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篇1
关键词：人口红利；转型升级；紧迫性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3-0047-02
一、人口红利及其发展阶段
（一）人口红利的内涵
一般来说，不同的年龄群体具有不同的经济行为，从而也会对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当一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例也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从而形成了一种“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球形人口结构，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或者“人口机会窗”。当整个社会处于人口红利期时，社会的经济发展将呈现出高储蓄、高增长、高投资的经济局面。相对的，当人口的较大比例是由少儿和老人组成的情况下，劳动力资源将为比较缺乏，就业率较低，社会将承担较重的抚养压力，将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二）人口红利的发展阶段
世界各国各地的人口，不论是否实行计划生育，都将会经历人口在生长类型的两次转变，第一次人口转变是指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转变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第二次人口转变是指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在第二次人口转变的过程初期，由于人口再生产的惯性作用，出生率下降速度快于人口老龄化速度。从而总人口结构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负担相对较轻。从而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出现了一个对经济社会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即出现直接的人口红利阶段。具体来说，人口红利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口年龄结构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形状，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劳动参与率高，带来了就业人口的增加，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巨大的人力资本数量优势是此阶段人口红利的主要源泉；第二个阶段是劳动力增长的速度开始变慢，人力资本呈现出来的数量上的优势作用开始逐渐减小，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开始变小；第三个阶段是虽然劳动力数量增长率已经出现缓慢的趋势，但由于社会的进步使得就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人口红利进入质量阶段，人力资本对GDp增长率的贡献再次出现增大。这个阶段，人力资本的质量优势成为人口红利的主要源泉。最后一个阶段是人口结构的趋势逐渐向老年人口转变，同时少儿的抚养系数开始变大，劳动力人口减少，开始出现了两头大、中间小的年龄结构，经济的增长开始依赖于劳动力质量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二、人口红利的影响分析
（一）人口红利的正面影响
在人口红利时期，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是一种潜在的优势，劳动的参与率和就业率都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为经济的增长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相对较低的社会抚养系数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形成了较高的社会储蓄率，从而有利于资金的积累，为经济的增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同时，经济的增长也带来了就业的增长，即使就业的部门结构和所有制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就业总量保持持续的增长反过来又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许多现行的国家和地区，人口红利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1970―1995年间，在东亚诸国超出常规的高增长率中，由劳动年龄人口高比重所作出的GDp贡献比例高达1/2~1/3。北美新大陆开发之初，人均GDp增长率比旧大陆高出部分中，90%~100%可以归于富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优势，美国的一所研究所将其称为东亚奇迹和新大陆国家奇迹。
（二）人口红利的负面影响
客观上来说，人口红利只是经济增长所面临的一个有利条件，相对于实实在在的优惠，它更像是一个机会，只有抓住这样的机会，并加以适当的利用，才会使机会转化为红利，反之，如果劳动力资源不能得到正确和充分的利用，人口红利将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首先，由于资本与劳动不能进行有效的结合，使得城镇下岗和失业的现象日益严重化，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及和谐；其次，大量的新增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在就业机会不充足的情况下，这种就业压力将导致失业率的逐渐上升，贫富差距变大；最后，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与有限的就业岗位之间的矛盾尖锐化以及由于劳动力之间的同质性等原因，导致劳动力之间出现过度的竞争现象，出现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低收入群体的大量增加导致消费能力的下降，消费率的低迷将会严重影响经济的增长，从而阻碍社会的进步。
三、人口红利与企业转型升级
（一）人口红利的消失对企业带来的影响
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中间阶段，随着未来整体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红利也终有消失的时候，人口红利的消失将会对企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人口优势将不再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人口红利的消失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储蓄率的下降、消费的下降以及老年人口的增多等。对于企业而言，首先，劳动力人口的普遍缺乏，特别是普工的岗位没有多少人从事，从而使企业严重缺乏人力资源，同时，由于劳动力的减少，工作的竞争力将会下降，员工缺乏积极性和创新性，使得企业生产效率也会降低，并且企业“缺工”现象的产生导致劳动力成本的迅速上升，从而增加了企业的总体成本；其次，随着人口红利的消退，会出现储蓄率的下降，进而将会影响到资本市场，表现为资本杠杆率下降，投资的收益率也会降低，整个资产价格都将会受到影响，特别是股市以及房地产之类的企业将会出现低迷的现象，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企业转型升级的紧迫性
人口红利的代名词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其理论基础是假定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不存在障碍，其实人口红利消失之后，劳动力比例的下降不仅是因为人口年龄的变化，还有技能及受教育水平低导致生产效率的下降和成本的降低，人口红利的理论其实没有考虑到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及人口素质的因素，依赖于廉价劳动力的人口红利只有利于附加值较低的“世界工厂”，当失去了人口年龄这一优势之后，企业更应该注重转型升级，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换。当前，中国正逐步步入老龄化社会，同时，由于中西部的快速发展，导致沿海等很多省市的劳动力资源供应不上，这给企业招工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为此，企业在当前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情况下，将会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必然发展趋势。企业转型升级能够帮助企业有效的克服过分依靠劳动力发展的弊端，同时也能够提升劳动生产效率，降低对资源环境的污染，有助于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道路。
首先，要提高劳动者的薪资水平，加大社保的力度，GDp的增长要惠及大多数的国民，参照GDp的增长速度，企业要稳步的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摆脱依靠廉价劳动力增加企业利润的观点，加大社会保障的力度，为劳动者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从而提高劳动者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其次，企业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产品的技术性能及产品质量也会相应的得到提升，提高劳动者素质，不仅指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也指提高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劳动技术培训水平。增大岗位培训的投入资金，建立健全教育机构与企业的实习培训机制，促进新增劳动力与企业需求顺利接轨；再次，企业必须升级产业结构，增强自主创新的力度，要改变粗放型的发展经济发展方式，在人口红利消退之前，企业要更多的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进军。此外，环境与资源的压力也迫切的要求企业进行转型升级，使得经济进步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谐的发展。
四、结语
相对于人口优势来说，人口红利更像是一次促进经济发展的机会，要充分的利用好这个机会，使人口红利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利益，人口红利理论简明的指出了充足、廉价的劳动力对于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但是一味的依赖廉价劳动力的粗放经济形势终将会走到尽头，不适应现代经济的发展形势，企业要在人口红利没有消退之时，充分的利用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同时也要做好转型升级的准备，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增大技术投入成本，合理的分配资源，使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使数量型的人口红利转变为质量型的人口红利，创造新的经济增长源泉，真正地做到技术与经济统筹兼顾，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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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蔡.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人口研究，2004，(2).
[3]李荣山.人口红利的经济社会代价与可持续发展[J].西北人口，2010，(4).
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篇2
生育率继续下降、老龄化速度加快的人口结构变化的呈现，对于中国这个世界头号人口大国来说，蕴含着巨大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可能性变化。
虽然在人口学界至今仍然争论于数量巨大的人口对中国而言是压力还是红利，但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却是，在过去的30多年中，规模庞大的劳动力大军成为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一大有利因素。
伴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坐享人口红利的时代在不久的将来将一去不复返，这即将发生的剧烈变化，意味着什么？
人口结构的转折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原来关于人口问题的很多争论提供了实证的答案。结果表明，对中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的根本性变化，此前的认识是滞后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对本刊记者说。
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3.4亿人，其中0~14岁少年儿童人口2.22亿，占16.6%，15~59岁年龄人口为9.4亿，占总人口比重70.14%，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增至1.78亿，人口老龄化水平达到13.26%。
数据显示，0~14岁人口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6.29个百分点，同时，60岁及以上人口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
“预期未来的人口变动将以少年儿童人口规模相对稳定，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递减和老年人口规模迅速扩大为主要特征，人口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对记者说。
在此之前，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的问题已在人口学界引起担忧。目前的生育率水平已低于官方宣称的所谓1.8的警戒线；按照联合国的定义，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即进入老龄化社会。
1992年，中国人口生育率达到世代更替水平（即生育水平为2.1），意味着下一代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此后，生育率水平一直在世代更替水平之下缓慢下滑，至今已经持续了约19年的低生育率，原新根据六普少年儿童人口规模推算，生育率水平在1.5左右，已经接近超低生育率。
“50~60年代的生育率过高、人口增长过快以及‘’带来的国民经济的崩溃，形成了我们对人口问题的认识，即通过降低过高的生育率来放慢人口增长速度，但目前我国的年人口增长速度在5‰以下。人口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要求我们对原来的认识进行反思”。顾宝昌说。
人口老龄化进程是伴随着少年儿童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减少而实现的。1953年，中国老年人口为0.45亿人，只是0~14岁少年儿童人口的1/5；至2010年，老年人口数量增加到1.78亿人，相当于少年儿童人口的4/5。
新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3次人口出生高峰期，分别在1950~1957年，1962~1963年，1964~1971年。“50年代生育高峰期的这一代人现在正在步入老龄化，从时间上来看，在整个“十二五”期间，老龄化的速度还会继续加快。未来30~40年，变动将会是最为剧烈的。”原新说。
这样的人口结构变化对于中国而言，显然过快。六普数据显示，中国的总人口抚养比为34%，少儿抚养比为22.3%，老年抚养比为11.9%。而此前联合国的预测是，到2015年中国少儿抚养比为27%，老年抚养比为13%。可以看出，中国的少儿抚养比下降速度早已明显地快于联合国的预测。
“大学招生现在都在抢生源，许多中小学校都关闭了，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从我们身边就能感受得到。”顾宝昌举例说。
人口红利的消退
从第六次普查数据来看，年轻劳动力的减少速度也在加快。根据统计，与2000年相比，2010年中国20岁至29岁年轻劳动力的规模已缩减了近15%。
人口结构所发生的变化，必将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影响。基于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在经济学上用人口红利一说或许更能有效地进行描述。
所谓人口红利，其核心是劳动人口和被抚养人口之间的比例，劳动人口比例越高，抚养比例越低，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较充足的劳动力供应，并保持较高的储蓄率，能够减少经济发展中资本边际递减带来的影响。
在过去的40年中，由于经济和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的生育水平的降低，在老龄人口没有加速增长之前，为中国经济提供了30多年的人口红利，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将中国的就业率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之上，在土地、技术、资本等要素之外，成为了另一个驱动经济增长的要素。
“改革开放的30多年，正好处在人口转变的这一区间，创造了人口要素的比较优势，因此可视为人口红利期。”原新说，“但这只是一个机会，将人口机会变为人口红利现实，需要综合的因素，错过这一机会的国家也大有人在。”
而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消退经验在东亚国家特别是日本的身上也得到了验证。
在1960年代后期，日本总抚养比稳定在45%左右，这种均势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初期，这段时间是日本的辉煌时期。但是由于年轻劳动人口的不足，老年抚养比不断增加，总抚养比在1990年代开始不断攀升，也成为日本经济因此步入长期低迷的主要原因之一。
“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这种人口转变的速度，使得人口红利来得快，结束得也快。”原新指出。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丰指出，日本、韩国、中国这3个东亚国家与西方国家相比，人口转变的过程都更快，尤其是韩国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历史相比，中国的死亡率下降速度非常之快。人均期望寿命从40岁上升到70岁用了不到50年时间，而西方国家历史上均用了100年左右时间。中国妇女生育率从每人生5个降到生两个用了25年时间，西方国家用了约75年。
这种人口结构变化的时间之短，也导致未来中国人口红利的消退更早地到来。根据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等人通过对抚养比的测算研究，人口红利的转折点将在2015年到来。
“中国的人口特征是‘未富先老’，‘先老’意味着人口结构发生变化，老龄化开始了，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下降了，意味着我们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开始丧失，‘未富’意味着我们的技术还没有走在世界的先进行列，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也没有比较优势，老的比较优势开始丧失，新的比较优势迟迟不能获得，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蔡认为。
认知的分歧
对于人口结构转变所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经济学家对此或许更为敏感，而在人口学界，对于这种变化的分析却并不一致。不同的认知，对于中国人口结构变化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评判相差颇大。
有部分人口学者认为，中国过去30年的强劲发展，反映的是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劳动力供给的数量扮演的是一个更无关紧要的角色。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的催化剂是中国政府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进行的深入的体制改革。劳动力素质比劳动力数量更重要，人口多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更多是压力，而不是红利。
对此，王丰则认为，“人口红利是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产生的劳动力供给变化与劳动生产率两者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中国过去30年来的经济增长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两者并不互斥。”
“就业是由经济发展决定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靠减少人口来解决就业。欧盟国家年轻人失业率在20％以上，而这些国家的生育率都已经很低。”他对记者说。
“劳动力素质和劳动力数量之间并不矛盾，中国的经济发展基础就是从劳动密集型企业上起步的，中国的就业率比印度高很多，印度虽然推崇软件业等高端产业，但很多的低端劳动力就业问题仍然解决不了。”原新说，“不能把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割裂开来看，生产率的提升仍然不能替代劳动力数量的问题。”
同样的问题来自日本，在人口红利期消退之后，日本的劳动率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人口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劳动年龄人口的缩减已给其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顾宝昌则认为人口现象往往是通过综合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关于人口红利的争议并不能掩盖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和社会结构所造成的影响，“沿海城市的民工荒是一种结构性的劳动力短缺，第一代农民工已经差不多50岁了，年轻的劳动力供应不再像过去那样供不应求。”
“并不否认经济结构要进行转型，但劳动力队伍的老化仍然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影响，年轻劳动力一年比一年减少，不应该用整体劳动力规模仍然庞大来掩盖或否定年轻劳动力不断减少的趋势。”他说。
“有人说劳动力短缺将会促使中国产业升级，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这种看法并不正确。”人口学者易富贤对记者说。在他看来，其实产业升级减少的只是对第二产业的劳动力需求。而中国目前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劳动力的28%，与发达国家基本一致。第二产业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如果过度降低，也意味着国力的下降。中国需要的不是降低第二产业的比例（只是需要优化结构），而是增加第三产业从业人员。
第三产业对人口素质的要求更高，对劳动力的需求更大（发达国家70%的劳动力从事第三产业）。中国农村劳动力仍然“过剩”，还占总劳动力的38%。但过剩的是中老年劳动力（由于年轻劳动力的不足，使得老年劳动力比例显得过大），他们既不能补充第二产业，又不能补充第三产业。
此外，还有一些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由于没有兄弟姐妹的分担，只能留在农村照顾父母。中国现在出现了这样一种怪局面：由于年轻人口的不足，第二产业无法补充，第三产业更加发展不起来，农业人口却又无法转移。
未知的挑战
“对未来趋势的争论在人口普查数据的面前是很苍白的。中国正在发生的人口变化是我国过去几千年历史中前所未有的。”顾宝昌说。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过人口低增长的时期，但从来没有过超低生育率的时期，而由低生育率导致的老龄化目前所看到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另一方面，从人口普查的结果来看，中国的城市化已经跨过历史的分界线，社会结构从农村为主转向了城市为主，人口迁移、流动上发生的变化，这对将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影响都将是巨大的。
“现在的农二代和农三代跟他们父母辈的需求已经不一样，而随着中西部发展速度的加快，劳动力的就近移动也成为常态。”原新认为这也是人口结构变化对产业转移和出现诸如富士康自杀事件和“工潮”现象的人口因素。
这些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已逾越了人口学和经济学，成为一个社会形态的变化。而依靠单独的人口政策，并未能进行有效的改变。
但这些人口结构上的变化并没有在“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中得到政策上的体现，“说明我们对即将到来的挑战认识不足，这种转变并不一定就是坏事，但对此我们还缺乏认识、准备和经验。”顾宝昌说。
“人口结构的变化有其规律，生孩子是一个周期，并不像中国缺少粮食就可以从国外进口一样，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并不是通过国际劳工就能解决的。”原新指出。
“即使生育政策调整了，也不见得就能解决将面临的史无前例的人口挑战。但如果生育政策都不准备调整，说明我们对面临的人口挑战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缺乏起码的认识。”顾宝昌说。
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篇3
关键词：人口红利；经济发展
一、引言
人口因素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我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率迅速降低。仅用3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需要100多年完成的人口结构转变。安徽省的人口结构变化同样经历这样一个过程，进入了劳动力供给充足，人口抚养比负担较轻的时期，即人口红利期。因此以定性和定量的方法相结合对人口红利与安徽省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分析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Bloom和williamson(1998)在研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及地区创造“东亚奇迹”时，发现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导致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对经济的增长起了很大的贡献，从而首次提出了人口红利这一概念。人口红利的一个具体的定义便是人口结构变化过程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增加所带来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从而给经济的发展带来一个促进作用。mason和Birdall(2001)认为生育率的下降会带动整个社会储蓄率的上升，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大，将有利于人口红利的形成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mason和Lee（2004）进一步把人口红利分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并指出第一人口红利是通过劳动力供给和降低人口抚养比来带动经济的增长，第二人口红利则是通过提高社会储蓄率和增加资本积累来推动经济增长。
国内学者也对人口红利进行了相关的研究。著名人口经济学家田雪原早在1983年就预见性的提出应当充分利用我国人口抚养比下降的机会，带动社会经济发展。王德文等（2004）指出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人口红利，并将人口抚养比作为一个变量加入到经济增长因素分解模型当中，通过计算发现人口红利的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超过25%。陈友华（2005）选择瑞典1957年的生命表为标准人口，计算发现中国从1990年开始进入人口红利期，这一时期将持续到2035年结束这和原新等（2006）的研究结果较相似。蔡昉（2008）认为人口红利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中起着重要作用，人口红利的实现必须通过一系列政策条件相配合。蔡昉（2010）解释了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的关系，并指出增加国民收入、保持经济增长是解决我国未富先老问题的关键。王金营，杨磊（2010）认为在过去的30多年里人口年龄结果变化所带来的劳动力负担下降对经济的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了更好的利用人口红利我们应当制定适当的劳动力就业政策来促使经济更好的发展。
然而国内外学者研究的范围大都在一个国家的范围，默认该地区的人口不对外流动，从而忽略了人口流动对人口红利的影响。因此对安徽省这样一个劳动力输入大省的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将有助于弥补这一块的空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人口红利对安徽省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一）安徽省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动分析
人口红利是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出现的，而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是人口转变的基础，因此对安徽省出生率和死亡率变动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认识人口红利的形成。
1970年以来安徽省人口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人口结构实习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
数据来源：1995-2010年《安徽统计年鉴》
表1列出了1994-2009年的安徽省人口变动情况。一般认为出生率在15‰以下属于低水平；在15‰-30‰之间属于中等水平；在30‰以上属于高水平。死亡率在10‰以下属于低水平；在10‰-20‰之间属于中等水平；在20‰以上属于高水平。如表1所示大概可以判断安徽省人口进入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类型。这种人口转变为安徽省人口红利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安徽省人口抚养比变动分析
人口抚养比指总体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是衡量一个地区人口抚养负担的重要指标。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安徽省人口抚养比也随之发生变化。抚养比的高低影响社会劳动力的供给和总储蓄率水平对人口红利有重大的影响。
从表2可以看出，近年来安徽省抚养比总体上呈现出“一升两降”的状态，即老年抚养比上升，少儿抚养比和社会总抚养比下降。目前安徽省处于人口抚养比较低的时期，十分有利于人口红利的形成。
（三）劳动力投入对安徽省经济增长作用分析
有关研究表明人口红利主要通过劳动力供应对经济的增长产生影响。本文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来考察劳动力投入对安徽省经济增长的作用。
Y=a（t）LαKβμ
其中Y代表工业总产值，用安徽省生产总值表示；L为劳动投入，用从业人员数表示，K为资本投入，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表示；α是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β是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μ表示随机干扰的影响，μ≤1。从这个模型看出，决定工业系统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是投入的劳动力数、固定资产和综合技术水平（包括经营管理水平、劳动力素质、引进先进技术等）。
令μ=1对上述式子两边取自然对数则有：
lnY=lna+αlnL+βlnK
根据1986-2009年《安徽省统计年鉴》24年的数据，用eviews5.0的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估算，经检验模型不存在自相关性，得到回归模型如下：
LnY=-18.876+4.376Lnl+0.234Lnk
(-5.78)(5.43)(6.31)
其中R2=0.968F=2898.891D-w=2.541
由此可知模型的拟合优度和显著性都比较高。D-w值为2.541则说明方程不存在序列相关。进一步检验得知方程也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则表明此模型有较好的说服力。有上述检验可知，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为4.376，即在1986-2009年劳动力投入每增加1%，GDp增加4.376%。可见劳动力投入对安徽省经济增长具有重大的影响。
四、结论与建议
（一）加强养老保险市场建设，完善社会养老体系。
安徽省的人口转变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但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老年人口抚养比不断加重，将会削弱人口红利。因此必须加快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加大地方性财政投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养老保险体系。政府要进一步增加老年人的医疗保障投入，扩大医疗保障的范围，优先满足老年群体的医疗服务。同时要强化政府主导的作用，把社会养老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完善相应的政策支持体系，有效地支持养老保障体系的运行。
（二）加强促进就业的力度。
劳动力的供给程度决定人口红利的实现程度。因此大力发展劳动力市场建设，促进就业对安徽省人口红利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大就业资金的投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制定相关的政策为社会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同时要根据实际情况，加大待业人员和就业人员的培训。也要考虑不同就业人员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就业政策。鼓励大学生适当降低就业要求，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活动。
（三）加强人力资源建设。
对人口红利的利用不能只考虑劳动年龄的绝对数量，更要注意提高劳动力的质量，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当下的人口红利。因此首先要加强人力资源建设，提高劳动力的人口素质将有助于延长人口红利期，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进而推动安徽省经济的发展。同时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民文化水平，推进素质教育。最后要率先建立老年人才的开发和利用机制。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的需要加大老年人才开发力度，支持退休的专家参与经济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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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篇4
关键词：城市化；人口抚养比；房地产周期
abstract：inadditiontobasicfactorssuchasdecreasinggrowthratesofloaningandfiscaldecentralization，therapidincreaseofurbanfamiliesanddemographicdividendcausedbycontinuousdropinpopulationfeedratescanplayanequallydominantroleinthecyclicfluctuationofrealestate.indetail，decreaseinchildrenfeedratesmayresultintotalpopulationfeedrates，thuspromptinganincreasingnumberofpeoplereachthemaritalage;asconsequence，compulsorydemandonrealestatewillexertobviouslygreaterinfluenceontheshort-termcyclesofrealestatethanthegrowingnumberofurbanfamilies.Lastbutnotleast，localgovernment'sinterventiononloaningandforeigncapitalvolatilitycurbsthesounddevelopmentofrealestate.
Keywords：urbanization，populationfeedrates，realestatecycle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11）07-0025-06
近几年，关于房地产的争论热潮中，城市化、人口红利等因素对房地产业的影响屡被提及，但相关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为揭示人口结构变化对房地产的实际影响途径及强度，笔者在对人口结构变化特征进行简要梳理的基础上，结合信贷环境、地方政府行为、居民收入等因素，探讨了人口结构对房地产业周期的影响，并据此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一、文献回顾
有关人口与房地产需求关系最为著名的研究见于mankiw和weil（1988，1992），他们认为战后婴儿潮（1946―1964年）推动的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变化，能够显著影响房地产价格。他们的预测显示，随着婴儿潮一代逐步进入工作、婚育年龄，美国房地产价格会于1969―1989年进入上升通道，并于1989年达到顶点后，步入长达30年的价格下行期。
mankiw和weil的研究结论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他们认为mankiw等建立的房地产价格方程存在偏误，从而结果并不准确。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实际发展历程表明，mankiw等人关于房地产价格将于1989年达到高峰的预测符合实际，但他们对房地产价格将于1990―2007年持续下降的预测与事实并不相符。Robert（2006）指出，出现这种偏差的主要原因是，mankiw和weil的研究忽略了人口变化对利率的影响，而利率是影响房地产价格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进而，Robert的研究表明，综合考虑人口因素对房地产价格、利率的影响后，婴儿潮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美国、日本房地产价格依然具有较强的预测能力。
我国自1998年停止住房实物分配、1999年启动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以来，房地产行业经历了改革开放后最长的上升周期。在有关本轮房地产景气成因的争论中，人口作为重要的驱动因素被广泛提及。但与美国、日本等工业化国家不同，我国人口结构变迁不仅包括年龄结构的变化，还包括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城乡结构变化。正如哈继铭（2007）所言，人口因素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途径有二：一是城市化进程促使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产生大量的住房需求；二是早期的“婴儿潮”推动当前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加，带动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赵君丽（2002）指出，建国以来我国已出现三次人口出生高峰，即整个二十世纪50年代、1963―1974年、二十世纪80年代后期①，其中后两次出生高峰将推动婚育年龄人口分别于1988―1993年、1999―2004年和2013―2018年达到顶点，推动房地产市场进入相应的需求高峰。中房指数研究院2007年的调查结果也表明，25―35岁、35―45岁人群分别占购房者总数的50%、25%，是当前房地产市场的需求主体。张昭、陈兀梧（2009）对未来的预测则显示，2012年后我国城市化驱动的农村人口的转移速度将逐步放慢，25―45岁人口规模也已于2006―2007年达到顶峰，不过，其中25―35岁人口规模仍然会逐步增长。据此，他们认为2010年后25―35岁人群的首次购房需求会有所增加，届时房地产市场会受益于第二波婴儿潮的推动。
综观国内现有研究，有关人口与房地产周期关系的定性描述较多、定量研究较少，即使有，也仅限于对未来人口变化趋势的简单统计描述，没有就这种变化趋势对房地产市场的具体影响进行深入的计量检验和理论分析。针对这种不足，本文在对近年来我国人口结构变化特征进行简要描述的基础上，定量分析了人口结构变化对房地产周期的影响程度及方向。
二、人口结构变化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分析
我国二十世纪60年代后的两次婴儿潮对当前房地产需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直接影响住房刚性需求变化，如婚育年龄人口规模增加带来的刚性需求；二是通过“人口红利”为住房需求提供现实的经济基础，即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越来越高、抚养比下降，整个社会的储蓄水平和购买力明显提高；三是上述两个因素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相叠加，进一步放大了人口结构变化对房地产需求的促进效应。
（一）城市化率稳步提高增加了住宅的潜在需求
1978年以来，我国用城镇人口占比表示的城市化率稳步提高，由1978年的17.92%持续升至2010年的49.68%，年均增速3.23%。但1996年后城市化速度持续放缓。随着农村青壮年向城市逐步转移，剩余农村人口由于教育程度、年龄原因，非农化的难度明显加大，城市化渠道对房地产潜在需求的推动趋于减弱。但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后我国城市化出现再度加速迹象，2009、2010年城市化速度分别为1.99%、6.63%。
（二）城镇家庭小型化加大了对住宅的潜在需求
近年来城镇家庭小型化趋势明显。1978年，我国城镇家庭户均人口为4.47人，此后持续跌至2010年的2.88人。在家庭小型化、城市化的双重推动下，1978―2010年我国城镇家庭户数增长了5.29倍，年均增速5.71%，对住宅的潜在需求大幅增加。
（三）人口抚养比下降带来的人口红利推动了有效需求上升
所谓“人口红利”，主要是指人口抚养比②持续下降带来的高生产率和高消费需求。在这一时期，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高，整个社会的储蓄能力较强，居民购买资产实现保值、增值的意愿也较强，从而对房地产市场的推动较大。数据显示，1964年以来我国一直处于人口红利期，总人口抚养比由1964年的79.31%持续降至2009年的36.9%，当前被抚养人口比例仅是改革初期的一半左右。
分结构看，少儿抚养比由1964年的72.99%持续降至2009年的25.3%，是推动总抚养比降低的主要因素。这一方面说明我国人口的生产性和消费能力大幅提高，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少儿成长进入劳动力市场并达到婚育年龄，对住宅的刚性有效需求大幅增加。
三、人口红利、城市化对房地产周期影响的计量检验
（一）变量选择及说明
我国从1984年开始进行住房商品化试点，1987年才建立比较全面的房地产行业统计制度，1988年推行住房制度改革，放开房地产市场，自此房地产业才作为相对独立的行业存在。因此，本文的考察期间为1987―2008年。
除人口结构变化会对房地产波动产生影响外，很多其他因素也会推动或抑制房地产业的发展。在检验人口与房地产波动的关系时，需要对此加以控制。因此，模型同时考察了表1中的相关指标，具体解释如下：
1.房地产合成增长率指数。由于我国房价统计还不完善，房价变动尚不能完全反映房地产周期变化特征。因此，我们借鉴王诚庆等人（2002）的研究，选取房屋施工面积增长率、房屋竣工面积增长率、房地产投资增长率、商品房价格年上涨率、房屋销售额增长率和房地产业增加值增长率6个指标，计算得出房地产合成增长率指数③表示房地产周期性波动，在此基础上采用三年移动平均法，以消除不规则波动的影响。
2.城镇家庭户数增速（URBan）和人口抚养比（DRp）。这两个指标是本文所要探讨的核心解释变量，其中，用城镇家庭户数增速衡量城市化、城镇家庭小型化的综合影响，用人口抚养比考察人口红利的影响。
3.贷款余额增速（Loan）。通过前文的分析可知，每次房地产业的繁荣、衰退，都与银根松紧情况紧密相连。由于房地产信贷的数据从1992年才开始统计，其间统计口径也经历了多次调整，因此无法获取前后一致的时间序列。基于此，我们采用总体信贷余额年度增长率反映银根松紧程度④。
4.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度（FD）及其对银行信贷的干预（FD×Loan）。历次房地产市场波动中，地方政府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当前的财政分权制度，是地方政府参与房地产业的重要动因。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实行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林毅夫、刘志强，2000），期间地方财政决算收入占全国财政决算收入的比重由1978年的84.5%降至2007年的45.9%，而地方财政决算支出占全国财政决算支出的比重则由1978年的52.6%升至2007年的77%（见图1）。由于缺乏预算内的财力，为了发展经济，地方政府往往通过税外加费的方式集聚资金，土地出让金、房地产相关的税费便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体制外收入来源。据此，本文用财政分权度衡量地方政府的行为动因和结果，用财政分权度和贷款增速的交叉项（FD×Loan），考察地方政府为了追求地方经济发展和财政自主，对房地产信贷的干预与影响。
除了上述比较重要的变量外，借鉴张晓晶、孙涛（2006）的研究，本文还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inCome）、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ReeR）也作为控制变量加以考察。
（二）模型建立及估算结果
我们用HoUS代表房地产合成增长率指数的三年移动平均值，运用1987―2007年的数据，建立如下模型：
式中，代表城镇家庭户数增速，是人口抚养比，这两个指标用来捕捉人口结构变化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是表1中的一系列控制变量。针对各变量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一阶单整的（见表2）。受指标时序长度的限制，本文主要采用e-G两步法，估计长期协整方程和短期误差修正方程。
建模过程中，首先估计了只包括控制变量的基准模型，用来反映银根松紧、地方政府行为和居民收入等基本因素的影响；然后是加入人口抚养比的人口红利模型，重点考察人口抚养比持续下降的影响；最后是进一步加入城镇家庭户数增速的混合扩展模型。
对上述三个长期方程残差的单位根检验表明，它们都在5%的显著水平下平稳（见表3），意味着变量间存在如三个方程所示的长期均衡关系。进一步，估计三个方程的误差修正模型，用以考察它们之间的短期关系，对残差的Lm检验显示，误差修正模型的残差不存在自相关问题，结果比较稳健（见表4）。
（三）计量结果分析
计量结果表明，信贷余额增速、地方财政分权等控制变量对房地产周期性长、短期波动的解释力分别高达71.4%、60.7%，是影响房地产周期性波动的主导力量。
加入人口抚养比、城镇家庭户数增速后，混合扩展模型能够将基准模型的长、短期解释力分别提高13.1和31.2个百分点，升至84.5%、91.9%。其中，人口红利模型对基准模型短期解释效力的提升尤为显著，在基准模型中加入人口抚养比后，误差修正模型调整后的R2大幅提高27个百分点至87.7%，说明少儿抚养比下降推动的总人口抚养比的降低，带动了越来越多的人口进入婚育年龄，其对住房的刚性需求对房地产业短期波动的影响，远大于城市化的作用。
根据最终的混合扩展模型，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影响以后，人口结构对房地产合成增长率指数的影响极为显著。其中，城镇家庭户数的长、短期弹性系数显著为正，分别为2.61和2.76，人口抚养比长、短期系数显著为负，分别为-1.36和-2.05。这一发现有力地揭示，由城市化、家庭小型化综合推动的城镇家庭户数的快速增长，以及由人口抚养比下降所带来的人口红利，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房地产业的繁荣。很多分析指出，城市化、人口红利是推动房地产发展的重要因素，但一直没有提供有说服力的计量检验，本文在这方面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控制变量中，各因素的具体影响为：
贷款余额增速对房地产业的影响最为显著。贷款余额增速长、短期弹性系数分别高达10.39和11.22，是所有变量中影响最大的因素，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我国房地产市场所具有的资金推动特征。
代表地方政府行为的财政分权度对房地产业的推动也较强，但地方政府对信贷活动的干预不利于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代表地方政府行为的财政分权度对房地产业的推动非常显著，长、短期系数分别为2.48和3.37，说明地方政府追求财政自主和经济增长的动机，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房地产业的发展。但是，也应当看到财政分权度与贷款增速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长、短期系数分别达-14.45和-15.3。因此，地方政府对信贷活动的干预，不仅无益于房地产业的长期发展，即使在短期也对其发展显著不利。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房地产业的影响相对较小。较其他因素而言，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房地产业的推动相对较弱，长、短期弹性系数分别为0.79和1.05，意味着近年来住房需求具有一定的刚性特征，加上信贷资金的大量注入，造成收入对居民购房的制约力变弱。这也是近几年房价一定程度上脱离居民承受能力、房价收入比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据测算，当前我国城镇居民户均收入大约在4700美元左右，世界银行的研究显示，家庭收入处于4000―5999美元的国家，房价收入比平均值为5.4，最大、最小值分别为12.5和3.4。但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房价收入比为7.4，北京、上海则分别高达13.6和9.8，明显高出同类国家的平均水平。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房地产波动呈反向变化关系。与张晓晶、孙涛（2006）的研究类似，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房地产合成增长率指数的系数显著为负，长、短期系数分别为-1.28、-1.53。这种反向变化主要由预期因素引起：当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较高时，其贬值预期相对较强，外资会流出房地产业，从而对其发展造成一定影响。如1994―1998年间，由于汇改推动实际有效汇率总体趋升，人民币贬值预期较强，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导致大量资金流出房地产业。反之，当实际有效汇率较低时，人民币升值预期较高，外资会流入房地产市场以获得升值收益，如1998年以来（2006、2007年除外），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总体呈下降之势，较强的升值预期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房地产市场，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房地产业的繁荣。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银根松紧、地方财政分权等基本因素，依然是影响房地产周期性波动的主导力量。但城市化和城镇家庭小型化推动的城镇家庭户数的增长以及人口抚养比持续下降带来的人口红利，也是房地产周期性波动的重要决定因素。其中，由少儿抚养比下降推动的人口总抚养比的降低，带动了越来越多的人口进入婚育年龄，其对住房的刚性需求对房地产短期波动的影响，明显大于城镇家庭户数增长所代表的城市化的影响。
然而，根据王德文、蔡的研究，随着少儿抚养比降速逐步趋缓，以及老年抚养比的持续上升，2015年左右我国人口抚养比将由降转升，结束长达52年（1964―2015年）的人口红利期，届时人口将由推动因素变为制约因素，会对房地产业造成较大的负面冲击。与此同时，张昭、陈兀梧的研究（2009）则表明，我国新增城镇人口数在2012年达到周期性高点后，将进入漫长的持续下降期。因此，不远的未来，人口因素对房地产的推动作用将逐步趋于减弱。
此外，还应当看到地方政府对银行信贷的干预、外资的频繁出入，都对房地产的平稳发展显著不利。为确保房地产业的长期稳定，维护经济安全、金融稳定，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根据人口变化适时调整房地产业发展战略，对土地规模、商品房供给结构实施动态调控
最近一轮的“人口红利”还有5年左右的释放期，城市化推动的城镇人口的增加也将在未来2―3年内显著放缓。届时，随着城镇人口增速的减缓，婚育年龄人口的下降、老年人口的增多，人口因素对房地产业的影响将由当前的刚性需求为主转为改善性需求为主，总体需求量预计会有所下降。据此，建议加强人口因素对房地产业影响的监测预警，及时向房地产企业和公众相关信息，便于房地产企业、公众对人口因素做出合理预期。其次，由于房地产建设周期相对较长，政府也要根据人口监测结果，前瞻性地调整土地供应规模、商品房供给结构，预防人口红利拐点过后，土地、商品房资源的浪费。
（二）完善房地产金融体系，建立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银根松紧变化是历次房地产市场波动的重要原因，说明整个房地产业对银行信贷依赖较强。这种依赖会对金融体系产生显著不良后果：不仅居民购房主要通过银行融资，房地产企业对银行资金的依赖也很强，导致房地产信贷风险过度集中于银行体系。即使从银行体系内部看，目前我国参与房地产金融的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和住房公积金中心，住房储蓄银行和住房合作社数量少，而且是地方性的，作用十分有限。因此，必须尽快建立多元化的房地产企业融资机制：一是发展房地产产业基金；二是培育和发展住房抵押二级市场，试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三是积极稳妥地发展住房公积金贷款。
（三）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行为，促使其逐步转变为市场规则维护者、监督人
地方政府参与房地产业发展本无可厚非，但其既是受益者又是监管者的地位，加上为了追求政绩所固有的短期行为，不利于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这就要求改变原有的管理模式，将土地收入、房地产相关税费的征收主体与监管主体适度分离，以避免“地方扩张―中央调控”循环造成的不必要的政策性波动。
（四）有效监控外资出入房地产业，抑制外资过度投机行为
2005年汇改以来，我国汇率不再像以往一样相对固定，而是呈现出典型的双向波动特征，可能会造成外资频繁出入房地产业，加大房地产业自身的波动。因此，仍有必要通过资本管制手段，抑制外资进入房地产业进行投机。国际经验显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87个成员国中，有137个国家对外资投资房地产进行管制。因此，可以根据资本项目管理原则，对外资进入房地产的交易和汇兑环节进行监测。同时，加大房地产项下违法、违规资金的查处力度，抑制投机行为。
注：
①与赵君丽的研究有所不同，张昭、陈兀梧（2009）认为最近两次的婴儿潮分别出现于1962―1975年和1981―1997年，不过他们对婚育年龄人口高峰的预测相对一致。
②人口抚养比是被抚养年龄人口（0―14岁及65岁以上）与劳动年龄人口（14―65岁）之比。
③在王诚庆等人的研究中，权重的确定主要根据已有经验研究并结合各指标相对重要程度来确定，房地产合成增长率指数=房屋施工面积增长率×0.1+房屋竣工面积增长率×0.1+房地产投资增长率×0.2+商品房价格上涨率×0.1+商品房销售额增长率×0.4+房地产业增加值增长率×0.1。
④受房地产资金来源隐蔽性较强、现有统计手段有限的影响，当前关于房地产信贷的统计还不完善。据中国人民银行《2004年中国房地产金融报告》，房地产企业资金来源除银行信贷外，自筹资金中还有70%来自银行贷款，定金及预收款有30%来自银行贷款。从很大程度上讲，用总体信贷余额增速更能反映房地产行业的外部融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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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篇5
一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拐点被认为是，由于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由于人口增长率的持续降低从而影响到了经济的增长率（经济增长率降低），并且明显受到人口红利因为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负担的影响的时点。
为了便于分析，人们使用总抚养比小于50%（14岁及以下少儿人口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之和除以15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人口红利时期，进入人口红利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打开，退出人口红利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关闭。而人口总抚养比超过60%时为“人口负债”时期。
2.人口红利对改革开放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我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得到了世界的肯定，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我们也可以看到30多年来中国经济整体上都保持着一个较高的增长率，而今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与此同时中国相继在2009年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世界第二进口大国，并于2012年在进出口总值上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确实是受“人口红利”之惠。统计数据显示，1982年-2000年，中国被抚养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达到26.8%，即，有25%以上人均GDp的增长靠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获得。[1]
经济的高速发展，渗透着人口的巨大作用，由于人口红利的到来，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在改革开放前及改革开放前期，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剩余劳动力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而这一条件刚好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人员保障，这以后的时期，我国开始充分的发挥我们的人口优势，大力引进外资，扩大开放，我国开始成为“世界工厂”。而从一定程度上讲，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很大一部分便是依赖于人力成本物美价廉。尤其是加工贸易更是由于人力成本上的优势而在世界商品市场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当前加工贸易约占中国贸易总量的50%，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发挥了重要作用，1979-2008年，我国货物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8.1%，也为中国创造了巨额贸易顺差。众多机构都认为，人口红利对经济步入快车道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根据研究机构的统计数据，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27%得益于人口红利，这个数据与此前日本、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经济腾飞时的人口红利的贡献率基本相当。[2]由此可见，人口红利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外贸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3.人口红利拐点的来临
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0-14岁人口为222459737人，占16.60%；15-59岁人口为939616410人，占70.14%；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48705人，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31709人，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29个百分点，15-59岁人口的比重上升3.36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
从这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现在的状态时是人口出生率的在不断地下降，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也在不断地增长。由此我们可以推算出，我国人口在15-64岁之间的人口比例在不断地下降,也是就是说人口负担在加重,抚养比在增大。
而这些因素对我国外贸的影响也会相当大，首先由于人口红利的优势即将不在，我国的劳动人口比例相对下降，而恰好我国在国际市场中成本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力成本低廉方面。中国劳动力成本仅为发达国家的2%—4%。从工资水平的国际比较看，我国制造业雇员工资仍处于较低水平，较之于发达国家，目前制造业雇员工资水平大约是英国的1/27，日本的1/22，美国的1/21。较之于新兴国家，大约是韩国的1/13，新加坡的1/12。较之于发展中国家，大约是马来西亚的1/4，墨西哥的1/3。[3]然而我国的“世界工厂”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就是依赖于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廉价，这一优势的丧失，将会对我国的世界工厂的地位产生不小的冲击。
4.中国与日本之间比较
日本是亚洲最早实现人口结构转变的国家，同时也是亚洲最早出现经济腾飞的国家。整个人口红利的持续时间，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结束，延续了50年左右的时间。其中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GDp曾一度迫近美国位居世界第二。然而自日本人口红利消失以后，自九十年代起日本经济陷入了长达20年的停滞期。很多人都将这些归结于日本的经济泡沫的破灭和日元的大幅升值。池田信夫在《失去的二十年》第一章中这么说：白皮书里分析认为，现在这种情况再加上日本社会的少子化问题，潜在增长率非常有可能长期保持低迷。[4]
担心中国经济重蹈日本覆辙，并不是多余的。至少从表面上看，中国崛起有着很多日本崛起模式的印记，相似之处足以引起警戒。[5]美国面临着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的双重问题，以前曾迫使日元升值，现在又在向人民币施压，于是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并且两国同是出口导向性的外向型经济，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出口对GDp的贡献率达到23%，2005年出口对我国GDp的贡献率达到了25.1%。所以相似之处我们也应该警戒。
5.拐点以后的企业要转型
在这里为什么要谈及企业转型呢，原因是“人口红利”减弱直接降低出口低成本与价格优势。原有的加工贸易成本优势正在逐渐失去，局部地区开始出现用工难，用工荒的现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力的供求变化。而我国的出口企业多是从事加工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企业数量不足，而加工业也是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这些企业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劳动的不可替代性，产品的附加值也比较低。
近年来，中国外贸的宏观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受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反倾销的影响、人民币升值、国家出口退税幅度下降、劳动力成本优势下降，外销价格优势下降、同行竞争愈来愈激烈等因素的影响，外贸企业的价格竞争优势将越来越少，企业的利润下降，将面临无利可图的局面。“未来是一定要靠产业升级、靠劳动者素质提高，不能再靠目前的靠投入劳动力的数量提高产值。”陈佳鹏强调，在十几年后人口红利完全消失时，将主要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进一步提高制造业产值。[6]
因此，我国的外贸企业，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需要生存还发展，就需要做一定的转型。
（1）大力开发高附加值产品，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这对企业具有较高的要求，无论在产品的研发，生产还是其他环节，都要具备一定的潜力，能够在现有的基础上实施改进，以增加利润。这就要求一些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企业，要建立独立的研究开发机构，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当然，这样也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从长远来看对企业有利的。
（2）业务方向转型，扩展新业务，大力发张第三产业的外贸经济。第三产业属于服务业，相对来说对劳动力的素质、经验要求较高，但是从业者的年纪要求没有严格的界限，所以，一些老年人也能从事到其中去，这有利于缓解我国缓解人口红利拐点以后的社会压力的的问题。
（3）市场方向的转型，刺激国内市场。一直以来，很多外贸企业，特别是加工贸易企业，针对的都是国际市场，而国内市场并没有真正的打开，因此出口企业可以有针对性的刺激国内市场，从而扩大销量，增加收益，提高员工工资，这也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
6.总结
一个国家的要想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就必须优良好的社会环境，改革开放30年来的巨大成就，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而人口红利的存在也为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人力支持。人口红利拐点的来临也给我国带来了不少机会和挑战。机会就是说，怎样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来提高人口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挑战就是说，人口的不断老化，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均开支也会不断的增大。这两个因素的叠加才是未来更加严重的挑战。人口红利消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人口红利的依赖。为此外贸企业也必须从自身做起，积极寻找自身存在的劣势，寻找新的出路，不断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以使自身在人口红利消失后利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刘霞辉.人口红利”消失会不会影响中国经济增长[n].中国证券报,2007.02
[2]李意坚.人口红利--抓住投资的时代机遇[m].你应该懂点投资学20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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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池田信夫.经济陷入长期停滞m].失去的二十年，20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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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唐飞.人口红利尚存+对外贸易未衰中国将延续制造业大国地位[n].中国产经新闻报，2014.02
作者简介：李效（1991-），男，汉，河南省汝南县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国际经济与贸易。
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篇6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人口红利优势逐渐削弱,而且这个趋势还在不断加速。有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的人口红利就将彻底消失。而从沿海蔓延至内陆的“用工荒”、高企的用工成本、不敢轻易对员工开口说“不”的HR……更是似乎要用不断重复的事实为这一结论做出佐证。
“中国整体经济正处于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关键阶段,对于身处其中的企业而言,一方面:给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巨大活力的剩余劳动力优势正在消失,企业必须通过技术、产品、经营模式等方面的创新,来抵消人力优势消失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创新的本质因素更是人的问题。因此,如何更有效地利用人才,充分发挥HR的角色职能,成为企业面临的首要问题,HR转型迫在眉睫。”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集团外企服务分公司人力资源专家表示。
刘易斯拐点到来
所谓人口红利,按照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所长蔡昉的说法,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增加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的较高的资本积累。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在理论上被称为刘易斯拐点。英国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都会有一个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走向一元经济结构的过程,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为工业化提供低廉的劳动力,劳动力会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高的部门流动,直到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工业及城市部门完全吸收,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具有相同的边际生产率,这个均衡点就是刘易斯拐点。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强,消费性人口比例上升,生产性人口比例下降。此前媒体频频报道的“人才荒、用工荒”便是例证。
此外,以北京市餐饮行业为例,餐饮服务人员的工资近几年翻倍上涨,有工作经验的大厅经理月薪几乎与办公楼白领的薪资相当,甚至更高。这都与餐饮服务行业人才的缺乏有关。另外,由于北京市保姆的缺乏,家政服务人员的薪资也不菲,保洁工的时薪目前在35元/小时左右。并且这些服务业人员均从北京市外农村而来。
未来不仅企业很可能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以较低的工资雇佣到足够数量的劳动力,而且高素质人才的争夺也在加剧。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企业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已经升级为对科技经营人才的竞争,目前人才资源供过于求的局面在人口红利消失后也会发生逆转。
教育溢出效应
前述人力资源专家认为,人才的教育培养肯定是人才工作中重要的环节,对人才的选用和留用都会有深远的影响。目前中国的职业教育比较少,国家已经开始在逐渐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教育红利外溢产生的人力资本红利大幅上升,可以抵消一部分人口红利下降的不利影响。”
专家认为,教育水平提高,劳动力素质上升,劳动者的就业参与率提高,就业总量规模持续扩大,中国将收获就业总量红利。教育发展的直接产出,就是可以提高劳动力的素质,直接扩大就业规模,就业人口与非就业人口之比不会下降,反而会持续上升。
人口红利消失倒逼HR转型
后“人口红利”时代,HR转型势在必行。不过,企业转型现状却不容乐观。有调查显示,在今年经济形势稍弱的状况下,虽然有51%的受访企业认为自己的人力资源管理运行状况处于“运转良好”的状态,但“尚可维持”的企业的比例也高达31%。而对于HR转型,仅有8%的受访企业处在“转型中”,认为自己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运行状况处于“不好,急需转型(转变)”的比例为5%。
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篇7
关键词：人口转变；人口红利；流动性过剩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
所谓流动性过剩，简单地说，就是货币当局货币发行过多，货币量增长过快，银行机构资金来源充沛，居民储蓄增加迅速，这些多余的资金需要寻找投资出路，于是就有了投资（经济）过热现象，以及通货膨胀危险。在宏观层面上，它表现为货币增长率超过增长率，储蓄率高于投资率；就银行系统而言，则表现为存款增速大大快于贷款增速。与“流动性过剩”相伴而生的是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凸显“三过”，即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流动性过剩导致的结果，首先是大量的资金追逐房地产、基础资源和各种金融资产，形成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而上游资源价格的上升，必然会推动下游消费品价格的上升。如果在一些因素的刺激下，部分流动性开始追逐消费品，就会引起物价较快上涨。流动性过剩容易引发经济过热、产生经济泡沫。本文主要从人口转变的角度，分析人口红利对我国流动性剩余的影响。
一、人口红利的产生
人口转变，简单地说就是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具体地说，是指由于人口出生率、死亡率，以及由二者决定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动导致的人口增长类型的变化，人口转变会导致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后，人口过快增长势头得到了有效控制。到1998年以后，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至10‰以下。与此同时，人口的年龄构成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少年儿童人口比重逐步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而老年人口比重在较长的时间提高并不很快。
在出生率总体上降至较低水平，死亡率已很低的时候，会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也就是少年儿童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在一个时期内都呈现较低的水平，并且这个时期在人口进入高龄社会之前，会持续很长时间。总人口“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年龄结构，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而且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对社会经济发展十分有利，出现人口红利期。
二、人口红利对流动性过剩的影响
导致流动性过剩深层次原因是我国内部实体经济的不平衡。我国经济高储蓄、高投资、产能过剩和低消费并存的特点导致了高放贷，高投资形成的过剩产能只能通过对外出口来释放，也就形成了不断扩大的国际收支顺差，而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又转化为不断投放的基础货币，最终演化成实体经济中的流动性过剩。人口红利对流动性过剩的影响主要通过加剧高储蓄、低消费、内需不足的经济形势，进而影响流动性剩余。
（一）人口消费性下降和生产性的上升。在人口红利期，劳动年龄人口的经济负担不断减轻，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支出的部分相对减少，由此形成了消费性下降，生产性上升的人口结构。加上由于人口老龄化的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使得财富积累的速度比较快。一方面这有利于加快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人口消费性下降和生产性上升，具有抵消消费规模扩大、消费率提高的现实可能性。此外，还会恶化我国内需不足，再加上投资旺盛、经济高速增长，就会产生内生性出口。所谓内生性出口，就是出口不是源于外部世界的需求，而是因为出口国的需求不足、生产过剩。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缺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和品牌。我国的出口（贸易）不得不采取了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模式，而加工贸易在本质上就是一种顺差贸易，所以在我国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下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量的顺差，流动性过剩在所难免。
（二）提高储蓄率，降低消费，导致内需不足，进而引发流动性过剩
1、提高储蓄率。从1970年开始，我国储蓄率保持了稳定的上升态势，在八十年代，我国储蓄率在平均35%左右，到九十年代上升到平均在40%左右。图1给出了1978～2006年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社会总抚养比和储蓄率的变化趋势。少儿抚养比和社会抚养比呈下降趋势，老年抚养比变化不大，储蓄率则为明显的上升趋势。研究表明，改革以来总抚养比下降对中国储蓄率的贡献大约在5%左右。Leff利用1964年74个国家截面资料研究发现，人均收入水平、经济增长速度、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总抚养比对国民储蓄率均有显著影响。王德文，蔡利用Leff模型来检验改革以来中国人口抚养比对储蓄的影响，也得出一致的结论：1982～2002年总抚养比下降幅度为33.13%，其中来自少儿抚养比下降的贡献份额为117.12%，来自老年抚养比上升的贡献份额为-17.12%；这样，少儿抚养比下降对储蓄率的贡献率为6.10%，老年抚养比上升对储蓄率的贡献率为-0.19%。（图1）
人口红利期，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大，那么这部分人口的个人储蓄之和将有助于提高储蓄率。同时，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比相对较低，他们所承担的抚育和赡养等经济负担较轻，从而减少了家庭支出，提高了家庭储蓄的比例。而且在人口红利期过后，我们将迎来人口负债期。在人口负债期，少年儿童数量下降的速度会快于老年人口增长的速度，少年儿童数量在继续减少的同时，老年人口数量则快速增加，使得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占较大比重。由于老年抚养比的上升速度大大快于少儿抚养比的下降速度，总抚养比上升较快，老龄化问题突出，家庭用于抚养老人的支出将增大。加上由于目前我国的医疗制度和保险制度还不完善，大部分人退休之后将有大量的医疗和生活消费，即退休之后负储蓄在我国是非常普遍的，那么人们现在就不得不大量储蓄以备未来生活的需要，即进行大量的预防性储蓄。所以，对未来即将来临的人口负债的考虑，人们也会将增加现今阶段的储蓄。
2、降低消费，加剧内需不足。我国的消费水平与世界水平相比差距很大，2005年我国的消费率水平为52.1%，世界低收入国家为79.7%，中低收入国家为72.8%，中等收入的国家为71.7%，我国的消费率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水平。
人口转变通过人口增长、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影响经济规模、最终消费和劳动生产率，进而影响消费率。
（1）人口转变与经济规模或总量的关系：
仅如此，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会对劳动生产率产生影响。
（2）人口转变和消费需求的关系：
口增长率。该式从动态角度描述了消费需求量的决定，即消费水平及其增长速度、人口增长速度和原有的人口规模共同决定消费需求。
（3）人口转变和消费率。消费率是最终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率。用公式表示为：
Cr表示最终消费率，GDp表示用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
将（1）式和（2）式代入（3）式有：
快，以及消费水平高、提高速度快，倾向于提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消费率；相反，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和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对消费率的提高很不利。我国在人口红利期内表现出来的是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和经济的加快增长，对消费率的提高具有抑制作用。
三、结论
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篇8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中国制造；产业价值链；人口红利
[中图分类号]F81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16）04-0027-08
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综述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2015年5月，国务院正式颁布《中国制造2025》，成为指导我国未来10年产业发展和推动“中国制造”战略升级的国家战略。《中国制造2025》明确提出大力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10大重点产业发展，以及服务型制造业和生产业发展。事实上，2013年4月，德国就已提出了以“1个核心2重战略、3大集成和8项举措”为核心内容的工业4.0战略[1]，并上升为支持新一代工业生产技术（信息物理系统）研发与创新，巩固和提升德国制造业竞争优势，抢占未来全球产业发展制高点的国家战略。无论是中国还是德国，产业新政的提出都是适应产业经济环境变化的现实需要。随着新一代产业技术的发展，全球产业加速转型升级，发达经济国家回归制造业，我国也逐渐放弃单纯追求GDp增长的政策目标，转向强调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兼顾增长率与增长质量（刘伟，苏剑2014）[2]。这表明我国已进入了一种经济新常态发展新阶段，在这种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产业发展更偏重产业结构优化和再平衡，力推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业、服务化制造业。显然，“中国制造”战略升级是在遵循产业演进内在规律和适应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基础上，为了提高我国产业综合竞争力，实现“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的战略选择。
就此问题的研究，裴长洪、于燕（2014）认为，德国“工业4.0”战略给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发展带来机遇，我国应当利用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机遇，加强与发达国家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政策、技术、贸易和投资等方面合作，推动产业战略升级[3]。贺正楚、潘红玉分析表明，中国制造产业可借鉴德国“工业4.0”战略，从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工业技术与信息技术紧密结合、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建设等方面提出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对策思路[4]。刘瑞、高峰（2015）从钢铁、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和装备制造业6大传统产业的运行效益角度进行分析，发现我国传统产业整体呈现波动恶化趋势，并以此提出按照《中国制造2025》目标要求加速向制造强国迈进[5]。笔者将在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从产业贸易分工角度分析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制造”战略升级的产业基础，探讨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借助局部调整自回归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中国制造”战略升级的内在机理和动因，并以提出相应的对策思路。
二、“中国制造”战略升级产业基础
产业战略升级是产业生产力发展的演进结果，是产业规模达到一定程度的客观要求。实践表明，产业基础决定了产业升级的实现能力、步伐以及产业升级的广度和深度。
（一）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商品生产和贸易中心
一个国家的商品贸易规模取决于该国商品的生产规模，反映了该国商品产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以及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价值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商品生产和商品贸易规模偏小，缺乏全球竞争力。数据显示，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商品出口规模为180.99亿美元，仅占全球商品出口规模0.89%，而同年德国、日本和美国发达经济国家商品出口规模分别是我国商品出口规模的10.65倍、7.20倍和12.4倍。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积极参与和融入全球产业分工，商品生产和贸易规模逐年增大。2013年我国商品出口规模达到23427.47亿美元，占全球商品出口比例提升到12.37%，而同年德国、日本和美国商品出口规模仅仅是我国商品出口规模的0.64倍、0.29倍和0.69倍。显然，截止2013年，我国商品出口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德国、日本和美国等发达经济国家。
全球及代表性国家商品贸易顺差和和逆差呈现出显著的国别差异和阶段性特征。如图1所示，全球、美国和印度在1980～2013年期间商品贸易均为贸易逆差，且美国商品贸易逆差逐年增加，2014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达到了7861.88亿美元。而同期，中国、德国、日本在较长时期内保持商品贸易顺差，2014年我国商品贸易顺差规模达到3824.57亿美元，超过同年德国2935.49亿美元的贸易顺差额，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贸易顺差国。同时也容易发现，我国商品贸易顺差与美国商品贸易逆差之间形成了显著的“剪刀差”发展态势。分析表明，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贸易顺差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生产和贸易中心。
（二）我国制造业享有绝对的规模优势
作为国民经济主体，制造业是商品生产的核心产业。高速经济增长使我国制造业规模迅速扩大。从制造业贸易分工角度来看，数据显示，1980年我国制造业出口规模为87.12亿美元，占全球制造业出口比例0.80%，而同年德国、日本和美国制造业出口规模分别为1620.75亿美元、1227.11亿美元、1422.39亿美元，分别占全球制造业出口比例的14.84%、11.23%、13.02%，分别是我国的18.6倍、14.09倍、16.33倍。显然，发达经济国家在当时享有全球制造业产业分工的垄断优势。
受惠于改革红利、全球化红利和人口红利，我国工业化加速推进，制造业保持高速度增长。1980～2013年期间，我国制造业出口以18.04%的年均增长速度增长，2013年我国制造业出口规模达到20771.50亿美元，占全球制造业出口比例由1980年的0.80%增加到17.53%。然而，德国、日本和美国代表性发达经济国家占全球制造业出口比例却开始大幅度下降，其中德国由1980年的14.84%下降至2013年的10.44%，下降了4.4个百分点；日本由1980年的11.23%下降至2013年的5.28%，下降了5.95个百分点；美国由1980年的13.02%下降至2013年的9.49%，下降了3.53个百分点。如同中国，印度制造业发展迅速，但印度制造业产业规模较小，综合竞争力偏弱（见表1）。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改，我国制造业取得了显著发展，制造业规模已远远超过德国、日本、美国和印度，德国、日本、美国和印度制造业出口规模仅是我国的0.6倍、0.30倍、0.54倍、0.09倍。显然，全球制造业产业分工集中在中国，我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贸易分工中享有绝对的规模优势。
三、“中国制造”战略升级内在动因
（一）大而不强且产业发展区域不平衡
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商品和制造业贸易顺差国，享有绝对的制造业规模优势。但是，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完全实现工业化，经济现代化程度不高，高端制造业规模偏小及其综合竞争力不强，没有强大的产业技术优势，产业价值链不完善且还主要处于价值链中低端，生产业以及服务化制造业发展滞后，传统制造业所占比例还很高，所以我国制造业存在“大而不强”显著发展特征，“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是一个演进的过程。
制约我国制造业战略升级的另一个主要因素就是我国制造业过度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空间布局严重失衡。如表2所示，我国东中西及东北部四大经济区工业产业拉动率分别为3.33%、1.64%、1.55%、0.48%；工业产业贡献率分别为47.48%、23.46%、22.19%、6.87%。这表明，我国工业增长率中有3.33%是东部沿海经济区拉动的，有1.64%是中部经济区拉动的，有1.55%是西部经济区拉动的，有0.48%是东北部经济区拉动的。就省域比较而言，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工业产业拉动率和贡献率也极为不平衡，拉动率和贡献率排前5位的省份是江苏、广东、山东、浙江和四川，累积拉动率和贡献率分别2.72%、38.76%；排后5位的省份是宁夏、海南、山西、和黑龙江，累积拉动率和贡献率为-0.0157%、-0.2234%。显然，我国四大经济区和各省市自治区工业产业规模、拉动能力和贡献率大小、发展阶段都存在显著差异。我国工业产业分工主要集中的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浙江、山东、江苏和广东四个沿海省份，以及西部地区的四川省；作为我国老工业基地，东北部经济区的工业产业拉动率和贡献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黑龙江甚至处于负增长状态。整体上，我国工业产业布局过度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聚集和规模效应优于中西及东北部地区。
（二）劳动力人口红利优势呈递减趋势
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建国后至20世纪60年代初期，高人口出生率（除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和高人口死亡率使得我国少儿人口增长迅速，老年人口增长缓慢，少儿抚养系数高，人口负债很高。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末，我国劳动力人口增加迅速，且少儿和老年扶养系数都较低，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较低，人口红利使得产业发展对劳动力人口的需求得到有效满足。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低人口出生率和低人口死亡率使得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至5‰以下，劳动力人口增长缓慢，老年人口增长迅速，老年人口扶养系数提高，人口红利开始逐渐转向人口负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9.3亿人，首次出现比上年末减少345万人（见图2）。
另有研究表明（tylerDurden，2013），我国劳动力供给曲线越趋陡峭，劳动力人口在2016年将达到峰值，而东盟国家在2042年劳动力人口才达到峰值，韩国在2015年才达到峰值，马来西亚在2063年才达到峰值，菲律宾在2077年才达到峰值[6]（见图3）。这样，我国人口红利优势递减快于其它地区，使得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劳动力人口短缺越趋明显。最近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现象就说明了这一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参与和融入全球产业分工，国民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随着我国劳动力人口红利优势的递减，一方面我国劳动力资源禀赋优势开始削弱，劳动力资源短缺日趋显现；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迅速增加，产业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面临巨大成本支付压力，产业开始向低劳动力成本区域转移。但时，人口红利优势的递减可以倒逼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加速转型升级，以及通过人口政策调整、人口质量提高、改革红利和全球化红利培育来减少人口红利优势递减对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三）新常态下产业结构优化压力倍增
新常态下，我国产业发展除了受到人口红利优势递减、经济增长放缓、区域发展失衡等影响外，还面临着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转型压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其内在规律，产业结构演进与生产力演进具有一致性特征，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演进；主导产业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向第三产业为主演进；产业智能化、信息化水平以及附加值越来越高；制造业智能化、服务化成为未来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随着生产力的提升，我国产业结构在2012年实现了“二三一”向“三二一”产业格局转变，第三产业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但是，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还处于低水平发展阶段，超过第二产业比例也仅有2.2个百分点，且生产发展相对滞后。相对于发达经济国家，我国第三产业所占比例偏低。有数据显示，发达经济国家服务业所占比例已由1995年的60.84%提高到2012年的70.18%，第二产业所占比例从32.76%下降到26.75%，其中制造业比重下降到16.04%[7]，而我国第三产业所占比例在2014年才48.2%，远低于发达经济国家水平。显然，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程度不高，产业智能化、信息化和服务化水平不高，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压力倍增。
四、“中国制造”战略升级影响效应测度
制造业战略升级是一个长期演进的过程，制约制造业战略升级的影响因素也是综合性的。这些影响因素不仅在现期对制造业演进施加影响，而且在长期内也将对其发挥直接或间接的作用，这是一个长期持续的影响过程。在分析“中国制造”战略升级内在动因的基础上，考虑影响因素具有现期和长期影响的基本特征，选择局部调整自回归模型对我国制造业战略升级问题进一步给予实证分析。
根据局部调整自回归模型理论[8]，现设模型初始形式为Ye=Xβ+ε，其中Ye为被解释变量向量，X为解释变量矩阵，β为长期效用系数向量，ε为随机误差向量。
Ye=■■，X=■■■■■，
β=■■，ε=■■
结合分析的需要，现考虑从商业服务即生产、参与和融入全球产业分工程度、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产业结构优化程度和人口红利等角度来构建局部调整模型，以此来分析“中国制造”战略升级的内在机理，对“中国制造”战略升级影响因素的现期和长期效应给出实证解释。为此，“中国制造”战略升级局部调整自回归模型设置如下：
Yte=c+β1Xt1+β2Xt2+β3Xt3+β4Xt4+β5Xt5+εt
其中，Yte变量为t期我国制造业预期出口规模，它是一个不可观测的变量，需根据Yt-Yt-1=θ（Yte-Yt-1）模型做出局部调整，局部调整后Yte=■Yt-■Yt-1，Yt为t期我国制造业实际出口规模，这里取对数形式，表示我国制造业出口弹性；θ为局部调整系数，且0≤θ≤1；Xt1为t期我国商业服务业出口规模，用来反映我国商业服务特别是生产业发展水平，这里取对数形式；Xt2为t期我国加工贸易出口规模，用来反映我国参与和融入全球产业产品内分工状况，是表明我国产业分工深化程度的指示；Xt3为t期我国中西及东北部GDp占东部经济区GDp的比例，用来反映我国产业发展区域差距；Xt4为t期我国第三产业所占比例，用来反映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程度，这里取对数形式；Xt5为t期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用来反映我国人口红利（人口负债）的变化趋势状况。
将经过局部调整后的被解释变量Yte=■Yt-■Yt-1代入初始模型，这样初始模型变为如下自回归模型形式，其中，θβ=[θ1β1θ2β2θ3β3θ4β4θ5β5]为短期影响效应系数，β=[β1β2β3β4β5]为长期影响效应系数。
Yt=θc+θβ1Xt1+θβ2Xt2+θβ3Xt3+θβ4Xt4+θβ5Xt5+
（1-θ）Yt-1+θεt
根据模型设定要求并考虑到数据可获得性，从《中国统计年鉴（2008～2009）》、海关总署《海关主要统计数据》、商务部《中国对外贸易形式报告（2013～2014）》、CeiC中国经济数据库等数据库选取1980～2014年相关变量数据，并借助eviews6.0做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3。
回归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战略升级局部调整系数θ=0.532。由此可推算出，①商业服务业对我国制造业影响的短期弹性系数为0.345，长期弹性系数为0.738，即短期商业服务业出口规模每增加1%，那么我国制造业出口规模将增加0.345%；长期商业服务业出口规模每增加1%，那么我国制造业出口规模将增加0.738%。由于商业服务核心内容就是生产业，表明生产对我国制造业发展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这也吻合制造业服务业的产业发展趋势。②加工贸易对我国制造业影响的短期效应系数为0.0000694，长期效应系数为0.000148。显然，加工贸易所反映的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产品内分工的长期效应要大于短期效应，也就是说产业分工的不断深化以及产业价值链持续向高附加值端发展有助于我国制造业长期发展和战略升级。③产业区域发展不平衡和空间布局失衡严重制约产业空间转移，影响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区域发展不平衡对我国制造业影响的短期效应系数是-1.432，长期效应系数是-3.062，表明东部与中西及东北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对我国制造业的影响是负效应的，且这种负面影响的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④产业结构演进本身就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内容，产业结构高级化有助于推进我国制造业战略升级，实现制造业服务化和产业间融合发展。分析表明，第三产业所占比例对我国制造业影响的短期弹性系数为0.456，长期弹性系数为0.974。从长期来看，第三产业所占比例每提高1%，那么我国制造业出口规模将增加0.974%，远高于短期的影响作用，说明产业结构高级化对我国制造业发展更具有长期效应，这也吻合制造业服务化和智能化长期发展趋势。⑤人口红利（人口负债）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分析表明，人口自然率增长率对我国制造业影响的短期效用系数为0.050，长期效用系数为0.107，说明人口红利对制造业发展具有正效应。这样可以充分发挥和利用我国人口规模优势，发展适应于我国劳动力资源禀赋的产业；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力人口素质，为制造业战略升级提供智力支持。
分析表明，模型中影响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各种重要因素具有显著的短期和长期效应，而且这些因素的长期影响效应要大于短期影响效应，这为优化制造业产业结构，实现“中国制造”战略升级提供了很好的对策思路。
四、“中国制造”战略升级实现路径对策
（一）加快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
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生产力水平和产业基础不同。为了满足国家经济增长需要，适应生产力阶段性发展特征，投资驱动使得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GDp高速增长迅速扩大了我国产业规模，累积了产业规模优势，为我国产业战略升级争取了时间和空间。但是，高投资和高资本积累在实现GDp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产业结构趋同、产业结构失衡、产业空间布局不平衡、产业资源耗散严重。2001年我国投资率为36.5%，到2013年我国投资率上升到47.8%。当投资率高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投资率对资本回报率存在统计显著的负向影响（白重恩、张琼，2014）[9]，使得在追求经济规模时忽视了经济增长质量，从而削弱了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潜力，这也表明投资型经济增长方式不可持续。
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和产业综合实力的提升，在遵循全球产业分工和产业结构演进基本要求的情况下加快推动传统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首先，充分发挥产业资源市场化配置以聚集创新要素，通过产业资源的区域和产业间流动来培育和发展产业新形态，实现传统制造业高级化和合理化。其次，使创新驱动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常态。通过整合创新要素、开拓新市场、研发产业新技术、高端延伸产业价值链等方式提高产业附加值，推动产业向新市场转移，向智能化、服务化方向转型，从而实现产业生产力级数增长。再者，建构和完善产业创新驱动平台。从公共服务创新平台、产业创新主体体系、产业投融资创新平台和产业集群创新平台等层面来构建和完善产业创新驱动平台（见图4）。
重点通过市场化培育产业创新主体，处理好市场、政府与企业创新主体的地位和作用；通过建立产业集群创新平台，延伸产业价值链，完善产业价值链体系，从而增强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
（二）重构产业价值链，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和提升产业增值能力
产业分工深化程度以及产业空间布局合理化程度决定了产业增值能力和产业所处价值端位置，所以产业价值链重构是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产业战略升级的有效举措。产业价值链重构包括国内产业价值链和全球产业价值链重构。就国内产业价值链重构，随着我国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和市场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确立，各地区产业经济利益日趋紧密，根据产业空间转移内在规律，在继续实施和巩固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西部大开发等国家区域政策同时，积极落实和融入长江经济带、自由贸易区、一带一路等国家区域经济新战略，加快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按照区域经济发展新目标和新要求，在充分发挥区域资源禀赋优势的基础上遵循地区产业密集带（如珠三角产业经济带、自贸园区产业聚集带）――城市群产业经济带（如京津冀产业经济带）――跨区域产业经济带（如长江经济带产业经济带、一带一路产业经济带）――全国性产业空间布局的路径进行产业空间转移，以此来重构国内产业价值链，统筹协调区域产业经济利益。
混合式产业分工是当前全球产业分工新的实现形式。在重构国内产业价值链的同时积极参与和融入国际产业分工，重构我国产业的全球产业价值链，在积累和巩固我国制造业全球产业分工规模优势的同时，积极提升我国商业服务业在全球产业分工的地位。进一步创新和优化我国加工贸易格局，继续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参与和融入全球产业产品内分工，努力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以此来提升我国产业附加值和提高我国产业全球竞争力。国内和全球产业价值链重构一方面可以优化我国产业区域空间布局，在发挥区域资源禀赋优势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产业空间转移；另一方面提高我国产业分工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在新常态下参与和融入全球产业空间转移，加快推进我国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升级。
（三）做强生产业，推动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
产业分工的深化和混合化使得产业边界日趋模糊，产业融合成为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是产业融合的重要内容，是制造业服务化、信息化、智能化的有效实现路径，也是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现实选择。实现服务化制造业需要以服务业特别是生产业发展为基础。2012年我国第三产业所占比例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等主要生产业占第三产业比占36%，服务业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核心力量，也为制造业服务化提供了有利的产业基础。
然而，我国服务业发展层次还处于低水平阶段。数据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我国商业服务业净出口逆差规模逐年增加，2013年我国商业服务业净出口逆差规模为达到1247.06亿美元，其许权与许可权使用费项目净支出为200.82亿美元。虽然我国服务业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但是我国服务业特别是生产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不具有比较优势，关键性的生产业、先进产业技术、创新知识、专利知识产权都被发达经济国家所控制和掌握，我国当前是全球最大的生产业净出口国，这严重制约了我国制造业服务化、智能化的发展，影响了产业战略升级。由此，推进和实现制造业战略升级，就需要积极参与和融入全球生产业产业分工，大力支持和做强生产业，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
（四）充分发挥区域经济政策的产业效应
我国区域经济政策实现了由区域均衡向非均衡演变，这一演变产生了显著的政策效应。第一，区域经济政策调整是适应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结果；第二，产业资源配置由行政配置为主向市场配置为主转变；第三，资源产业和区域间流动壁垒逐渐被打破，企业成为资源配置的市场主体；第四，区域统筹放弃了过去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目标或者追求区域公平目标，而转向兼顾经济效率和区域公平双目标。产业区域融合发展成为未来产业发展的主要形式；第五，“诸侯经济”开始向共享经济转变，区域产业经济合作成为地方政府获得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刘名远，2014）[10]。
区域经济政策效应的核心内容应该是产业效应。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实施和演变都会产生显著的产业效应。首先，产业政策区域化。区域经济政策需要与配套的产业政策相适应，根据区域发展和资源禀赋差异制定区域差异化的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技术政策。其次，区域政策产业化。在重要发展区域如自贸区、长江经济带、京津冀、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对产业定位和产业发展做出原则性和指导性规定，使这些重点规划经济区能够适应和满足区域经济政策的产业发展目标。这样可根据经济发展目标调整区域经济政策以及制定与之相适应的产业政策，推动区域之间产业联合，促进产业跨区域分工，延伸或对接产业价值链。显然，区域政策产业化和产业政策区域化有利于加强区域经济联系，促进产业经济带互联互通，合理化区域产业空间布局，从而实现区域产业协同发展和产业战略升级。
五、结束语
随着新一代产业技术的兴起，全球产业格局开始深度调整和重构，发达经济国家掀起“再工业”浪潮，实施制造业回归。我国产业发展在受到外部环境影响的同时也步入了一种新常态，产业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制造业大而不强，产业空间分布失衡，生态环境恶化、人口红利优势递减、产业价值链中低端锁定等制约我国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各种因素开始显现。目前我国工业化还没有完全实现，制造业依然是我国经济的主体。因此，为了适应国内外产业发展环境的新变化和新一代产业技术发展趋势，激活我国产业发展活动和潜力，抢占未来全球产业和产业技术发展的制高点，提高产业综合竞争力，有效规避中等收入陷阱，就需要积极参与和融入全球产业分工，嵌入全球产业价值链体系，努力推动“中国制造”战略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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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篇9
[关键词]二胎政策；人口结构；人口红利；失独问题
[Doi]10.13939/ki.zgsc.2016.38.101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15年12月21日上午初次审议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并于2016年起正式施行。全会提出，为促进人口长远均衡发展，逐步完善人口发展战略，我国开始全面实施二胎政策。在此之前因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从高生育率国家转变到低生育率国家的队伍，从而导致我国人口的主要矛盾已不是增长过快，而是老龄化、人口红利消失和失独现象严重等问题，二胎政策的出台正是对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的解决措施。同时政策也考虑到群众的生育意愿、人口规模及社会经济等各种因素。
1二胎政策实施的原因
1.1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
我国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人口数量已突破13亿人，但这其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就大约占总人口的15%，并且每年这个数据还在不断增长。虽然人口结构趋向于老龄化的影响因素有很多，社会中也必然产生一部分老龄化人群，但是由计划生育政策引起的人口生育率严重降低是导致该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而且一般来说，其他国家多数是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成为发达国家后才进入老龄化时代的，而我国早在2000年以前，人均GDp还不足其他发达国家一半时就已“未富先老”，并且带来了社会抚养压力严重、劳动力缺失等问题。如果我们不及时去制定相应的政策，我国过去辛辛苦苦所积累下来的丰厚的经济财富将会被“老龄化”逐渐侵蚀，中国未来的发展也会因“老龄化”所形成的人口负债而拖累。因此，国家有必要出台二胎政策以防止老龄化程度越来越深。
1.2人口红利的减弱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飞跃式的发展，经历了一段长达30年的经济快速发展期，这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人口红利所带来的优势。人口红利不仅使中国具备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让全球各地都布满了“中国制造”的产品，同时国内所需赡养的老人少、社会负担轻，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在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的现象，因此有专家推测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开始消失，从而导致未来我国经济要经过一个“门槛”。这就意味着，如果我国不采取一些措施，也许未来我国经济会进入长时间的滞胀状态，尽管科技会继续进步，经济也仍会发展，但社会的经济发展能力和整体的活力会受到局限。所以，我国对于依赖人口红利的经济体系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善措施，如何制定相关的经济、人口政策成为一大难题。
1.3社会问题严重
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带来了不少的社会问题，其中最严重的就是养老负担过重的问题。我国目前已有多个省市进入了老龄化状态，家庭结构也逐渐变成了“上有四老，下有一小”的“421”模式。如果目前的局面继续延续，这些独生子女不仅要在繁忙工作的重压下腾出精力教育孩子，还要在没有兄弟姐妹协助的情况下，为双方常年多病的4～8个老年人（甚至还有祖父母那一代人）奔忙。这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另外，因为只有一个孩子，有很多家庭因意外事故导致了孩子的不幸死亡，而此时父母也常因年龄较大而无生育能力，变成了失独家庭，生活也因此失去了正常家庭的美满。这些社会问题如不找到相应的解决措施，将会对广大民众带来沉重的负担。
2二胎政策带来的影响
2.1对人口规模及结构的影响
任何政策的影响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二胎政策也不例外。短期内，我国将有可能出现小波的“婴儿潮”，但因为我国人口基数较大，这种生育回潮对我国总人口的影响也微乎其微，因为根据数据长远来看，如果继续执行计划生育政策，那么我国人口数量将在2025年达到最高值14.08亿人；而实行二胎政策，我国人口数量也只会推迟到2038年达到最高值，且只有14.70亿人左右，并还可以借此将我国老年化的人口年龄结构逐渐改善，从而具有更强的人口再生产速度和发展优势。所以相比较而言，二胎政策不仅促进了广泛相关产业的发展，还能有效缓解人口老龄化等现象，优化中国目前的人口结构及规模，并带动劳动力资源的增加，给我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正能量，这些优势是十分有利于我国的长久发展的。
2.2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二胎政策的实施，首先将直接影响婴儿产品行业及与儿童相关类别的行业，如奶粉、教育、医疗、学区房等。每诞生一个新生儿，其身上的潜在消费就会增加市场活力，拉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市场也会逐渐加大对年轻化产品的需求，增加我国居民消费水品，从整体上带动GDp的发展，并有望在2030年后，使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提高至7%～12%，扩大国内经济需求。长远来看，二胎政策还会增加我国的年轻劳动力，这样会使我国更能适应快节奏的生产活动和技术性发展，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近年来有许多外国企业十分看好中国发展前景，如果增加劳动力，可以吸引这些外国厂商陆续转移到我国来发展，增加招商引资的机会和国外资金的注入。不仅如此，我们也许还可以创造依托老年经济下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并通过宏观政策促进中国产品质量的改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应对新形势下的经济发展。
2.3对现有社会问题的影响
从家庭层面上来说，二胎政策也十分符合广大民众的意愿。家里多一个孩子，不仅可以避免独生子女性格上的缺陷，创造一个对他们人格形成而言更完整的生活环境，还可以有效防止失独现象给众多家庭带来的沉重的心理压力和精神打击。另外，二胎政策还可以改善中国现有的“421”家庭成员结构，缓解我国人民所面临的养老问题。现在已经有许多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着不能陪伴老人甚至因经济原因无法为老人治疗疾病等问题。但如果兄弟姐妹多，每个子女都可以轮流换班照顾老人，并一起承担老人的医疗费用，这样可以使老人们有更良好的心态和精神状态，也使子女们对父母的赡养做得更好。
3结论
总地来看，二胎政策的影响是利大于弊的。但中国的人口问题十分复杂，二胎政策是否能够有效解决上述问题还需要我们继续地探索和时间的检验。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政策的出台，表明了国家对人口结构及规模的重视，同时在细微之处也体现了更多的人文关怀，由此人口恶性发展的趋势将会得到缓解，我国人口结构也终将会趋于合理化，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及环境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张璐.放开二胎政策的利弊比较研究[D].长春：吉林农业大学，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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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董姣姣.单独二胎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5（11）.
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篇10
关键词：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启示
中图分类号：F830.59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15-000122-02
一、引言
“人力资本”的思想在经济学研究中早已出现，其渊源可追溯至古典主义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理论。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劳动的载体——劳动力，其数量和质量决定了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劳动力的数量即指劳动年龄人口，其结构与经济增长绩效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所谓“人口红利”即是指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比重持续上涨这样一种生产性人口结构，对于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的供给和源泉，由于人口红利的存在，资本边际报酬可能不会递减[4]。劳动力的质量涵盖了技巧、熟练程度、判断力等一系列体现劳动能力水平的内容，与现代所讲的“人力资本”核心概念类似。“人力资本投资”的思想也伴随着人力资本理念的萌芽而发展。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提升劳动力的质量对于提高劳动能力水平的决定性作用。亚当斯密认为，教育培训是提高劳动力技能和熟练程度的重要源泉[1]；穆勒指出，知识和技能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具有重要影响；萨伊认为，教育培训支出的资本利息应当包含于劳动力的报酬当中。1960年，西奥多.w.舒尔茨在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就职仪式上发表《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并于1961年发表同名著作，标志着系统性的现代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诞生。舒尔茨的一系列观点在当时看来有违主流经济增长理论，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涌现的实证研究和新兴经济理论皆印证了其理论的科学性和前瞻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享受着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贡献，但在劳动力年龄人口增速放缓、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当下，我国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3]。如何开拓新的经济增长源泉？如何在延长第一次人口红利的同时加快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或许会为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二、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概述
舒尔茨指出，动态经济增长中的许多谜团和悖论都可以引入人力资本投资来解释[2]。例如存在于相同种族、年龄、性别的工人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主要来源于不同个体之间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的不同。这从侧面反映出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的主要动力。舒尔茨同时指出，外来资本，尤其是有形资本“缓慢而逐渐”的进入，对于欠发达国家来讲是有益的，但若只专注于有形资本的投资而忽视了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那么劳动力人口质量问题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大掣肘[2]。我国目前正在远离投资拉动式的经济增长方式，高人口基数所带来的高储蓄率和高劳动力供给也将消失，根据舒尔茨的理论，人力资本的提升将成为下一阶段我国增长的源泉。舒尔茨提出，提升人力资本的方法即人力资本投资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健康医疗服务投资[2]。健康因素对于人力资本最显著的贡献在于增加劳动力人口。随着平均寿命的增长，劳动力年龄也在增长，进而劳动力人口的范围也随之扩大。劳动力质量方面，健康因素不仅仅影响到劳动能力，还影响到劳动熟练度、知识技能的掌握程度以及必要的判断、反应能力。因此，对健康医疗服务的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方面。第二，在职培训[2]。作为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方，企业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在职培训为人力资源带来相对专业化程度更高的技能提升，是需求方主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直接表现。第三，传统学校教育[2]。包括初级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领域即学校教育，并且教育对于人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十分显著。计量分析表明，在我国制造业，职工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劳动生产率将上升17%[5]。第四，职业教育[2]。作为对学校教育的补充，职业教育更加面向劳动力市场，有效解决了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的问题。该种人力资本投资方式成本收益率相对高于学校教育，回报年限也相对较短。第五，个人或家庭为工作机会而进行的迁移[2]。这种迁移较多地发生于年轻劳动力。大多数时候，迁移对于提升劳动回报、改善工作环境有着正相关的影响。对于年龄较大的劳动者来讲，迁移可能不会对当期的劳动回报带来明显改观，但对于下一代来讲，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等方面的改善，均是提升人力资本的必要条件。
三、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对我国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