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系统保护的途径篇1
传统的生物保护战略被动地强调现存濒危物种和景观元素的保护,如果将物种运动和生态过程作为一个能动的景观控制过程来对待,我们将会有一种全新的景观规划途径。其中有三个方面的概念对这种新的景观规划途径有启发意义:即景观的空间构型对生态过程的作用,生物进化空间轨迹与景观格局设计及景观阻力与潜在的生态基础设施的设计。景观生态安全格局正是在这些方向上的一个新的探索。
关键词:生物多样性,生物保护,景观生态,景观规划。
1.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景观规划途径
景观规划设计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意义已引起生物学家的高度重视,用wilson(1992,p317)的话说"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专业,景观设计(LandscapeDesign)将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环境日益人工化的情况下,仍然可以通过林地、绿带、水系、水库和人工池塘及湖泊的巧妙布置来使生物多样性保持在很高的程度。总体规划不但考虑经济效益和美,同时考虑生物种类的保护"。
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包含三个层次的含意:(i)遗传多样性,即指所有遗传信息的总和,它包含在动植物和微生物个体的基因内;(ii)物种多样性,即生命机体的变化和多样化;(iii)生态系统的多样性,而栖息地、生物群落和生物圈内生态过程的多样化(见mcneely等1990;Soule1991;naS1992)。相应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也分别在环环相扣的多个生物空间等级层次(Biospatialhierarchy)上进行,即(i)景观或生态系统综合体层次,(ii)群落层次,(iii)物种层次,(iv)种群层次和(v)基因层次。生物多样性的空间等级层次与空间位置和格局紧密相关,这也正是本文关于生物保护景观规划讨论的出发点。
总起来讲,生物多样性保护可分为两种途径:以物种为中心的途径和以生态系统为中心的途径。前者强调濒危物种本身的保护,而后者则强调景观系统和自然地的整体保护,力图通过保护景观的多样性来实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保护战略上的两种不同途径也体现在以生物保护为目的的景观规划设计中:以物种为出发点的的规划途径和以景观元素为出发点的的规划途径。尽管两者都考虑物种和生态基础设施的保护,但前者的规划过程是从物种到景观格局,而后者是从景观元素到景观格局。
1.1以物种为出发点的景观规划途径
该规划方法强调,使景观生态规划具有意义的充分必要条件是选准保护对象,并对其习性、运动规律和所有相关信息有充分的了解。以此为基础来设计针对特定物种的景观保护格局。一个整体优化的生物保护景观格局是由多个以单一物种保护为对象的景观最佳格局的叠加与谐调(amstel等1988;Selm1988)。这一途径一般可分为下列五个步骤:
(i)根据物种的重要性,选择目前的或潜在的保护对象。
(ii)收集关于保护对象的信息,包括查阅文献,明确适合于每一保护对象的最佳景观结构。
(iii)汇总和比较所有保护对象对景观的需要。
(iv)修改保护物种清单以取得保护的谐调与一致性。
(v)综合以单一物种保护为目的的景观规划来获得某一地域的总体生物保护景观规划。
如果有足够详尽的关于物种及其相关联系的信息的话,以物种为中心的景观规划途径可以说是,最有效和科学的生物保护途径。但是,这一途径一开始就将可能遇到规划师和生物学家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即什么物种应优先保护的问题。人们一般从三个方面的标准来选择优先保护的物种:
(i)目前的稀有、特有性,受协状态及其实用性,大型哺乳动物和那些被列入国际濒危物种名单之列的物种显然应作为首选的保护对象。往往被作为首选对象。
(ii)物种在生态系统及群落中的地位。保护对象应对维护整体生态平衡有关键作用。
(iii)物种的进化意义。一种杂草可能本身很不起眼,在群落内也表现不出重要意义,但却有可能对进化史及未来生物多样性的发展有重要价值。用进化的观点来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比被动地保护现存的濒危物种更具有意义(edwin1991)。
1.2以景观元素保护为出发点的途径
这一途径并不基于对单一物种的深入研究来作景观规划,而是把生物空间等级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集中针对景观的整体特征如景观的连续性,异质性和景观的动态变化来进行规划设计。该途径认为,现实的生态过程发生在一个时空嵌合体中,包含生物等级系统的各个层次。而批评以物种或群落保护为对象的规划只是偏面地解决了一个连续的复杂系列的局部和片段(nossandHarris,1986)。因此,以景观元素为核心的整体规划途径强调以下的步骤(Harris1984,nossandHarris1986;noss1991):
(i)生态过程和生物多样性成份包含在一个广泛的时空尺度上,因此,一个全面的规划应该以生物等级系统的各个层次的受协成分或节点(node)作为保护对象。强调节点的多样性,这些节点小到一棵孤树或一个森林斑块,大到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而对单一物种本身则不作深入考察。
(ii)因为景观的破碎和分割被认为是危胁生物多样性的一个最重要因素,所以,规划强调景观的连结关系和格局设计。规划的目标是将每一景观中各种大小的节点连接成为整体的保护网络,并在区域和大陆尺度上建立景观保护体系。
(iii)景观及其保护必须从时空系统和动态的、飘移的嵌合体(Shiftingmosaic)角度来认识和理解。所以,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景观规划旨在维护嵌合体的稳定性,综合考虑保护及发展规划,以实现景观的可持续性。
与以物种为核心的规划不同,以景观元素为核心的规划的第一步不是确定单一物种作为保护对象与研究其特性,而是首先分析现存景观元素及相互间的空间联系或障碍,然后提出方案来利用和改进现存的格局,建立景观保护基础设施(Conservationinfrastruture)。包括在现有景观格局基础上,加宽景观元素间的联接廊道、增加景观的多样性、引入新的景观斑块和调整土地利用格局。此景观元素为核心的规划途径的理论指导包括岛屿生物地理学(islandBioge
ography)和景观生态学。景观的连续性、异质性、动态和飘移等是规划着重考虑的景观特性。
这一规划途径的一个典型代表是所谓的景观群岛模式(archipelagomodel),或称为综合利用模式(multiple-usemodel,简称mUms)(Harris,1984;nossandHarris1986)。这一模式包括一个绝对保护的核心区和周围缓冲区。沿核心区向外人类活动强度逐渐增加。核心区是生物多样性等级系统中任一层次上的某一节点。
生态系统保护的途径篇2
1从最优化值到最小—最大值：环境与发展的可持续性规划途径
关于方法论总起来说可以分为两类：即最大—最优化途径(maximization-optimizationapproaches)和最小—最大约束途径(minimax-constraintapproaches)。每类途径又可根据经济和生态指标进一步划分，形成一个2×2方阵的方法类型（表1)。
表1环境与发展规划中的可持续途径[1]
tableapproachestowardsutainableenvironmentanddevelopmentplanning
生态最优化途径和经济最大效益途径都基于理性模式，依赖于完全的信息并相信基于科学知识，人们能制定一个最好方案。而最小—最大值约束途径的一个共同点是追求回避最坏结果的出现，而不是追求最佳状态。最小—最大值的概念取之于搏弈论中的最重要原理，即最小—最大值原理[2、3]，它用来说明竞争双方为保障各自最低利益所应采取的战略。最小—最大值是一种平衡点，这一原理提倡对政策与策略进行多角度的或双向的选择，这种选择实质上是一种反复辩护的过程，本文所取之义就是在保障自身最低安全水平条件下，允许对方寻求最大利益的一种战略。
2最大—最优化途径
2.1经济最大效益途径
在经济最大效益途径中，货币价值被用来计量自然资产和人造资产，基本指标是成本效益。它根据成本—效益模式，分析和追求环境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最大社会效益，允许以人造资产来取代被消耗的环境资产。如果这样，只要最大地获取自然资本与人为资本的总和，我们的后代就可以得到最大的利益，也就是说当代人的经济活动肯定可以使后代人的生活更好而不是更差。这一途径在环境的可持续性利用中的有效性已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怀疑和反对[4、5]。理由包括：
(1)它用货币价值来衡量环境资产的成本或效益可能导致“定量偏差”(quantitativebi-as),因为估价大多基于人的偏好，即“支付意愿”(willinesstopay)。一个合理的环境计价必须依赖于完全的信息背景，但这种背景往往是不存在的。今日的杂草也许正是明日的癌症良药。
(2)它假设自然资产是可以用人为资产来取代的。这样一来，所谓的可持续性就被误以为可以通过维护最大的人为资产和自然资产之和来实现，而不是通过保护环境资产来取得。
(3)它把效益作为人类代际之间以及人与其它物种之间环境资产分配的唯一决定指标。但实际上，成本—效益分析模型只能反映当代人的此时此地的偏好，而不是下一代人的、更不是其它物种的偏好。所以，以经济最优化和经济效益指标无法指导可持续环境与发展的规划。
2.2生态最适途径
生态最适途径基于资源的适宜性和可行性分析，包括地质、水文、土壤和植被等等的分析。规划的目标是寻求土地利用和人类活动的生态最适性。通过景观规划师i.mcHarg的“自然设计”(designwithnature)[6],这一途径被系统化而成为本世纪规划史在方法论上的一个重大发展。mcHarg把该方法总结为“所有系统都追求生存与成功。这种状态可以描述为负熵—适应—健康。其对立面则是正熵—不适应—病态。要达到第一种状态，系统需要找到最适的环境，使环境适应自己，也使自己适应于环境”[7]。景观规划的目标是寻求一个生态最适的土地和资源利用状态。这时，对景观的每一种利用都反映景观本身的内在价值，而这种内在价值可以通过对所在地进行系统的科学分析来发掘。正如mcHarg所相信的“我们可以因此判别生态系统、机体和土地利用的合适环境。环境在本质上越适合于它们，适应过程所做的功就越小。这种适合是一种创造，这是一种最大效益—最小成本的途径”[6]。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生态最适途径与经济最大效益途径在本质上遵循同样的理性思维。
生态最适模式在景观及环境规划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广为应用。但其弱点也很明显。它被作为自然决定论和技术崇拜论的模式而遭到许多学者的严厉批评。Litton和Kieiger[8]认为，这一模式对解决问题并无益处反而有误导之嫌。
经济最优化和生态最适化模型都相信人类的知识可以为人类寻求一条明确无误的、最佳的行动路线，认为这正是规划所要遵循的。完全的信息和系统的科学研究是取得这一目标充分必要的条件。这一规划的理性模式早已受到人们的怀疑[9、10]。人类的知识往往有其不完善性和不确定性。有人甚至认为知识尚不能完全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11]。这种观点得到Simon的认知学研究的支持[12]。他认为人们在解决复杂问题时存在着许多局限性。没有一个决策过程完全符合理性的原则。人类并不需要完全的信息和同时考虑所有可能方案后再作决策。人类并不追求最优，而是追求满意的、并且基本上是可行的途径。
尽管经济最优化和生态最适化都遵循理性模式，而实际上两者所导致的结果是不能兼容的[13]，经济上的最优化途径并不是生态上的最适途径，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相矛盾的。由于对这种矛盾的认识，人们提出众多的通过限制经济发展来保证生态过程和环境健康的途径。
3最小—最大约束途径
3.1对经济过程的限制
最低安全标准(SafeminimumStandard,简称SmS)是经济学家提出的众多关于限制经济活动和发展的概念之一。最早由Ciriacy-wantrup[14]提出，用来解决濒危物种的保护问题。这一概念试图阐明怎样避免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最坏状态，如物种的灭绝。这种最糟状态是不可逆的，而其社会损失又是不可确定的。SmS认为物种是一种可再生的资源，但其可再生性只存在于一定阈限之内。一旦超出这一阈限，资源的进一步利用就造成不可逆的后果，导致人类可利用资源库的枯竭。由于社会和自然的不确定性，这种不可逆的后果是不可知的。防止这种灾难后果或最坏后果的一个办法是采用最低安全标准。利用这一标准，使足够的栖息地得以保护。SmS实际上来源于搏弈论的最小—最大值原理[2、3]。
假设社会必须在两种可能的选择中取其一：一是建水坝，从而获得电力，但导致濒危物种的灭绝；二是根据SmS，不建水坝，从而保存了濒危生物，但丧失了电力。再假设，可以获得的电力价值为X；而濒危物种对未来的价值有两种可能性：可能性一，价值为0；可能性二，价值巨大，为Y。这样，两种政策选择与濒危物种价值的两种可能性构成最大社会损失（表2)
表2不同政策选择的社会损失矩阵
table2Societallossmatrixfordifferentpolicyoptions
由表2可以看出，在采取建坝政策时，最大的社会损失发生在濒危生物对未来具有巨大价值Y的情况下，此时的损失为Y；在采取SmS的不建坝政策时，最大的社会损失出现在濒危生物对未来并无价值的情况下，此时的损失为X。最终选择哪一个政策，取决于Y与X的大小比较。如果X
这一最小—最大值原理没有把利益的代际之间的分配考虑进去，也缺乏可变通性。对此Bishop[15]提出了一条改进原则：除非社会利益的损失大到无法接受，SmS都应该被选择。至于多大的损失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大”的问题，不仅仅应从经济上来分析，还应从伦理上来分析当代人会愿意承受多大的损失而不去向后代强加某种不确定的环境阴影。有人认为，SmS概念可以直接应用于所有可再生资源的保护和利用规划问题。因为它允许现代人有限制地使用自然资源，同时能保护它们为后代所享用。SmS也能间接减少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而鼓励资源的节制利用[4]。
除SmS和最小—最大值原理外，学者们也提出了其它类似概念，如“可持续限制”(Sus-tainableConstraints,简称CS),“预警原则”(precautionaryprinciple,即pp)等[4、5、16]。这些概念都强调节制地使用自然资源而给后代预留以备不测，防止“最坏”事件或“很高损失”的发生。
但这种最小—最大值途径应用于规划中同样产生一系列问题。第一：关于“最坏事件”，在规划过程中，只能是根据不完全信息来判断的。最坏事件不可能是已知的或可预见的一系列后果之极坏状态，也不可能是想象中的最坏事件。所以，它往往不分青红皂白地被作为任何政策的借口，来处理环境损失不可知时的情况，结果使政策本身失去可辩护性。第二是关于“很高”的社会损失。无论是SmS或是其它相似概念，都不能明确什么是“很高”的社会损失[16]。SmS、pp等发展限制概念在发达国家中的小范围景观或环境改变时看来有意义，争议的只不过是新建一个度假区还是增设一块保护地的问题。但在发展中国家则困难得多，在那里，为了生存而开垦一片自然地也许会带来非常高的社会损失（包括稀有物种和栖息地的消失),但是不开垦这片自然地带来的损失也同样是非常高昂的，因为它关系到居民的生存和温饱。
3.1.2发展阈限概念
发展阈限的概念自malisz在60年代提出后进一步由Kozlowski等人发展完善[17～19]。该分析方法最早用于城市规划，特别是居民区的规划，是针对开发过程中受到的客观环境制约这一现象提出的。这些限制导致开发过程的间断，表现为开发速度的减缓，甚至停顿。克服这些制约需要额外的成本，即阈值成本，俗称“门槛费”。这些“门槛费”通常很高，它们不仅仅是一般投资费用，同时也是社会和生态代价。
在某一地域内的一系列阈限中，有一些是关键阈限，比其它阈限强加给开发过程的限制要大得多。克服这些关键阈限面临异常的困难，需要异常高的额外成本，并有可能为开发战略的形成起关键作用。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无法克服或只能通过换取地理环境的不可逆转的损失来克服的阈限，被称为顶级（或边界）阈限。这些阈限标志着城市发展和土地开发的“最终”位置、规模、类型和时间限制[18]。
阈限分析方法有几方面的局限性。首先，它基本上是一种定量化方法，多种开发方案都折算成单一的衡量指标，即阈限费用。尽管该方法声称也考虑社会和生态效益，实际上它只落实到经济成本问题。在房地产开发方案中，效益指标由每一种开发方案中的阈限费用除以住房单元数来求得。其次，阈限分析方法的适用范围也非常局限，主要只适用于住宅区的开发，而对其城市发展问题只起到间接的参考作用。
3.2生态约束途径
3.2.1承载力
承载力(CarryingCapacity，即CC)是用以限制发展的一个最常用概念。CC最早在生态学中用以衡量某一特定地域维持某一物种最大个体数目的潜力[20],现在则广泛用于说明环境或生态系统承受发展和特定活动能力的限度。它被定义为“一个生态系统在维持生命机体的再生能力、适应能力和更新能力的前提下，承受有机体数量的限度”[21]。CC意味着我们应该在对环境造成的总的冲击与我们所估计的地球环境承受能力之间留有足够的安全余地，因为尽管我们知道环境存在着某种顶极的界限，但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会越过这种界限。
正象可持续性概念一样，承载力也是非常难以定义的。它必须同时考虑资源、基础设施和生产活动，另外还要考虑社会对生活质量的偏好。在区域环境规划和管理中，CC一般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22]：①生产过程赖以进行的资源；②人们对生活水平的期望，包括物质需求和服务需求；③生产原材料和生活用品分配方式及提供服务的基础设施；④环境对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物的同化能力。
CC概念应用较多的是自然公园游人容量的控制[23、24]。在这些应用中，承载力的定义包含两层意义：一是社会承载力，涉及到游人对其体验的满意程度；二是自然承载力，它与自然本身的环境和生物过程有关，并与自然地的保护相联系。前者可以根据对公园使用者的抽样调查来确定；而后者则通过某些方法来测定，如简单的专家评定，复杂的模拟、遥感技术和长期的定点观察。只有当CC能真正被定义之后，其在环境与发展中的应用才有意义。然而，定义CC的方法远未成熟，定义CC必须依赖于建立某些限制因素与增长因素之间的定量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很难确定的，这正是CC研究很难有成效的主要原因[25]。CC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某一地域的内在的某种数值，环境能承受的冲击在很大程序上取决于环境管理者对环境维护的目标，所以，有多少观点就可能有多少种承载力的定义。因此，Hardin[26]提出了文化承载力(CulturalCarryingCapacity)的概念。
3.2.2顶极环境阈限
顶极环境阈限(Ultimateenvironmentalthresholds简称Uets)是上述城市与经济发展规划中的阈限分析方法的最新发展和延伸，用以讨论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再生能力及其对发展的种种限制。在自然资源与环境强加在发展过程的阈限中，有一些限制是绝对的、最终的，即顶极阈限。Kozlowski对Uets的定义是“一种压力极限，超过这一极限，特定的生态系统将难以回复到原有的条件和平衡。某种旅游或其它开发活动一旦超越这种极限后，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导致整个生态系统或其重要局部的不可逆的破坏”[18]。
Uets是开发过程的最终环境边界，它们在为开发过程确定生态上健康的“答案空间”(SolutionSpace)上有关键的意义，每一层次的规划都在这种“答案空间”中寻求开发的途径和方案。这种“答案空间”被认为是对定义“承载力”的一个贡献。规划应在保护自然的同时指导甚至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矛盾可以通过把规划过程分解成两个相互独立的阶段来解决：即限制性的和促进性的[19]。在限制性阶段中，优先权应归于生态和资源的保护，而在促进阶段中，规划应注重在“答案空间”中探索各种开发的可能性方案，而这些可能性方案的边界是由规划的限制阶段所决定的。
Uets从环境的4个方面来定义“答案空间”：地域边界、定性边界、定量边界和时间性边界，由此来确定特定开发项目的区位、规模、类型和时间。可以通过分析开发活动形式与自然资源的关系并结合对主要环境因素的评价，来确定Uets，这种环境评价包括下列各方面：①特有度(DegreesofUniqueness),即一种环境元素或成分在某一空间范围内出现的频度；②变异度(Degreesoftransformation)，即环境元素或成分偏离原先自然状态的程度；③耐受度(DegreesofResistance)，即忍耐不良冲击的能力和受破坏后的自我恢复能力；④生物学价值(BiologicalSignificance)。
Uets方法虽有许多启发意义，但也存在着一些局限。其中的一个重要局限是由于不确定因素的存在。Uets的定义基于对发展形式与其对环境冲击之间的关系的分析，以及对环境因素的评价。但这种分析和评价所依赖的信息通常是不易得到的。Uets方法的主要目标是为开发规划定义一个生态上健康的“答案空间”。超过这一空间，自然资源的保护应具有优先权。但当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其它物种的生存同样面临着威胁时，Uets方法就显得无能为力。也就是说，当人类生存的“答案空间”与物种生存的“答案空间”重叠并相互排斥时，谁应有优先权呢？这是在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与资源规划中必须面临的问题。
Uets方法最早从旅游开发活动中总结出来。在那种情况下，人类生存不是一个问题，而且，旅游活动带来的生态破坏相对来说较易解决。但在其它情况下，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应用Uets有许多因难。
3.3安全格局途径
在分析以上各种可持续规划途径，比较其利弊的基础上，笔者曾提出安全格局(Securitypattern，简称Sp)概念[27～29]。与城市和经济发展过程的阈限一样，生态过程也存在着一系列阈限或安全层次，但是这些阈限对整体生态过程和环境来说都不是顶极的或是绝对的。它们是维护与控制生态过程的关键性的量或时空格局，如生物保护中体现在不同安全水平上的保护对象的种群数量、保护地的面积、保护地的数目以及与保护地之间的距离等阈限[30～33]。与这些生态阈限相对应，景观中存在着一些关键性的局部、点及位置关系，构成某种潜在空间格局。这种格局被称为景观生态安全格局，它们对维护和控制某种生态过程有着关键性的作用。同样，景观中也存在对维持其它过程起关键作用的安全格局[1]，包括：农业安全格局，它由农田保护地的面积、保护地的数目以及与保护地之间的关系等构成，并与人口和社会安全水平相对应，使农业生产过程得以维持在相应的安全水平上；视觉安全格局，它们由对视知觉有关键影响的局部、点及位置关系所构成，使环境的视知觉过程得以维护在某一水平上；文化安全格局，它们由对乡土文化有关键影响的局部、点及位置关系所构成，使地方精神与乡土文化过程得以维护，等等。基于安全格局的定义、识别和应用的规划方法称为安全格局途径。安全格局途径认为生态过程和其它过程对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变所带来的冲击的忍受能力是有阈限的，但不承认最终边界的存在。同样，经济发展过程对环境与资源的依赖也是不均匀的，或是阶梯状的。安全格局是各方利益代表为维护各种过程进行辩护和交易的有效战略，它在尽量避免牺牲他人利益的同时，努力使自身利益得到最有效的维护。不论最终的发展与环境规划决策和共识在哪一种安全水平上达成，安全格局途径都使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在相应的安全水平上达到高效。同时，安全格局把对应于不同安全水平的阈限值转变为具体的空间维量，成为可操作的城市规划、景观规划、环境及生态规划设计的语言，因此具有可操性。作为一种新的规划方法论，它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安全是有等级层次的和相对的，不同水平上的安全格局可以使生态或其它过程维护在不同的健康和安全水平上。
(2)安全格局可以根据过程的动态和趋势来定义，而过程的动态和趋势是可以通过趋势表面来表达的。所以，根据趋势表面的空间特性可以判别对控制过程具有战略意义的局部、点和空间联系，即安全格局。(3)多层次的安全格局是维护生态或其它过程的层层防线，为规划和决策过程提供辩护依据，为环境和发展提供可操作的空间战略。
4讨论
作为总结，可以作以下几点讨论：
(1)无论是以经济最优或是以生态最适为目标的可持续规划都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规划不可能是绝对的、唯一的，既非经济决定论的，也非环境决定论的。规划是多样化的、可替代的和可选择的，即规划应是可辩护的。(2)环境会对发展强加某种“最终”的或是“绝对”的限制，对此规划必须遵循。但是，这种限制或边界是很难定义的，或是难以接受的，它在规划中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
(3)在规划所依赖的许多经典概念和模式受到怀疑和摒弃之后，规划方法论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就需要探讨和发展面向21世纪的可持续环境与发展规划的新概念和模式，使可持续规划更为有效。安全格局途径正是在这一方面的一个尝试，它是否具有生命力还有赖于广泛的实践检验。
参考文献
1YUKong-jian.SecuritypatternsinLandscapeplanning:withaCaseinSouthChina.Doctoralthesis,Har-vardUniversity,1995
2VonnewmannJ,morgensterno.theoryofGamesandeconomicBehavior.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1947
3LuceRD，RaiffaH.GamesandDecisions:introductionandCriticalSurvey.newYork:Johnwilley＆Sonsinc,1957
4FoyG.economicsustainabilityandthepreservationofenvironmentalassets.environmentalmanagement,1990,14(6):771-778
5pearceDw.thegreatenvironmentalvaluesdebate.environmentplanning,1994,26:1329-1338
6mcHargi.Designwithnature(l992edition).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9
7mcHargi.Humanecologicalplanningatpennsylvania.Landscapeplanning,1981(8):109-120
8LittonRBJr,Kieigerm.(aReviewon)Designwithnature.Journaloftheamericaninstituteofplanners,1971,37(1):50-52
9Faludia.aDecision-centeredViewofenvironmentalplanning.pergamonpress,1987
10alexandereR.approachestoplanning:introducingCurrentplanningtheories,Conceptsandissues.GordonandBreachSciencepublishers,1986
11Davidoffp.advocacyandpluralisminplanning.Journaloftheamericaninstituteofplanners,1965,31:331-338
12SimonHa.modelsofman,SocialandRational.newYork:wiley,1957
13pearceDw.anincompatibilityinplanningforasteadystateandplanningformaximumeconomicwelfare.environmentandplanning,1973,5:267-271
14Ciriacy-wantrupSV.ResourceConservation:economicsandpolicies.Berkeley,1968
15BishopRC.endangeredspeciesanduncertainty:theeconomicsofasafeminimumstandard.americanJournalofagriculturaleconomics,1978,60:10-18
16perringsC.Reservedrationalityandtheprecautionaryprinciple:technologicalchange,timeanduncertain-tyinenvironmentaldecisionmaking.ecologicaleconomics:theScienceandmanagementofSustainability.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1.154-166
17UnitednationsthresholdanalysisHandbook.newYork:DepartmentofeconomicandSocialaffairs,Un,1977
18KozlowskiJ.thresholdapproachinUrban,Regionalandenvironmentalplanning:theoryandpractice.St.Lucia,(Queenland，australia):UniversityofQueenlandpress,1986
19KozlowskiJ,HillG.towardsplanning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aGuidefortheUltimateenvironmen-talthreshold(Uet)method.Vermont(USa):avebery,asggatepublishingCompany,1993
20dumep.Fundamentalsofecology.Saunders:philadelphia,pa,1971
21iUCn/Unep/wwF.Caringfortheearth—aStrategyforSustainableLiving.Switzerland:Gland,1991
22BishopaB,FullertonHHetal.CarryingCapacityinRegionalenvironmentalmanagement.washingtonD.C:officeofResearchandDevelopment,U.Senvironmentalprotectionagency,1974
23HeldRB,BricklerSetal.aStudytoDevelopCriteriaforDetermining.theCarryingCapacityofareaswithinthenationalparkSystem.DepartmentofRecreationandwatershedResources,ColoradoStateUniversity,1969
24KussFR,morganJm.estimatingthephysicalcarryingcapacityofrecreationareas:acasestudyfortheapplicationofuniversalsoillossequation.JournalofSoilandwaterConservation,1980,35(2):87-89
25otolanoL.environmentalplanningandDecisionmaking.newYork:Johnwiley＆Sons,1984
26HardinG.Culturalcarryingcapacity:abiologicalapproachtohumanproblem.Bioscience,1986,36:599-606
27YUKong-jian.ecologicalsecuritypatternsinlandscapeandGiSapplication.GeographicalinformationSciences,1995,1(2):1-17
28YUKong-jian.Securitypatternsandsurfacemodelinlandscapeplanning.LandscapeandUrbanplanning,1996,36(5):1-17
29YUKong-jian.ecologists,farmers,tourists-GiSsupportplanningofRedStonepark,China.in:Cragliam,CouclelisH.GeographicinformationResearch:Bridgingtheatlantics.tayor＆Francis,1997,480-494
30macarthurRH,wilsoneo.thetheoryofislandBiogeography.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67
31HarrisLD.theFragmentedForest:islandBiogeographytheoryandpreservationofBioticDiversity.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4
32FrankeloH,Souleme.Conservationandevolution.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1
33FormanRtt.Landmosaics:theecologyofLandscapesandRegion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5instituteofplanners,1965,31:331-338
12SimonHa.modelsofman,SocialandRational.newYork:wiley,1957
13pearceDw.anincompatibilityinplanningforasteadystateandplanningformaximumeconomicwelfare.environmentandplanning,1973,5:267-271
14Ciriacy-wantrupSV.ResourceConservation:economicsandpolicies.Berkeley,1968
15BishopRC.endangeredspeciesanduncertainty:theeconomicsofasafeminimumstandard.americanJournalofagriculturaleconomics,1978,60:10-18
16perringsC.Reservedrationalityandtheprecautionaryprinciple:technologicalchange,timeanduncertain-tyinenvironmentaldecisionmaking.ecologicaleconomics:theScienceandmanagementofSustainability.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1.154-166
17UnitednationsthresholdanalysisHandbook.newYork:DepartmentofeconomicandSocialaffairs,Un,1977
18KozlowskiJ.thresholdapproachinUrban,Regionalandenvironmentalplanning:theoryandpractice.St.Lucia,(Queenland，australia):UniversityofQueenlandpress,1986
19KozlowskiJ,HillG.towardsplanning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aGuidefortheUltimateenvironmen-talthreshold(Uet)method.Vermont(USa):avebery,asggatepublishingCompany,1993
20dumep.Fundamentalsofecology.Saunders:philadelphia,pa,1971
21iUCn/Unep/wwF.Caringfortheearth—aStrategyforSustainableLiving.Switzerland:Gland,1991
22BishopaB,FullertonHHetal.CarryingCapacityinRegionalenvironmentalmanagement.washingtonD.C:officeofResearchandDevelopment,U.Senvironmentalprotectionagency,1974
23HeldRB,BricklerSetal.aStudytoDevelopCriteriaforDetermining.theCarryingCapacityofareaswithinthenationalparkSystem.DepartmentofRecreationandwatershedResources,ColoradoStateUniversity,1969
24KussFR,morganJm.estimatingthephysicalcarryingcapacityofrecreationareas:acasestudyfortheapplicationofuniversalsoillossequation.JournalofSoilandwaterConservation,1980,35(2):87-89
25otolanoL.environmentalplanningandDecisionmaking.newYork:Johnwiley＆Sons,1984
26HardinG.Culturalcarryingcapacity:abiologicalapproachtohumanproblem.Bioscience,1986,36:599-606
27YUKong-jian.ecologicalsecuritypatternsinlandscapeandGiSapplication.GeographicalinformationSciences,1995,1(2):1-17
28YUKong-jian.Securitypatternsandsurfacemodelinlandscapeplanning.LandscapeandUrbanplanning,1996,36(5):1-17
29YUKong-jian.ecologists,farmers,tourists-GiSsupportplanningofRedStonepark,China.in:Cragliam,CouclelisH.GeographicinformationResearch:Bridgingtheatlantics.tayor＆Francis,1997,480-494
30macarthurRH,wilsoneo.thetheoryofislandBiogeography.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67
31HarrisLD.theFragmentedForest:islandBiogeographytheoryandpreservationofBioticDiversity.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4
生态系统保护的途径篇3
人口健康与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都强调在决策时有必要思考长期目标，综合考虑环境、社会和经济因素，人口健康是可持续发展的五大优先发展的目标之一，没有健康的人口可持续发展就不可能实现。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有关环境和发展的联合国会议上进一步完善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并指定了人类在此发展中所处位置:“人类处在可持续发展所关注的中心”。
没有比人口健康更重要地测量发展的可持续性了，传染性疾病在全球越来越多地出现或者重新出现，可能是当今世界对公共健康问题的最大挑战。如果没有一个更宽广的研究视野，一个全新的范式―一个包括生物复杂性的新的概念框架以促进新的理论和模型，这个问题就不能理解和解决。
1人口健康及其决定因素
按照生物医学的观点，健康是“一个有机体或有机体的部分处于安宁的状态，它的特征是有机体有正常的功能，以及没有疾病”，即“无病就是健康”，与其说是健康的定义，不如说是没有疾病的定义，因此被认为是一个消极的概念。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早期的健康概念，即“一种身体、精神以及社会福利的完美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身体虚弱的现象”。根据这个定义，健康所需要的条件不仅包括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和对环境灾害提供保护所需资源的有效性，而且还需要有安全感和安宁感。这一定义超越了传统的“生物医学”、“消极”的方面，比如死亡、疾病和残疾等，并因其对健康的综合性以及强调更广、“积极”、社会心理的方面而受到欢迎，被无数次引用。这个定义从不同维度为健康提供了一个广为接受并有说服力的思考，比如对物理（结构及功能）、社会、角色、心理（情感和智力）以及健康状况的总体理解，从过去仅仅对健康的物理因素的关注向前推进了重要的一步，算得上第一个较为完整的定义。
尽管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概念提出了不同方面的界限，但它不是一个综合的方法，并且各个方面又很难测量，福利也没有被明确定义出来，而且，它还缺乏文化上的考虑。这个福利的完美状态和这个理想化定义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每个人都缺乏健康。
目前国际上对人口健康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它被公认为起源于社会科学领域的现代“健康观”。现代健康观认为健康是一种能力或资源，它使我们有能力获得教育和技能，实现人生目标，提高和满足个人愿望。
加拿大在人口健康研究领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1989年，加拿大高级研究院（theCanadianinstituteforadvancedResearch）提出了人口健康的概念以及影响人口健康的因素（如图1），认为“人口健康是指用健康指标来衡量，以及通过社会经济和物理环境、个人卫生习惯、个人能力和应变技巧、人类生物学、早期儿童发展和卫生保健服务所影响的总人口或特定子人口的健康”。并提出每个健康的决定因素并不是孤立的起作用的，各个因素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对健康产生更深远的影响。例如，失业或导致社会隔离和贫困，它反过来又影响一个人的心理健康和应对技巧。这些因素一起又可以导致更差的健康状况。
资料来源：evans,R.andStoddart.G.‘producingHealth,ConsuminghealthCare’.CiaRprograminpopulationHealth,workingpaperno.6p51,toronto,april,1990
早在1974年，加拿大政府在对健康问题进行了广泛调查的基础上，发表了著名的“theLalonde报告”，在理论上全面地阐述了非传染性疾病流行学所发现的公共卫生问题，用更为广泛的“健康领域概念（healthfieldconcept）”替代传统的“所有的健康改善都源自医学”的狭隘观念，提出了影响健康的“力量--领域”模型。该模型认为，影响人口健康的因素可以分成4个主要力量：1）环境；2）人类生物学；3）生活方式；4）卫生保健服务的可及性。
与传统健康护理的概念不同，人口健康的研究对象不只是病人，而且还包括健康人口和亚健康人口，其目的是促进整个人口的健康并消除人群之间健康状况的不平等，它关注的是影响人们健康的生活和工作的条件，这些条件促使或支持人们做出健康选择以及促进和保护健康的服务，这种方法认识到健康比一个好的卫生保健体系的含义更广。
2传统生物医学途径的局限性
一直在帮助患者治病、康复中起主要作用的医疗保健，也就是生物医学模式现在正处在危机之中。一方面世界各国人口的预期寿命在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医疗保健的支出也在不断高涨，在西方工业化国家，公共健康的费用急剧增长，不仅体现在具体的数字上，也表现在它在国民生产总值（Gnp）中所占的份额上（如表1）。如果照这样持续增长下去，健康可能会成为一种大多数人消费不起的物品，到21世纪末期，很多工业化国家的Gnp将全部被医疗保健所消耗，这就是所谓的“成本爆炸”问题，它决定单纯生物医学模式的不可持续。
资料来源：oeCD（1990）wHo（2005）。
寿命的增加速度减缓伴随着健康保健支出的持续增长，我们不能得出医疗服务的边际生产力是下降的结论。这种反比关系也可能是个人对增强健康的努力减少或者其他因素，特别是环境因素。
流行病的统计资料和科学研究已证实，人类的健康水平与其周围的生活环境，诸如空气、水、食品等的污染与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新的传染病已表现出了空前的增长率，而且这种增长的趋势还会持续下去。各种新老传染性疾病目前的传播和增长倾向，反映了在人类生态学中人口统计学、商业、环境、行为、技术和其它方面的快速变化。因此，如今应当从整个生态体系范围内来研究传染性疾病。而这些因素对人类健康造成的影响，传统生物医学模式是无能为力的。
另外，虽然生物医学途径在诊断和处理大部分疾病时是有效的，但是它是一种以病人为中心的途径，其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主要集中在分析何种疾病和如何处理上，并且在人类史上大部分治疗过程中都采用这种途径。其次，它更重视疾病的起因而不是健康的决定性因素，关注的是患者而不是一个人口群体。
资料来源：J.a.VanLeeuwen,etc.evolvingmodelsofHumanHealthtowardanecosystemContext.ecosystemHealth,Vol.5no.3September1999
而且，传统生物医学途径主要关注病理学、生物化学和疾病生理学等物理过程，它在病因产生和治疗过程以及疾病预防过程中并没有把人的精神、社会和生态系统的作用考虑进去。所以这个途径对促进人口健康和帮助预防新的疾病可能不是有效的。人口健康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生物医学问题,它还应该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
3人口健康的生态系统途径
我们的健康状况密切反应了我们周围各种环境的健康状况，这是生态系统途径提出的基础。生态系统途径认识到人类与他们所处的生物物理、社会和经济环境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些联系最终反应人口健康状况。生态系统可广泛地分为生物物理方面（Bp环境）和社会经济方面（Se环境）（如图2），生态系统中Bp环境要素形成了所有生命赖以生存的生态支持系统。而Se环境则是整个人类社会经济关系的总和。
生态系统同时也是多层次的，因此又分为不同的内部Bp和Se环境和外部Bp和Se环境。位于任何生态系统边界之外的是近邻生态系统的Bp和Se环境，能够影响独特生态系统内部的Bp和Se环境。例如水和空气污染在生态系统中自由流动会在邻近的生态系统中产生问题。同样，在邻近的和相隔很远的生态系统中有大量的社会和经济活动。外部Bp和Se环境对生态系统的Bp和Se环境可能有巨大的影响，因此它应该作为影响生态系统中人类健康和生态系统健康的主要影响因素的代表。一个生态系统的内部Bp和Se环境与外部Bp和Se环境之间也存在相互作用和反馈。
此外，一生态系统的内部Bp和Se环境是对于其它生态系统影响的外部Bp和Se环境。当然，由于一生态系统的Bp和Se环境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外部Bp环境不仅将直接影响一个生态系统的内部Bp环境，而且作为适应变化着的内部Bp环境的生态系统的成员也间接影响这个生态系统的内部Se环境。同样也适应于外部Se环境。
生态系统的途径给人类健康的社会和生态决定因素带来一个系统的视角，它把人类健康放在生态系统的背景之下，并发展了对生态系统健康与人类健康关系的整体理解。因此，为了改善人类健康，生态健康对于健康的决定因素通过生态系统和社会赋予的权利的更好的管理而实现。
因此，为了增进人口健康，我们需要跨越生态系统的生物物理特性，同时考虑到全体人口，包括病人、健康人口和亚健康人口，包括人类和他们的生物物理、社会和经济环境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些已经反映在了个人的健康当中。
4生物医学模式与生态系统途径的比较
生物医学模式与生态系统途径对于人口健康的促进来说是两种不同的方法，存在着许多差异。首先，两者关注的重点不同，因而研究视角也不同。生态系统途径对于环境管理、经济因素以及社区愿望给予同等的重视，而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关注后面两者，忽视了环境因素。
两者的理论基础也不同，因而其指导思想、基本主张、方法基础和实施结果也会不同（如表2）。
资料来源：Stachtchenko&Jenicek1990;Rose1985;Labonte1981;1991
生态健康的主要挑战是从公共健康到生态健康途径，即：1）分析特定生态系统中多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2）利用跨学科，大众参与以及社会平等的方法战略；3）从单一的医疗服务到生态系统管理的视角，意味着部门间的规划和政策。
生态系统途径是为了人类的健康和福祉，以人类为中心围绕寻求最佳平衡管理着生态系统，而不仅仅是环境保护。因此，它的目标不是把环境保护得像人类居住环境出现之前的样子。人类的存在创造了一种新的动力，据此需要考虑到人们的社会和经济愿望，尤其是自从人们有能力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控制、发展和使用或者滥用环境。
生态系统途径的实施离不开多学科之间跨学科合作的重要性，如社会科学、卫生经济学、环境、生态和生命科学等。例如，在对生物多样性长远未来的双重威胁（包括来自人类的威胁）这个问题上，就需要结合生态学专家、生物学专家、流行病学专家、病毒学专家以及健康专家的研究专长，以人类为中心的跨学科研究途径来解决这些问题。另外，生态系统途径的实施也离不开大众的参与，以及社会公平和性别平等。
参考文献：
1［美］F.D.沃林斯基.健康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2郑晓瑛.人口健康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2；6
3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人口研究，2007；1
4JeanLebel.Health:anecosystemapproach,theinternationalDevelopmentResearchCentre,ottawa,Canada,2003
5Unitednations.population,environmentanddevelopment:theconcisereport,2001
6worldHealthorganization.Healthandenvironmentinsustainabledevelopment:fiveyearsaftertheearthsummit,Geneva,1997
7anthonyJ.mcmichael.populationhealthasaprimarycriterionofsustainability,ecoHealth,3,182-186,2006
生态系统保护的途径篇4
（中共福建泉州市委党校，福建泉州362000）
摘要：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保护制度建设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上都存在着诸多缺陷与不足。为了应对这一状况，就必须在加强自然生态资源补偿与税收法制化以及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法制化的同时，建立健全自然资源生态补偿银行制度、保护地役权制度、碳汇交易制度、生态产品认证制度，从而全面协调地推进自然生态资源保护制度化建设。
关键词：自然生态资源；制度建设；法制化；市场化
中图分类号：X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500（2015）07－0053－04
收稿日期：2015－06－15
作者简介：陈彩棉（1966－），女，福建泉州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生态文明与自然资源保护。
自然生态资源是人类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自然条件与物质基础，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和基本保障。正是出于对自然生态资源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党的十八大报告将自然资源生态文明确立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以及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途径。生态建设，制度先行；因而，对自然生态资源保护制度建设问题进行研究，不仅是关于生态文明研究的深刻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关乎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美丽中国”建设能否顺利推进的重大实践问题。
1我国自然生态资源保护制度建设现状
就总量而言，我国是个资源大国，然而，若从人均的视角看，我国自然生态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却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据有关部门测算，我国水资源总量在世界上排名第6位，但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值的25%；我国人均拥有草地不足5亩，仅为世界人均草地的大约一半；我国森林覆盖率为18.21%，为世界平均值的一半；我国现有耕地面积约20亿亩，位居世界第2，但人均则排在世界第67位，而且还是世界上荒漠化和沙化面积危害较严重的几个国家之一，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27.46%［1］。尤为严重的是，这些自然生态资源不仅人均占有量少，而且还分布极端不均衡，从而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生态、经济和社会后果。面对这种状况，为了形成自然生态资源保护的长效机制，近年来我国一直致力于自然生态资源保护制度建设。
不可否认，目前我国在自然生态资源保护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相对于所面临任务的艰巨程度而言，这些努力是远远不够的，体系内部还存在着诸多缺陷与不足。这些缺陷与不足可以归结于法制化建设的不足与市场化途径的缺乏两个方面。
1.1法制化建设不足
1.1.1未能真正完全融入生态文明理念
不可否认，在国家层面上的相关法律基本上能够秉持并彰显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与零净损失的理念。然而，基于各地方具体和实际的地方性立法并未能完全融入这些生态理念。在具体立法中，往往从本地方的利益出发，既没有设立相应的法律制度以确保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贯彻与践行，也未能在重要资源上深入贯彻零净损失理念。就此而论，大多地方性立法在生态理念上停留在字面和口头。
1.1.2权利和义务不对等
目前自然资源保护法律大多规定了各个市场主体和个人保障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强制性义务，但未能规定与之相应的生态权利，致使在履行生态义务需要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时，大多市场主体和个人倾向于漠视生态责任，以最大程度地获取经济利益。而且，在规定行政强制性义务时，大多罚则规定过于笼统，不足以对违犯法律者起到很好的震慑作用。
1.1.3体系化程度不高
虽然目前我国在矿产、森林、草原等自然资源法律法规中都规定了生态补偿制度，但缺乏相应的技术标准，尤其是缺乏对生态补偿制而言至关重要的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从而导致了在生态恢复实践中因缺乏必要的制度支撑而缺乏现实可操作性。此外，在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中，由于没有建立相应的生态环境激励法律制度，以至于资源型企业在具体资源开发中缺乏践行生态理念的激励机制，从而使得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归于无效。
1.2市场化途径缺乏
1.2.1生态补偿市场化手段相对滞后
以作为当前最为重要保护措施的生态补偿为例，目前大多地方现有法规和条例严重滞后于生态补偿方式的发展。当前，国外自然资源生态补偿手段已普遍实现了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向，并发展出碳汇交易、排污权交易、湿地银行、一对一交易等市场途径。然而，我国目前这些市场途径还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在法律法规中对这些新自然资源生态保护的法律支持还缺乏必要的关注和支持。
1.2.2自然生态资源用途限定市场化手段乏力
目前，我国自然生态资源用途限定主要是通过物权法、矿产资源法、草原法、水法等单行自然资源法来进行调整和规范的。这些法律规范借助于国家强制性规定明确了自然资源权利人的生态义务，从而具有鲜明的公法性质。实践证明，这种公法手段在众多环节和方面并非是充分有效的。国外的成功经验表明，在这一方面相较于公法手段更为高效的是付诸市场化途径，主要包括地役权合同、碳汇交易、排放权交易、生态产品认证、私人补偿、湿地银行等。目前，这些市场化途径尽管为相关法律所确认，但并没有过多地强加强制性义务，因而属于私法手段的范畴。然而，在我国的相关法律体系中，缺乏相应的市场化途径据以实现的规范和规定。
鉴于目前我国在自然生态资源保护制度不健全现象，要推进自然生态资源保护制度化，就必须在法制化和市场化两个层面上协调并进与均衡发展。
2推进我国自然生态资源保护法制化进程
作为一种公共资源管理，自然生态资源保护无疑首先适用于公法领域。因而，自然生态资源保护制度建设首先应体现于公法途径和公法体系建设方面。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的日渐恶化以及自然资源的日趋匮乏，我国在国家和地方两个层次上，大力推进自然生态资源法律体系建设。在国家层面上，主要包括《森林法》、《矿产资源法》、《草原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水法》、《土地管理法》等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自然资源法律。在地方层面上，具有代表性的有《黑龙江省草原条例》、《云南省森林条例》、《陕西省矿产资源管理条例》，甘肃、内蒙古等省区在森林、草原、矿产等自然资源保护的相关条例、办法等也可圈可点。可以说，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种类齐全、法条完备的自然资源法律体系。然而，要切实保障这些法律法规效力的发挥，还必须进一步推进自然生态资源保护制度化，大力加强自然生态资源补偿、生态税收、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等一系列公法手段的法制化。
2.1推进自然生态资源补偿法制化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自然生态资源保护不力的关键原因在于生态资源补偿机制不完善。鉴于现有各类自然生态资源补偿机制过度重视政府作用的现象，要完善自然生态资源补偿机制，就必须改变过度倚重政府公共财政投入的做法，充分引入市场机制，激发市场活力，扩展保护资金的筹集途径，积极利用资本市场，激励保护生态资源的积极性［2］。
值得强调的是，生态资源补偿机制不完善不仅体现于机制本身，而且还在于缺乏据以施行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法规体系。为了弥补现有的自然资源法律法规体系缺乏可操作性的弊端，国家应尽快颁布并实施统一的适用于全国层面和范围的“生态补偿法”，制定科学合理并切实可行的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技术标准和补偿标准，对自然生态资源补偿中的补偿主体、补偿程序、补偿方法、补偿手段等一系列问题予以明确详尽地界定，从而为自然资源生态补偿提供科学而明确的法律依据，由此增强自然生态资源补偿制度的可操作性。
2.2增强自然资源生态税收法制化
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管理者和守护者，无疑是森林、草原、湿地以及矿产等公共自然资源及其所产生生态效益的主要购买者。然而，由于政府财力有限，因而单纯依靠政府购买远远不能完全补偿产生自然资源生态效益的生态成本和经济投入。为此，国家必须制定并实施科学合理的生态税收法律法规，将我国境内所有的受益于自然资源生态效益的单位和个人都纳入生态税征收的对象范围，并根据各种资源的具体特性来确定生态税收的征收主体、征收额度、征收方式等。通过这种生态税的有效征收，来补偿生产自然资源生态效益所耗费的成本，以实现生态效益最大化。
2.3加强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法制化
生态公平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而同代人之间的生态公平又是生态公平的重要方面。从国外的先进经验看，同时代不同地区生态责任与生态义务的对等性主要是通过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来实现的。借由横向转移支付，使自然资源生态效益的受益地区向供给地区提供生态补偿。不可否认，目前我国已在一定程度上和范围内实行了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进行生态利益调节，但大多仍停留在单纯的“输血式”补偿的阶段上，主要是将补偿金额直接发放给生态供给地区的个体住户。这种补偿方式不仅不利于闲散资金的集中，而且也不利于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引导。鉴于这一现状，国家就应站在社会公平守护者的高度上，制定并实施科学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法律法规，从法律的高度上规定财政转移额度，强力推行提供技术支持等“造血式”补偿途径，借以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
3创新我国自然生态资源保护市场化途径
如前所述，我国自然生态资源保护制度的缺陷不仅在于法制化建设方面，而且还在于缺乏与之相匹配的市场化手段和途径。因而，切实保障对自然生态资源的保护，就必须在完善我国自然生态资源保护公法途径的同时，创新并完善与之相匹配、相适应的市场化途径和手段。这就是要求构建旨在保障自然生态资源公益价值最大化的公益性私权。在这里，自然生态资源领域的公益性私权不仅仅表达个人生态利益和诉求，而且还承载着社会整体的公共生态利益，是生态公益性公权在生态效益发挥、生态利益分配、生态正义维护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增效剂”和“调节器”，是有效解决自然资源用途管制公权性与开发利用私权性之间冲突的法律保障机制［1］。
3.1建立自然资源生态补偿银行制度
自然资源生态补偿银行制度是美国在1993年首先启用的一项湿地保护制度，是指在预期开发行为可能造成某个湿地的损失之前，先购置土（湿）地建造或恢复新的湿地，来满足水源保护区或生态区域内的补偿需求。一旦这些湿地建立以后，补偿银行可以提供补偿存款（mitigationcredit）用来做异地补偿（off-sitecompensation），这些存款可以由建立银行的人使用。在美国，通过生态补偿银行的实施，目前已基本达到了湿地零净损失的目标［3］。作为一种事前补偿，这种补偿方式比事后补偿有着更大的前瞻性、高效性和可操作性。
鉴于这种补偿制度的优越性，我国很多地区纷纷效仿，出台了各具特色的《湿地保护条例》，其后又将保护对象扩及草地、森林、矿产等其他自然生态资源。其中最为紧迫的当属一些地区的矿产开发对草地造成破坏的生态补偿。在这些地区实施生态补偿银行制度，就是要在建立湿地自然保护区、实施湿地生态效益补偿、禁止破坏湿地义务等制度的基础上，科学确定提高矿产开发启动门槛，强制性要求在采矿企业尚未对草原产生破坏前，将先行购买补偿草地作为赔偿确立为获得采矿许可的必要条件，并引入市场机制和途径来弥补公共管理滞后性、公权灵活性不够以及政府资金不足等缺陷。
3．2健全碳汇交易制度
碳汇交易制度是一种在国际范围内新兴的以排放许可为交易对象的环保制度，属于受私法调整的市场途径。通过碳汇交易，可以极大地拓宽自然生态资源保护的融资途径。目前，国际上碳汇交易制度主要应用于森林资源保护上。在我国，要完善碳汇交易制度，首先必须拓展这一制度适用范围，将草原、湿地等生态资源都纳入制度设计保护的对象。事实上，与森林相比，草原、湿地等自然资源有着更低的固碳成本。据测算，1 hm2草原的固碳能力就达1.65 t之巨。鉴于草地、湿地等自然生态资源固碳的低成本和高效率，应在碳汇储量高的地区大力建设碳汇基地和综合性自然资源碳汇交易市场。
同时，要建立健全与碳汇交易制度相匹配的一些基础性制度。首先是低碳信用卡制度，根据持卡者的碳排放情况，消除自己的碳足迹，也可通过个人购碳平台购买经过认证的减排量，以支持减排项目的实施；其次是初始碳信用免费分配制度，对碳信用进行免费初始分配；再次是碳信用市场准入制度，将企业是否具有一定的碳信用作为判定其能否进入该行业的一个指标重要指标［4］。
3.3完善自然资源保护地役权制度
所谓地役权，就是指为使用自己不动产的便利或提高其效益而按照合同约定利用他人不动产的权利。要完善自然资源保护地役权制度，就必须切实做到确立国家、地方政府、非政府公益组织、企业政府、企业、社会团体等多元化主体；建立国家、地方政府财政、国债、生态补偿税等多元化的资金筹集渠道，确保生态补偿基金的充足与调配；主体在通过向供役地人支付报酬获得自然资源上的保护地役权的过程中，必须遵照市场规律和市场机制；保护地役权人严格行使对供役地人的经营管理自然资源的行为实施监督检查的权利，供役地人切实履行对自然资源进行严格保护的义务。这样，通过对自然资源的保护性利用，在发挥自然资源生态功能的同时，也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其经济功能［1］。
3.4实施生态产品认证制度
所谓生态产品认证制度，就是指在符合绿色环保、资源节约、低碳节能等方面认证标准的自然生态产品上贴上证明性图形标志，使广大消费者能够根据这些标识而确认这些产品的生态性，进而能够为购买这些产品而付出比一般的同类产品更高的价格。借由这种机制，自然生态产品的购买者便通过付出高价格来向自然资源权利人进行生态付费，既体现了生态公平，又实现了自然资源的生态效益。在具体的生态产品认证制度建设过程中，应着力推进生态原产地产品认证，重点认证符合各项生态标准并具有原产地特征和特性的良好生态型产品，包括原产地标记产品、原产地名称保护产品、生物物种起源产品、具有历史传承的名、优、特产品或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型产品等。大力鼓励一切具有实力的企业——尤其是外向型企业和特色精品企业——积极申请保护评定。
参考文献
1唐孝辉．建设美丽中国的法律制度回应——自然资源保护地役权制度构建［J］．理论与现代化，2013，（4）：12－16．
2杨华．健全生态补偿机制何处着力［J］．环境保护，2010，（6）：32－34．
3赵云峰，侯铁珊，徐大伟．生态补偿银行制度的分析:美国的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生态经济，2012，（6）：172－175．
生态系统保护的途径篇5
［关键词］循环经济；“4R”原则；循环型社会
［中图分类号］F1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90（2006）10－0005-04
一、引言
循环经济是一种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思想和哲学理念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它的提出为解决人类社会后发展中出现的人与自然的尖锐矛盾找到了一条可行的途径。当今世界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作出了许多努力，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中国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开始研究和发展循环经济并制定了相应的发展方针和法律制度，在许多地区进行了试点和经验推广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而，由于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许多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对循环经济的研究，学术界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主要是从五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循环经济的理论基础。冯之浚（2004）从整体论、系统论、自组织理论和协同论的哲学高度进行了分析；张国连、栾贻信（2005）从一般知识论（认识论）和人的生存论（实践论）的哲学视角研究了循环经济的哲学基础；莲果、王淑芳（2005）研究了循环经济的生态经济学基础；此外，学者们还对循环经济的生态伦理学基础、环境经济学基础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二是循环经济的理论内涵。其包括基本理论、原则和分析方法。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有冯之浚（2004）、左铁镛（2006）、张英（2005）等。三是对循环经济评价体系的研究，如冯之浚（2004）等。四是对国外发展循环经济的实践经验的研究，这方面的成果也较多，如汤天兹（2005）等。五是对中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的研究，张小兰（2005）研究了实行循环经济的制度，安福仁、周生军（2006）研究了有关税收问题。截至目前，循环经济的理论和政策等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二、对循环经济的原则的扩展
循环经济是在全球资源紧张、环境质量逐渐变差的背景下提出的，是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指导下产生的。循环经济思想萌芽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80年代以后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得到重视和发展。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从90年代开始，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就开始实施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并且取得了明显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中国在21世纪初，在政府的大力提倡下也开始了对循环经济的探索和理论研究，并把循环经济作为实现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手段。2004年两会期间，循环经济正式被写入政府的重要文件《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在其中正式提出“提高全社会资源忧患意识和节约意识，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对循环经济有着比较深入研究的全国人大资源与环境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冯之浚提出：循环经济是物质闭环流动性经济、资源循环经济的简称，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目标，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物质闭路循环和梯次使用为特征，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方式运行的经济模式。中国国家经济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认为：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
以上对循环经济的定义无疑是精辟和正确的，其不仅指出了循环经济的核心、原则、特征，也抓住了当前中国资源相对短缺、消耗量巨大的症结，对改变中国资源的利用方式和提高资源效率、缓解资源瓶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该概念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也存在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笔者认为，对循环经济定义的理解应抓住循环经济的目标、基本原则和基本途径三个方面。从循环经济的目标看，要以资源和环境保护为中心，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从循环经济的基本原则看，要遵循“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从循环经济的途径看，要实行清洁生产方式，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废弃物的排放以减少污染。如上是从对资源的利用方式角度给出的循环经济的定义，而在环境保护方面则考虑的较少。循环经济的完整内涵应当包括资源和环境的再生和保护。只有节约利用又加强保护，才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鉴于中国资源人均拥有量少、耗费量大、环境破坏大及污染严重的现状，在发展循环经济时还应当加强资源与环境维护，即加大投资力度，恢复和保护既有的自然资源和环境。因此，循环经济的原则中有必要增加“再生化”的原则；在循环经济的实现途径中应重视环境资源的保护投资，积极进行绿色投资。这样，循环经济的原则可以描述为“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再生化”的“四化”原则。
1．减量化原则。减量化原则是就生产或经济过程的输入端而言的，它要求在生产过程中利用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减少进入生产或消费过程的物质和能源。减量化原则对于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日益短缺的人类生产活动来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进入工业经济时代以来，工业生产活动每天都要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资源短缺日益困扰着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近年来，发达国家开始进入后工业经济时代，对资源和能源的消耗扩大，而发展中国家纷纷开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又进一步掀起了开发利用资源的高潮，地球资源存量迅速减少，可供开采的资源难以满足未来发展的需要。据美国矿物局测算，世界黄金、水银、锡、铜、锌、铅的探明储量可开采的时间分别为24年、40年、28年、65年、40年、35年；石油、天然气的探明储量可开采的时间分别是44年和63年。而中国的石油可采储量将维持30年。可见，实行减量化原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减量化原则要求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为使这种增长具有可持续的与环境相容的特性，人们必须学会在生产源头的输入端就充分考虑节约资源、提高单位产品对资源的利用率、预防废物的产生，而不是把眼光放在产生废物后的治理上。减量化还要求人们放弃过度消费，实行适度消费和绿色消费。这些都有利于节约资源，减少能源消耗，通过改变消费方式发展循环经济。
2．再利用原则。再利用原则要求人们对所购买的物品尽可能多次、多方式地使用，通过再利用，防止物品过早的成为垃圾，进入生活环境当中。对企业而言，在生产设计时，要对产品进行标准化设计，使产品可以反复利用，相互利用，减少废弃物。例如，按标准尺寸设计的零件，可使计算机、电视机和其他电子装置中的电路元件非常容易和便捷地更换，不必更换整个产品。在工业生产中，对废水进行净化处理后再行使用。西方国家在物质再利用方面做得比较好。例如在发达国家，二手市场发展很快，人们非常喜欢从一些慈善组织，如“好心会”或“救世军”那里购买二手货进行再使用。
3．资源化原则。资源化原则要求对废弃物质进行再加工处理，使其成为再生资源，再次进入市场和生产过程，以减少资源的消耗和环境污染。通常的做法是对固体废物分选、粉碎，变成生产中的原料，缓解垃圾填埋或焚烧的压力；对污水进行去污处理，实现中水回用；对废渣进行其他用途的再加工，生产出其他产品再次利用。概括起来，资源化有两个基本途径：一是原级资源化，即将消费者抛弃的物质处理后形成与原来物质相同的新产品，如废纸再生新纸，废水再生新水及废钢铁再生新钢铁等。二是次级资源化，即将废弃物质处理后生产出与原来性质不相同的其他产品或原料再次使用，如将制糖厂产生的废渣制成造纸用的原料等。这种次级资源化使资源能够阶梯式利用，不仅节约了资源，又减少了环境污染，达到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共赢。
4．再生化原则。再生化原则指对资源和环境不断地进行投资，使其获得生长和更新。资源中的可再生资源部分，如森林、草原、水产等在开发利用的同时，进行投资维护以保证资源在消耗的同时获得再生培养，确保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对不可再生资源，要增加替代资源的研究与开发，用新资源代替原来的正在耗尽的资源，例如用植物油替代石油，用太阳能代替矿物能源等。对于环境而言，要增加其净化能力，进行人工美化和人工维护。在环境不断被现代工业和人类活动破坏的情况下，加强环境保护投资是使环境的生态系统得到恢复的必要手段，而环境保护的投资就是绿色投资。因而，绿色投资是再生化的重要途径。
三、循环经济的运行模式与传统经济模式的比较
循环经济的运行模式是指物质和能量在经济活动中的流通和转换方式。在循环经济产生以前，从物质和能量的流转方式看，人类社会的经济运行模式是一种直线型的模式，即资源和能量进入生产过程后，经过加工处理和转化成为制成品后进入消费环节，再将废弃物排放到环境中，从而构成了对环境的污染，用公式表示就是：生产―消费―废物（见图1）。这种经济模式是目前经济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运行模式，通常被称作传统经济模式。
与传统经济模式相比，循环经济模式则是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与能量流转方式进行的。一个理想的自然生态系统是一个与外界只有能量交换的半开放系统，其能量流程是：能量―生态系统。这里的能量来自生态系统以外的地方，就目前而言，该来源就是太阳。生态系统在太阳能的推动下开始并进行自我循环，一切生产、消费和分解活动都在系统内部进行，人类社会的循环经济模式就是仿照生态系统循环模式运行的。为了在人类社会经济系统实现生态系统循环模式，必须在人类社会经济系统中实现形成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再生产者）三者功能的有机协调和配合，形成一种物质充分循环、能量高效利用及环境保持良好的经济生态循环系统。
构建循环经济系统的关键是在现有的经济系统或生产消费环节增加分解者，以保证系统的废弃物质及时、充分地获得化解，成为系统的有益物质而不是有害物。其运行模式可用图2表示。
在循环经济中，物质从自然界进入人类的经济系统后，经过一系列的生产和消费，一部分转化成为人类可以利用的物质并被使用，另一部分成为废弃物质，分解者进行处理加工后，变成有用的资源再次进入生产或消费环节，最终只有极少的物质能进入人类生活环境。因而，循环经济是一种对资源和环境具有保护作用的经济模式。
四、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思路
1．大力发展企业层次的循环经济。企业是在生产领域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个体，是资源减量化、再利用的主要载体。循环经济模式的运行方式是在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之间建立的一种有效的连接，要使两者统一起来，其关键环节是使经济系统输出的废弃物减少。减少废弃物的途径，一是对废弃物进行资源化处理，然后反复投入到生产中；二是按照减量化原则，减少物质和能源的投入，从废弃物的生产源头入手。这就要求企业采用科学的生产技术和生产体系，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目前，联合国提倡的清洁生产就是在企业层次发展循环经济的具体措施。清洁生产是指将综合预防的环境政策持续运用于生产过程和产品之中，以便减少对人类和环境的风险性。清洁生产是在企业层次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途径。首先，清洁生产的实施从源头上削减了进入生产过程的物质流量，主动地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其次，清洁生产采取一系列的技术工艺对生产环节中的废弃物进行综合利用，即企业主动地对所产生的废弃物进行分解、处理并循环利用，进一步减少了企业所产生的废物，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再次，清洁生产以新的思维来设计产品，使产品的生命周期延长，延缓了废弃物污染人类生活环境的时间。
2．建立产业集群层次的循环经济。产业集群是由一些在生产中具有一定联系的企业相对集中地分布在一定区域的产业组合，又称作企业集群，其代表形式是工业生态园区。产业集群具有很多优势：集聚分布的企业可以在信息方面实现共享，节约了信息收寻成本；在资源上共享，比如道路、通讯设施、库房、交通等可以分享既有的设施；一个企业在生产中所产生的废弃物可能是其他企业的生产原料。根据工业生态学原理，产业集群建立后就形成了工业生态群落，不同种群即各行业部门之间存在“工业代谢”的关系，一个企业的废弃物将是另一个企业的生产原料，废弃物不再是直接排放到环境中，而是经过处理被其他企业或自己所利用，一个企业的废弃物可以在不同的企业那里得到分解。
3．构筑社会层次的循环经济。循环经济的目的是通过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达到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发展循环经济不仅对企业提出了要求，而且也对社会所有成员提出了要求。生产出的产品最终要进入消费领域，在消费过程中必将产生因使用不当、消费不了及不需使用的废弃物，这是除开展生产之外又一个巨大的资源浪费和废弃物产生的来源。为此，一方面要提倡适度消费和绿色消费，在全社会形成节约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及开展物质循环利用的生活习惯；另一方面，要在社会层面要大力增加分解者，对此类废弃物进行综合回收和循环利用，并对不能再生循环的废弃物进行环境无害化处理。
发展社会层次的循环经济，国外发达国家的主要做法是通过法律手段来促进物质循环利用和对环境的保护，这对于保证社会层次的循环经济的发展可以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建立社会层次的循环经济是循环经济的最高阶段，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系统工程。它不仅要求企业从生产、流通、销售和废物回收利用方面贯彻循环经济原则，而且要求每个人、每个单位、每个组织以及家庭，在生产和生活中自觉地贯彻循环经济原则。为此，政府应制定循环经济的基本法律、制度和实施细则，加强循环经济的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开展资源节约、循环利用和环境保护的活动，形成循环经济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为发展循环经济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参考文献］
［1］冯之浚．循环经济导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中关村国际环保产业促进中心．循环经济国际趋势与中国实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3］中国地质矿产经济学会．资源环境循环经济［m］．北京：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05．
［4］张小兰．论实行循环经济的制度障碍［J］．经济问题，2005，（2）．
［5］孟耀，马秀岩．循环经济发展中的绿色投资机制研究［J］．经济与管理，2005，（9）．
［6］秦立莉，孟耀．绿色投资及其发展方向［J］．当代经济研究，2006，（5）．
生态系统保护的途径篇6
关键词：生态景区，旅游管理，社区参与，积极作用
一、生态旅游与社区参与的界定
1.1生态旅游的概述
从自然保护的角度分析，生态旅游主要是指“为了对某一个地区的自然、文化、历史等相关知识有所了解，而有目的的到该自然区内所进行的旅游，这种旅游活动的开展在尽量保持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前提下，创造更多的经济发展机会，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在财政上使当地的居民得到利益。”
1.2社区参与的概述
社区参与，就是社区的居民对所在区域内的生态旅游发展计划的制定与实施，所施加的影响或者直接参加了生态旅游从开发到发展的全过程，并对发展成果进行分享。社区参与最主要的主体是社区居民；社区参与的客体是社区的各项事物；社区参与的目标取向是社区的发展、生态旅游的发展以及人的发展。所以只有社区居民的直接参与和管理，才能培养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才能有效的整合社区的各项资源，实现社区资源开发利用的最大化。
二、社区参与神态旅游的内容以及发展
2.1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主要内容
通过对国内外专家学者对社区参与和生态旅游主要内容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得出：社区作为生态旅游发展的主体，应该参与到生态旅游开发、规划、经营、管理、监测和旅游利益分配的全过程，以促进生态旅游和社区的持续稳定发展。
2.2基于社区的生态旅游
2.2.1基于社区的生态旅游的定义
基于社区的生态旅游在国际上被认为是最接近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旅游，能够最大限度的维持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防治经济漏洞、切实的保护好当地的传统文化。
基于社区的生态旅游主要是指当地社区确实拥有和管理生态旅游事业，为旅游者提供服务，切实的保证大部分的利益收入保留在社区的内部，以达到对当地自然环境的保护和促进社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为目标。
2.2.2基于社区的生态旅游的特征
基于社区的生态旅游的管理中，社区对当地的旅游业的发展具有控制权和决定权，直接参与旅游业的规划和管理；旅游业的收入大部分保留在社区的内部，直接参与旅游业管理的社区居民能够获益，还要通过成立社区发展基金，以提高社区的医疗、卫生、教育事业；通过社区居民直接对旅游管理的参与，能够促进当地自然患者的可持续发展，大幅度的提高当地社区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
三、社区参与在生态旅游管理中的积极作用
3.1社区参与是生态的主要特点
生态旅游与生俱来的有四个基本的特点，它们分别是：首先生态旅游的发展不是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相反通过生态旅游的发展，能够提升人们对大自然热爱的情感，增强人们保护大自然的意识。其次生态旅游业的开发和发展，不是以牺牲旅游区域内的传统历史文化为代价，而是通过生态旅游的开发和发展促进当地传统文化历史遗产的保护，特别是对少数民族或者珍贵遗址的保护，弘扬和发展我国传统文化，激发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
3.2社区参与是生态旅游内涵的一部分
生态旅游的定义，在国际生态旅游协会的条例中明确规定“生态旅游就是既能够保护自然环境又能够起到维系当地人们生活责任的旅游活动”，并且当地社区的参与已经成为衡量生态旅游的一种主要的标准。
生态旅游不是单纯的自然旅游，它更多的包含了责任、保护、教育、社区参与等理念。
3.3社区参与是实现生态旅游目标的最佳途径
生态旅游能够实现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是合理有效利用旅游资源的关键途径，也是对旅游活动的有序开展和旅游运作的理想境界。生态旅游应该满足对旅游资源实施保护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目标，要实现这一理想目标的最佳途径，就是实现群社区参与。
四、生态旅游管理中社区参与的促进作用
4.1以社会经济的发展为着眼点
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管理，当地的居民可以直接从事生态旅游全过程中各项活动的经营活动，社区居民能够从中直接获取利益，以改善自身的生活水平。从这个角度分析，社区参与生态旅游实际上是在为自己“脱贫致富”。
生态旅游的开发和发展能够为当地的居民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从而带动当地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等相关行业的发展，促进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分析，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开发和管理，可以促进当地社会的发展，提高人们的文化水平，增强居民的参与意识和主人翁的意识，从而从根本上提高当地医疗、卫生、教育、交通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
4.2以旅游业的发展为着眼点
生态旅游资源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其一是自然景观，其二是传统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而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开发和发展程度主要室友当地社区居民的参与、实施和保护决定的。很多的旅游走出去，都希望见到没有见过的东西，浏览没有见过的风景，感受未曾见过的民俗，所以旅游到达一个地方，更愿意使用当地独具特色的设施，和当地的人们接触，融入当地的风俗习惯中。
4.3以资源和环境的保护为着眼点
在旅游业中，资源环境的开发和保护是相互矛盾的，但是社区居民的参与确实该矛盾迎刃而解。当地社区居民参与生态旅游的开发和管理，可使他们从依靠、消耗资源维持生活，到从事自然资源的管理开发工作，这从根本上减少了对环境的破坏，也缓解了环境保护的压力。与此同时，社区居民通过生态旅游的教育理念了解到环境保护的加之，从而是生活保护的观念深入人心。
五、总结
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管理是一项长期系统的工程，需要政府部门、旅游开放和社会各界力量的支持和帮助。在发展生态旅游时，管理的重要责任应该落在当地社区的肩上，积极的鼓励当地社区的参与，努力的营造社区管理模式，使生态旅游项目在促进社区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方面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作者单位：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张玉钧，生态旅游管理框架分析[n]，中国旅游报，2008-11-8（14）
生态系统保护的途径篇7
【关键词】城市建设;海绵城市;研究;探索
一、引言
顾名思义，海绵城市是指城市能够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下雨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海绵城市建设应遵循生态优先等原则，将自然途径与人工措施相结合，在确保城市排水防涝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实现雨水在城市区域的积存、渗透和净化，促进雨水资源的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在海绵城市建设过程中，应统筹自然降水、地表水和地下水的系统性，协调给水、排水等水循环利用各环节，并考虑其复杂性和长期性。
二、海绵城市建设的主要途径
海绵城市的建设途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对城市原有生态系统的保护。最大限度地保护原有的河流、湖泊、湿地、坑塘、沟渠等水生态敏感区，留有足够涵养水源、应对较大强度降雨的林地、草地、湖泊、湿地，维持城市开发前的自然水文特征，这是海绵城市建设的基本要求。
二是生态恢复和修复。对传统粗放式城市建设模式下，已经受到破坏的水体和其他自然环境，运用生态的手段进行恢复和修复，并维持一定比例的生态空间。
三是低影响开发。按照对城市生态环境影响最低的开发建设理念，合理控制开发强度，在城市中保留足够的生态用地，控制城市不透水面积比例，最大限度的减少对城市原有水生态环境的破坏，同时，根据需求适当开挖河湖沟渠、增加水域面积，促进雨水的积存、渗透和净化。
海绵城市建设应统筹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城市雨水管渠系统及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统。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可以通过对雨水的渗透、储存、调节、转输与截污净化等功能，有效控制径流总量、径流峰值和径流污染;城市雨水管渠系统即传统排水系统，应与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共同组织径流雨水的收集、转输与排放。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统，用来应对超过雨水管渠系统设计标准的雨水径流，一般通过综合选择自然水体、多功能调蓄水体、行泄通道、调蓄池、深层隧道等自然途径或人工设施构建。以上三个系统并不是孤立的，也没有严格的界限，三者相互补充、相互依存，是海绵城市建设的重要基础元素。
三、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
所谓低影响开发（LowimpactDevelopment，LiD），指的是在场地开发过程中采用源头、分散式措施维持场地开发前的水文特征，也称为低影响设计（LowimpactDesign，LiD）或低影响城市设计和开发（LowimpactUrbanDesignandDevelopment，LiUDD）。其核心是维持场地开发前后水文特征不变，包括径流总量、峰值流量、峰现时间等（见图1）。从水文循环角度，要维持径流总量不变，就要采取渗透、储存等方式，实现开发后一定量的径流量不外排;要维持峰值流量不变，就要采取渗透、储存、调节等措施削减峰值、延缓峰值时间。发达国家人口少，一般土地开发强度较低，绿化率较高，在场地源头有充足空间来消纳场地开发后径流的增量（总量和峰值）。我国大多数城市土地开发强度普遍较大，仅在场地采用分散式源头削减措施，难以实现开发前后径流总量和峰值流量等维持基本不变，所以还必须借助于中途、末端等综合措施，来实现开发后水文特征接近于开发前的目标。
图1低影响开发水文原理示意图
从上述分析可知，低影响开发理念的提出，最初是强调从源头控制径流，但随着低影响开发理念及其技术的不断发展，加之我国城市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城市内涝、径流污染、水资源短缺、用地紧张等突出问题的复杂性，在我国，低影响开发的含义已延伸至源头、中途和末端不同尺度的控制措施。城市建设过程应在城市规划、设计、实施等各环节纳入低影响开发内容，并统筹协调城市规划、排水、园林、道路交通、建筑、水文等专业，共同落实低影响开发控制目标。因此，广义来讲，低影响开发指在城市开发建设过程中采用源头削减、中途转输、末端调蓄等多种手段，通过渗、滞、蓄、净、用、排等多种技术，实现城市良性水文循环，提高对径流雨水的渗透、调蓄、净化、利用和排放能力，维持或恢复城市的“海绵”功能。
四、海绵城市――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途径
海绵城市――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需统筹协调城市开发建设各个环节。在城市各层级、各相关规划中均应遵循低影响开发理念，明确低影响开发控制目标，结合城市开发区域或项目特点确定相应的规划控制指标，落实低影响开发设施建设的主要内容。设计阶段应对不同低影响开发设施及其组合进行科学合理的平面与竖向设计，在建筑与小区、城市道路、绿地与广场、水系等规划建设中，应统筹考虑景观水体、滨水带等开放空间，建设低影响开发设施，构建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的构建与所在区域的规划控制目标、水文、气象、土地利用条件等关系密切，因此，选择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的流程、单项设施或其组合系统时，需要进行技术经济分析和比较，优化设计方案。低影响开发设施建成后应明确维护管理责任单位，落实设施管理人员，细化日常维护管理内容，确保低影响开发设施运行正常。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途径示意图如图2所示。
图2海绵城市――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思路示意图
五、城市道路在海绵城市建设中的注意事项
（1）城市道路低影响开发设施进水口（如路缘石豁口）处应局部下凹以提高设施进水条件，进水口的开口宽度、设置间距应根据道路竖向坡度调整;进水口处应设置防冲刷设施。
（2）城市道路低影响开发设施应建设有效的溢流排放设施并与城市雨水管渠系统和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统有效衔接。
（3）城市道路低影响开发设施应采取相应的防渗措施，防止径流雨水下渗对道路路面及路基造成损坏，并满足《城市道路路基设计规范》（CJJ194）中相关要求。
（4）当道路纵向坡度影响低影响开发设施有效调蓄容积时，应建设有效的挡水设施。
（5）城市径流雨水行泄通道及易发生内涝的道路、下沉式立交桥区等区域的低影响开发雨水调蓄设施，应配建警示标志及必要的预警系统，避免对公共安全造成危害。
（6）城市道路低影响开发设施的竣工验收应由建设单位组织市政、园林绿化等部门验收，确保满足《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1）相关要求，并对设施规模、竖向、进水口、溢流排水口、绿化种植等关键环节进行重点验收，验收合格后方能交付使用。
（7）面层出现破损时应及时进行修补或更换;
（8）出现不均匀沉降时应进行局部整修找平;
（9）当渗透能力大幅下降时应采用冲洗、负压抽吸等方法及时进行清理。
六、综述
维持和恢复城市绿地与水体的吸水、渗水、净水能力，是建设海绵城市的重要手段。因此，在保证城市道路、绿地原有功能的同时，还要合理规划用地布局与竖向设计，使低影响开发雨水设施与城市雨水管渠系统、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统有效衔接，充分发挥城市“绿色”基础设施与“灰色”基础设施协同作战的能力。
海绵城市建设，要以城市建筑与小区、城市道路、绿地与广场、水系等建设为载体，城市规划、设计、施工及工程管理等各部门、各专业要统筹配合，突破传统的“以排为主”的城市雨水管理理念，通过渗、滞、蓄、净、用、排等多种生态化技术，构建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
参考文献：
【1】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S】.北京：住房与城乡建设部，2014.10：87～88
生态系统保护的途径篇8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商品性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4-0059-04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热点与思路梳理
“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自21世纪初兴起并被广泛使用以来,全国各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热,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也随即升温,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遗产研究领域中的这一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早期的成果主要集中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内涵、分类、特征、价值、功能等基础理论的研究;后期的成果集中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利用等方面的探讨,研究视角涉及保护现状、保护措施、开发模式、产业化、商业化、市场化、法律保护、传承途径等,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问题倍受关注。综合现有成果,学者们普遍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重要的区域旅游资源,旅游开发可以成为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的商品从而实现其生产性保护、活态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现有文献中,汪宇明、马木兰探讨了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化的博物馆、主题公园与实景舞台剧三种模式的特点,并通过对恩施腾龙洞《夷水丽川》实景舞台剧的实证研究,提出大型实景舞台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型为旅游产品的成功路径;姬梅、朱普选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化的自身模式。与现实面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与保护的矛盾、争议相比,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的核心即商品性展现途径的研究尚显不足。因此,本文立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性与商品性的对立统一,力主探讨其商品性展现的基本途径,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商品性开发的困惑与解读
生态系统保护的途径篇9
关键词：河流湿地；多等级湿地；城市湿地公园；安全格局；场所精神
中图分类号：tU985.19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0422(2011)08-0066-04
1 城市化进程中的河流湿地面临的两大挑战
1.1挑战一：城市化导致河流湿地生态系统破碎和功能衰退
城市化对河流湿地的整体破坏主要表现在河网系统破坏、线性廊道断裂、地表径流暴增、污染物加剧、生物栖息地消失和外来物种入侵三方面。
城市扩张中自然河流被填埋、渠化和断流，阻隔了物质流和能量流的传输，水系廊道等线性景观元素在生物保护、减灾、游憩和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高价值消失(俞孔坚，2005)。另一方面生物栖息地消失标志物种灭亡，同时带来外来物种入侵，埋下生态安全隐患。
我国湿地总量居世界第四，但城市化进程中湿地消失严重，大型湿地面积缩减、丧失功能，中小型湿地集中在低洼集水区和河流河岸带，更易被忽略和占据，现有城市及近郊天然或人工湿地的80％面临被填埋消失的威胁。
1.2挑战二：城市扩张对河流湿地的城市功能更新
现代城市扩张越过天然河流，更以河流资源为依托发展商业和居住，这对河流湿地的城市功能提出了更新要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城市排污和防洪要求；2)商业和经济发展依托；3)休闲娱乐和景观功能；4)场地历史记载
防洪排涝功能是城市内河流最重要的一项功能，城市下垫面硬化，如何承接暴雨径流和城市排水系统的污水，并保障河流水质和生命支持能力是河流域市功能的严峻挑战。在以“水”为核心和亮点的水岸经济和滨水商业模式中，如何在生态保障的基础下实现开发者和渴望自然城市人群的双赢。而城市周边河流特别是人工开挖的水体(如运河)，本身服务于农业、工业或城市用水的取水需求，周边存在大量遗产。遗产的历史内涵事实上就是诺伯舒兹(Chrisliannorberg-Schulz)提出的“场所精神”。
2 城市河流生态系统功能重建途径探索
2.1当下前沿理论探索
当下前沿的城市河流生态系统功能重建的理论和方法主要有“多自然河流生态修复理论”(杨海军，李永祥，2005)、“绿色水道理论”和“城市湿地公园建设”。
德国的Selferr首先提出近自然河流治理的概念，建设多自然河流主要措施包括：营造更多河漫滩空间；结合浅滩和深潭形成生物的栖息场所；保持水边形态尽量使水边区域的多样性；保护河边的防护林(吴浓娣，张祥伟，2004)。绿色水道衍生自美国的绿道概念，从生态学角度出发，河道湿地需要有足够的宽度以控制来自周边的溶解物质，并为滨水区生物提供生境和通道等(朱强，俞孔坚，李迪华，2005)。区别于自然保护区针对代表性自然生态系统和珍惜濒危野生生物种群的保护，城市湿地公园建设作为河流生态修复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讲将保护与利用有机地统一起来。
前两个理论均旨在恢复和维持联系的河流湿地生态系统完整性，非常值得借鉴。然而除了场地限制外，工程投入和花费巨大以及无法满足城市功能获得利益平衡都阻止了这两项措施在国内前进的脚步。城市湿地公园作为城市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的模式在被推广的7年间，出现了很多问题，例如缺乏建立湿地公园理论依据；贪大求洋(骆林川，2009)，势必对已经十分紧张的城市用地和财政造成更大的压力；缺乏人才和成熟的配套技术等。
2.2一种更适合中小型湿地重构的战略途径：多等级湿地理论及应用
2.2.1小型湿地重要性前提和多等级湿地模型建立
多等级湿地系统理论是在雨洪径流被认为是美国水生生态系统健康最主要威胁(olson，1993；USepa／uSDa，1998)的背景下提出的。雨洪的有效控制是典型的叠合达成的(emersoneta1.，2005)，需以源头小型湿地为基础叠合其他措施(VanderValkandJolly1992)。2007年美国科学家matthewJ.Cohen和markt.Brown建立了量化的多等级湿地模型，通过在佛罗里达州的实地模拟定量研究出不同尺度湿地如何组合对于流域尺度的雨洪控制更加有效。
Cohen和Brown建立的多级湿地模型假设小型湿地面积0.2ha，中型湿地9.5ha，大型湿地250ha。首先肯定小型源头湿地的重要性，以基线湿地模型(baseline)作为多等级湿地模型(hierarchicalnetwork)对比项。基线湿地模型(baseline)中小型湿地分布于水体源头，而多等级湿地模型中小型湿地位于水源头地区，中型湿地(泥沼地或河流生态系统)位于径流中央，大型湿地则是区域的最终接收系统(海岸或洪泛滩地)。三种不同大小湿地按一定比例组合。
2.2.2多等级湿地理论对中小型湿地建设指导意义
2.2.2.1多等级湿地理论证明中小型湿地更适合城市河流功能修复
针对城市河流承接污水和排洪要求，中小型湿地对于河流修复作用更加有效。研究表明大型湿地的滞水功能占优，中型湿地的排磷功能较好，而小型湿地沉积污染物的效率最高。
2.2.2.2多等级湿地理论将流域湿地覆盖率定量化
流域中中小型湿地的湿地覆盖率达8％，能有效规避洪灾。研究表明基线湿地模式和多等级湿地模式的蓄水盆地覆盖率分别达到8.2％和7.4％能规避正常降雨年份的洪水。覆盖率达10％能有效控制暴雨年份洪水。
2.2.2.3多等级湿地理论对中型湿地位置和面积给出定量标准
增加中型湿地面积，最能有效减缓总径流和衰减洪峰。在所有情况中，增加大型终极湿地面积并不能提高整天效果，同样的，简单增加系统总面积而不是其配比也起不到好的效果。
2.3多等级湿地应用途径探索
2.3.1宏观尺度：景观安全格局建立和多等级湿地系统战略点建立
2.3.1.1首先建立雨洪安全格局，景观安全格局(Sp)是判别和建立生态基础设施的一种途径(Yu，1995，1996；俞孔坚，1999，1998)。雨洪管理Sp应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建立，得到基于现状流域的汇水区面积和不同级别汇水区滞留径流量比例，可以验证对涝灾的控制效果(宋云，俞孔坚，2007)，更重要的是可以筛选出对生态系统重要的战略要点。
2.3.1.2多等级湿地建设是人工组织的系统，通过Sp分析出潜在湿地战略位置，根据多等级湿地理论确定湿地位置和大小，明确其在流域雨洪管理中的功能。
多等级湿地建议湿地在流域中的覆盖率约8％左右，弗罗里达州三个级别频率为92：7：1，位于源头的小型湿地应尽量保留和恢复，最佳方案是在径流中央选择中型湿地大小面积作为城市湿地公园用地。
2.3.2中观尺度：生态功能和城市功能布置
中观尺度侧重于城市湿地公园中生态功能与城市功能的有机统一。中观层面下，场地面临具体的与城市互动的问题，周边的居住、商业区和城市干道都对场地的社会功能提出要求：如娱乐、游憩、通行等。城市湿地公园的主要分区特征是：(1)以运河湿地保护区为中心；(2)内核为河流湿地恢复区，包括湿地系统的构建和河岸生态过渡区；(3)外环是城市功能过渡区，在这里布置游客集散点、服务中心等。
2.3.3微观尺度：城市湿地公园设计重点和方法
2.3.3.1湿地系统构建：湿地系统重构应以原有湿地环境进行调查研究，特别是对原有湿地水体、土壤、植物，以及周边居民景观期望等。进而利用原有的经过因素保证湿地系统的完整性。湿地系统重构包括对水体、植物、地形地貌等构成要素的恢复和再建。
2.3.3.2河岸线的处理：根据多自然河流修复措施，应尽量改直边曲，营自然驳岸或近自然驳岸；尽量营建更多的河漫滩地，利用低水槽和深水槽形成多样化水流，拆除或减少水利设施。
2.3.3.3植被重点设计：植被恢复是河流湿地恢复关键，原因有①植物根系防止水土流失，稳定土壤环境；②为鱼类和野生动物创造栖息地；③有些植物能够净化水体，成为污水的生物过滤器；④植物是营造怡人自然景观的重点，是湿地与城市功能结合点。
2.3.3.4休闲游憩设施：注重场地对城市人娱乐活动的服务，需保证与环境的协调，倡导场所精神的维持，让活动其中的人能读懂历史、生活的故事。
3 案例解析――宜昌运河公园
宜昌运河公园位于宜昌市西陵组团和伍家组团交界处，是城市未来新区核心区，在东山大道与城东大道之间，西临港窑路、东至域东大道、北抵中南冶勘机修厂、南靠东运路，总用地面积约11.92hm2。
本案位于运河流向长江的入江口，是宜昌市水系网络的中下游，城市化将运河纳入新城发展中心区，运河周边湿地被城市用地侵占，生态环境遭破坏；同时城市对运河湿地及场地水体提出城市功能更新要求，包括雨洪调节、经济带动点、休闲景观功能等。正是城市化下面临生态修复、城市功能更新双重要求下的中小型河流湿地的典型代表。
3.1宏观尺度：景观安全格局建立和湿地定位
3.1.1景观安全格局建立：图8为宜昌城东新区生态基础设施图，本案位于重要的生态安全格局战略点；根据图9新城区绿地规划，本案所在位置纳入城市绿地系统内，应作为城市生态组团建设。
3.1.2多等级理论下的中型湿地战略定位：场地中运河段处在流域的径流中央，承接上游山地和城市径流输送入长江，现状水体面积约8ha，完全符合多等级湿地中型湿地位置和规模要求，并且城市河流首要功能是防洪排涝，另外对于污染物的沉积和净化保证流入长江水质。
为了将河流生态功能和城市融合，在湿地的基础上兴建城市公园，本案定位为基于多等级湿地理论下的城市湿地公园建设。有别于一般城市绿地公园的性质，除了满足市民休闲游憩等服务功能以外，还应具有其在生态意义上的特殊性。
3.2中观尺度：功能分区和溶解公园
3.2.1宜昌运河公园功能分区
湿地公园实现生态功能和城市功能有机统一，形成以湿地水体景观区和山林休闲景观区组成的河流湿地恢复区，紧紧围绕运河景观区形成过渡带；有入口广场区、游客综合服务区形成于城市互动的城市功能过渡区。
3.2.2对外形成开发边界
对外形成开放的边界，加强自身与周边的交通联系，与城郊自然景观基质如水体、林地、山地和农田相融合，以简洁、生态、开放的形态渗透到区域当中；在公园各个方向界面上布置非机动车入口，并针对场地高差和滨水现状设置木栈道和阶梯，方便市民进入公园内部。
3.2.3内部非机动车系统提高可达性
对内布置丰富的非机动车系统形成便捷的绿色通道，设置跨越水体和湿地的架空廊道或栈桥，建立立体步行系统，整体形成流畅的内部交通，从而提升公园景观元素对人的可达性。
3.3微观尺度：项目设计与特色
运河公园是一处河流景观与湿地景观的交集，是城市河道景观与生态系统的绝佳载体。承担保护宜昌水资源特色、改善运河水质、科普教育、湿地水系进化和生态风景观赏等职能。
3.3.1湿地系统重构
设计将原场地特质“渔塘”的大肌理加以保留，形成了公园生态湿地景观水体的基本结构。通过对场地水体清淤、植被恢复等措施实现湿地系统功能恢复。主要分为两部分：
水系净化，改善水质：运河公园场地内水资源丰富，水体面积占到整个公园面积的三分之二。通过高差变化等作用自然流经一系列净化池，经过多种原理净化，最终以清洁之水回到运河。设计通过一系列亮点设计将湿地净化以及生态恢复的理念加以展示，起到两方面的示范作用。
调蓄洪水、防洪安全：宜昌市防洪范围按长江支流的防洪标准，20年一遇洪水。场地防洪分为20年与10年一遇防洪线两个等级，公园按照不同功能区分区防汛。原废弃鱼塘改造的人工湿地景观区适当打开可淹没范围，满足汛期湿地滞洪的需求。
3.3.2自然驳岸营造
借鉴多自然河流修复理论，水体河岸应保持自然，尽可能营造更多的河漫滩地，种植多种水生、耐水植物，创造丰富多样的动植物栖息地。为了满足游憩功能，可在河岸设游步道或栈道系统，增强可达性并将对湿地生态系统的影响降低到最小。
3.3.3植被恢复和利用
总体原则：因地制宜，适地适树：构建群落，增加绿量；比例合理，季相丰富。根据不同的水生植物具有不同的净化功能，设计中充分利用此特性进行分区：第一部分池塘，主要功能阻挡悬浮物。第二部分池塘，主要功能是综合吸收各种污染物进行净化，自然增氧。第三部分池塘，主要功能是植物能吸附、富集一些有毒有害重金属物质，种植黑藻。第四部分池塘，主要功能是吸收病原体，种植莎草。第五部分是池塘，主要功能是吸收营养物、种植紫萍。第六部分池塘，主要功能是综合吸收各种污染物，种植荷花和黄花鸢尾再次进行综合吸收。第七部分池塘，主要功能是增氧过滤。为保持水质洁净，主要采用深根性植物芦苇和香蒲。
3.3.4场地精神再现
理想的山水格局与鱼塘肌理：规划整体结构采用自然式布局，充分顺应现南水北山的山水结构，营造北高南低、靠山面水之风水佳地；对现有鱼塘进行改造，在保留大肌理的原则上进行进一步划分成为净化池，以满足净化与景观双重功能。
近现代工业遗产改造：50年前长江开关厂正式投产，和韦家咀水电站一起成为了工业文化遗产的代表。设计将水电站改造而成的风雨廊桥，为人们提供了观赏运河、回忆历史、参观展览的场所；开关厂厂房及周边环境改造为后工业风格的广场区，保留工业记忆的同时再生为公园的餐饮娱乐中心。
场地元素提取和采用：宜昌自古多雨，伞必不可少，于是“伞”巧妙地成为本设计的亮点。伞的概念经过提升和抽象，延伸出一条蜿蜒曲折的景观廊道，贯穿着整个公园，又借“橘乡”之意采用鲜明可人的橘红色作为廊道主色，将功能性和装饰性完美的统一，形成了具有宜昌特色的独特景观。
生态系统保护的途径篇10
关键词:生态公园,生态建设,生态,城市生态
人们对生态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生态公园的建设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一、生态公园的概念特征
1.生态公园的概念
“生态”思维代表一种新型的自然观。近年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要更好的生存下去,就应该顺应自然、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形成“天人共生”的自然观【1】。随着人们认识的加深,出现了生态公园。
生态公园是将城市市区的荒地或废弃地及城郊地区,以保留或模仿地域性自然生境来建构主要环境,以保护或营建具有地域性、多样性和自我演替能力的生态系统为主要目标,运用生态学原理和技术,借鉴自然植被的结构和过程进行公园绿地设计、建设和管理,促使公园形成,以潜在植被为基础,保护生物野生动物的生物多样性,满足公众游览、观光、休憩、开展科学文化及锻炼身体等服务功能【2】。
生态公园纳入城市绿地系统的范畴。生态的属性决定了这类公园应是在城市或郊区里的自然保留地,和城市与自然最接近的地域【3】。
2.生态公园的特征
城市生态公园并不是一种全新创造的公园类型,而是面对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型园林形式,是人们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的知识,在不断探索和解决问题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它既具有“生态性”,又具有“城市性”,从而使它有别于普通的城市景观公园和自然生态公园或自然保护区【4】。
(1)具有一般公园的特性
城市生态公园的本质还是公园,是城市绿地系统的延伸。所以,所有的生态公园都具有一般公园所具有的性质。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个休憩,游览的场所。
(2)生态性
生态公园的特点就是他的生态性。城市生态公园由于引进了景观生态学的设计理念,更充分的利用了城市物种多样性和公园空间资源,让各种各样的生物有机的组成了一个和谐、有序稳定的群落【5】。
生态公园的绿地大多是利用市或建筑物稠密地区的荒地或废弃地,公园绿地的建设大多保留自然落及原有植被【2,6】。
生态公园能为动、植物安全生存和繁衍提健全的生态环境和良好的生境条件。
设计的方法是符合生态原则的,从构思到具体的构造作法都应该体现设计者对自然生态过程的尊重。
在养护管理上,强调动态目标,尊重并保护自然演替。尊重植物的循环再生。正是由于城市生态公园的管理依椟乎生态系统的自然演替,故投入要比传统景观公圈低得多【5】。
在功能目的上。除了具有一般公园的作用和功能外,更让人有回归自然的感觉。最重要的是功能的组成是符合生态系统要求的,没有破坏自然生态过程的相关活动。
(3)城市性
城市生态公园是作为城市绿地系统的一部分,无论从地理位置、空间格局、生态系统和规模级别上,都是城市的一个有机部分。城市生态公园的“城市”属性使其有别于位于近郊和林区的自然生态公园、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和国家公园,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空间格局使它和城市的功能的联系更为紧密,直接对城市的生态环境、居住生活环境产生影响【3】。
二、生态公园建设及改造的原则和途径
我国城市生态公园的建设应不同城市和地区的自然条件。以城市生态关键地点作为考虑重点,结合城市生态规划和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决定城市生态公园的位置和布局,即它的生态过程、能源和物质的使用应有利于全球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发展的;它的环境建构应符合生态原则,它的具体空间和实体形象应能充分考虑包括人在内的生物个体的互动关系,唤起人对于生态意象的文化体验和美学感受。
1.生态公园建设的原则
根据城市生态公园的基本内涵与我国城市发展建设的现状,结合国外的相关经验,我国城市生态公园规划建设的基本原则有以下几点:
(1)生态优先原则:以生态建设为核心,维护区域生态系统平衡和生物多样性,通过生态修复,使城市生态公园发展有别于其他开发与发展模式。合理安排各功能区的开发强度。
(2)整体发展原则:从区域生态环境优先的角度,统筹城市生态公园内用地布局、生态环境保护建设、交通和基础设施等建设【7】。
(3)可持续发展原则:促进城市生态公园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优化区域内的各项资源配置。
(4)以人为本原则:公园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为市民提供良好、高品质的绿色人居、生态教育和度假休闲环境,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5)城乡统筹原则:使城市生态公园的规划、建设、管理和经营成为带动和引导乡村地区发展的良好契机,通过基础设施的改善和绿色产业的引进等措施促进地区城乡统筹发展【7】。
(6)保护、展示与经营统筹协调原则:合理引入生态绿色产业,实现城市生态公园的持续与健康发展,使其成为城市的生态核心区与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展示窗口【8】。
2.生态公园建设的途径
现在城市生态公园的建设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由于我国的生态公园建设还处在初级阶段,所以还有很多不足。在今后的城市生态公园的设计规划中,要总结城市生态公园设计的经验,以生态学为基础,结合景观设计,环境设计方式,探索保护生态环境,创造优美景观,提供适宜活动场所,三者结合的途径,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
根据我国城市生态公园建设的现状,总结了以下几点生态公园建设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