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制度的改革篇1
一、正确把握司法制度的民主性，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司法制度的民主性，简言之就是在法律的适用和执行上保护公民权利、让公民参与司法过程。司法制度的根本性质取决于政治制度。把握司法的民主性，首要的是在实体内容上体现国家政治性质，其次才是程序民主问题。当然，二者不可或缺。资本主义国家的司法制度也讲民主性，但这种民主性在民主的基础、范围、方式和服务方向上，显然与社会主义国家是不相同的。我国坚持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司法制度上的民主性是由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决定的。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是人民长期奋斗的成果和历史的选择。依法保障人民享有最广泛的民主权利，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本质要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成分、利益主体、分配方式及价值取向的多样化和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向司法制度的民主性和推进司法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正确把握司法的民主性必须顺应时代潮流，不断适应新形势，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在当代，陪审制度是公民参与司法的一种主要方式，是司法民主性的一个重要体现。世界上多数国家实行陪审制度，如英美等国家实行陪审制度，由普通公民组成陪审团负责案件的事实认定。德国则由职业法官与非职业法官共同组成法庭进行审判。我国实行人民陪审制度，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审判案件。1951年的《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1954年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1979年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都对陪审制度作了规定。应当肯定，人民陪审制度是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的一种重要形式，体现了司法民主，但又必须承认我国的陪审制度流于形式多，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1982年的宪法就没有规定陪审制度。1983年修改后的法律虽然有了此项规定，但不是硬性要求，使陪审制度实际上处于可有可无状态。为了充分体现司法的民主性，充分发挥人民陪审的作用，在推进司法改革时，应当积极地对陪审制度加以完善，把人民陪审制度重新确立为审判活动的一项原则。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司法制度的民主性，才能把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进一步落到实处。
二、正确把握司法制度的独立性，切实维护司法权威。早在1982年我国的宪法就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表明我国已经确立了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的原则。司法制度的独立性是当代司法制度的重要属性。司法独立作为当代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承认。在我国1982年宪法颁布三年之后，1985年联合国第十届大会通过了《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其中规定，各国应保证司法机关的独立，司法机关“只根据事实和法律来裁决其受理的案件，而不应为任何直接或间接的不当影响、怂恿、压力、威胁或干涉所左右”，并将此项原则正式载人各国的宪法和法律之中。意大利宪法规定，“法官只服从法律”。日本宪法规定，“所有法官依良心独立行使职权、只受宪法及法律的拘束”。在当代中国，正确把握司法制度的独立性，推进司法改革，首先，明确是司法机关的独立，其他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插手或干涉;其次，要明确司法机关必须是依法独立，在合乎法律规定基础上的独立，而不是离开法律的不受约束的任意办案，不能以“独立”之名而违背法律;第三，要明确司法机关的独立是指有机整体的独立，而不是司法机关自身的绝对独立，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既相互制约，又彼此衔接和协调的相对独立活动的整体表现。
正确把握这种独立性对实现司法公正至关重要。2000年全国共审结的15770件案件中，抗诉成立，依法改判的有3765件;抗诉不成立，原判正确，依法予以维持的4432件(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工作报告)。第四，要明确司法独立是对行政权的独立、对社会团体和个人的独立，而不是对人大权力机关的独立，不是对党的独立。依法治国是在党的领导和人大监督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不能离开这个大的前提条件来谈司法的独立性。正确把握司法制度的独立性，推进司法改革，要在承认完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的同时，还要逐步深化独立办案主体的层次，即承认法官和检察官独立办案，逐步减少以至取消司法机关内部实际存在的带有“行政”色彩的审批办案、在司法改革上迈出重要的一步。
三、正确把握司法制度的公开性，在有效监督下实现司法公正。司法制度的公开性是司法制度的重要属性，司法公开原则是司法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司法制度的公开性是指司法机关对案件的起诉、审理和判决，除有特别规定外都应当在法庭上公开进行，并允许公众旁听。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为了防止对公民诉讼权利的司法侵害，世界各国在法律中规定了公开审判制度，不仅在各国宪法中有明文规定，在各国诉讼法中也有明确规定。实行司法公开，便于公众参与，受到教育，有利于社会监督和提高审判质量，实现司法公正。
司法制度的改革篇2
党的十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新一轮的司法改革成为当前全面深化改革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并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有序推进。截至目前，国家层面成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并审议通过了《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以及《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试点方案》和《设立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试点方案》等多个司法改革指导性或实施性文件。在地方层面，由中央统一部署下，目前选取了上海等七个省市就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等四项改革措施进行先行试点，为全面司法改革积累经验。
在本轮司法改革正大刀阔斧全面推进的同时，我们应当引起重视的是：中国的司法改革并非是一个简单孤立地对司法工作机制、司法工作方法的小修小补，而是对国家机关（司法机关）在机构设置、领导隶属关系和管理权限划分等重要体制问题上的革新[1]，特别是我国的司法改革有着其特定的重大制度背景，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因此，在司法改革过程中，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司法改革同人大制度的关系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司法改革的对象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部分不合时宜的司法体制
司法改革首先面对的是“改什么”的问题，从我国历次司法改革和本轮司法改革的内容来看，司法改革的对象主要是司法体制中那些妨害司法公正、不合时宜的体制机制，包括司法机关设置、司法权限划分以及司法人员管理等内容。但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政权组织形式。司法体制在我国并非是一个独立的范畴，而是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
我国现行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宪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即不同于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人大领导监督下的“一府两院”制。“一府两院”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予以确立，由此形成了我国当前的国家权力配置体制。
在司法权力的配置上，宪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一系列宪法性法律确立了司法机关行使国家司法权力的合宪性和合法性依据，并在长期的运转过程中形成了我国当前的司法体制。司法体制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源在于，一方面，我国司法权的正当性本身源于国家权力机关――人大及其常委会所制定和颁行的宪法和法律的授予；另一方面，人民法院与检察机关在内的司法机关都要接受人大的领导和监督。此外，在人事权限方面，包括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法官、检察官等在内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依法由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任免。
因此，司法改革的本质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不合时宜的司法体制进行革新，是对我国司法权力配置进行合理调整的过程。司法改革的目的是通过对旧的司法体制的革新和司法权力的调整，使司法权力的运行更好地符合司法规律，实现司法公正。从某种程度上说，司法改革也是人大制度自身完善和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体现。
二、司法改革应当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领导和监督
在我国历次司法改革的实行过程中，存在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包括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内的司法机关自身成为了司法改革的主要推动者，而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大及其常委会目前参与司法改革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审议司法机关工作报告等方式。在本轮的司法改革过程中，中央通过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并下设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专门负责司法改革事项，在实际执行中，最高法、最高检等司法机关仍然一直是司法改革的主要推动主体。
由司法机关自身直接推动司法改革的优势在于，司法机关是我国司法权力的主要执行者，司法机关在长期执行法律和适用法律的过程中，更能够清晰直接的了解当前影响司法公正的体制弊端，知道哪些内容需要改，哪些方面需要继续坚持和优化，容易把握重点和难点。此外，由司法机关主导司法改革，过滤了司法系统自身的中间环节和阻力，更有利于改革在系统内的顺利推行。但司法机关自身主导和推动司法改革，也因主体的正当性引起诸多的困难，特别是容易产生政令的正当性和统一性、部门利益冲突难以协调等问题。如在涉及审判机关人事制度改革方面，一些地方的党政部门基于诸多因素的考虑，对法院很早就提出的法官职业化建设、法官助理制度等措施热情不高，支持力度不大，影响了司法改革的步伐[2]。
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框架下，司法机关由人大产生，受人大监督，司法权力由人大授予，司法体制本身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根据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宪法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司法机关的主要职责是通过适用法律的方式履行国家权力机关授予的司法权力，而非自己独立开展对自身体制进行自我改革。因此，从司法改革的主导和推动主体而言，在中央深化改革小组的统一部署下，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司法改革的法定的领导机关更符合宪法法律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规定。在司法改革的具体执行过程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通过决定或立法的方式统一领导和规范全国的司法改革工作。此外，人大及其常委会还应当通过强化人大监督权的实施，认真审议监督司法改革相关事项或报告，全程监督司法改革进程。
三、司法改革应在人大制度框架内进行，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要及时上升为法律。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3]司法改革作为对妨害司法公正、违背司法规律的旧的司法体制机制的革新，改革措施将不可避免的涉及对旧的措施规定的修改或者新立，甚至有的改革措施可能超出现行法律的规定。但无论司法改革的初衷如何，都不应违背人大的制度框架，不应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确保司法改革在人大制度的框架内施行，应从两个方面进行：
其一，确保司法改革措施不违背人大制度框架和精神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能够确保国家权力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司法改革作为对司法权力配置的调整和完善，不应违背人大制度框架和精神原则要求，特别是人大领导监督下的“一府两院”制、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等重大制度框架和重大原则，否则司法改革将是对人大制度的背离，其本身的合宪性将存在疑问，司法改革最终将对法治产生损害。
其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及时通过立、改、废等立法方式或者决定等授权方式，为司法改革的进行提供必要的法律和政策上的支持。如在本轮司法改革中，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是审判方式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刑事案件速裁本身并不是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内容，而是改革中结合我国刑事案件审判实际，为提高刑事案件审判效率，更好地保障相关人员权利提出的新举措，也并不违背人大制度有关的精神要求，最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根据中央深化司法改革的决策部署，作出授权“两高”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决定，确保了这项改革有法可依、合法正当[4]。又如，2014年8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以立法形式宣告设立知识产权法院[5]。这些举措都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积极依法推动司法改革的重要体现，也是改革必经的法律程序。
注释：
[1]刘松山：《再论人民法院的司法改革之非》，载《法学》2006第1期。
[2]夏锦文：《当代中国的司法改革：成就、问题与出路――以人民法院为中心的分析》，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
[3]引自《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报告》。
[4]刘子阳：《在人大监督支持下深化司法改革》，载《法制日报》2015年3月1日。
司法制度的改革篇3
何为程序公正，司法行为达到何种程度才算程序公正，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有人崇拜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制，特别是“海归派”，认为英美发达国家的司法程序才叫真正的公正程序。不可否认，这种崇拜对法制化的进程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但笔者认为，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内因和动力应当是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中国民众对程序公正的认识和理性追求，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前，中国受前苏联的，奉行计划的治国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人们对程序公正不可能有所奢求，“一大二公”是基础，商事纠纷少之又少；家事纠纷一般由人民公社或基层群众组织解决，即便进入诉讼程序，一拖几年、十几年不予判决的案件屡见不鲜，即使是刑事诉讼也很难说有程序公正可言。联产承包标志着中国个人财产所有权的复苏，同时标志着人身权的禁锢被打破；对实体权利司法保护的追求，引起了人们对程序公正的追求。这是我国注重程序公正的真正动因。
一、论——法制全球化之选择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经济发展的一大趋势。经济全球化是否带动法制全球化，我们所倡导的程序公正是否具有全球化的特征，理论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欧美主流派学者持激进主义观点，认为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全球化，全球范围的法律理念、法律价值、法律制度、执法标准与原则的趋同化势在必然。持怀疑主义观点的学者认为，激进主义的观点体现了资本主义的霸权思想。其理论依据有三：一是经济全球化改变不了各国经济的多样性；二是国家主权的现实性，决定了围绕国家利益的冲突、对话与合作将长期存在，“国家主权过时论”或“全球统一论”缺乏充分的根据；三是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不论在什么时候，法律只能是植根于特定的国家、民族及具有特点的土壤之中，符合本国家、本民族大多数人的利益的行为规范。持折衷主义观点的学者认为，“从更为根本的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法律文化趋同的时代，即随着时间的流逝，法律制度会变得更为相似”。国内学者对我国法律是否存在全球化的前景也持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法律全球化乃是分散的法律体系向全球法律一体化的运动，或者全球范围内的法律整合为一个法律体系的过程。第二种观点只同意“经济全球化”的提法，而不同意提全球化和法律全球化，认为经济全球化并不等于或并不必然带来法律的全球化。第三种观点是主张客观、全面地看待全球化，既反对全盘移植发达国家的法律体系，也不轻易否定法律全球化现象、趋势的存在。研究法律全球化的目的在于探究程序公正的走向，对法律全球化问题的不同认识左右着我研究程序公正问题不同方法。如果否认法律全球化现象的存在，我们只能从本土文化中探求程序公正的真谛；如果崇拜法律全球化，则可能走向研究上的全盘西化的极端。笔者认为，法律全球化仅仅是各国法律发展的共同趋势，只要国家存在，这种发展趋势就永远达不到绝对的重合。朱学文教授在《比较法学的框架和方法一一法制化、本土化和全球化》一书中作了这样的精辟论述：“全球化是一个过程，它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领域，如果认为只有在经济领域存在全球化，而在法律领域不存在的话，那么，会提出一个问题：经济全球化难道没有法律表现吗？“除了全球化的趋势之外，也同时存在与它相反的、对抗的趋势，如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法律本土化等。当这些趋势之间的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也必将随着整个世界形势的发展而变化。”。在这种方法论的指导下，我们不妨从全球化的角度结合本土文化，程序公正的走向。
二、司法制度改革之比较
程序公正是各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共同目标，但各国司法制度改革的方式、方法又各不相同。两大法系司法制度改革的共同追求，也许就是我们所要寻求的程序正义。
(一)俄罗斯的司法改革
俄罗斯现行的司法制度承袭了前苏联的诸多传统。在前苏联，司法部门是法律行业中最不受尊重的部门。法官受制于布尔什维克，法官只有在清楚地了解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后，才能对案件作出裁判。虽然俄罗斯独立后开展了一些积极的改革活动，但政府控制司法的体制仍然存在，人们对司法的信任依然没建立起来。为推进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俄罗斯在经济改革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有效的司法改革措施，特别是近几年来，在普京总统的支持下，俄罗斯的司法改革显现出强劲的活力。为保持司法公正，俄罗斯主要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1、法官终身制，以防止政府干预司法。根据俄罗斯现行《法官地位法》第11条规定，地区初审法院的法官，初次任命的任期为五年，五年后获得连任的，即取得终身任职资格。商业法院或仲裁法院的法官也实行终身制，除宪法法院的法官任期12年外，最高法院和最高(商业)仲裁法院也是终身制。2、实行陪审制。陪审制度是俄罗斯司法改革早期引进的一项制度，先是在九个地区试行，后将陪审作为一项权利写进了新通过的宪法。该宪法同时要求立法机构制定实施陪审制度的法律。3、实行独立、足额的司法预算。在俄罗斯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推动下，俄罗斯将最高法院享有独立而自行管理的司法预算写进了1997年通过的《司法制度法》，但地方法院的预算尚没有独立。
俄罗斯正在开展的司法改革中，法官终身制和法院独立预算是为防止其他权力干预司法，陪审制度是为了分散法官的权力，目的都是为了保持法官的中立和公正。
(二)德国的民事司法改革
德国的民事司法改革在大陆法国家的司法改革中是最受世界关注的。自1877年《德国民事诉讼法典》颁布以来，已经过了95次修改，其中几次大的修改的核心是简化程序，加快诉讼的进程，加大审理的集中程度。其审判制度改革集中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初级法院审理的不能上诉的小额案件，可依简易化的程序审理，可以不进行言词辩论，判决可不附事实。二是扩大独任法官审理案件的范围。三是为克服直接开庭制度所产生的重复开庭、诉讼拖延等弊病，德国1977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简化与加快诉讼程序的法律》肯定了“斯图加特模式”。即将诉讼程序分为准备程序和主辩程序。在主辩论期日，原则上要求法院开一次庭集中审理后终结案件。四是初级法院审理的标的额在1500马克以下，且当事人一方因离得太远或其他原因而无法出庭的案件，可不经过口头审理而代之以书面审理进行判决。
德国民事司法制度改革所体现的指导思想是“追求妥协”和“分配正义”，即在审判机构与审判人员数量有限的情况下，保证在合理的期间内完成对不断增加的诉讼案件的较高质量、使当事人较为满意的审理，同时又确保将成本耗费限制在国家承受得起的范围内。
(三)英国的民事司法改革
英国是普通法的鼻祖。英国民事司法制度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与改进，建立起了相当完整的体系，在全世界范围内影响深远。但英国民事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也相当严重，主要表现为诉讼程序的繁琐、拖延和耗费。由沃尔夫勋爵负责牵头的英国民事司法制度改革1994年正式启动。沃尔夫勋爵于1995年发表了题为《接近正义》的报告，1996年发表了《最终报告》。以这两个报告为基础，1998年英国新民事诉讼规则出台，1999年4月26日生效实施。英国开展的这次民事司法制度改革是一次综合性改革，不仅涉及到法律条文的改造，改革深入到了诉讼文化、诉讼理念等深层次问题，内容庞杂广泛，这里只能作简单介绍。1、英国新民事诉讼规则第一部分，规定了法官解释新规则与行使权力是所依据的根本目标：公正地审理案件。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考虑以下几个方面：(1)保证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节省费用等；(2)重要性、复杂程度、双方当事人的经济地位适当安排，确保迅速和公正的审理，根据案件情况适当地分配法院资源等。这一根本目标对法官的诉讼理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只注重案件的精确度而处于消极裁判者地位的法官将由此成为，法官必须既考虑案件的精确度，又考虑效益等各种因素，必须加强对案件的指挥与管理。2、法官对案件的管理。沃尔夫报告指出，英国民事司法制度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由当事人及其律师毫无限制的对抗性诉讼文化引起的，因而，要对这种诉讼文化进行重大改革。法官必须取代当事人对案件的各个阶段进行控制，即加强对案件的管理；当事人对抗性诉讼行为只能在法官的管理下，才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实施。新规则明确了案件管理的目标，它不仅包括在早期确定事实并决定事实是否要经过充分的审理等内容，还包括主动鼓励当事人寻求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帮助当事人和解等新内容。当事人在旧规则中拥有的广泛自主权在新规则中仅剩下以下几项未被触动：决定起诉的权利，选择救济方式的权利，请求强制执行判决与命令的权利以及上诉的权利。为便于法官对难易不同的案件进行不同的管理，新规则确立了三种诉讼程序：小额求偿程序、迅速程序和多极程序。案件最终适用哪种程序由法院决定。小额求偿程序旨在通过灵活的方式迅速解决纠纷，并且严格控制上诉，鼓励当事人自己进行诉讼而不依靠律师的帮助，审判多以普通大众可以接受的方式进行，几乎没有通常诉讼的标准特征。迅速程序较小额程序略微复杂，诉讼时由法官控制，实行固定费用制。多极程序较为复杂，也相对完整。在多极程序中，法官管理案件的作用也得到了突出反映，法官在各个诉讼阶段都能适当介入当事人之间有效地组织诉讼和推动程序的进行。
此外，新规则在诉答程序、证人制度、上诉程序和一些配套制度方面也做了相应的改革，不再一一细述。
三、外国司法改革对程序正义走向研究的启迪
司法制度的改革篇4
在中国，已经连续几年出现各级人民法院的年度工作报告，仅能在人大以微弱多数票勉强通过的尴尬场面。这并非一个孤立的事件，它表明社会民众对司法腐败的不满情绪已经从个案体验的私人场域，通过媒体曝光等途径扩散到公共场域，并且传输到权威体制之中，建立起了权威与个体之间的利益关联，这也迫使决策层开始意识到，司法腐败泛滥的原因，可能不仅是由于法官个人道德品质和职业操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沦丧，其深层的、结构性原因，可能是在制度上、也就是在体制上出了问题，而要遏制司法腐败，必须要在法院管理制度上作文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接连推出了几项关涉法院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措施。但是，由于中国现实政治格局的制约，以部门为单位的改革往往沦为“画地为牢”，不但钳制了改革的思路，也使改革的效果大打折扣，甚至与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驰。例如，根据新闻媒体的报道，中国日前已经开始实行法官等级制度，根据1995年2月28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的规定，法官的级别分为首席大法官、大法官、高级法官、法官共十二级，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为首席大法官、大法官分为二级，高级法官分为四级，法官分为五级。目前，全国各级法院的法官等级评定工作已基本完成，据最高人民法院提供的最新数字显示，首席大法官、一级大法官各为一人。二级大法官为40人，高级大法官有3万余人，法官共计18万余人。法官的等级确认，以法官所任职务、德才表现、业务水平、审判工作实绩和工作年限为依据。大法官和一级、二级高级法官和最高人民法院其他法官的等级，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及所辖法院的三级、四级高级法官和一级、二级法官，以及高级法院其他法官的等级，由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批准；中级人民法院及其所辖法院的三级、四级、五级法官的等级，由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批准。与此同时，检察系统也开始了相应的检察官等级评定工作，根据《检察官法》第19条的规定：“检察官的级别分为十二级。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为首席大检察官，二至十二级检察官分为大检察官、高级检察官、检察官。”现全国共有27000余名高级检察官，检察官13万多名。目前，对于法官和检察官等级评定制度，检、法系统内部以及社会主流舆论的意见都是积极的，认为这是我国法院、检察系统内部管理体制的一次重大革新，有利于理顺法院、检察系统长期以来存在的管理体制比较紊乱的现状。但是，对此，我却存有一丝隐忧，因为等级评定制度是一种带有较强行政色彩的管理制度，对于检察系统来说，由于检察权本身带有司法和行政的双重属性，或者说检察官是一种居于司法官和行政官之间的过渡角色，在内部管理体制上强调的是“上命下从、上下一体”的检察一体原则，因此在检察系统内部确立官阶等级是无可厚非的，它有助于型塑检察官上下一体的观念和原则。但是，法院作为行使司法权的主体，在权力运作逻辑上完全不同于检察院，它强调的是权力运行的中立性和独立性，即实行司法独立原则，尤其是权力主体在行使权力时的个体独立性。而等级制度作为一种强化法官之间官阶、级别的管理制度，可能在规范了法院内部管理的同时，也在法院内部建立起类似于行政系统的官僚政治结构，而这无疑将极大地妨碍法官个体的独立性，违背司法独立的真正精神。一、司法独立与法官等级制司法独立是近代司法制度的核心原则之一。按照现在的一般理解，司法独立包含了两层要义：一是官厅独立。即抽象地看，司法机关作为一个整体，在权力结构上独立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这实质上就是强调三权的相对分立；二是官员独立。即具体行使司法权的法官，在审判中独立运用司法权审判案件，不受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干扰。在我看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法官等级制度的背景和初衷就在于，可以通过这种等级评定制度的确立整饬法院内部秩序，为司法机关整体独立于立法，尤其是行政机关赢得空间，因为一旦在法院内部建立起官阶等级秩序，就有利于形成一套区别于其他行政机关的选拔、晋升制度，从而可以为法院的整体独立提供相对宽裕的条件。但是，这种仅仅寻求司法机关官厅独立的改革思路却与实现司法独立的正当逻辑进路背道而驰。因为，在司法独立的两层要义中，官员独立较之官厅独立居于更为重要的地位，官员独立是根本，只有保障了官员独立，才能确保官厅独立，官厅独立只不过是官员独立的直接后果。因此，实现司法独立的正当逻辑进路应当是经由官员独立来支撑官厅独立，只有完全实现了法官个体的独立，才能真正确保法院的整体独立性，正如德国前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博德指出的，“只要每个法官作为个人是独立的，则审判机构也就是独立的。”但是，在我国司法理论和实践中，历来强调的是法院作为司法机关的整体独立性，而忽视对法官个体独立的型塑，加上改革者包括最高人民法院自身，在对司法独立的理解方面出现了严重误识，因此法院管理制度改革采取了一种错误的理论进路，就是企望通过实现法院的整体独立来促进司法独立的实现，但是，由于这一改革思路与实现司法独立的正当逻辑进路逆向而行，因此结果恰恰可能造成法院内部管理中的行政化趋向，从而损害到法官的个体独立性，使司法的独立性被破坏殆尽。这次施行法官等级评定制度，实际上就是这种错误的理论进路的直接体现，因为建立法官等级虽有利于强化法官相对于其他公务员的差别性和独特性（因为它至少使法官序列与其他公务员序列区别开来，这有利于塑造法官职业的整体权威），但是，不幸的是，改革者恰恰忽略了，这种官阶等级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反过来又会对法官的个体独立构成严重挫伤，危害到司法独立的根本，这显然是得不偿失的。本是为加强司法独立而生的制度设置却可能反过来损害司法独立本身，这不能不说我国司法改革中的一个悖论。从现实效果来看，在我国当前语境下，建立法官等级制，极有可能强化法院管理体制上的行政性色彩。从背景上分析，司法权的类行政化，或者说司法行政化，一直是我国现行司法体制的重症顽疾。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的司法体制带有极强的行政管理色彩，作为司法机关的法院不仅在外部即机构设置和人员构成上依附于行政机关，司法管辖区域与行政区划完全一致，法院的人、财、物供应也统统仰赖于地方行政；而且在内部管理体制方面也仿行行政建立起一套上命下从的金字塔型权力架构，法院院长就是该级法院的首脑和最高长官，接下来是庭长，院长、庭长与所属法官之间是一种“长官”和“属吏”的上下级关系，他们对下级法官具有指挥、命令的权力。根据我国法院的传统作法，案件经过合议庭法官开庭审理后还不能立即就作出判决，还必须经过院长、庭长审批后才能决定，这是一种典型的官僚式的行政管理模式的体现。同时，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重大、疑难的案件，须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对审判委员会讨论后形成的结论，合议庭的法官必须接受并加以执行。从权力构造的角度看，审判委员会不过是一种集体领导制度，要求合议庭法官必须执行审判委员会的决定，仍然体现的是一种上命下从的行政管理模式。这种行政色彩浓厚的管理体制甚至感染到上、下审级法院，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上、下审级法院之间本应当是一种审判监督关系，但在现实中上、下审级法院之间的关系也被简化为一种行政式上下级关系，上级法院的法官可以在下级法院法官审判案件时，作出批示、指示，甚至提前介入下级法院的审判活动，而下级法官基于上下级关系，也只能接受、服从。这种司法权运作中的类行政化趋向，使法院的司法活动丧失了基本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司法权威面临着质疑，产生了广泛的司法信任危机。因此，自80年代中期启动司法改革以来，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按照司法权本身的运作规律重新配置司法权，希望通过相关制度的调整和构建，逐渐淡化法院管理体制中的行政化色彩，而建立司法相对独立于行政的现代司法管理体制，比如现在正在进行的审判长选任制改革，就是增强法官个人独立性的一种有益尝试。而现在，这种将法官分为三、六、九等，确立法院内部等级秩序的官阶、等级制度，却可能背离司法改革的大方向，重蹈司法行政化的覆辙，使已经逐渐得到淡化的法院管理体制重新强化。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讲话，建立法官等级制度是顺应世界潮流、积极同国际惯例接轨的体现和需要。但是，我随后翻阅了相关资料，却发现英、美、德、法等主要国家，没有哪一个国家是对法官采取了等级评定的管理体制。因为按照现代法治国家的分权制衡理念，司法独立是司法权运作的本质要求，而司法独立的要义，用马克思的话说，就在于“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运用到个别场合时，根据他对法律的诚挚理解来解释法律。”这实际上就是强调司法独立的核心要素是法官的个体独立。例如，在德国，基本法（宪法）第97条规定，“法官独立并只服从法律”。在实践中，法院完全独立于政府机关，这种独立性甚至是不言而喻的，无需法律特别强调的。在审判中，任何人无权以任何方式干涉法官的审判，无论是其顶头上司（法院院长）还是其他国家机关，司法部长或者政府，或者是议会。因此，在现代法治国家，司法机关以及司法官员之间只有审级之分，而没有等级之分。你是上级审法官，仅仅因为你在上级审法院工作，并不代表你就是我的上级，可以在我审理案件时发号施令；你可能比我收入高、待遇好，但那也仅仅是因为你在上级审法院工作，并不意味着你就在权力结构上比我高几个等级，上级审法官并不意味着就是上级法官，拥有在业务上发号施令的权利。同样，在同级法院内部，法院院长也只是法院司法行政性事务的管理者，他不是法官在业务上的上级领导，不能对法官审判案件发号施令，法官也没有义务服从法院院长的指挥、命令。在司法独立的现代法治国家，法官的一个普遍信仰是，除了法律，我没有别的上司，我只服从法律的召唤，而不屈从于任何人的意志。例如在英美国家，法院院长仅仅是司法行政事务的领导，他绝对不能影响、干涉法官的审判工作。即使是在法院院长权限较大的德国，他也不能干涉法官的判决。在德国，法院院长虽然是所在法院法官的领导，并有权对法官进行监督，但是，为防止院长利用其对法官的职务监督权影响法官独立性，法律规定，院长的职务监督仅仅局限于对法官特定行为方式的批评，以及请求或者敦促该法官将来改变行为方式，他对法官的判决不能横加干涉，更不能在法官审理案件时发号施令。而且，受到院长批评的法官可以向纪律法院起诉。在德国纪律法院曾有这样一个判例：一个法院的院长擅自修改了一位法官所作的判决理由书（只是判决理由，而非判决本身）因为他认为该判决需要修改。结果，纪律法院的意见是：院长的行为违法，他损害了法官的独立性。在另一个案件中，一个法院的院长要求将法律规定的在具体案件中由法官决定的当事人提交论点论据的期限延长。纪律法院认定院长损害了法官的独立性，因为他试图影响法官对具体案件的审判方式。司法权之所以要独立，是因为司法权必须要独立，否则就没有足够的政治空间来按照自身的权力逻辑正常运作，正如孟德斯鸠指出的，“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握有压迫者的力量。”从历史上看，司法独立首要的目的就是要独立于行政权。孟德斯鸠关于三权分立的精辟论述直接来源于英国的经验，而促使英国实行这种三分法的并不是政治理论，而是政治经验、逻辑以及某些偶然事件。英国在1701年《王位继承法》颁布以前，法官被视为王室成员，作为王室成员，他们可以被国王随意免职。王座法院首席法官爱德华·柯克爵士被詹姆斯一世的免职表明，如果法官作出了对国王不利的判决，就可能遭到撤职。因此，法官往往被迫屈从于国王，成为国王实施暴政的工具。在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星宫法院。虽然在都铎王朝时期，星宫法院是一个很有用的机构，但在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它却变成了实施暴政的一个工具，斯图亚特王朝利用它来实施他们未经议会同意而的压迫性法令。更有甚者，它变成了1629到1640年查理一世进行“十一年暴政”的主要工具，在这期间，查理一世一直试图废除议会进行专制统治。因此，1641年长期议会的首批法令之一就是废除星宫法院和枢密院对司法管辖权的全面控制。1701年英国议会借颁布《王位继承法》之际，最终规定：法官于品行良好期间应保有其职务，但应根据议会两院的要求而被解职。这个法令使上层法院彻底摆脱了以国王为代表的行政权的控制，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尽管当时这一法令并不适用于治安法官。在18世纪期间，治安法官仍然经常由于政治原因而被剥夺裁判权力。同时，这项规定也不完全适用于19世纪期间建立的郡法院法官。尽管如此，上层法院的独立传统一直为下层法院所效仿，成为司法独立精神的最早渊源。可以说，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是水火不容、时代对立的，司法权独立的最初动机就是要摆脱国王（行政权）的控制，获得自主、独立的地位，以免司法权为行政权所控制，成为压迫人民的暴政工具。值得注意的是，在英国，基于议会至上的传统原则，司法权从属于立法权，作为立法机关的上议院同时也是英国的最高司法机关，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认定英国仍然是一个实行三权分立的宪政国家，美国制宪元勋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等人也指出，司法从属于立法，并不违背三权分立原则，司法独立的底线是司法权独立于行政权。因此，近代以来，奉行权力分立的宪政国家一以贯之的思想就是严守司法与行政的分离，法院不在任何方面依附于行政机关，包括不能采用行政机关的管理模式来管理法官，而我国目前实行的法官等级制无疑将强化法院管理中的行政色彩，使我国在司法行政化的陷阱泥潭中愈陷愈深，也离司法独立的真正目标愈来愈远。更进一步说，除了历史因素以外，司法权独立于行政权的内在动因，还在于司法权本身是一种强调决定的公正性的权力，它因为强调决定的公正性而要求法官断案时的亲历性，法官必须在亲自听取双方当事人陈述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听审后形成的事实印象，援引法律规范对纠纷作出最终裁断，因此，为了保证判决的公正性，法官司法的过程不能受到任何法外因素的干扰，哪怕是来自上级的指令，因为这仍然会动摇法官独立的心证形成过程。这一特征使得司法权在本质上是一种他人无法替代的个体性权力。而行政权则更多的是强调决定的效率性，由于强调决定的效率性而要求决定形成的非亲历性和职务的可转承性，事件经过层层上报至长官处，长官仅仅依据下级的书面或口头汇报便形成决定，不必亲历事件本身，在必要时，上级官员可以命令下级官员之间相互转承职务，上级官员也可以直接代替下级官员行使职权、作出决定，这就使行政权突显出一种上命下从、上下一体的集合性特征。行政性决定也被视为是行政机关整体所作出的决定，行政官员个人的人格则被集体所吸收，处在行政权力等级体系中的任何一个位阶的权力主体，都可以为更高位的权力主体所代替，而不会影响决定的有效性。可见，司法权与行政权两者之间，在权力构造和运作逻辑上都存在着内在的分裂性，司法权的重心不在于法院整体，而在法官个体，司法公正的最终实现依赖于确保司法官员的个体独立性；而行政权的重心不在行政官员个体，而在于行政机关整体，行政效率的实现依赖于行政等级的森严有序，通过组织完善的科层结构确保行政命令的上命下从、上下一体。司法权与行政权在权力结构和运作逻辑上的这种差异性，决定了两者之间的不可兼容性，在司法机关内部采用行政管理模式或者在行政机关内部引入司法管理模式，都是不可取的，只会造成权力本身的扭曲、异化。二、司法独立与院长辞职制其实，除了法官等级制之外，最高人民法院在其他制度改革上也存在着强化司法行政化的趋向，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法官枉法、院长辞职”的规定。2001年1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颁行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及专门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引咎辞职规定（试行）》指出：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及专门法院发生严重枉法裁判案件，致使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的，在其直接管辖范围内的法院院长、副院长应当引咎辞职。同时，在其直接管辖范围内的法院发生其他重大违纪违法案件隐瞒不报或拒不查处，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或者有不宜继续担任院长、副院长职务的其他情形，院长、副院长也应当引咎辞职。我们充分理解最高人民法院这一《规定》出台的社会背景，因为它实际上反映了社会民众对司法腐败的强烈不满情绪，这种情绪通过上访、伸冤以及媒体介入等途径，组织、集中、传输到权威机关，并通过政治架构上的权力制衡，影响到最高司法机关的改革决策。鉴于司法权在中国国家权力结构中的现实地位，以及司法机关本身的政治化趋向（在中国这样一个“全民干政治”、“社会政治化”的国家，司法机关实难以摆脱政治的影响，其突出表现就是司法机关被视为全民专政的工具、“刀把子”），以至最高司法机关在出台改革措施时，也不得不经常表现出对民意的某种“迎合”或“屈从”。但是，司法改革作为一项理性的实践活动，不应当违背司法权运作的客观规律，以强化法院院长对下级法官的领导责任的方式，来控制司法腐败的蔓延，很可能在加强了对下级法官的反腐败力度的同时，却为法院院长的腐败大开方便之门，因为“法官枉法、院长辞职”制度本质上是一种类行政化的首长负责制，它必将强化我国法院内部管理体制中的行政化色彩，使法院院长对下级法官的监督、控制能力加强，因为根据责权相一致的一般原则，法院院长既然对下级法官的裁判行为承担着直接责任，那么法院院长就有权在法官审理案件时，按照自己的意志作出指示和命令，这样，法院院长的长官意志就将代替主审法官的心证，成为决定案件命运的关键因素，显然，这是与现代刑事诉讼所倡导的司法独立、直接言辞等一系列诉讼原理背道而驰的。即使站在工具理性的角度说，这一制度对于遏制司法腐败的真实效果也是颇值质疑的，因为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造司法腐败滋生的制度因素，实际上，在旧体制下，原本就是通过法院院长审批制、审判委员会等组织形式监督、控制下级法官的司法腐败行为的，但是，司法腐败仍然愈演愈烈，这已经表明，采用行政性管理手段遏制司法腐败是不成功的。而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又通过“法官枉法、院长辞职”这种更为极端的行政管理制度，来遏制司法腐败，其必然失败的结局也就是可以预见的了，正如有人已经指出的，它只不过是转移了司法腐败的主体，即由下级法官转换为法院院长，而对于“寻租”的当事人而言，事情可能变得更为方便，因为以前可能需要“勾兑”一个合议庭、数名法官，现在则简化为只需“搞定”法院院长一人即可，而且由于法院院长的特殊地位，以前只为某一案件而发生的短期寻租行为极有可能发展为长期合作关系，甚至演变为一种分利联盟，进而导致“软政权化”现象的产生。实质上，院长辞职制只不过是对行政机关首长负责制的克隆和翻版，它体现的是行政权而非司法权的运作规律。前面已经提到，行政权本身具有上命下从、上下一体的特性，行政官员的决定也被认为是行政机关整体的决定，因此，行政权的行使凸显出较为强烈的整体性特征，这种整体性是行政决策效率性的保证。但是，任何决策都无法保证不出现失误，行政权更不例外。决策失误意味着决策机关应当为此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这是现代“代议制”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但是，行政机关的整体性却为责任追究带来了障碍，因为既然行政机关上下一体、行政决定被视为行政机关的集体决策，那么显然就应当由整个机构来承担责任，但是，根据“法不责众”的常识理性，由整个机关承担责任是不现实的，而且代价过于高昂。在这种情况下，由行政机关的首长作为责任承担人辞职，就成为一种理性的、经济的制度选择。由行政首长以辞职的方式承担政治责任，带有“丢车保帅”的性质，藉此可以平息社会公众追究行政机构责任的要求，规避了整个机构“下课”的政治风险，维护了整个行政机构的信誉。可见，行政首长辞职制本质上是一种屏蔽机制，它以行政首长的辞职的形式遮蔽了我们对整个行政机关责任的追问，它带有极强的行政管理色彩，而这是与司法权运作中要求的亲历性、个体性要求是完全不同的。在司法系统内部，要求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事必躬亲，不但亲自主持庭审、形成心证，而且须以个人名义作出最终判决，这就使得司法权的行使带有极强的个体性特征。由于法官是以个人体验、个人名义行使司法权，因此，即使法官判决出现错误，也应当由法官个人来承担责任，而与其他同事以及法院整体没有连带关系。不仅如此，现代法治国家还基于司法独立的内在要求，规定了法官享有司法豁免权，为了保证法官心无隐忧、公正断案，即使法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出现错案的，只要法官不是故意徇私、枉法裁判，法官可以不承担法律责任。可见，司法权根本是循着一条完全不同于行政权的理路在发展，在司法系统内部引入带有行政色彩的首长辞职制度，只会将司法改革引入歧途，使司法权按照行政权的轨迹扭曲运作，其结果只能是使司法权本身致力实现的公正目标变得愈行愈远、最终遥不可及。从根本上说，我国司法改革能否获得成功，取决于我们在进行制度的改造与重构时能否充分尊重司法权运作的客观规律，是否按照司法权本身的运作规律来重新配置司法权。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客观上的现实政治格局，以及改革者主观上的认识误差，我国的法院制度改革在改革目标和手段之间出现了错位，并形成了所谓“路径依赖”，凭藉目前改革中所采取的制度手段，根本无法实现改革预期的目的，法官等级制度以及“法官腐败、院长辞职”制度，都只会强化法院管理中的行政色彩，妨害司法独立，扭曲司法权的公正运作，因为它们违背了司法权本身的运作规律，因而也必然背离了改革的初衷和最终目标。（德）博德：《德国的司法职业与司法独立》，载宋冰主编：《程序、正义与现代化——外国法学家在华演讲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6页。（德）博德：《德国的司法职业与司法独立》，载宋冰主编：《程序、正义与现代化——外国法学家在华演讲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英）w？ivor？詹宁斯：《法与宪法》，龚祥瑞、侯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12页。[英]w？ivor？詹宁斯：《法与宪法》，龚祥瑞、侯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12页。
司法制度的改革篇5
关键词：司法体制改革；基层法院；经费保障制度；分析
针对司法体制深化以及改革工作机制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了重大的部署，同时也为基层法院经费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指明了方向。基层人民法院担负着依法惩治犯罪、独立行使国家审判权、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以及社会秩序稳定等多重艰巨任务，同时还要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有序的进步。而对于基层法院来说，只有在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前提下，才能依法公正审判。而基层法院经费保障制度，则是确保其自身实现科学发展，以及履行审判职能的关键物质基础。
一、基层法院经费保障制度概述
基层法院在履行职能的过程中，法院经费能够提供一定的经费需求，而法院经费主要包括办案业务经费、公用经费、装备经费、人员经费以及“两庭建设”经费等五个方面。从建国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诉讼无偿时代历经三十多年，而基层人民法院的经费主要包括办公经费以及人员经费。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的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第一个相关的试行办法，因此基层法院的经费中，就多出了诉讼收费这一来源。回顾历史可以看出，目前基层法院在收支管理诉讼费的过程中，其主要经历的方式为三种：（1）费用分成式。即基层法院根据财政核定的金额，将诉讼费留存一部分作为办案经费，而其余的诉讼费则根据一定的比例向上级法院以及地方政府进行上缴。（2）自收自支式。即基层法院留存全部的诉讼费，作为办案经费开支，以补充办公经费存在的不足。（3）收支两条线式。即基层法院将全部诉讼费上缴给国库，由相关财政部门进行统筹之后，根据法院部门预算核定标准以及实际的财政情况，通过预算外收入的方式再返还给基层法院，以将其用作法院的办案经费。而在改革财务会计制度之后，新行政事业单位将“预算外收入”项目取消了，并将其作为法院返还的预算内资金。
在二零零九年，中央对“分级负担、分级管理”这一实行多年的政法经费保障体制实施了一定的改革，使其改革成为了一种全新的体制，即“明确责任、收支脱钩、分类负担、全额保障”，这就使得法院在破解制约其进步以及发展的保障性、机制性以及体制性难题方面获得了巨大的突破。同时经历中央的这次改革，二零一三年与二零零八年相比，基层人民法院的经费收入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二点一七。而在收入的经费中，业务经费的增加使得基层人民法院的办案效率大大提升，办案条件获得了极大的改善，因此表明这一改革对于基层人民法院而言具有积极作用。二零一二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给基层人民法院的资金与二零零八年相比，增长了百分之九十一点八，且使得基层法院的办案条件以及执法条件获得了显著的改善。另外针对基层法院的“两庭建设”资金，中央预算内的专项投资与二零零八年相比增长了百分之三百七十一点二五，这对基层人民法院的资金缺陷问题，起到了有效的缓解作用，从而有效的保障了法院各项审判工作的顺利实施和开展。
二、司法体制改革下基层法院经费保障制度的现状
基层人民法院实行的领导体制，与我国现行体制相互协调和统一，其是以上级法院领导为辅、地方党委领导为主的双重领导体制。实行该体制能够确保基层法院充分的发挥出地缘优势，同时还能确保基层人民法院的管理达到一定的有效性以及及时性。而由于与法院以及法官存在密切关系的财权、人事权等，大都由地方政府进行掌握，因此导致了基层法院的经费保障制度存在一些问题，具体如下：
（一）无法合理维护法院的专业性
在基层人民法院中，审判是其中心工作，而由于人们的习惯性思维以及行政权的扩张，使得基层人民法院往往被地方政府看成是一个下属的职能部门，即综治维稳、民调、党建扶贫、计生以及创卫等，且无论这些业务与审判是否有关，都要求基层人民法院必须参加，这就造成了基层人民法院长时间被各类行政事务所困扰，从而难以将其审判职能集中的体现出来。
（二）无法切实贯彻法律的权威性
我国行使审判权的重要代表即是基层人民法院，且法律规范统一适用，而各方当事人的利益也需基层法院进行平等的维护。但是在这块块管理的前提条件下，司法权地方化的现象十分严重，这就使得管理保障上的地方性与司法嗟闹醒胧氯ㄊ粜灾间存在一定的冲突，针对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之间的关系，地方政府如果不能对其进行正确的处理，通常情况下会要求基层人民法院对其局部利益加以保护，这样一来就无法切实贯彻法律的权威性以及统一性。
（三）无法有效保证司法的公正性
在现行的体制基础上，同级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基层人民法院的资产购买以及处置、法官的任命、法院经费以及人员工资等，这就使得地方利益与基层法院的利益之间形成了依附关系。在对各类与地方利益有关的案件进行审理的过程中，基层人民法院就必须对同级政府的利益进行慎重考虑，甚至在执行、裁判、受理一些相关的案件时，还需请示以及汇报给地方政府，导致了司法公正性不能获得有效的保障。
三、司法体制改革下基层法院经费保障制度的管理构想
对省以下地方法院的财、物、人等进行统一的管理，是党在十明确提出的重要管理要求，这就使得基层人民法院能够有效的脱离地方政府的控制和约束，从而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因此针对基层法院经费保障制度，本文特提出以下三点管理构想：
（一）经费管理
省高院在对本省的系统经费预算进行编制的过程中，其主要依据的是市、县编报的部门年度预算以及汇总，并且要在同级人大批准之后，将预算分解成各个指标，然后由省财政厅国库支付局将其录入各级法院的账户中。通常情况下，部门的预算包括“两庭建设”经费、装备经费、人员经费、办案经费、公用经费以及其他经费等。而根据各省的具体情况，可将其中的人员经费制定为三级阶梯工资，即针对一些即将退休的工作人员，可以享受退休前一点五倍的工资待遇。而基建经费、装备经费以及办案经费等，则需要结合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利用现代化的科学手段，制定出量化、精确的标准。而公用经费则要求，基层法院在现行标准的前提下，对其增加适当的保障措施。现目前，由于地方政府掌握了基层人民法院经费的预算、划拨、分配权等，其中存在相对较大的随意性，且审批的相关程序也逐渐变得繁琐。而在进行改革之后，资金的收取和划拨则只由财政部门进行负责，而省高院则同监察部门以及审计部门共同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从而有效的避免了财政部门假借管理的名义，而导致新的地方保护主义重新形成。
（二）人员管理
针对各级基层人民法院的人员数量，需由省编办联合市编办以及县编办共同进行核定，并且要采取分类管理司法人员的方式，适当提高法官的待遇，要对司法人员的职业保障进行完善和健全，要通过动态管理法官员额的管理模式，实现反复淘汰、能进能出、逐渐优化。而法官在独立办案以及依法行使职权的过程中，由于其面临着利益集团以及强大政府施加的共同压力，所以从基层法院的司法独立必须从法院独立做起，直到实现法官独立。而要想实现有效的独立，则法官人员必须进行人格转型以及观念转型，要确保具备现代公民意识以及独立的人格，这样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建成现代化的法治社会。
（三）资产管理
在基层人民法院中，其资产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固定资产，二是流动资产。而基层法院在移交资产的过程中，首先需对清查资产的基准日进行确定，清理资产的过程中必须核实存量，同时制定出债权债务以及资产清单明细表，针对不同的土地区分情况、多重产权以及产权不清楚等情况，需要采取适度支付对价、置换以及处置的方式分别进行处理。同时要在产权明确之后，向国有资产管理局进行报批，之后才能交由省高院进行统一的管理。
四、司法体制改革下基层法院经费保障制度建设策略
（一）明确法院经费保障责任
在建设基层法院经费保障制度的过程中，首先需对经费保障责任进行明确，即基层法院在经费保障工作中需明确自身所担负的责任。而各级党组织以及相关政府部门，需根据相关的标准和规定，对其加大经费投入，要采取针对性的措施确保基层法院经费保障水平实现良好的提升，从而有效的满足法院职能履行的经费需求。而在司法体制改革的新背景下，各级政府在安排本级预算的过程中，其经常性的司法支出需高于改革之前，且要按照基层法院的财力情况以及实际工作需求予以适当的增加。本级政府应当安排的司法支出，不能通过中央以及市级安排的资金转移支付进行抵顶，另外要根据上级政府的要求，对项目补助资金以及转移支付资金等进行严格的安排和使用。
（二）实施法院经费分类保障
通常基层法院的经费包括基建经费、装备经费、业务经费、公用经费、人员经费以及其他经费等，因此在建设基层法院经费保障制度的过程中，需要对其进行分类保障。而“分类负担”则指的是根据不同地区政法机关的特点，对法院经费项目进行科学合理的划分，要对各级政府的保障范围进行明确，同时采取分部门、分区域、分项目的法院经费分类保障制度。另外要建立“以奖代补”的转移支付资金模式，即市级司法部门需按照中央下发的“以奖代补”资金，对存在困难的基层法院，予以一定的资金支持，并且要侧重对特别困难的基层法院的支持，这样才能保证基层人民法院设施完好、装备齐全、正常运转等。
（三）实行严格的收支脱钩
针对基层法院的经费保障，在建立相关制度的过程中，也可通过“收支脱钩”的方式，即通过对收治两条线的相关规定的贯彻和落实，对基层法院的收支管理进行切实加强，以保障按标准全额保障、收支脱钩。首先基层法院在履行相关职能的过程中，有关的财政部门徐将其所需的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以确保能够按照标准对其实施保障。而各个地区以及相关部门，不能向基层人民法院下达罚没收入的指标，同时也不能将其诉讼费收入、经费支出、罚没收入等进行挂钩。其次基层人民法院还需做到应罚尽罚、应收尽收。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罚没收入以及诉讼费收入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基层人民法院必须建立一个相应的内部控制机制，要提出可行的监督考核办法以及制约措施，要有效的避免由于收支脱钩导致的应罚不罚、应收不收、执法不严等情况，从而造成罚没收入以及诉讼费收入非正常减少。
五、总结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司法体制改革下的基层法院经费保障制度的研究和分析，可以看出，基层人民法院在履行相应职能、依法行使审判权的过程中，法院经费是其重要的物质基础保障，同时也是法院展开各项相关工作的前提条件。因此健全和完善基层法院经费保障制度，既需要提高司法机关的履职能力和水平，同时也需要基层法院加强内控和监督，这样才能确保基层法院经费获得充足的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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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制度的改革篇6
关键词：司法的广场化;媒体审判;司法的剧场化;应对
一、媒体审判---司法广场化的另一种解读
司法，是纸面上的法律对现实社会具体介入的一种形式，它的实施直接影响着法的品格和形象。舒国滢教授在1999年提出了“司法的广场化”的概念。他提出，不同的利益团体、机关和个人都在“追求正义”的信念支持下把过高的期待寄予司法的活动过程：各级政府可能会把消解社会危机和进行社会整合的负担交由司法机关承受，新闻媒体通过张扬案件事实中的催人泪下的细节和判决理由的争点来介入对司法公正的解释和判断，普通的民众则企望司法官员扮演“青天老爷”或“上帝之手”来拯救他们所遭受的社会冤苦。这些不同的初始期待使人们在朦胧的“正义”观念的驱动下对司法过程产生积极参与的热情，而更愿意选择一种人人直接照面的、没有身份和空间间隔、能够自由表达意见和情绪的司法活动方式，他把这一司法活动方式称为“司法的广场化”。[1]
在历史上，历代的统治者都或多或少采用司法广场化这一“即时性策略”来达到安定秩序之切近目的。到了现代社会，在一定意义上，司法的广场化所潜在的一种道德正当性，就是追求所谓“阳光下的司法”之目的。它把司法活动的每一细节（控诉、辩论、审判、惩罚等）均诉诸民情的反应和置于众人的凝视之下，以防止司法的“暗箱操作”所可能导致的司法冤情和腐败，也可能借助“民愤”的正当性处理一些通过正当程序难以解决的问题或案件。但是，舒教授也尖锐地揭示了这种广场化所留下的“阴影”。
首先，司法的广场化强调直接从人的内心和历史传统中生发“活的法律”并且崇拜这样的法律，这将使人们相对轻视所谓“法律的书写（本本上的法律）”，把法律的言说看作是第一性的或居于首要地位的。而法律言语的表达，与司法广场化的生动境况直接融为一体，就难以避免任何一个广场空间之特定气氛（如民众情绪的表达）的影响。其次，司法的广场化趋向于生动形象的、可以自由参与的法律表演，把裁判的结果和实施惩罚的轻重诉诸人们直观、感性的正义观念或道德感情，这也容易使所有的参与者（包括司法官员在内）偏好结果的“实质公正”，而并不在乎实现这种所谓“实质公正”的程序的安定性与合法性。甚至相反，热衷于追求“心目中的正义”，反而可能厌恶与自我产生隔膜的复杂的法律程序设计、严格的法律逻辑和经过专门创造的法律语汇和法律规范，更愿意使用浅白平直的日常生活语言。所以，司法的广场化并不完全适应现代法治之复杂性、专业化性质，与法治之品质和旨趣也并不完全和谐一致。再次，司法的广场化对感性的张扬，也可能会使一个社会（社群）、国家或民族过分持守由广场的表演生发的本地的经验和礼俗或本民族的精神和意志，而把法律视为“民族精神”、“民族意志”或“乡理民情”的体现。并且依此为借口排拒跨越地域界限的法律观念和原则，否定法律制度之间的可通约性，拒绝合理吸收其他民族、国家的法律文化。
传统的司法广场化往往依托于一个法律地理空间的概念——即一个露天广场或是类似的露天空间，一个可以自由出入与外界没有间隔的空间。比方说，由来已久且盛行于当世的媒体审判就可以视作司法的广场化在当代的最为形象的表现形式。
最近十多年来，随着中国媒体法制报道和评论的发展，对媒体审判的关注和批评也在增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法制处处长徐迅女士指出，在中国，媒体审判的情形确实存在，其主要表现包括：对案件作煽情式报道，刻意夸大某些事实；偏听偏信，只为一方当事人提供陈述案件事实和表达法律观点的机会；对采访素材按照既有观点加以取舍，为我所用；断章取义，甚至歪曲被采访者的原意；对审判结果胡乱猜测，影响公众判断；未经审判，报道即为案件定性，给被告人定罪；发表批评性评论缺乏善意，无端指责，乱扣帽子，等等。从根本上来说，媒体审判是在法院判决前对案件进行定性，把媒体自己对案件的理解强加给公众。
之所以称媒体审判为司法广场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主要是因为二者在许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
第一，二者产生原因类似。媒体审判与司法的广场化都是基于群众对于司法活动的参与热情而产生的。
第二、二者的参与人员以及载体类似。司法的广场化产生了古代，当时参与人员就是一般民众，而媒体审判虽然借助的是媒体舆论这个工具，但事实上，媒体舆论也是为民众服务，其体现的也是民众的意愿。
第三、二者造成的后果类似。司法的广场化与媒体审判在表达民意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如果不加以妥善引导，也都给社会造成了一些不利的后果。首先，二者会使社会公众对案件有一种非理性的认识。进一步说，二者会损害司法机关的威信，影响司法公正。而从司法机关这方面来说，其在办理案件过程中除了考虑案件的法律效果外，也要考虑案件的社会效果，也就是案件在社会上的接受程度。
二、内外兼修---公诉机关以司法的剧场化应对媒体审判洪流
正因为司法的广场化即现在盛行的媒体审判存在如此的弊端，另一种司法活动的方式或类型也逐渐受到了学者的关注，我国学者舒国滢于1999年提出了“司法的剧场化”的理论。司法的剧场化是指在以“剧场”为符号意象的人造建筑空间内进行的司法活动类型。[2]相比较司法的广场化来看，它更具经济性：首先，安全工作变得相对容易而低成本。其次，与广场的临时性、功能多变性不同，法庭等建筑具有一种自身功用的特定性，能唤起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和尊敬；而法庭开庭对公众的开放，又能使普法教育收到较好的效果。再次，剧场化的执法和司法可以创造一种尊重人权的文化，因而从根本上来说，也有利于预防犯罪。最后，通过剧场化的执法，法庭对犯罪份子的犯罪行为进行精密的分析，严谨的说理，从而得出合理合法的公正判决，有利于犯罪人有一个良好的认罪态度，从而也有利于随后对他的改造和教育[3]。
正因为相较于司法广场化，司法剧场化有如此的进步之处，应对目前媒体审判即司法的广场化愈演愈烈的现象，公诉机关应当将司法剧场化的相关理念引入目前的公诉制度改革，以期达到以下的目的：
1、民愤的有效疏导、民意的合理听取。人民是一个国家的基础，一个国家的意志就是全体人民的意志，而作为国家代表的公共管理机构必然要体现全体人民的意志，包括它为全体人民制定的政体和规定社会秩序的法规体系、都是不能违背全体人民的意志的，人民的意志在一个国家是至上的。漠视媒体审判就是漠视民意，漠视民意必然会带来对民意的压制甚至以民意为敌。
2、媒体舆论的正确引导。在当代这个资讯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媒体扮演着重要的舆论监督的角色，绝大多数的民众也相信媒体报道的客观性与真实性，媒体在民众心目中有很高的公信力，对于多数的中国民众来说，媒体的定调是权威的、客观的，媒体的立场是代表着民众利益的。所以，公诉机关在处理问题时一定要看到媒体舆论的重要地位对其正确的加以引导，轻率地与其针锋相对，其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
3、大众法治精神的渐进培育。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法治精神状况是支配和决定其法治战略得失成败的精神支柱和灵魂，在人类历史上，凡是主张依法而治的国家或民族，都十分注重弘扬法的精神，并以此去唤起人们的热忱，使依法而治由少数决策者的主张变为大多数人的自觉行动。综观我国的民族法治精神建设，解放前，中国一直是一个人治社会，法治精神未有发芽的土壤，而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法治精神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怀，甚至还受到冷遇。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最终打破了“左”的思想禁锢，在探索中努力培育新时代的民族法治精神，而在我国这样的历史传统下，人们要放弃原有的一套精神文化价值框架，重新建立一套全新的精神文化价值框架，必然是极其痛苦、极难适应的，这就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公诉权的行使必须追求客观公正，这是公诉活动的核心追求。[4]检察官(公诉人)的客观公正义务也正是检察权公信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目前日益盛行的媒体审判之风面前，公诉人的客观公正立场经常会受到公众的质疑，面对这样的舆论和社会压力，公诉制度改革在制度设计上应当做出如下的应对：
1、透明而有间隔的司法程序。从直观上来看，司法的剧场化比之司法的广场化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尽管公众对于司法活动仍然可见，但却不能直接参与，有一种既透明却又有隔膜的感觉，这使得公众与司法机关之间可以有一定程度的接触，而又缺乏实质的肌肤之亲，在这样的环境中，理性和谨慎将会压过凭直觉行事的激情。因此，公诉制度改革中，在司法程序设计方面应当考虑既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却又让公众没有过度的参与或者说干涉的权利。
2、直观而有说理的公诉活动。长期以来，公诉机关权力意识较浓厚，认为“既然手中有权，何必多费口舌”。同时，在我国传统的刑事诉讼结构中，公诉方拥有明显的优势，助长了公诉人员有理也懒得解释的惰性。再加之部分公诉人员业务能力不足，往往说理不够，使得广大民众对于公诉活动的正确性无法有明确的判断。
3、严正而有节制的媒体宣传。媒体宣传与司法公正不是必然对立的一组事物，而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一方面，片面报道所误导的公众舆论，可能对独立审判产生负面影响；但是另一方面，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关注和报道，又具有促进司法改革、减少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的积极作用。总之，司法与传媒要各司其责，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大众传媒要恪守理性、建设性的原则，防止出现误导民意而酿成所谓“舆论审判”的恶果，大众传媒作为社会公器对此应加以明察。
4、迅速而有成效的诉讼监督。公诉权以维护公共利益为使命，通过诉讼程序进行运作。因此，为保障公诉权功能的实现，同时也为了在诉讼活动中维护公共利益，赋予公诉机关一定的诉讼监督权成为必要。即通过监督公诉功能相关的各诉讼环节的程序合法性以保障公诉质量，同时，保留对判决结果正当的质疑以保障通过公诉维护公共利益的目标得以落实。
三、公诉制度对“司法剧场”空间的营造
借鉴司法剧场化的相关理念，公诉制度改革中可以进行相关制度的完善和创新，从而营造公诉中的“司法剧场”空间。
（一）在公诉活动中引入通报制度
所谓的通报制度是指当出现、发生或即将发生可能对一定群体产生影响的情形或事件时，按照规定负有报告义务的有关人员和机构，应及时将有关信息向该群体报告的制度。通报制度是民主监督的重要形式。目前，通报制度在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办理案件过程中，已经开始实施，如“深圳梁丽案”、“杭州飙车案”、“湖南罗彩霞案”、“湖北邓玉娇案”等，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因此，在公诉活动中，也应该引入通报制度，对于公众关心的重要案件、热点案件，在不泄露案件机密的情况下，在起诉至法院后开庭前，对于起诉书认定的案件事实情况，对社会公众及时通报，使社会公众能够及时详细的了解相关案件情况，畅通民众与公诉机关的沟通渠道，减少民众对公诉机关公正办案的疑虑。
（二）借鉴大陪审团制度，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妥善引入民意
大陪审团制度始于英国。12世纪中叶，英国的陪审团已具有双重职能：除了事实审的功能，也就是认定被告是否有罪的功能之外，还有一项就是控告犯罪的职能，即“大陪审团”。根据12世纪的“克拉伦敦法令”和“诺桑普敦法令”的规定，每村里的每百户的村要选出12名代表，他们负责向法院告发在他们的所在地犯罪作案的嫌疑人。[5]陪审员的检控主要依据的不是证据，?而只是其对涉嫌犯罪事件的认识及怀疑。[6]但陪审员只能提出控告，无权做出被告是否有罪的裁决。然而，陪审制度至近代以来一直受到各方面的批评并逐渐衰落。尤其是负责控告职能的大陪审团，因其不采纳遵循先例原则，对证人权力未给予充分保障等原因而受到指责。[7]因此，到了现代，很多国家已经完全废除了大陪审团制度。在中国，虽然从来没有过大陪审团制度，但我们有人民监督员制度，公诉制度改革应该把执法说理与人民监督员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对由人民监督员监督评议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决定的、拟撤销案件的、拟不起诉的“三类案件”及“五种情形”，邀请人民监督员这一中立的第三方来说理，缓解执法机关和案件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情绪，消除社会对公诉机关执法工作的偏见，提高公诉机关的执法公信力。除此之外，还可以同时利用宣传手段，在进行法制教育中进行说理。公诉机关可以采取定期讲法制课、举办法制宣传周等方式，以案释法进行法制宣传教育，使群众与公诉机关的沟通更加顺畅，逐步培养民众的法治意识。
（三）加强法律新闻管制
公民有对案件、特别是重大案件的好奇心理，所以对其知情权的实现是新闻媒体义不容辞的义务，同时司法机关也有对案件在不受任何外界干预和影响下进行公正审理的要求，这是一组矛盾的关系。要保证双方目标的实现，就不能拒绝媒体进入法庭，也不能让媒体任意“发言”，参照其它国家的经验，双方事前可以拟定一份“君子协议”，协议内容大致包括：在案件开庭审理之前，新闻媒体应尽量不发表有偏见的报道，也不要对被告人是否违法或构成犯罪发表相关评论；对明显涉及被告人和被害人名誉和隐私的内容、没有查证的或效力不明确的证据、与实际勘察存在差异的证据等不准擅自发表。
（四）完善公诉说理制度
所谓公诉说理制度，就是公诉机关在公诉活动中揭示公诉机关判断和适用法律所依据理由的制度。其基础就是说理，而只有根据充分的证据，经过缜密的思考，才能为所作出的判断提供让人信服的理由。据此，要完善公诉说理制度，必须在以下三个方面下功夫：
(1)在庭审中强化证据分析环节。证据分析是指在举证质证完毕后，公诉人对法庭调查中所出示的证据的客观真实性、证据与被告人行为、案件事实的内在关联性所作的综合性论证，对虚假证据或者证据间的矛盾进行合理排除的根据和理由所作的说明，以及证据对案件的证明意义所作的阐述。
(2)法理之外，勿忘人情。在任何追求理性的事业中，包括在执法、护法的过程中，决不能将理性和感情对立起来。[8]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案件，虽然被告人被定罪判刑了，但是案件审理的旁听效果及至社会效果未必就好，有的公诉人在法庭上虽努力执法，据理力争，但在旁听者乃至媒体的眼中，仍显刻板，缺乏说服力。究其原因，倒未必是观众对法律的理解不够。真正的原因在于有些公诉人没有意识到公诉发言不仅诉诸于合议庭，也诉诸于旁听者，诉诸于旁听者的理智与感情。在证人被告人犯罪行为及其社会危害性时，侧重于法理，而忽视对人情感的激发，是不能有效激发他人的共鸣的。法理之外，勿忘人情，要一个好的公诉效果，必须做到法与情的并蓄。
(3)以人为本，教育干警转变观念，强化说理意识。任何制度的实施和完善，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人的身上。因此，完善公诉说理制度，必须从公诉干警自身的素质完善做起。同时提高公诉人员的专业素质和业务水平，使公诉人员有较强说理的能力。
总而言之，公诉制度改革应当借鉴各国的先进经验和我国自身改革中的实践积累，努力开拓，不断创新，营造“司法剧场化”空间，扬长避短，将媒体审判对司法公正的影响降到最低。
参考文献：
本文系浙江省政法委、浙江省法学会2010年法学研究课题成果，课题编号为2010nC30。
作者：李森红，女，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沁，女，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干部，田涛，男，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副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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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制度的改革篇7
从一元片面的价值观转向多元平衡的价值观
从社会分工的历史沿革来看，刑事司法制度的本源功能就是打击犯罪，因此，世界各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把打击犯罪作为刑事司法制度的基本价值定位。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保护人权的观念越来越受到各国人民的重视，并相继在一些国家被确立为刑事司法活动的价值目标之一。
毋庸讳言，受“大公无私”等强调社会利益的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受“敌我矛盾”等阶级斗争的思维习惯的制约，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一直偏重于打击犯罪的需要，而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的保护重视不够。然而，现代社会的司法活动应该崇尚公正与文明，人类社会的进步应该表现为对人权的尊重，因此，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加强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的保护。
在刑事证据立法中重视人权保护的价值，就要求司法人员和侦查人员改变过去那些带有偏见的办案思路和习惯，不要再用对待“阶级敌人”的态度和手段去对待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即使抛开无罪推定的原则，仅从实际情况出发，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也并不一定都是有罪的人。就刑事司法的证明过程而言，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只是可能的犯罪者，他们应该在诉讼过程中享受公平的待遇。即使是被法院判定有罪的人，也仍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司法机关代表国家行使权力，也应该尊重其基本权利。
然而，我们也要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当我们纠正过去那种“只讲打击不讲人权”的司法观念时，也不能只片面强调保护被告人权利的重要性。我们不要忘记，刑事司法系统还肩负着维护社会秩序和保护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的职能，还具有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的功能。换言之，我们应该追求司法的文明，也应该重视在刑事司法活动中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乃至法院判决有罪的犯人的合法权利，但是不能因此就忘记了刑事司法系统的根本任务还是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民。
从偏重实体的公正观转向重视程序的公正观
所谓司法的实体公正，即要求司法机关在审判裁决的结果中体现公平正义的精神。所谓司法的程序公正，即要求司法机关在审判活动的过程中坚持正当平等的原则。前者的要旨在于审判结果的正确性；后者的要旨在于审判过程的正当性。如果把司法系统看作一个工厂，那么，实体公正考察的是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而程序公正考察的是该“产品”的“生产工序”。虽然就一般情况而言，要保证“产品”质量就必须遵守科学合理的“生产工序”，而科学合理的“生产工序”也应该导致“产品”的合格，但是二者的考察指标毕竟不同。单纯就实体公正来说，无论采用什么“工序”进行生产，只要“产品”合格就是“公正”；而单纯就程序公正来说，无论“产品”质量如何，只要采用了科学合理的“生产工序”，就是“公正”。
世界各国在确立其刑事司法制度时不得不就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关系做出或明示或默示的界定和取舍。当然，各国的做法不尽相同，有时甚至大相径庭。一种极端的做法是片面追求实体公正，忽视程序公正。一言以蔽之，无论程序如何，无论手段如何，只要结论是公正的，就是司法公正。这曾经是大陆法系国家诉讼制度的传统之一，现在仍然是一些国家确立刑事司法制度的主导思想。另一种极端的做法是片面强调程序公正，甚至以牺牲实体公正为代价也在所不惜。这是在普通法系国家重视程序规则的司法传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美国的司法制度堪称代表。
由于司法文化传统的影响，“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观念至今仍然对侦查人员和司法人员有着广泛的影响。因此在刑事证据制度改革中，我们必须强调程序公正的重要性。具体来说，就是要在证据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贯彻正当程序原则和公平待遇原则。所谓正当程序原则，就是要求刑事诉讼活动中取证、举证、质证、认证的有关程序都必须具有正当性。正当程序不仅可以保障实体公正的实现，而且具有独立的自身价值，包括对法治精神的维护和对当事人权利的尊重。所谓公平待遇原则，就是要求诉讼活动中与证据有关的各项规则对各方当事人来说都应该是公平的。司法面前人人平等，证据面前也应该人人平等。在公平的“游戏规则”下，各方当事人都可以享有平等的举证和质证的权利与机会。
当然，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是不可偏废的。实践经验证明，单纯追求实体公正不仅会导致漠视甚至践踏诉讼参与者的正当权利，而且也会导致司法公正观念的扭曲。当然，片面追求程序公正也是一种误区。凡事都应有度，超过了一定的度，就变成了“作秀”，就是做样子给别人看的。虽然这样做具有一定的社会稳定功能，但是也有不容忽视的弊端，因为牺牲了实体公正必然会使司法公正失去其本来的意义。
从侦查中心的司法观转向审判中心的司法观
在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模式下，法官在审判中对证据的审查并不具有实质意义，因此，没有必要强调法官的直接审查，也没有必要排除侦查人员在审判前提取的书面证言。但是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模式下，由于对案件事实的认定都要在法庭审判过程中完成，所以，证据是否直接在法庭上提出，是否直接接受法官的审查，就具有了重要的意义。另外，在现代司法制度下，被告人是否有罪的裁决只能由法官作出，不能由警察或检察官作出。由此可见，从“侦查中心”到“审判中心”的变化，符合人类社会司法制度的发展趋势。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也是以侦查为中心的。特别是在“法律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指引下，审判自然成为了侦查的附庸，而法院院长要接受公安局长领导的做法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在现代法治国家中，刑事诉讼的核心应该是审判，刑事司法权应该属于法官。因此，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方向应该是从“侦查中心”转变为“审判中心”，而这一思想必然在刑事证据立法中得到体现。具体来说，直接言词原则也应该成为我国刑事证据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目前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以审判为中心”的思想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专业人士所接受，法官在刑事诉讼中的主导地位也逐渐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但是许多侦查人员还保留着“以侦查为中心”的思维习惯。例如，一些侦查人员认为，只要抓到犯罪嫌疑人并拿下口供，就算破案了，侦查工作也就完事大吉了。实践证明，公安局侦查终结的案件未必都能在法院得到有罪判决。虽然法院未判有罪的案件并不一定都说明公安局的侦查工作有过错，但确实有相当数量的案件是因为侦查人员的取证工作中存在着失误。在有些案件中，因为侦查人员偏爱口供而错过了重要物证的提取时机，致使案件做成了“夹生饭”；在有些案件中，由于侦查人员忽视证据保全工作而使本来很有证明价值的证据失去了“法律价值”，导致无法定案。因此，侦查人员必须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现代诉讼制度的要求，转变司法观念，提高证据意识，明确自己定位，做好本职工作。
另外，从侦查中心的司法观转向审判中心的司法观，还有助于在司法实践中遏止刑讯逼供。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下，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作出的口供对审判来说价值有限，关键还得看被告人在法庭上如何陈述。因此，侦查人员不能以为只要拿到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就算大功告成，他们必须考虑嫌疑人在转化为被告人之后会怎么说，必须认真地收集其他能够支持嫌疑人口供的证据。嫌疑人口供的作用被降低了，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的内心动力也就减弱了。总之，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观可以促使侦查人员依法办案，提高犯罪侦查工作的质量。
从查明事实的办案观转向证明事实的办案观
在司法活动中，查明与证明是一对很容易混淆的概念。所谓查明，就是通过调查研究，明确有关事实的真伪；所谓证明，就是用证据来明确或表明。用通俗的话讲，查明是让自己明白；证明是让他人明白，自己明白才能让他人明白，但自己明白并不等于他人也明白。在证据法学中，区分这两个概念是非常必要的。
从查明事实的办案观转向证明事实的办案观，其实质就是要遵循现代司法活动中“以证据为本”的原则。所谓“以证据为本”，就是说司法证明必须以证据为本源和基石，司法活动必须以证据为中心。换言之，司法裁判必须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之上，因此又称为“证据裁判主义”。
证据为本原则符合司法证明的客观规律，司法证明的基本任务是认定案件事实。对于司法人员来说，案件事实一般都是发生在过去的事件，无论是1年以前还是1天以前。由于时间具有一维性，是一去不复返的，所以，司法人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无法看见发生在过去的事实。他们所能看到和听到的，只是各种各样的证据。尽管现代科学技术非常发达，但是人类目前还没有办法回到过去。换言之，我们还得承认时间具有一维性，是一去不复返的。法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根本无法看见发生在过去的事实，包括比较遥远的过去和很不遥远的过去。他们所能看到和听到的，只是各种各样的证据，法官的任务就是要通过这些证据去查明和认定案件事实。
坚持证据为本原则，就要求司法人员和侦查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必须从客观存在的证据出发去认定案件事实，不能以主观的臆断或猜测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强调这一原则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反对司法专横和司法恣意，遏止刑讯逼供，防止“逼供信”，树立文明、科学的现代司法观念。在这种观念指导下，侦查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就应该认真地按照法律的要求和标准去收集并保管能够充分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取证工作的质量也就会有很大的提高。
从倚赖人证的证明观转向重视物证的证明观
就司法证明方法而言，人类社会曾经有过两次重大的转变：第一次是从以“神证”为主的证明方法向以“人证”为主的证明方法的转变；第二次是从以“人证”为主的证明方法向以“物证”为主的证明方法的转变。与此相应，司法证明方法的历史发展也可以分为神证、人证、物证三个阶段。
所谓“神证”，即“神示证据”的简称，是用一定形式邀请神灵帮助裁断案情，并且用一定方式把神灵的旨意显示出来，作为裁判的依据。“神证”的方法包括“神誓法”和“神判法”。“神誓法”，即面对神灵宣誓以证明案件事实的方法。“神判法”又称为“神明裁判法”，即通过让当事人接受某种肉体折磨或考验来证明案件事实的方法。
在以人证为主的司法证明时期，当事人——特别是刑事被告人——的陈述无疑是最主要的证据。在刑事案件中，以获取被告人供述为主要目的的审讯问案法便很自然地成为了司法证明的主要手段，而刑讯逼供的盛行也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中国古代的证据制度是以“人证”为中心的。综观从夏朝建立到清朝没落这四千多年的历史，中国的证据法律制度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定罪重视被告人的供述，坚持“断罪必取输服供词”的原则；第二，刑讯是获取被告人口供的法定手段，法律对刑讯的条件、方法、用具和程度往往有明确规定。另外，中国古代的司法人员也在司法实践中总结出“以五声听狱讼”和“钩距问案”等科学的“人证”调查方法。
物证在司法活动中的应用和推广总是伴随着一定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物证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并不能自己到法庭上去直接证明案件事实，必须借助于人的力量，必须由人来解释物证所反映的案件情况。换言之，物证需要人的解读，而解读物证往往需要一定的科学知识，所以，物证与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物证离开了科学技术便无法发挥其证明作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又把物证及其相关的检验鉴定结论称为“科学证据”。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各种物证技术在司法活动中的运用曾经长期处于随机使用和分散发展的状态。直到18世纪以后，与物证有关的科学技术才逐渐形成体系和规模，物证在司法证明活动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起来。毫无疑问，19世纪是科学证明方法得到长足发展的时期。20世纪以来，为司法证明服务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
人类的司法证明已经进入了以物证为主要内容的“科学证据”时代。在复杂纷繁的社会生活中，在日新月异的科学发展中，司法活动的对象也在不断提高其科技含量，司法活动的环境也在不断更新其科技内容，因此，要实现司法公正并提高司法效率，就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就必须提高司法证明手段的科技水平。一言以蔽之，就要从以人证为主的司法证明转变为以物证为主的司法证明。
然而，目前我国的一些侦查人员还习惯于依赖人证的侦查方法和手段，或者说在内心深处还残留着“人证情结”。在办案过程中，他们只知道“从人的嘴里要证据”，却不重视对各种物证的发现和提取。在一些案件中，犯罪现场本来留有许多物证，但是由于侦查人员对“人证”的偏爱，结果错失了提取物证的时机，错失了用合法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机会，导致案件虽已查明却不能证明，甚至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对于犯罪侦查人员来说，从倚赖人证的证明观转向重视物证的证明观，既符合人类司法证明活动的发展规律，也符合社会文明与法治发展的历史潮流。
从偏重证明力的自然证据观转向强调可采性的社会证据观
在司法活动中研究证据，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证据的证明力；其二是证据的可采性。所谓证据的证明力，即一个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作用或价值，或者说，一个证据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程度。所谓证据的可采性，是指一个证据可否在诉讼中被采纳为证据，又称为证据能力或证据资格，即一个证据能否满足诉讼活动对证据的基本要求，是否具备诉讼的准入资格。
由于证据的证明价值是以证据的真实性为前提的，所以，对证据的证明力进行考察应该从证据的真实性开始。由此可见，在司法活动中考察具体证据的证明力实际上包括两个层面：第一是证据有没有证明力，这主要是证据的“确实性”问题，即证据是否真实可靠；第二是证据有多大证明力，这主要是证据的“充分性”问题，即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能否达到法定标准。
证据的可采性包括证据的关联性与合法性。前者要求在诉讼双方提交法庭的各种证据中，只有确实与案件事实存在关联性的证据才可以采纳为诉讼中的证据，不具备关联性的证据不得采纳。后者要求诉讼双方提交法庭的证据必须在证据的主体、形式以及收集提取证据的程序和手段等方面都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才能采纳为诉讼中的证据，不具备合法性的证据不得采纳。由于关联性是证据自身固有的属性，而合法性是一定社会制度赋予证据的属性，所以，合法性实际上是证据法中关于可采性问题之规定的核心内容。
我国的证据法及其理论研究长期以来具有重视证明力而忽视可采性的倾向。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证据概念的问题上，我国的主流派学者一直强调证据的真实性，主张“不属实者非证据”；第二，在证据属性的问题上，我国的主流派学者一直强调证据的客观性，认为客观性是证据的“首要本质属性”；第三，在证明标准的问题上，我国的主流派学者一直坚持“客观真实说”，强调司法人员在案件中查明的“真实情况”都必须是“客观真实”，绝不能是“其它形式、其它程度的真实”；第四，在立法上，我国的诉讼法中关于证据的规定主要集中在证据的概念、形式以及查证属实等问题上，缺少关于证据可采性或采纳标准的规定；第五，在实践中，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在收集证据和审查证据的时候，关注的重点都是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价值，而对证据的合法性问题则很少关心甚至不闻不问。
然而，现代法治原则要求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在司法活动中加强对证据可采性或合法性的关注。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英美法系国家具有重视证据可采性的传统，因此，强调证据的合法性是不言而喻的；大陆法系国家虽然具有自由心证的司法传统，但是，加强对诉讼中法官“采证”行为的规范，强调证据的合法性，也是这些国家立法改革的趋势。当前，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改革也要“与时俱进”，“与世俱进”，也要加强对证据合法性的重视。
司法制度的改革篇8
高原
目前我国公司法理论界对公司法律制度修改的呼声越来越高，也对公司法律制度改革的内容提出了各自的意见和建议，甚至有些地方人大或政府在公司法律制度实践中已经作出了一些具体规定，以此对公司法进行适用上的实际改变。笔者认为，尽管这些地方的作法反映了对公司法律制度改革的强烈愿望，但有些内容的规定也超出其权限，其合法性值得商榷。以广东省为例，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于2003年3月19日了《关于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决定》，后于2003年9月29日出台了《广东省关于加快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广东省关于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加快发展的实施办法》、《广东省关于放宽民营资本投资领域的实施办法》等十二个配套政策文件，广东省政府办公厅也于2003年10月30日转发了广东省工商局的《关于改革企业登记注册工作的若干意见》（详细内容请访问.cn/），对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具体而全面的规定，应当说是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相信随着这些文件及政策的进一步落实将会对广东省的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并对广东省的经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下面笔者仅以私营有限公司为例来对广东省的一些规定进行探讨，以求见教于大方。
一、公司资本制度方面的改革
1、折衷资本制的试行
我国现行公司法所规定的是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在设立公司时就应当按照法律的规定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足额出资，但公司设立之初这些资金并不需要全部使用而导致资金的浪费，实际上也就是有限的社会资源的浪费，与追求高效率的经济运用原则也背道而驰，因此也应当对其进行适当的修改。采用折衷资本制，在规定股东缴纳一定比例的出资后，允许其余的资本在规定的时间内缴纳，应当说更加合理。笔者认为，这并非简单地模仿外国的公司法制度使然，而是公司法律制度必须适应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广东省规定“凡申请注册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在50万元以下（含50万元）的，允许分期缴纳，首期不少于法定最低限额的50％，余额1年内补足”，应当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2、降低公司注册资本的数额限制
“资本法定”、“资本充实”与“资本保持”这三个原则在公司法中正式确定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对债权人的保护，从而保证整个经济交易的安全与秩序。但是当一个公司注册之后，公司管理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并没有对公司出资的资金运用进行相应的监管，仅仅是作了个表现形式而已，在实践中根本就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公司频繁出现的抽逃出资行为并未得到有效监管与处理就是最明显的例证。我国现行的公司法规定的出资是实缴出资，如果成立一个有限公司，其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依公司的经营范围不同从10万元至50万元不等，因此公司设立者在设立公司时就应当按照公司法规定的最低注册资本限额的要求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足额缴付出资，这一规定现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公司法学者的批评。大家普遍认为公司的注册资本与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来看，显然过高，不仅设定了较高的准入门槛，也造成资金的闲置，同时也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笔者认为，这一规定在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初期是必要的，也是相适应的，特别是在我国公司普遍存在严重的信用不足的情况下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人们对公司法理论与实践的不断深入与发展，也逐步认识到单纯的依靠提高注册资本数额来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既不充分也不现实，在公司法实践中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所以也就开始从资本信用向资产信用转变，力求通过较为完善的资产运用监管法律制度来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此时，以资本信用为主要目的的最低注册资本限额似乎也没有必要再予以坚持，而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主张把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限额适当降低，笔者认为是可行的。广东省的相关文件规定：“从事科技、技术的研究、开发、咨询及服务的科技型私营有限公司，其注册资本最低可为3万元”。应当说是体现了公司法的这一发展方向，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至于是否能在公司管理及司法实践中起到良好的作用，尚待观察。
3、取消无形资产作为出资的比例限制
现行公司法对股东出资作出了较为严格的限制，只规定股东可以有五种出资方式，分别为货币、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及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以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作价出资的金额不得超过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20%，国家对采用高新技术成果有特别规定的除外。后来国家科委、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97年7月4日印发的《关于以高新技术成果出资入股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可以超过20%但不得超过35%。广东省的相关文件则规定：“允许以技术等无形资产作为资本投入办企业。技术人员用以法律形式取得产权的高新技术成果或专有技术投资兴办民营科技企业的，其成果经省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科技评估机构评估后，技术成果作价金额占企业注册资本的比例可不受限制，由投资各方协商约定。”虽然促进了以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作为出资的积极性，提高了高新技术的应用与发展，但是不受限制的作法肯定也会带来消极作用，毕竟对公司的出资并不仅仅关系到公司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还会涉及到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特别是会影响到相对关系人的权益问题，怎么能不加以合理的限制与规范呢？笔者认为这种几乎是绝对放任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应当予以慎重考虑并做出更合理的规定。
二、公司主体资格方面的改革
公司法理论认为法人也应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但对于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的具体内容及限制却存在不同的观点（限于本文篇幅笔者在此不深入论述），广东省的相关规定也对公司法这方面的理论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其具体规定为：“凡符合企业法人条件，经营项目需前置审批而暂未取得批准文件的，经企业申请，可核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可核‘筹办’，待企业完备前置审批手续后，再据以核定经营范围”。“企业法人因重组改制或经营不善丧失经营能力而停止经营，企业要求保留企业法人资格、取消经营资格的，可予核准，原经营范围予以删除，改核‘仅供清理本企业债权债务使用’”，其标题即为“试行企业法人资格和经营资格相分离的登记制度”。笔者认为，首先从公司主体方面来讲，经营范围能否影响到公司的权利能力或行为能力、如果可以则会在多大程度影响等问题仍需要公司法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探讨。其次，“法人资格”与“经营资格”两个词语绝不能简单地分别对应公司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这两个概念，而只能理解为当公司同时具有法人资格与经营资格时才可以从事经登记的经营活动，否则只有法人资格而无经营资格时不得从事经营活动，也就是说法人并不因为不具有经营资格而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根据公司法理论与现行公司法实践，除另有法律规定外，公司自其成立之时起（也就是颁发营业执照之时起）就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我国民法通则第36条即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第三，尽管这样规定似乎能解决公司在设立时及终止时这两个阶段所出现的一些特殊问题，但并不能解决公司在经营中的实际需要与正确界定法律关系，似无必要，相反可能会给公司法实践可能带来一定的混乱。因为没有具体经营范围的公司其存在是不必要的，而没有得到许可的经营范围是不能从事经营的，那么这些规定赋予一个没有经营资格的法人资格有什么必要呢？而对于“企业法人因重组改制或经营不善丧失经营能力而停止经营，企业要求保留企业法人资格、取消经营资格的，可予核准，原经营范围予以删除，改核‘仅供清理本企业债权债务使用’”有无必要呢？企业停止经营并不会必须导致法人资格的自然丧失，也不会直接导致其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的丧失，其自身不再从事经营即可，即使出于对相对关系人保护，法律也可以设定其他相应制度来对其经营行为进行规范，何必要求变更登记为“仅供清理本企业债权债务使用”这一“经营范围”而让这个公司继续（甚至长期）存续呢？同时，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因公司设立行为而产生的相应的权利义务，在公司依法成立时应由成立后的公司享有或承担，在公司没有成立时由公司设立人来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先确认其有法人资格，则所承担责任的性质与主体都会发生相应的改变，不仅与公司法理论不相符而且也可能会影响到债权人的利益，等等，所以笔者认为这个规定是否合法与适当值得更进一步研究与探讨。笔者认为，如果想系统地解决公司主体资格问题，倒不如正式引入公司权利能力与公司行为能力这两个概念，并允许公司享有更加广泛的经营范围（当然，法律法规另有特别规定的除外），规定当公司取得法人营业执照时起享有民事权利并承担民事义务，亦即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而对于其能否从事某一具体的经营业务（亦即是否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则取决于法律的规定、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工商管理部门的核准范围。也就是说，具有法人资格后即取得了相应的权利能力，至于其是否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或者说其行为能力是否受到相应的限制），得以法律的相关规定、公司章程的规定及工商管理部门的核准登记为依据，但司法实践中可以用经营资格或范围来判断公司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一个依据。以法人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理论来进行规定，不仅符合公司法理论体系的完整性要求，也符合公司法律制度的实践，而且更加准确与规范。限于本文篇幅，相关内容笔者将会另外行文论述。
三、经营范围与市场准入改革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必然会涉及到经营范围的问题。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公司的经营范围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在那种特定的经济环境下具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由于经营范围问题很多也就是市场准入问题，因此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对政府放开市场准入的要求就会越来越显得迫切。随着我国对外改革开放步伐的进一步加快，以及对加入wto所做出的承诺，完全有必要加大力度对一些投资领域或经营范围进行相应的放宽。所以广东省相关文件规定：“根据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对外承诺，除国家限制和禁止投资的领域外，凡对外开放的项目，应当对内开放；凡对公有经济开放的项目，应当对民营经济开放。所有竞争性领域和对外开放的领域，都允许国内经营者投资，鼓励平等竞争。”这才真正让私营企业享受到了与外商投资企业同等待遇，也享受到了与国有企业的同等待遇，可惜的是来得晚了一些。对于那些已经被外国投资者熟悉的投资领域，对于那些被国有企业占领了大多数市场份额的行业，对国内刚起步的没有多少资金、人才、信息、技术实力的民营企业来讲，无疑是站在很落后的起跑线上，必须依靠政府更多的扶持才能得到更快的发展。
四、登记制度及程序改进
登记制度与程序的改进应当说与公司法的实体规定改革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就算是公司实体法规定得再好，如果各地方政府设置了一些不适当的登记注册条件或程序，也无法达到良好的效果。根据2003年8月颁布的行政许可法第12条、第13条等规定，只有对于那些确有必要经过行政许可的特定行业才要求办理相应的行政许可手续，对于其他的经营活动一般都不必再设置批准前置程序或手续。因此，广东省的相关规定减少不必要的审批前置项目和程序，取消各地方各部门不合理的规定和作法，为公司法律制度的正确、顺利实施提供了程序上的保证，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
五、评价与建议
总的来看，广东省的相关规定对推动公司法律制度改革作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也对鼓励广东省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由于公司法律制度是我国民商事法律制度中的基本法律制度，因此地方人大或政府是无权对其进行修改或另行作出相抵触的规定，广东省的规定从性质上来看应属越权，由此带的实际问题将主要表现在涉及依照这些规定设立的公司的诉讼中。如果一个有限公司是按照广东省的相关规定进行的相应公司设立登记，其实质条件并未达到公司法的具体规定时（例如法定最低注册资本限额、高新技术作价的比例等），法院很可能会责令公司补足出资，严重的可能会涉及到虚假出资甚至是刑事犯罪等问题，从而影响到公司及其出资人的义务与责任承担，这也是从事公司法律实务人员应特别注意的问题。其次，由于我国公司信用制度基本上属于空白，也给经济交易的安全性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这也是在进行公司法律制度改革时不可忽视的问题。因此公司法律制度的改革应当是一个系统的、全面的改革，没有与此相对应的规范制度是不行的。否则，不仅可能会损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甚至可能最终影响或破坏整个社会经济秩序。此外，尽管一些行政措施规定的比较具体，但也有些规定并不是很简单的就能实现。比如，以高新技术作为出资时，就必须建立与完善一个公正的价格评估体系，以避免作价过高而出现的变相虚假出资现象。其实，从推动公司法实践的作用来看，对公司的行政管理、扶持与服务比公司的法律制度更为重要，法律制度也只能规定一些最基本的内容，而公司行政管理与服务才是最为具体和现实的。所以笔者认为，我们不仅要改革公司相关法律制度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更要从治理社会经济环境出发，除了加强对公司的行政管理外，还要协调和加强社会各个行业各个部门如财政、税收、金融、交通、能源、环境等方面的工作，为公司提供交流、协作、教育、培训等各方面的服务，简化公司登记的各项不必要的条件与手续，完善与落实各项扶持政策，为公司的经营提供优质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与法治环境，以建立与维护良好的经济秩序，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完稿于2003年2月1日
欢迎广大法学爱好者与我共同探讨相关法学问题
司法制度的改革篇9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治建设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取得巨大成就,并积累了丰富经验。
1.1立法成就显著。一是符合国情的立法体制日臻完善。1954年宪法初步确立了我国的立法体制,1982年宪法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立法体制。二是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不断推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扩大，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受到进一步重视。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目前，我国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
1.2依法行政全面推进。一是依法行政原则全面确立。行政处罚法的出台，明确了行政机关必须依法行政的方针;1999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二是行政法制建设取得明显成效。行政立法成绩显著，国务院制定了600多件行政法规,国务院各部门、各省级和较大的市级人民政府制定了20000多件规章。三是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对行政权力的监督不断加强。
1.3司法公正得到有效维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的审判制度曰益完善。司法机关全面加强司法队伍建设，不断堤高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专业水平，广大司法人员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法律意识、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不断增强,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高素质司法队伍逐渐形成。
1.4法制宣传教育成果丰硕。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报告都把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重要的工作。1985年起,和司法部联合制定了5个五年普法规划,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先后对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做出了5个决议。普法活动在全社会蓬勃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不断深入，全社会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不断增强。目前，法制宣传教育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行动。2当前我国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2.1司法权地方化倾向严重。司法权地方化,即地方司法机关在人、财、物等方面受制于其他地方国家机关和组织，地方党委和地方政府的人事部门拥有地方司法机关主要领导干部的推荐权或指派权。司法没有权威，就谈不上法治权威。要依法治国，就必须堤高司法的地位，使司法成为解决法律争端的权威、最具有约束力的方式。从法院内部还是外部来看，法院的实际地位远远未达到法律规定的地位,在不同程度上损害了司法在民众中的形象，影响了司法的权威性。
2.2司法体制不完善。首先,司法机关的管理体制和设置不合理。我国现行的司法机关的管辖区域与地方党委、地方权力机关、地方行政的管理区域完全重合。我国是单一制国家，理应只能存在一套统一的国家司法系统,各级司法机关应是一脉相承、统一而完整地行使国家司法权,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国家法制和司法权的统一。其次，司法机关的内部管理体制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司法责任制。由于长期受行政管理方式的影响,我国司法机关基本上是以行政管理的方式来管理司法工作，特别是审判机关往往习惯于以此来管理审判工作。
2.3司法监督机制不健全。制约权力的外在力量越弱,权力滥用的可能性就越大。应该说,我国现有的对司法机关的监督机制是较为全面和系统的，既有自身监督,又有人大监督、行政监督、新闻监督等。但由于缺乏具体落实的监督机构或实施方式,有的监督程序未能充分实施。比如司法机关系统内的监督机制疲软,致使司法机关无力通过自身的监督机制来纠正各种执法不严及司法腐败现象。
2.4司法队伍素质不容乐观。总体而言，我国司法队伍数量庞大，但整体素质不高。以法官队伍为例:一是缺乏科学的法官管理体制,法官内部没有明确的分工;二是缺乏卓有成效的法官职业保障制度，尤其是经济保障和任职身份保障制度，导致法官不能独立地公正审判，损害法律的公正、统一三是缺乏统一的法官在职继续教育制度和地区间法官职业交流制度,不利于审判质量乃至整个司法公正的可持续发展;四是缺乏系统的具体化的法官职业道德规范。
3当前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原则及对策
3.1坚持马克思法治观的指导思想。司法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看，都不亚于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因此，明确改革的指导思想就显得愈加重要。然而，我国司法改革长期以来一直缺乏明确的指导思想，这已经在深层次上制约了我国司法改革的进一步推行。司法改革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自我完善,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以马克思法治观为指导思想，确保司法制度改革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期间提出,大法官、大检察官要始终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上”“三个至上”是对马克思法治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丰富和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政治性、人民性、法律性的统一。因此，我国司法改革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法治观为指导。3.2坚持司法独立的宪法原则。我国宪法第126、31条分别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的干涉。在我国，司法独立包括审判权独立和检察权独立两个方面。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司法独立就是指的审判独立。司法独立，即审判独立，是指法院及其法官依照法定程序对争议事件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过程中排除任何非理性干预的法律自主性。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的体制保证，也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司法独立以实现司法公正为宗旨，作为实现司法公正的一种手段，它只能是相对的，必须符合一国的宪政制度。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国宪法确立司法独立的原则，为司法制度改革堤供了宪法空间。
3.3培育现代司法理念。司法理念是指导司法制度设计和司法实际运作的理论基础和主导的价值观，也是基于不同的价值观对司法的功能、性质和应然模式的系统思考。司法理念是司法实践的指南，是实现司法公正的价值基础。司法理念作为一种实践理性对司法实践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培育法律至上、司法独立性、公正性、公平性等现代司法理念，可从以下几点着手:一是加强在校学生司法理念教育，特别要注意将这些渗透到法律专业课程中去。二是加强在职人员司法理念的教育,±咅育全新的司法理念。如一些法官送法下乡，为老百姓解答法律困扰。三是培育起全社会的司法理念意识。培养当事人打官司应有的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加强社会成员的司法理念意识，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浓厚的司法理念氛围。
3.4健全司法监督制度。防止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必须从制度上完善对司法的监督制约机制。不仅要健全司法机关系统内部的监督机制，如建立法官、检察官财产申报制度等等，而且特别是要加强人大、新闻和公众等外部力量对司法的监督，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保障司法监督权得以有效行使。同时，要加大对司法人员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维护司法机关的形象和法律的权威。
3.5改革司法权运行机制。改革目前的人事、财政及领导体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统一而又独立的司法系统，以确保司法权和国家法制的统一。第一，在党的领导方面，将目前由各级地方党组织对各级司法机关的领导改由党的中央组织对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的领导;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根据党的中央组织的授权代表执政党负责领导全国各地的司法机关。第二，改变目前司法人员的任免程序和方式。从单一的任命制向任命制、选举制以及任命与选举相结合的方式转变。第三，改变各级地方司法机关的财政体制，将目前由地方政府负担地方司法机关的财政改为由中央政府负担，并由最高司法机关集中统一管理全国各级司法机关的财政经费。
3.6加强司法职业化建设，全面堤高司法人员素质。司法职业化，即加强对司法队伍的职业建设，建立一支专门化、高素质的司法职业队伍。为改变我国司法职业队伍的整体素质不高的现状，几年来司法机关进行了法官职业培训、助理法官制度、书记员单独序列、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加强司法队伍建设,堤高司法人员的素质和水平，这就要求:第一，严格规范法官的输送渠道与选拔条件，堤高法官队伍的资质水平。第二，加强法官教育培训制度化建设，使其走上系统化、规范化轨道。把对法官的教育培训同对法官的考核、任用挂钩，形成培训与考核、任用三位一体的有效运行机制。第三，推进法官的职业化，确立法官职业保障制度。包括法官职业身份保障、职业物质保障制度、安全保障和法官的豁免权保障等。第四,完善司法职业道德规范建设。制定以公正廉洁、敬业勤业为主要内容的司法职业道德规范，作为司法机关内部惩戒的依据。
总之，笔者相信，在以马克思法治观及党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攻克司法制度改革中的难题，构建一个适应21世纪发展需要，体现现代法治要求，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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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英津.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治观[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
[3]信春鹰，李林.依法治国与司法改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司法制度的改革篇10
〔论文摘要〕 规范和调整司法活动的司法制度对一个国家法律的实施有重要意义。我国的司法制度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存在着许多弊端。因此改革司法制度势在必行。
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在某种程度上讲是通过司法来实施的,因而规范和调整司法活动的司法制度对法律实施有重大影响,起着桥梁性作用。但是,我国的司法制度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法治原则的确立,现行司法制度因其自身的缺陷已难以适应我国法律的有效实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因此司法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
一、我国现行司法制度的弊端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现行的司法制度已严重制约了法律的有效实施,影响了司法公正与效率,其弊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司法模式行政化。现代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司法的非行政化。由于受政治、文化传统和司法传统的影响,我国的司法体制、法院机构设置、法官制度、司法运行过程都带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审判权与行政权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行政机关可以对行政事务进行积极而主动的干预,而法院则不应该采取主动的方式。法院是一个是非的判决者,法官只能坐在法庭上行使权利,不能到处出击主动提供服务。但在现实中,我们的法院所承担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司法职能。这是由于我们对法官和法院的职能定位以及权力运行特点并不十分清楚。这样的局面主要是体制问题造成的,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法院就永远摆脱不了“受制于人”的尴尬境地。
从法院的设置来看,基本上是走行政区划的路子,这种体系无法摆脱司法和行政的各种关联,产生不利于公正司法的因素。从法院内部结构来看,法院从院长、副院长、庭长到普通法官形成了一个等级体系,这种等级体系是按行政官员的阶次加以套用的,行政性官员甚至已经成为法官能力与水平高低的衡量器。从法院内部上下级关系来看,不同层级的法院之间不是单纯的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而是具有行政意义上的上下级领导关系。上一级法院有权对下一级法院的工作进行指导,甚至对个案进行所谓“提前介入”的干预,而下一级法院主动就案件的判决向上一级法院请示汇报,这种关系为司法不公提供了温床。这种司法体制本身的行政化,是导致当前我国审判不能真正独立、公正以及司法腐败的重要原因。
(二)司法权地方化。我国宪法设定的是人民代表大会领导下的“一府两院”模式。事实上司法机关不具有和政府相并列的地位。司法机关的财政权和人事权受制于其他国家机关和组织。特别是由于地方司法机关受制于地方政府、地方权力机关和地方党政委,由此导致了司法权的地方化。
从财政上看,我国自1980年以来,基本上实行的是以“分灶吃饭”为主要内容的财政体制。这种财政体制虽然调动并刺激了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在某些领域或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但与此同时,在“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下,一方面我国的行政机关掌握着整个国家的财权,各级司法机关的经费必须由同级政府决定;另一方面司法机关在装备、办公条件、办案经费等方面会因各地经济发展及财政收入状况不同而大相径庭。而且在职工住房、工资、福利待遇方面也会因地区经济发展及财政状况不一而出现大的差异。这样一来,司法部门的经济利益,司法人员的个人物质利益同地区经济利益融为一体,息息相关。因此在这样的经济利益结构中,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在审理案件(尤其是经济案件)执行判决时,都有一种基于部门和个人利益考虑的主观愿望,希望本地当事人胜诉, 本地的企业正常经营、盈利、不亏损,本地银行里的钱不被划走。于是司法活动中违背法律规定,抢管辖、滥用职权、枉法裁判、偏袒本地当事人、不作司法协助等司法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就顺理成章地出现了。
地方司法机关除了在财政上依赖于地方政府外,在人事制度方面,还受制于地方政府和地方党委。在实践中,地方党委和地方政府的人事部门拥有地方司法机关主要领导干部的推荐权或指派权。实际上是由同级党委组织部门内定,通过同级人大履行一下选举或任免手续。这种权力机构和权力隶属、权力依赖关系,使得地方司法机关无力抗衡地方政权的权力干预,当然不可能摆脱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这就决定法院及法官在审判活动中只有与地方政权合作,才能正常开展工作。一些案件的处理明知不合法、不公正,但如果坚持原则、秉公执法,顶撞了地方政权及其有关领导人,法院的经费来源就可能被切断、砍掉,工作就无法开展。法官的司法行政职务及审判职位晋升就面临威胁,甚至可能会被无端免职、调离、遭到政治上的打击报复。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法院及法官违法滥用司法权,搞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确实有些迫不得已。可以这样说,司法机关与地方政权机关只是在职能上分开了,但是在体制上依然是难舍难分的。这是司法机关无法充分实现宪法赋予的独立行使司法权的重要原因。
(三)法院审判组织设置和内部管理体制不合理。我国法律规定,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都是审判组织。合议庭负责审理绝大部分案件,审判委员会则对合议庭审理的重大、复杂、疑难案件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在审判实践中,这两级组织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是必须肯定的。但是,许多合议庭只是负责审查事实,提出适用法律意见,最终判决是由庭务会或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而审判委员会成员大多数不参与具体案件的审理,以致形成了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局面,审理与判决严重脱钩。这种合议制、审委会制,其弊端是虚化了法官的权责关系,使法官对法律的服从关系扭曲成对庭长、院长的行政服从关系,使司法责任制通过“集体负责”而被置换成为谁也不负责,从而使司法公正失去了保障机制。目前,随着审判机关的职能作用不断扩大和案件大幅度的上升,法院工作效率的低下越来越影响法院的形象。而法院系统内现行的管理方式使法官缺乏责任心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及审判工作的低效率,产生了整个社会对审判机关的“信任危机”。
(四)对司法权的约束制度不健全。在我国,从形式上看,司法监督的机制已经建立,人大和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在宪法和法律条文中规定得比较完整,但事实上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目前的监督机制收效甚微。
从人大对司法机关的外部监督看,我国宪法规定,司法机关由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并受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但是在实践中,各级权力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关系仅仅停留在罢免同级司法机关的负责人;各级权力机关对司法人员的任免仅仅习惯于履行法律手续,没有把对司法人员的任免与对他们具体的执法情况的考虑有机结合起来;各级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只表现为“工作”监督,即听取和审议司法机关的年度工作报告以及视察或检查司法机关的执法工作情况。目前,人大监督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缺少对司法机关进行法律监督的操作规则。一方面导致国家权力机关特别是地方权力机关轻司法监督的倾向;另一方面又造成了司法机关特别是地方司法机关以“司法独立”为借口来对抗权力机关的监督。
从司法系统的内部监督来看,主要有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的检查监督和上级审判机关对下级的审级监督。就检查监督而言,人民检察院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它有权对国家审判机关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然而检查监督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从来就没有真正确立和实现。主要表现在:一是检查监督的力度软化,检察机关的执法监督意识和监督行为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干扰和束缚,出现种种障碍,所以有些检察机关认为当前法制不健全,监督手段不完备,致使检查监督难以开展;二是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的监督是一种事后监督,在实践中检察机关发现审判机关的审判行为违法时,只能以抗诉的形式要求审判机关纠正。如果审判机关拒绝纠正,检察机关也无能为力,这样必将损害检察机关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三是检察机关也是司法机关,如何监督检察机关的检察权问题,除了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监督外,目前尚无其他明确规定,从而为检察机关滥用权力提供了便利。另外,我国实行二审终审制,再加上审判机关的审判行为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因此,在有些地方,上级审判机关对下级审判机关进行审级监督的着眼点已不再是法制的统一和国家法律的有效实施,而是地方利益是否受到充分的保护。这样的监督体制,就使得司法工作中的许多问题难以通过现行的监督机制予以解决,并在客观上为司法机关滥用权力以及司法腐败等现象的产生提供了便利。
(五)法官选用制度不合理。司法公正与完善的法官制度是分不开。法官的专业化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和基础,是审判结果正确的先决条件。目前,我国法官大多数达到大专以上文化水平。但是,这其中有很多法官不是法律专业毕业的,正规法律院校毕业的更是凤毛麟角。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我国正规高等教育毕业生,特别是硕士生、博士生难以进入高级以下的司法审判机关,已进入的高学历人才也因各种因素难以久留。这对我国法官队伍的专业化是非常不利的。因此,要实现司法公正,必须建立一个合理的、符合
(二)改革司法机关的财政体制。现行司法机关的财政体制往往导致司法机关办案经费不足、司法人员工资待遇偏低的现象。这是司法机关屈从于地方权力而牺牲司法公正、甚至主动出卖司法权而取悦于地方政府的一个重要原因,必须对这一体制进行变革。为了与上述司法机关领导体制改革相衔接,司法财政体制改革可采取下述办法:省级司法机关的经费由中央财政统一拨款;省级以下司法机关的经费由省财政统一拨款。这不仅使地方保护主义者失去了利用“财权”干扰司法独立的条件,地方保护主义的势力范围将大大缩小,而且有利于增强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和抗干扰的能力,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
(三)改革监督机制,强化司法监督。对司法权进行有效的监督,是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目前主要应当强化国家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强化此监督的首要任务是在制度上真正落实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赋予国家权力机关对一定范围内的案件具有准司法权。在国外,议会赋予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最高司法行政长官准司法权。当然,赋予国家权力机关准司法权,并不意味着国家权力机关替代司法机关,国家权力机关也没有必要介入所有的司法案件。
因此,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司法权时,应当把握一个“度”的问题。从国家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进行监督的角度上看,国家权力机关可以对下列案件行使准司法权:一是涉及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滥用权力的案件,包括司法机关以及司法人员在司法程序中的职务犯罪行为和司法诉讼错案的赔偿案件;二是对法律适用产生异议而需要作出立法解释的案件。这对于强化国家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制约监督,确保司法公正具有重要作用。
除国家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制约外,还要健全司法机关的内部监督机制。在法院内部实行立、审、执“三分离”制度,即立案权、审判权、执行权分别由三个职能部门行使,三者之间形成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的机制,避免由于权力的过分集中而失去制约。同时,要制订、实行一系列监督制度:实行法官与当事人隔离制;改革现行陪审制,建立专家陪审制;建立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制;制定法官道德法等等。总之,对司法权的监督制约,不仅要建立一套监督机制,而且这套监督机制必须具备科学性、权威性和有效性。
(四)改革合议制和审委会制,建立法官独立审判制。法院严格、公正执法依赖于法官严格执法和公正裁判,而法官公正执法的基本要求是法官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即法官享有独立审理和裁决案件的权利,同时对自己的错误裁决承担全部责任。但“两制”的实行情况往往是审判与裁决相分离,这种以取消法官独立审判为特点的体制,消弱、虚化了司法责任制度,直接导致法官队伍进取精神萎缩,政治、业务素质下降,从而与严格、公正执法的法治要求相距甚远。因此,必须改革完善这种行政化的管理方式,建立起符合审判规律和法律规定的管理模式。一是要充分发挥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的作用;二是强化合议庭的作用;三是审委会应把绝大部分案件的审判权下放给审判长和合议庭;四是认真落实审判责任制,真正做到权责的统一。
(五)改革法官管理制度,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公正司法裁判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的价值判断。为此,建议采取以下措施,提高法官队伍的素质:
第一,严格规范法官的输送渠道与选拔条件,提高法官队伍的资质水平。一方面,要拓展经过正规高等教育的法律人员进入法院;另一方面,要严把法院进入关。今后应明确规定,以高等教育政法院校和法律专业的毕业生为法官的主要来源,无法律专业大专毕业以上学历者不能作为法官的选拔对象。目前存在的复转军人和党政机关分流人员进入司法机关的作法应当严加控制,尽快消除这种现象。对现有法官进行专业知识考试,合格者统一由最高人民法院授予法官资格,颁发法官资格证。对考试不合格者,坚决淘汰出法官队伍。这样才能使得提高法官待遇,确保法官身份独立的各种保障既成为必要又成为可能。这样既有助于防止司法腐败,又能提高司法效率。
第二,健全法官考核与淘汰制度。健全对法官的考核制度,既要考核业务知识和办案质量,也要考核政治品质和职业道德。要以考核结果作为法官提职、晋级和加薪以及淘汰的依据,真正实现能者上、庸者下,以激发法官队伍的进取精神和自我约束意识,从而形成以制度塑造法官的道德人格,以法官的道德人格支持制度的管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