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研究方法篇1
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其研究方法还处于不断创新、完善之中，我们在进行民族经济学理论研究之前应该对其研究方法有系统的认知，并将这些研究方法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之中，从而使自己的研究更加具有理论价值。学习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目的在于运用其做研究，这就要求我们在系统掌握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之后，要将其融会贯通于自己的理论研究之中。
一、科学理论思维方法
任何一门科学都具有自己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研究的深度、广度以及效率，同时也体现着本学科理论研究的特质和侧重点。事实上，一门学科的研究过程是否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其研究方法还处于不断创新、完善之中。但是，无论采取何种具体的研究方法都要以科学的理论思维方法作指导。因此要将科学的理论思其贯通于民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创新等学科研究的全部过程中，以此来指导民族经济学这一学科的不断发展。在对一门新兴学科进行研究方法探讨时，在结合本学科的具体特点的同时，还应该将研究方法加以分类。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结构层次可以分为三个不同层次,即理论思维方法、基本方法和具体研究方法。传统的民族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突出对研究对象进行系统的观察与分析,由此而形成了传统民族学的研究特色。然而，传统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与唯物辩证法是基本排斥的。只有将唯物辩证法这一科学理论思维作为民族经济学方法论的指导，才能使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更加趋于科学、完善。这是民族经济学对传统民族学研究方法的补充和发展。科学的理论思维方法是由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严谨的思维方法。要想在理论思维中全面的把握事物及其事物的各个方面,就必须遵循从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要全面把握事物运动发展的整个历程,就必须遵循由简单到复杂以及从低级到高级的研究方法。将这两种方法辩证统一于理论研究中,才能达到科学理论思维的层次，从而也才能对民族经济学其他具体的研究方法具有指导意义。科学的理论思维方法是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中的指导方法，始终将这一研究方法贯穿到我们的理论研究、方法创新等全部研究过程中，才能保证民族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性，进而促进民族经济学这门学科不断地创新、发展。
二、田野调查方法
民族经济学是真正立足于中国的现实，紧密联系民族地区的田野调查的具体探讨。田野调查方法是在科学理论思维指导下的民族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任何理论均来自于实践，田野调查方法作为民族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就是要深入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进而通过实地的田野调查来进行理论研究。进行田野调查的目的是了解民族地区的实地情况和掌握第一手资料。田野调查方法对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田野调查方法有助于我们深入地了解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通过进行田野调查不仅能够增加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感性认识，更重要的是能为我们的理论研究提供详尽的资料。
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对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启示
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也可以运用经济学的方法论来指导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借鉴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来探讨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可以使民族经济学的方法论不断得以丰富和创新，从而使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更加系统化。首先，明确主体。在做研究时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明确主体，明确主体就是明确研究者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的阶级都会根据其主体的需要通过其思想代表将本阶级的阶级利益和意识概括为政治经济学理论从而来表达本阶级的利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理论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来概括其阶级利益和意识，从而揭示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的。民族经济学也要明确以各民族有自主意识的劳动者为主体。其次，重视矛盾。矛盾是主体之间的联系，在研究矛盾时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是辩证思维的关键，同时，在做研究时要体现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再次，概念运动。概念运动是《资本论》研究方法的核心，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写作中，以概念运动为核心，通过概念的规定、展开、改造和完善、转化等概念的运动来构造《资本论》的论述体系。民族经济学的研究也要注意概念的运动。概念体系的建立是民族经济学的形成的标志。概念是不断运动的，伴随着概念运动，概念体系也会随之不断进行演化。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学科不可能只是某一个学说的概念体系，而应该有若干个概念体系相互支撑和补充。研究就是要创新，就要在对既有和新的现象材料进行实证的基础上不断抽象，进而规定新概念，改造和完善旧概念，充实已有的概念体系，甚至创建新的体系。最后，构造体系。《资本论》的体系并不是杂乱无章，而是非常严谨的，马克思将概念按照从抽象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来构造《资本论》的论述体系。在其论述体系中聚合了概念运动各个环节的研究成果，从而使《资本论》的逻辑思维更加严谨。对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而言，在进行理论研究时也要通过民族经济概念的运动来构造民族经济学的论述体系，使自己的研究有一个逻辑严谨、论述清晰的体系。
四、结语
民族学研究方法篇2
【关键词】少数民族科技史科技史田野调查法
一、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研究的侧重点
1．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研究的目的
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以下简称“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隶属于科技史研究的范畴，是科学技术史（以下简称“科技史”）研究的一个具体方面。我们知道，科技史是关于科学技术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它既要研究科学技术内在的逻辑联系和发展规律，又要探讨科学技术与整个社会中各种因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因此，科学技术史既不是一般的自然科学，也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历史学，它是横跨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由此可见，我们研究科技史的内在规律和外在联系与制约因素，是为了认识规律，以指导我们的行为，促使科学技术更好地发展，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当然，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其目的归根结底也是如此。
2．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思路
基于科技史研究目的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我们对少数民族科技史的审视，也应包括这两个方面：一方面既要研究少数民族科技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另一方面又要研究从产生至今，少数民族科技在不同阶段的具体表现及其与社会相关因素的内在联系。而要研究这两个方面，必须获得一定的资料，并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包括概况与猜想的方法，抽象与具体的方法，归纳与演绎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的方法，分类与比较的方法，分析与综合的方法，朔因与预见的方法，控制论思维方法，数学思维方法，模型思维方法，系统思维方法等等）加以整理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揭示内隐其中的规律。因为只有有了资料，我们才能进行分析。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获取资料，尤其是获取第一手资料，更显重要。
3．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侧重点
不同门类的学科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在研究方法上会有不同，但都必须符合科学方法论上的若干要求，否则其科学性就会受到质疑。我们知道，科学研究是实证性的研究，实证性的研究关键是获取第一手资料。各门学科获取第一手资料有不同的方式。自然科学多以实验为基础，社会科学多以调查为基础。科学技术史是一个交叉学科，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综合学科。所以其获得第一手资料的方式也应以实验和调查为基础，这不同于单纯的历史学主要从文献中获取方式。少数民族科技史是以少数民族地区的科技及其历史为研究对象，而问题恰恰就在此，正如万辅彬教授在《从少数民族科技史到科技人类学》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以往人们主要通过手头现成的科技文献从事科技史研究，少数民族科技史则大都处于空白状态。”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内，恐怕我们最应该做的就只有田野调查了。
二、民族学田野调查法对少数民族科技史的适用性
（这一部分主要说明田野调查对民族学与少数民族科技史的普适性）
1.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法概述
田野调查又叫实地调查或现场研究，属于传播学范畴的概念。主要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如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生物学、生态学、环境科学、民族音乐学、地理学、地质学、地球物理学、语言学、古生物学、社会学等，其英文名为fieldwork。科学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是由英国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bronisawkaspermalinowski）奠定的，在我国这方面卓有成绩的是著名社会学教授费孝通先生，其最重要的研究手段之一就是参与观察。它要求调查者要与被调查对象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从中观察、了解和认识他们的社会与文化。田野调查工作的理想状态是调查者在被调查地居住两年以上，并精通被调查者的语言，这样才有利于对被调查者文化的深入研究和解释。田野调查是民族学家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基本途径，是民族志架构的源泉。民族学田野调查是指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
2.田野调查法对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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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过程用于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工作者身上同样有效，训练有素的科技史工作者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可以弄清该科技或工艺在该地区该民族生活生产中的作用和具体的使用方法以及其祖辈们使用的具体情况等等。（先说明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方法探索过程，再提出借鉴田野调查方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补充）。
由于研究对象和目的不同，少数民族科技史田野调查法有其独特的特点，不能够把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法硬生生地套在科技史的研究中。民族学理念下的田野调查法的使用，其结果是使得我们对科技的相关社会因素有了较透彻的认识。但工作仅做到这里远远不够，我们要反过来思考，从这些被看清的社会因素出发，再来审视少数民族的科技，社会因素哪些起了积极作用，哪些起了消极作用，便更清晰。被这些积极和消极因素影响后的科技又是怎样影响了社会，导致社会因素中的哪些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往返分析，则更适合少数民族科技史的研究。我们不像民族学的研究，注重文化。我们关注的是科技，或许文化和科技有时也在较量中共存共荣。
3．民族学与少数民族科技史运用田野调查法的异同
定量分析指分析一个被研究对象所包含成分的数量关系或所具备性质间的数量关系；也可以对几个对象的某些性质、特征、相互关系从数量上进行分析比较，研究的结果也用“数量”加以描述。定量分析的理论基石是实证主义。从研究的逻辑过程看，定量分析比较接近于假说－演绎方法的研究，既保留重视观察实验、收集经验资料的特点，又保留重视逻辑思维演绎推理的特点，应用假说使得观察实验方法和数学演绎形式结合起来。正因为这样，定量分析往往比较强调实物的客观性及可观察性，强调现象之间与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因果联系，同时要求研究者在研究中努力做到客观性和伦理中立。定量分析方法很多，但各种方法在应用时往往都有一定的程序化。如实验法、观察法、访谈法、社会测量法、问卷法、描述法、解释法、预测法等等。
因为科技史学科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特殊性，它是一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交叉的学科，学科的交叉即思想的交融，必定会产生特定的研究方法，前文我们提到，自然科学注重实验的方法，社会科学注重调查的方法。既然科技史有自然科学的特质，就少不了要做实验，定量的进行分析。所以我们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要为日后做定量的分析做足准备。在调查过程中，该测量的一定要测量，该取样的要想办法尽量取样，该记录的工序一个也不能少，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的做定量的研究，分析科技内在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
三、结语
在少数民族地区，科技的呈现形式往往是以工艺的形式存在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少数民族科技史的研究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对传统工艺进行研究。笔者认为对传统工艺的研究也应遵循上面的阐述，也应从内外两个方面进行探讨。至于很多学者讨论的传承与保护问题，我们认为不应该纳入到科技史的研究范围内，我们发现，要传承和保护的往往是某种文化层面的内容，应该由文化学界的学者来探讨。科技史要探讨的是科技层面的问题，至于某种工艺要消失了，从科技的角度，或许它已经符合了我们发现的规律，某种工艺被传承了，或许它也符合了我们发现的规律。不是所有的传统工艺都要被保护，科技革新，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新旧科技的博弈，没有淘汰，也就没有科技的进步。所以，我对很多科技史方面的学术研究中看到的牵强的传承与保护感到不解。似乎这已成了传统工艺方面写作的模式了，笔者觉得不可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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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研究方法篇3
【关键词】美声唱法现代民族唱法教学方法
在多数师范院校与综合性大学中，受专业程度、培养目标、师资人数等因素限制，许多声乐教师同时要承担美声与民族两种唱法教学。这使很多声乐教师在教学上常出现发声方法混乱、作品风格混淆等问题，从而导致教学效果不佳，其中主要原因在于对两种唱法的演唱规律认识肤浅，有的过于强调两者的界限，有的则对两者的根本差别认识不清。西洋美声唱法历经了几百年的检验，如今仍被世界各国所认可，足以证明其可学习借鉴之处。中国民族声乐在对美声唱法的学习借鉴过程中有坎坷、有收获，但基本原则始终是三点，即民族性、科学性、时代性。知名声乐艺术家郭兰英、王昆那个年代的动人声音是中国民族声乐的经典，但伴随着经济腾飞、时展的脚步，中国民族唱法在保持其基本特色的同时，也应在不同时代呈现出新的面貌，才能适应人们不断变更的审美需求。本文所论述的中国现代民族唱法，主要指通过借鉴西洋美声唱法的呼吸、发声等原则，结合中国民族元素发展而成的。以“金铁霖民族声乐教学体系”为代表的民族声乐演唱方法，也可称新民族唱法，笔者力求将研究内容定位为当今在美声唱法与现代民族唱法的教学上做对比论述，以期对声乐教师有所助益。
一、明晰美声唱法与民族唱法的审美特征
审美取向是决定演唱动机和演唱效果的根本。不同的审美取向决定了歌唱中呼吸、发声、共鸣、吐字等元素的实施，从而直接影响歌唱的最终结果。声乐教师要想熟练地操作两种唱法教学，应对两种唱法的审美特征做到概念清晰。首先，美声唱法是以强调声音的美感为主，重视技巧的突破、气息控制持久、音质饱满圆润、音色富于变化，如将美声唱法比喻成色彩丰富、具有立体质感的油画，中国新民族唱法便是轻灵、飘逸的中国水彩画，具有甜美、明亮、委婉、水润的嗓音色彩。此外，民族唱法要配以优美、灵动、丰富的肢体语言来突出民族性，而美声唱法则更重视内在的艺术修养，以内在的情感张力融合规范完美的声音打动听众。
二、熟练掌握美声唱法与现代民族唱法演唱规律
美声唱法与现代民族唱法的演唱规律体现在呼吸、发声、共鸣、吐字、审美取向等具体环节中，共性在于：二者在呼吸的要求上基本一致，都采用“胸腹式联合呼吸”，讲究气息的深支持力和流畅感；在发声上都采用真假声混合，追求声音的高位置和明亮年轻的声音，都要求声区的统一；都要求喉咙、下巴、胸、肩的放松和歌唱状态的自然。
不同点在于：共鸣腔的运用。美声唱法追求整体的混合共鸣，民族唱法主要将共鸣集中在头腔，以便于体现民族特点的咬字行腔；吐字差别。美声唱法以重视声音美感为主，要求元音在灌满腔体中达到连贯，辅音要清楚但不过于强调。民族唱法重视传统的字正腔圆，声母略显夸张；民族唱法讲究肢体表演与声音紧密配合，美声唱法更重视内在的情感内涵。
三、教学环节的具体实施
（一）具有统一性的基本要求
无论何种唱法，对歌唱者所体现的“美感”的要求应该是一致的，其基本要求指的是声乐教师对学习美声唱法或民族唱法的学生所应共有的要求，包括正确的站姿（下巴、肩膀、胸部放松、双脚略分开、身体重心向前等）、积极的歌唱状态、真挚流畅的音乐表达、精确的音准节奏、协调的肢体语言等。
（二）既有统一性又有差别性的具体要求
1.呼吸训练
美声唱法和民族唱法要求歌唱者要有深位置的呼吸支持。由于现代民族唱法对美声唱法在呼吸方面的借鉴，二者在训练呼吸方面有一定的共同性。训练时常以“闻花”“打哈欠”的想象使学生体会慢吸气的感觉，用“吃惊”的想象体会快吸气的落点。呼气则常用均匀吹蜡烛的火苗或均匀地发出“斯”的长音等方法练习。在发声时则用“吸着唱”的感觉体会横膈膜的气息保持，想象“吸中有呼”“呼中有吸”的感觉使呼吸具有流动性。但由于民族唱法与美声唱法在声音与共鸣要求上的差异，二者虽然都要求“深”呼吸，但其“深度”并不完全一样，美声唱法由于旋律直且拐弯少，气息需更稳定地保持在比民族唱法更深的位置。
2.共鸣腔的运用
上文提到美声唱法追求整体共鸣，即在歌唱中，无论演唱高、中声区甚至低声区，上至头腔，下至腹腔都要参与共鸣，由此，在美声唱法训练中同吸气一样，我们常利用“半打哈欠”的感觉体会“打开”的感觉，“打开”即是产生共鸣的前提条件。喉咙的打开使得歌唱者在自身建立了一个歌唱管道，自然状态下的喉咙好比是歌唱管道中间的一道门，须将其打开，管道才可能通畅，这需要喉位下放，上腭拱起，在歌唱的持续进行过程中，“半打哈欠”的想象可使这种打开松弛而不僵硬。民族唱法与美声唱法所需的共鸣效果不同，且较为单一，民族唱法中目前以高声部为主，因此其共鸣腔的使用主要集中在头腔、鼻腔及口腔，这与民族唱法中的重视咬字和润腔技法也有关联。在民族唱法的共鸣腔的运用指导上，喉头放松与积极的上腭抬起是必需的，除此，要多体验共鸣集中在头腔、鼻腔、咽腔的声音效果，可用“i”元音体验其共鸣的位置，并多用“笑起来”的感觉使笑肌上提，从而有助于好的共鸣效果产生。
3.发声要求
呼吸位置的安放和共鸣腔的使用范围为发声做好了状态的准备，也就是说，美声唱法与民族唱法的演唱在发出第一声的状态准备上是有区别的。呼吸位置更深，加之共鸣腔的整体使用要求歌唱者的用声也要混合统一，在教学中，切不能片面强调声带拉紧，否则会使歌唱者呼吸僵硬，共鸣失调，导致音色变形，应强调声门（在声带的后来部）的闭合力量，而减少声带拉紧的力量，也就是减少张力肌的力量，相对增加内收肌的力量，以发出比较舒缓而富有弹性的颤动。民族唱法由于“发音管”较短，声带拉紧的力量在听觉上要显得较美声唱法大，发出的声音较为集中明亮，教师可以要求美声唱法的学生在演唱时“打哈欠”的感觉更强，而要求民族唱法学生的声音更向前贴，“更亲切”地发声。美声唱法与民族唱法在声音上都追求一个集中的点，声音是否有集中点决定着音色的好坏。
4.吐字差别
美声唱法与民族唱法的最大差异就是吐字。美声唱法是运用以元音字母（a、e、i、o、u）为主发音，其他为辅音，咬字时要求元音连贯，在同一的腔体氛围和连贯的气息线条中换字，即“以腔行字”；而辅音既要“清”，也要“轻”。中国语言却是以包含头、腹、尾为主的单个字组成，吐字时子音或声母有时略微夸张，所以舌头前部的力量用得较多，也就是所谓的“嘴皮子劲”，先咬后放，以达到字正腔圆的传统审美取向。另外，我国的语言特点还存在一个“归韵”的问题，既然要“归”必须有来源，在现代民族唱法的教学中也非常重视元音的定位，就是先将要发音的字的元音找出，将其安放在准确的位置并要求其清晰，在略延长此音后再收掉字尾，如“天”字，其汉语拼音为“tian”，先按照民族唱法的发声确立“i”母音的发声位置，在“i”位置不动的情况下收韵，加之略显夸张的“t”声母开头，来完整地发出一个字。另外，民族唱法虽然字头更加讲究，但句子的连贯也同样重要，教师在教授两种唱法的咬字方面不能顾此失彼，要在掌握两者各自要领的基础上，将其融入音乐线条的大环境中灵活应用。
5.舞台表演要求
民族学研究方法篇4
关键词：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唐诗宋词课程教学方法
民族地区随着教育理念的转变，唐诗宋词课越来越受到学生的广泛重视，原因在于民族地区的风土人情有着唐诗宋词的意境和韵味。我们在教学实践中感到，在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开设的唐诗宋词课程，不仅不同于一般的专业课，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别于二本院校的相同课程。
唐宋时期是诗词发展的顶峰阶段，它的生动情韵陶冶着学生的心灵，培养了学生独特的审美能力。唐诗宋词的内在特质，诗意、境、味，通过象征、隐喻等手法表现，结合民族地区的乡土人情，学生有一定的直观感受。我们采取了以下教学方法，希望以此来推进中文课程的教学。
一、巧借唐诗如画之景色，体会大自然之情趣。
当前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水土流失、山洪暴发、自然灾害，环境污染等问题已经严重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也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民族地区高职院校老师应结合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引入唐诗宋词的意境进行教学，如引入白居易的《忆江南》：“日出江花红胜火，春南江水如蓝，能不忆江南？”引起学生想象：在清晨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水边盛开的野花，在阳光的照耀下，简直像火一样红艳。春天来了，江水清澈见底，各种动物尽情在水里嬉戏、玩耍，鸡啼狗叫，打破了清晨的宁静……风景如画，江南好风光，多么美的大自然。民族地区的学生可以对照唐诗宋词意境，结合现实的感受，因身临其境，心里自然会升起对自然环境进行保护的强烈愿望。
二、发挥多媒体的作用，拓展民族地区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
民族地区的高职院校学生，本土化居多，不如大城市学生那样富有创造想象力，因而在教学过程中巧妙地结合教材，恰当地运用多媒体，让学生发挥想象力，对学生深刻领略唐诗宋词的内涵有着重要的意义。例如：在学习柳永的《望海潮》时，针对学生的实际，在课件中编排优美的图片，并配上动听的音乐，使用三维动画效果，能让学生产生美的感受，激发浓厚的兴趣。而汹涌澎湃的大潮场面，能直观形象地帮助学生深刻理解文中的语言，培养学生丰富的想象力，体会到诗意的独特魅力，理解文中所蕴涵的深刻的思想内涵，感受到美的熏陶。这对学生进一步理解中国的唐诗宋词文化有着重要的作用。
三、激活民族地区学生创造性思维火花。
民族地区高职院校落后，教学设备相对滞后，学生生源素质整体相对偏低，在鉴赏诗歌作品时，我们应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培养他们浓厚的兴趣，养成健康积极向上的美德。一方面，我们要设计课堂互动环节，营造课堂氛围。生生互动，让学生知道自己想知道的问题，学习想要学到的东西，这样，学生自主学习探究的兴趣就培养出来了，能达到激励和培养的效果。另一方面，教师少说多听，减少知识认识冲突，启迪学生思维，拓展和延伸学习的思路，以达到事半功倍、一箭双雕的效果。学生也会在以后的课堂中，发现疑问，带着问题走进教室，为课堂上知识的构筑，兴趣的培养，学生自身个性的发展，以及课堂高效率的实现提供了强力的支撑保障。
四、借助唐诗宋词中的生命力现象的描述，培养民族地区学生不服输的美德。
民族地区的经济竞争不是很明显，市场竞争意识不强，学生处于这样的环境，难免会有一些惰性或安于现状。身为高职院校的教师，我们有培养其敢于争先的品德的责任。例如：引用白居易的《草》：“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诗中所描写的野草一年一度盛衰，无情的火苗是烧不尽的，春天到来之时，它又重现了。通过小草的顽强的生命力告诫民族地区的学生，我们虽处于民族地区，但是，只要坚韧不拔，终究会战胜困难，“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要珍惜今天的生活，勇于奋斗拼搏，追求生命之美。我们不会落后，我们只不过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我们会用行动证实自己的生命能力。
五、结语
唐诗宋词的巧妙应用，为民族地区的教学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它要求我们以更新的思考精神及创新的教学方法，选择更好的教材内容和时机，灵活运用多种手段，让教学取得更好的效果。但是，民族地区的教学设备和学生素质的差异，对高职院校的老师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在以后的唐诗宋词的教学活动中不断地探索，才能使高职中文教学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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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研究方法篇5
中国的民族器乐是世界音乐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是中华民族伟大祖先为我们留下来的优秀民族文化遗产，是世界文化遗产中最为珍贵的一部分。至今，我国保留有大量优秀的民族乐器以及经典的民族乐曲。目前，按照乐器的演奏方法和音响效果，可以将中国传统乐器划分为吹、打、弹、拉四大类。弹拨乐器在中国民族乐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我国弹奏乐器的演奏流派风格繁多，演奏技巧的名称和符号也不尽一致，典型的弹拨乐器主要有琵琶、筝、扬琴、七弦琴（古琴）、热瓦普、冬不拉、阮、柳琴、三弦、月琴、弹布尔等。中国的弹拨乐器主要分为横式与竖式两大类别。
中国民族乐器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形成期、新生期、整理期。其中，形成期主要指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3世纪左右，这是中国民乐的开始和萌芽；新生期主要指公元4世纪至10世纪左右，这是中国民乐的发展阶段；整理期主要指公元10世纪至19世纪，该阶段的中国民乐达到了繁盛的时代，民族音乐总体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中国民乐的整个发展历程中，民族弹拨乐器逐步得到了发展和进步：琴、筝、琵等民族弹拨乐器出现在先秦时期，继而在唐朝出现了以弹拨乐器为主题的华丽浪漫民乐时代；到了宋朝，管弦乐器赶超了弹拨乐器；后来经历了元曲时代以及清朝少数民族乐器的繁盛时代；到了近现代，民族乐器又有了一定的发展，典型的代表人物有阿炳和刘天华等；新中国成立后，在政策影响以及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下，中国民族乐器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向世界传播。
二、视障人横式民族弹拨乐器教学方法与实践探讨
视障学生是指因为各种原因而导致双眼视力受损、视野缩小或者全盲的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学生，在这里，视障人指的是双目视力受损、视野缩小或者全盲的社会人群。视障人无法像视力健全的人那样自由行走和参加社会活动，其自身生活和社会生活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因此也成为社会中最为困难的一个群体。盲校的培养目标是促进视力残疾学生全面发展，尊重个性发展，开发各种潜能，补偿视觉缺陷，克服残疾带来的种种困难，以适应现代生活需要。对于适用于视障人学习的学校和培训机构而言，其课程设置应以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为指导，以视障学生的实际条件和环境为背景，以视障学生的现实需要为根本出发点，构建以全体教师和学生为主体的特色课程。视障人横式民族弹拨乐器教学应该充分挖掘学生和学校的课程资源，将音乐教学与视障人群的实际情况建立联系，高度关注视障人横式民族弹拨乐器的教学方法研究。
（一）重视视障人横式民族弹拨乐器的理论基础教学
根据横式民族弹拨乐器的教学要求，以及我国民族乐器教学标准，音乐是最有利于视障学生进行听觉训练的一种媒介和载体，而横式民族弹拨乐器则是有效训练视障人群听觉的一种工具。通过对社会音乐学校以及高等院校音乐学院的课程改革研究表明，高度重视视障人横式民族弹拨乐器的理论基础教学，让视障学生首先掌握必要的横式民族弹拨乐器理论基础知识，在扎实和牢固的理论基础上再进行实践训练，有利于学生在日后的学习和练习过程中更好地发展和锻炼听觉能力，甚至能够以此来有效地弥补视觉上的缺陷和不足，实现对视障人群个性的发展、特长的培养、审美的提高，达到陶冶情操和增强自信心的良好效果。学生通过对理论基础知识的学习和掌握，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横式民族弹拨乐器的各种弹拨手法进行模拟，从内心形成初步的整体连贯动作，为日后的实践训练打好基础、做好准备。
（二）加强视障人横式民族弹拨乐器教材及课程设置
课本教材是知识的最重要载体之一，是知识与文化传承的最主要渠道之一。同样，盲校音乐教学的主要工具也不外乎是课本教材。对于视障人群这个特殊群体而言，其学习横式民族弹拨乐器的教材形式和内容设置不应该和普通人群一样。在编写教材时，需要从视障人群对音乐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出发，编写能够促进其对民族弹拨乐器学习兴趣和提高学习效率的教材。教材内容及教学节奏的设置应该尽量符合视障人群的心理、生理特征，有利于提高视障学生对横式民族弹拨乐器的实践能力，并能够对其心理状态的改善和思想情操的培养起到促进作用。教材编写应该适当借鉴国际先进教学资源，同普通教材区别开来，体现出教材的特殊性、针对性、实用性特点。在课程设置方面，应该探索适合视障学生的音乐课时设置方式，掌握好学习周期。科学合理的课程设置，能够进一步提高视障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他们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同时还能够扩大教学视野，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技能和教学研究能力，进一步推动教师的专业化成长，为教师的具体教学实践提供各方面的指导和借鉴，对教师自身的资源开发、能力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三）通过实践强化视障人横式民族弹拨乐器的表演
科学研究表明，包括横式民族弹拨乐器在内的器乐教学，对于培养和发展视障人群人际关系、协作能力、性格情操以及智商情商等方面，都有比较积极的作用和功能。在对视障人群进行横式民族弹拨乐器的教学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实践训练这一环节，在一定的理论知识教学之后，及时地通过实践训练来强化视障学生对横式民族弹拨乐器的表演能力，以更好地吸收和消化所学到的理论知识，并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在实践过程中，学生通过将自己的弹奏手法与听觉效果对比和分析，摸索出适合自己的表演风格，甚至会产生一定的创新灵感。实践训练包括个人练习和集体表演等多种形式：对于个人训练，主要是通过及时、有效的练习，来充分理解和消化教材知识，完成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对于集体表演，能够让学生在集体环境中扮演相应的音乐角色，通过表演者之间的相互合作与配合，完成更为系统的音乐作品。
（四）利用情景设置培养视障人横式民族弹拨乐器的弹奏技巧
情境设置法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教学方法，它是通过对某一情景的巧妙设置，激发学生临场发挥的创作灵感。科学研究表明，人的情感总是在一定的特殊情境中产生的，良好的教学情境对于学生学习情感的产生具有很大的作用，在训练中结合训练内容设置情境，可以营造良好的训练氛围，让学生在乐中学、趣中学。例如，在集体音乐表演中，根据学生的特点临时安排相应的角色，设置一定的生活情景，让学生在模拟环境中进行素质训练和表演实践。
（五）根据学生的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横式民族弹拨乐器教学
横式民族弹拨乐器主要有古琴、扬琴、独弦琴和筝（古筝和转调筝）等，其中以古琴最为典型，著名的古琴传统曲目有《流水》《酒狂》《广陵散》和《渔樵问答》等。弹拨乐器的主要特点是音色明亮、清脆，其弹奏方法主要有右手戴假指甲与拨子两种。因此，横式民族弹拨乐器能够充分发挥右手的演奏技巧，包括弹、挑、滚、轮、勾、抹、扣、划、拂、分、摭、拍、提、摘等。在充分利用右手技巧进行弹奏的同时，需要辅以左手的按、吟、擞、煞、绞、推、挽、伏、纵、起等一系列动作技巧。而每一种乐器，都具有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根据每个学生的自身特点和兴趣爱好，重点培养其学习某一种最合适的弹拨乐器，对该乐器进行系统全面的学习和掌握，达到触类旁通的教学效果。
（六）定期举行不同音乐学校之间横式民族弹拨乐器对外交流
特殊教育是社会文明的窗口，视障音乐学校的发展应该面向社会、面向世界。为了加强学校之间的交流，激发视障学生对音乐表演的乐趣和激情，应该定期举行不同音乐学校之间的横式民族弹拨乐器交流，让来自不同学校和不同教育环境中的学生，进行现场交流。在交流过程中，学生把从自己学校学习到的乐器和音乐演奏给大家听，互相之间汲取有益经验，促进双方或多方的共同发展和进步。这种交流能够促进学生的进步，也能够让学生了解更多的音乐知识，提高对自己的定位，也能促进音乐对于视障人群身心健康的良好作用。
视障人群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视障人横式民族弹拨乐器教学需要有针对性地解决该类人群对音乐的需求和爱好，同时让音乐对其生活和学习起到良好的补充作用。无论是哪种教学方法，必须通过科学的论证和严谨的实践，才能得到良好的运用，促进视障人横式民族弹拨乐器教学的进步和发展。
（注：本文为2013年黑龙江省教育厅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项目名称：《视障人民族弹拨乐器教学方法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JG201301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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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志忠.怎样理解新课程下的校本课程开发.北京：中国教育出版社，2008.
民族学研究方法篇6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尤其随着1984年《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颁布实施和2001年《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修正，中国的民族法制建设和民族法学研究高潮迭起，成就突出，贡献巨大。本文拟将民族法学30年来的研究动态及相关成果加以回顾和总结，并以此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民族法学是以民族法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学科，而“民族法”本身即存在广义和狭义的理解。广义民族法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它包括多民族国家调整国内民族关系的法律制度，包括国际法中解决民族问题、调整民族关系的原则和规则，还包括少数民族群体调整族内事务的地方性规范等。广义上的民族法不仅有一个广阔的空间维度，还包含着一个时间上的维度——历史上的民族法也是广义民族法学研究的对象。狭义的民族法一般指由国家制定或认可、调整国内民族关系的现行法律，现行民族法制是我国民族法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但又并非唯一的内容。有学者将民族法学的研究对象分为“核心研究对象”和“研究对象”两大类，前者指调整国内民族关系的现行法律，而后者则包括中国的民族政策及其法律化、民族法史、少数民族习惯法、国际法中涉及调整国内民族关系的原则或规则等。上述分类科学而合理地概括了中国的民族法学所指向的研究对象（广义上的“民族法”），同时厘清了这些对象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学术定位。本文参照此分类，对30年来的相关成果及研究方法加以评述。
主要研究内容及成果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现行民族法制即广义上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体系，指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调整民族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其规范体系包括以下三部分：一是以《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实施细则》、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变通规定、补充规定等专门的民族法规为其体系的基础；二是以《宪法》和其他法律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规定为其体系的绝对逻辑结构；三是以凡涉及民族自治地方的所有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为其体系的相对逻辑结构。现行民族法制是中国民族法学的核心研究对象，民族法学界对这一领域展开了深入和广泛的研究，并为这一制度的丰富和完善作出了重要贡献。30年以来，国内现行民族法制的研究成果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法律解释类著述。此类著述主要是对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核心的国家现行民族法制的语义分析和逻辑分析。1984年国家颁布《民族区域自治法》，对其进行法律解释和简单学理分析的相关著作随之诞生，比较有代表性的如陈云生、于宪等人的《民族区域自治法简说》、史筠的《民族法制研究》和《民族法律法规概述》、张尔驹主编的《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和实践》和《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史纲》、杨侯第主编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教程》、吴宗金主编的《中国民族法学》和《中国民族立法理论和实践》等。这些著作多为教科书或有教科书式的理论框架和体例，后来的著作不断吸纳并体现新制定的配套法律法规及相关的研究成果。此外，周健的《新时期中国民族政策研究：新方法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则从法律政策学的角度对民族区域自治法进行了研究，这是较有新意的著作。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民族区域自治法》进行修订后，还出现了一些释义类著作，如敖俊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释义》、陈云生的《<民族区域自治法>释义》等著作，通过对民族区域自治法具体条文的释义和对关于法律修改的相关文件的介绍，对深入宣传民族区域自治法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立法和法律修改建议方面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如陈云生的《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者依据2001年修订后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从宪法学的视角来分析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修订；王戈柳主编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民族区域自治法>修改问题研究》，则从规范和实证两个角度详细地阐释了2001年修订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对发展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要作用；吴仕民主编的《新时期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法制建设》，从依法治国进程中加强民族法制建设、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修订和实施等几个方面，探讨了在新时期如何促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法制建设的问题；吴宗金则在《民族区域自治法制的思想理论与实施机制》一文中指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法律监督机制建设，应包括上级国家机关的“配套法规”建设机制、民族自治地方的“配套法规”建设机制、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机制、民族自治地方的上级国家机关的职责机制、有关各项基金和资金状况及运行监督机制、民族区域自治法贯彻实施的实体监督机制等。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实施问题研究。这类著作大多涉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效果的实证分析，有代表性的包括江平、李佐民、蒋坚永的《的民族区域自治》，张锡盛、朱国斌等的《民族区域自治在云南的实践》,吴仕民的《西部大开发与民族问题》,孙兆文、苏利娅的《民族区域自治与蒙古族的发展进步》,阿地力·哈力克的《新疆和平解放50年——兼论民族区域自治在新疆的实践》等。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配套立法研究。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立法是我国现行民族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如张文山的《突破传统思维的瓶颈：民族区域自治法配套立法问题研究》，该著作主要分析了民族区域自治的背景、民族区域自治法配套立法的模式选择、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立法解释、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特别立法等问题。此外，来君在《论地方民族立法》一文中分析了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原则问题。徐合平则撰文指出，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立法的“民族性原则”即在立法程序上保障自治民族成员的参与权，同时在自治法规的内容上体现民族性。
少数民族法律史是中国民族法学重要的研究对象，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从夏商周以来的历代王朝为了民族统治和管理的需要，制定了一系列调整民族关系的法律规范，也形成了相对稳固和成熟的民族立法思想；与此同时，各少数民族建立的割据政权或地方政权也多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规范。这些民族立法基于中国特有的文化基础、民族构成、族际关系和民族特点而产生，共同构成了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古代民族法制，为今天的民族立法留下了无法替代的宝贵历史经验，具有重要的研究和借鉴价值。
以中国民族法律史为对象且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一批法学、历史学和民族学者通过辛勤耕耘，在这个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绩。从研究成果来看主要有两类：一是对民族法制相关历史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研究者或将汉文古籍中与民族法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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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内容加以点校、汇编，或将少数民族语言记载的法律文献进行翻译、汇编，主要成果有：由罗致平编译的《一零年蒙古—卫拉特法典》，由（苏联）e.克恰诺夫俄译、李仲三汉译的《西夏法典》，由周润年与喜饶尼玛译注、索朗班觉校的《古代法典选编》，由杨一凡、田涛主编、张冠梓点校的《中国珍惜法律典籍续编·少数民族法典法规与习惯法（上、下）》，由方慧主编的《中国历代民族法律典籍》等。
另一类则是针对民族法制史的专门研究，这类著述中，徐晓光的《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教程》、李鸣的《中国民族法制史论》和《中国近代民族自治法制研究》，对中国古代及近代民族法制的整体概貌进行了梳理。而更多的著述则是针对某个朝代、某个民族或专门问题的研究，如于豪亮对秦代民族立法的研究，邓奕琦对北朝法制的研究，曾代伟对于北魏律及金律的研究，史金波对西夏法典的研究，张晓辉对南诏国与傣族法制的研究，潘世宪的《蒙古地方民族法制史概要》，吴海航对元代“约孙”与“大扎撒”的研究，胡兴东对元代民事法律制度的研究，苏钦对于唐明律典中“化外人”条及清代“苗例”的研究，刘广安对清代民族立法的研究，杜文忠对清代治边法制的研究等。这类研究以法典和各类史料的文本为基础，主要运用法学和历史学的方法，对相关文本进行考释，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分析和论述、着重阐释少数民族法制发展变化的规律性的同时，揭示少数民族对中华法制文明的贡献。在各类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不断被发掘，各种少数民族文献不断被整理、编译，而民族法律史学的研究方法又不断更新的背景下，少数民族法律史研究的许多空白被弥补。
少数民族习惯法是中国民族法制的重要内容，它非由国家政权制定，而是产生于各民族的经验生活之中，其主要的表现形式也非成文法典，而是口耳相传。习惯法是与国家法相对应的另一个范畴，对它的研究代表着对民族民间“自生自发”的规范和秩序的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迅疾变迁并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与此同时，法学研究的视野也不断开阔，法学家在“眼睛向上”、“眼睛向外”的同时开始“眼睛向下”，从社会实际出发，在重视国家法研究的同时，非国家法的功能、地位也逐渐受到关注。研究少数民族习惯法对于民族法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习惯法在形式和内容上的特殊性，相关学者的研究方法和路径较为广泛，其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其一为资料整理和田野调查报告类，此类成果多以规则汇编或案例汇编为表现形式，具有习惯法研究的基础性价值，例如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编辑的《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碑文、契约资料集》，杨锡光、杨锡、吴志德整理、编译的《侗款》，黄钰辑点校的《瑶族石刻录》，张济民主编的《渊源流近———藏族部落习惯法法规及案例辑录》，海乃拉莫、曲木约质的《凉山彝族习惯法案例集成》，周相卿主编的《融水苗族埋岩古规》，徐晓光主编的《法律多元视角下的苗族习惯法与国家法———来自黔东南苗族地区的田野调查》，陈金全、巴且日伙主编的《凉山彝族习惯法田野调查报告》等。其二，研究成果是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概述性研究，这类研究通常建立在对实地调查资料的分析之上。其中范宏贵的《少数民族习惯法》，徐中起、张锡盛、张晓辉的《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高其才的《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从总体上对中国的少数民族习惯法进行了介绍；更多的学者则以某个民族为单位开展研究，相关著述如杨怀英主编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法律制度研究》，俞荣根主编的《羌族习惯法》，徐晓光、吴大华的《苗族习惯法研究》，冉春桃、蓝寿荣的《土家族习惯法研究》，杨经德的《回族伊斯兰习惯法研究》，高其才的《瑶族习惯法》，陈金全主编的《彝族、仫佬族、毛南族习惯法》等。与上述成果相比，第三类研究则更偏重于理论建构，研究者试图通过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解析、探讨诸如法的起源和发展、法的本质、纠纷的解决方式，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关系等法理学命题。相关成果如王学辉的《从禁忌习惯到法起源运动》，张冠梓的《论法的成长——来自中国南方山地民族法律民族志的诠释》，李可的《习惯法：一个正在发生的制度性事实》，杜宇的《重拾一种被放逐的知识传统———刑法视域中“习惯法”的初步考察》，方慧的《少数民族地区习俗与法律的调适》，李鸣的《羌族法制的历程》等。
基本理论研究
综观30年的研究成果，尽管在表述或理解上仍存在着不少细微的差异，但总的来看，学界已基本形成共识。如对“民族法”的定义问题上，一个基本的共识是，（广义上的）民族法是“多民族国家内部调整民族关系的法律”。再如，在民族法的基本原则问题上，尽管不同学者的表述有简有繁，侧重点也有所差异，但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始终是民族法不能忽略的基本原则。此外，在民族法的研究对象方面，有学者指出，中国的民族法学已开拓了“民族法学的基本理论”、“民族法制”、“民族区域自治”三大领域；另有学者则从民族法研究的目的论出发，认为相关研究可分为两大方面：一是对民族法自身的客观发展规律的研究，包括民族法的产生、发展、消亡、制定、执行、遵守等问题；二是对现实的民族问题及其法律制度，以及民族法的地位和基本原则等的研究；还有学者则从民族法的学科体系的角度，提出其研究对象应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及其法律制度的研究，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民族地区法制建设的研究等。
30年来，尽管民族法学在基本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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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也为学科发展作出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但就相关成果而言，无论与其他学科做横向比较，还是与本学科内部一些关于民族法专门问题的研究成果做比较，研究都尚显疏浅和不足。具体表现为理论深度不够、逻辑性和体系性不足、阶段性成果匮乏、进步缓慢等。造成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两点，其一是与哲学、民族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联系不足，同时对国内外法学研究前沿的成果关注不够，从而导致视野狭窄，在理论建构上往往“就事论事”，停留于制度和规范的表层；其二是缺乏实地调查和实证研究，因为不了解民族地区现实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状况，在理论建构时只能“纸上谈兵”，对国家民族立法、执法和司法工作的对策性理论研究还很缺乏。
研究方法是民族法学基本理论研究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30年来，民族法学的研究方法不断更新，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理论深度也得到不断提升。
首先，包括民族区域自治法学在内的现行民族法制研究主要以法学方法为研究手段。研究者对现行民族法制当中的概念、规则和原则的含义加以解释，对规范的逻辑体系、逻辑关系、层级和效力范围加以说明和分析，考察并批评规范之间的逻辑矛盾或不同规定之间的不统一，指出现行民族法制在具体实施、法律责任等方面的规定的欠缺，并提出相关的立法和法律修改建议。同时，相关学者也运用广义的法学方法开展研究，包括对现行民族法制的价值评价、政策分析、比较法研究，考察民族法制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实施状况等。其次，对于民族法制史的研究也以法学的方法为基础，研究者在对相关文本进行发掘、考证或译注的基础上，对于中国古代的民族法制进行法律解释，对法典的形式和内容加以分析，探寻立法者的立法意向和目标，对不同时代或不同政权的民族法制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研究，对各个民族法制的特点、立法上的得失、法律的移植与借鉴等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再次，对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研究也立足于法学方法，研究者站在“法学家”的立场，无论案例分析还是“文化解释”，始终不脱离“规范的核心”，他们关注习惯法规范的表现形式、内容、特点、运行状况、价值目标，探寻法的起源、发展，法的本质，法与其他规范的关系等命题，从而与人类学立场上的秩序与规范研究在旨趣上呈现出一定的差异。
历史学方法对于中国的民族法学研究、尤其是中国民族法律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所谓“历史学方法”是一个极为宏大的命题，古今中外历史学方法论的发展已极为繁复，本文所指的历史学方法，仅指民族法学研究曾加以吸收和借鉴的史学方法。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学科融合之风日盛，不少法律史研究者纷纷开始重视瞿同祖、陈顾远等先辈早就曾经强调的“法律实效”、“拓宽视野”等问题，此后产生的研究成果也日渐透出社会学或历史人类学的意味。如李鸣的《碉楼与议话坪：羌族习惯法的田野调查》即在充分利用正史的同时强调对神话传说、民歌民谣、民间谚语、民间故事、口头规则等口述历史材料，石刻碑文、土司衙门、端公法器等实物，家谱族规、契约、村规民约、诉讼档案等文献资料的同等重视和综合利用。同时，这些新作在关注点上也较为广泛，除了研究民族法制的静态规范本身，也研究制度的运行状况和社会效果，同时还考察促使规范形成的“历史—权力”格局及文化背景等因素，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如梁聪的《清代清水江下游村寨社会的契约规范与秩序》，徐晓光主编的《法律多元视角下的苗族习惯法与国家法：来自黔东南苗族地区的田野调查》等。
动向及前瞻
综观30年来的民族法学研究，总的趋势是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理论深度不断增强、研究方法不断更新，各类研究越发强调“问题意识”，主张模糊学科界限，打破学科壁垒，广泛综合、借鉴多种理论和方法来分析问题。近年来，除现行法制研究、民族法律史和习惯法研究等民族法学的“传统领域”外，一些学者又根据国际国内的法律动态及法学研究的动向跨入了新的研究领域。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系列旨在保护少数人权利的宣言、公约陆续在国际社会出台，中国政府也通过加入国际人权公约、国内立法和政策调整等方式逐渐加强对于少数人权利的保护力度。在此背景下，一些学者开始站在“人权”的角度研究少数民族权利保障的问题，与一般意义上的现行民族法制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研究有所区别，“少数民族权利保障”的视角直接以“人权”和“权利”为出发点和关注对象，这类研究探寻少数人权利存在的法理基础，评介与此相关的国际宣言、公约、案例法等法律文件，考察权利存在的现状，分析权利保护的法律机制及其他机制是否存在、是否合理、是否健全等。另外，国家法在民族地区的实施问题也是近年来民族法学研究新的关注点，研究者站在法律多元的立场，检视国家法的实效，反思国家法的运行困境，思考国家法与习惯法的“调适”等问题。此外，研究近年来国际民族法制与政策的立法动向和理论成果，寻找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可资借鉴的内容，这也是民族法学研究的新领域。例如，俄罗斯在民族文化自治方面的立法经验，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多元文化主义的立法与政策实践，均有待于我国民族法学研究者的进一步介绍与分析。
民族学研究方法篇7
关于民族教育学的研究领域，王鉴综述了1990年以来国内的研究成果，它包括部门民族教育研究领域：民族幼儿教育、民族初等教育、民族中等教育、民族高等教育；交叉边缘学科：民族教育政治学、民族教育经济学、民族教育心理学、民族教育社会学等；分支领域：民族教育基本理论、民族双语教学理论、民族多元文化课程理论、民族教育事业管理理论等。哈经雄、腾星倾向于认为民族教育学还应包括移民教育、跨文化教育比较研究等领域。陈•巴特尔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根据我国教育学元研究的最新进展及其成果提出，“民族教育学从整体性观念性存在分为民族教育概论、民族教育原理和民族教育哲学三个类别；部分类别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他对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进行了详细划分，并进一步指出“最高层级上的民族教育反思性存在主要包括民族教育研究论、民族教育学和民族教育学科发展史三个部分”⑨。而王鉴、哈经雄等人对民族教育学的划分显得有些笼统，且不能完全周延民族教育的研究领域，陈•巴特尔的划分则比较细致，但略显凌乱。笔者在总结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参照石佩臣教授对教育学科的分类⑩对民族教育学进行划分。民族教育学既是一门理论科学亦是一门应用科学，没有理论的支撑，它便不能称为科学；若不用来指导实践，它便没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显然，民族教育学可划分为理论学科、应用学科两大类，因其发展还需进行元研究及技术支持，故民族教育技术学科必不可少。具体来说，理论学科包含通论和各论两大类。通论指民族教育基础理论。各论分为分类学科和交叉学科。分类学科如民族学前教育、民族初等教育、民族中等教育、民族高等教育、民族成人教育、民族特殊教育、民族比较教育、民族家庭教育、民族农村教育、民族职业技术教育、民族社区教育、外国民族教育、世界民族教育、民族教育史、民族教育学科发展史、民族师范教育等；交叉学科如民族教育哲学、民族教育社会学、民族教育政治学、民族教育经济学、民族教育人类学、民族教育伦理学、民族教育法学、民族教育统计学、民族教育测量学、民族教育卫生学、民族教育科学学、民族教育未来学、民族教育生态学、民族教育文化学、民族教育心理学、民族教育工程学、民族思想政治教育、民族教育与宗教等。应用学科具体包括民族教学论（如民族学校课程论、民族双语教学论、民族多元文化教学论、民族教育教学论、民族学校课外活动论等）、民族学校德育论、民族学校智育论、民族学校体育论、民族学校美育论、民族学校技术教育论、民族教育管理论（如民族学校管理论、民族学校行政学）等几个部分。民族教育技术学科具体包括民族教育研究法、民族教育各科教学法、民族教育元研究三个主要组成部分。这样，繁杂的民族教育领域便井然有序了。
二、民族教育学的研究方法
民族教育学是一门人文社会科学，这决定了不能完全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对它进行研究。民族教育研究方法应是一种普遍有效的方法，除了运用一般科学所用的调查法、观察法等研究方法外，还需形成其独特的研究方式，而这些方式绝不能忽视民族教育科学的显著特点，即客观与主观、事实与价值、描述与规范的融合等，绝不能忽视鲜活的民族教育实践活动和教育活动中的个人。
（一）民族志田野研究民族志研究法主要包括确定民族志的研究对象、民族志中的‘参与观察’与民族志报告的撰写（叙述结构、叙述方法、叙述者角色定位）三个环节。田野调查指“研究者深入到研究现象的生活背景中，以参与观察和非结构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定性分析来理解和解释现象的社会学研究方式”瑏瑡，包括调查课题的选择、调查方案和调查提纲的拟定、调查前的准备工作、调查报告的撰写等几个环节。田野调查是所有民族志研究设计中最具特色的要素，有助于衔接好理论与实践，指导民族教育学者。在这里，田野具有民族生活区域这一特定的时空边界，有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特定的立场蕴意。因此，田野调查不只是具体的研究方法，也是实践和行为。整体性分析和比较分析是对田野调查所获得的资料进行理解和解释的方式，是构建民族志的重要手段。民族志田野调查强调整体性和参与研究，最大优势在于它的直观性、可靠性。民族教育研究采用民族志田野研究是一种很好的研究思路。然而，民族志田野研究有其自身的不足，它不能解决诸如民族教育的本质、民族教育的规律、民族教育属性、民族教育功能等问题。此外，田野研究因强调个案研究，过度关注微观层面的教育问题而导致结论难以推广；存在忽视文献，缺乏逻辑、效度和信度等问题，在本质上属于实证研究，经过概率逻辑和数理统计的结论与样本的选择有关，往往不具有普遍性。因此，民族教育研究只采用一种研究方式是远远不够的，通常需同时交叉运用几种方式进行研究，这样得出的结论才更具普适性和说服力。
（二）教育叙事研究教育叙事研究是指“在教育背景中包含任何类型叙事素材的分析研究”瑏瑢。这种研究是一种质的研究设计，重在通过对教育现象的直观再现揭示教育现象的“质”并对教育行为进行“意义解释”，主要包括发现一个值得探究的教育现象、有目的地选取一个或几个研究参与者、从所选取的研究参与者身上搜集故事、按一定逻辑顺序重新叙说其故事、撰写教育叙事研究报告、检验研究报告的效度等几个程序。此研究方式与民族志研究的重要不同在于它关注人的个体性经历，关注个体的内在世界与价值理性，注重体验、凸显意义，关注微观分析，并反思教育价值，是一种质的研究。民族教育研究既需从宏观上分析民族教育现象，亦需从微观上考察民族教育活动，因此，教育叙事研究是民族教育研究的一种重要方式。然而，教育叙事研究亦有不足之处，如缺乏科学的思维和论证严密的理性分析，强调个案研究，难以推广；叙事素材的可靠性会因研究参与者的自我保护和防御而降低，研究者在重新叙说素材时也会带有主观色彩，其带有的个人判断使研究的信度和效度受到质疑。因此，运用此研究方式时需注意鉴别材料的可靠性，全面、准确地引用研究参与者的话语，加强教育叙事自身方法的建设和学术规范的训练。当然，对教育叙事研究不能以自然科学定量研究的标准来衡量。
（三）比较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是辨别事物之间相似性与差异性的方法，它是教育研究中的一种基本方法。我国学者将比较研究分为同类比较与异类比较、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定性比较与定量比较等几类。加里多提出了一套比较教育研究的基本阶段理论：“确立问题与提出前期假设；限定研究，包括限定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描述研究（分析阶段）；提出比较性假设；比较研究（综合阶段）；跨学科比较研究；撰写比较研究报告。”瑏瑣其中的分析阶段是关键。民族教育研究因具有交叉学科的特点，我们对它进行的分析研究既可采用定量分析，也可进行定性分析。前者一般包括问卷调查、经验测量、统计分析和建立模型等，后者一般包括逻辑推理、历史比较、文献分析、经验描述等。比较研究法融合了民族志田野调查、叙事研究的优势，它们互为补充，通过长期深入的现场观察、材料叙述为民族教育研究提供丰富的材料，通过比较分析、综合研究可得出科学严谨的结论。我们可在民族教育学科交叉领域及民族教育史、民族教学论等领域运用比较研究法对民族教育进行定性和定量比较研究。使用比较研究法，在方法上需坚持本质的比较，通过大量典型的材料分析其内在关系；在材料选择上，需尽力做到客观、全面、准确、真实、高质，使比较材料之间有可比性；在过程上，需尽量依程序进行，才能保持结论的科学性。
民族学研究方法篇8
比较音乐学的产生与研究对象
民族音乐学最初被称为比较音乐学。比较音乐学的名称是进入20世纪后首先在德国开始使用的，英文为“Comparativemusicology”，其实比较研究的方法用于非欧洲音乐研究最早在17世纪就开始了，但是这一学科的建立是以1885年阿德勒的《音乐学的范畴、方法和目的》和亚历山大约翰·艾利斯的《各民族的音阶》为标志的。其研究对象是欧洲以外的种族、民族的音乐文化，正如萨克斯所定义的异国文化的音乐。这一学科的建立和研究对象的确立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研究者的立场有着密切关系的。首先，比较音乐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有密切的联系。以18世纪为开端，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跨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入这些地区的西方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首先向外部世界开启了这些非欧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之门。他们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和方法试图了解、认识和把握这些国家和民族所具有的令他们新奇的特殊文化，想将这些相异于欧洲文化，不被欧洲人所知的文化公诸于众，加之古典进化论学派和马克思、恩克斯对于人类进化和原始社会经济的科学认识，至19世纪60—70年代，民族学作为一门科学在欧洲和美国产生并兴起，enthnology一词1830年首先由法国人让·雅克·昂佩勒提出，30-70年代民族学、人类学学会先后在法、美、英、德和意大利建立起来。比较音乐学则是在民族音乐学进入80—90年代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时应运而生的。这一时期的欧美出现了一支受过专业训练的民族学队伍，开展了世界范围的、有目的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工作，异国的民间艺术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与此同时，欧美的许多城市建立起了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博物馆，收藏了许多非欧洲的乐器和有关的音乐文物与手稿，记录亚洲、非洲、美洲民族音乐的材料大量增加，使人们对于非欧洲地区音乐文化的注意力进一步增加，加之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对无文字非欧民族音乐的研究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推动作用。在这些基础上，比较音乐学这门学科在民族学诸多研究的影响下，应强烈而广泛的社会和时代需求产生了。英国语言学家兼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艾利斯和阿德勒、艾斯比塔等欧洲学者为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音乐文化是相对于当时殖民者的主体文化而言的，也是相对于起初参与比较音乐学研究的这些欧洲学者自身的文化体系而言的。相对于其原本欧洲音乐文化知识体系的未知领域就成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异国音乐文化=非欧洲音乐文化，即形成了欧洲文化特别是欧洲城市艺术音乐文化相对于非欧洲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实质上是一种以欧洲整体作为一个中心以欧洲大民族为立场而进行的研究。
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整个人类文化研究的进步和不同种族的非欧洲国家的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比较音乐学的研究环境和立场出现了变化和拓展，其研究方向和对象也出现了扩大和性质的变化，最初的比较音乐学的名称被民族音乐学所代替。
比较音乐学到民族音乐学的确立
我们不得不承认，音乐的发展往往是在别的学科带动下进行的，在创作方面，西方城市艺术音乐的派别经常是步文学、美术之后尘，如古典派、浪漫派、印象派的产生，在学术研究方面，史学、比较学、民族学的发展都深深地影响和引导着其对应的音乐学的学科发展。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受到民族学研究的影响，并在民族学发展的影响下最终成为了民族音乐学。
进入20世纪后，民族学产生了众多学派，提出了不少新观点。传播学派是20世纪40年代在欧洲民族学界影响较大的一个学派，这一学派的先驱——德国学者拉策尔提出了把文化研究置于具体的地理环境中，同时重视各民族自身的历史条件的研究方法；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列诺夫斯基认为每种文化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要重视当前生活与现状的研究，反对殖民者对土著居民文化的粗暴干涉；美国波阿斯学派又称文化相对主义学派提出了文化标准是相对的，各民族文化珍品不能进行比较等观点和理论思想。这些立场、观点和理论我们都可以在比较音乐学的研究中找到其对应的影子。特别是波阿斯为代表的美国学派的兴起，使得二战后的比较音乐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即在重视非欧洲民族音乐研究的同时，开始重视对本民族音乐的研究。波阿斯提出的各种文化价值平等、文化不可比较、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使得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的相对基础，即欧洲整体作为一个大的中心民族的基础动摇了，突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非欧洲音乐的局限，对文化是否要相互比较提出了质疑。
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开始认为人类学的种种研究方法不但可以研究非母系文化，而且应该更多地用来探究其自身所属的文化，从而使美国人类学家开始以更多的精力研究美国的自身文化。与此同时，其中一部分人类学家开始带着这种思想积极地参与民族音乐的田野采录工作，而这在欧洲比较音乐学领域是不多见的。美国人类学家的参与虽由于本身音乐能力的限制，无法将其深入，只形成了一种思想趋向，但这种思想趋向却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使得美国的一些音乐家从音乐界转入人类学界，一些人类学家去研究音乐行为(并从技术上分析)，同时还带动了这一思想趋向在欧洲研究机构的出现。
这一切的结果是，二战以后几乎所有的比较音乐学者都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现存的自然民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方向。于是，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和立场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地理性民族和欧洲中心看世界的角度转向了文化相对论，即站在全世界民族音乐文化平等的立场全面考查研究各民族(包括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于是，比较音乐学在研究对象和立场发生巨大变化和没有进行更多比较的情况下引退，取而代之的是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前叶，中国、日本和东欧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对于这一学科的转型也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他们在美国开始重视研究自身民族文化之前就开始了对其本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实事求是地说，最初美国学者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还不如这些国家学者来得纯正，毕竟美国的学者也大都是英、德等欧洲国家的移民或后裔，他们的文化体系和观点和欧洲同出一辙，而他们对于本土文化的研究起初是热衷于北美大陆印第安民族音乐的探根溯源，从某种角度上说，属于一种异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但其提出的对本土文化的研究观点及其后来的发展，对突破欧洲中心论是极为重要的。而在这之前，的确有不少学者真正作了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在东方比较音乐学研究中，中国的王光祈早在1926年就著有《东西乐制之研究》，其后又有1929年的《东方民族之音乐》和1934年的《中国音乐史》，日本的田边尚雄于1936年创立了东洋音乐学会，1948年著《东方的乐器及其历史》；匈牙利作曲家、音乐家巴托克和音乐学家柯达依分别于1906年和1905年开始对匈牙利的民歌进行收集研究，并分别出版了《匈牙利民歌》和《论匈牙利民间音乐》。虽然他们仍是用比较音乐学的观点和方法对本土音乐文化进行研究，力图从东、西方音乐的比较中得到某些结论，尚属比较音乐学的范畴，但是他们参与研究的这一行为本身，和他们自身的非欧洲特质和立场已经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立场上的变化，虽然和美国学者的指导思想不同，却起到了异曲同工的作用，打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文化的框框，促使了民族音乐学的建立。二战后，荷兰人普·肯斯特提出了用enthno-musicology这个术语代替Comparativemusicology，首先被美国人所接受并固定下来。1959年，孔斯特的《民族音乐学》问世，这一学科正式成立。
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各家学说的分析及思考
自从比较音乐学因研究对象的变化而更名为民族音乐学以来，学术界就如何划界才属民族音乐学领域进行了不少讨论，有趣的是，这种讨论尚未终结而社会的发展却使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不断在拓展，民俗音乐和伴随着产业化社会而迅猛发展的大众音乐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所以，如何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领域更加成为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各家各派的观点。孔斯特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开头就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包括从所谓未开化的人一直到文化民族的一切种族、民族的音乐，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洋艺术音乐。民族音乐还把外来音乐的传入现象，即不同性质的音乐要素相结合而产生的影响这类社会学方面的问题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1]
梅里亚姆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认为，“民族音乐学的目的和着眼点与其他学科的目的和着眼点并没有什么明显不同”，“它的特殊之处就是使用的特殊的方法，尤其在认为有必要使人类学与音乐学这两类资料相结合这一点上”，并强调“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提出“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2]。有人便据此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所有的音乐文化，可以替代音乐学成为一个没有边缘的音乐学科。笔者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梅里亚姆在谈到民族音乐学者的工作的第一个阶段时阐明：“资料的收集，一般意味着对欧洲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2]这句话应代表着他对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或者说是着眼点的看法。
涅特尔在《什么叫民族音乐学》中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分类，他认为这门学科“主要探讨三类音乐，第一类有关无文字社会的音乐(musicofnonliterate)，第二类亚洲及非洲北部文化中的种种音乐，即中国、日本、爪哇、巴厘岛、西南亚、印度、伊朗以及阿拉伯语系诸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文化，第三类是民俗音乐(folkmusic)可定义为，在上述亚洲高级文化和西方文明中，以口述方式来传承的音乐。”[3]
美国学者胡德在他的《民族音乐学导论》中则就美国的具体情况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作了较为具体的阐述，他不仅提到了对美国以外的异国文化的研究、美国本土土著音乐的研究、民俗音乐的研究，还涉猎了新兴的电子音乐的研究——著名的甲克虫乐队[4]，但同样回避了欧洲城市艺术音乐。
以上是欧洲和美国学者的看法，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以日本学者为代表的东方民族音乐学家们以他们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和视角逐渐为世界民族音乐学界所注目，他们对这一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认为：“比较音乐学成为民族音乐学主要是学者们对自然民族的研究，后来又加入了东方高文化民族的艺术音乐。”[5]山口修先生则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认识民族音乐的各种方法中的一种，即学术性的认识法”[6]，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的认识研究对象是民族音乐，他对民族音乐加以定义：“民族音乐则是作为各个民族集体所拥有的庞大文化事项中的一个项目而在其中占有一定地位。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性行为的产物之一种。”[6]在中国，从1979年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引进以来，就开始了对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争论。基于中国音乐学的特殊情况，这种争议也有其特殊性。从1980年到1988年，争议的核心是“民族音乐学”是不是就是研究“民族民间音乐”的问题。后来，王耀华先生、杜亚雄先生将中国传统音乐加以梳理，得出结论：传统音乐包括民间音乐、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7]。中国民族音乐包括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8]。而赵宋光先生和赵fēng@①先生则提出用Sinology-misicology来表达中国民族音乐研究，即汉民族与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华夏音乐。黄翔鹏先生认为“这一学科就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并强调“用民族学、人类学、地理学、民俗学来讨论问题，不可避免涉及到音乐形态的差异”[9]。
近来，很多学者又认为没有音乐不是民族的，所以民族音乐学要与音乐学整合，研究所有的音乐和音乐有关系的东西。有人则提出民族音乐学只特殊在其研究方法上，用文化的、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所有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并且应该更名为音乐文化人类学。同时，人们在对研究对象进行争议的过程中，也不断提出新的研究立场和方法，如70年代开始的文化视野看待音乐研究、重视人文性，90年代开始的全球视野，都对这一学科的范畴和定义作了相应的讨论。
综上所述，我们首先可以认定民族音乐学作为一门学科无论在世界上，还是中国都是已经确立并真实存在的。而作为一门完善学科一定有其确定的、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其中方法和对象是相辅相成的，特殊的研究对象需要特殊的研究方法，特殊的研究方法有其适应的研究对象，它们同时决定着一个学科的特殊性、独立性，如同哲学、美学、历史学、人类学各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与之相应的研究领域。民族音乐学是一门民族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学科，也正如梅里亚姆所强调的“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10]。所以，要用文化的视角、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民族音乐学，用文化视野、全球视野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民族音乐学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这些认识都是正确的，也正是由于民族音乐学有这样的特殊的方法，才定义了它的研究领域和对象，即适合用这些方法去研究的对象和领域。所以，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不是无限宽泛的，而是可以而且是有必要划定的。
无论民族音乐学的学者们怎样争论，最终都要落实到民族音乐学家们究竟研究了些什么。我们看到在中国和日本等非欧国家，很多学者致力于本民族音乐的研究，也有很多学者涉猎到自己本土以外的音乐文化的研究，如日本的拓植元一先生对西亚音乐的研究、中国的杜亚雄先生对匈牙利音乐的研究、王耀华先生对日本琉球音乐的研究、罗艺峰先生对东南亚音乐的研究、陈自明先生对南亚音乐文化的研究等等。由此来看，用国别、洲别甚至民族之别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并不可取，仅研究本国的传统音乐更是不可能囊括民族音乐学的研究领域。
既然学者们早已开始用一种全球化的视野进行着全球性的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那么我们就应该把所有民族的音乐文化平等的摆在我们面前进行研究概括。笔者很认同山口修先生对于民族音乐的定义，即：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性行为的产物之一种。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以音为特征存在的文化。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音”，无论要研究它是什么样，还是为什么是这个样，无论它是一样乐器还是一个仪式，无论是强调文化背景、群体还是个体，都要首先有音乐这个最基本的定位，一切都是与之有关进行衍展的。二是存在，无论你要追根溯源还是要展望未来，无论用历时性方法还是共时性方法，都要有一种音乐文化活生生的在你面前，然后将它呈现出来，再进行挖掘。当然也有用历时性的方法从前往后进行梳理，但在今天找到与之有关的对应的音乐现象是必不可少的。其实，这一总结是和这一学科的方法密不可分的。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可以说是这一学科必不可少的、并使之独立于其他音乐学学科的方法，田野工作是每一个民族音乐工作者的必由之路，没有一个民族音乐学学者可以在图书馆里完成他的课题。那么，可以并适合进行田野工作的音乐文化，即以音为特征的存在的文化就成了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明确了这一点有利于更好地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有针对性的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这一点尤其值得亚洲、非洲等非欧民族的民族音乐学学者注意。因为，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属于引进学科，与西方接轨时不免要遇到视角立场的变化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冲击，如，西方把对非本土音乐的研究都归为民族音乐学类，而在非西方国家则不能这样做，中国的欧洲音乐史研究学者肯定不同意将自己的研究对象划归民族音乐学研究范畴，而且也不适合这样做。还有，这些国家有着悠久的音乐历史，但是大多记谱法不发达，成为表现于文字的哑音乐史，而这些哑音乐史由于多文字少曲谱，使其包含的领域与西方的音乐史很不相同——不是音乐家、作品的历史，对于它的研究与西方的方法、成果也有所不同，因此在涉及到这个领域时，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工作者们不应一味照搬西方民族音乐学学者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理念。由于西方记谱法的普及运用较早、较成熟，大部分艺术音乐史上的作品都可以还原为音，并且很多至今流传，符合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条件，只要从民族学的新角度，运用民族学的新方法进行再研究，就可以得到不同于以前历史学研究的结果，如对贝多芬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但很难想象中国民族音乐学者对万宝常、李延年的研究会达到如此效果。民族音乐学家眼里西方的音乐文化无非是有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和无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被归为口传心授的民俗文化，大都适合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因此那些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一切音乐文化的论调也不足为奇。但是很多象中国一样具有丰富的哑音乐文化的国家的学者，要对这一论调有清醒的认识，在对本国音乐文化进行研究时应更好地认识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是非常重要的。
【参考文献】
[1]孔斯特著.袁静芳，俞人豪译.罗传开校.民族音乐学[荷][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121.
[2]a.p梅里亚姆著.俞人豪译.金文达校.民族音乐学的研究[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06.
[3]B.涅特尔，龙君辑译.俞人豪译.金文达校.什么叫民族音乐学[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178.
[4]胡德，金士铭译.景zhān@②校.民族音乐学导论[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26.
[5]岸边成雄著.郎樱译.比较音乐学的业绩与方法[日][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65.
[6]山口修著.江明译.罗开传校.民族音乐与民族音乐学[日][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6)：226.
[7]王耀华主编.王耀华，杜亚雄编著.中国传统音乐概论[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
[8]杜亚雄.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J].交响，2000(3)：11.
[9]黄翔鹏.关于民族音乐型态学研究的初步设想[a].中国音乐年鉴[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231.
[10]a.p梅里亚姆著.俞人豪译，金文达校.民族音乐学的研究[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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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研究方法篇9
关键词民族法民族法学学科体系
作者简介：许贝，西藏大学民族法学硕士，研究方向：民族法学、法理学。
中图分类号：D92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1-007-03
一、民族法学学科体系的理论认识与应用实践
（一）民族法学学科体系的理论认识
民族法学学科体系体系是指民族法学学科内部各个组成部分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而形成的有机整体，是对该学科不同的组成部分区分和归类的结果。而构成民族法学学科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既独立又联系，构成了整个宏观的学科体系的组成。民族法学学科体系作为民族法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提纲挈领的方法论作用，而形成一个科学而又严谨的民族法学学科体系则是民族法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成熟完和善的标志。笔者认为，民族法学学科体系的理论架构应该从逻辑分类的角度，持宏观多元的视角，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探索。
（二）民族法学学科体系的应用实践
民族法学学科体系的科学建构除了对于该学科理论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之外，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结合现阶段我国民族法学教育现状，笔者认为民族法学学科体系对现实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其对民族法学人才培养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优秀的民族法学人才的形成要依靠现代高等教育的培养。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学科设置，民族法学学科体系作为民族法学学科教育最为重要的一环，对于我国高校民族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有利于学生毕业后对自我认知、自我身份以及学科属性的准确定位。
二、相关问题的理论界定
要科学的构建民族法学的学科体系，首先需要解决两个具有决定意义的理论问题即对民族法学的学科属性的定位以及民族法的法律地位的争论。就民族法的学科属性定位问题而言，这是研究民族法的首要问题，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是对民族法学理论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对民族法学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首先必须要对该学科有一个精准的定位。而后者的探讨是建立在对前者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国内民族法学理论界对于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持久的争论，却未达成相对一致的看法。在此，笔者列举出学者们争论的焦点并提出浅显的看法。
（一）民族法学的学科属性
学科属性是指该学科的根本性质和特色，决定了一门学科的归属。从现阶段民族法学发展的情况来看，无论是教育部的学位设置规定还是国内各高校的专业属性定位，民族法学的学科属性都处于“模糊”的地位。
一方面，民族法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性学科，是一个重合的知识体系，具有民族学和法学两种学科交叉的属性，研究的内容趋于多元化。就民族学而言，民族法学侧重于从法的角度研究民族的社会经济结构、政治制度、社会生活、家庭婚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文学艺术、道德规范、思想意识等内容。就法学而言，民族法学侧重于研究民族领域的法文化和法律现象，是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在法律上的表现。正因为民族学和法学形成了相互交融的紧密联系，民族法学应运而生。另一方面，由于民族法学学科的交叉属性，关于民族法学学科归属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目前理论界对于此问题的争论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观点。一种观点主张民族法学应该是归属于民族学的二级学科，另一张则认为民族法学应该作为法学的二级学科而存在。笔者赞同后者，这主要是基于对以下三方面因素的考量。
1.学科发展的角度：我国首创了“民族法”这一概念，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了民族法学学科。“民族法”以其特定的概念内涵丰富了我国的法律研究的视角，学科之间的划分依据主要是基于研究对象的不同，上文中已经提到民族法学是以民族（法律）关系问题及相关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故而就学科角度而言，将民族法学划归法学的二级学科其效果要优于民族学。
2.特殊国情的角度：我国独特的民族状况。作为一个由56个民族构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作为交叉学科的民族法学侧重于对民族领域的法文化和法律现象的研究，若作为法学的二级学科，这对于国家和地方运用法律的手段解决民族问题、完善民族立法等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此外，多民族的特殊国情也是民族法学产生之初的根本原因。
3.人才培养的角度：民族法学硕、博士人才培养的完善。恩格斯曾经指出：“随着立法发展为复杂和广泛的整体，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工的必要性：职业法学者阶层形成起来了，同时也就产生了法学。”恩格斯指出了法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职业的民族法学者阶层”要依靠现代高等教育的培养，因而将民族法学确定为法学的二级学科，对于我国高校民族法学硕、博士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二）民族法是否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
关于民族法是否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争论，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1.肯定说。该观点认为民族法是一个相对于民商法、经济法、诉讼法而言的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原因主要是基于对法律的民族属性的认识、民族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具有特殊性以及我国大量的民族法律法规的客观存在为其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提供基础和条件。此外还有学者主张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应该是基于法律所追求价值的不同，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得日趋复杂化和多元化，尤其是边缘学科的出现，传统的法律部门以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为依据的划分标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基于此，以价值追求的不同为划分部门法的依据不失为一个内涵严谨的标准，民族法以其独特的价值追求，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2.否定说。该观点否认其作为独立的部门法的法律地位，而主张民族法仅仅是一个特定的法域研究范畴。此乃基于对“法律部门”和“法域范畴”概念内涵的分析与考量，二者的内涵具有一定的重合性，但并非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在法学学科体系之中，有在部门法基础之上建立的法学学科，也有在特定的法域研究范畴之上建立起来的法学学科。将民族法作为一个特定的法域研究范畴而非独立的部门法，并在其基础上构建民族法学学科，并不违反法学学科设立的规律。
基于以上两种观点的讨论，笔者认为否定说更加合理。从理论角度思考，相当于民商法、诉讼法等独立的法律部门，民族法是对于民族（法律）关系和其他关系进行深入分析的法域范畴，还未上升到部门法的高度。而在法律实践上，我国的民族法律规范中没有独立颁布实施的民族法典，对于民族关系的法律调整，更多的是散见于宪法、诉讼法以及规章条例中对于民族关系调整的法律条文。因而将民族法上升到独立部门法的高度不符合法学理论的一般发展规律，同样还可能会导致对其学科属性的定位混乱。
基于对以上两个问题的讨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将民族法学归属于法学的二级学科更趋合理。在此前提下，民族法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而是一个全新而独特的法域研究范畴。
三、科学地构建民族法学的学科体系
上文中已经指出，民族法学学科体系是指由民族法学的各个二级分支学科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对于一门学科体系理论架构的思考和争论，会自始至终的伴随着该学科的研究的兴起、发展与深入。笔者认为，从逻辑分类的角度，按照不同的标准，民族法学的学科体系会有不同的组成部分。科学的民族法学学科体系既要体现民族法学所独有的学术特色，又应该与其他其他法域研究范畴的理论体系保持大体一致；既要避免各组成要素在内涵上的交叉重叠，又要保持外延范围的相对清晰。基于此要求，笔者认为科学的民族法学理论体系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一）理论民族法学与应用民族法学
就传统法学学科体系的理论架构而言，按照认识论的标准，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是其最基本的分类。
1.理论民族法学。理论民族法学是民族法学研究的起点，也是对民族法实践的升华。理论民族法学以民族法律现象的共性问题和一般规律为研究对象，具有极强的抽象性和概括性。一方面要从一般的感性的民族法律现象中抽象出一般的民族法理论，探求出“是什么”、“为什么”；另一方面，要高度地凝练概念，以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民族法律概念来指导民族法律实践。
具体而言，理论民族法学应该由基本理论问题和特殊理论问题两部分构成。前者主要是对学科定义、性质、体系、调整对象、研究方法、发展历程以及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关系等的研究，基本民族法理论的研究对于学科的发展而言具有根基作用，乃民族法理论研究之根本。后者主要是对党在历史上和当下的民族政策的研究，就我国的实际而言，幅员辽阔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使得法律的局限性日益捉襟见肘，但如果恰当的运用政策作为“准法律”优势，充分的发挥政策的能动性和灵活性，就可以达到弥补法律局限性的效果。此外还要审时度势，根据时机的成熟，用法律的形式将政策固定下来，即将政策上升到法律层面，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最好例证。因而关于民族政策与法律的研究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
2.应用民族法学。应用民族法学直接服务于社会主义民族法制建设的实践，具有将强的现实针对性。应用民族法学是对理论民族法学的具体运用和实施。民族应用法学是当下民族法学界研究的热点，综合考虑目前学界的研究现状以及其自身研究内涵，笔者认为应该由三部分构成：
（1）民族法律法规体系。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后，市场经济和民族法制建设的产物，经过三十多年的法制实践，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套以宪法的民族问题规定为根本依据，以民族区域自治法、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为民族基本法，以少数民族教育条例、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条例、民族事务管理条例、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民族自治地方单行条例等为配套法规，以所有的法律法规的有关民族问题的规定为相应规范的逻辑结构，形成体系的、系列的、科学的、学科的、规范的民族法律法规体系。但与此同时，我们仍然应该看到，目前的民族法律法规体系还很不完善，存在着很多立法上的漏洞，主要集中在民族乡的行政建制、五大自治区自治条例的立法以及杂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等诸多方面。对于此类问题，笔者认为这应当成为下一步民族法学研究的重点。
（2）少数民族权益保护。对于少数民族的权益保护，一直是民族法学研究的重中之重。以居住模式来划分，民族聚居可以分为聚居和散居两种，相对应的法律保护自然应包括对聚居少数民族和散居少数民族的权益保护两种模式，尤以对散居少数民族的权利保障最为紧迫；以保障的内容来划分，应该包括对少数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受教育权利、风俗习惯等方面的保障。
（3）民族地区的法治建设。我国幅员辽阔，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占国土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从历史因素来看，这些地区与中东部地区的发展相比较为落后，这就为国家法在民族地区的实施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由于长期以来少数民族地区仍旧以传统的习惯法作为定纷止争的依据，作为最高效力的国家法一方面应该认真研究对待少数民族群众法律意识上存在的差异，国家法在制定过程中应该保留有对少数民族地区变通执行等条款；另一方面应该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普法力度、移风易俗、送法下乡，使得国家法在全国范围内发挥更为持久的效力。
（二）民族法文化学
民族法文化学是将民族法学置于文化概念的大背景中进行的思考，从文化学的角度思考民族法学学科体系构建，民族习惯法是其表层规范，民族法律史是构建在表层规范上的深层因素。故而，笔者认为民族法文化学应该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1.民族习惯法。民族习惯法是少数民族为了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经过长期发展形成的。由古代少数民族或者民族地区的社会组织约定的一种民族性、区域性的人们的行为规范。民族习惯法具有道德和法律的双重属性，习惯法条款以惩罚性和补偿性为主，带有强烈的教化色彩。民族习惯法堪称法律研究的“活化石”，对于深层发掘民族法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我国民族众多，因而民族习惯法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壮族寨老制、瑶族石牌律、侗族会款制、苗族议榔制、傣族村社制等，就内容而言涉及民族生活的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方方面面。2.民族法律史。民族法律史主要以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民族法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一种历史现象的存在，通过对历史现象的剖析可以发掘出民族法律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为民族法学面向未来奠定历史的基础。民族法律史的研究主要应以应民族法律制度史和民族法律思想史两方面为主，前者的研究应该注重对历史文献的发掘，主要考虑历代封建王权对于少数民族的的司法制度设计以及相关律文的规定。后者的研究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通过对制度的研究发掘立法者深层次的法律思想和法律意识。
（三）比较民族法学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及我国缔结关于世界民族、人权问题相关公约的考虑，借鉴比较法学的研究方法而衍生出来的比较民族法学应运而生。对此，我们也应该以更加开阔的眼光对外国民族法的研究成果，进而批判的进行吸收，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民族法制建设汲取宝贵的经验。以近十年来为例，国内学术界对外国民族法的研究如火如荼，学术队伍不断扩大，研究方法日益多元化，研究领域也在不断拓宽，研究的理论色彩和思辩性也日益加强。较之民族法学的其他研究领域，比较民族法学呈现出更为持久的学术活力。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主要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一是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的多元主义民族政策下的法律制度，二是挪威，瑞典等北欧国家处理萨米人等土著民族文化保存与发展的法律制度。另一方面，笔者认为，比较民族法学不能仅仅局限于对跨国之间的民族法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对于国内56个少数民族的传统法文化的比较研究也应该鉴之于国际比较民族法学的方法和态度予以足够的重视。
（四）边缘民族法学
就民族法学学科发展的视角出发，边缘民族法学是民族法学与其他学科因为研究领域或者研究方法的交叉重叠而产生的理论体系。民族法学作为一个具有特色的法域研究范畴，本身就具有学科领域的交叉性和学科属性的多样性的特征，而作为其理论体系的边缘民族法学正是这一规律的内在体现。将边缘民族法学作为民族法学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可以避免学科体系的僵化和封闭，从而保持民族法学创新与发展的理论动力。基于此笔者认为着重探讨与民族法学构成交叉以及渊源关系的学科范畴，即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等部分的内容，借用其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丰富民族法学研究的学术内涵。
四、评价及展望
以民族法为研究基础的民族法学确是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出现的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涉及法学、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史学、经济学等学科内容。民族法学作为法学学科的一个全新研究领域，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对于科学的民族法学学科体系的架构，从浅层次来看，可以为该学科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可以为其他法学门类的理论体系的完善提供参考经验，还可以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理论结构。从深层次来说，首先可以为“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提供系统化、理论化的民族法支持；其次有利于深度系统的发掘优秀民族法文化资源，丰富中国法制的内涵，研究东方法文明的发展规律；最后有助于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加速“中国梦”的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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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文香.论民族法学的几个基本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 本文由www.dyLw.net提供，第一论文网专业教育教学论文和以及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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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吴宗金.略论中国民族法学的命运与使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3）.
民族学研究方法篇10
以(英)爱德华•泰勒(edwardtylor,1832-1917)和(英)詹•乔•弗雷泽(JamesFrazer,1854-1941)为代表的古典人类学家从旅游者、传教士和殖民地官员的手里收集日记、传记等非欧见闻的二手民族志资料,在摇椅上写下了关于世界土著风俗文化研究的《原始文化》、《金枝》等洋洋巨著;①马凌诺斯基(malinowskiBronislawKaspar,1884-1942)以田野调查写就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②奠定了科学民族志的研究范式;现代实验民族志企望通过田野实地考察催生“以他观我”,从田野观察的“浅描”(thindescription)走向格尔兹(CliffordGeertz,1923-)文化阐释的“深描”(thickdescription)。人类学民族志方法给音乐学研究以极大的启示。时而至今,伴随人类学研究的民族志反思,欧美音乐人类学的实验民族志不断的实践,而我国当代民族音乐研究也在进行卷帙浩繁的音乐集成工种中探索和实践了民族音乐研究的经验和方法,这些新范式体现为逐渐出现的与音乐集成志书并行的现代音乐民族志上。考察人类学民族志和音乐民族志的演进以及我国当代民族音乐研究的人类学进路,有利于进一步推进我国音乐研究的人类学建设。笔者不揣浅陋,求教大家。一、业余→科学→实验:人类学民族志的序进历程民族志(ethnography)是对异地人群见闻描写的著述,也是居于田野调查的一种研究方法,是人类学和人类学家安生立命的看家本领。由于人类学家长期田野工作(fieldwork)被赋予书写,使民族志成为现代人类学特有的学术活动而被普遍看好,成为人类学家成长不可或缺的标志。民族志对于人类学和人类学家如此重要,其间有一个不凡的发展演进过程,如高丙中教授所言,是由业余民族志到科学民族志再到反思民族志的演进序列③。业余民族志虽说可以追溯到历史上的许多异文化见闻的游记和风俗的志书,但有用于人类学发展直接关联的并不是如中国的《山海经》、《蛮夷传》之类的典籍,而是来自于殖民地官员、传教士和商人等关于海外民族的奇风异俗和奇闻轶事的记录。这些业余民族志书写是游历者随意和自发的兴起使然,有别于学者研究性的专业指归。适逢欧洲科学发展分门别类的机遇,有志于民族风俗研究学者对这些游记式的资料很为关注,泰勒和弗雷泽的杰出成就得益于这些资料的惠泽。为使业余民族志的书写更能够满足人类学家的需要,泰勒积极参与编撰《人类学笔记和问询》(1874),为往返于殖民地的各种人士的写作民族志提供指导。完成人类学者需要的民族志实践是由马凌诺斯基完满实现的。以《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为标志的“科学民族志”使人类学能够以科学的身份立足,对此,弗雷泽有高度肯定和评价④。19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人类学界对民族志这一知识生产载体和方法进行反思,即非欧传统文化以及非其历史传承文化能否在文化相对主义的前提下被客观描写。马凌诺斯基去世后出版了他对土著充满厌恶和对田野工作厌倦的日志《一本地地道道的日记》(1967)⑤,给“科学民族志”当头一棒。而德里克•弗里曼(DerekFreeman)对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mead,1901-1978)《萨摩亚人的青春期》(1928)结论截然相反的调查和研究⑥,加剧了人类学的危机,以及1978年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edwardwadieSaid,1935-2003)发表《东方学》,⑦对人类学的声誉来说,更是雪上加霜,使民族志客观描述的观念遭到怀疑,导致人类学理论受到根本性的挑战,遭遇空前危机。拯救人类学的是格尔兹为代表的解释人类学,解释人类学就是“各种民族志实践和文化概念反思的总称”。[1]格尔兹如同一个文化英雄,以其为代表的解释人类学引领和推动了民族志书写的反思和实验性写作,他于1972年发表的《深层的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就是民族志革命性的实践。解释人类学以1973年出版《文化的解释》⑧中的“深描”(thickdescription)和1983年出版的《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⑨中的“地方性知识”(1ocalknowledge)为武器,拯救人类学界摇摇欲坠的严峻现实和民族志书写的表述危机,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去阐释和维护民族志的地位。反思和阐释推进的是民族志实验,如70年代格尔兹的《深层的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1972)、保罗•拉宾诺(paulRabinow)的《摩洛哥田野作业的反思》(1977年)和让-保罗•杜蒙特(Jean-paulDu-mont)的《头人与我》(1978年)等作品。集中反映和总结这些实验作品的理论探讨是1986年乔治•e•马尔库斯(Georgee.marcus)与米开尔•m•J•费彻尔(michaelm.J.Fischer)的《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和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Clifford)、乔治•e•马尔库斯等《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的出版。⑩反思使科学民族志走下了神坛。探索和实验还没有结论,也很难会再有唯一的模式成为范本,因此探索和实验还具有合法性,还将继续进行。客观描写遭遇表述危机,传统的样式还因“部分真理”而继续,马尔库斯认为“无论如何,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在原有的民族与地方之调查领域,民族志不会再回到档案功能”。[2]客观描写已是不可能,解释就是必然的选择。音乐人类学的境况一同如此,乐谱文本(text)不能还原音乐本文(context)的尴尬现实,解释也将成为关于音乐的民族志的必然进路。二、比较→描述→阐释:西方音乐民族志的人类学步履民族志描写的对象是人,音乐学描写的对象是声音,而音乐民族志(musicethnography)的描写对象不仅是音乐,还“超越了声音的记写而去表现声音是如何被接受、制作、欣赏和流传至其他的个体、族群,去描写社会和音乐的各种过程”(anthonySee-ger,1992)。可以说音乐民族志是民族志与音乐学的结合,是在田野工作个人体验的基础上,对人类音乐活动全面的记录描述;也可以理解为人类学的音乐文化的民族志。由于人类学民族志方法由“浅描”向“深描”的转变,音乐民族志也体现由音乐记写(“浅描”)向音乐阐释的“深描”强调。#p#分页标题#e#西方音乐学研究有着自己的传统,早期音乐民族志是来往于殖民地等海外的游记、日记和殖民档案资料里的音乐民俗记写。如同古典人类学利用民族志材料进行比较研究寻求人类社会规律的抱负,早期的音乐学研究也收集传教士、旅游者和殖民地档案民俗材料进行比较研究。伴随民族志学者的录音而有时音乐者也亲自披挂上阵,直接采录民俗声音,进行声音比较,以期归纳出人类音乐的普遍规律,因而产生研究音乐的学问———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1885年发表了埃利斯(a.J.ellis,1814-1890)《论各民族的音阶》是比较音乐学开始的标志,奥地利音乐史学家阿德勒(Gui-doadler,1855-1941)发表《音乐学的范围、方法及目标》正式提出“比较音乐学”概念,而真正实践“比较音乐学”的却是德国人。1900年,德国心理学家、音乐学家施通普夫同助手亚伯拉罕及奥地利音乐学家霍恩博斯特尔在柏林大学心理学研究所创立了“柏林人种学唱片档案馆”,对人类学家和音乐学家在世界各地采录的数以百计的圆筒录音进行研究,取得了重大的研究成果。如施通普夫的《暹罗的音体系及音乐》(1901)、霍恩博斯特尔与萨克斯的《乐器分类法》(1914)等等,使柏林大学成为当时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中心,形成了比较音乐学的“柏林学派”。一战期间,比较音乐学学者沉浸在柏林大学的音响资料馆踌躇满志地研究音体系,马凌诺斯基开创的参与观察的科学民族志方法,为比较音乐学转向田野起到启示作用。二战前后,许多欧洲的著名的人类学家和比较音乐学家流亡美国,特别是乔治•赫尔佐格(HerzogGeorge,1901-1983)1925年移居美国,投奔博厄斯门下,促使了源起于欧洲的比较音乐学与人类学在美国结合,使文化之研究音乐学成为新颖的学科方法。同时,柏林音响资料档案馆毁于二战,比较音乐家又到处逃亡,于是以博厄斯学派研究方法为代表的音乐文化研究逐渐为显学,简单录音和音乐记写的音乐学让位于人类学民族志方法的音乐研究。早期西方音乐民族志材料是航海发现和殖民远征时代对异国音乐缺乏概括的泛泛描述。启蒙时期的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1712~1778)对中国、波斯、瑞士等音乐的记谱和研究,到1914年斯特兰韦斯(a.H.FoxStrangways)对印度斯坦的音乐的整体研究,是民族志方法在音乐学研究中的应用。1930年代后的欧美音乐研究关注了自然民族和族群,以参与体验的方式去获得第一手的民族音乐材料,使人类学与音乐学结合,产生赫尔佐格《尤马族的音乐风格》(1928)及其弟子内特尔(Bruno•nettl,1930~)《北美印地安人的音乐风格》(1954)等著作。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Kunst)1950年出版《民族音乐学》一书,提出用“ethnomusicology”(民族音乐学)取代Comparativemusicology(比较音乐学),标志着学科发展转型的新阶段。由于切合当时音乐学以原始民族和族群的音乐文化为关注的实际,渐为学界接受和认可。这种以民族文化整体关照为视角的音乐研究的思路和实践,导致1964年出版了内特尔的《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theoryandmethodinethnomusicology)和梅里亚姆(alanp.merriam.1923-1980)的《音乐人类学》(thean-thropologofmusic)两部民族音乐学的经典著作,引领了民族音乐学的进一步发展。可以说,内特尔《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是继承了赫尔佐格音乐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衣钵对孔斯特“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提出的进一步规范和阐释,把学科对象和研究范围拓展到“无文字社会、亚洲和非洲高文化音乐及民俗音乐”;而梅里亚姆则高举人类学音乐研究的大旗,在《音乐人类学》(1964)及随后的文章明确地提出“作为文化的音乐研究”,进一步把民族音乐学研究从民族(族群)的层面提高到人类文化的高度,有意强调了“ethnomusicology”(民族音乐学)中应有的音乐人类学(theanthropologofmusic)研究的文化旨意。1950年代以来,作为孔斯特高徒的美国音乐学家胡德(mantleHood,1918-)强调“双重音乐能力”的培养和参与观察,兼顾音乐学与人类学研究的平衡。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主流方法论亦步亦趋的跟随人类学的脚步,由于从事音乐研究的特殊人类学家和特殊音乐学家的特殊知识背景和特殊方法好恶,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和风格的分化和融合显得非常的复杂多样。1960年代和1970年代人类学方法合理论受到怀疑,民族音乐学也在思考学科方法上谨小慎微,从“比较音乐学”(1885)到“民族音乐学”(1950)再到“音乐人类学”(1964),表征着学科发展的比较(Comparison)→民族(ethno)→文化(Culture)三个阶段,11体现着从注重比较到注重描述再到注重阐释方法的转变。但小心谨慎地记录着“他者”音乐,力图客观地描写独特族群或区域音乐文化的“民族志报告”。一方面既是虔诚地效仿着人类学民族志的方法路径,另一方面又是在诚惶诚恐地力避科学民族志的覆辙。格尔兹的阐释人类学拯救了人类学的危机,也给民族音乐学带来了新的方法和理论。虽然说影响民族音乐学的理论和方法是多方面的,也应此形成繁复多样的研究群体和莫衷一是的方法实践。但是,描述(“浅描”)与阐释(“深描”)逐渐成为民族音乐学的主流方法话语。1970年代的人类学界在反思和拯救,找到了突围的阐释学方法;而1970年代的民族音乐学界也在思考,于是有了内特尔和梅里亚姆等对于学科对象和方法的进一步思考,如梅里亚姆《比较音乐学和民族音乐学的定义:历史—理论的观察》“作为文化的音乐研究”和内特尔《民族音乐学:定义、方向及方法》对“田野”概念和研究领域的探讨,12激励了198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大步发展。不但学科呈现多样化,音乐学家、人类学家研究民俗音乐,而且音乐教育家和非欧音乐表演家及一些民间音乐风格作曲家也加入到了这个“民族音乐学”队伍中来。1989年社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在美国《民族音乐学》第二期发表致民族音乐学C•西格尔(ChalesSeeger)的信,说“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世界上的一切音乐”,[3]体现了非“民族音乐学家”的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关注和思考,也表达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宏大抱负。#p#分页标题#e#1980年代1990年代是阐释音乐的民族志蓬勃发展的时代,也启发了音乐民族志的发展。1978年[美]保罗•伯利纳(paulBerliner)出版《姆比拉之魂》,被称为音乐民族志的范本。斯蒂芬•费尔德(StephenFeld)1982年的《作为象征体系的声音:卡鲁利人的鼓》和1984年关于卡巴布亚—新几内亚鲁利人音乐民族志的《声音构造即如社会构造》,131987年安东尼•西格(anthonySeeger)的《苏雅人为何歌唱》,14以及1990年[日]三口修出版《出自积淤的水中—以贝劳音乐文化为实例的音乐新论》,15俨然是关于音乐文化的经典人类学民族志。至此,音乐民族志的著述基于描写、注重解释已是重要特征。西方民族音乐学的从比较音乐学的音体系关注,到注重客观描写(浅描)的人类学民族志实践,再到强调阐释的人类学方法的音乐民族志追求,以文化阐释(深描)为重要价值取向的现代音乐民族志就成为普遍认可的方法和模式。三、方志集成→音乐民族志:我国民族音乐研究的人类学转型对于中国民族音乐研究来说,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是舶来品。1920年代初北京大学创办的《音乐杂志》发表了早年留学日、德的萧友梅(1884-1940)、王露(1878-1921)等关于比较音乐学的文章;1927年王光祈(1892-1936)入柏林大学师从霍恩博斯特尔、萨克斯等音乐学家,是中国人正统接受比较音乐学的先行者。但是,直到1980年南京艺术学院举办“全国第一次民族音乐学学术研讨会”,才标志民族音乐学在中国正式确立。南京会议以来的20多年里,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或因结合中国民族学的学理特点,或因结合传统方志的纪实要求,或因追寻人类学的现代路径等,研究风格异彩纷呈,或偏重传统的音乐本体,或在乎民族识别的视角,或指归人类文化的视野。方志是我国传统记述地方地理文化的志书,西周的“采风”到1920年代初的“北大歌谣研究会”民歌收集,着力点不在音乐上。1940年代陕北(如延安“民歌研究会”,1938)和国统区(如重庆“山歌社”,1945)才注意了对民歌音乐的收集和研究,16传统方志性的民歌采风成果才开始从文学性的歌词开始转到音乐的记录上,也使地方民歌以选集(集成)的形式开始了方志性的整理。建国初期有了规模较大的音乐方志集成性质的工作,1950年对无锡民间音乐家华彦钧(即阿炳)的二胡曲、琵琶曲的传谱和演奏技艺进行采录、整理;1953年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对山西“河曲民歌”调查,出版了《河曲民歌采访专集》(1956);1957年对“孔庙音乐”(大成乐)的调查和整理,以及1956年至1964年,进行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同时进行少数民族音乐的调查。这些对我国民间音乐进行大面积搜集和整理工作,出版了很多方志性的集成和研究介绍书籍,如常苏民《山西梆子音乐》(1954)、杨荫浏《苏南吹打》(1956)、贵州音乐家协会《侗族大歌》(1958)、《苗族民歌》(何芸、简其华等)、《古典歌舞———囊玛》(毛继增,1960)等专著。这一时期的巨大成绩就是民歌、说唱戏曲和乐种曲目选编和地方歌舞的方志调查报告出版和发表。过于深厚的民族音乐研究传统和始于1979年的“十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编纂出版的浩瀚工程,使得“民族音乐学”的发展与集成方志的编撰和民族音乐理论研究的任务方法相互纠葛,相伴相生,磕磕碰碰走过20多年的历史岁月,在2005年浩大的音乐集成工程终于划上一个记号,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别编撰了音乐志书集成的分卷约有120多卷。音乐集成工作组织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音乐田野调查,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奠定了资料基础,而许多从事民族音乐学的专家学者也在音乐集成的工作中成长起来。这一时期陆续出版《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志》(袁炳昌、毛继增主编)、《维吾尔十二木卡姆》(周吉、买提肉孜等)、《蒙古族古代音乐舞蹈》(乌兰杰)、《广西少数民族乐器考》(杨秀昭、何洪、卢克刚、叶菁)、《贵州少数民族音乐》(张中笑、罗廷华主编)和《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田联韬主编)等乐志集成。其中伍国栋主编的《白族音乐志》就是我国传统方志编撰模式在音乐志书实践的典型代表。17虽然集成志书工程在一定意义上挤压了音乐民族志的发展,但是,为编撰音乐集成的田野研究和音乐院所的田野调查也形成的一些小型的音乐民族志(文章),陆续在《中国音乐》“中国传统音乐采风与心得”专栏(1990-1994)和《中国音乐年鉴》“民俗音乐实录”专栏(1991-)以及其他的学术刊物上发表。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曹本冶教授1993年领衔的“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计划”的实施拓展了音乐民族志的发展空间,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龙虎山天师道科仪音乐研究》(曹本冶、刘红,1996)、《贵州土家族宗教文化———傩坛仪式音乐研究》(邓光华,1997)等著作以及拓宽后的《中国传统民间仪式音乐研究•西北卷》、《中国传统民间仪式音乐研究•西南卷》的组成篇章,18已是大型音乐民族志(专著)。当前我国的音乐民族志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相当于人类学的科学民族志,如“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计划”项目中的系列民族志专著成果;另一类是相当于人类学中的实验民族志,如萧梅《田野的回声—音乐人类学笔记》、薛艺兵《神圣的娱乐-中国民间祭祀仪式及其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和杨民康《贝叶礼赞———傣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研究》、沈恰《贝壳歌———基诺族血缘婚恋古歌实录及相关人文叙事》、杨殿斛《民间音乐消长:乡民生命意识的艺术诉求———黔中腹地营盘社区音乐的民族志叙事》等主题民族志。特别是洛秦的《街头音乐:美国社会和文化的一个缩影》,俨然以游记见闻的方式叙述研究对象,一反全知全能第三人称的隐身叙述,以第一人称限知视角的“我”参与观察,加入口述纪实的内容,成功地择用叙事语体对繁碎的街头音乐(俗文化)进行研究,实为实验音乐民族志的典型代表。19可以说,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不可能再进行大规模的音乐集成的调查与编纂。随着集成任务的完成,民族音乐学者的工作目标就得很快从集成转移到民族音乐的深层次研究上。民族音乐学研究不但要关注民间民俗音乐,也要关注城市大众的通俗音乐活动。我们不再耗费精力去论争“ethnomu-sicology”是称为“民族音乐学”还是称为“音乐人类学”好,正如本学科1885年原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由于学科的方法拓展和学科旨趣的嬗变,到1950年人们开始接受了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如若过去些年月,我国民族音乐研究逐渐从民族的视角走向族群和人群视角的时候,人们也会毫不犹豫地使用“音乐人类学”的学科名称(不管是ethnomusicology还是musicalanthropology)。毕竟,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97学科目录”始设“人类学”,而“民族学”在在中国盘根错节发展中赋予了民族政策意识而具有特殊地位。#p#分页标题#e#当前由于研究者个人的知识谱系不同和切入视角的喜好,可以并用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的名称,但借鉴人类学从“浅描”到“深描”的阐释人类学的方法逐渐等到学界认可而广泛地应用到音乐民族志的研究之中。体现对音乐民族志思考的集大成者是专著《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以中国传统音乐为实例》的出版。20综上所述,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的发展得益于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启示,而音乐民族志的发展也汲取人类学民族志的给养,音乐民族志的发展也跟随人类学的发展而具有相似的阶段特征。对于中国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的发展来说,西方比较音乐学(阿德勒,1885)、民族音乐学(孔斯特,1950)和音乐人类学(梅里亚姆,1964)在百年里的历时发展中积累的理论和方法,在20多年里共时平面的呈现;加上我国方志编纂的音乐集成任务使然,使我国从1980年到现在的民族音乐研究方法和风格相互交织,多样共存,有偏重形态方面的比较分析和集成志书,有关注民族身份的音乐系统介绍和分析,有注重音乐与相关文化的深层探究。对于音乐民族志的书写,有集成志书的编纂,又有科学民族志风格的著作,还有实验民族志的探索。考察人类学民族志和音乐民族志的演进以及我国当代民族音乐研究的人类学进路,有利于进一步推进我国音乐研究的人类学建设。笔者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和发展,适合于研究者各自课题需要和个人风格的音乐民族志会异彩纷呈,把中国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的建设和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