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趋势篇1
关键词：政治趋势 演变 爱国主义 敬业精神
1 国际政治趋势在稳定中演变
21世纪前十年，是国际态势不断转化的十年；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世界继续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的现状没有改变。
1.1多极化继续发展，未来变数增多
当今社会，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势头加强，国际力量对比进一步朝着相对均衡的方向发展，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
第一，美国保持“一超”地位，“多强”获得发展。“一超多强”是冷战结束后形成的世界政治格局。“一超”是指美国，“多强’，是包括欧盟、日本、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大国或国家集团。随着新兴大国崭露头角，世界各主要力量实力此消彼长，推动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深入调整演变。利比亚问题中法国、英国、意大利等欧盟国家替代美国扮演主要角色，形成“欧洲回来了”的景象。
第二，在大国关系格局中，“一超”将受到“多强”的更大制约，但不会出现全面对抗，彼此之间既有矛盾也有共同利益。中俄、中欧关系将更趋加强，中美、中印关系将保持改善势头，历史问题仍为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一大障碍。
1.2地缘战略竞争激烈，大国合作大势所趋
国际关系中的传统地缘政治和军事安全因素依然突出。俄与美欧关系一度趋于紧张，双方的交流与合作出现一些困难。此外，大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安全乃至软实力方面的较量依然存在，围绕深海、极地和太空的争夺正在逐步展开，战略利益竞争日益突出。但金融危机的爆发客观上缓和了大国关系。面对严峻的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各大国普遍认识到加强合作、共渡时艰是唯一的共同选择。美、欧等传统发达国家加强彼此协调，并加大对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借重。大国关系的合作面回升。欧俄重启新伙伴关系计划，并将探讨建立新的欧洲安全机制。大国间既合作又竞争的总体框架得以维持。
1.3美国转移战略重心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
美国战略重心的转移无疑主要是针对中国的：“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力”，确保美国的绝对安全，并保持它压倒一切的主导地位；通过利用亚太地区迅猛的经济增长，解决国内的经济困境；在亚太地区制造麻烦，并利用矛盾结成同盟(如加强了同一些对南海宣示的国家的军事关系)；在亚太地区进行整体布局，以遏制中国的崛起。美国转移战略重心与它力图强化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巩固在全球的霸主地位是一致的；同时，在经济上，它也不愿意被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亚太列车拉下。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把中国定位为主要战略对手，现在又把战略重心从欧洲转移到亚太地区，不可否认是为了集中精力对付中国。面对对中国越来越不利的国际形势，中国只能加强经济力量，建设更加强大的军事力量，政治上更加灵活地与周边邻居相处。中国要坚持和平外交政策，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作出贡献，正确应对国际局势，妥善处理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
2 当前中国机遇与挑战并存
中国的快速发展，既是世界大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世界变革的主要动力之一。中国与世界从未像现在这样频繁地互动、紧密地交融。面临机遇的同时，中国也面临巨大的挑战。
2.1中美关系问题
不管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插手、问题、南海争端问题，还是美国主要针对中国的战略重心转移，都表明了中美结构性矛盾的深刻性和霸权利益的根本性。中国安全环境的确十分严峻，决不能掉以轻心。
当然，面对美国全球战略转移，我们既不必惊慌失措，也不能麻木不仁。对局势要有清醒的认识。目前应对复杂局面的战略基点在内不在外。只要我们把自己事情办好了，政治清明，上下团结、万众一心，就没有任何人能够整垮我们。如果国内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搞不好，墙倒众人推就可能成为现实。
2.2南海风云骤紧
南海问题背后是利益纷争，其本质是围绕着石油资源而展开的争端，是名副其实的“石油政治”问题。南海局势升级后，一些大国或地区集团出于各自不同的战略目的，积极扩大在南海地区的影响力，染指南海地区事务，力图使南海问题国际化程度进一步加深。随着近来中菲在黄岩岛问题上的摩擦及公众通过互联网、手机网络参与国家事务的增多，使得南海风云有骤紧的趋势。
对此，中国国。内战略界出现了分化。一部分人认为应该保持克制，继续为中国现代化赢得战略机遇期；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中国应当采取强硬态度，甚至不排除选择打的可能。
目前来看，从战略清晰方针出发，南海问题有三类问题需要作出明确表态：“远亲不如近邻”，作为在该地区共享利益和共担风险的成员国，中国和其他地区国家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在南海问题上，相比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局，其他问题都是小问题。只要不改变现状，不挑战原先达成的原则和共识，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谈判解决。一些国家暂时有困难，中国也可以伸以援手，共克时艰。但如果非得要以此挑战底线，进而引发冲突和更严重的后果，中国也不怕。总之，惟有坚持原则，进退有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南海问题。
3 爱国主义催生敬业精神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迈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之势走上伟大的复兴之路。作为骨干建设力量之一的职工，唯有坚持和平发展的信念，爱岗敬业，冷静分析，努力抓住各种发展机遇，才能切实为国家分忧解难，尽到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责任和义务。
3.1关注国际形势，激发爱国主义
由上文可以看出，当前国际政治趋势下的中国形势，机遇与挑战并存。职工作为奋斗在建设一线的中华儿女，富有强烈的使命感和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
在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作为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始终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精神纽带，始终是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基本源泉，始终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巨大力量。从司马迁的“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到岳飞的“精忠报国”，这种历史传承的爱国主义精神，寄托着对民族命运的拳拳之心，倾注了对中华大地的兹兹之念，凝聚了对国家富强的殷殷之望。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南海问题上诸国对中国底线的试探，激发了炎黄子孙内心的激愤，民意不一，倡和倡战，都体现了基于爱国主义的态度，然而，爱国是一种情感，一种价值观念，更意味着一种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随着中国跻身世界强国之林，大国意识应渗透到每一个职工血液中——中国任人宰割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天没有任何人可以任意欺凌中国而不受惩罚。
因此，在通过关注国际政治趋势演变激发职工敬业精神时，要注重引导正确方向，引发职工对国家机遇与挑战产生责任感的同时，引发正性情绪，引导客观、冷静的逻辑分析。
3.2践行爱国主义，实践爱岗敬业
践行爱国主义，需要有载体，就像过河，需要有桥或船一样。职工践行爱国主义的最好载体是什么?就是每个人的岗位工作。越来越细化的社会分工，造就了多种多样的社会行业、社会职业和社会工作岗位，这些内容不同、性质各异的行业、职业和岗位，从各个侧面、各个角度为人们爱国报国提供了各种直接、具体的平台。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爱国主义与爱岗敬业是密不可分的。对国家与民族有着天然深厚感情的职工，必然会追求把对国家的忠诚、对民族的热爱转化为有益于国家、民族的实际行动，必然会努力在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中发光发热，有所作为、有所创造、有所贡献。欲尽其责，必先履其职。战争年代，振臂一呼、投笔从戎是爱国；和平时期，爱岗敬业、默默奉献，同样是爱国。
国际政治趋势篇2
全球化环境带来的是一个开放、多元的信息社会，改革开放也使我国呈现出了多远化的发展趋势。社会发展的多元化，使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局限在政治社会，思想政治教育也开始渗透到经济、文化、生态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复杂的经济环境决定了人们思想的多样化，在这个前提下，个体的社会化状况也变得更加复杂。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必须与当前所处的经济环境相适应，进而推进个体的社会化。在全方位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中，信息、网络得到迅猛发展，人们可以从更广阔的领域获得各种信息，信息的传播必然会对人们的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加快了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进程。
二、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化的发展趋势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倾向于工具化和实用主义，大多数人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让人们树立起服从社会，服从集体，牺牲个人利益以利于群众利益的意识，用来规范和约束人的活动。因此，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忽视了个体的自身利益以及个体的价值诉求。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以人文关怀为主题的活动逐渐增多，个体的主体意识有了很大提高。思想政治教育也逐渐开始重视个体的生存发展需要，弘扬和培育人的主体性，培育个体自主、自立、自我负责的独立意识和能动、创造的精神。
时代呼吁着人的主体性，个体也殷切希望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和培育人的主体性，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可见，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化必然会成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趋势之一。
三、思想政治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趋势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强，世界各国联系日趋紧密，各国面临着激烈的、复杂的国际环境，因此，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也呈现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在国际化背景下，国家发展既有基机遇，又面临严峻挑战。
思想政治教育增强了国际化意识，在思想观念上要更加开放，我们要打破闭关保守的思想，积极地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政治地交流、碰撞。在比较中，增强相互了解、相互借鉴，积极吸收其他国家的优秀东西来提升、发展自己。在吸收别国优秀思想的同时，我们也要坚定自己的立场、观点，增强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对国民进行全面的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国际化过程中，不仅面临机遇，还有很多挑战。因而，思想政治教育要培养人适应国际社会发展的能力。面对来自不同国家的各种文化、思潮，我们要提高辨别能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国际化环境中，还要提高环境的适应能力，以积极地心态面对国际挑战。
四、思想政治教育规范化的发展趋势
由于当今是一个民主与法制民主与法制并存发展的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人们的行为受到约束。但是，社会上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公平、违法违纪现象，这些不和谐因素的存在，使得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迫在眉睫。首先是群众认同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制定相关政治、标准约束人们的不合理行为，保证人们在这些制度、政策面前人人平等，才能使得人们对制定的政策、标准积极认同，然后规范自身行为。其次，需要建立保障机制来保障制度的权威性。例如：建立评估机制，规定固定的时间对人们一定阶段的思想政治行为进行评估，让人们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然后发扬正确点，改正不正的行为。还可以建立鼓励机制，对思想政治觉悟高的人进行表扬、奖励。对差的行为进行批评、惩罚，以此来激励人们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做守法的好公民。最后，如果制度建立的好，在群众中有好的反映，必然会引发群众的积极参与，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意识，约束自身行为，使思想政治教育制度的建立真正发挥实效。
五、思想政治教育特色化的发展趋势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等，虽然各个社会、各个国家都事实上存在，但把这些教育综合在一起，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体系，确立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体系，这就是中国的创造，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思想政治教育的特色，首先在于它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和分向。不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还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方向，同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新经验、发展新理论、开辟新道路。广大人民群众既是教育的主体，也是教育的客体，因此，广泛的群众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区别于其他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特征。并且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和主要的教育内容，以广大人民群众为主体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将市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更富有时代特征。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思想政治教育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符合中国国情，我国自古以来，就有重德治、讲礼仪、重伦理的传统。正是这种文化传统，不仅留下了民族的传统美德，而且形成了民族的习惯。它的合理成分和精华因子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发展奠定了浓厚的文化基础，也为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巨大作用提供了条件。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六、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发展趋势
国际政治趋势篇3
[关键词]世界移民问题；治理理论；网络治理
一、治理理论概述
“治理”一词来源于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中的“掌舵、引导、操纵”原意，治理的过程也就可以理解为一个组织或社会自纵、掌舵的过程。[1]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詹姆斯・n・罗西瑙认为，治理是通行于规制空隙之间的那些制度安排，或许更重要的是当两个或更多规制出现重叠、冲突时，或者在相互竞争的利益之间需要调解时才发挥作用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2]格里・斯托克指出：“治理的本质在于，它所偏重的统治机制并不依靠政府的权威和制裁。‘治理的概念是，它所要创造的结构和秩序不能从外部强加；它之发挥作用，是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互相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3]从词源和概念我们可以看出，治理是一个协调和系统的网络，这个网络是多方主体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进行的合作和妥协而形成的，而在这些主体中，政府和市场的力量被弱化，社会和组织的力量应该得到发挥。治理打破了常规的规则与制度安排，仿佛规则与制度并不是那么重要，而目标就是解决问题，那么，治理也的确解决了效率和公平的问题。
有学者将治理理论的谱系分为：以“市场”为中心的治理，以“网络”为中心的治理，以及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4]我更赞同“网络”治理，网络治理模式更符合公共政策的复杂和网络状的环境，更有利于政策问题的分析和解决。网络治理模式包含多主体和多层次，在运用治理理论分析与解决问题时，要从市场、政府、社会（非营利性组织、营利性组织和个人）三大主体以及全球、区域、国家三大层次进行。尤其针对本题的核心内容：世界移民问题，采用网络治理理论可以更加全面的分析问题。
二、世界移民问题
（一）世界移民现状
随着政治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世界移民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从数量上看，1965年，全球国际移民只有750万人，到1990年增至1.54亿，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蓝皮书显示：2013年世界移民人口数量达到2.32亿，占世界人口总数的4.2%，比2010年的2.14亿增加了0.18亿，比2005年的1.95亿增加0.37亿。2000-2013年间，移民人口数量年平均增长率2.2%。[5]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的《2013国际移民报告》显示，截止2013年，接近59%的移民居住在发达国家或地区，发展中地区的国际移民占世界移民总数的41%，其中，仅2013年，居住在发达国家和或地区的1.36亿国际移民中，8200万（60%）来自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5400万（40%）出生于发达国家或地区；定居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9600万国际移民中，8200万（86%）出生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其余的1400万（14%）出生于发达国家或地区。国际移民占世界总人口比例也在逐步提高，2013年为3.2%，1990年这一比例为2.9%。[6]从流动趋势上看，流动趋势可分为：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以下分别简称趋势一、趋势二、趋势三、趋势四）。根据联合国《国际移民报告2013》中按来源地和目的地划分的国际移民人数统计图（图1）显示，趋势四的移民方向一直是主流，而趋势三则是势头最强劲、增速最快的，并于2010年与趋势四数量相当，之后两种趋势发展并驾齐驱。趋势一一直是处于平稳的态势，虽有所增长但涨幅不大。移民浪潮中程度最弱的要数趋势二，在2012年以前数量平稳且稍有下降，但在2012年以后却出现了大幅增长趋势。
（二）世界移民面临的问题
1、非法移民问题。非法移民有非法滞留和非法偷越国境两种方式。在现代，非法移民的方式也变得愈加多样化，类似于通过旅游、探亲、劳务、“协议婚姻”、公派等方式进行的非法移民，更是防不胜防。据国际移民组织2000年的保守估计，全世界1.5亿国际移民中就有3000万属于非法移民。[7]非法移民最大的危害在于这类人群可能会在迁移时或迁移后与非法组织或活动有所牵连，带来很大的社会安全隐患。
2、社会问题。移民给输入国或地区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就是当地外来人口的增加，由于各种原因就会间接产生宗教冲突问题、与当地居民的融合问题、对于当地公共资源、就业机会的抢占、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以及可能带来一些社会秩序问题。
3、环境问题。人口的迁移可能带来的环境问题可以从常规和非常规两方面说明，常规环境问题就诸如垃圾处理、排污设施、资源消耗加剧等，而非常规环境问题则如微生物入侵。我认为，非常规的环境问题具有隐蔽性、危害性更大、影响范围更广等特点，但常规环境问题也不容小视。
4、对政治系统的挑战。随着移民涌进一个国家或地区，政府就要要针对移民所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变化进行政策的调整与完善。在民主、公平与效率之间平衡各种利益关系，再加上移民的不稳定性，着实对政府及公共部门产生了巨大的挑战。
5、人才的流动。就拿我国为例，最初的移民是拥有者高学历和知识水平的人才，这部分人的流失对于我国的发展的损失是巨大的。而对于类似于美国这样的世界移民主要输入国来说，人才的大量涌进也是造就其世界领头羊角色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世界移民问题的治理
世界移民问题对全球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的影响面十分广泛，对于世界移民问题的治理更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要遵循网络化的治理原则，整合多层次、多主体，共同治理来自世界各地或移去世界各地的移民问题。
（一）多层级治理
从全球和区域层面来看，国际移民组织的出现和国际移民法规的出台已经证明了世界移民问题的全球化和区域性治理开始逐步呈现。在涉及移民问题不同领域的国际法规主要有两个方面：关于国际移民个体权力与责任的法案包括宏观的诸如不区分性的《世界人权法案》、《公民权力与政治权力公约》和针对弱势群体的《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儿童权利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微观性的具体到跨境迁移人口的诸如《保护所有移民工人及家庭成员权力国际公约》、《移民就业公约》、《国际难民公约》等。这些法规的特点是以法律形式固定并对签署国具有约束力。由国际性公约需要同意该合约的国家进行签署，才能对该国家的移民进行保护。据统计，截止2009年7月，签署《国际难民公约》的国家增加值144个，签署《保护所有移民工人及家庭成员权力国际公约》的国家增至41个等等。[8]国际移民组织是独立于联合国体系外的移民治理领域的国际组织，自成立来一直致力于全球移民问题的治理。最早的国际移民组织发起于处理难民问题，并在“二战”前后的难民保护与难民问题的治理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国际移民组织正式成立于1951年，经历了从欧洲地区行为体向全球行为体的转变，其治理的主要领域逐步扩展为：移民与发展、促进移民、规范移民以及帮助被迫移民，所进行的活动涉及技术合作与能力建设、数据与研究、移民权力与国际移民法、政策争论与指导等。国际移民组织通过采取非正式移民区域磋商机制与区域内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加强合作，推动区域内移民治理的完善。[9]
在国家层面看，除去对外的国际合作，大多数国家更愿意单方面的采取移民治理措施，但是，当国家面临腐败、犯罪等跨越国界的限制时，一个国家的力量就显得无力。各国制定了针对本国国情的移民政策，不仅要考虑国内的实际情况，还要考虑各国的移民政策以及国际影响。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此，我认为国家层面的世界移民治理问题要结合多主体治理，在国境内形成对对民问题的多头治理模式。
（二）多主体治理
在概述治理理论中我就谈到了多主体治理中的主体应弱化政府和市场的功能，而强化社会的作用。在针对世界移民问题的多主体治理过程中，国家政治系统应该只起到大政方针的引导与指向作用，是一个宏观的掌舵人，而具体需要市场和社会进行实施与补充完善，然而市场是理性的，世界移民问题确是复杂，有很多诸如风俗、宗教等感性的成分夹杂其中，因此，社会的作用就变得不可替代。我在这里将社会中的力量分为非营利性组织和营利性组织两大类，营利性组织也可以看做是市场中的力量。首先，国家政治体系对外参与国际移民组织和国际移民法规，对内规范移民的迁入和迁出所应遵循的法律法规，严格把控出入境申请，加大对出入境检查的投入，把好最外层和最宏观的关卡。其次，市场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为移民及其家庭的安居贡献着不可磨灭的作用，然而，市场也是滋生移民不良行为的场所，因此，市场所要做的不仅是保护移民的就业权利，还应做到的就是对初入境的移民进行监督和考察，这就需要以营利性组织或个人作为主体，积极配合国家的相关政策法规。最后，社会角色应补充国家和市场的职能漏洞，社区是最小的的社会单元，也是跟移民个体接触最为密切、最为息息相关的单位，社区要做的就是将移民的状况及时反映给上一层级，并积极宣传国家的相关政策，帮助移民更好、更快的融入到新的环境中，减少不同风俗文化、等带来的冲突。成立针对世界移民的专业的公共移民组织，结合社区工作，可以将整个国家的移民状况进行综合治理，影响范围更广。社会中基本单位是个人，所以，本国或本地区的居民也应该树立一些针对移民的意识，比如说保护合法移民的权利、善待外来移民、尊重外来移民的风俗文化、勇于检举外来移民的非法或不良行为等。
参考文献
[1]翁士洪，顾丽梅.治理理论：一种调适的新制度主义理论[J].南方社会科学，2013（7）
[2][美]詹姆斯・n・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9）
[3][英]格里・斯托克.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J].国际社会科学（中文版），1999（2）.
[4]李泉.治理理论的谱系与转型中国[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
[5]新华网.《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http：//.2014年02月07日
[6]张秀明，密素敏.国际银民的最新发展及其特点――兼析国际移民与华侨华人的概念[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4（3）
[7]何华峰.偷渡困扰全球[J].北京青年报.2000年7月26日
国际政治趋势篇4
多极格局是二战后国际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其实，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过程并不是在前苏联解体后开始的，在冷战期间两极格局的状态下就开始了多极化的潮流，并在冷战结束后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当前世界战略格局总趋势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这一世界历史大潮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二战后，“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的形成标志着第三世界的形成，从而加速了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极大地冲击了两极格局，使两极格局开始松动。而两大阵营的破裂和分化则加速了多极化趋势。美国在世界经济、政治上形成的“一超独霸”的局面既是两极体制被打破后的必然现象，又是一个终将被多极化体制所取代的暂时的历史过程。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所导致的均衡化趋势，是世界战略格局中两极体制解体并最终走上多极化的根本动因。未来世界战略格局中主要国家的关系将日益复杂化，起主导作用的很可能主要是美国、俄罗斯、日本、欧盟、中国这“五大力量中心”，其它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区域集团和地区性大国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决定了未来战略格局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主要的发展趋势之一，同时也加深了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毫无疑问，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国际局势和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的最重要的因素。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能源和资源的依赖以及落后国家对发达国家技术的依赖，这就使得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度大大提高，未来世界战略格局多极化发展的潮流继续前进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一员，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上起制约作用，在经济发展上起示范作用，在维护第三世界权益的斗争中发挥重要影响力作用。当今，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等已经愈加成为全球范围的产物，全世界的文化也在碰撞中交融，世界不再是无数文化共存却又毫无联系的散沙，尽管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很多年里，世界格局再也没有发生改变，并依旧保持了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而现实的情况是各个国家不会因为结果而去追求结果，只会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去实现结果。为求生存，只能通过压榨、战争等方式实现资本、科技的积累，从本国公民利益出发，寻求更加利于本国发展的国家环境。
当今世界处于大变革、大发展、大调整时期，国际局势不确定性、模糊性和突发性的特点愈加鲜明。目前，世界经济面临二次探底风险，以美国和欧洲债务危机为代表的持续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以及由此而引发了社会危机和价值观危机，而席卷西亚北非的历史性政治大动荡和美国全球战略重心向亚洲地区转移，使中国周边环境出现新变化，形势日益严峻。这些将深度地影响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国际战略格局变化。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的国际舞台将是美国称霸和世界特别是欧亚大陆的反霸之间斗争的舞台。它将是一个“新战国”时期，因而新的合纵和连横必将在各国各个领域和层次展开。
国际政治趋势篇5
关键词：冷战国际关系多极化一超多强冲突
中图分类号：D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25X(2012)o9-0010-0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和苏联之间开始对抗和较量，东西方形成对峙之势，终于爆发了冷战。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两极格局宣告终结。冷战结束后，世界主要大国纷纷调整其对外战略，国际关系随之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
一、国外学术界的研究
由于条件所限，笔者所能接触到的国外学术成果有限，在这里只是对笔者所收集到的外文著作和论文进行分析。
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不久，塞谬尔·亨廷顿教授在他的著作《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了“文明冲突论”。塞谬尔·亨廷顿从文化的角度去构建冷战后世界的新秩序。此书的第四部分就是作者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他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全球政治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化的，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知名国际关系学者约瑟夫·S·奈针对冷战后的世界提出了“新国际冲突论”。在他的著作《硬权力与软权力》的第四章详细描述了冷战后的几种冲突。他认为迅速的权力转移是大国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约瑟夫·S·奈还提出了“软权力”的概念，他指出国际关系中起作用的不仅有军事、经济的“硬权力”，还有文化、意识形态等构成的“软权力”。约瑟夫·S·奈在他的另一部著作《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中提到冷战后的世界发展形势：以军事力量为代表的“硬实力”的作用在相对下降，“软实力”在日益发挥重要的影响力。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针对冷战后的世界新秩序提出了“均势论”，这个理论在他的著作《大外交》中有所提及。基辛格认为冷战后新的国际体系将向多极化均势方向发展。《大外交》的第一章“世界新秩序”和第三十一章“关于世界新秩序的重新思考”提到了冷战后世界新秩序这个论题，基辛格认为冷战后的世界秩序类似于18、19世纪欧洲的由多个强国在权力均衡基础上建构的政治体系。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也提到了冷战后的世界形势。他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主导地位最终让位给一个基于地缘政治现实并能够发挥作用的全球合作结构。”
肯尼斯·沃尔兹在其论文《冷战后国际关系与美国外交政策》中认为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他认为国际政治并未发生转型，世界依然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肯尼斯·沃尔兹阐述了美国在冷战中取得了胜利，以及冷战后美国的所作所为使得美国成为了一个“孤独”的国家。肯尼斯·沃尔兹得出结论：国际均势的恢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国际体系的均势最终将会实现。
国际政治趋势篇6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是一门现实性很强的高校政治理论课,因此,需要不断地更新教学内容,使其跟上时代的步伐。“与时俱进”是这门课的内在要求,也是其鲜明的时代特征。执行新的课程方案以后,不仅在教学内容上可以增加许多内容,而且在教学方法、授课方式以及授课对象上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首先,最明显的变化是,这门课程的授课形式发生了变化,即由原来高校文科生的必修课,变成面向全校学生的公共选修课。从必修课变为选修课,不仅仅是名称上的简单变化,这种变化对于教授这门课的教师以及高校学生都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尤其是对于教师而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次是授课对象的变化,学生对这门课的思想认识也会发生变化。在原来的理论课程体制下,授课的对象是处在同一年级的大学生,一般是大四年级的学生,而且都是文科类的学生。在新的政治理论课程体制下,由于采取选修课的形式,授课对象倾向于多元化,有大学各年级的学生,其中既有文科类的学生,也有理工科的学生。
再次,教学方法的变化。课程改革以后,教师的教学方法更应该灵活多变,更适合新形势的需要,使这门课程更贴近大学生的思想实际,更贴近大学生的生活。具体来说,教师必须采取多种教学手段和各种教学资源,更多地联系国际热点问题和国内外时事,甚至开展有关国际热点问题的讨论课,开设关于形势、政策方面的专题讲座等。在新的课程方案中,尽管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这门课程出现了诸多变化,但也有许多“不变”的因素。
第一,这门课程融理论教育、知识教育和价值观教育于一体,不仅要使大学生懂得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分析有关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基本观点,而且要使他们掌握当代国际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等方面的基础知识以及国际格局的大趋势,开阔他们的视野,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同时,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贯要求和主张[1]。因此,这门课程还肩负着对大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使命,其中爱国主义教育是提高学生政治思想水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就是说,以爱国主义为主的思想教育,是这门课程的“不变”因素。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仍是高校的一门政治理论课,其教学目的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问题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尤其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为指导,使学生能够正确认识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总体形势,及其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和趋势,了解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和内容,认清中国新时代大学生的历史使命,坚定社会主义必胜的革命信念,树立为国家和民族的振兴、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而努力奋斗的信心。
第二,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基本角色没变。由于大学生的年龄特点和知识水平等方面的原因,对世界政治、经济等问题的认识尚不全面。尤其是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更增加了学生认识上的困难。因此,在新的课程体制下,更需要积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同时优化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强化学生的主体地位相结合,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2]。
第三,作为这门课程的国际大背景,战后国际格局的发展趋势没有发生变化。特别是近几年来,国际形势越来越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演变,其中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尤为突出。在高校开设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的时代背景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需要正确了解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变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一直没有变化;同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趋势仍在发展之中,而且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特别是由美国引发的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更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G20峰会的召开极其迅速走向机制化,反映出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的提高,这是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不断斗争的产物,更是近几年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学迅猛发展的结果。中国、印度等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大幅度提高,正是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提高的具体表现,同时也说明多极化的趋势正在发展之中。
二、在“变”与“不变”中探索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新模式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形势,掌握当今世界经济与政治发展的基本脉络。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中,需要大学生认清国际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的大趋势下,要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特征。在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政治、经济等方面交往的同时,还需要提高警惕,防止西方某些国家实施“和平演变”的阴谋。由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这门课程的诸多“变”与“不变”因素,需要教师在教学方法上作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首先,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教师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上下工夫。由于这门课程是政治理论课,在原来必修课的情况下,学生对这门课程有一定的学习动力(抑或是一种压力)。在变为选修课以后,学生对这门课的学习动力会大大降低。因此,需要教师充分发挥主导作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可以适当播放一些相关的视频资料,以提高学生的兴趣。通过不断地向学生传授关于当代世界经济、政治方面的知识,使他们掌握当今世界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并通过知识教育逐步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树立为祖国而努力学习的雄心壮志。
国际政治趋势篇7
[关键词]中国特色；政治发展；基本原则
我国正处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程中，在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急剧变革的条件下，多样化的利益群体必然会形成对政治体系的多种输入，从而积极谋求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的通道。在这种背景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要求有一个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这就要求政治系统必须适应当前社会利益结构变动的格局，根据中国具体国情开辟出一条政治发展的新路。深入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基本原则，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稳定与发展，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树立全球意识，科学规划中国政治发展之路
在当今世界，一国经济与他国经济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国际经济走向区域化、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各国政治不得不进行调整，以反映经济全球化趋向的要求。经济日益国际化的趋向，使一国的政治发展不可能超脱国际社会的影响。这就要求各国政治决策者必须具有全球意识和世界[光，以适应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对外开放的需要。为了保持中国政治持续健康发展，在全球化的今天，我国必须注重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将国内层面的政治发展置于世界变革的大背景下，顺应全球化趋势，以科学的态度规划中国政治发展之路。这是我们首先必须采取的基本原则。
全球意识包括以下三方面：一是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如果把社会主义放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加以考察，就会发现，社会主义从出现那天起，就成为推动全球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所倡导的消灭剥削和各种各样的差别、歧视、压迫，凸显了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中不同主体间的平等价值理念，不仅为全球化进程中的弱者提供了思想斗争的武器，而且迫使资本主义采纳了许多社会主义理念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西方势力在全球的扩张。20世纪80年代末，苏东的变化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它表明了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任何一种制度都要走出封闭，在与其它制度比较学习的过程中进行自我创新，以更充分地体现其潜在的价值理念。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社会主义所倡导的价值理念将更有价值。
二是开放的思想观念。中国是全球化的后来者，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学习和适应国际活动的各种规则，以更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尽管人类的文化存在着许多差异，但人类社会还是存在着不少共同的价值理想。我们在致力于政治发展时，要对这些共同价值理想作出积极的回应，并通过对话与交流，努力扩大共识。这既是提高自身政治发展水平的需要，也是参与、影响、推动全球化进程的手段，绝不能因为有些价值理想是西方资本主义所推行的，就拒绝学习与对话。那样不仅不利于我国的政治发展，而且会被全球化进程所抛弃。
三是宽广的全球视野。在开放的环境下，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国际的影响。现代通信工具的发展，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使得某些问题极易]变为国际问题，科索沃危机表明，将一国内部的民族问题“国际化”，然后公开介入，正成为冷战后西方国家干涉别国内政的重要手段。民族国家的国内事务和国际问题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因此，我们在处理国内问题时，一方面要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绝不允许西方国家插手和干预我国的内政；另一方面又要有敏锐的全球视野，对国内政治现象、社会问题做出科学的解释和妥善的处置，根据自身的适应力、应变力和生存力，以审慎的行为不断推进政治发展。提高治国水平和执政艺术，建立科学的预警和防范机制，加强综合治理，牢牢掌握主动权，及时把各类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避免因为政策、策略的失当而使国内问题发展为国际问题。
二、拓展世界[光，构建新的国家安全战略
国家安全是政治发展的根本保障和前提。就中国自身而言，无论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作为发展中国家，在进入全球化进程中必须有战略考虑及政策取舍。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在全球化时代，一旦进入竞争的全球体系和开放的信息网络，民族国家的安全就不是一个狭义的、静止的概念，而是一个广义的、动态的概念。一些源自国际的不安全因素会不时地渗透或波及国内，如国际股市、汇市动荡，计算机系统和信息网络中难以预料的严重故障，西方政治思潮和文化观念的渗透等。因而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和军事安全，而是包括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和社会安全在内的有机统一，更多的表现为一种综合安全。国家实力的基础也是以经济、军事为核心，包括政治、科技、文化等诸多要素在内的综合国力。因此，在全球化趋势下维护国家安全，必须以综合安全观为基点。以综合国力为基础，坚持多种手段并用、多种措施并举，以求发挥整体合力。防范来自外部乃至内部的各种威胁，实现国家的整体安全。具体体现在：
1.树立综合安全的政策意识，以综合安全观为理论依据构建21世纪国家安全战略。21世纪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就是要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时间和空间，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现代化建设创造有利的内、外部环境。关注国家的综合安全，就是要关照国家安全内部诸要素的相互协调，为在未来世界格局中谋求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地位提供安全保障，最终保证中国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完成中华民族的崛起。在安全体制上，当前国家应建立能够协调维护各种安全利益的综合职能机构，如国家安全委员会，以改变目前在维护国家安全中各部门条块分割，职能不明的现状。
2.采取综合手段维护国家的综合安全。在全球化进程中，军事实力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最高和最后手段，仍十分有效，但非军事力量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也更加经常和必要。因此，在维护国家安全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科技等手段的综合并用，实现“安全手段的复合化”。全球化使当今世界国家间的联系日趋紧密，相互间的依存度提高。国家外部安全格局的变化也呈现出安全因素多样化、安全利益多元化、安全关系多边化、安全问题国际化的基本趋势，国家间的安全合作基础逐渐增大。因此以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注重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加强合作与协调正在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安全对话与合作正在多层次、多渠道展开，国家安全应当依靠国与国相互之间建立互信机制，加强双边或多边合作，以谋求在更大范围内达成共识，创建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和平环境。
3.坚持和平外交政策、维护国家利益。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是我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趋利避害的重要措施，我国既要抓住全球化带来的发展的机遇，加速融入全球化进程。又要认清西方主导的格局和西方推行强权政治、谋取利益的本质。经济全球化并不会使世界各国经济趋同化，成为一元的同质的均衡的整体；相反，它将使世界不同类型国家之间和同一类型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加剧，使得国际竞争在不同层面和不同范围内更加激烈地展开。这种国际竞争和不平衡发展日趋加剧的态势，正是越来越多的国家为争取自身经济利益的反映。当前国际多边经济合作与协调的加强所带来的是各方经济利益的提高，是实现世界经济的共同繁荣的重要机制，同时也反映了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和内容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态势下，国家的作用不应削弱，而应该增强捍卫和追求国家权益的职能。只要国家存在，捍卫和追求国家权益就成为国际关系中的最高原则和行动的指导方针。不论是在国际竞争中，还是在国际合作和协调中，各国总是以维护和加强本国的利益为出发点，争取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我国为加快实现现代化，谋求可持续的政治发展，更加需要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国家的利益，保持民族国家的稳定和统一。
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国情选择政治发展道路
国情是选择政治发展道路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全方位的过程，它涉及到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的变革。由于现代化浪潮正在向全球渗透，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文化上的多元主义、政治上的激进主义、思想上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等西方各种社会思潮大有席卷全球之势，也构成了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潜在压力或动力。在各国现代化发展史上，尤其是在西方，政治发展的道路选择和发展阶段一直是学者研究的热门课题，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设计纷纷涌现。西方学者巴林顿、摩尔把西方社会通往民主政治的道路概括为三种模式，即英国模式、法国道路和美国道路。亨廷顿则是设计了传统稳定期，现代化起飞期、城市突破期、绿色崛起期、现代化巩固期和现代化稳定期等阶段。这样的概括明显是以欧美的发展历史为基点的，带有浓厚的“欧美中心论”色彩，此外还有各种“精神推动论”、“政党推动论”、“文官组织论”、“军队参政治”、“心理文化更新论”等多种政治发展模式理论。从全球现代化进程的角度看，现代性对中国政治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这些理论对政治发展的某些现象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它们只具有相对价值，并不是全球政治发展的普遍原则，这些理论只能给各国的政治发展提供某些参考。实践中，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的价值和道路选择是很复杂的，要受许多因素的制约，例如国情、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化结构，政治发展现状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其中，国情就是政治发展道路选择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实际上，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模式都不可能作为其它社会发展的样板，尽管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家多少都得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但是，政治发展的价值选择从根本上而言，是由本国自身的条件所决定的。选择必须从本国国情出发。盲目模仿或照搬别国的政治模式，不能适应不同文化、不同传统、不同民族、不同体制千差万别的需要。我国政府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意味着我们拒绝学习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不是反对借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某些有用的民主形式。事实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某些方面的有益经验，恰恰是我们国家所缺乏的。对于某些适合我国的、合理的、具有人类社会发展共性成分的宝贵经验，我们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但同时必须看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同经济发展一样，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都有一个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问题。因此，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切有用经验的时候，决不能忘记和丢掉自己的优势，不能妄自菲薄，照搬西方的一套，搞全盘西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这些基本政治制度包括：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
四、坚持新的文明观，追求政治发展的人本目标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人类社会由传统的发展进入更高级、更综合的协调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文明在内容和形式上的重大飞跃。传统文明偏重于物质文明建设而忽视了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建设。在传统文明时代，尽管人类文明的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到了近现代以后，却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尖锐冲突和人与社会的片面、畸形发展，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全球性发展问题。这表明，传统的文明观没有反映出人类追求全面协调发展的高境界，把经济建设当作社会文明的中心，甚至一切。新的文明观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四位一体的文明形态。新的文明观的四维结构是有机的统一体，它们具有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态势；而且这四个子系统的功能是有机联系、相互作用的，缺少了其中的任何一个子系统，都不可能有大文明应有的、真正意义上的整体功能，因此，新的文明的发展，不是一二个子系统的单一、片面发展，而是四个有机组成部分的协调、综合发展，即新的文明在发展中强调和追求协调性、综合性。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来说，在指导理念上就要相应树立这样一种四位一体的大文明观。
国际政治趋势篇8
【关键词】会计学科；发展趋势；会计改革
经过30年的对外开放和内部改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基本建立，与此同时，我国的会计走上了与国际会计惯例协调发展的轨道，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会计模式框架基本构成。无论我国的会计理论工作者，还是会计实践工作者和会计管理工作者，正在以全新的思维方式、务实的工作态度、严谨的工作作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体系，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管理体制、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教育体系，设计具有中国特色的财会信息系统。应当承认，我国30年的会计改革成果是显著的，当前又处于一个大变革、大发展的良好时期。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与市场经济发展对会计的要求相比，会计改革力度和发展速度仍存在差距。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并不意味着我国会计改革进程的结束，而是新的起点。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既给我国的会计改革提供了良好机遇，也向会计工作提出了严峻挑战。要想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不断推动会计事业的发展，必须明确会计学科的发展趋势。
一、会计国际化趋势
我国的会计国际化进程起步于市场经济体制提出的上世纪90年代初期，20年来，会计界一直致力于会计的国际化工作。从改革的内容和力度看，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事件：一是财政部1992年底颁布并于次年实施的“两则两制”迈出了我国会计国际化的步伐；二是财政部2001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制度”，使我国的会计与国际会计惯例得到了进一步协调；三是财政部2006年的“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会计准则”，被一些人士认为是我国会计与国际会计惯例的实质性“趋同”。
关于第三种观点，本人持不同看法。我认为，新会计准则的颁布和实施确实是我国会计走向国际化的实质性举措，但由此而认为我国会计已实现了与国际会计惯例的“趋同”，则未免言过其实。因为会计国际化是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具有任务的艰巨性、内容的复杂性和时间的漫长性等特点。如果达到了实质性“趋同”，则意味着这个过程的结束，会计的国际化发展趋势也就不复存在。从另一个角度看，即使我国的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完全一致了，也不能认为是实现了趋同，因为会计国际化的内容绝不仅仅是“会计准则”这一会计核算标准，它还包括会计管理体制、会计市场体系、会计教育体系等。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成立30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会计国际化的进程，世纪之交，iaSC改组为iaSB后，加快了这一进程。而我国外向型经济模式的显现，也正是从这个时候（2001年加入wto）开始。因此，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我国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并逐步成为资本输出国、会计信息的国际“商业语言”功能日益强大的背景下，会计国际化仍然是会计学科发展的基本趋势。
围绕这一趋势，当前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是：一是新经济环境下我国会计国际化的指导思想；二是我国会计国际化的主要障碍及消除对策；三是如何在会计国际化进程中发挥我国的作用；四是会计国际化与中国会计特色的关系等。
二、会计法治化趋势
众所周知，市场经济不只是一种竞争经济，同时也是法制经济和信用经济，要想形成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必须首先建立严密的法制体系，包括科学完善的法律制度、素质过硬的执法队伍、公开透明的社会监督和全体公民良好的法制意识。会计作为经济管理的组成部分，在法制经济的建设过程中，承担着极其重要的任务。会计法规已经成为重要的经济法规，会计信息已经成为宏观经济管理和微观经营管理所需要的最重要的经济信息。从一定意义上讲，一个国家的会计法治化程度直接影响市场经济的完善程度。因此，会计法治化无疑是当前会计发展的基本趋势，各国会计界都在致力于会计法治建设，特别是在“安然”事件之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并由此滋生出一门新的会计分支——法务会计。法务会计是为适应市场经济需要，以会计理论和法学理论为基础，以法律法规为准绳，以会计资料为凭据，处理涉及法律法规的会计事项，审核、监察、判断、裁定、审计受理案件和受托业务，融会计学和法学于一体的一门边缘交叉学科。法务会计理论和方法体系的建立，将是会计法治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客观地讲，我国的会计法治化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具体表现在：一是法律制度不健全；二是执行主体意识差；三是执法行为不规范；四是社会监督不到位。由此决定了我国的会计法治建设任务艰巨、道路漫长。每一个会计工作者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问题，适应会计法治化的发展趋势，积极投身于我国的会计法治建设。当前需要重点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是：第一，会计法规的自身完善及与其他经济法规的协调；第二，会计法治与会计德治的关系；第三，如何建立我国的法务会计理论体系与方法体系；第四，如何应用法律、经济与行政手段管理会计工作等。
三、会计信息化趋势
信息经济的飞速发展，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和会计信息功能的日益加强，促使会计信息需求群体和需求内容不断扩大，也使得会计信息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更加凸现。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国际政治趋势篇9
【关键词】全球化碎片化外交议题扩展公共外交多边外交
abstract:Globalizationisaobjectivelyandmultidimensionallyhistoricalcourse,andalsoaidenticalanddiversifiedunion.Contemporaryglobalizationisprofoundtodiplomacy,whichpromotestherevolutionofdiplomaticbody,diplomaticsubjectanddiplomaticmode.
Keywords:Globalization;Fragmentizedsovereignty;expansionofdiplomaticsubject;publicdiplomacy;multilateraldiplomacy
全球化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时髦用语”（buzzword）。但是，全球化的许多基本问题都处在巨大的争议之中而难以达成共识，譬如全球化究竟是一种实际状态，还是一种意识形态或目标，全球化究竟始于何时，全球化是单维的还是多维的，全球化是西方化、美国化吗？全球化是同质化还是异质化？正如罗伯特•基欧汉所言，全球化这一说法意在表明，人们普遍认识到世界政治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当然，这种模糊的说法也意味着，人们对这一变化的理解还是肤浅的。所以，我们首先应该对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和特点作一理解和把握。
一、当代全球化发展的客观趋势
全球化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发展进程。它是一个客观事实，是世界历史进程的必然趋势。我们可以对全球化作出一个最基本的描述：“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之间通过设立各种跨国合作机构，打破国界限制，在各个领域实行不同程度的合作和调节，致使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向着增加共同性、减少差异性的方向发展的进程”。衡量全球化在当今世界是否存在，并取得进展的最基本的依据应该是：第一，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合作是否增加，从而导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是否增强；第二，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是否感觉到他国发生的事变的影响以及对这种影响的敏感程度怎样；第三，跨国合作机构是否在迅速增加并在国际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发挥着日益增强的作用，从这三个方面来衡量，全球化的确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客观存在，一个事实。
全球化是多维度的历史进程。基欧汉在论述全球化时指出，全球化和相互依赖都是多维现象。从分析层面上讲，可以将全球主义区分为经济全球主义、军事全球主义、环境全球主义、社会和文化全球主义。值得注意的是，他把政治全球主义列为社会全球主义的一个子集，甚至不把它作为一种独立的形式，因为几乎所有形式的全球化都有政治意义。事实上，这些多维度的全球化的发生是有先有后、相互交织的。赫尔德在《全球大变革》中把全球化分为政治全球化、军事全球化、生产、贸易和金融的全球化、人口迁移的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环境全球化等。他指出，任何对全球化进程的一般性解释都必须认识到，全球化不是单一的状态，而是一个分化的、多面的进程。尽管二者在具体的划分上存在些许差别，但可以肯定的事实是，全球化是一个多维的客观历史进程。
全球化是同一化和多样化的统一。全球化是普遍性与特殊性，或者说单一性与多样性的统一。一方面，全球化是一种单一化，它体现为各国各民族和各种不同的文明体系之间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某种趋同化。例如，市场经济体制正在超越其欧洲起源时的原有形态而成为全球的抽象;传统的数代同堂的大家庭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被核心家庭所取代;民主政治日益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政治追求，对人的尊重、对自由和平等的向往已经成为普遍的政治价值，而专制政治越来越不得人心。但是另一方面，与上述单一化过程相伴的则是特殊化和多样化。市场经济虽然成为世界的抽象，但各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却极不相同，其差异并不见得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缩小。德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被称为社会市场经济，极不同于英美的自由放任经济;东亚的市场经济则由于其严重的政府干预而又有别于其他的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也一样，日本和韩国实行的是代议民主，但若严格按照英美的标准来衡量，则很难说是真正的民主。世界上找不出两个政治制度完全相同的国家，虽然它们都属于民主国家，都奉行在民的基本制度。
二、全球化对外交的深刻影响
全球化推动外交主体的革命。自17世纪近代国家体系诞生以来，国家一直是外交的主体，而且是作为一个理性、自私的整体单元在国际体系中交往和活动的。但是随着当代全球化的发展，这种情况已经发生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非国家行为体的出现和增加并日益活跃于国际舞台，二是作为外交主体的国家自身发生的变化。
非国家行为体的出现与增加是全球化时代外交的极其重要的变化。一战前大约只有50个政府间国际组织和170个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到1940年，这个数目分别增长到80和500个；而90年代初，全世界国际组织已经增至近5000个，其中政府间国际组织约300个，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约4600个。从活动范围来看，国际组织含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环保等各个领域，几乎全球所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参加了国际组织的活动。此外，从影响力方面来看，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力也在逐渐扩大。奥林匹克运动会已经成了各国显示国力，扩大交往的重要途径；绿色和平组织的抗议行动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同情和支持，其保护环境的主张已经成了一项基本的国际共识；尽管存在诸多缺陷，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地位仍然无可代替；而一些大的跨国公司已经富可敌国，甚至已经开始左右着一些小国政局的发展。这些都是外交发展中前所未有的新现象。
就国家自身而言，作为整体的国家日益碎片化。传统而言，国家是一个“黑箱子”，不管内部如何运作和“合力”形成过程如何，在管理国家外交事务和对外决策和行动时，最后总是发出同一个声
音，采取统一的行动，外部行为体在与之交往时也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只需要与作为国家整体利益代言人的官方代表来讨价还价即可。但是，全球化的发展却改变了这种情况。国家呈现“空心化”趋势，一方面在涉及国民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社会公平和当地资源利用方面的问题上，国家政府的权力在逐步下放，另一方面，在涉及国际和平和安全、生态环境问题时，国家权力在逐渐上交。这种权力的空心化、碎片化趋势使国家不再是铁板一块，从而使外交行为变的日益复杂化、分散化，除官方外交外，各种利益集团也开始活跃于世界外交舞台并日益发挥重要影响。
全球化引起外交议题的革命。外交是时代的产物。传统外交的内容主要是围绕着政治和军事问题的结盟、缔约和讨价还价。全球化和国际相互依赖的加深，使世界政治性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复合相互依赖的世界政治模式。在这种情势之下，军事和政治问题在国际议事日程中的重要性逐步下降，一系列的政治前沿领域如经济、人权、环境保护、信息技术等正在融入外交中来。其中最明显的是经济的介入和全球问题诸如环境、、恐怖主义、艾滋病等的挑战。巴斯顿认为，对外交冲击最大的是外交议程的持续扩大。现在外交官需要熟悉越来越广泛的领域，诸如通讯、离岸海运权、民用航空权、关税争端、民用航空协定和复杂多变的债务外交。
不仅如此，国家还面临着新的威胁，这些威胁要求各国在外交活动中协调一致，共同应对国际金融风险、保护全球环境、预防冲突、解决国际难民问题等。外交议事日程的扩展对组织结构提出了一些要求。例如，在1981年，美国经济和商务部的罗伯特•奥尔森写道：过去，国务院的高级职员几乎清一色是政治的；而后，商务部开始在成为主要国际议题的石油、货币、贸易等问题上，成为国务院的强有力竞争者。
尽管经济问题已经占据了外交政策的中心位置，外交议事日程的中心还是不断为新增加的领域所改变，如反恐问题等。外交议程的扩大和内政外交的模糊要求外交中的参与者有所变化。它要求企业家、个人、或者非正规的调停人在国际关系的非正规活动中扮演外交角色，如参与调停活动等。
由于外交议程的日益扩大，“在认识国际维和体系时，我们就像盲人摸象。……我们很容易曲解大象的真实特点。”为了了解外交的全貌，必须从不同的角度对外交进行研究和分析，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路易斯•戴蒙提出的“多轨外交”。戴蒙认为，“多轨外交指的是，我们设计的反映维护和构筑国际和平行动中的不同行为的概念框架。”她认为，政府、非政府的或专业机构、商务活动、公民个人、研究、培训、教育、宗教、金融、通讯和媒体等都可以成为外交交流的重要渠道。路易斯•戴蒙的研究本身就反映了这些领域已经成了外交的战场，外交的内容已经接近无所不包的程度。国际问题国内化与国内问题国际化，使国际与国内事务的界限日益模糊化，几乎所有原本属于国家内政的事务都开始纳入了外交的议程。
全球化造成外交方式的革命。全球化使当代国际关系日益组织化经济全球化使地球上的空间距离相对缩小，各国之间的相互交流沟通进一步加深，整个国际社会联系日益密切，世界由此进入一个相互依存的新时代。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国际规则、国际法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发展，深刻地反映了国际关系的日益组织化。全球化也推动了人本主义和民主政治信念在全球的传播。在这一背景之下，个人、民众、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逐步突现。由此外交形式出现了新的变动趋势。
国际政治趋势篇10
「关键词wto,中国税法,发展趋势
中国加入wto除了对经济体制产生影响外,对于我国法律制度的影响也将是巨大而深远的。与其他法律所面临的直接冲击相比,加入wto对中国税法的影响除了关税法之外相对间接得多。关税是主权国家的经济卫士,在发达国家的倡导和推动下,关税减让一直是“关贸总协定”前七轮多边谈判的重心和焦点。在谈判过程中所达成的“关税减让表”对相关成员即构成一项法律义务,其中关税税率的降低、关税种类的调整以及关税配额分配政策的改变都将直接导致关税法的修改。这是我国申请加入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必须承担的代价,也是推动世界商品贸易自由化的重要举措,当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关税并不是要完全取消,特别是对于幼稚产业,在过渡期内,关税仍然能够起到非常强大的保护作用。因此,研究如何利用wto的现有规则体系,最大限度地发挥关税在限制进口、保护民族产业方面的作用,也是关税法改革面临的重大议题。
wto关于法律的透明度和统一实施要求对中国税法的建设无疑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和一段时间内与中国税法发生摩擦,但是中国立法机关在提高法律透明度方面一直在不懈地努力,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公开性完全可以得到保证,规范性行政文件的公布、咨询和审查监督,按照依法治税的要求也是可以逐步做到的。至于法律的统一实施问题,我国在国家结构上实行单一制,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在立法方面,财政税收的基本制度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享有专有立法权;在行政管理方面,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隶属于国务院,服从其统一领导,因此,wto协定在我国的统一实施在法律上是有保障的。至于区域发展带来的问题,可以通过政策调整和加强行政监督来解决。
与加入wto对中国税法的制度性影响相比,wto所代表的世界多边自由贸易体制及其内含的经济自由化、一体化及法治化观念,对中国税法的冲击更为长远和持久。中国税法除了考虑如何修改旧法或制定新法以保持与wto规则的一致外,更需高瞻远瞩地为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积极有效地发挥作用。在新的形势下,继续强化为市场经济发展和对外经贸合作服务,加强税收法治、促进依法治税,在努力维护税收主权的同时积极与国际接轨,是wto对中国税法在观念上的最高层次的冲击。而在具体制度的建设上,税法必须有效地发挥对高新技术产业和外贸出口、跨国投资的积极引导和推动作用,通过扩大税收的作用范围,解决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新的税法问题,以及加强纳税人权益的保护和税收征管措施的改进等,为我国经济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税收法制环境。
总之,加入wto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新的契机,它对国内的各项法律制度(包括税法)同样是一个契机。税法应该把握这个契机,以开放的姿态完善各项制度,迎接wto时代的到来,为中国经济步入世界经济发展的轨道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一、国际化趋势
在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包括wto成立以前“复关”)的过程中,中国税法逐渐摆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偏执和狭隘并且日趋走向国际化已是不争的事实。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深入和对外交流合作的展开,税法开始改变过去那种按所有制身份分别立法的状况,在国有企业收益分配中正确地处理了利润和税收的关系,税率的结构和水平顺应国际上税法改革的潮流作了大幅度的简化及降低,个人所得税法和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流转税法已经统一地适用于内外资企业和个人。即使是在较为敏感的外资企业税收优惠方面,也根据国际惯例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作过调整,如将所得减免优惠从原来适用于所有形式的外商投资企业缩小到生产型外商投资企业。wto的规则体系所反映的是经济全球化、市场化和知识化的趋势,尽管其中存在着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折衷,但是这种体制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无疑会起到积极向上的作用。发展中国家虽然在经济、技术、管理等许多方面落后于发达国家,但是融入世界多边经贸体系并利用wto的现有规则参与各种谈判,使自己的利益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和保护是必然的选择。中国选择了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就意味着认同wto所奉行的规则和所倡导的理念。这种选择对税法的影响就是,随着中国经济国际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税法的国际化倾向也会越来越明显。
税法的国际化并不是指税法所代表的主权因素在wto体制下不复存在,相反,税法的国际化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好地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方式。它的核心内容即在于,税法应该顺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协调促进经济资源的全球流动与合理满足本国特殊需要的关系,在观念、原则、制度和规则等各个方面充分汲取国际税收法律实践中对中国税法完善有所裨益之处。
加入wto后中国税法的国际化的过程应是远期规划和近期接轨的统一。远期规划就是要顺应wto代表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使中国税法在实现国内效率与公平的同时,还应有利于全球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如果中国税法观念上固步自封,制度上画地为牢,这在计划经济时代尚可能达到获得财政收入和宏观调控经济的特殊效果,但是在wto体制下,不管是对税收收入的渴望还是对经济调控效果的追求,都不得不开始重视国际经济和政治因素的作用。不难想象,一项原本以追求税收收入最大化为目的的增税措施完全可能因为国际资本的转移和国内资本的外逃而中途夭折,一项旨在吸引国际投资的税收优惠措施也完全可能因投资者的母国不予提供税收饶让待遇而难于奏效,甚至还有可能由此导致国际贸易规则的扭曲,引发wto体制下的贸易争端。因此,中国税法的发展首先应该从观念上嵌入一个国际化的视角,在经济资本全球流动的背景下重新考虑税收立法、执法的客观效果,破除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偏执与狭隘做法。而在此过程中的税收协调必将得到进一步重视和体现。通过国际间主动、前瞻和积极的合作,逐渐消除中国税法与国际上的差距与摩擦,以开放的姿态和饱满的热情加入税法合作的国际实践,将是中国税法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中国税法与国际的近期接轨是指在保持现行税法总体延续性的基础上,重点完善涉外税收制度,增强其征收管理制度和实践的透明度,并对与wto原则及国际税收惯例相冲突的税收政策及税收立法加以调整,以便尽可能地和wto主要成员国的通行税制相衔接,为在多边贸易体系下开展国际经济交往创造良好的税收环境。
无论是远期规划还是近期接轨,都需要在权衡本国利益的基础上脚踏实地地从事研究和实践。基于此,中国税法积极参与国际协调应是无可回避的选择。对于国际税务协调(internationaltaxaffairscoordination),中国税收学界已有所研究。但他们对之界定的范围相对狭窄,认为其仅仅同对物税相联系,而与对人税无关,指的是有关国家之间税收事务和税收制度的相互配合和协调,主要有关税同盟和关税约束等形式。从法学的角度衡量,这是值得商榷的。税法的国际协调的基本含义是,在坚持本国税收主权的基础上,各国基于共同利益的需要或共同承担的国际义务,积极主动地在税法建设方面相互配合、求同存异,缓和或努力消除国家之间税收利益的冲突。因此,税法国际协调的范围,不仅包括对物税,也应包括对人税;不仅包括关税、增值税、消费税等间接税,也应包括所得税、财产税等直接税。税法国际协调的形式则主要表现为税收国际协定的谈判、签订和实施。中国加入wto以后,与各成员在税收制度方面的摩擦和冲突将会越来越频繁。虽然wto已经为各国法律的变革提出了原则性的要求,但在国家利益的制约和驱动下,这个进程将是漫长和复杂的,其中尤以wto未提出具体要求的许多税法领域为甚。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wto体制下中国税法的改单,包括税法的国际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税法的国际协调过程中必须坚持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辩证统一。
wto对市场准入的要求体现了时间的过渡,与这个进程相一致,一国的税法改革也应是渐进的。市场准入的法律含义本身就体现为国家通过实施各种法律和规章制度对本国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一种宏观的掌握和控制。中国坚持以“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加入wto,即意味着一些需要国家保护和扶持的行业可以有较长时间的调整期。反映到税法变革上来,也就意味着税法国际化的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需要一步到位。税法的设计仍应基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状况,并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离开这种考虑,片面追求税法的国际化和趋同化是不现实的。因此,中国税法应充分利用wto框架内各种协议规则的例外性安排,为国内企业的调整和应变提供一定的周转时间。虽然税法设计的主体目标是建立一个国内外企业公平竞争的税收环境,以体现税收中性原则,不影响资源的市场有效配置,但是除此之外,它还应该特别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国情,考虑行业差别和区域差别,体现出税收的非中性作用,通过差别税收待遇,运用税收杠杆实现经济公平与发展的目标。
二、法治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