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改造的定义篇1
关键词：城中村;改造模式;城市化进程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4）34-0087-03
目前，城中村已经成为各大城市的城市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难题，有的人甚至称其为“毒瘤”。本文通过对城中村问题及改造模式进行分析与对比，希望能够为城中村的改造提供一点参考意见。
一、城中村的含义及其特征
历年来，社会各界对城中村的界定都有不同的看法，网络上流行广义和狭义的说法，狭义的是指“农村村落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全部或大部分耕地被征用，农民转为居民后仍在原村落居住而演变成的居民区，亦称为‘都市里的村庄’。”广义上指“在城市高速发展的进程中，滞后于时展步伐、游离于现代城市管理之外、生活水平低下的居民区。”总的来说，广义的城中村太过笼统，那么，学术界对城中村更为专业的界定又是怎样的呢？
（一）城中村的含义
在学术界，对城中村的界定其实并没有统一的定义。郭松海等学者认为，城中村是指城乡接合部，处于城市规划区或者是建成区内，或因村庄征地拆迁难度大而游离于土地产权变动之外，成为城市中的“孤岛”[1]。谢志岿先生对城中村的定义是，在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由于新的分工与产业布局等原因，导致就地保留农村村民居住地、人口、社会关系等，以地缘、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社区，而不是像城市一样以业缘、契约关系等为基础[2]。何必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指出，“城中村”就是在农村向城市转变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在转变时进行得不完全，从而成为一种亦城亦村的聚居场所[3]。翁志超先生对城中村的界定与谢志奎先生大同小异，他认为，城中村的经济形态由原来的农业变成第二、三产业，村民对土地的利用不再是耕种作物，而是以收取房屋租金作为收入来源，从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社区[4]。
城中村是在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比较新鲜的事物，从简单一点的角度来看，城中村其实就是被城市包围的农村，既然是农村，那么它的行政管理、经济文化以及风俗习惯等就都不属于城市，或者说与城市不相符，只是受到了城市生活方式的影响，城中村保留了很多农村特征，最为明显的就是农村集体所有制，其次是城中村村民文化素质、思维方式仍与城市居民存在一定的差距。
（二）城中村的特征
对城中村的含义论述了这么多，下面我们通过这些界定再来看看它的特征是什么。
一是空间形态上，它具有处于城市之中或周边的特征;二是经济形态上，城中村不再以农业为主，而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三是文化形态上，城中村村民的素质具有比城市居民低比农村人高的特征;四是人口形态上，城中村外来务工人员多，人员混杂;五是建筑形态上，城中村多以家庭住宅楼为主，具有密度大，容积率高的特征;六是管理形态上，城中村农村管理与城市管理相互制约影响，管理难度大。
二、城中村形成的原因
在学术界，对城中村形成的原因多从国家政策和国家与地方的管理以及城乡二元体制等方面展开，代表人物是王福定，他认为，“城乡二元体制和政策所形成的城乡二元发展格局，而社会调节系统的局限则成为城中村形成的社会原因：第一是社会城乡二元结构;第二是城乡土地所有制矛盾;第三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制度真空以及法制法规滞后和不健全;第四是村落社会关系网络的顽强存续;第五是城市管理的疏漏。”[5]
城中村的产生和存在有其多方面的原因，具体表现如下：
1.城乡二元管理制度。这是城中村形成的较为核心的因素，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留下的后遗症，它严格区分农业与非农业人口，实行两种不同的管理体制。如：户口迁移、粮食供应、就业安排以及福利保障等方面，结果也就导致城中村的逐渐成形。
2.统一死板的城市化模式。在城市化过程中，政府为了降低成本，避免处理复杂的社会管理等问题，故意地避开城中村，使得其成为孤岛。另一方面，城市往周边地区进行扩张时，通常“只占地，不管人”，使得原来的乡村土地在变为城区之后，村落的人口等各方面仍然停滞在一种涣散的“农村状态”，没有将村民一起实现现代化、城市化。
3.村民趋利的心理。城中村村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是村集体分红和出租自家房屋收入，他们在时代的发展中累积了大量的集体财富，村民都能从中获得丰厚的年终分红，再加上村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就业能力较差，而出租房屋又能使他们获得不菲的收益，因此他们不想也不愿进行改造。
4.社会心理方面。在城中村这个共同体中，中国传统文化遗留下来的心理认同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的宗族观念、地缘观念、安土重迁观念、对土地的依赖和依恋等中国农民传统的思想观念，形成了城中村继续存在的社会心理条件。
三、城中村改造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对城中村进行改造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主要表现在城中村对城市发展的日渐严重的消极影响上，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城市管理体制的影响。城中村由原来的村落演变而来，从而保存了大量的农村建制，实行的仍然是农村管理体制，成为一个相对闭塞的小社会。在我国当下实行的立法中，村委会与城市居委会所使用的是不同的两种法律，一个是有社会和经济两种职能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一个是只有社会职能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因此，它们在管理上有着很大的差别，这也就造成了它们在行政管理制度上的分割模糊以及某些职权与义务游弋在法律法规外，使得城中村的建设、规划以及管理长久地处于芜杂的状态，卫生环境不好，房屋的构造不合理，这不仅损坏了城市的整体形象，也减弱了城市的竞争力，同时也降低了城市的整体格调，影响城市发展。
2.对城市文化的影响。在我国，由于历史与现实等原因的影响，城中村的人们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因此素质也较低，就业能力差，在正式的工作上几乎没有收入来源，但是，他们拥有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资源，他们通过修建房屋，再将其出租出去，获得不菲的租金，再加上村集体的年终分红，因此，他们几乎可以不用工作就可以做到衣食无忧甚至是富余，而这样的素质低下与无所事事造就了他们打架斗殴、吸毒等恶劣习性，成为城市文化的主要污点、死角，阻碍了城市文化和谐健康发展。
3.对城市建筑的影响。由于城中村村民主要收入来源是租金，因此建造更多的房屋是增加收入的最好的途径，而他们由于城市的包围，土地资源也是十分有限，只能通过增加房屋密度或私自违章建筑，这样以“脏乱差”而闻名的建筑对城市建设只会带来更多的安全隐患，严重影响城市的美观，甚至阻碍城市的发展。
4.对城市土地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农村房屋以单家独户为主上，造成占地面积大而使用率低，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土地的粗放利用，这是对日益加快的城市化进程中本就稀缺的土地的奢侈浪费。
5.对城市治安的影响。城中村由于租金低廉，吸引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而这一人群人员结构复杂，普遍收入较低，素质较差，这些人与本地村民一起，形成了城市“黄赌毒”等现象与犯罪分子的滋生地，对城市治安造成巨大危害。
从上面几点城中村对城市发展的不利影响来看，对城中村的改造是势在必行，那么，又如何使得这种势在必行变成势在必得呢？这就需要我们根据理论知识和经验教训对城中村采用不同的改造模式。
四、城中村改造的几种模式及其利与弊
在探讨了上述问题之后，明白了城中村的含义、特征、形成原因以及改造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接下来也就是讨论如何进行改造，即改造模式。这些改造模式一般从之前改造成功的城中村经验中进行总结提取，后来的城中村改造也就可以从中吸取宝贵的经验教训，从而探索出更好更高效的改造道路，少走弯路，加快城市化的进程。
（一）较传统的三种模式
这三种模式主要是按照对城中村进行改造的主体来分：
1.政府主导模式
顾名思义，政府主导模式就是政府在城中村的改造中担任主体，从改造所需的资金;改造的立项;房屋的拆迁;村民的安置;新房的建造、监督以及各部门的协调等等都由政府来管。以这种模式进行城中村改造的代表城市有杭州、武汉、深圳等。这种模式既有优势也有缺点：
（1）优势：政府作为改造的主体，能够从全局出发，协调各方面地利益，避免;能综合环境、社会与经济等因素，使改造工作更高效，更合理地利用土地资源;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执政理念，使其能够让村民的经济等方面的利益得到更好的保障，更好地做好村民的安置和补偿问题;
（2）缺点：除了少数经济发达地区的政府有着雄厚的资金外，大部分的市政府都没有这种经济能力来支撑完全改造的全部工作;政府的直接干预和主导，使得村民形成一种“等靠要”的惰性心理，同时，政府的行政强拆也让部分村民产生抵触的心理;在整个改造的资金链中，某些政府官员由于抵制不了金钱诱惑，贪污受贿，损害村民的利益。
2.开发商主导模式
开发商主导模式也被称为市场化改造模式，这种模式是指，政府只负责城中村的改造方案，然后由资金雄厚的开发商独自完成改造剩下的工作，如拆迁、安置、补偿、房屋买卖以及后期维护等等。以开发商为主导的改造模式的代表城市有珠海、郑州、昆明等。
（1）优势：开发商一般都具有雄厚的资金，有效地解决了改造资金的难题;开发商介入城中村的改造，本来就是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有利于促进市场竞争力，加快经济的发展;政府引入开发商进行城中村改造，节约了政府的有限资金，使其投入到更有意义的基础设施建设上，有利于政府服务的提高;开发商开发经验一般都比较丰富，能够使改造工作高效率地进行。
（2）缺点：开发商以自身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因此在改造中，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较少考虑村民的利益;相对与其他类型的土地资源进行开发相比，对城中村的改造成本较高，从而导致开发商为趋更多利而盲目增加建筑密度和容积率，减少公共设施的配备等，影响城市的整体规划;开发商的信誉往往决定了改造的成败，而“无商不奸”的特性常常会出现开发商半路撤资或卷款而逃的现象，使得改造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3.村集体主导模式
在村集体主导这种模式中，政府只在其中担当了引导的角色，或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予以一定的支持，改造资金在村集体经济的基础之上由村委会引资进行开发，以及拆迁、补偿、安置、剩余房屋的销售等等问题都由村集体自行完成。这种模式的代表城市有广州、深圳等。
（1）优势：政府在改造中引导者角色而不直接介入符合政府运作规律，有利于政府职能更好地发挥;能够比较充分地按照村民意志进行改造，极大地调动了村民参与的积极性，同时也是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村民的利益。
（2）缺点：村集体临时组建的改造公司文化素质较低，且缺乏相关的开发经验与知识;村民之间补偿标准的不同容易引起各方矛盾，阻碍改造的进行;大部分村集体的资金还是比较短缺，只有少部分的具有雄厚资金的村集体或规模较小的村集体能够完全独自承担改造工作。
以上三种模式各有优点也有各自难以克服的缺点，那么，如何寻求一种更为合理有效，各方互利双赢的模式呢？
（二）新模式
综合上述三种较为传统的改造模式的利与弊：政府主导虽能协调各方利益，但是缺乏资金，且属于“越权”行为;开发商主导虽然有资金，能加快经济发展，但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质又损害了村民利益;村集体主导虽保障了村民利益，但是难以建成符合城市整体规划的房屋，且资金短缺。以上，这三种模式都会在改造过程中遇到各式各样的难题，鉴于它们各自的优势与缺点，我们可以取精华去糟粕，构建一种新的模式，即“政府引导+开发商出资+村民参与”的新模式。这种模式能够取长补短，三方一起建立股份有限公司，更好地实现各方利益的最大化。
在这种新模式中，政府在改造过程中只担任引导者和协调者的角色以及相关政策的优待或放宽，公开改造方案，并听取村民以及开发商的意见进行修改，而不是直接参与改造工作，这样就避免了政府的“越权”，防止部分官员的腐败。另外，在这个模式中，政府还应投入一小部分资金用以基础设施的建设，协调经济、社会、环境等因素，保障改造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开发商在新模式中是改造资金的主要承担者，也是改造工作的主力，负责改造的大部分工作，由于开发商是在政府与村民的协商之后确定下来的，所以该开发商能够在保证政府和保证村民的利益的前提下，争取自身的利益，而不是盲目加大房屋密度和容积率，有效实现三方共赢。
村民在新模式中担任的是参与者的角色，在确定改造方案之前，村委会会听取由村民选出来的村民代表的意见，这样不仅能够调动村民进行改造的积极性，保障村民自身的利益，使得改造工作的阻力减少，而且能弥补村集体资金、知识和经验的不足，保障改造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城中村改造本身就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它的改造模式是一条不断探索的道路，新模式不是最完美的，我们只要坚持总结坚持实践坚持创新，改造模式会更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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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改造的定义篇2
“城中村”地处城市和城市周边地区，与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城市化最直接的被感化者。虽然城乡二元化经济结构对其仍有诸多限制，但市场意识、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长年受城市的耳濡目染，它的物质形态、社会形态、经济形态等与城市息息相关，也是城市最大的受益者，这些都是城市增长及扩散效应的结果。因此，推动城市化进程，彻底解决“城中村”问题，不仅“城中村”可以受益，对城市合理整合其社会经济要素，强化其功能，提质扩容，促进社会经济全面进步同样是百利而无一害，而且对国家从根本上转换城乡行政体制，转变城乡二元化经济结构这个长年困惑的问题，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是从根本上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尝试和伟大实践。
一、“城中村”的特征
“城中村”较一般意义上的村庄比较有以下特征：
第一，地理位置看，“城中村”一般是地处城市之中和在城市周边地区分布，包括城市郊区和部分村庄；
第二，从经济结构看，“城中村”都是以非农产业为主要经济支柱，不仅有较大规模的第二产业，而且有比较完善的第三产业；
第三，从管理体制看，“城中村”虽地处城市，但仍是农村的管理体制，与城市体质相互制约，形成“城”与“村”的掺杂与混淆，由于管理关系不清，责任不明，是城乡管理的“顽症”；
第四，从文化观念看，“城中村”由于受城市文化观念的影响，文化、教育、科技和文明程度较一般意义上的村庄高，思想比较开放，接受新事物较快，人们的法制观念、业缘观念、时间观念、效率观念和现代化观念较强。但较城市而言又受农村传统的乡土观念、宗族观念、血缘观念的影响较大；
第五，从生活方式看，“城中村”由于受城市的影响，人们的生活节奏明显加快，人们交往的范围日益广泛，人们的行为主要受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制约，家庭规模小于一般意义上的村庄，却大于城市，人们的闲暇生活呈多样化，已逐渐由家庭走向社会；
第六，从建筑设施看，“城中村”村民住宅的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一般都大于城市，而建筑质量、装修水平、生活设施和完善程度却往往低于城市，高于一般意义上的村庄；
第七，从人口结构看，“城中村”虽“身”在城市，却几乎都是农村户口，最显著的特点它是外来人人口的聚集地，外来人口以民工为主，个体经营户为辅，由于“城中村”失去耕地，出租房屋已成为“城中村”一项重要产业，据了解太原市万柏林区后北屯村，常住农业人口为4000人，而外来人口却有25000人，因此，管理难度大，脏、乱、差，黄、赌、毒现象比较严重；
第八，从社会功能看，“城中村”较城市仍拥有土地优势，通过自建、联办形式建立了许多农副产品、建筑材料、钢材、汽车、文化、娱乐、商贸副食、家庭装饰，甚至电脑城等各类大中型市场和商品聚散地，具有联接“城”与“村”经济、文化、科技等功能。
二“城中城”存在的问题
第一，建设无章可循。“城中村”由于历史的原因，村里并没有统一的建设规划，因而导致村民在自己的宅基地建设的各种建筑物高低不一，杂乱无章，尤其是土地实行联产承包负责制后，不但村民，而且村委会为了扩大经营范围，充分利用逐步进入城区，甚至中心城区的优势，办企业、盖商厦、搞出租、建市场，本来这些都无可厚非，但缺乏统一规划，违法用土和违法建设屡禁不止，随意搭建成风，造成街不成街、巷不成巷，楼间道路不过二米的人造“一线天”比比皆是。厂房、住宅、库房、商店、发廊等混为一体，是违章建筑集中的场所。
第二，环境卫生恶劣。“城中村”虽然地处城市，但沿袭了长期的生活习俗，加上各种管理的弱化，垃圾随处堆放，污水随地横流，小商、小贩随便摆摊，搞的周边环境交通堵塞，臭气熏天，脏、乱、差现象十分严重。
第三，公共设施缺乏。“城中村”接受乡镇领导，由于体制财力等限制，辖区内公共设施严重缺乏，仅以村民做饭为例，有的用煤气灌，有的用电炉子，有的用煤焦，有的甚至还用柴草。回头再看一下取水，有的用自来水、有的用手压井、有的甚至还是打井取水。试想其他公共设施更可想而知。
第四，人员居住杂乱。“城中村”的村民住房一般都比较宽裕，加上乱搭乱建，受利益的驱使，只要付钱，五湖四海的人求租房屋一般都大开方便之门，而这些外来人的成份五花八门，参差不齐，这必然给“城中村”带来大量的社会、经济、治安等问题。
第五，社会治安复杂。“城中村”由于大量的外来人口居住和频繁的经济交往，加上城乡管理的混治，形成一些社会不安定因素。“黄、赌、毒”的现象比较严重，偷盗、打架甚至凶杀等刑事案件时有发生，经济纠纷接连不断，火灾等事故也是屡禁不止，这给“城中村”社会治安带来很大压力。
三、解决“城中村”的建议
解决“城中村”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实际问题。我国城市在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先后都遇到这个棘手问题。它已经到了该彻底解决的时候。所以，治理改造我国“城中村”恰恰是提高我国城市化水平的一个突破口。由于我国城市的实际情况千差万别，虽说不少城市对“城中村”的治理改造取得了许多经验和方法，但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仅靠各级城市政府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这是因为治理改造“城中村”问题不仅涉及到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诸多因素，而且更重要的是来自于城乡二元化体制结构的严重束缚。因此，我建议：
第一，我国“城中村”问题的治理改造，从长远看，必须由国务院根据党的十六大精神，结合我国“城中村”的实际，在广泛听取基层乡村意见和专家学者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尽快制定出《我国治理改造“城中村”问题的意见与建议》。
第二，我国“城中村”主要就是解决村民转市民，村委会转居委会，集体土地转国有土地，农村集体经济转股份经济，农村社区转城市社区等实际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客观上有利的推动了我国户籍制度、土地管理制度、行政管理制度、财税制度、就业制度的改革与创新。
第三，我国的城市由于历史、文化、经济和地域的差异，便形成“城中村”的差别。因此，国家在解决“城中村”问题时应采取尊重历史，面对现实，因地制宜，以点带面，分步实施，积极稳妥的推动“城中村”的治理改造。
第四，在解决我国“城中村”问题时，应该以确保“城中村”广大村民的基本利益和集体合法权益为出发点，在服从城市总规划的前提下，使“城中村”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建设、管理水平等方面，实现从农村到城市的彻底转变。
第五，解决“城中村”问题应该同建设“高科技园区”、“经济园区”、“工业园区”、“教育园区”统筹考虑，不可顾此失彼，因为它们之间的关联度很大，这不仅提升“城中村”的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品位和水平，实现了“城中村”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统一，而且为实现共同富裕创出了一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路。
四、解决“城中村”问题的具体措施与步骤
第一，“城中村”是一个十分敏感和政策性很强的问题。首先必须消除广大村民的思想障碍、政策障碍和成本障碍。切实解决好广大村民转为市民后无业可就，既得利益得不到保证，合理补偿得不到保障等实际问题。
第二，“城中村”问题涉及的范围很广，要充分调动区（县）、乡（镇）、村和广大村民的积极性。他们是治理改造“城中村”的主体。因此，一定要解决好他们的住房、医疗、教育、劳动、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问题。切忌机械教条地照搬照抄城市现有的各种制度政策，一切从各地“城中村”的实际出发，大胆改革，创造性地进行工作，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和积累成功经验，不论是治理还是改革都要有前瞻性，在“城中村”规划中，既要符合当地风俗民情，又要具有超前性，一定要避免和克服城市以往“拉链式”马路的缺陷和问题。
第三，从治理改造“城中村”的成本考察来看，资金是一个最头疼的问题，政策大包大揽显然不现实，而是要采取行政调控与市场运作相结合，吸引国内外资金与村民投资相结合的方法，认真解决好治理改造“城中村”的资金问题。据了解治理改造一个村，需要的资金少则上千万，多则上亿元，除了政府投资一块外，要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优势，产业优势积极鼓励海内外开发上，尤其是调动广大村民乡土亲情的传统优势，邀请他们生活工作在外的亲朋好友中的有识之士投资开发和建设自己的故乡。还要鼓励广大村民从长期利益出发，自愿投资入股“城中村”的各种开发项目，使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眼前效益和长期效益相结合，这是解决“城中村”治理改造所需大量资金的有效途径。
第四，要给“城中村”外来人员经商打工提供良好的生活工作条件。他们既是当地经济的建设者，也是纳税者，更是消费者，关键是在制定治理改造“城中村”的实施方案中，一定要把外来人员作为专门条款纳入城市的总体规划和综合管理之中，除关心他们的经商打工之外，主要是要解决好他们的住房问题。一是改造后“城中村”的居民住房如有富裕，可按当地出租房屋规定为外来人员提供住房；二是有经济实力的外来人员可优先购买“城中村”商品房和经济适用房；三是在“城中村”改造中专门提供“外来人员公寓”，这样不但解决外来人员住房问题，还可以为村民提供工作岗位。
第五，治理改造“城中村”，一定要保护好历史文物和旅游资源，这是一座城市历史文脉和特色所在。不但有深远历史意义和社会效益，而且还能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在“城中村”的规划建设中要按照保护与开发、社会与经济相结合的原则，使历史文物和旅游资源渊远流长，福及后代。
城中村改造的定义篇3
关键词：郑州市；城中村；改造；对策
一、郑州市城中村改造的基本情况
郑州城市建成区内原有124个行政村，下辖228个自然村，占地面积约为70k㎡，城中村人口约30万。2003年，郑州市政府出台了《郑州市城中村改造规定（试行）》、2004年了《郑州市城中村改造规划、土地、拆迁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等一系列相关政策，着手对全市城中村进行改造。并且在《郑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加快城中村改造步伐。2005年郑州城中村改造全面铺开。2007年市政府又下发《进一步规范城中村改造的若干规定》（郑政文（2007）103号），对城中村改造进一步进行规范和细化。
二、祥营村改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思想认识问题
城中村改造首先要碰到的是大规模拆迁安置。这是这项工作最为棘手的头等难事。一般的老百姓都有一定的“土地情节”，在与祥营村的一些村民进行交谈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表示对自己所生活过的地方怀有深厚的感情，土生土长的村民习惯了有自己的宅基地，有自己的小院，虽然人均耕地较少，甚至不足一分，但是在小院里种些蔬菜之类的还是可以自给自足的他们都已经习惯了在这里的生活方式，不太愿意搬迁。
（二）资金筹措问题
城中村改造中最大的难题是改造资金的筹集，它涉及征迁补偿和安置房建设。如下表所示，单单对祥营的征地补偿费用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再加上按照相关规定的拆迁安置补偿费用，在资金的筹集方面确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三）居民安置问题
居民的安置问题是当地村民最敏感的话题之一。目前，大多数农转非居民都是依靠自己拥有所有权的住房和厂房的出租来维持生计，而城中村的改造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房屋拆迁，拆迁之后是否会影响到村民的生活，这是城中村改造的瓶颈问题，也是村民的实际利益是否会受损的问题。
三、相应对策
（一）提高思想认识
城中村改造是一项“必须做”的工作，而且迟做不如早做。因为城中村违章搭建多、安全隐患多、社会治安差、环境卫生差，给人的总体印象是“脏、乱、差”，直接影响城市品位和形象。城中村改造工作量大，面广周期长，必须由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共同推进。因此，政府要做好引导工作，引导干部群众要摒弃封闭、排斥和落后的小农意识，树立城市意识，要把自己当做城市的主人，融入到现代城市文明当中。
（二）创新融资渠道
资金是城中村改造的主要难题之一，必须把融资渠道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上。一是需要设立城中村改造项目专项资金。该专项资金的主要用途为支付改造规划编制和与此有关的调查研究费用、平衡本地区全面改造项目资金、建立本地区城中村改造动态监控信息系统、支付相关的宣传费用。二是要搭建融资平台，可以探索成立城中村改造融资平台，有条件的可以由拆迁平整出来的土地先用以抵押，以保证资金及时到位。三是要加强与金融机构的沟通，积极争取对城中村全面改造项目提供宽松、便利和优惠的融资支持和金融服务。
（三）因地制宜安置
安置相关群众的切身利益，不仅是一个生活居住问题，也是一个生活出路问题。因此，要坚持区分对待、因地制宜的原则，认真分析不同城中村的特点和问题，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城中村的具体情况，制定切合实际的安置措施，保证群众安居乐业。由于一些村民没有交物业费的意识，所以跟市民的生活习惯可能会有某种程度的差异，即使住进了小区，但依旧保持了以往在村落当中的生活习惯，所以可以考虑将安置房和商品房的区分进行划分，这样，也比较符合一些村民的心愿。
四、小结
祥营村是科学大道向西打通的需要，是高新区拉高城市坐标的需要，也是改善老百姓生活水平的需要，并且对当地群众创业、生活质量的改善都会有很大的提高。此外，祥营村内部“脏乱差”的环境不仅影响了高校城的形象，并且给学生的生活带来了不便，因此，祥营村的改造对于高新区的发展具有非凡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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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改造的定义篇4
根据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种全会精神，按照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统筹城乡建设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促进我县城市化进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二、组织机构
县政府成立以县长为组长，常务副县长、分管副县长为副组长，柳城镇、相关部门和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县城中村改造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面指导、协调城中村改造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城中村改造管理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建设局，具体负责城中村改造管理工作。
城中村所在柳城镇政府和村委员会在县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具体负责辖区内城中村改造的组织实施工作。
其他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城中村改造管理的相关工作。
三、改造规划
城中村改造实行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综合开发、分步实施的原则，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依法保护城中村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利益，统筹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及投资者的利益。
第一阶段：着重安排*市总体规划区内柳城镇郭家村范围内的城中村改造工作，争取在三年内完成城中村改造工作。
第二阶段：立足*县新县城建设和发展，将县城规划区内郭家村、波赤村等列入改造计划。
四、改造方案审批
城中村改造在符合相关规划、土地政策等条件下，要制定具体的改造工作方案，一村一案，实行城中村改造管理办公室初审、县政府批准制度。改造工作方案经审查合格公示后方准实施。
五、管理模式
城中村改造实行政府主导、村为主体、市场运作的管理模式。
城中村改造管理办公室对参加城中村改造的投标企业的资金、资质、信誉等情况进行审查，符合相应要求的可确定为城中村改造候选投标企业。
城中村改造主体企业要在县工商局注册，并在县国税、地税专户纳税。
六、基本政策
城中村改造相关政策按照《关于印发*县城中村改造管理办法的通知》执行。
七、收费政策
城中村改造的定义篇5
【关键词】“城中村”；开发商主导型；规划布局
“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各大城市存在的普遍现象。随着城市新区迅速向城市近郊甚至远郊渗透，城市建成区面积不断扩大，使得近郊的一些村庄，被迅速纳入城市规划区范围内，虽然从地域、从空间形态上讲，这些村事实上已成为城市管理和城市建设的组成部分。但这些村在经济、社会、土地和规划建设上均与城市社区建设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而导致和形成了严重的二元发展格局。这些“城中村”在总体布局、建筑风格、基础设施、公建设施、环境保护及园林绿化诸多方面，不能适应现代化城市的发展要求，不能满足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有些甚至严重影响了城市形象。“城中村”问题的日渐突出，使得有必要对这些“都市里的村庄”进行全面的梳理，让今后的城乡建设步入合理、有序的时代。
为加快城市建设项目推进和城中村改造，建设“精致武义”，2011年4月。受武义县建设局委托，我院对下王宅、鸣阳、程王处三个村的改造地块修建性详细规划进行编制，为科学推进该区片的城区改造和下一阶段具体各地块的设计和建设提供依据和指导。
1“城中村”改造模式
目前，我国“城中村”的改造工作尚处于探索阶段。由于各“城中村”地理位置、经济实力、房屋状况等情况不同，决定了“城中村”改造模式的多样性。经过几年的改造实践，初步形成了三种模式：一是村集体经济组织自行改造的模式；二是借助开发企业力量整体改造开发模式；三是以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主，开发企业介入的合资、合作改造模式。
由于“城中村”集体的经济实力和投资能力相对有限，难以独立支撑旧村改造的大任。同时政府不可能大规模直接投资甚至包揽“城中村”改造。因此，投资商与开发商介入是促进“城中村”改造的重要方式。我院决定采用开发商主导型的改造模式来对该片区的城区进行改造，该模式是指开发商成立项目公司，负责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建设、销售等，按市场化方式进行综合开发，整体方案、布局、资金运作都由开发商自己承担。
2“城中村”的规划设计
根据程王处村、下王宅村、鸣阳村的农居改造要求及相关政策，本规划主要对各个村改造所需的农居安置用地、留用地地块详细规划进行设计，对相关指标进行测算，同时对不同地块的建筑布局、空间特色、居住和商业模式以及相关配套进行设计，以供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加以审查研究，同时也为实施主体在下一阶段对各地块的利用提供参考。规划设计在注重合理性、现实性的同时对该地区整体功能布局和地块特色加以规划和研究。
本次规划地块相对分散，各地块之间既相互独立又有机联系。规划从地块的不同使用目的出发，根据地块不同的周边条件，对地块做出不同条件的设计。规划确保各项农民安置用地规模的同时，对于政府可以控制，并用于出让平衡用地的各项指标进行最优化设计，已取得功能、环境、效益的最佳化。
各地块在有着不同使用目的的同时，也均承担着该地区城市化改造和地区整体功能升级的重任，规划在力图实现各项利益平衡的同时，为各地块下一步具体的方案实施提供参考。
3住宅单体设计
3.1户型面积设计
农居安置户型面积根据程王处村、下王宅村、鸣阳村的农居改造要求及相关政策文件，安置户型按照100～120平方米进行设计。
3.2建筑间距
目前，我国“城中村”的改造工作尚处于探索阶段。由于各“城中村”地理位置、经济实力、房屋状况等情况不同，决定了“城中村”改造模式的多样性。石家庄市经过几年的改造实践，初步形成了三种模式：一是村集体经济组织自行改造的模式，如：桥东区元村依靠自身经济实力进行旧村改造；二是借助开发企业力量整体改造开发模式，如桥东区休门由上海滨江置业整体改造；三是以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主，开发企业介入的合资、合作改造模式。如：裕华区东岗村与珠海唐家文化娱乐公司合作开发。
规划住宅层高按照2.9米进行考虑，具体各建筑后退用地边界、城市道路和周边建筑，均按照《金华市区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执行。
3.3户型平面设计
①住宅户型动静分区，洁污分区明确。
②面积划分适当，客厅、餐厅宽敞便于布置。
③卧室面积适当，朝向良好。
④住宅面积利用率高，将交通和公摊面积减至最少。
3.4户型立面设计
①追求现代与传统的和谐，造型新颖明快。②墙面主要以灰白色为主。
3.5户型剖面设计
各幢住宅均设地下层，满足消防要求的同时，可以方便住户通往地下停车库。
4“城中村”改造的实施
当前，实行“城中村”改造不仅是城市建设和道路畅通的需要，更是解决农民住房和遗留问题、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让农民赢得满意的生活居住条件，使其基本权益得到最大的保障；社会和政府则赢得优美、整齐、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城市面貌。近年来，随着武义县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乡面貌发生了极大改变，同时也遗留下来了一些问题，影响了政府项目建设的顺利推进。因此需要妥善尽早解决遗留问题，加快推进城中村改造。
位于县城建成区的下王宅、鸣阳、程王处三个行政村，随着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居住环境的要求也逐步提高，农民建房要求迫切。经过反复调研、解释、征求多方意见，最终提出了结合旧村改造、采取公寓式安置解决农民建房要求的想法。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要坚持集体资产所有权不变和集体资产处理权归村民所有的原则，切实维护农民的各项权益。村民委员会改为居民委员会后，集体土地和财产不能流失或改变权属关系，原属于村民集体所有的仍属于改变了身份的居民所有，并努力实现与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城中村改造力度大、操作难、资金问题及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较多，规划必须考虑"平衡安置地块"商业价值的提高和各地块合理的功能定位。在具体设计时，充分研究各地块所处位置和区域条件，做出不同的使用类型定位，以满足居住、商业等功能合理、协调发展，同时创造出不同的城市空间和形态。
最后还应该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提升城市功能、改善居住环境、节约利用土地为核心，以村（居）民安居乐业、产业发展和配套公共设施建设为重点，充分尊重群众意愿，保障“城中村”居民和集体组织的合法权益，并兼顾各方利益，有效整合村庄，重合开发建设，将“城中村”改造为规模适宜、设施完善、环境优美、文明有序、符合现代城市文明的居住和生活环境的新型社区；同时改善城市整体面貌，提升功能和品位，赢得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参考文献
[1]周争先编著，经营城市的奥秘，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城中村改造的定义篇6
【关键词】城市更新；城中村改造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一、城中村问题的实质
“城中村”是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独特社会现象，特别是在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城市，城中村现象尤其突出。“城中村”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不仅涉及到社会学、地理学、城市规划学等多门学科，而且城中村的形成和发展与我国城市化进程、改革开放政策、二元体制等有着密切的联系。
1．1“城中村”的定义
学术界对“城中村”概念界定大部分是从自身的研究角度进行的，至今尚无统一的定义。根据文献参阅可以归纳如下：
域上处于城市规划区内，村建设用地己经或即将被城市用地所包围的村。
②经济、社会、土地利用、建设景观等各方面处于明显的乡村—城市转型过程之中，既具有城市化特征，又保留了不少农村社区的特征。
1．2“城中村”的消极影响
走进城中村，大都能见到这样的情形：房屋密度大，土地利用率低；大量违法用地和违章建筑；住宅、厂房、仓库连为一体；村内道路狭窄弯曲，消防救护工作难以进行，居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很难得到保障。由于环境卫生、生活服务等公共配套设施未完善，“脏、乱、差”现象及安全消防隐患严重，与周边城市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城中村”问题消极性影响是多层面的,主要有:
第一,从经济学角度看,土地利用粗放,往往无法实现土地应有的效益。一般地理位置优越,占据着城市级差地租最高的区域,但因空间布局的制约,社区内聚集了大量低价值物业,这些物业的经济产出远低于同地带集约型物业,土地潜在价值无法实现。
第二,从人居生活质量看,由于城中村建筑密度高,布局凌乱无序,许多房屋采光通风条件差,卫生消防和治安隐患大,该状态下的人居生活,无法保证基本生存和生活质量。
第三，流动人口的大量涌入，以及内部人口的自然增长，使得城中村人口密度增大。当地居民随意增建、搭盖出租房屋的现象很普遍。这些廉价、质量低劣的出租房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导致居住人员构成复杂化，使治安问题日渐突出。
二、城中村问题的主要原因
2．1缺乏规划先行的现展观
如果从城市发展的角度看,城中村问题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城市空间扩张,村民聚落在物质空间上进入了城市规划范围,但仍然实行农村管理体制,而乡村社区没有纳入城市规划管理的范围,形成了自发演化的负外部性效应,城中村问题因此而生。
但就理论意义上看,城中村问题,其实就是传统乡村建筑和物理空间扩展模式自然演化的结果,突出特点是自生自发性,以及缺乏足够反思性的理性“嵌入”。
目前很多城市在从传统型向现代化过渡时,社会发展、城市化的理念在众多层面上往往还滞留于传统自发发展观中。所以城市规划体现出的反思性和对城市发展的调控,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的预见性和前瞻性。
2．2城市化农民对城市化利益的争取
改革开放以后,城市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外来流动人口,形成了对廉租屋的巨大需求。廉租屋是一种微利或者无利产品,绝大多数房产商都不愿介入。也因此,在许多发达国家,廉租屋供应主要依赖政府操纵和解决。而在我国,现阶段由于政府财力及能力的局限,往往难以及时进入这一领域,恰好为村民利用宅基地实现自己的利益创造了机会。
三、盲目改造的弊端及其危害
中国的城市规划理论与方法，长期受到以形体规划为核心的西方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理论思想的深刻影响，忽视城市的历史与现状。在城中村改造的规划设计与管理中，许多规划人员往往对传统的“功能与空间的混乱无序”持彻底否定态度，强调功能分区与用途纯化，追求“理性”的城市空间形态和统一的视觉空间秩序等，主要表现在：第一，规划目标对现状的混乱无序多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第二，规划手段是统一设计、统一建设物质空间形态；第三，规划内容主要是一次性地大规模推倒重建，强调功能分区与用途纯化；第四，规划方法一般是“自上而下”的，较多地体现政府部门制定的任期目标，较少地反映地区现状以及来自社会与个人的实际需求。
这种盲目的改造模式其实反映的是一种大工业时代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主张用高积累、高消费来刺激经济增长，把经济增长视同于经济发展，并把经济增长当作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目标，结果却使人类社会付出了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社会瓦解的惨重代价。
四、城中村改造的思路
城中村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城市发展的主要问题。那么,如何在实践中预防和超越,这不仅是理论上需要关注的,更是制度及对策设计中必须求解的迫切问题。结合目前的城市化实践,笔者认为应该贯彻以下几条应对性思路。
4.1改造的整体性
城市是一个协调统一的整体，城中村改造应当注重保持城市的“整体性”，也就是说，要研究更新地段及其周围地区的城市格局和文脉特征，在更新过程中遵循城市发展的历史规律，保持该地区城市肌理的相对完整性。
4.2改造的自发性
主张“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城市规划方法相结合，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鼓励各种类型的居民参与，以便充分调动居民和单位的积极性，从居民的现实需求出发来制定更新规划。
4.3改造的人文性
城中村改造,必须把城市化农民的生存发展纳入考虑范畴。在告别农业生产,进入城市生活以后,如何解决经济来源，让他们在进入城市生活以后得到基本生存保障是体现城中村改造人文关怀的重中之重。
五、结语
城中村是城市化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独特社区与共同体组织，在政府的政策层面上，应该制订系统的规范体系，使社会与“城中村”积极互动，从而实现政府公共管理成本与“城中村”共同体利益的保护的共存，实现社会城市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蓝宇蕴郭志坚城中村“景观”问题的社会学思考*学术研究2006年第5期
城中村改造的定义篇7
[关键词]城中村改造;土地产权;房屋拆迁
一、城中村改造问题的提出
(一)基本概念
广义而言,城中村是指农村的土地已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发展区内,且农业用地很少或没有,居民也基本上属于非农化的村落;狭义而言,城中村特指那些农地与居民早已非农化,村庄也已经转制为城市建设,只是习惯上仍称为村的社区部落。本文指涉的城中村包含上述两层意思。居民职业结构与生存方式的主要指标已完成向城市社区的转型,但在基本素质上仍缺乏城市社区的内涵特征。
城中村普遍存在基础设施薄弱、建设混乱、环境恶劣、治安复杂等问题,影响了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整体功能的发挥和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提升,为此,城中村常被形容为城市健康躯体上的“毒瘤”。政府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调整城市规划,扩充城市的区域空间,将城郊的农村纳入统一管理,这是城中村改造的最直接原因。改造城中村,使其摆脱自身发展的恶性循环并与周边城市环境衔接,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
(二)深圳城中村的历史、现状、特点和改造目标、难点
早在1992年,深圳特区内的罗湖、福田、南山区便进行了城市化改造,173个自然村的4万农民改变身份成为“城里人”;11年后的2003年,深圳开始了第二次城市化,截止到2004年底,宝安、龙岗两区的27万农民也全部“洗脚上田”,变成城市居民。深圳成为全国第一个没有农村的城市。
2005年11月9日,《深圳市城中村(旧村)改造总体纲要(2005—2010)》正式出台。在纲要中,未来5年改造的目标是:特区内城中村的拆除重建规模达到总量的20%,特区外拆除重建规模达到总量的5%,5年城中村改造控制的总量为拆除建筑面积1150万平方米,重建建筑面积2590万平方米,综合整治建筑面积3370万平方米,推动特区内外一体化建设。改造中会出现5大难点:一是改造规模庞大,任务艰巨;二是拆迁补偿难,法律规定不完善;三是违建改造矛盾突出;四是产权和租赁期限模糊,难理清;五是部分房屋产权人联系难。
二、城中村改造中遇到的法律缺陷
(一)城中村土地的产权障碍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城市所有土地的产权归国家所有,而农村和城郊土地的产权归集体所有,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国家可以征用作为农民生产资料的农用地,但难以征用作为农民生活资料的宅基地。城中村改造的最根本障碍就在于这种二元土地制度。
(二)城中村土地流转举步维艰
在那些土地没有完全国有化的城中村,集体土地和宅基地的流转非常困难。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城中村产业结构和农民就业结构发生变化,许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随时会有失业的风险。集体土地负担着经济与保障的双重职能,如果难以流转,大量的土地资源,或利用率低下,或由于抛荒而浪费,同时劳动力也得不到有效配置。
(三)集体土地所有权征用制度的缺陷
加快城市化进程遇到的首要问题是土地所有形式的改变,由此产生土地征用问题。在我国,集体土地征用制度存在诸如土地征用权滥用、征地补偿范围过窄、标准过低、征用程序不严格不民主等一系列问题,这无不与土地征用法律法规不完善和土地征用管理不当有关。
(四)城中村改造中房屋拆迁补偿的法律盲点
城中村改造中最复杂、最关键的是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及相应补偿问题,目前还没有一个独立完整的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的部级大法。拆迁是在城市规划区内还是城市规划区外,其法律意义是不同的。比较棘手的问题是,城市规划区内城中村的集体所有土地上的房屋拆迁活动,是适用《拆迁条例》还是适用《土管法》的规定存在争议。适用的法律不同,补偿标准、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也会不同。
(五)城中村违法建筑拆除的困境
违法建筑的原因很多,但最关键的两个因素是产权不清和利益驱动。违法建筑往往处于城中村内经济繁华的枢纽地带,投资少、经济效益好,村民、投资者以及基层单位、公职人员通过违法建筑牟取了经济利益,甚至形成了利益同盟,对制止违法建筑形成巨大的阻力。另一方面,违法建筑的产权混乱,如果承认违法建筑的产权,则鼓励了违法行为,引发新的抢建风;不承认产权,考虑到法律依据不足及违法行为的普遍性,对已经存在的违法建筑难以强制拆除,令改造无所适从。政府的这种两难境地也为违法建筑的迅速膨胀培养了土壤。到2000年,深圳市各种违法建筑达1.21亿平方米,占全市建筑总面积的1/3多。
(六)深圳市龙岗区旧改模式和法律盲点
在过去的4—5年里,深圳市龙岗区旧城改造的速度可称得上摧枯拉朽、势不可挡,尤其是单体项目的改造规模超过深圳其他几个行政区。但龙岗旧改模式在操作推广时也遇到法律盲点。《深圳市城中村(旧村)改造暂行规定》(下称“暂行规定”)推进城中村改造仅限于旧村改造,而龙岗区旧改则包括旧城镇、旧村及旧工业园三个层面,城中村改造多为综合整治(穿衣戴帽)与局部相连,涉及的大多是公共利益,比如安全隐患、水电配套等,需要政府投资,而旧城镇与旧工业园改造则涉及私人利益,改造后多为经营性项目。另外,旧改的拆迁补偿法律规定,也很难在短时间在全市范围统一各方的利益均衡,《暂行规定》的指导标准,也仅仅针对合法且有明晰产权的城中村住宅。
三、城中村改造中民商事法律问题的解决与司法实务
(一)城中村改造的核心是土地产权问题
在现行的土地法律制度框架下,要真正实现农村的城市化,就要使农村的土地能够在市场上合法地自由流通,实现流通的唯一办法就是改变集体土地的所有权性质,使其彻底国有化。消除改造的产权障碍,一般只有通过土地征用才能实现,但此种方式将使大多数地方政府陷入不可自拔的财政压力。笔者通过认真研究现行法律制度后认为,实行集体土地国有化转制,使村集体通过盘活土地资产获得改造所需资金,使政府能够统一、有效地利用土地,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1.集体土地国有化转制。是指集体经济比较发达、整体建设水平较高的城市周边地区或城市内部的村镇在城市化过程中,以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全部由农民转为城市居民,并实现撤村改居的过渡为前提,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将原属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整体性、一次性地转归为国家所有,并基本不改变原有的土地用途和使用权归属,即国有土地派生出的使用权仍由集体经济组织(股份公司)享有。
转制是在现有制度体制下顺应城市化发展而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法律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社会发展相对于法律制度的超前。因为其间涉及重大的财产权属变更和利益关系协调问题,《土管条例》第2条第(5)项规定应当说是国有化转制最主要的法律依据。
2.征用制度与国有化转制的比较。虽然集体土地国有化转制与征用最终都是通过政府行政命令、政府公告的方式来实现的,实现方式上都有一定的强制性,但比较而言,两者仍有较大的区别:一方面,征用是以实现具体的建设项目为目的,以特定的建设用地为特定对象而分片、分期进行的,集体土地国有化转制具有整体性、一次性的特点,更多的是从城市整体规划的角度考虑,对具体改造形式和对象,政府并不要求具体的目标;另一方面,征用后的土地用途可能由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也将转归建设单位享有,而集体土地转归国有时,不改变原土地用途和原土地使用者。
3.国有化转制的步骤。研究近些年广州市和深圳市龙岗区、宝安区的城市化过程,改制范围内的农村已经基本实现了三个转变:一是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全体成员一次性转为城市居民;二是撤销原村委建制,以城市社区居委会取而代之;三是将原由村委会管理的集体经济实体转制为由集体法人股东持股的股份制企业。这样,农村土地房产也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实现两个转变,即农转非和撤农转居;第二步是以政府令的形式,将列入转制范围的集体土地一次性转为国有土地;第三步是按转制后确认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的配套规定,对合法的土地使用权人和房屋所有权人核发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和房产证,对取得合法权属证明的土地、房产在缴纳相应的税费后,允许其进入房地产交易市场。
(二)城中村房屋拆迁补偿的法律选择
1.法律适用。近年来,全国一些省市陆续出台的有关拆迁的地方性法规、规章中,可以找到涉及城中村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的相关内容。归纳起来,基本采用以下三种补偿安置办法的其一或组合:一是“参照法”,即参照城市房屋拆迁进行补偿;二是“征地法”,即先将土地变性质征用,再依国有土地上的房屋补偿;三是“协商法”,即由拆迁主体和被拆迁主体相互商量决定补偿。
一般认为,对于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因国家建设需要拆除并给予安置补偿的,是将集体土地上的房屋作为地上附着物处理的,应使用土地管理的相关法律规范。但笔者持不同看法,借鉴广州、深圳等地的做法,将上述后两种办法组合使用,其中“征地法”应改成以“集体土地国有化转制”为前提。理由如下:(1)城中村改造的土地问题不能与一般的集体土地征用补偿完全等同,土地征用制度是目前集体土地转为国有的唯一系统化制度,而国家对集体土地国有化转制只有框架性规定。相比之下,转制的适用范围更狭窄一些,必须符合《土管条例》第2条的规定。(2)补偿程度有差别。在土地征用时,《土管法》第47条规定,“征用土地的,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但对城中村中以房屋为主的农民私有财产拆迁补偿却采取忽略或放任态度,甚至没有房屋的概念,房屋仅被包含在“附着物”中。该法第47条第4款规定,地上的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这样转授权力,结果会导致集体土地征用补偿和地上房屋拆迁补偿截然分开,政府需要支付两部分费用。而集体土地转归国有时,原则上具有无补偿性。由于集体土地的国有化转制不是为具体建设项目而发生,没有具体建设单位置于其间,即没有补偿费用的承担者,并且集体土地在国有化后由原使用者继续使用,农村集体及其成员一般不会因此得到特别补偿。
城中村改造的定义篇8
[关键词]教育公平；城乡叉务教育；师资配置
社会平等是人类永恒的追求，而教育平等作为社会平等在教育上的体现，是人们不受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和民族、种族、信仰及性别差异的限制，在法律上都享有同等受教育的权利。但教育平等是相对的，教育不平等是绝对的。合理配置教师资源是城乡教育平等的基础和保障。但目前山东省城乡师资力量差距明显。基于研究需要，本文探讨在微观领域即同一区域内城乡义务教育校际师资配置不合理现象。
一、城乡义务教育师资配置不合理的表现
(一)农村教师学历层次偏低，中高级教师比例小
教师学历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教师具有的专业技术水平以及教育教学能力。2008年山东教育绿皮书统计数据显示，山东省城乡教师学历层次差距很大。如：2005年具有本科学历的农村初中教师只占26.02％，而城市是64.36％；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农村小学教师只占43.88％，但城市是79.20％。职称水平可以反映教师的执教水平和从业能力，农村教师职称水平也低于城市教师。2007年，城市初中教师具有高级职称的比例是19.25％，而农村初中仅为8.14％；城市小学教师具有高级职称的比例是2.07％，农村小学仅为1.25％。
(二)农村教师年龄结构老化，专任教师结构性缺编
农村教师年龄结构呈老龄化趋向。2007年，城市初中教师中50岁以上的占5.45％；农村初中教师年龄在50岁以上的占7.91％。城市小学教师中50岁以上的占9.85％；农村小学教师年龄在50岁以上的占25.94％，是城市教师的3倍。农村专任教师学科结构不合理(见表1)，外语、音乐、美术等教师拥有量低，教师工作量大，而且为保证开课需要，许多教师存在“教非所学”的情况，导致农村学生综合素质较低。
(三)农村教师数量不足，代课教师问题突出
从教师数量看，2007年山东省农村小学的生师比约为15.5：1，城市小学的生师比约为14.87：1；农村初中的生师比约为11.9：1，而城市初中的生师比约为10.69：1。因此尽管近几年农村教师数量有所增加，但是城市学校在教师数量上仍然占有优势。为弥补义务教育教师数量的不足，各地招聘大量的代课教师，近几年山东省代课教师数量大约在一万两千人左右，而且大部分存在于农村地区，尤其是农村小学代课教师占到农村学校的半数以上，影响了教师队伍的稳定和教育事业的和谐发展。
(四)农村教师职后培训层次低，流失现象严重
据2008年山东省教育厅对参加省级培训的农村中小学骨干教师随机抽样调查表明，农村教师培训主要集中于县、市两级，各占总数的37％，参加省级培训的教师只有12％，而8％的教师未参加任何培训。山东省当前教师流动失范，呈单向上位流动趋势。2007年农村初中专任教师减少10848人，增加6906人，比去年减少3942人；农村小学专任教师减少25152，增加25214，与去年基本持平。因此，教师流失主要集中在农村学校。农村教师的过度流失进一步加剧了城乡义务教育不平等的现状。
二、城乡义务教育师资配置不合理的诱因
“教育的城乡差距是教育差距的核心，缩小教育差距的关键在于缩小教育的城乡差距。”为改变城乡义务教育不平等状况，“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应当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因此，目前山东省城乡义务教育师资配置不合理主要由政府政策失衡引起。
(一)城乡二元制社会结构的反映
城乡义务教育不平等源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是二元社会结构在教育上的必然反映，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了国家宏观政策的偏差。在城乡二元结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形成了一种忽视地区和城乡差异的“城市中心”价值取向，国家的公共政策优先满足甚至只是反映和体现城市人的利益。尽管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国家对农村教育的重视，这一取向有所改变，但是作为一种思维的惯性，对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的分配仍然存在明显向城市倾斜而忽视农村的倾向，这造成城乡师资结构的不合理。
(二)教师分配政策中的城市本位
由于城市学校具有一定的优越性，政府部门在安排教师时会优先考虑城市学校的需要，导致城市学校占有更多高学历教师，并且拥有更多挑选高素质教师的机会。尽管近几年山东省在完善农村教师补充机制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效果并不显著，新分配的教师不甘于农村教育岗位，想方设法调入城市学校。目前普遍实行的城市教师到农村支教的政策，由于城市教师到农村任教的短暂性、临时性和某种程度的被动性，加之对农村的教育状况不熟悉，这一政策发挥的作用有限。因此，城乡师资力量差距日增。
(三)有效监督管理机制的缺乏
良好政策的实施要依靠强有力的监督机制，但在义务教育发展过程中，监督监察机制并不健全，这导致很多教育政策的实施没有落到实处。政府部门违反教育政策抽调优秀教师建设重点学校等行为无法得到有效遏制，造成教育资源在城市学校的不合理集中。农村教师缺乏培训机会，且培训经费具体支出情况难以核实和监督，造成其从业观念和能力落后。而在教师工资发放过程中，存在城乡双重标准现象，加之地方政府及学校克扣、拖欠、挪用教师工资，向教师摊派、集资等现象时有发生，打击了农村教师工作的积极性。
(四)城乡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
与城市相比，农村经济发展较为落后，而农村教育作为农村发展的子系统之一。其发展必然会受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在“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下，城市学校的义务教育一般由县、市政府提供，而农村学校则基本由乡、镇提供。因此，城乡学校间教育经费差额明显，造成农村学校教学设施落后，教师职后培训经费缺乏。而且，相比农村地区，城市具有优越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居民的公共文化服务意识以及公共文化服务产品的供给具有明显的优越性，政府及相关部门提供的文化服务产品性质多样、形式灵活。所以城乡经济文化的差距造成农村学校教育投入、支出不足，这反过来又加剧了城乡义务教育师资配置的不平等。
三、合理配置城乡义务教育师资的政策性建议
“任何善意的、较为文明的政府都可以认为自己具有比其所统治的普通人高的教化水平，因而同大多数人的自发需要相比，应该能够向人民提供更好的教育。所以原则上说，就应该由政府向人民提供教育。”因此，教育不平等主要是由于存在阻碍农村教育自我生长的政策性因素，要有效解决城乡师资配置不合理问题，关键要靠政府部门的宏观调控。
第一，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藩篱，完善“以县为主”.管理体制。合理配置义务教育师资力量，政府关键要消除二元制社会结构的影响，采取积极措施改变城乡教育分割和城乡教育分治及重城市轻农村的倾向，把农村教育作为教育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真正把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放在同等的位置。为有效改变教育资源在城市学校不合理集中的现象，我们需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要采取切实可行措施，统一配置县内教育资源，通过建立完善的政府问责制度，保障县域教育资源尤其是城乡义务教育教师资源平等。
第二，增加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统一城乡学校办学标准。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的同等机会，社会必须要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为此，政府要优先保障农村教育发展，在资源配置上适当向农村地区倾斜，要增加对农村教育投入，统筹城乡教育经费，形成规范的教育财政拨款制度。为保证城乡学校办学条件一致，台湾在义务教育阶段实行“用一张图纸建造所有学校”的政策。因此，政府要统一城乡学校办学标准。缩小义务教育学校硬件建设差距，把县域内农村学校建设纳入城乡一体化综合发展规划，按照省制定的中小学办学条件基本标准，加快农村学校的现代化、标准化建设，力求办学条件平等，为城乡教师提供相同的工作环境。
第三，提高农村教师待遇，稳定现有农村教师队伍。在菲律宾，农村教师除享有基本工资外，还享有艰苦工作津贴；而俄罗斯一直实行农村教师工资待遇比城市教师高25％的政策。因此，为稳定目前农村教师队伍，我国必须提高农村教师工资水平，落实主管教育的县长责任制，缩小城乡教师工资差距。县财政要设立专项资金，建立并全面落实农村中小学教师津贴制度，努力提高农村教师生活待遇。对长期扎根农村教育的教师，除每月给予一定数额的资金补贴外，还可在职称评聘和职务晋升方面予以照顾，使其优先晋升高一级教师职称，以逐步提高农村中小学教师在中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和表彰奖励中的比例。
城中村改造的定义篇9
一、现状
农村教育是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点。中国（内地）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65%，人口素质低，文盲和半文盲人口2.19亿，在农村就业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占35.9%，小学文化程度者占37.2%，每万人口大学生数为4名，平均文化程度为4年，这种状况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沉重包袱。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变为人力资源的优势，不仅是教育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影响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战略性任务。
农村基础教育是中国教育的主要部分，其普及程度及教育水平，直接影响全国普及教育和基础教育的实现程度。2000年全国小学553622所，其中城市32145所，县镇81184所，农村440284所，分别占5.81%，14.66%，79.53%；小学在校生数130132548人，其中城市18166507人，县镇26928904人，农村85037183人，分别占13.96%，20.69%，65.35%。初中学校62704所，其中城市14473所，县镇20852所，农村41942所，分别占18.73%，26.99%，54.28%；在校生61676458人，其中城市10346351人，县镇17045443人，农村34284664人，分别占16.78%，27.64%，55.59%。如果从教育民主化的要求来看，没有农村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就不可能实现中国教育的公平原则，更谈不上教育的现代化。
农村普及教育正在全面展开，并且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从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公布后，全国分三片地区推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到2000年，全国有2410多个县通过了九年义务教育的验收，人口覆盖率达到85%，扣除城市人口，农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地区的覆盖人口也达到54%左右。普及教育对农村社会起了动员作用，重教兴教蔚然成风，办学条件明显改善，许多地方农村学校的校舍确实是当地最好的建筑之一，为农村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农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初步形成，并对普及教育发挥了重要的保证与推动作用。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规定基础教育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调动了地方政府主要是县乡两级政府的积极性。在这种体制下，义务教育的经费投入实际上是由县乡政府和农民共同负担：教师工资由县乡政府和农民交纳的农村教育费负担；学校建设和设施由农民集资；学校公用经费向学生收取杂费。过去提倡的“人民教育人民办”，农民说实际上是“人民教育农民办”，县级以上政府的教育经费支出主要承担了城市的教育投入，而农村教育经费则主要落到了县级以下政府和农民身上。
农村已经实现的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还只是初步的，是低水平、不平衡、不巩固的，其中还存在一些“水分”，而城乡的差距扩大正在加剧，是一个严峻的现实。据90年代中期的统计，全国只有40%左右的小学和50%左右的初中达到了原国家教委规定的实验仪器和图书配备的标准，由此推断农村中小学绝大多数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在有些城市投入上亿、甚至数亿元建设所谓“标致性学校”或“示范性学校”的同时，乡村不少学校却在危房里上课；城市有的学校建设超标准的健身房、温水游泳池等高于当地居民生活水准的豪华设施，而不少乡村学校的学生买不起必需的书本，教师得不到必要的教学材料。当然，这些现实是现阶段城乡差距的反映，但是教育体制和政策在缓和还是加剧这种差距上是有重要作用的。我们这里讨论的重点也就是这方面的现实问题。
二、困难
财政体制的调整影响农村教育的体制基础，县乡政府财力难以承担原先分担的财政责任。20世纪80年代中期确定基础教育实行地方政府负责的体制时，财政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实行财政包干、分灶吃饭，扩大地方政府的财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比例，从80年代初的40:60，变为90年代初的22:78。地方政府财力的增强为支持农村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而9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分税制的财政体制改革，改变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结构，1998年中央财政收入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比例改变为52:48，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政府的财政收入日渐困难，而教育成本由于教师工资和教材等材料价格的上升而提高，许多地区单靠县乡财政已经难以承担义务教育的全部经费，贫困地区有的县乡全部财政收入还不够发放教师工资（例如甘肃省榆中县2000年全县财政收入7410万元，而财政支出13900万元）；在农村义务教育的管理权放到乡级政府后，由于乡财政中的大部分是教师工资，容易被挪用，这样就连续出现了大面积拖欠教师工资的现象，2000年曾达到180亿元，有的地区拖欠达半年以上，农村教育面临着经费短缺的严重困难。
农村正在全面进行的税费改革，势将给现有的农村教育投资格局以重大的冲击。农村税费改革将取消各种收费，改为只收一种农业税，这对于减轻农民负担，发展农村经济和保证农村的社会稳定，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在税费改革中将取消农村教育费附加和大部分教育集资，大幅度减少农村教育经费，全国农村教育费附加1996年240亿方，1997年269亿元，2000年151.97亿元，地方教育费附加25.94亿元，农村教育集资34.2亿元（1999年）。在农村地区，教育费附加是补充教师工资不足部分的经费来源，而农村教育集资则是改善校舍和办学条件的主要经费来源。由于税费改革造成的经费缺口，只靠地方财政是难以完全填补的。仅以已经全面推行税费改革的江苏省为例，根据去年的调查材料看，该省2001年财政增加20亿元转移支付，用于苏北地区税费改革造成的缺额，其中10.6亿元用于教育，其结果是保证了苏北地区教师国标工资（现有教师工资构成中，大约60%左右是国家规定的工资标准，而40%左右是地方政府规定的各种补贴）按时足额发放，教师的这部分工资不再拖欠。由于苏北地区原先地方补贴约有一半以上的教师未发，现在矛盾不太突出，但长远来看这部分工资来源没有落实；而苏中地区现在国标和地方补贴都发，这次没有省财政的转移支付，地方财政只能支付国标工资，地方补贴并未落实，教师实际收入减少，反响强烈。据省财政厅估计如要解决地方补贴省级财政还要增加20亿的转移支付。即使这样，农村学校的校舍设施和设备添置仍然没有经费来源。江苏属于经济发达地区，地方财力充裕，其困难尚且如此，其他地区可想而知。如果没有中央财政的大幅度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可能会造成农村教育的严重困境。
城乡经济和收入水平的差距持续拉大，农村教师主要是骨干教师大量流失，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仍在扩大。大城市、中心城市、县城、乡镇之间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工作、生活条件悬殊，一般县城的教师比乡镇教师的收入高出三分之一或一半，造成教师逐级向上流动，中西部城市的教师向东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流动，县城的向中心城市、乡镇的向县城流动，而流出的都是骨干教师，如四川省德阳市2001年已流出高中高级教师61人，有的部级骨干教师在参加部级培训时，就给沿海大城市挖走。与此相对应，农村又大量增加了代课教师，因为一名公办教师的工资相当于五六名代课教师的报酬，由于教育经费短缺，地方政府和农村中小学宁愿用代课教师，而不用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发展，农村教育仍将不断滑坡，将会失去持续发展的条件。
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增长放缓，缺乏推动和支持农村教育持续发展的能力。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在80年代联产承包和90年代农产品提价的政策调整中，曾有两次明显的提高，1978-1990年，农民人均收入增加5.1倍但9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乡镇企业的调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农业劳动力过剩等原因，农村经济增长速度减缓，1991～2000年，农民人均收入增加3.1倍，农民实际收入增长甚微，有的地区和有的年份甚至下降，个别的还有入不敷出、种地赔本的现象，这势必影响农村教育的经济基础。而农村教育水平低，脱离农村建设和农民生活实际，相当部分学生厌学；学校收费提高，超出部分农民的经济承受能力，高等学校收费过高，使贫困家庭失去继续学习的希望。这些因素造成农村地区教育与经济之间的非良性循环，农村经济基础薄弱造成农村教育办学条件差；农村教育落后，难以发挥对农村经济的促进作用，影响农村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优秀的人才很少留在农村任教，现有的教育也缺乏对学生的吸引力，突出表现在初中辍学率大幅提高，一般县在10%以上，有的县高达30%～50%，如任其发展，“普九”成果有可能得而复失，农村教育的基础将会因此而动摇。
今后若干年，农村教育面临着危房改造、学校布局结构调整、初中入学高峰、加快高中阶段教育发展的四重叠加的校舍建设高峰，短期内需要大量基本建设投资，如不统筹规划，合理调节教育资源，将很难应对如此巨大的基建投资。
三、对策讨论
（一）调整并逐步完善农村教育管理体制与投资体制
适应财税体制改革的新情况，2000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定：农村义务教育实行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明确了新体制的总体目标和基本框架，对于改变基础教育管理权限和经费分担责任层层下放，农村学校经费难以保证的状况，提供了制度的保障。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从不同地区的实际出发，形成体制实现的制度模式，从全国范围而言，最终应该制定包括农村基础教育在内的教育投资法规。作为过渡性措施，首先建立教师工资由中央、省、地、县几级政府分担的机制，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确保农村教师的工资按时足额发放。然后按照不同地区义务教育生均成本的额度，确定不同地区中央、省、地、县几级政府的分担比例，并以法律形式保证实施。为此，需要从现在就开始着手进行调查研究，确定不同地区义务教育的生均成本，并按不同地区财政收支状况，确定各级政府分担比例，作为制定投资法规的依据。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农村教育经常性经费的按时足额拨付，农村教育才能持续健康地发展。
（二）采取应急措施，缓解现阶段农村基础教育的经费困难
农村教育的投资体制与农村经济发展以及国家财政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它的完善势必要经历一段发展过程，而目前农村教育的经费短缺不可能等新体制完善之后才解决，这就需要采取一些应急措施，主要包括：加大中央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发达地区继续发挥乡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的管理和投资作用；在基本实现小康目标的农村地区，地方政府财力不能充分满足教育需求的阶段，继续实行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政策，例如义务教育适当收取杂费、按照规定程序进行单项教育集资等。当然，鼓励发展民办教育也是增加教育投入，满足社会多样化教育需求的途径。这里就增加中央政府对农村教育主要是贫困地区教育投入问题提些建议。2000年国务院召开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之后，中央财政增加农村教师工资转移每年50亿元，危房改造两年30亿元，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五年50亿元，还有其他用于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是历史上中央财政对农村基础教育投入增长最快的时期，对缓解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困难产生了明显的作用。但是，财税体制改革和农村教育发展所带来的经费缺口，仍然没有充分解决，仅以“普九”期间的举债而言，全国不完全测算约500亿元，近几年将要相继进行的大规模校舍建设更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近期维持学校正常运行的经费仍然难以保证，需要采取特殊的办法缓解困难，是否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方面下决心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真正把人力资源开发作为“第一要务”，把农村发展摆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重点地位，下决心压缩行政性开支（1991～1998年财政预算内教育支出增加3倍，而政府行政性支出增加4倍）和生产性建设中的决策成本浪费（例如有的生产性项目投资决策错误浪费达数十亿元之巨，据调查新疆某油田盲目决策建设石化厂，投资达24亿元，建成至今未能投产，每年还要支付一大笔维持费，把这样的经费用于解决教育经费困难对国家和人民会产生多大的功德），因此，完善国家预算审核程序和投资决策程序，就有可能把一部分经费用于教育主要是农村教育，把对农村教育的转移支付的水平提高到基本弥补税费改革后的缺口；另一方面在近几年内把国债的一部分用于农村教育的基础设施建设，以缓解近期农村教育基础设施建设高峰期的困难，现在许多地方政府用国债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使城市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而有些“标致性工程”标准过高，经济效益并不高，不必要地加大城乡差距，如果从城乡协调发展的要求，加大农村教育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将产生更大的作用。因此，在现有的财政收支框架内进行适当的调整，有可能增加对农村教育的投入，而这方面所需的投入比之大型工程项目和城市标致性工程的投入要少得多，它所产生的作用和效益则是长久和深远的。
（三）中央与省级政府采取一些特殊政策，解决贫困地区农村教育的燃眉之急
中央政府在“十五”期间实施“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将极大地推进贫困地区九年义务教育的实施，但是，因为它面对三片地区（包括少数两片地区）的相当数量的乡镇和学校，可能产生的效果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能产生普及教育的整体性效果。根据笔者在一些地区调查的情况，有的地方行政部门领导建议能否从贫困地区开始首先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在此基础上逐步在全国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在实施步骤上，例如可以在云南这样的办学非常分散的多山省区（小学办学点两万多个），由国家在乡建设九年一贯制寄宿学校，学生免交杂费、书本费以及住宿费和伙食费，让贫困地区的孩子能保证接受九年义务教育。这对于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和初步实现小康的政府财政而言，适当向贫困地区实行倾斜是有可能做到的，而对于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地区面貌、全面推进现代化的事业则是千秋功业。
（四）加强城乡教育交流与互助，逐步缩小城乡知识差距
城乡知识差距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现在的问题是首先不要继续拉大这种差距，然后逐步创造条件力求缩小差距。跨地区的城乡差距有待于全国经济的均衡发展，而现在需要努力的首先是在一个县域范围内实现教育的均衡发展。据一些成功的地区的经验，现在有可能做到的，首先是政府公共教育经费和其他教育资源的分配应该按照公平的原则分配给每一所学校，农村“示范性学校”的建设既要有适当的超前性，更应有现实的可效仿性，即公平的竞争性，而且政府的教育经费不应只集中在个别学校，人为地制造不公平竞争的局面，就现阶段而言，政府的重点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更多地关注农村薄弱学校的建设，对于那些条件好的优质教育资源可以适当放宽政策，让他们增强自我造血的功能。其次建立城市与农村教师定期轮换的制度，可以先从年青教师做起，即规定城市年青教师要有在农村学校任教的经历，才能晋升职务或职称；还可以规定高中等院校毕业生从事教育工作，要先到农村学校任教。与此相适应，应实行在一个城市和县域范围内城乡教师工资标准统一（包括地方补贴），以便于城乡教师流动，有条件的地方（如江苏省江阴市）实行城市教师到农村学校工作提高工资待遇，并计入退休工资之内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逐步改变农村教师素质低下的状况，为提高农村教育的总体水平提供基本的条件。此外，采取多种形式，鼓励城市学校与农村学校、发达地区的学校与欠发达地区的学校建立合作关系，包括校长、教师之间的交流任职，定期组织专题研讨，有条件的还可进行学生之间的交流，实际上这种做法不仅对农村学校、同时对城市学校都会有帮助。
在城乡学校、教师以及东中部与西部的交流方面，不仅是教育资源的合理使用，而且从现代化的进程而言，应该看作是现代教育与现代文明的传播过程，因为农村教育的现代化不仅需要现代校舍和教学设施的建设，更需要现代教育思想与教育模式的传播与实施，因此，人员的交流在某种程度上更为重要。可以在团中央现在组织的青年志愿者活动的基础上，扩大其范围，适当提高其服务期的待遇，让各类高校的毕业研究生到贫困地区的农村学校服务1～2年，除了从事教育工作外，可以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培训教师，提高教师业务水平，因为造就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农村教育持续发展的根本条件。
（五）积极推进农村教育创新
处在社会转型和全球化背景中的中国农村正在和将会发生历史性的巨变，农村教育也必将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与创新过程。如果说我国长期形成的农村教育传统与教育经验基本上是适应小农经济基础与社会环境的话，那么，当我国农村正在进入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新时期，农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将会发生激剧的变化，农村教育的对象、功能、机构和体系都将需要有调整和变革，尤其需要有适合中国农村实际的教育创新。这可以说是中国教育创新的主要内容与时代使命，需要几代人在继承前人经验基础上坚持不懈的探索。以下就几个实际问题提出一些想法，供研究讨论。
农村教育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协调发展，要从新世纪的实际出发，探索不同地区的新思路、新模式。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尤其是“公司加农户”“贸工农”以及各种专业经营、规模经营的发展，正在改变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组织，农村教育将扩展其内涵，不仅要增加农业生产与农业教育的科技含量，促进农业生产走向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还需要适应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培养和培训制造业和服务业需要的劳动者和专业人才，并为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提供多种教育服务。在有条件的地区，各种教育机构应该逐步成为当地社区文化传播和科技扩散中心，带动地区现代化的发展。
城中村改造的定义篇10
当前，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我们要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胜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就要更加自觉地把继续解放思想落实到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上来，毫不动摇地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继续解放思想，必须结合农村改革发展这个伟大实践，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以新的理念和思路破解农村发展难题，为推动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提供不竭源泉。坚持改革开放，必须把握农村改革这个重点，在统筹城乡改革上取得重大突破，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为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新的活力。推动科学发展，必须加强农业发展这个基础，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促进社会和谐，必须抓住农村稳定这个大局，完善农村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证农民安居乐业，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
我国农村正在发生新的变革，我国农业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正面临新的局面，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具备许多有利条件，也面对不少困难和挑战，特别是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突出。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加倍努力，不断巩固和发展农村好形势。
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我们要牢牢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当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适应农村改革发展新形势，顺应亿万农民过上美好生活新期待，抓住时机、乘势而上，努力开辟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广阔道路，奋力开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崭新局面。
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战略任务，把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作为基本方向，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创新体制机制，加强农业基础，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村和谐，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到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任务是：农村经济体制更加健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基本建立；现代农业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得到有效保障；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消费水平大幅提升，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村民自治制度更加完善，农民民利得到切实保障；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明显推进，农村文化进一步繁荣，农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落实，农村人人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农村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更加健全，农村社会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体系基本形成，农村人居和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
实现上述目标任务，要遵循以下重大原则：必须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始终把解决好十几亿人口吃饭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必须切实保障农民权益，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始终把改革创新作为农村发展的根本动力；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始终把着力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作为加快推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必须坚持党管农村工作，始终把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作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政治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