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的坏处篇1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2012年一般项目“批评的踪迹：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与中国”（12C0421）
[作者简介]黄宗喜（1978—），女，湖北恩施人，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诗学、文艺理论.
[摘要]詹姆逊认为西方消费社会中物质的丰盛压缩了个体选择的自由，拉大了社会阶层间不平等的鸿沟，模糊了现实与幻想的界限，剥夺了大众理性判断能力。西方后工业时代的消费文化沿袭着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中国的现代化远是未竟的事业，消费社会尚未成型。中国的消费文化承担着解构泛政治话语，扩展民众自主生活空间的重要作用。在中国语境下接受与理解詹姆逊的消费社会理论，需要进行新的阐释与创造性解读。
[关键词]詹姆逊；消费社会；文化资本逻辑；文化生产力
[中图分类号]B08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13）05—0096—05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消费文化的研究中，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ericJameson，1934-）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理论家。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在消费社会领域詹姆逊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但他并不专门从事消费文化研究，也没有专门的消费社会论著问世，他关于消费社会现象的研究主要通过后现代文化以及全球化思想体现出来，并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school）以及鲍德里亚（JeanBaudrillard）对消费社会和文化批判的传统。他的批判理论反思了美国施行文化霸权主义的实质是一种政治霸权主义的策略，并力图唤醒处于被美国全球化的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有效抵制。也正是从这种批判立场出发，詹姆逊认为消费社会并不是他们渴望的理想社会形态，物质的丰盛、视觉的盛宴并没有带来自由民主，没有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相反，消费文化还混淆了现实与幻想，使人们失去判断能力。消费社会使文化商品化，商品形象化，广告符号化，整个社会“麦当劳化”。詹姆逊认为这一切再造和加强了资本主义生产逻辑，体现了资产阶级的统治策略和意识形态。詹姆逊基于美国晚期资本主义的现实立场，对于晚期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批判相当深刻。但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中国，消费文化不仅是一种生产力，也是中国软实力的重要构成。因此，在中国语境下接受与理解詹姆逊的消费社会理论，需要结合中国实际进行新的阐释与创造性解读。
一文化商品化背后的资本逻辑
随着科学技术与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美国从工业社会跨入到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与以往的社会有很大不同。工业社会以机械技术为中心，后工业社会以信息技术为中心，正如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所说：“工业社会的‘意图’是‘同经过加工的自然界竞争’，它以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为中心，利用能源来把自然环境改变成技术环境；后工业社会的‘意图’是‘人与人的竞争’，在那种社会里，以信息为基础的‘智能技术’同机械技术并驾齐驱。”[1]（p128）因此，后工业社会是一种新型的社会，被冠以各种各样相似的名称，比如跨国资本主义社会、消费社会、媒体社会等等。在《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中，詹姆逊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新的消费类型：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黄宗喜，周骅：詹姆逊的消费社会理论批判
技术具有了不同的含义。美国人在五六十年现了一种崭新的东西，那就是信息，媒介，如电视等；电视在50年代初极快地发展起来，进入了每一个家庭，正如今天的录像机，几年以前还只是极有钱的人才能享受，而现在几乎是成千上万了。[2]（p143）
由于广告，由于形象文化，无意识以及美学领域完全渗透了资本和资本的逻辑。商品化的形式在文化、艺术、无意识等等领域无处不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处在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且文化也就有了不同的含义。[2]（p145）
他注意到今天的消费社会与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大不一样。科学技术已经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力量在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经济的发展不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要。人们使用物品的方式不再像以前那样享用节俭、实用的原则，而是以快乐享受与满足为最高准则。商品的使用寿命变短，时尚和风格的迅速变化使商品遭到人为的废弃。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新的消费社会中，一切物品商品化，“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不仅劳动力已经商品化，而且精神领域，如艺术生产，甚至各种理论的生产，都已普遍地融入了商品生产的形式。”[3]（p119）甚至连康德所说的人内心深处的美感也无法逃过商业的渗透，“美感的生产已经完全被吸纳在商品生产的总体过程之中。也就是说，商品社会的规律驱使我们不断生产日新月异的货品（从服装到喷射机产品，一概得永无止境地翻新），务求以更快的速度把生产成本赚回，并且把利润不断翻新下去。在这种资本主义晚期阶段经济规律的统辖之下，美感的创造、实验与翻新也必然受到诸多限制。在社会整体的生产关系中，美的生产也就愈来愈受到经济结构的种种规范而必须改变其基本的社会文化角色与功能。”[4]（p429）在詹姆逊看来，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到来，文化与工业生产、商品设计、大众消费已经无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在资本主义工业尚在初期发展的阶段，文化还可以是一种高雅艺术，可以成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异质性力量，如欧洲19世纪涌现出大量批判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品。而到了后现代社会中，随着资本不断的侵城略地，消费社会逐步形成，整个社会不可挽回地进入到资本控制的时代，甚至连人的无意识以及美学领域都完全渗透了资本与资本逻辑。
文化商品化意味着文化被推入市场经济的大潮，遵循着市场经济的逻辑。这与前资本主义时期人们推崇纯文学、高雅文学或者是文化作为一种艺术产品，以高雅的姿态独立于经济之外大不一样。在消费社会中，人们所推崇的是被精英知识分子贬为“低级的”一整套文化现象，“如电视连续剧、《读者文摘》文化、广告模特、大众通俗文学以及谋杀故事、科学幻想等等。”[3]（p120）通过这种文化现象，文化与商品产生了不可分离的紧密联系，“在购物，在职业工作中，在各种休闲的电视节目形式里，在为市场生产和对这些产品的消费中，甚至在每天生活中最隐秘的皱褶和角落里被消费，通过这些途径，文化逐渐与市场社会相连。”[5]（p108）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作为一种消费品被无情地抛入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艺术的审美价值让位给交换价值，衡量艺术家成就不再以艺术作品的特定准则与审美为标准，而是艺术作品在市场上所取得的商业价格。艺术家本人也会因为价格高低与商业利润多少的攀比而自豪与失落。詹姆逊认为文化的这种彻底商品化是“复制或再造——强化——消费资本主义逻辑的方式”[5]（p20）。
二商品形象化背后的符号价值
在后工业时代，电视、电子产品的普及使人类进入视像社会。形象化便成为后工业社会的重要特点之一。詹姆逊认为在这种视像社会中，“所有这些，真实的，未说的，没有看见的，没有描述的，不可表达的，相似的，都已经成功地被渗透和殖民化，传统转换成可视物和惯常的文化现象。”[5]（p98）形象化后的世界，形象本身就是商品，我们消费物品不再仅仅是因为它的使用价值，更多的是因为通过消费物品而获得物品之上的精神意义。譬如新型轿车不仅仅是交通工具，或者只是在使用起来更方便更舒服，而是拥有它就拥有了“成功人士”或者“上层阶级”的身份象征，它使别人看我们的眼光与先前不一样，我们在别人的眼中就成了另外一种形象。因此，商品不完全是物质性的，商品和精神状态有关系。拥有一辆新的轿车，主要是拥有身份、地位、品味等符号价值这些抽象观念。在这一消费过程中，经济的交换价值被转换为经济的符号价值。
“符号价值”这一概念最初是由鲍德里亚使用的，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我们不再被人包围，而是被物包围着，我们消费物品也不再是因为消费其使用价值的需求性满足，而是消费其符号，他说：“消费既不是一种物质实践，也不是一种丰盛的‘现象学’，它既不是由我们所吃的食物、穿的衣服、开的小车来定义，也不是由视觉、味觉的物质形象和信息来定义，而是被定义在将所有这些作为指意物（signifyingsubstance）的组织之中。消费是当前所有物品、信息构成一种或多或少连接一体的话语在实际上的总和。”[6]（p25）这些符号价值把同类商品区分开来，使相同商品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完全不一样。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詹姆逊认为要加强产品的形象设计。
商品的符号化，离不开广告。广告是使商品符号化的主要手段之一，“广告的目的就是使消费品变成具有某种文化意义的符号象征，或是让消费者在消费品和某种文化意义之间进行某种习惯性联想，以至于一见到某种在广告中出现过的商品，就会联想到它所代表的文化意义。”[7]（p122）因此，有研究者指出：“每一个广告都像一个确认‘身份’的仪式，确认的不仅是商品的身份，更是消费者的身份，受到社会公认的美好形象。”[8]（p108）鲍德里亚认为这种广告具有使人产生幻象的作用，“它通过虚假的象征，使个体陷入到所谓个体无意识的神话中，以促使他们对其作出投资而完成消费功能。”[9]（p163）詹姆逊也指出广告是商品符号化的中介，而“色情是这个过程中重要的部分：广告宣传的策划者是真正的弗洛伊德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懂得性本能投入的必要性，懂得必须使这种投入伴随着商品并使它们吸引人。连续性也有它的作用：其他人的汽车或花园机械的形象会在我购买那些东西的决定中发生作用（由此也可以使我们看到文化和经济折回到社会本身）”。[10]（p368）在广告中介的过程中，广告艺术家是非常重要的角色。詹姆逊认为广告艺术家都是些了不起的艺术家，遗憾的是这些了不起的艺术家和商业性的目的联系紧密，只要和商业利润挂钩，广告形象的目的最终都会使人们沉浸在“想象界”，把内心的欲望引入到消费中去。
詹姆逊对商品的形象化与符号化毫无好感，他以萨特的“想象界”概念为例，说明形象通过否定存在而与存在相联系，形象使存在非真实化。詹姆逊通过“形象”与“存在”演绎出“实践”与“存在”的关系，后者认为我们的实践，我们在世界上所作的一切都在改变我们的存在。而“形象”与“存在”关系认为任何事物会通过它的形象而使我们产生幻觉，从而否定现实中的存在，这种幻觉破坏了适用于实践的对象。萨特对形象的这种催眠作用深恶痛绝，他认为这“只会毁灭这个世界，是尼采式憎恨的一种表现。那些对现实不满、仇恨，但又不愿意行动的人正是通过形象来败坏现实，使现实受到损害，这就是想象界的作用过程”[2]（p194）。詹姆逊沿用萨特对形象的认识，认为商品的形象化很危险，它通过使人产生幻觉，使现实存在非真实化，形象化的商品采用一种隐秘的方式感染毒化现实世界。
那么形象怎么让真实世界非真实化从而达到毒化现实世界的目的呢？詹姆逊通过分析“摹本”与“类象”的区别加以说明，在他看来，“摹本”与原作是有区别的，原作具有真正的价值，而“摹本”永远只能处于从属地位。“类象”则是没有原作的“摹本”，在“类象”中，一切都是一样的，不存在原作和“摹本”的区别。在詹姆逊看来，“类象”物品破坏了现实感，使幻觉与现实混淆，使人精神涣散，软弱无力，分不清自己是处在现实还是幻觉中，从而失去对现实的正确判断力。
三全球化时代的消费至上
全球化时代的影响之一便是消费文化的产生，消费社会的发展和全球化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使我们的生活与传统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消费文化最初出现在美国以及第一世界国家，而后蔓延到全世界。如今，我们走在中国一线城市的大街上，可以看到来自美国的星巴克咖啡连锁店，来自法国的春天百货，来自日本的平和堂购物商场，麦当劳、肯德基等西方快餐店差不多覆盖了中国绝大多数城市。在中国大城市的商场里，我们同样可以购买来自世界其他城市的品牌商品。麦当劳、肯德基、星巴克等穿过不同的疆界和文化差异，在世界不同的城市被大量生产、流通和消费，物理时空的距离、人文环境的差异而被消费商品的相似性缩短缩小，让人们从心理上感到北京和纽约、日本和中国的距离并不遥远。
詹姆逊与其他理论家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仅局限于从文化经济的角度来考察消费文化，而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认为消费文化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是社会结构组织的一部分。他把消费文化作为社会结构组织的一部分从两个方面来加以批判：一是他把消费行为看作是个人主义行为，认为这种行为破坏了传统社会组织结构；二是他把商品消费与金钱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认为消费文化破坏了传统的契约关系。“消费本身是个人化的和分裂的，其逻辑是破坏那种常常被隐喻化为日常生活结构组织的东西”[10]（p372）。詹姆逊告诉我们消费行为是个人主义的。而个人主义伴随着启蒙运动而产生，它最初因为对个人尊严与个人自由的强调而受到普遍拥护，随着工业革命的产生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个人主义与欲望、放纵等相联系，资产阶级思想家强调个人就是一切目的，甚至国家、社会都应该为个人服务。这种个人主义至上的论调引来很多反对之声，如理查德·布隆克（RichardBronk）在《质疑自由市场经济》一书中认为个人主义破坏了世世代代所形成的传统社会组织形式和道德秩序。詹姆逊考察消费文化对于社会组织结构的破坏和他的这一观点很相似。消费社会追求个人的享乐和满足，使个人从以前的道德枷锁中完全解放出来，个人利益变得至高无上，而整个社会也都以过好自己的日子为最终目的。个人意志的突出和物质欲望的放纵，严重地破坏了正常的公共秩序和政府组织结构，最终使国家走上自由市场的道路，从而产生如此非理想的社会形态：“剧烈的社会两极分化和贫困化，中产阶级遭到破坏，毫无福利保障的结构性失业，世界上最严厉的监狱统治，城市污染损坏，家庭解体。”[10]（p377）
詹姆逊对消费商品的批判与传统上对金钱的批判相似，认为消费文化对社会的腐蚀作用与金钱的腐蚀作用一样，它们都破坏着社会的契约关系。传统社会认为人们一旦产生金钱欲，精神道德的追求就会走向虚无，大家重视的是功利和实利，以金钱来作为衡量人生是否成功的标志。这种对金钱的过分崇拜会导致道德败坏、“伦教荡然，纲常已矣”、“上下相争，惟利是图”的现象，这样必将导致国破家亡。消费社会中的拜物主义和金钱崇拜相似，它会导致整个社会出现如此局面：“人们似乎是为了商品而生活，小轿车、高清晰度的传真装置、错层式家庭住宅以及厨房设备成了人们生活的灵魂。”[11]（p10）一旦这种对消费商品的关注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以后，消费就会成为合理化的日常生活。但其实这种合理化的日常生活又是不合常理的，因为一旦消费商品无限增长到一定的程度，那么整个社会将变成一个沉浸到消费所带来的暂时的蜜罐里，无法逃离，没有出口。这样势必会转移个人对公共问题、对社会政治的注意力，统治阶级便可以更多地按照自己的想法操纵社会和大众，传统的契约关系遭到破坏。
四詹姆逊的消费社会理论
对于中国的启示意义
詹姆逊的消费社会理论沿袭了法兰克福学派、波德里亚的理论路线，认为消费文化混淆现实与幻觉，使深处其中的人们失去辨别真伪的能力，从而达到稳固社会、维护统治的功能，这对于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西方社会有着非常积极和警醒的意义。对于正处在发展中的中国而言，消费文化对于经济的发展，对于人们自由与民主空间的拓展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完全挪用相关的批判理论对于中国的消费现象加以批判，有着不恰当之处。但是，当下学术界对中国有关消费社会的批判基本沿用鲍德里亚、法兰克福学派以及詹姆逊这一理论路径，注重从符号学、影像幻想的角度批判消费文化的消极作用，而无视中国语境与现实，没有看到处在发展期中国消费文化的积极作用，这是有失妥当的。
消费主义作为一种和商业、物品以及欲望联系紧密的文化现象，它确实有如詹姆逊所论述的很多负面因素。但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它也有很多积极的因素和健康的一面。如果把消费文化作为一种解构武器，它提供给人们的消费自由可以有效地消解在中国长期以来，特别是时期所形成的高度政治化的一元主义，所以，从这个方面讲，消费主义在中国的盛行就有不可否定的积极意义。有部分崇尚启蒙精神的精英知识分子虽然承认消费文化有缺陷，但他们主要肯定消费文化的消解和批判作用，“因为即使从建构人文精神的角度来说，人文精神的对立面首先也绝不是什么大众文化、痞子文化，而是僵化体制，是独断论、一元论、绝对论。”[12]（p179）
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鲍德里亚还是詹姆逊都认为消费文化只是受资本主义控制，由资本主义操纵和左右，任资本主义摆布的棋子，处于被动的地位而失去自主性。但事实上，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消费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正如台湾学者刘维公所说：“消费文化发挥文化的作用力，参与资本主义创造利润以及累积资本的过程。同时，资本主义社会则是消费文化繁衍的温床，资本主义是当代消费文化‘欣欣向荣’的重要推手。”[13]（p211）消费文化与经济发展不是单向的，一方受制于另一方，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才是二者的关系。对于发展中的国家而言，我们更应该看到消费文化不仅是一种生产力，也是中国软实力的重要构成。
因此，我们在接受詹姆逊的消费社会理论时，一方面既要看到其中对于消费文化体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的深刻性与局限性，另一方面又要结合中国的现实语境，看到消费社会是随着经济发展而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有其积极性与合理性，正如陶东风所说：“如果我们不否定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运动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合理性与进步性，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当今社会的世俗化过程及其文化伴生物——世俗文化，具有正面的历史意义，因为它是中国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的必要前提，如果没有80年代文化界和知识界对于准宗教文化的政治文化、个人迷信的神圣光环的充分解除，改革开放的历史成果是不可思议的。”[14]（p83）因此，伴随着消费社会产生的一些不合理的衍生物，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不能因为其负面现象而像贝尔那样充满着怀旧的情绪，或者像詹姆逊一样给予强烈批判。我们回到传统社会肯定是不可取的，只能积极思考让经济以及消费趋向正常化发展与得到科学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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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主义的坏处篇2
环境问题不是从20世纪才开始出现的，而是始于人类社会形成之时，环境破坏与人类文明相伴始终。恩格斯说:“文明是一个对抗过程，这个过程以其至今为止的形式使土地贫瘠，使森林荒芜，使土地不能产生其最初的产品，并使气候恶化。”回溯文明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在漫长的农耕社会，由于人类活动的规模小、生产力低下、对环境破坏程度很小，环境能自我恢复平衡，人们对环境利益的获取并不会对他人产生影响。严重的环境破坏始于近代。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科技水平大幅度提高并应用到生产领域，给人类带来了强大的建设与创造能力的同时也赋予了人类同样强大的破坏与毁灭力量，工业文明在带给人类前所未有的物质满足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给人类带来了各种环境灾难:环境污染、资源匮乏、土地沙漠化、臭氧层破坏、森林面积锐减、生态失衡等等。由于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一部分人获取大量环境利益的同时，将成本转嫁给社会与他人，使他人蒙受环境利益损失。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碳排放与温室效应导致国家之间利益失衡，一国因为碳排放获取环境利益的同时，他国遭受了巨大环境或者经济利益损失，甚至是灭顶之灾。温室效应引起全球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给太平洋与印度洋里的一些岛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典型的例子是马尔代夫，马尔代夫平均海拔只有1.5米，如果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持续不变，马尔代夫将面临灭顶之灾。而马尔代夫的“碳足迹”几乎为零，但是随着人类无节制的破坏环境，灾难却向无辜的马尔代夫袭来，其遭受灭顶之灾的原因是别的国家恣意获取碳排放的利益而给他带来了灾难性后果。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如今人类已经品尝了自然对人类活动强烈反作用力的恶果。面对愈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我们如何协调与平衡环境问题中利益关系，将决定人类是否顺利走出环境危机。
二、环境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含义
面对全球性的环境问题，人们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探讨环境问题的根源，只有科学的揭示它的根源，才能探讨有效的解决途径。在这里，笔者主要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探讨环境问题的原因。
(一)人类对经济利益的无限追求导致环境不能承受其重
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是紧密相关的。生产过程中获取的环境利益可以转化为经济利益。环境利益包括环境为人类提供生产生活资料，环境容纳转化污染物的能力，环境提供人类舒适的生活空间，环境作为自维持系统提高生存环境与生命支持系统，这些环境利益中的绝大部分可以转化为经济利益。
1.资本逻辑是导致环境问题的直接原因
资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是无止境的。资本的本性是不断增殖的，资本逻辑在于利润。资本寻求在不断运动中增殖，为了增加利润，利用各种手段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的开发，向环境中大量的无休止的排放污染物。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尽量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来追求尽可能多的利润，他们将“成本外在化”，将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转嫁给不发达国家，甚至转嫁给后代，让社会与他人承担环境污染的负的外部性后果。资本生产首先考虑的是对人的剥削和对自然环境的全面掠夺，从不考虑社会的对立与环境的破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家害怕没有利润或者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为了增殖，资本敢于采取任何手段，而环境责任与公共利益不在资本逻辑之中。在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下，资本和环境是对立的，资本与他人的利益是不相容的。
2.消费异化是环境问题的重要推动力量
生产决定消费，而消费又是生产的动力。没有消费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存在，也就不需要人类生产，从这一意义上看，消费是生产的动力。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阶段，生产的商品有限，人类消费一般是为了满足物质生活需要和基本的生理需要。随着科技进步与生产力的发展，传统的以商品匮乏为特征的社会转变为商品大量过剩的社会，如果生产的商品卖不出去，社会产品的价值无法实现，投入的资本不能实现补偿，经济将会处于停滞状态，资本无法实现价值增殖。这种情况是资本所有者绝对不能容忍的。于是各种时尚系统、广告系统、商品包装与设计等手段都被运用起来，以强烈刺激消费观感、吸引消费者注意，达到刺激消费扩大生产的目的。此时，消费者接受的不是他们真正需要的消费品，消费和需求背离起来。人们的消费很大程度上不是为了满足基本需要，而是为了体现自己的存在与价值。人们把购买和使用货物变成了一种宗教仪式，并从中寻找精神满足与自我满足。这就是消费的异化，消费的异化促进了消费主义的生成。“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用过即扔”的消费主义消费方式在西方国家盛行，他们消费者世界上大多数的资源，享受世界上大部分环境利益。并且消费主义消费方式被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消费者所效仿，在西方已被普遍接受的“不消费就衰退”的神话也正侵蚀着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与发展观念，发展中国家的富裕阶层依同样方式享受本国大部分的环境利益。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在全球扩散，使其一方面成为实现资本增殖的手段，另一方面加速了全球资源枯竭、生态破坏与环境问题恶化。“生物学家认为濒危物种名单上超过1/3的脊椎动物主要是由于贸易而被捕杀的，富裕消费者的需要刺激了这种猎杀。”消费主义加速了物种灭绝的速度，强化了世界性生态环境破坏的程度。正是消费主义突破了人的需要的有限性而向无限扩张，从而造成大量的有害的无意义消费，其结果一方面导致资源浪费与环境恶化，另一方面给他人带来环境上的与经济上的利益损失。
(二)环境殖民主义加重了发展中国家与全球的环境危机
环境殖民主义和环境问题紧密联系。在旧殖民主义时期，殖民主义者通过军事镇压在经济上掠夺与控制被殖民国家，他们在殖民地国家发展单一的经济作物，开发矿产，对自然资源进行大量的掠夺而无视当地的资源保护与环境破坏。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到:“西班牙的种植场主曾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以为木灰作为肥料足够最能盈利的咖啡树施用一个世纪之久，至于后来热带的倾盆大雨竟冲毁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裸的岩石，这同他们又有什么想干呢。”这充分反映了殖民主义者对殖民地环境利益的残酷掠夺与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二战以后，原殖民地国家纷纷取得了民族上的独立，这些国家虽然形式上摆脱了旧殖民主义统治，但实质上仍然受发达国家的控制与盘剥，并衍生出一种新的殖民主义———环境殖民主义。发达国家通过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出口高附加值的工业品进行资源掠夺;通过环境污染物的越境转移与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环境污染;通过环境贸易壁垒限制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入;通过貌似“善举”的国际援助来剥夺发展中国家，并且援助是附有苛刻的经济政治条件的，少得可怜的援助难以改善欠发达国家的环境状况。
(三)发达国家获取巨额环境利益的同时却拒绝承担相应的环境责任
如今，发达国家是全球资源最大的消耗者与环境的最大破坏者，却拒绝承担相应的责任。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其人口占全世界总人口的19%，却拥有世界财富和收入的85%，消耗全球自然资源的约85%，制造的污染和废弃物占全球总量的75%。发达国家是地球上最大的污染者，尤其表现在温室效应、酸雨和臭氧层破坏等方面，因此，理应承担全球环境问题的主要责任。但是，发达国家在环境与发展问题上，拼命夸大发展中国家发展本国经济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以此为由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与工业化进程进行各种阻挠。与此同时，他们又寻找借口来推脱自身对全球环境问题的相应责任，拖延治理环境的进程。比如，2001年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主要理由是: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和增量都很大，但这些国家未列入承担减排责任的名单。现阶段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是经济欠发达、科技水平落后、贫困、人口众多、生活环境状况差，这些国情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必须把发展经济、解决贫困问题放在优先的地位。因此，如今要求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履行同样的减排义务并不现实。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完全是为了本国的利益，以上述理由退出《京都议定书》毫无道理。2009年11月，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奥巴马政府虽然宣布了减排目标，但其减排的目标与应承担的环境责任不对等，仍然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一个没有诚意的目标。至今，美国仍然是游离于《京都议定书》之外的唯一的发达国家。
(四)发展中国家贫困加剧了环境危机
世界人口增长的大部分集中在南半球，而地球上大部分财富集中在北半球。南半球的国家曾经是较发达国家的殖民地，如今，原殖民地国家虽然已经获得政治上的独立，但是他们的“经济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原来的殖民地当局决定的———被证明要想改变非常困难”。埃里克.S.赖纳特指出:“财富一般都只在不存在农业或农业作用不那么重要的地带出现，”经济结构决定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于贫穷的位置，并且，在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主导下，财富总是流向富国，而贫困总是困扰穷国，“对殖民主义和贫困两者间关系缺乏了解，对我们理解贫困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障碍。”旧的殖民体系造就了发展中国家贫穷的经济结构，而新的经济殖民主义与环境殖民主义导致了发展中国家依然处于经济贫困与环境贫困状态。巴里•康芒纳对此提出了严正的批判，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不但被富裕的发达国家剥夺了应该属于他们的财富，而且忍受着发达国家生产财富过程中的环境污染所害，受全球气候变暖与臭氧层消耗所害、受北半球国家有毒出口物所害。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贫困是一切问题的根源。“贫穷是迄今为止发展中国家人口无法稳定原因，贫穷是造成这些国家挨饿的原因，贫穷还是他们在取得有利于生态的经济发展时遇到重重困难的原因。”在康芒纳眼里，贫困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是人口过多的根源，是环境问题的根源。贫困迫使人们滥用自然资源，为了解决食物、燃料、住房等生活问题，人们往往滥伐森林，造成水土流失、生态失衡。贫困也迫使发展中国家为了增长不惜进口发达国家有害废弃物、有毒产品，引进污染项目，这进一步加剧了环境问题。贫困使发展国家缺乏资金，为了经济增长而顾不上环境保护。我们不能据此指责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保护是为了未来，很难想象一个为眼前衣食发愁的人会顾及到未来，对一个饥饿的人来说，在面包与环境保护之间，首先选择的是面包。全球环境问题的主要责任者是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工业化期间，大肆消耗全球的资源，污染全球的环境，在发展本国经济的同时把工业生产中的额外的社会成本与生态成本转嫁给别的国家，发达国家将财富留在自己国家，而将污染留给了全世界。
三、思考
环境问题的产生是由于人类对环境利益的攫取而忽视环境保护与他人利益的恶果。要解决环境问题，关键是平衡各主体之间的利益与责任问题。第一，发达国家应该承担资源最大消耗者与环境最大破坏者的责任。发达国家从环境中获取了最大份额的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如今的环境问题主要是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对环境破坏所致，根据利益与责任对等的原则，发达国家应该承担全球环境责任的绝大部分。同时，由于其环境殖民主义行为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环境灾难应该予以补偿，发达国家应该给予发展中国家资金与技术援助，帮助发展中国解决环境问题。第二，发展中国家也要根据本国情况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着力解决本国的人口、环境与贫困问题，并在解决全球环境问题上承担力所能及的责任。同时，发展中国家应加强南南合作，争取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尽早摆脱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经济殖民地与环境殖民地的地位，力争改变自己被剥夺的地位。第三，全球应该反思资本逻辑下的生产方式与消费主义消费方式对环境的影响。在资本逻辑下，资本将利润视为唯一目标而将环境责任置之不顾。这一行为给他国与他人带来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巨大损失。因此，资本逻辑引导下的生产方式与经营方式应该改变，在获得一定利润目标的情况下兼顾环境责任与社会责任，达到经济利益与环境保护双赢。消费主义消费方式导致资源大量消耗与浪费、环境容量严重超过阈值。如果按照消费主义消费方式消费下去，《增长的极限》的研究结果并非危言耸听。事实上，如今人们的消费并不是为了满足实际需要，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体现自己的价值，消费与实际需要相背离。正是不适当的消费观念与消费方式的存在，造成资源浪费，加大了资源环境的压力。因此在全球范围内倡导一种与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适度消费观念与消费方式。
四、结语
消费主义的坏处篇3
关键词：品牌关系；心理契约；违背；断裂
中图分类号：F2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9)04-0072-05
一、引言
随着现代品牌消费意识的增强，将消费者与品牌的关系类比于人际交往关系，并透过这一拟人化思想来寻求品牌管理思路成为品牌运营的一大趋势。但要在近乎惨烈的竞争格局下，建立品牌关系非常困难，而要维系品牌关系则更是难上加难，可能一个不经意的行为都会将已建立起来的品牌关系断裂。顾客为什么会终止与品牌的关系，哪些因素导致品牌关系的断裂?学者们从营销情景中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比较丰富(Lusch&Brown1996)，但从消费者心理契约视角的探究甚少，主要有Blancero＆ellram(1997)、liewellyn(2001)、eddleston(2002)H的研究成果。相关领域的研究证明，只要有关系就存在心理契约，心理契约的违背将会极大影响关系的质量。Roehling(1997)指出，虽然心理契约概念最初是用来描述雇员的工作关系，但它现已一般化地用来描述许多关系，如房东和租户之间的关系、咨询员与客户之间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师生之间的关系等。Blancero＆ellram(1997)的研究也表明，心理契约在其他密切的关系中出现，而且具有扩展的性质。消费者一品牌关系是“消费者对品牌的态度和品牌对消费者的态度之间的互动”(Blackston，1992)，消费者与品牌之间存在的拟人化关系，这就意味着品牌关系中消费者也必然存在对品牌的心理契约。研究结论表明，心理契约违背将会导致雇员与雇主关系的断裂(turnley＆Feldman，2000)。Zweig＆aggatwal(2005)也提出，违背消费者心理契约将会导致消费者终止品牌关系，但研究不深入。特别是品牌关系中消费者心理契约的内容有哪些?品牌关系中的消费者心理契约是如何被违背的?消费者心理契约违背之后，消费者的反应行为怎样?这些问题的研究则几乎处于空白状态(游士兵等，2008)。㈣对这些问题的了解，对品牌关系的维系有着极大的帮助。本文将带着上述问题进行尝试性研究。
二、文献回顾
1 消费者―品牌关系
尽管Gordon和Corr早在1990年就曾谈及品牌关系，但学术界普遍认为，品牌关系概念的正式提出始于Researchinternational(Ri)市场研究公司的maxBlackston。Blackston(1992)根据人际关系交往的原理规范了品牌关系的定义，认为品牌关系就是“消费者对品牌的态度和品牌对消费者的态度之间的互动”。在这个关系体系中，消费者与品牌被视为同等重要的两个部分，并且彼此之间会有互动反应。之后，Blackston进一步将品牌关系分为主观、客观两个方面。将品牌关系界定为“客观品牌与主观品牌的互动”，指出品牌关系是品牌的客观面(主要表现为品牌形象，形象有好坏)与主观面(主要表现为品牌态度，态度有正负)这两个维度相互作用的结果。Blackstott的模型非常抽象地描述了品牌和消费者的互动关系，而mundkur(1997)则使这一模型具体化，将互动元素变为四个：品牌一品牌、品牌――顾客、顾客―顾客等各类互动关系达12种。可见mundkur对品牌关系的定义比Blaekston的范围更广，不仅研究品牌一顾客之间的互动，而且还有相关顾客之间的关系。muniz，JR&o’Guinn(2001)将后者称为品牌社区(BrandCommunity)。Foumier(2001)品牌关系分析模型考虑的关系主体最多。该模型将消费者与品牌关系分成四个层面的关联(bonds徕研究：消费者与产品关联、消费者与品牌关联、消费者与消费者关联以及消费者与公司关联(周志民，2005)。这个复杂分析框架的提出表明Foumier已经将品牌关系的外延扩展，从多个层面对品牌关系进行研究。
2 心理契约与期望
心理契约这一术语在20世纪60年代初被引入管理领域，其理论基础是社会心理学中的交互关系理论。组织心理学家argyris(1960)首先在其《理解组织行为》一书中，用“心理契约”来说明雇员与雇主之间的关系；使用这一概念是为了强调在员工与组织的相互关系中，除了正式的雇用契约规定的内容之外，还存在着隐含的、非正式的、未公开说明的相互期望，它们同样是决定员工行为的重要因素。Levinson等人(1962)提出心理契约是组织与员工之间隐含的、未公开说明的相互期望的总和；schein(1965)认为“心理契约理念意味着个人对组织具有许多期望，同时组织对个人也有许多期望……这些期望虽然没有写入雇员与组织之间的任何正式协议，但它们却是行为的有力决定因素”；Kotter(1973)将心理契约定义为“个人与其组织之间的一种隐含契约，它界定了各方期望从关系中彼此所给予和所接受的东西”。心理契约概念发展在Rousseau(1989)的著作中达到了顶峰，她将心理契约定义为“个人与其他方之间互惠交换协议的条款和条件的信念”，并对心理契约作了更狭义的定义，“心理契约是雇员对与其雇主相互义务的感知”(Rousseau，1990)。这一定义将心理契约的边界界定为只是雇员对相互义务的感知，认为心理契约概念主要关注雇员一方，它将心理契约看成是个人对相互义务的一种主观、个人感知。此后的其他学者一般也持与Rousseau(1990)一致的观点，大多数关注的是雇员视角。而不重视关系的相互性方面。
心理契约与期望(expectation)之间存在差异。心理契约不仅有期望的性质，还包括对责任和义务的承诺与互惠。它包括的内容是那些员工相信他们有资格得到的东西和应该得到的东西。区分这两个概念具有实践意义，期望未实现时产生的主要是失望感，心理契约被违背时则产生更强烈的消极情感反应和后续行为，其核心是一种愤怒情绪，员工感到组织背信弃义，自己受到不公正对待。它促使个体重新评价自己与组织的关系，并对组织承诺、工作绩效、工作满意度和员工流动率均有不良影响。Rousseau(1989)指出：“契约属于期望，但并不是所有的期望都属于契约。”
3 品牌关系中的消费者心理契约
根据社会交换理论的互惠原则，可以将心理契约转移到其他涉及互惠交换的情境中，如游士兵等
(2008)将心理契约概念中的雇员与雇主主体置换为消费者与品牌，并根据Rousseau对心理契约的狭义界定观点，消费者在品牌关系中的心理契约就可以理解为“消费者对自己与品牌之间义务的感知和信念”。㈣按照tumley＆Feldman(1999)的观点，雇员心理契约的形成主要依据组织所传递的承诺和对雇员对日常实践的感知以及理想化的观念。在品牌关系情景下，可以认为消费者心理契约的来源就是品牌做出的明显的或暗含的承诺，这种承诺结合消费者的理解形成了一种双方之间的契约关系。因此品牌关系中的消费者心理契约的概念可定义为“消费者对品牌所承诺的义务或责任的感知或信念。”消费者的心理契约是基于品牌传递给消费者承诺的信息，消费者信念中品牌对消费者理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这些责任和义务既包括约定过的，也包括没有约定但认为品牌按理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但一般只有那些品牌所提供的明显的或暗含的承诺而让消费者感知到的期望才能构成心理契约。
三、品牌关系中消费者心理契约内容
Rousseau(1990)认为，在总体层次上，可以把心理契约分为交易心理契约与关系心理契约两大类。她通过对224位就业的mBa毕业生的研究，得到了对交易心理契约与关系心理契约二维度区分的实证支持。交易心理契约与关系心理契约这两个维度的观点被广泛应用，并得到了其他相关研究的支持。一般而言，交易心理契约是建立在短期回报和利益基础之上。主要关注具体的、短期的和经济的交互关系，它是指某一有限时期内的具体的、可货币化的交换：关系心理契约则更多地关注广泛的、长期的、社会情感的交互关系，它除了经济方面的物质回报之外，还有来自较高水平的情感投入，如对个人的支持、家庭的关注等无形因素，它能产生较强的参与情感和归属感，更多地体现为隐含和主观的理解。对于大多数个体来说，心理契约可能同时包括了交易要素和关系要素，它们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不同心理契约之间的差异主要在于两种成分所占比例的不同。如果雇员过于重视交易义务，将会消极影响他们对雇主的义务及其履行的信念。相反，如果雇员重视关系义务，将会对雇员义务及其履行产生积极影响。
心理契约在营销情境中也同样存在，在消费者情境中是指顾客对企业所许诺的责任和义务的感知或信念，它是理解顾客承受交易潜在风险的重要心理机制。罗海成(2005)验证了营销情境中的心理契约维度，实证结果显示，心理契约在营销情境中也可以区分为交易心理契约与关系心理契约两个维度。游士兵等(2008)进一步验证了消费者一品牌关系中的消费者心理契约内容(如图1所示)，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其中：(1)“常客奖励”主要是指品牌向消费者提供因为经常购买带来的附加利益(折扣、赠品、附加服务等)；(2)“质量和服务”主要是指品牌对消费者在质量和服务方面的保证；(3)“社会和情感利益”主要反映了品牌带给消费者社会和情感上的感受和利益。例如提升个人形象、满足情感需要、增加生活乐趣等；(4)“沟通”因子主要是指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沟通，包括关注消费者的感受评价、及时告知消费者品牌相关信息等；(5)“价格”因子表现为品牌价格的合理性。在消费者心理契约感知的五大指标中，“质量和服务”、“价格”两大指标最为消费者看重。这可能是因为品牌与消费者之间具体的、经济的交易性关系在品牌关系的消费者心理契约中更为凸现，而“常客奖励”、“社会和情感利益”、“沟通”这些因子更多地体现在品牌和消费者除经济方面的物质回报之外的社会情感方面，关注广泛的、长期的关系性的心理契约，较为内隐。
四、消费者心理契约违背对品牌关系的破坏
心理契约在组织行为学领域的功能作用是明显的，心理契约能够使雇员感受到其在组织中的影响作用。如果员工感觉到心理契约被违背，会导致员工的工作满意降低、组织承诺下降、离职意图升高、组织公民行为的展现减少及增加退缩行为的发生(turnley＆Feldman，2000)。通过上述研究证明，在品牌关系中消费者心理契约确实存在。既然消费者心理契约存在，那么在品牌关系的发展与维系过程中，就有极大的可能由于消费者心理契约的违背造成品牌关系的断裂。在心理契约破裂与违背研究领域有两个比较经典的模型：(1)morrison与Robinson(1997)的心理契约违背形成过程模型。(2)tumley与Feldman(1999)的差异模型。
1 morrison与Robinson(1997)的心理契约违背形成过程模型
2 turnley与Feldman的差异模型(discrepancymodel)
该模型如图3所示，它详细地说明了促成心理契约破裂与违背发生的因素，具体包括三个方面：
至于心理契约的违背与行为间的联系，学者们则倾注了大量的精力。按照turnley与Feldman的观点，在心理契约违背发生后，员工的反应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四类：一是离职；二是降低职务内绩效(员工完成其正式工作职责的情况)；三是降低职务外绩效(主要是组织公民行为，包括承担更多的责任、加班、帮助同事等)；四是出现行为(包括打击报复、破坏、偷窃、攻击等)。另外有观点认为当个体感受到心理契约遭到违背时，他(或她)通常会采取四种主要的行动方式以作为回应，并且这四种主要的行动方式可以按积极主动的一被动的和破坏性的一建设性的两个维度进行划分。见表1。
我们将上述模型中的雇主与雇员替换成品牌与消费者，对上述模型进行适当修改，可以得到消费者心理契约的违背对品牌关系的破坏原理如图4所示：
(1)断裂，即主动终止与品牌的关系。通常这是处理心理契约违背时的一种常用手段，但绝不仅是对契约违背的唯一反应。
(2)抱怨，即表达不同声音、不同情绪。这种表达有助于减少损失和恢复信任，是一种主动的、建设性的旨在改变情境中有争议的行为，品牌应在该情形下在维持既有关系的同时对契约违背做出补偿。
(3)沉默，即忍受或接受不利的情势并期望能有所改善。这是一种非言语反应形式，在一定程度仍极力维系现存关系。但如果消费者期望的情况没有得到改善，则关系将面临破裂。
(4)破坏，包括被动的忽略或主动的破坏。通常在申诉渠道不存在或者冲突自始至终都存在的情况下最为普遍。通常表现为传播品牌负面消息，劝告周围的亲朋好友放弃对该品牌的购买等。
五、结论及营销启示
虽然心理契约概念最初是用来描述雇员的工作关系，但它现已一般化地用来描述许多关系，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在品牌关系中的确存在消费者心理契约。消费者心理契约源于品牌明确的或隐喻的承诺。其内容具体表现为常客奖励契约、价格合理性契约、质量和服务需求满足契约、社会和情感利益满足契约、经常沟通契约五个方面。其中常客奖励和价格合理性属于交易心理契约范畴，质量和服务、社会和情感利益、沟通属于关系心理契约范畴。根据心理契约违背原理，品牌关系很容易由于消费者心理契约的违背而遭到破坏。在消费者心理契约违背之后，消费者通常采取断裂品牌关系、产生抱怨、沉默希望品牌的改变或采取更为激烈的破坏，主动传播一些对品牌不利的消息等。据上述研究结论，为企业维系消费者一品牌关系带来以下营销启示：
1 强化营销人员对品牌关系管理中消费者心理契约的认知，即要充分认识到导致品牌关系断裂的原因，不只是核心产品或服务的失误，来自消费者心理层面的因素未获得满足同样会导致品牌关系的断裂。
2 提高营销人员的品牌责任意识，规范品牌服务行为。上述研究结论表明消费者心理契约的形成来源于营销人员明确的或隐喻的承诺。即承诺一经作出，就应该形成强烈的责任意识，否则就会违背消费者的心理契约。从而导致品牌关系的断裂。
3 建立消费者心理契约调研机制，在与消费者日常互动过程中，有目的地去收集、了解消费者在与品牌的关系互动中形成的期望。
消费主义的坏处篇4
论文关键词格式条款霸王条款法律规制
霸王条款，又叫不公平格式条款，在中国的消费领域一直顽固地存在着，它就像一颗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毒瘤，尽管中消协及各地消费者协会年年喊打，然而却年年存在。2012年，为进一步遏制消费领域霸王条款现象，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在全国组织开展了“整治利用合同格式条款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专项行动”。6月，由于各地频发消费者针对苹果维修服务的投诉，引发了中消协联合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江苏、山东等省市消协共同发表了一份《苹果维修合同不公平格式条款点评意见》（以下简称点评意见）。该点评意见提到了苹果维修合同中的5项霸王条款：维修可用翻新件，自定旧件归属；维修造成产品损坏仅赔维修款；运输损坏不免费维修；逾期未取机，视为放弃所有权；自行限定责任范围等。其后，中消协和地方消协通过劝谕、会谈、参与检查等各种方式，敦促苹果公司修改问题条款。然而之后苹果公司在其经过修改的《苹果维修条款和条件》中对消协点评的大部分问题并未正视和进行有效改正。8月，中消协继续联合全国副省级以上消协，再评苹果维修合同不公平格式条款。由于中国规制霸王条款的机制不健全，苹果公司才胆敢屡教不改。本文侧重于从法律制度建设方面论述霸王条款的规制问题。
一、霸王条款对我国消费环境的影响
霸王条款在法学意义上通常被称为“不平等格式条款”或“不公平格式条款”（unfairstandardterms）。从种属关系上讲，霸王条款是格式条款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其含义通常是指“一方当事人单方制定的未经合同双方协商、讨论的且为免除或减轻己方责任，加大对方责任的，而合同另一方不得不接受的格式条款”。霸王条款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阻碍公平和谐的消费环境的形成。
（一）经营者与消费者处于实质不平等的地位
从理论上来说，消费者与经营者应该是平等的交易主体，但由于某些行业的经营者拥有垄断的经营地位和基于垄断而形成的经济上的强势，使他们在拟定格式条款时纯粹只考虑自身利益，将自己摆在一个发号施令的老大位置，动辄给出“不予赔偿”、“不予办理”、“不得”、“必须”、“概不负责”、“不超过”、“不准”、“不予退还（换）”、“不允许”、“不承担任何责任”、“视为同意”、“视为默认”、“最高”、“最低”等严厉措辞，而消费者面对这些不公平的格式条款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接受，要么走开。因此，现实当中的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关系很难用平等来描述。
（二）诚信原则遭践踏
根据《合同法》第39条的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有合理提请相对人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的义务。然而实践当中，经营者往往对其提供的含有免除或者限制其自身责任的格式条款躲躲闪闪、不做说明，而消费者一旦做出承诺则后患无穷。如：某干洗店在取衣单的反面印有“顾客须知”，其中规定：“本公司如因意外有遗失或损坏衣物等，按洗衣价最高赔偿2倍”。而该干洗店在接受顾客干洗衣物的时候，是并不对这反面的“顾客须知”做出特别说明的。有顾客在该处干洗价值1750元的西装一套，洗衣价150元，洗后严重缩水起皱，顾客要求按原价赔偿或按洗衣价的10倍赔偿（即赔偿1500元），而干洗店只同意最多赔偿300元。像这样的纠纷在消费当中比比皆是，它严重地破坏了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应有的诚信关系。诚信原则作为现代民法的“帝王条款”，同样约束着经营者通过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对消费者做出的规定。诚信原则遭践踏，“公平和谐的消费环境”就仅仅是一个不能实现的乌托邦。
（三）强制交易成“常态”
无人售票公交车的投币口经常贴有“自备零钱，不设找赎”的告示，因此没有零钱的乘客只能投入5元、10元甚至20元的整钱来为原本只需2元的车程买单；超市购物结账时，电脑显示总额为88.75元，但收银员都会理所当然地让消费者支付88.80元；去餐馆就餐，店方要求顾客支付所谓的“消毒碗筷费”，不管顾客喝不喝茶，都要支付“茶位费”；新买的房子装修时，物业管理处规定：“为了小区安全”，住户只能自己亲自或请物业管理处指定的搬运队搬运装修材料，住户从外面请的搬运工将不允许进入小区；等等。这些强制交易行为的源头都是经营者单方制定的霸王条款。经营者利用其市场强势地位，公然违背契约自由、公平交易的原则，对处于弱势一方的消费者的消费意愿进行限制以达到营利的目的，严重地侵犯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制约消费环境的优化。
二、我国现有法律对霸王条款规制之不足
我国《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保险法》、《海商法》及《民用航空法》等法律中都有对霸王条款的规定，国家工商总局制定的《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办法》对霸王条款的认定和惩罚性处罚进行了规定，此外，国内各地方立法机关也出台了一些关于格式条款的法规（如《深圳经济特区合同格式条款条例》、《上海市合同格式条款监督条例》等），但却没有一部全国性的专门法律来规制格式条款。分散立法是立法技术落后的表现，这样的立法现状的弊端是立法质量低、法律之间不统一、法律的漏洞较多。由于格式条款主要规定在《合同法》、《消法》和《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办法》当中，因此笔者重点对这三部法律中与格式条款相关的内容做一分析。
（一）《合同法》第39条
《合同法》第39条第1款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此规定的不足之处在于：如果格式条款提供方不履行提请注意的义务，该格式条款效力如何？
（二）《合同法》第40条
《合同法》第40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此规定的不足之处在于：根据第39条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只要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采取合理提醒注意方式就可订入合同，而根据第40条规定凡是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该条款又是无效。因此，这两条规定存在矛盾。
（三）《合同法》第41条
《合同法》第41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此条规定的不足之处在于：它在确立非格式条款效力优先原则的同时，忽略了如果格式条款的内容更有利于相对人而相对人却不知情时的情形。
（四）《消法》第24条
《消法》第24条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减轻、免除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其内容无效。”该条规定的问题有二：（1）没有对经营者“保留最终解释权”的问题做出明确约束。现实当中，经营者经常在其促销广告中规定“此活动最终解释权归本商场所有”，而该规定能否被明确定性为“不公平免责条款（霸王条款）”在实践中是不统一的。（2）基本内容与合同法第40条是重合的，同样与合同法第39条存在矛盾。
《合同法》第39条、40条和41条对格式条款的订立、效力及解释作了具体规定，《消法》第24条对店堂告示进行了规定。这些法条规定的目的虽然是为了限制格式条款演化成霸王条款，但由于这些规定因过于笼统而不能为霸王条款的认定提供明确依据，法条之间存在矛盾，而且缺乏相关法律责任的配套规定，因此在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
（五）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办法
2010年11月13日起施行的《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办法》属于国家工商总局制定的部门规章，其中的第9、10、11条对经营者与消费者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规定，限制了格式条款成为“霸王条款”的可能，类似“本公司拥有最终解释权”“客户不得以任何理由退货”“如遇损坏只赔偿同类胶卷”等霸王条款被列为违法条款；第12条规定了配套的法律责任：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当事人违反本办法的行为“视其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警告，处以违法所得额三倍以下，但最高不超过三万元的罚款”。此办法的不足之处在于：（1）“最高不超过三万元的罚款”对不少行业的经营者（特别是一些公用企业）而言仍然起不到威慑作用，他们考虑到收益远大于成本，往往继续提供和使用霸王条款；（2）没有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格式条款的预防性审查职责。因此，本办法施行2年多以来，消费市场霸王条款猖獗的势头并未得到有效遏制。
三、完善霸王条款法律规制的建议
（一）制定专门的合同格式条款法
鉴于目前我国立法对霸王条款的规制散见于不同的多个法律文件，立法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甚至矛盾、某些规定不够具体等等，有必要对格式条款进行统一立法，出台专门的《合同格式条款法》，对格式条款的定义、制定和使用、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问题做出明确详细的规定，使经营者明确不应涉足的法律雷区、消费者明确可以援用的法律武器、政府主管部门明确应当履行的监督职责，真正有效阻止霸王条款对消费者权益的损害。
（二）修改完善现有规制霸王条款的法律法规
虽然出台专门的《合同格式条款法》更有利于全面有效地规制霸王条款，但毕竟出台一部新法从议案的提出到法律的公布历时漫长，因此当务之急我们还是需要对既有的规制霸王条款的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完善。
1.合同法的修改。笔者认为，《合同法》第40条应当增加一款：“格式条款违反本法第39条规定或者本法规定的基本原则的，当事人一方有权向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申请变更或者撤销。”第4l条应当增加内容：“但格式条款有利于相对人的，仍采用格式条款”。此外，第127条应当增加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对经营者利用格式条款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负责监督处理的规定。
2.消法的修改。我国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时，绝大多数都是用格式合同的形式明确经营者与消费者的权利义务，而目前的《消法》只有第24条是关于格式条款的规定，因此，《消法》的修改首先就应当增加专门规制格式条款的法条，对霸王条款的认定、惩罚性处罚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格式条款的预防性审查职责进行系统的规定（如，“经营者对某些含有格式条款的合同必需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备案”、“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必需对报送备案的合同进行审查”等）。
3.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办法的修改。笔者认为，该办法应当将“最高不超过三万元的罚款”额度提高（如提高至5万元），以强化行政制裁的威慑作用。
消费主义的坏处篇5
关键词霸王条款经济分析规制
霸王条款的出现及其含义
早在19世纪格式合同就已经出现在西方的农业和手工业等领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其运用范围越来越广泛。到了20世纪，格式合同已经是合同领域的一个普遍现象，并且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经济生活。它以其交易的便利性和经济性适应了现代社会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要求；它广泛作用于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霸王条款与格式合同是一对孪生兄弟，于是，随着格式合同的出现，霸王条款也就当然地出现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了。那么什么是霸王条款？对此，有学者下了这样的定义，所谓的霸王条款，主要是指一些经营者单方面制定的逃避法定义务，减免自身责任的不平等的格式合同。本人认为，霸王条款是指生产者或经营者在格式合同中规定的，违反公平，诚信等民法基本原则且损害格式合同相对人的条款。
霸王条款的破坏性分析
通知、声明、告示、店堂告示、行业惯例等大量存在于消费领域，充斥我们的经济生活。公用企业和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如银行，保险，邮政，电信，水电气等），沿袭旧体制下的规定或仅从自身利益出发制定行业惯例，对消费者利益多方限制，严重侵犯消费者的权益，引起广大消费者的不满。霸王条款在这些领域里蓬勃地存在着，但它的破坏性是众人皆知的。消费者对它是“痛而不欲其生”。它在很大程度上干扰与破坏了正常的消费秩序，极大地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甚至对国家在消费领域的管理活动造成了极大的阻碍与破坏，使法律对消费者的保护形同虚设。它的破坏性主要表现为：一，经营者利用霸王条款限制，甚至剥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行使与取得；二，经营者利用霸王条款逃避法律对生产者和经营者的严格消费责任。所以，基于霸王条款的破坏性，有学者如此断言，“20世纪以来，格式条款（格式合同——笔者注）的普遍使用威胁到契约正义和交易安全”。
霸王条款存在原因的经济分析
有学者认为，霸王条款之所以长期存在有两个原因：一、生产者和经营者处于垄断地位，消费者别无选择；二、信息不对称，消费者不知道可以选择什么。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要打破垄断，而要打破垄断则必须引入竞争。只要有了充分竞争，消费者就可以对其产品和服务进行自由选择。在这种情况下谁制定霸王条款，谁就会失去消费者。果真如此吗？让我们近距离地看看，到底是什么催生了“霸王条款”？
一、机会主义者的“本性”是经济根源著名经济学家斯密提出“人人为己”的基本假设，而耶鲁大学的威廉森则在这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人人不但自私，而且一有机会就不惜损人而利己”。威廉森把人的这种“本性”称为机会主义。故从事交易的人，即经济学家所称的经济人，则是机会主义者。并且经济学家认为在经济活动中，经济人是完全理性的。也就是说他们在从事经济活动的过程中是一定会进行成本—收益的分析。所谓的成本—收益分析是指，市场中的个人在经济活动中既注重收益又关注成本，或是最大限度地取得收益，或是将所支付的成本降至最低。马克思也说过，经济是基础，经济决定一切，所以经济利益也应该决定经济人的经济行为。由于市场经济的存在，市场主体（主要是经营者和消费者）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所以从理论上来说，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易行为不会是不平等的。但由于经济人（经营者）都是完全理性人，都是机会主义者，所以都会利用自己拥有的一切有利条件，尽可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甚至不惜以各种手段损害经济活动相对人的利益。于是，在通过格式合同进行交易的经济活动中霸王条款就出现了。我们知道格式合同是“预先订立，未与协商，且其内容是不容更改的”，我们也知道格式合同的制定者或是提供者是市场行为人，是机会主义者，在经济行为中他总是追求自己交易效益的最大化。基于这一前提，他们在订立格式合同时，不会不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在优先考虑自己利益的前提下，难免会损害到行为相对人。
二、基于垄断形成的强势地位是关键因素企业的强势地位主要是基于其垄断而形成的，并且企业的这种强势地位也主要是相对于消费者而言的。相对于强大的企业，消费者总是处于弱势地位。格式合同的制作者或是提供者多是垄断组织，而这些垄断组织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广泛的社会影响造就了自己的强势地位。这一强势地位“使其与一般的消费者之间处于一种形式上平等而实质不平等的地位”。
一）强势地位使企业垄断格式合同的制订与提供成为必然企业基于其垄断地位和经济实力形成了相对于消费者的强势地位。在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它们总是尽可能地简化交易环节，降低交易成本；于是，企业就大量地使用格式合同。正是由于企业的强势地位，才使它垄断了格式合同的制订与提供。不论是垄断企业还是自由竞争企业，他们都可以凭借自己在市场中的地位，制订和提供格式合同。于是，基于他们机会主义者的“机会主义”本性，总难免在合同中订入损人而利己的条款。对此，台湾民法学家王泽鉴先生有个精辟论述：“契约条款的定型化，可以促进企业的合理经营，降低成本，对于消费者亦属有利。问题在于企业厂商经常会利用自己优越的经济地位，订立有利于自己，不利于消费者的条款”。
二）企业垄断格式合同的制订与提供为订入霸王条款提供必要条件我们知道，格式合同是企业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制订，在订立时未与协商且不容更改的合同。它是生产者或经营者为了方便交易，降低成本而使用的一种合同形式。这决定了格式合同是生产者或经营者独家制订和提供的。于是它就完全可以依自己的意志，写入他认为对自己有利的条款或内容。这其中，有真实披露产品或服务的信息，有隐瞒缺陷的信息，还可能有完全是虚假的信息。对于没有真实反映产品或服务信息的内容在未来的交易中必然地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但是，主动权在提供方，消费者对此即使有异议，他也只能是满脸的无奈。所以说，格式合同制订与提供的垄断，完全排除了双方达成合意的可能，因此成了霸王条款产生的必要条件。
三）强势地位造成信息不对称，而信息不对称为订入霸王条款提供了可能强势地位的存在，造成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地位的悬殊，而这一悬殊，造成了信息的不对称。通常情况下，生长者和经营者对自己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具有的特点，优点和缺陷都是非常清楚的。他们在订立合同条款时，总是有意地强化自己产品的优点和创新之处，同时也总是有意地回避或隐瞒其产品或服务的不足之处。而对于消费者来说，他只能主要地通过格式合同了解产品和服务。当然还可能通过广告等其他方式，但通过这些“其他方式”获得的信息与合同所能提供的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即使能获得一些关于产品或服务缺陷的信息的话，那也是非常有限的。一句话，强势地位使消费者不可能全面了解经营者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真实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很可能把假当真，把次当好，把劣当优。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只能是“待宰的羔羊”，却永远也成不了“上帝”。
四）强势地位使消费者缺乏选择性也许有人会说，你的合同内容不公平，不诚信，我干吗还要与你交易？我们知道，在没办法知悉合同内容不公平，不诚信的情况下，消费者不会拒绝交易。但是即使在明知合同内容有失公平，有失诚信时，消费者在很多情况下也是不可能拒绝交易的。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我们不能拒绝消费——我们需要衣食住行，我们需要抚养子女，赡养长辈，我们也需要参加社会活动，等等。哪一样不需要借助市场交易而得以实现呢？其次，市场不允许我们选择——不管是在完全垄断的市场中，还是在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或是在垄断与自由竞争混合的市场中，消费者通常是不可能选择的，因为在格式合同下的交易，产品和服务通常具有独占性或干脆就是同一行业使用的是相同或相类似的格式合同。王泽鉴先生对此问题的论述概括了我们消费者的无奈，他说，“或是由于某种企业具有独占性或是由于各企业使用类似的契约条款，消费者实际上并无选择的余地”。正是基于以上所论述的几方面的原因，格式合同中霸王条款的存在，甚至在某一时期泛滥就成了必然逻辑。那么，有没有可能形成对霸王条款进行必要的规制呢？有哪些规制方式？效果如何？
霸王条款的规制
既然霸王条款是生产者或是经营者以自己的独立意志在格式合同中规定的，所以减少或是避免霸王条款的出现就转为对格式合同制定者或提供者行为的规范和制约。故本文将旨在减少或是避免霸王条款的出现而对格式合同制定者或提供者行为的规范和制约界定为霸王条款的规制。至于规制方式，通常认为主要有：消费者自己的“反霸”能力、企业的行业自律、相关组织的监督以及法律规制，但效果各异。下面分述之：
一、消费者自己的“反霸”能力与商家直接联系的是消费者自己。如果消费者自己具有很强的免“霸”能力，就没有霸王条款的存在了，也就没有这么多人深受其害了。可惜的是，绝大多数的消费者在“反霸”方面的能力都比较弱，甚至是相当得弱。究其原因，是消费者法律知识与维权意识不够；这一点，在广大农村更是十分地普遍。所以，为了切实地维护自己的权益，我们在接受格式合同之前，一定要咨询专业法律人士，或是直接请个法律顾问。如果都没条件的话，至少要自己去找些法律资料来翻翻吧，比如法制日报。这样，多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格式合同提供着的机会成本。但在中国，只有极小一部分人具有这种能力。因此，单靠消费者自己“反霸”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
二、企业的行业自律行业自律是指合同制订方或同业工会对其使用的格式合同的自行检查，以防止不当条款的使用。目前，甚至有人提出通过建立诚信体系，培养经营者的诚信意识来防止“霸王条款”的出现。这种想法是令人向往的，但现实吗？我们要知道，人的本性是恒定的。不是有俗语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吗？尤其是在经济行为中，人的这种“趋利弊害”的本能，更是“难移”的，因为他总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所以有人说“教育不是最好的办法”。
三、相关组织的监督主要是中国消费者协会。它是维护消费者权益的组织，以为消费者服务为宗旨。它为消费者做了很多实在而具体的工作。它不时地披露生产者和经营者损害消费者权益的信息；也不时地披露垄断企业格式合同中的霸王条款。这对于提高消费者维权能力，尤其是帮助他们认清霸王条款的不合法本质，提高他们的“反霸”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警示了违规商家。新华社杭州12月4日电，中消协4日联合浙江省消费者协会，公开披露了人寿险格式合同中的四大“霸王条款”及其典型表述，并加以点评。但消协的这种披露只是一般监督，它没有权力制止企业的这种行为，也不能以强制力对它进行处罚。
四、法律规制所谓法律规制，简言之，即通过法律手段对格式合同制定者和提供者的行为进行规范和制约，以避免霸王条款的涉入。相对前面几种方式而言，通过法律对霸王条款进行规制是可能的，也是最为有效的，原因有三：其一，法律的利导性。我们都知道，法律具有利导性，它通过规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来分配利益，影响人们的动机和行为。法律规定的权利以其特有的利益导向和激励机制作用于人的行为，并且诱使利己动机转化为合法行为并产生有利于社会的效果；而义务则以其特有的约束机制和强制机制作用于人的行为，使人们从有利于自身利益出发来选择行为。由此，经营者可以知道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能做的，否则它就得承担由此引起的不利后果。其二，法律的国家强制性。法律不同于其他社会规范，它具有特殊的强制性，它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也就是说，不管人们的主观愿望如何，人们都必须遵守法律，否则就会招致国家强制力的干涉，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其三，人的行为的理性性。人是理性的，他在采取某一行为之前总会考虑到自己行为的成本与收益。违反法律而遭制裁是其行为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当这一成本足够大时，他就会考虑不实施此行为，因为人具有“趋利弊害”的本能，他总会以法律为自己最低限度的行为准则。但是，如果作为其行为成本的法律制裁明显小于其违法行为所可能获取的利益，这时的法律就不会是他的最低限度的行为准则了——基于人所特有的“趋利弊害”的本能，他难免不“红杏出墙”。所以，在法律足以抑制格式合同制定者或是提供者不诚信行为的时候，“霸王条款”就会悄然远离我们消费者，契约正义与交易安全自然也会回归我们的经济生活。
消费主义的坏处篇6
对于商家来说，生意中遇到“坏天气”是件常有的事情。用他们的话来讲，“坏天气”简直就是商人的“克星”，由于交通不便，坏天气常常会改变人们的购物计划，给商家的生意造成极大的影响。然而，在笔者看来，任何事情有弊必有利，这些所谓的“坏天气”也并非一件绝对的坏事情。“坏天气”常常是商家反省自己的服务，提升服务质量的绝好时机。“坏天气”下同样潜藏着“生意”，关键看商家是否拥有一双发现的“眼睛”，并抓住它。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商家能否利用“坏天气”做好自己的生意，体现了商家的经营水平和管理意识。
一、“坏天气”能做什么
对于大多数从事终端销售的人员来说，碰到“坏天气”是一件让人沮丧的事情。因为客流量小，常常会遇到大半天都没有几个像样顾客光顾的情形。所以，有时候“坏天气”不光影响到生意，更影响到从业人员的心情。在这段没有顾客的时间里，终端销售人员又能做些什么?或者换句话说，作为管理者应该如何利用好“坏天气”提供的时间间隙，创造出一些隐性的价值呢?
1 利用坏天气给员工“充电”
终端竞争的关键在于促销人员的竞争，要想打造出一支过硬的促销队伍，，培训就显得十分必要了。但大部分促销人员大多平时工作很忙，抽不出时间进行系统培训，而企业过多地占用促销人员的业余时间来进行专业技能的培训也常常会引起促销人员的反感，从而影响培训的效果。因此，主管部门应该抓住“坏天气”给员工带来的“闲暇”，对销售人员进行专业技能的培训。由于是在上班时间进行培训，大多数促销人员都不会产生抵触情绪，培训效果会远远好于利用员工业余时间进行的培训。
此外，一些实操性的演练培训内容，在客流量大的时候，根本无法得到真正的实施，只有借助“坏天气”才能开展。
2 利用“坏天气”进行货架整改
货架陈列是终端促销人员日常工作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内容，而选择什么样的时间来进行货架整改和更新，则大有讲究。它往往体现了终端销售人员是否具备较强的统筹意识和管理水平。通常来说，当客流量大的时候，进行货架整改是不合时宜的，而应利用“坏天气”给销售带来的“空档”进行货架整改。从某种意义上讲，销售的细节决定了销售的成败。正是这些看起来并不起眼的“操作细节”，日积月累就能给企业节省下许多人力成本。
3 利用“坏天气”做销售数据分析
随着终端竞争的加剧，企业对终端销售人员的素质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销售人员不仅要完成企业制定的销售任务，更要学会从销售中发现问题并及时地反馈给公司。终端早已成了企业获取信息的一个“平台”和“窗口”，成为企业的“耳目”和“眼睛”。因此，终端促销人员在完成销售工作之余，还需要进行大量的数据收集、粗加工和简单的整理工作。在卖场人流量大的时候，这些工作自然没时间来做。因此，比较好的办法就是将这些工作放到客流量较小的时间段来做，而“坏天气”刚好为员工提供了这样一个绝好的信息处理机会。
4 对顾客的服务从追求“数量”到追求“质量”
在平时客流量大的时候，对于商家的销售人员来说，需要服务的对象比较多。因此，无法将服务深入化。对于终端销售来说，终端服务的深度决定终端服务的质量和水准。而终端的服务水准则是打造终端竞争实力的“利器”。尤其在产品同质化越来越严重的今天，终端服务相对于产品，其复制度低。越是高水平、高品质的终端服务，越是不容易被复制。而在平时销售高峰期，销售人员的主要任务是完成成交任务，因此，对于顾客的服务往往不可能深入。而在“坏天气”下，销售人员完全可以把为消费者服务的数量转化到服务的质量上，将数量上的损失，通过质量弥补过来。具体来说，销售人员可以考虑以下几方面的服务内容：
a 深度挖掘消费者的购买意图，为自己积累顾客消费心理分析的素材；
b 通过设计有针对性的问题，将顾客由单一产品引到企业的其他产品上来：一是增加购买，二是做企业宣传；
c 搜集顾客对品牌陈列、产品包装、产品使用感受等方面的评价；
d 通过产品试用，增加与顾客的接触面，更好地宣传产品，树立品牌良好的亲和力。
二、“商机”无处不在
从表面上看，“坏天气”给人流量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对客人反倒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筛选”。一些优质顾客刚好可以“浮”出水面。商家如果能够抓住消费人群上的变化，则可以把一次普通的销售变成是提升品牌形象、充分挖掘消费者消费潜力的绝佳机会。
1 商机不是“等”来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商机”是无所不在的。可大多数的人总是看不见“它”，这种心理上的“盲视”多半是由于他们缺乏准备而造成的。俗话说“机会总是属于那些有准备的人”，这话一点儿不假。因此，要想获得更多的“商机”，就得首先从调整自己的心态做起。
一些国际知名的连锁企业，经常会利用坏天气，变“坐商”为“行商”，主动为顾客提供上门服务。一件看似普通的服务，却隐藏着商家周到和细致的服务意识。此外，一些商家还会利用“坏天气”的间隙，做一些电话销售跟踪回访，一方面，在顾客面前树立了自己良好的形象和口碑；另一方面，也能够进一步了解和挖掘出一些潜在的消费。
2 商机就像海绵中的水分，只要肯“挤”总是有的
“坏天气”，常常会成为普通消费者与特殊消费者的一道“分水岭”。通常说来，能够选择在“坏天气”出门购物的消费者，大都有着比较好的消费能力，这些顾客大多有私家车，有充足的时间，有一定的身份。因此，在购物习惯上，他们往往会主动错开一些购物高峰时段，而会选择购物环境相对较好，人流量较小的时段购物。因此，这一时段的购物人群大多由以下几种人组成：
a 单位采购人员
人群特征属于办公性质，集团采购，手中拥有一定的权力。
接待要点：建立顾客档案，通过一定的“反利”政策，促成双方的长期合作。
b 全职太太
人群特征：私人购物，消费能力强，采购品种较多。
接待要点：对于这类人群，服务是最能打动其的地方。商家通过提供贴心服务，安排好配送货服务。关键点在于要让她在整个购物过程中，感受到轻松与方便。
c 自由职业人员
人群特征：时间较为自由，具有一定的品位和购买能力。大多喜欢一些牌子货，有头脑，不易受人左右。
消费主义的坏处篇7
论文关键词消费主义异化伦理困境
何谓消费主义?凯蒂恩斯认为,消费主义描述了这样一种社会,其中许多人在一定程度上把获取物品当成生活的目标,而这些物品的获取不是出于人们生活的必需,而是为了获取某种身份认同。正如黄平所指出的,消费主义是指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要的满足,而是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而欲望的形成完全超越了的“必需”的水平和消费者所持有的资源(如:支付能力)的约束。由此可见,消费主义实际就是一种欲望消费,这种异化的消费,造成了现在社会人们的生态伦理困境、社会伦理困境和个体伦理困境。
一、消费主义对自然生态的破坏
生态系统本质上是一个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平衡的不断演替的系统。在人类诞生之前,生物与环境保持着生态平衡。人类诞生之后,生态系统的平衡开始面临危机,但在人类没有掌握现代科技工具之前,人类对生态平衡的影响远在生态环境的消纳阈限之内,不至于造成整个生态系统的失衡。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对自然的态度表现为虔诚的膜拜与遵从,因此当时的消费层次大多数停留在“生态消费”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完全可以靠自身的自净能力得以恢复,生态环境处于良性发展的状态。工业革命以来,科技进步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为人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但同时也造成了向生态环境排放废弃污染物数量剧增,导致局部区域的生态自净能力丧失。三废污染、温室效应、臭氧层空洞、生物多样性减少、气候异常等全球性生态问题均是人类活动已大大超出生态承载力的表现。环境问题的出现,使人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而这一切又都是人类无节制的“欲望的消费”所刺激的社会经济活动和行为的结果。人们放纵着膨胀的物欲,崇尚着奢侈的最高价值。但最终,这种毫无节制的消费观和挥霍浪费的生活方式,又会加速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退化,使人类的家园遭到破坏,同时又会剥夺其他地球生物正常生存、享受自然的权利。
《只有一个地球》一书的作者巴巴拉?沃德和雷纳?杜博斯在书中指出:“对消费品的喜新厌旧成风,无限制的使用能量,我们的前途只能是生态系统的灾难。”一味地追求消费,毫无节制甚至是过度的欲望的消费,就是一种浪费与奢侈,它破坏了地球的生态系统,危及到了人的生存。因此,这种破坏生态承载力的欲望的消费在本质上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消费观。这突出表现为“一次性消费”和为了提高生活质量而消费“深加工产品”。前者实际上是对物质产品进行了毫无必要的更新换代,它大量地占有和消耗各种资源和能源,随意抛弃仍然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据报道:“英国人每年抛弃25亿块尿布;日本人每年使用3000万‘可随便’处理的一次性相机……美国人每年抛弃1.83亿把剃刀、27亿节电池、1.4亿立方米包装‘花生果’的聚苯乙烯塑料和3.5亿个喷油漆的罐子,再加上足够供给全世界人每一个月一顿野餐的纸张和塑料制品。”挥霍、浪费使自然惨遭毁灭性破坏。而后者则是一种能量的浪费。
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地球的自净能力也是有限的。现代消费方式将人的消费游离于生态系统之外,将环境资源排斥于消费活动之外,违背了大自然的发展规律,必将导致人的生存危机。追求自己的正当需要是可以的,但若人的消费超出了正常的生活需要,超出了生态所能承受的限度,那么这种消费就是不正当、不合理的。这种不正当、不合理的消费必将引发自然生态系统失衡、紊乱、崩溃,其结果最终是人类自身的毁灭。
二、消费主义有损社会公平
公平是社会发展的伦理目标和核心问题。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利益关系,实现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是其必然的伦理要求。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与否直接体现了社会的公平程度,并且事关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消费问题实质上是分配问题的延伸或最终体现。因为社会成员收入分配数额的基本状况及其相互之间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社会成员对消费资料的占有与享有的实际方式展示出来的;或者说,消费是现实利益分配状况的直接体现。既然如此,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性也就直接决定着消费的公平性。
在市场经济中,按贡献分配社会财富是实现公平的根本性原则和标准,所以哈耶克说:“一人享有之利益应当与其他人从其活动中获致的利益相符合。”固然,市场经济的发展允许财富拥有的差异,但是一旦财富的差异超过了应有的限度,就不仅会带来人们在社会经济方面的不平等,甚至会影响到人们政治权利的平等。公平分配社会财富需要一方面保障人们自由、平等的权利,保护人们对财富合理获取与拥有的权利;另一方面也要对社会财富的分配做出合理矫正,对最少获利者给予适当照顾。
由于现实的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复杂的,其中不能排除某些社会成员运用非正当手段参与市场竞争和社会资源的分配,从而扰乱市场,造成收入上的严重两极分化,这种分化反映在消费领域中则是消费差距的过分悬殊:即越富有的人消费档次越高,越贫穷的人则有可能连基本的生存需要都无法得到保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消费差距作为公平的要素总是有限制条件的,即这种差距必须要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差距过大会干扰制度的正常运行并潜伏着社会不安定的诱因。在当今世界范围内,消费差距中折射出的公平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比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消费方面就存在着极大的差距,占世界人口1/4的发达国家控制着世界3/4的资源,丢弃文化及高耗能的消费方式与亚非拉一些贫困国家形成尖锐对比。而这种差距的存在也是造成当今世界恐怖主义行径肆虐、战争、全球动荡不安的原因之一。不仅如此,发达国家又通过各种方式向发展中国家推行其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享乐主义的生活理念,进行西方意识形态的侵略。
在中国,由于地区、行业收入的差距以及由经济转轨造成的两极分化也形成了家财万贯与一贫如洗、华丽服装与衣衫褴褛、珍馐美食与食不裹腹、豪华轿车与拥挤公交、高档别墅与狭窄茅屋的消费方式的鲜明对比:一边是奢侈挥霍,一边却得不到迫切生活需要的满足,甚至得不到基本的生存条件,得不到适当的教育,享受不到社会空前繁荣的益处。
从中国的现实来看,大多数社会成员并非反对消费差距,他们反对的是那些通过不当、不法方式获取消费资料却又在大肆挥霍、渲染自己消费方式的行为,或者自己过着富裕的物质消费生活,极力追求所谓高贵的奢侈生活方式,却对大多数贫困者的生活境遇报以冷漠甚至鄙夷,不耻与之为伍,这又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仇富情结。这些对消费资料的获取与享用态度中所折射出的消费差距本身就是对社会公平的践踏,它是对守法敬业、诚实劳动、勤俭致富等等美德的讽刺,伤害了大多数人的道德情感,又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整个社会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之风,助长了某些成员投机、浮躁、奢侈、冷漠的不良心态。基于此,社会尤其是政府应在分配领域对社会财富进行合理的分配,辅助社会弱势群体,使其维持基本的生存权与消费权利。这既是制度公正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
三、消费主义使人异化
人是自然性与超自然性的统一体,既是感性的存在物又是超感性的理性的存在物;既有形而下的各种物欲的世俗性追求,又有形而上的精神、理性的理想性追求。对于直接的血肉之身躯,如若没有丰富的食物、充足的衣物、舒适的住所、方便的交通等外部物质生活条件,人的生命存在乃至人的尊严也就无法得到保障。但是仅仅有着物质生活条件的丰裕,人也未必会得到快乐、幸福。因为人作为天地之灵,不在于享乐、不在于饮食男女,而在于要过一种理性生活,过一种有目的的、自由的创造性生活。精神的充实与崇高才是人之为人的特质,才使人有一种超越当下的自觉意识,推动人去为改变当下的物质生活条件而实践,实现人的逐步提升。作为贯穿人类生命过程始终且必不可少的消费活动,其根本指向是人,是人的发展,因而它始终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使消费服务于人的合理存在之目的,使人更好地生存与发展,实现人自身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消费主义使人物欲至上,片面追求物质享乐,把人生价值定位于享受豪华、舒适、时尚生活之上。“消费主义是到目前为止最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现在,地球上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逃脱我们的良好生活愿望魔法。”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展开的,作为发达国家意识形态之一的“消费主义”也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国人的消费态度。在现代社会,人们总是会感到自己还缺什么物品,即使他根本不缺什么,比如当没进商场或超市之前,人们觉得自己目前并不需要什么商品,而在进去之后则发现自己要购买很多东西。正式在这个意义上,市场经济有着突破人们的实际消费能力与真是需要限度的必然性,在客观上造就出了无意义的消费、为消费而消费、甚至为浪费而消费的消费。
消费主义的坏处篇8
[关键词]生态社会主义生态环境借鉴
一、生态社会主义环境伦理思想及其评价
生态社会主义是当代西方颇具影响力的一种社会思潮，它孕育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的绿色运动，是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一个派别，并在90年代成为引人注目的左翼社会思潮；其基本出发点是用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补充生态主义，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批判，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本成因及其性质，探讨消除生态危机的途径和方式，阐明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相互关系，力求找到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现实方案和途径，以构建人类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型社会主义社会。
生态社会主义运用科学技术的新成果，结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某些理论和原则去解决当今时代的新问题，在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进行理性批判的基础上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们认为现代环境问题的根源决不仅仅是工业主义造成的，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如莱易斯的“异化消费论”、高兹的“生态危机论”、基尼乌的“生产力论”等，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生产的惟利是图造成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造成了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造成了自然资源的浪费，从而导致人的异化和自然生态系统平衡的破坏，引起了生态危机。他们还认为，人与自然是不可分离的，它们各自是对方的一部分，通过对方来界定自己、展现自己，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人类作为自然界整体的一部分，不能拒绝它的内在规律，必须承认外部自然的优先性，同时人类又可以作用于外在自然界，这种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构成了人与自然日益统一的历史过程。
作为一种理论，生态社会主义，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生态社会主义，与早期的思想相比，显得更加现实，理论更有整体性。但因其不能也不可能彻底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因而其理论视角、研究目的和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方法都不明确，在关键时刻还暴露出软弱性和妥协性，是与科学社会主义根本不同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虽然生态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它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还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却针砭时弊，特别是其环境保护意识和措施符合时代要求和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他们关心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强调人类要与自然保持一种平衡协调发展，主张人类社会的一切制度和行为方式都应注重生态性、系统性原则，保证社会经济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他们把生态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联系起来，力图开辟一条既能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除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又能保护人类生存的绿色环境的途径。
二、对我国环境治理的启示
生态社会主义这些折射着智慧光芒的思想开拓了我们的视野，提高了我们的生态保护意识，为我国生态环境治理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对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
（一）认清国情，树立危机意识，培养全民族的生态意识
把生态破坏完全归咎于资本主义的腐朽性，认为只有资本主义才有生态危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当前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系统承受着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
目前，我国生态环境的基本状况是：总体有所改善，局部趋于恶化，仍然存在严峻的挑战。其一，资源总量相对短缺，人均占有量绝对不足。据统计，我国人均耕地0.1公顷，相当于世界水平的42%；人均淡水资源量2257立方米，为世界水平的27%；现有森林面积1.59亿公顷，约占世界森林面积的4%，人均森林面积仅有0.12公顷，人均蓄积量8.9立方米，分别为世界人均水平的20%和12.5%；其二，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地区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状况令人触目惊心。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由1990年的5.8亿吨上升到2000年的8.16亿吨；城市垃圾清运量由1亿吨上升到1.8亿吨，其中只要少数经过无害处理；城市大气污染普遍比较严重，酸雨面积已占全国面积的33%；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3.6亿公顷，约占国土面积的18.2%；退化、沙化、盐碱化草地总面积达135万平方千米。德国绿党早在其理论声明中警告我们说：“人类理性可以干预自然平衡，但没有任意改变自然的权利，我们必须意识到和承认保护生态平衡和物种多样性是基于它自身的价值。”[1]因此，我们每一个公民都应该认清当前国情，树立危机意识，增强生态意识。为此，我们要教育先行，要在我们的小学、中学和大学开设更多的环保知识、环境伦理方面的课程，不仅要提高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还要提高他们的环境道德素质。只有这样，才能为缓解我国日趋紧张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打下坚实的人文基础。
（二）必须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的关系
首先，应确立一个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生态社会主义从主张“稳态经济”到经济适度增长的转变，对我们具有借鉴意义。适度的经济增长，是一种理性的选择：经济增长并非越快越好，超越国力及环境承载力的经济增长，不仅会造成经济超常波动，而且会带来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浪费；而增长速度过慢，也不能为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提供一个良好的物质基础，从而会带来诸多的经济社会问题。因此，党和政府在制定社会发展和国民经济计划时，既要努力避免经济发展速度过慢，又要注意防止经济过快、过热，力争将发展速度定格在一个理性的发展水平上，从而使我国经济增长一直保持着持续、稳定、快速发展。
其次，实行资源开发与节约并举的方针，积极采用多种手段保护环境。现代社会，环境日益恶化，资源逐渐枯竭，生态危机严重，人们清醒地认识到了合理利用资源，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性。我国的资源总量位居世界前列，但是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自然资源相对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障碍。因此，必须实行资源开发与节约并举的方针，把解决浪费放在首位，提高资源利用率，科学、合理、综合、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大力推进节能、节水、节地、节材；创造条件，开发尚未开发的自然资源来取代已经接近枯竭的稀缺资源。一些发达国家已大量开发太阳能、风能、沼气等新能源，我们应加以借鉴。第三，加速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目前，我国原有的经济结构已经很难适应新时期经济发展的要求。当前我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发展第二产业，这必然造成资源、能源的紧张，影响生态环境。而资源、能源消耗少、对生态环境影响小的第三产业，却一直发展滞后，和一些发达国家比，差距很大。因此，为了我国生态环境的有效治理，必须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国际经济结构大调整这一潮流，对我国传统经济结构实行战略性大调整，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和第四产业（信息产业）的同时，要着力调整和优化第二产业的构成，切实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第二产业比重过高，结构不合理、行业间发展不平衡的结构性矛盾。通过技术进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增长方式转变，改变以前高投入、低产出和高消耗、低效益的状况，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降低其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三）倡导绿色消费观，培养绿色消费者
生态社会主义认为，在当代西方社会，人们普遍把消费的多少作为衡量幸福程度的标准，这种异化消费观是人性扭曲的表现。人们的欲望是无限的，而自然的可承受力是有限的，为克服二者的矛盾，必须走出这种消费观念的误区，在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性原则下规范消费行为。早期生态社会主义者接受了舒马赫“小即美”的思想，且不论以这种思想来指导生产是否合理，但若将其在消费观念上做一适当的引申，不无深刻的现实意义。促进当代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不仅要解决如何生产的问题，也要解决如何消费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建设的突飞猛进，人们的生活有了显著提高，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也初露端倪，甚至在某些群体中甚嚣尘上。一份统计报告说：中国人每年喝掉的酒有两个西湖，用掉的一次性筷子相当于一座大兴安岭森林，抽的烟一根一根接起来可绕月球转150圈，这种消费方式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因此，树立正确的消费意识，就显得刻不容缓。当前应努力避免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尤其应抵制以浪费为荣、互相攀比的风气，杜绝以“大”为美，倡导一种适度的、“绿色”的消费观。这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国际性消费新潮流，是一种全新的消费理念，鼓励人们崇尚自然，节约资源，追求健康、文明、舒适的生活方式。同时，绿色消费要求消费者培养绿色意识，购买绿色商品。据专家预测，我国目前有近200家企业、40多大类、500多个产品获环境标志认证。政府必须制定严格的法律法规，以保证绿色产业的健康发展，绿色消费的顺利实现。绿色消费不仅是一种消费模式，更要成为一种制度。作为个人，消费者应该提高自己的绿色意识，自觉购买获得“绿色产品”标识的产品，自觉抵制使用一次性用品。
综上所述，虽然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并非完全正确，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甚至与科学社会主义有根本区别，但毕竟提出了很多具有参考价值的思想资料，表达了“对地球以及对人民、组织和政府正在与之斗争的相互连接的生态和经济威胁的共同的关切”。[2]剔除其消极影响，吸收其积极主张，对于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乃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要意义。十六大报告已经为我国社会经济建设指明了发展思路：“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我们要大力开展生态环境的有效治理，力求避免生态灾难，在寻求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努力改善生态环境，提高环境质量，建立一个经济繁荣、环境优美的生态社会。
参考文献
消费主义的坏处篇9
关键词：资本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危机；异化
一、生态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一）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危机--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者通过研究认为，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工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并不严重，生态环境对工业生产的制约作用也不明显。因此，马克思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生产领域，并指出只有生产领域中的危机趋势，才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但是，随着科技革命和西方工业社会的发展，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由于经济危机而必然崩溃的预言并没有出现，当代资本主义通过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延缓了经济危机，但却造成了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生态系统严重失衡。本·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提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已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经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认为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就是生态危机。安德烈·高兹在《经济理性批判》中也认为，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资本主义的危机本质上是生态危机。
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的每一个过程都对自然界产生巨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通常都是消极的。一方面进行生产的原材料来源于自然界，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不断增长，对自然界的开发和索取也就更加疯狂。
另一方面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要强行排放到自然界。这样，就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生态问题，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并直接制约着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的发展，生态问题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最突出的问题。毫无疑问，这个世界的生态问题在今天看来可谓是比比皆是，最新的科学研究数据表明全球化石燃料中的二氧化碳排放在2000年代早期呈现明显的上升情形。其增长率明显大于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于1990年代末所预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此外，全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平均浓度正在逐步递增，每十年的增长率都有显著的变化。碳排放的迅速增加在一些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内尤为明显，比如，中国，但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减少它自己的能源供应量。全球的生态系统都在衰退中，人为的全球变暖，至少导致了十种以上的环境恶果产生：地表温度变化、湿度变化、海洋环流、大气压力、降水量、森林火灾、植物与动物物种的改变、水土流失、高空大气温度改变，以及世界洋流温度的改变。[1]生态社会主义者高兹曾具体分析过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三种主要危机的表现形式及其之间的关系。它们分别是，过度积累危机、再生产危机和生态危机，他认为过度积累危机来源于再生产危机，过度积累危机的解决取决于再生产危机，而再生产危机又是以消耗和破坏大量自然资源为前提的。因此，再生产危机又可追溯到生态危机。高兹在归纳三者之间的关系时指出：\"我们所面临的是典型的过度积累危机，这种危机被再生产危机所加剧，而说到底再生产危机最终根源于自然资源的匮乏。\"由此高兹得出结论：\"毫无疑问，生态因素在当今经济危机中起着决定性和不可替代的作用。\"[2]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危机都根源于生态危机，都被生态危机所激化。另一位生态社会主义者阿格尔也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用高生产、高消费延缓了经济危机，也延缓了资本主义的寿命。但是，经济危机并没有消失，而是转变为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已经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和重要特征。
（二）生态危机爆发的根源--资本主义制度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直接导致了环境退化和生态危机。即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大卫·佩珀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主义》中指出，生态危机的原因不在于生产力和人的需求的增长，而在于资本主义获利本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具体来说，生态危机不只是一个纯粹控制自然的观念和运用科学技术的问题，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等危机的集中表现。
关于世界性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西方的绿色运动理论一般将其归于科学技术、工业化、人的自私品性以及传统观念等。而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现代环境问题的根源决不仅仅是人的观念落后，或工业主义造成的，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全球化扩张的必然结果。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还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曾起过巨大的进步作用，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是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生产，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对自然必然采取一种敌视的态度，把自然看成掠夺和获取利润的对象。在不断加强资本对人的剥削的同时，也加强了资本对自然的剥削。这种过度生产势必引起能源短缺、地球自然界的\"不断萎缩\"，并最终导致生态危机。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生产还存在着一种\"成本外在化\"的趋势，也就是说资本家不可能牺牲企业利润去保护环境。资本家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必然想方设法地把一部分生产成本推向企业外部。资本家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总是想尽一切办法使这部分成本外在化，或者把它转嫁给社会，如把废气排入大气层，让废水流入江河湖泊或者是转移给后代，让后代去支付这笔费用。
因此资本主义对自然的剥夺是资本主义剥削的一部分。
不仅如此，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逻辑也必定要不断提高消费水平，实现商品消费量的最大化，这就导致了资本家操纵社会消费，制造永远都不可能满足每个人需要的虚假需求。极力宣扬以消费为荣，诱导人们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把消费的多少作为衡量自己幸福程度标准，使人们把享受无休止的消费当作真正的满足，从而造成了\"异化消费\"。这种\"异化消费\"又反过来刺激\"异化劳动\"，这样就形成了从工业无限生产到\"异化消费\"，从\"异化消费\"再到无限增长的恶性循环。在这一循环的过程中，自然资源被大量地浪费，污染物被大量地排放，最终超过了自然界所能负荷的程度，从而导致自然生态平衡的破坏，引发生态危机。美国学者维克托·沃尔斯指出：\"当前全球严重的生态问题完全是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节制的生产和无节制的消费造成的。\"[3]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性扩张，发达国家利用其经济和技术的优势，对发展中国家的有限资源实行生态帝国主义的掠夺，并将一些高消耗、高污染、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甚至把发展中国家当成垃圾场，从而直接导致了全球性生态危机。
二、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向生态社会主义过渡如何解决生态危机，资产阶级环保学者主张在资本主义现有制度的框架范围内，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某些改良，以满足生态环境的要求，从而达到发展资本主义的目的。而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要求是不相容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生产必然带来对自然资源无限制的剥夺和生态系统的无限制破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蕴含的生态矛盾是无法克服的，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生态危机就不可避免。既然，导致生态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那么，
消除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就在于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于所有的生态马克思主者来说，生态社会主义既是他们的理想社会目标，同时又是最终解决生态问题和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
然而，所谓的社会主义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生态社会主义。在生态社会主义者看来，苏东模式的社会主义在本质上与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区别，都存在着不顾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无条件推进工业化的倾向，同时政治上的集权主义和单纯计划经济的盲目性浪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从而同样出现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它既无法在短期内实现超越资本主义的目标，更无法超越当代资本主义的体制，承担起解决生态危机的重任。生态社会主义者构想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具有三个基本特征：首先，生态社会主义是绿色的社会。它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生态现代化，使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的矛盾得到历史性解决，从而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全新关系。生态社会主义是人类物质与社会自由充分实现同时又符合生态原则的绿色社会。
其次，生态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
在政治上，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实行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新型民主政体，在这种新型的民主中，基层民主最为重要。所谓基层民主，就是把国家主要权力交给基层组织，实行基层自治和权力分散化，通过民主自治、民主参与，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在经济上，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了人与自然都能承受的生态经济体系，社会生产即可满足人的需要，又不会破坏生态环境，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在文化上，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彻底摈弃了消费主义的价值观，摆脱了贪欲无限、消费无度的文化观念，建立兼顾人类长远利益，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生活范式。倡导一切生产和消费都要符合绿色社会的道德规范，鼓励人们从创造性劳动而非异化劳动中寻求快乐和满足，从而保证人自身的和谐发展。
最后，生态社会主义将根据需要而不是利润分配资源。在这种根据需要分配资源的社会中，生产不再是建立在工资奴隶制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自愿劳动的基础上，大多数人将希望充分发挥他们自己的才能并能与别人相处。虽然很多环境问题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但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却比在过去的生产方式中更为严重。依据以上这些基本的环境原则建立起来的生态社会主义，人们将不再体验到一种环境危机。
参考文献
[1](日)岩佐茂.环境的思想[m].韩立新，张桂权，刘荣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169.
[2]andreGorz.ecologyaspolitics，Boston:Southendpress，1980·[3]陈学明.苏联东欧剧变后国外马克思主义趋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396.
[4]俞吾今，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5]王雨辰.度批判、技术批判、消费批判与生态政治哲学--论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论题[J].国外社会科学，2007（，2）：2-7.
消费主义的坏处篇10
一、绿色产品的基本定义
绿色产品或称为环境协调产品(environmentalConsciousproduct――eCp)，是相对于传统产品而言。由于对产品“绿色程度”的描述和量化特征还不十分明确，因此，目前还没有公认的权威定义。不过分析对比现有的不同定义，仍可对绿色产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下即为绿色产品的基本定义方式：
1、在生命周期全程中符合特定的环境保护要求，对人体无害，对环境无影响或影响极小。
2、产品结构尽量简单而不降低功能，消耗原材料尽量少而不影响寿命，制造使用过程中消耗能源尽量少而不影响其效率。
3、使用寿命完结时，零部件或者能翻新、回收、重用，或能安全地处理掉。
二、传统产品设计与绿色产品设计的区别
传统产品设计是粗放型的，它仅考虑产品的功能、质量、寿命，而不考虑使用及产品废弃时对环境的影响，其生产模式是产品生命周期为“摇篮到坟墓”。传统产品设计对能源消耗大，资源浪费、功能少、回收率小，大量浪费了地球上的不可再生资源(如森林、矿石、石油等)，且生产出来的产品寿命结束后成为了固体垃圾，目前科技水平难以处理。
绿色设计是集约型的，它和传统设计的：不同点是：产品从概念形成到生产制造，乃至废弃后的回收利用及处理各个阶段，都必须从根本上防止污染。其生产模式是，产品周期为“生产到再生产”，着重点是再生而不是坟墓。其特点是尽量缩小产品体积，少占空间；考虑产品生产、使用、废弃时对环境的影响：减少产品零部件，使其易回收、易拆卸，部件或整机可翻新和循环利用，以减少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
三、设计师的角色和责任?
设计师作为产品的主要策划者和创造者，对产品的各个阶段所产生的环境问题都会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尤其在决定产品所选用的主要材料、如何制造、表面处理方式、废弃物处理、材料可回收或再利用等方面都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设计师在设计时就必须考虑产品对环境的污染以及环境保护问题，要倡导“绿色设计”、“绿色制造”。
四、绿色设计的主要内容
1)绿色产品设计的材料选择与管理
一方面，不能把含有有害成分与无害成分的材料混放在一起：另一方面，对于达到寿命周期的产品，有用部分要充分回收利用，不可用部分要用一定的工艺方法进行处理，使其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
2)产品的可回收性设计?
综合考虑材料的回收可能性，回收价值的大小，回收的处理方法等。
3)产品的可拆卸性设计?
设计师要使所设计的结构易于拆卸，维护方便，并在产品报废后能够重新回收利用。
除此之外，还有绿色产品的成本分析，绿色产品设计数据库等。
五、绿色产品的设计方法：
1 产品的简约设计
产品的简约化设计对于降低能源与资源消耗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但是这种“小量化”又必须是建立在真正减少材料与成本消耗的基础之上，因此，它不仅表现在产品的“轻、薄、短、小”，还体现在产品结构的优化与品质的高性能化。
2 减少生产的少量化设计
以减少生产，避免环境的破坏，包含着两层意义：其一，是宏观的，“减小生产规模”就会减小环境破坏程度；其二，是微观的，在生产过程中减少对环境的破坏与能源的消耗。
3 流通过程中的少量化设计
流通过程包含运输过程、宣传过程、销售过程。
4 消费过程中的少量化设计
消费过程中的少量化设计是通过设计引导消费行为保护环境而努力，如丹麦的KnudHolscher工业设计公司设计的省水型抽水马桶，十分便利而且可以节约大量厕所用水，降低生产消费过程中的能源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