究，大体的结论是:中国碳排放量的很大一部分是由出口贸易造成的。如wang＆watson(2007)研究了中国2004年国内碳排放量与出口两者之间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2004年中国净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占国内碳排放总量的25%;peters＆Hertwich(2008a)通过对2001年世界上87个国家或地区出口贸易隐含碳的计算，发现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量占世界碳排放总量的比重超过25%，而其中我国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占我国国内碳排放总量近四分之一，但进口隐含碳排放量仅占国内排放总量的7%〔8〕。我国学者作出的较新测算数据表明，我国对外贸易中隐含碳排放在总体上呈现失衡状态，随着近年来出口的迅速增长，出口隐含碳排放量亦呈现急速增长的势头，已逾20亿吨，占中国国内年碳排放总量的三分之一，个别年份甚至高达45%，而进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量增长趋缓〔9〕。正是由于能源密集型产品的大量出口，使得发达国家对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心存芥蒂。例如《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即是美国“碳政治”理念形成的重要标志，碳关税问题由奥巴马政府所推动，其目的在于利用低碳技术优势打压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大国，以维持其战略优势地位。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借碳关税之名高筑贸易壁垒，大行贸易保护主义则是自然不过了。波德福(Bordoff)的研究成果表明，碳关税措施对于解决减排国家本土企业竞争力和防止碳泄漏方面实在是乏善可陈，而碳关税实质上仅仅构成贸易壁垒〔10〕。还有学者的表述则更为直白，认为“‘碳关税’是发达国家经济霸权体现的一种新形式，也是‘头脑国家’对‘躯干国家’的一种新的掠夺模式”〔11〕。那么，超越国与国之间较量的双边博弈视角，在多边格局中我们重新审视碳关税，到底碳关税在wto规则、《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正当性如何呢?其一，学者考证认为，碳关税一经实施，具有较高碳强度国家的碳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遭到削弱，比较优势发生弱化，进而阻碍了此类国家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以此观之，碳关税的实施从根本上违背了“自由贸易”之精神〔12〕。其二，碳关税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确立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承担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相违背，碳关税作为典型体现实施国单一意志的单边措施，必然影响到其他国家的气候变化政策的推行，故在一定程度上涉嫌侵犯别国，也与公约所倡导的尊重和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的基本精神相违背。其三，Gatt的宗旨在于通过削减关税和降低贸易壁垒，取消国际贸易中的差别待遇，进而推进贸易自由化，而碳关税也与此不一致。Gatt1947第1条第1款即规定了最惠国待遇原则，即“在对输出或输入、有关输出或输入及输出入货物的国际支付转账所征收的关税和费用方面，在征收上述关税和费用的方法方面，在输出和输入的规章手续方面，以及在本协定第三条第2款及第4款所述事项方面，一缔约方对来自或运往其他国家的产品所给予的利益、优待、特权或豁免，应当立即无条件地给予来自或运往所有其他缔约方的相同产品。”这便意味着，wto成员方现在或将来给予某一成员方的优惠、特权与豁免，都应同等地给予其他成员方，否则便构成差别待遇或歧视。而实施碳关税的国家显然只是选择性地对其中一部分国家实施此项政策，必将使得该类出口国企业面临其他不受碳关税约束国家企业的歧视。其四，Gatt1947第20条规定了可豁免的“一般例外”，那么碳关税是否符合该例外?第20条规定:“在遵守关于此类措施的实施不在情形相同的国家之间构成任意或不合理歧视的手段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的要求前提下，本协定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阻止任何缔约方采取或实施以下措施:……(b)为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g)与保护可用尽的自然资源有关的措施，如此类措施与限制国内生产或消费一同实施;……”那么，对进口的内涵碳产品征收碳税能否解释为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或者属于与保护可用尽的自然资源有关的措施?有学者认为，碳关税很难满足20条(b)项的“必需”之规定，如在巴西翻新轮胎案中，上诉机构总结后认为，要判断一措施是否为“必需”，须考量包括所涉利益或价值之重要性、措施对实现政治目标之贡献以及对贸易的限制等若干相关因素，在作出肯定性初步判断后，还要考虑比较是否有更小贸易限制而具同等贡献之替代措施，最终才能作出决定;加之国际社会目前尚未公认碳关税是“必需”的手段，因此碳关税很难满足“必需”的要求〔13〕。但另有学者表达了不同看法，认为纵观wto争端解决机构根据第20条审理的9个案件，上诉机构对汽油案、虾与海龟案、石棉案三个案件作了宽泛解释，也即其在处理贸易与环境关系问题上的态度呈现出向环境倾销的趋势，据此推断，wto成员方未来成功援引第20条(b)、(g)“环境例外条款”的可能性有望增大，争端解决机构未来在审理“碳关税争端案”时有可能进一步作出更为宽泛的解释，届时“碳关税或将成为一项符合wto规则的环保措施”〔14〕。在此意义上讲，一国实施碳关税可能在wto规则中找到合法性依据，具体要看未来当事方在争端中如何举证了。
二、国际碳关税的制度渊源及其对我国出口贸易的未来影响
(一)国际碳关税立法概览直接以碳关税为内容的法律文件主要是一些发达国家的国内法，碳关税问题在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多边条约中并无直接规定，只是在涉及碳关税的合法性问题时，我们会在多边条约体系中进行考察。众所周知，美国不仅大力鼓吹碳关税，而且在实践中最早将碳关税条款纳入气候安全法之中，是此方面的先行者。美国碳关税的立法可溯源至2007年参议院议员乔瑟夫•利伯曼和约翰•沃纳提交的《利伯曼—沃纳气候安全法案2007》及2008年参议院议员芭芭拉•鲍可瑟提交的《利伯曼—沃纳气候安全法案2008》;2009年6月22日，众议院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拟实施“总量控制与碳排放交易”计划，力争从2020年起将温室气体排放降到1990年水平，到2050年再降低80%，并规定从2020年起对不实施碳减排限额的国家实施贸易制裁措施，具体表现为该法案第766条的规定，将对未能达到本法案第767(c)(3)(b)标准要求的美国进口商进口的外国产品采取惩罚性措施。《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的规定较为简单，相反《利伯曼—沃纳气候安全法案》的规定则更为详细，将来若实施《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很多条款尚须依赖《利伯曼—沃纳气候安全法案》更为具体的规定。《利伯曼—沃纳气候安全法案2008》中碳关税条款详细规定了如下方面:(1)对美国国内生产商的要求。包括所涉美国国内生产商的范围、所涉美国国内生产商的义务履行方式。(2)对美国国内进口商的要求。包括关于清单产品的规定、关于清单国家的规定、关于国际储备指标的规定〔15〕。早在2003年，欧盟就通过第2003/87号“排放配额交易指令”，决定创立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机制。2008年11月，欧盟通过2008/101号“航空碳排放交易指令”，修订了2003年指令，决定在2011年将欧盟境内航空业、2012年将欧盟境外航空业先后纳入排放交易机制，自2012年1月1日开始，进出欧盟境内机场的所有客货运国际航班都将遵守一定的配额限制;若被颁发配额的航空公司自2013年4月起实际排放量超过配额，必须在4月30日前购买排放额度以冲销超额排量，否则其超额排放将要接受高达100欧元/每吨二氧化碳当量的罚款，如航空公司不参与该机制，也拒不缴纳罚款，航空公司将受到欧盟在其境内禁止飞行的制裁〔16〕。由于该航空碳税实施后得到各方的反对和抵制，2012年11月欧盟委员会决定暂停向非欧盟国际航班征收航空碳税，时间为一年。2013年10月4日，国际民航组织(iCao)第38届成员国大会关于全球航空减排设计了“路线图”，欧盟将在2016年出台“基于市场的措施”(market-basedmeasure，简称“mBm”)，该方案将于2020正式生效。在来自全球的舆论压力之下，作为权宜之计，欧洲议会全体会议于2014年4月3日通过决议，欧盟碳交易计划(etS)在2016年前仅适用于欧盟境内航班，境外航空企业将不会被强制要求缴纳碳排放税，欧盟显然要将航空碳税这一棘手的全球性问题交予未来的mBm计划来解决〔18〕。早在2009年9月，在欧盟成员国环境部长非正式会议上，法国就提议对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征收碳关税，遭到部长会议的严词拒绝;2009年10月和11月，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先后投票通过了在其国内征收碳税的议案，但法国宪法委员会2009年12月29日发表公报，以涉及太多例外为由，宣布碳税法案无效;2010年1月，法国总统萨科齐在极力主张在欧盟边境对来自那些具有“环境倾销”性质的、在温室气体减排上无所作为的国家和地区的产品征收碳关税，同时主张在国内推行“气候—能源税”;2010年5月，法国政府宣布，拟于当年7月1日起实施二氧化碳排放税法案(简称“碳税法案”)，而此前法国宪法委员会刚刚了该法案最初的版本〔19〕。最后法国政府迫于国内舆论压力以及国际社会的一致反对，暂时搁置碳税计划，但政府一方一直对碳关税与国内碳税法案的出台乐此不疲，仍在探索重启碳税计划，缩水版的碳税计划一直在酝酿之中。在澳大利亚，也有人极力倡导“对那些没有加强环保或劳动法律的贸易伙伴采取惩罚性措施，特别是采取诸如碳关税等关税方面的措施”，澳大利亚贸易部长艾默森予以否认，认为若实施这一政策势必会影响到澳大利亚自身的利益，澳大利亚政府将考虑对受到碳排放税影响的企业提供“免费排放许可”类型的补贴，因此，澳大利亚在官方层面并不赞成建立碳关税制度〔20〕。综上，“碳关税”目前还处于酝酿状态，但是从个别国家已排出的时间表来看，在不久的未来或将付诸实践。如果美国、欧盟、法国等发达国家或经济体的碳关税得以施行，未来将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造成毁灭性打击。
(二)碳关税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可能影响其一，碳关税的开征短期内会增加我国出口企业的出口成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低碳经济研究所、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等单位联合的《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报告(2011)》对碳关税为我国出口贸易造成的影响进行了测算，即西方发达国家一旦开征碳关税，我国金属冶炼及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和有色金属冶炼及加工业四大能源密集型产品生产部门将极大增加生产成本，若依据美国碳关税方案，这四大能源密集型产业每年最多支付22．53亿美元的关税，但若按照欧洲丹麦方案测算，四大能源密集型产业需支付76．75亿美元的关税，而且其中受影响最大的属非金属矿物制造业、有色金属业。该报告进一步分析认为，如果对我国四大能源密集型产品生产部门执行丹麦和瑞典的标准，我国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的碳关税总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最高可达32．8%;如果执行征收中等水平碳关税的德国标准，这一比重是10%;如果依据拟采取较低税负水平的美国或英国的国内碳税或能源税征收，这一比重将在3%～7%〔21〕。总之，一旦被征收碳关税，以能源密集型产品为主要出口结构的我国企业将会大大增加出口成本，利润微薄。其二，碳关税开征将使得“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丧失竞争优势。尽管碳关税在世界范围内备受质疑，但美国、欧盟、法国出台或者酝酿立法已然很久，不久的将来可能付诸实施，一旦实施对我国造成的损害将是不可估量的。据学者测算，碳关税将对我国整体经济造成极大负面影响，其中对15个工业品部门的产量均产生影响，而这些出口部门则是我国外贸出口的大户，因而碳关税对外贸收入的影响颇为明显〔22〕。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显示，如果碳关税全面实施，“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将会面临平均26%的关税，出口可能会因此下滑21%。因此，发达国家的碳关税一旦施行，将直接抬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企业的生产成本，使其丧失国际竞争力。其三，碳关税可能导致我国高碳产业的离岸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实施的碳关税等低碳壁垒阻碍了中国产品的出口，因此可能引起国内出口商品生产商退而求其次，将生产基地进行跨国转移，如直接到进口国投资建厂，以规避高额碳关税。在我国劳动力成本逐年上升的情势下，其结果必然导致我国产业的大量外移，劳动就业率的下降，国内消费乏力等结果。以纺织制造业为例，由于近年来原棉以及劳动力成本的逐年上升，中国纺织业已呈现出大量向柬埔寨、孟加拉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转移的总体趋势，且转移的企业开始由服装向产业链上游的游纱线、染整等领域蔓延〔24〕。碳关税一旦实施，由于付出了更加高昂的出口成本，中国的制造业向境外转移的形势将会进一步加剧，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削弱我国的制造业，对我国的就业、税收等均产生重大影响。其四，碳关税实施后势必引起我国高碳产业出口中贸易摩擦的增多。2009年10月27日至11月6日，在《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通过后的短短十一天时间内，美国先后对我国的钢格栅板、钢绞线、金属丝网托盘、铜版纸等九种高碳排放产品启动贸易救济措施或施以惩罚性关税，美国所宣扬的气候变化政策将中国的能源密集型产品作为标靶，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昭然若揭。一旦在2020年启动碳关税，众多的高碳产品将面临毁灭性打击，如果遭致多国碳关税政策的围攻，中国高碳产品出口将身陷火海，围绕高碳产业出口的贸易摩擦势必成为未来贸易争端的重心。
三、我国应对碳关税的法律对策
(一)充分利用多边规则处理碳关税问题，制定多赢的新规则首先，我们在国际上要不断重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里约宣言》、《京都议定书》等已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以及wto所确立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积极主张和捍卫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权利或者作为wto成员方的平等互惠权利，抵制西方发达国家的单边边境调整措施。其次，充分研究碳关税与Gatt1947规则第1、2、3、11、20条以及Gatt1994相关条款的相符性问题，通过深入研究和解释，并参考一系列成案，查找碳关税实施国的措施与如上条款的相符性及其冲突，查找漏洞、寻找突破口，为将来可能出现的争议作出充分准备，维护我国企业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再次，美国、法国等极具单边性质的碳关税行动与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所确立的稳定、可靠的多边规则格格不入，我国应积极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反对碳关税的发达国家共同抵制碳关税措施，积极将争议的问题引入到各方多边谈判的轨道，尽力做到通过多边协定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争取在多边协定中尽力排除碳关税措施。
(二)为推进产业升级、优化出口产业结构提供制度保障对产品出口型企业来说，国家要通过一系列法律制度，引导企业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完成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结构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生产结构的转型，不断降低能耗、减少污染物排放，积极发展绿色产品、高科技产品的生产。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各类低碳产品认证，将出口产品的碳排放逐步降低。在政府部门指导、行业协会牵头协调、企业积极参与下，伺机发展我国自己的碳标签制度、低碳产品认证制度，以制度促进出口产业结构的调整，改变未来可能出现的不利局面。对进口企业来说，也应积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进口国家禁止进口的产品，少进口国家限制进口的产品，将进口的产品的碳足迹考虑到进口过程之中。
(三)通过制度支持，积极发展低碳产品出口贸易尽管低碳壁垒使得我国一些高碳产品的出口受阻，但另一方面，也促使一些低碳产品的出口倍受青睐。在该意义上讲，低碳壁垒将对我国出口产品的低碳型转轨产生重要的引导作用。据报道，十年前在低碳技术的开放、生产、商业化等领域全面落后于美国的中国，在过去十五年里，国内企业在日益增长的政策驱动下完成多项低碳能源的自主创新，使得我国成为在风能、太阳能、锂电池、电动车、核能等低碳能源领域全球领先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太阳能、风能、锂电池、核能等方面已超越美国公司，且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光伏、风能产业基地已遥遥领先于美欧;太阳能、风能、锂电池、核能灯领域超越了美国公司〔25〕。这一成就的取得归功于国家的一系列制度支持，如2009年国家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国务院、有关部委、地方立法机关和政府近年来均出台了大量的各类规范性法律文件，通过产业指导与技术支持、建立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价格管理和费用补偿、经济激励等措施，终于使得新能源企业经历了几十年低碳产品技术积累后崭露头角。未来我国应进一步加大法律和政策支持力度，鼓励该类具有低碳优势的产品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
(四)建立我国国内碳税制度，推动出口企业生产结构的转型升级如前所述，无论是一国的国内碳税还是边境调节措施，均具有不均衡性等特点，实施碳税的国家比未实施关税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更加占据优势，具体如图所示:上图描述了1994年以来欧洲国家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对减少程度。从1994年开始，实施碳税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保持3～4%的下降，而没有实施碳税的国家二氧化碳排放量大体保持原有状态不变。欧盟国家实施碳税的效果表明，这些国家的化石燃料的使用大幅度减少，而对生物燃料的使用范围大幅度扩展，碳税起到较好地减少污染物及二氧化碳排放、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作用，因此碳税是一个行之有效的环境经济政策工具。碳税对一国的GDp增长也具有正影响。碳税必将成为我国未来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举措，碳税的实施能够有效改变能源结构，同时也对国家经济发展和公共福利大有裨益。有研究表明，碳税的设计与一国的税赋设计和辅助措施紧密相关，在未来实施过程中应该积极借鉴发达国家近二十年来的碳税经验，根据我国的总体税制结构科学配套、合理布局，方能在实施后充分发挥作用。以此为我国未来围绕碳排放贸易的纷争增加博弈的筹码。(五)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力争做到知己知彼，寻找突破口wto最值得称道之处在于，其所确立的一套具有高效率和可执行性的争议解决机制能为成员方的贸易争端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救济。碳关税问题因为直接及于国际贸易，未来围绕碳关税产生的争端能够纳入wto争议解决机制。我国当前应做到未雨绸缪，在深入解读wto规则、各国碳关税制度以及广泛研究成案的基础上，找到突破口，为我国将来在wto中赢得碳关税的诉讼做足准备，尽力做到趋利避害，为国内企业做好预警。
四、结语
碳排放的解决措施篇3
“碳关税”也称“边境碳调节”，最早是由欧洲国家提出的，指欧盟国家应针对《京都议定书》框架外的国家课征商品进口税，以应对欧盟实行排放交易计划(emissiontradingScheme)后本地生产商面临没有实施减排计划国家进口品的竞争力问题，其中也包括来自美国的商品。
欧洲实施减排政策时间较长，最先提出边境碳调节议题并不奇怪。但欧盟内部对此议题的意见并不统一。尽管如此，现在这一想法在欧盟各国领导人之间正在逐渐被接受，“因为它越来越得到理解，不是作为一种保护主义措施”，而是作为一种“重新平衡自由贸易条件与竞争关系”的方式。欧盟在为推动碳关税大造舆论的同时，也在加紧为推动碳关税做技术方面的准备。
相比之下，美国对碳关税的引入较为欢迎。众议院已通过《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其主要目的是建立美国的排放交易系统，但同时要求对来自排放要求宽松的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碳关税。按照这个议案的要求，如果美国总统没有就减少全球碳排放达成国际协定，碳关税将于2018年开始实施。当前参议院正考虑的另一部类似法规是《清洁能源工作和美国电力法案》，其中再次提到碳关税。无论最终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哪部议案，其中都将包含保持美国和外国生产商之间的“公平竞争”的条款，这可以看作是实施边境调节措施的一个毫无掩饰的说法。
二、碳关税至今尚未实施的原因
目前提出的关于碳关税的征收措施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对来自没有承担量化减排义务国家的进口产品加征碳税，使税收标准达到与本国产品同样的水平。同时，允许实施减排措施的出口国对国内生产的出口产品进行相应的税收返回，以保证该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另一种是要求产品的进口商或国外出口商基于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从国际碳市场购买相应的碳排放额度或信用，使其等量于本国的生产商。
(一)碳关税是否违背wto规则还没有定论
不同国家设计的碳关税的征收方式和标准不同，其性质也存在多样化，因此作为判断依据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具体条款也有相应区别。但认为碳关税违背wto规则的，普遍援引的是规则中的第一条的最惠国条款和第三条的国民待遇条款，前者要求一个国家对来自wto成员国的进口产品提供相同的待遇，后者要求对进口产品与本国产品拥有一样的待遇。但无论碳关税最终被wto争端解决机构判定违背哪个条款，都无损于碳关税实施方援引第20条，“任何wto成员都可以采取‘为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b)和采取‘与国内限制生产与消费的措施相配合，为保护可用竭的自然资源有关措施’(g)”两款进行豁免辩护。因此，wto很难就一项涉及如此众多不同政策、可能会违背现有wto协议的边境措施得出结论，能否列入环境例外条款也要取决于争端解决专家组对规则解释的严与松了。从目前看，碳关税是否符合wto规则尚不明确。
(二)执行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政策制定者必须巧妙设计各项政策，以确保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但经在大量讨论和研究发现，无论哪一种“碳关税”机制执行起来都困难重重。首先，碳关税的有效性问题尚未达成共识；其次，执行碳关税需要进行复杂的管理安排，对产品内碳含量的计算也存在极大争议；第三，执行过程中会面临大量的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问题；第四，执行中会受到既得利益者的干扰，影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还有可能将边境调节税转化为贸易保护工具。
1.执行碳关税首先需要设立规则。
至少需要为四个方面的工作设立规章制度：第一，确定敏感行业，确定分析单位(如一个国家、一个行业或企业)及分析时间。第二，为确保碳关税的实施，必须设立相应的实施程序和标准。第三，必须规定调查过程。当对进出口的某一产品碳含量存在异议时，要根据相应规定，启动调查程序，决定是否对该产品加征碳关税。第四，设立一个运行碳关税的组织，其工作人员既要了解企业，又能秉公办事，对结果做出中立判断。这四方面的工作都需要进行大量的数据采集和分析，而且由于数据经常缺少统一形式，还需要对数据进行验证。另外，由于数据的收集不得不从相关利益方企业得到，所以也需要对数据信息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校验。同时，所作的任何一项政策选择都必须考虑到行业特点，包括成本结构、国际竞争、技术现状等复杂因素。这些工作都需要时间。
2.涉及进口产品中内含碳量的计算问题也非常难。
分析表明，不同生产过程存在大量影响碳排放的因素，生产商可以通过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生产过程中碳排放少，从而影响因素的变化，而影响因素变化的原因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计算方面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利益相关者影响信息提供过程及特定计算方法的采用。是否能准确测量碳含量是个难题。
有人以“进口品碳含量为征税基础的贸易规则不能对称地适用于出口产品”为由，提出均衡的运用于进出口、以国内生产碳含量(BtaDe设想)为依据的边境调节税。认为根据国内碳含量进行的征税要优于根据进口品碳含量而进行的征税。相比进口品，这种办法具有统一来源的性质，因而需要较少的信息资料(国内经济的碳含量，而不是所有进口国家的碳含量)，因此政策执行起来更容易，也不太容易受到反对和批评。但即使是以国内生产碳含量为基础的征税，执行起来也不是容易，涉及很多问题需要确定，包括因计算碳含量而进行的行业分类。
3.执行过程中还存在大量政治经济方面的不确定性。
在执行碳关税过程中，由于存在大量的主观判断，因而会形成一些不确定性。不仅在方法论上有正确和错误的选择，而且在不同数据的使用上也有正确和错误之分。由于政策结果存在较高的商业利益，因此在数据提供和方法论选择过程中易出现寻租行为。
譬如，在确定敏感产业过程中，不确定性因素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即使最初的贸易措施是仅限于能源密集型产品的，仍会引起进一步扩展适用范围的需求：非能源密集型行业会问为什么他们被排除在进口税收免除之外，尤其是当各国间非能源密集型行业的总碳含量密度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况下，更会有这样的疑问。因此，将贸易规则局限于选定的行业的做法存在风险(例如，未来将进一步扩展)，这已经在欧盟委员会最近的一份关于边境调节税的决议中提到。
(三)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
先不说欧美内部本身就有对是否实施碳关税的不同意见，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坚决反对更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金融危机发生及经济复苏期间，发展中
国家所表现出来的抗跌性和强劲复苏态势，使其在世界舞台的话语权明显增强。在当今国际经济、贸易和其他领域，欧美发达国家绝对主导一切的时代已经渐行渐远。
三、以守为主、适时出击
尽管wto秘书处至今没有对碳关税的合法性问题有明确表态，尽管自碳关税提出以来，我国一直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认为碳关税违反wto规则，是以环境保护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而且实施方还要面临碳关税设置与执行过程中所要应付的上述种种困难，但我们必须看到，在wto规则下，仍留有个别国家采取碳关税的空间和可能，今后仍不排除个别国家强制实施的可能。因为单边措施本身与wto规则之间不存在固有的冲突，具体将取决于这些政策是如何设计的，以及详细的实施条件。
对此，我国该做两手准备。如果没有实施，我们必须意识到，“低碳”是未来世界发展的趋势，是世界技术变革的潮流，低碳技术将成为未来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标志。作为一个对世界、对后代负责任的大国，我国必须认识到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而做好自身准备。因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情如此复杂的国家，不能把自己的“科学发展”过多地寄托在国际合作上，不能希望通过签订一两个国际气候协定，就可以解决所有的气候问题和国际上对中国气候问题的指责。关键是要练好内功。
首先，在宏观产业发展上，调整国内产业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更加注重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如国内光伏发电、生物燃料、电动汽车、第四代核电站等新能源技术与国外同时起步，与国外的差距比传统产业和传统技术小，有望发展自由知识产权产品，在相关产业链中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核心企业，从而带动整个能源体系进而整个产业体系的升级和竞争力的提高。
其次，在低碳技术领域内，掌握核心技术、优化能源结构。只有通过核心低碳技术，打造先进的低碳能源工业体系，逐步将新增能源需求过渡到主要依靠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来满足，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源和环境的限制，协调我国经济发展和气候保护的关系。
第三，在贸易领域，要高度重视内涵能源出口问题，减少“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由于我国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低技术、高耗能、高污染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上，这些高耗能出口产品消耗了大量国内能源资源。我国快速增长的能源和排放不仅仅满足了国内需求，那些享用“中国制造”的发达国家对此也要负很大责任。但发达国家常常忽视这一点，而一味加紧对我国高排放的指责。所以我国也应减少这种极易遭受国外指责、“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第四，推进国内主要出口部门相关技术和政策标准的研究，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技术法规和标准。碳关税是一种边境调节税，主要是针对进出口产品，因此必然有一套相关的技术和政策标准。我国应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出发，既要对发达国家目前的技术标准进行深入研究，也要加强自身技术标准的研究、制定和实施，改变目前我国标准体系混乱、数目繁多但水平低下，难与国际接轨的状况。
碳排放的解决措施篇4
关键词:碳关税多边贸易规则贸易保护主义
历史经验表明,每次金融危机过后,贸易保护主义都会掀起新风潮。本次全球性金融海啸也不例外。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了摆脱危机,恢复经济,努力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寄希望于绿色产业,以期能够在危机后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维护经济霸权。将贸易保护和气候变化问题结合在一起可谓一箭双雕,既可以掌握未来低碳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又可以从中获得经济利益,弥补财政赤字,减少贸易逆差。
碳关税在全球减排中的特性
近年来,气候变化问题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已成为国际共识。第一个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公约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该公约基础上又产生了《京都议定书》、《巴厘岛路线图》、《哥本哈根议定书》等具体的减排规定。但上述国际协定不具有强制效力,因此有些国家积极地承担了减排义务,也有些国家拒绝接受这项义务。承担义务多的国家,会在国内将减排权予以分配,由于减排权的限制,企业需要采用节能环保技术、工艺或设备,而这势必增加其成本。因此,一些国家认为,积极制定并履行减排承诺的国家,由于减排义务较重而使国内商品的竞争力减弱,应当进行适当修正,否则会减弱国家减排的积极性。基于这一观点,一些国家提倡采取边境税收调节,包括对进口高耗能产品征收二氧化碳排放关税、而对出口的低碳产品进行补贴以保持国际竞争力。碳关税(Carbontariffs)是指对高耗能产品进口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目前世界上并没有征收碳关税的先例。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依据该法案,美国将从2020年起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未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的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碳关税。
碳关税只具有政治经济意义,对减排的实质性影响并不大,想要利用碳关税来真正解决全球气候变暖的环境问题较为困难。此外,这种碳壁垒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极不公平,发达国家在经济积累的阶段也有过高排放、高耗能的阶段,根据“污染者付费”原则,发达国家对气候变化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因此应在进一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方面承担主要义务。若在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阶段施加此种技术贸易保护措施,将严重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碳关税只是一项以环境保护为外衣的贸易保护措施,其无法真正实现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公平贸易”,也难以减缓全球的气候变化问题。
多边贸易体制下的碳关税实施分析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目标,通过减缓全球气候变暖以逐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而多边贸易体制wto以贸易自由化为目的,以世界贸易自由化来提高经济福利。两者之间目标的不一致导致其在实践中冲突很大。
wto规则要求对成员国实施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和普惠制原则,这意味着对成员国一律平等,对发展中成员要给予适当的优惠待遇。然而,在碳税实践中由于各国的减排要求和环境标准不同,不同国家会遇到不同的碳税征收问题,导致发展中国家享受不到降低环境标准的优惠,这违反了wto基本规则,也违反了《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在现行多边贸易体制下,实施碳关税的问题还在于对进口产品征税与国内相同产品或其投入品征收的间接税相匹配,而且对制造产品所消耗的能源所征税(碳足迹)是否为可边境调节的这一问题尚且处于wto的争端解决考虑之中。另外,不同的生产流程导致不同的Co2排放量,对于同一产品,不同企业间甚至同一企业内部的排放量都会有所差别,如果再考虑附属产品,现行贸易安排则无法进行额外追踪。
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时,各国借助贸易措施以增加国内受影响商品的竞争力,本身无可厚非,但此举措的合法性受到质疑。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条第五款规定:“为应对气候变化而采取的措施,包括单方面措施,不应当成为国际贸易上的任意或无理的歧视手段或者隐蔽的限制”。事实上,wto一直努力为实施减排温室气体政策提供规则空间,从1947年Gatt成立初第二十条允许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的必要措施,到1993年wto成立时将“世界资源的最适当地利用、保护和维护环境”列入其六大宗旨,直至wto设立专门的环境和贸易委员会(Cte)以及贸易争端解决机构来对贸易与环境案件进行裁决。wto规则逐渐放宽对于Gatt第20条一般例外下的环境规则的解释,加之《SpS协定》与《tBt协定》等环境规则的具体化和标准化要求,使得wto表现出寻求环境保护和贸易便利相平衡的态势。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说过,“一项涵盖了所有主要温室气体排放者的多边环境协定,也是指导类似wto的其它机构的最佳工具”。这意味着若想真正解决全球减排问题,还需要各国通力合作,任何单边的措施,如边境调节税等都只会被贸易保护主义所利用而无法实现真正的目的。
征收碳关税对我国贸易的影响
碳关税作为新型的绿色贸易壁垒,一旦付诸实施将对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危害远超出其在减排上所做的贡献。我国现今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每百万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数量是美国的3倍、德国的5倍、日本的近6倍。2007年美国进口的高碳商品中,有11%来自中国,包括15%的进口钢铁、6%的进口铝制品、12%的进口纸品、19%的进口混凝土(吴玲琍,2009)。鉴于这样的比例,碳关税对我国出口和经济发展将带来很大的打击,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我国出口额将大幅缩减。美欧等发达国家是我国主要的出口对象,碳关税一旦开征将使我国的企业受到整体上的打击。能达到国外环境技术标准的企业需要采用减排技术,投入更多的研发成本和设备,竞争力有所减弱;对无法达到国外环境技术标准的企业来说,碳关税将封闭其国外出口市场。
我国制造业整体将受到冲击。碳关税虽直指高耗能产业,如造纸、钢铁、水泥、化肥等,但这些产业的变化将影响其上下游产业的利益,因此我国若不能找到新产业来替代原先的高耗能、高排放产业,则制造业产业链条将出现断裂,以及制造业整体将受到冲击。
我国就业率将呈下降趋势发展。我国产业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依靠低廉的劳动力获取竞争优势。而碳关税的实施势必会改变未来国际贸易格局,我国企业将不得不被迫进行产业升级,这势必会减少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影响我国就业率。
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多米诺”效应。碳关税很可能引起发达国家的迅速效仿。同时,碳关税很有可能引起发展中国家的报复性贸易壁垒,从而进一步助长贸易保护主义的滋生,导致国际贸易规则的失灵以及贸易格局的混乱,影响我国对外贸易的健康有序发展。
我国应对碳关税的策略调整思路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主要贸易大国和制成品出口国,还是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基于以上分析,碳关税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考虑到未来低碳经济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我国必须在碳关税征收前做好准备,从国内和国际层面进行策略调整。
从国内层面上来说,政府应该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贸易结构。企业应当在政府引导下,自主实现升级改造,逐渐加大新能源技术的研究开发,积极开发绿色新能源,从根本上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顺应国际趋势的前提下提高自身的产品竞争力。同时,政府还应该鼓励新能源和新材料产业发展,降低产品碳排放密集度,实现国家产业整体向低能耗、低排放、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转化,以绕开国际贸易壁垒。此外,我们还应当注意,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偏高,而经济增长应依靠国内经济的发展,只有把握住国内需求,才能提高我国对外贸易抵御外部风险能力,充分发挥消费增长这架马车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从国际层面来说,在未来谈判中我国必须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必须坚持以下基本立场:第一,坚持和进一步落实“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黄志雄,2010)。由于发达国家在经济积累的阶段也有过高排放、高耗能的阶段,根据“污染者付费”原则,发达国家理应承担比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减排要求,因此我国不能接受与发达国家相当的强制减排义务。第二,反对少数发达国家企图在“后京都”国际协定谈判中为采取单边贸易措施提供便利,坚定维护自由贸易的立场。由于尚不存在温室气体减排的统一标准,与环境相关的贸易措施的实施会增加贸易壁垒,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因此,我国在进行贸易时必须谨慎对待碳关税。
参考文献:
1.YanDongandJohnwhalley,Carbon,tradepolicy,andcarbonfreetradeareas
碳排放的解决措施篇5
第一，以环境保护为基础而实施，而不是增强产业竞争力或防止碳泄漏。虽然碳关税可以增强竞争力和防止碳泄漏从经济学理论中获得正当性，但在国际贸易法框架下，碳关税能且仅能以环境保护为由获得正当性。
第二，在多边框架内获得通过，如《巴黎协定》第6条。第6条是《巴黎协定》中与市场机制关系最密切的部分。在该条款中，描述了各国在新的联合国框架之下进行国际排放交易的基础。其中，最为关键的条款是6.2条和h.4条:第6.2条允许各国将碳排放交易的规模纳入国家自主贡献(nDC)目标的成果中;第6.4条则规定，建立一种新的市场交易机制，允许一个国家将自身的具体减排成果计算在其他国家的目标中。
第三，诚信磋商(good-faitheffortinnegotiation)。在实施单方面贸易措施之前，该国应当与受涉国进行谈判，以达成缔结双边或多边协定。这一义务不需要实际缔结协定，而是要求实施国事先进行诚信磋商。此外，实施国应给予所有受影响的成员国非歧视性的平等谈判机会，其努力程度将被wto争端解决机构用作评估该国是否履行诚信义务的“基准”(benchmark)。在气候变化背景下，一个国家应该表明它使所有受影响国家在采取单边碳边境调节措施之前加入国际集体行动的诚意努力。
第四，符合wto公平和正当程序标准(fairanddueprocess)。为了不构成“对国际贸易任意和武断的歧视”(arbitrarydiscrimination)，碳边境调节措施需要公开透明，并保护受影响利益相关者的正当程序权利。美国海虾海龟案中，由于“乌龟排除设备”认证过程缺乏透明度，包括应用程序的非上诉功能和缺乏对应用程序的解释，美国未能通过首部测试。因此，碳关税措施的法律制度设计和法律程序都应该是公开透明的，包括该措施决定的解释和上诉程序。
碳排放的解决措施篇6
关键词：美国碳关税法案；wto原则；对策
中图分类号：DF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3-00-02
一、导论
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多次举行的多边谈判尚未达成对各国都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一些发达国家开始，在各国国内法中以碳关税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2009年美国公布的《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2010年又公布的《美国气候与能源法案》（草案）这两项国内立法中分别规定了美国碳关税条款。按照法案规定，美国有权对从不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进口的能源密集型产品征收边境调节关税，即“碳关税”。由于碳关税的征收涉及到中国的切身利益，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曾表示，“碳关税”不仅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规则，也违背了《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严重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是“以环境保护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1]本文依据国际法对“碳关税”的合法性进行分析，同时对中国应对之路提出自己的思考。
二、美国碳关税制度违反了wto“非歧视待遇”原则
wto的“非歧视待遇”原则主要通过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两项原则加以体现，是指Gatt第1条和第3条。
（一）违反最惠国待遇原则
按照wto最惠国待遇条款的规定，成员方对来源于或运往其他国家的产品所给予的利益、优惠、特权或豁免，应当立即无条件地给予来源于或运往其他成员方的相同产品。最惠国待遇原则要求平等地对待其他成员。从《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的条文规定来看，“如果进口产品来自未执行碳减排政策的国家所生产或制造，则美国可以对来自该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2]美国的贸易数据显示，美国进口的高碳商品，其主要供应国是加拿大和欧盟国家，而这些国家的碳排放不论是在总量上还是在人均上都比美国低得多。显然，美国明确将中国、印度作为征税对象国和接受减排监督国，这就已经构成对最惠国待遇原则的直接违反，是对中国、印度的一种歧视性规定。[3]按照wto的普遍最惠国待遇原则，美国碳关税的征税对象国应该是所有wto成员方。此外，由于发展国家的生产工艺和技术与发达国家间存在较大的差距，而且发达国家大部分使用清洁能源生产产品，这些产品出口到美国时，或许会因满足美国的要求而获得优惠；而发展中国家的同类产品可能因碳含量高被征重税，这种不区分各国的国内环境，各国的发展状况而采取的措施，是不符合最惠国待遇原则的。
（二）违反国民待遇原则
Gatt第3条第2款明确要求，任何缔约方不得以任何直接或间接方式对进口产品征收高于国内同类产品的任何国内税费。符合这一要求的国内税，在进口产品和国内产品存在直接竞争或替代关系的情况下，不得以为国内生产提供保护的目的而征收。可以看出，wto的某一成员国可以对出口到该国的产品征收国内税。但是，该成员国的国内税必须在法律上、程序上或等于或高于对进口的同类产品所征收的税，不得以保护国内生产为目的。然而，在2009年，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表示美国将征收“碳关税”时，明确指出美国为了提高进口到美国高碳排放产品的成本进而达到降低此类产品与美国国内同类或者相似产品的竞争力以保护美国制造业。[4]
由于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是输出钢铁、水泥、化工等产品的主要国家，与美国的国内同类产品或相似产品产生激烈的竞争。此种情况下，美国出台碳关税条款保护本国工业。该法案对其国内产业实施排放限额制度，实施中免费的分配给本国企业。这样对国内、国外实行两套标准，保护国内产业，必然违背了国民待遇原则。
三、违反wto的例外条款
wto的例外条款是指Gatt第20条，共有十项，其中（b）、（g）款及其序言是环保条款。该条明确规定：“在遵守关于此类措施的实施不在情形相同的国家之间构成任意或不合理歧视的手段或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的要求的前提下，本协定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阻止任何缔约方采取或实施以下措施:（b）为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g）与保护可用竭的自然资源有关的措施，如此类措施与限制国内生产或消费一同实施。”以上（b）、（g）款最有可能被援引为其措施合法的依据。
美国碳关税条款不符合wto例外条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美国碳关税措施并不是为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美国认为该碳关税措施是为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缓全球气候变暖，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健康，是一项环保措施，符合（b）款的要求。但是（b）款所要求的措施必须是必需的，而促进碳减排并不是只有碳关税措施这一个手段，其他手段如各缔约方切实履行《气候变化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义务；工业发达国家缔约方向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持续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转让新能源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等才是最有效的环保措施。因此，美国碳关税措施有可能被解释为与应对气候变化有关，但绝非必需的环保措施。[5]
（二）美国碳关税措施不是与保护可用竭的自然资源有关的。从条款上看，美国碳关税条款是与保护大气，防止气候变暖有关，同时该项措施与其他措施一起实施才能满足（g）款的要求。其实，争端解决机构在审理“美国汽油标准案”中已对（g）款的要求作了解释，该案专家组认为：某项措施不一定要为保护自然资源所“必需”，但其主要目的应当是保护自然资源，这样才能被认定为（g）款意义上的与保护自然资源“有关”，而“有关”是指“直接关系”或“主要目的是”。[6]而美国在颁布该条款时就声明该条款是为保护本国的制造业，例如《美国气候与能源法案》第768节规定，碳关税的目的是最低限度地降低碳泄漏。可是该条并未要求相关部门提交碳泄漏报告。其中所关注的是各国气候措施的成本差异而引发不公平的贸易竞争。同时，其他碳关税条款的规定，也都体现以保护国内生产为目的。因此，美国碳关税措施不是与保护可用竭资源有关的。
（三）美国碳关税措施不符合Gatt第20条序言部分。根据Gatt第20条序言的规定，一项环境措施要获得该条的豁免，要同时符合（b）款或（g）款的规定和该条序言的要求，即不得构成“任意或不合理歧视”或“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围绕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出台的背景和全球气候变化国际协调活动的进程看，当各国还处于对减排目标、技术转移、资金支持、监督机制等关键问题的磋商和谈判的阶段，美国抛出单边碳关税措施有违“善意努力”；同时，该法案的基本内容表明其根本的政策目标是为了保护国内易受影响的能源和碳密集产业的利益，即竞争力是其首要考虑的因素，因此很难被认为是纯粹善意的环保之举，它的歧视性很明显。[7]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美国碳关税条款在设计上不仅违反了多边环境公约所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同时也违反了wto多边贸易规则所确立的“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原则，wto例外条款的要求。
四、中国应对碳关税的策略
从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国的碳关税法案并不符合wto的原则及例外情况，这情况下继续实施会影响世界贸易的自由发展，对此中国面对这种情况下应该采取多种措施，以减少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从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两个方面：
（一）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
1、发展低碳经济，建立适合我国与低碳相关的法律体系。低碳经济是各国为应对气候变化而提出的新概念，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和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方式，尽可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现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以达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经济发展模式。[8]在国际上，被看作是解决气候问题的根本出路，我国政府应该高度重视和推动，加强国际合作，吸取和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低能耗、低低污染、低排放，勇于承担节能减排的责任，展现中国的大国形象，为对应对气候变化，防止气候变暖而提出的应对措施。
2、发展绿色贸易，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绿色贸易壁垒法律体系。完善我国环境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于绿色贸易有关的法律制度以保障环境保护和贸易同步发展，同时建立绿色贸易壁垒预警和应急处理机制，以达到停止使用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设备，鼓励清洁生产，推行国际标准，明确产品的质量要求、绿色包装、绿色标志，环境补贴，环境税收制度和检验检疫制度的目的，更好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扩大市场份额的效果，促进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9]
3、熟悉掌握和运用wto组织法的内容。是指要积极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限制单边主义，打击贸易保护主义，维护本国的合法利益。[10]目的是防止中国在某些争端中陷入被动。
4、积极参加国际谈判，加强世界合作，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争取较大的话语权，坚持并遵守共同当有区别的原则。
（二）从中国企业的角度来看
1、鼓励企业顺应世界潮流，发展绿色贸易，实施绿色战略。以减少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以碳关税形式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2、企业应该加强对低碳技术，高新技术的研发。主要是指企业应该增加对技术开发的投入，尽可能的利用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以避免发达国家以碳关税形式或其他形式对我国企业出口业务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姚坚.中国反对美国征收碳关税[m].商务部:碳关税问题背后潜在着贸易保护主义.
[2]王志华.美国碳关税的合法性审核与中国应对思考[J].理论学刊,2010,(12).
[3]王慧.美国气候安全法中的碳关税条款及其对我国的影响[J].兼论我国的诉讼对策,法商研究,2010,(5).
[4]苏南.碳关税是贸易保护的变种[J].中国能源报,2009-04-27.
[5]沈木珠.多边法律体制下碳关税的合法性新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1,(5).
[6]朱榄叶.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贸易纠纷案件评析[m].法律出版社,2000.
[7]周越雪.碳关税的法律分析―兼论wto环境规则[J].商业时代,2011,(9).
[8]刘宇.发展低碳经济维度下碳关税问题探析[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0).
碳排放的解决措施篇7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了摆脱危机,恢复经济,努力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寄希望于绿色产业,以期能够在危机后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维护经济霸权。将贸易保护和气候变化问题结合在一起可谓一箭双雕,既可以掌握未来低碳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又可以从中获得经济利益,弥补财政赤字,减少贸易逆差。
碳关税在全球减排中的特性
近年来,气候变化问题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已成为国际共识。第一个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公约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该公约基础上又产生了《京都议定书》、《巴厘岛路线图》、《哥本哈根议定书》等具体的减排规定。但上述国际协定不具有强制效力,因此有些国家积极地承担了减排义务,也有些国家拒绝接受这项义务。承担义务多的国家,会在国内将减排权予以分配,由于减排权的限制,企业需要采用节能环保技术、工艺或设备,而这势必增加其成本。因此,一些国家认为,积极制定并履行减排承诺的国家,由于减排义务较重而使国内商品的竞争力减弱,应当进行适当修正,否则会减弱国家减排的积极性。基于这一观点,一些国家提倡采取边境税收调节,包括对进口高耗能产品征收二氧化碳排放关税、而对出口的低碳产品进行补贴以保持国际竞争力。碳关税(Carbontariffs)是指对高耗能产品进口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目前世界上并没有征收碳关税的先例。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依据该法案,美国将从2020年起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未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的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碳关税。
碳关税只具有政治经济意义,对减排的实质性影响并不大,想要利用碳关税来真正解决全球气候变暖的环境问题较为困难。此外,这种碳壁垒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极不公平,发达国家在经济积累的阶段也有过高排放、高耗能的阶段,根据“污染者付费”原则,发达国家对气候变化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因此应在进一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方面承担主要义务。若在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阶段施加此种技术贸易保护措施,将严重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碳关税只是一项以环境保护为外衣的贸易保护措施,其无法真正实现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公平贸易”,也难以减缓全球的气候变化问题。
多边贸易体制下的碳关税实施分析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目标,通过减缓全球气候变暖以逐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而多边贸易体制wto以贸易自由化为目的,以世界贸易自由化来提高经济福利。两者之间目标的不一致导致其在实践中冲突很大。
wto规则要求对成员国实施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和普惠制原则,这意味着对成员国一律平等,对发展中成员要给予适当的优惠待遇。然而,在碳税实践中由于各国的减排要求和环境标准不同,不同国家会遇到不同的碳税征收问题,导致发展中国家享受不到降低环境标准的优惠,这违反了wto基本规则,也违反了《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在现行多边贸易体制下,实施碳关税的问题还在于对进口产品征税与国内相同产品或其投入品征收的间接税相匹配,而且对制造产品所消耗的能源所征税(碳足迹)是否为可边境调节的这一问题尚且处于wto的争端解决考虑之中。另外,不同的生产流程导致不同的Co2排放量,对于同一产品,不同企业间甚至同一企业内部的排放量都会有所差别,如果再考虑附属产品,现行贸易安排则无法进行额外追踪。
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时,各国借助贸易措施以增加国内受影响商品的竞争力,本身无可厚非,但此举措的合法性受到质疑。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条第五款规定:“为应对气候变化而采取的措施,包括单方面措施,不应当成为国际贸易上的任意或无理的歧视手段或者隐蔽的限制”。事实上,wto一直努力为实施减排温室气体政策提供规则空间,从1947年Gatt成立初第二十条允许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的必要措施,到1993年wto成立时将“世界资源的最适当地利用、保护和维护环境”列入其六大宗旨,直至wto设立专门的环境和贸易委员会(Cte)以及贸易争端解决机构来对贸易与环境案件进行裁决。wto规则逐渐放宽对于Gatt第20条一般例外下的环境规则的解释,加之《SpS协定》与《tBt协定》等环境规则的具体化和标准化要求,使得wto表现出寻求环境保护和贸易便利相平衡的态势。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说过,“一项涵盖了所有主要温室气体排放者的多边环境协定,也是指导类似wto的其它机构的最佳工具”。这意味着若想真正解决全球减排问题,还需要各国通力合作,任何单边的措施,如边境调节税等都只会被贸易保护主义所利用而无法实现真正的目的。
征收碳关税对我国贸易的影响
碳关税作为新型的绿色贸易壁垒,一旦付诸实施将对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危害远超出其在减排上所做的贡献。我国现今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每百万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数量是美国的3倍、德国的5倍、日本的近6倍。2007年美国进口的高碳商品中,有11%来自中国,包括15%的进口钢铁、6%的进口铝制品、12%的进口纸品、19%的进口混凝土(吴玲?p,2009)。鉴于这样的比例,碳关税对我国出口和经济发展将带来很大的打击,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我国出口额将大幅缩减。美欧等发达国家是我国主要的出口对象,碳关税一旦开征将使我国的企业受到整体上的打击。能达到国外环境技术标准的企业需要采用减排技术,投入更多的研发成本和设备,竞争力有所减弱;对无法达到国外环境技术标准的企业来说,碳关税将封闭其国外出口市场。
我国制造业整体将受到冲击。碳关税虽直指高耗能产业,如造纸、钢铁、水泥、化肥等,但这些产业的变化将影响其上下游产业的利益,因此我国若不能找到新产业来替代原先的高耗能、高排放产业,则制造业产业链条将出现断裂,以及制造业整体将受到冲击。
我国就业率将呈下降趋势发展。我国产业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依靠低廉的劳动力获取竞争优势。而碳关税的实施势必会改变未来国际贸易格局,我国企业将不得不被迫进行产业升级,这势必会减少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影响我国就业率。
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多米诺”效应。碳关税很可能引起发达国家的迅速效仿。同时,碳关税很有可能引起发展中国家的报复性贸易壁垒,从而进一步助长贸易保护主义的滋生,导致国际贸易规则的失灵以及贸易格局的混乱,影响我国对外贸易的健康有序发展。
我国应对碳关税的策略调整思路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主要贸易大国和制成品出口国,还是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基于以上分析,碳关税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考虑到未来低碳经济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我国必须在碳关税征收前做好准备,从国内和国际层面进行策略调整。
碳排放的解决措施篇8
关键词：低碳经济；中国；碳排放
全球变暖使得各个国家都开展关注低碳经济，目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就是低碳经济，作为治理全球气候变化的有效方法，低碳经济越来越受到关注。在其受到关注的同时，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我国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数量一直在不停的上涨，因此我国也需要对这一局面进行改变，实现低碳经济发展[1]。
一、低碳经济发展模式
第一，在新能源的基础上出现了低碳经济，其与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相对。所以，与由能源消费延伸的“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解除并对经济增长进行促进是低碳经济发展的核心，将碳排放和经济之间实现错位增长，对经济体碳排放弹性通过无碳能源进行控制，对低碳能源进行发展，替代能源，通过上述措施对经济发展进行促进，并与碳之间的关系解开[2]。
第二，高碳经济是建立在人们能源消费方式以及无约束碳密集能源生产方式上的经济模式。相对于高碳经济，出现了低碳经济。所以，对单位能源消费量的碳排放量进行降低是对低碳经济进行发展的关键，也就是在蓄积、封存、捕捉碳的基础上，对能源消费的碳强度进行降低，从而对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速度进行控制。
第三，人为碳通量和低碳经济之间属于相对的关系，这是一种人类自救的行为，目的是为了使得地球生态圈被不断增加的人为碳通量所导致的碳失衡情况得到解决。所以，对人们的碳偏好以及高碳消费倾向进行改变是对低碳经济进行发展的重心，除此之外还需要对化石能源消费量进行减少，对碳足迹进行减缓，从而使得低碳生存得以实现。
二、中国发展低碳经济应该采取的措施
（一）政策工具
投Y是形成煤电替代的前提，若想将投资者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就需要保证其成本约束与利润要求相符合。可以用来选择的政策工具有以下四种。
1.配额管理
非煤电的成本较高，因此市场上也不可能自发形成非煤电供给，其形成需要建立在政府操作的基础上，由政府对煤电生产者做出要求，从而对非煤电市场份额进行保障。
2.价格补贴
价格补贴能够对非煤电价格的竞争力进行提升，一般都是在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过程中，就可再生能源电价向电力用户进行征收，在此基础上补贴差价给其发电的上网电量。然而，电价的局限性十分明显，因此这一方法也只能发挥很小的作用[3]。
3.碳税
实现配额价值的基本形式中就包括了碳税，将煤电碳税向电力用户进行征收，从而对非煤电成本进行补偿。
4.绿色电力证书
对于非煤电配额，煤电生产者若想实现其价值，那么其就需要绿色电力证书，绿色电力证书的颁发取决于绿色电力生产商入网的实际电量，证书一般由政府能源主管部门颁发，其颁发就会将上述的入网实际电网作为评判标准，并且在此基础上促使电力消费者、供应商将自身的年度非煤电配额交易工具完成，在完成交易后，应用其交易金额对非煤电成本进行补偿。
价格补偿是我国政府目前应用的政策工具，在今后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我国应该逐渐将配额管理作为将电价理顺的主要措施。
（二）煤电替代
我国需要对电力产品比例构成进行改善，对非煤电产品的市场份额进行提升，主要需要对以下三种措施进行应用。
第一，对核电基地进行建设，今后替代煤电的主要发展趋向就是对核聚变以及核裂变造成的能量进行利用，进而对电能进行生产[4]。第二，对水电基地进行建设。就目前我国水电基地开发条件以及资源情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若想替代煤电，就需要对水电发力进行发展。第三，非水电再生能源发电。对煤电发电进行替代的非水电可再生能源有很多，其中就包括了地热能以及风能等。目前电价是我国对绿色电力进行发展、将替代煤电方针实施的主要阻碍。由于成本加成定价法是市场份额中80%的煤电所应用的方法，煤电价格不能够对环境损害成本、资源稀缺性进行体现，也无法对市场供求关系进行反映，这就造成整体电价偏低，对核电以及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造成了阻碍。
三、结语
本文就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与中国的选择进行了探讨，首先对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介绍，随后对中国发展低碳经济应该采取的措施进行了分析。化石能源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十分依赖的一部分，减少碳的排放，就需要对这种依赖进行减少，实现低碳经济发展，从而在根本上对排放问题进行解决。中国目前需要做的，就是对绿色煤电和电力进行发展，将煤电替代以及二氧化碳零排放尽快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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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的解决措施篇9
[关键词]碳排放；碳关税；经济效应
[中图分类号]F27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5024（2013）04—0020—04
一、引言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气候变化问题上升为全球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虽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由于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Co2排放量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Co2排放国。从经济学角度看，碳排放产生的负外部性不仅破坏大气环境，还会造成经济损失。为减少全球碳排放，避免碳泄漏现象，发达国家提出对进口的高耗能产品征收惩罚性的碳关税。碳排放驱动的碳关税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出口贸易数量及改善全球福利有较大影响。
国内外相继开展了碳排放及碳减排政策对环境和贸易影响的相关研究。一些研究发现，发达国家的减排政策在保护环境的同时，也将对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产生深远影响。针对发达国家提出的减排政策，我国部分学者进行了碳排放、碳关税与对外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出口商品的隐性碳含量显著上升，高碳产品出口导致中国碳排放增加。中国的出口贸易有利于发达国家减少能源消耗，但却增加了全球的Co2的排放。国际贸易中的高碳排放产业转移实证研究的结论是：发展中国家正成为发达国家高碳排放产业转移的“避难所”。针对碳关税对对外贸易影响的实证研究认为，碳关税的征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但会对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造成负面影响。
过度碳排放不仅对环境造成危害，而且影响他人的生产和生活质量，碳排放是一个典型的外部性问题，但较少有研究利用外部性理论分析碳排放的外部性问题。因此，本文在跟踪国内外最新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经济学外部性理论分析碳排放外部性成因，并探讨碳排放内部化措施——碳关税的经济效应。
二、碳排放外部性
（一）外部性成因
外部性理论是福利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环境经济学的理论支柱，外部性理论揭示了市场经济中低效率资源配置的根源，为解决外部不经济问题提供了可选择的思路。外部性是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不一致的现象。正外部性经济活动给其外部造成积极影响，引起他人效用增加或成本减少；负外部对外界具有一定的侵害或损伤，引起他人效用—隆低或成本增加。于产生这些问题的国家。一国碳排放污染不仅影响本国大气环境，还影响到他国大气环境；不仅产生碳排放负外部性，而且发生了跨国负外部性。这种跨国负外部性既破坏了环境，又造成经济损失。过度碳排放问题的根源在于碳排放成本外造成了产品价格扭曲和市场各排放企业之间通过货币方式互相调剂排放量，从而达到减排目的。超量减排的企业可以在市场上转让、储存、出售剩余排放权，以获得保护环境的经济补偿。增加排放的企业则必须通过购买的方式获得排放权，付出成本代价。碳排放交易作为一种市场化的减排手段，使碳排放成本外部性向企业生产活动内部化转化，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有效控制碳排放总量，最终达到环境资源优化配置及整体经济的帕累托改进。
2.碳交易运作模式。目前碳排放交易机制主要有两种模式，即欧盟采取的排放交易机制（europeanUninnemissiontradingScheme，eUetS）与美国的总量控制与排放交易计划（Cap-and-trade）。
（1）欧盟排放交易体制。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是世界上第一个多国参与的排放交易体系，从2005年1月起开始交易，是欧盟内部的交易体系。欧盟etS运行的关键是对温室气体高排放部门在排放量上实施强制约束，使碳排放权成为具有市场价格的稀缺资源。eUetS是以配额为基础的交易机制，将《京都议定书》下的减排目标分配给各成员国，再由各成员国根据计划分配给各企业，企业或部门可以在配额规定的限度内排放二氧化碳。各企业可以在市场上进行配额交易，配额有剩余的可以将用不完的配额卖给其他未完成减排目标的企业，超量排放的需要另行购买配额或者是接受罚款。eUetS覆盖范围包括12000多座电站、工厂及其他工业设施，几乎占欧盟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一半，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总量控制与交易体系。
（2）美国总量控制与排放交易计划。2009年6月美国通过了《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该法案确定了美国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即2020年前，美国的排放总量要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17%，到2050年则要降低83%。根据总量控制与排放交易机制，对所有污染额度进行拍卖，超额排放需要购买排放权，拍卖所得资金部分用于支持清洁能源开发。
国际碳排放交易机制激励了清洁发展机制（CDm）市场的发展，促进了在全球范围内施行的CDm项目，使发展中国家有望减少27亿公吨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经济收益近40亿美元。该机制的缺陷在于：第一，市场无法预计实际碳排放量。第二，总量控制和交易制度产生的配额价格极不稳定。实践证明，不稳定的化石燃料价格影响配额价格，决策者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再次设定总量限额，由此而来的政策上的不确定性使价格的不稳定性变得更为强烈。
（二）碳关税
碳关税是对进口的高耗能产品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其理论依据是庇古税。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拟通过征收碳关税，对没有实施温室气体减排的国家高耗能出口产品征收边境调节税，解决全球气候变暖及碳排放问题。2009年美国众议院通过《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和碳关税相关条款，拟于2020年开始对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商品征收碳关税。法国从2010年1月1日开始对环保立法不及欧盟严格的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品征收碳关税。欧盟宣布2012年1月对出入欧盟的国际航班征收15%的航空碳排税。按欧盟碳排放征收方法，2012年中国航空公司需要支付7.43亿元的碳排放税，到2020年需向欧盟支付超过30亿元，9年累计支出176亿元。中国飞往欧洲的航班每增加一班，一年将增加1500万元人民币的额外成本。
从保护环境角度看，碳关税征收内部化了碳排放污染负外部性，避免发达国家厂商为了降低高耗能产品的减排成本，将高耗能产品的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使发展中国家成为碳排放的避难所，从而达到抑制碳排放、减少碳泄漏的目的。
四、碳关税的经济效应
尽管碳排放内部化措施在碳减排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但从产品竞争力角度看，碳关税增加了没有承担温室气体减排责任国家的产品成本，短期内会抑制发展中国家部分产品的贸易数量，恶化贸易条件，成为绿色贸易壁垒，阻碍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从而提高发达国家国内相似产品的竞争力。
（一）积极作用
图1表示征收碳关税后的局部均衡。当进口国除了应用碳排放权交易制度etS外还征收碳关税时，碳关税减少了进口国国内需求和全球需求。由于征收碳关税，全球需求曲线D1向左下移动为D2，均衡点由a点移动到e点，新的均衡价格低于原均衡价格。
国际价格的下降意味着出口国厂商将减少产量，因为国内产量被etS限制，全球产量将会下降，国内和外国消费量也将下降。由于征收碳关税造成消费量的转变，使国内和国外消费者面对不同的价格。
图中aDe表示征收碳关税产生的福利损失包括消费者和生产者福利损失。生产的全球外部性也会增加福利，平行四边形aBCe表示生产者剩余，净福利为aBCD，这说明碳关税能改善全球福利。由此得出，在征收碳关税的情况下，产品x的国际市场价格上升，均衡的贸易量减少，抑制了高耗能产品出口贸易数量，达到减排目的。
从理论上看，全球福利因为碳关税而增加。如果碳关税政策能够被正确实施，就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提高全球的福利水平。
（二）消极作用
征收碳关税前后的高耗能产品贸易数量，可以通过世界市场高耗能产品进口需求曲线和出口供给曲线进行分析，如图2所示。
图2中产品x为高耗能产品，D为世界市场产品X的进口需求曲线，S为世界市场产品x的出口供给曲线。征收碳关税之前，世界市场产品x的均衡点为e，此时世界市场均衡价格为p1，贸易量为Q1。如果征收碳关税，世界市场的均衡将发生变化。由于征收的碳关税由企业承担，损失的成本从产品本身扣除，产品x的出口供给曲线s向左上方移动至s′。短期内产品x进口需求变化不大，需求曲线D不发生变化。因此，征收碳关税后，世界市场产品X的均衡点将由e点运动到e′点，均衡价格为p2，出口贸易量由Q1减少至Q2。因此，征收碳关税会减少出口国的出口贸易数量，影响出口国出口贸易的发展。
由此可以看出，环境因素不仅成为决定消费质量的因素之一，还成为了生产投入要素之一。如果实施碳关税政策，则将增加碳要素投入成本，导致高碳产品价格上升，需求萎缩，加强对高耗能产品生产的抑制作用，有利于保护环境；同时，碳要素成本上升，会激励生产者选择成本更低的替代要素投入，并加大投入节能减排技术，促进环保技术发展。因此，从世界经济发展面临气候变暖和能源压力的客观角度看，美国、欧盟对其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的政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碳关税作为对高耗能产品所征收的一种惩罚性关税，短期内会增加产品的出口成本，降低其竞争力，导致贸易数量减少、贸易条件恶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发展中国家经济及出口贸易的发展，也说明碳关税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实施的一种新型贸易壁垒。
五、结语
二氧化碳问题是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抑制气候变化和发展低碳经济是全世界各国的共同任务和目标。虽然从世界经济发展面临气候变暖和能源有限的角度看，对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短期内，碳关税对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的出口贸易具有抑制作用。因此，我国应积极寻求建立应对碳关税的短期与长期有效机制。
当前，我国应积极开展碳关税外交活动，反对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鼓励企业进行低碳技术引进与创新，促使企业主动参与国际碳交易；实行出口贸易多元化战略，调整贸易结构，开辟新的出口市场；采取贸易反制等措施保护我国出口贸易。从长远来看，碳关税的征收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它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向低碳经济转型。发展低碳经济是解决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问题的根本措施，低碳经济不仅可以有效应对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问题，还可以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我国应该着眼于未来长期发展目标，研究制定低碳发展战略规划，协调出口贸易与碳排放的关系，促进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实现我国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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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的解决措施篇10
关键词:低碳政策;低碳经济;启示
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人类在对资源和环境进行开发和利用的过程中,造成了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环境灾难,使人类的生存环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同时又是温室气体排放的大国,承担着节能减排和发展经济的双重责任,尤其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没有成功的先例。通过借鉴英美德三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经验,既发展经济,又保护环境,不失为一条捷径。
一、英、美、德三国的低碳经济概况
(一)英国低碳经济政策
低碳经济是由英国率先提出的,最早见于2003年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2006年10月英国政府又《气候变化的经济学:斯特恩报告》,呼吁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主要措施有:提高能源效率;对电力等能源部门“去碳”;建立强有力的价格机制;全球联合对去碳高新技术进行研发和部署等。
2007年英国颁布了《气候变化法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立法的国家。英国政府进一步表示,力求在2010年减排主要温室气体――二氧化碳20%,2050年减排60%。
为了保证低碳政策的顺利推广,英国政府推出了气候变化税。这实质上是一种“能源使用税”,计税依据是使用的煤炭、天然气和电能的数量,使用热电联产、可再生能源等则可减免税收。据测算,截至2010年英国每年可减少250多万吨的碳排放(相当于360万吨煤炭燃烧的排放量)。
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英国初步形成了以政府政策为主导,市场运作为基础,以企业、公共部门和家庭为主体的“低碳经济”互动体系,成功突破了发展“低碳经济”的最初瓶颈,为英国实施低碳计划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二)美国的低碳经济发展政策
美国虽未签署《京都议定书》,但在政策措施上,积极倡导推动新能源产业。
奥巴马政府在其新能源政策中承诺,在未来10年内耗资1500亿美元刺激私人投资清洁能源;实施“总量控制和碳排放交易”计划,到205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在1990年水平的基础上降低80%。
为积极应对碳排放,奥巴马政府计划自2012年起,连续10年拨款150亿美元给环境署用于推广新能源市场化,未来10年建立起一支6450亿美元的能源基金,用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清洁环境和推广可再生能源。美国各州政府还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分别制定了地方节能产品税收减免政策。能源部支持美国绿色建筑协会推行以节能为主旨的《绿色建筑评估体系》。
(三)德国的低碳经济发展政策
德国政府采取了限制性和激励性经济措施并举的做法,鼓励企业积极参与环境保护。
自1994年起,德国政府把科技政策的支持重点集中在发展环境保护技术和能源技术上,并且出台了很多新的能源和环境政策,实行此项政策的结果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的能源消耗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不断下降,德国逐步解决了工业化过程中的污染问题,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从2001年11月开始,德国对每千克含硫量超过50mg的汽油和柴油每升再加收1.53欧分生态税,从2003年1月起,将含硫量标准调整为每千克10mg,使超过该标准的汽油和柴油每升加收的生态税累计达到16.88欧分,此举使得德国一次能源消耗量不断下降。对于废水排放、固体废弃物倾倒引起的水污染,德国按照一定方式以废水的“污染单位”为基准,实行全国统一税率,并且每年的税率不断提高,每年的水污染税收入全部用于改善区域水质。德国政府从2003年1月1日开始,对无硫燃料征收的燃料税比含硫燃料的税率低1.5个百分点,在税收激励下,德国企业已经放弃使用含硫燃料。
2007年,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又在“高技术战略”框架下制定了气候保护高技术战略。根据这项战略,联邦教研部将在未来10年内额外投入10亿欧元用于气候保护技术的研发,德国工业界也相应投入一倍的资金用于开发气候保护技术。构成了对德国节能减排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综合分析,英美德三国所采取的措施包括以下几方面:制定有关气候保护和环境保护的法律,通过立法倡导环境保护行为;政府通过科技政策的倾斜、财政政策的支持、税收政策的调节等措施来支持低碳产业的发展;制定有关燃煤、燃油、汽车油耗、水污染控制等方面的国家标准;制定鼓励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给予资金和技术支持。这些措施的推行,有力地促进了这三国低碳产业的发展和低碳技术的研发;同时也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二、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存在的问题
(一)社会公众低碳理念的缺失
在物质生活极度发达的今天,人们在享受生活的同时,往往忽略对环境的保护,这既是生活陋习,更是低碳生活理念缺失所至,而个人低碳生活理念的形成是从一点一滴开始的一个漫长过程。倡导低碳理念、建设低碳社会,每一个人的参与是至关重要的。
(二)我国能源结构的单一性
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是我国向低碳发展模式转变的长期制约因素。煤是我国主要的能源资源,2007年生产煤25.26亿吨,占我国总能源的76.7%左右,当年世界产煤56亿吨,我国占32%,居世界首位(我国能源结构问题及解决对策研究)。据了解,目前全国85%的二氧化碳、90%的二氧化硫和73%的烟尘都是由燃煤排放的,我国已经形成了以煤炭为主、多种能源互补的能源结构,这种状况在目前以及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很难改变。而研发低碳燃煤技术,发展利用新型能源就成为发展低碳经济的当务之急。
(三)我国低碳技术开发相对落后、并缺少相应技术标准
在低碳技术的研发上,我们起步晚,而且缺少成熟的技术标准。在低碳经济管理上,我们缺少一个成功的运营模式。如我国的重化工业发展比较迅速,水泥、钢材、电镀等高耗能行业含碳量非常高。如何实现这些行业的低碳生产,目前尚缺少一套成熟的标准。
(四)经济高速增长与节能减排的矛盾
长期来看,我国经济仍将继续增长,能源消费仍会稳步上升;短期来看,节能减排任务艰巨,需要大量地推广节能技术,强制性地限制减排总量,制定节能准入和落后产能退出机制。
三、解决我国低碳经济发展问题的应对措施
(一)政府通过制定法规和政策,制定低碳经济发展的整体规划,推动低碳经济
政府出台鼓励低碳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在财政政策方面,增加经济投入和资金支持力度,加大对低碳技术研发的支持力度,鼓励企业的自主创新。在税收政策方面,对于一些高碳排放的企业加大征税力度,限制其碳排放;对于新兴的低碳企业,降低征税,出台相关的补贴政策。
(二)改变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鼓励发展清洁能源
政府出台鼓励新能源发展的政策措施,促进整体能源结构的改善。低碳经济不同于我国的传统经济,尤其是诸如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产业的应用,在保护环境的同时也推动了资金、技术和人才的集中,形成了新的经济热点。借鉴国外的经验,如英国公布的发展“清洁煤炭”的计划草案,要求英国境内新设煤电厂必须首先提供具有碳捕捉和储存能力的证明,每个项目要有在10-15年内储存2000万吨二氧化碳的能力,政府同时对这些项目提供相关财政支持。
(三)低碳技术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核心
低碳技术的创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我们应组织科技攻关,加紧技术研发,力争掌握一定规模的自主技术;同时,整合市场现有的低碳技术,加以推广和应用;加强国际间交流与合作,促进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技术转让。
(四)培养社会公众的低碳意识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简单又长期的任务,需要通过政府的引导,媒体的宣传,民间志愿服务等形式让人们接受低碳理念;要鼓励和引导人们采用低碳生活方式,如城市交通建设方面鼓励居民乘坐公共交通,少开私家车等。
四、结论
实现我们承诺的减排目标,发展低碳经济是唯一选择。通过对比分析三个国家发展低碳产业的情况,可以发现我们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的诸多不足;借鉴其发展经验,提出我们的发展措施,落实好这些措施,将让我们少走弯路,会让我们的经济发展得更加健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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