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保健的概念篇1
关键词：韧性概念；儿科护理；应用；
一、引言
临床护理领域所涉及的韧性主要指的是能够有效抵抗破坏性生活事件并从中自主恢复的能力。伴随着医疗行业发展脚步的不断加快，如何将韧性概念有效引入到儿童临床护理中成为诸多医疗工作者所面临的重大课题。韧性概念的有效引入，能够大幅度提高临床诊疗效果，帮助儿童健康的成长。
二、韧性研究中的核心概念
第一，韧性概念的阐述。虽然韧性在临床领域的研究已经有一段时间，但对于韧性概念的定义，诸多研究者之间却并未达到一致的认可。笔者只能凭借临床相关资料的内容，对韧性概念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即能够有效抵抗破坏性生活事件并从中自主恢复的能力，涵盖了生理、心理和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因素。但是，在临床医疗领域，并不是所有的患者都具备韧性，这种能力往往与创伤和其他逆境生活有直接联系。所以，加深对韧性概念的理解及其在临床医疗中的应用至关重要，需要医疗工作者对其给予高度重视。第二，韧性相关因素分析。就目前韧性概念在儿科护理中的应用现状来看，与之相关的因素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即保护因素、危险因素和资源性因素。这些因素在临床中主要有以下表现：（1）个体性格，根据患者性格不同，所能承受的韧性也不尽相同；（2）家庭状况，家庭资源和父母的性格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儿童的韧性；（3）社会环境，该部分的表现主要集中在儿童所处的各类生活环境，比如说，学校、社团、同伴和邻居等。目前，对于韧性概念及其在儿科护理中的应用的研究，其核心主要是对保护因素进行研究。
三、韧性概念在儿科护理中的应用
实践证明，韧性概念在儿科护理中的应用，不仅可以提高医疗效果，而且对儿童的健康成长也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就目前相关学者对此方面的研究来看，却并不深入，而且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少，这必然会使韧性概念的作用和价值大打折扣。所以，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对韧性概念在儿科护理中的应用进行探讨，为日后此类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依据。第一，针对慢性病儿童的干预。在过去的时间里，由于医疗技术水平落后，设备不先进，从而导致很多患有慢性病的儿童都得不到治愈，给儿童的身体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但自从在儿科护理中加入韧性概念之后，治疗效果却得到了显著提升。在韧性概念的指引下，儿童慢性病的临床护理重点逐步由减少危机转向对韧性形成的保护性因素的研究。为了能够使治疗达到最佳的效果，在临床护理工作中，医疗人员必须充分发掘儿童患者的优势和潜能，培养他们的韧性，帮助儿童克服疾病，健康成长。能够培养儿童韧性的措施有很多，比如说，家庭凝聚力、同伴的支持、良好的校园环境等，对患儿韧性程度的提高均有重要作用。所以，为了能够切实提高患儿慢性病的治疗效果，医护工作人员需要正确认识疾病与韧性之间的关系，并结合患儿的实际情况，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提高患儿韧性，帮助患儿战胜疾病。第二，针对家长的干预。之所以将韧性概念引入到儿科护理工作中，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促使患儿在高危环境下更好的适应生活，战胜疾病。上文提到，在儿童韧性的培养过程中，能够对其产生影响的因素有很多，例如个体性格、家庭状况以及社会环境等，而在诸多影响因素中，影响最明显的就是家庭状况。所以，为了切实提高对儿童韧性的培养效果，学者们在对培养方案的选择上，更加倾向于对家庭的干预方案，尤其是针对母亲的干预方案。干预方案中针对儿童不同成长阶段的心理特点，选取了最佳的保护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将个体的干预方案和社会环境的干预方案作为辅助方案。实践证明，这种方案可以使儿童韧性培养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第三，制定干预计划时需要注意的问题。干预计划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直接关系着儿童韧性的培养效果，所以，在对干预计划进行制定的时候，医护人员需要充分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要对影响儿童韧性培养效果的所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从系统的、多水平的角度来切实降低这些因素带来的影响。例如在对早产儿进行临床护理的时候，应该根据早产儿的表现和需求对护理工作进行科学实施，同时要帮助父母及时进入角色，建立亲子依恋关系，进而为新生儿韧性的培养奠定基础。其次，要不断发掘儿童的潜能，尤其是对于身患重病的儿童，更应该提高对其韧性培养的重视程度，医护人员需要从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和个体性格等多个方面着手，关注并挖掘他们的潜力，给予正向支持，提升儿童的韧性。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韧性概念在儿科护理工作中的有效引入对诊疗效果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促进儿童健康成长的重要手段。因此，在未来的时间里，医疗单位需要提高对韧性概念的重视程度，并结合儿科护理工作的特点，采取科学、合理的引入机制，将韧性概念的作用在儿科护理中充分发挥出来，进一步提高医疗效果。
作者:桂兰单位:兴安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赵守静.韧性概念在儿童护理中的研究进展[J].临床合理用药，2014(01).
儿童保健的概念篇2
关键词科学概念，认知发展，朴素生物学，朴素物理学，心理理论。
分类号B844
1引言
科学教育是将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作为整体的体系，使其内化成为受教育者的信念和行为的教育过程。当今世界正处在一场科学教育的革命之中。美国及世界其它一些国家都先后制订了科学教育的国家纲领性标准和规划。中国作为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新世纪的腾飞，也必须通过科学教育的改革，培养具有科学素养的新一代创新人才，促进我国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实现我国跨世纪发展的战略目标[1]。实现这些目标的一条已经被证明为行之有效的道路就是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进行科学启蒙教育。科学启蒙教育是儿童素质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发展儿童智慧，激发儿童探索自然之谜的兴趣，培养儿童的科学世界观。
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已不能适应这一发展。目前人们很关注如何根据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充实先进的科技知识，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但是，如何根据儿童的认知发展水平来提高科学教育的效果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当前科学教育的出发点不是看儿童缺乏什么，而是着眼于儿童头脑中本来有什么。对婴儿的知觉、注意、记忆、知识表征、推理和问题解决的研究得出共同结论：这些认知能力很早就得以体现，其运用随着幼儿活动范围扩大日益显得主动。认知发展心理学家的研究发现，甚至学前儿童在人类重要的知识领域已经有自己的“朴素理论”（naïvetheory），在他们受到正式教育前，就用这种理论来解释现实世界的现象。儿童早期获得的这种非正式的或前科学的理论虽然不规范，但这种朴素理论是儿童用以解释周围世界事物的工具或知识框架。比如2岁的幼儿知道人不能住在月球上，问其为什么，他会回答“会摔到地上”，这种非科学的、启发式的（heuristic）回答对儿童本身的意义是重大的，儿童可以籍此把纷繁复杂的世界纳入到自己的认知框架中，并做出推理和预测。
科学启蒙教育应从最贴近儿童生活的科学领域开始进行。wellman和Gelman(1992)提出了儿童的三个核心知识领域：朴素物理学、朴素生物学和朴素心理学（心理理论）[2]，尽管一些研究者认为儿童在其它领域也会有朴素理论[3]，有研究他们被公认为儿童认知的最重要知识领域[4]。wellman和Gelman（1992）认为儿童获得某一特殊领域的朴素理论要符合三个条件，即（a）能认识到该领域有它的特殊认知对象（本体区分，ontologicaldistingction）；（b）能运用该领域的特殊因果原则对该领域的现象作推理或解释；（c）这些解释具有一致性[2]。
那么儿童能否区分以上三个领域的现象呢？如果能的话，又是什么时候能作的这种区分呢？研究者对此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如皮亚杰（piaget，1929）认为，能作这种区分是儿童入学以后的认知成就，而幼儿对于这三种领域现象的认识是混淆在一起的，从而表现出泛灵论（animism）、人工主义（artificialism）和实在论（realism）的认知特点[5]。另一种持“理论”理论的研究者则认为这三个基础领域知识的获得发生在童年早期，它们成为儿童随后认知发展的基础[6]。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据支持后一理论主张。
2儿童的朴素生物学
学前儿童是否具有独立的朴素生物理论是一个尚存争议的问题。这种争论反映了研究者对儿童的认知如何达到更高水平这一问题的不同看法。如果儿童很晚才能区分这几个领域，那么就需要用某种质变和重组来解释它们是怎样最终分开的。如果儿童在入学时就已能区分这两个领域的概念，那么要么这种质变和区分发生在学龄前，要么没发生，发展可能是现有概念的逐渐精细化。因此，儿童朴素生物理论的研究既是对认知发展领域特殊性的检验，也可为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提供实验依据[7,8]。
要解决学前儿童是否具有朴素生物学理论的争议，只有通过对儿童不同生物现象的认知进行研究，才能勾勒儿童朴素生物学认知的全貌。wellman和Gelman认为生物运动、生长、遗传和疾病可能是儿童最早掌握的生物过程和机制[4]，因为这些是基本的生物现象，这些现象包括动物或植物整体的可见特征，而不只是涉及生物体的一部分或不明显的过程，如消化。我们认为运动（包括自主运动）不能作为区分生物和非生物的标准，它更多是儿童区分动物和非生物的标准。中国人用“生老病死”四个字精辟地概括了生物的发生发展消亡过程。儿童的认知必然受其生活经验影响。因此，我们选择了“生长”“衰老”“疾病”和“死亡”作为基本的生物现象来考查儿童的朴素生物认知[9~17]。
我们的研究主要选取3~6岁的学前儿童，分别来自教育条件较好的城市幼儿园和教育条件较差的农村（城乡结合部）幼儿园。主要采用访谈法，结合使用分类、迫选等多种方式，对每种认知现象都以不同任务变式施加给同一组被试，藉此探查儿童认知发展的个体差异和个体内部差异。主要发现如下：（1）儿童对非生物的判断成绩最好，对动物的判断次之，对植物的判断最差；即3~4岁幼儿就能够比较明确判断非生物不具有生物的特征，他们知道非生物不会生长、衰老、生病和死亡，但对动物生命特征的认知判断成绩随年龄增长而提高，对植物的判断相对最差。只有对“生长”的认知例外，反而植物判断成绩最好。（2）儿童的生物现象认知表现出不同步性，对生长的认知成绩最好，死亡次之，之后是衰老和疾病。（3）儿童在对生物现象做出因果解释时，没有表现出皮亚杰所示的“泛灵论（或万物有灵论）”和“人为主义”，他们很少用心理意图作为生物现象的原因。（4）学前儿童能够在各生物现象之间建立联系，而非把各个生物现象孤立起来。他们常常用一种生物现象去解释另一种生物现象，如用能否生长来判断能否衰老。（5）教育条件好的儿童比教育条件差的儿童显示出明显的认知优势。
我们的一系列研究证明，儿童到入学时（6岁）在以上各个维度上都能够区分生物和非生物，他们已经有独立的朴素生物理论[9~17]。
不过，目前关于儿童朴素生物学的研究对象多局限在学前儿童，关注的焦点多是学前儿童是否具有独立朴素理论的理论争论，对教育实践的指导作用不明显，我们的研究也有同样的局限。因此，我们下一步的研究将更突出干预研究，即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做促进的教育实验。我们目前关于儿童的疾病和健康认知的研究与教育实践结合更紧密。
儿童健康教育是目前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健康教育的目标是通过认知改变行为，培养儿童科学的健康概念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增强儿童的自我保健意识，一个核心内容是提高儿童对健康和疾病的因果机制认知。儿童只有了解疾病的因果机制，才可能在新情景中作出正确推理，分辨危险因素，作到既预防疾病，又不至于对疾病感到恐慌。科学的健康教育方式应该是根据不同年龄儿童的认知水平，根据儿童的健康和疾病的概念及因果认知，选择那些儿童有可能接受的内容，有的放矢地实施相应的教育方案，增进儿童对健康的认知和健康行为。国外学者指出，健康教育不能只是教授事实和知识[18]，所有成功的健康教育计划都有赖于对健康信息的解释，而这些解释必须根据儿童的认知模型[19]。我们的研究正是致力于探查的儿童的疾病和健康认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教育干预。
这种思路在我们关于儿童朴素物理学的研究中也得到体现。
3儿童的朴素物理学
朴素物理学是指人们对物理实体、物理过程、物理现象的直觉认识[20]。。虽然儿童对此有着丰富的感性认识，但这些凭经验得来的知识与当前的基本科学概念常常有冲突。以往研究者考察了儿童对物理学各个分支基本概念的认知，如力和运动，能量，热量，光，声，电，天文现象等等，其中又以对力学概念的研究最为详尽。皮亚杰对此做了开创性研究，得出儿童对力概念的6种类型的认识：力就是运动；自己能动的东西就有力，反之则无力；力是有意图有价值的动作；力是搬运物体的动作；能持久支撑就有力；力和大小轻重有关[21]。
Vosniadou通过让儿童自由画出或用橡皮泥塑造地球的方式，以及迫选或开放式提问的方式，总结得出儿童头脑中主要有5种地球模型：矩形，碟形，双地球模型（人生活在平面的地球上，而说的那个“地球”在天上），中空球形（人生活在球内所以才不掉出去，天空就是空心部分）和扁球形（球的顶端是平面）[22]。
显而易见，在这些概念中，很多是科学概念和日常经验的糅合。即使开始上学后，儿童也会继续坚持他们先前的观点和理论。比如很多小学低年级儿童认为毛衣会发热，在被要求自己设计一个实验来检验时，他们把温度计放进毛衣里，当观察到毛衣温度不变后，他们认为可能是温度计有问题[23]。可见，即使在相互矛盾的证据面前，儿童仍会坚守自己的理论，要他们放弃这些朴素理论就需要行之有效的科学教育，而科学教育也必须以儿童的朴素理论为基础。
我们的目前的研究致力于发现儿童朴素的物理学认知中与科学概念相偏离的部分，考查他们对物理现象的认知策略，探查影响其概念认知发展的因素，如认知能力，元认知和动机等因素，然后制订概念转换策略，帮助儿童由自发的前科学概念向科学概念转化[24]。
4儿童的科学概念和心理理论以及推理决策能力的关系
朴素物理学、朴素生物学和心理理论，是儿童最重要的认知领域。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是同步发展，还是有发展的先后次序，一种朴素理论的发展能否预测另一种理论的发展，这也是关系到儿童认知发展的一个基本理论，即儿童的认知发展是具有领域普遍性的还是特殊性的，是阶段性的还是连续性的。
因此除了儿童的自然认知，我们同时进行了儿童的社会认知研究。与密西根大学wellman教授和心理所方富熹教授合作制定了中国儿童的心理理论发展量表[25]。该研究发现，中国儿童与西方儿童有着基本相似但又略有不同的心理理论发展顺序。中国幼儿的心理理论发展顺序为Diversedesires,knowledgeignorance,diversebelief,contentfalsebelief,hiddenemotion，而对美国、澳大利亚的正常和聋哑以及孤独症儿童的研究都报告，他们的认知是diversebelief任务的通过先于knowledgeignorance任务。这个结果显示了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文化差异。这个量表可以作为我国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测量评定工具，用于探索儿童心理理论发展水平和其朴素物理学及朴素生物学发展的关系。
其次，我们还关注儿童的科学概念认知与其一般推理能力和社会领域的推理――道义推理以及决策能力之间的关系[26~33]。儿童的科学概念认知一方面会受到个体经验的影响，另一方面个体的认知能力包括推理和决策能力也是影响其认知成绩的重要内在因素。按照皮亚杰的理论，三段论推理要到形式运算阶段才能进行，但新近的研究发现如果推理任务是道义领域（与社会规则有关的推理），即便幼儿也能够正确推理。说明推理能力的发展也是有领域特殊性的。我们的研究已着手揭示这种特殊领域的推理与特殊科学领域的认知的关系，并且强调这种特殊性对儿童的适应意义。
以上研究旨在探明儿童认知发展的基本理论问题，即领域普遍性和特殊性，阶段性和连续性，以及认知发展的影响因素。
5小结和未来研究
总之，目前认知发展研究的发现突破了多年来以皮亚杰学派为主导的研究儿童认知发展的理论框架，使人们以全新的方式思考儿童的认知发展。传统认知发展理论的代表人物皮亚杰认为认知发展具有普遍阶段性，儿童的时间、空间、重量、生命现象、道德等的认知遵循同样的发展顺序和阶段。近年来兴起的特殊领域观向皮亚杰的普遍领域观提出了挑战，以儿童朴素理论发展研究为代表的特殊领域观有三个特点：第一，强调知识在认知发展中的重要性；第二，强调核心理解，即注重对人类基本知识领域的认知；第三，强调发展。视认知发展为“理论的发展”的“理论”理论成为当代认知发展研究中占优势的理论。
尽管相关研究有不少发现，但其局限也是明显的：（1）研究对象多局限在学前儿童，关注的焦点多是学前儿童是否具有某个独立朴素理论的理论争论，对教育实践的指导作用不明显；（2）研究多从一个知识领域出发，对儿童不同领域的认知发展缺乏对比，因此我们不清楚儿童的不同知识领域朴素理论是同步发展的还是有先后次序；（3）研究对象多为西方文化中的儿童，我国儿童的朴素科学认知研究很少。（4）相关研究很少探查影响其认知的因素。
以上问题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留下了很大空间，也为我们提示了今后的研究思路：首先，我们同时探察幼儿和小学生的科学概念发展。增加小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的主要原因是：小学阶段是儿童科学启蒙教育的关键时期，他们的认知水平处在具体运演阶段，比幼儿有更高的接受能力，是开展科学启蒙教育的最佳时机。由于小学阶段尚为开展系统的物理学和生物学学科教育，因此仍有可能探查儿童的朴素理论发展。另外，由于幼儿到小学生有较大的年龄跨度，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纵向探查由年龄和教育环境改变可能引起的认知变化。其次，探查同一个体的朴素物理学认知和朴素生物学认知以及其心理理论发展，对同一儿童不同科学领域的认知做对比，以反映其认知中的个体内部差异。第三，为了探查儿童科学概念发展的文化普遍性和特殊性，我们将进行中美跨文化研究，儿童身处其中的文化不可避免影响儿童的认知和行为，这种跨文化的研究可以为不同国家的科学教育互相借鉴提供依据。第四，探查儿童朴素科学认知发展的个体差异和影响因素。对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背景中儿童认知成绩比较，考察儿童认知能力、父母受教育程度、儿童的生活环境（城乡）、教育环境（幼儿园/学校）等内外因素对儿童科学概念认知的影响。第五，在基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可以促进儿童科学认知发展的方法手段，以期为科学教育实践服务。如，如何利用不同的表征形式促进儿童的问题解决能力，我们已有研究标明，自然频率表征比概率表征有更大的优势，能够帮助儿童解决贝叶斯推理问题[34]。
儿童的科学概念总是以前科学概念为先导，儿童前科学的朴素认知是今后科学知识掌握的基础。研究儿童的前科学概念和认知发展水平，就可以使得教育内容更有针对性，使课程设计与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保持一致，使得教育内容既不至于过于高深，超过儿童的接受能力，从而事倍功半，又不至于过于浅显，浪费儿童的宝贵学习光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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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DevelopmentofChildren’sScienceConcept
ZhuLiqi
(instituteofpsychology,ChineseacademyofSciences,Beijing100101,China)
abstract:thepaperreviewedourstudyonchildren’sunderstandingofscienceconcepts,includingchildren’snaïvebiology,naïvephysicsandtheirrelationwiththeirtheoryofmind,meaningtoexploretherelationofchildren’sunderstandinginthethreecoreknowledgedomains.weexploredchildren’sunderstandingofgrowth,aging,illness/healthanddeath.wealsoinvestigatedchildren’snaïvephysics,intendingtofindoutchildren’scognitivepotentialandtoenhancetheirnaïveconceptionchangingtoscientificunderstanding.Factorsthatmayinfluencechildren’sunderstandingwerealsoinvestigated.itmayshedsomelightonscienceeducation.
儿童保健的概念篇3
一、重识危险――儿童冒险游戏的内涵解读
冒险游戏（riskyplay）是最近十几年才提出的一个新概念，用于描述可能会给儿童带来伤害的游戏活动。20世纪30年代，冒险游戏这个词还没有出现，玛格丽特・麦克米兰（margaretmcmillan）认为儿童应该玩“英勇和冒险”的游戏，这句话的意思是儿童应该有机会爬树或者爬梯子，在绳索上荡秋千，从陡坡上滑下。[2]虽然她没有提出具体的概念，但其描述的这些儿童行为均属于冒险游戏的范畴。第一次明确提出冒险游戏概念的是挪威学者桑德斯特（Sandseter），她认为冒险游戏是惊险的和具有挑战性的，有可能造成儿童人身伤害的游戏形式。同时，这种游戏向儿童提供了挑战自然、测试自身极限、探索户外边界和了解受伤风险的机会。[3]为了描述儿童如何参与这种类型的游戏，桑德斯特又将冒险游戏具体分为以下六种类型：a.在高处游戏；B.在高速中的游戏；C.使用危险工具的游戏；D.在附近有危险因素的地方游戏；e.混打游戏（指两个或者多个孩子纠结在一起，身体冲撞、扭打摔跤式的游戏）；F.在儿童有可能迷失的地方游戏。[4]
此外，在对冒险游戏进行界定的时候，还应该区分冒险游戏（riskyplay）与危险游戏（hazardplay）。简单来讲，冒险是游戏者可以判断的，比如游戏者可以爬多高，是否可以安全地从秋千上跳下来。儿童可以通过@种判断逐步提高游戏的挑战性，并从中学习到相关知识。而危险意味着儿童在游戏活动中存在无法预测或者潜在的导致儿童受伤的因素，这是极其危险的。比如，儿童不能判断秋千上的设备是否安全，是否会出现意料不到的事情，这种游戏行为应该被避免。[5]另外，冒险游戏与户外游戏也是容易混淆的一对概念。一般来讲，冒险游戏都是在户外进行的，它应该属于户外游戏的一种。但并非所有的户外游戏都是冒险游戏，那些惊险的和具有挑战性的，有可能造成儿童人身伤害的户外游戏才属于冒险游戏。
二、重视危险――儿童发展对冒险游戏的价值诉求
（一）有利于儿童的生理健康
研究发现，冒险游戏对儿童的各项健康指标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6]冒险游戏的经验可以有效促进儿童的肌肉、耐力、骨骼等的发展，而且可以培养儿童形成终身参与体育锻炼的习惯。鉴于儿童肥胖问题越来越严重，冒险游戏就显得更加重要。2012年世界健康组织（theworldHealthorgani？sation）的调查显示，在全球范围内，4200万五岁以下的儿童超重或者肥胖。2013年来自爱尔兰儿童和青年事务局（DepartmentofChildrenandYouthaffairs）的调查数据显示，五分之一的爱尔兰儿童超重。儿童肥胖的问题可能会导致心血管疾病、肺病以及ii型糖尿病的发病，而且会对国家的健康保育系统带来很大的经济压力。因此，政府优先考量户外冒险游戏的问题将是非常明智的。[7]
（二）有利于儿童的心理健康
冒险游戏可以有效提高儿童的知觉发展（如深度、形式、形状、大小、运动知觉、一般空间定向能力）。此外，冒险游戏会对儿童的心理健康和情绪的恢复能力产生积极的影响。儿童权力联盟（Chil？dren’sRightsalliance）指出，由于长期资金不足和缺乏全面的法律框架，我们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儿童的心理健康需求，冒险游戏应该是促进儿童早期积极的心理健康和情绪恢复能力方面优先考虑的关键领域。[8]
寇斯特和格列卫（Coster&Gleeve）的研究发现，儿童参与冒险游戏可以体验诸如快乐、喜悦、惊险、自豪和自信这些积极的情感。在冒险游戏中，儿童体验的惊险程度要高到一定水平才能够让儿童经验到积极的情感，儿童掌握和控制的惊险和刺激越多，他们获得的强烈的兴奋感就越多。[9]有研究者发现，冒险游戏还有反恐惧的效果。儿童进行冒险游戏的时候，面对的正是人类几种典型的恐惧症，比如恐水、恐高、分离焦虑等。这些恐惧在儿童相应的发展阶段，在基因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下，可能会自然形成。儿童通过冒险游戏，可以有效帮助他们克服这些恐惧。[10]此外，冒险游戏还可以有效促进儿童的自我意识与自我效能感，帮助儿童提高危险认知和危险管理技能，冒险游戏还提供机会让儿童做出选择，与同伴谈判，帮助儿童提高社会交往技能。[11]
三、挑战危险――儿童冒险游戏的实施策略
虽然冒险游戏对儿童的身心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是这类游戏毕竟带有某种程度的风险。因此，冒险游戏的有效实施要依赖于教师、教育行政人员和家长等多方面的通力合作。
儿童保健的概念篇4
关键词：农村留守儿童；概念；数量；行为特征；对策研究
全国妇联于2013年5月份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中指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超过了六千一百万，且其规模有不断扩大的趋势。留守儿童主要是指在我国农村中由于父母中一方或者双方外出务工等原因所导致的与父母分离时间超过四个月、在家中与其他亲属共同生活或者自己单独生活的未成年儿童。他们的特殊之处就在于缺乏来自父母的关爱照顾和引导规范，极有可能产生心理、行为、思想等方面的问题，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一、留守儿童概念研究
多数文献是从父母（外出数量、时间、离家远近、回家频率、外出事项）、留守儿童（年龄、性别、监护人类型、见父母的频率）、居住地等方面进行界定。其中在父母外出时间、留守儿童年龄方面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但在留守儿童是弱势群体、父母外出数量以及监护人类型也就是儿童的留守类型方面达成了共识。留守儿童问题产生的背景、概念、规模、监护人类型、留守的原因、留守的影响、解决的对策等是众多学者都会研究的方面。但具体内容之中又存在差别。研究的方法也各不相同，有的通过对比研究的方式，比较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问题行为以及同伴接受性之间的差异.[1]比较国内与国外的留守儿童的不同情况，进而为我国的留守儿童问题提出相对应的解决路径。有的采用量化研究的方式，对留守儿童的现实情况进行了真实的调查，通过具体的数据进行分析，尽可能的展现了留守儿童的客观情况.[2]也有人采用叙事方法进行了留守儿童心理状况的研究.[3]
很多文章都赞同留守儿童这一概念最早是由一张在1994年的望上提出的，他将留守儿童界定为父母在国外工作或学习，被留在国内的孩子.[4]他也界定了留守儿童的居住问题，但并未对留守儿童的年龄、与父母分离时间的期限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长久以来学术界对留守儿童的定义也各不相同，例如，范先佐就认为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进城或到经济发达地区务工，而被留在老家的那些孩子.[5]这个概念的界定与一张的界定十分相似。不同点在于对留守儿童居住地的界定，即国内与贫穷落后地区的区别。诚然留守儿童中，农村地区的儿童占了绝大多数，根据学者已有的相关研究证实全国的留守儿童超过80%居住在农村地区.[6]即我国的留守儿童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转型带来的农村人外出务工而造成的。丁杰、吴霓就进一步指出了留守儿童是指由于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而被留在农村，而且需要其他亲人或委托人照顾的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6-16岁）.[7]吴霓从留守儿童的受教育阶段进行了年龄的界定，这有利于调查对象的选定，方便了问题的研究，同时也容易造成对非在读留守儿童及学前留守儿童状况的忽略。赵景欣等对这一概念的界定是：所谓农村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在外打工而被留在户籍所在地农村，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的17周岁及以下的未成年人.[8]在此对父母的外出数量做出了规定，但并未对父母的外出时间作出规定，并提到了户籍的问题，同时对留守儿童的年龄也做出了限制，指的是未成年人，这就为涉及到留守儿童的一些合法权益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方便。而江荣华则认为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而留守在家乡，并需要其他亲人照顾的16岁以下的孩子，江荣华在此对留守儿童的年龄提出了限制.[9]最早对留守儿童父母的在外时间进行限制的是吕绍清和叶敬忠，他们分别将这一时间限定在半年以上和四个月以上.[10，11，12]这有利于实现调查研究的可操作化，同时也会使对留守儿童父母在外时间的不同对留守儿童产生的不同影响的研究进一步深化。林培淼等认为概念的界定可以从儿童所在地域差异、是否在校学习、儿童年龄差异、儿童所在家庭结构情况、儿童留守时间的长短、是否完全留守（父母双方均外出称为完全留守儿童）以及留守期间主要监护人等7个维度来考察研究对象.[13]
综上所述，本人将留守儿童界定为在我国农村中由于父母中一方或者双方外出务工等原因所导致的与父母分离时间超过四个月、在家中与其他亲属共同生活或者自己单独生活的未成年儿童。
二、留守儿童数量研究
段成荣等人的研究利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估算了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的规模、结构、地域分布等基本情况。此文分析农村留守儿童占留守儿童比例为87.52%，农村留守儿童占农村儿童28.52%，占全国儿童21.88%。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全国共有27891万0-17岁的儿童，由此推算，全国留守儿童规模为6972.75万，全国农村留守儿童为6102.55万.[14]全国妇联于2013年5月份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中指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超过了六千一百万，且其规模有不断扩大的趋势.罗国芬在研究留守儿童的规模中指出当前对农村留守儿童规模的估算，公开发表的有1000万、6755万、7000多万、1.3亿等几种看法。他分别分析了每个数字背后的计算方法及其优缺点.[15]虽然对留守儿童的具体规模没有一个公认的确切数字，但大家对留守儿童的数量之多、增长之快达成了共识，及大家一致认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是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应该引起相关部门和人员的重视。
三、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研究
（一）留守儿童行为特征研究
2011年制定颁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强调了留守儿童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工作规划，提出“健全农村留守儿童服务机制，加强对留守儿童心理、情感和行为的指导……”对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的表现及其严重性和行为问题研究的必要性的文献主要有：
张文新指出儿童行为问题是指个体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不符合或违准则与行为规范，或者是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生活，从而给社会、他人或自身造成不良影响甚至危害的各种行为.[16]张文新对行为问题的界定主要是指违背社会准则，程度分为危害社会与非危害社会之别。留守儿童所表现出的这些行为问题很难说就是因为留守即缺少父母的关爱而导致的特殊问题，但确实是留守加重了这些问题的发生。杜勇也对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的特征进行了相应的阐述，如不遵守学校规章制度，撒谎、抽烟、拉伙结派、欺负同学、骂人打架、花钱大手大脚，在家里顶撞临时监护人，养成了以我为中心，专横跋扈的恶习。一部分还表现为行为两面性，在学校是乖学生，回到家就为所欲为.[17]胡昆等人的研究中指出留守儿童与父母分离带来的不安全感，容易使他们产生的行为问题是：对周围的人产生戒备和敌对心理，不服管教，违反校规，小偷小摸，看不良录像，同学之间拉帮结派，甚至抽烟、酗酒、、抢劫等.[18]赵红等人也指出留守儿童容易出现适应不良行为，如退缩或冲动、内向孤僻、敏感多疑、性情古怪、人际关系紧张、学习与发展的能力降低等.[19]王坤等人在调查中发现，相比城市儿童，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行为更多，如抽烟、打架、旷课等，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有明显增加的趋势.且家庭亲子关系越差，儿童的问题行为就越多.[20]以往还有研究发现与父母分离带来的不安全感，容易使留守儿童对周围他人产生戒备和敌对心理，这种敌对心理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攻击行为.[21]目前的研究中较多针对留守儿童外显问题行为进行研究，情绪问题和内隐问题行为倾向研究较少.[22]刘霞，范兴华，申继亮对初中阶段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与问题行为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将留守儿童的问题行为分为危害健康的行为、欺骗行为、违纪行为、违法行为.[23]胡宇芬的研究中得出结论为说谎、逃课、沉迷于游戏等行为问题，留守儿童组的检出率高达44%，而对照组的检出率仅为17%.[24]
国外研究表明，相对于其他儿童，被抚养儿童具有较高水平的情感创伤症状和其他行为问题.[25]亲属抚养是一个痛苦的经历，可以导致诸如抑郁、行为障碍或创伤后应激障碍等行为问题和心理创伤以及社会人际关系问题.[26]
由这些研究可以得知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的确存在并且有的还很严重，很有可能发展成违法犯罪行为。对此问题值得引起关注，我们应该帮助留守儿童解决这些问题行为，做到防患于未然。但这些研究对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的分类并不明晰，只是指出了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的一些具体表现，并没有按行为问题的性质、地点等进行分类，也就难以做到‘对症下药’。
（二）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的对策研究
周全德、齐建英指出，逐步弱化乃至取消与户籍相联系的城乡隔离的各种制度，彻底打破维系多年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才是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所在.[27]专家们认为应以政府为主体，进一步制定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妇女儿童发展纲要等法规条例的实施细则，尽快出台留守儿童相关法律法规，强化农村父母在农村留守儿童监护和教育方面的职责，从而形成全社会尊重、关心、保护儿童的法制环境.[28]曹建平在研究中提出的策略主要是通过借助同伴教育、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密切家校关系、开设心理课程、改变家长外出务工方式、优化社会环境等六个方面为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环境.[29]聂鹏、姚云等很多研究人员都认为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需要社会、政府、学校齐抓共管.[30，31]王坤等在对留守儿童的问题解决策略的研究中提到有效的社会支持可以减少留守儿童问题行为的发生，社会支持越多，留守儿童的违法、违纪行为越少.[32]陈曦等人的研究结果对流动儿童问题的政策建议是尽力去减少弱势群体的经济压力，改善他们的学校及师资，对其家庭及居住社区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并从宏观角度尽力消除现存教育系统的种种户籍限制.[33]社会支持理论认为留守儿童的心理和行为问题主要是缺乏社会支持所致.[34，35]研究发现，良好的社会支持不仅可以缓解儿童的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反应[6，7]，还可以减少一些外向性问题行为的出现，如打架、逃学等违纪行为以及吸烟、酗酒等危害健康的行为.[36，37]
四、结论：
（一）存在的问题：
1.对留守儿童的调查研究成果丰硕，但缺乏概念的统一性和规范性，对留守儿童数量的计算方法不一，结果各异，这就难以形成对留守儿童群体的客观认识。
2.大多研究缺乏深刻地理论积淀，未能将留守儿童问题与哲学、社会学等理论充分的结合起来。很少有文章能将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思考留守儿童问题。
（二）进一步研究意见：
1.厘清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的概念，对留守儿童的行为特征的形成机制和行为模型进行深入分析，进而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策略。
2.力求通过社会学、心理学中的越轨理论、文化资本理论、人格发展阶段理论等对留守儿童的行为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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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保健的概念篇5
自2009年以来，世界学前教育组织(omep)一直把学前儿童可持续发展的教育问题作为一个重要能关注点。2009年，在尼日利亚召开的omep大会最早提出建议：由若干成员国共同开展一项关于可持续发展教育课题的合作研究，目的是邀请该组织的成员和儿童一起参加工司持续发展教育的讨论，同时希望在全球幼教界广泛传播这一理念。
2010年在瑞典、2011年在香港以及2012年在巴西举行的omep大会把可持续发展教育作为重要议题之一。omep中国委员会参加了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国际性课题的研究。我们在研究的第一阶段探讨了有关儿童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的理解(研究报告已经发表在《幼儿教育·教育科学》2010年第12期上)。在第二阶段探讨的是在幼教实践中如何实施可持续发展教育，一些幼儿园参加了初步的研究(其中大部分论文参加了2011年在香港举行的onLep大会的交流)。我们发现，尽管在我国幼儿园开展环保教育已有多年的历史，但许多一线教师列什么是可持续发展教育还不太清楚，也有人经常把它与社会生活中其他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混为一谈。为了更好地传播可持续发展教育的理念，本文对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概念、可持续发展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实施可持续发展教育做一些简单的介绍。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最早由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于1987年提出。该组织提出了“能满足当前的需求，但不以牺牲后代的需求为代价”的发展战略。阿玛汀·森(amarSen，1987)则认为，这种围绕“需求”的发展观虽有启示作用，但还不完善。要把个体看成是能“思考和行动”的能动者，而不是被看成有需求要得到照顾的“病人”。只有把人看作是能动者，他们才能进行思考、评价和解决问题，并通过这些手段来改变世界。他采用了以能力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在不牺牲后人能力的基础上促进当代人的能力。”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联合国地球峰会把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看作是可持续发展的三个相互依赖、相互强化的支柱。任何环境、经济和社会政策及实践都要考虑它的可持续性。
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的联合国地球峰会上制定的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把在基础教育中推行可持续发展教育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联合国于2005年发起了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十年计划(2005～2014，DeSD)，旨在把可持续发展的原理、价值观和实践渗透到教育和学习的所有方面。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于2005年也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战略：“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是一个终身教育的过程，从学前教育一直延续到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并超越正规教育的范畴……由于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态度在人生早期得以形成，所以教育的作用对儿童来说尤其重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近年来在我国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并逐步付诸实践。然而，在教育领域，特别是在学前教育领域，对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可持续发展教育重要性的理解以及如何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融入整个教育体系的行动才刚刚起步。
可持续发展的教育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教育的新视角。它寻求人类和经济的健康发展、文化传统与对环境的尊重之间的平衡(Sir—aj-Blatchford，Smith，Samuelsson，2010)。自从2002年约翰内斯堡的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以后，人们普遍认同教育在实现“与经济的健康、文化的多样性、对地球以及资源的尊重有关的可持续”方面扮演重要的作用。一致认为可持续发展的教育必须成为2000年联合国达喀尔全民教育行动框架所确定的优质全民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教育实践中。可持续发展教育与已有的学校课程，如未来教育、公民教育、和平教育、多元文化教育、性别教育、健康教育、环境教育等有着天然的联系。
第一，《儿童权利公约》指出，所有的儿童对与他们的生活有直接关系的事务有知情权和参与权。2009年，联合国大会(UnGa)特别提到儿童知情权的问题，再次强调“儿童参与的一般性原则是解释与实施儿童权利公约中所有其他权利的基础”。联合国大会号召各国保证在没有任何歧视的情况下，让儿童对所有可能影响到他们生活的事务有知情的机会，鼓励儿童在家庭、学校和社区多个层面参与社会事务。儿童自出生后就能体验到环境、经济和社会环境的挑战，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是一个有能力的、积极的能动者，不仅受到环境的影响，也能对环境产生影响。可持续发展所关注的是未来，儿童是未来的最重要的受益群体，他们在可持续的未来中需要承担起责任。Siraj－Blatchford(2010)等人指出，早期的可持续发展教育必须被看成是公民和人权的问题，早期儿童被看作是所有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和实践的最合适的、最自然的起始点。
儿童保健的概念篇6
于是，在儿童的口袋里，在女士的包包里，在沙发前的茶几上，在办公室的抽屉里，在电影院看客的怀里……你都能发现休闲食品美妙的倩影。
休闲食品的本质：惬意生活的体验
休闲食品的本质是什么？
是充饥吗？从古至今，在人类的各种欲望中，“吃”是一项最基本、最迫切、最必须、最原始的欲望，“吃”是生存的必须条件。然而如今，这种原始欲望已得到解决，不再是最重要的因素了。从一日三餐为生存所需到闲暇时享受舌尖上的美味，休闲食品似乎更偏向后者。
是口感吗？比休闲食品好吃的大餐比比皆是，但没有哪一份大餐能替代休闲食品。
是节约时间成本吗？当清晨匆匆忙忙赶往单位上班而无暇早餐时，可以坐在办公室的电脑前，冲上一杯咖啡或牛奶，悠闲地品味休闲食品――的确节约了你的时间。但当节假日的下午，你慵懒地躺在沙发上，同样是休息食品陪伴你欣赏电视节目，消费着寂寞的时间。
休闲食品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它集充饥、口感、节约时间成本等诸多优势于一身，概括地说就是它丰富了你的生活体验，这也许就是休闲食品的本质所在。
休闲食品的成功要素
总结休闲食品领导品牌的成功因素，有人自然地将其归结为“口感好”、“趣味性”等，也有人提出未来的发展方向将以“健康”为主。那么，究竟哪一种因素才是最重要的呢？哪一种又能代表休闲食品的发展方向呢？
如果一定要给休闲食品的这些成功因素做一个排序的话，首当其冲的一定是口感。好吃是畅销食品最重要的前提性因素，其重要程度比“健康”、“绿色”、“有趣”等概念重要得多。因为，休闲食品的营销本质是体验，口感不好，体验就会失败，营销也就失败。
但是，口感第一并不意味着口感也是传播的第一要素，因为口感是必须的、基本的保证，有了它营销不一定能保证做好，但没有它营销一定不能做好。更具吸引力的产品附加值、更具特色的产品体验等，这些概念才是我们要诉求的传播的重点。
此外，诉求孰优孰劣，不能一概而论，还需要看你针对的目标消费群或购买者是谁。
对于一个儿童来说，趣味性显然比健康这一概念更受他们的欢迎。儿童没有健康意识，这是家长强加给他们的，如果一款休闲食品不能在口感和趣味性上征服他们，就不可能有好的未来。
而对于成年人来说尤其是女性消费者，她们的体验则是综合的、相对理性的，是集口感、健康等因素为一体的，甚至可以牺牲一部分口感体验来换取健康的心理慰藉。她们心目中的综合性价比是决定她们选择的重要因素。
奥利奥巧克力饼干凭借蘸一蘸、扭一扭、舔一舔这种新奇而有趣的食用方式，深受儿童的喜爱；奇宝则通过它可爱的卡通小矮人的品牌形象，提高了产品的亲和力，拉近了与儿童消费者的距离。而卡夫的粗粮食品系列显然更能吸引女性消费者的信赖，对女性消费者来说，健康和无脂肪的重要性则是占据很重要的位置。
从上不难看出，对市场进行细分、对消费群体准确定位，是休闲食品行业成功的要素和发展方向。
吃得多样、吃得营养、吃得健康、性价比高，这样的休闲食品才会受到消费者的青睐，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各种以蔬菜、粗粮、维生素等为诉求的休息食品相继面世，满足人们的需求。
休闲食品的两大支柱：儿童和女性
休闲食品的目标消费群究竟是谁？
有调查显示，有12岁以下儿童的家庭，消费了休闲食品40%的量，可见儿童是休闲食品消费的重要支柱之一。认识到这一点并不难，很多品牌都不会在这方面犯错误，但我们需要警惕的是，一些品牌认为儿童虽然是消费者但不是购买者，因此在进行产品诉求时针对家长展开――这将犯致命性的错误。
一是因为休闲食品的体验最终是靠儿童自己完成的，家长的选择往往会出现偏差；二是因为儿童已具备诉求能力，在广告的影响下，儿童通过指名购买将购买权和消费权牢牢地把控在自己手里，家长只是执行者而已。
休闲食品消费的另一个重要支柱就是女性。一份针对饼干市场消费群的调查结果显示：消费人群中70%左右为女性，女性消费群中又以年轻女性居多。这些女性往往会在办公室或家里放上一两包饼干，既可对付当一顿早点，又可充当两餐之间的休闲小食品。
儿童保健的概念篇7
关键词：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理论；积极；保护性因素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1-0069-02
自1994年提出“留守儿童”的概念以来，国内教育和学术领域已经对留守儿童进行了大量研究。但至今国内关于“留守儿童”的概念没有统一界定，还存在许多争议。
随着社会对留守儿童问题关注度的提高，对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视，特别是2002年以后做了大量相关研究，经过对文献的梳理，把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研究者一般关注留守儿童的心理与行为问题：比如心理健康问题，应对方式，依恋，父母教养方式，社交焦虑，人格特征及社会支持等[1]。第二阶段，对留守儿童的研究开始出现了一些与以前不一致的结论。留守儿童心理发展的很多方面与非留守儿童之间并无明显差异，留守并不必然对儿童造成负面影响产生心理问题，也不是导致个体发展差异的直接原因。第三阶段，随着积极心理学的逐渐兴起，心理弹性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更丰富的理论支撑，研究开始转向寻找提高儿童心理弹性的保护性因素。目前我国对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的研究，主要包括对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的影响因素及人格特征、社会支持和一般自我效能感对心理弹性的影响等。
一、心理弹性理论
（一）心理弹性（Resilience）的概念
心理弹性理论是在对处境不利儿童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Resilience的研究始于美国，中国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翻译方式。查阅《汉语词典》对比弹性和韧性的解释发现韧性更强调耐受力，而弹性体现复原，弹性的解释和英文原意更加接近，所以本文采用心理弹性的译法。
学术界对心理弹性的概念至今还没有统一的认识。查阅大量心理弹性的研究文献，发现主要有三种定义方法：结果性定义、过程性定义和品质性定义，结果性定义重点从发展结果上定义心理弹性；过程性定义将心理弹性看成是一种动态的发展变化过程；品质性定义将心理弹性看作是个人的一种能力或品质，是个体所具有的特征[2]。
李永鑫等根据已有观点对心理弹性作出如下的操作性定义：心理弹性是在遭遇逆境时，有助于个体良好适应的保护性因素。个体自身因素以及个体外部因素是保护性因素的主要组成部分[3]。
（二）心理弹性理论模型
1.系统模型（organizationalframeworkofresilience）
mandelco&peery提出了心理弹性系统模型。该系统模型与我国易经中的“守恒”有异曲同工之处，模型把影响心理弹性的因素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个部分，其中内部因素包括生物因素和心理因素，而生物因素又包括身体健康、性别等；心理因素包括认知方式、人格特点等。外部因素指家庭内因素和家庭外因素，家庭内因素包括家庭环境、教养方式等；家庭外因素包括同伴、学校、社会公益机构等。模型中的各种因素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当某一个因素缺失或发生变化时，另外一个因素若能及时补充，也可以适应良好。留守儿童是属于家庭内某些因素的缺失，但如果学校和社会这些外部的因素能及时给予支持，也能表现出良好的心理弹性。
2.心理弹性动态模型（frameworkofresilienceinaction）
随着对心理弹性研究的深入，很多科研机构和心理学家开始转向实证和应用研究，把重点放到建立新的心理弹性模型和开发有效的测量工具上，于2003年提出了心理弹性动态模型。
该模型呈现了保护性因素是如何对儿童的弹性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把影响心理弹性的因素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外部资源、内部资源及青少年需要。外部资源和一些保护性因素比如积极参与和亲密关系等，这些能满足青少年在发展过程中安全、归属与爱等心理需要。而内部资源主要是由青少年自然发展起来的个体特征构成，主要包括自我意识、问题解决、合作等。这些内部资源会在青少年遇到危险因素时起到保护作用，促进身心的健康发展。
二、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的研究现状
（一）留守儿童心理弹性在人口统计学变量学的研究
李永鑫等（2008）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进行研究，研究从父母外出情况、外出时间、团聚频率等6个方面考察了心理弹性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年级这个因素对留守儿童心理弹性无影响；女童的心理弹性显著高于男童[3]。李志凯（2009）也得出一致的结论[4]；父母单方或双方外出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有显著影响；父母外出的时间越长团聚频率越低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造成的负面影响越大；由母亲照看的留守儿童心理弹性最高，由父亲照看的留守儿童心理弹性最低。安容瑾的研究发现，留守与非留守儿童，在年龄、年级、留守类型、性别等因素上心理弹性总分及各等级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5]。
在人口学变量上对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显著地成果，但还不够全面，很多研究集中于农村，对城市留守儿童的研究还很少，也缺乏城乡对比。
（二）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人格特质
李永鑫等（2009）从人格特质对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的影响这个侧面的研究发现，积极的人格特征可以提高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水平，进而提高他们的生活适应能力，促进身心健康发展。人格特征比父母外出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的影响更大[6]。骆鹏程（2007）从不同心理弹性水平的儿童的人格特征差异角度也进行了研究，发现高心理弹性留守儿童与低心理弹性留守儿童在人格的大多数维度上都存在显著差异[7]。由此可见，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水平与人格特质之间是相互影响的。
（三）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与社会支持
分析目前研究发现，社会支持作为一种保护性因子在影响心理弹性的各种因素中，对留守儿童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8]。社会支持的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和客观支持这3个维度对儿童心理弹性的发展都产生积极影响，社会支持和人格特征一样，都比父母外出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影响更显著[6]。调查显示，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社会支持在性别上差异显著，留守女童比男童更多的寻求和利用社会支持，社会支持的高利用率也提高了心理弹性的水平[9]。而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的高低也反过来对社会支持产生影响[4]。
（四）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一般自我效能感
尽管目前一般自我效能感和与留守儿童心理弹性关系的直接研究还很缺乏，但是很多研究者都认为一般自我效能感在心理弹性中可能发挥着潜在的重要作用。在心理弹性的动态模型中，自我效能感也是作为内部资源的一部分。
徐书萍（2007）在研究上海市吸毒人员子女的心理弹性进行时发现，心理弹性对个体的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显著[10]；胡会丽（2009）研究发现，一般自我效能感能有效预测心理弹性，是心理弹性的一个重要保护性因素，心理弹性也反过来影响自我效能感[9]。我们可以通过一般自我效能感训练提高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
现有研究的共同点在于，研究重心从关注留守儿童的发展困境转移到寻找影响儿童心理弹性发展的保护性因子和提高适应能力上来，通过挖掘儿童心理弹性的保护性因素，来减少留守对儿童带来的消极影响。
三、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目前国内对留守儿童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研究的方法上还存在很多问题，很多实证研究也不够全面具体，关注点范围比较狭窄，因此对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的研究还要具有前瞻性，以便在后续研究中作出改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建议。
第一，查阅文献可以发现，目前的实证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方法比较单一，由于问卷编制不能很好地体现个体差异，必然给调查结果产生影响，所以以后的研究者应该注意横向研究与纵向研究结合，另外在研究中还可以加入访谈和实验研究等方法，力图使我们的研究结果更加准确。而实证研究大多集中在行为和心理社会因素，还需要对生物因素进行研究，才能更真实全面的了解留守儿童心理弹性。
第二，研究选取的对象不够全面。目前研究主要针对留守儿童中的在校学生，而忽视了辍学留守儿童；另外，第一批留守儿童已经面临就业和婚姻，留守经历对他们的学业、工作、家庭是否造成影响也是研究的重点。在今后的研究中，应选用不同的被试类型，被试的数量和取样的范围也要增加，使取样更具有代表性，提高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可信度。
第三，目前对留守儿童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但还没有制定出有效的有针对性的可以推广的预防或干预方案。建议学校组织专业老师进行针对性的团体辅导或班级辅导，这种自我体验式的活动方式，更有利于儿童心理弹性水平的提高。研究重点应放在如何通过建立起民主、平等的新型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来弥补留守儿童父母的缺位，增强他们的心理弹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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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保健的概念篇8
[关键词]学前教育小学化；学前教育功能；幼小衔接；“儿童发展中心”
作者：马健生，陈元龙(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北京100875)
学前教育小学化，是教育学界频繁探讨、研究的主题，也是备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话题。这个概念的产生，是由于学前教育领域出现的一些乱象：学前教育注重知识记忆和技能训练，教育内容涉及拼音、识字、计算等课程，教育方式以课堂教学为主，减少儿童游戏活动时间，并且以考试和分数作为评价手段和标准。这些现象影响幼儿身心正常生长，损害幼儿大脑发育；违背幼儿学习特点和规律，容易产生厌学情绪；束缚幼儿的快乐天性，压抑幼儿的个性发展。因此，政府和学界以“学前教育小学化”命名这些现象，并给予负面的价值判断。此后，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治理“学前教育小学化”，规定“严禁教授小学课程内容”、“纠正小学化教育方式”、“整治小学化教育环境”以及“小学坚持零起点教学”等治理任务[注]。
虽然国家政策出台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但政策治理效果不佳。一方面，小学“零起点教学”引起家长们对教育起点落后的焦虑，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另一方面，“小学化”概念的误读误用引起社会情绪化反应，使幼儿园教育实践面临无所适从的困境。因此，教育实践迫切需要回答“学前教育小学化”到底指的是什么？面对儿童健康、成长和发展需求，学前教育的功能应该如何定位？在小学“零起点教学”背景下，幼小衔接教育将如何开展？
一、学前教育小学化的命名和内涵：困惑与澄清
“学前教育小学化”已经成为学前教育界耳熟能详的词语，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一线教师似乎都默认这个概念的内涵。当我们试图分析学前教育小学化，明确概念的具体指向时，往往会陷入困惑而不知所措的状态。为此，我们有必要从“学前教育小学化”命名入手，分析概念命名是否合乎逻辑，然后通过对“学前教育小学化”与国外使用的概念“schoolification”进行比较，厘清“学前教育小学化”的概念内涵及其指向。
(一)困惑：“学前教育小学化”内涵模糊不清
索绪尔认为，任何语言符号都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能指”指语言的声音形象，“所指”指语言所反映的事物的概念。能指与所指对立统一的关系，恰如概念命名与内涵的关系。因此，从概念命名和使用的角度分析“学前教育小学化”的能指，并具体探究其所指，为我们理解概念内涵提供了参考视角。
从命名逻辑来看，“学前教育”是我国基础教育体制中的一个教育阶段，而“小学”是儿童接受初等教育的机构，“学前教育”和“小学”是两个不同类型的概念，彼此之间并不对应，难以形成修饰关系。根据概念的对应关系，“学前教育小学化”表述为“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化”或“幼儿园小学化”或许更为合适。从概念使用来看，通过分析政策文本和学术论文发现，“学前教育小学化”、“幼儿教育小学化”、“幼儿园教育小学化”、“幼儿园小学化”等概念常常混用。虽然在表述上略有差异，但它们都表明学前教育实践具有小学教育倾向，并且这些概念具有价值判定意味与负面化倾向。综上所述，“学前教育小学化”并非规范的书面化表述，而是约定俗成的口语化概念。概念命名缺乏必要的逻辑检验，而且概念混用情况比较普遍。
既然概念命名缺乏逻辑检验，那么“学前教育小学化”的概念内涵是否清晰？通过文献检索和政策梳理发现，虽然“学前教育小学化”在研究文献和政策文本中频繁出现，但其内涵并未得到明确阐释。目前学术文献关于“学前教育小学化”的定义大多是描述性定义，主要通过描述“小学化”的表现来界定内涵，主要集中于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和教育评价等方面。但是，当我们深入分析概念指向，就会发现一些问题。
首先，“小学化”教育内容的判断缺少明确的依据。换言之，如何判断哪些内容属于“小学化”内容，其判断依据是什么？这是一个需要明确的问题。虽然“小学化”教育内容指向小学课程内容，但是这种指向主要是经验判断，缺少明确的评判依据，无法证明这些教育内容(往往涉及的是小学一年级内容)不能在幼儿园阶段(如幼儿园大班)学习，因此容易导致“小学化”内容的泛化。
其次，“小学化”教育方式的判断比较片面。“小学化”教育方式指向“课堂教学”，“注入式教育”，“灌输式教学”，“以机械背诵、记忆、抄写、计算等方式进行知识技能性强化训练”等。虽然课堂教学是小学教育的主要方式，但除此之外，还有探究式教学等其他方式，以“课堂教学”代替小学教育方式是否以偏概全？而且注入式教育、灌输式教学在小学阶段，已经被认为是不符合教育规律的表现，在小学阶段也不应该使用。既然如此，怎么能将这些教育方式冠以“小学化”之名？可见，目前对于教育方式的认识比较固化，不符合现实情况。
最后，“小学化”指向较少涉及教育评价。虽然一些学者在论述小学化表现时曾涉及教育评价，但他们并没有予以深入探究。与小学教育评价相比，学前教育的评价方式更加直观，评价标准也更加宽松，注重培养儿童的学习兴趣，而非关注儿童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但是，学前教育实践采取小学的评价方式和评价标准，对儿童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却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就评价功能而言，教育评价的方式及标准对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导向功能。可见，目前对教育评价的关注不足，没有切中“小学化”的关键。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学前教育小学化的命名逻辑、概念使用以及具体指向，发现概念内涵存在模糊不清之处。为了化解学前教育实践中的困惑，我们有必要对学前教育小学化的内涵予以澄清。
(二)澄清：“学前教育小学化”的事实描述需要摆脱价值判断的干扰
如索绪尔所言，某个特定的能指和某个特定的所指的联系并非必然，而是约定俗成的。与我国不同，国外研究者将类似“小学化”的现象命名为“schoolification”。虽然“学前教育小学化”和“schoolification”的命名不同，但它们指向共同的教育现象，因此了解它们的所指，有利于我们澄清“学前教育小学化”内涵模糊的原因。
考察国外关于schoolification的研究，可以发现国外研究组织和学者围绕这个主题开展的研究数量丰富，近20年来这种现象在全球范围都有强化的趋势[注]。2006年，oeCD《强势开端Ⅱ：早期儿童教育和保育》(StartingStrongⅡ：earlyChildhoodeducationandCare)，报告明确将schoolification表述为“早期儿童教育和保育采取与小学教育相关的教学实践，为儿童做好过渡准备”。而且，从概念命名来看，“schoolification”是派生词，是根据语法规则派生的词汇，命名并不存在逻辑问题。从概念使用来看，国外研究文献中“schoolification”与“academicearlyeducation”或“academisationofearlychildhoodeducation”也常常作为同义语使用。
此外，国外相关研究表明schoolification指向的范围比较广泛，包括教育目标、教育方式、教育内容等方面。在教育目标方面，schoolification旨在“强调从成人那里获取特定早期认知技能和知识，而非关注广泛发展性目标”[注]。此外，有学者认为schoolification与入学准备(schoolreadiness)有关，其目标在于为儿童未来的学校教育做准备，重视发展儿童的读写、计算等学业能力[注]。在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方面，schoolification重视正式教学活动；减少自由游戏时间；更加关注读写和数学等核心科目；采取与年长儿童相适应的教学实践[注]。更有学者直接指出schoolification表明自由游戏和玩中学不再被视为获取知识的合适路径，与这些教学实践相伴的是，自发游戏、创造力和关系构建在价值观中的削减[注]。可见，国外关于schoolification的研究更加注重对早期幼儿教育目标、内容和方式的事实描述，而非简单地对这种现象作出价值判断。
任何一个概念都需要经历事实描述和价值判断的过程，学前教育小学化也不例外。事实描述说明“是什么”，是一种客观的描述，力求清楚明确。价值判断说明“是好还是坏”，是一种主观的评判，尤其需要谨慎。“学前教育小学化”描述了学前教育领域存在的现象，但在事实描述过程中，掺杂了负面化的价值判断。事实描述与价值判断混淆既导致概念所指不明，概念内涵模糊不清，又引发社会情绪化反应，导致学前教育实践的无所适从。比如对于“小学化”内容的负面判断，限制了幼儿园教育实践，尤其是教学内容的选择，与之相关的内容都成为教学实践不能触及的“禁区”，然而这些内容可能是儿童发展所必需的知识基础；对于背诵、记忆、抄写、计算等冠以“机械”一词，使这些基本学习手段具有负面化倾向，可能导致幼儿园教育的关注点出现偏差，反而忽视了对儿童基本学习方式的培养。可见，“学前教育小学化”还只是一个日常话语，而非学术话语。关于学前教育小学化的研究仍然是日常经验的聚合，尚未经过严格的理论提升。
虽然“学前教育小学化”描述的是学前教育领域的现象，但其中包含了我们对于儿童的认识以及对于学前教育内容、方式和评价的观点，其实质是学龄前儿童及其所受教育之间是否合适的问题。因此，在澄清“小学化”概念内涵之前，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儿童。关于儿童，我们已经习惯将他们视为抽象的、静态的群体，但实际上儿童是具体的、动态的个体[注]。按照年龄划分学龄前儿童与学龄阶段儿童，是为了促进儿童发展，为儿童提供更加符合需要的教育。如果反过来，以年龄作为规定儿童应该学什么的界限，很可能会耽误儿童的发展，尤其在儿童早熟情况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儿童生理年龄与心理年龄发展不同步，有些儿童在生理、心理上会提前成熟。面对这些儿童，如果以年龄限制他们学习，就会严重影响他们的发展。
在认识儿童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小学化”的事实描述，有必要将“小学化”的价值判断暂时“悬置”。在事实描述方面，学前教育小学化指向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教育评价等方面，澄清不同指向对应的内涵需要理论依据和科学研究。教育内容是否“小学化”，判断依据在于儿童发展是否需要这些内容。具体而言，判断教育内容既有“时间依据”，也有“能力依据”。一方面，“时间依据”主要源于关键期理论。儿童发展具有关键期，这是儿童生长、发育的“黄金时期”。对于尚未达到关键期的儿童，相关的教育内容并非发展所需要，就不必给他们提供，但是对于已经达到关键期的儿童，这些教育内容就有必要提供给他们，因为这是儿童发展所需要的材料。另一方面，“能力依据”源于最近发展区理论。最近发展区是儿童现有水平与潜在水平之间的区域，可以判断儿童发展的潜力。如果儿童在教师的辅助下，仍然难以学习某些内容，那么这些内容已经超过儿童的最近发展区，目前并非学习的最佳时期。
但是，即便是儿童发展需要的内容，学前教育也需要采取生动有趣的教育方式，这是基于儿童学习方式和学习特点的考虑。一方面，儿童的学习方式具有综合性，表现为在一种学习活动中兼有几种学习方式，特别是语言、观察和操作学习的结合[注]。儿童学习不仅需要大量的活动材料，还需要与周围环境中的人和物互动，可见儿童学习是发展社会性、情绪及认知能力的复杂过程。另一方面，儿童的注意力难以长时间集中，积极的情感体验在儿童学习中具有重要作用。直接经验是儿童学习的要素，参与活动是获取直接经验的主要途径，当儿童从活动中能感受到积极的情感体验，就能使他们对于学习保持积极性。因此，游戏活动是学前教育的主要方式。
对于儿童发展的评价，需要采取特殊的评价方式和宽松的评价标准。因为儿童发展是一个过程，一些基本技能的发展过程，如阅读和书写，可能贯穿小学乃至中学阶段。在儿童能力尚未成熟的情况下，以教师观察的方式对儿童作出评价，既可以直观地反映儿童发展的真实情况，又不会给儿童发展增加额外负担。此外，由于儿童处于好奇心和兴趣高涨的阶段，儿童发展也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宽松的评价标准为儿童积极尝试提供了发展空间，可以保持儿童的好奇心及学习的主动性，有助于发掘儿童的潜力。
综上所述，厘清“学前教育小学化”的概念内涵，需要分离事实描述和价值判断两个层面。学前教育小学化是一个值得学术研究和政府决策关注的问题，但相关研究仍然有待深入。
从认识的发展过程来看，对于学前教育小学化的认识必须由“经验化”走向“科学化”，在理论研究中深化认识；然后再从“科学化”走向“日常化”，使提升后的认识成为改进学前教育实践的理念。
二、学前教育的功能定位：困惑与澄清
虽然“学前教育小学化”是一个特殊现象，但是其概念内涵模糊不清，反映出学术界对学前教育的功能定位缺乏一个明确清晰的认识。目前国内关于学前教育功能的理论研究缺乏，而且学前教育功能定位呈现退化趋势，在此背景下学前教育功能及其定位亟待澄清。通过澄清关于“儿童中心”的误解，以“儿童发展中心”作为功能定位的依据，要求学前教育了解、尊重并遵守儿童发展规律，协调处理保障健康、尊重成长和促进发展的关系，方可重新恢复其教育功能。
(一)困惑：学前教育功能定位纷争不断
关于学前教育功能的问题，国外政策文本中通常有所论述。比如，oeCD的《强势开端Ⅱ：早期儿童教育和保育》报告(StartingStrongⅡ：earlyChildhoodeducationandCare)在解释其缩写eCeC时，指出“教育”(education)之所以放在“保育”(Care)前面，是因为“在所有为儿童提供的服务中，儿童发展和受教育的权利均被视为具有优先性”[注]。此外，报告的开篇提出问题“为什么国家投资早期儿童教育与保育”，阐释了oeCD国家投资早期儿童教育与保育的原因，从侧面体现了学前教育的功能。
通过投资早期儿童教育与保育，可以增加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机会；更加公平地调解工作和家庭责任的分担；缓解成员国面临的日益增加的人口挑战；解决儿童贫困和教育不利的问题。[注]
与之相对，虽然国内教育学界经常提到教育的功能，但很少谈及学前教育的功能，仿佛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即便有学者提到学前教育的功能，也是将其视为教育功能在学前教育领域的应用。比如，将学前教育的功能分为社会功能和个体功能，前者包括经济功能、政治功能、文化功能和人口功能，后者涉及幼儿园教育对个体个性化和个体社会化的作用。虽然由于概念间的逻辑关系，学前教育的功能与教育的功能存在重叠，但仅仅依据共性仍无法明确学前教育的功能定位。因此，学前教育的功能定位及其依据是一个有待澄清的问题。
虽然关于学前教育功能的研究不多，但是学前教育定位在社会需求和政策影响下发生着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人们对幼儿教育的期盼与要求，幼儿园的作用已经不仅仅是“看护”或提供“托幼服务”，而是对儿童进行有质量的学前教育，逐渐从托幼服务机构演变为专业教育机构；随着大量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年轻教师进入幼儿园，“阿姨”的称呼不再被接受，取而代之的是专业化的“幼儿教师”，幼儿教师开始像中小学教师一样拥有专业职称。幼儿园职能转变、幼儿教师专业认同，体现出学前教育专业化的发展，也表明学前教育功能由看护、保育向教育的转变。2016年《幼儿园工作规程》规定幼儿园的任务是“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按照保育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遵循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实施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教育”。
但是，国家治理学前教育小学化的政策，尤其是小学“零起点教学”，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幼儿园的教育功能，使其功能定位向看护、保育退化。虽然零起点教学政策针对小学教育，但是其政策影响波及幼儿园教育。一方面，幼儿园方面的困惑在于，既然小学开始零起点教学，那么幼儿园需不需要教育儿童，需要为儿童提供什么教育？另一方面，幼儿园方面的担忧在于，教育部出台治理“小学化”的政策，教育儿童可能面临“小学化”的问责。因此，这些困惑和担忧都会限制幼儿园教育功能的发挥。在教育功能衰退的同时，幼儿园的功能定位逐渐趋向看护和保育。为此，我们需要了解学前教育的功能及其功能定位的依据，这是弥补理论研究空白、恢复学前教育功能的必然选择。
(二)澄清：“儿童发展中心”是学前教育功能定位的可靠依据
在社会学视野中，功能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泛指构成某一社会系统的要素对系统的维持与发展所产生的一切作用或影响。因此，学前教育功能就是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学前教育在社会的运行与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作用或影响[注]。根据赫克曼(JamesHeckman)等人的研究，通过分析弱势儿童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人力资本投资的社会回报率，发现最高的经济回报率来自于对弱势儿童的早期投资，并且早期教育投资能够极大提升后期干预的效果，从而使更多的儿童获得成功和拥有更高的生产力，并减少社会补救性的支出[注]。此外，一些早期教育方案，如“佩里学前教育研究计划”(perrypreschoolprogramStudy)、“卡罗莱纳州初学者计划”(Carolinaabecedarianproject)、“芝加哥亲子中心研究项目”(ChicagoChild-parentCenterprogram)，已经证实学前教育对个体社会化以及社会政治、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注]。
既然学前教育功能已经得到经济学研究和教育实验的证实，学前教育功能定位缘何出现退化趋势？部分原因在于社会各界对“儿童中心”的误解。一方面，从字面上理解，“中心”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非此即彼的印象，认为与“中心”相对的便是“边缘”。一旦儿童处于中心，教师或者社会等自然沦为边缘。因此，目前关于“儿童中心”的理解将儿童个体视为一种孤立的“中心”，儿童与教育中的其他因素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另一方面，“儿童中心”论是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教育观念，最初“儿童中心”是作为一种特定概念而出现的，因为这个概念本身所具有的独特的表现力，以及由此产生的特殊魅力，它逐渐成为现代教育的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口号，并被不断泛化、升华，最终演变成为现代教育的信条[注]。当这种教育信条用于指导实践时，我们会发现孤立地把儿童放在中央，使儿童自发地与环境建立联系，“教育的过程将会变成偶然性的、独断的”。杜威在《我的教育信条》中表示：“我认为学校科目相互联系的真正中心……是儿童本身的社会活动”。由此可见，在杜威看来，处于中心地位的不是一个孤立的儿童，而是一个发展的儿童，因此“儿童中心”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儿童发展中心”。当儿童发展被置于中心地位，儿童与教育中其他因素的关系更加紧密。儿童的社会活动需要其他因素的支持，因此儿童发展自然与课程、方式、环境、评价等要素建立联系，与之相关的一切教育要素都服务于儿童发展，而非简单地服务于儿童，改变了儿童与其他要素的对立状态，同时也超越了教师中心和儿童中心的争论。
以儿童发展为中心，意味着教育要了解、尊重并遵循儿童发展的规律。根据儿童发展的相关研究，3-6岁是发展关键期非常集中的阶段：2-3岁是个体口头语言发展的关键期；4-6岁是个体对图像的视觉辨认、形状知觉形成的最佳期；5-5岁半是掌握数概念的最佳年龄；5-6岁是个体掌握词汇能力发展最快的时期。同时，学前期还是人的好奇心、求知欲、想像力、创造性等重要的非智力品质形成的关键时期[注]。关键期只持续一段短暂的时期，只要消失就永远不可能再现。如果关键期的内在需求受到阻碍而无法发展时，就会丧失学习的最佳时机，日后想要再学习此项事物，不仅要付出更多的心力和时间，成果也很难显著。
此外，由于社会信息和物质营养的极大丰富，儿童的成熟水平比以前更高，发展速度比过去更快。与电视、互联网相联系的儿童，他们的经历会有所延展，他们所接触到的事实和价值范围也会成倍扩大[注]。这意味着现在的儿童可以接触到以前遥不可及的观点和信息，了解到的信息甚至与成人相差无几，但是儿童在甄别和过滤信息方面的能力仍然与成人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德国牧师卡尔·威特表示，由于幼儿还不能像成人一样分析判断，如果不把儿童需要的、正确的东西经常地呈现在幼儿面前，他们会毫无区别地吸收坏的东西，从而形成人的素质。虽然幼儿在判断能力方面仍未成熟，但是他坦言：“事实上，从生下来起到3岁之前，是个最为重要的时期。”因为这一时期，孩子的大脑接受事物的方法和以后简直不同，3岁以前的幼儿可以依靠直感，具有掌握整体的模式识别能力，而这是成人所不能及的。因此，他通过教育实践，证明对于孩子的成长最重要的在于教育，而不在于天赋。孩子最终能成为天才还是庸才，并不取决于孩子天赋的高低，关键取决于孩子从出生到五六岁时的教育[注]。
既然儿童发展规律如此，幼儿教育应该如何促进儿童发展呢？维果茨基在论述教学与儿童发展的关系时，提出最近发展区理论，他认为儿童发展除了现有水平之外，还有一个潜在水平，两者之间的差距就是最近发展区。教学应该着眼于儿童的最近发展区，帮助儿童通过与成人或更有经验的同伴的社会交往，实现潜在水平向现有水平的转化，从而促进儿童的发展。因此，教育不应当以儿童发展的昨天、而应当以儿童发展的明天作为方向，教学应该走在发展的前面。
基于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赞可夫通过20年的教育实验，提出“发展性教学”思想。他认为发展性教学的任务是促进学生的一般发展——既包括智力因素也包括非智力因素的、整个身心全面和谐的发展。教学之所以能干预发展的进程，并对其施加决定性的影响，就是因为在这个时期，儿童某些相应的机能还没有成熟，因而教学有可能通过一定的形式促使这些机能进一步发展，并决定这些机能今后的发展情况。如果以尊重儿童自然成长为借口，阻碍教育对儿童发展的引领作用，就割裂了儿童成熟与发展的共生性。因此，教学需要走在发展的前面，引导儿童发展。如果等儿童发展成熟再开始教学，教学的作用将难以渗透到儿童内心，或者说失去了促进儿童发展的作用。
因此，学前教育既要履行保育功能，保障儿童健康，也要发挥教育功能，在尊重儿童成长的同时，促进儿童发展。以儿童发展为中心，要求学前教育遵从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尊重儿童发展的权利，满足儿童的发展需要。
三、幼小衔接的零起点挑战：困惑与澄清
幼小衔接是学前教育实践领域的热点问题，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在我国小学“零起点教学”政策背景下，幼小衔接面临家长质疑和幼儿园困惑的双重挑战。但是，零起点不等于零准备，教学起点也不同于发展起点，澄清幼小衔接的必要性，重新树立“儿童发展中心”成为幼小衔接应对零起点挑战的关键。
(一)困惑：零起点教学给幼小衔接带来巨大挑战
国际上将oeCD国家的幼儿教育和保育模式划分为两种：欧美国家的入学准备取向(schoolreadiness)与北欧国家的社会教学法取向(socialpedagogytradition)。国际性测评使教育结果可测量化，引起世界各国对教育结果的关注，在此背景下北欧国家注意到尽管其教育投资居于世界前列，但数学、阅读和科学的成绩只处于中游略偏上的位置(芬兰除外)[注]。许多国家包括北欧国家在内开始修改课程计划，更加关注学业能力与学习结果。比如挪威2006年修订课程纲要《幼儿园内容与任务框架计划》(FrameworkplanfortheContentandtasksofKindergartens)，学习方面被赋予更高权重。可见，北欧国家以幸福感和游戏为中心的政策话语，遭遇英美国家“入学准备”话语的正面挑战[注]。
1965年，美国联邦政府实施开端计划(HeadStartproject)，旨在促进教育机会均等，通过为处境不利家庭的儿童提供免费学前教育，使数千万儿童获得了包括早期教育在内的各种综合服务。自开端计划实施以来，服务项目不断拓展，联邦政府于1998年开始把入学准备作为开端计划的重要主题，并将计划的目的修改为：“通过向低收入家庭孩子提供健康、教育、营养、社会和其他服务来提升孩子的社会性和认知发展，从而在入学准备方面起到促进作用。”[注]在这项计划中，学前教育功能在于使处境不利的儿童不在起跑线上落后，并且通过加强学龄前儿童的教育，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与之相对，2018年我国教育部《关于开展幼儿园“小学化”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严禁教授小学课程内容”、“纠正‘小学化’教育方式”及“整治‘小学化’教育环境”等治理任务，并要求小学坚持“零起点教学”。虽然政策出发点是为了治理“小学化”，但由于对学前教育功能的研究不足，以及对“儿童中心”的误解，目前对“小学化”的治理可能放弃了教育对发展的引领，导致学前教育的功能定位向保育退化。面对国际潮流的新动向，以及国内外对学前教育功能定位的差异，我们不禁要反思：在小学“零起点教学”背景下，幼小衔接将面临何种挑战，又该如何应对？
从家长的角度而言，小学“零起点教学”使幼小衔接乃至学前教育的必要性遭受质疑。长期以来，关于幼小衔接一直存在误解，家长们认为幼小衔接就是提前学习小学课程内容，注重知识学习，忽视了儿童的全面发展。在政策规定“统一”教学起点的情况下，家长们将质疑幼小衔接的必要性。从幼儿园的角度而言，小学“零起点教学”使幼小衔接面临如何实施的困惑。国家政策对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和教育环境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幼小衔接如何促使儿童逐渐适应未来的学习生活，成为困扰幼儿园和幼儿教师的主要问题。因此，在零起点教学背景下，幼小衔接将面临双重挑战：幼小衔接能否打消家长的质疑，为儿童做好入学准备，使儿童“不输在起跑线”？幼小衔接能否澄清幼儿园的困惑，既尊重儿童自然成长，又能促进儿童发展？幼小衔接如何迎接这些挑战？为此，有必要对幼小衔接的相关问题加以澄清。
(二)澄清：“儿童发展中心”立场是幼小衔接应对挑战的关键
目前幼小衔接面临的双重挑战，其背后是家长和幼儿园教师的教育困惑：一种是家长对“教育落后”的恐慌，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另一种是幼儿园教师对幼小衔接实践的困惑，不清楚如何正确发挥教育的作用。虽然两种观点的立场不同，但它们都与幼小衔接和零起点教学有关。面对这种挑战，我们需要重新树立“儿童发展中心”，使幼小衔接能够应对零起点挑战。
1.幼小衔接的必要性：保障儿童起跑公平
“不输在起跑线”是家长教育需求的体现，也是幼小衔接的必要性所在。但是，需要澄清的是，起跑线是为公平而设，在早期教育领域起跑线指向儿童发展的初始状态。美国实施开端计划的初衷，是出于教育公平的考虑，保证儿童不因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无法获得早期教育机会，从而在起跑线上落后中产阶级家庭的儿童。起跑线的概念引入我国，引起社会对学前教育的重视，但也引发以“不输在起跑线”为代表的“教育落后”的恐慌。然而，这种教育焦虑是出于对“起跑线”概念的误解，将“起跑线”变成“抢跑线”导致的。因此，重新理解起跑线概念，是重新审视幼小衔接价值的开端。
关于幼小衔接必要性的质疑，需要澄清的是小学“零起点教学”不等于幼儿可以“零准备入学”。儿童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过渡，面临的不仅是学习环境、教学方法、学习内容、学习强度等方面的变化，还面临同伴关系、师生关系、生活方式以及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变化。根据日本幼小衔接研究，幼儿园与小学的巨大差异可能妨碍幼小顺利衔接，出现“一年级问题”(firstgraderproblem)，即儿童进入小学后的第一年出现适应性困难[注]。甚至有研究表明，如果幼小衔接不能顺利进行，儿童在学前阶段所获得的教育效果有可能在一年级的时候减少或者消失[注]。因此，即便小学“零起点教学”，幼小衔接仍然需要促进儿童学习动机、认知发展以及社会性发展，通过培养儿童与学习相关的能力为儿童适应小学生活做好准备。
另外，小学“零起点教学”不等于儿童“零起点发展”。零起点教学从小学开始，但小学阶段不是儿童发展的起点。3-6岁是儿童发展的“关键期”，进入小学阶段，儿童的发展程度参差不齐。由于先天素养及后天发展的差异，即使小学零起点教学，也不代表所有儿童都学习了相同的内容，因为在教与学之间并没有一种自动的联结。不同的学校表现将影响儿童的未来发展：在校成绩较好的学生们建立起了自信，并且常常有更大的热情去学习更多的内容，而另外一些觉得很难的学生们则感到自己不擅长学习[注]。因此，从终身教育和人的可持续发展的视角看，从幼儿园到小学过渡衔接的这些早期的童年经历，会影响到他们以后的人生发展，一旦儿童在这一过程中建构起了初步的应对人生发展转变甚至危机的合理态度和有效方式，那将对其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注]。因此，即便在零起点教学背景下，幼小衔接仍然具有必要性，它将使儿童做好入学准备，保证儿童起跑公平。
2.幼小衔接的出发点：亟需树立“儿童发展中心”立场
在“零起点教学”背景下，澄清幼小衔接实践的困惑，关乎学前教育的功能定位，也符合儿童发展的需要，成为幼小衔接应对挑战的出发点。幼小衔接实践的困惑，正是如何避免饱受诟病的“小学化”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和教育评价。如前所述，这与我们对“儿童中心”的误解有关。因此，澄清幼小衔接实施的困惑，需要重新树立“儿童发展”中心。当以儿童发展为中心，幼小衔接需要关注儿童发展规律、影响儿童发展的因素以及儿童发展评价等，这些方面都将服务于儿童发展。换言之，与儿童发展相适应的内容、方式和评价将得到应用，而阻碍儿童发展的将被取消。
儿童发展规律是客观内在的联系，决定着儿童发展的必然趋向。在当前教育实践中，我们往往没有遵循这些规律，而这些实践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拔苗助长”，当儿童发展还没有到关键期时，就强迫他们学习，不利于儿童成长。这正是学前教育小学化的表现。另一种是“放任自流”，当儿童发展到关键期时，我们以儿童的兴趣为由，忽视发展关键期，耽误了儿童的发展。而这种情况正在我们身边发生。为此，需要澄清的是儿童兴趣只是影响儿童发展的因素之一。兴趣被视为“儿童本能与能力”起点，但实践中将兴趣泛化为整个教育过程的基础既不合理也不必要。因为并非所有的兴趣都值得在教育上加以考虑，某些兴趣主要是与儿童暂时的情感、喜好有关，而与理智层面无关甚至可能是反理智的；同样，并非所有有价值的知识或经验都是有趣的或可以变得有趣的，若只是从兴趣的角度评判教育过程的好坏，则容易忽视儿童发展的知识基础[注]。
除了儿童兴趣，在影响儿童发展的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教育。幼小衔接不仅要强调儿童的兴趣和自由，还要考虑教育对儿童发展的引导作用。杜威强调教育是通过对儿童活动的指导，使儿童的兴趣朝着有价值的结果前进而不至于成为散乱的或听任其流于仅仅是冲动性的表现：如果你从儿童的观念、冲动和兴趣出发，一切都是如此粗率，如此不规则，如此散乱，如此没有经过提炼、没有精神上的意义，他将怎么获得必要的训练、陶冶和知识呢？……如果你放任这种兴趣，让儿童漫无目的地去做，那就没有生长，而生长不是出于偶然[注]。因此，儿童的能力是始点，教师的目的代表遥远的终点，如何在材料与儿童的经验、儿童现在的能力与儿童发展目的之间建立内在联系，是教育者需要用心之处[注]。
儿童保健的概念篇9
【关键词】： 农村儿童社会保障 现存问题 政府福利措施 “网络”模式
一、前言
近几年来，中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不断发展，取得了良好的成效。通过建国以来几十年的社会保障事业探索发展与发展，已经逐步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框架。特别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人们的观念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坚持“引进来”对外战略，一方面引进西方先进制度与技术和资本发展本国经济与制度建设；另一方面西方落后的思想、价值观也传入中国，毒品、卖淫、犯罪、艾滋病等在国内泛滥。本人认为这些落后的思想、价值观之所以会在改革开放以后传播、泛滥是与当代中国市井平民倡导性解放有重要的关系，这里不做论述。毒品、卖淫、犯罪、艾滋病等在国内传播与扩散严重威胁了妇女与儿童的健康与安全，所以国家加大了对妇女儿童的权利保障与救助。妇联的发展使妇女儿童社会保障事业取得了重大成效。一般认为儿童和母亲是作为一个天然整体，所以把两者的保障划入妇女儿童社会保障方面中。本人认为这样划分限制了儿童社会保障的发展空间，至于妇女与儿童社会保障分不分开并不是本文所讨论范围。本文从保护儿童权利出发讨论农村儿童社会保障的若干问题。
二、我国儿童现状概述
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高度重视对儿童权利保护是政府、社会和家庭的一项重要任务，做好对儿童权利保护首先必须清楚我国儿童现状问题。
据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儿童是指0¬—14周岁孩子【1】，中国人口调查中划分年龄阶段的第一档也是0—14周岁【2】。所以本文所指的儿童概念是指0—14周岁的我国大陆孩子（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经国务院批准，我国于2005年底开展了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工作。这次调查以全国为总体，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为总体，采取分层、多阶段、整群概率比例的抽样方法。所以本次调查的人口数量比较新的也是比较准确的数据。全国人口中（未包括港澳台地区），0—14周岁的儿童人口为26478万人，占总人口的20.27%，与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0—14周岁儿童人口的比重下降了2.62个百分点【3】。
（一） 教育方面
我国近2.7亿儿童中未入学率约1%，也即大约有270万儿童失学，这其中大部分是农村儿童【4】。我国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由1990年的96.3%提高到2000年的99.1%；小学5年巩固率由1990年的71.4%提高到2000年的94.5%；小学净入学率中女生为92%，男生为90.2%；中学净入学率中女生为48%，男生为52.2%【5】。由于发展不平衡，我国贫困地区仍有适龄儿童无法入学。
（二）健康卫生方面
我国有许多贫困儿童由于家庭经济贫困而得不到良好的健康营养与卫生医疗保证。营养不良的儿童约占9%（占儿童总人数，1997—1999年数据），相对于年龄体重不足的儿童10%（占5岁以下儿童的比例，1995—2000年数据），相对于年龄身高不足的儿童17%（占5岁以下儿童的比例，1995—2000年数据）【6】。
儿童卫生保健方面投入不足，虽然在儿童计划免疫项目增加了乙肝疫苗、水痘疫苗等的接种保证了儿童的健康成长【7】，但农村中的医疗水平有限、经费投入不足，使得农村儿童保健方面出现了严重障碍。中国儿童现在有7.6万人感染艾滋病【8】，虽然相对于全国儿童总数比例不高，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三）儿童福利院服务方面
1995年全国共有儿童福利院73所，收养孤儿、弃婴和残疾儿童7000多名【9】。全国有托儿所、幼儿园共18万家，在园儿童2711万人，教职工共116万人，其中教育者87万人【10】。对流浪儿童的服务由过去通常是纳入收容遣送范畴改为专项的儿童福利范畴，到1997年底，全国已投入资金8000万元，建成72个这样的场所，能为流浪儿童提供健康检查、医疗、衣食住、非正式教育、心里咨询和行为偏差矫治等多方面服务【11】。
（四）农村留守儿童现状
农村儿童有23200万人，农村留守儿童约有5800万，农村平均每四个儿童就有一个是留守儿童，结构如下：
从这图中可以得到农村留守儿童（0—14周岁）为4799.5万人【12】。
三、我国儿童福利政策与分析
为了保证儿童健康成长，国家通过社会福利、社会救济和享受抚养人的连带社会保险等几个渠道，推出一系列保障儿童健康、教育的措施【13】。
这些措施有成效也有不足，分析如下：
（一）儿童保健与儿童计划免疫
儿童保健与儿童计划免疫旨在保护儿童的身体健康和成长，从小就预防疾病做到了从源预防，成效非常大。
在计划免疫项目有一些项目是免费接种的，但也有一些是收取费用的，虽然近几年来扩大儿童计划免疫项目，但新增的大多需要收费，本文认为收费不可取。职工子女的接种劳务费可由家属医疗或子女筹医疗项下部分报销【14】，而且职工族收入高又稳定，可以支付得起这项开支。可农村子女的这项计划免疫费用是家庭生活开支，虽然金额不大，但也是不小数目，农村农民由于“近视”效应，认为花费金钱去做免疫不划算，更有令人费解的是打三针预防就打一针或二针，原因是“打了这个没用，没有看到孩子异常，挺健康的，少打一阵可以省些钱买包奶粉”。
农村儿童保健近几年来发展很快，乡村医生医疗水平和设备大大提高和改善，儿童的健康得到了很大的保障。由于农村经济发展落后，国家对农村医疗卫生方面投入不足，医生得不到良好的培训和生活保障，医疗设备也相对落后，这一点城市儿童保健做得比较好。所以农村儿童保健事业不容乐观，大多数医生不具有本科学历，许多医生只是跟其他医生做了一二年学徒，参加医生培训个把月就在当地开个诊所，其中有不少是庸医，值得政府和社会关注。农村中缺乏一支良好素质的技术医疗队伍和良好医疗设备是制约农村儿童保健事业发展的直接因素。
（二）儿童抚育津贴和儿童福利设施
凡领取独生子女证的职工独生可以享受儿童抚育津贴，而且可以享受托儿补助费【15】，而农村儿童则不能享受抚育津贴。在英国，国家为家庭内第一个子女（未满16岁，学生未满19岁）每周发放10.4英镑（约合15美元）的津贴，其余子女每人每周8.45英镑。此外许多国家的政府还为婴儿提供一定的食品和婴儿用品或者提供相应的现金补助，这些津贴都是给本国国民所有的儿童【16】。这一点我们还做得不够，有些观点认为给所有儿童提供津贴有两个障碍，国家经济实力和家庭为社会创造的财富。国家经济基础条件方面本文想指出“少儿强则国家强”，我们国家若想更强大必须让儿童“强大”，从本文第一栏中儿童健康、卫生现状可以发现许多儿童有营养不良、体重不足、身高不足等欠缺，用一部分财政预算给儿童津贴上从国家长远战略考虑非常值得，关于如何保证津贴费用真正到儿童身上，下文再做论述。无论哪个产业都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无贵贱，农民子女有权利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用家庭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来限制儿童平等享受儿童抚育津贴是错误的观念，国家有责任保护每一个儿童的权利。
在儿童福利设施方面国家加大投入，目前已经建立起比较规模的托儿所、儿童福利院等，但是农村的儿童福利设施相对比较落后，从上文指出的农村留守约有5800万可以看出农村儿童福利设施有待于进一步改善。
（三）儿童免费教育
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年满六岁的儿童都要接受教育，从2007年开始，全国开始实行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学生只交书本费即可，从理论上保证了全国所有儿童都能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事实上，我国仍有许多儿童失学和辍学，如上文指出我国约有270万儿童失学，大部分是农村儿童，中学净入学率比小学经入学率低，儿童的教育不仅关系到儿童的一生也关系到祖国未来的兴衰。保证所以儿童能够真正完成九年义务教育是我国政府的义务和责任，儿童失学有重要的原因是家庭经济贫困所导致的。家庭经济贫困使有些父母支付不起孩子的书本费及相关费用，同时有些儿童因为家庭经济贫困引起了内心的自卑感不能与同学相处从而导致失学和辍学。
（四）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福利问题
农村留守儿童是指因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到其他地区工作，留在农村所在地而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儿童，他们一般由祖父母、亲戚、邻居等照顾。
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基数十分大，平均每四个农村儿童就有一个是留守儿童。祖父母年龄大，知识水平低根本不能教育和监管孩子，他们只能督促不能教导，在亲朋好友家的那些留守儿童，因为不是自己生的小孩，往往不会尽心教导。许多家长也知道这一点，可是他们最无奈的事“要想出去赚钱，孩子不放在祖父母、亲朋好友家管放哪管”。可见农村的儿童设施水平比较低，政府对留守儿童问题不够重视，留守儿童的受教育权、人身权、受监护权、发展权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如何解决留守儿童的社会福利问题关系到千千万万儿童和农村的权益。
四、加强儿童社会保障的措施
国家对于保护儿童权利的许多措施取得很大的成效，儿童的整体平均素质和健康水平有很大提升，但由于政府把保护儿童利益放置于保护妇女权利一起，限制了儿童社会保障进一步发展。同时由于目前儿童社会保障覆盖面比较窄，农村有许多儿童没有得到相应的社会福利。特别是农村留守儿童及失依儿童的社会保障做得不够到位，究其深层原因是家庭经济困难导致许多儿童失依与留守农村。有些观点认为儿童的生活水平不能与国家挂钩，这是家庭家长原因怨不得人，国家没有太大责任在保护儿童权益身上，不能破坏游戏竞争规则。本文认为这种观点核心目的是倡导拉开距离，保证竞争的不对称性。中国人有一种弊病观念：自己富，则不希望别人富，喜欢别人都穷；自己穷，不希望别人变富，自己不能富则希望人人都穷，这里不做讨论。认为国家没有太大责任保护儿童权益的观点不可取，完全忽视了国家、政府的社会责任。每一个儿童的事都不是小事，不能因为个例而忽视，国家有义务保护每一个儿童的权益不受侵犯和损失，保证农村儿童和城市儿童在同一起跑线上发展。同时社会和家庭也有责任和义务保护儿童权益，本文从政府、社会、家庭三方面分析如何加强儿童社会保障。
（一）政府方面
1、儿童计划免费免疫与加强儿童保健投入
扩大儿童计划免疫项目，普及麻疹、风疹、腮腺炎联合疫苗等的接种，对计划免疫内的项目全部实行免费。由国家财政预算拨付，同时增加预付新疾病的财政预算，防止新增的疾病对儿童健康造成威胁，延长儿童免疫年龄，保证0—14周岁儿童均可获得免费免疫，切实从源头保证儿童健康成长。
增加对儿童保健投入，特别是加大对农村儿童保健投入。农村农民对卫生健康方面并不熟悉，从上文数据可以看出，农村由相当一部分儿童存在营养不良，体重不足，身高不足等健康问题，如何消除这些健康问题是政府的一大任务。加大投入，培养一支素质比较高的农村医疗队、巡回各个乡村，免费为农村儿童做健康咨询，推广营养配餐，保证儿童营养健康；培养农村当地医生，提高农村医生素质与技术水平，严厉打击农村的庸医与高收费情况；加大对农村医疗设施投入，更新医疗设备，特别加大对儿童常见病门诊的投入，降低医疗费用；为边远山区贫困地区配备1名或若干名专业医疗师，维护当地儿童的健康权。
2、扩大儿童抚育津贴范围和改善儿童福利设施
（1）扩大抚育津贴范围，保证农村儿童也可以享受抚育津贴，给每一个0—14周岁儿童发放现金或购物券津贴，由于农村许多农民文化素质不高，可能会把儿童现金津贴转化为生活所用。为了保证儿童津贴真正服务于儿童可以发少许现金津贴，更多的发放购物券：0—3周岁发放奶粉购物券，由家长持购物券到指定的若干奶粉超市购买奶粉，边远山区的由超市运载到村委会，然后家长持券购买，这样可以减少家长变卖购物券；4—9周岁发放营养配餐购物券，由家长持购物券到指定地点购买；10—14周岁发放食品如鱼、肉等购物券，由家长持购物券到指定的地点购买。
这里须指出一点比较好的奶粉和营养配餐一般都只是超市有，所以家长也比较愿意上超市为孩子购买。但农民没有去超市购买肉、鱼等食品习惯，一般都认为集市比较便宜又方面。可以在乡镇集市设立一换券站点，持券者持食物到站点，站点服务员见物换券给予现金补贴，站点服务员由当地银行在每次市集时派出一名工作人员即可，这样就可以避免家长因缺乏购物的选择性而不去购物，也考虑到购物券不能在自由市场流通。在这里有人会问要是这家长到站点换券之后再把食物退回买主而把钱变为他用，那该如何？首先要明确农民并不是不想为孩子营养着想，而是怕麻烦，担心在指定地点购物吃反亏，所以才不去购物而想着变卖购物券。如果给予他们方面，自然会取得预期效果，如果真是人人都是那样换到钱而退货那就真没办法了，除非看到孩子吃到食物，否则什么措施都没用，购物券更多的考虑到家长是为孩子健康着想的。
对于担心给农村儿童发放抚育津贴而引起计划生育政策难以落实，只要把抚育津贴和母亲节育联系在一起即可，母亲在一年内节育后，她的孩子即可获得儿童津贴，这样既可以把计划生育真正落实到农村，也可以保护儿童健康成长（关于母亲节育年限可以视各地具体情况而定）。
（2）增大对农村儿童福利设施的投入，缓解农村失依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救助问题。从农村中每4个儿童中就有1个儿童是留守儿童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儿童福利系统是非常脆弱的。本文认为我国的福利设施建设更多是从城市角度出发的，政府及多数人认为城市时非常必要建设儿童福利设施。因为城市人“不善良”，大多数城市人不愿意照顾他家孩子、收留街上浪儿，城市居民一般都有工作，也没有时间照顾儿童，所以必须给城市中的儿童提供福利帮助。而农村人民因为善良，看见流浪儿动了恻隐之心会收留，也会愿意照顾他家小孩，农民因为时间比较空闲所以本家孩子可以很好照顾，把整个农村看成是儿童收养站，所以农村中儿童福利设施比较少。其实应该加大对农村儿童福利设施的投入，给农村失依儿童和留守儿童提供直接的帮助。同时也可以减少农民的经济负担和外出工作农民的后顾之忧，如农民工的孩子有比较好的安置，他们就会安心在城里工作，农民农忙的时候也可以专心耕作。
3、儿童教育全免费与免费午餐
（1）虽然我国实行免费九年教育，但还是有一部分儿童因为贫困而失学。对于九年义务教育不仅学杂费免除而且要免除书本、资料费，免费提供书本和相关资料（考虑到国家经济条件，小学不提供相关书籍，初中每门课程提供一本辅导书）。给贫困生提供生活补助、助学金、奖学金，而且要落实到每一所中小学（从笔者角度出发，当地县城乡村中小学暂无助学金、奖学金制度，生活补助也很少有，但并不代表学校没有贫困生，而是没有这项资金）。让每一位贫困生不会因为贫困产生自卑感和失去自信心而失学。
取消小学和初中生不能留级的规定，应该充分考虑每一位学生智力的差异性，切实提高基础教育质量。
鉴于目前我国的经济条件，实行全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和补助有很大的困难，但至少要保证小学要全免费和补助。因为小学生往往没有判断力，很高兴能不去学校上学，要是家长因为贫困而不关心孩子学习则会产生很大的失学率。如果国家不介入会使义务教育不能落实到每一个儿童身上，所以必须对小学生一定要“狠抓”。至于初中生已有一定的判断力，知道学习的重要性，更多的会主动争取。
落实教育公平的政策，改善外来民工子弟就学条件。政府要统筹管理，提高外来务工人员待遇，增加教育设施，降低收费标准。有条件的可利用已有资源开办寄宿制学校，假期学校等，逐步建立起社会监护体系，放宽按户籍入学的政策，让更多的农村留守儿童能在父母工作地入学。
（2）在乡村中小学提供免费午餐，推广营养配餐，既可以节约农村家庭开支也可以保证儿童营养健康，促进儿童健康成长。
4、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与加强农村治安建设
留守儿童大量存在和不断增多的原因，儿童卫生健康和教育问题的产生，主要都是农民生活贫困。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家庭收入增多自然会给儿童提供良好的教育与健康饮食，同时也不会“丢妻弃子”离开农村到城里打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是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大量存在的措施。为此，各地党委和政府要想方设法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尽快提高农民的收入，改善他们的生活。
政法部门要加强执法力度，净化农村社会环境。当前农村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犯罪、吸毒、嫖娼等不良现象在农村大量存在和扩散，这些丑恶现象的存在对留守儿童非常不利，他们缺乏判断力和控制力而容易陷入困境，所以执法部门必须对农村治安加强建设，严厉打击各种犯罪不良行为，保障农村儿童生活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中。
（二）社会方面
目前，我国许多公共服务部门逐步开始市场化，官办机构竞争导致了分层日益明显，拥有众多资源的机构收取高费用，于是可以投更多的资金用于改进服务设施（从而再次提高收费标准），而资源较少的机构则因为缺乏资金而难以发展，服务水平低。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已经为贫困者获得公共服务设置了经济障碍，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力量则是填补公共服务缺口的一种重要方式，政府必须支持社会力量的救助措施。
1、改善儿童福利机构管理
本文主张政府建设福利设施，然后由社会力量管理福利设施，但同时也鼓励社会资金进入儿童福利设施领域，这里不再赘述。在儿童福利机构中，改变政府“万能型”的儿童福利行政模式，寻求管理模式社会化、资金来源社会化、服务队伍社会化的新型福利模式【17】。由专业的管理人员和专业的服务队伍管理福利设施给儿童提供人性化、个性化服务。配备专业医疗师、心理专家解决儿童困惑和心理阴影。社会应该关注福利院中儿童的成长，减少对他们的歧视和不友善，帮助儿童走出心理困境。农村福利机构更多地关注为留守儿童提供服务，在管理儿童过程中实行“一对一”管理模式，并不是要求为每一位儿童配备一位服务人员，而是在管理过程中实行个性化管理而不是大众化管理，那样会陷入“万能型”政府行政模式。
实行资金来源社会化可以扩大资金来源，保证儿童福利机构正常运转。
2、保护失依儿童权益
失依儿童是指由于各种原因失去生身父母和其他具有亲情关系的成人照顾的儿童，他们或是由于父母亡故；或是由于法律原因不能与自己的父母共同生活；或是其他各种原因无法得到成年人的正式照顾（更多是流浪儿童），只能由社会中的他人或是福利机构帮助才能维持自己的生活【18】。对于失依儿童推行福利社会化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办法。让失依儿童有所“依”除了儿童福利院收养，更多的让社会家庭接纳，让失依儿童体会到“家”的温暖。对于家庭收养失依儿童办法在下文讨论。
3、加强农村社区建设，发挥社区对留守儿童的监护和教育作用
在社区内加强各户家长合作，把留守儿童组成几个队，并由当地服务机构或志愿者带领，家长参与监护。引导儿童积极参与思想道德的修养活动，使脱离学校和家庭的留守儿童能在社区继续接受思想道德教育。
4、发挥学校教育功能，培养儿童的合作精神
学校要增强孩子对学校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对留守儿童要给予特殊的关怀，应配备心理老师，以便于对留守儿童及时疏导教育，建立留守子女家长（监护人）与学校的定期联系制度。实行多向管理，真正形成家长、学校、临时监护人共同教育管理留守儿童的教育网络系统。
学校要多组织集体活动，培养孩子的合作精神。许多留守儿童因为缺乏母爱或父爱而变得沉默寡言，学校应该帮助他们走出消沉，培养以学校为家，以同学友情为关爱的制度，多开展一些班级、校级集体活动，提高儿童的合作、协调能力，从集体活动中体验生活的快乐【19】。
5、社会关注及预防艾滋病在儿童身上传播
目前中国大约有7.6万儿童被艾滋病感染，预防艾滋病传播不是一个家庭可以完成的事，需要政府、社会和家庭三方合作才能预防。社会应该加强让艾滋病源远离儿童，教导儿童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学校应该加强儿童思想道德建设，家庭应该关注孩子成长，不能把病源带入家庭，感染儿童。
社会对于艾滋病儿童应该给予温情关怀，而不是仅仅捐钱，这样会使儿童认为他们是被社会“抛弃”的“孤儿”。社会更多的要给予感情关怀，帮助他们树立积极的人生观，给予他们精神安慰，一个微笑、一次握手都是温馨的情感关怀。
大多人忽视儿童的恋爱，认为儿童无恋爱或没有可谈的，一般都不讨论它。但在儿童的恋爱方面，本文想指出人生的恋爱观是从儿童小时候不知觉与知觉中培养和树立的，培养良好的恋爱观（这恋爱观是人生恋爱的启蒙思想观）是儿童保持健康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家庭方面
1、农村家庭要转变观念，重视孩子的全面健康发展
留守儿童出现的诸多问题，除了农村现实生活环境的制约外，也有做父母的自身认识和观念上的偏差，大多数父母认为，只要给孩子吃饱、穿暖、有书读就行了，很少有家长关注孩子的教育以及孩子真正需要的东西。对于孩子，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家庭温暖，而家庭教育是孩子的启蒙教育，也是影响人一生至关重要的教育。良好的家庭教育气氛，有利于培养身心健康的下一代。如果父母真是无能力教育孩子，可以在社区组成一个团体（如上文所指），由服务机构或当地知识分子志愿者给予教育指导。家长除了让孩子衣食无忧，也需要同他们建立情感沟通，一个电话可以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关心，感受到家的温暖。父母一年至少要回一次家看望自己的孩子，让孩子体会到父爱母爱。经常也要与学校联系，形成“家庭—孩子—学校”三边管理，重视孩子全面健康发展。
对于儿童的营养问题，所有农村家庭必须高度重视，并不是让孩子吃饱饭就可以，更要注意营养搭配。这一点政府、福利机构与家庭必须建立信任模式，推广儿童营养配餐，保证儿童健康成长。
2、家庭收养
本文认为对于失依儿童更多的实行家庭收养，家庭收养可以给孩子一个“家”的概念，让孩子有所依，使他们体会到生活的精彩，同时也可以减少福利机构人员和资金投入。
对于家庭收养首先应鼓励城市居民收养，名额不限，以不影响收养儿童正常发展为前提。本文认为鼓励城市居民收养有三个原因：第一是城市居民素质高；第二是经济基础好；第二是户籍制度。家庭收养不是一时权宜之计，而是关系失依儿童长远发展和终身大事。良好的家庭环境可以提供良好的家庭教育；城市居民一般都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经济收入，生活水平较高，可以给孩子提供良好的生活保障；在现行的户籍制度下，由收养关系登记到城市户口，对失依儿童将来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其次是鼓励乡镇经济基础较好的居民收养失依儿童，乡镇居民文化素质较高，经济基础较好，失依儿童进入乡镇家庭也是比较好的选择。
最后是让农村家庭无子女但确实希望收养一孩子的家庭收养。
基于这样的排序选择并不是本文观点利益化，而是基于孩子的长远考虑，若一家庭经济困难而给与他们收养，一方面增加家庭经济经济负担；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儿童的长远发展，更有可能的是会被受到家庭虐待。
五、评估
本文从现行的儿童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若干问题出发，讨论如何做好农村儿童社会保障，虽然分为三个大部分：政府，社会，家庭。但其中有些措施并非一方可以完成，它需要政府、社会、家庭三方的努力。
扩大儿童抚育津贴范围和加强儿童保健措施可以保证儿童健康成长。
儿童的基础教育关系到孩子的一生也关系到国家的未来。真正落实儿童免费教育和提供免费午餐，使每一位孩子同等享受教育权，保证儿童在同一起跑线上发展。
对于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涉及到众多农民的利益，改善儿童福利机构管理服务，加强农村社区建设和加强学校教育是一项非常有效的措施，通过这项措施可以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也可以保护儿童的切实利益，培养儿童的合作精神，促进儿童全面发展。
家庭收养是一种有效解决失依儿童的措施，体现给失依儿童提供社会温情关怀，真正改变失依儿童的人生观、价值观，使他们能够获得良好的发展家庭环境。推广家庭收养可以减少福利机构投入。对于家庭收养还需要注意一点，应避免儿童受到家庭暴力和虐待，所以在收养前必须考核收养者家庭背景及家长文化素质，以免家庭收养产生负效应。
在儿童社会保障方面必须加强政府、社会、家庭三方合作与联系，净化家庭环境、社会环境，给无助儿童多一些关怀，给农村儿童多一些帮助。
六、总结
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高度重视对农村儿童权利保护，是我国各方力量的责任和义务。只要政府重视儿童福利问题就会有解决问题的前提。社会力量加强服务范围，填补公共服务缺口就会有解决问题的可能。家庭关注儿童的全面发展是保障儿童健康成长的关键。
儿童社会保障是一项复杂而巨大的工作，它涉及到千千万万儿童权利和父母的利益，但我们不能因为工作困难而放弃对儿童权利的保护，我们要一步一步的推广儿童社会保障，使全国儿童都可以享受到社会保障发展的成果。儿童社会保障是一项“网络型”项目，许多措施需要政府、社会、家庭三方合作才能实行与落实，在儿童服务社会化过程可以提倡志愿者服务，让更多的人关心儿童的成长，构建和谐社会。本文提出的措施并不是万能的，需要在推行儿童保障过程中根据各地实际情况不断评估与完善。
七、后语
本文主要讨论农村儿童成长过程中的社会保障问题，更多偏向于讨论失依儿童，农村留守儿童的权利保护。很少涉及残疾儿童等社会福利问题，并不是指残疾儿童社会保障不属于儿童成长过程中的社会保障范围，而是限于相关数据与篇幅条件限制以及本文在构思中是把残疾儿童社会保障划入残疾人社会保障范畴，所以没有纳入讨论范围。未出生婴儿其实也是儿童范畴，许多儿童的健康成长是与他们在母亲怀孕时期健康发育分不开的，如果从儿童大范围内讲，儿童社会保障年龄应该从母亲怀孕开始计算，但由于数据和操作性问题本文最终没有把未出生婴儿纳入讨论范围。
文中许多数据是从《2002年世界人类发展报告》和相关文献获得，所以有不少数据是过时的，本文已在相关数据标出年限，其中只作本文写作参考。文中有不少观点是超越目前国家经济实力的，如国家向全社会儿童提供抚育津贴，暂时不符合国家经济现实条件，但这是我国儿童社会保障的发展方向，本文并不强调实行过激的儿童社会保障，而是从实情出发逐步实现。参考文献：
1、[1]，[5]，[6]，资料来源，《2002年人类发展报告》。
2、[2]，[3]，资料来源中国网，china.com.cn，中国人口结构。
3、[4]，资料来源，百度知道，中国失学儿童数量。
4、[7]，[13]，[14]，[15]，孙光德，董克用主编：《社会保障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272页。
5、[8]，资料来源，央视国际，。艾滋病对儿童的影响。
6、[9]，白益华，吴忠泽主编：《社会福利》，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128页。
7、[10]，资料来源，1996年中国统计年鉴，658页。
8、[11]，时正新主编：《中国社会福利与社会进步报告199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81页。
9、[12]，资料来源中国芜湖新闻网，，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约有5800万。
10、[16]，美国社会保障署编：《全球社会保障．1995》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96年，366页。
11、[17]，王彦斌，赵锦云主编：《儿童福利社会化重构—“昆明模式”》，中国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8页。
儿童保健的概念篇10
摘要：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流动人口与日俱增。流动儿童的免疫接种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计划免疫工作深入开展的关键，被视为当前计划免疫工作的一大难点，就其现状作一简述。
关键词：流动儿童；计划免疫；现状；对策
中图分类号：R18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197（2009）03-0132-01
目前，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达1.4亿，超过了总人口的10%。流动儿童面临着儿童权利、义务教育、卫生保健等方面的问题。如何让流动儿童接种疫苗，公平地获得健康保障，笔者就其现状简单介绍如下。
1流动儿童的概念及免疫状况
1.1流动儿童的概念
当今对流动儿童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一般是指“户口不在居住地，或户口在本地而人在外地居住，连续时间在3个月以上的儿童”。对某一地区来说，流动儿童包括流入儿童和流出儿童，就流动儿童的来源界定也有多种方式，如以省、市、县（区）、乡、村为界，不同地区根据当地的特点或研究需要有不同的界定。
1.2流动儿童的免疫状况
流动儿童的建卡、建证率和“四苗”接种率、“四苗”全程免疫覆盖率均显著低于常住儿童，而散居流动儿童“四苗”全程免疫覆盖率又显著高于聚集地流动儿童。调查上海市外来流动儿童计划免疫5种疫苗的合格接种率仅为41.02%，远低于本地户籍的儿童；深圳市宝安区对社区外来儿童接种率调查显示，来深圳居住时间的长短对接种率有直接影响，越早到来，接种率越高。城市中的大型农贸市场、建筑工地等流动儿童聚集地接种率最低。调查显示，流动儿童居住时间越长，建卡率和接种率越高。
2流动儿童计划免疫管理的策略探讨
2.1加强管理，健全法制，加强多部门的合作
计划免疫是一项国家指令性工作，又是面广量大、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过程。政府立法有利于增强群众的法制观念，强化计划免疫监督管理的力度，为计划免疫工作的持续发展提供法律保证。
2.2领导重视，狠抓落实
每年应将流动儿童计划免疫管理纳入年初工作计划及年终考核指标。从行政、业务上狠抓落实，促使各乡镇卫生院积极主动，想方设法地采取各种措施搜索流动儿童，减少免疫空白点。2.3广泛宣传，普及免疫知识
根据流动人口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宣传，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宣传单、标语、接种证等多种形式，多方位地反复开展计划免疫知识的宣传教育，让儿童家长主动到卫生部门登记造册免疫接种，由现在的被动搜索变为主动上门要求免疫服务。
2.4增加投入，确保工作的开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流动人口的增加，尤其在流动人口比重大的地方，计划免疫人员的配备和经费都面临很大的压力。争取政府的重视，增加经费和人员的投人，设立流动儿童计划免疫管理专项经费，保证冷链设备、疫苗运转、人员培训、社会宣传、工作人员劳务费等经费的落实，才能保证计划免疫工作的全面发展。
2.5提高基层接种队伍的素质
免疫服务的满意度对流动儿童的基础免疫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计免医师在接种过程中规范操作的情况、能否向群众传递正确的儿童计划免疫知识及处理异常反应的能力等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家长对免疫服务的满意度。故加强对接种人员的培训，提高接种队伍的素质，使所有人员持证上岗，将对提高流动儿童免疫接种起到推动作用。
总之，流动人口是商品经济体制的必然产物，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工业化、城市化建设快速发展，生产的社会化、集团化程度越来越高，劳动力出现过剩。在这规模宏大的流动人潮中，也夹杂着不少的儿童成为计划免疫的流动儿童，人口大流动将是我国今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的一种必然社会现象，做好流动儿童的计划免疫工作既是历史的要求，也是现实的需要。
参考文献：
［1］陆碧茹，丁灿华.流动儿童计划免疫现状及管理策略［J］.现代预防医学，2007：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