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信息学的研究意义篇1
关键词：形式；关系；意义；信息；形上之思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2)02－0028－04
在信息论创立之初，对于是否选择“信息”一词来称谓他所发现的一个新函数，香农曾感到颇为犹豫，因为这个词令人困惑，在英语中，它已经有了太多的含义，当前学界也极易将形式、关系与意义等与信息概念混为一谈。然而，从哲学传统的角度思考，现代信息论及其哲学观念中的“信息”一词确然契合了诸多深刻的思想渊源。从词源学上说，英文“information”一词的词根“form”，首字母大写时(Form)指称柏拉图哲学的“理念”，小写时指称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形式”，都是西方哲学传统中的重要概念，而且“information”的动态形式是“inform”，它常取“赋予某对象以形式或特征”之意。由此概念分析处人手，我们便可开启信息哲学的形上之思。一、从“形式”概念看信息哲学中的形上问题
在信息哲学中，关于形式概念的哲学思考乃是隐而不显的，因其可谓信息哲学的根基之思，其内容本身本不纳入信息哲学的理论框架之中，却又时时处处贯穿于信息哲学的诸论之内。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将形式之思的理路阐述清晰化、在场化，或许既是一种哲学形而上学沉思中的必然，又是一种信息元哲学探究中的可能。
在柏拉图哲学中，理念(Form)是一种绝对的、永恒的和超验的实存之物，世间万物因分有或者模仿理念而成其为自身，获得其本质，成为理念的一个摹本。分有物或者模仿物显然只能部分地具有理念的“完美性”，而永远不能成为它。因此，现实世界是虚假的，是杂多，而唯有理念世界是真实的，是完美的“一”。形象地说，柏拉图为我们描述了一幅由上而下的形式分有的运动图像，即形式作为内容由理念散发而流动到世间万物之处，进而塑造出万物之显像，而这也正是“inform”一词的本义。或许我们可以说信息(information)作为“inform”的名词化，正是表达这一形式分有之流动过程的描述性概念，正是由它描述了柏拉图哲学中世间万物形成的动力源泉、内在机理和时空构式。由此，我们便可看出信息在哲学中的存在论意蕴，即信息虽不能直接被看作万物形成的实体性本原，但它作为形式分有、流动的显像仍然是万物“形――成”的过程性本原，由此，我们便也重新理解了赫拉克利特的流变之说。
亚里士多德关于形式(form)的思想是对柏拉图理念论的继承和转换。在柏拉图那里，理念高于世间万物，而亚里士多德则说形式蕴含于万物之中，它与万物须臾不可分离，甚至形式就是第一实体。在四因说中，亚里士多德指出，形式因乃是第一因，动力因和目的因都可以归于形式因，即使是质料也离不开形式，因为我们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发现“原初质料”这样的东西，即没有无形式的质料，形式就是一切事物的“是其所是”，质料只是潜在性，而形式则是现实性，甚至自然的过程就是质料从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的连续转换的过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形式概念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核心地位，而如果将此思想延展开来，我们便会发现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与信息哲学中的信息之间有着一条可以明确沟通的纽带。
在柏拉图哲学中，形式乃是被给予物质的，而亚里士多德将其转换为形式内在于物质的问题，这便形成西方哲学传统中的一个重要分歧。17和18世纪的欧洲经验论哲学认为知识所赖以构成的形式寓于知觉之中，而休谟则怀疑离开了客观的形式，经验只能是散乱无序的，后来，知觉被笛卡儿的主观理性所代替。走出独断论迷梦的康德又将质料(matter)和形式(form)纳入到先验范畴之中，指出心灵本就是形式之家，知觉的形式乃是由先验心灵所赋予的，由此我们才能认识世间万物。然而20世纪的哲学则更倾向于形式与质料内在不可分离的观点。向来少谈客观实在问题的现象学家海德格尔也说：“我们对这个物的概念，即把物当作具有形式的质料的概念，也是有怀疑的。……质料与形式的区分，而且以各种不同的变式，绝对是所有艺术理论和美学的概念图式。不过，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却并不能证明形式与质料的区分是有充足的根据的”。
如果我们返回到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之思中去，便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扩展，即世间万物的运动，体现为由潜在性向现实性的转换，实质上亦是形式显示的过程，是事物之本质生成的过程。如果相对于柏拉图的形式分有思想，我们将亚里士多德的运动理论称之为形式显示，那么信息(information)便可具有如下含义，即事物生成和存在的过程性显示。这一思想在当代信息哲学中得到了鲜明地回应。关于信息本质的研究指出：“信息是标志间接存在的哲学范畴，它是物质(直接存在)存在方式和状态的自身显示。”由此不仅承接了古代哲学的哲思，而且扩展了其思想内涵。这主要体现在信息哲学作为20世纪的哲学思潮，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坚持摒弃二元分立，将形式与质料内在的统一起来，认为在形式显示之中，质料乃是始终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基底起作用的。“潜能当它还未曾转化为现实的时候，它是关于将要产生的现实的信息的载体；由潜能转化而来的现实则是它由以转化而来的在它之先的潜能的信息载体，同时，它又作为一种新的潜能而潜在规定着更新形式的现实的信息。”。由此，信息哲学以一种崭新的方式回答了古老形而上学的基础性发问，即“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信息哲学认为信息乃是在者在之根据，曾经在、现在在和将来在之根据，而无，即无信息，因而无形式显示，无本质生成，无成其自身之过程和根据，因而不在。
二、信息哲学中形上问题的“关系”维度
在学界关于信息哲学的论辩中，形式和关系概念往往处于核心地位，也往往被赋予浅薄化、平面化和实体化的解释。如同上述关于形式概念的研究旨在深刻化、立体化和过程化信息哲学的形上之思，关系概念在其中也应体现更加丰富的意义。如果说形式是信息哲学中的奠基性概念，那么关系概念则将信息哲学的形上架构铺展开来。
在信息哲学中，人、自然与社会，以及身与心的关系得到了崭新的诠释。在信息哲学关于存在领域分割的逻辑推演中，存在领域被划分为四个面相：客观实在、客观不实在、主观实在与主观不实在。从唯物主义的实在观出发，我们可以认为客观实在=物质，客观不实在+主观不实在(精神)=信息，由此，整个世界在其基础的关系层面便获得了一
个新奇的诠释视角：人，作为身心的统一体，便包含着客观实在(物质)与主观不实在(主观信息)的双重因素；非人化的自然，便是客观实在(物质)与客观不实在(客观信息)的统一；社会，具有人化与化人的统一性，便更是客观实在(物质)、客观不实在(客观信息)与主观不实在(主观信息)的三元一体。
基于上述论断，可以认为信息作为不实在，贯穿于人、自然与社会的构成之中，实际上，它也同样处于三者间的关系之中。
一方面，在人与自然及其相互关系中，信息构成二者，并作为“显示”与“意向”的统一将二者联结起来。在坚持“世界统一于物质”原则的基础上，我们认为自然，尤其是非人化的自然乃是以物质为其基质的，同时又由下而上地将自身在客观信息层面上显示出来，而这种基质与显示的统一才是完整的自然本身。任何将信息排除于自然的构成之外的思想，都无一例外地沉陷于实体思维的樊笼之中了。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乃“是一个多维的存在：自然的、社会的(文化的)；肉体的、灵魂的；生理的、心理的、行为的。”人，体现着自然、社会、心灵、身体等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关系，或者说，在信息哲学的视角中，人是多重信息综合建构的产物。在此意义上，人是世界上具有最为复杂维度的存在者，因此，无法对其进行简单还原性的分析。然而，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意向”却构成了其中最基本的联结模式。“意向”，在当代哲学研究中，其内涵并不局限于在胡塞尔哲学中的原初意义，具有更为丰富内涵的“下向相关”或“指向”应该成为“意向”一词的深化意义。在信息哲学中，对“意向”一词的使用，便是赋予了其如此更深刻的意义：在广义上，它表征着信息作为原发点，以一种指向的姿态，将其自身相关于物质的动态关系；在狭义上，它意指着主观信息作为原发点，通过多重中介，指向并将其自身下向相关于客观存在物的动态关系。由此而言，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正是通过“意向”模式，与物质的自身“显示”相“冲撞”，进而建立起其与自然的密切关系，于是，诸多相互作用产生于其中。
另一方面，在人与社会及其相互关系中，信息亦构成二者，并作为“突现”与“还原”的统一将二者联结起来。“能动地把握、利用、开发、创造和实现信息是人类社会的本质。”这是信息哲学从人与社会的关系出发，对社会概念高度抽象的概括。建基于物质――信息世界的双重演化观念，从社会的内在生成视角出发，认为社会乃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物质层面与信息层面双重演化的动态过程。社会中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关系的主要内容已经在前文中简单论述，这里仅指出，其中的“意向”在社会中突现为“集体意向”的复杂状态，而“显示”则更具有了间接性的、多维度的中介机制，从而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更趋复杂化。就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言，“人之所以展示为人是因为人通过了以社会为中介的生理、心理和行为的二维结构的建构。”并且，正是通过这二维结构的进化发展，将人与社会的关系建构成为一个“突现”和“还原”双向作用的动态过程。“一方面，人的个体集合形成的类构成了人的社会，另一方面，人的类的存在形式社会又规定和影响着人的个体的存在；一方面，社会的活动必须以人的个体的活动为基础，并且，社会的活动又只能存在于一个个的个体的活动之中；另一方面，个体的活动又必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与社会整体的活动模式相一致的方式来塑造自身，并且个体的活动又一定会被整合到社会整体的活动模式之中。”
由此可见，“显示”与“意向”“突现”与“还原”乃是信息哲学中关系问题的具体双向维度，它们两两相合，协同整体架构起信息哲学中世界如其所是的复杂性图景。
三、形式生成和关系构成：信息哲学中的意义忖度
在信息哲学诞生之前，信息概念远没有意义概念那么深厚的哲学意蕴。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便已经涉及到意义理论的诸多面相。然而，意义问题却仍然是西方哲学传统的―个盲点，因为“意义这个‘东西’太原本了，它很难被完全对象化，但是这不是说它跟对象没关系，对象恰恰因为它而可能。”在20世纪哲学中，受摒弃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影响，哲学传统中的意义层面被重新“捕捉”到了。信息哲学将意义问题纳入其研究视域中既是自身研究发展的需要，也是20世纪哲学研究日益走向深化的产物。当前国际信息哲学研究主要表现出两种路径，一是信息的形而上学路径，二是语言和逻辑分析的路径。在第一条路径中，意义问题往往被淡化，而没有形成主题研究，而在第二条路径中，由于相关术语的误用则造成一种“可悲的混乱”。实际上，在信息论创立之初，韦弗就指出：“信息一词在该理论中是在特殊意义上使用的，不应与日常用法混为一谈，尤其是不应与意义混为一谈。”许多信息语义学者持有意义实在论的立场，而将主体的因素排除在外，从而未能给信息哲学中的意义问题提供合理的解答。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以英美哲学家为主体的日常语言哲学传统和以欧洲大陆哲学家为主体的诠释学、普遍语用学及超验语用学日益走向融合，哲学研究也出现了从意义主题到信息主题的转向，其中，信息与意义的关系凸现出来，而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体现在信息哲学领域中，便形成了信息哲学中的意义问题。
在分析哲学中，意义问题并不处于形而上学的，研究域中，然而信息哲学中的意义思考却与形式、关系等形而上学基本概念相关紧密，甚至可以说，“形式生成”与“关系构成”共同呈现了研究意义问题的出发点和前进方向。
一方面，从形式之思来看，作为物质(直接存在)存在方式和状态的自身显示的信息，从其原初的生成来看，乃是与人无涉的、纯粹自然的物理学现象，由此而呈现的信息，即为客观信息，或称自在信息。“在这个阶段里，信息还只是以其纯自然的方式，自身造就自身、自身规定自身、自身演化自身，从而展开其自身纯自然起源、运动、发展的历程。”这里的“自身”二字表明了将某种类似于主体的自主性赋予信息，从而为客观信息中意义的生成架设了理论基础。从传统形而上学的视角来看，物理事物之间最根本的相互关系便是以形式为动力的相互流动和以形式为目的的相互转换，而在物理学中，它是以“相互作用”为量纲的。“从现代科学的理论来看，事物间的相互作用是通过物质(包括质量和能量)和信息交换来实现的，……就相互作用必然引起参与相互作用之事物的物质和信息结构的改变这一隋景来看，凡是相互作用过程都必然会伴有价值关系之发生。”在这里的价值关系便是客观信息中原初生成的意义内容。这里的意义乃是“表示在价值和地位含义上的意义(Bedeu－tung)。”
另一方面，“在一种另外的含义上，意义所表示的就恰如一个语词的意义、语词组合所能够具有的意义。而意义的这一含义以某种方式是与那种我们称之为意蕴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此含义要比意义和意蕴的上述那种所谓‘价值’含义远为源本。”由此看来，由于信息哲学不容许将其自身仅仅作为科学哲学的一个分支，而且具有一种元哲学的宏大视域，因而探究意义的源本结构便更是题中之义。
生物信息学的研究意义篇2
【关键词】科技传播；计算主义；信息
一、计算主义视角简介
对于意识的认识是长久以来一直困扰人们的问题。意识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意识的运行机制是什么？这些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无论是哲学，心理学，自然科学，都为解决意识问题进行了深刻而持久的研究。随着科技手段的进步，意识问题的自然科学研究取向逐渐成为主流，而其中，计算主义的研究取向，是认知科学研究最基本的方向。
计算主义取向是伴随着当代计算机科学迅猛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计算主义的基本思想是将意识、心智的本质以及行为与计算机程序进行类比，提出“认知的本质就是计算”这样的基本假说，当前信息、算法和计算这些计算主义的基本概念已成为当前理解人的生命及意识本质的重要概念。[1]
这种思潮，随着人工智能、生物信息学、量子计算、元胞自动机理论等的产生和发展，开始广泛的渗透到各个科学领域，继而发展为一种哲几乎遍及所有科学和哲学领域的超范式，即构成物质世界的基本要素是计算或信息流，世界的全部内容是信息从一个部分传递到另一个部分的过程。
计算主义实际上已经渗透到宇宙学、物理学、生物学乃至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等诸多领域。计算或者算法不仅成为人们认识自然、生命、思维和社会的一种普适的观念和方法,而且成为一种新的世界观。[2]
科技传播是基于传播学而集中研究科学技术传播的学科，以计算主义的视角，对科技传播进行认识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拓展和加深对科技传播的最根本的理解。
二、科技传播的四个要素
传播是人类社会广泛存在的现象，可以说，自人类出现，传播就一直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传播现象也许是人类认识索要面对的最为复杂的对象之一。以传播为研究对象的传播学是20世纪出现的社会科学，传播学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经过多年发展，传播相关的历史研究，心理学研究，社会学研究，乃至传播方式的物理学研究以及上升到哲学高度的语言哲学研究等，与传播相关的领域的研究几乎已经面面俱到，而科技传播的研究因为局限于传播科技知识，较人类的一般传播要简单一些，虽然科技传播具有不同于传播学研究领域的特殊性，但是作为一种传播的过程，传播学的基本理论还是适用的。
人类的传播是一种交流和交换信息的行为。一个基本的传播过程由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与传播媒体和受传者四个要素构成。[3]信息在四要素之中的传递，构成了一个传播的过程。对这四大要素的分析是认识、理解和研究科技传播活动和科技传播现象的出发点。而如果要做一个最根本的认识，需要先对信息进行解读。
在人类的社会传播过程中，信息是符号和意义的统一体。符号简要的说，是信息的外在形式和物质载体，而意义本身是抽象和无形的，但可以通过如语言及其他符号得到表达和传递，一个符号和其携带的意义构成信息。人类最基本和最主要的符号，就是语言。
语言是一套完整和较完善的符号体系。在计算主义的视角下，可以这样认为，语言的符号体系是一种人类意识可以理解的算法，人类实际上通过这样一种算法，来理解和处理信息所包含的意义。而只有在这样一种人类可以理解的算法内，意义才得以存在。比如一个彻底陌生的自然物，我们不妨利用数学的方式定义为x，对于人类而言，在认识它的形状和与外界的作用之前，它毫无意义，而认识它并认识它与外界的作用，实际上经历了将这些关系编译为人类可以理解的形式，比如，称之为“费米子凝聚态”，这不仅是一个单纯的符号，这个符号承载了对应物的信息，也就是人类对它的认识。这个过程发生的，可以说是人类建立了一套算法，来认知这个东西。同样的，所有的信息，只有经过人类可理解的算法处理之后，才具有对人类而言的意义。为什么经过这样的过程，信息就可以被理解？传播学中，认为语言的理解是一种语义契约，基于这种达成的共识，语言得以被普遍理解。这其实可以理解为一种算法。可以借用计算机领域的一个常见术语，格式化。在计算机中，硬盘经过格式化才能作系统识别，这一过程，与人类的认知过程有些类似。
那么，传播的四个要素，分别在这种理解中是怎样的呢？
传播者是指信息的提供者，亦即向受众传播信息的一方。在科技传播中，传播者的地位极其特殊，尤其是科技知识最初的发现或发明者，这个角色的特殊在于，他首先使对本对人类毫无意义的东西，进入到人类的可理解的范围中，也可以说，是建立了一种新的算法，将信息进行了编码。
科技传播中的传播者一般分为两种基本类型，职业化的传播者和非职业化的传播者。本文认为，传播者可以分为两种，传播内容的首创者和首创者之外的传播者。二者的区别将在后面阐述。
传播内容是流动在科技传播过程中的科技知识信息。在本文中可以理解为包含了科技知识意义的算法。
传播渠道与传播媒体涉及到传播的具体过程和传播媒介，实际上，是可以认为是信息的等价变换，后文将阐述。
受传者又称为受众，是与传播者相对的信息接受者。受传者最重要的特点是学习能力。在本文的语境中，学习能力是指解码的能力，通过对符号的解码，得到符号所携带的意义。
一个科技传播的过程，具体是怎样发生的呢？
三、科学传播的模式
对于传播的模式，在传播学史上，学者们曾建立了很多种模式。但这些模式都是基于上述四个要素的。本文结合拉斯韦尔的5w模式、奥斯古德与施拉姆的循环模式和赖利夫妇的系统模式提出一种稍作改进的模式，见图1。
最初的传播者将没有意义的信息进行编码，也就是从无意义进入到人类语言中，使之变为在人类的语言契约下能够理解的形式，这一过程实际是一中算法的等价变换，换句话说，这些信息的意义，也就在于传播者进行了怎样的编码。
在语义契约的约束下，传播内容传递给了受众，如果受众继续传播，那么他就是其他传播者，所谓的职业传播者，也就是专职负责再次传递信息的受众，他们的信息来源于最初的传播者。受众在接触到信息后，实际上是用语义契约进行了一个解码，提取了其中的意义。[4]而其他传播者可以将接受到的信息原封不动的传播出去，但是，由于他们的专业背景，认识能力，和理解程度，尤其是职业传播者，面对特定的受众，通常会将接受的信息进行新的编码，再次传播。所谓新的编码并没有脱离语义契约。语言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由于人们的教育程度，认识能力，专业领域的区别，往往趋向于形成在语义契约内的子系统。比如一个经济学者和一个化学学者，他们虽然都处于一个大的语义契约下，但是由于专业原因，对于对方专业领域的信息往往接触不多，这使得他们的专业相对封闭。那么，经济学者们要了解某一项化学成果，往往需要进行多次的编码解码，使最初的专业化的信息变得能够被他们容易的理解。
这个传播的过程是如此继续下去的，直到受众不再传播。当然，这里的受众和其他传播者，并不是指单一的个体，而是符合定义的人或组织的集合。
传播的媒介，是得到传播学着重研究的领域，媒介起到一个信息传递中介的作用，信息无论是以文字还是声音还是图像的形式得到传播，其目的是使最初的信息能够有效的传播，但是，从最初的信息到媒介所包含的信息再到受众接收到携带信息的媒介，这一个过程需要经过多次的解码和编码，由于传播者和受众的原因，信息也许会发生变化，其含义与最初的含义可能不同，如何确保信息的失真度最低，是科学传播研究的问题之一。[5]
四、总结
上述分析着重强调了在科技传播中编码和解码的重要作用。从计算主义的视角，对科技传播中“科技知识信息通过跨越时空的扩散而在不同个性间实现知识共享”[4]这样一个最核心的研究内容进行了简单的分析。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由于科技研究事业相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相对较小和相对封闭的系统，即使是科技研究事业内部，不同领域和专业也相对封闭，这使得科技传播的过程，需要更多的努力才能成为有效的传播，在本文的语境中，也就是需要更多的算法的变换或编码解码的过程。本文试图从最根本的层次上分析知识、信息、共享、传播这些概念的含义，以及在科技传播过程中它们的意义，虽然可能这种努力现在还是有些粗糙和简陋，但是在科技传播研究的方法上，希望能够提供一种新的角度。
参考文献：
[1]李西林,霍涌泉.当前意识研究的自然科学取向及其意义[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1).
[2]李建会.从计算的观点看[J].哲学研究2004(03).
[3]翟杰全.科技传播研究与其基本方向[J].科学管理研究.1999(06).
[4]翟杰全.让科技跨越时空[m].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
[5]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生物信息学的研究意义篇3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生物信息学的研究意义篇4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生物信息学的研究意义篇5
关键词：生物信息学案例教学法实践教学
1.生物信息学学科特点
生物信息学是当今生命科学的重大前沿领域之一，是一门交叉学科，包含生命过程中各种信息的获取、加工、存储、分配、分析、解释等在内的所有方面，综合运用数学、计算机科学和生物学等方法与技术，阐明和理解大量数据包含的生物学意义[1]。随着20世纪80年代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施，生物信息学蓬勃发展，并渗透到生物学研究的各个领域。掌握生物信息学相关技术及分析能力已成为生物专业本科毕业生的必要要求[2]。因此，做好生物信息学教学工作对提高生物信息学研究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3]。然而由于学科的综合性和学科本身的迅猛发展，生物信息学课程教学仍然处于探索阶段，目前还没有成熟的生物信息学教学模式，各高校尚处于摸索探讨阶段。
2.案例教学法概述
案例教学法（Case-BasedLearning），指在教师的指导下，根据教学目的，通过呈现案例材料，组织学生以团体和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等方式对案例进行调查、阅读、思考、分析、讨论和交流等活动；经过分析讨论，将课本中的理论与案例材料结合起来，并利用理论分析说明复杂的案例内容。案例教学法引导学生学习新的知识，加深对理论的认识，训练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生物学问题[4]。
不同于传统教学模式注重“知识的传授”，案例教学法更注重“能力培养”。案例教学法不直接给学生提供解决案例问题的标准答案或者具体方法，而通过教师引导学生积极讨论得出问题的解决方法，侧重于理论应用，是一种“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方法”。
案例教学可划分为讲解定义型、综合分析型和操作技能型三种类型。（1）讲解定义型，引入案例，对基本概念和原理进行讲解；（2）综合分析型，提出问题，学生通过讨论给出解决案例问题的方案或者对已有方案进行评价；（3）操作技能型，引入案例，使学生掌握相关理论课程的基本应用技能。案例教学还可以综合其他教学方法，如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法共同改善课堂教学效果[5]。
案例教学法基本环节包括：教师根据学科特点提出案例；引导学生辩论交流、提出解决方案；完成与解决案例；教师评价与总结[4]，[6]，[7]。案例教学过程中，首先教师把握整体教学进度，选用与本专业课程有关的案例，案例选择要具体、易于学习和理解，能够引起学生的兴趣，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其次，将案例分解，从子案例中提出问题，启发学生思考，鼓励学生对案例进行分析、讨论甚至辩论，提出解决方法，逐步完成案例；最后，引导学生完成和解决案例，分析点评整个案例教学过程及结果[4]。
3.案例教学法应用于生物信息学本科教学的意义
生物信息学课堂讲授以介绍生物信息学的相关算法、原理、方法为主，这也是教学的重点和难点。传统“知识传授”型讲课方式容易让学生觉得枯燥乏味、晦涩难懂，产生畏惧心理[8]。运用案例教学法，能够帮助学生更深入理解算法的思想，真正掌握解决问题的思路，培养科学的思维能力。
另外，生物信息学是一门实用性较强的学科，大学本科阶段开设生物信息学课程主要目的不是开发新的数据库和发展新的生物数据分析方法，而是如何利用现有数据库资源查找特定数据，并根据科研实践需要分析整合数据资源，为后续科研奠定基础，具有极强的实践意义。要达到实践目的，除了让学生掌握生物信息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数据库和软件的原理外，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亲身实践，在实践中对所学理论进行验证、对数据和软件的使用加以熟悉[9]。但生物信息学涉及专业领域内容广泛，学生不可能做到完全亲身实践，因此，案例教学法能替代亲身实践，吸取前人经验，是理论联系实践的一个便捷通道，是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好方法[7]。
4.案例教学法在生物信息学本科教学中的应用
4.1案例选择
笔者针对生物信息学本科的教学大纲和知识体系，以及多年从事昆虫线粒体基因组分析的科研工作情况，精心选择了一系列分析案例，其中以鳞翅目灰蝶科线粒体基因组[10]数据分析为例说明。
4.2教学过程
4.2.1学生分组。根据学生专业、兴趣分组，每组6人，统一采用同一案例。
4.2.2案例背景介绍。让学生了解该论文的目的、操作过程及意义。学生查找相关文献资料，归纳总结知识背景。
4.2.3案例分解。将整个案例分为若干个子案例：①序列数据来源；②序列比对分析③计算遗传距离；④分子系统发育重建；⑤蛋白质家族和基序与结构域分析；⑥蛋白质三级结构与结构分类分析。对每一个子案例完成的关键步骤提出问题，启发学生思考，鼓励学生对案例进行分析、讨论甚至辩论，提出解决方法，逐步完成案例。每个子案例的顺利完成都需要特定的生物信息知识作为基础，对应于教学大纲中完整的知识体系。
4.2.4评价考核。引导学生完成案例，教师归纳学生在整个案例教学过程中出现的普遍性问题并进一步讲解，对于个别小组在解决案例过程中展现出来的创造性解决方案进行分享学习。采用ppt成果展示、提交每一个子案例生物信息分析结果和解释报告，考查学生对案例设计的相关生物信息学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的掌握情况。
案例教学法作为一种具有启发性和实践性的教学方法，有效提高学生利用生物信息学工具获取相关知识解决生物学问题的学习兴趣和能力，增强教学效果。然而实践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如何选择合适的案例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反映生物信息学教学大纲的知识体系内容、如何有效把握课堂讨论的节奏和方向及与其他教学方法的融合，在今后教学工作中还需要不断改进教学方法，优化教学模式，丰富教学案例库，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案例教学法在生物信息学本科教学中的适用性和有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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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信息学的研究意义篇6
[关键词]多媒体学习；认知加工；三通道假说
[中图分类号]G40-057[文献标识码]a[论文编号]1009-8097（2012）10-0072-05
一、多媒体学习三通道的背景
多媒体学习理论的发展为现代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已成为现代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前对多媒体学习的认识，主要包括以下三种：
1.媒介技术层面
媒介技术层面的多媒体学习又可以被称为“多媒介学习”，是在学习活动中运用多种传播媒介呈现教学信息，运用多种媒介组合的方式进行学习，例如黑板、电影、幻灯、印刷媒体等。这种认识方式在多媒体技术引入到教育领域的最初阶段占据着主要地位。
2.呈现方式层面
呈现方式层面的多媒体学习又可以被称为是“多表征学习”，是在学习活动中运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表征来呈现材料，这里的表征指的是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和虚拟现实等外部表征。呈现方式层面对多媒体学习的认识较为直观且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和测量性，因此这种观点得到广泛的认可。
3.感觉通道层面
mayer在双编码理论基础之上提出了“多通道学习”的概念，将多媒体学习看成学习者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感觉系统进行学习，这种感觉系统称之为通道。在《多媒体学习》一书中，mayer将通道划分为视觉通道和听觉通道，强调的是学习者接受外界材料时所用到的如眼睛和耳朵这样的感觉接收器。感觉通道层面的研究借助于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开创了对学习者内部多媒体学习认知加工方式研究的先河。
上述对多媒体学习的三种不同认识，从不同层面促进了多媒体学习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见表1），对多媒体感觉通道层面的认识，已经开始关注多媒体学习的内部认知过程，将焦点转向了对多媒体学习本质的研究，这是多媒体学习研究领域的一大突破。为人们研究多媒体学习开辟了新的道路，然而受其理论基础的制约，感觉通道的观点存在某些局限，这些局限客观上限制了多媒体学习的进一步发展，在此背景下对“通道”的内涵进行新的界定已势在必行。
二、多媒体学习三通道划分的理论依据
多媒体学习的三通道观点是在编码理论基础上提出的，认知神经科学也为多媒体学习的通道划分提供了证据支持。
1.编码理论研究——三通道划分的理论基础
编码理论是通道研究的基础，不同通道将采用小同的编码方式。当前编码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假说。
（1）paivio的双重编码理论
paivio的双编码理论认为，人类拥有两个认知编码系统，即言语系统和表象系统。这两个系统在功能和结构上均不相同，相互独立但又相互联系。言语系统采用序列加工的形式对言语符号进行加工；表象系统以同步的方式加工非言语信息。双重编码理论中存在三种加工类型：表征的、参照性的和联想性的。
（2）anderson命题符号编码理论
命题代码理论主张不论言语信息还是非言语信息的存储都不依赖于其表层形式，而是以抽象的命题形式进行编码的。“命题既不是句子，也不是由单词组成的。相反，他是一个较为抽象的，由单词所指的概念组成的实体。”某概念的意象或言语描述来自于同一个抽象系统，是从命题表征中重新构造的。
上述两种编码理论都是基于认知的编码理论，认为知觉和认知是两个相互分离的串行系统，知觉系统负责从环境中提取信息并传递给认知系统，认知系统负责对信息进行编码，强调知觉系统中未经认知系统编码的信息不能够直接进入个体的知识体系中。基于认知的编码理论则主张信息在加工系统中的重构，如命题编码认为任何信息都需要经过抽象的命题加工，而双编码则认为无论是言语信息还是非言语信息都要经过表征性加工、参照性加工或联想性加工，无论是哪一种编码方式都需要对信息进行或多或少的语义性加工。双编码和命题编码实际上关注的都是高级认知学习活动，对于较为复杂和抽象的学习具有很强的解释性。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发现了一些基于认知的编码理论无法解释的知觉编码现象。在此背景下，一种新的知觉编码理论应运而生。
（3）Barsalou的知觉符号编码理论
Barsalou于20世纪末提出了知觉符号理论，知觉符号理论具有六个核心特征：知觉符号是感觉运动系统的神经表征；知觉符号是图解式的；知觉符号是多模式的；知觉符号进一步组成仿真器；知觉符号系统中有多个框架；知觉符号跟言语符号密切相关。从知觉符号理论的核心特征中可以看出，Barsalou关注的编码不仅仅包括感知觉，还包括运动知觉，这-两种编码产生的知觉符号都是神经表征，而不是传统编码上的认知表征。
综上所述，编码方式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各种编码都有其理论和实验支持，极大地促进了对学习者内部心理活动的研究。对上述编码理论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当前存在的编码形式大致可划分为三种：知觉性、亚符号性和符号性。知觉性编码形式保留了信息原始的知觉特征，包括视觉编码、听觉编码、触觉编码等感知觉编码，也包括运动知觉编码；符号性编码形式则对信息进行完全的抽象加工，仅保留语义信息；亚符号性的编码形式则是介于知觉性编码和符号性编码之间，忽略部分细节的知觉信息，仅对部分特征信息进行语义编码。由于符号性编码和亚符号性编码都是对信息进行语义加工，因此可以统称其为语义性编码形式。
编码理论的研究促进了多媒体学习模型与通道研究的发展，mayer所提出的多媒体学习双通道就是在双重编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在编码理论的不断发展过程中，很多研究者致力于寻找这些编码理论的契合点，试图运用混合编码的观点解释学习者内部心理活动。编码理论的发展和丰富，为多媒体学习的通道研究指明了方向。
2.认知神经科学理论研究——三通道划分的证据支持
认知神经科学是由众多学科整合起来的一门交叉边缘学科，因而与许多学科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近几年来eeG、meG和fmRi等技术极大地促进了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其研究成果为解释人类复杂的认知活动奠定了基础。在多媒体学习领域，认知神经科学从不同的侧面对通道划分提供证据支持。
（1）大脑皮质的功能定位
认知神经学专家通过对脑损伤病人的研究，揭示了大脑皮质具有以下功能。脑皮质主要包括四部分：一是初级感觉区，包括视觉区、听觉区和体觉区，负责感知觉活动：二是初级运动区，位于额叶中央沟正前方，是控制身体运动的区域；三是语言运用区，主要位于大脑的左半球，由较广的脑区组成；四是联合区：不接受任何感觉系统的直接输入，与感觉、运动程度无直接关系，但与皮层下中枢有联系，而且更多的是在大脑皮层各中枢间起联合与综合的作用。
由此可见，大脑皮质的不同区域负责不同的活动，如负责感知觉的初级感觉区和感觉联合区，负责动作的初级运动区和运动联合区，以及负责高级认知活动的语言运用区和前额联合区。对大脑皮质的功能定位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感知觉加工、运动加工和语义加工各有其物理基础。
（2）长时工作记忆的多重表征与其神经机制
tulving于1972年对长时记忆进行划分，并于1995年进行补充，将记忆系统区分为五大类：程序记忆系统、知觉表征系统、语义记忆系统、初级记忆系统和情节记忆系统。1985年，Graf和Schacter根据记忆过程中意识参与的程度，将记忆分为内隐记忆和外显记忆。anderson于1980年将记忆分为陈述性记忆和程序性记忆。Squaire于1987年结合认知神经科学的新进展对陈述性记忆和非陈述性记忆进行区分，揭示了两类记忆的功能和存储部位。2002年Gazzaniga等人在Squaire研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归纳总结出参与各种记忆类型的神经系统。长时记忆中的表征形式与编码是对应的，因此长时记忆的多重表征间接说明学习者对外部信息加工时采用了多种编码方式，其加工的信息不仅仅局限于语义信息，还包括了动作技能和知觉信息等。在多重表征系统中，动作技能有其特殊性，即其神经基础不仅仅局限于大脑，骨骼肌、反射通路也是动作信息加工的神经结构。
（3）知觉学习
知觉学习（perceptuallearning）是一个新兴领域，是当前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热点之一。Gibson于1963提出，“凡是由于训练或经验某种刺激而引起的对于这种刺激的长期而稳定的知觉改变都可以认为是知觉学习”。1991年Karni和Sagi提出，知觉学习表现为神经器质上的可塑性。在之后的研究中发现，知觉学习既可能发生在刺激特征编码较特异的信息加工初级阶段，也可能发生在信息加工的高级阶段。
认知神经科学对多媒体学习多通道的划分提供了重要的证据支持，从上述研究结果可以看出，人脑可以对知觉、语义和动作三种类型的信息进行处理，这三种信息在不同的脑区中进行编码，参与其存储的神经系统亦有所不同。
三、多媒体学习三通道的界定
本研究认为，对多媒体学习通道的划分应该依据不同的信息加工系统，而不是感觉系统。本文的第二部分通过对编码理论进行分析，总结出了两种信息加工形式——知觉性加工和语义性加工，两种加工形式对应着两种不同的加工系统。将知觉加工系统从语义加工系统中划分出来，得到了认知神经科学中知觉学习理论的支持。知觉学习理论发现知觉学习既可能发生在刺激特征编码较特异的信息加工初级阶段，也可能发生在信息加工的高级阶段，那么知觉加工系统和语义加工系统应该是一种并行结构而不是串行结构。
所以，本研究认为存在着三种不同的信息加工系统，分别是知觉加工系统、语义加工系统和动觉加工系统。多重记忆表征理论为三种信息加工系统的划分提供了证据支持，长时记忆中存在着不同类型的记忆，这些记忆的形成依赖于不同的信息加工系统。大脑皮质功能区的划分进一步为三种信息加工系统奠定了生理基础。
基于上述分析，对三种不同信息加工系统的划分，形成了三种不同的多媒体学习加工通道，即知觉加工通道（perceptualprocessingchannel）、语义加工通道（Semanticprocessingchannel）和动觉加工通道（Kinestheticprocessingchannel）。下面将对多媒体学习三通道的内涵进行详细分析与阐述。
四、多媒体学习三通道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
1.知觉加工通道（perceptualprocessingchannd）
原有多媒体学习理论认为认知系统中的知觉加工与语义加工是序列结构，知觉加工是对外界环境信息的选择，其输出是语义加工的输入，知觉信息必须进入语义加工系统中进行编码后才可以被存储。Barsalou的知觉符号编码理论和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则否认这种观点，提出知觉加工并不是语义加工的早期阶段，而是一种独立的加工系统，其输出的信息可以直接进入到长时记忆中进行存储，因而知觉加工和语义加工是一种并列的结构。
知觉通道的加工内容为外部环境中的感觉刺激，采用激活、联接的方式进行编码，编码后的信息以知觉模型的形式在长时记忆中表征。对客观事物的个别属性的认识是感觉，对同一事物的各种感觉的结合，就形成了这一事物的知觉。对知觉加工通道的研究需要以感觉为基础。按照刺激性质的不同，可以将感觉分为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等。视觉、听觉、触觉的刺激属于物理刺激，味觉和嗅觉的刺激属于化学刺激。当前多媒体学习领域的技术可以很容易的实现物理刺激的模拟，但对化学刺激的呈现则较困难，因此对知觉通道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视觉通道、听觉通道和触觉通道。
外界的不同感觉刺激是以并列的形式进入加工系统的，例如视觉信息通过眼睛进入视觉通道，听觉信息通过耳朵进入听觉通道，触觉信息则是通过皮肤进入触觉通道，视觉通道、听觉通道和触觉通道的刺激信号以并行的方式传输到大脑皮层的初级感觉区激活相应的细胞，在感觉联合区的作用下，三通道的感觉信息相互激活和联接，经过多次的重复则会形成稳定的神经结构，进而在头脑中形成对某一事物完整的知觉模型。由于知觉通道采用激活和联接的形式，知觉模型的形成是感觉刺激多次重复后形成的稳定的神经器质的改变，因而对意识参与的依赖性较低，只需要较少的认知负荷。
从学习类型方面看，知觉加工通道对于初级认知学习是十分重要的，它可以让学习者不需要过多的注意和加工，较为容易地产生知觉模型，进而为高级认知学习奠定基础。从学习者方面看，知觉加工通道对于低认知能力的学习者意义较大，即知觉通道这种不需要过多的意识参与的信息加工系统似乎更有优越性。虽然知觉加工通道对学习的意义较大，然而当前的多媒体学习模型往往忽略了对知觉加工通道的研究，更加关注于高级学习活动的语义加工通道。本研究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将知觉加工通道与语义加工通道相区分，希望能引起人们对多媒体学习中知觉通道研究的关注。
2.语义加工通道（Semanticprocessingchannd）
在认知心理学的影响下，对语义加工通道的研究一直是多媒体学习关注的焦点。语义是指对于那些用来描述现实世界的符号的解释，其本身是不存在的，而是人为规定的。因此，它体现的是一种人所特有的高级认知活动的抽象学习。语义加工通道加工的内容为有意义的符号信息，这些信息不是来源于感觉器官的输入，而是来源于知觉通道和动觉通道。当外界信息进入知觉通道和动觉通道时，有意义的符号被识别出来进入到语义加工通道中，按照一定规则被解释，经过命题编码和类比编码的形式，最终形成命题和意象进行存储。从神经机制的角度分析，当外界刺激经过传输激活大脑皮层感觉区域和运动区域后，有意义的信息会进一步激活语言运用区和前额联合区，进而形成高级认知活动。
在语义通道中存在两种编码方式：命题编码和意象编码。命题指不依赖于符号和图像，以抽象的形式来表征事物的内在意义的一种深层心理表征。例如对句子而言，不保留音、形等特征，对图像而言，不保留具体的知觉形式，命题只表征其内在意义。意象是对表象的概括和总结。例如对桌子而言，意象并不保留其具体特征，只表征其大致的轮廓，这种轮廓是在对桌子这一类事物总结和概括的基础之上得出的。命题和意象的共同点在于二者都是对外部信息的重构，都需要意识的控制，因此会产生较多的认知负荷。二者的区别在于命题是完全抽象的，而意象则保留了一定的形象性。当信息在语义通道中传输时，其编码方式是由信息的特点、内容决定的。空间结构性强的语义信息会优先采用类比编码的形式形成意象，而时间逻辑性强的则会优先采用命题编码的形式形成命题。
3.动觉加工通道（Kinestheticprocessingchannel）
动觉是对身体各部位的位置和运动状况的感觉，也就是肌肉、骨骼和关节的感觉。动觉通道主要用于加工动作信息，同知觉加工通道和语义加工通道一样，该通道的加工也是以大脑为神经基础。但除此之外，脊髓、小脑和外周神经对该通道的学习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动觉通道主要是针对动作技能，动作技能指通过练习巩固下来的、自动化的动作活动方式，如写字、骑车、游泳等，是一种程序性知识的学习。对动作技能的学习需要经过两个过程：认识和操作。在认识过程中，学习者必须借助于知觉通道和语义通道的加工作用，知觉通道对输入感觉信息的加工，首先使学习者对动作技能产生一个初步的感性的认识，语义通道的加工可以使学习者从思维的角度掌握动作的技巧，使感性认识进一步深化和精确，在此基础上学习者会对动作技能产生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在第二阶段的操作过程中，学习者只需要在认识的指导下，完成各种动作，当完成正确的动作时，在运动器官、小脑和大脑皮质运动区会形成稳定的神经结构，进而使动作自动化。但是，从认识到动作自动化的过渡并不是一个简单容易的过程，例如学习骑自行车。虽然学习者已经清楚骑车的步骤，但实际操作中还会遇到各种问题。随着科技的发展，多媒体技术为动作技能的学习注入了新的活力，当学习者进行动作技能类知识的学习时，将动觉信息编码成动觉模型，在此过程中运动器官上会留有动觉信息的记忆，进而使学习者产生一种最为直接的动作经验，帮助实现自动化，有效地促进动作技能的学习。综上所述，多媒体学习认知模型三通道加工信息类型、编码方式和编码后的表征形式可用表2表示。
4.三通道的相互关系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知觉通道、语义通道和动觉通道是三个相互独立的并行加工系统，但三通道之间并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一个有机整体。知觉通道为整个多媒体学习提供学习内容的特征信息和有关学习环境的背景信息，对学习内容产生感性的认识；语义通道是在知觉通道的基础上进一步升华总结，使感性认识升华成理性认识；动觉通道赋予这种认识过程主观能动性。三个通道在构成一个整体时相互依存，如语义通道意象的形成就是在知觉通道知觉表象形成的基础之上抽象概括而得的；动觉通道加工简单的动作只需要重复的操作练习，但对复杂的动作技能的学习则需要在自动化过程之前借助于知觉通道和语义通道的作用而完成。
多媒体学习三通道假设对mayer通道理论的改进之处在于，将通道的划分标准由原来的感觉获取转向信息处理。在三通道假设中，笔者将类比和命题两种编码从原来的视觉通道和听觉通道中提取出来，合并成语义通道，用于加工抽象的语义符号。而在语义通道的基础之上增加了知觉通道和动觉通道，用于处理知觉信息和动作信息。这种新的划分方式是在整合多种编码理论的基础之上提出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认知神经科学的证据支持，强调了多媒体学习的多元性，扩大了多媒体学习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拓展了多媒体学习过程中知觉特性、动觉特性和时间特性的研究。三通道假设的提出，旨在引起人们对知觉学习和动作学习的重视，为三类学习行为的整合提供理论依据。
基金项目：本文是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三通道多媒体学习过程信息获取的眼动脑电特征与认知传播模型”（编号：11YJa88005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生物信息学的研究意义篇7
1研究内容和技术路径
课题研究以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实验学校初二、初三学生为研究对象，以苏科版初中《物理》课堂教学实施为平台.重点研究四项内容：一是物理义务教育阶段内不同学程的科学探究能力目标的划分；二是针对教材中具体科学探究任务的探究行为评价量表的制定，探究行为通用评价量表的研制；三是课堂教学中学生科学探究行为评价的操作策略；四是提高课堂教学中学生科学探究行为设计效度的策略.具体技术路径如图1.
研究过程中，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和教材整体设计意图选定典型探究任务.依据课程标准及学情确定学习目标，依据学习目标设计探究行为并制定评价量表，在教学过程中比对任务目标完成目标达成效度和探究行为评价.学生通过自我评价发现自身学习上的问题，改进自身探究行为，教师利用评价结果来诊断学生学习中存在的问题，调整探究行为的设计.研究的关键点是任务目标的确定和针对任务的行为设计；重点是行为评价量表的制定，实施评价过程中真实、有效地获取学生行为表现的信息；研究效度的检测方式是同任务目标进行比较.需要说明的是该路径具有循环性，意味着行为设计和评价具有生成性和需要不断优化.
2主要研究成果概述
2.1“学生科学探究行为评价量表”的研制
2.1.1依托标准，确定义务教育阶段物理探究能力培养的基本目标要求
课题组对比分析初高中物理《课程标准》，剔除其中的“意义性”描述，例如“认识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对科学探究的意义”等，保留具体可以以行为方式呈现的基本能力要求.从高中物理学习需要的角度思考，提出能力发展方向，确定了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探究能力培养的六项基本的目标要求(以a、B、C、D、e、F表示).
a.观察与描述：能明确观察目的，简单描述所观察物理现象的主要特征.
B.提问和猜想：能在观察物理现象或物理学习过程中发现一些有价值的问题，提出问题并做出合理的猜想.
C.设计和操作：能正确拟订简单的科学探究计划和实验方案，独立或在老师指导下选择实验器材.认识科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能利用控制变量法探究多变量问题；能独立或在老师指导下按照方案正确操作.
D.信息收集和处理.能积极参与探究，并能利用不同渠道收集信息；掌握基本信息处理方法，会用图象处理数据信息；有对信息的有效性作出判断的意识.
e.分析与概括.能从物理现象和实验信息中归纳简单的科学规律，能用已知的科学规律去解释某些具体问题；有初步的分析概括能力.
F.评估与交流.能书面或口头用物理语言表述自己的观点，具有评估和听取反馈意见的意识；有初步的信息交流能力.
2.1.2基于学生，确定苏科版《物理》教材中典型探究任务及能力培养目标要求
课题组系统梳理了苏科版《物理》教材中的探究活动，依据初中物理学习中科学探究能力的培养目标要求和构建初中物理知识体系必备的章节重点知识内容，基于学生学习情况调查.选定了教材中待研究的典型任务，其中八年级选定12项典型探究任务，九年级选定11项典型探究任务，并分析确定了具体任务的能力培养目标要求(见表1).
由上述列表可以看出，八、九年级探究能力培养的目标要求具有层进性质，其中八年级更加注重观察和描述、提问和猜想、操作与信息收集、交流与合作；九年级除继续关注前四项以外，逐步关注设计实验、信息处理、分析概括，提倡评估.
2.1.3针对典型探究任务，制定适于学生自评和教师观察的“科学探究行为评价量表”
针对上述典型探究任务，为促进任务学习目标的达成和评价学生科学探究行为的效度，课题组在评价量表的制定上采用“以探究任务定量表”的思路研制了第一类评价量表.此类量表依托具体任务，依据学习过程确定评价点，依据学习任务目标确定预设标准，评价时与“预设标准”相比较，确定达成度(具体样例见表2).
说明：1.在“能达成预设标准”和“不能达成预设标准”栏目中画“√”；2.若确定为不能达成,尽可能写明原因.实践证明，此类任务型量表，可以依托具体任务更为显性地描述出具体的探究行为要求，且没有等次确定带来的繁琐，更利于学生自评，自评的结果便于学生发现自身在达成任务目标的过程中存在的有待改进之处.但是，此类量表不便于纵向呈现学生能力发展状况.
2.1.4开发通用评价量表，完善探究行为评价
为解决任务型量表的缺陷，课题组启动了学生科学探究行为通用评价量表的研制.具体过程如下：
依托课程标准，分析教材，初定评价权重.把《课程标准》提出的科学探究能力的七个要素“提出问题；猜想与假设；制定计划与设计实验；进行实验与收集证据；分析与论证；评估；交流与合作”作为一级指标.课题组统计分析了人教版、北师大版、苏科版、沪科版初中物理教材，以苏科版、沪科版教材为主要基准，依据《课程标准》提出的主要探究任务，梳理出七个科学探究要素的分布概率，初步确定各要素的评价权重.
生物信息学的研究意义篇8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立足当今的“信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确立的前提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我们会有许多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意义的增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来临。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共享、可传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质,至少对传统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先进生产力应与哪些因素相联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将走向何处?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信息的特质出发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
前述有关“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无形中推动着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与此同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因而,怎样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既涉及到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也涉及到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特别指出,“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两个方面研究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结合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向前推进。比如唯物史观是否仅仅是一种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是否同时还有规范性的理论维度?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有,那它怎么能够与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怎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涉及到权利、民主、正义这一类规范性问题时,话语权为什么曾经总是掌握在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手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处于长期的失语状态,马克思在哲学上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此类问题中掌握话语权?与此相关的是,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在着力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的政治生活,我们还有没有政治解放的任务或属于政治解放范畴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阶段,那么能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任务?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应当经过什么样的途径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途径,更进一步的追问可能是在当今特殊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考和探讨相同的问题有时甚至可能得出在形式上相似的结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又比如说,观察政治活动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是什么关系,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强调文化视角、突出政治生活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同唯物史观强调深入经济生活的社会视角的原则性区别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完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才能更加适用于关照当代的政治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阐释的时候不可回避的问题。
明确了两者研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后,更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发挥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创立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本质和规律;二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规律。前者主要聚焦于历史河流中的一段,特别是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对其进行认识,属于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后者则放眼于人类历史长河,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只有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意义上理解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正在兴起的领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的时代任务,而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这一任务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完成的。其次,我们必须肯定一个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它的理论始终是与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的对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在超越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它超越了只能在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的哲学通过政治正义为人的自由规定的限度。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基础之上的全新哲学观。它的另一个层面是其现实性层面,即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而这一关怀需要通过对现实政治制度正义性的肯定得到落实。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其历史主义出发,在理想性正义原则与现实性正义原则、终极自由与现实自由之间建构起张力关系。这是破解现代人自由秘密的钥匙。
生物信息学的研究意义篇9
abstract：theemergenceofinformationnetworkshaschangedpeople'smindset,behaviorandimpactonmarxistphilosophy.theobjectiveexistenceofinformation,mutualmapping,verticalandhorizontallinkagespropertyandenrichtheconceptofmarxistphilosophyofmaterialtoenrichthemarxisttheoryofknowledge,thedialecticalargumentblueprintoftheworld,butalsoledtothinkofmodernsocialphilosophy.
关键词：信息网络社会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
Keywords：informationnetworksocialphilosophymarxist
作者简介：第一作者：吴雪莹，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2009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
第二作者：吕奕炜，天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助理管理员。
马克思说过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也能够做到与时俱进。关注时代命运、把握时代脉搏、展望未来前景，是哲学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
中国的信息网络建设时间并不长，但发展迅速，对信息网络的哲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就实践意义上而言，对网络空间的哲学探讨有利于人际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理性对话和秩序化重构。信息网络就是信息的普遍联系的基本形式，是存在于一切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事物或系统中的关系的实质，体现了开放、多元、自由、共享的精神价值。
信息网络作为一种新的科技现象出现，要求哲学尤其是社会哲学进行理论概括和反思，信息网络以其重要影响成为现时代最显著的标志性技术物，改变了人们对时空、实在、中介以及交往等的看法，况且这种改变还在进行中尚无终结痕迹。完整的信息网络是人机以及人际互动的衍生物，纯粹的技术哲学审视并不能真正掌握信息网络的本质，必须在科技与人文、工具和价值结合的理论视点上寻找信息网络的本质内容。
对信息网络的哲学研究可以促进利益论研究的深入。网络作为技术形态以及数字平台出现的根本动力无疑是和人们的利益关切分不开的，网络道德问题的出现和利益关系密切相关，任何有关技术哲学和伦理问题的思考都无法离开利益考量，网络的出现使网络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满足方式多样化、利益冲突超限化、利益结构虚拟化，这一切现象的呈现使利益论的研究出现新的特点和新的理论生发点。
对网络所面临的伦理问题进行哲学研究可以促进应用伦理学的建构和发展。由于电子信息网络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要作用和影响，使得它成为从具有技术创新意义的事物扩展到具有全面社会意义的事物。网络伦理作为对网络空间面临的各种网络伦理问题的价值回应，既有着理论研究的现实紧迫性和内在动力，也有着理论架构的广阔空间。网络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它更是一个负载伦理价值的技术问题。网络空间充斥着各种技术涂层掩盖下的伦理道德问题，网络需要自己特有的伦理道德，网络伦理的建构能使网络由无序走向有序，深刻地体现出人类德性进步的程度。
促进哲学主题的转换和研究范式的变革，使哲学在与时代精神的互动中吸取理论和实践营养，以使自己站在时代精神的高度作出前瞻性、指导性的建设性作用。中国由以前的每一次重大科技革命中都慢一拍到现在和欧美发达国家几乎同时进入网络时代，显然是一个明显的时代进步，这种进步要求我们迫切拿出自己的理论研究成果来巩固自身的技术成就，尤其是理论研究严重滞后的现实也更加剧了哲学主题和研究范式转换的紧迫性。
网络哲学是对当代以信息网络为基础的人类存在方式的全面变革进行理论概括和哲学反思的新兴哲学学科。研究网络哲学的主要价值和意义在于：第一，对网络实践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理论概括和反思，以期为网络实践活动提供一定的理论参照和价值规范；第二，促进哲学主题的转换与形态的变革，使哲学在与时代精神的互动中永葆青春；第三，在与其他学科特别是技术科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等的交流互动中丰富和深化哲学的新领域、新观念、新思维、新方法；第四，为我国贯彻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提供理论支持。
信息网络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密切的关系。我们既要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对当代网络实践进行哲学反思，又要在深入思考时代主题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原理、规律进行发展和改造，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网络实践中许多最新的现象、概念、规律、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极大丰富和发展。
网络和网络化为人类社会诸多关系的改变和矛盾的解决提供了条件，未来发展将使历史真正走向世界历史，使人真正回归人自身。目前的关键是处理好网络与人的关系。网络不是金矿，也不是泡沫，网络时代的人不会变成神，也不会堕落为物。未来会怎样，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变革本身，而取决于我们昨天的梦想与今天的创造。“如果互联网发生了问题，将不是因为我们缺乏技术、缺乏远见或者缺乏动力，而是因为我们未能把握方向共同走向未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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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崔子修．网络空间的社会哲学分析[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生物信息学的研究意义篇10
关键词：经济和谐；和谐经济；内涵；意义
一、对经济和谐的研究
柯兹纳对经济和谐的有关理论研究后认为，“经济和谐”的概念总体上比较模糊，但从历史上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都主张自由放任政策。可以明确以下几点：第一，经济利益和谐是经济和谐的根本。第二，实现经济和谐的制度是不存在垄断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制度（“自然秩序”）。第三，评价经济和谐的主要标准就是最大幸福或最大满足原理。总体上，柯兹纳概括的这种经济和谐的含义可以称为“自由利益和谐论”。谷书堂等认为，经济和谐就是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具体包括三个角度，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角度，不仅要重视对经济增长的研究，而且要重视对经济发展的研究，不仅要重视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研究，而且要重视发展目标和发展道路的研究，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结合的角度，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的完善，而且要研究生产力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状态的影响。这种定义可称为“经济发展和谐论”。郭镇方则认为，经济活动中的“物理”关系、“事理”关系和“伦理”关系，构成了经济和谐的主要范围，经济和谐就是这三类关系的整体协调和各自协调状态，经济和谐的内涵是指在一个社会的全部经济领域内，经济要素的配置、经济活动之间的联系以及经济利益关系的整体协调状态，由三个层次构成：一是经济要素配置上的和谐，二是经济活动之间联系的和谐，三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和谐。郭镇方明确提出了经济和谐研究的就是经济活动中的关系，还以经济活动过程作为逻辑主线，主要采用二分法列举了各种关系（对立、矛盾关系），经济和谐就是各种客观存在的经济关系的和谐。这种定义可以称为“经济关系和谐论”。
总体上，学者们对经济和谐的定义没有做到统一。
二、对和谐经济的研究
刘长明认为，和谐经济是将和谐主线贯穿于生产、分配和消费诸环节以及诸环节之间的经济形态，并提出“和谐经济学”概念，认为和谐经济学不仅倡导经济系统内部的和谐和内部的经济性，而且也关注经济系统外部的和谐与外部经济性，主要内容包括：在和谐经济初始环节的和谐生产，是低耗高效型的适度生产模式；作为和谐经济中间环节的和谐分配，是体现和谐正义的分配；作为和谐经济末端环节的和谐消费，是理智、适度、合生态性消费；和谐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诸环节平衡并有机衔接形成和谐循环，是宏观经济和谐的必要条件；内部经济性和外部经济性也应该和谐统一。可以称为“经济系统和谐论”。朱其训认为，经济发展不仅要持续快速，而且要协调健康，提出了“和谐经济是共享成果的经济”的观点。可以称为“共享发展和谐论”。刘光岭在《和谐经济理论研究》一书中对近年来的其他研究成果进行了阐述并作了系统化的整理和发展，形成了“经济系统内部的和谐”、“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和谐”和“经济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和谐”的微观、中观和宏观三层次的结构，认为和谐经济是一种理想状态，即个****利受到承认与保障，政府越职与滥用权力的行为受到严格制止，从而客观经济规律得以正常运转，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得以发挥所引发的经济持续健康运行与发展的状态，这种状态既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良好匹配，也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经济活动和经济利益的协调与融洽，更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通过分析以上“经济和谐”与“和谐经济”的定义我们可以发现，二者的内涵大同小异，主要研究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生产要素的配合关系、经济活动与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关系、实现和谐状态的制度与机制等。
三、和谐经济的新定义
“经济和谐”与“和谐经济”不是同一个概念。从语法上来看，前者是“经济的和谐”之意，后者是“和谐的经济”之意，前者是一种状态或目标，后者是一种过程，前者侧重在现有经济条件下如何使经济和谐，后者是重在研究和谐的经济，“经济和谐”强调对现实不和谐经济的建构过程，“和谐经济”则强调现实经济的发展目标。尽管从理论上区别二者是必要的，但实际上研究经济中的和谐问题既离不开对状态和目标的研究，又离不开对实现和谐状态手段的研究，即应该是目标和手段的统一。我们使用“和谐经济”概念，既有建构的含义，又有目标的含义，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新的经济理论。
什么是和谐经济？借鉴和谐管理理论和系统论，我们认为，和谐经济就是经济系统各子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推动子系统发展，并同其他子系统进行经济物质、经济能量和经济信息交换，最终使各子系统或对立或协调地统一于经济系统内，促成经济系统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推动经济系统持续发展的经济。
其中，经济物质就是社会财富，指劳动产品和服务，包括过去劳动创造的财富存量，和新创造的财富流量；经济信息是反映经济活动实况和特征的各种消息、情报、资料、指令等的统称，或者指对经济运动或对与经济运动有密切联系的其他运动的变化及其特征的客观描述和真实反映；经济能量就是一定时期商品和服务以货币计量的价值以及货币与准货币量。经济物质、经济信息和经济能量存在密切的联系。即时的经济信息指示了经济物质和经济能量运动的方向和量的大小，没有正确及时的经济信息，会导致经济物质停止或盲目运动，造成经济系统的滞缓和混乱以及经济能量的不适当积聚。经济和谐就是三个要素无障碍地有序运动。经济物质、经济信息和经济能量三者存在内在联系，也存在一定的冲突，主要是经济能量对经济系统的稳定性形成的冲击，还包括不对称信息和虚假信息对经济物质和经济能量运动的误导。和谐经济的这个定义可以称为“系统运动和谐论”。
和谐经济定义有以下含义：首先，和谐经济是经济系统四个子系统之间物质、信息和能量三个要素之间的运动关系，既包括三要素在各个环节的运动，也包括三要素在各个环节（子系统）的比例和相互配合关系；其次，和谐经济应该是充分生产和利用经济信息的经济，充分有效的经济信息对于和谐经济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再次，和谐经济需要充分重视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能量对于和谐经济的有益和有害两个方面的作用；最后，和谐经济的形成受到外部环境的重要影响，也要同环境进行必要的物质、信息和能量交换。
对和谐经济这种定义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第一，避免了“自由利益和谐论”把自由竞争市场经济机制作为和谐经济充分条件的错误，市场机制是达到和谐目标的必要条件，但是，市场机制本身并不能保证和谐经济，还需要政府和社会等发挥应有的作用，内含了经济机制的内容。第二，内涵了利益关系的内容。利益问题是由经济学中的分配理论研究的，萨缪尔森认为，收入分配问题是经济学中最富争议的领域之一，但是，只有收入分配显然是不够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最重要的是对生产要素（生产资料）的分配和掌握。按照边际生产力论，如果生产要素按照各自的边际贡献获得相应的报酬，那么这种分配就是合理的、自然的，也就是和谐的。但是，屡屡出现的投资和商品过剩所形成的经济物质停滞所形成的巨大浪费恰恰是经济不和谐的表现，实质就是由于不合理分配导致的投资、生产和消费的脱节。因此，和谐经济定义本身就包含了经济利益关系。第三，包括了生产要素的配合关系。对劳动、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只有做到充分使用，才会形成充分流动而不会停滞和浪费，因此客观上需要研究要素的配合关系，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原理仍然适用。第四，和谐经济内含了经济发展。和谐的最大假设是能够使系统的产出最大化，研究和谐经济的主要目的在于探索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第五，便于对和谐经济的和谐度进行客观测度。第六，这个定义说明了和谐经济与经济区域的密切关系，在国际经济中，各国、各地区和一个经济区域各区域之间经济物质和信息的流动直接决定这个范围经济和谐程度，因此，以李斯特代表的德国古典国民经济学特别重视打破国内贸易壁垒，力主建立统一的国内大市场，目的在于促进要素和商品的流动。
在现实中，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但是，由于制度（比如职业和城乡的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和户籍制度等）和中国地方GDp考核指标这个“指挥棒”的作用，存在事实上的区域封锁和区域经济贸易的高“国内贸易关税”，从而影响要素和商品与服务的合理流动，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不利于和谐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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