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科技史篇1
1中国农业科技园概况
我国对农业科技园的探讨始于20世纪80年代，1994年提出农业科技园建设，到1996年才开始发展，至1999年后全国开始进入建设农业科技园的高峰。目前，我国共有部级农业科技园65个，分别是2001年8月第1批认定的21个国家农业科技园、2004年4月认定的第2批15个国家农业科技园、2010年12月认定的第3批国家农业科技园27个，另外，还有2010年3月有公布确定沈阳辉山农业科技园和江西井冈山农业科技园为部级农业科技园。目前，全国县级以上的地方农业科技园已达六千多个，园区的类型也呈现多样化，有政府主导、科研院校主导、企业主导、国际或者地区之间的合作以及其他类型的农业科技园。
我国农业科技园的概念是在1994年提出的，从无到有，至今虽只经历了18a的发展历程，但农业科技园的学会组织、发展模式、类型、理论等各方面不断深入，发展迅速，如：成立了中国农学会农业科技园区分会，已举办过11届中国农业园区论坛等，出版了《中国农业科技园区持续发展》和《农业科技园区规划理论与实践》等众多的相关专题论文集。现阶段有关农业园区规划的法规有：《农业科技园区指南》、《农业科技园区管理办法》、《“十一五“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发展纲要》、《农业部关于创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的意见》等，以及各省、市、县的农业科技园均有相关的法规和政策，但目前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关于全国农业科技园区通用法律法规体系和技术标准规范体系，致使各地的农业科技园发展导向模糊，各农业科技园良莠不齐，但总的方向仍然保持快速向前发展。
2中国农业科技园的历史沿革
如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都要经历从萌芽到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只有经历了曲折漫长的成长，才能不断的完善。本文把农业科技园发展历程和前人研究的资料进行综合整理，从科技史的角度展开研究，针对农业科技园史进行梳理，把农业科技园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进行研究，力求呈现中国农业科技园清晰的变革过程。
2.1农业科技园萌芽（20世纪80年代～1992年农业产业化的提出）
农业科技园萌芽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到农业产业化的提出。长期以来，中国农业一直是传统型农业。改革开放后，随着农业体制和结构的调整，人们的认识也进入质的深化，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号召下，农业与科技的相联性变得更为紧密，农业技术与农业科技大步的走入普通农民的视野，探讨如何推动发展生产力是这个时期的主旋律。与此同时，改革开放让更多的人接触到外面世界的信息，同一时期这个阶段，美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完全实行了农业机械化和规模化，生产方式也逐步由粗放型转化到集约型，其农业生产特点和效益有较之明显的优势。
我国根据实际情况提出要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是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过程和手段，最主要的就是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生产力，但是如何突破呢？人们已经意识到应该实行农业科技变革。农业科技变革是一个求变的过程，是呈隐性的，人们开始大量的把产前、产中、产后各种整体与部分相结合，只是当时无法清晰的表达出这个概念，这一时期一直持续到农业产业化的提出。
2.2农业科技园的发端
农业科技园的发端是以农业专业化、产业化经营作为一种新的生产经营方式。农业产业化诞生于1992～1993年，是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时期。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一种新的生产经营方式，主题是探讨如何形成规模和提高产量。
20世纪80年代末新加坡首先明确提出了农业科技园这个新概念，新理论需要一个时间检验的过程，直到新加坡农业科技园成功得到肯定时，很多国家开始效仿设立农业科技园区的做法。中国此时正是全国农业产业化的运作期，各地都开始运行农业产业化，打造产前、产中、产后一体化经营特色。国内对农业科技园探讨还只停留在与农业产业化进行对比，以及对新加坡的农业科技园进行研究，如：发表最早的农业科技园的论文是1992年刊登在《东南亚研究》期刊上的《新加坡的农业科技园》一文，中国农业科技园区正是基于此而开始发端。
2.3农业科技园的兴起
农业科技园兴起阶段为1994～1999年，这时期农业科技园的建设还处于摸索阶段。
随着科技的进步，利用科技成果围绕农业产业化进行发展成为必然趋势，在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现代农业概念，即：利用生物学、信息技术等高科技运用到农业产业化生产当中。当然这一期间的类型是以政府主导为主，科研院校参与为辅。因为在建立农业科技园的时候，选择的是高投入、高技术的项目，同时需要配置相应的技术和管理人员，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这一时期农业科技园主要是以引进国外技术为主。1993年北京建立的以展示以色列设施农业和节水技术为主体的示范农场，1994年上海建立的引进荷兰技术进行工厂化生产的上海孙桥现代农业开发区[2]。值得注意的是，烟台、南京、上海、广州等一些城市也都相续开始在做农业科技园的实践尝试，虽然规模和动作比较小，还处于兴起阶段，但这一举动直接推动了我国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
2.4由点到面发展
农业科技园兴起后实践的直接后果，即经济效益导致了对农业科技园的发展由点到面全面铺开，这一阶段为2000～2011年。据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联合管理办公室统计，2002～2008年间，试点的36个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就自主开发科技项目2331个，引进农业新技术3870项，实现年产值959.92亿元[3]。
这一时期各种农业科技园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12年，全国各级各类农业科技园已达六千多个。从类型上来看，由兴起的政府主导单一模式发展为以企业型主导园区、科研院校主导或参与的综合农业科技园等各种类型。从功能上看，从示范功能发展出培训功能、科研功能、示范功能、推广功能以及公司与农户形成基地的“龙头”功能。当然，还可以从经营方式、立项类型、生态类型等各种角度进行划分。总之，不管如何划分，农业科技园区的发展蓬勃向上，有力地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农民的增收起着显著的作用。
2.5农业科技园现今状况
农业科技园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初步形成了多形式、多层次、多功能的示范园区，包括部级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企业和民营农业科技园区、都市现代农业科技园区、工厂化高效科技园区、生态农业园[4]。农业科技园有效辐射带动了农业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及农业产业化，使大家认识到科技支撑现代农业发展是农业科技园的必然选择。
企业—生产—科研三者高度结合，相互依赖的程度加深，但农业科技园只是一个平台，与国外对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目前存在的问题就是管理体制和政策及科技人员三者之间的协调关系，人的因素决定着农业科技园的发展之路，目前急需突破现有的理论框架，加深农业科技园的认识，深入挖掘地方特色，把外延和学科交叉结合进行彻底研究应用，才能最大限度的挖掘生产潜力，所以现今阶段依然处于成熟完善阶段。
3中国农业科技园的未来发展
农业科技园自萌芽、发端、兴起、发展，这一切悄然的转变，它的历史进程与人们的认识和政府的重视程度紧密相联。从事物发展的关键主体来看，人的因素至关重要。为农业科技园源源不断地输入人力资源，才能保证农业科技园日益发展壮大，更好地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由此，培养适应农业科技园区发展的相关人才就成了必然。目前，国家研究生教育逐步加大专业硕士人才培养的力度就在此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特别是农业推广专业硕士的培养，不仅学制缩短至两年，而且更加注重与生产实际的结合，这无疑为农业科技园的发展储备了潜在的人力资源。农业科技园建设逐步走向常态化和高端化的发展趋势，对农业科技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一方面可以促进涉及农业科技人才培养的相关学科的发展，另一方面农业推广专业硕士的培养正迎合了农业科技园发展的需求，二者一拍即合，具有很大的合作潜力。我们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二者密切合作，定能开拓更为广阔的互惠双赢空间。
参考文献
[]王朝全.从农业技术的物品特性论农业科技园的制度逻辑[J].中国科技论坛，2003（2）：67-70.
[2]张天柱.现代农业园区规划与案例分析[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
农业科技史篇2
（一）通过回顾对学科的思考
一个学科的对象、范围、理论、方法，往往为治史者所关注；但不是首先规定好了对象、范围、理论、方法，学科才得以发展，而是在学科的发展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对其对象、范围、理论、方法做出总结的。也就是说，关于学科的理论是对学科发展反思的结果。
建国以来的农史研究是从农书整理和农业科学技术史研究开始的，文革结束以后，农史研究走上全面发展的新阶段，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农史学科不能局限于农书整理和农业科学技术史研究，已成为农史界的共识。作为农史学科研究对象的农业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互交织的过程，这过程的主导者--人组成为群体，不但与自然界交换其活动，而且在群体内部相互交换其活动。在现代化以前的漫长的时代里，农业是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压倒优势的主要部门，极大地制约着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发展。因此，农史研究不能不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广泛方面。随着学科细分化和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农史学科中又可以划分出诸多分支学科或分支领域，如农业起源与原始农业、农书校释研究、农业生产史（又包括农林牧副渔、粮棉油菜果等各方面，每一方面都可以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或分支领域）、农业科技史、农业工具史、农田水利史、农业屯垦史、农业经济史、土地制度史、农业赋役史、农业政策史、农业思想史、农业文化史，地区农业史、民族农业史、农业环境史、农业灾害史、农民史、农村史、世界农业史等等。范围如此广泛的农史学无疑应该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农业生产史；因为农业就其最基本的意义来说是以人为主导的一种生产活动。上面列举的诸多研究领域，多是农史学科与其他学科交叉或共有的，而农业生产史则基本上是农史学科专有的，其他学科即使涉及，也是附带的。当年王毓瑚编写《中国农学书录》曾确定以下收录原则："以讲述农业生产技术以及与农业生产直接有关的知识的著作为限。其属于农业经济和农业政策性质的专书，如泛言重农以及以田制、荒政等等为对象者，一概不收。"王先生的这一意见的前提，就是把中国传统农学视为一门以研究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为中心的学问。这也可以作为我们决定农史学科中心的参考。如果我们把上面提到的诸多的分支学科和分发领域归入广义农史学的范畴，那么，作为农史学中心的农业生产史，也可以称为狭义的农史学。
农史学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其理论与方法是共通的，都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用现代科学观照、解释古代的事物及其发展过程。但农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也有其特殊之处。作为历史研究和解释工具的现代科学，一般是指相关的社会科学；而农业生产由于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的结合，所以作为农史研究和解释工具的，不但包括社会科学，而且包括自然科学。农史界的一些前辈学者，如石声汉、游修龄善于把现代自然科学运用于农史考证和研究中，解决了一些单纯用传统的历史考证和研究方法难以解决的问题，形成了农史学科值得珍视的好传统。
农史学以农业生产史（包括农业科技史）为中心，但不能孤立地进行这些研究。农史研究、尤其是农业科技史研究最容易出现的毛病是脱离社会的和自然的现实条件，简单地罗列农书或文献中某种技术或工具最初出现的记载，构建出一幅直线发展、节节上升的图景。农业是以人为主导的生产活动，但我们的研究往往见物不见人，似乎农业史只是纯粹的物质或技术的发展过程。其实，即使是中国传统农书，也并非是单纯记载农业生产技术的。中国传统农学的指导思想"三才"理论，把"人"因素放在重要的地位。我国现存最早的一组农学论文--《吕氏春秋·士容论》中的4篇论文，不但全部贯穿了人的主导作用的思想，而且其中的《上农》篇专门论述国家对农业劳动力和农业生产的管理，也就是专门谈"人"的问题。中国传统农书不但有国家如何管理农业的记载，而且有私人经济单位组织农业生产经验的记述，从《氾胜之书》、《四民月令》、《齐民要术》到陈旉《农书》，都有这方面的内容。[1]总之，关于人对农业生产的组织管理是传统农学的重要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由于农业生产是以人为主导的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交织的过程，因此，我们的研究也应以人为中心展开，从农业生产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的关系中研究它的发展。当前，在现代化过程中，人类在经济取得迅猛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对人类社会造成了现实的或潜在的威胁；因此，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日益为人类所关注。凡此种种，使得综合性研究成为科学发展的不可抗拒的潮流；与此相伴随的则是不同学科理论与方法交叉融合的趋向。在这种情况下，农史研究更应注意农业与社会、文化、自然诸因素的相互关系及其长期发展趋势的考察，而不能孤立进行。
近代考古学进入历史研究，是20世纪历史学的一大进步和一大特点。文革后农业考古的提倡，成为农史研究新的生长点，为农史学科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但我们除了注意"考古"以外，还应该注意"考现"。"考现"这个概念是已故农史学会副会长吕平提出的，他的农谚研究可以说就是"考现"的实践。由于历史是延续的，现实中总会存在历史的、传统的因素；我国这样一个历史发展不平衡的多民族国家，近一二百年来又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急剧转变中，传统的东西更是与现代的东西交错杂陈、异彩纷呈。所谓"考现"，就是考察近现代社会中的历史孑遗、传统因素，作为认识历史的一把钥匙。"考现"的另一个意思是把历史研究和现实社会调查结合起来；这样做，可以使历史研究与现实生活更加贴近。这方面，农史界也是有传统的，如文革前陈恒力把《补农书》的研究与杭嘉湖地区的社会调查相结合。文革以后，张波也曾经用这种方法研究耦耕和绿洲农业的起源。不过，总的说来，还做得不够，需要加强。
中国农史学科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农史学有两个源头：一是历史学、主要是经济史学，一是现代农业科学；农史学是由二者交汇而成的。中国农史学有两支队伍：一支是专业研究队伍，主要是从农学界或农经界派生出来的；另一支是非专业研究队伍，这是相对于农史专业研究队伍而言的，它包括其他学科（社会科学的和自然科学的）专业研究者而兼治农史者以及业余农史爱好者。上述这两支队伍的人员可以相互流动或相互转化，而两支队伍本身及其职能却不能混同，它们只能相互参赞而不能相互替代。农史学科范围很广，它包括或涉及众多的研究领域，光靠专业研究队伍是不够的，需要依靠两支队伍的合作，需要两种积极性的发挥。事实证明，文革以后多种学科的学者加盟农史研究，农史研究与友邻学科的交叉融合，给予农史学科的发展以无限的生机。而两支队伍的存在，又产生一个如何分工和协作的问题。从专业的农史研究专业队伍来说，应有自己的基地和中心；这个基地和中心，从队伍的基础和学科的结构看，我们认为应是农业生产史和农业科技史。专业研究队伍和专业研究者无疑不能自我封闭，要从友邻学科汲取营养，以至"借水行舟"，完成本学科一些必要的建设，但不应该企图包打天下，四面出击，远离自己的基地，失掉自己的中心，以致丧失自己的优势。以上是就整个队伍来说的，至于研究者个人，应就各自知识结构的特点和实际需要进行研究，不可一概而论。农史研究者，包括专业研究者，一般来说，也有学历史出身的和学农学出身的区别，两者各有其优缺点。学历史出身的有较好的史学基本训练，但往往欠缺现代自然科学的知识；学农学出身的有较丰富的现"代自然科学知识，但往往缺乏史学的基本训练。应该取长补短，相互结合。
（二）农史研究如何应对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新形势
文革以后，农史研究面临如何适应农业现代化形需要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而全球化浪潮又已汹涌而至。农史研究如何应对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新形势，成为摆在农史学科面前现实而迫切的问题。农史学科应该从时代的需要中寻找自己的生长点。我们认为，新的形势向农史学科提出一些新的任务，例如：
1、在农业现代化中推进现代科学与精耕细作传统的结合。
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次大讨论以来，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要不要继承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的优良传统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在农业现代化中如何具体实现现代科学和设施与精耕细作的传统的结合。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例如有些地方搞的"立体农业"或"生态农业"试验，实际上是传统农业中多层次综合利用农业资源经验的继承和发展；一些地方的"吨粮田"，也是精耕细作的传统技术与现代科技结合所创造的。但有些地方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好，仍然在机械搬用西方农业现代化的模式。精耕细作传统的精华之一是农业系统内部的物质循环、用养结合，把生产生活中的废物作为肥料返回土壤，既培肥土壤、增加产量，又减少环境的污染，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精神。但现在不少地方已经很少使用农家肥料了。所谓"不捞黒的（河泥），少种绿的（绿肥），怕挑黄的（人粪），只用白的（化肥）"，成为有些地方的新农谚。机械模仿西方的抽水马桶文明，粪便污水排到河流里，既污染了环境，又中断了农业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的链条，可持续发展成了空中楼阁。由于过量使用农药和化肥，有些地方土壤中有害物质的积累已经相当严重。在实现农业现代化与精耕细作传统的结合中，如何处理增加产量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系，是一大难题。传统农业因为基本上没有外源能的投入，难以大幅度增加产量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当前的农业的实践中，拒绝使用化肥和农药并非明智，但过分依赖化肥农药、忽视传统的农家肥料和生物技术，则更为短视。应该看到西方农业现代化模式中含有不合理的因素，而我们国家的资源秉赋和社会经济特点也不允许我们照搬西方模式。当然，对中国传统农业也要具体分析。传统农业中与多劳集约相联系的一些技术，在新的条件下很难按原来的样子继续存在。例如传统农业科学技术重视中耕，讲求"锄不厌数"，为此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现在农民劳动的门路多了，劳动力值钱了，不少地方采用了除草剂，传统的中耕技术就不可能按老样子维持下去了。又如传统农业科学技术有一套整理秧田，培育壮秧的精细技术和理论，但现在推广抛秧技术，这一套就派不上用场了。传统农业科学技术中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在现代化过程中仍然有生命力的东西，也必须用现代科学加以总结和改造，才能使它们得到继承和发扬。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认真开展传统农学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研究。首先是需要现代科学去论证其科学性、合理性和存在的价值；其次是需要用现代科学去改造和提高它，使之具备现代科学所要求的精确性，适应现代社会的条件。只有这样，它才会被人们所承认，才能存在和发展。
2、汲取传统农学的精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学。
中国的现代农学是从西方引进的，现在大学课堂中的农学体系，基本上是搬西方的；如何与中国传统农学相结合，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新农学体系，是一个历史性的任务。事实上，在西方农学引进之初，这个问题就已经出现；近代中国农史研究的产生，在相当程度上与该问题的探索有关。我国农业科技界的一些老前辈，看到了传统农学对发展现代农学的巨大意义，十分重视对中国农史的研究，有的自己就投身到这一研究中。例如，中国农业科学院第一、二任院长丁颖、金善宝，西北农学院院长辛树帜，都十分重视和支持农史研究，辛树帜本人就农史研究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丁颖自己解放前就写了多篇农史论文。著名农史学家石声汉，原来是学习和研究植物生理学的，他十分推崇祖国农学遗产的博大精深，把自己的后半生毫无保留地贡献给农史研究事业。著名土壤学家王云森，深切了解中国传统土壤学的科学价值，20世纪初就投身于中国土壤史的研究，直到世纪末耄耋之年仍锲而不舍。他和乐天宇、侯光炯等农学界老前辈根据中国传统土壤学提出"土脉学"、"土宜学"的概念，致力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土壤学。侯光炯赞扬王老的《中国古代土壤科学》是"生态系统学"经典，并在其启发下创造了"半旱式耕作法"[2]。这些事实足以说明，中国传统农学的确包含许多珍贵的遗产。中国传统农学的指导思想"三才"理论及其所体现的有机统一的自然观，是在长期农业实践中所形成的，它比较符合作为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统一的农业的本质，因而也在相当程度上是符合农业发展的方向。西方现代农业虽然应用近代自然科学的成果取得重大的成就，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是把自然界分解成各个部分进行研究的结果，对事物之间的联系注意不够。因此，西方现代农业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农业的本性。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环境污染、水土流失、病虫害抗性增加、能源过分消耗、"投入-产出比"下降等弊端已日益暴露，引起西方学者的反思，并重视从中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学获取启示，以寻找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农学所包含的合理因素、价值和生命力再次显露出来。我们应该把中国传统农学中的优良传统与西方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结合起来，取长补短，建设更新、更高的现代农学。这应该也是中国农业现代化所包含的任务之一。
3、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慎重对待和妥善保存传统农业文化。
在汹涌澎湃的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潮流中，传统文化正在受到严重的冲击。许多传统的东西，或者迅速消失，或者严重变形，达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传统农业科学技术也同样面临严峻的形势。应该说，在这一浪潮中，传统农业科学技术中有些东西消失或发生变化是难以避免的。但我们应该十分慎重，应该从历史文化传承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从与现代化的关系看，传统农业所包含的事物无非是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当前农业现代化中能派上用场的，另一种是在当前的农业现代化中派不上用场的。现代化不能与传统割断。传统的东西有的可以吸收改造为现代化中的因素或成分，有的在一定时期仍然需要加以利用；对这些东西，要认真加以研究总结，使之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要防止玉石俱焚，防止在现代化浪潮中把传统中有价值的东西毁掉。即使传统农业中那些当前派不上用场的东西（技术、农具、品种等），我们也不能"弃如敝履"，而应当以适当的方式（博物馆、录像、影视、文字记录、保存有关文献等）把它们保存下来，因为这些东西包含着宝贵的历史信息和历史智慧，而当某种新条件、新需求出现的时候，其中的某些部分就可能成为创新的基点；科学文化史上的许多事实都已证明了这一点。正如我们建立基因库，把包括传统品种在内的各种种质资源保存起来一样；有些品种现在看似无用，以后却可能成为培育新品种的有用材料。总之，传统的东西，无论用得着的或看似用不着的，都不能轻易丢弃，这些东西一旦毁掉，就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绝不应患"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短视症。
以上三项任务，农史研究工作者都有许多工作可做。但这不仅是农史工作者的责任，也是现代科学工作者的责任。因此，在开展这些工作的时候，现代农业科学工作者与农史工作者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
此外，为了应对全球化的新形势，我们应该用世界史的眼光研究中国农业史，并使自己的研究更加贴近现实，在研究手段上也应该跟上信息时代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用合作和交流的方式开展中日韩农史的比较研究，应该说是有特殊意义的。
注释
农业科技史篇3
“农为国之本”，不仅因为我国自古以农立国，更是因为农业文明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体系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自然条件决定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又以互动的形式共同孕育着并滋养着文明的产生与发展。从我们的吃、穿、住、行，到我们的民俗习惯、政治体制、思想智慧、科技教育、宗教哲学、文学艺术，无一不与农业息息相关。对于有数千年农业文明史的中华民族而言，农业文明史就是中华文明史，研究中国农业文明史，就是研究中国的发展史。从专门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农业文明史的研究可以更深刻地揭示历史的内涵，揭示历史进程中经济基础自身的发展规律，揭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互动发展的规律，揭示一个民族发展壮大的主体轨迹。
《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史》最大的贡献就在于首次对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发展进程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清晰地梳理出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发展脉络，阐明了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全书紧紧抓住了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又与生活方式互动这个规律，以丰富的文献记载和大量的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材料，采用宏观的历史视角与微观的引证分析相结合的办法，重点阐述了农业在发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现象及其演变进化的历程，其内涵丰富多彩，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图卷：农业生产、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宗教祭祀、农事节气、饮食节日、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民族性格……它十分生动地告诉我们，从古至今，我们自身的很多东西，包括我们自己，都与农业文明密切相关。我们喜欢吃什么，怎么个吃法，我们喜欢住什么，怎么个住法，我们思想，如何思想，我们今天该干什么，如何去干，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与农业或者是农业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你会发现那些零碎的农业考古文物在这里连成了民族文明的项链；你会发现曾经读过的田园诗、农事诗在这里可以有另一种更具价值的读法；你会发现我们平时并不在意的常见之人、常见之事、常见之物，当进入到农业文明的视野之后，却可以帮助我们弄明白许多深远的道理；你还会发现，在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过去的这些历史可以成为一种借鉴，帮助我们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站在这样一幅由许许多多生产、生活细节的分析构成的历史宏图面前，真可谓智者可以得其高远，学者可以得其深邃，识者可以得其丰厚，问者可以得其明晰。
《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史》是一部见功底花功夫的力作。文华先生是考古出身，从考古学和民族学的角度研究农史，重点则是农业科技史的研究。多年来，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简明图表》、《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谱》、《论农业考古》、《中国稻作的起源》等著作，多年来一直主编大型学术刊物《农业考古》，对农业发展的历史具有丰厚的学术积累。当我们认真阅读这部大作时，书中开阔的视野、流畅的行文、敏锐的思辨和科学的引证，都足以说明文华先生多年来积累的深厚学术功底为该书的写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书中还有大量的图画照片，既十分珍贵又引人入胜，这都是文华先生多年潜心研究所得，多年留心搜集所获。《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史》全书60余万字，文华先生说是从60岁写到70岁，“十年磨一剑”。正如他自己所说：“从文化与文明的角度来审视农业发展过程中的文化意蕴与文明价值，所涵盖的内容实在太深太广，它既包括诸子百家、文人雅士、宫廷贵族等精英文化，又涵盖大众文化的民间风俗、信仰、价值观念、性格特征等，真是包罗万象，千头万绪，要爬梳出一个头绪来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同时，中国的古籍汗牛充栋，考古材料也多如繁星，如何搜集、整理并加以消化，也须下一番功夫。”60万字的学术成果来自于600万字、6000万字甚至更多、更艰难的学问历程，这就应了从事基础学术研究者必须遵循的那句话：“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
农业科技史篇4
一、齐国农业历史文化的积淀
在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发展起着一定的作用。齐国地处黄河下游，境内错落有致地分布着比较广阔的平原，有山麓堆积平原、胶莱平原、黄河三角洲冲积扇等。这些平原地势平坦，土层深厚，蕴水丰富，是齐国农业发展的理想场所。先秦时期，齐地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属于暖温气候(1)，具有发展农业的优越条件。境内水利资源丰富，潍河、济水、大沽河、弥河等河流经境内，丰富的水利资源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齐国东有黄海，北有渤海，南有泰山，西有清河，四面都有天然屏障，堪称"四塞之国"，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足以保护其发展中的农业不致遭到扼杀，为在列国割据兼并的年代里发展经济和文化提供了较为稳定的环境。齐国正是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来发展农业生产的。
现今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早在远古时代齐国就有原始居民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并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远古文化，这就为齐国的建立、富强以及农业科技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目前在齐地发现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为距今四五十万年前的"沂源猿人"遗址(2)。此后，在旧石器时代的各个时期，齐地都有原始人类活动。人们在长期的采集实践活动中，逐渐认识了一些植物的生长规律，于是就尝试在居住地附近将采集来的这些植物的种子、果实种在土里，以期待它们发芽、生长、开花、结果。这个过程大约经过几十万年的漫长时间。到距今约一万年左右，随着全新世暖期的到来，齐地原始农业便在这种有利条件的孕育下得以诞生。齐地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文化有后李文化(3)、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后李文化距今为8500～7700年，其出土的生产工具有石铲、蚌铲、蚌镰、石磨盘、石磨棒等，说明当时的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其陶器上粟作遗痕的发现，表明了齐地是我国最早产生粟作农业的地区之一。北辛文化的年代约为距今7300～6300年，出土的生产工具有石铲、石刀、石磨盘、石磨棒、蚌铲等，主要为农业生产或粮食加工用途，其中石铲数量最多，为主要生产工具，标志着农业的发展。大汶口文化时期和龙山文化时期，齐地的原始文化获得更大的发展，其发掘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粟作遗存就表明了这一点。龙山文化时期，在齐地的原始农业文化遗址中还发现有稻作遗存(4)，表明当时齐地人民还掌握了种稻技术。历史发展到夏商时期，齐地农业有了进一步发展。此时期所发现的生产工具比原始社会时有了明显的进步。岳石文化时期（时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王朝）不仅出土有比龙山文化数量更多的石质、骨质、蚌质的铲、镰、刀、锄，而且也出现了更适合农耕的新型农具方孔石锄和弧面石刀(5)；商代的农具中则出现了青铜斧、镰、犁等(6)。西周时，太公以功封于此地，建立齐国。他一方面因地制宜，"劝其女工，极技巧，通鱼盐"(7)，发展工商业；一方面也极其关注农业的发展，《六韬》中载太公之言，认为社会经济生活中农、工、商为"三宝"，缺一不可，"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8)。但同时他又把"大农"放在"三宝"之首，认为农业的发展应放在工商业之先，可见太公在发展齐国经济时并未忽视农业。有的学者认为太公时的齐国，不具备发展农业的条件(9)。其实则不然，从齐国盐碱地的分布情况看，主要集中在齐国北部今惠民、东营一带，而齐国中部地区，尤其是临淄附近，土地还是相当肥沃的(10)。所以说，太公当时推行重农政策完全是可以行得通的。以上论述表明，齐地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发展，奠定于石器时代，积聚于夏商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农业的兴盛，可以说就是得益于史前的肇基与商周的发展。长期农业历史文化的沉积，使齐人积累了丰富的农作经验，这为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农业科技的振兴奠定了基础。
二、开明的民族政策
齐地自始以来一直为东夷人所居之地。太公就国时，就遭到了东夷人的强烈反对。史载：太公受封后，"东就国，……夜衣而行，黎明至国"，一到营丘，立即与东夷人（莱夷）发生争夺营丘之战，"莱夷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莱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11)面对东夷人的挑战，太公如何应对呢？史书记载，太公采取"因其俗，简其礼"(12)的建国方针。这就是说，太公采取的措施是因袭东夷人的传统文化、生活习俗、礼仪制度等等，不采取行政手段去变革它。这种民族平等的开明政策的推行，使得刚刚建立的齐国与当地土著东夷人之间不会发生较大的冲突，有助于保持齐国境内社会秩序的稳定，不致引起较大的社会动荡。这样，齐人就能与当地的土著东夷人进行交往、融合，而民族融合有利于双方的科技文化的交流。众所周知，自新石器时代起，东夷人就有着发达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手工业生产技术，尤其在纺织、金属冶炼、天文历法、陶器制造、生产工具制造等方面，一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13)。通过双方的文化交流，齐人就吸收了东夷人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包括农业科技），从而为齐国农业科技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有生力量，促使其在春秋战国时期得以快速发展。三、统治者实行重农政策恩格斯曾经说过，"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14)。它可以为人们提供衣食所需要的原料，是富国富民的主要途径，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源泉，而且农业还能为战争提供物质基础，是夺取战争胜利的保证。正是基于对此的认识，古代社会的历代统治者都对农业生产高度重视，齐国统治者当然也不例外。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就颁布了一系列政策，以促使农业生产发展。
首先，管仲改革，实行四民分业的定居政策。管仲提出四民分业论，将全国人民按职业划分为士、农、工、商四民，主张"处士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士井"、"处农就田野"，"勿使杂处"。并且四民的职业世袭不变，即"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15)。这样，由于同一职业的人居住在一起，有利于彼此之间交流经验，提高生产技能；同时，四民长辈的经验、技术、技能很容易就传授给下一代人，而下一代人也不需要经过严格的教育，便能自然而然地学会生产技术，提高劳动技能。这种政策就有利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和生产技能的长进。
其次，齐国统治者实行奖励专门人才的科技政策。《管子·山权数》篇记载："民之能明于农事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瓜瓠荤菜百果使蕃育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疾病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知时，曰’岁且阝厄’，曰’某谷不登’，曰’某谷丰’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于蚕桑，使蚕不疾病者，皆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谨听其言而藏之官，使师旅之事无所与，此国之大者也。"奖励范围包括农业、畜牧业、林业、园艺、医药、时令、蚕桑七个方面，基本上囊括了大农业的整个领域。像这样全面而具体的奖励政策，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从这些材料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国家不仅奖励科技人才，而且还要求人们向他们学习科学知识，免去他们的兵役，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农业研究。同时，还把奖励科技人才的政策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显而易见，这种政策的推行对齐国农业科技的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第三、设置农官。为了有效地促使农业生产的发展，齐国设置了各种农官，从《管子·立政》、《度地》等篇可知，当时设有虞师、司空、司田、乡师、工师、水官等。同时在给这些官职选配官员时，要求官员们具备相应的科技知识。比如说，主管水利的司空要懂得"决水潦，通沟渎，修障防，安水臧，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岁虽凶旱，有所禾分获"(16)。就是懂得排水、通渠、筑坝、蓄水，以保证农业丰收，也就是需要具备水利方面的科技知识；主管农业的司田要懂得"相高下，视肥硗、观地宜，明诏期，前后农夫，以时钧修焉，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17)。就是要懂得土壤的地势高低、土质肥瘦，适宜种植何种作物，并懂得何时种植何种作物，以便对农业生产做出安排，也就是需要具备农业方面的科技知识。农官的设置，使得有关的农业科技技术工作成为一项稳定的社会职业，保证了农业科技工作能够持续、系统地发展。同时，选拔具有科技知识的人才担当相应的职务，可以使得他们在国家财力、物力等各方面的支持下，安心地从事科技研究。此外，还能积累相应的农业科技资料。总之，农官机构的建立为科技取得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四、尊贤重士的政策和自由争鸣的学术气氛
科学是脑力劳动的产物，因此科学的发展与知识分子有着密切的关系。知识分子在古代被称为士。对士人的重视，齐国开始很早。齐恒公时就设立"庭燎之礼"，广纳贤士。延至战国，田氏家族在取得齐国政权时非常清楚士的作用，深知"得士则昌，失士则亡"的道理，于是创立稷下学宫，召天下贤士。稷下学宫可以说是战国中后期的学术交流中心，容纳了众家学派，如儒家、法家、道家、墨家、阴阳家、名家等。而且各家各派的著名代表人物都在稷下学宫呆过，如孟子、荀子、慎到、田骈、环濮、邹衍、邹等(18)。正如侯外庐先生所说："’稷下’是兼容并包的，在那里战国各派大小学者都可以参加。"(19)齐国统治者不仅给贤士们以优厚的待遇，提供优越的环境，"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20)，而且还给他们崇高的社会地位，"为上大夫"(21)。稷下学者在这优越的环境里广研学术，各显所长。他们既研究政治、经济、哲学、历史等方面的问题，也探讨天文、历算、舆地、医药等自然科学知识，如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就因为经常谈论天文星象，所以被称为"谈天衍"(22)。这种自由的学术气氛，就直接推动了齐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促进了科技的兴盛。当时齐国在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化学、动植物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23)，并领先于其它诸侯国。如《考工记》就堪称是我国最早的手工业百科全书，里面详尽地记述了三十种手工业生产的设计规范和制造工艺，从运输、生产工具，到兵器、容器、玉器，以及皮革、染色、建筑等，全面反映了当时技术发展的卓越水平。《甘石星经》可谓天文学研究的奠基之作。正是由于稷下学者们的著述，使得由齐国劳动者在生产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知识得到总结和整理，使得先秦时期的一些科学成就得以流传至今。齐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整体提高，相应地也带动了农业科技的发展。
正是在以上诸因素基础上，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农业科技才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齐文化的大花园中大放光彩，在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注释：
（1）宣兆琦：《论自然环境对齐文化的影响》，《淄博师专学报》1998年第1期。
（2）《山东沂源县发现猿人化石》，《人民日报》1982年5月7日。
（3）济青公路文物考古队：《山东临淄后李遗址一、二次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11期。
（4）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山东杨家圈遗址发掘简报》，《史前考古》1984年第3期。
（5）高广仁：《岳石文化的社会成就与历史地位》，《海岱区先秦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82页。
（6）山东省博物馆：《山东长清出土青铜器》，《文物》1964年第3期；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益都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文物》1972年第8期；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勘查纪要》，《文物》1959年第11期。
（7）《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8）《六韬·六守》，《四库全书·子部·兵家类》第726册。
（9）宣兆琦：《试析齐国经济思想发展的主要阶段性特点》，《管子学刊》1994年第3期。
（10）张光明：《淄博地区先秦文物考古的发现与研究》，《管子学刊》1993年第3期。
（11）（12）《史记》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
（13）逄振镐：《东夷及其史前文化试论》，《东夷古国史研究》第一辑，三秦出版社，西安1980年版。
（1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46页。
（15）《国语·齐语》。
（16）（17）《管子·立政》。
（18）《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
（19）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7页。
（20）《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
（21）《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
农业科技史篇5
【关键词】优势；路径；机制
1.杨凌示范区发展优势
1.1体制优势
杨凌是我国唯一的部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以下简称杨凌示范区或示范区），由国家19个部委和陕西省人民政府共同建设，陕西省成立了由34个厅局组成的省内共建领导小组。示范区管委会享有地方级行政管理权、省级经济管理权及部分省级行政管理权。享受部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各项优惠政策、国家对农业的倾斜扶持政策以及西部大开发的各项优惠政策。被国家批准成为向亚太经合组织开放的十大工业园区之一，是国家重点支持的五大高新区之一和全国六个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之一。
1.2区位优势
杨凌示范区位于渭河流域关中平原腹地，东距西安市82公里，西距宝鸡86公里，欧亚大陆桥陇海铁路线及西（安）宝（鸡）高速、中线公路从区内穿过。便利的交通条件，为杨凌向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示范、辐射农业高新科技成果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1.3科技优势
1999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把杨凌原十大农业科研教学单位合并组建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杨凌职业技术学院”两所高校，实现了我国教育与科研单位的首例实质性合并。目前已经形成了农科教相结合、产学研一体化的办学新格局。
1.4历史文化优势
杨凌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发祥地。4000多年以前，农业始祖后稷在杨凌“教民稼穑，树艺五谷”，开创了中国农耕文明的先河，深厚的农耕文化成为杨凌发展农业旅游的基础。杨凌在西周、两汉、隋唐等历史时期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且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丰富，为杨凌发展农业旅游提供了物质基础。
2.杨凌示范区发展路径
2.1确立主导产业
杨凌示范区应继续以农业经济产业化为发展方向，紧紧围绕增加农民收入和提高农业技术水平为目标，重点发展农牧良种、环保农资、绿色食品、生物工程（制药）四大主导产业。通过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促使涉农企业强强联合，培育一批龙头企业。通过发展主导产业，带动上游的原材料基地和实验基地的建设，使自我发展能力得到增强，并且延长产业链。按照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有针对性地引进国内外相关企业，逐步形成产业集群，壮大主导产业。
2.2建设高效生态农业
依靠科技进步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提高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和投入产出率。根据高效生态农业的要求，加快研发与之相适应的适用技术和技术模式，技术研发重点从大宗农产品，转向特色农产品生产技术，从产中拓展到产前和产后领域。加强科技协作攻关，力求在种子种苗、农产品精深加工保鲜、标准化、质量安全、资源综合利用和生态开发技术等方面取得突破。
2.3发展生态旅游
充分利用杨凌及周边地区的历史文化景区，例如后稷稼教园、隋文帝陵及太子沟等，带动生态观光农业的发展，增加观光旅游的文化底蕴。可以再现古代社会农业生产过程，提供古代农具，模仿古人进行农事活动，建立农史博物管或农史园区。建立生态游农场，让游客干农家活、吃农家饭、享农家乐，将吃、住、游、劳、购有机结合。
2.4举办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
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简称“农高会”）由国家科技部、商务部、农业部等17个部委与陕西省人民政府联合举办，每年11在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定期举行。它是我国农业高新科技领域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大型综合展会，被誉为“中国农业奥林匹克盛会”。因此，今后要继续打造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这一品牌，充分发挥其农业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平台、农业实用技术推广辐射平台、涉农项目投资洽谈平台、农业信息汇集与扩散平台、农业科技人才交流平台、农产品及农用生产资料交易平台等多功能作用，不断提升办会层次和水平，提高国际化程度，在参展参会规模、科技含量、展示效果、交易额度、辐射效应、信息交流、组织服务、影响力和权威性等方面达到国内一流水平，真正成为“国家主办，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农业科技及产品博览与交易盛会。
3.杨凌示范区运行机制的选择
3.1科技传导机制
杨凌示范区政府应该充分利用精简高效的运行机制，建立良好的农业科技发展平台，引导激励多方组织参与到农业科技推广中去。位于示范区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杨凌职业技术学院不仅承担着教学和科研工作，还担负着重要的技术推广的任务。以大学为依托、以市场为导向、联合各类农业科技推广机构、涉农企业，开展新技术、新成果的示范推广工作。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为主线，以示范、推广实用新技术为中心任务，以专业户、农民协会、龙头企业为结合点，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通过大学科技人员直接建立区域化、产业化、规模化、标准化的示范基地，辐射带动示范区农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3.2资金筹措机制
充分运用市场经济规律，建立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的融资机制，保障杨凌示范区的平稳发展。对基础性、公益性的建设以政府投入为主。适当扩大科技贷款规模，积极争取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贷款项目。同时，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积极鼓励各类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企业，进入示范区投资建设，并积极利用外资。集中各类资金建立园区发展基金，用于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生产技术培训、高新技术风险投资等等。
3.3技术选择机制
因地制宜地选择自己的技术体系，是体现农业示范区特色的关键。因此，在选择技术时应遵循复合多元原则、智能原则、优质高产原则、资源节约原则，积极引进并采用农业实用技术。在注重农业“硬”的生产技术发展的同时，还应该重视“软”技术的发展，促进经营技术、组织技术、信息技术和创新技术等以市场和农民的需求为导向。
3.4信息网络机制
以杨凌信息港、教育部农业高校网络联盟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网络中心、杨凌科技信息网等为基础，建立公司化运作的信息咨询服务网络，及时将各种技术及市场信息输送给农村、涉农企业和广大农户。以信息网络为纽带，根据农业生产经营、科学研究、技术推广、普及教育等各个环节的需求，搭建供需交流的平台，为市场科技需求主体和供应方提供连结机制。
在建立信息咨询网络的同时，还要加强信息反馈机制的建设。信息反馈网络能够以较为简便的方式让农民和推广专家、科技人员进行及时的沟通和交流，激发农民参与农业科技推广的意愿和积极性，降低农民参与的成本，是农业科技推广的重要部分和保障。
参考文献
[1]马江涛,李录堂.杨凌示范区农业科技推广模式分析[J].陕西农业科学,2008,4.
[2]丁溪,侯银霞.生态农业与可持续发展战略初探[J].世界,2008,5.
[3]周健,李茜.杨凌示范区主导产业分析与确定[J].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3.
农业科技史篇6
【导语】
院校代号院校名称科类名称录取最低分数0082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理工4571248东北电力大学理工4551248东北电力大学文史4261255广西医科大学理工3711255广西医科大学文史4141261大连交通大学理工3991261大连交通大学文史4101280青岛理工大学理工4651280青岛理工大学文史4721304天津工业大学理工4611317南昌航空大学理工4351317南昌航空大学文史4591326大连民族大学理工少数民族预科班4141326大连民族大学文史少数民族预科班4401334浙江海洋大学理工4261336天津理工大学理工4521340福建师范大学理工3981341西南民族大学理工少数民族预科班：鄂伦春族380，其他少数民族3951359西安邮电大学理工4622002西北民族大学理工少数民族预科班3522010华北科技学院理工3822015中南民族大学理工少数民族预科班4392015中南民族大学文史少数民族预科班4742205北京联合大学理工4062218天津城建大学理工4042223河北地质大学文史4292236北华航天工业学院理工3912238河北金融学院理工3932238河北金融学院文史4122266沈阳化工大学理工3772271大连海洋大学理工3592275辽宁师范大学理工4172275辽宁师范大学文史4212281沈阳大学理工3822282大连大学理工4232282大连大学文史4262283沈阳工程学院理工4022284延边大学理工3962284延边大学文史4292285延边大学理工少数民族预科班：朝鲜族384，其他少数民族3942285延边大学文史少数民族预科班：朝鲜族404，其他少数民族4042287长春工业大学理工3912288吉林建筑大学理工3812289吉林化工学院理工3802290吉林农业大学理工3752291北华大学理工3732292通化师范学院理工3592293吉林师范大学理工3862293吉林师范大学文史4232294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理工3552297吉林财经大学理工4232297吉林财经大学文史4632299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理工3952301吉林农业科技学院理工3752302长春大学理工3912302长春大学文史4202306上海海洋大学理工4262306上海海洋大学文史4792308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理工4272349三明学院理工3822349三明学院文史4122364九江学院理工少数民族预科班3732395山东工商学院理工3692395山东工商学院文史4172397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理工3912398河南理工大学理工4052400河南工业大学理工4212400河南工业大学文史4252405信阳师范学院理工3582409南阳师范学院理工3732413中原工学院理工3732445湖南人文科技学院理工3832445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文史4182456桂林旅游学院理工3782456桂林旅游学院文史4062498黄淮学院理工3772500云南农业大学理工3902501西南林业大学理工3782520渭南师范学院文史4202552广西科技大学理工3762559钦州学院理工3692560广西中医药大学理工3852560广西中医药大学文史4062562沈阳师范大学理工3872562沈阳师范大学文史4172608佳木斯大学理工3832608佳木斯大学文史4192611牡丹江医学院理工4322612牡丹江师范学院理工3802612牡丹江师范学院文史4122613黑龙江工程学院理工3782613黑龙江工程学院文史4172615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理工3802615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文史4212625哈尔滨医科大学理工4052625哈尔滨医科大学文史4272626黑龙江东方学院理工3702628哈尔滨金融学院理工3942628哈尔滨金融学院文史4212653黑河学院理工3732653黑河学院文史4075002齐齐哈尔大学理工少数民族预科班3565002齐齐哈尔大学文史少数民族预科班3945003佳木斯大学理工少数民族预科班3245003佳木斯大学文史少数民族预科班3785006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文史少数民族预科班3785008齐齐哈尔医学院理工少数民族预科班3555009牡丹江医学院理工少数民族预科班3805010哈尔滨商业大学理工少数民族预科班3795010哈尔滨商业大学文史少数民族预科班4055012牡丹江师范学院理工少数民族预科班3375012牡丹江师范学院文史少数民族预科班3545015大庆师范学院理工少数民族预科班3615015大庆师范学院文史少数民族预科班3755016哈尔滨金融学院理工少数民族预科班3395016哈尔滨金融学院文史少数民族预科班3985017绥化学院理工少数民族预科班3155017绥化学院文史少数民族预科班3615018黑河学院理工少数民族预科班3405018黑河学院文史少数民族预科班358
农业科技史篇7
1芜湖市挖掘农耕文化，发展休闲农业的现状与特色
芜湖市地处安徽长江中下游南岸，是个山水相伴、风景迤逦的滨江山水园林城市。农村地域面积占78%，地貌类型多样、生态物种繁多、历史文化悠久、旅游资源丰富，为农业特色产业和休闲观光农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多年来，芜湖市在实施《芜湖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规划》的过程中，以自然生态和农耕文化为依托，以文化创意为手段的休闲观光农业蓬勃发展，产业集群发展正在形成，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支撑的文化创意深加工农产品建设悄然兴起，以休闲农业为动议的“一村一品”块状特色经济发展逐渐起步。随着都市型现代农业不断突破传统的思维模式，使植生于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农耕文化的创意因素也在不断增加，文化品味得到日益提升，涌现出一批休闲农业的好典型。如大浦体验农耕、丫山花海石林、陶辛水韵观光、绿荣农家园林、香枫生态农庄、五洲生态庄园、海平休闲山庄、怡龙景观山庄、鱼钩沟休闲庄园、缪庄生态水乡、格林美葡提采摘、锡铂徽派山庄、红红火火农庄、楠溪生态山庄、怡香生态农庄、龙窝假日湖滨、格里原始森林、同福食粥文化、溜溜果园文化、马仁佛教文化等。
1.1以突出立意新、特色明、个性鲜的特点，建设休闲农业体验园以特有的山水风光为依托，以赏花、观叶、采果等休闲旅游项目为引线，进行农事体验活动，坚持“绿色、科技、休闲、参与”的基本发展思路，传承农耕文化，实现生产、生态、文化、科教、旅游、载体等多功能并举。芜湖海平生态休闲山庄是一家集餐饮、宾馆、会务、采摘、垂钓、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休闲服务企业，也是安徽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和五星级农家乐。山庄风光迤逦，有占地面积2000m2的徽派餐饮部，古典风格沿湖垂钓长廊500m，盘山总长1500m的赏景林道，沿林道休憩茅草凉亭多个，绿化和假山堆砌面积10000m2，苗木、花卉生产基地和桃园、竹园散布园区内，游客可沿着餐饮长廊顺着拉索桥至垂钓台垂钓，品茶，就餐，划船，为游客提供了别具一格的山水休闲娱乐环境。
1.2以当地习俗和人文景观为基点，集旅游文化、休闲观光与特色农业于一体我市在特色农业发展基础上加入了文化创意元素，把农耕文化与旅游产业等结合起来，利用地区性民俗文化禀赋和历史传承，以融文化、民俗、民乐、民趣、休闲、生产、餐饮、体验、购物等为一体的形式，积极筹办多种文化创意型节庆活动。例如鸠江区官陡门民俗文化科技旅游节，起源于官陡门庙会，有着悠久的历史。为了弘扬民俗文化，鸠江区政府开始介入引导，在每年农历1月15日举办“鸠江区官陡门民俗文化科技旅游节”。每当节庆时，人山人海，龙狮齐舞，喝彩声声，锣鼓喧天，欢声笑语，此起彼伏。舞长龙、耍狮子、跑旱船、跳秧歌，敲腰鼓，一个个深受群众喜爱的民俗文艺节目，为广大群众送上了丰盛的文化创意大餐。
1.3以农业品牌为主要创意对象，通过科技和艺术加工，提升文化创意农食文化我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文化品牌建设为出发点，以品牌为创意对象，对其进行策划和广告宣扬，使其文化附加值提高，造就了极具文化特色的优质品牌产品。例如安徽同福食品有限公司，是中国碗粥行业强势领军企业。其“同福碗粥”品牌堆积了农耕文化、稻米文化和粥文化的丰富内涵，坚持“品牌、休闲、礼品”三结合，把农业生产、加工、销售同传统文化有效地嫁接，将自主品牌培育与地方特色文化有机结合，提升产品的文化附加值。公司建立了“中国粥文化研究院”，旨在追溯和应用碗粥的历史文化，建设以展示博大精深的粥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饮粥文化已成为现代都市修养身心的热流，同福在传承古代粥文化的同时，积极打造新时代文化元素，使农业五谷产品经过加工，渗入了现代文化创意理念，引领着中华现代粥文化的新潮流。
1.4以挖掘传统市场资源优势为起点，大力打造文化创意市场建设休闲农业的价值靠市场实现，通过农村市场的培育，以及农业生产文化、产品历史文化、农居生活文化与乡村自然环境的综合塑造，实现休闲农业市场和生产者、消费者、经营者之间的有效对接。我市大力推进市场化建设和服务工作中，重视文化创意在市场建设中的注入，着力建设地区性乃至全国性的涉农产品交易市场和物流配送中心。例如安徽峨桥国际茶城，茶叶经销和茶文化历史渊源已久，文化底蕴深厚，由历史上的驿路小茶街市，日益壮大，发展成为“买全国名茶、卖全国名茶”的“江南第一茶市，引来四面八方的交易商，使其成为外联市场、内联农户的桥梁和纽带。与此同时，也带动了茶馆、运输、仓储、茶加工、艺术包装和茶器具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使茶文化得到了宣扬和发展，峨桥国际茶城已成为芜湖茶文化产业的一张名片。在日前闭幕的中国（芜湖）第五届茶博会上，已有不少客商建议成立“中国芜湖茶文化博物馆”，可以想象随着茶文化博物馆建设，将使茶历史、茶文化、茶美学和茶工艺等得到全面展示和宣传。
1.5以利用历史文化禀赋和传承佛教文化为基点，建设佛文化的生态基地我市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宗教政策得到落实，为保护历史文化古迹，多处千年古刹得以修复和建设。例如繁昌马仁寺景区，始建于唐德贞元11年，古树名刹、梵音袅袅的马仁寺成为遐迩佛子们的心皈之地，马仁寺现为国家aaaa级旅游区、部级森林公园、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和省级地质公园，马仁奇峰森林旅游区却以宗教文化为引擎，以奇峰、奇石、奇壁、奇屋、奇洞、奇林等"六奇"为特色，已成为文化创意和休闲娱乐的最佳场所。
2发展休闲农业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总体而言，芜湖市休闲农业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类型不少，但农耕文化体验和文化创意程度的深度和广度不够，文化品味还不够高。
2.1对休闲农业缺乏必要的认识和发展规划近几年，休闲农业在我国京、沪、成都等大城市发展较快。我市对农家乐、特色农业等较为重视，但对休闲农业的内涵界定较为陌生，休闲农业是在农家乐、特色农业的基础上，增添了文化、艺术、科技和创新的理念，使其达到更高的层次。各级管理部门尚没有制定休闲农业的发展规划，还没有形成发展休闲农业的合力。
2.2我市现有的休闲农业其创意程度不够艺术化、个性化及文化修养不足，联系农耕文化不够紧密，直接影响农产品附加值的提高。农耕文化和农事体验格调简单，建设水平较为低下，资源优势和比较优势尚未充分发挥，精深加工、文化艺术包装和销售服务滞后，产品科技含量较低，文化品味欠高，标准化、安全化生产意识不强，产品竞争能力和效益亟待提高。
2.3休闲农业产品的科研投入和技术储备严重不足农产品生产加工工艺科技创新能力薄弱，农产品品牌的国内市场知名度和认可度有待进一步提升，缺少国际影响力强的驰名商标、著名商标品牌和高新技术产品品牌。
2.4休闲农业专业人才不够由于其经营运作的高层次人才紧缺，农业劳动者科技文化素质较低，因此在接受新观念、获取新信息、注入新文化、提高新技能、参与市场竞争等方面有较大困难，难以冲破传统农业和小农意识的束缚。
3加快发展休闲农业的设想
3.1制定休闲农业发展总体规划对我市休闲农业的现状进行科学评估，将休闲农业作为芜湖都市型现代农业的新兴产业加以培育，对农耕文化进行挖掘和培植，把休闲、文化和创意作为实现农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制定休闲农业发展总体规划。创建一批休闲农业园区，建成一批部级的休闲农业项目，整合一批休闲农业产业集群，壮大我市休闲农业产业。
3.2建立健全支持休闲农业发展的金融服务体系休闲农业的发展离不开资金支持，这不仅体现在休闲农业产品品牌的开发上，也体现在休闲农业园区的建设上，还体现在与农耕文化连接和衍生开发的建设力度上。对产业关联度大、带动能力强、农民参与程度高、农事体验趣味浓厚、对外影响大的休闲农业项目，加大扶持力度。各级政府要制定休闲农业投资和支持创意发展的政策，如政府贴息贷款，延长还款期限，建立休闲农业风险基金和休闲农业项目扶持资金等。
3.3推出一批休闲农业节庆活动一方面要把休闲农业作为农业展览和节庆新命题，不再局限于农业品牌的简单宣传，要用历史、文化、艺术的理念增添企业产品的科技内涵；另一方面以农展节庆为抓手，组织和举办休闲农业节庆活动，例如丫山江南牡丹节、官陡门民俗文化科技旅游节、溜溜果园梅果文化节、傻子瓜子文化节、荷花文化节、油桃文化节、葡萄文化节、风筝文化节等等。在文化节上，组织休闲农业大赛和才艺表演，推广文化创意农产品，推动休闲农业与消费市场的有效对接。
3.4打造一批休闲农业优质产品品牌休闲农业产品品牌可以结合“地理标志产品”、农产品著名品牌、农产品质量认证和商标等进行运作。借鉴荷兰花卉产业的成功经验，开展农业标准化生产，积极注册农产品商标，创建名牌产品，创新农业经营模式。通过对农业文化品牌、农产品商标、知识产权等符号价值的创意经营，地区性标志性农业“品牌—历史—文化—旅游”项目的开发，引领新的消费时尚，形成新的市场，塑造一批新的休闲农业品牌。
农业科技史篇8
一.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
关于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有人归纳为两点，有人归纳为三点或五点，等等。[59a.29a.58.42a.64.50b]不管具体表述如何歧异，人们的分析一般是从生产技术和生产结构两方面着眼的；最近亦有人从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农业及其相互关系考察我国传统农业。对我国传统农业与水利的关系则有不同认识。
一生产技术的特点
精耕细作是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主要特点，这是国内外学者所公认的，但对精耕细作内涵的认识有一个深化过程，对它形成的原因和作用，则存在较大分歧。
董恺忱考证了“精耕细作”一词的来源，指出古代文献中虽屡有“深耕疾耘”等证，但“精耕细作”一词始见于五十年代我党关于农业合作化文件和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中；它实际上是近人对我国古代农业生产技术体系的一种概括[59c]。这一观点已为人们所普遍接受。至于这一技术体系的内容，开始时人们偏重从耕作栽培技术上去理解它，并以南北不同的土壤耕作体系的形成作为农史分期的重要标志。外国人有称中国传统农业为“中耕农业”，而与西欧中世纪“休闲农业”相对称者，也是着重在土壤耕作体系的区别[69]。与此同时，人们又纷纷强调中国传统农业土地利用率高（较早由休闲制进入连和制和复种制）这一特点，而与精耕细作并列。随着人们对我国传统农业技术体系认识的深化，人们对精耕细作内涵的理解也大大拓宽了。1989年出版的《中国农业科技史稿》“结束语”在论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时，就把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生产能力的技术措施（如育种.种子处理保藏.对农业生物之间互养或互抑关系的利用等）和改善农业生物环境条件的技术措施（如土壤耕作.施肥.灌溉等）提到同等重要地位。上述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一方面以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基础，另一方面以“三才”理论为指导，这三方面结合而成的统一整体，也可以用“精耕细作”来概括。文中又指出，精耕细作首先是在种植业中形成，但在发展过程中，其基本原则也被应用于广义农业生产的其它领域中[49]。已有人试图用这种认识具体阐述中国传统的农学体系。[29b]
精耕细作属集约经营的范畴。我国传统农业基本上属劳动集约类型。精耕细作与多劳集约关系密切，以至有论者往往把二者等同或混淆起来。最近有人指出精耕细作不一定和多劳集约相联系，并以汉代的代田法和区田法为例，说明可以有产量和效率并重型精耕细作和多劳集约型精耕细作，只是由于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中，小农分散经营越来越占优势，精耕细作也就越来越被限制在多劳集约的轨道上运行了[29e]。
至于精耕细作传统形成的原因，或强调人口多耕地少格局的影响[8a.11]，不过这种格局的形成相参对晚后，难以成为精耕细作形成的主因。更多学者从封建地主制下小农经济的特点予以解释，本综述下篇还将具体论及。席海鹰的思路与众不同，他强调自然条件形成的压力，认为精耕细作是在中国人民改造恶劣的自然环境.抵御频繁的自然灾害的过程中建立并得到发展的。他不是用封建地主制解释精耕细作的形成，相反，是用精耕细作来解释封建地主制的形成，把精耕细作视为联结中国自然条件和中国社会的中轴。[48]从某些精耕细作技术在封建地主制形成以前即已出现看，[29a]这种说法有其一定道理。农史界的学者则多倾向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即：精耕细作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与不利的自然条件的斗争中所创造的巧妙的农艺，它的形成和发展既与封建制下农民有较多的人身自由和经营自主权有关，亦与逐步形成的由局部到全国性的人多地少的格局有关，同时，它又是各民族农业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合结果。[49.29a]
二生产结构的特点农业生产结构指农业生产中各个生产部门或生产项目之间的结合形式和比例关系。它的中心是农牧关系。中国古代农牧关系有着与西欧中世纪不同的特点。在广大的农区，农业以种植业为主导，种植业中又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畜牧业只占次要地位。故古人有“辟土殖谷为农”（《汉书·食货志》）之说。对这种历史现象，论者鲜有不承认的，而认识则大相径庭。
国外学者有称中国传统农业为“无畜农业”或“跛足农业”的。五十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学史》认为我国自春秋以来形成“重农轻牧”的“跛足农业”，影响颇大。[7a]。宁可基本上承袭了这一观点，认为“从汉代开始，除饲养军马及西北与游牧民族接壤的地带外，在农业地区中，与农业相结合的大规模畜牧业就没有得到发展”。其原因则是：个体生产，不宜大规模畜牧业，精耕细作，连种复种，无法普遍开辟牧场；农业生产率偏低，无法广种饲料。[11a]唐启宇分别以“主谷式”农业（先农后牧）和“谷草式”农业（农牧并重）来概括东亚和西欧的传统农业。[51]曹隆恭也认为中国古代农业偏重粮食，不是农牧结合，而是农牧分区。[58]有些研究世界史的同志也从中外比较的角度谈到中西农业生产结构的不同特点。例如吴于廑认为无论东方西方，封建社会的经济都是农本经济，以足衣足食为根本目的，耕织结合，但对牧养牲畜的需要各不相同。中国养畜主要为农耕提供动力，牛耕发展缓慢，纺织原料不靠畜产品。南欧中亚土质粘重，很早就使用重犁，要用二牛.四牛以至八牛拉犁，养牛较多；纺织原料主要是羊毛，养羊业比较普遍；加之很早就有食肉.饮乳酪的习惯，故畜牧业在农本经济中的比重较大。[28]马克思垚也有类似的论述，但他认为中国牧轻农重特点的形成有一个过程，而对西欧中世纪畜牧业比重也不宜高估。[1]
以上论断，如局限在农区个体农户经营的畜牧业的范
围内，无疑是正确的或部分正确的。所以说是部分正确，是因为如“跛足农业”一类提法虽然形象，但欠全面，容易引起误解（台湾学者许倬云就曾指出，中国农业自成体系，但是中跛足的[64]）。中国传统农业不是农牧结合的提法亦未必符合实际。有些同志更由此走向极端。陈平认为西欧一直是半农半牧，以牛为主，中国则自井田制崩溃以来，就形成以粮为主的“单一小农经济结构”，这是我国两千年来动乱.贫穷.闭关自守的病根[34a]。
这种观点引起一些同志的批评。他们指出：“单一小农经济结构”这一概念是不科学的。因为这里的“经济结构”实际上只是指生产结构，不应与小农经济混为一谈，小农经济一般同时经营多种生产项目，其生产结构不可能是“单一”的。我国春秋以后畜牧业并没有走向衰落，而是有一个较大的发展，至中唐以来才逐步产生农牧关系畸轻畸重的现象，但也不能笼统称之为“单一经济”。我国农区生产结构是以粮食生产为中心，耕桑并举，农牧结合的综合经济。就农牧关系而言，虽然畜牧业只是农区农业经济中的副业，但一方面利用农副产品牧养牲畜，另一方面利用畜粪肥田和畜力耕作，也是农牧结合.互养互促的一种形式。除农家小型养畜业外，地主和国家往往经营较大规模的畜牧业，而广大牧区又有比较发达的游牧经济。我国古代农牧关系可概括为“两个并存”，即：农耕民族占统治地位的，种植业为主的地区和游牧民族占统治地位的.以畜牧业为主的地区同时并存；在以农为主的地区内，则是以养马业为基干.主要用于军事目的.规模较大的国营牧业和以牧养猪.牛.羊和家禽为主，主要服务于农业生产的.规模较小的民营（农民和地主经营）牧业同时并存。[29b.c.d.2]
三关于“多元交汇”
我国是幅员辽阔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存在着不同的农业类型，不能归结为某种单一的模式。由于各种原因，以前的农史研究偏重于汉族和经济发达地区，有欠全面。在编纂《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时，曾提出要反映各民族对农业科技的历史贡献，不能写成单一的汉族农业科技发展史。这方面的工作已陆续取得一些成绩。在此基础上，近年来有人提出中国传统农业是“多元交汇”的体系的命题，指出中国农业不是从单一中心起源而向周围辐射，而是在广阔的地域内的若干地点同时或先后发生的，各地区各民族基于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传统，经过分化和重组，逐渐形成相对异质的农业文化，中国古代农业是由这些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融汇而成，并在他们的相互交流和相互碰撞中向前发展的。精耕细作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多元交汇”体系的产物。多元交汇和精耕细作构成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点，并成为其巨大生命力的源泉。论者谓这一观点能更全面.更真实地反映我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农业发展的面貌与机制。它与费孝通提出而为民族学.考古学界普遍接受的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命题相互衔接，而又有所区别。[29e]
四关于“水利农业”
十七.八世纪以来，西方流行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有完善的农田灌溉系统，是集约化农业的组成部分。近世言“亚细亚生产方式”者，或把水利灌溉.农村公社.土地国有.****主义作为其主要特征，而中国亦被归入其中。主要根据之一是马克思说过人工灌溉设施是东方农业的基础。这种观点颇有影响。最近的例子是孟庆琳.王朗玲的文章，认为“我国封建农业是主要的特征是水利农业”，水利灌溉在任何地方都是农业生产的支柱，黄土地区在适当灌溉条件下的“自行肥效”是中国农业具有持久性的主要奥秘。而中国封建官僚体制.宗法制度，以及封闭性都是水利农业的产物[43]。这种观点在农史界并没有获得响应。因为很明显，像我国最早的农业百科全书《齐民要术》反映的那种旱作农业技术体系，是很难划入“水利农业”范畴的。已故王毓瑚先生曾对这种观点提出了系统的批评。他指出十七.八世纪以来欧洲人传说的中国古代农田灌溉制度是出于想象和误解，马克思所说的“东方”，不包括中国在内。农田水利建设兴起的战国时代，也正是土地私有制实行之时。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实现过类似灌溉网的广泛设施。农田水利建设和集权政治没有必然联系，分裂时期的某些割据政权，反而往往在农田水利建设上做出成绩。李根蟠认为中国古代农业既不象西欧那样完全依赖天然降雨，也不象马克思所说的古代东方完全依赖人工灌溉，各地区是在很不相同的条件下以不同方式解决水的问题，不存在遍及全国的灌溉网。他的观点基本上继承自王毓瑚，但并不否定井田沟洫体系的存在，只不过认为它的作用在排水洗碱。沟洫农业是垄作形成的旱作农业，而非灌溉农业。[29f]最近史学界批判魏特夫《东方****主义》中关于“治水社会”理论时，也指出它背离了中国历史实际。[12]
二.对中国传统农业评价中的肯定论和否定论
对中国传统农业的评价，是与中国农业现代化应走什么道路的问题紧密相连的。七十年代末，我国曾从美国引起成套的农业机械化设备，一时间在部分同志中引起近乎天真的乐观情绪，似乎只要照搬西方的技术和设备，就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我国农业现代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精耕细作的传统，被认为是小农经济手工操作的产物，甚至不再值得一提。在生产结构方面，有人也主张学西方，走“以牧为主”的道路，改变我国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传统食物结构。与此相联系的还有对解放后三十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评价问题。生产结构不大合理，生态环境恶化是三十年农业遗留的突出问题之一，有些同志对此估计较重，认为是执行“以粮为纲”方针所致；“以粮为纲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产物，与历史上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农业结构一脉相承。这样，他们就从对三十年的否定进而为对传统农业的否定。这股思潮最有代表性的是陈平的《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两千年动乱.贫困.闭关自守的病根》等一系列文章。在作者看来，单一经济.精耕细作.小农经营是三位一体的。它破坏自然生态，引起劳动生产率递减（如说“精耕细作，复种套种，加上灌溉，使地力不得休息，土壤沙化.盐碱化日益严重”等），造成人口问题和周期性土地危机；阻碍分工，抑制交流，使资本主义不能顺利产生（作者称之为“稳定性最高.进化度最小”的“超稳定结构”），等等，总之是坏到了极点。《病根》一文在《学习与探索》发表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分别全文或摘要转载，一时造成颇大影响。[34]”
这种观点在农史界引起了几乎一致的反对。较早提出不同意见的，如杨直民.董恺忱指出，从农业历史看，集约化是必然趋势。中国传统农业以劳动集约为特点，技术上表现为精耕细作；西方农业现代化，也是提高农业集约度的过程，技术上表现为机械化的精耕细作。因此，不应把机械化和精耕细作对立起来。在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吸收精耕细作传统中合理的.有用的因素[33]。郝盛琦等人批评了把我国封建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归罪于“单一小农经济结构”的观点，反对全盘否定我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艺。指出“精耕细作的传统，虽然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它却是我国农民智慧和经验的结晶，不便许多技术经验足资今天借鉴，而且就通过精细管理提高单产这一发展方向而言，也仍然符合我国今天人口多耕地少的国情，决不能简单地贬之为‘老路’。我国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应当继承和发扬，但我国传统农业建立在手工劳动.部分使用畜力和直观经验基上，劳动生产率极低的状况也一定要改变”。“农业机械化必须有利于精耕细作和促进单产的提高，否则，就将在中国的土地上失去生命力”[46]。更多的同志是从正面对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和它在农业现代化中的地位给予肯定的评价
。尤其是原农业副部长刘瑞龙《正确对待我国农业历史遗产》和《论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化》等文，影响较大。作者指出：“在中国农业发展过程中，不是放弃精耕细作的传统来实现现代化。相反，必须利用精耕细作的传统来实现现代化。把精耕细作和现代化结合起来，这将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点和优点，是加快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最基本的依据。”由于这些文章曾广泛征求和汲取农史界的意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农史界的共识。[19]
肯定论者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论证的。
1．总结我国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肯定它在世界农业史中的崇高地位。这方面文章发表得很多，尤其集中在农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农史》（季刊）.《农业考古》（半年刊）和《农史研究》（不定期论文集）上，这一时期出版的若干专着和小册子也以很大篇幅阐述这方面的问题。下面只举两例予以说明。董恺忱在《从世界看我国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一文中，广泛吸收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他们的评论，指出：一.中国是世界上栽培作物起源中心之一。二.中国框形犁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传统犁之一。它的特点是具有曲面壁和摆动性。西方近代犁吸收了中国犁的特点，成为近代农业革命的契机。三.我国是世界上有较高土地利用率的国家之一。和南欧中世纪长期实行休闲制不同，中国很早就实行连种制和复种制。四.在世界农业发展较早的国家中，我国是没有出现地力衰竭的几个仅有国家之一，这主要得力于中国农民善于利用生产.生活上的废弃物给土地施肥。五.我国传统农业一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主要表现在精耕细作农艺和较高的单产上。西欧中世纪收获量只有播种量的三四倍，而中国达到十几倍.几十倍以至上百倍[59b]。原江西省博物馆陈文华等主办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则以具体事实说明我古代许多农业工具和农业技术，比西欧领先一两千年。
2．揭示我国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强大生命力，肯定它在我国农业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如方原反对脱离我国具体的社会经济条件，完全按西方模式改造我国农业，他指出，我国解放后的三十年间，农业发展速度和粮食单产均居世界前列，并非什么都是落后的。这期间粮食总产增加近三倍，以不到世界总耕地7%的耕地，养活全世界1/4的十亿人口，主要依靠以现代科技初步强化了的精耕细作传统；这一事实集中表现了这一传统的强大生命力。他主要走强化和发展精耕细作优良传统的路[8b]。为什以我国农业现代化必须与精耕细作的传统相结合？一些同志强调了农业科学技术的继承性，认为在农业生关系统中环境条件和生物特性变化较慢，不少传统技术是基于对这些条件的深切认识，故能长久适用，不会过时。还有人从系统论角度对此作了阐述[39.5]。这些论述解释了农业科技的一般性，但还没有揭示中国农业科技的特殊性。就特殊性而言，精耕细作是以增加单产.提高土地利用率为主攻方向的，正如许多同志指出，这可以用较少土地养活较多人口，非常符合我国人口众多.耕地紧缺的基本国情。同时，精耕细作是以“三才”理论为指导的，这种理论把农业生产中的环境条件（“天”“地”）.农业生物（“稼”）和作为农业生产主体的“人”，视为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能够比较正确地认识和利用农业生物与环境条件之间，各种农业生物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比较正确地处理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关系，因而也就比较符合农业的本质，这也是这种农业技术体系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原因。[49.29]
农业科技史篇9
关键词：发展；数字农业；新农村建设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在发展
在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中国，农民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动力已是大家的共识。过去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现在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依然仍将会证明这一点。建设新农村，是当代中国农民的最大福音，是当代中国农村的重大变革，是当代中国农业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发展问题是当代中国农民中存在的最大的问题，解决不了温饱后的亿万农民的发展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只能是个梦想。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能不能解决好发展问题，特别是持续的发展问题，还直接关系到亿万人民的身心力和凝聚力。因此，“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科学发展观一经提出和确立，就在全党全国人民中产生强烈共鸣，成为整个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尤其成为了相对落后的中国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新农村建设“新”在哪里？从根本上说，新农村建设“新”在发展。农村由于相对落后，发展的任务艰巨、复杂，落实科学发展观尤为重要。真正要发展，就必须走科学发展的道路，就必须有超前意识，发展数字农业。就是要用数字农业的手段，去推动农业发展，进而用数字农业的手段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过去的半个世纪，新中国的农民曾迎得了两次历史性的发展机遇，这两次历史性的发展机遇从根本上改变了新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新中国的成立，彻底废除了旧土地制度，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使一穷二白的农村面貌换然一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农村改革，亿万农民充分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中国农民自发地挑战贫穷与饥饿，自觉地推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中国农村也因此很快发生了巨变。然而，随着改革重心转向城市，加之城乡二元体制的严重束缚和粮棉价格下跌等原因，导致“三农”问题日益严重，农村发展问题已十分迫切地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党中央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断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坚持实施“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一系列惠农政策落到实处，一桩桩重农举措初见成效，粮食连续多年保持稳定增产，农民收入不断增加。但是，“三农”问题还依然存在，农民就业、致富等难题还依然没有破解。“三农”问题的出路到底在哪里？根本出路在于发展。党中央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决策，就是解决农村的发展问题。新农村建设标志着中国的投资重点转向农村，这将是中国农村又一次重大的战略发展。“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将在这新农村建设的发展中找到答案。过去启动的农村税费改革为减轻农民负担提供了制度保障，随之而来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将又一次把重大机遇推到了当代中国农民面前。
二、数字农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的“龙头”
面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的千载难逢的良机，我们没有理由无视它，放纵它，如果这样，我们就会错失良机，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我们只有珍惜它，抓住它，中国农业就会乘势而上，“三农”难题就会逐步破解。机遇是公平的，也是无情的。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也不乏深刻而惨痛的教训。
如何抓住历史赋予的发展机遇？中央给出了明确的原则，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要求。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要坚持落实科学发展观，走科学发展的道路。这样，才能使已经落后的农业“迎头赶上”其他各业，“迎头赶上”世界潮流。而坚持落实科学发展观，走科学发展的道路就必须发展数字农业。因为，数字农业代表了当今世界潮流，体现了当今社会信息技术革命的
时代特征。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决定着中国亿万农民的前程命运，决定着中国农村的现代文明，也决定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数字农业是综合利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计算机技术、通信和网络技术、自动化技术等高新技术，实现农业各方面、各种过程的全面数字化。是用数字化技术,按人类需要的目标,对农业所涉及的对象和全过程进行数字化和可视化的表达、设计、控制、管理的农业。农业数字化建设是农业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农业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所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键是要是用网络数字化技术建立农村和农业运行机制。它在宏观上，包括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长效投入机制；包括各工作部门合力、协调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工作机制；包括引导农民在国家政策扶持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依靠自己辛勤劳动建设自己幸福家园的激励机制；包括引导全社会力量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参与机制；包括城乡统一的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它在微观上，包括数字农业信息采集与产品开发；包括农林植物生长模型与数字化设计；包括土壤和作物系统过程模型与数字化设计；包括数字农业精准生产技术平台构建与应用；包括数字农业精细养殖技术平台构建与应用；包括数字林业技术平台构建与应用；包括数字农业技术应用示范等。它被西方发达国家称为精准农业、虚拟农业、智能农业和网络农业。
三、发展数字农业就是创建高效农业模式
数字农业是一种综合应用现代化高新科技的高效农业模式。数字农业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对传统农业技术与机械装备进行改造，应用全球卫星定位技术、遥感技术、地理信息技术、计算机自动控制技术等集成组装的组合体系，是生物工程等技术完整的结合体系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应用，是未来农业的雏形。
数字农业的目标是最大限度的节省资源，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均衡，追求以最少的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优质产出的高效益，以保持农业可持续发展。
我国的农业相对发达国家的农业来说，具有迟发展、欠发达的特点。我国的农业要有新的发展，要追赶发达国家的农业，当务之急是必须利用高新科技改造传统农业，发挥后发优势。利用高新科技改造传统农业，其关键就是要全面构建数字化农业，以农业信息数字化为支撑、为依托，建立大规模农业的信息化模式，才能对走在我们前面的先进“迎头赶上”。
发展数字农业，创建高效农业模式，首先，就必须激发亿万农民的积极性，让他们的主体意识充分觉醒，要让农民真正参与到新农村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切实保障他们的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其次，必须培育新型农民，培养造就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升农民发展数字农业、创建高效农业模式的素质。再次，必须深化农村改革，创建适合发展数字农业和高效农业模式的体制平台。大的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农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完善农村政治制度。小的方面，要为发展数字农业、创建高效农业模式提供制度保障。
作者单位：淮阴工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系
参考文献：
农业科技史篇10
说明：
1、招生专业及其招生人数由招生学校根据录取情况确定。
2、专业代号与《教育测量与评价高校招生计划专刊》中公布的相同。志愿填报系统中没有提供的专业，表示其专业计划已录满，考生不能填报。
3、按照政策规定，外省农林、航海、地矿等本科院校和在湘高校若线上生源不足，按考生本次填报的征集志愿从高分到低分降分投档，降分幅度控制在本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下20分之内(其中普通艺术、体育类专业降低录取控制分数线投档时，文化降分幅度为14分，专业降分幅度为6分)。
4、按征集志愿(含服从志愿)第一次投档后有效生源仍然不足的院校(含征集志愿投档线高于批次录取控制线的院校)，在本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内(含政策规定的降分)，继续按征集志愿的直接志愿从高分到低分平行投档，不再按征集志愿公布的投档线控制投档;征集志愿投档后仍完不成计划的院校，将按线上考生填报的所有直接志愿(含平行一志愿)继续从高分到低分平行投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