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的意义篇1
关键词:政府职能;西方经济学;流派;政府职能
中图分类号:F1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1-0009-02
一、引言
西方经济学自重商主义发展至今,已经形成庞大的理论体系,由于经济学家所处的社会经济背景不同以及研究视角不同,许多理论观点存在差异,其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就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再一次引发了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讨论,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到底应该伸多长?政府对经济社会到底应尽哪些职责?本文从西方经济学发展的角度对西方经济学各流派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进行梳理,分析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职能的演进,并对中国政府职能转变提供借鉴和指导。
二、西方经济学发展中的政府职能理论
1.重商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15世纪到17世纪中期的重商主义最初是作为国家政策出现的,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源于流通,金银是财富的唯一形态,除了开采金矿银矿,只有对外贸易才是财富的真正源泉。
重商主义时期,政府扮演了强势政府的角色,政策上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积极干预经济生活,采取各种措施限制货币资本流动以获得贸易顺差,为政府创造财政收入。
2.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政府职能理论。古典经济学在政策上主张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提倡政府扮演“守夜人”的角色。亚当・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原理,指出市场经济主体都是“经济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他们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从而有效地实现社会利益。因此,“应该废除一切特殊的或限制的制度,树立起最明白而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1]斯密认为,国家职能主要有三项:“第一,保护社会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益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2]李嘉图认为,需要国家“做的全部事情,就是避免一切干预,既不要鼓励生产的一个源泉,也不要抑制另一个源泉。”[3]国家应为资本主义创造或提供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萨伊认为,“一个仁慈的政府应该尽量减少干涉,政府只要管好国防、司法和公共事业就行了。”[4]
新古典经济学只在研究方法上创造了“边际分析法”,其基本观点几乎完全继承了古典经济学,而且在政策主张上把斯密经济自由主义观点更为教条化了。
总的说来,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强烈主张经济自由主义,极力反对政府干预。但他们并没有排斥政府的作用,而是把政府职能限定在一个有限框架内,仅限于维护法制、保护产权、提供公共产品等领域,“他们所要求的政府是一个能为资产阶级发财致富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的高效廉洁的政府”[5]。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政府职能的理论“提出的经济自由主义与有限政府理论维持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在自由竞争状态下两百多年的平稳发展”[6]。
3.凯恩斯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打破了古典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能够自行调节的神话,人们对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产生了怀疑。凯恩斯以《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了传统经济学的教条,从“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出发,承认了经济危机和失业现象的普遍存在,他认为,三大心理规律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却很难通过市场自发调节,市场失灵必须靠政府的直接干预。凯恩斯主义的产生使调节经济手段又多了一只“看得见的手”,这只手的干预是全面的干预,既要干预生产,也要干预分配,要创造有利条件刺激经济增长,维护社会公平。后凯恩斯主义的不同派别虽然在理论上存在分歧,但在政策上都主张政府干预。
凯恩斯革命不仅是经济理论的革命,也是政府职能的革命。一方面使政府从“有限政府”变成“强力有效”的政府,另一方面为政府实行全面宏观调控提供了理论依据。凯恩斯主义让危机中的资本主义重新走向繁荣,使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稳定发展。
4.新自由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出现的“滞涨”现象使凯恩斯主义陷入困境,凯恩斯主义对调节经济显得力不从心,引发了人们对政府职能的重新思考,主张“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新自由主义学派众多,但政策主张上都以“政府失败论”与凯恩斯主义的“市场失灵论”抗衡。在他们看来,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都只能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
伦敦学派的哈耶克认为垄断、计划化、国家干预始终与无效率相联系,他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与社会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认为,如果政府实行规则性政策就会被人们所预期到,实行不规则性政策就会失去政府信誉,从而不论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是无效的。“政府稳定经济的最好办法,就是不干预经济,让市场去自行调节。”[7]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政府在决策过程中缺少预算约束、存在寻租现象,明显不符合社会利益,西方经济社会所暴露的种种问题,“与其说是‘市场失败’,不如说是‘政府失败’。”[8]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指出:“没有理由认为,由一个饱受政治压力影响而又不受任何竞争机制考核,也同样容易犯错的政府所制定区域限制规则,总能改善经济系统的运行效率”[9],他认为,政府的职责是制定法律来界定和保护产权,外部性问题可以通过明晰产权由当事人内部解决,无须政府干预。
总之,新自由主义政策基调是反对政府干预,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保证自由竞争的环境。新自由主义关于政府职能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需要,但它更多的是为垄断资本国际扩张服务,新自由主义时期的资本扩张速度明显加快,但这种繁荣是短暂的、不稳定的,是一种“非理性繁荣”。经济的频繁波动不得不让人们反思新自由主义的得失,并重新界定政府职能。
三、结论与实践启示
1.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离不开政府的作用。从西方经济学各学派关于政府职能的争论来看,没有哪个学派能够完全把政府排斥在市场经济之外,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不存在的。自由主义者所迷信的市场机制要想有效运行,首先需要政府创造一系列前提条件,如司法制度、有序的市场秩序、明晰的产权、稳定的社会环境等,否则只靠市场这一只手是无法推动经济有效运行的。
2.政府干预经济要把握好“度”。西方经济学关于政府职能的争论焦点并非该不该干预,而是政府干预的程度。实际上政府这只手既不能伸得过长,也不能伸得过短,而要把握一个度,所谓“政府失败”就是因为政府管得过多或管得过少。过去中国计划经济的失败就是因为政府对经济管得过多、统得过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泡沫”就是因为政府调控不力、过于放任市场作用。“透视世界各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实践,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凡是适应本国经济发展实际成功地处理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国家,其经济与社会必然保持持续的发展与进步。”[10]
3.对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借鉴。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职能转变一直是改革的关键,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政府正在逐步从全面管制中退出,转为服务型政府。作为服务型政府,一方面政府的手不要伸错了地方,另一方面要把握好政府干预的度,市场求效率,政府求公平,否则就会好心办坏事、出力不讨好。建设服务型政府,我们既要看到政府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也要充分认识到政府的弊端,做到扬长避短。
(1)把工作重点从直接干预经济转移到制度建设上来。市场机制不完善,政府很难退出行政干预转为经济服务。这次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利益约束机制不健全,信用过度膨胀。只有市场机制不断完善,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优势、避免市场缺陷,政府也能更好地为市场经济服务。政府的工作重点不是直接干预经济,而是在完善市场体制上下工夫。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对中国产权制度的建立、企业制度的完善以及建立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具有重要意义。(2)充分发挥公共财政职能。公共领域是市场的弱点,却是政府大显身手的地方,政府应该加大在公共领域的投入,如教育、养老、医疗、保险、社会救助、公共设施等,而不是把大量资金投入生产领域。过去中国生产力落后,市场经济不成熟,政府实行生产性财政把大量资金投入国企,实属国情需要,但随着中国市场经济逐渐成熟,国企逐渐壮大,政府应该从生产领域退出,转向公共领域,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3)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设“高效廉洁”的政府。公共选择学派告诉我们,政府官员并非像我们以前认为的那样正直无私,他们也是自私自利的,做决策时也会考虑自身利益,也会作出错误决策,容易出现以及寻租现象。近年来,中国出台的惠民政策中,为何有的政策效果不佳、百姓意见颇多?就是因为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不公平现象。因此,我们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克服政府的种种弊端,尤其要使官员的权力、义务、责任相统一,减少寻租空间,提高政府办事效率,真正为百姓办实事,做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这样才能真正尽到服务型政府的职责。
参考文献:
[1]姚开建.经济学说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28.
[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253.
[3]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8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95
[4]晏智杰.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59.
[5]刘华.西方主要经济学流派关于政府职能的理论论述及实践启示[J].科学・经济・社会,2008,(4).
[6]胡希宁.当代西方经济学概论[m].北京:中共中央出版社,2004:412-442.
西方经济学的意义篇2
论文摘要：当前，在我国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着偏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倾向。在教学安排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发生动摇；在教材建设上，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批判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逐步削弱甚至被取消的趋势；在教学实践中，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作用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在分析、批判的前提下，吸收与借鉴西方经济学中有用的、合理的成分，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建设工程，既要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的研究，还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的指导。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建设工程
为了确保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指导思想地位不动摇，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建设工程。这项工程启动一年多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工作者从各个方面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身建设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建设工程的设计者和建设者们除了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还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经济学教学、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工作的指导。
一、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立斗争的庸俗经济学的思想体系
1．西方经济学曾经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思想来源。众所周知，在我国，西方经济学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简称。而现代西方经济学则是指流行于现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近年来，在中国高等学校的教学和课程安排中，一般都用西方经济学特指现代西方经济学。在历史上，西方经济学在其发展的古典经济学阶段，曾经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思想来源。众所周知，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几乎批判地研究了当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所有有价值的著作和文献。但是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开始了从古典经济学到庸俗经济学的转化。
2．西方经济学从古典到庸俗的转化。一旦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一旦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形式，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就从科学的经济学蜕化为庸俗经济学。马克思是这样描述这个时期的：“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他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的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他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的西方经济学就是这样的庸俗经济学。
3．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互对立、相互斗争的思想体系。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既与它替资产阶级辩护的任务有关，也与批判空想社会主义，特别是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有关。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诞生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一刻也没有停止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攻击、诬蔑和诽谤。现代西方经济学现存的许多理论、方法和命题，都曾经是作为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关的理论、方法和命题而提出来的。例如，作为现代微观经济学基础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就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为取代劳动价值论而提出的庸俗理论。其理论错误早已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所认识和批判。然而，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用现代数学方法把这种错误的理论加以包装以后，我们的许多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就不能再以批判的态度去对待这一理论了。
再如，哈耶克的《通往奴役的道路》，就是对苏联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道路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诅咒和批判，等等。因此，西方经济学，无论是在字面上明确写着的还是暗含于其理论命题之中的，它的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替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辩护的本质都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永远也不会改变的。
4．吸收和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科学合理成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必由之路。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大量地吸收、借鉴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科学成就，实现了经济学领域的伟大的科学革命。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吸收借鉴了西方经济学的科学合理成分以后对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科学合理成分，并不等于我们对西方经济学要盲目照抄照搬。
二、在西方经济学教学、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在我国高等学校西方经济学教学、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中，偏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问题十分突出。
1．在教学安排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已经动摇。全国各高等学校几乎无一所高等学校不受如下风潮的影响：一方面，不断减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课范围、开课层次和开课的课时数，一句话就是不断地削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另一方面，却不断地强化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西方经济学在开课范围、开课层次和开课的课时数方面都得到了加强。目前各高校在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的授课时数已经大大地超过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课所使用的课时数。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已经大量地引入了我国高校课堂教学。西方经济学课程不仅按照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这样的不同的内容来开课，而且还逐步按照初级教程、中级教程和高级教程来分别开设。在教学力量组织上，很多高校也争先恐后地不惜重金聘请洋专家来进行教学。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特别是对西方经济学内容原汁原味的传授和宣传不断地得到强化。相反，旨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政治经济学教学工作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是被排挤和削弱了。集中反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资本论》教学，仅仅是一些重点大学的本科“经济学专业”高年级和研究生“政治经济学专业”开设，且课时量得不到保证。最近，在全国各高等学校中，不仅在文、法、哲、理、工、农、医等专业取消作为公共政治理论课的政治经济学课程，甚至在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各个专业也取消了政治经济学课程。
2．在教材建设上，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分析批判西方经济学的内容越来越弱，甚至已有逐步取消的趋势。在改革开放初期，特别是在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老一辈经济学者编写了一批比较好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教材。这些教材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进行必要的分析和批判，另一方面又对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理论观点进行吸收和借鉴。然而，近几年的情况却有了很大的变化。许多现代西方经济学教材，根本就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进行分析批判的内容。有的教材甚至公开否定和批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这里特别值得提及的是：由教育部社科司主持，高鸿业教授担任主编的《西方经济学》。这部教材，高鸿业教授呕尽心血，亲自动笔编写了对西方经济学各部分理论进行批判和评论的。尽管这些评论和批判还有一些需要进一步补充和完善的地方，甚至有的地方还需要进一步商榷，但因为有对相关内容的批判和评论，而成为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好教材。只可惜这本教材的主导思想，没能在全国绝大多数的大学课堂上得到正确的运用和贯彻。
3．在教学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目前，在部分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堂不仅不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反而硬要加进一些名为“市场经济学”、实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内容，并在批“左”的旗帜下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横加指责和批判。
也有个别教师在讲授西方经济学课程时直接攻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有部分高校教师认为，西方经济学是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纯粹的经济学，是唯一科学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受意识形态影响严重的规范经济学，是缺少科学性的不能令人信服的经济学。在教育部社科司负责组织专家制定的西方经济学教学大纲里有分析批判部分，但在实际教学中却没有这个环节。如果是在少数个别高等学校出现这种情况，这是西方经济学教学的局部问题。但是，在全国范围内高等学校大面积出现这种情况，这一方面说明我国的西方经济学教学没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另一方面也暴露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科建设上的缺陷。
4．在科学研究和新闻出版中，不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甚至是宣扬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现象屡有发生。有的同志明确无误地对已经被实践检验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否定。同时，有的同志大力宣扬已经被实践检验是错误的并且早已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判过的庸俗理论。有的报刊不追求理论的严肃性，而是片面追求新闻宣传的轰动效应，公开支持这些错误的理论思潮。有的出版物，作为国家权威的科学研究阵地，不仅在理论形式上而且在理论内容上，都去追求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刊物接轨。所有这些现象，都是对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提出的严肃挑战。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建设工程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
1．分析、批判与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科学合理成分，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需要。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发展就要有博大的胸怀，能够吸收人类的一切科学成就，在此基础上实现创新。因此，如何实事求是地科学地分析和批判现代西方经济学，如何将学习分析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和巩固而不是从根本上动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导地位结合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无论如何也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建设和发展所面临的时代课题。
2．对待西方经济学的两种极端做法及其危害。盲目排斥和不加分析批判地崇拜这是对待西方经济学的这两种极端态度。改革开放之前，在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中，由于我们既脱离资本主义经济实际，又脱离与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斗争的思想实际，使这部分内容成了远离经济实践和思想实践的干巴教条。而社会主义部分，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时间较短，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概括还缺乏实践基础，另一方面我们受教条主义的影响，把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初期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带有局部经验性质的做法，过快过急地上升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用主观主义的方法推导出了一些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使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了远离经济实践的的空洞无物的说教。改革开放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科建设的状况有所改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一定范围内获得了生机和活力。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条主义、脱离实际的倾向，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这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严重脱离与资产阶级经济思想斗争的实际。部分学者为一时迎合某种需要，竟然搬出早已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批得体无完肤的庸俗经济学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创新，形成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名义来崇拜和贩卖西方经济学的局面。这种局面事实上的结果，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彻底否定。
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建设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不仅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和著作要研究，即使是最臭名昭著的庸俗经济学家的理论和著作，都一一地进行研究。马克思不仅吸收借鉴了古典经济学特别是其杰出代表斯密和李嘉图的理论和著作，还在严厉地批判萨伊、马尔萨斯的错误观点的同时，肯定他们的有价值的东西。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建设，存在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不注意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有力的批判。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科学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对实践的指导和在实践中被实践所检验，科学的生命力还表现在同各种伪科学的斗争和论战的战斗力。一种科学如果在同伪科学的论战中和斗争中表现出软弱无力，不能最终有效地战胜伪科学，那么，这种科学的科学性就值得怀疑了。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不能画地为牢，不能回避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和斗争。如果我们任凭西方经济学在我们的思想文化领域自由泛滥，而我们却对其熟视无睹，这就意味着我们是在向资产阶级缴械投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刻都没有忘记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和斗争。在经济学领域，能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西方经济学的学科建设，能否有说服力地批判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这是检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科建设效果的一个试金石。转贴于 4．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建设工程是一个涉及全社会各个层次的一个大的系统工程。中央决定启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建设工程，根本目的就是要使我们的干部和群众，在革命和建设中能够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实现这一目标，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建设工程就不能仅仅是一个很小范围的一部分理论工作者的事情。不仅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要投入研究和宣传，其他从事涉及意识形态工作的研究者和教育者都应自觉地在各自的工作领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开展工作。更重要的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的领导都要在实际领导工作中真心信仰马克思主义，真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带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不断地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唯物史观强调广大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只有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才能化为他们的自觉行动。如果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建设工程仅仅看作是一个很小范围的一部分理论工作者的事情，那么，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或“学派化”的后果就不可避免。
5．造成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的原因。造成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的原因有很多，除了政治、经济原因以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在引进、研究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时没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地吸收，而是不加分析的盲目照抄照搬。就经济学而言，国有的人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掌握了一些皮毛，就盲目乐观并自诩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并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另一方面这种人由于数学知识和其他有关知识的局限性，又没有能力识破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在科学外衣所伪装下的庸俗理论，结果就形成了对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盲目崇拜。
6．加强和改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和学科建设。这项工作必须从两个方面来展开：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不能回避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庸俗理论的分析和批判，要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那样，正面阐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之后，要有对西方经济学的错误理论进行批判的内容；另一方面，充实和加强经济思想史教学和学科建设。“读史使人明智”，无论是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需要来看，还是从客观公正地对待西方经济学的需要来看，充实和加强经济思想史教学和学科建设都是十分必要的。通过这门课程可以使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思想来源，也可以使学生了解现代西方经济学各个理论的来龙去脉，以便他们能够科学正确地对待现代西方经济学。
四、必须彻底改变西方经济学教学和学科建设的现行体制和格局
1．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中国，在以传播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现代精神文明成果、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宗旨的大学讲坛上，讲授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西方经济学，必须要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态度。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内部的不同派别的代表人物，在西方不同国家或一个国家不同地区的不同大学里所讲授政经济学，无论是其所采用的教学大纲、教材，还是就其所讲授的内容和方法都有很大的差别。特别是在一些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们的部分大学还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他们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作为平行的两门课程供学生选修。现代西方经济学不同派别之间在一些理论问题上也还有一些较大的分歧，无论是在理论观点上还是在分析方法上都存在着一定范围的论战和争鸣。在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学课堂上，全国统一使用按照新古典综合派理论体系编写的教学大纲和教材，这最起码也说明我们还没有真正能够从全局的角度、从应有的理论高度对西方经济学进行驾驭。
2．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理论体系，我们必须从总体上予以彻底否定。西方经济学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体系，不可能作为指导思想引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只能在个别理论、个别结论和个别方法上对我们有学习借鉴意义。西方经济学绝不是像武器弹药一样不属于任何阶级的超阶级产品，不能说无产阶级用它，它就能为无产阶级服务，资产阶级用它，它就能为资产阶级服务，而且都能服务得很好。经济思想史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经济学不能不加改造地拿过来就为无产阶级服务。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低潮，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的政党没能有效地抵御资产阶级经济学思想和西方敌对势力对这些国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渗透和瓦解。因此，我们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在意识形态领域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和斗争。特别要注意在关系到培养什么人问题的大学课程里和大学讲台上。一定要有说服力地讲清楚，西方经济学作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如何为资产阶级辩护的，在理论方法论和理论观点上为什么是错误的，西方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对改革开放事业可能带来哪些危害等等这样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
3．大学课程设置中应该科学合理地安排西方经济学教学。在社会主义大学课堂里开设资产阶级经济学课程，目的不外乎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就是通过比较分析和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来坚定对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其二就是通过学习分析资产阶级经济学，来吸收和借鉴其中的科学和有用的成分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我们认为，前者在大学本科教学阶段的高年级西方经济学教学中能实现，而后者在大学本科教育阶段是难以实现的。也许在硕士研究生教育阶段都不能实现。因此，在大学本科教学阶段对西方经济学的内容不是讲得越多越好，不是对西方经济学理论前沿跟得越紧越好。在本科阶段教学中应压缩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内容，特别要大大压缩微观经济学部分的教学内容。要增加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和各部分内容进行分析和批判的部分，这部分内容无论如何都要在教学课时数和教学过程上予以保证。在本科教学阶段，不宜向学生灌输更多的西方经济学中高级教程的内容，因为，学习西方经济学中高级教程的目的，在于借鉴其科学合理的成分用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绝非刚刚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初步知识的本科大学生所能完成的任务。要把这一任务交给研究生最好是交给博士研究生学习阶段去完成。
西方经济学的意义篇3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高校；意识形态；应对
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1944年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已经基本建立起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无法解除的经济“滞涨”危机，新自由主义在批判凯恩斯主义、反对国家干预的基础上逐步突破经济学学术思想的界限，在政治学、哲学、社会学、教育学等领域产生广泛影响。20世纪80年代初，以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执政为标志，新自由主义成为西方国家的政策主张。1990年“华盛顿共识”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由学术思想和政策主张演变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成为西方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价值观念、推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重要武器。西方国家以经济援助为名，实现了新自由主义在各国的传播与扩张，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在自由化道路上比资本主义国家走得更远，并最终葬送了自己。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新自由主义造成的世界经济政治不平等和秩序的混乱引发了人们对其的疏远与反思，但其意识形态的扩张并未走到极限，其影响必将长期存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西方引进了大量社会科学理论，这些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其中不乏直接宣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已成为共识，且这种渗透在当下有越来越隐蔽之势。正如同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继承资本主义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样，我们对当前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也不能采取“鸵鸟政策”，而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批判、借鉴西方意识形态，以进一步加强高校这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前沿阵地的建设。
一、新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与本质
1.新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
新自由主义“是在继承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其核心价值是：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和全球化，其核心即是信奉和维护个人自由，限制政府权力，反对社会主义和公有制。首先，推崇市场万能，反对国家干预。新自由主义认为自由市场的出现是社会进化而非人类有意设计的结果，与政府的强制力量没有关系，因此，新自由主义排斥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把政府的调控作用与市场完全对立起来，并将市场的决定作用由经济领域扩展至政治思想领域、精神生产领域，使国家在调节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悬殊方面的能力大大降低，导致中间阶层日益萎缩，贫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但新自由主义并不是反对一切国家干预，它对有利于资本流动、有利于获取垄断利润的国家干预是强力支持的，它反对和否定的是诸如社会福利、保障等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国家干预。第二，主张私有制，反对公有制，推崇个人自由至上，主张社会全体成员的自由即是真正的自由，是社会整体的自由。因此，它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批判社会主义制度是对自由的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对经济的束缚隐藏着民主政治的“走向极权”，是“通往奴役之路”，会造成普通民众的地位逐渐被边缘化。第三，反对国际经济新秩序，认为全球经济自由化是市场自由、平等竞争、经济发展、共同富裕、社会公平的前提。新自由主义为全球化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全球化又成为新自由主义排除资本积累障碍的重要手段，全球化的进程就是保证垄断资产阶级不断开拓资本市场的过程。
诺姆•乔姆斯基认为，市场全球化之所以出现，“是因为那些发达国家的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将种种贸易合约和协定强加到世界人民的头上，使得那些大型公司和富商们能够轻而易举地主宰其他国家的经济命脉，却不需为那些国家的人民承担任何责任”。新自由主义是发达国家“自由”打开发展中国家市场，倾销产品输出文化价值观念的重要手段，是实现所谓“意识形态终结”的重要推手，实质上是西方发达国家以全球化之势与自由市场之名，运用自身优势去名正言顺地剥削发展中国家，努力维护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理论工具，因而是对全球化的利用、篡改、歪曲和误导，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变种。第四，认为福利政策是对个体惰性的保护，主张压缩政府开支，减少政府干预以提高政府效率。同时新自由主义主张政府不应致力于改进贫富不均，并认为这是对个人自由的侵犯。对于作为意识形态的西方新自由主义，我们既要看到其对于我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有可资借鉴的成分，更要看到其对社会主义、对公有制的批判，对私有制、市场经济的绝对崇拜，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的颠覆性影响。
2.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质
新自由主义最初是作为经济学出现的。有人认为，经济学是价值中立的科学，体现的是科学性与实证性，本身不具有意识形态性。实际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建立在商品资源短缺而人们需求无限基础上的经济学，充满着爱与恨的情绪，渗透着物欲的诱惑和价值观念的搏杀。只要社会还存在阶级斗争，经济学就不可能仅仅是一门科学。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指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经济学是服务于特定统治阶级或利益集团的，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被统治阶级采用成为政策主张之后，它必然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制度从而成长为意识形态。因此，孙伯鍨先生指出：“从历史唯物主义和严格科学的观点来看，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和工具理仍然是其基本的规定性。……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由资产阶级生产制度创造出来的现行经济法则和世界秩序是一切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唯一选择，在这种思想背景下，有些人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笼统地说成‘人类文明发展的先进成果’，这就使人大惑不解了。”也就是说，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更替都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需要，并越来越把自己打扮得看起来远离政治意识形态，而其实质却是打着“科学的经济理论”的幌子，以解决经济问题的名义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究其根本，新自由主义为西方发达国家推行全球霸权提供了思想保证，体现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利益诉求，是统治阶级维护执政合法性的需要——这是意识形态的根本所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吴易风教授，是我国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经济学理论而著称的经济学家，在本世纪初目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中国潜移默化的影响，产生深刻的忧虑和对未来的迷茫，说：“如果失去警惕，听任新自由主义泛滥下去，误导我国的改革开放，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就会丧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蜕变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至当下，这种影响仍然存在。
二、新自由主义对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
大学生的政治素质关乎国家的稳定和未来，高校也历来是各种政治力量争夺青年意识形态认同的重要战场。在当下高校，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已经不仅限于经济学教科书。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的浪潮激发了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热情，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发展，经济利益格局的调整，西方思潮的涌入给当代高校师生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在此冲击裹挟下的新自由主义——披着“中立的经济理论”外衣的意识形态，其实质是通过经济手段去实现对别国甚至对整个社会的控制——传播，影响了我国高校师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部分程度上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迷失、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集体主义观念的淡薄、对个人利益至上的追求和学术研究领域的功利化和实用化，这为西方国家以普世价值之名传播的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念，提供了生长和持续发酵的土壤。
1.中立的普世价值外衣
新自由主义以“价值中立”的经济理论面世后，扶摇直上，成为西方国家实现全球霸权的政策主张，并逐渐打着追求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旗号，将西方的民主自由模式当成普世的民主自由来向世界推广，为少数人剥削多数人提供合法性基础。新自由主义用抽象的“普世文明”消解“中国特色”，企图混淆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区别，“普世价值”也成为西方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战略在当今时代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普世价值”的陷阱与我国学术界存在的“意识形态虚假论”不谋而合，对当下高校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当前高校存在着学术研究领域的泛自由化与学术评价标准的西方化，一些学者动辄以价值中立为名淡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以与国际接轨的噱头去实现所谓的学术进步，不加分析地引进与传播西方新自由主义价值理念，拔高西方理论成果的价值，不去深究隐藏在新自由主义思潮下的政治企图，一些学科甚至出现了“去意识形态化”倾向，更有甚者直接在课堂上不加评鉴地将所谓具有普世性的西方价值观传授给学生，充当西方意识形态的代言人。高校的社会科学研究并不存在绝对中立的自由真空。不仅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也摆脱不了意识形态的影响。马尔库塞早就指出，现代工业社会连科学和技术都无法保持中立，都具有意识形态性，何况西方的价值观念？
2.宣扬意识形态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
继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之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当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话语霸权，而剧变又使很多敌视社会主义的人陶醉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失败的喜悦之时，宣扬西方民主自由的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弗兰西斯•福山在1992年所著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以自由主义为名，极力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辩护，推销自由主义的普世功能，认为西方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意识形态已经取得了对一切意识形态斗争的胜利，是历史发展的唯一道路。他指出：剧变意味着共产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终结，西方意识形态已经成为全球性的意识形态，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即“历史的终结”，自由主义的胜利是人类普遍历史上的永恒胜利。实际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只是社会主义在探索中遇到的挫折，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面对新自由主义产生的严重后果，福山虽然开始从国家竞争和国家发展角度，转而研究国家治理绩效问题，表面看来似乎已经逐步摆脱“意识形态终结”的影响，但其在2014年所著的《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中，提出“强大的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制”模型的前提，仍然是“充分的自由民主”，而这个“自由民主”，是抽象的自由民主，是以西方特别是美国式自由民主模型为例证的，即他依然信仰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是“终结”历史的“至高点”，其实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终结”，以消解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
3.消解集体主义，追求个人至上
新自由主义抨击集体主义，鼓吹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这种自由不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而是通过霸权、暴力、压迫下的资产阶级的自由。在个人利益至上的观念引导下，部分青年在学业上关注的是能够迅速带来经济效益的课程，在价值观上向往金钱、荣誉，崇拜权力，削弱了国家几十年来培养的集体主义观念，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人性的异化。
三．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应对之策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强调指出，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高校必须主动加强意识形态管理，维护意识形态的安全。
1.全面落实高校领导班子意识形态主体责任制
针对新自由主义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泛化、淡化倾向与国内存在的“去意识形态化”“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等，落实高校领导班子意识形态主体责任制是强化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引领的首要任务。高校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均要积极参与意识形态管理，不仅是党委要管，分管科研和教学的更要管。高校要正确处理好意识形态工作与中心工作的关系，充分认识到将意识形态工作贯彻到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中，贯彻到学校人才培养的各个领域中去的重要意义。尤其在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的关系上，高校要特别加强对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意识形态问题的管理与引导，以“学术研究无，课堂讲授有纪律”为基本原则，不能以“双百”方针为借口，为错误言论提供传播渠道，更不能助长学术研究和学术评价中盲目崇拜西方标准的倾向，否则就会人为导致新自由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泛滥。
2.提升高校教师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性
思政课是意识形态教育的主阵地，但意识形态教育不仅存在于思政课堂，传统的将意识形态教育与专业课区分开来的做法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的实际需求。所有的课程均渗透着意识形态的影响，一切语言都是意识形态的载体，任何知识的传授，都会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如西方经济学，如英语课程等，传授语言的过程就是传授意识形态的过程。高校教师应该明确，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本身就具有价值性和意识形态性，完全脱离意识形态和特定经济政治文化背景的社会科学研究不可能存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作为社会存在的反映，本身也是以符合科学逻辑的形式出现的，因此，价值中立不是消解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借口，高校所有的教师均应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自觉端正政治立场、学术态度和教学底线。
3.高校意识形态管理方法的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意识形态的管理多围绕国家中心任务展开，强调国家利益至上，而对日常生活维度的、对满足个体自身发展需要的意识形态建设和管理尚显不足，意识形态管理尚未完全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而市场经济的发展、阶层的分化、利益诉求的多样化，使当下人们的独立意识空前高涨，人们越来越多地根据自己的利益得失，去评判社会的发展，而不再仅限于说教和传统的灌输。对高校而言，高校师生群体的特殊性，也对高校意识形态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首先，正确使用灌输方法。意识形态的宣传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比意识形态的性质和内容，更能决定其吸引力和凝聚力。灌输作为意识形态管理的根本方法，长期以来被不同程度地误解误读。列宁的灌输思想并不完全等同于教育学上的灌输方法，但在某些教育工作者那里，灌输却被演绎成“通过简单强制方法向受教育者传递社会认可的思想观点、政治信条、道德和行为规范，使受教育者无可选择的被动接受”。
高校意识形态管理不是对学生的粗涉，这只会激起青年学生的逆反心理，使本来正确的理论失去威信和说服力，而应是在尊重学生权利基础上的引导，要满足学生在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发展权方面的需求，尊重学生的成长与发展需求，进而塑造意识形态管理方法的合法性。其次，重视实践教育的养成作用。恩格斯认为：“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高校意识形态管理多年来较多关注的是理论内容的灌输，而对教育对象的实践能力、行为养成，多以专业动手能力的锻炼为主，主流意识形态的渗透并未达到教育对象的内心深处去。当前大学生群体中凸显的个人至上、权力至上观念即是明证。因此，将意识形态从漂浮状态实现真正的渗透，就必须将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结合起来，管理者要创造性地引导青年学生参与社会活动，让大学生从实践层面真正理解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将科学认识转化为独立自主地辨析和处理意识形态问题的能力。
4.提高理论研究和创新的能力
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国家意识形态的法律地位是不容置疑的，但从上世纪末以来，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却出现了“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倾向，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科学性、创新性不足密切相关。在学术场域，仅通过口头宣传和灌输而不进入学术争辩，是不可能真正建立起占统治地位并为学术研究者和普通民众共同接受的意识形态的。仍以经济学为例，当前国内高校的经济学学科设置基本上仍以西方经济学这一带有浓重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课程为主，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仍摆脱不了被边缘化的局面，2014年中国人民大学邱海平教授就指出：“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把主要精力用于钻研西方经济学和数学，从而使学生的价值观、社会观和历史观深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与此相适应，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被边缘化。”这种状态对于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社会来说，不能不让人深忧。这种状态的改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创新为前提，通过理论研究与创新，彰显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魅力，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来巩固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通过理论创新来塑造党和国家的崭新形象，增强凝聚力，才能真正使新自由主义思潮最终在我国失去存在的土壤和环境。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新自由主义研究[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6):18.
[2]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m].王明毅，冯兴元，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3]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7.
[4]侯惠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433.
[5]王振中.写作经济学博士论文需要激情、思辨和创新[J].经济师，2001(1).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
[7]唐正东.从斯密到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的历史性诠释[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4-5.
[8]吴易风.略论新自由主义及其影响[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2）：82.
[9]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4.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3.[11]福山依然是“福山主义者”[eB/oL].
[12]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eB/oL]．中国政府网．2015-01-01.
[13]俞吾金.意识形态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
[14]杨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意识形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79-180.
[15]李景春，李倩.灌输式教育在和谐德育中的反思和扬弃[J].湖北社会科学，2009(12).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9.
西方经济学的意义篇4
一、西方经济自由主义的历史回顾
西方经济自由主义有很长的历史。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前，经济自由主义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的经济自由主义。这一时期古典经济学占主流地位。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接受前人关于自然规律和自由的观念，提出“自然自由”制度的说法，认为资本主义是自然自由制度。他主张，让“一只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作用，让资本主义经济自行调节，按照自己的固有规律向前发展。斯密的说法存在理论缺陷，但在当时有其历史进步意义，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封建制国家或君主不要干预经济，以保证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取得不受限制和干涉的统治。
第二阶段是19世纪30―60年代的经济自由主义。19世纪30年代英法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孕育于18世纪末期的庸俗经济学取代古典经济学，成为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主流经济理论。在这一阶段，“萨伊定律”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理论。萨伊在19世纪初说过：“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此言后来演变成“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被称为“萨伊定律”或“萨伊市场定律”。
第三阶段是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以英国马歇尔、庇古等为主要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在西方被叫作“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把“萨伊市场定律”同工资、价格、利率都具有完全灵活性的假设结合在一起，编造了一个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均衡模型。在这个理论模型中，由于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劳动市场供求均衡――实现充分就业；产品市场供求均衡――没有生产过剩；资本市场供求均衡――不存在资本过剩。这样，“新古典经济学”断言，完全竞争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自行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在经济政策方面，“新古典经济学”主张自由放任和国家不干预经济。这种经济自由主义的实质是美化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矛盾，特别是否认资本主义发生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和存在失业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具有明显的辩护性质。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庇古还在顽固宣传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陈腐教条：“在稳定的条件下，一切愿意工作的人实际上都会就业。”历史上空前严重的这场资本主义大危机给“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自由主义以毁灭性的打击。大危机的现实证明，“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赖以建立的“萨伊市场定律”，根本不是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反映，而是完全违背客观实际的主观臆测。在大萧条中，西方怀疑、责难、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经济自由主义的学者日益增多。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尖锐批判“新古典经济学”否定经济危机和大量失业的可能性时说：“这一理论所假设特殊情况的特征，恰好不是我们实际生活在其中的经济社会的特征，结果是，当我们试图把这种理论应用于实际时，它的教义就起误导作用，而且是灾难性的。”
二、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新自由主义是现代经济自由主义，是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破产了的经济自由主义在新形势下的复活和再现。
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直面现实，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失业的严重性，承认经济危机的严重性，承认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有“完全被摧毁”的可能性。“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自由主义在大危机中破产了，原来信奉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有不少转向并接受凯恩斯主义。但是，少数信奉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例如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哈耶克等人，仍在顽固地坚持原来的立场和观点。
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于1936年。仅隔一年，即1937年，深受米塞斯、哈耶克影响的李普曼出版《对于良好社会原理的探讨》一书，竭力维护自由市场经济，为经济自由主义辩护。接着在1938年，米塞斯、哈耶克、李普曼等26人聚会巴黎，举行以“自由主义危机”为主题的研讨会。哈耶克后来在1944年出版的被称为“标志新自由主义创立的”的《通向奴役之路》一书的主要思想，就是这次研讨会的产物。
新自由主义又被称为新保守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极其艰难地度过30年代大萧条以后，新自由主义在西方渐趋复苏，并日渐活跃，形成许多流派。除了以米塞斯、哈耶克等为首的新奥地利学派，英国有伦敦学派，德国有弗赖堡学派，美国有芝加哥学派、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学派、公共选择学派以及科斯为首的现代产权学派，等等。
新自由主义产生以后，曾经长期处于非主流地位。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和政界一直处于支配地位。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主要有两手：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基本做法是：经济危机时，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期刺激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通货膨胀时，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期缓和通货膨胀。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实践中，凯恩斯主义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对暂时缓和危机和通胀有一些作用。但是，这些政策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只能暂时缓和矛盾，无法克服矛盾。
凯恩斯主义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有很大的副作用，长期交替使用的结果是导致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这就是“滞胀”。20世纪7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发生了滞胀。面对滞胀，凯恩斯主义者束手无策。如果采用扩张性政策，“滞胀”中的“滞”没有治好，“滞胀”中的“胀”会更加严重。如果采用紧缩性政策，“滞胀”中的“胀”没有治好，“滞胀”中的“滞”会更加严重。“滞胀”使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政策陷入严重困境。
当凯恩斯主义陷入严重困境时，新自由主义乘机而起，并迅速上升为西方主流经济学。20世纪70―90年代，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全盛期，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新自由主义万变不离其宗。“市场万能论”和“市场自由配置资源可以达到最有效率的状态”仍然是新自由主义即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核心教义和教条。
三、西方新自由主义三大经济政策体系
新自由主义学派林立，形形的经济理论和为数众多的政策主张基本面虽然相似，但差异不小。西方国家政府采取和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体系主要有：英国的“撒切尔主义”或“撒切尔经济学”，美国的“里根经济学”，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向全世界特别是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行的“华盛顿共识”。
（一）英国撒切尔政府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英国是凯恩斯的故乡。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在英国影响广泛而深远。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英国历届政府基本上都奉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二战后，英国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如前所说，长期交替实行扩张性和紧缩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导致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使凯恩斯主义政策失灵。
撒切尔于1979年出任英国首相。信奉新自由主义的撒切尔从上世纪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撒切尔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体系被称为“撒切尔主义”或“撒切尔经济学”，主要包括下列对内对外政策：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又译民营化、非国有化）；力推自由市场经济，解除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监管，其中包括对金融的监管；打击和削弱工会力量；削减社会福利；减税，主要是对大公司和富人减税；取消汇率管制，实行汇率自由浮动；推行旨在削弱和瓦解苏联的政策。撒切尔竭力对外推销其新自由主义政策，她曾颇为得意地说：“人们不再担心染上英国病，他们排队来领取新的英国药方。”
（二）美国里根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美国自罗斯福新政以来，历届政府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经济衰退时，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货膨胀时，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是，面对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涨，凯恩斯主义束手无策。这时美国新自由主义思潮从非主流地位上升到主流地位，并走向高峰期，其中的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直接对美国政府的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里根于1981年出任美国总统。他笃信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他有一句名言：“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才是问题。”里根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主要包括：实行“大市场”和“小政府”，大力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解除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监管；降低税率，主要是大幅度降低富人所得税税率，所得税最高税率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70%降低到1982年的28%；削减社会福利支出；镇压工会领导的罢工运动；推动“星球大战”计划，大幅度增加军费支出，图谋通过军备竞赛拖垮苏联。
（三）“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华盛顿共识”，是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约翰・威廉姆森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依据，于1989年拟定的先对拉美、随后对转轨国家经济改革提出的系列政策，这些政策在华盛顿召开的研讨会上得到美国政府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确认与支持，因而被称作“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涉及企业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税收政策、贸易政策、利率政策、汇率政策、外资政策等一系列政策。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把“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内容概括为“三化”：“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的私有化”和“快速的自由化”。华盛顿共识的“政府的角色最小化”，与里根经济学的“大市场”和“小政府”实质相同；“快速的私有化”，与撒切尔主义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一样；“快速的自由化”包括贸易自由化、利率自由化和汇率自由化，与撒切尔主义的和里根经济学的解除调控和监管相一致。
美国学者罗伯特・w・迈克杰尼斯认为，“华盛顿共识”旨在进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改革。这就是说，“华盛顿共识”不仅要把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推广到全世界，而且企图把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强加于世界各国。这显然是代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利益和要求。
四、新自由主义的失败
当新自由主义处在高峰期的时候，西方国家爆发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大危机。21世纪初的这场大危机源于美国，很快蔓延到欧洲以至全世界许多国家。从2007年夏季开始，西方许多国家先后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这场危机不只是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也不只是欧洲“债务危机”和美国“财政悬崖”，而是一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系统性危机，包括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意识形态危机以及已经持续多年的生态和环境危机。
这场危机给西方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倒退。据报道，按照英国《经济学家》周刊设立的衡量标准，在这次受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中，英国倒退了8年，美国倒退了10年，希腊倒退了12年多，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倒退了7年或更多。这场系统性危机在西方国家造成了几千万人的失业大军和极高的青年失业率，使全世界饥饿人口超过9亿。这一切也有力地证明，自由市场配置资源不仅没有达到最有效率的状态，而且相反，出现了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市场失灵”，即市场配置资源无效率。
资本主义危机，特别是资本主义大危机，成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市场万能论”的大批判家。它促使许多曾盲目追随过“市场万能论”和“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人猛然惊醒，重新思考和认识新自由主义。日本原来笃信新自由主义的学者中谷岩的新著《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崩溃？》一书有一个十分醒目的副标题：《新自由主义者的忏悔》。这部书是新自由主义者公开忏悔的代表作。
正像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给“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自由主义以毁灭性的打击一样，21世纪第一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系统性危机也给新自由主义以致命性的打击。
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09年5/6月号发表的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利奥・帕尼奇文章说：“此次危机范围之广、破坏力之大，已使全球资本主义及其卫道士陷入意识形态的恐慌。新自由主义正统派学说的信仰已经发生了内爆。”很明显，帕尼奇所说的“意识形态的恐慌”和“新自由主义正统派学说的信仰已经发生了内爆”是说新自由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和信仰已经深深陷入危机之中。
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11年7月6日在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发表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危机》一文指出：“几年前，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对无拘无束的自由市场的信仰――几乎将世界经济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帕尼奇和斯蒂格利茨的文章发表后，新自由主义危机逐渐成为西方各国许多人的共识。西方报刊和网站出现了不少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报道、访谈和文章，异口同声地谴责新自由主义及其严重后果。
在西方不同国家不同学者中，在同声批判新自由主义危机时用语各异。除了上述帕尼奇和斯蒂格利茨的“意识形态恐慌”、“意识形态危机”、“新自由主义正统派学说信仰危机”之外，现在常见的还有“市场原教旨主义危机”、“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危机”、“自由市场极端主义危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危机”、“新自由资本主义危机”、“自由放任主义危机”、“美国倡导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危机”、“市场至上主义危机”，等等。虽然用语各异，但所指相同，全都是指新自由主义危机。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危机是新自由主义这一不可持续的社会秩序的危机。法国经济学家热拉尔・迪梅尼尔接受采访时说：“当前的危机不是简单的金融危机，而是新自由主义这一不可持续的社会秩序的危机。”英国学者霍尔斯鲍姆说：“过去数十年里，人们以为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在我看来更像是一种而缺乏现实性。”“‘市场原教旨主义’已经失败。”英国学者迈克・约翰逊认为：“西方出现对资本主义的不满情绪，说明资本主义确实出了很多问题。……面对经济危机下的种种不确定性，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倡导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势必会被人们抛弃。”美国作者安迪・斯特恩说：“曾在20世纪辉煌一时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正被丢进21世纪的灰烬中。”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原来是“历史终结论”的主要鼓吹者，断言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然而，在本次危机中，福山的观点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他认为，美国式资本主义已经跌下神坛，自由主义市场或新自由主义模式将受到审判。
西方学者不仅在从理论上批判新自由主义，而且直接把批判的矛头对准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体系。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在这场危机爆发后，正当撒切尔入主唐宁街30周年时，许多英国人得出的结论是：30年的试验又一次失败。不过，这次失败的是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同样遭到了批判。曾任里根政府国内政策顾问的布鲁斯・巴特莱特本是里根经济学的参与制定者之一，现在对里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体系反戈一击。他在《新美国经济：里根经济学的失败与未来之路》一书的书名上，赫然写上“里根经济学的失败”。
不仅在西方学界，甚至在西方商界，也有人谴责英国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谴责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大投资家乔治・绍罗什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目前正在经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这要归咎于上世纪80年代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里根总统所信奉并推行的自由放任主义。撒切尔夫人和里根都误以为市场具备自行调节机制。”
“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同样受到批判。在这场大危机爆发之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就已经批判“华盛顿共识”，指出新自由主义政策对发展中国家不适用，而且很有害。在这场大危机期间，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指出，“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和东欧的“实验”已经宣告失败。
五、应高度重视西方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力图通过多种途径用他们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主张来影响中国改革。同时，我国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试图从西方新自由主义中寻找经济改革的理论依据和政策措施。这样，西方新自由主义便逐渐在我国产生影响。
国内一些有关论著不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对新自由主义思潮和学派以及“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政策体系进行全面评析，而是不加分析地向国内读者积极推荐，全盘肯定。这对许多人尤其是对青年学生产生了极为有害的影响，使他们对西方新自由主义没有识别和批判分析能力。
在各种新自由主义思潮中，对我国影响最大的是美国科斯和以他为首的产权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20世纪80年代初，科斯看到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认为这是推销他的产权私有思想的极好机会。对于如何在社会主义中国推销主张产权私有的科斯思想，其追随者进行了认真琢磨。他们给“私有产权换了包装”，开始时只说“产权明晰”，而不说科斯的产权明晰就是产权私有。直到科斯的思想在中国被一些人接受后，他们才公开声称：“私产制是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并断言：“中国会逐渐改变成为一个类似私有制的体制”。
科斯通过“派进来”和“请出去”两种途径来影响中国的产权改革。他将其追随者“派进来”推销他的产权私有论，并“自费”将中国几十位知名经济学家“请出去”，到美国参加他自己组织的“中国经济变革”国际学术研讨会。
更值得注意的是，科斯后来不仅要在中国宣传和推广他的产权私有理论和政策主张，而且远远超出经济学领域，进一步提出中国需要一个“开放而自由的思想市场”的主张，并表示期盼中国成为“自由思想的全球中心”。国内有人在评介科斯关于中国“开放自由思想市场”主张时赞许说：“科斯极富洞见的一家之言，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来说，显然极具现实意义。”这些人正在积极推销科斯关于中国要积极开放自由思想市场的主张。他们也打着“深化改革”的旗号。
国内媒体报道：“2010年，科斯百岁之时，中国经济学家组织了活动庆祝，远在大洋彼岸的科斯发来一段视频。”国内媒体还报道，科斯本应邀在2013年10月来中国访问，没料到在来华前一个月去世。我国有些经济学家对科斯表示沉痛哀悼和敬意，甚至说：“科斯的学说始终是照亮中国崎岖的改革道路的一盏明灯。”“科斯在经济转轨环境下的中国影响力巨大。科斯的理论在中国获得了比在美国更高的认同和反响。”
过去一个时期，主张私有化的经济学家不愿用“私有化”一词，而是用来自法文的“非国有化”或来自日文的“民营化”，并说“非国有化”和“民营化”不是私有化。这纯属欺人之谈。人们知道，法国的“非国有化”就是私有化。英文中的“私有化”和法文中的“非国有化”，在日语中译为“民营化”。现在，主张进一步进行产权改革者已经不再讳言私有化，而是公开说国有企业需要进一步私有化。
西方经济学的意义篇5
如何解释理论与现实的这种巨大反差？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验至多是一种转型经济学的范例，即向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过渡的一种特殊形式，没有普遍意义。如果说中国的改革取得了一些成就，那应归功于对西方经济学一般原理的应用，如发展私有经济、自由市场和对外开放等；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则缘于对西方经济学一般原理的偏离，如保留社会主义制度、国有经济、政府干预等，由于存在这些根本制度障碍，中国经济迟早会面临崩溃的局面。反复出现的“中国经济崩溃论”，就是这样产生的。然而事实是，中国经济崩溃的预言屡屡破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却经历了2008年的严重危机，陷入持续低迷。西方经济学为什么不能解释中国经济？
首先，是意识形态的原因。不可否认，西方经济学包含不少科学知识，如关于价格、货币、市场、竞争、贸易、汇率、产业、企业、增长和宏观经济等方面的理论，可以拿来为我所用；但也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特别是它的基本理论，如经济人假设、生产要素价值论、自发秩序论、私有制高效论、自由至上论等，旗帜鲜明地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裸地宣扬个人主义世界观，由此形成了西方经济学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政策主张：崇尚私有制而反对公有制、崇尚自由市场而反对政府调节、崇尚资本而反对劳动。显然，这样的价值取向和政策主张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格格不入，又怎么可能对中国经济作出正确解释呢？
其次，是理论范式的原因。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特点是：重逻辑轻历史，重形式轻内容，否认不同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下人们行为的差异，排除技术、制度、政治、文化等因素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当作考虑所有问题的出发点，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当作人类永恒不变的经济形式，把抽象的数理逻辑当作判断经济学是否科学的主要标准。这样一种理论范式，形式上似乎很完美，但与现实相去甚远。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说，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不仅在转型过程和制度选择中用处很小，即使在解释发达市场经济方面也存在根本的局限。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也曾论道：“宏观经济学在过去30多年的研究成果，说得好听点是毫无用处的，说得难听点甚至是有害的。”
最后，是理论适用性问题。西方经济学中一些被认为是比较正确的理论，也往往是以一定的假设条件以及时空条件为前提的，并不是像自然科学一样的普遍真理。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曾指出：“这些（西方）经济学术语是从西方世界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态度、制度和文化中抽象出来的，它们用于分析西方世界可能有意义，并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在欠发达国家这样做显然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比如，自由贸易理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但无论英国、德国、法国还是美国，在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建立自己工业体系的时候，都毫无例外地实行过保护关税制度。
西方经济学的意义篇6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政治哲学公民社会公共领域
前言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不仅引入了大量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和思潮的代表著作，而且出现了一批具有真知灼见的研究成果，这对促进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起了重要作用。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早中期，把福特主义的合理化进程被看作是物化的过程，激进的策略只能求助于美学的批判锋芒，形成的是大拒绝意识。这是目前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已被较多关注的一条逻辑线索。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与这个问题对接的是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批判思路以及由此生发出来并在民主政治框架中对革命道路的重新思考，在这一条思想中，其核心概念是公民社会（公共领域）以及文化政治学批判。
如果说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早中期的革命策略是对启蒙传统的“大拒绝”和美学救赎论的话，那么从葛兰西的“阵地战”到哈贝马斯的“第三条民主”道路，则更多地是继承了启蒙以来欧洲政治哲学传统。这使得他们的研讨不约而同地共同关注政治哲学的重要领域——公民社会，并由此形成了与卢卡奇传统不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理论，且开启出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潮，由此占据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70年代逻辑终结之后的理论空场，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政治哲学与此有不解之缘。由于目前国内学界出于各学科视野的局限性，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把握不免陷入到碎片化的境地之中，本文将从一个总体性的视域，以公民社会概念为核心来考察其历史逻辑。
一、发达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文化意识形态斗争的显现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对外则是资本输出与垄断，这导致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垄断资产阶级在利益国际交换中获得超额利润收买工人阶级"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得以缓和。垄断资产阶级用从殖民地获得的超额剩余价值收买本国工人阶级，这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弱化。二战后流行的福特主义产生了大量的遗产阶级，传统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二元矛盾对立淡化。福特主义一方面加强对工人的控制，另一方面提高工人的工资，从而提高工人的消费能力，缓和资本主义消费不足的矛盾，也缓和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并造就了一大批中产阶级的产生，从而缓和了阶级矛盾，遏止了阶级斗争与革命。
资本主义国家当然选择了凯恩斯主义所开的药方。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影响下，传统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企业不再是完全独立于“国家”的公民社会的一分子，不再仅受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影响，而是更需要“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的调控。
二、视角的转变与批判文化政治学的兴起
与这种社会变迁相一致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方法论上开始对从单纯经济的角度来把握资本主义进行反思，卢卡奇提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无产阶级科学的彻底革命性不仅仅在于它以革命的内容同资产阶级社会相对立，而且首先在于方法本身的革命本质。总体范畴的统治地位，是科学中的革命原则的支柱。”①这种总体性反映在社会结构的把握上，就是强调在片面的经济之后还有文化政治的因素，在学术背景上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转向韦伯所开启的文化社会学。
1、对经济决定论的理论反拨
传统马克思主义对于现代社会的分析是基于苏格兰学派与古典经济学所开始的市场（经济）社会的观念，从公民社会到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语境转换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由此，马克思认为上层建筑（即政治与文化公共领域）不过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这是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基础逻辑。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这么简单地看待上层建筑的作用。恩格斯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是辩证关系，但在他们逝世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基本上是忽视政治与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则又拘泥于马克思的理论模型。但第二国际理论家们没有意识到全球化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的所带来的挑战及发展机遇，死抱着封闭的经济决定论，从而导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破产。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正是因此而声名狼籍。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对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理论反动，从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中意识到伸张主体意志的重要性，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理解为主客体关系的辩证法，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基于“‘总体性’对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方式的研究。”②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变化相适应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社会理论重心发生了逻辑“偏移”。从“经济决定论”到“文化政治本体论”。这一转变，表现在本文所研讨的市民社会问题上，就是把经典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基础的视角来理解公民社会，转换为从文化与上层建筑的视角来理解公民社会。此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其所引起的无产阶级革命问题逐渐淡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而知识分子（西方马克思主义学院派思想家）所领导的文化造反则凸现出来。
2、理论支撑背景：韦伯等文化社会学的影响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开始理论活动的年代，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阶级斗争的传统思路已经被排斥在主流经济学之外，古典社会学关于社会整合的理论应运而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生活在这样一个理论环境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其影响。葛兰西对于社会学这种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他称为实践哲学）和实证主义（他认为是“部分地反对”实证主义）之间的理解，使得他的政治社会理论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不同，表现出向实证主义社会学靠近的趋向。葛兰西的这一系列理论创新活动扭转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公民社会的社会学、政治学阐释的传统。这便是本文所指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研究的文化社会学转向。
三、公民社会文化政治内涵在政治与文化公共领域的凸现
与葛兰西那种用“三分法”对市民社会进行结构性分析（经济基础+市民社会+政治上层建筑）的研究路径相关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市民社会的历史性认知也发生了改变。在马克思那里，现代市民社会主要是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视角来考察的。这种二分法是马克思哲学辩证法的特点，但他们更多的是强调辩证法中的中介思想。因此在市民社会这个问题上，在他们所提出的三分法中，市民社会实际上只是一个中介。这种三分法中的市民社会在列斐伏尔那里实际上就是日常生活世界，列斐伏尔提出：“日常生活不再是一个独立领域，也不再是社会的边缘领域，而是资本主义统治的核心领域，也是社会变革的核心地带”。
如果说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扩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理论的全球化视域，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晚期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则扩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理论的文化政治学视域。从理论表现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正统马克思主义是异质性的理论形态，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所受到的政治迫害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
然而，如果从更大的理论与历史视野来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之间也存在相通之处，这就是对现代性公民社会（资本主义）的批判。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在国际上的行径是帝国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则揭示了资本主义在国内实行民主政治的实质是更深层次的心理文化控制。正是资本主义这两种不同的统治方式导引出不同的斗争形式：前者以政治革命进行斗争，后者则以文化革命进行反抗，这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历史逻辑。
参考文献：
[1]马丁·杰.法兰克福学派史[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176～177.
[2]黄继锋.关于深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几点看法[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02）：131～134.
[3]王雨辰.作为马哲史研究对象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何以可能[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02）：43～46.
[4]罗伯特·戈尔曼.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辞典[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254～256.
[5]王雨辰.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与反思[j].学术研究，2010，（03）：55～60.
注释：
西方经济学的意义篇7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最新成果教学
毋容置疑，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然而，我们却不能不遗憾地看到，在目前经济学教学中，虽然名义上是“双轨制”，但无容否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已经被严重地边缘化，西方经济学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1］。即使在党校省部级领导培训班上，也有教师公开宣扬“经济人”假定，公开宣扬“人是理性的利己主义者，人是自私的。”“人们如果不自私，就不会有劳动的积极性，政府也无法通过政策调节经济［2］。”致使党校姓党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因此，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已经时不我待。
胡锦涛总书记在为全国干部培训第二批教材作的序言中指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必须把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作为中心内容，着力引导广大干部准确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理论发展成果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并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党校作为培养党的干部的基地，必须认真贯彻落实这个指示，让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进教材、进课堂、进干部的头脑。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最新成果进教材的关键是创新
《资本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论断，作为指导早期无产阶级斗争的学说，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和作用，它对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指出市场竞争的无序性和社会干预与调配的必要性，对今天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繁荣和文明有着深刻的影响。作为以推翻旧的资本主义制度为己任的马克思、恩格斯，他们理论的科学性是任何一位公正的学者都不能否定的。问题是经过一百多年的社会实践，世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资本主义已经不再是一百多年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经历了由高潮到低潮的变化。尤其是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不可能简单地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然，也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经济学。我们的市场经济与马克思分析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的社会主义也与马克思展望的没有商品和货币的社会主义是有区别的。这就不可避免地给我们带来了困惑，解开这些理论和实践中的困惑，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不可推托的责任。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需要创新，只有进行结合实践的创新，去解释现实中遇到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会有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是教条，这一点恩格斯在《致威纳尔．桑巴特》的信中说得很明确，他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版，第742~743页）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们，才能够利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研究马克思以后的社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来不是固步自封的，而是具有强烈的与时俱进性［3］。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逐渐认识到《华盛顿共识》并不能解决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问题，而《北京共识》正成为他们学习和模仿的榜样［4］。这也说明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相继提出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一系列的重大战略思想［5］。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又明确地提出了要毫不动摇地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要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路子。胡锦涛总书记这一系列的重大战略思想，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南，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性。
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为我们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基础，要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需要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进一步发展和创新。近几年，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启动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在这方面做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绩［6］。笔者认为，在已经取得的成绩基础上，今后还需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一是继续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研究力度。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也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最新成果，但是，与西方经济学众多的理论和学派相比仍然不够。目前，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着“四多四少”现象。首先是批判多而创新少。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把精力用在批判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自由主义经济学上，而在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投入不够；其次是定性多而定量少。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能够抢占阵地，关键在于微观经济学中定量的描述，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很重视定量的描述，而我们在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却很少采用数学工具，在定量描述经济现象方面做得很不够；再次是研究中国多而放眼世界少。多数学者的视线仅限于国内，对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却很少关心。近几年，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如日本和韩国的社会经济学，美国的激进政治经济学，俄罗斯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法国的调节学派，以及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激进政治经济学。这些不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流派出自发达或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其种种经济矛盾、现实问题和发展趋势有较透彻的揭示，是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又大多赞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因而可被直接吸收和借鉴的成分比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要多。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或左翼经济学的研究。最后是务虚多而务实少，中国目前正处在转型期，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十个方面的重要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特征，归结起来，就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所指出的“四个深刻”和“两个前所未有”，即：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面临中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需要结合实际，把研究回答重大现实问题作为主攻方向，充分发挥理论指导实际工作、回答时代课题的作用，去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二是要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写进教材。教材是人们获得知识的一个主要来源，编写高质量的经济学教材，是传承学科知识、规范教学活动、培养专业人才的关键环节，有利于我国经济学的不断发展，有利于推动经济学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我们要着眼世界变化，立足中国现实，联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联系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把加强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同教材编写紧密结合起来，把研究成果及时运用到教材建设中，充分反映我们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和基本经验，形成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最新成果的教材体系。教材编写得如何，要以取得的实际效果为依据。教材归根结底是要应用到教学活动中去的，广大教师和学员是不是愿意用，是不是喜欢读，是不是能够从教材中获益，是检验教材质量的重要标准。教材体系的编写，应以《国家哲学社会科研“十一五”(2006~2010年)规划》里所规划的经济理论和应用经济研究领域为主，形成体系化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最新成果进课堂的关键是认识
按照教育部的规定，目前我国高校经济学的教学实行“双轨制”，即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并行地都作为经济类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前者主要讲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以及由此发展而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后者主要介绍西方国家目前流行的主流经济理论。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西方思潮的冲击等一系列的原因［7］，存在着一种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概念、基本原理束之高阁或当作“传统经济学”而冷落的倾向。在具体的课时安排中，不少高校经济学本科专业西方经济学的总课时大大超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总课时，前者约为后者的1~3倍。在研究生课程设置中，《资本论》由144学时减到40学时，而西方经济学则由72学时增至200学时，甚至有的学校根本不设《资本论》。还有的高校在经济类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取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这样的课程设置，不可避免地造成学生心里只有西方经济学，而没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可避免地造成高校里有众多的西方经济学教师，而缺乏马克思经济学教师。这种现象在全国的党校系统也或多或少地存在。
之所以造成目前这个现状，笔者认为主要是认识问题。
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认识问题。西方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攻击不足为奇，奇的是我国经济学界不少学者，甚至包括一些主流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了动摇。这类经济学者，不愿花力气潜心攻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不愿虚心翻阅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无视《资本论》中对资本生产、流通及其统一的基本规律性论断对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性，无视《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般分析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发展的借鉴意义，无视西方经济学界一些学者对《资本论》的高度评价［8］。反而以“无用论”和“过时论”自我辩解。要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对这两个认识问题予以澄清。
第一，怎么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无用论”。任何理论和学说，都不可能是百科全书式的词典，指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解决一切现实中的问题，是典型实用主义的幼稚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反对将他们的著作当成照方抓药的圣典经书。因为，要把理论变成现实，除了理论本身需要完善外，还需要有一系列中间环节。但无庸置疑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对于我们研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是普遍适用的。同时也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都带有写作时代的某些特征，个别观点会失效，但包含在其中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立场是不会过时无用的。这里，重要的是要学会在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时透过具体的历史条件，把握其中的普遍原理，并善于将这些原理转化为现实。
第二，怎么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过时论”。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一定历史阶段的物质生产条件出发，全面科学地揭示了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本质、运行规律和主要机制；现代世界范围内的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从当代垄断资本主义出发，较全面地科学地揭示了多阶段垄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本质、运行规律和主要机制；我国历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出发，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理论，较全面地科学地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本质、运行规律和主要机制。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没有过时，而是能够较全面科学地解释资本主义各个发展阶段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本质和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虽然以开创性者马克思的名字命名，但是，不应当狭隘地把它理解为属于个人的经济思想，而应当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历史的必然产物，是人类科学思想的结晶，具有强烈的与时俱进性，对现实问题具有抓住本质的深刻解释力，并能指导当代的社会实践。
其次是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问题。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不可能成为像数学或物理学那样的“真科学”，不可能成为或等同于自然科学，它不是超政治或超阶级性的学科，它代表着一种意识形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也认为“意识形态是普遍存在的，不限于哪个阶级”；“马克思认为，‘意识’依赖于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这一见解是解释‘阶级意识’发展方面的一项重要贡献［9］”。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既有西方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又有西方市场管理的经验总结。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西方经济学各个流派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都是站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而服务的。这与我们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是背道而驰的。另一方面，还要看到，西方经济学在市场管理的手段和方法上，有一定的科学性，需要我们借鉴和学习。当然，管理方法的借鉴和吸收也必须考虑到中国具体的国情。对西方经济学的正确态度，应该是既不崇拜，也不排斥。笔者很赞同一代经济学宗师陈岱孙教授所指出的：“西方经济学无论如何，是植根于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的产物。中国的实际在种种方面和西方实际大不相同。要借鉴、利用西方经济学一些理论分析解决中国今日面临的经济问题，我们不但要排除其在本国实践上已证明为谬误者，即使对在其本土已证明有成功经验者，我们也得详察其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10］”。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最新成果进头脑的关键是教师
好的教材进入课堂后，教学环节至关重要。教学效果的好坏关键在于教师，如果教师队伍不行，教材再好也很难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因此，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最新成果进头脑的关键。笔者认为，应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首先，教师要树立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一样，既是一种学术，又是一种信仰。韩愈在《师说》中写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授业、解惑三者中，韩愈更强调“传道”，认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中的“道”就是马克思主义信念。教师要传这个“道”，必须自己首先坚信这个“道”。自己不信，焉能让人信。因此，教师必须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情传播、真诚实践”。
其次，教师要加强业务学习。授业就是要求教师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作一种学术来传授，这就要求老师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学术和意识形态两个领域都能起到“传道授业解惑”的作用。如果仅坚持了马克思经济学作为意识形态主导地位这个“道”，而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核心理论这个“业”，则会架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遑论传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教师的大忌。
再次，教师要加强教学规律和教学方法的研究。2002年12月18日，胡锦涛同志在同中央党校校委座谈时，从党校的地位、作用和任务，党校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培育和弘扬优良学风，加强党校队伍建设，坚持从严治校，加强对党校工作的领导等方面，系统总结了党校工作的九条基本经验［11］。党校教学对象决定了党校有特殊的教学规律和教学方法，必须坚持党校姓党，既要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扬党校的优良传统；又要在实践中不断推进党校工作的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同时，党校又是学校，党校工作中既要遵循一般教育规律，还要遵循党校教育的特殊规律。党校老师必须充分认识干部教育的教学规律，在掌握教学规律的基础上，探索切实可行的教学方法。右图显示了中组部培训中心做过的干部培训调查的结果。从这个调查中，我们可以发现，最受干部学员欢迎的授课方式是研讨式教学和案例式教学。因此，我们要加强这两种教学方式的组织和实施的研究，同时，也要积极研究其它的教学方式。
最后，教师要坚持求实的治学态度。这里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邓小平说：“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邓小平选集》第三卷，第382页）“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选集》第二卷，第126页）实事求是是我党的一贯传统，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应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就是要求我们摒弃一切假大空的说教，不回避社会的热点难点问题，真正坚持用马克思经济学基本原理去解释现实经济中的具体问题。二是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特征和根本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长点和生命力所在。因此，教师要善于结合教学内容，针对学生思想状况和普遍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运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丰富生动的实践，结合当代世界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来解答学生迫切要求回答的问题，引起学生的共鸣，激起学生的兴趣，从而达到让学员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目的。
参考文献
1，7.刘国光．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J］．高校理论战线，2005;（9）
2.王东京．驾驭经济学的理论支点．文汇报［n］，2004
3.董瑞华．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与时俱进．海派经济学通讯［J］，2004;（1）
4.黄平，崔之元．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5.曾庆红．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关于十六大以来党中央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继承发展［J］．求是，2007;（6）
6.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取得重大进展［n］．光明日报，2007
8.裴小革．国外学者如何看待《资本论》［J］．求是学刊，2002;（6）
9.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西方经济学的意义篇8
[关键词]当代；西方；思潮；意义
【中图分类号】G420
"当代"通常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也有指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所谓"后现代"时期。社会思潮是指某一特定时期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状况、并适应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理状况和要求，在社会上流传甚广、影响较大的思想潮流。当代西方社会思潮，是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精神折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
一、当代西方社会思潮产生的背景
社会思潮是社会文化意识的表现，也是社会的产物，一定的社会思潮，是在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条件之总和的基础上，从群众的社会心理中自发形成的。西方社会文明发展的矛盾性是现代西方社会思潮产生的前提。复杂多变、多维的社会历史状况和文化学术背景，是导致西方政治思潮产生、发展和演变的重要因素。
社会思潮的根源在于社会的经济生活，在于社会经济发展所引起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它从一个层面反映社会生活的现状并随之发生变化。首先，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给社会生活各方面都以比以往更快得多速度在变化。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这种剧烈的变动必将原有的社会生活状态撕裂、重组，造成人们精神上的强烈震撼，各种思潮正是这种精神震撼的表现。其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矛盾重重，当社会矛盾运动到达某种猛烈的程度，超出人们的普遍承受能力会诱发原有社会心理的分裂，由此重新组合形成一定范围内人们的共同的心理趋向时并有条件得以广泛传播，往往演变成新的思潮。
二、西方思潮的主要流派
（一）政治思潮
1、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从17世纪一直延续到当代，历经三百多年时间，其发展历程被分为传统自由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即新自由主义。传统自由主义产生于英国，以洛克为代表的启蒙学者系统地提出了以人性论和个人主义为基础，保障个人自由，反对国家和教会的奴役。18世纪末至19世纪，英国的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约翰・密尔等自由主义思想家，把自由主义原则扩展到经济领域，倡导经济自由、契约自由和竞争自由。1933年罗斯福新政的成功使新自由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美国主导的政治意识形态，也对其他西方国家产生巨大影响，成为西方世界的主流政治思想。它主张政府有限干预，扩大公共教育、提供社会福利和保险等方面为个人自由和公共利益发展创造条件。
2、新保守主义。保守主义产生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奠定其思想基础的是英国政论家埃德蒙・伯克。他提出应容忍渐进的和保存优秀传统的改良，反对蓄意破坏现存制度和社会秩序的激变的态度。20世纪初期，保守主义主要有以莫斯卡和帕累托、奥尔特加和熊彼特为代表的精英派与以美国的伯纳姆和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专家治国派。20世纪70年代以后，保守主义思潮强劲复兴，在美国涌现出欧文・克里斯托尔、丹尼尔・贝尔、哈耶克、弗里德曼这样的新保守主义者。新保守主义最为鲜明的特征是"反国家主义"，即反对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猛烈地抨击了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干预理论，倡导以个人奋斗来摆脱贫困，主张政府不要干预社会经济生活，让市场经济自己运行。他们并不反对适度的国家干预和福利国家的概念，但前提是不能损害个人主义。
3、社会民主主义。产生于19世纪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时代，从1896年起，伯恩施坦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包括代表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的任务》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系统的修正，奠定了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的理论基础。伯恩施坦认为资本主义的生命力远比马克思原来设想的要强，工人阶级可以通过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扩大自己的权利，从而在资本主义内部逐步实现社会主义。二战后以德国社会"哥德斯堡纲领"为标志，社会主义彻底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否认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把民主制推崇为社会主义的最高原则，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民主制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彻底实现。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布莱尔提出"第三条道路"为标志的进一步"自由主义化"，在北欧国家有比较成功的实践。
4、社群主义。20世纪80年代后产生的当代最有影响的西方政治思潮之一。它的哲学基础是新集体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把自我和个人当作理解和分析社会政治现象和政治制度的基本变量，而是认为个人及其自我最终是他或他所在的社群决定的。社群主义认为社群才是政治分析的基本变量，个人及其自我最终由他或他所在的社群决定。"社群主义"的主要代表有桑德尔、麦金太尔和沃尔策等，它是在批评新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与此相一致是它强调国家、家庭和社区的价值，倡导爱国主义。在价值观上，社群主义强调集体权利优先的原则用公益政治学代替权利政治学是社群主义的根本主张。
（二）经济思潮
在当代西方经济思潮的演变过程中最重要的两大主流是凯恩斯主义和新经济自由主义。
1、凯恩斯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认为自由的经济制度能解决经济生活的一切问题，直到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大爆发，凯恩斯主义在危机中应运而生。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基础是1936年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其中包括有效需求和就业理论、三大心理规律、货币乘数效应、工资与物价理论、危机理论和货币财政政策六大方面内容。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认为，宏观的经济趋向会制约个人的特定行为。18世纪晚期以来的"政治经济学"或者"经济学"建立在不断发展生产从而增加经济产出，而凯恩斯则认为对商品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由此出发，他认为维持整体经济活动数据平衡的措施可以在宏观上平衡供给和需求。由此可以看出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实行国家干预和调节。
2、新经济自由主义。20世纪70年代，沉重的财政赤字使国民经济失去了平衡，两次石油危机引发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高通胀、高失业、低经济增长的困境，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和弥尔顿・弗里德曼作为新经济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把反对国家干预上升到一个新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高度。哈耶克主要著作有《货币理论和经济周期》、《物价与生产》、《集体主义经济计划论》、《自由与经济制度》、《利润、利息和投资》、《资本纯理论》、《通向奴役的道路》、《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自由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与思想史新研究》，反对集权主义的国家干预，追求充分个人自由和市场经济的法制社会。弥尔顿・弗里德曼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影响最大的著作是《资本主义与自由》和《自由的选择》。弗里德曼把企业私有化视为自由化的根本前提，非常崇拜价值规律的作用，提出"持久收入假说"为依据反对凯恩斯主义相机决策的财政政策。认为保护主义是"国家之间发生摩擦的一个根源"，认为自由的国际贸易能促进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谐关系，各国实行浮动汇率制是实现经济一体化的基本条件。
3、新制度经济学。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是以凡勃伦为代表的制度学派形成时期，认为人类经济生活中有满足人类物质生活的生产技术制度和私有财产制度，这两种制度都以人的本能为基础，资本主义的一切弊病都根源于这两种制度的对立。它强调人、制度和经济活动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制度的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包括四个基本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制度变迁理论。迄今为止，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初具规模，已形成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委托-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新经济史学等几个支流。
三、学习当代西方思潮的意义
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中国在世界范围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中国要实现民族的复兴发展，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必然需要具有对全人类共同性的现代价值观认同的世界性历史眼光。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来说，学习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意义主要有：
1、提高我们的鉴别力和敏锐性。当代西方社会思潮产生来源于社会和人类自身发展面临的共同问题，其提出的观点、立场、解决方法是人类认真思维的成果。尽管这些成果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但是也曾在某一历史阶段和社会区域产生过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我们在学习中要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分析其合理性，认识其先进性和局限性，批判地继承人类文明成果，有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提高思想的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
2、有利于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建立在吸取人类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如果不了解西方思潮就很难深入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发展性，是不断创新的理论。在正确剖析当代西方思潮的成就和局限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和各种思想对话，有利于我们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更深刻地体会它的科学性。
3、有利于认识社会主义的先进性。西方思潮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物，无不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状况，也暴露出它存在的根本的缺陷。我国经过改革三十多年的发展，一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些消极错误的观念，甚至出现否定改革的言论。通过对当代西方思潮研究，能帮助我们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引导青年大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分析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新情况、新现象，克服社会经济大潮面前的失落感和对商品文化感性上的盲从，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树立起强大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以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浪潮中去。
参考文献
[1]毕红梅，李东升：《当代西方思潮与思想教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西方经济学的意义篇9
关键词:法经济学本土化;分析方法;研究范式与理论秉承
任何学科的研究都是在特定哲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法经济学不同的研究范式反映了不同的哲学理念，东西方立法及司法活动体现了不同的社会核心价值观。法经济学本土化取决于对法经济学研究范式的选择，选择的实质就是对法经济学发展方向与前途的选择。本文试图从法经济学研究范式出发，在范式层次上厘清西方主流经济学有关市场机制运行一般规律的科学成分和思维方式，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那些附着西方意识形态的西方法经济学理论。
一、边际分析:西方法经济学的基本方法
作为理论化的意思形态，托马斯.S.库恩(thomass.Kuhn)将用于描述和解释科学发展与演进的历史机制的“范式(paradigm)”概念界定为在某一特定时期内，为科学共同体(communityofscience)所接受的由特定理论体系、研究规则和研究方法组成的被普遍承认或接受的思想结构，包括研究者的价值取向和理论视角、材料的选择、合理性指标的确立以及问题的解决。分析范式不仅是理解法经济学的视角所在，同时也是其实质所在;不仅是理论本身所在，同时也是研究方法或研究途径所在，不同范式的存在、相互间的竞争，以及作为竞争结果的范式更替运动构成了学科演进和发展的动力、机制、形态与体系。
西方经济学最基本层面上的研究对象是经济人的理性选择，边际分析方法已逐步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当人们把法律视为一种制度，用其分析法律规则约束下的“经济人”的理性选择行时，实际上就是将边际分析方法引入了法律分析领域，边际分析方法也就成为了法经济学分析范式的基本分析工具。西方法经济学以经济个人主义为分析的逻辑前提，以理性最大化为分析的理论假设，以主观效率标准为分析的基本目标，以对市场分析框架的比附为分析的技术模式，以经济人假定、选择及自发的社会秩序为分析的综合模型，以交易费用为分析的基本范畴，以包括完整的科斯定理组和衍生的科斯定理在内的科斯定理组为分析的基本根据，以法律市场为分析的基本框架，以法律的成本与收益分析为分析的基本方法，以行为预测、效果评价、运用经济模型构造法律规则、历史解释和技术支持为基本问题，分别以新古典技术模式、科斯技术模式、谈判理论模式和博弈论模式为分析的技术方法，具有以标准程序规则和标准技术规范为内容的分析研究规则的法经济学分析范式，其实质乃是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与法的技术理性化运动最新、最具专业技术色彩、且社会及学术影响力最大的一种发展形态。
按照“经济人”假设，“经济人”总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最大化的实质是其所获得的净收益的最大化。西方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中存在着一条通往均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的组合的收敛的路径，该收敛路径背后的决定机制则是供求机制。均衡分析揭示了法律制度约束下的所有行为人的最优行动如何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而形成一种持久不变的可观察的均衡状态，这种均衡状态正是关于该法律制度实施效果的真实考量。西方法经济学认为法律制度要想得到人们的遵守必须形成均衡的状态，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只有在该种法律关系实现了均衡才有激励去遵守法律。否则，当事人会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违反法律。因此，西方法经济学在考察法律规范实施效果，以及如何改善法律制度时均以均衡为核心和落脚点，均衡是西方法经济学分析范式的核心理念。
毋庸讳言，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是资源的稀缺性，人类社会面临如何优化资源配置的公共政策选择，法律实施效果是否与该法律的真实意图相契合应该在社会稀缺资源配置的语境中展开。在波斯纳看来，所有法律事实上都发挥着分配稀缺资源的作用，所有法律都要以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为目的;公共政策的核心价值取向是对效率的追求，公共政策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增加了消费者剩余。通过对法律规则进行成本和收益分析及经济效率分析，使人们可以就法律实施的结果得出结论，对特定法律安排的社会价值作出评价，这是法经济学必须完成的使命。因此，波斯纳认为虽然公平、正义历来是法律的亘古不变的追求，但是理想的正义应是最大社会福利下的正义，法律致力于社会财富的最大化，致力于社会福祉实现行为的正义。
西方社会福利最优状态的实现是以交换效率的实现为要件的，交换效率实现的前提又是对所有市场主体的自由、平等权利的尊重和保护。西方法经济学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通过模拟或复制自由市场来创设法律，而自由市场的内在诉求又恰恰是自由和平等精神的张扬。因此，西方的核心价值均隐含在社会福利最优状态之中，西方法经济学主张“正义”和“社会福利”最大化是内在统一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西方在对法律进行经济学分析的过程中发现了“正义”与“效率”之间的关联性。西方法经济学将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作为法律的规范性目标，并不必然意味着对传统法学正义观的反动和抛弃。相反，效率和正义这两种终极价值在西方法经济学分析范式中实现了新的统一。
二、马克思与波斯纳:研究范式比较
马克思主义法经济学思想的形成贯穿于整个唯物史观发展的全过程，它以探讨社会法律制度的整体变迁为主题，内容多是对法的本质、法的产生、法的演变以及法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等宏观问题进行阐述。在研究角度、研究方法、衡量法律的基本价值标准等方面，马克思与波斯纳所的研究有着明显的差异。美国的诺思指出:马克思法经济学思想“最有说服力的，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以往古典经济分析所遗漏的法律相关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这是一个根本的贡献”①。但是，马克思与波斯纳研究角度、研究方法之间的差异不意味着彼此之间的绝对对立，相反彼此之间可以相互弥补各自分析中的不足;而且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的不同也并不影响他们在衡量法律的基本价值标准——效率上达成共识。
1.不同的研究角度:宏观与微观。如果从研究角度出发进行比较会发现，马克思更多地是从宏观层面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而波斯纳却是从微观层面对法律经济型经济分析的。马克思着力于对法的发生、发展、演变、法和经济的关系等宏观的、整体性问题的论述，而波斯纳则注重详尽地对各部门法、某个案例或某条法律原则的研究。马克思对法律的经济分析没有运用成本——收益方法，而是更多地关注法律与经济的相互影响。马克思的分析最为人所指的是他演绎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基本原理。因此，马克思对法与经济关系的研究蕴含在他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宏大历史叙事之中。
马克思指出人类社会的所有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制度和人们的思想观念)最终都是由生产力及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马克思探寻了法律背后的经济逻辑。马克思也探讨了法律制度对经济系统运行的影响，不过他把自己分析的重点更多地放在经济因素对包括法律在内的上层建筑的决定性影响上，以至于马克思的研究方法被称为是“经济决定论”。总之，从马克思对法律变化的历史描述中可以发现经济发展的足迹，从他对经济发展的历史描述中发现法律发展的影子。
波斯纳将经济学从一种抽象的理论变成了一种典型的分析工具:在波斯纳看来，经济研究的意义在于为人们认识和解释法律的结构、目的和一致性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分析框架。在“人是自身利益的理性最大化者”这一经济学的核心假定前提下，波斯纳致力于运用经济学术语来考察法律问题，他对法律问题进行实证研究时强调法律的实用价值和可操作性。循着“效率”这一主题，波斯纳从微观的角度对财产法、侵权法、合同法等等各种具体的法律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探讨法律的制度构成是否与其所要实现的目标相一致。
由此而论，马克思的研究大致可以归结为法与经济学研究，波斯纳的研究则可归结为法律的经济分析。法律的经济分析是把经济学作为典型的分析工具，通过对法律规则进行成本和收益分析及经济效率的分析，就法律实施的结果得出结论，并对特定的法律安排的社会价值作出评判;法与经济学则更多地带有意识形态倾向，它注重特定政治环境中法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强调变化中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怎样影响特定的价值观以及原则。因此，法与经济学的研究并非只是狭隘地用某一法律制度的经济效率来检验法律规则，而且考虑该法律制度的政治经济和历史背景②。当然，马克思于波斯纳的分析不存在孰优孰劣的差别，有的只是研究侧重点的不同，恰恰是这种不同形成了二者之间的互补，宏观与微观、抽象与具体。因此，二者都是法律的经济分析的重要内容。
2.不同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在方法论方面，波斯纳秉承了斯密的个人主义传统，他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中提出经济学是关于“人在其生活目的、满足方面是一个理性最大化者”的假设，他在关于“法律经济学运动”论文中谈到自己对“非市场”法律经济分析的基本前提时提出，法律经济分析的基本前提之一就是“人们在作非市场行为决策时……以其满足最大化的理性人行事”③，他在《法理学问题》里明确表示“我将予以表述的用来指导法律经济学分析的基本经济学假定是:人们总是理性地最大化其满足度，一切人(只有很小的孩子和严重智力障碍这是例外)，在它们的一切设计选择的活动中(精神变态的或其他因滥用毒品和酒精而产生类似精神错乱影响的活动除外)均如此”④。由此可见，把以波斯纳为代表的(狭义)法律经济学宗旨表述为一种以人的理性化全面发展为前提的法学思潮”⑤是非常恰当的。波斯纳在“经济人”假设前提之下构建起自己的法经济学理论体系，他把自己有关法律的经济分析主要集中在法律变迁对行为所产生的影响之上⑥，他相信人会对激励作出反应;他认为法律规则不僵化的法条，而是一种为人们提供激励机制的制度安排;他提出法律规则的变化事实上为行为主体施加了不同的价格，促使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主体，在作出决策时进行权衡，从而作出有利的选择。
与波斯纳不同，马克思坚持整体主义方法论。马克思不排斥对个体动机和行为的分析，但是更多地强调人的社会性。在马克思看来，尽管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但是社会并不是单个人的简单加总，社会是按照特殊的规则和特定的结构组成的有机整体，这个整体一旦形成就具有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和单个个人所不具有的属性。因此，“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⑦。马克思提出个人决不是抽象的、具有“类”本质的人而是现实中的人，他批判从孤立的个人出发来研究生产的做法，认为“越往前追述历史，个人也就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显得越不独立，而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⑧。因此，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意义上讲是一切社会关系之总和⑨。在马克思看来，法律不再仅仅只是调节人们行动的准则与规范，而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应属于整体主义分析方法，这种整体主义方法论立场蕴含的根本观念是法律反映的并非个人的愿望、要求，而是一种有阶级利益与阶级观念所决定的制度形态。
3.在衡量法律的价值标准——效率上的统一。尽管马克思与波斯纳在方法论基础及分析的角度等方面存在着不同，但是在衡量法律的价值标准——效率上，在排除了阶级立场及伦理、道德或观念考虑之后，他们之间却得到了最大的统一，马克思与波斯纳都在一定程度上为衡量法律价值提供了标准。尤其是波斯纳，他明确地把效率当作一切法律都应遵循的最主要的标准，波斯纳在凸显法律的效率价值方面是迄今走在最前面的人。波斯纳反复强调，由于现实中存在着交易成本，法律在资源配置上不可能是中立的，它应该起到效率作用;一切法律活动都要以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最大化为目的，判决在多数情况下必须依照最有效率地利用资源这一原则进行⑩。
能否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是马克思衡量法律或法规的标准，马克思提出“法符合生产力标准的，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就是进步的生产关系;凡是符合进步的生产方式的上层建筑，就是进步的上层建筑。凡是进步的东西，就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潮流的，是值得赞许的，而且是不可被阻挡的”(11)。遵照马克思的标准，当法律维护并促进的经济基础是符合生产力要求的生产关系时，法律必然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法律是进步的，也是有价值的;当法律所保护的经济基础已经转变为腐朽的没落的生产关系，从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时，这种法律就是反动的，应该加以抛弃的。由此可见，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波斯纳，在排除了阶级立场，排除了伦理、道德或观念之后，在衡量法律的价值标准——效率上得到了最大的统一，“效率”在这里成为了一种“客观”的范畴，在波斯纳看来“有效率”的法律制度，也往往是马克思认为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进步的法律制度。
三、法经济学本土化的现实指向
一般来说法学追求的终极价值是公平和正义，经济学的核心考量是理性选择和效率。从理论研究的特定意义来看，法经济学研究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在法律领域的应用，法经济学的历史发展也就是上述两类分析范式相互竞争、演进的历程。基于东西方社会历史条件和学理环境的不同，法经济学研究范式必然具有多样性、民族性、地域性的特征。基于解决特定社会问题的需要，东西方法经济学研究范式必然具有明显不同的价值性和目的性。从研究范式应用与发展的角度来理解，法经济学在中国迄今为止20余年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以1983-1992年的以法经济学概念的萌生和对学科地位的初步论证为内容的历时10年的第一次发展浪潮，1993年到2002年的以大规模地引进和学习西方主流法经济学理论知识为特点的第二次发展浪潮和2003年至今天的滞缓发展阶段等三个明显的阶段。中国法经济学研究在范式上的矛盾、纠缠、羁绊和无所适从，根源在于哲学理念和研究范式选择的犹豫与彷徨，正是这种彷徨导致了法经济学本土化的混乱、肤浅和片面化。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具有不同的哲学基础和思维方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唯物辩证思想为基础，以制度现象存在的客观现实为研究的切入点，以生产力的首要性为分析的前提，以现实的人为分析为出发点，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规律为分析的起点，以利益矛盾分析方法为分析的工具，以一定的社会法律规则的本质与结构为分析对象，注重的是经济运动的一般规律和长期分析，强调事物的普遍联系和运动变化，阐释以一般规律为基础的事物的特殊规律。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遵循从特例到一般、从微观到宏观的分析路径，突出对经济人行为及其行为背后的心理分析，相对忽视对普遍联系、运动变化的市场背景的分析。随着经济环境或约束条件的变化，研究范畴体现的社会经济关系也会发生变化。正因如此，马克思强调不能把经济范畴“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12)因此，英国法经济学家戴尔斯强调“对法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讨论应从马克思的法经济学思想开始”(13)。
社会生活中的法律关系不是从经济学的数学模型中演绎出来的，检验法经济学理论有效性的标准是社会实践而不是完美的数学构建。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或Liberalism)经济学对市场经济运作具有一定的说明作用。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分配意识是按效益分配，新自由主义片面强调效率就是一切，资本是达到效率的至高无上的手段。爱因斯坦在1949年写的《为什么要社会主义?》中指出:“私人资本趋向于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这些发展的结果造成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它的巨大权力甚至连民主组织起来的国家也无法有效地加以控制”(14)。这表明资本越集聚就越就需要用法律手段来保护自由体制，新自由主义正是这种社会不公正分配的意识形态辩护工具。所以，在理论上要把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对于市场机制运行一般规律的科学成分，同作为西方意识形态内容区别开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那些附着西方意识形态的法经济学理论。
目前，我国生效的法律已达231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其中223部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出来的。正义原则是法理的基础，法律应该体现人们对正义的诉求。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差异，决定了中国法经济学研究不能忽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制度经济分析、并作为重要标尺，构建中国特色的法经济学本体论。因此，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对我国现有的各种法律进行经济分析既是法经济学本土化过程，也是法经济学指导我国立法和执法的过程。理解和掌握唯物史观在中国法经济学界具有紧迫性，否则就无法做到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动规律。所以，法经济学本土化必须以解释、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为出发点，始终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要注重中国法经济学研究的学术理路、研究方法及其成果的独到性或特殊性，要体现中国法经济学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如果中国法经济学研究拥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思想与方法，做了西方人没有做或做得不够的研究，取得具有自身特点的高水平成果，那么中国法经济学界对法经济学发展就做出了具有世界意义的贡献。
注释:
①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169.
②(美)罗宾保罗麦乐怡.法与经济学[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1-9.
③(美)理查德R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907-908.
④(美)理查德R波斯纳.法理学问题(中译本)[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441-442.
⑤(美)理查德R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1.
⑥(美)理查德R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下)[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909.
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7.
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7.
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⑩(美)理查德R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15.
(11)韩丽.马克思与波斯纳的经济分析法运用比较[J].政治与法律，2002(1):8-13.
(12)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7.
(13)魏建，黄立君，李振宇.法经济学:基础与比较[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80.
(14)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72.
参考文献
[1]曲振涛.论法经济学的发展、逻辑基础及其基本理论[J].经济研究，2005(9).
[2]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
[3]史晋川.法律经济学评述[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2).
[4]刘文革，关立新.法经济学的本土化探索[J].经济研究，2005(7).
[5]关立新.法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指向[J].学习与探索，2008(5).
[6]冯玉军.法经济学范式研究及其理论阐释[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1).
西方经济学的意义篇10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经济价值
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6-0132-02
一、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实质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政治伦理道德哲学为核心，包括各家哲学思想在内的一个具有整体特色的传统哲学体系。包括中国哲学产生的背景政治和对伦理修养的强调，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是求善趋治的政治伦理型文化。中国古代哲学的特点从整体上看主要是：着眼伦理本位；关心现实政治；发挥主体意识；强调整体观念，偏重直觉思维；富于辩证思维；流于经学态度；看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传统中国文化其凝聚之学，强调和谐社会的构建，和谐是保持一种文化凝聚力的关键。和谐成为一种文化关系，构成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的有机融合，讲求互助团结。传统中国文化重视自强自立，自尊自爱，不断创新改革。而中国传统文化也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有了其自身的特点，以人为本的重人理念，天道自然，万物一体的自然观，刚健有为，与人为善讲求和谐成为了传统文化的几个重要点。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贵和善中、刚健有为、人天合一的宇宙观，仁者爱人的互惠主体观，阴阳交合的发展观，兼容并包的文化观丰富了人类思想和世界文明。
传统文化的特质就是以人为终极关怀的人本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终极关怀的价值观主要体现在：人与万物相比，以人的生命和道德理义为终极关怀：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以民（人）为终极关怀；在对待人本身的道德理想问题上，以人格意志为终极关怀。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终极关怀的思想是最为珍贵的文化财富[1]。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也构成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反映无产阶级的根本经济政治利益的、自觉的、系统化的观念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实质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有机结合表现在，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统一；群体意识与集体主义的结合；“民为邦本”与“为人民服务”的相融。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实质，极大地丰富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反过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进一步促进和完善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实质。
二、西方文化思想的实质
西方文化是诉诸的神本文化，而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的近代西方文化，崇尚科学和理性，开创了机械化、工业化的道路；追求个人利益、自由契约，开创了竞争的市场经济；宣扬民主、平等，开创了民主政治。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的演变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个人主义的西方文明的来源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罗马文明、希伯来文明、基督教文明。个人主义作为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使得西方文化中的哲学研究、价值体系、人性理论、政治信念、社会体制等都得到了长远的发展。正如F.a.冯・哈耶克所言：“个人主义”作为一种哲学上的信仰，其本身就涉及了一种价值体系、一种有关人性的理论，以及对某种、政治信念、社会经济体制等在内的一般态度和倾向。”由此可见，个人主义作为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它有着一套完整的价值体系和制度机制[2]2。
西方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个人主义作为一种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从及存在状态的方法论而言，认为“我们惟有通过理解那些指向其他人并受其预期行为所指导的个人行动，方能达至对社会现象的理解”[2]12。个人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强调政府是建立在公民统一的基础上的，政府只是个人利益的代表，政府的目的在于使个人需要得到满足，使个人利益得到实现，同时明确反对个人的利益和欲望需要受到政府的干预，使个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受到侵犯。个人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也就是在其经济领域表现为自由经济，就是对经济自由的信任。在道义上，一切人都是平等的。但是这种平等是建立在个人自由竞争的基础上的。但个人主义并不意味着自我封闭和个人自我的独特性的存在，相反还是带有很强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当然个人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在个人及其心理倾向中寻找社会经济组织的必然依据，这样一种个人制度的建立是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上，自由贸易的基础上，以及确立的私有财产的制度，保障一切的顺利进行。同时奉行个人主义者坚信：要是一个人的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就得让他在这个自由的竞争市场，以最大限度的自由自由的选择其感兴趣的经济目标和想要实现和完成这一目标的有效手段，并在其实践过程中，能有效的付诸实施，得到其所想的经济利益。因此在通过个人自由参与的自由贸易自由经济中，让其发现并确定自己通过努力能实现的属于自己的经济利益，而他所做的这件事能实现其经济利益的事，同时需要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协调和调和因个人利益竞争而导致彼此之间产生的各式各样的冲突。这使得自由个人在实现自身即时性利益的同时，能在更大范围之内实现那些超出他们自身利益的方面做出贡献，同时也能够防止任何个人利益或群体的利益观点凌驾于他人的利益与观点之上。个人主义作为一种伦理价值观念，意味着“道德、道德价值和道德原则的源泉、道德评价标准的创造者是个人：个人成了道德价值的最高仲裁者，在最基本的意义上，个人成了最终的道德权威。”[3]
三、传统文化的经济价值
传统中国文化的思想实质的高度取决于当时古代中国社会的政治文明经济发展程度，传统文化通过对政治文明与经济发展的渗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两者的发展。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文明是与世界紧密相互联系的，不是闭关自守独立于世界文明的国度文化。出世入世，知行合一，讲求和谐，兼容并包等都无不体现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相互交融。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不同层面的相互交融，共同促进和影响着人类文化的发展以及世界共同意识的形成。中国文化的精髓为人类的文明的进步和高度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源。中国文化所提倡的自然、人、万物的有机构成，不是单方面存在的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有机的整体中，天人之间，物我之间，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之间的坦诚相待，平等交流都极大地充实了文化的思想实质。而同时，一系列现代革命的变革冲击，使得社会现代化实践性的极大提高，促进了人类物质文明的进程。但人类的精神文明却逐渐退化，精神文明领域的建设不断地被物欲所吞噬，如何解决好精神文明与物质领域的不平衡，中国传统文化面临巨大挑战，传统中国文化在净化人的心灵和精神、人格的自我修养和内省上，有着很大的优越性。
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有机观念对解决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具有重大意义。如“天人合一”的思想可以用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协调。在国际社会中，文化对民族国家的行为和期望具有强烈的影响。中国文化贵和尚中，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而且从中透露着的折中原则的实践性认知与体验，有助于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平衡，化解人类之间的战争与紧张，缓和人际关系。同样，传统文化中辩证的思维方式对于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提出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以求善为主导，强调人与天的合一；在人生态度上，强调入世与出世的互补。在公司文化层面，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集体主义、以和为贵、以德为本，对于现代企业文化构建产生了积极影响。推崇集体主义，有利于培育忠诚的企业文化。崇尚和谐，有利于为企业注入和谐的文化基因。以德为本，促使企业管理者追求修己安人。
四、西方文化的经济价值
马克斯・韦伯在观念文化境域下探究了与西方现代性相对应的西方文化资本主义精神，并通过对新教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关系之间的考察，认为新教伦理的理性主义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渊源也是构建西方文化思想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新教伦理有以下特点：“新教伦理中所蕴含的讲求信用、勤劳、节俭等美德是促成欧洲近代资本主义兴起的内在文化因素”。“我们现代生活中最具决定命运的力量――资本主义，它的特性是理性主义”[4]11。“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些人都节制有度，讲究信用，精明强干，全心全意投身于事业中，并且固守严格的资产阶级观点和原则”[4]50。可以说新教伦理的理性主义铸造了资本主义精神的理性主义，这也是资本主义同古希腊理性主义科学、技术的对接与互动。同时新教伦理的理性主义使近代科学与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得到古希腊形而上的理性的推动力。这种理性主义不仅是观念文化，而且也在经济和社会中作用于科学与技术。新教伦理的理性主义集中表现在一种职业在这种职业中献身于劳动的观念，社会生活中的理性化或合理化则成就了社会制度的现代性，市场经济尤其是发达市场经济之所以在西方发展、发达起来，并不是因为经济参与者如清教徒一样的“禁欲”，而是财富对于人的天生诱惑和吸引，同是人类对其自然地追求。马克思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5]“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的。”[6]恰恰是利益或利益的追求引领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或市场经济的行为。自由、契约、法制这三个范畴，是从市场伦理的维度去理解市场经济乃至西方文明的核心所在。西方市场经济无论在西方内部的发展还是向全球推进，都是自由前提下人们对各自利益的天然追求，以及在利益追求过程中相应的自由契约及法制框架的支持。
综上所述，中西方文化内容的实质各有其特性，深刻解读两种文化的实质性内容及其经济价值，对当今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世界的进步与发展，人类的生存与生活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和转变，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文明的极大进步，都要求技术文明带来的挑战与精神文明能协调发展。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带动下，人类的精神文明领域的建设能有突飞猛进的发展，才能适应技术大变革。在两者协调发展的过程中，才能出现一个多领域融合多级均衡发展多元共存的全球化社会，一个人类追求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并重健康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文明社会。
参考文献：
[1]谭培文：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终极关怀的当代价值研究[J].伦理学研究，2007，（1）.
[2]英F.a.冯・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
[3][英]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2，74.
[4]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87.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7.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