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减排报告篇1
一、我国企业碳信息披露的现状分析
目前，我国企业自主披露碳信息的意识和意愿还比较薄弱，在碳信息披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发展上也处于起步阶段。企业财务报表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也未提及节能减排等方面的信息，只有一些污染比较严重的企业在其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了有关环境污染防治方面的责任。就我国碳信息披露有关的法律法规现状而言，我国还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规范、统一的企业碳信息披露系统。在中国现有相关法律法规中，起着总领作用的是国家环保总局实施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办法》第三章中列明了企业应当公开的相关环境信息的情况。同时，国家证监会也对外公布了《关于重污染行业生产经营公司ipo申请申报文件的通知》，规定了首次申请公开发行股票的企业，如果是重污染行业企业，申请文件中必须有经过国家环保总局核实的意见。若意见给出未达标，则不会受理相关的申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也对我国碳信息披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之后，低碳经济成为人们关注和讨论的焦点，一些企业开始在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有关节能减排方面的信息，但参与到碳信息披露项目中去的企业较少。根据CDp（碳信息披露项目）2011年中国报告的调查统计，在我国100家样本企业中有71家了社会责任报告，其中87%的报告明确提到了气候变化，有73%的报告设置了专门的章节加以论述，32%的报告在领导致辞中提及。在披露内容方面，71家公司中有92%的公司都披露了其有关温室气体减排或节能减排的具体行动，有63%的报告提及了公司“节能项目”，28%的报告提及了“可再生能源相关的项目”，70%的公司披露了和温室气体排放有关的量化信息，涉及能源消耗量、温室气体减排量和碳交易信息等方面，而提到“碳交易”信息的报告较少，只有10份。然而，以上碳信息披露项目统计的所有社会责任报告都未说明计算温室气体所用的方法和是否对数据进行了独立的第三方审核。因此，从总体上来讲，我国碳信息披露暂时无独立、统一的报告形式；碳信息披露内容零散，无固定格式，可比性较差；未经第三方认证，可信度不强。
二、我国企业碳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
1、碳信息披露不够全面
从目前企业对外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中，可以很容易看出企业披露的更多只是关注企业对社会的贡献以及承担的社会责任，目的更倾向于塑造企业本身的美好形象。但是对于一些有损公司形象的数据以及事件，因为担心会对企业造成大的负面影响，大多数企业选择直接避免披露或者披露小部分。类似的做法就好比是报喜不报忧，真正应当披露的信息并没有披露，利益相关者真正迫切需要了解的信息并没有获取到。
2、碳信息披露方式多以定性而非定量方式
企业在碳信息披露时的数据多为定性信息，而非定量的数据信息，而且绝大部分都不规范。比如社会责任报告中大部分是提到减少了碳排放量，而真正减少了多少，利益相关者却无从考证，多数以模棱两可的方式带过。而在大多数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对于有关碳排放信息方面的数据并不多。唯一提到的仅是二氧化碳的减少量，其他温室气体的减少量也并未详细披露出来。这样则更加不利于我们以确切的数据对企业的碳信息披露情况进行分析。
3、管理层的碳信息披露意识不够强
企业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企业利益的最大化，以及实现投资者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企业在发展中不可避免地会盲目地追求经济利益。碳信息披露的成本代价往往成为企业首要的考虑因素，因此披露的内容往往也就不客观、真实。公司管理层往往只是过于担心披露不好的一面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非考虑改善整个公司生存环境对企业所带来的益处。公司管理层只会致力于披露对企业有利的碳排放信息，从而树立企业在社会中的美好形象。这样所披露出的信息对使用者的决策并没有起到很大的积极作用。反而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利益相关者不能对企业的发展现状做出最为直观有效的判断，从而无法做出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的决策，最终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4、碳信息披露缺乏有效的监管与奖励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的发展是为了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这是无可厚非的事实。但是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过程中，往往会看重短期的利益，而忽略长远的利益。在缺乏外在有效监管以及本身并没有多大的自觉性的情况下，企业更倾向于打法律空缺的擦边球。碳排放信息的披露也就往往随意性较大，质量不高。同时，国家给予相关碳信息披露的补偿或优惠措施往往不多，根本就弥补不了企业相应付出的成本代价，这导致企业过多地担心其费用对利润的影响，从而缺乏积极性。
三、完善我国企业碳信息披露的对策建议
1、构建适合我国企业碳信息披露的框架
该框架可由核算、管理和审计三部分构成，其中核算部分包括收集、记录减排数据以及编制减排报告；管理部分包括确定减排目标、制定和实施减排计划以及编制减排报告；审计部分包括减排报告的审核和减排数量的鉴证。这三个部分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碳排放数据的核算是碳减排管理的基础。碳减排数据的审计和鉴证为碳减排管理提供了可靠的信息支持。碳管理水平的提高又减少了审计和鉴证的风险。与国际CDp相比，这样的碳信息披露框架更侧重于公司具体的碳减排行为，披露内容更详细具体，这与我国碳交易处于低水平的国情是相适应的，能够为利益相关者提供更有价值的碳交易信息.
2、出台相关资金扶持和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自愿披露碳信息
国外披露碳信息方面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较我国起步早，发展得也比我国完善，出台了很多资金扶助和税收优惠政策，以鼓励企业提高能源效率，减少碳排放。比如英国出台的气候变化税、碳基金、气候变化协议等。而我国，由于缺少相关的资金扶持和税收优惠政策，造成企业碳信息披露的压力小、动力不足。为此，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建立健全的配套政策和制度，给实施节能减排企业予更多的政策支持，调动企业主动披露碳信息的积极性。
3、加强环保部门与上市公司监管部门对碳信息披露的监督
我国环保部门应对上市公司的碳信息披露做出技术性基础规定，并会同证券管理部门对污染企业上市进行环境审核，确定上市公司碳排放会计信息披露指标数据。由于不同的行业经营特点，消耗能源方式也不一样，涉及的碳信息披露也各不相同。钢铁、化工等行业更多地涉及化石能源的利用效率，以及二氧化碳的直接排放；水电、沼气等清洁能源发电行业有更多地参与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的机会，从而可能更多地涉及节能减排的成本、收益核算等；智能电网行业可能更倾向于减少电能在传输中的损耗，以及接入清洁能源从而替代性地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和二氧化碳的排放。另外，还应建立健全碳信息审核制度、规则，使企业经过统一标准的审核，以保证其真实性、准确性。
碳减排报告篇2
关键词：碳盘查标准；碳盘查工作程序；排放源的划分
中图分类号：X32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码：1674-3520（2014）-02-00191-01
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中国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缔约方，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后对世界做出了碳减排的承诺，随后也将减排目标分解到省市，并逐步分解到企业。企业面临着碳减排的压力与动力。只有经过科学的碳盘查，企业的碳排放信息才能为制定节能减排策略提供依据。在这里，主要对碳盘查标准、工作流程、排放源的划分进行探讨。
一、碳盘查的介绍及重要性
碳盘查，亦即温室气体盘查，根据iSo14064-1标准的界定，是指通过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所有温室气体排放源进行全面的盘查，按照统一的量化计算方法，计算企业在活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摸清企业碳排放的结构、种类及数量等基本情况，最终形成各企业的《温室气体盘查综合控制程序》、《温室气体盘查表》及《温室气体盘查报告书》三份碳盘查文件，为企业绿色低碳发展打下基础。
碳盘查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遵守国内外法规的体现。国外的股票交易市场要求所有上市的公司要在年度财政报告中披露温室气体排放量。
（二）加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需要。企业进行碳排放交易，需要较实际的排放与既定的排放目标或上限，来决定是否要购买或可卖出排放权。同时，为了协助进行独立查验的工作，这些排放交易系统都要求参加的企业，对其提报的温室气体信息，建立一个可供认证的线索。
（三）满足客户需求的需要。实施标准的碳盘查能满足国外客户碳排放披露的要求。
（四）企业管理自身发展的需要。企业通过碳盘查能够清楚地了解各个时段、部门或生产环节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有利于企业制定针对性节能减排措施，为参与碳交易、化被动为主动，获取潜在经济收益奠定碳管理基础。
（五）规避未来碳排放总量超标限额风险的需要。企业在碳排放量及报告方面获得第三方认证，能增强在全球“绿色”采购中的竞争力，在全球贸易中获得“绿色”通行证。
（六）履行社会责任及提高社会形象。碳排放信息的披露，可有效的提升企业形象和信任度。企业进行碳盘查就是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实践。
二、碳盘查标准介绍
（一）碳盘查主要适用的依据iSo14064-1：包括设计、编制、管理、报告和核查某一组织的GHG清单的要求。-2、-3分别为项目和审定、核查方面的，相对应用较少。
（二）碳盘查温室气体（GHG）的范围
iSo14064-1规定：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全氟碳化物（pFC）和六氟化硫（SF6），这六种温室气体属于盘查范围。
三、碳盘查工作程序
碳盘查工作程序由碳盘查准备阶段、定性盘查阶段、定量盘查阶段、持续改进阶段、形成报告阶段、成果及交流阶段六部分组成。下面介绍主要阶段包含的内容：
（一）碳盘查准备阶段包括成立盘查组织机构、人员培训及编制工作计划及管理程序等三部分组成。
（二）碳盘查定性盘查阶段包括组织边界的确定和碳盘查计算方法的确定。根据盘查目的确定盘查温室气体排放源的统计范围，设施的范围即形成组织的边界。温室气体盘查一般采用排放系数法进行计算。
（三）编制GHG盘查表和报告。GHG盘查表包括各排放源活动数据、eF计算过程表等。GHG报告包括组织描述、负责人、报告排放量覆盖时间、组织边界的文件、每种直接GHG排放。
四、直接和间接排放源的划分
（一）直接排放源的划分：
固定排放源包括锅炉、柴油发电机、食堂用液化石油气和天然气炉灶等设备设施。
移动排放源包括运输车辆、随车吊、推土机、压路机等设备实施；
逸散排放源包括汽车空调制冷剂泄漏、Co2灭火器、SF6高压开关、化粪池、污水处理厂、七氟丙烷灭火器（Fm200）（it机房）等设备设施。
制程排放源包括生产过程中正常操作造成的排放或来自化学品和原料的生产或加工，制程排放受人的操作行为控制。如乙炔焊接等。
碳减排报告篇3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①国家，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国政府把降低碳排放量作为国家战略，2014年9月，国务院批准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提出，到2020年，我国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要比2005年降低40%～45%。上述政策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政府部门需要了解企业是否有动力去从事碳减排活动。企业从事碳减排活动的动力与企业碳减排活动的经济后果有密切关联，即企业从事碳减排活动之后，有什么好处或者坏处?我们从债权人和投资者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债权人和投资者不仅是企业经营活动最主要的外部资金来源，也是债权治理和股权治理的实施者，如果企业从事碳减排活动能够获得更多的贷款并且增加了企业价值，企业将积极主动地从事碳减排活动;反之，缺乏债权人或者投资者任何一方的认可，都将影响我国企业的碳减排效果。例如，如果企业从事碳减排活动获得了债权人的认可，企业有了碳减排活动的资金来源，但是碳减排活动不能获得投资者的认可，降低了企业价值，企业将缺乏动力去从事碳减排活动，发掘其原因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措施对我国完成减排目标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本文的学术意义体现在以下两点：第一，国内外欠缺企业碳减排活动与企业贷款相关性的经验证据;第二，国内外对于企业碳减排活动与企业价值相关性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由于国内外制度背景不同，国外的研究结论不能简单地照搬到国内，而且国内也缺乏这一问题的代表作。本文拟对中国企业碳减排的经济后果进行综合研究。
二、文献回顾
多年以来，研究者们把研究重点放在了碳减排活动所带来的价值相关性方面，更多地关注投资者的态度，而债权人的态度如何则一直被忽略，通过我们对国内外现有文献的检索，仅有部分文献论述了金融机构贷款对企业碳减排的重要性，例如，高歌、余敏、章伟和Rainforestactionnetwork等的研究，但上述研究者或者非政府组织并没有进行相关的经验研究。
国内外已有的碳减排活动的价值相关性的研究成果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碳减排活动与企业价值正相关。Johnston等以美国58家公司的195个跨年度横截面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结果表明，二氧化硫排放权与公司市场价值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王仲兵、靳晓超以我国89家上市公司的178个跨年度横截面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结果表明，碳减排活动与企业价值弱正相关(p值为10.3%)。第二，碳减排活动与企业价值负相关。aggarwal和Dow使用美国、加拿大、欧洲的600家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碳减排活动与企业价值负相关。Chapple等以澳大利亚58家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碳减排活动与企业价值负相关。以上实证结果表明，不同国家的研究者对碳减排活动价值相关性的研究结论存在差异，其原因可能是制度背景不同、碳减排活动的成本不同和技术差异。
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国内外尚未见到企业碳减排活动与银行贷款相关性研究的经验证据，本文不但提供了这方面的经验证据，而且把这一经验研究结果与中国的制度背景结合起来进行解读。第二，国内外对于企业碳减排活动与企业价值相关性的研究结论不一致，而且，针对国内数据的研究结果还不够显著(例如，王仲兵等的研究，p值仅为10.3%)。由于我国的制度背景是实施七省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而非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全面实施碳排放权交易，因此，探讨我国企业碳减排活动的价值相关性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第三，揭示了上述两个实证研究之间的内在联系。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碳减排活动将带来更多的银行贷款，但是，仅仅有了资金来源还不足以让企业积极主动地从事碳减排活动，这是因为碳减排活动降低了企业价值，因此，要建设发达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让减排企业获利，适度增加补贴额度让减排企业抵消减排成本，这样才能真正调动企业碳减排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让我减排变成我要减排。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碳减排活动与银行贷款的相关性研究
中国目前处于经济转型阶段，政府管制是转型经济国家的重要特征，我国的碳减排工作受政府管制因素影响很大。早在2007年5月，国务院的《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明确提出要把节能减排指标完成情况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作为政府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和企业负责人业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实行一票否决制。上述制度与我国政府激励机制中长期存在的晋升锦标赛现象有密切关联。从2007年开始，中央政府把企业碳减排效果作为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标准之一。2011年9月，国务院的《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提出进一步落实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节能减排负总责、政府主要领导是第一责任人的工作要求，并且将各个省的碳减排目标细化到2015年底必须完成的、以万吨为单位的碳减排数量值。在晋升锦标赛的政府激励模式下，各级政府负责人必然要求政府相应的职能部门配合国家的碳减排要求，制订相应的政策。例如，环境保护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在2007年7月了《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被媒体称为绿色信贷政策)，规定对超标排污、超总量排污的企业加强授信管理、严格控制贷款;对于环境友好企业、清洁发展企业给予信贷支持。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也了相应的规章，例如《山西省绿色信贷政策效果评价办法(试行)》、《河北省绿色信贷政策效果评价办法(试行)》等。上述政策使得银行业积极支持企业进行碳减排，不但能够满足国家碳减排的宏观调控要求，使各级政府官员完成碳减排考核任务，而且能够相应地降低银行涉足高污染行业所带来的风险。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说：H1：限定其他条件，碳减排越多的企业，越可能获得银行贷款。
(二)碳减排活动的价值相关性研究
在我国，企业从事碳减排活动存在着如下限制因素：
1.碳减排技术限制。任力认为，中国向低碳经济转变最大的障碍是低碳技术的开发与储备不足，发达国家并没有按《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的那样，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低碳技术转让，按照2006年的状况估计，中国从国际市场引进低碳技术每年需要资金250亿美元;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高碳排放的重化工业，中国成为全球重化工产品制造大国，但减排的责任却留在中国。碳减排技术落后和研发碳减排技术所需要的巨额资金②无疑增加了企业前景的不确定性。
2.碳减排成本较高。碳减排成本包括购买碳减排设备和技术、编制碳减排量报告、碳排放权交易、碳减排贷款、碳减排政府补贴等五个方面的成本。购买碳减排设备或者淘汰产能落后设备，购买或自行研发碳减排技术都将支出巨额资金;在编制碳减排量报告方面，如果地方政府要求辖区内的企业报送本企业碳减排量的相关数据，就涉及碳减排量报告的编制、报告编写人员的培训、碳排放大户还需要被独立第三方审核等，这些都将给企业增加成本;在碳排放权交易方面，碳排放权交易人员培训、寻找交易方、与政府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谈判碳排放权配额③、确定交易价格等活动都将增加企业的成本;在碳减排贷款方面，碳减排涉及的资金量往往很大，企业按照绿色信贷政策即使获得了碳减排贷款，也必然给企业带来一定的本金偿还压力和利息压力;在碳减排政府补贴方面，补贴金额往往低于减排成本。
3.碳减排的获利途径有限。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始于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于2011年12月的《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批准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深圳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但是，我国目前唯一实际启动交易的是深圳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2013年6月18日上线至11月，深圳碳市场整体交易量不大，约为12万吨。碳排放权交易量较小，而且存在着定价机制和碳排放权配额分配机制等方面的不确定因素，因此，企业很难在短期内获得足以超过减排成本的碳减排收益;对于那些没有实施碳排放权交易的省份，企业从事碳减排活动的获利途径更加有限。就碳排放权交易的国际市场来看，近年来不但交易数量低迷，而且有一半左右的、涉及中国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面临违约风险。
综上所述，企业缺乏碳减排技术、碳减排成本较高、企业通过碳减排获得收益的途径有限，使得碳减排越多的企业，减排成本就越高，投资者将降低企业市场价值的预期，所以，提出如下假说：H2：限定其他条件，碳减排越多的企业，企业市场价值越低。
四、研究设计
(一)我国上市公司碳减排情况的描述性统计
因为碳减排活动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所以，我们从上市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手工搜集企业的碳减排数据。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所披露的碳减排数据进行对比，我们发现，我国绝大多数企业是按照温室气体种类来披露碳减排活动的，因此，我们使用温室气体种类并运用国际主流的内容分析法来估测企业的碳减排情况。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碳化物、六氟化硫等六种气体，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并非严格按照上述六种气体进行披露，根据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所披露的碳排放数据进行预检验的结果，我们把上述六种气体简化为二氧化碳、甲烷、氮化物、氟化物、硫化物等五类，上述五个项目为等权重，没有披露是0分，披露定性描述信息或者定量数据为1分，既有定性描述信息又有定量数据为2分，即每家上市公司的最高得分为10分，最低得分为0分。从2012年1月1日到5月1日，共有586家上市公司了2011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根据统计结果，在586家上市公司中，碳减排得分为0分的有183家，占31.23%;碳减排得分为1分的有226家，占38.57%;碳减排得分为2分的有98家，占16.72%;碳减排得分为3分的有42家，占7.17%;碳减排得分为4分的有20家，占3.41%;碳减排得分为5分的有14家，占2.39%;碳减排得分为6分的有3家，占0.51%。
五、实证结果与说明
本文使用SpSS21软件对研究数据进行单变量相关性检验和多元回归分析。由表2的单变量相关性检验结果可以看出，碳减排情况(Carbonindex)与下一年度的总借款指标(Loannext)显著正相关，与下一年度的长期借款指标(Longloannext)也显著正相关。这初步验证了假说1。通过表3的结果可以看出，碳减排情况(Carbonindex)与托宾Q值(tobinQa和tobinQc)是显著负相关的，这初步验证了假说2。因为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影响所得出的结论更加稳健，所以，我们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
(二)多元回归结果与说明
通过表4的第2列和第3列可以看出，无论是下一年度的总借款指标(Loannext)，还是下一年度的长期借款指标(Longloannext)，都受到碳减排情况(Carbonindex)的显著正影响，这一结果再次验证了假说1。这表明我国企业碳减排活动获得了银行的资金支持，说明金融业履行了绿色信贷职责。长期借款是指公司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借入的期限在一年期以上的各项借款，短期借款是指公司借入的尚未归还的一年期以下的借款，长期借款这一指标的显著性更加具有说服力，原因在于碳减排活动需要购买先进设备或技术、淘汰落后产能，往往涉及几个年度，只有长期借款才能满足碳减排所需要的巨额资金要求。在控制变量中，公司当期的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opcash)越多，企业下一期越有可能获得银行贷款，较高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使得企业偿债能力增强，表明贷款的风险更低，银行更有可能贷款。公司当期的盈利能力(Roa)越强，下一期需要的贷款越少，表明企业自身盈余可以维持经营活动，不需要更多的贷款支持。公司规模对银行贷款的影响不够稳健。
假设1得到验证说明企业从事碳减排活动能够获得更多的银行资金，表明企业有资金进行减排活动，但不代表企业将积极进行减排活动，对碳减排活动的价值相关性的检验能够发掘企业是否有动力进行碳减排活动，若碳减排活动增加了企业价值，则企业的减排动力大;反之，则减排动力小。既能够获得碳减排资金又能够增加企业价值是最有效的减排模式，反之，就要寻找原因并提出改进建议。通过表4的第4列和第5列可以看出，碳减排情况(Carbonindex)对托宾Q值(tobinQa和tobinQc)有显著负影响，这再次验证了假说2。实证结果的负影响是在情理之中的，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长期存在着碳减排成本高于碳减排收益的状况。例如，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仅处于七省市试点阶段，尚未在全国推行。而且，即使是实施了碳排放权交易的地区，总体碳排放权交易量也较小。如果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十分发达，企业能够将碳减排活动节约下来的多余碳排放权配额出售给那些需要碳排放权的企业，将增加企业碳减排活动的获利途径。除了碳排放权交易不够发达之外，我国目前的碳减排成本也高居不下，以碳排放量较大的发电企业为例，2011年11月29日，广东、北京、河北等14个省市开始试点脱硝④电价，对安装并运行脱硝装置的燃煤发电企业，试行脱硝电价，每千瓦时补贴0.8分，相对于1分左右的脱硝成本，每千瓦时8厘钱的加价标准偏低。除前述14个实行补贴的省之外，有的省仅对达到一定标准的发电机组才有补贴，例如，江苏省仅对13.5万千瓦及以上发电机组的脱硝达标排放，进行每度电0.008元的补贴;功率较小的发电机组没有脱硝补贴。此外，还有一些省市没有脱硝补贴，这就意味着那些没有获得补贴的企业的运营压力更大。由此可见，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不够发达、碳减排成本高于碳减排收益导致碳减排活动带来负向的价值影响。
在控制变量中，公司盈利能力(Roa)对托宾Q值有显著正影响，表明公司盈利能力越强，越有可能获得正的托宾Q值。公司资产规模(Lnasset)对托宾Q值有负影响，表明规模越大，公司价值可能越低。在不同的行业方面，服装行业(Fuzhuang)、设备行业(Shebei)的托宾Q值显著低于其他行业，说明这两个行业不被投资者看好。国有股持股水平、负债比率虽然有负影响，但不够稳健。多元回归结果和单变量相关性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碳减排带来的资本市场价值相关性是负向的。
六、政策建议
(一)企业碳减排活动对债权人决策行为影响的讨论
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表明，碳减排活动越多的企业越容易获得银行贷款，尤其是长期借款。债权人提高碳减排企业的贷款数量体现了绿色信贷政策带来的政策动力，如何进一步发挥债权人的政策动力呢?
1.继续推进金融业向企业提供碳减排贷款。绿色信贷是金融机构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方面，有利于提高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形象。金融机构向企业提供碳减排贷款，不但履行了社会责任，从长远来看，尤其是随着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进一步发展，碳减排活动将为碳减排企业带来长久收益，银行的绿色信贷资金是安全的。因此，银行应该继续增加碳减排企业的贷款，增加其未来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获利的潜力。而且，银行通过绿色信贷活动，可以避免国家关停高碳排放量企业所带来的贷款本金无法收回的风险，这对债权人规避贷款风险是有利的。
2.债权人应当履行债权管理的责任。目前，我国现有的绿色信贷政策是商业银行是否支持企业的碳减排活动，至于企业在获得了银行的贷款之后，是否按照原有的合约，真正从事碳减排活动就不得而知。因此，商业银行作为企业碳减排活动重要的债权人，可以由银行管理机构或者聘请中介机构对碳减排企业按照贷款前审查、贷款中检查、贷款后评价三个阶段对企业碳减排贷款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坚决打击虚假碳减排行为。
(二)企业碳减排活动对投资者决策行为影响的讨论
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碳减排活动所带来的价值相关性是负向的。这表明在资本市场中，我国的投资者更加关注公司的盈利能力(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总资产收益率与企业价值是显著正相关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尚未全面发展起来，碳减排成本较高等因素是导致碳减排活动与企业价值负相关的原因所在。为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如前所述，国内的碳排放权交易是碳减排企业获得收益的重要渠道。当前，国际清洁发展机制交易并不活跃，在国内，由于中央政府已经确定了各个省在2015年底必须完成碳减排目标，所以，那些拥有碳排放权的企业出售排放权给那些碳排放量超标的企业是碳减排企业获利的重要途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应当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城市的基础上，尽快总结成熟经验，使得碳排放权交易在国内全面开展。Demsetz认为，任何可接受的资源配置机制都必须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交易者可以获得交易所需要的信息;第二，交易者有动力考虑这些信息。对于碳排放权交易来说，低排放的企业将通过出售碳排放权获益，高排放企业将付费购买排放权，所以，买卖双方都有动力去考虑企业的碳排放量信息。因此，真实、详细的碳减排数据将有助于降低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促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发展。对于与碳排放权交易密切相关的碳减排数据披露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强对企业碳减排数据真实性的监管。碳排放权交易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企业碳减排量的数据准确，如果企业存在着碳减排量数据造假的现象，将降低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运行效率，甚至导致市场失灵。为此，政府各级发展改革委员会除了聘请中介机构或者审计部门进行碳排放量抽查或定期检查之外，还要加大对碳减排数据造假企业的处罚力度，不断提高碳减排数据的可靠性。
二是增加企业碳减排数据的透明度。企业披露碳减排数据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向政府相关部门报送碳减排数据;第二，向民众披露碳减排数据。在国际上，政府部门强制要求企业报送碳减排数据渐成趋势，例如，美国政府了《温室气体强制报告规则》、澳大利亚政府了《国家温室气体和能源报告法案》、日本政府了《强制性的温室气体会计和报告制度》。因此，我国若要完成《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中所确定的各省以万吨为单位的碳减排量目标，各省、直辖市的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该强制要求辖区内的企业向发改委报送碳减排数据，并且建立数据备案制度，以便于及时掌握企业碳减排动态，为碳排放权交易定价、碳排放权配额分配建立数据库，为完成各省的碳减排目标提供坚实的数据基础。
在向民众披露碳减排数据方面，各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环保部门、证券管理部门等政府部门应加大宣传力度，使投资者意识到企业投资于碳减排活动符合中央政府的总体未来规划，任何企业都不能避免，从长远来看，随着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进一步发展，碳减排活动将为减排企业带来收益。政府部门的这些举措将促进投资者的环境意识和公民意识不断提升，使投资者意识到企业披露碳减排活动是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形象、增加品牌知名度的一种举措，这样，向民众披露碳减排数据也将慢慢发展起来。此外，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的不同企业之间，也将因为企业公布的碳减排数据，更加容易寻找交易对象，了解行业内其他企业的减排动态，降低了碳排放权交易的成本，有利于提高碳排放权交易的市场效率。
碳减排报告篇4
碳排放交易的开展离不开基础的排放数据。企业微观碳排放信息的缺失，不仅使企业不能很好地了解企业自身的污染排放情况，而且不利于宏观碳排放市场的形成和碳排放交易的开展。为此，企业需要进行碳排放数据的搜集，并逐步建立碳排放核算制度。
（一）碳排放核算基本思路
碳排放核算的关键是进行碳盘查，将碳排放加以量化。总体而言，碳排放的核算包括边界的设定、排放源的识别、排放量的计算以及排放报告的编制四个阶段。（1）设定组织边界与运行边界。组织边界的设定是组织层次的碳排放核算与碳排放管理的第一步。组织可由一个或多个设施组成，组织应采用下列方法之一来归总其设施层级温室气体排放或消除：控制权法，组织对其拥有财务或运营控制权的设施承担所有量化的温室气体排放或消除；股权份额法，组织依股权比例分别承担设施的温室气体排放或消除。运行边界包括直接排放、能源间接排放和其他间接排放。直接排放指组织拥有或控制的温室气体源所产生的碳排放。能源间接排放指组织从外部购入的电力、热力或蒸汽在使用中所产生的间接碳排放。其他间接排放是除直接排放和能源间接排放以外的排放，如外购原材料所包含的碳排放、产品交付用户在使用或处置期间所产生的排放。直接排放和能源间接排放应予以量化，其他间接排放因量化及查证存在困难，通常只定性盘查，不进行量化。（2）识别排放源。从排放源角度看，排放包括固定源燃烧排放、移动源燃烧排放、过程排放、逸散排放。如锅炉产生的排放属于固定源燃烧排放，运输工具产生的排放属于移动源燃烧排放，生产或提供服务过程中由于物理或化学变化而产生的排放属于过程排放，煤堆、冷却塔产生的自然泄露，设备接合部、装卸料过程中发生的泄露排放，设备事故或检测发生的排放等属于逸散排放。（3）量化碳排放。针对排放源及其种类，寻找一种能使不确定性最小化且结果准确的排放量化方法。其中，排放因子法应用最广泛，具体公式为：二氧化碳排放量=∑活动数据×第i种温室气体排放因子×第i种温室气体的Gwp。其中，Gwp为全球变暖潜能值，即单位某温室气体相当于二氧化碳的量。量化方法确定后，收集活动数据，进而选择排放因子，计算和汇总排放量，结果按吨二氧化碳当量表示。如某期汽油的使用量为5万升（活动数据），汽油的燃烧会产生三种温室气体：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Co2的排放因子为2.26kg/L，CH4的排放因子为9.8×10-5kg/L，n2o的排放因子为1.96×10-5kg/L，依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2007）》给出的Gwp值，CH4和n2o的Gwp值分别为25、298。则5万升汽油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50000×2.26+50000×9.8×10-5×25+50000×1.96×10-5×298=113414.54kg（4）编制碳排放清单和报告。依据一定的核算标准的要求，生成企业碳排放清单和报告。清单主要包括排放源识别表、活动数据收集表、排放因子选择表、排放量计算表和温室气体排放汇总表等。
（二）碳排放核算标准选择
从标准的开发主体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温室气体系列标准；第二类是世界能源研究所及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Ri/wBCSD）联合开发的温室气体核算体系；第三类是英国标准协会（BSi）的“公众可用规范（paS）”；第四类是其他机构开发的自愿碳减排标准，如世界自然基金会开发的黄金标准（GS）和气候组织开发的自愿碳标准（VCS）等。从标准的应用范围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国家层面的核算标准，如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ipCC2006；第二类是组织或项目层面的核算标准，如wRi/wBCSD的《温室气体议定书：企业核算与报告准则》(GHGprotocol)；第三类是产品或服务层面的核算标准，如iSo14067《产品碳足迹标准》、英国标准协会的paS2050《商品或服务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评估规范》。其中，比较成熟、应用较为广泛的核算标准是GHGprotocol与iSo14064。iSo14064具体由三部分组成：iSo14064-1“组织层次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消除的量化与报告的规范及指南”，iSo14064-2“项目层次上对温室气体减排和消除增加的量化、监测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iSo14064-3“温室气体声明审定与核查的规范及指南”。国内目前尚没有统一的核算标准，但碳排放交易试点城市已开始拟定相应的标准。如深圳借鉴GHGprotocol与iSo14064，于2012年11月了《组织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化和报告规范及指南》以及《组织的温室气体排放核查规范及指南》，自2012年12月起实施。
二、企业碳排放内部控制框架构建
内部控制是一系列制度、程序和控制措施的总称，为实现企业经营活动的效率和效果、资产安全完整、经营合规等目标提供合理保证。2008年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中提出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的五要素：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内部监督。随后，又陆续了内部控制的配套指引，包括应用指引和评价指引。笔者结合《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围绕企业的碳排放和碳管理进行内部控制系统的设计。
（一）内部环境
内部环境是企业进行内部控制的基础，包括企业的组织架构、发展战略、企业文化、社会责任、全体员工的内控意识等。（1）制定低碳发展战略。企业应制定低碳战略，将碳管理和碳排放交易的开展融入企业的中长期发展战略中。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2号———发展战略》，对未来碳排放市场进行科学预测，结合企业的实际能力，制定低碳战略发展规划，明确在不同阶段减排的具体目标，使企业在未来的低碳发展中形成竞争优势。短期来看，减少碳排放，需要引进环保设备、进行技术升级和改造，增加经济成本；但从长远来看，在环境要求日益严格的趋势下，碳排放权将变成一种稀缺资源，其交易价格将逐步攀升，因此要在未来碳交易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须从战略角度加以重视，不丧失发展机遇和动力。（2）成立碳管理委员会，专人负责碳管理工作。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1号———组织架构》的要求，应明确企业内部各层机构设置、职责权限、人员编制、工作程序和相关要求的制度安排。为了适用低碳战略，保证机构运行的效率，企业应在董事会下设一个专门的委员会———“碳管理委员会”，直接对董事会负责。具体职责既可以由现有的环境保护职能部门来承担，指定相应的人员来负责，也可以成立单独的部门———碳管理部，配备专业人员来进行碳排放的管理工作，包括企业碳排放源的核查、碳排放信息的搜集、碳排放量的计算、碳排放配额的使用以及碳信息披露等。（3）营造低碳发展的企业文化，切实承担减排的社会责任。《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4号———社会责任》中规定“企业应建立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制度，认真落实节能减排责任，积极开发和使用节能产品，发展循环经济，降低污染物排放，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为此，本着全员参与的原则，全体员工应逐渐树立碳减排的理念和意识，通过宣传、培训等活动形成“减少碳排放，人人有责”的一种氛围，使全体员工能结合自身的工作岗位来进行碳减排的具体行动，使文化的影响力转换为减排的行动力。
（二）风险评估
风险评估是内部控制中不可缺失的一个环节，包括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应对等。在识别企业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的基础上，采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对识别的风险进行度量，确定关注重点，进而结合企业的风险承受度，确定风险应对策略。（1）培养危机意识。企业应具有危机意识，主动识别气候变化给企业带来的风险，包括市场风险、财务风险、法律风险以及体现在参与碳排放交易中各环节的具体风险等。如企业现有的非节能产品不符合国家政策而滞销引发的市场风险；高能耗项目不能获得贷款审批的风险；企业海外分公司的所在国推出更为严格的碳排放政策，提高了产品进入壁垒；目标出口国推出碳排放的新政，企业产品因不满足其排放标准，而引发法律风险等。（2）在风险中识别机遇。未来的碳排放交易中，包含风险的同时也蕴含着无限的机会。碳信息披露项目(CDp)2011年中国报告显示，100家样本企业中有71家公司了CSR（企业社会责任）报告，87%的报告明确提及气候变化。但对气候变化的认知仍停留在概念陈述层面，对风险和机遇的认识普遍不足，只有7%的报告提到了气候变化带来的机遇。2013年3月，发改委和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了《低碳产品认证管理暂行办法》，在我国建立统一的低碳产品认证制度。因此，企业生产的产品如果能获得该认证，良好的市场标签带来的将是机遇而不是风险。
（三）控制活动
为了使企业在未来的碳排放交易中处于有利地位，应加强产品生命周期的低碳管理，建立供应链全过程的管理和控制。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绿色设计的内部控制。产品的碳排放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设计环节，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10号———研究与开发》，企业应从低碳战略出发，研究与开发节能产品和减排技术，使传统的“面向服务的设计”转变为“面向环境的设计”，在成果的研究与立项、开发与保护方面加强内部控制，加速研发成果的转化，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获得低碳竞争优势。（2）供应链的低碳管理。基于《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7号———采购业务》和《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9号———销售业务》，企业应推行绿色采购、绿色制造、绿色营销。从供应商的选择、原料的采购、仓储，到生产、包装、运输，以及营销策略与销售渠道的选择等都应注意低碳的标识，减少排放。如，2011年3月，宝钢就已中国钢铁行业首个《绿色采购指南》。（3）基于项目的碳排放控制。《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11号———工程项目》规定项目立项时应进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评估，在低碳战略下，企业还应在项目选址、立项论证、结构设计、建设管理等环节考虑减少碳排放的要求，强化对环境影响的评估。国际上，建筑物碳排放的核算与审计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目前香港已经编制了一套完整的审计指引。因此，企业可以参照这些已有的规则对工程项目在设计和建设阶段进行碳排放控制。（4）碳资产的管理控制。《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8号———资产管理》中主要对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资产的管理作出了规范。当企业的实际排放量低于政府核发的排放配额时，就可以将多出的排放配额在碳排放市场上进行出售，获得经济利益，因此，碳排放配额符合“资产”的确认特征。通过减少碳排放，企业可以形成碳资产，并通过有效地管理，为企业带来价值。此外，从碳排放一级市场上获得的碳排放权或当排放配额不足从二级市场上购得的碳排放权，也需要作为一种资产加以管控，使得碳排放权能够合理地被使用。（5）交易环节的控制。企业应未雨绸缪，按照不相容职务相分离的原则，设计碳排放交易和碳金融投资中具体环节的控制。碳排放交易的授权、执行与记录属于不相容职务，应由不同的人员来进行，防止舞弊风险的发生。基于碳交易衍生出的金融品种（如碳期货、碳期权）投资交易中，也要遵循一般的投资交易的内控原则。
（四）信息与沟通
信息与沟通作为内部控制体系的保障机制，主要从内部信息传递与信息系统建设两个方面予以体现。（1）建立碳排放的内部信息传递与报告制度。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17号———内部信息传递》的要求，企业应建立碳排放的内部信息传递机制和沟通方法，防范内部信息传递不通畅、不及时而引发的决策失误甚至泄露商业机密的风险，围绕碳管理的决策程序与内部信息传递、内部报告的使用等方面作出控制，并强调危机管理和应急预案的制定。（2）建立碳排放数据管理系统。我国企业普遍存在碳排放数据缺失的问题，为应对未来的低碳竞争，参与碳排放市场，企业应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18号———信息系统》的要求，在碳排放数据监测与搜集的基础上，建立碳排放数据管理系统，提高管理的科学化，为碳排放的核算与管控奠定基础。
（五）内部监督
碳减排报告篇5
关键词：碳排放权；会计确认；计量属性
中图分类号：F23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2月28日
一、碳排放权概述
1997年为应对温室气体对大气的危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签订了旨在将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商品进行交易的《京都议定书》。协议的签订使得碳排放权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具有了商品的属性，因此碳排放权成为一种全新的交易对象出现在贸易中。《京都议定书》确立了清洁发展机制（CDm）等三种灵活机制从而使发达国家达到各自所应承担的减排义务。然而由于发展中国家目前还没有减排的指标要求，通过清洁发展机制，可以将碳减排量（CeRs）“销售”给发达国家获得收入，同时又可以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
发展中国家不能直接将碳配额出售，企业的碳信用要经碳基金等公司或机构的运作才能进入国际市场，作为中间商的交易平台就可以从碳减排权转让中获取利润。世界银行是目前的最大卖家。CDm机制项目下的碳排放权是一种虚拟商品，其交易规则十分严格，开发程序也比较复杂，销售合同涉及境外客户，合同期限很长，非专业机构难以具备此类项目的开发和执行能力。因此，我国企业基本都是通过与国际碳基金合作的方式参与CDm项目。根据《京都议定书》，国际碳基金在实施CDm机制时，有义务为我国企业引入低碳新技术。目前碳基金的操作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投资于可再生能源项目等，直接向我国实施节能项目的企业购买碳减排量；另一种是投资于高能效项目，在排放污染较严重企业建设减排项目，实现的碳减排量收益按合同规定比例作为投资收益。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进程
全球碳排放权交易金额正在逐年剧增，目前交易额已超千亿美元，并规定交易的碳减排量必须是已通过第三方审计核证的减排量。同时，随着“全球绿色化”概念被官方强化并逐渐被公众接受，发达国家也通过立法程序，要求企业的年度会计报告必须包含与环境相关的评价内容，如丹麦的《绿色账户法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第92号公告，均强制要求企业披露相应的环境信息。与此同时，为碳市场服务的中介组织也日趋完善。特别是碳计量标准体系的建立，还为会计鉴证服务市场的成熟提供了规范的程序与要求。
随着相关制度的发展，使得企业Co2等的排放、交易及节能减排等特定环境问题的会计处理规范探讨也愈加热烈，日渐引起会计学界的关注和重视，如《欧洲会计评论》、《会计、组织与社会》、《会计、审计与职责杂志》等相关国际知名会计期刊推出或计划推出与排污权、碳会计及披露、气候变化与温室气体会计等专题，可以预见未来几年碳会计的相关规范或指南研究将达到一个高潮。
iaSB和FaSB均出台排污权交易会计的相关处理草案或准则，试图对包括Co2等排放气体的会计问题进行规范。如美国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FeRC）于1993年在《统一会计系统》（USofa）中对排污权交易会计处理做出了规定。不过这个规范最初主要针对So2，且不能对免费分配的排污权进行处理，存在许多先天缺陷。10年后，FaSB希望通过eitF03-14来解决总量-交易机制下排污权交易的会计处理问题。针对欧盟25国排污权交易制度（eU-etS）项目，iaSB于2004年iFRiC3《排污权》。该指南将解释范围限定在为污染排放进行支付而持有的排污权会计处理上，但在计量上存在着复合计量模式和报告模式，后引起了极大不满和争议，iaSB在1年后撤回了该解释公告。2007年12月，iaSB再次启动排污权交易项目，在议程文件中提出了3种会计处理方法供企业参考，重新系统设计会计准则，旨在提出包括排放在内的排污权交易会计处理模式。
由于碳排放的特殊性和复杂性，除了一些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的报告外，现有学术文献还极少提及碳交易或碳信用等碳财务报告和鉴证问题。2008年StewartJones教授等将与碳排放、交易及鉴证等的会计问题称之为碳排放与碳固会计，即碳会计，并提出了构建碳会计规范的两种主要思路：一是在京都协定框架下，所有机构或组织对产生于碳汇的碳信用的会计规范与ipCC的原则相协调；二是在温室气体协定书内分别计量和报告Co2排放的相关会计问题。该协定书不但有其企业会计和报告基准，而且还有一套成熟的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估算的工具。
从国外文献的最新研究进程看，碳会计主要涉及：碳排放配额的财务会计处理、与碳排放的相风险核算与报告、与碳排放相关的不确定性核与报告、碳排放信息披露及管理等。在传统财务会计框架内，碳会计主要涉及的是碳汇的资产确认问题和碳源的负债确认问题，如碳信用或碳排放配额表内记录和披露问题。在此点上，澳大利亚会计准则aaSB120、国际会计准则iaSBiFRiC3、美国财务会计准则FaSBeitF03-14、FaSB153等都有详细规范可供参考。此外，树木等因固碳职能被认为是碳会计中碳汇载体的重要形式之一，在碳会计系统中需单设账户予以反映。但其作为一种特殊的生物资产，又与iaS41、aaSB141等会计准则相挂钩。
我国还没有出台与碳排放权相关的会计准则，这就导致企业在会计确认、计量和信息披露上具有很大的自主性。
三、关于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
碳排放减量权证签发后，碳排放权的价值就被承认。而其被确认的复杂性和后续减排空间的有限性，使得碳排放权成为了一种稀缺的经济资源，有了商品的属性。碳排放权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应当作为会计要素进行确认和计量。
（一）碳排放权是一项资产。我国企业会计准则把资产定义为：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资产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资产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资产应为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资源；资产是由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此外，与该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该资源的成本或者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
碳排放权符合我国会计准则对资产下的定义和特征。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是由企业过去的交易、Com项目或其他事项中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资源，通过企业当期或以后的营运过程中出售已认证的碳排放权，与该资源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企业通过投入CDm项目或直接购买拥有或控制碳排放权，该资源的投入成本是能够可靠计量的。
（二）碳排放权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王艳、李亚培认为，碳排放权是一种特殊的经济资源，它具有自由交易市场，拥有具体产品的定价机制，并始终以公允价值计量，其价值变动直接增减资产价格，应将其确认为金融资产。二氧化碳排放权具有交易性金融资产的特征，应将其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其具体做法是，在现行“交易性金融资产”科目下增加一项“排放权”明细项目，以反映企业取得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价值。
碳排放权虽符合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一些特点，但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完善，碳交易操作制度、价格机制以及信息披露与获得等方面的缺乏，相关法律的缺失和会计法规的局限，在我国很难形成一个有效的碳交易市场。
（三）碳排放权确认为存货。张鹏认为，应当将碳排放权作为存货在会计上进行确认。“存货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在产品、在生产过程或提供劳务过程中耗用的材料、物料等。”存货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是企业持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出售。对于一个CDm项目而言，碳减排量存在于企业的日常活动中，并且对于目前中国的CDm项目来说碳减排量以出售为最终目的，所以应确认为存货。但碳排放权没有实物形态，确认为存货也不太合理。
（四）碳排放权确认为无形资产。王学、胡等认为，碳排放权是企业所拥有或控制的非货币性资产，应确认为无形资产。从碳排放权的特征与无形资产的特征可以看出，碳排放权具备无形资产的特征：碳排放权是经相关权威部门签发的排放减量权证，可以作为一国减除温室气体的资源，不具有实物形态，但可以单独出售或转让。由于CDm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风险，使得碳排放权在企业持有过程中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情况不确定，不属于以固定或可确定的金额收取的资产，属于非货币性资产，因此碳排放权基本属于我国无形资产的定义，可以作为无形资产在会计上进行确认。
对于碳排放权的确认，应分阶段对待。第一阶段，在《京都议定书》的规定下，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没有减排的指标，但通过清洁发展机制，我国可以将碳减排量CeRs“销售”给发达国家。因此，在CDm下，我国碳减排量交易是通过国外企业提供资金或是先进技术与中国企业合作开发CDm项目，并签订协议，规定在项目注册成功后，每年按照一定的价格购买该项目每年所核定的温室气体减排量。我国碳减排量是CDm项目所产生的，是为执行销售合同而持有的，但它的最终目的是出售。虽然碳减排量没有具体的实物形态，但在第一阶段，将碳排放权最为存货进行确认比较合理。
随着进一步发展，若我国实际拥有碳排放权，将其作为无形资产进行确认更合理。其符合无形资产的定义，碳排放权是企业所拥有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
四、关于碳排放权的计量
碳排放权的计量问题主要体现在计量属性上。
（一）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历史成本又称为实际成本，是取得或制造某项财产物资时所实际支付的现金或者其他等价物。历史成本计量属性主要是用于购置或形成碳排放权时的初始计量。企业购置或形成碳排放权的过程，一般是基于交易双方同意，并具备一定的交易凭证，以该价格作为企业购置或形成的碳排放权的成本入账是合理可靠的。但是，历史成本作为碳排放权计价的属性也是存在缺陷的。在市场价格经常波动的情况下，相同的碳排放权在不同的时间点取得的成本会存在着很大差异，如果仍然用历史成本记录，那么资产负债表上的汇总将失去可比的基础。因此，碳排放权的计价仅仅采用单一的历史成本计量属性是不够的。
（二）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在公允价值计量下，在公平交易中的市场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计量。与历史成本相比较，两者不同之处在于时态性。公允价值和历史成本不一定是对立的，公允价值可以是历史成本，也可以是现时价值，即公允的现时市场交易价值。在原始交易日，交易成本总是按照现时的市价计量，在财务报告日，公允价值不再是原始交易时的历史成本，而是按照财务报告日的市价重新计量。在一定程度上，公允价值相比历史成本更能反映可交易的碳排放权的经济实质。对我国企业来说，由于没有减排压力，当企业在出售碳排放权中可以获得比历史成本更多的价值时，企业当然会选择出售。对于企业管理决策而言，碳排放权的市场公允价值正是企业考虑如何以及何时处理碳排放权的决策机会成本。
我国目前还处在碳减排量交易的初级阶段，还不可能形成一个大规模的交易市场，因此对碳减排量的计量不宜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在第一阶段，碳减排量作为一种存货，应当按照实际成本进行初始计量。
五、结论
碳排放权是一种有价值的稀缺资源，该资源能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流入，因此应当将碳排放权确认为一项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中给予确认。对于碳排放权会计核算方法的研究为参与CDm项目企业的会计核算提供可以借鉴的思路，也为碳排放权会计准则的拟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我国现状下适用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碳排放权会计核算方法还需会计界广大人士的共同参与和努力。
主要参考文献：
[1]王艳，李亚培.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与计量[J].管理观察，2008.
[2]王学，胡，姜洋.浅谈碳汇的确认、计量与定价[J].绿色财会.
[3]涂毅，郝玲，iaSB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会计处理回顾及影响[J].财会通讯（综合），2008.
碳减排报告篇6
第一条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体制机制创新，充分发挥市场在温室气体排放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强对温室气体排放的控制和管理，规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和运行，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对碳排放权交易活动的监督和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碳排放权交易，是指交易主体按照本办法开展的排放配额和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的交易活动。
第四条碳排放权交易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信原则。
第五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是碳排放权交易的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以下称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依据本办法负责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并对其运行进行管理、监督和指导。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是碳排放权交易的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以下称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依据本办法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碳排放权交易相关活动进行管理、监督和指导。
其它各有关部门应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与碳排放权交易相关的管理工作。
第六条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应适时公布碳排放权交易纳入的温室气体种类、行业范围和重点排放单位确定标准。
第二章配额管理
第七条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应根据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放单位确定标准，提出本行政区域内所有符合标准的重点排放单位名单并报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确认后向社会公布。
经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批准，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可适当扩大碳排放权交易的行业覆盖范围，增加纳入碳排放权交易的重点排放单位。
第八条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根据国家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的要求，综合考虑国家和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温室气体排放、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以及重点排放单位纳入情况等因素，确定国家以及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排放配额总量。
第九条排放配额分配在初期以免费分配为主，适时引入有偿分配，并逐步提高有偿分配的比例。
第十条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制定国家配额分配方案，明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免费分配的排放配额数量、国家预留的排放配额数量等。
第十一条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在排放配额总量中预留一定数量，用于有偿分配、市场调节、重大建设项目等。有偿分配所取得的收益，用于促进国家减碳以及相关的能力建设。
第十二条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根据不同行业的具体情况，参考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意见，确定统一的配额免费分配方法和标准。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结合本地实际，可制定并执行比全国统一的配额免费分配方法和标准更加严格的分配方法和标准。
第十三条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依据第十二条确定的配额免费分配方法和标准，提出本行政区域内重点排放单位的免费分配配额数量，报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确定后，向本行政区域内的重点排放单位免费分配排放配额。
第十四条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排放配额总量中，扣除向本行政区域内重点排放单位免费分配的配额量后剩余的配额，由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用于有偿分配。有偿分配所取得的收益，用于促进地方减碳以及相关的能力建设。
第十五条重点排放单位关闭、停产、合并、分立或者产能发生重大变化的，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对其已获得的免费配额进行调整。
第十六条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负责建立和管理碳排放权交易注册登记系统（以下称注册登记系统），用于记录排放配额的持有、转移、清缴、注销等相关信息。注册登记系统中的信息是判断排放配额归属的最终依据。
第十七条注册登记系统为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和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重点排放单位、交易机构和其他市场参与方等设立具有不同功能的账户。参与方根据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的相应要求开立账户后，可在注册登记系统中进行配额管理的相关业务操作。
第三章排放交易
第十八条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初期的交易产品为排放配额和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适时增加其他交易产品。
第十九条重点排放单位及符合交易规则规定的机构和个人（以下称交易主体），均可参与碳排放权交易。
第二十条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负责确定碳排放权交易机构并对其业务实施监督。具体交易规则由交易机构负责制定，并报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一条第十八条规定的交易产品的交易原则上应在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确定的交易机构内进行。
第二十二条出于公益等目的，交易主体可自愿注销其所持有的排放配额和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
第二十三条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负责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调节机制，维护市场稳定。
第二十四条国家确定的交易机构的交易系统应与注册登记系统连接，实现数据交换，确保交易信息能及时反映到注册登记系统中。
第四章核查与配额清缴
第二十五条重点排放单位应按照国家标准或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公布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的要求，制定排放监测计划并报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备案。
重点排放单位应严格按照经备案的监测计划实施监测活动。监测计划发生重大变更的，应及时向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提交变更申请。
第二十六条重点排放单位应根据国家标准或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公布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以及经备案的排放监测计划，每年编制其上一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由核查机构进行核查并出具核查报告后，在规定时间内向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提交排放报告和核查报告。
第二十七条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对核查机构进行管理。
第二十八条核查机构应按照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公布的核查指南开展碳排放核查工作。重点排放单位对核查结果有异议的，可向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提出申诉。
第二十九条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应当对以下重点排放单位的排放报告与核查报告进行复查，复查的相关费用由同级财政予以安排：
（一）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要求复查的重点排放单位；
（二）核查报告显示排放情况存在问题的重点排放单位；
（三）除（一）、（二）规定以外一定比例的重点排放单位。
第三十条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应每年对其行政区域内所有重点排放单位上年度的排放量予以确认，并将确认结果通知重点排放单位。经确认的排放量是重点排放单位履行配额清缴义务的依据。
第三十一条重点排放单位每年应向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提交不少于其上年度经确认排放量的排放配额，履行上年度的配额清缴义务。
第三十二条重点排放单位可按照有关规定，使用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抵消其部分经确认的碳排放量。
第三十三条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每年应对其行政区域内重点排放单位上年度的配额清缴情况进行分析，并将配额清缴情况上报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应向社会公布所有重点排放单位上年度的配额清缴情况。
第五章监督管理
第三十四条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应及时向社会公布如下信息：纳入温室气体种类，纳入行业，纳入重点排放单位名单，排放配额分配方法，排放配额使用、存储和注销规则，各年度重点排放单位的配额清缴情况，推荐的核查机构名单，经确定的交易机构名单等。
第三十五条交易机构应建立交易信息披露制度，公布交易行情、成交量、成交金额等交易信息，并及时披露可能影响市场重大变动的相关信息。
第三十六条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对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业务工作进行指导，并对下列活动进行监督和管理：
（一）核查机构的相关业务情况；
（二）交易机构的相关业务情况；
第三十七条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对碳排放权交易进行监督和管理的范围包括：
（一）辖区内重点排放单位的排放报告、核查报告报送情况；
（二）辖区内重点排放单位的配额清缴情况；
（三）辖区内重点排放单位和其它市场参与者的交易情况。
第三十八条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和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应建立重点排放单位、核查机构、交易机构和其它从业单位和人员参加碳排放交易的相关行为信用记录，并纳入相关的信用管理体系。
第三十九条对于严重违法失信的碳排放权交易的参与机构和人员，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建立“黑名单”并依法予以曝光。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重点排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一）虚报、瞒报或者拒绝履行排放报告义务；
（二）不按规定提交核查报告。
逾期仍未改正的，由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指派核查机构测算其排放量，并将该排放量作为其履行配额清缴义务的依据。
第四十一重点排放单位未按时履行配额清缴义务的，由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责令其履行配额清缴义务；逾期仍不履行配额清缴义务的，由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第四十二条核查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注册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并上报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情节严重的，由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责令其暂停核查业务；给重点排放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出具虚假、不实核查报告；
（二）核查报告存在重大错误；
（三）未经许可擅自使用或者公布被核查单位的商业秘密；
（四）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第四十三条交易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给交易主体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照规定公布交易信息；
（二）未建立并执行风险管理制度；
（三）未按照规定向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报送有关信息；
（四）开展违规的交易业务；
（五）泄露交易主体的商业秘密；
（六）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第四十四条对违反本办法第四十条至第四十一条规定而被处罚的重点排放单位，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应向工商、税务、金融等部门通报有关情况，并予以公告。
第四十五条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和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未履行本办法规定的职责，、、利用职务便利牟取不正当利益或者泄露所知悉的有关单位和个人的商业秘密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碳排放权交易各参与方在参与本办法规定的事务过程中，以不正当手段谋取利益并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附则
第四十七条本办法中下列用语的含义：
温室气体：是指大气中吸收和重新放出红外辐射的自然和人为的气态成分，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化碳（pFCs）、六氟化硫（SF6）和三氟化氮（nF3）。
碳排放：是指煤炭、天然气、石油等化石能源燃烧活动和工业生产过程以及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与林业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因使用外购的电力和热力等所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
碳排放权：是指依法取得的向大气排放温室气体的权利。
排放配额：是政府分配给重点排放单位指定时期内的碳排放额度，是碳排放权的凭证和载体。1单位配额相当于1吨二氧化碳当量。
重点排放单位：是指满足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确定的纳入碳排放权交易标准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温室气体排放单位。
碳减排报告篇7
关键词碳核算体系；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节能减排
中图分类号F22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1）09-0111-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9.019
自1997年《京都议定书》签定以来，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碳减排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从其发展历程来看，基本的路径是促进能源结构优化，发展技术性的碳减排或碳捕获措施；为最小化减排成本，发展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为促进企业和消费者的减排活动，发展碳标识计划、碳补偿计划等一系列自愿性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发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已经从技术性的减排角度上升到向低碳发展转型的战略性高度，应对气候变化的压力也逐渐从政策制定者转向社会大众，进而促进了市场和社会主体的广泛关注和主动参与。而这些政策措施的基础是碳核算，即对产业、企业、产品、消费活动背后的碳排放进行核算，以引导并促进经济和社会从高碳发展转向低碳发展。
我国现有的节能减排工作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推进的，即由上级政府确定目标和考核方式，层层分解落实。这一方式能够有效地发挥我国的政治优势，集中资源实现国家重大目标，有着不可否认的作用和价值。但是，在具体落实过程中，该方式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粗放性。为促进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碳减排政策的有效实施，有必要将节能减排工作建立在基本事实和科学数据的基础上，即建立与排放主体相关的碳核算体系。但我国目前尚未开展系统的碳核算工作，世界范围内的碳核算也远未成熟。该领域的研究是我国推进节能减排的最基础的工作。因此，有必要分析国际上碳核算体系的发展，以作为推进我国未来节能减排或碳减排工作的一个借鉴。
1国际碳核算体系的发展
碳循环是地球物理化学循环的一部分，因此，对于地球上的碳排放、传输、沉淀/吸收等循环过程的研究在自然科学领域由来已久。但是将碳排放核算纳入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的视角，以促进人类通过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来减少碳排放则是近十几年的事。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提出了“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的目标。但由于UnFCCC只是一项框架公约，没有规定具体的减排指标，缺乏可操作性。为了进一步在操作层面推动全球减排的共同行动，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开始研究编制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的方法和作法，从而开启了研究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体系的新时代。
1.1基于国家/区域的核算
基于国家或区域层面的碳核算是最早开发的，也是目前最权威的碳核算体系。1994年，ipCC完成了《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并受到了各方认可。1996年修订的“指南”，后来成为《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内各国法定减排的核算方法，同时要求各国在此基础上制作温室气体清单。为了进一步完善清单制作方法，提高核算结果的准确性，2000年ipCC完成了《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优良作法指南和不确定性管理》报告。2006年，根据UnFCCC的要求，ipCC又对“指南”作了调整更新，使其更趋完善。
2006年修改后的版本主要从能源、工业过程和产品使用、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利用、废弃物及其他这六大部门进行温室气体排放和消除的核算。每个部门有独立的排放源目录及其子目录构成，各国在子目录层面建立排放清单，通过汇总得到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采集的数据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活动数据，另一种就是排放系数。某一活动的碳排放就是其活动数据和相应的排放系数的乘积。ipCC提供了各种不同的排放系数的默认值（缺省值），以供参考［1］，各国也可以根据对国内的调查研究或者利用模型，确定本国特定排放源的排放系数。
由于《京都议定书》针对的是领土内的排放，因此在此框架下核算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主要是基于生产责任的排放，即主要考虑的是直接排放，而没有考虑因产品消费而引起的间接排放。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在此框架下不考虑进出口贸易产品中的隐含碳排放（embodiedcarbonemission）（隐含碳排放指产品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直接和间接碳排放的总和），这就使得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贸易进口所需的高碳产品，从而间接减少国内生产的碳排放。如从国内碳排放来讲，英国2003年的碳排放相较于1990年下降了12%，但是，如果考虑到从产品中进口的隐含碳排放，那么英国的碳排放相较1990年来说，上升了19%［2］。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增加了高碳产品的生产和出口。由于生产技术的限制，发展中国家生产单位产品的碳排放量往往高于发达国家，从而导致全球碳排放的增加而非减少，这就是“碳泄漏”问题。
对此，许多学者提出了要考虑贸易中的隐含碳影响，对国家碳帐户的核算基准进行调整，许多研究者认为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有责任对于生产这些产品和服务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负责，从而产生了广泛的将生产的环境影响和温室气体排放分配到世界各地的消费中去的讨论［3-7］。
随着对气候变化问题关注度的日益提高，在发达国家，温室气体减排的压力从政策制定者正逐渐转向社会大众，再加上关于从消费角度进行碳排放核算的争论，导致了“碳足迹”核算策略的出现。碳足迹（carbonfootprint）是一个用于描述由某一特定的活动或实体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数量的术语，也是评估组织和个人对气候变化影响的一种方式。碳足迹的核算可以有两个方向，一是在单位产品水平上测度，二是在企业水平上测度。
1.2基于产品的核算
在产品水平上测度碳足迹，往往包括了对产品全生命周期中碳排放的计算，称为产品的“碳足迹”。目前，计算产品“碳足迹”有许多公开的方案，但是，这些方案的质量和完整性差别很大。许多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都在尝试开发关于量化和通报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的标准和指南［8］。就目前来看，关于产品和服务中碳排放评估的最完整的标准是paS2050。
paS2050是评估产品和服务全生命周期中的温室气体排放的一项公共可用规范。它是由英国标准协会、英国碳信托有限公司和英国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部联合制定的。paS2050通过对产品或服务的全生命周期――从原材料到生产（或服务供给）的各个环节，分配，使用和回收处置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核算，并根据各种温室气体的全球暖化潜力（Gwp）折算成Co2当量，来反映产品或服务的碳足迹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paS2050实际上是供应链碳排放评估的一般方法，现有的生命周期评价标准（iSo14040-44）提供了对供应链碳足迹核算的基础。paS2050制定了详细的评估步骤，包括：①建立一个过程路线图（流程图）。即按照生命周期评价的方式，将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划分不同环节，识别他们各自的投入，生产过程，存储条件和运输需求，直到所有的投入都已经追溯到其源头，所有的产出都被追踪直到他们不再产生对该产品有贡献的排放。②检查边界和确定优先性。这实际上就是设定一个测算停止的边界。paS2050中系统边界处理的关键原则是要包含选定产品或服务在生产、使用、回收或处置过程中所有的直接和间接排放。③收集数据。与ipCC“指南”类似的，计算碳足迹也需要收集两类数据，即活动数据和排放系数。④计算碳足迹。产品的碳足迹计算公式就是产品整个生命周期中各个环节活动数据和相关排放系数乘积的总和。⑤检验不确定性。paS2050中，在经过不确定性检验后得到的产品碳足迹，还需要对核算结果进行验证。根据产品碳足迹的用途，paS2050提出了三种对产品碳足迹进行验证的模式［9-10］。经过验证的产品碳足迹可用于碳标识等计划。
值得一提的是，在paS2050中没有包括对资本品的评估，将这些排除首先是因为现阶段缺少可获得的数据以确定资本品的排放；其次是因为这些分析的成本和复杂性。虽然paS2050是目前最完整的产品碳足迹评估标准，但是，这也只是关于产品碳足迹评估标准的一种尝试，其他国家如日本，新西兰，法国等也都在尝试建立相应的评估标准。
1.3基于企业/组织的核算
在投资者、雇员、环保主义者等日益强大的压力面前，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走向绿色的发展。在过去十多年里，越来越多的全球大公司，将温室气体核算纳入其标准商业实践。不仅如此，它们还期望供应商、竞争对手和客户也这样做。很多企业已开始要求合作者提供由第三方精确估算的排放数据和改善信息。但是，即使企业有这样的意愿，要测度一个企业的环境影响并不简单。
目前，较为公认且运用比较广泛的核算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情况的方法指南是《温室气体协议：企业核算和报告准则》（以下简称“企业核算GHG协议”（GHG：温室气体“GreenhouseGases”的缩写）），该协议由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共同制定。
不同于跟踪某一单位或设施的排放这样传统的污染控制方法，“企业核算GHG协议”仿效财务核算标准，并根据一家企业所拥有的不同排放源或设施，认定其排放责任。可以说“企业核算GHG协议”建立了一套温室气体核算语言，包括划定企业（实体）报告温室气体排放的组织范围，其依据是企业对排放源或每一排放源的经营控制、财务控制或股权控制情况［11］，不同企业可以根据其需求选择不同的组织范围划分依据。在企业确定了其报告的组织边界后，“企业核算GHG协议”出于核算目的定义了三种不同的核算范围，包括：
范围1――直接排放：指在企业实际控制范围之内的排放，具体包括由企业所有或者控制的设备设施等的静止燃烧、移动燃烧、化学或生产过程，逸出源（非故意释放）等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生物质的燃料并不包括在里面。
范围2――电力的间接排放：指企业控制之下购买的电量所产生的排放，排放虽然发生在发电过程中，但是可作为购买电力者的间接排放。除了电力之外，蒸汽、加热及制冷方面的购买行为也属于此范围。输配电过程中损失的电力，所产生的排放纳入输配电公司的范围2的报告。
范围3――其他间接排放：这是一项可以由企业自由选择是否报告的核算，它是由企业内活动引起的排放，但不是由企业所有或控制的。如企业购买的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的排放，购买的燃料的运输排放，购买的服务的排放、员工通勤、差旅等等所产生的排放。这部分间接排放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要非常清楚的核算比较困难。目前，wRi/wBCSD正在编写关于范围3核算的进一步指南。
根据这份协议，企业需要设定其碳核算的操作范围，包括识别与它的运行相关的排放，将其按照直接和间接排放进行分类，并选择核算和报告间接排放的范围。考虑到企业扩大、兼并等问题，企业实际可控制的排放会随时间变化。为了对企业的历史排放数据进行比较，协议提出了根据企业组织结构的变动情况，对基准年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再计算的要求，以便于进行有效的比较。
另外，在报告3种范围的排放时，不同的公司可能对同一排放进行了重复计算。但是重复计算是否产生问题，取决于信息报告的用途。对于国家信息通报制度，重复计算必须避免，但事实上国家信息通报通常是自上而下计算，而不是自下而上汇总的。而对于温室气体的风险管理和自愿报告来说，重复计算的影响不大。对于要参加市场交易或者获得减排信用额度的企业来说，重复计算也是不可接受的，这时就必须有足够的信息来保证避免发生这种情况。另外，协议的设计避免了不同公司在范围1和范围2内的重复计算。例如，a公司的范围1排放可以成为b公司的范围2排放，但是不可能是b公司的范围1排放。同样的范围2也是如此［12］。
“企业核算GHG协议”的最大特点在于提出了根据不同核算目的来定义不同的核算范围，而界定的核算范围在不同层面具有可加性，这不仅提高了GHG核算的灵活性，同时对于其他核算体系也是一个良好的借鉴。即在设计GHG核算方法时，并不要求绝对避免重复计算，但是需要细分不同的核算范围，以明析重复计算可能的来源，同时可以根据不同的目标进行加和汇总，满足不同的核算目的、报告需求和政策导向。
1.4基于项目的核算
基于项目的核算通常是针对温室气体（GHG）项目。GHG项目包含一个或者一系列特殊活动，如减少GHG排放，增加碳贮存，加强大气中的GHG消除等。它可以是一个独立的项目或者是一个更大的非GHG项目的一部份，也可能包含一个或者多个项目活动。
基于项目的核算，最著名的就是《京都议定书》中的清洁发展机制（CDm）。通过CDm，发达国家可从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的温室气体减排或吸收项目中取得经证明的减排量（CeR），用以抵消一部分其对《京都议定书》承诺的减排义务，CDm的核心是GHG项目中CeR的获取，而这依赖于对项目的GHG减排量的核算和证明。
对于GHG项目的核算，最关键的方法学问题就是基准线的确定。在核算国家和企业水平的GHG时，减排通常是按照历史上某一基准年的真实GHG排放来量化的。但是对基于项目的GHG核算，减排则是根据一个预测的，与实际相对应的基准排放来定的。减排量核算的就是当年的实际排放与基准排放之间的差距。因此，对于GHG项目核算而言，最重要的挑战就是基准线的确定与计算。
在CDm方法学中同时包括了基准线方法学和监测方法学。自2003年以来，CDm执行理事会（eB）已经批准了覆盖大多数部门和技术领域的CDm方法学，但是，已批准的方法学数量依然有限，并不能适用于所有准备开发的CDm项目。因此，CDm项目开发商和业主可以自行研究和提出新方法学，通过规定的程序获得eB的批准［13］。
wRi和wBCSD也制定了关于项目核算的GHG协议，称为“项目核算GHG协议”（theGHGprotocolforprojectaccounting）。该协议提供了量化和报告GHG项目的原则、概念和方法。不同于CDm方法学针对不同类型的项目给出不同的基准线方法学，GHG协议提供了两种评估基准线排放的方法，一是针对特定项目设定一定的基准线情景，并据此比较项目的减排量；二是通过利用GHG排放率来评估基准线排放，GHG排放率是通过对所有基准线候选情景的GHG排放率的一系列分析得到的，它可以用来评估具有相同类型的多项目活动的基准线排放［14］。
此外，2006年国际标准组织（iSo）了国际温室气体排放核算、验证标准――iSo14064，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iSo14064-1是指导企业/组织量化和报告温室气体排放与消除的规范，其功能与“企业核算GHG协议”类似。第二部分iSo14064-2着重讨论旨在减少GHG排放量或加快温室气体的清除速度的GHG项目，它包括确定项目基准线和与基准线相关的监测、量化和报告项目绩效的原则和要求，同样类似于“项目核算GHG协议”。第三部分iSo14064-3阐述了实际验证过程。这使iSo14064-3可用于指导独立的第三方机构进行GHG报告验证及索赔［16-17］。这三部分可以分别使用，或作为一个整体来满足温室气体描述与认证的不同需求。作为对iSo14064的补充，2007年iSo又出版了新标准iSo14065，旨在保证验证过程本身，并规定了对认可机构或其他评定机构的要求。iSo目前还在编写关于产品碳足迹的标准。
2国际碳核算体系发展评价
2.1两种类型的核算体系
各类碳核算体系是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社会需求下产生的，而核算体系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相关的减排和低碳经济活动。综合来看，所有的碳核算体系都旨在提供国家、产品系统、组织、项目的温室气体量化方法，同时也规定了相应的信息报告形式。
从国际上现有的碳核算标准、指南、规范等来看，可以区分两种类型的碳核算体系，即自上而下的碳核算体系和自下而上的碳核算体系。前者以ipCC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为代表，它通过对国家主要的碳排放源进行分类，在部门分类下再构建子目录，直到将排放源都包括进来，由此可见，它是通过自上而下层层分解来进行核算的。该体系具有广泛的一致性，并在获取国家温室气体排放信息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而作为气候变化压力从政策制定者逐渐向社会大众转移，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一种响应，自下而上的碳核算标准、指南、规范等在近年来发展非常迅速，并在企业和社会的自愿减排层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它包括了基于企业、产品和项目的核算体系。自下而上的碳核算方式通过对于企业和产品碳足迹的核算，了解各类微观主体包括企业、组织和消费者在生产过程或消费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减排项目可以看作企业的负排放增量），理论上可以汇总得到关于一定区域内的碳排放总量。但是，就目前来说，现有的自下而上的核算体系尚不能涵盖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于产品和企业的碳核算还不能覆盖所有的产品和企业（组织），因而只有部分的信息，无法汇总得到区域层面的总碳排放情况。同时，现有的各类标准、指南也只是尝试，在核算范围、生命周期核算环节、处理碳抵消活动、信息报告要求等方面还存在大量分歧，尚未形成国际普遍接受的规范标准，未来这一领域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2.2自下而上的核算体系的特殊作用
从理论上来看，对于国家碳排放核算来说，只需要利用自下而上的核算体系，核算各排放源的直接排放并进行汇总就可以下。但是，从管理层面上来说，要对各个直接排放源进行监控和管理，难度非常大，成本非常高。因此，通过自下而上的碳足迹核算，如企业碳足迹指标中将企业的间接排放纳入核算范围，从而可利用企业的供应链管理，推动市场力量来约束整个供应链上的碳排放，不仅可以减少管理成本，同时可以促进市场和产业的发展。产品碳足迹核算也具有同样的作用，它是通过碳足迹的标识来影响消费选择，通过消费选择的变化趋势来影响企业的产品供给，从而通过企业来影响整个供应链的碳排放。可见，自下而上的核算体系具有全面调动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的作用，可以与自上而下的核算体系形成良好的互补。
正是由于这种自下而上的碳核算体系的发展，促进了发达国家企业和民间社会的自愿性减排活动和大量创新的低碳经济实践。
从发达国家推进碳减排的过程来看，采取的大多是强制减排与自愿减排结合的方式。强制减排是在约束性指标引导下的，其背后是ipCC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核算，以及在此基础上配置各主要排放源企业的排放额度。自愿减排的覆盖面则可以更广，不仅有所谓重点企业还包括大量非重点企业，甚至包括普通的公众与基层社区。企业可以加入自愿减排计划，进行碳交易，社会上各个主体可以进行碳足迹核算和碳排放信息公开，促进碳标识计划和碳补偿计划等，而这些计划运作的背后是各类碳足迹核算体系的支撑。如前所述，在自愿减排领域，开发的碳核算方法和碳计算器有很多，虽然质量不一，但是对于促进全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和共同行动具有重要作用，这为全社会投入碳减排创造了条件。
3对中国推进节能减排工作的启示
推动节能减排的压力可能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即行政力量、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从我国当前自上而下的节能减排工作推进来看，行政力量已经得到很大的发挥，但是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尚未得到启动。
我国现行的“节能减排”工作形成了上级政府一方面督促下级政府，另一方面直接监督所管辖的重点企业，进行以项目为导向、以工程为载体的节能改造的模式。这一模式的突出优点在于以行政力有效地保障了节能减排的执行力，使既定的减排目标成为可预期。但其不足之处也十分明显，如难以推动全社会的持续减排，难以顾及整个经济运行模式的优化。毕竟由于人、财、物等资源的约束，政府直接监管的“点”是十分有限的。如果这些“点”未能形成“面”，则难以系统地、在最广泛的程度上推动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低碳化。于是，节能减排工作的成就被局限于个别企业或试点的成功。那些未被触及的非重点企业、其他行业或普通公众，可能既缺乏节能减排的积极性也缺乏必要的方法和途径。
就节能减排推进的长效机制而言，必须建立强大而健全的、与我国行政推进机制相匹配的市场机制，必须调动全社会各类利益主体的积极性来推进碳减排。其突出的特点是不仅包括自上而下的推进，还包括自下而上的碳减排努力。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碳核算体系发展对促进发达国家的碳减排和低碳社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通过自上而下的核算体系，政府可以评估本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及其减排潜力，并在此基础上推动自上而下的减排活动，包括能源结构转变、节能技术或设备的推广等。但是民间的力量和市场力量被广泛调动起来，其基础则是自下而上的碳排放核算。
自下而上的碳核算体系，特别是基于产品和基于企业的碳核算体系，为企业和普通大众寻找减排途径提供了基础。而且，基于产品和企业的核算有助于利用供求关系以及供应链管理来带动整个社会的减排动力，有助于优化经济发展模式。从这一点上来说，促进我国自下而上的碳核算体系的发展有助于推动我国尚未启动的节能减排的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从而促进全社会的节能减排行动力。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ipCC,2006ipCCGuidelinesfornationalGreenhouseGasinventories［eB/oL］,2006
［2］KrishnanS,SindenG.productCarbonFootprintingassessment,StandardDevelopmentandapplication,LCaiXConference，Boston,2009,29(2).
［3］BastianoniS,pulselliFm,tiezzie.theproblemofassigningResponsibilityforGreenhouseGasemissions［J］.ecologicaleconomics,2004,49(3):253-57.
［4］ederp,narodoslawskym.whatenvironmentalpressuresareaRegion’sindustriesResponsiblefor?amethodofanalysiswithDescriptiveindicesandinputoutputmodels［J］.ecologicaleconomics,1999,66(3):359-374.
［5］HoekstraR,Janssenma.environmentalResponsibilityandpolicyinatwocountryDynamicinputoutputmodel［J］.economicSystemsResearch,2006,18(1):61-84.
［6］petersGp,HertwicheG.Co2embodiedininternationaltradewithimplicationsforGlobalClimatepolicy［J］.environmentalScience&technology,2008,42(5):1401-1407.
［7］petersGp,HertwicheG.postKyotoGreenhouseGasinventories:productionVersusConsumption［J］.ClimaticChange,2008,86:51-66.
［8］eRia.GlobalDiscussionsonSustainabilityofBiomassDerivedFuel［eB/oL］.2008,.
［14］wBCSD/wRi.theGHGprotocolforprojectaccounting［eB/oL］.2003.省略/files/ghg_project_protocol.pdf
［15］王玉振.iSo14064温室气体排放核算、验证标准［J］.中国iSo14000认证,2007,(2):50-52.［wangYuzhen.LaunchingofiSo14064forGreenhouseGasaccountingandVerification［J］.iSo14000certificationinChina,2007,(2):50-52］.
［16］BSi.environmentalmanagement&Sustainability［eB/oL］.2009.shop.省略/upload/Brochures/Sectors/2009/environment%20Brochure%202009.pdf
［17］SchmidtHJ.CarbonFootprinting,LabellingandLifeCycleassessment［J］.theinternationalJournalofLifeCycleassessment,2009,14(Suppl1):S6-S9.
［18］Christiansenm.GHGaccountingandReportingStandards［R］.2009.standard.no/Global/pDF/arrangementer/milj%C3%B8ledelse%2009/tonje%20Folkestad%20DnV.pdf
［19］Brentonp,edwardsJG,JensenmF.CarbonLabellingandLowincomeCountryexports:aReviewoftheDevelopmentissues［J］.DevelopmentpolicyReview,2009,27(3):243-267.
［20］HendricksonCt,Horvatha,JoshiS,etal.economicinputoutputmodelsforenvironmentalLifecycleassessment［J］,environmentalScienceandtechnology,1998,32(7):184a-191a.
evaluationontheDevelopmentofinternationalCarbonaccountingSystems
CHenHongmin
(DepartmentofenvironmentalScienceandengineering,FudanUniversity,Shanghai200433,China)
碳减排报告篇8
关键词：建筑运行能耗；公共建筑；城镇住宅建筑；农村住宅建筑
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LmDi，LogarithmicmeanDivisiaindex）是研究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变化影响因素的常用方法。Donglan等对1991年～2004年中国城乡住宅碳排放进行LmDi研究，发现收入效应和能源密度效应分别是最大增排和减排因素。nie和Kemp针对2002年～2010年北京居住能源消费量进行因素分解，发现能源消费增长是能源消费增加的主要因素，而单位人均面积增加是第二大驱动因素。Lin和Liu对1995年～2012年中国各省市的商业和居住建筑的碳排放进行LmDi分解，结果显示生活标准的提高是主要碳排放驱动因素。上述文献仅针对我国部分建筑类型或部分地区的建筑能耗或碳排放开展研究，并未从全国整体及所有主要建筑类型角度全面地分析我国建筑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基于宏观统计数据估算了1996年～2014年中国公共建筑、城镇住宅建筑及农村住宅建筑的运行能耗及碳排放。利用LmDi方法，对1996年～2014年各类建筑碳排放进行因素分解，识别影响碳排放变化的主要因素。
一、方法与数据
1.LmDi分解法。参考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对建筑的划分方法，本文将建筑分为公共建筑和住宅建筑两大类。考虑到我国城乡住宅的巨大差异，将住宅建筑进一步细分为城镇住宅和农村住宅，见公式（1）。各类建筑排放包含的影响因素见公式（2）至公式（4）。
其中，C为建筑碳排放总量，C公、C城及C农分别为公共建筑、城镇住宅建筑及农村住宅建筑碳排放量；、e公i、e城i及e农i为各类建筑对第i类能源的消耗量，C公i、C城i及C农i是与上述能耗相对应的碳排放量，e公、e城及e农为各类建筑的总能耗，S公、S城及S农为各类建筑总面积，G公为第三产业增加值，G城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简称“城镇居民总收入”），G农为农村居民纯收入总额（简称“农村居民总收入”），p城和p农分别为城镇总人口和农村总人口；Ui表示第i类能源的碳排放因子，D公i、D城i及D农i表示第i类能源占各类建筑总能耗的比重，i公、i城及i农表示各类建筑单位面积能耗，a公、a城及a农表示单位增加值或单位收入的建筑面积，Q城和Q农分别表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简称“城镇人均收入”）以及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简称“农村人均收入”）。
此处以公共建筑碳排放的分解为例说明LmDi分解方法，其他两类建筑碳排放的分解方法与此类似。基于公式（2），报告期内公共建筑碳排放的变化可以分解为各因素碳排放变化之和，见公式（5），各因素碳排放的变化通过公式（6）至公式（10）计算。
其中，上标t代表报告期末年，0代表报告期初始年；？驻C公为公共建筑在报告期内的碳排放变化量；？驻CU公为能源碳排放因子效应，由于化石能源排放因子保持不变，因此该效应主要归因于电力排放因子变化，即由发电效率和发电结构引起的排放变化；？驻CD公为能源结构效应，即由各类能源占公共建筑总能耗百分比的变化引起的排放变化；？驻Ci公为能源密度效应，即由单位面积能耗变所引起的排放变化，衡量的是能源消费密度对碳排放的影响，是节能效率和能源利用效率共同决定的综合指标；？驻Ca公为面积效应，即单位增加值对应的建筑面积变化所引起的排放变化，衡量的是产出效率对碳排放的影响；？驻CG公为产出效应，由于公共建筑主要用于第三产业，所以该式衡量的是第三产业增加值变化对排放的影响。此外，对于城镇住宅建筑和农村住宅建筑碳排放的变化，还受到人均收入效应（？驻CQ城和？驻CQ农）以及人口效应（？驻Cp城和？驻Cp农）的影响。前者表示人均收入变化引起的排放变化，后者表示人口数量的变化引起的排放变化。
2.数据来源。对于建筑能耗及碳排放数据，虽然我国建筑主管部门于2010年了《民用建筑能耗和节能信息统计报表制度》，但是详细统计数据难以从公开渠道获取。为此，本文参考《2010中国低碳发展报告》以及《中国建筑节能年度发展研究报告2007》的方法，利用最新修订的《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数据，估算了公共建筑、城镇住宅建筑以及农村住宅建筑的能耗。涉及的能源类型为煤、焦炭、焦炉煤气、其他煤气、煤油、液化石油气、天然气、电力、柴油以及汽油。采用ipCC参考法估算与能源消费相对应的碳排放。由于数据可获取性问题，仅估算了1996年～2014年的能耗及碳排放数据。
第三产业增加值、居民人均收入及人口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2015》，采用增加值指数以及收入指数将相关数据统一至2005年可比价。公共建筑、城镇住宅建筑以及农村住宅建筑的面积参考《中国建筑节能年度发展研究报告，2007》估算。
二、结果与讨论
1.建筑碳排放增长趋势分析。1996年～2014年，中国建筑碳排放总量增长了14.322亿tCo2，年均增速达到6.78%。其中，2002年～2007年的年均增速高达11.10%。从各类建筑的排放增量看，公共建筑和城镇住宅分别占1996年～2014年总增量的45.03%和36.64%，是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建筑类型。从各类能源的排放增量看，煤炭和电力排放分别占总增量的37.08%和51.88%，是碳排放增长的主要能源类型。煤炭排放的增长主要与北方城镇公共和住宅建筑集中采暖有关，而电力排放的增长主要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均用电需求增长有关，主要用电活动包括照明、空调、家电及炊事等。
2.公共建筑碳排放增长因素分析。公共建筑碳排放在1996年～2014年增长了6.449亿tCo2，占建筑碳排放总增量的45.03%。公共建筑碳排放总体上呈加速上升趋势，年均排放增速由1996年～2000年的2.32%增至2010年～2014年的10.04%。
第三产业增加值是各阶段公共建筑碳排放的主要增长因素。在1996年～2000年、2000年～2005年、2005年～2010年及2010年～2014年四个阶段，产出效应占排放变化合计的比重分别达到393.84%、107.13%、140.60%及84.16%。其中，2010年～2014年的产出效应比前一阶段减少了0.426亿tCo2，主要原因是这一阶段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有所下降，由2005年～2010年的11.93%降至2010年～2014年的8.39%。
单位面积能耗是各阶段公共建筑碳排放的重要减缓因素，其能源密度效应占各阶段排放变化合计的比重分别为-105.43%、-16.25%、-14.96%及-20.91%。这主要得益于能效提高和节能技术应用引起的单位面积能耗持续下降，从1996年的35.2kgce/m2降至2014年的25.7kgce/m2，累计下降了26.99%。
单位增加值面积因素在不同阶段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差异。在1996年～2000年、2005年～2010年，该因素是公共建筑碳排放的首要减缓因素，其面积效应占排放变化合计的比重分别为-191.46%和-19.28%。在2000年～2005年、2010年～2014年，该因素则是仅次于第三产业增加值的碳排放增长因素，面积效应占排放变化合计的比重达到12.43%及40.20%。面积效应的上述变化主要与公共建筑面积增速、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的相对变化有关。例如，2005年～2010年公共建筑面积年均增长10.21%，而第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1.93%，因此单位增加值面积从2005年的7.4m2/万元降至2010年的6.8m2/万元，由此减少的碳排放为0.379亿tCo2。然而，2010年～2014年面积和增加值的增速情况则与2005年～2010年相反，导致单位增加值面积由6.8m2/万元增至8.0m2/万元，由此增加了1.117亿tCo2。
电力碳排放因子和能源结构总体上属于公共建筑碳排放的减缓因素，但影响较小。由于我国电力部门不断提高火电发电效率，同时增加水电、核电和风电等低排放发电方式的比重，因此电力碳排放因子从1996年的0.976kgCo2/kwh下降至2014年的0.710kCo2/kwh，累计下降了27.25%。此外，公共建筑的能源结构不断优化，煤炭占总能耗的比重由1996年的51.68%下降至2014年的40.39%。上述两个因素的持续优化减缓了公共建筑碳排放的增长。
3.城镇住宅建筑碳排放增长因素分析。城镇住宅建筑碳排放在1996年～2014年增长了5.248亿tCo2，占建筑碳排放总增量的36.64%。年均排放增速从1996年～2000年的3.85%迅速增至2000年～2005年的10.72%，后稳定在5.50%左右。
城镇人均收入是城镇住宅碳排放最主要的增长因素。人均收入效应占1996年～2014年四个阶段排放变化合计的比重分别达到159.27%、90.02%、176.41%及142.34%。这主要是由于城镇人均收入从1996年的0.52万元/人增至2014年的2.26万元/人，收入的快速增长推动了照明、采暖、空调及家电等用能活动的增长，导致碳排放快速增加。2010年～2014年的人均收入效应比前一阶段减少了0.405亿tCo2，这与我国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城镇人均收入增速下降密切相关。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预计人均收入效应将有所下降。
城镇总人口是城镇住宅碳排放的第二大增长因素，人口效应占各阶段排放变化合计的比重达到39.69%～137.26%。1996年～2014年，我国城镇人口比重从30.48%快速增至54.77%，新增城镇人口3.76亿人，年均增速达到3.95%。随着我国二胎政策的开放以及城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预计城镇总人口仍将是未来城镇住宅碳排放的重要增长因素。
除2000年～2005年外，单位收入住宅面积是城镇住宅碳排放的主要减缓因素。面积效应占各阶段排放变化合计的比重分别为-124.47%、45.28%、-131.79%及-74.05%。当城镇居民总收入增速高于城镇住宅总面积增速时，面积效应为负值，减缓碳排放增长。反之，则加速碳排放增长。2000年～2005年是我国房地产行业发展的黄金期，城镇住宅总面积年均增速达到19.55%，远超城镇居民总收入增长速度，由此推动了碳排放增长。2005年～2010年、2010年～2014年，面积年均增速降至6.50%左右，低于收入增速，减缓了排放增长。
单位面积能耗仅在2000年～2005年表现为城镇住宅碳排放的主要减缓因素，在其他阶段的影响较小。由于2000年～2005年城镇住宅总面积年均增速高达19.55%，而对应能耗的年均增速为10.83%，因此单位面积能耗从27.82kgce/m2迅速降至19.04kgce/m2，由此减排1.423亿tCo2。不过，2005年～2010年、2010年～2014年单位面积能耗维持在19.00kgce/m2左右，因此能源密度效应的减排作用不大。此外，与公共建筑类似，能源结构效应和排放因子效应总体上也属于减缓效应，但影响较小。
4.农村住宅建筑碳排放增长因素分析。农村住宅碳排放在1996年～2014年增长了2.444亿tCo2，占建筑碳排放总增量的18.33%。农村住宅碳排放91.04%的增量大致均匀分布在2000年～2014年的三个阶段。与城镇住宅建筑类似，农村人均收入和单位收入住宅面积分别是农村住宅建筑碳排放最主要的增长因素和减缓因素。不过，与城镇住宅建筑显著不同的是，单位面积能耗是农村住宅建筑碳排放的第二大增长因素，而农村总人口是第二大减缓因素。这里对后两个因素进行分析。
除1996年～2000年外，能源密度效应达到0.665亿tCo2至0.919亿tCo2，占排放变化合计的82.07%～102.08%。1996年～2000年，农村住宅单位面积能耗从3.23kgce/m2降至3.08kgce/m2，由此减排0.065亿tCo2。2000年～2014年，单位面积能耗稳步增长至7.31kgce/m2，推动了碳排放的大幅增长。2000年后农村住宅单位面积能耗的快速增长主要是由于随着农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照明、空调及家电等用电量大幅增加。2000年～2014年，农村住宅用电量增长了2717.98亿kwh（约0.908亿tce），而煤炭仅增长0.163亿tce。
人口效应占1996年～2014年各阶段排放变化合计的-19.11%至-182.74%。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大力推进城镇化发展，农村人口比重从1996年的69.52%降至2014年的45.23%，农村总人口减少了2.32亿人，由此减缓了农村住宅碳排放的增长。随着我国新一轮城镇化的推进，农村总人口将进一步减少，预计人口效应仍将是未来农村住宅碳排放的重要减缓因素。
三、结论与展望
本文基于宏观统计数据，对1996年～2014年中国建筑碳排放的增长趋势及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主要结论为：
1.从排放增量看，中国建筑碳排放总量在1996年～2014年增长了14.322亿tCo2。公共建筑和城镇住宅是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建筑类型，分别占上述增量的45.03%和36.64%。煤炭和电力是碳排放增长的主要能源类型，分别占上述增量的37.08%和51.88%。
2.从排放增长因素看，第三产业增加值、单位面积能耗分别是公共建筑碳排放的主要增长因素和减缓因素；城镇人均收入和城镇总人口是城镇住宅碳排放的两个主要增长因素，单位收入住宅面积是主要减缓因素；农村人均收入和单位面积能耗是农村住宅建筑碳排放的两个主要增长因素，单位收入住宅面积和农村总人口是两个主要减缓因素。电力碳排放因子和能源结构总体上属于各类建筑碳排放的减缓因素，但影响较小。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建筑能耗的估算方面，即仅基于宏观统计数据估算，未与微观统计数据进行校对。这主要是由于我国虽然了《民用建筑能耗和节能信息统计报表制度》，但尚未真正建立起相关制度，目前建筑主管部门未详细的统计数据。随着我国建筑能耗统计制度的逐步完善以及第三方研究的开展，本文作者将结合权威的微观统计数据不断提高建筑能耗和碳排放估算精度，完善研究结果。
参考文献：
[1]齐晔.2010中国低碳发展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2]DonglanZ，DequnZ，pengZ.DrivingforcesofresidentialCo2emissionsinurbanandruralChina：anindexdecompositionanalysis[J].energypolicy，2010，38（7）：3377-3383.
[3]nieH，KempR.indexdecompositionanalysisofresidentialenergyconsumptioninChina：2002-2010[J].appliedenergy，2014，（121）：10-19.
[4]LinB，LiuH.Co2emissionsofChina'scommercialandresidentialbuildings：evidenceandreductionpolicy[J].Buildingandenvironment，2015，（92）：418-431.
[5]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中国建筑节能年度发展研究报告2007[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基金项目：能源基金会项目“关于碳交易对深圳经济、能源、环境影响的研究”（项目号：G-1311-19359）。
碳减排报告篇9
[关键词]企业价值;碳信息披露质量;碳排放量;监管环境;碳减排;社会责任会计;环境会计;论文
从国际视角来看,碳减排议题具有环境、政治、经济三重属性,这或将重塑世界经济格局。欧盟、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美国等都强制要求企业报告温室气体(GreenhouseGas,简写为GHG)排放情况:欧盟要求其成员国采纳《温室气体监控与报告指南》(monitoring&ReportingGuidelinesofgreenhousegasemissions);加拿大了《温室气体排放报告》(theGreenhouseGasemissionsReport);澳洲政府了《国家温室气体和能源报告法案》(nationalGreenhouseandenergyReportingBill2007);美国环保局了《温室气体强制报告制度》(mandatoryReportingofGreenhouseGasesFinalRule);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了《关于气候变化信息披露的解释性指南》。为谋求“合法”的社会地位,自愿披露碳信息的企业越来越多。然而,资本市场是否意识到企业碳排放量及碳信息披露质量的重要性?高碳排放企业是否受到资本市场更严厉的惩罚呢?本文拟通过实证检验对这些问题予以回答。
一、文献回顾
从广义上讲,碳信息披露属于社会责任会计和环境会计的研究范畴,但碳信息披露属于新兴议题,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关于碳信息披露框架的研究
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碳信息披露框架有碳披露项目(CarbonDisclosureproject,简写为CDp)的调查问卷、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的《改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关于气候变化的披露》、气候风险披露倡议组织的《关于气候风险披露的全球框架》、气候披露准则委员会的《气候变化报告框架草案》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与气候变化有关的信息披露指南》[1]。上述披露框架从不同角度指出了企业应披露的碳信息内容,其中CDp主要调查企业管理者对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风险和机会的认识、企业关于GHG排放的核算和GHG减排情况,以及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治理措施。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认为,投资者关心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关注企业面临的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有形风险、管制风险、声誉风险以及企业GHG排放可能带来的财务影响,建议企业通过“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披露上述相关信息。气候风险披露倡议组织认为,企业应披露历史、现在、预期的GHG排放信息和拟采取的排放管理战略,对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有形风险以及与GHG管制有关的风险进行评估和分析,该组织强烈建议企业将其所倡导的框架与强制财务报告、CDp项目、全球报告倡议及其他披露方式结合起来使用。气候披露准则委员会的披露框架涉及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分析、源自气候变化的监管风险、有形风险、GHG排放信息等内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建议企业根据所适用的监管路标来确定与气候变化有关的信息披露的内容。在国内,张彩平等人和谭德明等人从碳排放核算、碳排放管理、碳减排审计三个维度提出了我国企业的碳信息披露框架[23]。张巧良认为,信息的可靠性、完整性、可比性是决定信息质量的三个关键因素,但CDp(2003—2010年)所提供的资讯在这三方面却不够理想,而且不能反映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以及GHG减排措施与企业财务业绩之间的内在联系[45]。
(二)关于已披露碳信息决策有用性的研究
Doran和Quinn认为,由于缺乏统一的碳信息披露规范,投资者很难获得有用的决策信息[6]。Stanny认为,强制性信息披露更有利于利益相关者评估碳管制对企业的影响[7]。Hesse和Kolk等认为,签约机构投资者的压力对CDp问卷的回收有着重要作用,但投资者很难据以评价碳减排措施对公司财务业绩的影响[89]。
Freedman和Jaggi认为,母公司所在国未批准《京都议定书》的企业所披露的碳信息不利于股东了解投资对象对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欧盟国家的公司对与气候变迁有关的信息披露明显劣于日本和加拿大的公司,碳排放的变化与信息披露之间并无内在联系,现有的披露并不能真正反映企业的碳排放管理业绩[1011]。
(三)关于碳排放对企业价值影响的研究
matsumura等的研究表明,碳排放量与企业的市场价值负相关,与权益资本成本负相关,与债务资本成本正相关[12]。Chapple的研究表明,相对于低碳排放企业而言,高碳排放企业将受到市场更加严厉的惩罚,这一处罚力度预计将达到企业总市值的6.57%[13]。Johnston等以美国电力企业持有的二氧化硫排放配额为替代变量,就资本市场对企业持有排放配额的定价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排放权配额具有资产价值和实物期权价值,但资本市场更看重排放权配额的资产价值[14]。
从已有研究成果可以发现,虽然企业的碳排放信息披露已引起理论界与实务界的重视,但专门针对碳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的研究还相对缺乏,而关于碳排放强度对企业价值影响的研究也仅仅处于起步阶段。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的
碳信息披露不能满足本文研究的需要,因此笔者随机选取2010年入选S&p500指数的85家企业,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研究企业的碳排放量、碳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同时,以是否受到美国环保局(environmentalprotectionagency,简写为epa)《温室气体强制报告制度》的管制为标准,本文将样本企业分为高碳排放企业和低碳排放企业两个亚样本,研究政府管制对企业碳排放量、碳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之间相关性的影响。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碳排放量与企业价值
随着碳减排监管制度的日益严厉,企业的碳排放量将逐渐成为利益相关者最为关注的环境信息,供应链厂商、普通消费者对企业产品和劳务的碳足迹信息的需求将直接影响企业的销售收入。任何碳减排措施都会对企业的现金流量产生影响,但企业如果不能有效地实施碳减排措施,就要购买碳排放配额并受到监管部门的处罚。因此,企业的碳排放量不同,企业所面临的与碳排放有关的风险水平也将有所不同,资本市场对企业碳排放风险进行定价的结果将直接影响企业的资本成本,并间接影响企业的现金流量。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企业的碳排放总量与企业价值负相关。
(二)监管环境、碳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
相对而言,高碳排放企业将面临更大的减排压力和更严厉的监管环境。对于外部利益相关者来说,企业真实的碳管理绩效具有不可观察性,他们只能凭借所搜集的碳管理信息分析被投资企业可能面临的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风险和机遇,据此来预测被投资者未来预期的现金流量和评估投资对象的价值,从而决定自己预期所要求的投资报酬。从实施碳信息披露企业的角度来看:一方面,碳信息披露质量通过作用于资金成本而直接影响企业对自身投资项目的评价标准,间接地影响企业预期的现金流量;另一方面,高质量的碳信息披露可能被资本市场看做是企业将碳减排纳入其长期战略规划和运营系统的一种“承诺”,从而形成企业的竞争优势。因此,本文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碳减排报告篇10
碳排放权交易的产生和兴起，对企业管理和会计信息披露产生了新的要求，因此，对碳排放权在企业内的价值运动进行完整的记录就具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认为，企业应对以下涉及碳排放权的业务进行全面反映，包括碳排放权的取得，碳排放权的减值和摊销，碳排放权持有目的变更处理，碳排放权的公允价值变动及出售。
（一）账户设置
在“无形资产”科目下设二级科目“碳排放权”，处理与自用型碳排放权相关的业务。该科目借方记录自用型碳排放权的取得成本，贷方记录结转的自用型碳排放权的成本。当自用型碳排放权用途改变时，应转入相关科目进行处理，故自用型碳排放权贷方只需记录结转成本。对于持有目的为近期出售获利的碳排放权在“交易性金融资产”下设二级科目“碳排放权”来处理，该科目下设三级级科目“成本”和“公允价值变动”，分别核算投资性碳排放权的成本增减和市场价值变动。企业免费获得的政府分配的碳排放权通过“递延收益———政府碳排放权补贴”科目处理，该科目贷方余额将在碳排放权持有期间内摊销计入“碳排放权补助收入”。若企业的实际排放量超过了所分配的或所购买的碳排放权配额还应确认负债，记入“预计负债———碳排放权”科目。
（二）会计处理
1.碳排放权确认为无形资产的会计处理。（1）碳排放权的取得。若企业持有碳排放权的目的是自用，那么无论是从政府部门无偿分配的还是自行购买的，都应按取得时点碳排放权的公允价值，记入“无形资产———碳排放权”科目。由政府无偿分配获得的同时记入“递延收益———政府碳排放权补贴”科目，而自行购买的部分记入“银行存款”科目。（2）碳排放权的摊销及减值。企业在碳排放权的有效使用期内应选择合适的方式对其进行摊销。借记“管理费用”科目，贷记“累计摊销———碳排放权”科目。需要注意的是，企业将政府无偿分配的碳排放权划归为自用型时，其原始摊销金额以收到日碳排放权的公允价值为基础。当企业持有的自用型碳排放权价值大幅下跌时，应对其提取减值准备，借记“资产减值损失”科目，贷记“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碳排放权”科目。此外。企业持有的政府补助在碳排放权存续期间应当平均进行摊销，借记“递延收益”科目，贷记“营业外收入———碳排放权补贴收入”科目。（3）碳排放权的处置。碳排放权已摊销完毕的部分则借记“银行存款”“累计摊销———碳排放权”“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碳排放权”等科目，贷记“无形资产———碳排放权”科目。需要注意的是，当企业以低于公允价值的价格从政府购买碳排放权时，相当于政府对企业进行补贴，企业应将公允价值与实际支付金额之间的差额贷记“递延收入———政府碳排放权补贴”科目，同时以碳排放权公允价值的金额，借记相关资产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4）碳排放权负债的确认。企业只有在实际碳排放量超过所分配或所购买的碳排放权时，才确认“预计负债———碳排放权”。该项负债按照超出排放量部分的市价计量，若需缴纳罚款支出，还应借记“营业外支出”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2.碳排放权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会计处理。（1）碳排放权的取得。若企业持有碳排放权的目的是近期出售获利，那么无论是从政府部门无偿分配的还是自行购买的，都应按取得时点碳排放权的公允价值计入“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由政府无偿分配获得的同时计入“递延收益———政府碳排放权补贴”，而自行购买的部分计入“银行存款”。（2）碳排放权公允价值的变动。碳排放权在公允价值发生变动时，通过“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来反映。当碳排放权的公允价值上升时，借记“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科目，贷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公允价值下降时做相反分录。（3）碳排放权的处置。出售时，借记“银行存款”科目等，贷记“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科目，两者间的差额计入“投资收益”，同时将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部分转入“投资收益”。（4）碳排放权相关负债的确认与确认为无形资产的处理相同，不再赘述。
3.碳排放权持有目的变更的转换处理。若持有目的由自用变更为出售，应按照转换日碳排放权的公允价值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的入账价值，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的差额记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若持有目的由出售变更为自用，应按照转换日碳排放权的公允价值作为“无形资产———碳排放权”的入账价值，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的差额记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
二、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
（一）碳排放权交易会计信息披露原则
碳排放权会计最主要的目标是向信息使用者提供与碳排放交易相关的会计信息，以满足其决策需要。为了实现决策有用的目标，碳排放权的信息披露必须要符合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原则，主要包括重要性、可比性、可靠性、谨慎性等原则。（1）重要性原则，要求企业披露的碳排放权交易信息应当反映与企业财务状况等相关的所有重要事项。（2）可比性原则，釆用统一的会计方法学对碳排放权交易进行会计处理，将有助于实现企业横向和纵向的可比性。比较企业在不同时期的碳排放权信息，有利于管理层全面、客观地评价过去、预测未来，从而做出正确的经营和投资决策；比较不同企业间的减排及交易情况，将有助于企业了解自身减排措施的成效和投资决策的效益，及时变更经营投资战略。（3）可靠性原则，要求企业以实际发生的碳排放权交易或事项为依据进行报告披露，如实反映各项信息以保证其真实可靠、内容完整。（4）相关性则，要求企业提供碳排放权会计信息应当有利于信息使用者做出正确的决策。（5）谨慎性原则，要求企业对碳排放权交易或事项进行报告和披露时应当保持会计应有的谨慎，不应高估资产或收益，不应低估费用。
（二）碳排放权交易信息的披露方式
1.表内披露。企业的财务报表是一种将经过会计确认、计量和记录的数据转化为可理解的会计信息传递给报表使用者的媒介。一般而言，涉及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信息要在财务报表表内报告。碳排放权信息的表内披露即是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中分别披露碳排放权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增减情况。在资产负债表中，期末企业自用碳排放权金额按照其期初金额扣除本期摊销额和相关资产减值损失后的余额在无形资产项中单独列示；企业以交易为目的持有的碳排放权在交易性金融资产科目下单独列示“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二级科目，反映企业以交易为目的的碳排放权价值。若企业是通过政府无偿授予取得的碳排放权，未摊销完的碳排放权所确认的递延收益，在其他流动负债项目下单独列示。在预计负债科目下单独列示“预计负债———碳排放权”，除非企业存在超额碳排放还未及时购买碳排放权予以抵销的情况外，该科目应该没有年初和年末余额。在利润表中，自用碳排放权期间累计摊销额在管理费用下增设“管理费用———碳排放权”二级科目单独列示；计入“交易性金融资产”的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变动带来的累计金额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中单独列示；在投资收益科目下列示交易用碳排放权交易的收益情况；企业取得的政府无偿分配的碳排放权在本期摊销或出售的部分在营业利润项目下政府补助收入中单独列示。在现金流量表中，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下增列“购买碳排放权配额支付的现金”和“超额碳排放支付的罚金”项目。在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下增列“交易碳排放权收到的现金”和“购买交易性碳排放权付出的现金”项目；其他与碳排放权有关的现金流在投资活动现金流中的“构建”“处置”等项目中列示反映。
2.表外披露。为了使财务报表中数字的可理解性进一步提高，信息使用者可以更全面、准确地理解和使用各企业所提供的财务报表，对企业而言，不仅需要准确地在表内对碳排放权进行披露，还应当在表外做适当的解释和补充说明，主要应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表外信息披露要对表内信息做补充说明。在表外需要披露的碳排放权的相关会计信息包括：碳排放权的取得方式、数量和时间；碳排放权在期初和期末的余额、每期碳排放的摊销额；政府无偿分配的和外购的碳排放权在初始确认时公允价值取得的途径、配额数量、用途及使用情况；作为政府补助核算的在确认时所采用的会计核算政策以及本期在摊销时具体的方法与金额；企业在购买和出售碳排放权时的价格确认方法。各项非财务信息也是利益相关者了解企业的重要手段，而对相关企业的非财务信息进行披露的重要载体就是表外披露。第二，表外信息披露还应补充说明企业减排执行情况。随着环境问题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应当成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应反映在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中，主要内容如下：低碳减排的相关法律、法规设立情况；面临环境问题时企业表现出的机遇与挑战；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确定、企业应对气候变暖的策略及治理方式；企业如何利用创新手段达到节能减排的效果；企业在各核算期间碳排放量超标的处罚方式等。详尽的表外披露可以传递详细完整的信息，还可以充分体现出企业对保护环境、节能减排所做的社会贡献，保证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的客观性和可靠性，而且也为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发展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完善做出重要贡献。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