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观点篇1
关键词：经济学范式；中国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学表面上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但实际上是传统的苏联范式占统治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界对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了许多积极的探索，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和见解。尽管这些观点还不十分成熟甚至存在某些严重的缺陷，但对于我们探索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之路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作用。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当在以往探索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努力构建科学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
一、近年来经济理论界对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的构想
近年来，立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丰富经验和巨大成就，面对新形势和新问题，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学体系的建设讨论十分热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和思路。
(一)坚持和恢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种观点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不应当全盘西化，而应当坚持和恢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前提下，人们提出两种不同的具体思路。一种是认为传统经济学虽有缺陷，但其基本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所以应该补充而不是放弃。这种思路主张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借助“西方范式”来分析市场经济问题，用“板块式结合”的方法来修补“炉灶”，这种“两张皮”或“双基础”并存体系，同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被分割为两大板块，并具有不同的研究层次和逻辑体系的“拼盘”结构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使人难以认同其科学性与合理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传统的经济学基本上不能采用，因为传统政治经济学是苏联教科书的翻版，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它不仅不能解释目前中国的经济问题，与市场经济根本对立，而且它歪曲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正本清源，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真正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来重建中国经济学。
(二)中国经济学市场经济一般化或西方化。这种思路主张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进行嫁接，用西方经济学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观点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可以照搬西方经济学，用西方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因为中国既然转轨为市场经济，那么研究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学当然也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市场经济，成为主体经济学，因而也就无需再煞费苦心地去建立什么新的政治经济学。按照这种观点，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采取完全替代性体系取向，主张引进反映“资源配置全过程”的现代经济学范式(魏杰，1997)，不赞成“建立有别于西方经济学的、在概念上和体系上完全不同的中国经济学”(樊纲，1998)。
(三)中国经济学本土化。这种思路强调中国特色，强调中国国情，主张要在评判过去和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弊端的基础上建立或重建中国经济学。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应创建自己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都不能采用。因为与西方相比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传统的经济学相比，我们不再是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传统的社会主义，而是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因此，经济学必须扎根本土，以研究时代为基本任务，从踏踏实实研究中国改革发展的具体问题人手，一步一步走向理论的圣殿。也有人认为，中国目前最大的国情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国经济学应研究过渡经济学问题，研究转型时期的经济关系。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与实践给中国经济学家提供了理论创新空间，现代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研究将为发展的经济学注入新的活力，为中国经济学走向国际化道路奠定基础(殷德生，2000)。
(四)中国经济学综合化。这是许多观点具备的共性，也是各方面学者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共同要求。各派总的来说都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指导，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有用的东西，以中国实际问题为对象，运用更多的学科，使中国经济学成为一个跨学科、多角度、具有超前性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首先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导下，比较研究世界上现有的各种经济理论，大胆吸收，扬优弃劣。在继承、综合人类一切优秀经济理论基础上构建中国经济学。在其内容上既要有生产关系方面的理论，又要有资源配置方面的理论；既要有宏观经济的理论，又要有微观经济的理论。中国经济理论要百家齐放，百家争鸣，在竞争中繁荣，在竞争中统一。在构建过程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要坚持、澄清与发展；对西方经济理论，要了解、批判与吸收；对于中国古代经济理论要挖崛、继承与扬弃(周小亮，1997)。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重建，应在保持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学术渊源关系之外，放眼世界，综观历史，积极汲取古今中外一切经济学说的合理成分，并实现某些理论原创。其重点有两个：首先，创新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科学地汲取当代外国经济思想。现代主流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自然要高度重视，但也不能轻视发达国家非主流经济学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说。其中，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各种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对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具有较直接的借鉴意义。其次，创新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科学地汲取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程恩富，2000)。
笔者认为，以上四种观点中有的表面上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实际上是不科学的、不可取的；有的总体上是科学的但尚存在一些重要缺陷，因而也是不可取的。如，主张中国经济学全盘西方化的西化主义观点和“半西方化”基调和传统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折中主义观点，以及主张脱离经济学的一般轨道而独立地发展中国本土经济学的狭隘民族主义观点，总体来说都是不科学的、不可取的；那种主张回归马克思、按马克思主义本来面目重建中国经济学的“原教旨主义”观点和主张实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大综合、中外经济学大统一的混合主义观点，在总体上大方向是正确的，但却要么缺乏与时俱进与创新发展的品格，要么缺乏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和理论体系的科学性。要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克服上述观点的缺陷，确立科学的方向和正确的原则，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范式的基本框架内，认真总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充分吸收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方法与成果，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的科学范式。
二、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范式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所谓“范式”是指在某阶段科学共同体所采取的整套的原则、理论、方法。“范式”一词具有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指世界观即共同信念及价值标准；另一方面它是指方法论，即一套概念体系及分析方法以及科学共同体成员共同接受的一套假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定理。任何学术研究活动只有纳入一定的范式体系，才能使之具有其科学性质，才能使该研究从“前科学”阶段进入“常规科学”阶段。无论任何范式，要具有其科学性质，都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自身的规范性，即有其确定的共同信念及价值标准，以及一套概念体系与分析方法、一套假定及其基本定理。二是对客观对象的适应性，即它能够科学地解释其客观对象的性质、特征与发展规律，否则就无法说明日益增多的“反常现象”，从而使该研究陷入“范式危机”。科学范式是一个不断批判、继承和发展的演进过程。一般说来，科学范式的运动表现为两种基本形态：一是纵向批判，继承，形成经济学史上的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学革命；二是横向兼收并蓄，形成经济学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大综合。笔者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科学的方向，必须确立正确的原则。具体说来，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科学范式必须遵循以下三大基本原则：
(一)科学性原则。所谓科学性原则，就是中国经济学研究不能不要规范而简单地描述现象、总结经验，也不能随意地进行理论批判或“理论创新”，而是必须纳入科学范式的轨道。首先，必须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应当确立科学的共同信念与基本价值观，确立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科学哲学。其次，必须坚持科学的方法论。必须确立一整套科学的概念体系，采用一整套科学的分析方法，确立一些科学的基本假定，形成一系列科学的基本定理。为此，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必须把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纳入一种科学范式的轨道。问题在于对于目前中国经济学来说究竟哪一种经济学范式才是更为科学的?这一问题在经济学范式本身范围内是无法解决的，它应当而且只能用客观的和实践的标准来验证，即某一经济学范式究竟是适应还是不适应现实经济生活，或者说究竟哪一种经济学范式对分析与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具有更为广阔和更为深刻的适应性。
(二)适应性原则。经济学范式的根本作用与生命力在于解释客观经济现象与指导人们从事经济发展与经济变革的实践。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必须遵循“适应性”原则，使中国经济学理论“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从客观实际来看，中国基本国情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不仅西方经济学理论是不适应的，而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在许多方面也是不适应的。从历史上来看，中国是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这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应当而且只能建立在先进的生产力基础上的经典理论是有着巨大差别的。从现实来看，中国正在从传统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应当而且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的经典理论也是有着巨大差别的。所有这些，都是以往各种经济学范式所不能解释的“反常现象”，从而导致了传统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双重“范式危机”。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打破各种教条主义，从中国基本国情与客观实际出发，科学地解释这些“反常现象”，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创新与发展。
(三)综合性原则。理论范式的范畴体系还必须向外部世界全方位学习和借鉴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为理论范式的整体创新提供厚实的平台，从而使中国经济学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从实际出发，立足于理论联系实际，致力于回答新情况和新问题。这一理论的特征和实质必然要求中国经济学综合古今中外的合理经济学思想，构建一种能够揭示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的经济学范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是一个科学的体系，而且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因此，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榜样，科学地吸收各种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具体来说，构建中国经济学既应当坚持与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与基本原理，也应当充分吸收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等异端经济学的合理成果；既应当肯定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也应当借鉴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我们在大综合中来构建中国经济学。
上述基本原则，对我们构建中国经济学提出以下基本要求：
(一)构建中国经济学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西方经济学之所以不能作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基础，主要是因为西方经济学所依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是不科学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仅把资本主义制度一般化、永恒化，而且还单纯从个人本性出发来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用机械的均衡方法与形式化的数学方法来解释现实经济生活。因此，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心史观，它的根本方法是形而上学。同时，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观也是不科学的。自从边际主义的代表杰文斯把经济学的列车开上了资源配置的轨道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便开始背离了经济学的古典传统，把经济学的研究问题局限于资源配置问题。莱昂内尔·罗宾斯第一次正式地把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规定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他说：“经济学是一门作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从此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很多都把罗宾斯的定义作为样板。应当指出：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与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有着密切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产方式范畴，不仅包括生产的社会形式，也包括物质生产方式即劳动方式与生产形式，其中劳动方式特别是其劳动组织就是微观层次上资源配置方式，而生产形式作为人们劳动的交换形式和社会生产要素的分配方式，就是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方式。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囊括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或者说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包括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内容之中。二者的区别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方式，而在于怎样研究资源配置方式：是密切联系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来客观地、历史地研究资源配置方式，还是抛开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而单纯地研究资源配置方式。西方经济学强调资源配置的一般性，是一个纯生产力的抽象范畴，它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技术水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资源配置方式的特定社会历史性质，它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它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形式，因而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把经济学研究对象局限于资源配置，因而缩小了资源配置的外延，只研究技术意义上的资源配置。因此，他们必然是以制度不变为假设来研究资源配置。事实上，在他们那里，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人类最美好的、永恒的制度，所以他们不可能分析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其变革。正因如此，在西方社会经济制度的巨大变化面前，西方主流经济学表现得苍白无力，从而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目前正陷入深刻的范式危机之中。为此，以科斯、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变量引人经济学研究范围，以弥补主流经济学的缺陷。西方经济学不仅具有其明显的不科学性，而且对中国具体国情及其发展要求来说，还具有严重的不适应性。在基本国情上，中国与西方差别很大，而西方经济学中很多结论和观点是从它们的国情背景下得出的。因此，就总体来说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分析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就具有明显的不适应性。具体说，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尚不具备足够的市场机制赖以顺利运行的条件，而西方发达国家这些条件都已经具备。另一方面，中国目前正处于体制转轨时期，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市场机制赖以运行的制度框架尚不完善，如现代企业制度、法律法规、公民的市场合约意识等等。西方经济学所分析的是市场制度较为完善的情况。同样的事物，在西方发达国家可能就办得有板有眼、较为顺畅，在我国当前可能就无章可循、有章不循或坎坷难行。在这些制度条件具备以前，市场机制的作用程度和范围也要受到限制，西方经济理论在我国的应用也会出现程度不同的失灵(尹伯成，2006)。由此可见，要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范式，绝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也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
(二)不能构造一种折中主义的经济学范式。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一种比较普遍的倾向，即试图调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建立一种折中主义的“中国经济学”。这种折中主义的经济学范式的主要特征是：认为原有的“苏联范式”的主要问题是“教条主义”，在于过分拘泥于经典作家的现成公式和现成“提法”，而没有创新与发展，从而使理论僵化，不能反映变化了的现实。按照这样一种思路，人们认为应该做的就是在原有的范式中加进一些反映市场经济的新东西，以这种方式使原有的范式得到改造与更新，适应新的需要。这种倾向既表现为一般地或在具体理论问题上批判教条主义，也表现为那些试图引入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些方法和内容来对旧的范式进行“补充”。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比较流行的折中体系：苏联范式的“生产关系论”+西方范式的“资源配置论”，即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现代的“市场经济体制”。很显然，这种折中主义范式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轨道，是传统的苏联范式与主流的西方范式的“混合体”。同时，既然这种折中主义范式本质上是苏联范式与西方范式的双重翻版，因而它不仅在理论、逻辑上具有其尖锐的内在矛盾性，而且在实践上也具有与中国当代国情与发展要求的严重不适应性。说到底，这种折中主义范式是传统教条主义与现代教条主义的“杂交物”，虽然它试图反映当今中国现实，但实际上并没有、也不可能反映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客观现实及其基本要求。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不应当采用这种折中主义范式。
(三)不能建立“描述主义”的中国经济学。近些年来，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存在着一种以描述中国现实、总结中国经验和肯定中国模式为主要特征的倾向，即直面中国现实的“描述主义”。它认为可以不要基础理论、只要分析现实问题、进行对策研究，使研究更好的联系实际就可以建立中国经济学。“描述主义”经济学范式的理论特点是：一是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二是为了准确地反映现实情况，理论抽象程度低；三是为解决问题，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不注重自成体系的概念、范畴和分析工具，不强调理论自身的内在逻辑一致性；四是没有突出的方法论，感性描述多于理性分析。作为一个理论范式，描述主义存在着两个重大缺陷：一是缺乏独立、统一的概念和范畴体系，分析工具缺乏系统性，范式自身是不稳定的而又没有解决的途径，因为一旦要提高理论抽象度，在当前条件下其前景很容易转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或西方经济学范式，这将使该范式自身不复存在。二是该范式的知识积累没有有效的途径，这与第一个缺陷紧密相关。科斯在评价旧制度经济学时指出，“除了个别的观点外，只是一大堆可以一把火烧掉的描述性材料。”就长远看，描述主义的文献将面临类似旧制度经济学文献的劫数。这虽然不能否定描述主义的学术价值，更不能否定其现实意义，但对于一个理论范式来说，其发展的连续性就成了问题(邹东涛、时红秀，2006)。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不能局限于这种表面化、局部化和经验化的“描述主义”范式，而应当构造一种以科学世界观为指导、具有其完整的概念体系和系统的分析方法的现代经济学范式。只有这样，才能揭示中国现实经济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才能形成系统的、科学的中国经济学理论。
(四)只能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来构建综合的中国经济学。根据上述科学性、适应性和综合性原则，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首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对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硬核可以简要地归纳为三个要素。第一，否认存在着抽象的和永恒的人性。个人是具体的和历史的，一方面它要受到历史和制度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它又是能动和有机的。人性由社会经济关系所内生但又具有改变它的内在潜能，因而经济学必须分析人性的起源与发展，而不是把它作为经济学分析的前提。第二，经济学分析的基本范畴是生产方式，而不是主流经济学的“个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是制度整体主义方法，而不是个体主义方法。第三，同主流经济学的机械均衡观不同，马克思把生产方式与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化看作是由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内在矛盾的辩证运动所推动的有机的、内在不均衡的动态过程，这为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宽广的框架。其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以及基本原理，对分析当代中国经济转轨与经济发展具有广阔的适应性。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中国市场化的体制转轨与制度创新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解释力：中国经济转轨是当代中国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发展的客观要求，构造市场化的现代社会主义模式是当代中国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趋势；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中国现代化的经济发展问题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力：中国经济发展是当代中国物质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要求，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是中国当代劳动方式发展的必然趋势。总体来说，当代中国面临着物质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形式变革的双重任务，一方面物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要求并决定了当代中国社会形式的深刻变革，另一方面社会形式的变革与制度变迁又促进并推动了物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进程。最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个宏大的制度分析框架，是一个开放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完全包括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因此，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重建中国经济学，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框架内，广泛借鉴古今中外各种经济思想的合理因素，构造一个既继承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又发展马克思经济学范式，既超越苏联经济学范式又超越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新体系，据此确立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独特性的经济学范式。这种中国经济学的新范式是在继承、批判和创新过程中逐渐塑造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体或基础、以中国问题为导向，科学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颗粒，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的综合范式。因此，在构建中国经济学过程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要坚持、澄清与发展；对于西方经济学理论要了解、批判与吸收；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要总结、扬弃与升华。
三、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基本性质与主要内容
如上所述，根据科学性、适应性与综合性的基本原则和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综合体系的基本目标，中国经济学就其性质来说既不是中国的“本土经济学”，也不是中国版的西方经济学，它应当而且必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具体说来，中国经济学综合范式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与基本原理。中国经济学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因此它应当而且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首先，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坚持以生产方式作为决定社会性质和推动社会变革与发展的根本力量，坚持在生产方式的框架内来分析资源配置问题，坚持以生产方式为基础来研究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在此基础上，构造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分析范式。其次，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与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方法，即唯物辩证法、二重分析法、矛盾分析法、实证方法、历史方法和科学抽象法。再次，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采用以生产方式这一基本范畴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整套概念体系。如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社会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等，再如生产条件、劳动方式、生产形式、生产的社会形式，以及资本、商品生产、市场机制、工业经济、利润、利息、工资、地租等等。最后，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批判与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实现形式的具体结论，也包括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特征的基本原理。对于前者，我们当然是不能照抄照搬的，如单一社会所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等，而对于后者则应当始终坚持、科学继承，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建立自由人联合体、重建个人所有制、实行对生产的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实现社会生产按比例协调发展和实行按劳动者贡献分配等，这些基本原理应当而且必须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应当而且必须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应当而且必须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转轨与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应当而且必须总结与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成果。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既不只是生产关系，也不只是资源配置，它应当而且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因此，中国经济学应当研究当代中国的劳动方式、生产形式及其社会形式，应当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应当总结与升华一系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如新型工业化理论、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理论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等等。毫无疑问，这些重要的理论成果都是构建中国经济学的重要思想基础与理论来源。
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观点篇2
由于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特别是自1969年以来每年一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发，使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覆盖了全世界。20世纪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不但影响着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而且也影响着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活动。
概括起来，20世纪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具有如下特点。
1宏观经济思想与经济问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解释的学问：为现实中出现或存在的经济事件和经济问题提供理论上的解释，然后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或思路。所以，西方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都是由“问题导向”的。
综观整个%"世纪，我们不难发现，当经济活动中出现某种新的经济问题时，西方经济学家们首先直接用现有的经济理论来进行解释；当这种理论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不能令人满意或现实向经济学家们提出挑战并现行的理论时，就会激发新的经济理论产生或旧的理论被修改，由此引起宏观经济学中的“旧派”与“新派”的争论。
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有助于解决不同经济学流派之间的分歧和争论。但是，“旧”的经济问题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经济问题，于是又需要新的经济理论和方法。西方经济学就是沿着“经济问题———经济理论———新的经济问题———新的经济理论？？”这种轨迹在发展演进着，而每一个经济学流派的主导理论的形成过程都有一个“三部曲”：经济问题———经济政策或政策思路———经济理论。
现代宏观经济学之所以产生于%"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因为当时的古典经济学在解释%"年代英国的长期慢性萧条和’"年代经济大萧条时处处碰壁，而这两个大的经济事件为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的思想体系的产生提供了土壤。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可以较好地解释当时的经济现象，并被发达国家政府运用得得心应手。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在发达国家诱发了高通货膨胀，随后又使得美国等发达国家陷入“滞胀”，凯恩斯主义面对这些新的经济病症显得力不从心，这为弗里德曼和卢卡斯等人的反凯恩斯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契机。这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虽然在理论和方法上有一些“推陈出新”，但是，世纪的经济毕竟不同于亚当·斯密时代的经济，因为各种各样的垄断和市场不完全（而不是完全竞争）支配着经济活动，公共部门在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经济全球化把各国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由放任主义似乎已经不合时宜，政府对经济活动的适度干预和调节是必不可少的，这又为新凯恩斯主义的出现准备了条件。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在经济学界获得了支持，其政策主张又赢得了政府的垂青，它的代表人物又成为美国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如斯蒂格里茨和耶伦世纪下半期以来的经济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扩散，重新焕发了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问题的兴趣，由此导致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的提出和经济增长理论的复兴。
2宏观经济学研究中心由英国转移到美国。
20世纪的宏观经济学产生于英国，产生于英国的剑桥大学，凯恩斯是现代“宏观经济学之父”。
可以说，20世纪前半期，英国是宏观经济学的“思想库”和研究中心。在！"世纪前半叶，英国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经济学家及其学说，如希克斯、罗宾逊夫人、庇古、米德、哈罗德、卡恩、罗宾斯、斯拉法、斯通等。当时的美国经济学家大多只是凯恩斯思想的学习者和追随者。eFGH年，加尔布雷思在回忆“凯恩斯思想如何来到美国”时说：
凯恩斯《通论》于eFJG年！月在英国出版，几个星期后在美国出版。《通论》“在英国剑桥吹响的号角能够在美国麻省剑桥很清晰地听到。哈佛大学是凯恩斯思想传到美国的主要通道”。当时在美国、尤其是在麻省剑桥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白天仍然在教旧经济学（指古典经济学———引者注）。但是到晚上，并且从eFJG年开始的几乎每个晚上，差不多每个人都在讨论凯恩斯学说”。［e］（aFJ）那时候的不少美国经济学家是由于解释和运用凯恩斯《通论》的理论而成名的，如萨缪尔森、汉森、哈里斯等。
从！"世纪H"年代开始，宏观经济学乃至整个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中心逐渐转移到美国。！"世纪下半期，从著名经济学家群体规模、经济学流派的数量、经济学说的影响力等指标来看，美国都超过了英国。自eFGF年开始至今，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颁发了JK届，共有He位经济学家获得这个大奖，其中美国获奖者JK位，英国只有L位。
由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只颁给在世的经济学家，不颁给已故的经济学家；并且从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问世到获奖一般要间隔e"年以上，所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实际上是对！"世纪下半期经济学的研究成果颁奖。
!世纪西方经济学研究中心的转移是由于经济发展和繁荣中心的转移。自eF世纪头e"年英国成为“世界工厂”以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日不落帝国”的衰落，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心一直在英国。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一直是英国。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约翰·穆勒（#$（2+,m1>,9-//）、威廉·杰文斯（n-//-18+,12/&;#&o$2%）、阿弗里德·马歇尔、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等经济学家的影响和地位是！"世纪H"年代以前的美国经济学家无法望其项背的。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心移到了美国，美国取代英国成了世界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领头羊。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就随之移到了美国。这是因为经济发展领先，经济问题的出现和研究手段也必然领先，由“问题导向”的经济学和研究方法也自然领先。经济制度和经济环境是经济学说产生和发展的土壤。发达的经济学只能产生于发达的经济，落后的经济不可能产生出先进的经济学。
3向古典传统复归。
在世纪的西方经济学舞台上，宏观经济学流派的出现就像演唱会开始之前主持人介绍众多明星一样，看得人眼花缭乱。有些流派在经济学舞台上停留的时间较长，有些流派则是匆匆过客，如！"年代早期出现的供给学派。这些流派既有理论上的分歧，也有政策上的分歧，还有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方面的分歧。仔细研究一下这些宏观经济学各个流派的争论和分歧，我们不难发现，他们争论的焦点不外乎这样几个问题：
（1）经济能否自行达到充分就业均衡？或各类市场能否自动出清？
（2）价格、工资和利率是否是弹性的？
（3）货币在经济体系中的作用是否是中性的？
古典二分法是否有效？
（4）经济活动是否应当实行自由放任？
（5）宏观经济学主要是关注长期经济增长问题（而不是短期经济波动问题）吗？
古典经济学的宏观体系对上述’个问题给出肯定的回答，这是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凯恩斯革命”对这’个问题给出的是全盘否定的回答。但是自$"世纪（"年代的货币主义开始，古典传统逐步得到恢复，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则进一步把古典传统发扬光大。$"世纪！"年代以来的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纪上半期凯恩斯主义与古典经济学之间的争论的重演。）"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关注程度大大超过对经济周期问题的关注程度。
20世纪下半期西方宏观经济学的这种发展趋势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复古”。因为在这种向古典经济学传统复归的过程中，一些新的东西被添加了进来，使得这种复归成为宏观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复归，是一种理论层次提升的复归。弗里德曼在很大程度上复活了古典经济学的货币数量论，但是他系统地研究了货币需求函数，把粗糙的货币数量论改造成“名义国民收入的货币理论”，并用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来支持他的理论。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不但提出了不少新的东西，如理性预期假说、卢卡斯总供给函数、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实际的经济周期模型、“校准”方法，而且修改了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假设和结论，如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承认，由于存在部分信息而不是完全信息，经济当事人可能会误解价格信号———把价格总水平的变化误解为他所在的市场的相对价格变化，从而做出错误的反应和决策，这就有可能在短期内造成市场非完全出清。
值得注意的是，向古典经济学回归的趋势不但出现在$"世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在$"世纪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如果考虑到以科斯、诺思、威廉姆森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特色和基本观点，我们不难发现，向古典经济学回归是整个西方经济学在$"世纪发展的大趋势。
我们认为，至少有三个因素引起西方宏观经济学向古典传统复归：（#）西方发达国家$"世纪五六十年代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带来大量的财政赤字、政府债务、通货膨胀等后果，尤其是公共经济的扩张以及与私人经济争夺市场，引起私人所有者日益不满，宏观经济学的“古典化”就是对这种现实的一种反应。（$）虽然发达国家的经济遭受了*"年代的高通货膨胀和！"年代的滞胀，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世纪下半期的发展总体上是良好的，尤其是没有再出现%"年代那样的大萧条。以美国经济为例。如果按照#））$年的美元价格计算，美国的实际亿美元。
20世纪后半期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大大高于前半期！。这种不错的经济表现重新唤起了西方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信心。（%）苏联、东欧国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的解体和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古典经济学的“市场有效”的基本信念。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第#（版（#））！年）中认为，$"世纪是“市场的胜利”的世纪，因而他为他的《经济学》第！"版确定的主旋律是“市场再发现”。“世界各国正在重新发现市场这种资源配置工具的巨大功能。最令人瞩目的例子是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和中国计划体制的改革。一国又一国开始抛弃指令计划而转向市场。？？在市场经济国度，市场机制同样也得以重新发现。许多国家对产业放松管制，或将以往划归公共部门的产业私有化。其结果得到了广泛的好评，因为这些部门的生产率提高而价格下降了。各国还将市场原则应用于新兴领域，如污染许可证交易，无线电频道拍卖，等等。新晨
4出现了融合化的趋势。
经过20世纪下半期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的争论和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争论，西方宏观经济学已经出现了融合或综合的倾向。这种融合有了许多征兆：理性预期假说最初是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说之一，如今这个假说也被纳入新凯恩斯主义体系。
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观点篇3
abstract:thecharitieshavelongandstabletraditioninwesternsociety,forthecorethoughtofwhich,Christianity,asthespiritualforcetheenterprisesdependingon.whilethecharitiesforChinesesocietyhasthespecialhistoryandmentaltradition.theessayaimstoprobethethoughtofcharityanditsbusinessinChinesesocietyrecently,withtheethicalpointnamedtheviewofrighteousnessandbenefitbelongtoChinesetraditionalculturesystem,andstandsbymodernChinesethoughtofcharitiesanditscontentsystemtodiscoverdevelopmentallyswitchingroutinefromtraditionalviewofrighteousnessandbenefittomodernthoughtofcharity.
关键词：义利观慈善观传统文化现代经济社会
Keywords:viewofrighteousnessandbenefitthoughtofcharitytraditionalculturemoderneconomicsociety
一、传统义利观和当代慈善观的阐述
（一）中国古代义利观
中国古代的义利观是与中国的核心文化思想即儒家思想一脉相承的亚文化体系。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因而在此指导下的义利观就是“义在利先”、“重义轻利”，无论是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还是孟子的“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都深化了儒家伦理关于重义轻利的思想，把重义轻利的思潮推到了第一个高点。之后的董仲舒和程朱理学都从不同侧面阐述了传统义利观中对“义”的推崇。中国古代的义利观把道德原则作为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忽视了人性中自然属性的客观性，即不是把人对自然需要的满足视为人生追求的一个目标。
（二）中国当代慈善观
中国当代慈善观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汲取了平等、理性和民主的精神元素。
1．慈善双方地位平等。传统慈善观会把救助者和受助者放在不平等的位置上，至少把救助作为能够让受助者记住并感激的理由，即“施恩图报”。而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商品交换，而商品交换所蕴含的规则就是等价交换，这就暗藏着平等意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与公民之间是建立在价值规律等价交换原则基础上的人格平等观上的，而且人们在生存中更注重权利义务平等、竞争机会均等和人格尊重。因而当代慈善观中对平等和人格尊严具有极强的要求。无论是救助者，还是受救助者，在人格尊严上都是平等的，捐助者要正确的对待受捐助者的地位，而受捐助者也要以正常的心态对待捐助并有力的回馈社会。
2．慈善行为要理性化与社会化。慈善事业顾名思义，其动机是人的悲悯心理，这就形成了一种潜在的非理性倾向，即慈善事业的发达往往寄希望于富人非理性的、偶然的慈悲冲动。而当代慈善观恰恰是要将慈善事业社会化，使之成为一项稳定的社会行为，将慈善事业作为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的持久、长效、互惠的社会化人类活动，甚至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事业。慈善行为通过有计划、有目的的进行，根据社会的需要有效地开发和运用慈善资源，保持慈善行为的持续性、经常性、规范性和相对稳定性。这是当性主义慈善观的表现。
3．民族的慈善观。传统慈善观往往从统治阶级的立场出发，因而慈善事业往往具有官方色彩。以民众的角度，认为慈善是政府的责任，因而缺乏参与意识。而当代慈善观是民主意识的慈善观，是经济市场化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广泛的民主自治和民主管理的实行，充分发挥企业、个人以及各种群团组织的经济自和社会管理职能；另一方面，也大大提高了公民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越来越强烈的主体民主意识使得公民希望参与更多社会问题的解决。在民主精神倡导下的慈善活动可以摆脱完全行政化的运作方式，有利于使社会各界都来关注慈善活动的民主监督机制，加强捐赠物资应用的透明度，防止慈善活动中垄断和腐败现象的发生，更体现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与需求，其人性化的服务更能促进社会道德伦理的完善，增进民众的参与、相互信任和互惠。
（三）中国传统义利观和当代慈善观对比
中国古代与当代的慈善观的对比，可以理解为儒家思想与市场逻辑之间的对比。形成于封建社会的慈善观，其思想根基是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儒家伦理，无论是“仁爱”还是“恻隐”都是一种精英群体式思维方式，是将希望慈善的主动权定位于统治阶级和富商的个体的、偶然的悲悯情怀；而当代慈善观是形成于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其思想根基是市场逻辑和契约精神，强调民主法治、等价交换和人格权益等。这种慈善观认为慈善事业是全社会的事业，需要政府、企业、个人、社会组织等多方协同完成，把慈善主体作为社会的正常一份子来对待，把慈善行为视为整个社会的责任和义务。而且，当代慈善观较之古代慈善观，视野更加开放，慈善行为的渠道也更加自由和多样。总之，从传统慈善观到当代慈善观，体现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四）当代慈善观点的启示
当代慈善观虽然具有种种优势，但需要注意的是，它是从传统慈善观中演变过来的，需要继承很多优良的成分，诸如对慈善事业对象的界定和选择等。现代慈善观不仅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仁爱”理念，还要积极向西方社会借鉴，因为西方的慈善传统更为久远博大。尤其是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基础的现代慈善事业，更需要对西方社会的慈善行为所进行的制度建设和管理规范进行有力的吸取借鉴。
二、当代慈善观的形成和发展
（一）中西文化比较视野下的当代慈善观植入
众所周知，西方世界的核心思想是基督教，而慈善事业最初也是发端于教会行为。基督教教义的“普世”思想使教会一直将扶贫济穷视为己任，教会经常举行慈善活动。基督教的思想为西方社会的慈善文化奠定了基础。基督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不仅是西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对慈善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不了解基督教就无法全面认识西方的慈善事业。基督教的经典著作《圣经》更记载着大量关于慈善行为的教导，这些极富生活化的教导语录成为了基督徒日常生活的信仰准则，并直接指导着他们的行为规范。如“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1。而前文提到的中国的慈善观植根于儒家思想，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慈善视野，即从统治阶级的立场出发，将慈善事业的主体定位于社会精英。而从传统慈善观向现代慈善观的转向，需要的是站在中西文化比较和汲取的高度，接受一种中西合璧并有意借鉴西方慈善文化思想，从而能够实现这种转变的思想深度和文化自觉。中国现代慈善观的确立，需要的是对西方慈善模式的借鉴，更重要的是对西方文化及其思维方式的深刻思考和理解。
（二）传统社会与当代社会比较视野下的当代慈善观嬗变
慈善事业作为一项社会行为，必须植根特定的社会结构和形态特征。因而慈善观的转变自然是建立在社会结构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传统社会是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封建社会，其社会管理结构是中央集权、以地主士大夫政治为中心，其主流价值是皇权伦理，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慈善观就是以等级制度和道统思想为价值依托的。而现代社会是建立在工业生产和商品交换为经济形态的社会，其社会管理结构是民主政治，以民主共和制为基本政治制度，其主流价值是民主与法制，因而影响到慈善观，其内涵是以现代民主制度和法治精神为依托的价值取向。
三、从传统义利观向当代慈善观的转变
（一）从传统义利观向当代慈善观转变的背景
1.转变的经济基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社会意识的转变自然反映了社会存在的变化，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社会经济结构等。传统义利观发展为当代慈善观，体现了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经历了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再到开放灵活的市场经济的一系列发展阶段。而经济的领导主体也从过去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国家集权转变为政府、企业、社会、市民的多位一体，很大程度上，全民对市场经济的影响已经占了主流。因此，在这种经济背景的转变下，传统的以国家集权所倡导的道义悲悯的义利观自然就发展为以社会复合主体所倡导的公共事业的当代慈善观。
2.西方观念的导入。慈善从观念上升为事业，是始于西方世界的。而西方以基督教为核心的慈善观念通过19、20世纪的经济全球化传入了中国，并对中国传统的义利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代慈善观是中西合璧的结晶，是以中国传统义利观为最基本的价值结构，以西方基督教慈善观和慈善事业基本经验为主要外在形式而最终内化结合的一种符合当代中国社会慈善事业的思想体系。
（二）传统义利观向当代慈善观的转变过程
1．通过教育塑造当代社会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利益观。慈善观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和价值观念，虽然植根于时代，但是可以通过教育手段进行塑造和影响。当代慈善观要想脱离传统社会的义利观，就必须要建立一种适合现时代社会特征和主题的观念系统。慈善观涉及人生观、价值观和利益观。现代的人生观强调人生的意义在于既强调人的主体意义又强调人的对象意义，这就孕育了人人平等的理念，救助者不要妄自尊大，被救助者也不要妄自菲薄，慈善行为是一个社会通过人的善举对人的关怀，是和谐社会的必备要素；现代价值观强调人的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慈善事业既是对社会价值的实现，又是自我价值的实现，是个体对自身善举的肯定和满足；而利益观是整个慈善观的重点，现代利益观强调财富来自社会并回归社会，财富还有强大的道德功能等等，一方面是对传统义利观“舍利取义”的继承，又是对市场经济体制下对财富用之于社会并强化财富的社会功能的发扬。
2．通过政策平衡社会利益分配，维护公平正义。政府是现代社会的管理主体，是对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进行协调掌握的主导力量，因而更是为现代慈善事业设计政策、提供制度支持的主体。慈善事业作为一项在现代社会愈发重要的社会行为，若要实现经常化、稳定化和常态化，就必须要通过国家制定的政策来保障，即通过建立和完善分配制度和维护公平机制，一方面通过财政和税收政策缓解贫富差距，有效的调整社会财富的平衡流向，一方面通过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在养老、医疗、意外、就业等方面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以确保社会救助的对象能够得到社会化的有效的救助。慈善事业的未来方向是依靠社会复合主体，即政府、企业、个人和群团组织的协同合作，而政府所指定的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机制是协同合作的制度基础。
总之，从传统的义利观到现代慈善观，中国社会在继承传统文化、汲取西方经验的过程中不断形成了符合现代中国社会结构形态和社会意识状况的慈善观念体系，从而奠定了现代慈善事业的指导思想。而这种转变，一方面要从文化上把握住嬗变和整合的脉搏，一方面还要在社会结构层面上结合政府政策、企业运作和社会组织的通力合作来保证其执行效力。
参考文献：
【1】龚汝富，中国古代商人的善德观与慈善事业[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1（4）
【2】杨静，解析东西方对待慈善事业的不同态度[J].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3）
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观点篇4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 m.h.outline of 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 public finance.new york：harper&brothers 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
london：george 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 public finances：anintroductory textbook.homewood：richard 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 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 newyork：john 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 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 and expenditures ina 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 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 b. ）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 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 ed：modern public 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 of 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 of public finance.london： 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astudyin public 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astudyin 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文革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高潮。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高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1.西方财政学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问题，是隐含着这么一种涵义的，即此时的政府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是处于市场有效运行领域的活动主体，而政府则是处于市场失效领域的活动主体，它们进行的都是同等的资源配置活动。这样，它们之间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税纳税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预，而不能是国家凌驾于企业和个人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它们的市场正常活动。
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观点篇5
论文关键词：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经济伦理；经济；伦理
经济伦理(Businessethics)~为一种思想体系，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先哲们，并在西方的文化、宗教、哲学等领域都留下了丰富的资源。美籍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其着作《伦理学与经济学》中指出，经济学在历史上是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这一事实对于理解经济学的本质至关重要。就经济学的伦理学根源而言，他指出，“有两个中心问题尤为根本：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人类行为的动机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社会成就的判断。”也就是说，对人类的经济行为动机和社会成就的判断总是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正如武汉大学的乔洪武教授所说，经济学家们的经济伦理思想不仅构成了经济思想发展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对他们所处时代的经济决策和经济生活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研究经济学家的经济伦理思想，已逐步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领域。
回顾整个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其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以及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其中主要是围绕着亚当·斯密的“道德人”与“经济人”的关系问题——“斯密难题”而展开的。
一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
阿马蒂亚·森说：“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传统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enicomacheanethics》)的开篇，亚里士多德就把经济学科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指出了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
尽管现代经济伦理的发展是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但追根溯源，经济伦理思想的起源是在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德性主义认为，善和德性是至高无上的，人应当克制自己的物欲以追求道德、精神生活，超脱物欲诱惑，追求智能与真理；而以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为代表的快乐主义，则有别于柏拉图派的观点，主张道德与物质利益密切相关，“快乐与不适”决定了有利与有害之间的界限。为了调和上述两种对立的伦理思想和体系，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总结性伦理学说，他指出：“在财产问题上我们也得考虑到人生的快乐和品德这方面。自私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所谴责的不是自爱的本性，而是那超过限度的私意——譬如我们鄙薄爱钱的人就只因为他过度的贪财——实际上每个人总是多少喜爱这些事物，如自己的以及财务或金钱的。人们在施舍的时候，对朋友、宾客或伙伴有所资助后，会感到无上的欣悦。”同时他认为，正是人性的“不善”才会导致经济交换过程中的败德行为，他说：“对毁约行为的起诉，对伪证行为的判罪，对富人的阿谀奉承，等等，据说这些现象都是起因于私产。但是这些罪行系出于另一全不相干原因——人性之不善。”
可以说，在古希腊思想家中，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伦理的经济内涵，并进一步提出经济与伦理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这一观点也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中得到了说明和发展。因此，亚里士多德堪称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奠基人。
二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开始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马克思说：“古典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而亚当·斯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中是一个集大成者，他不但穷其毕生精力创作了划时代的经济学名着《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而且以道德哲学教授的身份撰写了伦理学名着《道德情操论》。
纵观这两部巨着，不难看出《道德情操论》是《国富论》的基础，《国富论》是《道德情操论》道德哲学中蕴涵的一种特殊的经济案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系统地论证了自由市场经济是唯一符合效率与幸福原则的经济制度，他的《道德情操论》则试图对物质经济的运行予以强有力的精神指导。由此出发，斯密界定了关于市场经济道德基础的六大原则，即自尊、自爱、同情、互利、正义和虔诚，而且斯密认为市场的运行应当以这六大原则为道德前提。这一观点后来在将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得最为紧密的穆勒的功利主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总理曾经说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各位都很熟悉，他所着的《道德情操论》同样精彩。”温总理的话是对着两部论着的恰当评价。
可以说，斯密同时受到大卫·休谟的道德情操论和哈奇森经验主义功利论的影响，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也从而实现了经济学研究与伦理道德哲学研究(或者可以称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联姻”。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布隆克所指出的：“亚当·斯密是把他的经济分析与道德分析作为相互补充，而不是用经济分析取代道德分析。”
亚当·斯密的这两部着作的历史、学术地位是没有人能否定的，但后人对其中的“道德人”与“经济人”阐述的不同理解所引发的激烈争论，形成了经济学说史上所谓的“斯密问题”或“斯密难题”，或称“斯密悖论”。而这场争论，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延续了近百年，并形成了“对立论”与“统一论”两种不同的观点。
三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是指19世纪70年代由“边际革命”开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马歇尔经济学说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成为当时经济理论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确定市场交易条件，即如何确定价格；而他们不再关心的是市场交易的公正性和等值性。因为在他们对经济学前提的假设中，新古典经济学提出：市场主体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市场机制在既定不变地运行、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完全信息。由此他们提出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伦理道德被看作是完全竞争市场的一个隐含的既定条件，是一种完美的、理想的经济伦理状态。
这一阶段的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完善了“经济人”的假说，完成了“经济人”的伦理定位；提出了功利主义福利经济学，修正了古典学派的公平观；论证了经济与伦理的相互关系。但是，正如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指出的：“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可见，在新古典经济学派，虽然实证经济学占据主流的分析方法，但规范分析仍然是经济学中重要的分析方法；虽然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博弈论得到广泛的应用，但在实证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和命题中仍然包含着明确的或含蓄的伦理观与价值观。
四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是以凯恩斯的思想为代表，特别是在他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所集中表达的价值观念：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决非是万能的，在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理应发挥直接干预和调控市场经济的作用，才能有效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转。凯恩斯在经济伦理上还有一个思想，就是鼓励奢侈，反对节俭。他认为节俭对个人来说是美德，但却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因为如果无人消费就组织不起生产。他举了两个例子加以证明。一个是埃及金字塔例子，另一个例子是英国作家和经济学家贝尔纳德·孟德维尔的《蜜蜂寓言》。显然，凯恩斯是用了社会的标准来评价节俭伦理的。
而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经济伦理思想。经济与伦理，从古希腊、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合”，到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分”，再到阿马蒂亚·森这里，经济学终于向伦理学复归了。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阿马蒂亚·森的获奖公告中所言——“阿马蒂亚·森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而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脆称阿马蒂亚·森为“经济学的良心”。
1987年发表的《伦理学与经济学》是阿马蒂亚·森实现经济学向伦理学回归的标志。在其中，森表达了他的基本观点，“经济学，可以通过更多、更明确地关注构成人类行为和判断的伦理思考而变得更有解释力。”森认为，“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森正是以此为出发点，提出经济学的研究不能忽略伦理的考虑，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存在着内在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现代经济学的使命就是要跨越这种人为的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鸿沟，实现经济学向伦理学的回归。
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观点篇6
[论文摘要]西方经济学作为大学经济学及相关专业的主要必修课程之一，始终博得人们的广泛关注。但随着人口数量膨胀与资源稀缺之间地矛盾锐化，其所蕴含的传统经济学理念无法跟上时展，更无法对现在盛行的循环经济体系给出合理解释，呈现出一种与生态文明渐行渐远的趋势。而环境教育的多学科渗透特性可以弥补传统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弊端。因此，在大学西方经济学课堂中渗透环境教育是十分必要。本文在阐述目前大学西方经济学概况的基础上，指出在大学西方经济学课堂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必要性，并给出几点建议。
一、西方经济学概述
西方经济学被西方国家誉为“社会科学的皇后”，其受重视程度可见一斑。我国各高校的经济学专业一直将此课程设置为专业必修课，管理类专业也纷纷将其视为专业基础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无论从实践还是理论研究的角度，此门课程受重视程度都逐步提高，有越来越多的专业开设了本门课程。
对于西方经济学的介绍，国内出版过多种图书。在大讲意识形态的年代里，介绍西方经济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批判，因此在介绍时，一般是为树立批判的靶子，甚至断章取义，改革开放之初，虽然我们开始强调有批判地借鉴西方经济学，但由于从主导思想上否定市场经济，所以对可供借鉴部分的分析很不充分。80年代中后期，随着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忽视国情、盲目照搬西方经济学的倾向又有所抬头，一些在西方国家也存在很大争论的理论和主张，诸如凯恩斯主义的用高消费和高投资及温和的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发展的主张等，被不加具体分析地应用到中国经济的研究和实践之中，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并给实际的经济运行带来许多消极影响。
我国大学现行的西方经济学课程使用的课本极其多样化，但均由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组成。目前我国大学广泛使用的西方经济学课程经过以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为代表的“家计管理学”以及早期重商主义者安·德·蒙克来田、亚当·斯密主张的“政治经济学”逐步演变而成。西方经济学的诞生是以19世纪微观经济学从经济学的阵营中独立出来为标志，并由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综合宏观和微观经济学，最初形成西方经济学的完整体系。此后西方经济学学术成果辈出，并对整个世界经济格局起到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在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必要性
在环境问题日益恶化的今天，如不符合自然发展规律，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就会日陷浅滩。为此，在大学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具体表现在：
（一）弥补课程自身缺陷
西方经济学课程的自身缺陷，总的来说就是传统经济学理念的缺陷。从经济理论来看，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只有进入市场体系的资源才是真正的经济资源，才具有经济分析意义。那些市场上难以计量的东西，如环境服务、自然资源、生态功能等即使很重要，但由于无法通过价格机制进行配置，就无法进行经济分析，也就当然被排除在经济理论考察范围之外了。这种观念从斯密、李嘉图开始一直延续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之中。在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的许多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的观点中，他们无不忽视资源与环境的地位和作用。他们只是根据报酬递减现象进行表面化的经济分析，只注重对资源与环境可以纳入市场核算的经济价值部分分析，从未深究报酬递减的原因是什么。事实上，对土地等自然资源要素的过度使用超过环境承载力，导致边际报酬递减现象。[1]而自然力服务并非是通过狭隘的经济核算就可以完全计量的。很显然，在西方经济学狭隘地崇尚市场机制的视野内是无法看到自然资源与环境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的。为此西方学者埃尔斯曾经形象地比喻道：“看不见的手，没有绿拇指”。[2]因此在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能有效促进新时期课程发展。
（二）促进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要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的发展。[3]如果人们的过度生产、消费超出环境承载力，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破坏，就会威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不经济”。为此，西方经济学的覆盖范围应从原有的人与人扩大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平衡，也就是偏重于循环经济、稳态经济研究。循环经济是指物质、资源的循环利用，以达到节约资源成本目的。稳态经济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完美境界，指物质、能量能够得到无浪费的充分再利用。转贴于
在21世纪，这个提倡生态文明、发展循环经济的时代背景下，应将环境教育融入到西方经济学课堂中，使学生懂得人类如果过度破坏、利用环境，就会造成人类发展的不可持续。
三、在西方经济学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建议
西方经济学课程分为微观、宏观两大部分，其中微观经济学中主要讲授关于供给与需求、消费者行为、生产、成本、生产要素定价等理论问题。宏观经济学则主要介绍国民收入核算、国内生产总值、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增长等理论问题。那么如何在这些复杂的经济问题中渗透环境教育，使新型的西方经济学可以弥补对于解释循环经济、自然环境与资源稀缺性等方面的缺陷？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从微观经济学层面渗透
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单独个体之间的经济关系，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两个层面：
1．企业层面，西方经济学主要介绍供给需求、生产、成本等内容。教育者可以以一个企业为例，将循环经济的清洁生产观介绍给学生。比如丹麦的瓦伦堡工业园区的建设：这个工业园区的主体企业是电厂、炼油厂、制药厂和石膏板厂，以这四个企业为核心，通过贸易方式利用对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和副产品，作为自己生产中的原料，不仅减少了废物产生量和处理的费用，还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形成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良好循环。通过对瓦伦堡工业园区的建设以及一系列具体数据的换算，学生可以轻易的得出哪种生产模式更节省成本、更环保。从而让他们受到很好的环境教育。
2．个人消费层面，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所介绍的消费者行为强调“拼命生产、拼命消费”的理念。而通过渗透环境教育，我们则要求学生理解适度消费、层次消费理念。从而使学生建立起一种新的消费观念，这种消费观念应该是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绿色消费观。
（二）从宏观经济学层面渗透
宏观经济学研究整体经济学现象，主要包括GDp、经济政策两方面内容。
1．关于对待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了解应更上一个层次。不能凭借传统的思路，一味的追求GDp的盲目增长。在传授与其相关的经济学理论的同时，引用绿色国内生产总值GGDp概念，使学生在接受传统经济理念教育的同时可以认识到它的非决定性。
2．关于宏观政策方面，可以联系下新制度经济学的内容，让学生们在了解传统的经济政策同时，也能了解些关于政府改善生态环境，坚持循环经济的决心与方针政策。
参考文献
[1][2]闫敏，循环经济国际比较研究[m]，新华出版社，2006(7)，17-18
[3]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2，52
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观点篇7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外国经济思想史；西方经济学；经济全球化；国际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F09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5-085-07
吴易风教授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学贯中西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195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吴易风教授的研究工作起始于60年代初，他的第一部著作《空想社会主义》完成于1965年，经过长期精心的修改，于1980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他的另一部经济学著作《英国古典经济理论》于1988年完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此为开端，吴易风教授完成了一系列的著作和论文，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外国经济思想史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做出了贡献。
一、对外国经济思想史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
1科学界定古典经济学。关于如何界定古典政治经济学范畴，中外经济思想史学者们一直存在不同观点的争鸣和论战。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理论体系来看，资产阶级经济学一直拒绝接受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经济学从古典经济学转化为庸俗经济学的论断。吴易风在《英国古典经济理论》一书中详细分析了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古典经济学范围的窄、中、宽三派经济学家的观点。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地批判了西方经济学有意抹杀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界限，拒绝承认庸俗经济学的客观存在，揭露了西方经济学替资产阶级辩护的本质。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坚持马克思的观点，即资产阶级经济学已经于1830年从古典经济学转化为庸俗经济学。当然，在许多具体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间也存在着意见分歧。吴易风教授根据马克思对英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划分的理论的论述，在经过长时间深入细致的研究之后，把英国古典经济学分为产生、发展和完成三个历史时期，确定了配第、洛克、诺思、康替龙、范德林特以及“斯密的那位匿名前辈”等为英国古典经济学产生时代的经济学家；确定了詹姆斯-斯图亚特、亚当·斯密等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发展时期的经济学家；确定了李嘉图以及威斯特、巴顿、琼斯、拉姆塞等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完成时期的经济学家。吴易风教授的这一研究成果为后来国内出版的经济学说史教科书所普遍接受和推广。
2恢复亚当‘斯密比较优势原理首创者地位。西方经济学家和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普遍坚持这样的观点：亚当·斯密提出了绝对优势原理，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原理，也就是说李嘉图是比较优势原理的首创者。吴易风教授根据对亚当·斯密《国富论》的认真研究，提出了亚当·斯密不仅有绝对优势原理而且还有比较优势原理。“比较优势”在亚当·斯密著作中是以相对优势概念的形式论证的。这样，吴易风教授就指出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与亚当·斯密相对优势原理的一致性和继承性。不仅如此，吴易风教授还进一步分析了约翰·穆勒以及以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包括马歇尔、艾奇沃思、哈勃勒、米德、赫克希尔、俄林、萨缪尔森等人对李嘉图比较优势原理的“发展”不过是对李嘉图比较优势原理的庸俗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它一步一步地去掉了作为比较优势原理的劳动价值论基础。吴易风教授还站到了一定的理论和历史高度，指出了比较优势原理在古典经济学时期就是为英国殖民主义服务的理论。“现代比较优势原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为新殖民主义服务的理论武器。吴易风教授批评某些国内学者迷信比较优势原理，主张接受现行国际分工模式，认为今后我国仍应以发展劳动密集型经济为主，继续为外国打工。吴易风教授指出：“我们在发展劳动密集型经济方面是有优势的，但绝不能只发展劳动密集型经济，也不能只满足于发展劳动密集型经济为主，要成为社会主义大国不能指靠人家，要破除迷信，自己动手，独立自主地加强科学研究，加强前沿性技术研发，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以期在不远的将来进入科技经济先进的行列。”吴易风教授关于比较优势原理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指导一国如何独立自主地建立本国的经济体系、以及如何正确处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对于国内一部分没有深入研究过经济思想史的人来说，他们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往往认为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是一门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同的现代经济学。面对学术界存在的这种混乱，吴易风教授引用西方有权威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今天，‘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这两个名词都还存在。自它们产生以来，涵义都有所变化，然而，两者基本上可看作同义语。”由此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同一门学科领域里站在不同阶级立场上的两种对立的经济思想体系。
陈岱孙先生晚年曾题词“弘扬马列、锐意求新、借鉴西学、体察国情”。对此吴易风教授十分认同。国内许多经济学家都不主张全盘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而是要吸收借鉴其科学成分。但关键问题是确实有人以吸收借鉴其科学成分为名，行盲目照抄照搬其理论体系之实。那种把西方经济学看作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理论宝库的人，在口头上也称自己是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有用成分和全盘照抄照搬其理论体系的关系问题，吴易风教授用一个医学例子予以说明。吴易风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理论是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机体，这就决定了不能像器官移植手术那样把西方经济学的这个或那个部分直接移植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来。西方经济学中某些有用的东西并不是在纯粹的形式上存在着，而是常常和庸俗的辩护性的东西共生，并紧紧结合在一起。对于这些，我们应当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和批判，从根本上加以改造。只有这样，才能汲取其中有用的东西。”在这里，吴易风教授事实上为经济理论界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理论问题：即使是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成分，我们对它进行吸收借鉴也不能够没有革命性改造。这与吴易风教授批判学术界有人否认经济学的阶级性，主张西方经济学是普世的价值体系是相一致的。
199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学界围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二者谁应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实践的基础理论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关于“范式危机”的争论。一方认为西方经济学正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另一方认为目前正处于危机之中的不是西方经济学，而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吴易风教授对此发表文章支持前一种观点，他提醒国内学者和广大读者，不要把西方经济学当作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基础理论，更不要盲目地把连西方学者也批判和否定的洋教条当作真理在中国广为宣传。中国应该而且必须有自己的基础理论。他指出，“必须记住，西方经济学并不是自然科学，也不是象逻辑学或语言学那样的社会科学，而是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有大量的意识形态成份。”他还系统地引证西方学者沃伦·萨缪尔森、彼得·怀尔斯的观点证明经济学具有意识形态性质。并指出如果中国经济学改革不坚持正确的方向，我们的教科书就会成为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翻版，我们的一些经济学家就可能成为西方经济学洋行的小贩，我们的经济学领域就会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4如何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吴易风教授和王健教授合作的《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生产函数》一文，为科学地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众所周知，在数学领域里数学家用函数表示集合之间的映射关系。西方经济学家把函数关系应用于分析生产领域里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对应关系。吴易风教授肯定西方经济学家对函数关系的这种运用。他认为西方经济学中的生产函数是一种有用的分析工具，能够用于描述生产过程中投入产出的技术关系。但是，吴易风教授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的生产函数是以萨伊的生产要素论为理论基础的。吴易风教授秉承唯物辩证法的辩证否定观，一方面肯定了西方经济学家运用函数关系描述生产中的投入产出关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又否定西方经济学家以生产要素论作为生产函数的理论基础。在该文中，吴易风教授建立了奠定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全新的生产函数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按照这种对待西方经济学的辩证否定观，吴易风教授分别在经济增长理论、产权理论和宏观调控理论等重要理论方面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成分并进一步进行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吴易风教授长期耕耘在西方经济学的教育教学领域，早年他和高鸿业教授合作在《教学与研究》上连载它们的西方经济学讲稿，后来分别于1998年和1990年在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现代西方经济学》（上）和《现代西方经济学》（下）两册教材。这部教材为后来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组织编写的《西方经济学》统编教材奠定了基本的范式基础。2009年吴易风教授和颜鹏飞教授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西方经济学课题组首席专家率领课题组全体成员共同编写了《西方经济学》教材。该教材不仅坚持了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且对许多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前沿理论也做了最新的介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的一部优秀教材。
二、对全球化与国际金融危机最新研究
人类社会进入到21世纪，在全球范围内有两件大事影响世界经济：一个是经济全球化，另一个则是始于2008年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吴易风教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别对这两大事件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
1关于全球化本质的理论阐释。吴易风教授对全球化问题的研究，首先从全球范围内推行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两种运动考察开始。通过对1999年11月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世贸组织第三届部长会议起，至2002年6月八国峰会在加拿大举行止这样一段时间反对全球化运动的考察，揭示了推行全球化的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反对全球化的则是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和各阶层人士。他们之所以反全球化，据说是因为全球化加大了贫富之间的不合理分配、剥夺了民族国家的。全球化就是工业国家一手策划的、不尊重人的资本主义。
吴易风教授进一步考察了西方学者关于全球化的概念。在讨论全球化的问题时，人们大都只从纯粹的经济和技术现象出发来理解全球化。西方学者通常把全球化定义为：“全球化是指各种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以实现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的最优配置。”针对这个全球化定义，吴易风教授用大量事实证明：“发达国家的资本或资源这种生产要素确实在世界范围内无拘无束地自由流动，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这种生产要素或资源却不能在世界范围自由流动。”资本流遍世界，利润流向西方。可见，西方学者关于全球化的这个定义，并没有反映当前现实的经济全球化的实际。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全球化呢？吴易风教授以他渊博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和宽广的视野提出，要“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全球化：当前的现实的全球化和未来的理想的全球化。”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经过科学地证明，得出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人类社会最终将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理想的全球化”将是无阶级的、大同世界的社会主义全球化和共产主义全球化。至于“当前的现实的全球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作《共产党宣言》时，就已经做出了分析。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代的全球化由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目的是“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吴易风教授深刻地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企图使发展中国家从属于发达国家，使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演变从属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吴易风教授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分析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产生和发展时期的全球化和我们今天现实的以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全球化。资本增殖，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占有，是全球化最深刻的动因。”当前的现实的全球化其实质是资本主义全球化。
吴易风教授认为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化涉及经济、技术、民主和人权、法律、文化、语言等在内的全面的全球化。这些全球化内容既有反映作为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客观要求的合理成分，更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妄图推销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同化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使世界成为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图谋。因此，我们应当坚决反对和抵制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对于经济全球化，吴易风教授提到要反对以私有化、自由化、非调控化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特别是要反对以私有化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
当前，一方面，全球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反全球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那么，究竟如何看待当前现实的全球化的利弊问题呢？吴易风教授认为，全球化的“利和弊都是对特定的主体来说的。重要的问题是要弄清楚对谁利大于弊，对谁弊大于利。”全球化可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机遇和利益，全球化还可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风险甚至灾难。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吴易风教授的政策建议如下：第一，在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第二，在深化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时，一定要反对西方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名义下图谋在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和非调控化，特别是图谋在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私有化；第三，在扩大对外开放时，一定要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为反对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团结一致地进行有效的斗争。
2对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跟踪研究。2007年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迅速发展成为席卷全球的国际性金融危机。吴易风教授撰写了系列文章跟踪研究这一轮危机的文章，并于2010年把这些论文整理成册，出版了《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背景下西方经济思潮的新动向》一书。
首先，吴易风教授用详实可信的资料阐述了从次贷危机到信贷危机，再到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演进过程，深入探索了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起因和根源。他指出起因于次贷危机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与美国经济中的次级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这一金融创新，以及次级住房抵押贷款证券这一金融衍生产品有直接关系，这类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产品制造了次贷泡沫，其实质既是满足政客们建设“所有权社会”所需要的手段，更是金融寡头攫取高额利润的工具。次贷泡沫的破灭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索。美国次贷危机很快发展成为信贷危机、银行危机以至全面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很快发展成为经济危机。由于美国主导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美国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就迅速蔓延成全球性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经济危机。针对这场危机根源究竟是什么？吴易风教授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危机的根源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危机，因而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可离异的终身伴侣。只有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取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只有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才有可能从根本上预防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只有那时，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才会随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终结而终结。”
其次，吴易风教授以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理论视角分析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这次经济危机所起的推波助澜作用。全世界范围内经济学家公认这次危机是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吴易风教授分析指出，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在西方上升到主流地位，主导着美、英等国的经济政策。他认为，这一轮危机固然是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矛盾作用的结果，同时也应看到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对这场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危机发生后，西方国家不同程度地抛弃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转而寄希望于新国家干预主义，以确保类似危机不再发生。对于新国家干预主义，吴易风教授的看法是：“与经济自由主义相比较，国家干预主义认识到市场调节的局限性，认识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失业、通货膨胀、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等等的可能性，并认识到政府调节的必要性。这些是国家干预主义超越于经济自由主义的所在。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充其量只能减轻危机的破坏程度，缩短危机的持续时间，或者暂时推迟下一次危机的发生，而决不能根治和预防危机的发生。这已经为危机的历史和现实所充分证明。”
最后，吴易风教授探讨了经济全球化与金融危机的关系。他指出：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普及到哪里，美国所爆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就通过金融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传染途径输送到哪里。越是“体弱多病”的经济体，就越是容易被美国金融瘟疫和经济瘟疫传染，而且病情越重，损失就越大。吴易风教授深刻地指出了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发生后，为什么美国经济恢复相对较快，而美国以外的大多数国家却在很长时间内很难走出危机的原因。
三、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创新
1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全新阐释。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面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需要，面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的理论任务，我国经济学界围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展开了又一次大讨论。在新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围绕着如何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如何理解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等等，学术界已经进行过多次讨论。然而，这一次讨论的问题却和以往有所不同。这一次讨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直接背景就是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主要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否包含资源配置问题。当时学术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观点：一部分人彻底放弃以往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观点，直接导向西方经济学，他们把研究资源配置问题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另一种观点主张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吴易风教授于1997年发表了《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第2期）一文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吴易风教授坚持《资本论》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他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所说的生产方式是指生产的社会形式。对生产方式的研究包含了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但是，不能把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只规定为关于资源配置的科学。为了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吴易风教授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概括出生产力一生产方式一生产关系原理：“第一，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生产力的变化引起生产方式的变化。第二，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引起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第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具有历史暂时性。”他认为，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关键，在于理解马克思的生产力一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吴易风教授将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置于“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之中确实有新意，对中国经济学界后来的研究影响很大，以至于此后国内很多学者沿着吴易风教授所提出的这一研究思路阐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在吴易风教授看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的根本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把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逐出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属于西方学者所说的“逃避考察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的理论。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研究资源配置一般，而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历史的、具体的资源配置及其特征。这样，吴易风教授就以一个更宽广的视角重新阐述了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论。对于拓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2对马克思产权思想的理论阐释。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国国有企业面临着如何改革的问题，此时，科斯的产权理论在中国大陆甚为流行。国内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无产权理论，因而主张要用西方的产权理论指导我国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1995年吴易风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第1期发表了《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一文，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并主张用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指导中国国企改革。
他认为，马克思着重研究了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即在揭示经济领域中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对立关系的基础上，论证了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和产权制度的阶级对抗性质。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产权制度将被公有制的经济关系和法权关系所代替这一历史必然性和长期发展趋势清晰地呈现出来。据此，吴易风教授证实了佩乔维奇的论断，指出马克思早于科斯等西方学者以前一百多年就创立了科学的、系统的产权理论。他还认为，马克思的产权理论，特别是关于产权的性质、关于权利统一与分离的理论，是指导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唯一正确的理论。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为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指明了方向。吴易风教授指出西方产权理论是适应私有制经济关系的资产阶级利益要求的理论，决不能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国企改革的理论依据。吴易风教授对我国理论界有些学者主张照搬西方私人财产原则及以此为出发点提出的几种错误的产权改革方案，进行了有理论深度、有说服力的批判。
针对以科斯等人的产权理论为主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泛滥，为充分论证马克思产权理论的科学性，吴易风教授将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与科斯的产权理论进行了比较。2007年，吴易风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产权理论：马克思和科斯的比较》一文，从学术背景、方法论、理论体系、政策含义、历史地位等方面对马克思和科斯的产权理论进行了系统比较，证明了马克思产权理论是迄今为止真正科学的产权理论。他指出，“马克思证明，法律科学所研究的财产关系，实质上就是经济科学所研究的生产关系”，“科斯没有生产关系概念”，从而“根本不可能揭示财产关系和产权制度的本质”。吴易风教授以大量的史实证明：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以及产权明晰的私有化方案，即使是在她的故乡即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界也遭到许多人摒弃和唾弃的。这对那些不明真相的年轻学者无疑是一种警示，而对那些执迷不悟地贩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人无疑是当头一棒。吴易风教授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做出了榜样。
3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学化或模型化的理论贡献。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学化和模型化问题，是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学化和模型化呢？如果一提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学化或模型化，就要理解为“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学化，或者说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每一内容、甚至是每一段文字都用数学符号表述出来，那么，作为本质上是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然是无法数学化的。然而，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学化仅仅理解为一种数学化表述的趋势，也就是指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大的或主要的理论用数学公式或数学模型表示，那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学化或模型化这个命题还是可以成立的。事实上，吴易风教授正是沿着马克思的主要理论部分进行数学化的。吴易风和白暴力教授率领他们的学术团队最近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成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学模型研究》，该成果人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12年3月出版。在该书《序言》中，吴易风和白暴力教授等主张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的数学化建设，但是他们强调“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中的数学建设，并非数学方法运用得越多越好，越复杂越好。”相反，他们提出了使用数学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研究的前提问题。他们认为要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数学化，首先“要真正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真实的内容是什么。”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真正表达马克思原意的数学模型。按照这一原则，吴易风和白暴力教授所率领的学术团队分别对马克思的生产函数理论、经济增长理论、价值转形理论进行了创新性研究。
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观点篇8
1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早期宏观经济学，或称之为古典宏观经济学，萌芽于17世纪中叶，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之前。其代表人物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他首次从宏观的角度观察经济运行状况，并发表了西方经济学中第一部以宏观经济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著作——《赋税论》[1]。
在此之前，由于新航路的开通，商品交换变得日益频繁，交易半径不断扩大，商品交换产生了巨大的财富，由此产生了重商主义学说。重商主义认为，财富来源于商品交换，而贸易顺差是财富的源泉，因此应鼓励出口而抑制进口。但随着资本主义工厂手工业的发展，英国迅速走向富强，尤其资产阶级革命后，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作为新兴产业资本利益的代表，威廉·配第摆脱了重商主义的影响，对经济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向了生产领域，提出劳动价值论，认为是劳动创造了价值。
《赋税论》深刻阐明了税收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威廉·配第认为，税收来源于农业生产中土地的租用。政府可以利用税收实现资金在各领域的合理分配，从而刺激新兴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增加社会财富。
同一时期，法国经济学家魁奈发表著作《经济表》，强调利益来源于农业，并对国民经济结构做了系统描述。随后，古典革命的爆发极大促进了古典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亚当·斯密的代表作《国富论》率先提出了“经济人假设”这一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并指出：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调配着宏观经济的运行，使社会资源得到最优配置。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家如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等，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对宏观经济的运行提出深刻的见解，并对现行政策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为后来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2.1凯恩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创建
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现代宏观经济学建立的主要标志。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危机，经济陷入困境，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推崇的自由放任主义难以给出大萧条合理的解释，更无法提出有效的经济措施使经济回暖。这种情况下，凯恩斯适时地提出了应由国家来调控宏观经济的观点。凯恩斯认为，人们的消费总是小于储蓄，因此造成了有效需求的不足，而资本主义市场不能自动达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因此，需要国家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积极实行财政赤字政策扩大需求，以政府的投资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这种政府带头刺激消费的行为有利于带动社会闲置资金投资于生产，使市场达到供需均衡的状态，进而刺激经济的发展。
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解决就业问题，而就业问题来自有效需求的不足，也就是说，就业量的多少取决于有效需求，有效需求是指商品的总供给价格等于商品总需求价格时的商品需求量。当需求价格小于供给价格，需求量小于供给量，即供过于求时，资本家就会降价或减少生产，进而造成员工的失业。而在短期内，商品的成本变化幅度小，因而商品的总供给几乎是不变的，这就会造成商品价格的下降。因此，是总需求量，也可以说是有效需求量的大小，决定着就业数量。一旦有效需求不足，就会出现失业问题。
另外，凯恩斯进一步提出三大心理规律，即：消费倾向规律、流动偏好规律和资本边际效率规律。这三大规律决定了有效需求的大小，有效需求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构成。消费倾向规律解释了这样一种状况：当收入增加时，人们更倾向于将资金用于储蓄，从而降低消费的百分比，引起消费需求的不足。投资需求则取决于人们对利益的追求，由于资本边际效率是递减的，即投资越多，收益率越小，当收益率低于利率时，投资者将停止投资转而进行储蓄。另一方面，利率又取决于流动性的大小，人们对流动性的追求，会造成利率的上升，这也阻碍了投资者的投资热情。由此引发的投资需求不足会造成有效需求的不足，产生大量失业，从而爆发经济危机。这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国家干预经济，利用宏观调控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降低利率以刺激投资。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正是当时经济危机的产物，为解决经济危机提供了良好的思路。而这次的“凯恩斯革命”，极大地促进了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创立了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
2.2非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国家出现了通货膨胀和失业并存的“滞胀”局面，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不足以解决这一问题。其中，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认为，凯恩斯提倡的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很可能就是导致这次“滞胀”出现的根源。非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由此得以迅速发展。
与凯恩斯主义相反的是，非凯恩斯主义的基本特点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主张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市场的自我调节来稳定经济，而不需要国家的过多干预。
货币主义是非凯恩斯主义的中坚力量。他们强调：市场在社会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自由市场本身的调节机制会使资源得到合理的分配，而国家的干预打破了这一均衡，必定引发经济的动乱。
同时，货币主义强调了货币的重要性：货币供应量决定了物价水平，影响了经济活动的进行。因此，货币当局可以利用货币政策来调节流通中的货币量，从而保持经济秩序的稳定。货币政策的提出为国家解决“滞涨”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促进了货币主义下宏观经济学的新发展。
2.3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后至今，是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主要得益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一方面，计算机技术的飞快发展带动了社会经济的进步，为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非同寻常的技术支持，尤其是大量数学方法的使用和计量经济模型的建立，促使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日趋成熟。技术因素作为学术研究的新手段，将进一步受到重视。
另一方面，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也趋于整合。首先是传统各学派经过不断的发展完善，其界限逐渐模糊，基本形成了以新凯恩斯主义为核心，其他理论百花齐放的局面。其次，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的确立和博弈论的应用，为统一经济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同微观经济学一样，宏观经济学在探究其微观基础的同时一直遵循着理性经济人假设，这一理论基础很可能是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就此走向融合。另外，随着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完善，这一理论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可，各国在对宏观经济学的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结论，将进一步丰富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内容。
然而，尽管新模型能更准确地解释经济现象，但对宏观经济运行的研究却难以取得新进展。随着市场机制的复杂化，越来越多的新问题开始显现出来，例如收入分配问题，资源配置问题，以及如何提高宏观政策有效性的问题，这些新问题的出现反映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还不完全，在经济进步的背后还存在思想突破的困难。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还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3西方宏观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运用
西方宏观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之路是曲折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首先，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西方国家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体制存在较大差别[2]。经济制度的不同就决定了我们在运用西方宏观经济学来进行经济调控时，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充分吸收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部分。另外，宏观经济学的运用还有一些前提条件，这就存在着适用性的问题，也决定了我们决不能照搬照抄，一定要结合本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加以有效利用。
就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而言，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体系是首要的任务。我国一直致力于宏观调控措施的完善，并进行了多次成功的宏观调控实践。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国内相继发生了雪灾、地震等自然灾害，冲击了我国经济的平稳进程。在此严峻背景下，中国对宏观调控政策做出了极大改变，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下调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同时启动四万亿资金强力拉动内需，这些政策在避免经济衰退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保持了经济的平稳发展。
综上所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会更加紧密，中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融合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了解宏观经济的发展与起源是我们正确认识这门理论的基础，也是学习并应用这一学科的前提。同时，我们也要将所学应用于实践，这就要求我们要正确地吸收和借鉴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有益理论，紧密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努力探索中国经济发展之路，不断补充完善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有效地解决当代经济问题，促进世界经济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杜纯布对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历程的探析[J].新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2）
[2]崔保春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初探[J].甘肃联合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10）
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观点篇9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当代中国文化；挑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来定位，当代中国文化应该是，由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与西方文化三元汇一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文化的全球性发展，而文化的全球性发展是一种以世界文化的多元化为前提和基础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趋势和现象。因此经济全球化时代是多元文化普遍交往的时代，也是多元文化普遍碰撞的时代。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文化的全面交往，既为中国文化的更新和重放光彩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但同时也使中国文化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国际上，西方强势文化的“文化霸权”无处不在，使中国文化面临着同质化的挑战和危险；国内，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矛盾又使当代中国文化面临着多重挑战。全面审视当代中国文化面临的挑战，可以加深我们对当代中国文化的认识，帮助我们正确回答“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
挑战之一，文化与文化霸权的矛盾。
以经济全球化为主要载体的全球化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不仅在经济上是这样，而且在文化上也是如此。所谓西方的文化霸权，是伴随着西方社会的工业化进程逐渐强盛以后推展开的，其思想根源建立在宗教观念上，他们认为基督教、天主教文化等代表了人类的正义、理想、美好、幸福的基本理念，由此生发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文化制度是最合理的，有必要分发给全世界“共享”。如果谁拒绝接受，就强行让他接受。文化霸权因为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支撑，因而处于强势地位。西方的文化霸权，对中国文化的构成了严峻的威胁，使中国文化面临着被同质化的危险。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生活场景、乃至文艺界、理论界呈现出一派“文化殖民主义”倾向。改革开放以来，在大众文化层面，首先是港台文化的引入和流行，接踵而来的是西方文化和商品，如“好莱坞”电影、“麦当劳”、“肯德鸡”、“可口可乐”、家电产品、winDowS等，更是风靡中国。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生活方式、文化思想、价值观念已开始为我国城市居民所认同。文艺界、理论界的情况也类似，我国的新潮美术和先锋运动几乎是西方现代艺术的“手抄本”；理论界也热衷于对西方思想流派和学术术语的“搬运”工作。西方强势文化潜移默化的“示范”作用，造成了当下中国文化原创能力的弱化。
（2）人文精神失落，人们更多地采用实用主义哲学和态度。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启蒙运动，直接导引出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变革，但对于市场经济行为还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进入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任何话题都无法离开“商业化”这一带有西方实用主义哲学的时代话语。物质的极大丰富却也导致了道德的沦丧、拜金主义、惟利是图、人欲横流，人的各种本能开始表面化，并趋于“合法化”，人们对精神价值、终极关怀的人文关切已为切近的利益追求所替代。
（3）网络时代的到来，构成了与我国民族文化的尖锐冲突。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总要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方式进行。有“第四媒体”之称的国际互联网（inteRnet）对文化的全球性发展进程起着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计算机网络传播是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重要标志，因特网的广泛应用，使文化的全面交往更加直接和简便。由于网络技术的西方化内蕴和网络传播历史的西方文化渊源，使得当今依托网络传播进行的文化交往失去了对等性和交互性，变成了不对等和单向度的渗透。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由于我国处于弱势和边缘状态，因此网络文化和我国民族文化形成了尖锐的矛盾。表现在：一是语言的冲突。语言文字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它不仅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内涵，而且也是一个民族历史延续和文化独立的标志。语言虽不直接等于意识形态或国家利益，但是语言优势可被用来传播价值观念，谋求国家利益。目前国际互联网上使用的通用语言是英语，80%以上的内容是用英语来表达的，英语普遍传播造成了人们对英语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同化现象。二是边缘文化的冲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利用网络向其他国家特别是处于边缘状态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侵略，宣传所谓西方文化“普世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引起边缘国家的文化保护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的抵制。三是价值观念的冲突。当国际互联网把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精神带入中国千家万户时，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道德观、价值观也被无意识的，并逐步由感性欣赏变为主动追求。另外，大量带有反动、色情、丑陋内容的信息，严重污染着我国社会和人们的灵魂。
总之，在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经济上落后的中国，在国际文化的全面交往条件下，其民族文化的存在和发展的独立性正面临着被同质化的现实威胁和严峻挑战。保护我们的民族文化，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已成为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
挑战之二，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矛盾。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矛盾，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体现为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关于文化的古今中西问题，近百年来已有过多次讨论，近二十年来的讨论更是激烈无比，但几乎每次讨论之后都会陷入反传统――认同传统――调和传统与现代化的相似路径。今天，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争论也一直没有停歇过。
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化面前还有没有生命力，还有无价值？让我们分析一下两种对立的极端观点再做回答。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完全格格不入，根本无法兼容，它所生长、生存的条件已经不具备了，已经消失了，因而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只有全面吸收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化理论，中国才有希望进入现代化社会，只有全盘西化才是唯一出路。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是无限的，完全可以应对现代化的挑战，甚至能够以自身的优势匡正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弊端，把西方式的现代化引入全新的更高境地。
我们无法否认，传统文化在今天并未消逝，它仍然顽强地流淌在我们的血脉之中。判定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化不能兼容，其理论基点是以现代生产方式和现代生活方式为坐标的，立脚点是西方的标准，近代中国惨痛的教训激发了这类观点，其中不乏有价值的参考。但因其主观立场基于，故偏颇性较大。我们应该看到，即便是被认定毫无价值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并非是僵硬刻板的一块。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延续几千年而没有衰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具有极强的自我更新机制，它并非一个封闭的体系，当然这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现代化意义上的文化创新和文化开放。
同样，认定中国传统文化完全可以回应现代化，也不无偏颇。不容质疑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包含的很多成分，如政治制度文化，等级秩序观念等已完全不适应今天的社会；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科学理性精神，封闭心态以及生活中的种种陋习陋俗，都是我们健康地迈进现代化的障碍。一般认为，现代文化的内涵是由民主政治、科学理性、自由市场经济和现代进步主义为价值取向的文化价值观等几个要素构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价值观念的冲突上，如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政治制度的民主化程度、社会公共性的程度、科学理性精神的深入程度、法制观念的普及程度和实践程度、经济发展的市场化程度等方面，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尤其艰难，有国家经济基础薄弱的原因，更主要的是来自传统文化的阻力格外强大所致。科学与民主精神，社会公平、公正等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然缺失，最终形成社会规则的泛权力化。以权利意志代替社会所有人的价值判断，由此必然地会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新文化时引发出一系列的社会矛盾。而“亚西亚生产方式”确实没能催生出现代的大生产模式，更没有培养出全民族的科学理性精神，而这恰恰是我们在从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所必需的。
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当我们正在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时，西方工业文明早已走出成长期，而正在步入高度发达的后工业时代――后现代社会。伴随着现代工业文明日益暴露出的许多弊病，产生了以消解、批判为主要特征的后现代文化，主张非理性主义、相对主义、无政府主义，反辨证法，主张不确定性、平淡化和零散化，过分宣扬现代化的弊端和恶果等。对于正在走向工业化的中国而言，当我们确定了现代化的目标时，这个目标却成为后现代文化批判和消解的对象，于是便形成了中国文化系统内部的巨大时代落差。当代中国文化不仅面对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同时还面对着后工业文化的冲击，于是便形成了当代中国文化特有的时代格局：传统文化、现代工业文化和后现代文化在中国呈现出共时的存在形态。
挑战之三，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的矛盾。
我国现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把经济建设作为党的工作的中心。但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类的文化理想，完善人的自身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建设美好的人类社会；而国家民族的未来面貌，即建设和实现富强、民主、文明社会的诉求，其决定性因素也是人类的文化理想。在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发展是人类进步的发动机，是保障人民生活的基本条件和实在基础。因此，文化建设较之于经济建设，在根本上并不处于从属地位，文化是经济发展的智力保障，是社会进步的内在驱动力，也是决定经济发展样式最根本的关键因素。文化在整个国家的进步发展历程中，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但在实际工作中，人们对文化建设和经济发展的辨证关系认识不够，已经相对习惯了不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分割开来认识，将它们视为相互对立的，不可调和的，非此即彼的关系。于是有人认为，如果投入过多的精力搞文化建设，势必会干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文化建设本身也不过是人们生活中的点缀。正是基于此类认识，便产生了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矛盾关系。
考察近代中国艰难的变革发展历程可知，没有先进的思想文化准备，物质的进步是难有成效的，甚至也是没有意义的；而缺乏物质支撑的思想文化，根本就没有力量去实现社会改造的艰巨任务。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其实并非真实的矛盾，只是在人们的一般观念是呈现为矛盾状态。而恰恰是这样的认知方式，很容易造成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工作就是一切，这在相当程度上有蜕变为惟经济发展至上的倾向，一切以经济为前程，为判断标准，这样就失去了发展的本质意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我们以血的代价换来的真知，全党全民族当十分珍惜，但如果一“惟”，一和文化建设对立起来，变成单一经济目标，很可能会造成泛化的单一物质追求，如果一切都以此为判断标准，就不利于社会的全面发展，人类所建构起来的道德准则、价值理念等则可能难以维系。当前，普遍存在的只讲物质利益，只讲金钱，不讲理想，不讲道德，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和现象的存在，就是我国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矛盾的集中体现。
生产力水平低下，全民族整体文化素质不高，社会制度不够完善，现代化思想准备不足，这是中国最为现实的文化困境，是中国快速、健康发展的最大阻力。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理想模式，能否在中国实现，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课题，根本上还是由文化形态决定的。同志在纪念建党八十周年讲话中指出：“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财富就会创造的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段话把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内在联系以及如何协调矛盾，表述得相当完善，并将经济、文化发展的最终目的，落实为人的全面发展，这是符合人类的一切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类文化和人所创造的文明发展这一客观真理的。
最后，需要说明一点：表面上看起来，当代中国文化面临的国内文化冲突似乎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文化冲突没有联系或联系不大。其实，正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文化的普遍交往和碰撞，加速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矛盾和冲突；随着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地位的加强，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的矛盾在短时期内可能还会加强。因此，当代中国文化面临的国际国内的双重挑战是同时并存，又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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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观点篇10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教育；创新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界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认识经历了逐渐深化的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济学界对于刚刚传入国内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态度比较审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凝练成的“华盛顿共识”这一标志性政策在全球范围的推广，其在中国的影响力也明显增强。然而，“华盛顿共识”在一些国家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经济学界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一些资深学者率先对其进行反思和批判，形成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拉美、俄罗斯等国是系统实施“华盛顿共识”的国家，也是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的重灾区。［1］中国受到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伦敦经济学派、货币主义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对中国产权改革、私有化、市场化及贸易自由化的误导［2］(p69-73)，当前我国存在的贫富分化、消费不振以及教育医疗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带来的［3］；另一种观点认为，新自由主义不仅为我国改革开放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还为政策的成功实施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4］，中国改革的成功在于正确地运用了标准的经济学理论，也就是遵循了“华盛顿共识”［5］。然而，已有的文献主要集中分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中国政策层面的影响，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仅影响了政策层面，也影响了理论研究和教育层面。从政策层面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实施了经济市场化、贸易自由化等政策，这和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政策不谋而合；从理论层面和教育层面看，中国对外开放的时期正是新自由主义在西方方兴未艾的时期，无论是出国考察的学者，还是在西方留学、国内就读的学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当今主流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历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学已经逐渐放弃了“苏联范式”而转向“美国范式”，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被边缘化。中国经济学究竟向何处去这一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被提出来的问题，在当下再次成为焦点。当时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苏联范式”遭遇了挑战，很多人幻想西方主流经济学能够包医百病，包括中国问题。然而，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以及“美国范式”所引爆的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美国范式”在中国遭到冷遇，迷信“美国范式”的中国经济学又一次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基于此，本文主要从研究机构、高校、出版物等多方渠道探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分析它对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理论基础、教育体系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同时，针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的问题，提出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及构建原则。
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要义及政策主张
作为凯恩斯主义对立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它由诸多派别构成：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以罗宾斯等为代表的伦敦学派，以奈特、科斯等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以欧根等为代表的弗莱堡学派，以拉弗、费尔德斯坦等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以卢卡斯等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以萨克斯为代表的美国经济学派和以伊萨克森等为代表的北欧经济学派，以科斯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6］这些学派尽管观点各有差异，但它们传承和发展了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思想，充分强调个人选择的重要性，尊重市场的调节作用。概言之，“市场统治”、“贸易自由化”、“企业私有化”、“有限政府”是新自由主义反复强调的信条，这与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要义基本一致。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并不是对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简单复制，而是赋予了“新”的含义。众所周知，以自由放任为基础的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无法经受垄断、外部性、经济危机等问题的打击而丧失了主流地位，到了20世纪70年代，“滞胀”等问题使以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为核心的主流经济学“失灵”，这无疑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复兴提供了契机。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要拨云见日，复归主流地位，必须用新的方法和理论证明市场调节的合理性与优越性，证明国家垄断和福利国家带来的灾难。必须重新评价宏观理论体系，证明经济危机并非市场的必然产物。必须论证政府干预的理论基础并不成立，即外部性、垄断、公共产品、规模经济、信息缺乏、价格刚性与货币幻觉并不能成为政府干预经济的理由。必须全面修正其分析框架，为经济自由主义提供一个具有历史基础和现实社会基础的实证分析框架。［7］为此，新自由主义各家学派进行了广泛探索，并用各自的方式对国家干预进行了批驳，证明市场调节的有效性与合理性。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认为，政府以“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为借口不断扩大干预范围，已经成为影响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为了使政府干预有效而不破坏市场机制与自由，必须坚持两个基本原则：一是“政府的职能范围必须有限度”。二是“政府的权力必须分散”［8］(p4)。供给学派认为，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导致了“滞胀”的出现，要解决这一问题，政策的重心应该放在如何限制政府职能，如何激发劳动生产率、资本形成能力等这些从根本上看来属于供给方面的因素上来；同样，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从“理性预期假说”、“市场出清假说”以及“总供给假说”出发，推导出“政策无效”的命题。总之，和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相比，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反对国家干预主义时，较少以传统的自由放任观念为基础，而更多地以“竞争性秩序”观念为基础。［9］为了论证市场调节的有效性，新自由主义还把制度纳入到分析框架之中，通过比较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的优劣，重新证明经济自由主义的合理性。科斯定理以及建立在科斯定理之上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只要产权界定清晰，交易费用为零，自由契约必将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这种分析框架，显然给国家干预主义以有力回击。总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新的形势下，一方面批驳政府干预的无效性，论证市场调节的有效性，为实行经济自由主义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框架，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不断完善具有现实社会基础的实证分析方法，以调和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规范与实证、形式主义与解释力缺乏之间的矛盾。
经过长期的、潜心的理论雕琢和方法论的完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其复兴创造了主观条件，而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失灵，、中国等计划经济国家的低效率以及全球自由贸易的兴起等现实因素为其复兴创造了客观条件。从20世纪70年代起，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从一套单纯的理论观点逐步演变成为一系列政策主张，其主流价值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一是可以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中得到印证。1974年新自由主义重量级人物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了第一位获奖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随后，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陆续获此殊荣，包括1976年的米尔顿·弗里德曼、1986年的詹姆斯·布坎南以及1991年的罗纳德·科斯。二是“华盛顿共识”这一最早针对拉丁美洲危机的新自由主义原则和政策主张，很快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七国集团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共识，成为西方国家主导经济全球化的共识。三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传承了“经济人”假设、一般均衡方法等方法，并把实证研究方法发展到极致，尤其是对数学形式主义的信奉已经超过“理性—个人主义—均衡”范式，成为经济学更为根本和普遍的特征。
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界的传播和影响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对中国经济学的影响，是在中国经济学界孜孜不倦地学习西方和对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进行批判中逐渐完成的。
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指导方针的提出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的进行，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界思想的解放和创新。一方面，根植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传统经济学无法直接指导市场化改革的实践，理论界自发地对其进行反思。从1979年开始，刘国光、蒋一苇等一些学者先后，提出一系列改革思想，对当时的理论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比较重要的方面，中国经济学界逐渐摆脱“左”的思想的束缚，恢复了与外界的联系与交往。公派留学、出国访问等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直接渠道。同时，一批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学者先后来到中国，与中国学者进行面对面的学术交流。东欧两位改革经济学家w.布鲁斯和o.锡克于1980—1981年间来中国讲学，当中国经济学界还停留在把改革看做一组旨在“调动积极性”的政策措施时，他们则把其作为经济系统的跃迁过程来分析［10］，这对当时中国学者思想转变起到了促进作用。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耶鲁大学的j.托宾教授、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教授以及当时在世界银行任职的英国经济学家a.伍德教授也来到中国，并参加了著名的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他们对于如何治理通货膨胀提出了具体措施。随后，弗里德曼、张五常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也先后来到中国，在中国考察并为改革建言。
除了“走出去，请进来”这一直接交流渠道外，阅读国外经济学的教材和书籍成为中国学者学习西方经济学的间接方式。早在20世纪80年代，商务印书馆就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20世纪80年代后期，上海三联书店推出了“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与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巧妙地形成互补之势，这其中不乏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和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著作。如，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亨利·勒帕日的《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詹姆斯·m.布坎南的《民主过程中的财政》等。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更为开放，出现了引进、翻译、学习西方经济理论的高潮。奥地利学派、伦敦学派、货币学派、公共选择学派、新制度经济学等新自由主义各学派著作被多家出版社出版。如公共选择学派重要人物丹尼斯·缪勒的《公共选择》、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科斯的《财产的权利与制度变迁》等。尤其是在东欧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后，曾经预言社会主义中央计划国家最终会走向解体的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得到经济学界的重视，其代表人物米塞斯的《自由与繁荣的国度》、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等自由主义理论方面的书籍先后出版。这些自由主义的理论借助中国市场经济大船“舶来”，在经济学界广泛传播。
总体来看，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80年代中期，中国理论界受东欧经济学家思想影响较大，尤其匈牙利经济学家j.科尔内在《短缺经济学》中关于传统计划经济的经典分析，对中国经济学界认识传统经济体制的弊端，批判“苏联范式”发挥了巨大作用。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末期，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和科斯的产权理论对中国的影响比较大，这两大理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均占据显赫的位置，尤其产权理论于80年代中后期传到中国，在90年代兴起了产权理论研究的热潮。科斯理论的传承者张五常多次来大陆讲学，传播其产权理论。据张五常回忆，当时科斯建议他到香港中文大学担任经济学系主任的职务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熟悉中文，有责任、有能力向中国人传授经济运行的知识和推广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制度［11］(p490)。国内曾一度形成了“张五常热”：一方面，张五常系列作品先后被不同出版社出版；另一方面，张五常被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邀请讲学，一些媒体不断报道其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张五常热”实际上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热”，“新自由主义热”［12］。
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进入加入wto的冲刺阶段，如何改善政府效率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公共选择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理论得到重视，成为学者分析政府失灵的重要理论依据。“小政府”、“透明政府”、“效率政府”等新自由主义范畴频繁出现在学术论文和政策文件中。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经济全球化”也成为热门话题。有关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学术会议频繁举行，一些倡导经济全球化的重量级经济学家，如蒙代尔、托马斯·弗里德曼等经常出入中国学术交流场所，传播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理念。
除了一些学术研究机构外，高等院校成为接受和传播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要阵地。［13］在中国经济学高等教育“西学东渐”的国际化的发展过程中，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核心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其影响逐渐显现出来了。在20世纪80年代初，高校在教材使用及经济学研究范式等方面受西方主流经济学影响不明显。当时，政治经济学是学生的主干课程，主要使用中国学者编写的教材。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一些高校开始开设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说史、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国外一些学者开始来中国执教，例如，著名的美籍华人邹至庄教授自1984年起每年到中国讲授西方经济学，并于1985年发起建立“福特培训班”，在11期教学中，每年都有一些来自欧美的著名经济学家和在欧美名校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精英人物来“福特培训班”执教。1987年，邹至庄倡导在中国大学里应讲授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国际贸易、金融财政等课程。1989年4月，在世界银行专项贷款支持下，原国家教委正式启动编写财经类核心课程大纲，列入的课程共10门，包括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学、国际金融、货币银行学、经济数学基础等。从此，中国经济学教育的二元化格局开始形成。尽管如此，当时承担经济学教学的主要是本土教师，他们其中大部分人是由从事西方经济学思想史等方向教学研究转型而来，只有在个别高校有为数不多的“海归派”。当时在中国学者编写的西方经济学教材中，每一章的后面都有借鉴和批判方面的内容，即所谓“两重性”的分析。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期，经济学教材发生变化，西方原版教材被逐渐引进。教师队伍也发生了改变，科班出身的国内经济学博士逐渐成为教学的主力。高校对西方经济学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强，西方经济学成为经济学主干课程，该课程不断被细化，不仅按照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不同的内容来开课，而且还逐步按照初级教程、中级教程和高级教程不同的程度来开设。中国学者编写的西方经济学教材也从批判借鉴改为客观的介绍、描述和全盘接受。21世纪初，中国经济学教育开始进入与国际接轨的发展时期，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进入到跨国办学、资源共享的进程。在教材方面，教育部鼓励开展双语教学，英文原版教材被大量引进。在师资培养方面，加大“送出去，请进来”的力度。一方面，教育部和高校自身增强了教师出国学习资助的力度，另一方面，一些名牌大学开始高薪聘请留学博士回国任教及外籍教授来中国讲学。一些高校还通过建立“海外平台”的方式，把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学教学模式嵌入式地引进来，即共建“标准经济学系教学体系”（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率先垂范，其他一些高校先后模仿）。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学一直在学习和模仿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由此带来了深刻变化，集中反映在经济学教育理念和研究范式的转变上。在教育理念上，中国已经走向了国际化，主要是美国化的轨道。这不仅体现在把美国的教科书视为权威的教材，更体现在海外人才引进方面，留美博士和美籍教授占有压倒性优势的比例。目前，如何与国际接轨，创建国际型一流大学，成为一些大学校长津津乐道的话题及为之奋斗的目标。这可以从一些高校管理者频繁组团去海外高校考察、召开教育国际化研讨会、增大海外期刊的奖励力度等方面得以佐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也发生深刻变化：一是分析问题的基础理论发生了重要变化，西方主流经济学诸多学派的理论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分析问题的理论基础。从发表的学术论文及高校各类学位论文中得以集中体现。二是在研究范式上已经逐步从“苏联范式”转向“美国范式”。美国主流经济学所倡导的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被一些著名学者作为标准的研究范式进行介绍和推广，其核心方法，即以计量经济学模型为代表的实验实证成为衡量博士论文和期刊质量好坏的重要标准。国内一些顶尖级杂志的选稿方向也随之发生了转型。李子奈、齐良书对1984—2007年《经济研究》发表的3300余篇论文的统计分析显示，以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作为分析方法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比例，1984年为0，1992年为5%，1998年为11%，2004年为40%，2005年为56%，2006和2007年为53%。［14］三是试图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改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者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内加入西方现代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或者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改造马克思主义。
四、问题与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中国经济学界孜孜不倦地“西学”过程中，一些问题逐渐暴露出来。
一是中国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生吞活剥”和“滥用数学”现象。一方面，表现为理论上的“盲目崇拜”与“拿来主义”，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可以包医百病，能够完全解决中国问题；另一方面，表现为方法论上的机械照搬。尽管“标准的现代经济学方法”，包括丰富的内容，要经过长期的基础教育培训才能被理解和掌握，才能被运用，但是，很多学者和学生却机械地套用西方经济学的标准模型，不加任何修正地分析中国问题。还有些人认为，只要学好数学，什么经济学问题都能解决，于是，出现了滥用数学、数学帝国主义的现象。这说明，经济学界在学习西方经济学上还处于“照猫画虎”阶段，并没有很好地“吸收”。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本土学者和学生中间，也包括一些“海归派”。尤其是“本”、“硕”、“博”连读的年轻“海归派”，他们对中国经济缺乏切身的理解，回国后应该进行必要的转换，但是，有些人却直接把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嵌入式”移植过来，习惯用标准的“美国范式”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
二是在经济学界“西学”“主流”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逐渐被边缘化。主要体现在中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存在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为基础理论并行的“双轨制”，教育方针和目标不明确，以及在理论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被边缘化等问题。［15］让人深省的是，虽然中国政府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而非美国模式，但是，中国经济学界却把美国经济学模式视为理想的模式。
三是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被淡化是不争的事实，但存在如何协调意识形态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和经济学界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主导之间的矛盾。随之，还会派生一系列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被淡化和边缘化条件下，西方主流经济学能否继续主导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学究竟向何处去，等等。对此，可谓观点纷争，众说纷纭。有四种代表性的观点。
1.西方主流化。认为经济学是理性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和国籍性，西方主流经济学是经济学的最新发展成果，中国搞市场经济就必须要遵循这一先进成果，所以，没有必要建立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也不存在中国特色的经济学。
2.马克思主义化。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以马克思主义或者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为主导，自然，在经济学界也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和主导。
3.西方主流本土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是不科学的，必须从实际出发，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本土化和中国化的改造，把其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用以解决中国问题。
4．综合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收古今中外各学派之长，构建中国的经济学。本文认为，“西方主流化”和“马克思主义化”都是“外来化”，历史证明其是行不通的，后两种观点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离不开以下原则。
1.经济学是社会科学而非自然科学，社会各种现象的复杂性，仅靠高度抽象的数学模型和公式难以解释其全部。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其发展的特殊性，很多问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无法解释的，所以，中国经济学不能复制美国模式或者任何其他模式，必须对其进行理论创新，走本土化和中国化之路。
2.自经济学问世开始，就存在各种观点的交锋，这些纷争不仅体现在对经济学现象和经济运行的认识水平上的差异，更体现为学者在阶级、阶层和国家利益面前立场的分歧。退一步讲，即使经济学没有阶级性，但是一定是具有民族性的。任何经济学原理和方法在国家和民族利益面前都会俯首称臣，沦为婢女。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一方面宣扬世界主义和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又为英国搞了很多政府保护的特例。同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一方面宣传自由主义原则，另一方面为了实现美国的国家和民族利益进行隐性和公开的贸易保护，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去侵害他国利益。所以，不存在“超民族”的经济学，因此，中国的经济学要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导向。
3.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学一直依靠“进口”而生存，改革开放之前从苏联舶来，改革开放之后从美国舶来，事实证明都具有不可持续性。因此，中国经济学的未来必须依靠自主创新。这不意味着一切从头再来，必须充分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只有站在巨人肩膀上、站在国际的高度进行理论完善和创新，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西学和模仿仍然是未来不可缺少的环节，关键是从中国实际问题出发进行创新。经济学范式是一个不断批判、继承和发展的演进过程，一是纵向批判继承，形成经济学史上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学革命；二是横向兼收并蓄，形成经济学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大综合。每次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可能会带来经济学的革命和创新。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一些“智者”在历史事件中能够进行反思，修正和完善已有的假说和方法。而“智者”的出现离不开教育培养。因此，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教育创新是基础、核心。教育创新不是从大学开始，而要从幼儿园和小学开始培养创新的意识和环境，这虽然是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但又是不能回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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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liberalisteconomicsanditsinfluenceonchineseeconomics:howtostructurechineseeconomics
zhangzhi-min
(economicsschool,centraluniversityoffinance&economics,beijing100081，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