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篇1
【关键词】区域经济政府障碍消除策略
区域经济合作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我国具有更高的同质性的地方政府之间，应该得到更好的借鉴与效仿。尽管我国的总体经济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要保证我国经济后续发展及其长远目标，作为我国经济有机组成部分的各个地方政府，就需要突破各自为政的现状，更好的完善市场经济制度，采取区域经济合作战略，为中国经济发展灌输强劲动力。
一、政府壁垒相关概述
（一）地方政府运用行政政策和规划时所造成的障碍。
1.制定不合理的优惠政策。在我国资本总量供给不变且有限的情况下，各地方政府通过博弈之后，为了吸引到更多的资金流入本辖区，一般会选择对整体经济最不利的结果，也就是采取不合作的恶性竞争措施，给予进入本地的企业低于市场成本的资源，造成了国家资源的浪费。资源浪费的结果，并没有换来企业发展最佳配置，而是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2.采取户籍优惠政策，医疗保障制度以及教育制度等歧视性待遇。由于以上不对等制度的存在，人口的流动性就被限定了，从一个行政区进入另一个行政区，后顾之忧就得不到解决，人才的跨区域流动就很难实现。较少的人口流动，很难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同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障碍。
3.采取对本地区产业有利的经济政策。本地区的企业获得更大的税收减免，减轻及免除更多的收费，从而降低本地企业的成本，使得本地产品具有较高的竞争力。为了进一步提高本地企业的竞争力，当地政府可能会提供低于贷款利息的贷款以及其他优惠措施，降低企业成本。有些地方政府甚至限定外地产品的流入，设置行政壁垒，根本不给于其他外地企业进入本地的机会。即使产品可以流入，在经历了跨区域运输之后，高昂的路费也会增加成本，限制外地产品的竞争。
4.限制生产要素流出本行政区域。对于自然资源，地政府一般会限制本地自然资源的流出，而购买其他地区的自然资源。于此同时，限制劳动力的流动。为了增加本辖区的经济优势，地方政府一般限制高科技产业的外流。
（二）各地方政府制定地方性法规与规章时形成的壁垒。
地方政府不仅有制定政策的行政权力，而且宪法中规定了地方政府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与规章。由于是地方性法规与规章，地方政府一般会考虑到本地区的经济利益，而规定上面政策中采取的措施，从而将之规定为法规规章，形成正式性的政府障碍，在此不再多说。而且法规规章具有滞后性，曾经有利于促进经济合作的规定，可能在经济逐渐发展的过程中，而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
二、政府壁垒形成的原因
行政分权结果，造成地方政府在更多的领域内拥有更大的主动权，间接促进形成地方市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高度集权，统一管理全国范围内的资源安排，各个地方政府只是中央地方政府政令的执行者，只要能够圆满完成上级任务即可，无法体现各地方政府积极竞争的情况。而中央政府分权后，相应地财政权与税收权由地方与中央共同行使，而地方政府同时取得了相应的融资权利以及企业管理权，就有机会取得地方财政收入盈余。然而事物都有双面性，原本为了激励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的策略，由于地方政府追求最大的经济利益，则出现了阻碍经济发展的现象。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利益，往往放弃规模经济和产品更新换代，采取低效的地方保护，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形成。
1.我国的政绩考核制度间接地造成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在我国当前官员考核制度中，地方经济快速发展成为考核官员的主要指标之一。考核地方官员，主要看当地GDp增长速度，以致地方官员将GDp指标作为任期的主要目标，形成了注重发展GDp而忽视经济效益的情况。有些地方政府，为取得较快的经济发展，鼓励高税收及高盈利的产业进驻该地区，从而引起各产业重复建设，忽略了与其他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
2.地方政府大而全的职能，出现了与民争利的情况。地方政府本是市场经济裁判者和调控者，而在我国现有体制下，国有企业大量存在，地方政府又成为了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分割也就慢慢形成了。
3.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是地方政府壁垒形成的原因之一。由于各地区不同的资源禀赋、地理位置、历史文化、交通条件、基础设施等客观因素，各地区经济发展并不均衡。因此，也就形成了各具优势的不同产业，而由于相同行业在不同区域的重复建设，在地区经济竞争中，各地方政府为避免本地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往往采取“利己”的措施，使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不能形成优势互补和产业梯度的转移，不但阻碍区域间的经济合作，而且加剧了区域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
4.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遗留的一些产业分配问题，由于先前的布局，难免会出现重新整合的阻力。于此同时为了获得一方百姓“父母官”的美誉，地方政府官员则可能束缚产业升级与转移，而只是的保持现有利益。
三、突破地方政府壁垒，促进区域间经济合作
1.改革政治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创立正确的政绩考核体系，避免各地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
2.建立统一的市场经济竞争体制，继续深化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实现政企分开，实现企业的自由竞争，形成规模经济和各地区竞争优势。
3.完善相关法制，将政府行为纳入到法律规定之中，利用制定法律时的预见性，将部分阻碍经济发展的行为规定为法律禁止的行为，在一方做出该行为后，需要按照法律承担有关责任。为了促进法律更好的实施，则需要加强执法队伍的建设，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严格依法行使，则可以很好的钳制政府官员实施“利己”行为。
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篇2
二次公共财政改革迫在眉睫
其实积极财政政策，实质就是通过财政管道加大抽取力度，其结果是中国税收收入以反常的高速度年年大幅递增。而作为其代价，中国社会尤其是下层社会所感受到的痛苦指数也以反常速度递增。但这些经由财政管道抽取的财富，却被以减免税、财政补贴的方式馈赠给了外商、大型国有企业，变成它们的利润，以及公务员群体等特殊利益集团反常增长的福利。这种奇特的财政政策的唯一理由，就是拉动内需，支持宏观经济增长。不可否认，这种财政转移的确支持了宏观经济增长，然而，公共财政不是首先用来满足公共福利需要，不是去首先解决具有人道敏感性的贫困问题，去解决日益紧迫的社会保障问题、公共教育问题、医疗问题，而是去支持部分官员的政绩及合法性所要求的经济增长，去支持既得利益集团不断膨胀的财富需求，则十足地证明了公共财政已经变成特权财政，变成了既得利益集团予取予求的私器。
应当说现在的改革局面要比1990年代好得多。现在中央政府已经积聚了相当大的财力，有能力来进行改革。但为什么就是改革不动?例如社会改革，中国面临的问题不是缺钱，而是钱用不到社会改革上去。为什么?很明显，既得利益主导改革，他们不想把钱用到有利于社会大多数。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社会政策上去。
本来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给与中国一个机会来克服既得利益，从而使得中国的改革得到一个新机会。但是，既得利益有效地利用了这次危机的机会来巩固他们本身的利益。政府推出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大部分流向了大型的国有企业。既得利益获得了一次机会，但改革则失去了一次机会。
国内的非税收入在持续高涨，企业税负也有所恶化，目前财政“增支”促进经济增长的功效，也会被“增收”的紧缩效应部分抵消，从而使积极财政政策丧失其政策本意。“增收增支”无非是将原属于居民和企业的收入变成了政府的收入；将原属于居民和企业的消费、投资，经政府部门之手变成了消费、投资。政府部门征收、分配和转移更多的财政收入，不仅会造成极大的效率低下、的风险和财政资源的浪费，更会成为在经济低迷期中政府“扩权”的工具。
政府依靠财政增收持续扩权的现象已成为近年的一个趋势。据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的研究，以1995年为起点，截至2007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1.2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1.6倍，而国家财政收入则增长了6倍左右!这就无怪乎目前国内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要远低于美国，甚至俄罗斯、巴西等国了，在此过程中，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支配能力得以明显加强。
由此可见，虽然会在短期内，“增收增支”的财政政策会更加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复苏，但却会为长期经济增长带来很多潜在的风险，甚至有可能使经济改革出现倒退。
一般来讲，税收体制(尤其是累进制的所得税体系)能够对经济发展起到“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即对经济活动的过度繁荣和衰退萧条做出自动反应，从而达到自动减轻经济波动的幅度。其中的原理在于，经济过度繁荣、通货膨胀时，由于税基扩大和适用较高税率的税基扩大，税收收入的增加将超过国民收入的增加，产生抑制需求的效果。反之，当经济萧条时，税基减少和适用较高税率的税基减少，就会使税收收入的减少幅度超过国民经济下降的幅度。则会抵消一部分因居民收入导致的需求减少的消极效果。
观察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危机中的财政状况。正是遵从以上的逻辑。在“被动”的财政收入萎缩之外，“主动”的大规模减税也是成熟经济体在面对经济下行时。挽救经济的一个有效手段。2008年初，香港特区政府便公布了总额高达400亿港元、惠及全港市民的减税和补助政策；在2008年和2009年年初，美国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先后推出了约1000亿和2750亿美元的减税措施，普惠美国民众。可以想见，由于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这些经济体的民众和企业都要受益于税负的减轻，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经济下滑和失业增加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在中国，无论是2007年下半年开始的通胀周期，还是2008年下半年以来的经济下滑期，都未见政府出台普惠的、大规模的减税措施。显然，中国的税负较重，与民间消费低迷的情况，是密切相关的。
因而，积极财政政策不仅应体现在“增支”上，更重要的是应该大规模减税。对中国政府来说，“减收”比“增支”更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不仅能够减轻企业和民众本已沉重的税收负担，由此刺激民间消费和投资；还能减少政府对市场的行政干预，推动政府的职能转型，以及国内的财政运行机制模式向“公共财政”转变。财政分肥的结构性根源
在中国迄今为止的30多年改革中，强劲和持续的经济增长一直是中国改革最显著的外部特征，不过，在这个不变的标准形象背后，中国经济的内部结构却在向一个相反的方向发生变迁。
从纵向上看，中国经济有三个吸取和配置要素资源的管道，形似三根动力巨大的水泵。它们分别是金融、财政、土地。可以很清楚的地看到，这三根水泵是直接深入中国社会的最基层的。直到乡镇，都设有相应的管理机构，比如信用社、土地所、财政所。也就是说，这个社会生产的所有财富，几乎都在这三根水泵的控制和管理之下，可谓一网打尽。而三根水泵的吸取能力之所以强大，则是因为它是靠国家政权以强力加以保障的。所以，只要国家愿意(这种意愿在公开场合经常表现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治需要和政绩需要，在私下则主要是既得利益集团的财富和升迁欲望)，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因时、因地的开动、调解水泵，用于对要素的抽取和配置。
随着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深入，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另外一条隐性的抽取管道也逐渐成型。这就是那些直属中央或地方政府，利用特许垄断权力而形成的巨型国有企业。
以上四根主要的纵向管道，足以使中国政府体系对社会资源进行全面的控制，并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抽取和配置。这四根纵向管道的最上端是中央政府，在这之下，依次分布着各级地方政府。以这四根管道为骨架。构成一个以中央政府为顶端的伞状结构。从最基层一直到中央政府，形似在管道上的一个个节点。接驳在这些节点上的，则是围绕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垄断性行业而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各级政府从这四根管道上抽取资源，然后再横向配置给围绕他们形成的各种利益集团和行业分利集团。很容易看得出，离各个节点越近，处于的节点位置越高，就越容易在资源配置及财富分配
上占据有利的位置。这种伞状结构，既是中国经济主要的资源配置渠道，也是这个经济体系主要的财富分配渠道。
作为这个伞状结构的顶端，中央政府无疑具有最强大的抽取能力。1990年代中期之后，通过对金融权的回收，财政分税制、基础产业的纵向重组、以及2004年开始的土地权回收，中央政府摆脱了1990年代前期的被动局面，重新夺回了资源配置权力。在这种新的资源配置架构下’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四根纵向抽取管道从容地抽取资源，然后横向地配置给各种利益集团和行业分利集团，或者以“点贷”、“点投”的方式来推进其政策目标。比之于1990年代中前期，中央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控制权已经更加稳固也更加有力。
作为这种伞状结构的第二层，省、市一级的地方政府曾经在1992年之后向中央政府的资源配置垄断权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从历史上看，中国许多民营企业就是在这场混乱的争夺战中趁势发展起来的。分税制和国有银行控制权向中央的纵向回收，是这一场以宏观调控名义进行的争夺战的两项主要历史遗产。地方政府既然无心也无力挑战这一新的利益分配格局，也就只能在这种既定的约束条件下，激励扩张自己的既得利益。这导致两个非常重要的后果，一是地方政府扩大税源，在总量上膨胀GDp的需求变得十分迫切(在这个意义上，1990年代中期的改革直接激发了地方官员的惟GDp导向)，另外一个则是加大了向下抽取的力度。在中央不断上收财力的同时，地方政府也如法炮制，纷纷将有利可图的税种收归已有。层层抽取的结果，自然是县、乡级政府的日益严重的财政窘迫。这大致可以解释在1992之后一直持续着的这样一种现象：省市以上机构的财力不断膨胀，而县乡一级则经常发不出工资。当然，县乡级政府不可能是这种层层抽取的最终的承受者，毫无疑问，这种抽取压力最终将被转嫁给分布在广大乡村和城市的各种纳税人。而这种近乎压榨的“财政集中”到了资源匮乏的乡村和中西部自然就变成了野蛮的剥夺。
除了法定的财政管道之外，在新世纪之后，随着土地升值以及对土地价值的重新发现，地方政府又一次打破了中央政府的配置垄断，因为他们发现，土地可以用来套取银行贷款，拥有了土地的配置权，就相当于间接的获得了银行的配置权。这其实就是2009年年底以来房地产调控的本源。地方政府利用土地争夺金融配置权力的冲动，几乎又一次酿成了中央与地方的剧烈冲突。
作为这种伞状结构最低一层的节点，县乡级的政府虽然也是按照同样的手段加以抽取和配置，但显然，它们可以使用的手段和可以抽取的资源都要贫乏得多。上面的抽取越是加重，县乡级面临的压力和由此引发的官民冲突也就越是剧烈。2009年地方性频出正是县乡经济颓败土壤上恶之花。
在这种伞状结构中，每一个节点就是一个政治中心，而每一个政治中心，就是一个资源的配置中心，中国的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的高度重合现象的原因即隐藏于此。当高一级的政治中心抽取得越厉害，表现得越繁荣，乡村及边缘地带就会同步表现得越衰败。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边缘地带及乡村加速衰败，与政治中心加速聚敛资源和财力的过程相当匹配。
从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这种伞状的抽取和配置结构逐渐成型并得到了巩固。然而，这种以各级政府为中心的抽取和配置结构。与现代市场经济的扁平型配置结构有着相当明显的差异。在扁平型结构中，资源是按照价格信号横向流动的，但在这种伞状结构中，资源却是按照各级政府在一定时期内“政治意愿”信号以及与系统的亲疏远近来配置的。伞状结构虽然保证了系统对经济的控制，保证了短期政策目标的达成，但却很难保证资源的配置效率，也同样达不到资源配置的公平。
不过，这一结构更加深层的危机在于，它可能代表了一种自我加强的，无法退出的财富分配结构。事实上，透过伞状的配置结构，一条清晰的财富分配线已经跃然纸上。围绕省、市政府以上节点所形成的利益群体，是这个社会的上层，而这之下，则是这个社会的中下层。上层之间是一种带有熟人性质的精英互惠经济，而下层则是一种主要建立在自由劳动力基础上并以此为特点的相当野蛮的市场经济。这样，一种整体性的寻租结构实际上就出现了，上层的精英互惠经济通过金融、财政等手段对中下层的市场社会进行抽取，然后维持其低效率的自我循环。这种二元性的寻租结构的本质，其实是一种通过政治强制而进行的剥削。而其之所以得以维系，就在于体系内对要素资源和政治权力实施了不容挑战的垄断。
财富再分配直逼财革
地方财政能力的极大化扩张，这个贯穿于改革全过程的利害计算，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强大引擎。中国2009年重新开始且至今没有结束迹象的投资热就是一个明证。然而在其背后，浮现出的是困扰中国的政治问题――拥有太多资源且完全不受约束的政府体系。要想根治这个问题，技术和经济手段恐怕无济于事。更为吊诡的是，经济高速增长本身正是中央对各级地方政府提出的政治要求。所以在遏制地方府过度投资方面，中央政府不可能走得太远，它只能在足以保持社会稳定的增长速度与防范金融风险之间走钢丝。这是一个维持了30多年的脆弱平衡。
种种迹象表明，这个脆弱的平衡游戏正在趋近终点：地方政府开始大规模的利用土地投机来强行推进经济增长的事实已经说明，政府手e可资利用的要素资源已经趋于枯竭。因为，土地是各级政府系统以全能方式推动经济增长的最后可以任意使用的要素资源，一旦这个资源被掐死或者消耗干净，政府强制型的经济增长就将无法维系。这暗示已经维持了30多年的以政府投资为主要特点的经济增长模式正接近油尽灯灭之时。
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能用什么东西来取代经济增长的这个引擎?如果经济失速真的发生，放在中央政府面前的就只有两条路，要么继续强行维持原有的经济增长路径，这意味着放任各级政府的不智投资，要么以巨大的政治意志忍受经济突然失速所带来的社会痛苦，并开始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但其中任何一条都可能引发难以预测的风险。前途的确非常凶险。
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篇3
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风险；财政政策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仅国内的经济建设稳步提升，在国际市场上的参与也越发频繁，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今年是有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关系到下一个五年发展的“十二五”规划也将于明年年初正式出台。在“十一五”中，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面对金融危机和挑战，依然取得了显著地成效。中国2006-2009年GDp增速分别为11.6％，13％，9.6％，9.1％，2010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11.1％。可见，中国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国内生产总值保持10％左右的增速。尤其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恶劣影响下，中国抵抗住外部压力，通过宽松的货币、财政政策，调节国民经济，使中国宏观经济并无较大波动。
然而，在国民经济高度发展的表面下，潜藏一些隐蔽性风险，这些风险在未来十年甚至几十年中将始终是中国的主要风险，中国政府应采取积极措施来予以规避。
二、世界外部市场风险及应对策略
1978年以来，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在世界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影响力逐渐提高，参与国际贸易程度日益加深，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同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廉，科技教育逐步加强，拥有人力资本和资源优势。这些条件导致中国拥有得天独厚的生产和加工的低成本优势，因此而成为“世界工厂”。正因如此，中国一直都在走一条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
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条快速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绝佳道路。但是，由于中国的经济基础不够坚实，高速的经济发展必然产生巨大的风险泡沫。虽然高出口、高投资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会，也同时暴露了中国许多方面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和脆弱性。
中国在国际领域面临的主要风险有：(1)人民币升值危机；(2)外贸依存度过高。
1.中美针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对抗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币一直处于升值的状态，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然而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人民币升值已经由发展问题转变成为了政治问题，而中美有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博弈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
从本质而言，根据利率平价等汇率理论，中国长期坚持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必然导致人民币的升值趋势。然而，货币升值对一个国家持续性发展有极大负面影响，尤其是在对外贸易方面。人民币的升值直接导致我国出口的商品价格相对变高，削弱商品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对我国的出口市场造成冲击。
中国在对美国的国际贸易中，一直处于巨大的贸易顺差，而美国由于其自身的高消费经济状态，则一直处于贸易逆差，这对美国经济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加之次贷危机对美国经济的毁灭性打击，使美国经济一蹶不振，失业率攀升。于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美国便企图通过人民币升值来改善本国经济状况，于是，人民币汇率问题便成为了中美之间博弈的焦点。
美国要挟人民币升值，极大可能是在采取“弱美元化”的政策。历史上，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国政府就曾采取美元贬值、压迫其他货币升值的措施，以缓解国内危机，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美元对日元大幅贬值，对日本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同样，2001年，美国经济在网络高科技泡沫破灭和“9・11”恐怖袭击的双重打击下陷入严重衰退，于是美国采取了极具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放任美元的贬值，来缓解自己的经济压力。所以，美国针对人民币汇率施压很大可能是它的一种“弱美元化”的手段，借此，在扰乱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恢复本国的经济。
由于美国受次贷危机的影响很深，其恢复到正常的经济发展轨道尚需时日，美国在未来若干年中将继续拿人民币问责，联合其他国家要挟人民币升值。所以，人民币汇率问题将是中国未来十年内经济发展的重要风险。如果，人民币发生大幅度的升值波动，将对中国的进出口以及整个对外贸易结构产生巨大的影响。
我国针对人民币汇率风险，应当采取积极措施：(1)注意汇率制度的改革；(2)重视国内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居民消费观念，改善结构，保障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性。(3)扩大进口，如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产品以及教育设施等等，调整对外贸易结构性问题。
2.中国外贸依存度过高的风险
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大所隐藏的另一个问题便是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大风险。
中国被称作“世界工厂”，是供给大国，也是需求大国，进出口量逐年激增，对欧美发达国家的外贸依存度相当大。外贸依存度过高的风险便是：一旦欧美强国的需求发生改变，就会造成中国本土厂商的巨大波动影响。而一旦出口销路不好，就有可能导致出口转内销这样一种被动局面，使得中国本土市场也受到较坏影响。
后危机时代的发达国家普遍采取国内市场的保护政策，这些外部市场的疲软使我国就业和出口遇到了较大的冲击，而且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道路依然十分漫长。首先，美国是中国出口产品的第一大消费国，然而美国国内市场短期内难以明显好转，我国对美国的出口也难以迅速恢复。其次，欧盟、日本等国也因为经济萎缩导致消费需求减弱，其进口增速随之放缓，对中国对外贸易形成压力。
未来经济发展中，中国应当采取相应措施：(1)加快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2)加快对外贸易模式转型；(3)将出口目标范围放大。
三、自身结构风险及应对策略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逐渐暴露一些有国内基础性结构问题，需要加以调整和改善。发展中国家追求高速发展，而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经济不牢固，表面的指标增长必然会导致国内自身的许多矛盾和问题被放大。
宏观来看，中国的国内自身存在的风险主要有：(1)高投资与低消费的结构性风险；(2)人口高增长率带来的就业压力。
1.高投资与低消费的结构性风险
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中，高投资率、低消费率十分显著，尤其是近几年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速度连年激增，如表所示，从2004年开始，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增速显著提升。
中国的经济增长可以说是投资驱动的，中国GDp的增长主要源于投资，投资占GDp的比重逐年增加，而消费占GDp的比重则相应减少。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最新的一份报告指出：今年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227400亿元左右，名义增长率
为32％，比去年高出6.5个百分点，为近16年的最高增长率，剔除价格因素，投资实际增长率为34.4％，是去年实际增长率的2.26倍。如果明年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固定资产投资将保持较高增长速度，预计名义增长率将达到34.4％，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将可能超过70％。
高投资率能够带动经济发展，然而中国的投资率过高，导致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均衡。如果能够将投资占GDp的比重维持在20％―30％的水平，中国才能处于比较安全的状态。采取的主要应对措施有：(1)加快经济转型，逐步转变为内需拉动型发展模式，提高消费率改善GDp结构不平衡的问题；(2)从依赖商品贸易转为依赖服务贸易，使中国从被动消费型国家转变为一个主动提供服务的国家，能够改变居民的消费观念。
2.人口基数大造成就业竞争激烈
就业问题是中国一直以来经济发展的核心风险，在未来十年中，就业压力依然是主要风险。中国的一系列问题根源都出自就业问题：为什么中国生产率提高空间狭小?因为劳动力比技术、设备便宜，生产者缺乏动力进行生产率提高，而人便宜来源于人口多造成的就业压力；同样，为什么中国迟迟无法转向消费驱动型结构?因为人比物便宜，造成居民消费动力不足。
在国内经济发展中，许多方面的问题和缺陷都与就业压力挂钩，所以中国政府能否找到可行路径来平衡就业风险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核心所在。以美国为例，美国始终处于劳动力短缺状态，这是美国企业家不断进行生产率创新的根本原因，也是美国工资高，消费驱动等等一系列经济社会现象的根本原因。而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人口基数大，庞大的人口基数必然造成巨大的就业压力，人力资本的供给远远大于厂商的劳动力需求，这不仅对居民尤其是劳动者的福利造成负面影响，对于企业自身而言也缺乏生产技术改进的动力，因为其可以通过增加廉价劳动力的供给来进行生产。
除此之外，中国近几年来各大高校逐年扩招，虽然此政策使得更多的学生获得了升入名牌高校的机会，但是另一方面而言，加大了一线、二线城市的就业压力。高科技人才的涌入能够加速一线、二线城市的经济发展，但是同样会使得大学生的就业竞争更加激烈，而且过大的劳动供给长期下去会导致平均工资下降。
人口基数大是中国永久性不可改变的基本情况，而就业竞争也是中国经济发展长期积累下来的不可避免的问题，中国政府可行的策略主要有：(1)加强宏观调控，减少劳动力过度供给。因为中国的劳动力大多是新增劳动力，政府应当采取政策，允许工龄较长、年龄偏大的老职工提前退出工作岗位，降低劳动参与率，另一方面，确立高素质人才优先就业计划，对于较高学历水平的人才给予特殊政策保护；(2)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能够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中小企业数量多，资产规模小，资本有机构成低，劳动密集度高，是吸纳劳动力的主要部门。(3)政府应当出台政策鼓励扩大境外劳务输出，将我国高科技人才推向国际性就业岗位，参与国际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一方面减轻我国就业竞争，另一方面有利于中国自身企业竞争力提高。
四、中国未来十年发展总体分析
中国在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中，面临各种外部、内部的风险和压力，中国应当采取积极策略予以规避才能够保障中国经济平稳发展。
首先，政府应当稳定人民币汇率波动，保证人民币处于平稳的升值状态，同时，积极促进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对于新兴产业给予政策支持，改善中国的对外贸易结构，增加中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一方面能够减轻中国过大的贸易依存度，另一方面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缓解中国的就业压力。
此外，中国政府应当努力将经济运行方式转型为需求拉动型经济发展模式，加大了公共服务的投入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通过政策扩大内需，拉动消费，改变中国高投资、低消费率的不平衡状态。
下一个十年，是后危机时代世界各国经济复苏的十年，也是中国抓住机遇进行经济发展的十年，平衡国内和国际市场，才能够保障中国经济的顺利运行。
参考文献：
[1]曹玉书：中国经济发展与金融产业安全[J].中国国情国力，2007(12).
[2]陈佳贵等：2011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1).
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篇4
我国《宪法》《民法通则》《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多部法律中，均有提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但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并没有明确界定。我们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指在农村统分结合的经营体制下，某一范围内的农民将集体财产作为基础并进行生产，组成集体经济组织，对集体事务进行民主管理并为成员提供服务的经济组织。在某一范畴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村基层社会自治组织的职能是相似的。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是指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享受组织提供的生产生活便利，进行农业生产，以生产所得为基本生活保障，并且在实际上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权利义务关系的具有农村户口的人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一般拥有集体土地共有权、使用权、承包经营权、农村集体资产管理与处置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
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现状
现行法律出现缺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这一概念在我国的多部法律中均出现过，但迄今为止，对于哪些人员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还没有一部成文的法律对其作出明确规定，实践中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亦无统一标准。立法的缺位，造成了实践中认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比较困难，这对农民的切身利益造成了不利影响。各地司法实践不一。在司法实践中，全国各地的经济情况不尽相同，各地根据地方特殊情况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做法也有区别。主要有以下三种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方式:其一是单一户籍标准。这一制度以户籍为唯一的认定标准，有本村户籍即享有成员权。其二是复合标准。这一制度将是否具有本集体户籍和是否在本集体中从事生产或工作两方面结合起来，认定是否为其成员。其三是权利义务关系标准。这一制度以是否与本集体形成事实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为标准进行认定。农民权益受到损害引发社会矛盾。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农村集体经济也日益壮大，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征地补偿款的分配收益权等问题也相伴而生。我国法律赋予村集体和村规民约极大的自治权，在利益的推动下，一些人滥用权力打着村民自治的幌子损害其他成员的权益。如超生子女的应有权利在一些地区就不被承认。立法缺位和村民自治权被放大，导致当事人很难寻求司法帮助，就会产生一些社会矛盾，甚至导致矛盾激化引发恶性事件，对社会和谐稳定造成不良影响。基层群众维权意识薄弱。我国农村比较缺乏法制宣传教育，农民法律意识淡薄，许多人过于依赖村民自治组织，对于如何保障自身的权益并不了解，在自身权益受到损害时，既没有维权意识，也不清楚如何维权，这也影响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正常进行。
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取得的情形
我们认为，取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具有以下情形：
1.由法律行为取得
（1）通过出生取得。
我国宪法规定人人生而平等，所以，只要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生育的子女，无论是否为婚生子女，是否在计划生育体制内生育，理所当然享有该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若父母皆为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分属不同的经济组织，子女可以自主选择落户于父母某一方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若父母一方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另一方为城镇居民，只要子女落户于父亲或母亲所在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则该子女也可自然取得成员资格。未进行户口登记的，可以根据保障基本生存权利的原则，成为父母实际生活所依赖的该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对于超生子女而言，他们自出生时起就是一个完整独立的法律主体，其成员权资格是应有的权利，任何人都不得随意剥夺他们的合法权利。但是，也应当明确，超生子女权益的取得以办理合法手续，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为前提，否则相当于变相承认超生行为的合法性。
（2）通过婚姻取得。
通过婚姻取得的情形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为女方与男方结婚，并将户口迁入男方所在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另一类为男方入赘到女方家，将户口迁入女方所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这两种情况体现的是同一个标准，即户籍地标准。通过婚姻关系改变自己的户籍后，当事人就自然失去了原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为了保障出嫁女和入赘婿的权益不受侵害，我国许多地区都规定了这两类人员当然具有新迁入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
（3）通过收养取得。
收养属于拟制血亲，我国法律允许合法的收养行为，只要经过合法的收养程序，办理了户籍登记并在本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生活，养子女应当享有和婚生子女一样的权利，自然也应当享有养父母所在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
2.因客观原因取得
（1）原始取得。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起源于农业合作化运动和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某一区域内的农民自愿共同合作，促进生产，在历史变迁与改革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如今的区域性经济共同体。我国20世纪50年代创建农业合作社，当时入社的人自然取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享有相应的权利和履行相应的义务。
（2）因法律及政策规定取得。
国家因经济建设需要，可能会征收征用农民的集体土地，以致将某一区域的农户迁移至另一区域。由于迁移的农户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失去原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因此，应当享有新迁入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利并承担义务。例如，三峡工程建设导致大规模农村人口迁移，在他们的迁入地，政府应当保障移民享有相应权益。
3.通过其他途径取得
譬如，现实生活中存在“空挂户”等现象，“空挂户”人员通过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协商签订协议，并经过村民会议超过半数的本农村集济组织成员或村民代表表决通过后，加入本村集体经济组织，将户口合法迁移到村集体中获得其成员资格。
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丧失的情形
1.因自然死亡而丧失
公民死亡即意味着其作为民事主体的权利能力消亡，其相关的权利义务也随即终止，这必然导致其农村集济组织成员权的丧失。
2.因婚姻或收养关系终止而丧失
夫妻离婚后一方将户口迁出，则其与该集体经济组织不存在实质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其成员资格自然丧失。而对于收养这一法律行为而言，导致收养关系终止的原因，一是养子女被福利院接管或者被他人合法收养，二是养子女已经成年。对于前者，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当向新的养父母方面转移，或者由福利院保障其合法权益。对于后者，因该子女已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如其户口并未迁出且与本集体经济组织有实质上的权利义务联系，则可认定其继续享有成员资格；否则，自收养关系解除之日起丧失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3.因转为城镇户口而丧失
获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基本目的，就是要获得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当某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后，便享有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为避免公民享有多重社会保障而导致社会资源分配不均，此种情况下应认定其丧失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4.因该集体经济组织终止而丧失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存续是其成员资格得以认定的前提。如果该集体经济组织因自愿解散或者其它原因终止，就意味着其成员也丧失了原有的成员资格。在此种情况下，政府应当安排这部分人进入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让他们享有相应的权利保障。
5.因国籍原因而丧失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是我国特有的一种现象，享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前提是具有中国国籍。若其丧失了中国国籍，即是无国籍人或者外国人，其享有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即自然丧失。
五、关于特殊主体成员资格的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资格认定的争议，涉及到几类特殊主体。譬如：出嫁女、入赘婿、“空挂户”、新生子女、超生子女、收养人员、服刑人员、大中专在校生、服兵役人员、外出务工经商人员等等。关于这几类特殊人群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资格认定问题，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每一类人群的特点界定不同的认定标准。但是，不同的认定标准均需建立在同一的前提下，即：①土地是否为该主体基本生活保障所必需；②与本集体经济组织是否存在事实上的权利义务关系；③是否为农村户口；④户口是否为落户于本村。下面择要分析有关人员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资格认定问题。
1.出嫁女、入赘婿
出嫁女和入赘婿的认定方式比较相似，在此就以出嫁女为例，讨论其资格认定的主要两种方法。其一，出嫁女入户新居住地。出嫁女在出嫁之后取得新居住地的户籍，就成为迁入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只应享有迁入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不再享有原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分配和土地征收补偿款的分配等权利。其二，出嫁女未入户新居住地。如果出嫁女在出嫁之后未取得新居住地的户籍，例如农村户口的女性与城镇户口的男性结婚，但是并未取得城镇户籍，那么出嫁女并不丧失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依法享有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土地征收补偿及其它利益分配的权益。
2.大中专在校生、服兵役人员及服刑人员
大中专在校生在没有将户籍迁出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前，都属于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并不能因其外出而剥夺其成员资格及相应权益。服兵役人员依法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应当保障他们的合法权利，在其转为志愿兵之前都无疑应具有原户籍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服刑人员丧失了人身自由及一定的政治权利，但其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所以，服刑人员仍具有原籍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3.外出经商务工人员
外出经商、务工人员虽然没有长期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生产生活，也并非以土地保障其生活所需，但其并未将户口迁出，而且多数人并未取得城镇户籍。因此，为维护社会稳定，在他们取得城镇户籍并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之前，应当保留这类外出经商、务工人员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4.“空挂户”
“空挂户”是指与该集体经济组织没有实际的生产生活关系，并不以该组织所提供的土地作为基本的生活经济来源，与该集体经济组织不具有长远、稳定联系的一类人。在实践中，多数做法是否定“空挂户”享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一般而言，这些“空挂户”都已经签订了放弃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声明或协议，原则上应当认定这类人员不具有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同样，享受城镇社会保障的回乡退养人员，虽将户口迁回原籍，但他们并不以集体土地为生活保障，而是以退休工资等其它稳定性收入为生活来源，也应认定为不具有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六、结语
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篇5
关键词 中亚 民族主义 价值取向 解构联盟 区域合作
民族主义既是一种社会思潮、一种意识形态，同时又是一种社会运动，其发展经历了收集和整理民俗、形成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上升为政治诉求三个历史阶段，在这三个阶段其价值取向分别为弘扬民族文化传统、促进民族意识觉醒和建立民族国家。作为社会运动的民族主义，在其诞生初期并没有政治上的特殊价值取向，只是当它发展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并进行社会动员以后，民族主义才开始在政治上具有自身特殊的价值取向。当然，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有所不同。伴随着苏联的解体，中亚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随着中亚形势和整个国际环境的变化而演变。
一、解构联盟：苏联解体前中亚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
在苏联解体前夕，中亚民族主义的复兴以解构联盟为价值取向，发生在1986年12月的“阿拉木图事件”可以被认为是中亚民族主义解构联盟的起始点。“阿拉木图事件”虽然对联盟解体本身并无直接影响，但是，当时哈萨克人高呼“俄罗斯人，滚回去!”的口号却是耐人寻味的。它表明哈萨克人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和联盟中央抱有强烈的不满情绪，可以说是哈萨克人重新定位与苏共中央之关系的一个强烈信号。之后，中亚地区主体民族的自我意识迅速增长，民族主义思潮迅速蔓延，民族独立自主倾向日益增强。在此后的一系列民族冲突中，明显反映了中亚主体民族排斥外来民族的强烈情绪和对联盟中央的不满。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民族主义组织纷纷在中亚地区建立起来。1990年2月在乌兹别克共和国成立了“艾尔克”人民运动和伊斯兰复兴党等民族主义组织。这些组织要求乌兹别克共和国争取更多、更大的政治和经济自，争取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1990年为纪念1986年12月“阿拉木图事件”而成立的“热尔托克桑”民族，竭力主张强化哈萨克人的民族意识，复兴哈萨克民族的语言、文化和历史传统，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1990年成立的吉尔吉斯斯坦民主运动和“艾尔金”等民族主义组织，其宗旨是争取建立独立的民族共和国。1990年6月成立的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其主张是脱离苏联而建立独立的伊斯兰教国家；8月成立的塔吉克斯坦，其宗旨是改变苏联社会模式，争取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还应指出的是，在俄罗斯联邦通过共和国宣言的激励和示范作用影响下，中亚各共和国也迅速地走向了民族独立自主道路。
尽管中亚各共和国在联盟内部一直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但客观地说，正是苏联对中亚70年的经营，才使得中亚这个落后的地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例如，同1913年相比，1940年的大工业总产值在乌兹别克共和国增加了6倍，在哈萨克共和国增加了19倍，在吉尔吉斯共和国增加了152倍，在塔吉克共和国增加了323倍。可见，苏联体制虽然存在着种种弊端，但苏联对中亚的这种贡献是不能抹杀的。也正因为如此，即使在苏联“帝国”摇摇欲坠的时候，中亚国家的不少领导人仍能坚持维护联盟继续存在。但问题是，即便中亚国家领导人不愿意脱离联盟，也只是上层少数精英的一厢情愿，隐藏在这种“一厢情愿”之下的是：社会大多数成员早已汇成解构联盟的各种暗流、急流，并最终在这些国家中发展成为一股洪流，迅速冲断了中亚国家与联盟之间已经变得十分脆弱的联系纽带。
那么，中亚民族主义为什么会以解构联盟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呢?主要的原因在于现代民族主义的核心价值取向已经是获得国家权力，确切地说就是获得国家。勿庸置疑的事实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民族主义已经不再是收集和整理民俗的第一阶段的民族主义，也不是创建民族意识形态以促进民族意识觉醒的第二阶段的民族主义，而是以建立民族国家为政治诉求的第三阶段的民族主义。
中亚民族主义的启蒙和民族意识的觉醒实际上早在20世纪初期就已经完成，而且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建立民族国家的议题才逐渐纳入中亚各共和国的政治议程。当历史推移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时，一方面全球化浪潮促进了民族主义的复兴；另一方面，由于苏联内部体制无法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且日益僵化，从而导致了内部各民族离心倾向的增强。两种力量很快在苏联版图内催生出“外部自决”(externalself－determination)的民族主义运动，一些主要民族纷纷要求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实际上，这种创建国家的政治诉求和价值取向是20世纪初期民族主义运动的主题，在20世纪80年代末这种政治诉求和价值取向又重新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的主题。因此，从民族主义运动主题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把20世纪80年代末期出现的解构狂潮视为20世纪初期政治议程的“未竞事业”，是完全贴切的。值得一提的是，中亚民族主义对联盟的解构不是暴力式解构，而是和平式解构，这恰恰是与当今全球化的潮流相吻合的。由此可见，中亚的民族主义浪潮也同样被打上了西方全球化的某些烙印。应该承认，中亚民族主义本身对联盟的解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很显然，20世纪80年代末中亚民族主义运动的复兴和以民族国家为价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化的力量在这一运动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过，虽然谋求独立是中亚国家许多人为之奋斗的目标和夙愿，但独立在转瞬之间实现，又使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感到措手不及。因此，独立后的中亚各国都陷入了严重的动荡之中。
二、转型中的“社会病”：中亚民族国家的困境
从理论上说，以民族为基础的国家共同体的建立，将为民族的生存提供庇护所，为民族的发展提供动力。然而，独立初期中亚各国的经济严重衰退。以1919年的数据为基数，1998年哈、吉、塔三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是1991年的69.2％、66.1％和36％。虽然从1999年起，这三国的经济开始稳定回升，但仍然没有恢复到1991年的水平。到2001年，这三国的上述指标分别只相当于1991年的88.3％、73.1％和45％。因此，20世纪90年代被一些学者称为中亚“失落的十年”(theLostDecade)。与此同时，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及其他跨国犯罪严重泛滥。特别是在中亚国家独立初期，伊斯兰极端主义直接挑起了中亚一些国家的内战。“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解放运动”等极端组织以费尔干纳谷地为巢穴，常常对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发起恐怖袭击。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亚地区更是出现了一个可怕的恐怖高潮期，伊斯兰极端主义与民族分离主义、恐怖主义在该地区同流合污。事实表明，这三股恶势力不仅是独立初期中亚各国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全的主要威胁，而且严重干扰了中亚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应该说，这种困境是中亚国家的领导人当初在追求独立之时所没有料到的。
中亚国家转型中出现的这些越出社会道德规范和法律制度的社会问题可以统称为“社会病”。但是，在众多的社会问题中，总有某个或几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所有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是理解所有社会问题的“钥匙”。笔者认为，若要理解中亚国家的所有社会问题，应把握这些国家中的三个关键性因素，一是精英因素，二是国家体制因素，三是经济因素。根据帕雷托(Vilfredopareto)的观点，一个社会系统特别是政治系统的平衡与稳定，客观上要求社会统治精英不断流动；社会平衡的基本条件就是要保持流动路线的畅通，以使执政阶层中总能保持一定数量的精英。更为重要的是，精英流动的意义在于，“统治阶级通过从较低的阶层中擢升新的成员，从而不仅在数量上，更为重要的是在质量上得以更新”。
然而，由于中亚各国是以和平方式获得民族国家的，政治精英基本上被原封不动地从原苏联继承下来，他们是中亚民族国家的“原始”精英，并长期掌控着国家权力。在争取民族国家时，应该说，这批“原始”精英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创新型利益集团。但是，最初具有创新意识的“原始”精英逐渐演变成为垄断型利益集团。结果，中亚国家的制度创新陷入僵滞。实际上，制度创新的僵滞从中亚国家独立之时就已经开始了：一方面，这些国家的“原始”精英原本就是在苏联干部体制内孕育出来的“诺民”精英(nomenklaturaelites)，其创新欲望除了民族国家的之外，可能就只是追逐权力了。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精英流动机制，底层新成长起来的创新型“草根”精英无法获得进入国家体制的渠道，因此，一些“草根”精英可能会通过“革命”的手段来取得政治精英的资格，如“”就是这种情况；而一些势力更弱小的底层社会成员，由于他们知道自己在垄断性利益集团的掌控之下几乎没有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于是，他们走向极端并诉诸暴力恐怖，以此证明自身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这是中亚恐怖主义的重要根源之一。
独立后的中亚国家实际上继承了原苏联的国家体制，因而也把原苏联体制中的种种弊病原封不动地继承了下来。这些中亚国家虽然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并且把“三权分立”原则载入了宪法，但是，总统具有超越于“三权”之上的特权，就连总统的选举也是象征性意义要多于实际意义。在中亚国家，总统自己可以任意修改宪法以延长总统任期或改变宪法规定的总统选举规则。在缺乏精英流动机制和没有正常的权力监督机制的情况下，权力腐败就成为这些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任人唯亲、干部终身制、权钱交易等。也就是说，原苏联体制内存在的问题，在中亚各国独立后不仅没有被消除，反而有过之而无不及。民众对民族国家的获得最初还有一些热情，这应该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大好机遇。但是，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使民众仅有的一点热情也迅速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抱怨和愤怒。同时，又由于中亚国家的政治权力在相当大程度上是按照部族来分配的，政治权力的争夺无疑也就具有地域之间角逐的色彩。于是，一些弱小部族面对着掌握国家政权的强大部族最终把抱怨、愤怒上升为极端的行为，直至使用恐怖手段。这是中亚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又一重要根源。
除上述两个体制上的根源外，三股恶势力还有一个经济上的重要根源。中亚各国独立后初期的经济情况，一方面表现为社会底层的绝对贫困化，另一方面表现为民众社会经济地位的两极分化。由于转型期经济政策的失误，中亚各国都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从独立后的经济政策来看，中亚国家也像俄罗斯一样，全面实行国有资产私有化，甚至把私有化看作“对向市场化方向发展的经济进行结构改造的主要工具之一”。时任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的阿卡耶夫尤其赞赏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的名言，即通往自由社会大门的钥匙只有三句话：第一，私有化；第二，私有化；第三，还是私有化。尽管这些国家实行私有化的方式有所不同，但因盲目私有化，各国经济都严重滑坡。根据独联体统计委员会1999年的统计数字，与1991年独立前相比，哈萨克斯坦推行私有化以后国内生产总值的指数为70.4。哈国历史上的粮食产量曾超过3000万吨，私有化过程中每年只有1000万吨，1998年甚至跌至890万吨。在2000年时，由哈国政府担保的外债已达到40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7％，每年需还本付息8亿－9亿美元。此外，贫富悬殊在私有化过程中进一步拉大，财富主要集中在小部分人手中，大部分人的生活十分贫困，哈国有半数居民处于贫困状态。吉尔吉斯斯坦同期的国内生产总值只相当于1991年的68.5％，而且对外资依赖性较大，外债规模曾一度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全国有85％的居民处于贫困状态。塔吉克斯坦的情况更加严重，既有战乱，又有政策失误的问题，国家外债曾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50％，整个国家的经济举步维艰，全国有80％的居民处于贫困状态，有1／3的居民处于极端贫困状态。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底层民众极端贫困化的同时，社会主流精英却奢侈无度，于是，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经济绝对贫困和社会两极分化不一定是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的直接根源，但当经济贫困、社会两极分化与体制上的严重不平等、社会向上流动机制的缺失联系在一起时，经济贫困、社会两极分化就成为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孳生、蔓延的重要诱因。
三、区域合作：转型期中亚民族主义价值取向的转变
对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后发展国家和民族来说，民族主义无疑是推进现代化的不可或缺的功能性资源。“每个人对民族国家怀有至高无上的忠诚”，因而民族主义是一种“现代化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强调民族语言、文化特征，维护民族特性和民族尊严，要求在民族经济、民族文化、民族意识以及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方面捍卫和实现本民族的利益，这些举动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民族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资源因素。然而，正如前文所述，经由民族主义运动所取得的民族国家利益既没有给中亚国家带来民族经济的振兴，也没有使社会稳定。当获得独立的自豪感“冷却”之后，中亚各国开始意识到独立建国道路的艰难。如何调整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民族关系，更是摆在这些国家领导集团面前的重大而严峻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中亚各国纷纷对当初以民族国家为诉求的民族主义价值取向进行反思：是继续追求传统的民族国家，还是通过让渡部分以加强合作?如果继续紧紧抱住传统的观念不放，可能会在新的历史时期失去民族经济发展的机会；而追求经济复兴，就不得不主动放弃民族国家的部分利益。现实的困境使中亚国家不得不选择后者。也就是说，民族主义使中亚国家获得了国家，民族主义又使中亚国家不得不走向合作。所不同的是，前者的价值取向集中于政治诉求；而后者的价值取向虽然有政治因素在其中，但更多的则是出于经济利益上的考虑。
实际上，中亚民族主义价值取向的变化早在独立初期就已经开始了。1993年9月23日，哈、吉、乌三国签署了关于建立经济联盟的条约，并于次年的2月宣布建立三国“统一经济空间”。1995年2月，三国政府首脑会晤，宣布要努力实现1994年设定的目标：建立三国跨国委员会、总统委员会、外长委员会和中亚合作发展银行。随后，三国一起制定并批准了“关于1995－2000年三国一体化纲要”。更为重要的是，中亚国家当时的合作远远不只是经济上的合作，政治、法律、人文、信息以及地区安全等领域的合作都全面启动。1997年2月，上述三国签署了《永久友好条约》。由此可见，中亚国家在独立初期就已经开始为了地区的和平与繁荣而谋求国家间的合作，并努力朝着全面一体化的目标发展。
那么，中亚国家为什么会在获得民族国家的热情还没有“变却”时就力求国家间的合作呢?难道它们不担心这种合作有可能会重新被大国所主导而丧失某些利益吗?应该说，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毕竟中亚国家的资源、能源都非常丰富，其特殊的地缘经济自独立伊始就引起美、俄以及欧盟国家在该地区展开激烈的角逐。但是，中亚各国独立后面临的第一项艰巨任务是如何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中亚各国的经济基础原本就十分薄弱，加之转型不当所造成的严重滑坡，更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形势雪上加霜。因此，发展民族经济是独立后中亚国家的第一要务。然而，在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的时代背景下，发展民族经济的前提条件只能是融入经济全球化，使本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但融入全球化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因为“‘全球时代’会……演变成一个没有东方的全新的‘全球西方’……表面上看是人们用‘全球社区’的标签替换了‘西方’的标签，实际上是东方从世界政治舞台上消失的结果”；或者说，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西方化”和民族国家的“退化”，甚至“全球化”就是“帝国主义化”。融入全球化就意味着要在一定程度上丧失相当大一部分国家利益，甚至是层面上的利益，这对刚刚获得民族的中亚国家来说，无异于要求它们在问题上开历史的倒车。但是，现实的经济困境却容不得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对传统的民族国家有过多的和持久的崇拜。
与此同时，发展民族经济更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但在独立初期，“帝国后遗症”仍在中亚国家蔓延，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特别是以三股恶势力为主的非传统威胁已经成为中亚各国共同的敌人。非传统威胁具有跨国性、非预测性等特点，单靠某一国家的力量根本无法进行有效应对。尤其是中亚的大多深藏在乌、吉、塔三国交界的费尔干纳谷地，同时，他们又与活跃在阿富汗的“基地”组织以及贩毒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打击三股恶势力需要中亚各国及相关国家携手合作，以共同应对。
正是基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中亚各国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很快就从民族国家转向区域合作。然而，同全球化一样，以地区一体化为内容的区域合作“不是一个简单化的过程，相反，它充满了痛苦和失意、挫折和代价、摩擦和斗争”。中亚国家独立初期的相互合作也是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正因为如此，中亚国家间的合作在上个世纪90年代并没有取得多少实际的效果。独联体成立以来一直就是“独而不散、联而不紧”，中亚国家根本无法从独联体获得实惠；同样，中亚内部的几个合作平台如中亚合作组织等则因为没有核心力量的推动而缺乏必要的动力。因此，中亚各国只能通过在外交上搞平衡来获得十分有限的利益，但这样做的代价也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篇6
中国入世以来，国际反倾销调查就高悬在上。中国彩电业在美反倾销一案的失利，使中国彩电在被挤出欧盟市场后又将被排斥于美国市场之外。这样的结果都与在入世协定书上对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相关。谁都知道，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进程取得了重大进展，可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仍然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这样他们就可以借此向中国挥舞反倾销“大棒”。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不解决，中国经济将继续遭受重大损失……
中国市场化进程取得重要进展
市场经济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经济制度，产生于近代，繁荣于现代。市场经济有其内在规定性，即社会的生产与流通由市场机制自发地调节，但这种内在规定性又是以丰富多彩的现象而表现出来的。各国经济基础、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不同，市场经济的形式甚至部分内容也必然会不尽相同，不能把市场经济标准绝对化和简单化。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了由传统的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
第一，政府职能从服务于计划经济转向服务于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政府收入、政府消费支出、政府投资、政府补贴占GDp的比重都处于较低的水平，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大幅减少。全社会各市场主体的生产主要是由企业和市场决定，指令性计划限于极少数重要产品。在工业品生产方面，指令性计划只局限于木材、黄金、卷烟、食盐和天然气五种。在农业生产方面，指令性计划已全部取消，对主要农产品实行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
第二，非国有经济发展迅速，企业市场化取得突破性飞跃。非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已超过国有经济。目前，国家法规除对必须垄断的少数行业明令禁止非国有经济进入和对部分行业有一些前置审批的限制规定外，没有对非国有经济有特殊的限制性规定。企业的治理机制趋于完善，多元投资主体的格局已经建立。
第三，资本取得基本脱离对政府的依赖，以市场方式取得资本，占居了绝对支配地位。目前，具有国家计划性质的预算内资金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低于10％，外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企业自有资金积累和上市公司股票融资等自筹资金达到70％以上。其中，直接融资是资本市场化的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中国股票市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了50％，远远超过了韩国、印度、巴西和新西兰的水平，接近德国、意大利的发展水平。
第四，金融管制逐步放开，金融市场化稳步提升。在资本项目方面，中国已实现了部分可兑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定的43项资本项目交易，中国已完全可兑换和基本可兑换的项目有12项，有严格限制和完全禁止的项目主要是禁止外资购买用人民币标价的证券资产，资本项目的开放程度达到较高水平。
第五，市场体系全面建立，运作机制逐步完善。金融市场从无到有并日趋完善，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稳步发展，技术市场、信息市场逐步形成。商品、生产要素和服务产品的价格绝大多数由市场形成，利率正在市场化，以市场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有效地发挥着作用。中介组织的发展明显加快，已初步形成了有多种机构类别、多种组织形式和多种服务方式的中介组织体系。市场的管理与监督也在不断改善与加强。
特别要指出的是，中国通过三次修改宪法，已明确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了各种市场经济主体的平等地位。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了一系列法律?熏确立了市场规则，规范了市场主体行为，明确了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中国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已基本建立。
商务部曾经委托一研究机构对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进行测度，这项研究以政府行为规范化、经济主体自由化、生产要素市场化、贸易环境公平化和金融参数合理化等作为测度体系，立足于中国入世以来所面临的新的国际经贸环境，借鉴美国传统基金会测度自由化指数的思路和方法，测算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至2001年底已达到2．51，折合成百分比为69％。据此判定，中国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的外在推动，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在2003年度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另据美国传统基金会经济自由度报告和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经济自由度报告，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领先于俄罗斯。
对于中国经济体制的认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早在1995年就评论说，中国传统的中央计划体制所固有的扭曲和僵化正在得到有效的克服和减少，以市场信号为基础，按照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进行决策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一个充满生机的非国有经济部门，以其创造了3／4的工业产值和2／3的GDp而成为经济的主导部门，整个国民经济更加开放，并通过贸易和投资与世界经济紧密相连。
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为何得不到国际承认？
大量事实证明，中国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国家，国民经济主要已按市场经济规则运转。既然中国已经加入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世贸组织，为什么“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又一直困扰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起源于冷战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贸易待遇、反倾销和反补贴问题上，对传统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一种歧视性做法，也是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出于意识形态考虑对社会主义阵营的“特殊”做法。美国在其1930年关税法、1979年贸易法和1988年综合贸易法中明确定义了“非市场经济”概念，即共产主义国家实行的经济制度，随后西欧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纷纷效仿，在国际上逐步形成系统的“非市场经济”反倾销体系，并最终将其纳入多边贸易规则，体现在世贸组织《反倾销协定》中。作为法律技术用语，“非市场经济”是反倾销调查确定倾销幅度时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反倾销案发起国的调查当局如果认定被调查商品的出口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将引用与出口国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当的市场经济国家（即替代国）的成本数据，计算所谓正常价值，并进而确定倾销幅度，而不使用出口国的相应原始数据。
然而，由于劳动力价格不同，第三国生产同类产品所需成本也不相同，由此计算出来的倾销幅度易被高估，使出口国遭受不公平待遇，蒙受不应有损失。
中国一直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1979年，欧共体首次在对中国糖精的反倾销中使用替代国计算倾销幅度，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紧随其后。1998年4月7日，欧盟通过决议，将中国从其反倾销政策中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中除去，给予中国介于“非市场经济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之间的“特殊市场经济国家”待遇，在反倾销个案中给予中国个别达到其标准的涉案企业市场经济待遇。但欧盟规定的五条标准十分苛刻，迄今，中国仅有数十家企业获得市场经济待遇。
中国在入世谈判中，从大局出发，在特定条件下接受了西方国家对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5条提到，“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的15年内，企业在受到反倾销调查时必须提供证据证明有关产业和产品的生产在中国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否则就按非市场经济对待，以第三国作为替代国裁定是否构成倾销以及倾销幅度大小”。目前在所有147个世贸组织成员中，只有中国受到这种歧视性待遇。“非市场经济”地位的提出和运用，表面上是个法律问题，实际上却有其长远深刻的政治背景。虽然许多人认为，中国的经济自由化指数远远领先于俄罗斯，市场经济发展程度也好于俄罗斯，而且俄罗斯甚至不是世贸组织成员，但欧盟却于2002年正式承认了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地位。可以说，“非市场经济”地位的提出与应用既有经济上对传统计划经济国家的防范，也有政治上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排斥，一定意义上是冷战思维的产物，它直接关系到美、欧等世贸组织成员对华所有反倾销案的处理，并已成为制约中国企业应诉的核心“瓶颈”和最大障碍。
首先，“非市场经济”地位导致中国出口企业在对外反倾销应诉中处于极为不利地位。频繁的不合理的反倾销不仅影响中国显在的出口市场，如中国彩电由于被征收不合理的高额反倾销税，目前基本被排斥在欧盟市场之外；而且由于反倾销的扩散效应，使中国出口产品在市场转移过程中在其他地区也遭受重创，影响中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的实施。
第二，由于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存在，客观上刺激了某些世贸组织成员的国内相关产业对中国产品提起更多的反倾销申诉，同时打击了中国企业应诉的积极性，形成恶性循环。当前，在全球范围，平均每七起反倾销案中就有一起涉及中国产品，中国一直是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之一。
第三，“非市场经济”地位否认中国建设市场经济的成果和现状，影响了中国国际形象。虽然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中规定15年内仍然是“非市场经济”国家，但这只是中国在权利上作出的一个让步。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存在，扭曲了中国的比较和竞争优势，使中国投资贸易环境缺乏可预见性。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更大意义在于，中国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成就，获得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承认。
第四，由于“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存在，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对外贸易额的不断扩大，我们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将会进一步增加。目前，各国对华反倾销的重点是轻纺产品，但随着双方水平分工的深化，将会产生竞争性产业的摩擦，随着中国出口结构向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转移，预计各国对华机电产品的反倾销力度会加强，从而影响中国出口产品结构的升级。此外，从欧美各国制定的市场经济标准中我们看到，“非市场经济”条款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更是一个对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进行制度性约束的条款。这意味着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中国在市场经济体制的调整、改革和建设中，不仅会由于中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引发与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摩擦，也会由于改革开放的快慢，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与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不同而引发制度摩擦。
第五，对中国政治经济形成越来越大的牵制。反倾销是一种被世贸组织认可的变相保护措施。如果西方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将意味着中国对反倾销和反补贴的应对能力大大增强。世界上一些国家，特别是与中国有众多贸易利益关系的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明显感到中国迫切需要解决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争取公平待遇，他们已经开始利用它来牵制中国，牟取最大政治经济利益。今后，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我们要求市场经济地位的呼声越来越高，行动越来越多，西方发达国家的要价可能会不断提高，范围也会扩大，我们受到的牵制也将越来越多，付出的政治经济代价也会更加高昂。
有为才能有“位”
今年以来，中国在各种场合多次要求一些重要的贸易伙伴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4月14日，新西兰宣布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从而使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在发达国家中实现了“零”的突破。同日，总理在会见来访的美国副总统切尼时，正式向美国提出了“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要求。4月16日，正在中国访问的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表示：“欧盟正在对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进行研究，6月底将会有初步判断”。5月15日，新加坡宣布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5月30日，马来西亚宣布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许多国家已在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做出了积极表态。6月3日，美国商务部将就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举行听证会。
尽管中国在“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已取得积极进展，但全面、彻底解决这一问题还存在一些突出困难。有为才能有“位”，新西兰率先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让我们看到了这项工作的初步成效。可是我们必须认清我国贸易摩擦增多的客观趋势，正视现实，用好用活世贸组织规则，就“非市场经济”地位等问题加大对外谈判和磋商力度，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同时建立健全应对机制。
在目前不利的条件下，企业要改变经营理念和营销思路。长期以来，一些企业特别是外贸企业把重点放在出口数量和价格上，对以质取胜的战略重视不够，对提高技术含量，提高附加值重视不够，对塑造自己的品牌重视不够，而是过多地强调价格竞争优势，其结果是企业之间削价竞争导致进口国的反倾销。中国企业在对外竞争中，低价抢单、相互指责等不正常经营现象屡见不鲜，对行业损害很大，造成行业整体竞争力下降。只有通过企业真正改变经营理念，加上中介组织得力的协调，才有希望较好地解决反倾销和反补贴所面临的问题。
要充分发挥有关行业协会的中介作用。目前，中国行业协会还远未发展到对企业形成有效约束力的阶段，尤其是不少行业协会还带有行政色彩，在实际工作中更多只对政府负责，不为企业负责。所以完善行业协会的功能，通过行业协会的协调，将相应的出口价格限制在一定的弹性幅度之内，若出现以过低价格抢单就对其处罚甚至限制其出口，这对降低反倾销和反补贴风险、争取企业乃至国家的市场经济地位大有好处。在反倾销和反补贴过程中，最忌讳的就是政府的直接参与。正是由于认为中国政府在市场中发挥过大的作用，西方国家才不愿意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在对外交涉和案件处理中，政府的作用是提供环境，参与制定国际贸易规则，而企业需要聘请律师诉诸法律程序。行业协会要积极指导企业在反倾销和反补贴个案中进行抗辩，在个案应诉中获得市场经济待遇，为中国全面推动解决反倾销和反补贴中“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打下良好的开端。
政府要恰当处理好内部调控与对外经贸的关系。为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我们必须要根据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采取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调控手段。这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给我们提出的内在要求。与此同时，加入世贸组织后的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面对此前所没有遇到过的外部诉求。正因如此，许多此前看起来只是针对国内起作用的市场措施，会在不经意间给国外某些国家和地区带来出乎意料的影响，对欧焦炭出口配额正是基于这样背景?穴参见本期财经剪贴第1条?雪。在不断摩擦和积极应对中取得收益，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内外兼顾，是我们争取获得承认市场经济地位的重要一环。
积极探讨诉诸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可能性。我们可以看到，关于“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实际上是中国在谈判中的权利减让。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5条同时规定，世贸组织成员必须在国内法上列明有关市场经济的标准。如果某一个成员对中国的裁定不公正，我们就有可能将它告到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事实上，现在各个国家关于市场经济的标准不一样，可能出现的结果就是某一家企业在欧盟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在美国却没有获得。如果出现这样一个结局，就可以考虑提交到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通过律师界和政府交涉，争取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能够得到解决。
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对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做出明确量化。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反倾销和反补贴的最大受害国。“非市场经济”地位是国外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确定产品倾销幅度时一个重要概念。而中国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成为中国应诉国外反倾销和反补贴的一个重要难题。因此，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对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做出一个明确的量化认定已成为当务之急。当前，学术界对市场经济基本框架的认识可谓众说纷纭。如果社会研究力量能够深化“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研究，突出市场化程度测定指标选择标准的国际可比性，就能够提高在理论上、学术上的权威性和国际影响力。因为有了国际可比性的好处是市场化测度最后可转化为争取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这对应对国际反倾销和反补贴非常有意义。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世界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则是一致的，这是进行可比性的基础。当然，专题调研也要力争反映中国的特点，考虑到中国是转轨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和发展中国家。
阅读背景一
欧盟认定市场经济的五条标准
1．生产投资、销售、投资方面的价格成本，要反映市场供求关系，没有国家干预，主要生产要素的成本基本反映市场价值；
2．一套用于所有场合的，按照国际会计标准审计的财务账薄；
3．生产成本和财务状况，包括资产的折旧、勾销账目、易货贸易、债务的偿还等，按市场经济法则进行，没有受以往非市场经济体制的显著影响；
4．企业在法律保护下经营，受到《破产法》、《公司法》等的约束，企业成立或关闭不受政府干预；
5．汇率遵循市场规律。
阅读背景二
美国就“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展开听证会
美国东部时间6月3日，美国商务部就是否应当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首次展开了五个小时的听证会。美国商务部负责进口管理事务的助理部长詹姆斯・约克哈姆主持了会议。
据消息人士透露，参加听证会的美方小组成员来自美国商务部、贸易代表办公室、国务院、财政部、劳工部。美方代表认为，虽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确实取得了进展和成果，但离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还有距离。中国驻美使馆商务参赞戴云楼代表中国政府陈述了中方的立场和观点。据悉，劳资和汇率两项标准将是美国政府衡量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重点考虑的问题。
阅读背景三
欧盟在反倾销中分别给予企业市场经济地位的五条标准
1．对于三资企业来说，企业可以自由汇回资本和利润；
2．企业可以自由决定出口价格和数量，以及销售条件和条款；
3．企业大部分股份属于私有。担任董事或主要管理工作的国家公务员必须占少数，除非企业能够充分证明其不受国家干预；
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篇7
德国被称为经济法的母国，其对世界经济法思想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在19世纪末德国凭借着工业革命实现了从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转变到以工业为主的国家，与经济高速发展相伴随的是德国出现了带有垄断性质的大型企业联合体，这种企业联合体被称为“卡特尔”①。与其他国家对垄断组织采取规制和限制等措施不同的是德国对卡特尔采取的是扶植政策，其原因在于“德国著作家们善意地把这种发展说成是德意志人民根深蒂固的‘Genossenschaft’，亦即合作精神的表现，这种精神与盎格鲁撒克逊的个人主义是对立的”，作为卡特尔官方辩护人的埃米尔•基尔多夫认为“卡特尔的建立是‘出于迫切的需要’，而发展卡特尔，只是为了克服工商业不景气状况的影响”。在一战期间，德国为了应对国内粮食、石油等重要战略和生活物资依赖进口的劣势，德国政府和军方开始将整个经济都组织到战争这部机器中来，于是出现了战时经济法的思想。在战时经济中德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是涉及的范围远远超过垄断这一个领域，而是对经济社会进行全面干预；第二个特点和战前经济法一样，对卡特尔组织采取鼓励和扶助的政策。一战结束之后，德国国内开始意识到“这种新型的经济组织不仅对进行战争，而且在影响今后社会和经济组织方面都有重大意义”，于是战后德国先后颁布了《国民服役法》（即著名的兴登堡计划）、《防止滥用经济力法令》、《强制卡特尔法》、《经济有机结构条例》等，这些法律无一不是具有扶植卡特尔和对经济进行全面干预的特点的。德国经济法注重对卡特尔扶植甚至是对整个经济行业扶植的思想渊源和背景可以追溯到德国统一之前的19世纪40年代。在英国凭借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19世纪40年代德国还处于传统的农业社会，此时摆在德国面前最紧要的事情就是尽快地推动工业化以缩短和英国的距离。面对德国的现状以及为了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德国思想界陷入了深思，1841年著名经济学者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发表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他在该书中认为后发展国家的经济政策应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采取和先进国家的自由贸易以求得开化和进步，第二个阶段则要采取一定的商业限制措施以保护国内的相关产业，在国内相关产业取得一定高度之时则进入以自由贸易为原则的第三个阶段。即李斯特认为“面临着先进的竞争者，国家应该保护他的幼稚产业，直到他们发展到能经受国际竞争的挑战为止”。在这种背景下，德国采取了与当时流行的自由放任主义所不同的经济政策———政府大力扶植卡特尔企业并通过卡特尔对经济进行统制。
日本经济法虽然在二战后形成了自己很多独特的观点，但是从起源问题上看日本经济法和德国经济法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目前认为日本经济法形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但是日本经济法的起源却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日本著名经济法学家金泽良雄就认为明治时期的经济法“从法律形式来说，也不可否认，它具有和今日经济法中所看到的这些现象，也都是一脉相承的东西”。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处于闭关锁国的幕府时代，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情况在1853年的6月3日发生了改变，美国在19世纪初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在对外政策上采取称霸新大陆的门罗主义，为了开发新兴市场在1853年6月3日这一天佩里受美国费尔摩总统派遣率领4艘军舰来到江户湾浦贺从而打开了日本的国门，在此之后日本先后与西方列强签订了《神奈川条约》、《安政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为了应对国内外危机，日本通过“大政奉还”和“王政复古”成立了明治政府。在明治政府成立初期日本国内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处于比较落后的状况，面临着与德国19世纪40年代同样的问题，于是“为了争取民族独立，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明治政府在进行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的同时提出了‘殖产兴业’政策”。殖产兴业的目的是要把日本建设成为一个和西方一样的资本主义国家，殖产兴业政策大概包括创办国营企业、扶植私人企业以及对技术和人才的引进与培养等措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日本和德国一样为了战时需要采取了经济统制政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一些行业进行了保护，这种保护措施有些延续到了一战后。一战后日本政府对经济干预被提到一个显著的位置，这段时间“经济法的一般特征是为了对付慢性化危机”，日本经济法实践主要在应对农业危机、对重工和化工业的促进、对垄断的促进以及振兴出口和汇兑管理等方面。二战中日本再次实行战时经济，对经济进行全面统制。在二战结束日本进入和平宪法时期之后，日本为了尽快从战争的废墟中恢复起来以及后来为了尽快赶上西方发达国家采取了很多对经济进行扶植的政策，其中日本的通商产业省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具体法律方面则有1953年的《关于稳定特定中小企业临时措施法》、1956年《中小企业振兴资金促进法》等。从对德国和日本经济法起源和历史的梳理，我们可以得出像德日一样的后发展国家①（或称赶超型国家）经济法起源的规律。以德日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其工业化晚于其他发达国家，甚至于其工业起步之时其他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在强大的内部发展需求和外部竞争压力下，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者积极的角色———充分发挥其作用，在制度方面就着手建立起一套能够深入到社会的政治经济体系，在日本政府和企业甚至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联盟，所以其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一直都是国家在社会之上的国家中心主义占据主流地位。总而言之，为了缩小差距甚至实现赶超政府就需要对经济进行扶植，所以以德日为代表的后发展国家的经济法最开始表现为经济扶植法，即是从经济扶植法中起源的，我们称之为经济法的经济扶植法起源模式。
2美国的市场秩序法起源模式
美国由于受到普通法的影响并没有经济法这一个概念，但是并不意味着美国在实际中没有经济法，美国的经济法主要表现在市场秩序法领域特别是竞争法和反垄断法，“战败前的德国和日本同为资本主义经济体制，都实施了经济统制（法），而相比之下，美国就比较注重竞争政策”。美国经济法主要体现在竞争法和反垄断法领域从而与德日经济法的模式不同，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美国在一战中受到的影响较小而没有采取战时体制，“在同一时代，在同样的战时体制下，美国却实施了以市场原理为中心的经济运作……从根本上来讲是规制原理的差异”。美国独立战争和内战基本上扫平了国内发展资本主义的障碍，虽然美国的工业革命开始时间晚于英法，但是美国凭借其广阔的国内市场、丰富的资源和安定的外部条件以及及时利用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科技成果，美国工业革命的势头和工业化的速度都明显超过法国。所以从历史大背景上看，当时美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对内并没有受到赶超的政治压力，对外也没有出现德日在工业化过程中所遇到的强大的外部竞争。在经济思想方面，美国一直信奉的是由亚当•斯密所提倡的自由放任主义，为经济和国家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王国，政府应该尽量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并认为实现国民富裕的唯一途径就是自由的市场竞争。在政治思想方面，美国从建国开始就对国家权力抱有极大的警惕和怀疑，认为“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所以美国对国家权力设置了很多的限制和并认为只有限制住政府的权力才能真正保障公民的权利，即美国在很长时间里要求的是一种守夜人角色的国家。此外从学术传统上，美国一直采取的是与德日国家中心论不同的社会中心论。综上，由于历史背景、经济政治思想以及学术传统都决定了美国政府在当时是很难直接干预经济发展的，就更加无法形成类似于德日的经济扶植法。
没有受到政府干预的美国经济在19世纪下半叶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南北统一一方面清除了农奴制生产方式，另一方面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市场从而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障碍，加上美国成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中心，这一系列有利的条件使得美国经济在凯歌前进的同时也让美国于19世纪末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这一时期由于资本的集中导致垄断现象大量存在，美国将这些垄断组织称为托拉斯①。托拉斯组织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市场垄断地位通过控制原材料市场、设定商品价格等方式攫取高额利润，同时还排挤和吞噬中小企业，严重破坏市场秩序的同时也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美国是一个奉行自由竞争的国家，自由的竞争必然会带来垄断，但是垄断又破坏了自由竞争，这使得美国所奉行自由竞争的理念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个矛盾。传统的美国法律无法有效地解决垄断所带的一系列问题，实践的需要呼唤着新的法律理念和法律制度。1890年在议员约翰•谢尔曼的努力下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了一部旨在反托拉斯的法律———《保护贸易和商业不受非法限制与垄断之害法》，即著名的《谢尔曼法》。该法的颁布不仅是美国经济法诞生的标志同时也是世界现代经济法产生的标志之一，在此之后美国先后颁布了数部法律建构起了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律制度，如1914年通过的《克莱顿法案》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等。
从美国经济法起源和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与德日经济法起源完全不同的经济法起源模式。这种模式是像美国这样工业化实现较早以致于没有赶超的政治压力以及长期奉行自由放任政策、注重依靠社会力量来推动经济发展的国家，其经济发展在早期并不需要由政府来主导和推动。对于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认识其一直信奉国家和社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实体，并且在政治经济中采取的是社会中心论，经济的发展自然也就是由社会推动的自由竞争，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其经济法的起源不可能是从经济扶植法开始。而随着自由市场的发展最终产生了垄断，垄断是自由竞争的结果然而垄断却会破坏自由竞争，这种矛盾是美国原有的法律无法应对的，从而经济法应时而生。综上，美国的经济法不是从经济扶植法开始的，而是起源于为了规制垄断所带来的市场秩序的破坏的反垄断立法，所以这种模式被称为经济秩序法起源模式，也被称为反垄断法或竞争法起源模式。
3前苏联的经济管理法起源模式
前苏联的经济法思想是在与当时的民法学派进行论争中发展起来的，由于政治原因前苏联的经济法在1937年到1956年之间中断长达近20年的时间，于是前苏联经济法就被划分为战前经济法学派和战后经济法学派。战前经济法学派的“经济法思想几乎是与1922年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民法典的公布同时发生的”，苏俄在十月革命之后为了应对国内国外的形势曾经一度采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于迅速稳定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后来也暴露出种种问题，于是在1921年3月列宁决定采取新经济政策，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民法典就是为了适应新经济政策而颁布的。此时关于经济法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是由П•И•斯图契卡基于对公有经济关系和私有经济关系的区分而提出的两分法，“民法———调整以自由竞争和无政府性为特征的私有经济关系；经济行政法———调整以计划性为特征的公有经济关系”。战前经济法学派的观点受到了维辛斯基等人的猛烈批判并伴随之受到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前苏联的经济法消失了近20年。苏共20大以及50年代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对经济法的解禁和重新认识，与战前经济法学派不同的的是战后经济法法学派开始将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这段时间具有代表性的学者要数前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拉普捷夫，他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的独立部门法，既应该调整横的经济关系，又应该调整纵的法律关系……社会主义组织在领导经济活动和进行经济活动所发生的一切关系，都是统一的或者说统一种类的社会关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应由一个独立的部门法———经济法来统一调整。”
战前经济法学派和战后经济法学派虽然有许多的不同，但是在基本出发点上却具有一致性。无论是战前经济法采用两分法将经济法定位为对计划性的公有经济关系进行调整的经济行政法还是战后经济法采取纵横统一的定义来定义经济法都是将经济法视为国家管理经济的方式和手段，经济法的使命是实现国家对经济进行有效管理，经济法在此时主要表现为经济管理法，即是经济法的主要课题是“如何加强法律对经济关系的调整作用，如何更加有效地使用法律手段来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所以前苏联经济法最开始是作为经济管理法起源的，与以德日为代表的经济法最开始作为经济扶植法和以美国为代表的经济法最开始作为市场规制法的起源模式并不一致。由于东欧各国在政治经济体制上都基本上是照搬前苏联的模式，所以在经济法的认识上和苏联基本上也一致，比如在捷克斯洛伐克“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相互之间的以及它们同上级机关之间在管理经济活动过程中发生的、为满足公共需要服务或者‘借以实现民主集中制’的关系”。无疑前苏联的经济法思想对我国经济法特别是早期经济法的发展也产生了一些影响，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法学界纵横统一论的提出，“在‘苏联’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其他外国（如日本）的经济法理论不断影响我国的20世纪末，仍有学界主张纵横统一说，足可证明这一理论对中国经济法学的影响至深”。
4结语
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篇8
（一）基本解决了中国人民温饱问题，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1978年冬天，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悄悄地签订了“包产到户”的“契约”并于当年获得了粮食丰收，由此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乃至整个改革的序幕。随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肯定和支持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改革在全国普遍实行起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农产品也逐年增收，农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改善了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人民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提前实现了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的第一、二步。在2003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标志着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据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农村尚未解决温饱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已从2.5亿下降到1479万，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由30.7%下降到1.6%[1]；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133.6元增加到2007年的4140.4元，平均每年增加138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7.1%[2]。
（二）实现了农村经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巨大转变，农业从传统农业迈向现代农业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随着农村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传统农业已显得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建立“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现代农业已经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明确目标。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农村改革实现了农村经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巨大转变，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实现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迈进，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得到巩固和加强。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报告显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8%的高速增长，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接近25万亿元，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已从1978年的1.8%提高到2007年的6.0%，进出口总额2007年首次超过2万亿美元，达到21738亿美元[3]。
（三）逐步提高了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保障了农民权益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措施，扩大了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增加了财政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投入，把对农村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文化、教育事业、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体系等作为农村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有效地推动了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和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切实保障了农民的权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党中央的一系列政策，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保障农民权益。在经济上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政治上尊重农民的民利，不断发展农村公共事业，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使广大农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4]
（四）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渐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重城市、轻农村和重工业、轻农业的城乡差别发展战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已成为严重阻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在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过程中，这种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弊端日益突出，并且迫切需要解决。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强调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强调科学发展，强调社会和谐。三十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拥有了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为解决三农问题，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提供了强有力地物质基础。现在，中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5]。
（五）建立了农村经济社会管理体制机制，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1978年中国首先从农村开始进入改革，并且最终在农村突破。三十年来，党中央的十个“一号文件”对农村改革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由于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地提高，党中央根据国情、时情作出了一系列的农村改革政策，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农村改革的制度，逐步建立了农村社会经济管理体制机制，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二、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宝贵经验
（一）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进农村改革发展
正是在我们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我们党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强调以人为本；强调三农问题是我们党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重大发展战略。在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规律，切实把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作为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坚持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指针，自觉地把“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农村改革发展与是非成败的标准；坚持科学、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积极有力地推进农村改革发展。
（二）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农民是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主体，也是最富于创造性的力量。我们进行农村改革发展必须坚持实践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必须始终把农民群众放在农村改革的主人和主体地位上，切实保障农民的自；必须认真落实同农村改革发展相配套的党在农村的一系列基本政策，依法保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调动农村广大干部和农民群众的积极性。改革的目的是让农民在经济上得到实惠，享有政治上当家做主的权利。三十年的实践证明，在农村改革发展过程中，只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农民的利益作为出发点、落脚点，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加强农村制度建设，切实保护农民权益，就能极大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获得改革的最终成功。
（三）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取向
中国三十年农村改革的高速发展，得益于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来进行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通过对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产品市场流通体制、农村金融和财税等体制、国家宏观调控体制、收入分配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方面的重大改革和调整，农村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经济迅速发展，资源配置效率逐步提高，乡镇企业发展逐渐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金融发展也正在步入国际化和全球化，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总的来说，经过三十年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中国的农村生产力得到了极大解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得以完善，社会经济系统的活力和效率不断提升。
（四）坚持保障农民物质利益和民利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三十年，中国农村改革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基本经验，就是坚持始终把农民的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保障农民物质利益和民利。保障农民物质利益和民利，是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也是农村工作的基本准则。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率先在农村发起改革，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支持和促进乡镇企业发展，允许农民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建立村民自治制度。这一系列政策措施，放开了农民的手脚，使农民首先得到了实惠，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坚持这一基本准则，什么时候就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就能推进农业农村的大发展，就能夺取农村改革发展的新胜利。
（五）坚持党管农村工作，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关键在党。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农村基层组织的工作环境、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农村改革发展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最根本的是始终坚持了党对农村改革发展的领导。在农村改革发展进程中，我们党多次召开中央全会，专题研究农业农村工作，并作出重大决定，指导农村改革发展，使农村改革发展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在中国，农村基层组织既是党政方针在农村的具体落实者，又是农村和农民致富的领路人，肩负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搞好农民和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新世纪，我们党承担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在新形势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不断发展，要有效解决农村诸多矛盾，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夺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胜利，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必须始终坚持党对农村改革发展的领导，坚持党管农村工作，把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作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政治保证，不断加强和完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参考文献：
[1]郝亚琳，董峻.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减至1500万以下[n].南方日报，2008-07-09.
[2]/newscenter/2008/10/05/content_10149695.htm.
[3]/newscenter/2008-10/27/content_10259137.htm.
[4]本书编写组.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5]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08-10-20（01）.
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篇9
内容摘要：沿着制度需求、制度异化和制度替代这样一条主线，深入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原因。认为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不是对立的，是存在相容的，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共存。允许和承认这种共存，是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中国改革开放取得胜利的最大优势是渐进性，允许对现有制度有新的需求并允许其异化，甚至政府有意地对其创新和改造，充分尊重民众意愿。
关键词：制度异化制度需求制度替代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成就令世界瞩目，尤其是经济能够持续30年以平均9％以上的较快的速度递增。即使在金融危机的今天，全世界仍然看好中国，认为中国将依旧保持高速增长势头。于是，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成功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中国是否已经找到了一条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规律呢？
这种差距有必要从更深层次的社会经济体制来分析。改革开放前（从建国到1979年），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经济部门占90%以上，除公私合营企业的资本家拿定息、居民储蓄存款有很少利息外，工矿企业一律按八级工资制拿工资，农村则根据出工情况拿工分，收入差距不大，“铁饭碗”、“大锅饭”现象普遍存在。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受到严重的约束，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连农民在集市交换的菜籽都可能被没收，生活资料的商品范围甚至比苏联还要少。“”中，更提出商品生产、货币交换都必须放在无产阶级下加以限制（胡培兆，2007）。
改革开放后，打破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一统天下的局面，实行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私营、中外合资、国外独资等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各种所有制平等竞争，并把公司制、股份制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形式；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大小参与分配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改革开放后，先实行了一段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制，从党的十四大起，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朱佳木，2008）。这种渐进性改革，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世界瞩目，国家财富积累迅速，生产效率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为什么同是社会主义体制，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改革开放为分水岭的中国社会经济会出现这样大的差距呢？30多年改革的巨大成功是否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有制加市场经济）模式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私有制加市场经济）一样具有规律性？本文从这个问题出发，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取得成功的科学性、合理性和规律性。本文借鉴西方经济学近年来在制度、变迁理论和国家理论等领域的理论来分析这种规律性，探索改革开放30年来由制度异化到制度替代是否是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
制度需求
从建国到1976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城乡分割，工农剪刀差以及追求绝对公平的分配制度压抑了生产力的进步，经历了的10年的动荡，中国经济一度濒临崩溃。后，无论中央还是基层，都面临着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如何提高生产效率，改善人民生活的问题。更深层次的问题涉及到如何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为了更好的解释改革成功下的这种制度性需求，本文提出了两个需求假设并对其验证。
来自基层的制度需求，尤其是收入分配的变革下的自是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功的经验之一。安徽小岗村在土地制度上的大胆试验是来自基层甚至民间的一种自发行为，是农民为改善自己生活水平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制度需求。这种需求虽然在伊始表现出和主流制度的相悖性，但随后其巨大的成功使其获得关注，随后民间、基层、地方和中央的四位一体的一致性制度需求导致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了农村土地的家庭经营体制。群众实践显示了新的产权形式可增加净收益的潜力，正是这种潜力促使地方一级政权对变更产权制度达成共识，促进了对其合法化的承认和保护。
可以说，以小岗村为代表的基层改革实践说明了基层制度需求的满足是改革取得巨大成功的条件之一。这次改革具有明显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特征，其实质是改革农民、土地、生产队三者间的关系。在巨大变革收益的激励下，新农村经济体制得以迅速推开，中国快速地在80年代的前5年间完成了第一次市场化的制度变革。
因此，基层甚至民间的制度需求一旦获得社会的认可，将会对制度产生激励性诱致，使制度发生异化，为制度变革奠定基础。基层甚至民间的制度需求将是诱发制度变异的重要条件。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变迁，当一种制度（如）的制度费用过大无法满足社会成员的需求的时候，社会阶层之间、社会成员之间会逐渐衍生出新的利益关系与社会关系，这种新的利益关系一旦萌芽、生长就会形成潜在新秩序。我国的农村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最为详细描述这一过程的是杜润生老先生的《中国农村制度变迁》一书。当这种新秩序的需求得到更高一级政权的关注时，便有了国家法加以确认的需求，新的制度就产生了。“只要现状的基础即作为现状的基础的关系的不断再生产，随着时间的推移,取得了有规则的和有秩序的形式，这种情况就会发生”（汪波，2006）。
收入分配变革要求在所有制的破局的成功使得改革具有持续性，这是改革成功的经验之二。如果说基层甚至民间的制度需求将是诱发制度变异的重要条件，那么仅仅依赖基层或民间的制度需求却不足以促使改革成功。要想使改革成功，必须要有持续性，形成对民众、地方政府、中央以及各利益集团的可持续性激励。这样才会使得改革具有持续性，而非昙花一现，从而取得巨大成功。这种可持续性激励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具体表现为收入分配的持续变革。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到80年代中期的城市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无不浸透着收入分配变革影子。中国的收入分配改革始于农村，集中在城市，焦点于国有企业。从农村到城市，从土地使用权到要素使用权，从对劳动价值的重新认识到对个人财产保护的入宪，从国有企业的股权改造到民营企业的国民待遇的认可，无不说明了收入分配变革的持续性。正是这种持续性，才带来了所有制破局的成功，使改革的成功具有持续性。
制度异化
制度异化是指当制度需求得不到满足，制度费用较大时，制度系统内部就会发生变异。这种变异就是制度异化，一个最有力的例证就是早在1957年农村集体生产满足不了农民需要时，云、贵地区的农民就自发退社、小范围的包产到户或扩大自留地面积。制度异化的动因来自诱致性变迁，它是制度需求的必然结果。
制度异化是对制度内生的最好证明。制度内生理论认为制度是在系统内部内生的，即最优制度内生决定于一个国家“经济当中的很多因素”，是具有明显的进化演进特征的。而在这场演化中最明显的将是制度发生变异，即制度异化。因为当制度的需求一旦强烈，就意味着现有制度的制度费用过大而不适应当前的发展，即使它暂时还未被替代。在新旧制度交替的过程中，必然发生制度变异，新旧制度不可能一蹴而就。
制度需求导致制度异化，如果说制度异化是制度变革的一个重要阶段，那么制度变革的最终目的则是要实现制度重构，完成制度替代。
从制度异化到制度重构：制度替代
（一）制度替代的经济学思考
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绝对公平分配到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说明了两种所有制结构，两种分配制度之间本身是可以替代的。本文将在经济学角度对此做出解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两种制度的替代过程中，显然一个社会公有制越占主导，势必会挤占私有制的生存空间；反之也是一样的。同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也是这个道理。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替代并不是完全替代，而是一种相对的，因为在一个社会中甚至都存在这两个经济形式的影子，有着互补的一面。
需要说明的是，制度费用不变的假设在现实中是合理的。从一种制度到另一种制度，新制度建立的费用，旧制度消灭的破坏以及新制度产生的效益，总制度费用甚至会上升，即使它一段时期后再回落，因为制度破坏带来的无序是巨大的。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官倒”和“腐败”就是较好的例证，当然历届政府对此也是深恶痛绝。
可以看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胜利的最大优势是渐进性，允许对现有制度有新的需求并允许其异化，甚至政府有意的对其创新和改造，充分尊重民众意愿。这是最大的民主，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府都没有在完全和平的条件下实现这样的转型，即使英国、法国、美国也没有。这不仅体现了一个政府的胸襟，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大党的胸襟，证明了中共的执政能力是史无前例的。
（二）制度替代对中国改革成功地解释
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功，最大的原因是成功地完成了制度替代。这种制度替代是区别于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而是一种渐进性的，民主的，尊重人民意愿的替代。中国的改革源于农村，当人民有了对土地经营权和自的制度要求并自发试验时，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并默许，地方与中央的博弈与妥协，之后最终确立了家庭承包制度。
中国的经济改革虽然最终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改革之初就明确了市场经济制度并不一定是以私有产权制度为基础的；其次是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不是对立的，是相容的，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共存，允许和承认这种共存，是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制度出现新的需求，在系统内部发生异化，政权不是对其压制，而是分析其是否具有合理性；如果有，保护它和培育它，这就是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经验。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独有的政治智慧，特别尊重民众的意愿。
市场经济制度通常会带来产权的多元化，至少是国有产权与私有产权并存。实际上,我国是从分配制度着手进行变革的,在计划经济制度下，不仅不同主体的收入分配是由政府统一进行，而且各个企业所使用的要素也是由政府统一进行分配。向市场经济制度转变必须实现生产要素的分配由市场机制来完成，收入分配必须由各利益相关者相互讨价还价的机制来实现，这才是两种经济制度变革的核心（谢志华，2007）。只有核心发生异化，才会最大可能的发生制度重构。在下一步经济改革中，要善于抓住变革的核心。只有这样，才会减轻变革的压力，维护国家的稳定。
结论
从制度异化到制度实现替代，说明制度是内生性的，衡量制度效率的标准应是制度的内生适应性。创新的制度只有适应我国既定的历史、技术、社会和经济的制度环境及其变化，并带来社会福利的改进,才能成为有效率的制度。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已经基本构建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制度结构，说明是成功的（王玉霞，2006）。
在下一步的改革中，如何在劳动力就业制度、教育制度、土地征用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改革上,从根本上突破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有效保护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的利益；如何在全球化竞争中保障国家利益和安全；如何保障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将会是改革的焦点。
参考文献：
1.胡培兆.经济学本质论―三论三别[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2.林毅夫.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发展[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3.朱佳木.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性质及其相互关系上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3)
4.汪波.社会需求、多元博弈、公共选择与制度变迁―论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与法治建设[J].浙江社会科学，2006(5)
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篇10
关键词 渐进式改革；经济转型；金融危机；发展
纵观整个近现代史。中国先后经历了三次大的经济转型：第一次发生在晚清到民国之际；第二次发生在1949年到1978年；第三次则是从1978年一直延续至今，转型的唯一主题即是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但同时，此次经济转型所依托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则由于中国国情等客观因素影响，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方式，其步伐远落后于经济转型的速度，也制约着经济转型的效率。因此，本文即基于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采取逐步完善的唯一前提下，思考推进经济转型存在的困难与采取的方法。
一、经济转型的目的。及其依托的经济体制改革方式的合理性
从1978年延续至今的经济转型唯一的主题即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但不同阶段的内涵是有所差异的。最新一轮转型始于“十一五”规划的制订与实施，其目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缓解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的矛盾、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但始于07年下半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日益加重，针对急转直下的国际经济环境和明显增加的国内经济困难，在200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把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实质上就是实现中国经济转型的问题。
但中国经济能否因此顺利转型。固然取决于包括实行的财政货币政策、市场配置资源的推进程度、国内外经济形势等，但不可忽视、不能避免的是经济体制乃至政治体制的改革进度。邓小平同志早在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但目前的局面是不但政治体制改革停滞，经济体制改革也非常缓慢。在改革30年的进程中，关于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式上，有着多种理论与方案，其中最为著名的互为对立的即是“休克疗法”与“渐进性改革”。休克疗法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是对一整套激进的反经济危机措施和毕其功于一役的经济转型方式的称谓，主要是：采取严格从紧的金融货币政策，大力压缩消费，强行弥合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缺口，以期达到短时间内遏制通货膨胀的目的；它后来被确定为三大基本内容：稳定化——以紧缩反通胀，并建立宏观均衡；自由化——放开物价；私有化——明晰产权。休克疗法主要被80年代末期的东欧国家尤其是俄罗斯采纳，从取得的效果来看，主要是经历休克疗法的阵痛后，这些国家尽管在社会的基本走向上仍存在种种的分歧。但大规模的私有化和向市场经济转型，已经完全是在没有政治和意识形态束缚的环境下进行的。但取得上述效果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即上述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均发生了剧烈的社会和政治变革，几乎完全打破了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的连续性，在经济层面，基本陷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大危机，经济大幅下滑，陷入深刻衰退。
关于“渐进式改革”，综合多位学者表述，可以概括为：中国的政治与经济改革是以政治稳定为基础，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前提下，由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领导所进行的，其特点是渐进的和累积性的，它是通过一系列政策选择来实现的，这就保证了改革目标和改革手段的非激进性一般而言。这种渐进式政治与经济改革是中国改革的优选之路，这是因为：首先，改革的发动者能够始终保持对改革的领导权，在综合权衡利弊得失基础上，从容而又理性地选择较为可行的改革方案；其次，它自觉地选择一条阻力较小的改革路径。力求化一次大震为若干次小震，尽量减少改革的摩擦成本；再次，渐进式政治改革强调局部试验、实践检验并根据改革结果对有关改革方案随时加以修正调整，从而将制度创新和解决改革后果的不确定性有机结合起来，避免改革陷入不可自拔的陷阱；最后，渐进改革所取得的转型成果更加巩固。改革方案建立在试点经验基础上因而成功的把握会更大。改革的速度适应了社会结构变迁和政治文化演进的速度。
二、渐进式改革的成果。及其对经济转型产生的影响
渐进式改革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优选之路，回望30年中国改革，中国经济的确经历了经济增长、发展和制度变迁的精彩过程。综合经济转型的方式与成果，可以归纳为：①价格双轨制：企业高于计划配额的生产不受计划的限制。其销售价格也不受控制；对于生产和销售，两类价格同时存在。双轨定价的好处是它避免了国有企业由于政府支持的突然中止而垮掉。政府会逐步减少配额，而市场价格存在收敛趋势；②增量改革：经济的自由化政策仅允许新兴的经济(部门)扩张和建立，而不允许整个经济(部门)失去政府控制；经济的新成分是在计划之外获得鼓励和增长的；③试验性改革：改革方案一般不由中央政府设计，在许多情况下它们甚至不是广泛实施的。改革是在试错方式下推进的。中央制定一些指导性方针，但中央政府会鼓励地方政府去发现并实施改革的最好方式。改革方案经常被修正以适应各地情况。④微观改革走在宏观改革前面：改革方案最初集中于把产品市场的激励搞对而不是把要素市场的价格搞对，虽然中国通过双轨定价逐步使产品市场价格自由化了，但为了保持转型的平稳，大多要素价格仍未被自由化。与西方提出的激进改革方案不同，中国经济改革更好地建立了制度激励的条件以驱动经济增长，中国的经验表明，把价格搞对似乎不是经济成功的唯一决定因素。中国的经验中真正起作用的是一套协调和激励机制。
但无法回避的是，由于中国必须采取渐进式改革。无法快速完整地实现改革的成果，经济转型面临着多重困难：①国有经济的规模过大，占用了大量的资源，但由于国有企业依靠垄断经营，实际创造的效益不高。在相当多领域仍为国有企业垄断的体制下，这等于是在挖经济增长的墙角，政府仍然需要为国有经济体的亏损来买单：而解决70％就业同时具备最佳资源配置效率与创新精神的民营企业享受的是非国民待遇。竞争力受到高度遏制。②金融资源分配严重不均衡。国内信贷和金融资源严重倾向于国有集团，众多承担最大量社会就业职能的民营企业，实际只能依靠高利贷勉强存活。由于资金成本太高，一旦市场压力袭来，自然立刻倾倒。不要忘了，在金融海啸还未爆发的2008年上半年，国内就已有高达6.7万家中小企业倒闭。③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投资和外贸出口，消费比重逐年下降，而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衰退，使居民消费信心指数下降，国外订单数量大幅减少，我国出口贸易已严重恶化，中国经济的增长几乎完全依赖于政府投资；④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中国尚未能很好地解决节能降耗问题和生态环境问题。在经济取得巨大发展的背后，中国是全世界建材消费第一、能源消耗第一、空气污染排放第一、水污染排放第一。某种意义上。中国经济发展的代价是严重的生态环境污染为代价的。
三、在一定阶段内，如何有效、健康地推进中国经济转型
在上述背景下，如何推进中国经济的转型。从根本上解决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既是克服当前金融危机的关键，更是保证中国经济长治久安、和谐发展的保障，具体措施如下：
(一)切实转变发展观念
我们长期遵循的增长优先的发展战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促进中国经济发展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也付出了很大的资源环境代价。十七大告指出，要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一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治理创新转变。这就要求我们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遵循“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战略，走人力资本密集化的发展道路，以此引导政策层面的调整。
(二)发挥政府在结构调整中的引导作用
由于我国经济处于转型过程，市场机制并不完善，结构调整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市场无法确定其长远发展方向，加之不完全竞争市场、外部性、外溢性等因素的存在，在结构调整过程中就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政府需要根据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性目标，对一些需要支持的重点产业和重点方向进行必要的引导和支持，包括政策支持和财力支持，以加速结构转换进程。实践经验表明，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是完全脱离政府而进行的。为了尽快地缩短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国家需要通过制订明确的结构目标和组织目标，采取直接
预和间接干预相结合的手段，加快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促使产业结构调整的实现。
(三)通过政策组合引导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近年来，我国在面对较明显的流动性过剩压力和通胀压力的同时。某些领域又存在明显的有效供给不足、投入滞后，即结构性供需失衡。货币政策工具作为总量调节手段，在抑制流动性和通胀中起到积极作用。但在解决结构失衡问题时难以得心应手。因此。若能运用财力着重强化经济社会的薄弱方面和“短线”领域，对改进民生、消解矛盾和维持良好发展势头具有积极意义，而通过税收政策的引导，将促使经济转型，有利于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当前要有所区别地在“三农”、社会保障、区域协调发展、自主创新、节能降耗、生态保护等领域运用结构性对策，加大要素投入力度和促进相关机制创新。
(四)加快增值税转型
增值税改革有利于提高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在当前货币政策不得不从紧的阶段，这种为企业减负的税制改革意义更加重大。增值税转型旨在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越是在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的环境下。越要鼓励企业通过这种方式转变增长方式。目前，可基本沿用此前试点的做法，力争尽快在全国8个行业中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
(五)加快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
首先要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对干扰市场供给和需求正常形成的因素加以清理，逐步形成经济信号正常传递，市场引导资源配置的价格形成机制，以促进资源节约和可持续利用。其次。对资源价格的波动和资源价格的扭曲应该制定不同的政策措施。针对资源具有价格波动比较剧烈的特点，应该采取通过资源储备对市场进行逆向调节和通过金融手段，发展期货市场，以抹平资源价格的波动。针对资源价格的扭曲，应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资源价格管制的放开要与资源垄断行业的体制改革配套进行。同时，石油价格政策机制的改革必须与“养路费改燃油税”的政策同步考虑。
(六)把创业带动就业的战略真正落到实处
就业问题关系到国家的民生，是每个国家都面临的重大课题。近年来，在中国经济持续两位数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就业问题有所缓解，就业人口逐步增加，但我们注重到，近年就业的增加主要是制造业带动的。在高油价的情形下。制造业发展面临转型，增速将不可避免地有所放缓，这样依托制造业快速发展带动就业的思路就面临挑战。十七大虽然提出以创业带动就业，包含着创业增加企业，增加企业来增加就业的思路。但是，由于地方财政收入和经济总量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思路较难在短时期内改变，各地偏重实施的仍然是增加财政收入快，扩张经济增长迅速但容纳就业少的大企业、大项目、大资本战略；体制上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管制太严，总体来讲，根本谈不上对增加就业的这些企业有什么非凡的支持政策。这种局面假如不加以改观，未来几年。在就业和社会安定方面可能会出现大的问题和动荡。因此。急需政府制定一个增加就业的总体战略，研究创业和就业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创业环境究竟恶劣在什么地方，以此来编制专门的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计划，有针对性地进行体制改革和设计，出台有关适用、配套和可操作的扶持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政策，使创业带动就业的战略真正在体制和政策方面得以落实和实施。
(七)大力促进自主创新
从宏观上制定战略规划和政策，注重国家对科技创新的干预和引导。实施在财政、金融、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进行直接或间接投资，提高rd直接投资比例，引导产业技术创新的方向，刺激企业技术创新经费的增长。对技术创新研究开发活动给予税收优惠政策，通过政策金融机构以低息贷出公共资金支持技术创新等。
(八)增加财政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
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力度，想方设法提高广大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购买力和对物价上涨的承受力。这样的组合措施将不会扰乱市场自然具有的平抑价格的机制，而是政府在市场之外补充市场的某些不足。市场、政府各司其职，可以使整个社会较为平滑地度过价格上涨周期，既不至于使部分低收入群体生活压力过大，又不会损害市场体制本身。
(九)适度推进私有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