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篇1
1 城市温室气体排放
2010年，城市集中了全球50%以上的人口，到2050年，这一比例会达到70%[4]。城市占地球表面不到1%，却消耗世界约75%的能源。城市是人口、建筑、交通、工业、物流的集中地，也是能源消耗的高强度地区(见图1)，因此必然成为温室气体排放的热点和重点地区。大城市气候领导集团(C40)的研究报告认为，城市排放了世界80%的人为温室气体，尽管这一结论存在一定争议(iea认为约为71%[1])，但是城市温室气体直接排放和受城市地区消费引发的间接排放总量无疑是非常巨大的。
全球城市化进程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有着显著影响。图2显示了全球排放和城市化率的关系，两者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Un-HaBitat认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增长和城市化快速进程的一致并非耦合，而是有着深刻的联系，城市聚集了大量人口，经济活动强度大，能源利用量大，因而城市发展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有着强劲的驱动[4]。o'neill等人[5]研究认为城市化仍然会显著影响未来全球排放。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城市人口增长可能导致高达25%的排放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城市劳动力的高生产力和高消耗偏好导致了高的温室气体排放。
2 城市温室气体清单研究综述
城市尺度上温室气体清单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自治性很强，所以城市在碳减排方面非常活跃，清单编制越来越受到重视，并且成为城市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的关键步骤。温室气体清单对于城市有如下作用：①准确掌握城市能源利用中的低效和不足，发现节能和碳减排空间；②明确自身城市在国际、国内城市低碳经济中的定位和优劣势，确定今后低碳重点发展方向；③制订清晰、明确的低碳城市路线图，确保城市实现碳减排的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查(mRV)；④积极开展教育宣传，引导城市公众和温室气体排放涉及者认识自身活动对于城市温室气体的贡献，提高低碳意识。
图1 2005年世界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城市和非城市)[1]
Fig.1 worldenergyconsumptionandcarbonemissionin2005(urbanandnon-urban)
注：图中柱体代表各类能源占总能源消费比例，点代表城市的各类能源利用的温室气体排放。
图2 世界排放和城市化(1965-2009年)[6-7]
Fig.2 worldemissionandurbanization(1965-2009)
早期城市温室气体清单方法都是沿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国家清单方法，此后逐渐出现了专门研究城市温室气体清单的组织和机构。全球地方环境理事会(iCLei)探索并建立了适合城市特色的温室气体清单编制体系和方法，经过不断完善，当前已经被国际上的城市广为接受，成为主流城市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方法，但其主要是针对企业层次的，因而涉及温室气体排放链条很长，在城市尺度上很难操作。C40组织选择典型城市作为案例，研究其温室气体清单，并且选择典型的部门、行业进行深入研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和措施，分析措施的有效性。C40在建筑、交通等领域温室气体清单及减排方面具有很多成功经验，逐渐成为全球范围研究城市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的重要组织。中国北京、上海、香港等城市先后参加了2005年和2007年C40峰会。
不少研究者也对城市温室气体清单进行了研究和探索。以Kennedy为首的研究团队提出城市与外界物质、能量交换较大而需要采用独立的清单体系[10-11]。Kennedy的城市温室气体清单体系较为完整，不仅包括iCLei建议的范围，而且包括水运和航空排放(这部分涉及大量的跨境排放)(见图3)，同时对城市道路交通的跨境排放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此外，该清单体系还包括燃料的上游排放(即燃料生产导致排放)。Kennedy选择了10个典型城市进行实证分析，认为气候、资源可获取程度、电力、城市设计、废弃物处理等都对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有着显著影响；城市的地理位置对其温室气体排放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2]。Dhakal研究了东京、首尔、北京、上海的温室气体排放，采用的清单方法包括外调电力和采暖因素，和iCLei的方法一致。研究发现4个城市的人均能源利用都有趋同表现(1990-1998年)，约1.3t-1.6t标准油/人，但是北京和上海的人均Co[，2]排放量却明显高于东京和首尔[13]。Glaeser等采用了类似iCLei的方法体系，核算美国66个大城市温室气体排放，发现城市汽油消费量和城市人口大小的对数有较强的线性相关性；家庭天然气消费量(采暖为主)和1月份温度有较显善的线性相关性；家庭用电量和7月份温度有较显著的线性相关性。温室气体排放量和土地利用政策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许多地区建立严格的政策限制一些产业的发展，使得排放朝向高碳排放地区聚集。城市排放水平明显低于城市郊区，城市—郊区之间的碳排放差异在老城市例如纽约更加明显[14]。norman等认为城市温室气体清单还应该包括建筑材料使用等全生命周期的排放，发现城市交通是最重要的减排温室气体方向，而建筑是降低能耗的重要方向。同时，疏松型城区的人均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是密集型城区的2.0-2.5倍[15]。
Ramaswami等人提出了混合型生命周期碳足迹清单体系，并对城市与周边的跨界交通(道路和航空)的温室气体排放分配问题做出了详细论述。
Dodman等对iCLei的清单方法提出异议，尤其对电力和供热的归属问题提出异议，并且提出了不同的清单方法，其结果是全球城市温室气体排放还不到人为排放的一半，许多城市人均排放量低于其国家人均排放量。
从上述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对于城市碳排放问题，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结果相差很大，尤其城市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实体，其与外界的能源、物品交换强度很大，因而对于城市排放的不同界定，会导致城市排放水平的很大差异。对比当前国际城市主要采用的方法体系(见图3)，总体趋势是，绝大部分城市在核算自身温室气体排放时，都考虑外部电力和热力供应所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即世界地方环境理事会(theinternationalCouncilforLocalenvironmentalinitiatives，iCLei)提出的主要考虑尺度1+尺度2+外部垃圾填埋的温室气体排放。全球已经有68个国家的1200个城市采用iCLei方法编制了城市温室气体清单。许多研究基于这种清单方法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城市碳预算方案[20]。
图3 城市温室气体清单体系范围比较[8-10]
Fig.3 Comparisonofmeasuresforcitygreenhousegasesinventory
中国城市温室气体清单研究起步较早，但发展缓慢。1994年，中国与加拿大政府开展了北京市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研究，并较为全面地核算了北京市1991年温室气体排放清单[21]，但此后一直缺乏城市清单的研究文献。近几年城市清单研究逐渐增加，蔡博峰等人初步提出了城市温室气体清单研究方法，并且针对重点排放领域推荐了排放因子[22]。张晚成等人利用城市清单体系核算了上海排放[23]。陈操操等人对城市温室气体清单方法做了较为详细的评价和总结，并且对比了城市清单和国家清单的异同[24]。蔡博峰探讨了中国城市温室气体清单研究存在的不足和困难，并提出了初步建议[25]。
3 城市温室气体清单研究特点
城市温室气体清单相比国家温室气体清单而言，从编制模式、覆盖领域和针对性等方面都具有自身特色，这些特色也意味着国家清单方法体系(ipCC方法学指南)并不能适用城市温室气体清单编制的需要。
城市温室气体清单方法学早期借鉴了大量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编制的方法，尽管后期在清单基础方法学、排放因子等方面很难有突破和创新，但在原则、技术路线和方法体系上却体现了城市的自身特点。当前，城市温室气体清单方法学和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方法学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在编制模式上，由于城市和外界有着大量的能量和物质交流，城市往往采用消费模式，区别于国家清单的生产模式。国际城市清单中往往包括了由于外调电力和供暖带来的间接排放，即发生在城市地理边界以外生产城市用电和热力的温室气体排放。在覆盖范围上，城市清单往往比较简单，特别是发达国家城市，几乎没有农业问题，工业比例也很小，所以能源供应、建筑和交通以及废弃物处理往往是城市清单的主要内容。在针对性和灵活性方面，城市温室气体清单编制灵活、针对性强。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编制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国家宏观制定减排政策提出科学支持和国际温室气体排放对比与谈判，因而国家清单相对比较规范和严格。而城市清单为了提高针对性，往往在组织结构上更加灵活。其提出的政策直接到技术层面，可核查性、可测量性和可报告性都很强，其温室气体减排的实现依赖于城市公众的参与和监督[25]。但城市清单的灵活性某种意义上影响了国际城市之间温室气体排放的可对比性。
4 国内城市温室气体清单研究的不足
中国当前的低碳城市发展很快，但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研究却相对滞后，主要是存在着两个核心问题。其一，城市排放清单方法体系不完善，其中边界、范围等关键问题尚未解决。绝大部分城市尚未编制较为全面的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清单。许多城市依然沿用ipCC的方法核算温室气体排放，而ipCC方法不适用于城市尺度已经是国际共识。此外，发达国家城市排放清单都包括尺度1和尺度2水平，而我国当前已经编制的城市清单基本相当于尺度1水平，城市清单内容相比国际规范有较多残缺。由于核算方法的混乱，导致中国同一城市出现多种温室气体排放量，极不利于科学研究和政府决策。其二，无法核算真正城市意义的温室气体排放水平。中国城市和西方国家城市有较大差别，后者是专为城市而设立的一种建制类型，同行政区划并无必然联系。它突出了人口聚集点的概念，核心部分是城市建成区。而中国城市是一种行政区划建制，包含大量的农村、林地等非城市建设用地。因而中国城市更类似一种区域概念。对中国城市的特征，montgomery也提出其不同于西方城市，并且建议将以建成区为核心的地区作为城市加以重点研究[26]。这种城市排放清单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城市特色，变为与省/区域排放清单性质一致，因而无法有效支持中国低碳城市的积极发展。同时也使得中国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很难直接与发达国家城市排放做直接比较，也不利于最大限度地借鉴西方城市低碳化发展的成功经验。发达国家估算的城市温室气体排放占国家排放比例约在70%-80%，而在我国当前的情况，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等于全国排放总量，城市这一极为重要的低碳发展因素无法突出其应有特色。
中国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的不足严重制约了我国低碳城市发展，甚至可能误导城市低碳发展方向。研究解决上述两个中国城市碳排放清单核心问题，有利于规范我国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准确把握我国真正城市意义的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和特征，澄清城市温室气体排放的一些误区和错误观点，并为低碳城市发展和政府决策奠定坚实基础。同时，清晰、明确的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方法体系，便于城市之间以及城市自身时序上的比较分析，支持政府出台有效的政策措施，并建立相应的核查机制。
5 中国城市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方法
鉴于中国城市温室气体清单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以及当前的研究现状，本研究提出中国城市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方法，以供研究者和决策者参考。方法介绍侧重城市清单的特色内容，排放因子等技术要素与ipCC一致，所以不作介绍。
5.1 清单边界
中国城市清单边界问题是城市清单体系中较为重要的一个问题。主要原因是中国城市地理边界不明确。西方城市的核心和主要部分是城市建成区，其强调的是城市自治，而不是行政区划等级。由于中国城市的特殊性，本文提出狭义城市的清单边界，以区别于我国当前城市市域范围(城市行政区域)的清单。狭义城市是指包括城市建成区90%面积的最小市辖区/县范围。许多研究城市的学者把市辖区作为狭义城市的概念，但县升区的参考标准主要是整体经济水平，因而会把一些经济体量很大的农业县包括进来，例如北京市怀柔、平谷、门头沟、房山等区，其包括了大量的农村地区和非城市建成区。所以依据市辖区很容易高估狭义城市的面积。事实上，城市建成区是城市的最佳表征，然而城市建成区同城市行政区划并不完全重合，导致数据口径无法统一，难以完成数据收集和积累。
中国城市温室气体清单体系中，可以同时核算城市市域范围内(城市行政区域)的温室气体排放，和狭义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我国地级以上城市基本都有较为完整的市域范围内的公开统计数据，因而可以支持城市市域排放清单的编制。着重考虑狭义城市温室气体清单，可以突出城市意义和特色，真正指导中国城市低碳发展，同时也提高中国城市与西方城市温室气体清单的可比性，有利于中国最大限度地借鉴西方城市低碳化发展的成功经验。
排放源的归属问题在西方城市比较显著，因为西方城市中的私人公司或者是私人入股公司占据绝大多数。因而西方城市处理排放源归属问题往往分为运行控制(operationalControl)和金融控制(FinancialControl)两类。运行控制是受市政府各项政策法规直接管理的，但其经营和财务关系未必完全受当地市政府控制。而金融控制符合国际财务会计标准，即对于一个排放源实体具有完全的金融管理权利。中国城市温室气体清单可以以行政管辖为边界，即相当于西方城市的运行控制，符合我国城市对企业的管理和统计口径。此外，由于西方城市的行政自治和民主管理的特点，城市温室气体清单都分为全市排放清单(Citywideinventory)和政府排放清单(Governmentinventory)，后者属于前者，但单独列出。政府排放清单主要包括政府部门的用电、采暖、用水、交通、废弃物等，之所以单独列出，是因为全市和政府部门减排的措施有很大不同。对于政府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完全可以采取强制手段进行减排，而对于城市水平的排放，政府只能通过政策鼓励或者财税刺激等市场方法，要想采取强制手段，必须通过地方立法，其操作和实施都较为困难[25]。这一点和我国倡导和实施的绿色政府比较相近，可以充分借鉴。
5.2 清单范围
清单范围是指清单所包括的温室气体排放过程，主要指本地排放和异地排放，即直接排放过程(本地排放)和间接排放过程(异地排放)。具体可分为三个尺度(见图3)。①尺度1：所有直接排放过程，主要是指发生在清单地理边界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过程。②尺度2：由于电力、供热的购买和外调发生的间接排放过程。以用电为例，大部分城市的电力依靠购买或外调，所以并不直接产生温室气体排放，但可能所购电力来自火力发电，而火力发电产生温室气体，所以这部分温室气体算为城市间接排放。③尺度3：未被尺度2包括的其他所有间接排放。这一尺度所包括的范围很广，包括城市从外部购买的燃料、建材、机械设备、食物、水资源、衣物等等，生产和运输这些原材料和商品都会排放温室气体[25]。
建议中国城市温室气体清单需要同时包括尺度1和尺度2，暂不考虑尺度3排放。这样中国城市编制清单相当于采用了生产+消费的混合模式，即在核算清单时，首先核算城市直接排放(生产模式)，然后将外调电力和供暖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计入城市本身排放(消费模式)。国际上绝大部分城市都是采用这一“混合”模式编制温室气体清单。
6 案例对比研究
选择北京市和纽约市，基于前文所述的城市温室气体清单原则和方法体系，对比分析两个城市的温室气体排放特征。根据前面所述的狭义城市，北京市包括城市建成区90%面积的区/县共6个，分别为东城区、西城区、海淀区、朝阳区、石景山区和丰台区。
本研究对比了2个城市的排放水平。北京市市域的碳排放清单可以基于能源统计年鉴核算，但狭义城市的碳排放清单却缺乏数据支持，没有公开出版的北京市各区县的能源利用情况。因此，只能采用其他数据途径。欧盟和荷兰环保局联合开发了全球0.1°×0.1°(中纬度地区约10km)温室气体排放空间网格数据库，当前已经更新至eDGaRversion4.1版本(2005年)，该数据库是迄今为止全球水平上空间精度最高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库。eDGaR排放源数据主要来源于iea的排放点源数据库，比较全面地核算了区域空间排放信息，非常有利于我们利用该数据计算狭义城市直接排放水平。因此，基于eDGaR数据库，直接核算北京市2005年狭义城市的直接(尺度1)碳排放量为4473万t。然而北京市狭义城市间接(尺度2)排放量的估算较为困难，只能基于北京市市域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的比例来推算。
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7]、北京市统计年鉴[28]和ipCC排放因子[29]，2005年北京市域排放量为1.413亿t，其中直接排放1.012亿t，间接排放(电力调入量为357.69亿Kwh时，2005年无热力输入)0.401亿t，间接排放占直接排放的39.62%。其中，外调电力排放因子取值为1.1208t/mwh，该值来源于国家2007中国区域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中的华北区域电网电量边际排放因子om(其计算数据基于2004-2006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根据北京市市域间接排放和直接排放的比例关系，以及北京狭义城市直接排放量，可以推算北京市狭义城市的间接(尺度2)碳排放量为1772万t。北京市和纽约市的温室气体排放对比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狭义城市的温室气体清单体系下，北京市和纽约市具有较好的可比性。纽约市的总排放量(尺度1+尺度2)略低于北京市排放量，人均排放量略高于北京市。较为显著的一点是，纽约市尺度2排放占总排放比例明显高于北京市的这一数值，这主要是因为纽约市内工业很少，主要能源消耗是电力和交通燃料。这也是西方发达国家城市的典型特征，即其低碳发展的主要方向都是建筑、交通、城市废弃物处理等明显具有城市特色的方向。北京市尽管在逐渐搬迁市内的重工业，但2005年依旧存在着不少工业企业。
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篇2
todateglobalwarminghasbeenbecomingthehotspotofinternationalenvironmentalproblem,andgreenhousegasemissions(GHG)arethemaincauseofglobalwarming.Carbonfootprintexpressesthetotalgreenhousegasemissionsofhumanintheproductionandconsumptionactivities.thepaperisbasedon"paS2050:2008-Specificationfortheassessmentofthelifecyclegreenhousegasemissionsofgoodsandservices",combiningwithcarbonfootprinttheoryandLifeCycleassessment,clarifysthenecessityoftextilecarbonfootprintlabelandhasanalyzedthecurrentsituationoftextilecarbonfootprintlabel.
气候变化已经被确定为未来几十年内世界各国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联合国组织的政府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认为全球变暖是全球性环境问题。造成全球变暖的直接原因是温室气体（GHG，GreenHouseGas）的增加，大约有30种气体对全球变暖有贡献，其中二氧化碳（Co2）的贡献约为59%，甲烷（CH4）和氯氟烃（CFCS）的贡献分别为16%和12%。为了表征温室气体对全球变暖贡献的大小，采用Co2来表征各种温室气体对全球变暖贡献的大小。
一、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评估
目前涉及评估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标准主要有paS2050、iSo14064、iSo14040和iSo14044等。
paS2050：2008《商品和服务在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规范》根据关键的生命周期评价技术方法和原则对各种商品和服务（统称为产品）在生命周期内的GHG排放评价要求作了明确的规定，对如何确定系统边界、该系统边界内的与产品有关的温室气体排放源、完成分析所需要的数据要求以及计算方法作了明确的规定。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是指各种商品和服务在以下过程中产生的排放：商品和服务的建立、改进、运输、储存、使用、供应、再利用或处置等过程。paS2050规范建立在现有的生命周期评价LCa（LifeCycleassessment）方法之上，评价产品的温室气体排放时使用LCa技术。本文以paS2050为参考标准进行论述。
iSo14064《温室气体第一部分组织层次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规定了组织层次上对GHG排放和清除进行量化和报告的原则以及要求，其中包括设计、编制、管理、报告和核查某一组织的GHG排放清单的要求。
iSo14040：2006《环境管理生命周期评价原则与框架》阐述了生命周期的原则与框架，涵盖了生命周期评价（LCa）研究和生命周期清单（LCi）研究。但未详述LCa的技术，也不对LCa各阶段的方法学进行规定。
iSo14044：2006《环境管理生命周期评价要求与指南》规定了生命周期评价（LCa）的要求，并提供了指南，涵盖了生命周期评价（LCa）研究和生命周期清单（LCi）研究。
在整个纺织品的生产阶段，从原料的采集、使用直至废弃过程都会或多或少地对环境或人类健康产生威胁。人类越来越需要一种科学的、全面的对生产技术和服务系统进行环境影响分析的方法。LCa是一种全方位、全过程确定产品所产生的环境影响的评价技术和方法体系。LCa研究主要包括4个阶段：目的和范围的确定、清单分析、影响评价以及解释阶段。纺织印染企业利用LCa技术追踪纺织品从原材料到最后的处置阶段或从原材料到印染厂大门，可以清楚地知道纺织品在生命周期各阶段的气体排放量，并且根据各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值，有针对性地提出节能减排的空间，从而实现企业的节能减排，生产绿色纺织品，获得生态标签，在生态贸易壁垒中占据优势，减少可能即将到来的碳壁垒对纺织印染企业的冲击。
需要说明的是paS2050规范仅阐明全球变暖这一单独的环境影响，而不涉及提品过程中产生的其它潜在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影响。paS2050不仅可以用于评估产品从摇篮到坟墓的温室气体排放，也适用于那些评估产品从摇篮到大门的温室气体排放。
二、LCa、碳足迹、碳标签的定义以及三者间的联系
LCa是汇总和评价一个产品体系在其整个生命周期间所有的投入及产出对环境造成的和潜在的影响的方法。这种评价贯穿于产品的工艺和活动的整个生命周期，包括原材料的提取和加工、产品的生产、运输以及销售、产品的使用、再利用和维护、废弃物的循环和最终废物弃置；是对产品从摇篮到坟墓全过程的分析。
“碳足迹”主要是指人类在生产和消费活动中所排放的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气体总量，反映的是评价对象所释放的温室气体数量（以二氧化碳当量作为计算单位）以及对气候的影响。其范畴包括Co2、CH4和氮氧化合物（n2o）等温室气体以及其他类气体，其中包括氢氟碳化物（HFC）和全氟化碳（pFC）。
碳标签（CarbonFootprintLabel）是为了缓和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广低碳排放技术，把商品在生产过程中所排放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产品标签上用量化的指数标示出来，以标签的形式告知消费者产品的碳排放信息。
碳足迹主要有产品碳足迹和组织碳足迹。组织碳足迹指的是组织生产过程中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本文谈及的碳足迹概念是指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过程中释放的Co2和其他温室气体总量，即产品碳足迹。纺织印染企业可以通过借助LCa技术计算纺织品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并且将其纺织品碳足迹贴在碳标签上以告知消费者，从而引导消费者选择低碳环保产品。所以碳标签就是产品碳足迹的量化标注。纺织品在生命周期内排放的温室气体越多，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就越大，则产品的碳足迹越大，在碳标签上显示的值也就越大；反之则越小。
计算纺织品碳足迹需借助LCa方法。LCa研究包括4个阶段：目的和范围的确定、清单分析、影响评价、以及结果解释。LCa关注产品系统中的环境因素和环境影响，通常不考虑经济和社会因素及其影响。由于本文采用从摇篮到大门的方法评价产品生命周期内的碳排放，故利用LCa技术从原料的提取和加工至产品的生产过程结束收集相关数据，包括纺织品生命周期内的使用的燃料类型、燃料的用量、耗水量、耗电量、使用的化学品名称及用量等，根据生产过程绘制流程简图，详细描述每个单元过程中影响输入和输出的因子，列出每个单元过程中与产品生产相关的输入、输出流和数据。根据收集的数据，计算这些过程中释放出的温室气体总量，以获得产品的碳足迹。最后再将碳足迹标注在碳标签上。
总的来说，LCa是计算产品碳足迹的工具，产品碳足迹包括在LCa范围内，而产品碳标签是碳足迹的量化标注。
三、碳标签提出背景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经济活动大量使用化石燃料，造成大气中Co2等温室气体的浓度急剧增加。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专门负责为世界各国领导人和决策者定期提供有关全球变暖信息和参考对策的机构）认为，造成全球温度升高、海平面上升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加剧的现象，与全球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有着密切的联系。气候变化问题不仅是全球环境问题，更是涉及到各国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
为了有效地缓解气候变化，越来越多的贸易政策工具将会被国际社会采用，碳标签作为一种将商品生命周期中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标识出来的方法，能直接影响消费者和厂商的消费和生产决策。
四、碳标签研究现状
由于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突出，以及人类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日益重视，碳足迹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未来碳标签、碳关税等贸易政策工具将是国际贸易中的热点问题。从2007年开始，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部门以及行业协会开始了碳标签的推广活动。
2003年，英国政府发表《能源白皮书》（UKGovernment2003），题为“我们的未来的经济：创建低碳经济（ourenergyFuture，CreatingaLowCarboneconomy）”，首次提出“低碳经济”（LowCarboneconomy）的概念，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英国政府部门专门资助成立了Carbontrust（帮助商业和公共部门减少碳排放，节省能源，实现低碳技术商业化的独立公司），鼓励本国企业使用碳标签。
日本鼓励国内企业自愿推出产品碳标签，在商品包装上详细标注产品生命周期内每个阶段的碳足迹，以引导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日本经济贸易产业省（meti）在2009年6月份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决定日本应该开发的产品碳足迹项目的类型。
欧盟委员会以及法国等也相继推出了鼓励碳标签的政策。瑞典在食品上贴上碳排放标签，说明该食品在生长、加工等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量，以引导消费者选择更加绿色的食品，从而达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的。瑞典最新的《食品指导方针》如果得到严格遵守，那么瑞典在食品生产过程中可以减排20%～50%。
发达国家的大型零售品牌展开了诸多产品碳标签的尝试，如英国的特易购（tesco）、美国的timberLand、沃尔玛（walmart）等。
在中国，自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召开以来，“低碳”逐渐深入人心。国内有关“低碳经济”、“低碳城市”、“LCa”、“碳足迹”以及“碳标签”的研究层出不穷，但是由于中国企业以及行业的一些实际问题，碳标签的实践进程相对来说比较缓慢。
五、纺织印染企业碳标签发展现状、必要性以及发展趋势
目前，有关纺织印染行业碳标签的研究报告还很少，纺织印染企业对这方面的意识还比较淡薄，处于较为被动的状态。现阶段提出计算纺织品碳足迹并给予实践的纺织印染企业还比较少，有关温室气体排放的数据，也比较缺乏。目前国家也尚未出台针对纺织印染企业的温室气体减排要求。虽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刺激下，很多纺织印染企业开始有意识地实施节能减排，但是就目前来看，印染行业的节能减排工作仍然不容乐观。纺织品生产过程碳足迹计算还缺少实际模型，一些生产过程中仍然存在节能减排空间，节能减排任务依旧艰巨。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遏制全球变暖，已经成为21世纪世界各国的共识。低碳经济表面上看是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所作努力的结果，但实质上，是经济发展方式、能源消费方式、人类生活方式的一次新变革，它将全方位地改造建立在化石燃料（能源）基础上的现代工业文明，转向生态经济和生态文明。虽然真正实现低碳经济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尽早积极行动起来，是应对各种变数，实现稳定、长远发展的基础。在不久的将来，必将呈现一种局面：纺织印染行业，谁先抓住低碳经济，谁就拥有话语权，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优势。
碳标签的使用在推动降低能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方面具有较大的潜力。据调查，发达国家在不久的将来会要求发展中国家的纺织、印染、服装企业在产品上贴有碳标签，以明确说明产品在整个生产周期内的碳排放，以此来判断产品是否符合生态要求，是否符合低碳经济时代的环境要求。
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中国国务院总理首次提出了明确的碳减排目标：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这意味着中国也将进入低碳经济的建设时期。随着2010年全国两会的召开，低碳经济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良性发展的热点话题。为此，国内纺织印染企业必须提高低碳排放的意识，根据LCa技术、碳足迹以及碳标签理论，寻找减少碳排放的机会，切实注重生产过程的节能减排，及时更新生产设备，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未来我国纺织印染行业必然要向绿色化方向发展，实现低能耗、低水耗，减少废水、废气、废渣排放，实施低资源消耗的清洁生产和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甚至消灭对环境的污染。
为了实现纺织印染企业的低碳排放，各纺织印染企业应当提高环保意识，加强低碳排放、碳标签的意识，加强碳排放或温室气体排放等相关标准的教育和学习。从源头抓起，积极主动地与相应的各主要供应商一起，致力于碳标签和碳盘查方面的研究，并付诸于实践。选用新型环保纤维、采用适应低碳经济要求的化学助剂和纺织染整生产工艺，更新设备，选择自动化程度高、能效高等的新型设备，努力实现纺织印染企业的节能环保低碳。
通过纺织品碳足迹的评估，纺织印染企业可以在如下方面受益：
（1）在企业内部评估现有纺织品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
（2）基于纺织品生命周期内温室气体排放信息，评估比较不同的采购、制造方法以及原材料和供应商的选择；
（3）为即将实施的减排活动提供基准信息，以评估未来的节能减排效果；
（4）通过一个普遍认可和标准化的方法评价纺织品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以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在纺织品贸易市场中占据优势；
（5）应对未来的国际国内法规以及买家对纺织品碳足迹信息的要求，满足消费者的期望；
（6）作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一个方面，提高企业信誉。
在遏制全球变暖，生态标签以及低碳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推动下，开展纺织印染企业的产品碳足迹以及碳标签的研究势在必行。碳足迹作为衡量产品生命周期内的碳排放的工具，可以有效地为纺织印染企业提供节能减排的方向。中国作为最大的纺织品服装出口国，必须要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开展碳足迹、碳标签的研究，以应对即将到来的碳壁垒，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
六、结论
当前，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居世界第二位，预计到2050年，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与美国并驾齐驱。纺织印染行业作为碳排放大户，有必要切实注重纺织品生产的每道工序的低碳排放，运用LCa技术，从获取原材料、生产、使用到最后的处置阶段，计算纺织品的碳足迹；根据每段工序的碳足迹值，提出降低排放的建议和措施；发展友好工艺，减少能源消耗，加强环境管理，生产低碳排放、环境友好的绿色纺织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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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paS2050规范使用指南如何评价商品和服务的碳足迹[S].
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篇3
关键词: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数据不确定性
温室气体减排的测量、报告和核实会随着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深入而不断推广，能源经济学专业尚未开设有关温室气体核查的课程，我们有必要对这一课程的基本构架进行探讨。
一、国家、地方温室气体清单编制
通过温室气体清单可以识别出主要排放源，了解各部门排放现状，预测未来减缓潜力，清单编制和报告的学习主要涵盖五个领域:第一，能源活动温室气体清单，其中包括化石燃料燃烧活动、生物质燃烧活动、煤炭开采和矿后活动逃逸排放、石油和天然气系统逃逸排放;第二，工业生产过程温室气体清单，其中包括水泥生产过程、石灰生产过程、钢铁生产过程、电石生产和使用过程、乙二酸生产过程、硝酸生产过程、铝生产过程、镁生产过程、电力设备生产过程和使用、半导体制造过程、臭氧消耗物质(oDS)替代品生产和使用;第三，农业活动温室气体清单，其中包括稻田甲烷排放、动物消化道甲烷排放、动物粪便管理系统甲烷和氧化亚氮排放;第四，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温室气体清单，包括森林等木质生物碳储量的变化和转化两方面;第五，废弃物处理温室气体清单，其中包括固体废弃物处理甲烷排放和废水处理甲烷排放。
二、温室气体清单编制中数据的不确定性
温室气体清单的编制还应考虑不确定因素，首先是由于过程未被识别或者测量方法不存在，无法获得测量结果或者其他数据;第二，计算模式的简化可能产生偏差和随机误差;第三，在一些情况下，无法获得说明某排放或清除特点必需的数据;第四，获取的数据缺乏代表性;第五，统计时随机取样误差、测量误差、错误报告以及数据丢失等问题。因此，需要讲授降低不确定性的方法，一是改进计算模式结构和参数，以更好地了解和描述系统性误差和随机误差;二是提高数据的代表性，如使用连续排放监测系统来监测排放活动数据，可得到不同燃烧阶段的数据，从而更准确地描述排放源的排放属性;三是使用更精确的测量方法，包括提高测量方法的准确度以及使用一些校准技术;四是大量收集测量数据，增加样本大小可降低与随机取样误差相关的不确定性;五是消除已知的偏差，确保仪器仪表准确地定位和校准，模型或其它估算过程准确且有代表性;六是提高清单编制人员能力。
三、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
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以《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和《省级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指南》为主要依据，与国家和省级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存在几点差异，在课程中要进行阐明。第一，国家和省级的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主要针对地理范围内的直接排放，只包括少量的间接排放，而城市的间接排放包括的范围更广，包括外调电力、跨边界交通、航空、边界外废弃物处理等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为了更全面地计算和评估城市活动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城市清单必须更全面地核算直接和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第二，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涵盖的部门相对集中，为了更贴切地体现城市活动结构，通常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的主要分类及主要排放源包括建筑、工业和交通三类。第三，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清单考虑的细致程度与国家和省级的不同，国家和省级清单的核算范围较广，统计数据来源更丰富，而城市层面的统计数据相对较少，因此需要开展大量的数据调研和原始数据采集工作，有些行业的排放因子甚至可以落实到企业层面。
四、企业层面温室气体排放的核算机制
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篇4
关键词：温室气体；核算报告；钢铁行业
中图分类号：tF089，X24
1引言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5次评估报告，以新气候观测、时间序列更长的气候数据集和更多的古气候信息，证明在最近的三个十年中，每个十年均已平均暖于自1850年以来之前的任何一个十年，地表到对流层普遍变暖，平流层变冷，全球气候系统变暖是毋庸置疑的。并进一步证明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气候变暖95%的可能是人类活动造成的。2006年以后，我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排放大国，2012年中国排放总量超过欧盟与美国的总和，在国际气候谈判形势越来越不利、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2008年北京、上海、天津成立交易所开始探索国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企业碳排放信息报告是碳排放权交易的公平、公正、有效开展的基础。
虽然，欧盟碳排放权交易给我国提供很好的借鉴经验，包括企业碳排放报告方法，但是，适合我国国情的行业企业碳排放信息报告指南还有待于加快研究完善。《我国主要行业温室气体检测与核算技术研究》课题旨在研究编制行业企业碳排放信息报告指南，并通过相关行业企业试用加以修改完善，最终，以国家标准形式实施。云南省承担了钢铁行业的碳排放信息指南试用、评估。
2温室气体核算指南与标准
目前，现行的温室气体清单指南和排放核算标准根据不同对象分为国家、区域、企业、项目、产品和服务等多种层级[1]。
部级层面以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帮助缔约方编制的《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2]为代表，涉及能源，工业过程和产品使用，农业、林业和其它土地利用、废弃物五个领域温室气体排放的活动水平、排放因子、全球变暖潜势选择和核算方法。
根据《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我国了《省级温室气体清单指南（试行）》，属于区域级层面的温室气体指南，包括能源活动、工业过程、农业、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废弃物处理等五个领域的温室气体清单。在国家的指导下，各省市已完成了2005年和2010年省级温室气体清单。
针对企业法人或视同法人的组织边界，即行业企业级层面的温室气体核算指南，国际标准主要是温室气体核算体系（GHGprotoco1）、iSo14064-1[3]，涉及边界内的排放源广，例如包括灭火器等。国内除七个试点了各自不同行业企业的温室气体核算指南，包括电力、热力、制造、建筑、航空、服务等行业。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两批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核算指南，共计14个工业行业企业核算方法。
项目级层面的温室气体核算指南或标准运用于碳减排项目，主要包括iSo14064-2、paS：2050、清洁发展机制方法学等。
3钢铁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核算标准分析
iSo14064-1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核算指南是一种通用型的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核算指南，不再细分钢铁、电力等行业。国内七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仅北京、深圳未涉及钢铁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南。国家发展改革委了《中国钢铁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我国主要行业温室气体检测与核算技术研究》主要针对电力、钢铁、水泥、化工、石油等行业进行了温室气体核算指南编制并进行了试用。
3.1iSo14064指南
温室气体核算体系（GHGprotoco1）提供不同层面的温室气体核算标准和计算工具，包括企业组织层面的《企业标准》、项目层面的《温室气体核算体系：项目核算方法》，以及2011年出版的《温室气体核算体系：产品核算与报告标准》和《温室气体核算体系：企业价值链核算标准》。2006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forStandardization）根据《企业标准》的相关要求，制定了组织层面温室气体核算标准（iSo14064-1），iSo14064-1标准与《企业标准》相兼容。iSo14064-1是一种通用行业的温室气体核算方法，不再细分钢铁、水泥、电力等，也不再分工序。核算边界指组织拥有的一个或多个设施上的一个或多个GHG源或汇。核算的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和六氟化硫（SF6）六种温室气体。核算排放边界包括从财务和运行控制的角度确定组织运行边界内的直接温室气体排放，消耗的外部电力、热力或蒸汽的生产而造成间接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因组织的活动引起的而被其他组织拥有或控制的温室气体源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但不包括能源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3.2国家发展委试行钢铁指南
根据“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建立完善温室气体统计核算制度，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和《“十二五”控制温室气排放工作方案》（国发〔2011〕41号）提出的“加快构建国家、地方、企业三级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工作体系，实行重点企业直接报送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费数据制度”的要求，为保证实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编制了《中国钢铁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4]。
核算边界包括净消耗的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Co2排放，如钢铁生产企业内固定源排放（如焦炉、烧结机、高炉、工业锅炉等固定燃烧设备），以及用于生产的移动源排放（如运输用车辆及厂内搬运设备等）；钢铁生产企业在烧结、炼铁、炼钢等工序中由于其他外购含碳原料（如电极、生铁、铁合金、直接还原铁等）和熔剂的分解和氧化产生的Co2排放；企业净购入电力和净购入热力（如蒸汽）隐含产生的Co2排放。该部分排放实际发生在电力、热力生产企业；铁生产过程中有少部分碳固化在企业生产的生铁、粗钢等外销产品中，还有一小部分碳固化在以副产煤气为原料生产的甲醇等固碳产品中，应予以扣除。
根据《中国钢铁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可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边界作为一个整体，仅分化石燃料燃料直接排放、工业过程直接排放、电力热力间接排放及固碳量，而不再从工序过程分为炼焦、烧结-炼铁-炼钢、轧钢等分别计算。
同时，《中国钢铁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也仅提供了基于计算的核算方法，没有提供基于测量的核算方法。
3.3本课题钢铁指南
排放主体原则上为独立法人，与能源统计报表制度中规定的统计边界基本一致。排放主体的核算范围包括预期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其中，直接排放是指化石燃料燃烧和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间接排放是指因使用外购的电力、热力等所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生活能耗导致的排放原则上不计入核算范围内。钢铁行业具体核算范围包括：
（1）固定燃烧设备（如焦炉、烧结机、高炉和工业锅炉等固定燃烧设备）及厂界内用于生产的移动运输等生产辅助设备使用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直接排放；
（2）生产过程中石灰石和白云石等含碳熔剂分解产生的直接排放；
（3）使用外购电力、热力导致的间接排放；
（4）余热回收发电上网、副产煤气制外销其他产品所蕴含的Co2排放量应被扣除。
根据《钢铁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监测、核算与报告指南》，同时提供了基于计算的核算方法和基于测量的核算方法。基于计算的核算方法，首先分炼焦、烧结至炼钢、钢材深加工三个环节。炼焦环节分化石燃料燃烧直接排放、电力热力间接排放及外购焦炭间接排放；烧结至炼钢环节分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工业过程排放（包括石灰石、白云石使用过程排放，电极消耗产生的排放，炼钢降碳过程含碳量变化产生的排放）、电力热力间接排放及其他外购材料间接排放；钢材深加工环节分副产煤气燃烧排放、电力热力间接排放。
分三个环节分别核算温室气体排放是与《中国钢铁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核算方法的最大区别。其优势是能够清晰的识别出钢铁企业的流程长短，届时实施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时，以保证分配给流程长短不同钢铁企业的配额公平、公正。
4钢铁行业企业温室气体试用
经与钢铁企业多次交流培训，一家钢铁企业积极参与温室气体报告试用。
4.1工艺流程
经调研，该钢铁企业属于短流程工艺，仅有烧结-炼铁-炼钢过程，无炼焦和轧钢过程。
温室气体直接排放源包括：一是与生产相关的固定燃烧设备类型、数量：2台烧结机、3座高炉；厂区内运输车辆类型、数量：铲车4台、汽车4台、火车3台；使用的化石燃料类型：无烟煤、洗精烟、柴油、全焦、二次能源（高炼煤气、转炉煤气）。二是生产过程中使用白云石、石灰石。三是焦炭外购。温室气体间接排放源包括：部门电力外购。
4.2活动水平
因该钢铁企业还不具备时时测量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能力，采用基于计算的方法核算该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温室气体排放源活动水平采用层级一数据，其计算方法是根据年度购买量或销售量以及库存的变化来确定实际消耗或产出的数据。购买量或销售量采用采购单或销售单等结算凭证上的数据，库存变化数据采用计量工具读数或其他符合要求的方法来确定。计算公式如下：
消耗量=购买量+（期初存储量-期末储存量）-其他用量
产出量=销售量+（期末库存量-期初库存量+其他用量
该钢铁企业按照指南要求，提供了化石燃料（无烟煤、洗精烟、柴油、全焦、二次能源（高炼煤气、转炉煤气）、碳酸盐（白云石、石灰石）、净购电力及自发电年活动水平数据。
从该钢铁企业提供的活动水平数据来看，除高炼煤气和转炉煤气混合自发电使用比例没有测量外，其它数据均能与该企业自身能源、原材料等统计相吻合，企业基本能够提供相关温室气体排放源活动数据。
4.3数据分析
2013年，该钢铁企业燃烧直接排放包括燃结-炼铁-炼钢和高炉煤气发电等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各占总排放量的30.3%和58.9%，共计89.2%，该短流程钢铁企业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来自化石燃料；工业工程排放包括石灰（包括白云石）及电极消费直接排放，各占总排放量的2.9%和3.7%；间接排放仅电力，占总排放量的4.2%。在炼钢工程中，有1.1万吨被固定在钢锭中。
5建议
通过指南对比，国际iSo14064-1现行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报告指南是不分行业通用指南，在碳排放权交易配额过程中，存在公平性的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虽然了《中国钢铁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但是不分钢铁企业长短流程，与国家iSo14064-1存在相同的问题。经本课题深入企业进行调研试算，形成钢铁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及报告指南分以流程分别核算，有利于公平分配企业碳配额。由此，建议国家标准委员会以此核算报告指南定为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标准，成为国内钢铁行业通用核算报告指南，为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配额分配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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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温室气体第一部分组织层次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oL].[2006].http：//.cn/～/media/Local/China/Documents/technical%20Documents/newsletters/eCS/iSo14064%20CaRBon%20VeRiFiCation%20SeRViCeS.pdf
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篇5
关键词:发达国家，气候变化，立法内容提要:妥善应对气候变化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通过建立健全应对气候变化法律体系，完善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推动应对气候变化走上法制化轨道。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积累了可供借鉴的经验。本文分析了近期主要发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动向，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本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突出能源对发展的硬约束是立法的核心，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应获得公众广泛支持等。节约能源、提高能效、发展非化石能源是应对气候变化、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措施。《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规定了主要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和量化减排目标。为履行国际义务，主要发达国家陆续通过立法和行政命令确认本国的排放控制目标，实施以节约能源、提高能效、发展非化石能源等为主要途径的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措施，并辅之以排放限额与排放许可交易等市场机制，以期降低全社会的减排成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在哥本哈根召开前后，主要发达国家基于国际谈判策略和国内发展的需求，在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方面出现了一些重要动向。分析研究这些动向的内容、背景及其战略意图，对我国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1美国气候变化立法艰难前行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表决通过了《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这是气候变化立法首次在美国国会全院大会获得通过。但随后，与之匹配的参议院立法进程进展缓慢：2009年11月，参议员克里将《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就业与美国能源法案》提交全院大会讨论未果，2010年5月，克里与参议员李伯曼联合提出了《2010年美国能源法案（讨论草案）》作为新的立法版本，使得本届国会的气候变化立法进程又前进了一步。1.1《2010年美国能源法案》简介法案的立法目的是保障美国的能源安全与独立，促进国内清洁能源技术发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促进就业。内容包括七大部分：（1）促进国内清洁能源发展；（2）减少温室气体污染；（3）消费者保护条款；（4）保护和增加就业；（5）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行动；（6）防止气候变化侵害，即适应气候变化项目；（7）预算条款。国内能源发展突出核能、海上油气开发、煤清洁利用以及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效。法案要求政府支持核能的研究与开发，提供核电项目担保贷款、投资赋税优惠，提高项目审批效率；对海上油气开发的安全性提出更高要求，赋予沿海各州否决在本州海岸线120km以内开发油气资源的权力；对燃煤电厂的温室气体排放标准做出规定，要求政府每年提供不少于20亿美元支持碳捕集和封存技术研发、示范和运营；支持开展农村节能项目和州立可再生能源发展、提高能效项目；加强与发展电动汽车相适应的基础设施，要求各州和大都会区提出交通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和计划；建立清洁能源技术基金支持清洁能源技术的开发，以确保美国在先进能源技术方面的全球领先地位。实施全国“排放限额与排放许可交易”制度，以促进温室气体减排。法案要求自2013年起实施全国排放限额与排放许可交易制度，主要管制年排放温室气体大于等于2.5万t二氧化碳当量的实体。要求受管制的排放实体，年排放量不得超过其拥有的排放许可量和各种合规减排项目产生的碳信用量。美国国内的排放许可、碳信用以及法案规定的部分外国排放许可和碳信用可在美国市场进行交易。电力部门将于2013年起受管制，而制造业将从2016年起。交通部门实施类似于“排放税”的制度。作为与众议院2009年6月通过的《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相匹配的参议院版本，本法案对排放许可的分配进行了调整，突出了对纳税人能源消费权益的保护，对维护碳市场稳定进行了更多规定，并提出更加严格的“碳关税”条款。1.2立法前景不容乐观尽管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表示对《2010年美国能源法案》的支持，但参议员在气候变化立法问题上的分歧仍然十分明显。法案在2010年年底时如果尚未经参议院通过，并经两院协商一致，则将因本届国会任期届满而被废除。但在为时不多的本届国会任期中，《2010年美国能源法案》如果要得到参议院立法表决通过，必须通过终结辩论程序，方能提前提交大会进行立法表决。就目前参议院席位看，力推气候变化立法的民主党难以获得通过终结辩论所需的60票支持。同时由于国内民众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减弱和怀疑上升，国际上应对气候变化合作进程迟缓，加之2010年年底有32位参议员面临换届，因此，预计参议院在换届选举前对气候变化立法的态度将趋于保守。而民调普遍显示，共和党将在本次换届选举中胜过民主党，因此，一旦本届参议院未能通过《2010年美国能源法案》，以后一段时间内美国将很难进行气候变化立法。2日本提出原则性的立法方案2010年3月12日，日本内阁提出《地球温暖化对策基本法案》，提交国会审议。但伴随日本政坛变动，其立法前景也出现变数。2.1法案对日本应对气候变化提出原则性规定《地球温暖化对策基本法案》立法目的是在减排温室气体、降低温室效应对地球带来的不利影响的同时，通过尽可能降低能源供给对化石燃料的依存程度、率先促进能源供求方式和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确保经济发展、稳定就业、能源供给和保护地球环境、保护当前及未来国民健康生活。法案要求全国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比1990年下降25%，但这将建立在全球达成公平减排协议的基础上；2050年比1990年下降80%，但这将建立在全球达成2050年减排50%的协议基础上。法案责成环境大臣在征求民意的基础止确定行动计划，并由内阁会议决定。其中，要求实施温室气体排放限额与排放许可交易制度、税制“绿色化”改革、可再生能源电力定价，全额调配制度，促进核电发展，提高能效，促进教育、研发等。2.2法案的立足点与美国法案类似，日本法案也将产业部门的经济发展和国民生活的质量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基础。由于日本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仅为美国的48%，欧盟27国的60%，已经属于能源消费经济性很高的国家，因此日本工业界对法案提出的减排目标表示怀疑。例如丰田公司认为在2020年以前难以实现绿色技术的突破，因此对实施类似于欧洲的排放限额与排放许可交易制度表示担心。为此，日本环境大臣表示，日本实现上述目标将更多地考虑居民居住部门的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利用，例如采取安装双层玻璃、集中供热、节能灯、太阳能电池，以及鼓励发展混合动力汽车等措施，而不是仅仅限制工业部门的排放。法案明确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必须同与能源有关的措施相协同，要求通过普及能源利用效率高的设备和节能建材、加强建筑节能、提高交通效率、促进提高能效的智能化等节能和提高能效措施，以及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的措施，同时通过加强相关技术创新，实现减排目标。立足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法案中除了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外，对中期和长期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均设立了生效条件，即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形势相协调。同时，法案要求政府努力促成国际社会达成上述附加条件中的规定，这与美国法案要求政府促成全球平等减排的目标一致。3澳大利亚转向能源利用专项立法2010年4月27日，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宣布，由于难以在国会获得足够的支持票数，以及考虑到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进程的迟缓，政府决定暂缓将《碳污染减排计划法案》提交国会审议。但同时，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目标法》修订和《建筑能效标识法》立法将被提上议事日程。3.1搁置单纯减排温室气体的《碳污染减排计划法案》《碳污染减排计划法案》旨在通过建立排放限额与排放许可交易制度，减排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法案主要内容包括：确立国家排放限额，规定澳大利亚排放许可和其他可采用的排放许可与减排量，建立澳大利亚国家排放许可登记簿，规定受管制排放实体及其法律义务，对能源密集型和受外贸冲击型企业实施补助，温室气体排放的监测、核查、信息披露和公告，防止欺诈等。与美国和日本的法案不同，澳大利亚法案是完全旨在减排温室气体：履行国际义务的法案，没有提出对节能、提高能效和发展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支持。法案曾于2009年6月4日通过众议院三读审议后，提交参议院审议，但分别于2009年8月13日和12月2日两度被参议院否决。在进行重大调整后，工党再度向国会提交了该法案，并且于2010年2月11日顺利通过了众议院的三读审议，但参议院仍未通过该法案。陆克文表示，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期之前（即2012年以前）不再提交国会讨论《碳污染减排计划法案》，除非美国、印度等国的减排政策与行动更加明确。3.2力推促进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的专项法尽管单纯减排温室气体的立法进程受阻，但澳大利亚积极促进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的专项法，以实现国家温室气体减排的目标。近期先后于2010年2月26日和3月18日提出了修订《可再生能源目标法》和制定《建筑能效标识法》。为确保实现202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总发电量20%的目标，澳大利亚政府将《可再生能源目标法》拆分为《小规模可再生能源计划法》和《大规模可再生能源目标法》，并进行修订，以促进澳大利亚不同规模的可再生能源利用。原《可再生能源目标法》于2001年4月1日通过，设定了到201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9500Gwh的目标。根据新的目标，预计2020年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发电量需达到4.5万Gwh。为此，《大规模可再生能源目标法》规定了2011-2020年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发电目标，到2020年须达到4.1万Gwh。同时，《小规模可再生能源计划法》将对小规模利用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光伏板、太阳能热水器等，提供补贴，其额度为每1单位“可再生能源信用”（相当于发电1mwh）补贴40澳元，并且不设上限，以辅助实现国家目标。《建筑能效标识法》旨在建立国家大型商业建筑的建筑能效标识制度，要求面积大于2000m2的大型商业建筑在交付、销售、出租、转租和进行相应广告时，提供建筑能效标识，以促进开发商和运营商采用有效的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此外，近期澳大利亚政府还就修订建筑能耗标准公开征求意见，拟于2010年年底形成新的方案。4其他国家和经济体立法动向4.1欧盟通过专项性的《建筑能耗指令》欧盟委员会于2010年5月18日通过了修订的《建筑能耗指令》。该指令旨在加强2002年12月16日通过的《建筑能耗指令》中的相关措施，以取得更显著的建筑节能效果，为实现欧盟提出的2020年减排温室气体20%和节能20%目标，提供相对低成本的手段。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逐步统一欧盟成员国设定本国最低建筑能效标准的算法，要求新建建筑利用可再生能源，所有建筑在进行主要结构改造和功能设备系统改造时满足最低建筑能效标准要求，成员国制定并以政府部门带头实施低碳或零碳建筑方案，对建筑进行能效认证，加强对暖通系统运行状态的检查等。4.2英国通过专项性的《2010年能源法》2010年4月8日，英国《2010年能源法》生效。该法的立法目的是规范碳捕集和封存技术示范、评估与利用的相关活动，规范电厂发电低碳化与采用CCS技术相关事宜，规范电力和燃气市场管理局以及国务大臣与之相关的职能，规范发电许可和电力与燃气供应商相关事宜。4.3加拿大众议院通过原则性的《气候变化责任法案》加拿大国会众议院于2010年5月5日通过了《气候变化责任法案》。该法案的目的是确保加拿大能够履行其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义务，共包括13条。法案设定全国2020年的减排目标比1990年下降25%，2050年比1990年下降80%，要求政府通过设立排放标准、建立排放权交易等市场机制、出台财政激励政策等措施，实现上述国家目标。5对我国的启示上述发达国家节能减排和气候变化立法进展，为我国积极推进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工作，促进向低碳经济的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参考。5.1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本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美国本届国会气候变化立法与上一届国会最显著的差别在于，上一届国会涉及到减排温室气体的气候变化立法几乎都是就气候变化问题论气候变化问题，并部署全国的减排行动，但这一届国会的三份主要立法，均是将气候变化问题与能源安全、经济转型和技术创新三大战略相联系。日本提出的法案也是将节能、提高能效、发展非化石能源与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一个整体考虑，将经济发展、改善民生、技术创新与保护环境有机结合。这表明，美国、日本减排温室气体的根本目的，不单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应对国际压力，更多的是从本国发展战略考虑，为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巩固在全球的地位服务。我国节能减排与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也应当从国家全面发展的角度，综合看待节能减排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对国民经济各方面的影响，并做出相应的部署。5.2突破能源对发展的硬约束是立法的核心主要发达国家的相关立法进展表明，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不能与能源政策相割离。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能源发展问题；全球各国减排温室气体的措施，主要还是能源生产和利用方面的技术和措施。气候变化问题对发展的影响，对大多数国家而言是远期制约，减排温室气体问题在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环境容量不明确、各国排放权的产权不明确之前只是道义上的问题，属于软约束；而能源问题对发展的影响，对任何国家而言均是现实制约和物质基础的制约，属于硬约束。因此美国的气候变化立法进程才会时疾时徐，却始终把能源政策作为国家的核心战略问题。我国在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和政策，尤其是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战略和政策时，应重点从突破能源对发展的硬约束考虑，以节能、提高能源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保障能源供给的安全与独立为主体，水到渠成地实现应对气候变化、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而不应将远期和国际软约束作为制定战略的优先考虑。5.3政策应获得公众广泛支持主要发达国家的上述立法都特别注重公众的支持，千方百计在法律案文和解释、辩论中体现对纳税人的保护，对公众意见的关注和采纳，以及向公众信息公开。美国的立法进程明显表现出与公众支持的呼应：众议院法案表决时，公众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势力高涨，法案得以在国会顺利通过；而当公众支持下降或怀疑上升时，国会的行动变得迟疑，表现为参议院法案要么被搁置，要么迟迟不提交全会讨论表决。这说明一项新的政策出台，需要建立在广泛认同的基础上。我国当前宜加紧出台和修订《节约能源法》和《可再生能源法》及其配套规章制度，进一步做好节能减排等惠及千家万户、改善环境、提高生活质量的工作；而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和行动，尤其是立法方面的行动，宜进行细致的调研与原则性规定。
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篇6
作者简介：高小升（1980-），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思政部讲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全球气候变化与现当代国际关系。
摘要：农业领域温室气体排放增长快、减排潜力大以及较高的生态脆弱性等决定了其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地位随着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发展而日渐提升。虽然目前对农业议题的关注度仍然和农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重要性不完全相称，但是农业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地位已经大为提升。农业在气候谈判中地位的变化对气候谈判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然而鉴于一系列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农业议题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地位的上升及其影响尚有待进一步观察。
关键词：全球气候谈判；农业；温室气体排放；京都议定书
中图分类号：F323.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07（2013）04-0037-07
自工业化以来，人类社会遭遇了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而其中最为严重且最难应对的当属气候变化问题。鉴于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是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诱因，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就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农业在应对气候变化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不仅排放大量的温室气体，而且具有很大的减排潜力，同时农业也备受气候变化的影响。随着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发展，农业日渐被纳入全球气候谈判的议程中，农业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出现及其未来的地位变化将对全球气候谈判和农业发展本身产生多方面的影响，适时对其进行分析意义重大。
关于“农业与气候变化”的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已经做了一定的有益探索，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气候变化对农业发展的经济影响。国内外学者，尤其是农业经济研究学者，运用各种模型分析气候变化在农业领域的系统性影响，包括气候变化对粮食安全、农产品贸易，农业产业分布等问题，比如2009年农业部启动的“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及应对技术研究”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产生了一批优秀成果。二是发展低碳农业的必要性及其路径，这也是研究论文最多的领域之一。研究者从应对气候变化、农业发展等角度论证实现农业低碳转型的必要性，并从技术层面、政策层面以及财政和金融支持等角度提出了发展低碳农业的路径。三是研究农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应发挥的作用。从事此方面研究的主要是国外学者，他们主要通过分析农业与气候变化的关系，提出农业在未来应对气候变化中应该发挥的作用和要求提高农业在未来国际气候机制中的地位，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当属美国农业与贸易政策研究所（instituteofagricultureandtradepolicy）围绕国际气候谈判进展发表的系列分析评论。然而目前的研究未能回答如下问题：农业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地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农业议题目前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处于何种地位？农业议题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地位的变化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正是本文力图解决的问题。
一、农业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地位变化的原因与动力
全球气候谈判启动于20世纪80年代末，时至今日已有20多年的历史。在这一进程中，农业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地位逐渐发生着缓慢但却重要的变化，从最初对农业议题的漠视到强调农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重要性，再到农业作为当前全球气候谈判中独立的谈判议题出现。究其原因，三大因素的发展是农业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地位变化的主要动力。
1.农业领域中温室气体排放的迅速增加。从排放总量看，农业领域温室气体排放在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中的份额日渐增大。根据2007年的ipCC第四份评估报告（ipCCaR4），农业排放的温室气体占全球人为排放总量的10%～12%，全球排放的甲烷（CH4）和氧化亚氮（n2o）中来自农业的分别占47%和58%[1]503。土壤释放的甲烷（CH4）和发酵产生的氧化亚氮（n2o）是最主要的温室气体来源。2005年农业排放的CH4和n2o就分别占全球非Co2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38%和32%[2]。
从排放趋势看，农业温室气体排放正快速增加，并且很可能在未来继续保持这一趋势。相关研究数据表明，1990～2005年间农业排放的甲烷（CH4）和氧化亚氮（n2o）增加了17%，年均增长5800万吨。联合国粮农组织（Fao）预测，源于氮肥使用量的增加和沼气生产量的提升，2030年农业排放的氧化亚氮（n2o）会增加35%～60%[3]99。其他学者和研究机构的结果也显示出相似的趋势，认为未来农业领域排放的氧化亚氮（n2o）将在1990年的基础上增加50%。
从排放的地域分布看，发展中国家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增加源之一，而农业排放在发展中国家总排放中占有很大的份额。国际粮食与农业贸易政策委员会（internationalFood&agriculturaltradepolicyCouncil，简称ipC）的数据显示，农业排放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占其温室气体总排放的74%左右[4]4。农业虽然在发达国家经济中的比例很小，但是近几年来由兽禽粪污管理带来的排放却不断上升，也不容忽视。此外，土地使用变化导致的排放也大概占全球Co2总排放的20%左右[5]，而粮食生产是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力之一，联合国粮农组织（Fao）2008年度报告得出结论，由人类需求驱动的粮食增长正在也将继续推动农业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
可以说，农业领域温室气体在全球排放总量中份额的扩大、对未来农业排放趋势的担忧以及农业排放源的增多开始促使世界各国对农业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地位的重新审视。
2.国际社会对农业减排潜力的新认识。20世纪80年代末全球气候谈判启动之初，气候科学研究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对于农业与气候变化的关系也没有充分的认识。然而随着气候科学研究的发展，世界各国日渐认识到农业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特别是农业领域存在着巨大减排潜力。具体表现在：（1）农业领域存在着丰富的碳汇碳汇（carbonsink）主要是指陆地生态系统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的多少，或者说是植物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将其固定在植被或土壤中，从而减少该气体在大气中的浓度。在陆地生态系统二氧化碳总储存量中，森林约占39%，草原约占34%，农耕地约占17%。，能够大大减低空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有效应对气候变化。仅以碳的封存为例，农业在确保世界粮食安全的同时，仍为温室气体减排提供了多种可能，预计年减排潜力为55～6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几乎相当于当今世界1年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2030年约有89%的技术减排潜力能够通过土壤碳封存来实现，尽管其可行性尚需进一步研究[6]1-5。澳大利亚农场主协会（nFF）研究认为，在过去的2个世纪里，全球农业用地中超过一半的土壤碳汇已经丧失，温室气体已经排放到空气中，这一丧失也为碳的封存提供了新机遇，预计能吸收空气中10%左右的碳[7]。（2）通过提升家禽、粪便和水稻的管理以及优化肥料使用和管理等方式，农业排放的温室气体也能大大减少。混合肥料的使用是农业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这些混合肥料以天然气和氮肥为原料制成，生产过程会消耗大量的能源，释放大量的温室气体。这些混合肥料的使用也会使土壤释放的温室气体增加，因而加强混合化肥使用管理会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与此同时，农业领域内的家禽业也是潜在的减排源泉。反刍动物，诸如牛、绵羊、山羊和水牛等消化食物的过程（又称肠道发酵）是家禽业温室气体的最大排放源。据统计，由此种消化方式带来的甲烷（CH4）占人为排放的此类气体总量的5%～10%。[8]3-5尽管改变动物的消化习惯异常困难，但是改变上述动物的食料会对这一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产生影响。新近由部分农场牵头、奶农参与的联合研究发现，通过改变奶牛的饮食，在其中加入富含有欧米茄-3的饲料能大大减少反刍过程中排放的温室气体，最高可减少18%，而且还能增加牛奶的营养价值。
不管是碳的封存、肥料使用的改变以及家禽的饮食管理都将给农业提供可观的减排潜力。联合国粮农组织（Fao）预计，发展中国家通过农业和林业项目采取的减排努力成本可能占所有行业和地区总成本的1/4到1/3，但减少的排放却能达到减排总量的1/2到2/3[9]2-4。可以说，世界各国对农业减排潜力的重新认识是农业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地位变化的重要原因。
3.农业在全球气候变化中日渐凸显的生态脆弱性。随着气候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清晰表明，气候变化会对农业产生重大影响，并且以负面影响为主。英国财政部的《斯特恩报告》指出，全球气温升高2℃将使干旱和半干旱地区（例如地中海盆地）水量减少30%，上升4℃这些地区的水量将减少40%～50%[10]。倘若全球升温3～4℃，气候变化对农业的负面影响将更大，在非洲和西亚地区的表现最为明显，使用弱碳肥料情况下减产25%～35%，使用高碳肥料情况下也要减产15%～20%。2007年出版的ipCC评估报告也指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气候变化最为脆弱的非洲影响最大，“非洲许多国家的农业生产，包括食物的获取，都将因气候的异常和变化而受冲击，适合农业生产的地域，农业作物的生长期以及那些处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周边的农业潜在收成大大降低，进而影响粮食安全和减速该地区人群的营养不良”[11]8-15。此外，由气候变化带来的海平面上升也将减少可耕种的农业用地和农业产值。海平面上升将使世界许多地方数千公顷的良田被淹，海平面上升1米将使湄公河流域可耕种和水产养殖面积减少10万公顷，尼罗河三角洲大部分被淹没，五大主要发展中经济体（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和南非）受影响的国土面积分别达到0.34%、0.24%、0.14%、1.02%和0.02%。倘若海平面上升3米，则分别达到0.76%、0.66%、0.41%、1.92%和0.05%[12]。面对气候变化对农业负面影响的日渐增大，采取适应和缓解措施成为农业领域必然的选择，由此也要求对农业在国际气候谈判中被漠视的现状加以改变，进而对通过国际气候机制对农业应对气候变化做出安排。
二、农业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地位的变化
在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发展进程中，农业议题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地位变化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1.对农业议题的漠视阶段（1988～1995年）。20世纪80年代末开启的全球气候谈判最初并未直接涉及农业领域，各缔约方批准生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只是非常模糊地提及农业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表现在：首先，《公约》第2条谈及粮食生产的重要性，强调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应当在足以使生态系统能够自然地适应气候变化、确保粮食安全生产免受威胁并使经济发展能够在可持续的时间范围内实现”[13]。其次，《公约》要求所有缔约方制定、定期更新和公布其所有温室气体源的人为排放和各种汇的清除，涵盖农业领域。同时，《公约》也要求各缔约方制定、执行、公布和经常更新国家的以及在适当情况下区域的减缓气候变化的计划，以及相关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农业也被纳入其中[14]。此外，《公约》第4条第1款也呼吁缔约方促进、合作发展、应用和传播（包括转让）各种用来控制、减少或者防止温室气体人为排放的技术、做法和过程，而这些行业和部门包括农业和林业。
可以说，在这一阶段，农业议题基本上不为《公约》缔约方所注意，全球气候谈判主要将注意力放在应对气候变化基本原则和框架的确立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应对气候变化责任的划分上，在《公约》中只是一般提及农业应该包含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域之中。
2.农业议题关注初显阶段（1995～2005年）。1995年，《公约》缔约方第一次大会（Cop1）决定启动《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以落实《公约》确立的应对气候变化原则和目标，由此全球气候谈判进入京都气候时代。在这一阶段，农业议题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地位有所提升和改观，农业领域采取的措施也被纳入到缔约国家实现减排目标的手段之中。表现在：
首先，把土地使用、土地使用变化和林业（LULUCF）领域的活动计入减排目标的实现中。根据《议定书》第3条第3款，“自1990年以来直接由人引起的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活动――限于造林、重新造林和砍伐森林――产生的温室气体源的排放和汇的清除方面的净变化，作为每个承诺期碳贮存方面可核查的变化来衡量，以实现附件――所列每――缔约方依本条规定的承诺”。[15]同时，《议定书》也赋予《公约》缔约方大会就涉及农业土壤、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类各种温室气体源的排放和各种汇的清除方面的相关变化，应如何加到附件一所列缔约方的分配数量中或从中减去的方式、规则和指南做出决定。在《议定书》后续谈判中达成的《马拉喀什协议》（marrakechaccords）对LULUCF的原则和规则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即LULUCF活动仅包括森林管理、放牧和管理、植被恢复以及农田管理[16]。
其次，《议定书》下发达国家实现减排目标的京都灵活机制之一――清洁发展机制（CDm）首次明确将农业领域减排包括其中。京都灵活机制由排放贸易、联合履约以及清洁发展机制等三大机制构成，其目的在于帮助发达国家实现《议定书》规定的减排目标，其中清洁发展机制允许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减排项目，从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履行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中所承诺的限排或减排义务。根据CDm的规则，发达国家通过CDm获得的排放许可用于冲抵其京都减排目标，而农业领域是开展CDm项目的主要领域之一。由此，农业领域温室气体排放的减少得以进入全球气候的谈判之中。
再次，《议定书》首次就农业应对气候变化提出直接的要求。《议定书》第10条b款呼吁签约国制定、执行、公布和定期更新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和有利于充分适应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以及在适当情况下的区域方案，这些方案“除其他外，将涉及能源、运输和工业部门以及农业、林业和废物管理”，[15]从而农业议题正式出现在国际气候协议中。
3.农业议题地位的迅速提升阶段（2005年以来）。2005年《议定书》最终生效，全球气候谈判进入后京都气候时代。在这一阶段，农业不仅首次成为独立的谈判议程，而且在各种气候谈判场合被多次讨论，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地位迅速提升。表现在：
首先，农业在气候谈判中被提及的次数迅速增加。在《公约》及《议定书》的谈判中，农业议题被提及的次数寥寥无几，然而自2005年后京都气候谈判启动以来，缔约方不仅就农业应对气候变化多次交换意见，而且出现在后京都气候协议谈判文本中的多个地方。根据全球农村发展捐助者平台（GlobalDonorplatformforRuralDevelopment）对哥本哈根气候会议谈判文本的分析，涉及农业的条款达到72处。2010年，各国依据《哥本哈根协议》提交的应对气候变化计划中，三分之二的发展中国家将农业纳入其中，2010年底的坎昆会议后投入运作的快速启动基金、绿色气候基金以及新建立的“坎昆适应框架”均将农业囊括其中[17]。
其次，在正式的联合国气候谈判之外，对农业应对气候变化的讨论日渐增多，也趋于激烈。一般来讲，在正式气候谈判会议召开的同时，《公约》秘书处也会邀请学术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参加会议，举办气候大会的边会（sideevent），就尚未纳入正式谈判的气候议题和观点进行交流，从而使边会成为塑造正式气候谈判结果的重要渠道[18]。近年来的几次气候大会上，举办的边会和参加边会的人数迅速增加，涉及农业的边会和活动也大量涌现。据统计，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期间，与农业相关的边会共有13个，并且还在2009年12月12日举行了“农业和农村发展日”，后者还了“农业和农村发展联合宣言”，极大地扩大了农业在气候谈判中的影响。
再次，要求将农业纳入国际气候机制的呼声高涨。随着气候科学的发展，各缔约方、学者、环境非政府组织对农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地位的认识更加清晰，因而越来越呼吁给予农业在气候谈判中应有的位置，改变以往应对气候变化中对农业的忽视。2009年4月，各缔约方在德国波恩首次召开《公约》下农业议题专题研讨会，2009年6月的第二次波恩气候谈判会议的谈判文本将农业议题单列一章。哥本哈根大会期间，迫于各种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压力，农业被写入《哥本哈根协议》文本草案中，虽因多种原因，农业未能出现在最终的《哥本哈根协议》文本中，但是此后的历次谈判会议上，农业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19]。2010年坎昆会议前夕在荷兰海牙召开的“农业，粮食安全和气候变化”国际会议制定了农业应对气候变化的路线图。在坎昆会议上，虽然各方因在《议定书》存续、减排责任划分等关键议题上的分歧使农业在此次会议上未受到进一步的关注，但《坎昆协议》中的不少条文仍对农业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规定。
三、农业议题在气候谈判中地位上升的影响
当前正处于构建后京都气候机制的关键阶段，各方围绕着气候谈判的各项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与博弈，农业议题地位的提升将对当前的全球气候谈判产生重大而且复杂的影响。
首先，农业纳入气候谈判增加了全球气候谈判的复杂性。气候变化属全球性问题，具有涉及面广的特点，为应对气候变化，各缔约方需进行多方面艰难的协调与合作。根据加拿大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internationalinstituteofSustainableDevelopment）20余年来对全球气候谈判的观察，气候谈判涉及的议题越多，协调的难度就越大。与其他行业不同的是，农业作为基础性产业，在人类的生产生活中享有战略性的地位。虽然从经济数据显示，农业在国际经济中的贡献度不断降低，但是这并不真正反映农业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实际作用。农业的战略性地位决定了将其纳入到原本已经存在诸多议题的全球气候谈判中，无疑将增加谈判的复杂性。（1）农业的规模决定了在该行业达成减排安排相对复杂。源于农业用地的超大规模，生态系统的差异以及该行业涉及许多农民的利益，任何有关这一行业的应对气候变化安排需进行全面的权衡，在上述多种因素之间实现复杂而微妙的平衡。（2）农业减排的不确定性加剧了谈判的复杂性。在农业减排中，最大的技术难题当属减排的不确定问题以及减排量如何计算的问题。以农业领域的土地使用、土地使用变化和林业（LULUCF）为例，对于如何处理LULUCF与各国减排目标的关系，仍存在很大的争议和技术性难题。同时，如何计算农业生产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农业碳汇都是国际气候谈判中争议不休的问题，这些都使举步维艰的全球气候谈判进一步复杂化。
其次，农业纳入气候谈判提升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全面性和有效性。虽然农业领域温室气体排放量不断上升且减排潜力巨大，但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农业却被排除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进程之外，使应对气候变化缺乏全面性。不仅如此，鉴于农业温室气体排放的规模，忽视该领域不仅导致农业排放的急剧增加，而且也会抵消其他行业所做出的减排努力，导致“碳泄漏”。而将农业纳入全球气候谈判则能逐步解决这一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农业进入全球气候谈判议程和在其中地位的提升，丰富了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方式和提高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实际效果：（1）农业领域可以实现直接减排。通过调整和改变现有农业的运作模式，不仅能推进农业的发展，而且能够降低农业部门的碳排放强度。以粮食生产为例，借助改变农作物的种植方式和粮食生产链，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前提下，与粮食生产相关的排放还能大幅下降。（2）降低与农业相关的其他行业的排放。源于森林砍伐和破坏导致的排放（ReDD）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增长源，占全球排放总量的20%，超过全球交通运输部门，达到中国和美国2005年的排放水平[20]5。20世纪90年代，源于森林砍伐释放到空气中的碳约为15亿吨，其也是世界第三、四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巴西和印度尼西亚的主要排放源[21]1-2。联合国粮农组织估算，1990～2005年间全球森林砍伐面积约为1300万公顷/年，由此导致的排放约为58亿吨二氧化碳当量[22]。而农业对土地的需求是驱动森林砍伐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农业纳入全球气候谈判议程无疑将减缓这一趋势。（3）农业也为世界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新的能源选择。生物能源是很多国家发展可再生能源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被认为是遏制交通运输业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的有效途径，也是减少柴油等石油产品使用的有益替代能源，而农业种植的能源作物是生物能源生产的主要来源。近年来不少国家出台了大力发展生物能源的计划，譬如欧盟在2005年12月就提出了“生物能源行动计划”的立法建议，计划将欧盟25国供热、电力生产和交通运输中生物能源使用量从2003年的6900万吨标准油提高到2010年的1.85亿吨标准油[23]。这些目标的实现在很大意义上依赖于农业，凸显出农业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
再次，将农业纳入全球气候谈判议程加大了达成国际气候安排的难度。在后京都气候时代，围绕着国际气候机制的构建，各国之间召开了激烈的博弈，“双轨制”的气候谈判原本就艰难和复杂，不仅有2012年后《京都议定书》的存续问题，还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主要发展中国家）气候变化责任的划分问题，农业在后京都气候谈判中地位的上升会进一步恶化这一趋势。鉴于农业排放的巨大规模，农业减排和农业碳汇计算中的技术难题和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碳泄漏”都是缔约方极为关注的问题。不仅如此，农业还是粮食生产的主要来源，耕地占全球面积的40%，水资源消费的70%以及为40%左右的世界人口提供就业机会，这使得在农业领域的任何政策调整都将产生重大影响。此外，由于农业在发展中国家经济中占有较大的份额，《公约》及其《议定书》和2007年达成的“巴厘岛路线图”，要求发展中国家采取的适当国家减排行为（namas）以发达国家“可衡量、可核实和可报告”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为前提，将农业纳入其中将增加发达国家的责任，这使谈判的困难进一步增加。上述这些都加剧了本已经举步维艰的后京都气候谈判的复杂性，使得在2012年底联合国多哈气候大会上达成后京都气候安排的几率和可能性进一步降低。
四、结论与思考
综上所述，影响农业议题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地位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三：农业领域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迅速增加，对农业领域减排潜力的新认识以及农业在气候变化中的生态脆弱性；虽然目前对农业议题的关注度仍然和农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重要性不完全相称，但是农业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地位已经大为提升，未来其地位将继续上升；农业已经成为全球气候谈判的正式议题，鉴于它所具有的战略性地位，对目前正在进行且处于关键阶段的后京都气候谈判势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并进而影响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发展方向以及减排机制。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农业尚未成为全球气候谈判的核心议题，其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未来地位及其影响将取决于三大因素：一是气候科学研究的发展，要提升农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地位，首先要解决的是农业应对气候变化中存在的不确定性，而这依赖于气候科学研究的未来发展。二是农业在气候变化面前生态脆弱性的高低。未来气候变化对农业负面影响的大小将是决定农业是否采取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重要动力之一，也是农业议题在气候谈判中能否进一步受到重视的决定因素。三是全球气候谈判的进展。在当前的气候谈判中，发达国家减排以及工业领域减排是核心议题，只有在解决了关键的谈判议题之后，才有可能关注农业等其他议题。
总之，农业议题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地位正在不断上升，其也对全球气候谈判产生了重大而复杂的影响，然而鉴于一系列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农业议题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地位的上升及其影响尚有待进一步观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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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篇7
本文从10个方面概括了在气候变化和地球变暖问题上，什么已经成为科学的组成部分――因此需要我们遵循事实，什么却是流行的认识误区――因此需要我们改变看法。
结论①：全球变暖已经成为毋庸置疑的事实，而不是蛊惑人心的伪命题。
科学的依据：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是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气象组织于1988年创建的科学组织，这个专门委员会汇集了包括中国在内的130多个国家的2500多名专家。aR4是这个专门委员会花了6年时间的研究成果，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对全球变暖问题最权威的科学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支持地球变暖的科学证据被认为来自地球温度上升、海平面上升、大范围冰川和积雪融化3个方面的一致性。证据一，在1906～2005年的100年时间里，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已经升高了0.74摄氏度，主要的变暖阶段是最近50年；证据二，过去100多年来，地球的海平面总体上已经上升了17厘米，事实表明，全球海洋已经并且正在吸收80％以上被增添到气候系统的地球热量，这样的增暖导致了海水膨胀并造成海平面上升；证据三，过去100多年来，南极大陆、格陵兰岛以及南北半球的山地冰川和积雪在单向度地退缩和融化，特别是1979年以来北极的冰川已经融化了20%。
流行的误区：相当长时间来，社会上流行着一些否认地球变暖的说法，甚至把地球变暖说成是环保分子蛊惑人心的新花样。现在已经证明这样的说法是严重不科学的。说法一，认为有些地区的气温没有升高。事实上，地球变暖指的是由于温室气体增多而造成整个地球表面的平均温度在增高。由于气候是个复杂系统，因此气候变化的影响不会在所有地方都一样。地球上的有些地方例如北欧，可能实际上是变得更冷了，但是这不能否认地球表面温度整体上在上升，海洋温度也是这样。说法二，认为南极洲和格陵兰岛的冰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因此有人提出地球是在变冷而不是变热。然而最新的调查研究表明，虽然南极大陆上个别地方的冰川是在扩大，但是南极洲冰川的总体是在缩小。从世界范围来看，85%以上的冰川都是在不断缩小之中。
结论②：全球变暖是工业化以来的人类活动所造成的，而不是地球自身自然驱动的结果。
科学的依据:过去100多年来地球温度的上升，是与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密切相关的。温室气体主要包括二氧化碳、甲烷、一氧化二氮、氢氟烃、全氟化碳、六氟化硫等，其中二氧化碳是最重要的人为温室气体。科学证明自1750年以来，这些温室气体在大气层中的浓度发生了惊人的增长，远远超过了工业化前几千年中的浓度值。例如，地球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已经从18世纪前的280ppmv（即每百万份体积的大气中含有280份二氧化碳），增加到了2005年的379ppmv左右，为65万年来最高。由于这些温室气体主要与人类活动有关，因此说地球变暖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与人类活动有关。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最近50年的气候变化是由人类活动产生的”这一结论的可信度，已经由2001年第三次评估报告得出的66％以上可能性，提高到了目前的90％以上可能性。结论也由“过去50年观测到的大部分气候变暖‘可能（likely)’归因于人类活动”变成“人类活动‘很可能（mostlikely)’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
流行的误区：很长一段时间来，有些企业以及政治方面的人士竭力否认地球变暖是由人类活动所引起的。他们试图让人们相信，即使有气候变暖存在，也是地球自身的原因所驱动的。误导一，认为地球气候随着时间推移会自然地发生变化，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地球变暖实质是地球自然变化的结果。然而，从南极冰块深处取出的冰芯显示，现在的二氧化碳浓度比过去65万年的任何时候都要高许多。这证明了我们当今的气候变化已经超出了地球自然变化的正常范围。误导二，认为地球变暖是由于20世纪初一块陨石撞击西伯利亚而造成的。事实上，一块陨石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就像一场火山爆发，这样的影响是短期的而不是长时间的。其他如认为城市热岛效应造成地球变暖的看法也是荒谬的，因为这类局部事件对地球变暖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结论③：全球变暖对水资源、食物、健康、土地、环境与生态、灾害等有着严重影响。
科学的依据：2006年，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英国政府气候变化顾问施特恩（Stern)发表了有影响的报告――《气候变化的经济学》。这是另外一份有关气候变化的重要文献。按照这份报告的概括，地球变暖对人类社会经济可观察到的重大影响涉及以下6个方面：
一是在水资源方面，全球气候变暖将导致水资源时空分布失衡的矛盾更加突出，部分地区旱者愈旱、涝者愈涝。在高纬度和一些热带地区，降水量可能会增加10%～40%，而在一些中纬度和热带干燥地区，则可能减少10％～30%。
二是在农业与食物方面，全球气候变暖将导致农业和林业生产自然风险加大，大范围严重饥荒出现的概率增大。
三是在人类健康方面，全球气候变暖将导致热带常见流行病的发生范围向高纬度地区扩展；由此造成的鸟类迁徙路径和动物生活习性的变化，将导致应对人禽、人畜共患疾病的难度加大;高温热浪、雾、霾等极端气候事件的增多，将威胁老人、儿童、病患等弱势群体的身心健康，甚至导致死亡人数增多。
四是在土地与海岸线方面，全球气候变暖必然导致海平面上升，使沿海地区遭受洪涝、风暴、咸潮以及其他自然灾害的频率加大。人口密集和经济不发达地区面临的风险更大。
五是在地球环境与生态系统方面，若全球平均温度增幅超过1.5～2.5摄氏度，将有约20％～30％的物种灭绝。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将导致海水酸化，影响海洋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又如地球变暖打乱了不同物种间处于微妙平衡中的生态关系，使得许多地区外来物种入侵的数量急剧上升。
六是在大规模灾害方面，全球气候变暖会导致风暴洪水来势更猛。例如，2005年在美国造成重大损失的“卡特里娜飓风”；2005年在欧洲大陆包括瑞士造成重大损失的特大洪水;2005年在印度孟买和中国四川形成的严重洪灾。
流行的误区：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地球变暖是太远的事情，它们还没有影响到我们身边的生活。因此在关注环境问题方面，国内有人强调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自己所在城市的水污染、大气污染、垃圾污染等地方性问题，而不是全球变暖这样的全球性问题。1997年我曾受有关国际组织的委托，就参加气候变化问题的京都会议，联系国内有关城市的官员，得到的回答就是这样的。实际上，地球变暖正对我们身边的生活发生着越来越直接的影响。例如，上海城市的海平面上升、风暴潮加剧、最近的天气变得奇热等，就是全球变暖对我们的直接影响。
结论④：温室气体排放的强度受到人口增长、经济增长、技术革新等因素的影响。
科学的依据：首先在人口方面，在工业化的条件下，人口增加通常伴随化石能源消耗的增加，因此人口增加与温室气体排放增加有一定的正相关性。显然，人口减少是有利于温室气体的减少的。如果到2100年地球的人口总量延续当前的持续增长趋势，那么人口总量的增加势必导致温室气体的相应增加。
其次，在经济方面，人均收入增加与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之间，一般有一个先增长后减少的关系。经验数据表明大约在人均收入达到8000美元以后，人均二氧化碳和碳排放强度才有可能明显地下降。对于世界来说，由于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穷人的经济状况需要改善，因此由此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也将增加。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来说，通过经济增长规模、速度以及发展模式的转变，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将是可能的。
最后，在科学技术与相应的政策方面，通过节约和替代能源以及增加自然对碳排放的吸收等科学技术变革，可以有效地消减社会经济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但是，这需要我们变革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使之从高碳的科学技术转变为低碳的甚至零碳的科学技术。例如，从传统的燃油汽车转变成为新的燃料电池汽车。
流行的误区：有人认为面对温室气体增加导致的人类气候危机，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这是有关气候变暖问题的最为消极的一种误导。事实上，在减缓气候变暖的问题上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虽然我们不可能扭转长时间以来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地球变暖趋势，但是却可以通过人口控制、经济转型以及调节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规模、加快科技变革等手段，有成效地减少对化石燃料的利用，尽可能地将温室气体的排放控制在人类可以接受的程度与区间。
结论⑤：与工业化以前相比，21世纪末全球平均地表温度可能会升高1.1～6.4摄氏度。
科学的依据：ipCC在研究气候变暖的进程中，组织各国专家对未来的气候变化进行了情景分析，研究结果从2000年开始以排放情景特别报告（称为“SReS排放情景”）的形式。这个报告以全球化与地方化、增长优先与环境优先为向度，设计了4种情况、6种情景，由此可以分析可能有的温室气体排放规模以及相应的地球温度上升。ipCC从中得出的最新结论是：到2100年，地球温度相对于2000年最有可能升高的范围是1.8～4.0摄氏度，很有可能升高的范围是1.1～6.4摄氏度。
流行的误区：社会上常常有人认为这方面的预测是不准确的，理由是科学家对此意见不一。事实上，科学界在人类活动改变全球气候的结论上一直是有共识的，对以上的结果也是认同的。过去多年来，对这个问题有严重怀疑和抵制情绪的主要是美国的一些政治家和企业家，他们的怀疑不是出自科学的理由，而是出自商业和政治的理由。但是我们注意到，自从2007年ipCC公布有关气候变化的新的权威性科学报告以来，美国的一些政治家和企业家的态度开始变得收敛和低调了。
结论⑥：在地球升温超过2～3摄氏度的情况下，气候变化将给人类带来净的负面影响。
科学的依据：如上所述，ipCC的科学家认为在未来的100年里地球气温将升高1.4～6.4摄氏度。科学家认为，在地球升温超过1990年2～3摄氏度的情况下，气候变化对人类所有方面的影响都是负面的。英国科学家莱纳斯在他最近出版的《6度：我们在一个更热的星球上的前途》一书中，详细地讨论了地球未来升温对水资源、食物、健康、土地与海岸、环境与生态、以及突发性大规模事件的影响。总的结论是，在地球未来升温不超过1990年水平2～3摄氏度的情况下，某些地区、某些方面也许会得到一些好处；但是在超过2～3摄氏度的情况下，地球变暖的状况会持续恶化，并且对地球上所有地区只有净的负面影响。因为当温度升高超过2摄氏度时，全球遭遇沿海洪涝、饥饿、疟疾、水短缺的人数将大大增加。
流行的误区：有人对地球变暖给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幻想，说地球变暖对地球的影响并不总是负的。例如它能够帮助我们摆脱寒冷的冬天，还可以使作物生长得更快等等。确实，地球变暖的影响对各地是不同的，在一些特定的地区，甚至冬天的气候还会变得比现在舒适。但是，气候变暖对地球总体的负面影响大大超过了它对某些地区带来的好处。在地球变暖整体负面影响增加的情况下，即使那些少数可以得到更舒适气候的人们，恐怕以后也只能在几乎面目全非的地球环境中孤零零地享受所谓的“舒适”了。
结论⑦：减少碳排放的目标，是使地球变暖相对于工业化以前不超过2摄氏度。
科学的依据：ipCC在公布了上述SReS的排放情景研究报告后，进一步开展了减缓和稳定二氧化碳排放情景的研究，称为“后SReS减缓情景报告”。如果人类保持现有二氧化碳排放速度，到2100年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将达到850ppmv，届时地球将升温5～6摄氏度，这样的未来对人类可能是毁灭性的。因此，研究报告提出减缓的目标是到2100年，地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不超过475ppmv（相对于现在有100ppmv左右的升高）。这意味着到2020年相对于1990～2000年需要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20%，到2050年相对于1990～2000年需要减排50%，到2100年需要减少排放75%。显然，如果未来世界的发展是可持续的模式，那么减排的压力就比较小；如果未来世界的发展是纯经济增长的模式，那么减排的压力就比较大。
流行的误区:许多人对地球变暖持有单方面的悲观态度，认为在地球变暖及其影响面前，人类只能遭受败落的困境，已经不可救药了。但是ipCC的情景分析表明，通过人口控制、经济转型、科技变革等手段，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将地球温度升高控制在不超过2摄氏度的范围内是完全可能的。
结论⑧：低成本地减少和稳定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与政策是可以得到的。
科学的依据：研究表明，虽然在未来的10～20年中，提高传统能源的使用效率仍然是减缓全球变暖的最主要的技术和政策手段，但是从长远来看，随着新能源技术的开发与相关政策的推进，以比较低的成本进一步降低全球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是有巨大的技术经济潜力的。
根据2001年ipCC减缓气候变化工作组对2010年和2020年温室气体减排潜力进行的估算，各个产业部门或者经济部门均有可能以较低的成本甚至是净收益来实现较大幅度的减排。其中，建筑部门可以通过提高电器、设备和建筑结构等能源效率的技术与政策，减排15%～30%；工业部门通过提高能源效率和原材料效率等技术与政策，到2010年可以减排300～700mtC/a（即每年300百万～700百万吨碳），到2020年可以减排700～1500mtC/a；交通部门通过轻型汽车能源效率技术的改进（包括混合动力汽车等），到2010年可以减排5％～15%，到2020年可以减排15％～30%。总体上看，到2010年行业部门温室气体低成本减排的技术潜力可以达到1900～2600mtC/a，到2020年可以达到3600～5050，相当于同期排放总量预测值的20％～30%。
流行的误区:有人认为控制温室气体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太大。但是有关气候变化的经济学研究认为，不采取对策比采取对策所要支付的成本大得多，而且越早采取有效的减缓措施，经济成本就越低，减缓效果就越好。在具体方法上，科学家认为，给碳排放定价等市场机制，能够有效推动低碳产品和技术的开发利用。2030年之前把碳价提高到每吨二氧化碳当量20～80美元，2050年之前提高到每吨二氧化碳当量30～155美元，能够使2100年的大气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550ppmv左右。
结论⑨：在分担温室气体减排的任务上，需要强调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
科学的依据：可以将承担不同减排义务的国家分为3类：一是必须马上行动的国家，指那些具备较大的现实和历史责任（义务）、较强的资源和支付能力、较多的减排机会的国家，许多发达国家属于这个类型;二是等状况改善后才可能采取行动的国家，指那些具备较小的现实、历史与未来责任（义务）、较弱的支付能力、较少的减排机会的国家，许多极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属于这样的类型；三是应该马上行动但是承担有区别义务的国家，指介于以上两者之间，有一项或者两项指标但不是全部指标超过全球水平的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巴西等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属于这个类型。
中国当前的温室气体总量排放虽然很高，但是人均排放量仍然低于世界平均值，因此不属于以上第一类需要马上采取行动的国家。如果中国的未来发展能够通过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国际间的合作，使得人均排放水平低于世界的临界值，那么既是对控制地球变暖的重大贡献，也是中国实现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的重大成就。
流行的误区：目前发达国家讨论温室气体减排的时候，有一种无视以上“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的倾向。例如，前面提到的英国学者施特恩在他的报告中，要求包括中国的发展中国家从现在起就承担足够的减排责任，就是对中国的不科学要求，限制了中国应该有的发展空间。首先，中国的快速工业化进程至少延续到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估计在2050年之前都不可能停止增长，相比1990年排放水平可能需要增长数倍。中国之所以发展，是因为迫切需要解决几千万人的脱贫问题以及从整体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问题；其次，中国要向低碳经济转型，减排成本远不会像施特恩报告估计的可控制在GDp的1％那样乐观；第三，施特恩报告所倡导的国际碳税以及国际碳市场等手段，不能使中国从国际清洁发展市场（CDm）中获得更大的收益；最后，施特恩报告对碳捕获与存储等技术进步的估计太过乐观，对中国而言，这种技术在短期内成本太高，而且处理过程中还需要消耗大量能源。
结论⑩：人类同时需要采取适应性对策，以减少地球变暖带来的负面影响。
科学的依据：ipCC的研究表明，虽然温室气体的排放是可以控制的，但是地球温度的上升将是不可回避的。因此，在地球变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下，我们需要采取减排与适应并重的对策。即：一方面，减缓温室气体的排放是必要和可能的，例如在长途旅行的时候只要有可能就应该优先选择火车而不是飞机，就是减缓性的对策。另一方面，提高适应地球变暖的能力也是必要和可能的。例如，我们需要从现在起就着手培育能够适应气候变暖的农产品，设计能够适应气候变化的建筑物等等。
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篇8
早在19世纪2o年代，法国科学家Jean.Fouxier 就发现自然温室效应，并进一步论证这一效应对生物生存的重要性，认为自然温室效应是地球能量系统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至19世纪未，天才的瑞典科学家阿伦纽斯（Svante arrhenius），又提出了人为温室效应的可能性，认为矿物燃料燃烧过程中所排放的Co2（二氧化碳），将使大气中的Co2 浓度提高，会带来气候变暖问题，即每当大气中Co2浓度增加1倍时，气温会上升4―6℃（DSt－SUU，1996）。在尚无复杂的大气环流模型的情况下，阿氏的这一断言或许只能称之为“假税”。但在其后的近百年间，虽然曾有反复，如在相当一段时间，人们认为工农业生产所产生的气溶胶会致使气候变冷，气候变暖问题并不太为人所关注。直至7o年代未， 气候变暖问题才重又引起重视。而至1985年，在一次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世界气象组织（wmo）祖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iCSU）共同召开的国际会议上，对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将引致全球平均温度上升的观点得到基本接受，并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之一。
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的第二次评估报告称，温室气体，如Co2、 CH4（甲烷）和n2o（氧化亚氮），在大气中的浓度从18世纪的工业化时代以来，已经有了很大的增加。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类活动，主要是矿物燃料的使用、土地使用的变化和农业造成的。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导致了大气和地球表面的变暖。自19世纪末以来，全球平均地面温度上升了0.3―o.6℃；在过去的10o年中，全球海平面也相应上升了10―25厘米（ipCC，1995）。倘若不采取相应举措。让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仍按目前的速度增加，再过50―100年，全球平均气温将升高2―3℃，海平面将上升30―100厘米，从而使人类所赖以生存的生态和社会经济系统受到极大的危害。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形势显然更为严峻。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了。
1990年，第二次世界气候大会的部长宣言和科学技术会议声明，首倡制订气候公约。1990年12月，第45届联合国大会决定设立政府间气候变化谈判委员会。自1991年2月始，历经15个月共五轮谈判，于1992年5月9日形成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并于当年6月在巴西召开的朕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开放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目前缔约方已达165个，我国政府早已于1992年的巴西会议上签署了该公约。1995年这一公约生效．并于当年如开了公约第一次缔约方会议，经过激烈地争论通过了著名的“柏林授权”，再次明确了公约附件1①国（本文是科技部“全球气候变化国际政治经济分析”课题研究报告的部分内容。）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和转轨经济国家）率先减排的规定，并强调不为发展中国家引入任何新的承诺。至1997年12月，又在曰本京都召开了第三次缔约方会议，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规定附件l国家在2008年至2012年，将其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
作为发展中国家大国的中国，在签署了《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不久，就公开发表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宣布中国将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其中。围绕“控制二氧化碳，减轻大气污染”等问题提出了多项政策和措施。但是，“京都会议“以后，中国所面临的形势却是不容乐观的。在“京都会议”上，一些发达国家提出发展中国家“自愿承诺”的主张。而且美国国会还明确宣布“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在温室气体排放控制中。应“有意义的参与”否则国会将不予批准美国加入“京都议定书”。所谓“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就是指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家，而所谓“有意义的参与”，实质上就是要求形成一项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有约束力的温室气体未来排放的限制（kopp ctal，1998）。从根本上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避免因温室效应而带来的气候变化灾难，符合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利益；但从现实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又将限制本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承受相应的利益损失，将影响国家的发展空间和发展前景。正鉴于此，才使得温室气体减排问题显得格外复杂，因而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问题之一。从而又使得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成为兼具环境――经济――政治三重性质的国际问题。由是，在防止气候变化的过程中，我们所面临的是双重压力，一方面过度排放温室气体会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发展带来危害。最终影响乃至阻碍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一些发达国家忽视中国的现实，不切实际地向中国施压，使我们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切合中国的实际制定政策，运用必要的技术措施，努力减缓温室气体的排放增长率，这其中理所当然地也包括对经济手段的考虑。
就中国目前的现实面言，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是形成以城市为中心的大气污染严重的重要原因，排入大气中85%的C02来自燃煤。尤为不能忽视的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数据表明，当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处于500美元至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时，往往对应着人口、资源、环境等瓶颈约束最为严重的时期。中国目前仍属于发展中国家，为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能源消耗势必会加速增长，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速度也会有较快的增长，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应属于“生存性排放”。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温室效应毕竟有可能在根本上危害人类的生存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压力也是动力，在防止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与斗争中。中国应该能够寻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回到阿瑟?庇古去
在古典经济学家们看来，空气属于自由财货：工厂可以自由排放各种污染物而不必支付任何成本。由是，对于排污的工厂来说，它的“交易净产值”将是最大化的，而对于“社会净产值”而言，将无以达到最大化。这不啻意味，企业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受污染影响者与企业损失的总和）之间存在差异。也就是说，所谓差异实际上是私人经济活动成本的外部化。即差异并未反映在企业的生产成本中，但是工厂的烟雾产出品却成为众多消费者效用函数的一个有害投入品。此类外部性与公共产品相似，不过这类公共产品是有害的而非有益的，所以应称之为“公害”。庇古（pigou）应该说是最早发现这一问题的，他在其著名的《福利经济学》（economics of welfare）（1920。pigou）一书中：洋尽地分析了边际私人净产值与边际社会净产值背离的原因，他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悉源于“外部经济”或“外部不经济”。在庇古看来，差异或成本难以在市场上自行消除，这是由于这一差额或成本与形成污染的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成本的外部化，使得污染并不致影响该产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达成。显然，污染的存在使厂商获利，但却给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由此而形成“边际社会成本”。庇古认为，正是因为边际私人净产值与边际社会净产值背离现象的存在，使得国家干预有了必要性与合理性。他建议，政府应根据污染所造成的危害对排污者收税，以税收形式弥补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将污染的成本加到产品的价格中去。这种税被称之为“庇古税”（pigovian taxes）。
今人惋惜的是，从1920年庇古首开污染经济分析的先河以来，近半个世纪里几成绝响，直至60年代未，一些美国经济学家进行环境污染的经济分析的，“庇古税”才开始真正引起人们的注意，美国经济学家Baumol和oates（1971），分别从环境政策、污染控制、污梁税以及庇古税与统一排污标准成本比较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寻求污染控制的最佳途径。应该说，庇古的关于外部成本通过征税形式使之企业内部化的设想，构成环境污染经济分析的基本框架。其基本特点是，对排污者而不是受害者征税。所以被称为“排污收费（pearce andturner。1990）。
从经济学的意义分析。“庇古税”所偏重的是效率原则，从中性立场出友，引导资源配置优化，以买现怕累托准则（paretocriterion）。也就是说，建立碳税制度并以此来控制Co2的排放量，可以使不同企业根据各自的控制成本来选择控制量。相比较而言，“庇古税”较之其他控制手段，如排污标准、罚款，在同样的排污控制量的情况下，成本相对要低。对此，Baumol and oates（1971）、pearce and tumer （1990），均有十分精彩的量化分析。所以人们认为，征收碳税可以获得“双倍红利”（double dividends），即用中性的碳税来替代如收入调节税等现有税收，在总税收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可达到减排温室气体的目标与调整现有税收制度对经济绩效扭曲程度的双重效果。
为了寻求控制污染的最优途径。 Baumol and oates采用一般均衡的方法（1981），以帕累托准则作为优化配置的出发点，使最优庇古税，成为在最优污染水平等于边际外部成本（边际污染损害）时的排污收费（张帆，1998）：
mnpB=企业的边际私人净效益
meC=边际外部成本。
（1）企业为达到利益最大的目的，其产量应扩大到Qm；（2）为实现社会最优，当meC＞ mnpB应停止继续扩大生产，其产量为Q5；（ 3）为达到社会最优的目的，应征收税t*这样即可使污染从wm降至w5。也就是说：当产量超过Q5后，通过征收“庇古阁”就会给企业带来边际私人净效益的损失，因此而成为不合算的事。它会自觉地将产量限制在Q5的水平上，从而使污染排放水平限制在w5水平上，最终达到减排的目的。
因此，我们不难得到以下结论：
i.通过征收庇古税。以实现一般均衡体系的最优状态；
Ⅱ.统一税率。取决于污染的边际损失，与企业排污边际收益和边际控制无关；
Ⅲ.污染税应对排污量征收，与企业产品产量无关（陈迎，1999）。
应用税收政策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可以有不同选择，如按含碳量或含热量征税。向生产者或消费者征税，以及随时间变化来确定不同的税率等。但从环境经济学理论看，因C02的排放量与燃料的含碳量直接相关，因此按含碳量征税较之按含热量征税更为 合理，由是人们将这一税种称之为“碳税”。这里，一些国家所以选择碳税而非能源税，主要是基于成本的考虑，据Jorgenson and wilcoxen（1992）的一项研究证明，在美国通过能源税稳定碳排放的成本比碳税要高出20%。近年来，尤其是“柏林授权“通过以后，一些发达国家的缔约方，纷纷推出各自的有关温室气体排放、保护全球气候的政策和措施建议，征收Co2排放税是其中的核心内容之一。丹麦早在1991年，其议会就通过征收Co2排放税的议案，可以说丹麦是最早实行碳税的国家，而欧盟则考虑在其成员国内引人一个统一的碳税制度，以期转安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行为方式。这里姑且不论其技术上、政策上的可行性，至少可以证明碳税制度已引起各国的重视，并且一些国家已开始实施。有关碳税制度问题的研究，近年来已开始引起国内不少学者的注意，但更多地是偏重于理论上的分析，至于其在中国的实践意义可能尚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征收碳税的目的在于校正市场失灵带来的效率损失。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庇古税通过政府采用经济手段从宏观上对市场进行干预，虽然政府并没有直接对环境加以管制，但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这也是多余的，因为他们认为市场理性完全可以自行克眼环境与资源问题。市场价格机制及技术进步即可改善资源的配置效率。他们并不否认，公共资源问题上存在市场失灵问题，但这完全可以通过明晰产权关系来加以解决。当产权界定明确，而又有了适当的价格而非采取补贴的形式时，环境恶化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anderson and leaf，1991）这种通过生态私有化，使环境与生态是资源融入经济体系，通过自由市场来管理公共资源的方式，被称之为“自由市场环境主义”（Free market enviromentalism）。这一看法。更多地强调了市场效率配置有利的一面，其论述中采用的经验数据是带有市场偏好倾向的，个中的偏颇和缺失显然是难以避免的。他们无疑忽略了一个问题，然而又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大气是全体人类共有的资源，其产权的界定是相当困难的。所以，Fisher认为。我们不能用产权界定的方式来代替庇古税（1981），在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碳税有可能不是最好的但却是比较有效的方式。庇古税较之产权界定虽然存在管理成本但不存在交易成本，更何况庇古税虽说是政府的干预，但这种干预是一种宏观干预，而非指令与控制式的干预。同样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其于经济激励实现环境优化管理的一种政策工具。而且，不容忽视的是，完全采用产权明晰化的方式。只能在极端的条件下达到最优排污量。不过，有必要指出的是，在总排放上限确定的情况下，通过分配排放权和排放权的贸易制度。在理想的状况下，也可以采用产权管理途径。实现外部成本的内部化。
优美的“庇古税”在应用上的局限性
从理论上说，庇古税是优美的，但在具体实施中，却横阻着一道道的难题。其中，信息不对称问题应为诸多难题中的难中之难。
信息不充分使得最优税率的确定遇到很大的团难，这样就有可能使我们所确定的税率并非帕累托最优。实行庇古税就是要解决外部成本内部化问题，这就需要准确地知道边际外部成本（meC）和企业的边际私人净效益（mnpB），以此作为制订最优庇古税的依据。这里，边际外部成本的确定尤为重要，它是制订庇古税的前提条件。所谓边际外部成本，实际上是指受害者的边际福利的损失，这样一来，确定边际外部成本就需要从污染的物理性损害转换到人们对损害的反应和感受。并且要以货币形式来加以计量。这一复杂的过程，在理论上称其为“剂量――反应”关系（doseresponse relationship）。在张帆（1998）看来，这一过程包括以下几个环节的转换：产品生产生产过程产生污染的剂量污染手在环境中的长期积聚环境中污染物的暴露由暴露所带来的损害损害的货币成本。
显然，边际外部成本的确定存在着这样两个困难：1.诸多环节转换的复杂性；2.认识的偏好、不同利益集团的选择倾向都有可能引致对信息理解的差异性。
再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并不存在企业向政府如实报告其私人成本和效益的激励机制。这就需要由政府对企业的排放量进行经常性的定期监测，其工作量无疑是巨大的，有可能使得碳税的征管成本大到得不偿失的地步。
还有，征收碳税不致成为控制企业进入的障碍，尤其在经济处于上升期的扩张阶段，新企业的进入，必然会增加排放总量，使边际损失加大。同时，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统一税率的作用也会相应弱化（Davicl，1973）。而且，征收碳税必然会给不同的利益集团带来不同的影胸，利益的不平衡会相应影响社会公平问题。Symons（1994）和Smith（1994）从不同角度分析和探讨了碳税对不同收入阶层的影响，多数分析结果认力，相对高收入家庭而言，低收入家庭用于燃料的支出比重较大，因而会由于碳税的征收遭受较大的损失。当然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不同的看法。征收破税还将给一些产业带来较大的影响，所以欧美国家的工商界要求政府对脆弱工业部门，如煤炭工业实行免税措施。
庇古税局限性的存在是必然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理解和实施。更何况，这个世界并不存在没有缺陷的事物，追求彻底的完美有可能是一个认识的误区。倘若，我们不是要求信息的绝对准确（这在现实中也是不可能的），信息问题并不是一个绝对的障碍。至于征税中所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则取决于政府税制设计的具体思路。无论如何，在存在外部放应的情况下，市场均衡偏离帕累托最优，为达到帕累托最优，向温室气体排放者征收碳税，使外部成本内部化，不失为解决大气污染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
在中国，目前所实行的是排污收费制度，1978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环境变化领导小组的《环境工作变化工作汇报要点》，这是中国政府首次颁发的排污收费的正式文件。1979年9月颁布的《环度保护法（试行）》，对排污收费制度进行了明确规定。 1982年2月5日，国务院批准并了《排污收费暂行办法》，并于当年7月1日开始在全国实行，意味着排污收费制度在中国正式建立运行。从政策含义上看，这一制度规定所依据的经济激励原则是谁污染谁治理，类似于“排污者付费原则”。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与庇古税多有类同之处，如政府干预、仅涉及排污方、不考虑产权问题等。但在实际上，却与庇古税有着较大的区别，这是因为排污标准并非一定是帕累托最优，而且收费率也不是基于边际收益与边际损失之间均衡作为依据的。但无论如何排污收费制度，在控制环境污染的恶化上，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然而，从现实与发展看，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仍面临严峻的挑战，所以控制环境污染问题解决温室气体减排问题，却需要在政策研究上进一步加大力度。从长远计，有关碳税开征的问题似可展开讨论。如有无征收必要，征收有可能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以及在税制设计上怎样尽可能减少其负面影响等。在笔者看来。虽然庇古税存在相当大的局限性，而且还将对一些产业部门、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造成一些影响，但中国在制定减排温室气体政策措施时，应将碳税作为一个重要的选择加以考虑。
最后，还有必要指出的是，由于气候变化是全球环境问题，其外部性是全球外部性，各个国家相当于一个个企业，其损失是全球性的，所以，在严格意义上，讨论这一问题相对应的应是国际屋次上的碳税问题，仅从一国角度是无法真正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然而，我们所面对的现实是目前国际上并不存在一个世界政府，因此．碳税又主要在国内层面上讨论。对此，oeCD成员国中，一些已经开征碳税的国家，一直在呼吁开展必要的国际合作措施，通过国际合作联合应用碳税。
①附件1国家指“柏林契约”中据共同的但有区别的责任中所规定的发达和转轨种国家应首先承担减排义务的国家。
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篇9
1．“范式”理论与经济学范式
最早提出“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是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系统阐述了以范式概念为核心的科学发展的动态结构的理论。库恩对“范式”的理解有3种:一是科学共同体“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7］二是“一定时期内开展研究活动的基础”;［8］三是指“在科学实际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定律、理论以及仪器设备在内的范例———为某种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了模型”。［9］库恩(2003)认为，规则、属性这些东西都是事后的，范式具有在先性。一套实际的科学习惯和科学传统对于有效的科学工作是十分必要和极其重要的，它不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团结一致、协同探索的纽带，而且是其进一步研究和开拓的基础;不仅能赋予任何一门新学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决定着它的未来和发展，而它的形成须要仰赖于“范式”。因此，按照库恩的理解，“范式”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前提，从学科建立的角度看，范式是“开展研究活动的基础”。［10］在经济学领域，“库恩的范式理论得到经济学者的高度重视，范式理论被用来解释、评价重要经济理论的形成，以及它们在经济学史上的地位”。［11］作为一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现象的社会科学，经济学形成了自身的研究范式。钱颖一提出，现代经济学“由3个主要部分组成: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或基准点(Benchmark)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tools)”。［12］“视角”是经济学中研究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设: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参照系”的建立对任何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都极为重要，是经济学家研究经济问题的标尺，包括一系列公认的理论和公式等，如一般均衡理论中的阿罗－德布罗定理(arrow－Debreutheorem)，产权理论中的科斯定理(Coasetheorem)，公司金融理论中的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modigliani－millertheorem)等，都被经济学家用作分析经济问题时的基准点;经济学还提供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即各种图象模型和数学模型，其作用在于用较为简明的图象和数学结构帮助深入分析纷繁错综的经济行为和现象，如供需曲线图象模型、萨缪尔森的重叠代模型、所有权－控制权模型、非对称信息模型等。由此可见，“视角”———基本假定、“参照系”———理论术语体系以及“分析工具”，这三部分是构成现代经济学范式研究的基本要素。如今，经济学家们正是运用这些概念所代表的分析框架来认识和揭示各种经济行为和现象。
2．低碳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
根据经济学范式的要求，笔者认为，低碳经济学是基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空间有限这一基本假定，针对温室气体排放空间配置过程中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进行研究的经济学下面的一门学科分支。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配置”(allo-cation)不是“配额”(Quota)，前者是研究在不同的时间、空间条件下，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如何配置的整个过程及其影响因素，是一个动态的、持续发展的综合性事件，后者强调的结果，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这里所指的温室气体除了通常所了解的Co2、CH4、n20等气体，随着自然科学的深入，还包括已经发现并证明的Co2、CH4、n20、HFCS、pF-CS、SF6等30余种气体，主要来源于经济社会中的5个方面:能源行业、工业工程和产品用途、农业、林地和其他土地利用、废弃物、其他领域和途径等，低碳经济学的研究也主要围绕这5个方面展开。(1)低碳经济学的基本假定低碳经济学承认经济学范式中的“理性人”和“资源稀缺”假设，在学科本质上归属于经济学。同时，低碳经济是在全球温室气体容量有限，温室效应对人类产生巨大威胁的情况下提出的。因此，“理性人”、“全球温室气体容量有限”共同构成了低碳经济学作为经济学范式下一门学科分支的假定前提。低碳经济强调经济发展不能以温室气体排放量上升为代价，追求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相对脱钩，解决这一问题主要靠经济手段，即运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解决全球经济发展与温室气体高排放之间的矛盾。所以，经济系统是低碳经济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持续和高效的经济系统，以满足人类的生存发展需要。(2)低碳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低碳经济学是一门研究温室效应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的学科，即一切与温室效应有关的人类经济活动都是低碳经济的研究对象，低碳经济学的目的在于找到并运用其中的规律。在现实中，通过对大量低碳经济现象的观察，可以将其从4个维度抽象概括，即低碳经济成分、形态、模式以及秩序。低碳经济成分，凡是与低碳有关的各种经济活动，我们都可以称之为低碳经济成分，它是低碳经济中的最小元素，也是构成低碳经济的基本单元。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见到的各种低碳经济行为，如减少化石能源使用、增加可再生资源利用率、植树造林等具体行为都是低碳经济的一种成分。低碳经济形态，是指低碳经济各种成分的总和，是各种低碳经济现象的总和。潘家华、庄贵阳［14］、付加锋［15］等学者的研究，就是从低碳经济现象的总和出发，将低碳经济视为一种经济形态，并分析其具有的特征。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指低碳经济的发展过程及其最终形成的结果，它是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独具特色的低碳经济发展路子，包括在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所有制形式、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思路、分配方式等。低碳经济秩序，代表着国际社会一种新的规则的形成，温室气体问题导致气候成本与收益在不同群体和个体之间的重新分配。秩序是低碳经济内在运营的要求，这一秩序的形成不仅将重塑全球产业结构的形态和布局，而且将决定各国在未来国际分工中的地位。(3)低碳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低碳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配置问题，即通过对温室气体(目前主要是二氧化碳)排放空间的配置，实现经济高增长和低排放的目标。基于温室气体排放空间的配置，国际社会形成了以下共识:低碳经济发展与经济持续增长、消费水平提高高度兼容，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在自然系统最大可排放温室气体这个客观尺度的刚性约束下展开。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遏制全球气候暖化是世界各国共同承担的责任。通过对温室气体排放空间的合理配置，降低经济发展对生态系统碳循环的影响，维持生物圈的碳平衡，实现以碳生产力为核心的碳中性经济，即经济发展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与通过人为措施吸收的温室气体实现动态均衡。低碳经济要求人类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发展基于化石能源高效清洁利用、开发可再生能源基础之上的低碳经济社会。(4)低碳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低碳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主要来自于经济学以及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能源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目前，已经提出的低碳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包括市场失灵理论、产权理论和政府管制理论，［16］经济周期理论、［17］生态足迹理论、“脱钩”理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城市矿山”理论［18］等;研究方法上包括情景分析法、灰色关联度方法、简均分解法(SampleaverageDivision，SaD)、自适应权重分解法(adaptiveweightingDivsion—awD)、topio脱钩指标、对数平均权重分解法(LogarithmicmeanweightDivisionindexmethod，LmDi)、Kaya恒等式、数据包络分析(Dea)技术、投入产出结构分解方法、ipat方程理论等;模型分析工具则形成了以能源所开发的ipaC系统为核心的能源经济模型(ipaC－SGm)，排放模型(ipaC－emission)，能源技术模型(ipaC－aim)，中国科学院引入的经济分析和预测模型Remipolicyinsight，以及CGe模型、maRKaL－maCRo模型，StiRpat模型等等。随着低碳经济研究的深入，低碳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工具将进一步发展并完善。
3．低碳经济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区别与联系
作为经济学范式下的一个新兴理论分支，低碳经济学与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能源经济学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这4门学科都是自工业文明以来人类在对经济行为与自然关系不断反思过程的背景下形成的，通过设定理性人选择、资源稀缺两大假设，研究人和环境之间的各种关系，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不同之处来看，环境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发展同环境的相互关系和变化规律的科学;生态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能源经济学是研究能源开发利用的经济规律以及能源与国民经济发展关系的科学;低碳经济则是近10年出现的概念，针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低碳经济学是研究温室效应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的交叉学科。同时，低碳经济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大量其他3门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如环境经济学中的外部性理论、产权交易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生态经济学的生态价值、生态均衡理论等，能源经济学中的能源替代与转换、能源利用技术等。低碳经济学与其他3门学科在基本假定、研究对象、研究方向上有本质不同，具体区别见表1。
二、中国低碳经济研究的目标和重点任务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国际金融危机，“低碳经济”成为越来越多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选之路。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在全球低碳经济发展中取得了技术领先并掌握了一定主导权。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发达国家的低碳发展道路并不适合中国:能源结构上，中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煤炭占60%以上，这一局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根本转变，在降低单位能源碳排放强度上中国面临比其他国家更大的困难;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中国是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呈现加速发展，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必然还会持续增长;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上，中国居世界前列，受不平等国际贸易规则以及“锁定效应”影响，中国总量减排的压力依然很大。因此，如何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低碳经济发展道路是中国低碳经济研究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1．中国低碳经济研究目标
国际层面，为中国经济争取更多的发展空间。如何让中国争取到更多机会参与国际气候制度体系的建立，如何为中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争取应有的发展权和必要的排放空间，是国内低碳经济研究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对减排问题，探讨是否参加减排或者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参加减排，研究减排的真实成本和社会经济风险，提出明确符合国家利益的减排指标和目标。国内层面，提供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和路径选择。从全国层面统筹考虑低碳经济的发展战略问题，通过各种情景分析评价中国对低碳经济发展的适应性，明确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定位和优先领域，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制定和应对各种低碳经济问题提供决策依据;立足于国内低碳经济发展中各主体方的利益诉求，解释低碳经济发展推进过程中利益激励和约束的可能性，提出低碳经济发展中的利益分配均衡对策，诱发低碳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从利益机制的有效运作上确保低碳经济的健康发展。行业和区域层面，提供低碳发展技术路线和发展模式选择。全面分析和评价各种低碳经济政策、发展方案对我国各行业和区域的经济影响，提供行业或区域的低碳发展能力建设与决策支持系统，探索不同背景的低碳发展模式及选择。
2．中国低碳经济研究的重点任务
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篇10
「关键词气候变化，美国，环境保护，国际法
2001年3月13日，美国总统布什在写给4位共和党参议员的信说，政府不应强迫美国企业削减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因为这样的经济代价过高；第二天，布什发表声明，取消他在去年9月29日竞选时许下的支持人们控制发电厂二氧化碳排放的诺言，并说明取消诺言的原因是美国的能源问题，而不是迫于企业游说的压力。3月28日，美国环境保护局局长克里斯廷·惠特曼在新闻会上称：就美国而言，《京都议定书》业已死亡。同日，白宫发言人弗莱舍也表示：美国将放弃实施制止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布什总统将考虑寻求通过其他途径来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消息一出，国际社会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甚至是美国传统的盟国都感到很震惊，并纷纷对美国的行径进行谴责。在此背景下，本文将从国际法的角度对美国反对《京都议定书》所引发的若干法律问题进行分析。
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法调整
（一）气候变化问题的提出
早在19世纪，就有科学家提出工业化的进程将在“下个世纪（即20世纪）”使全球气温升高，但气候变化问题真正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还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1979年第一届世界气候会议开始高度重视以地球大气层迅速变暖为特征的气候变化问题。此后，气候变化问题成为诸多重要的国际会议的讨论主题。
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由于人类活动所造成的大气中温室气体的增多，致使大气温室效应增强，从而导致气候变暖。全球温度的上升所引起的气候变化将给地球的生态系统和人类的社会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全球变暖的直接后果是全球海平面的上升，威胁到沿海地区和岛国的安全。全球变暖还会造成气候反常，使沙漠化和干旱状况加剧；对农业将产生巨大的影响，使农作物的生长带北移，影响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气候变暖还会使病虫害增多，直接影响人类的健康和作物的生长。
可以说，全球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环境问题之一，也是20世纪给21世纪遗留下来的最大挑战之一。各国对此高度重视，决心采取行动，限制并减少温室气体（特别是二氧化碳）的排放。1988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气象组织共同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该委员会设立了科学、影响和对策三个工作组，以评价关于气候变化的知识、审查气候变化的环境、经济和社会影响、拟制关于气候变化的对策和战略。紧接着，联合国第43届大会专门通过了43/53号决议，承认气候变化为“人类共同关切之事项”并敦促国际社会将对付气候变化作一项头等大事对待，同时还批准了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的工作。
1990年，该委员会通过了其第一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并为同年10月的第二届世界气候大会所接受。该报告为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谈判和缔结提供了科学的和技术的基础。
（二）《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谈判和缔结
除了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的工作外，国际社会也在其他方面不断开展努力。1989年12月，第44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44/207号决议，要求各国政府、政府间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科学机构努力合作，“作为当务之急，准备关于气候问题的框架公约和包含具体义务的有关议定书”。1990年第45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45/212号决议，决定建立政府间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委员会（inC）着手组织谈判工作。
自1991年2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第一次谈判来，政府间谈判委员会一共举行了5次谈判，并最终于1992年5月9日就公约条文达成妥协。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供开放签署，有154个国家和欧共体签署了该公约。公约于1994年生效，目前已经有184个国家或地区集团组织作为缔约方加入了该公约。
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由序言、26个条款和两个附件组成，大致可以分为介绍性条款、缔约国义务、履约机构和程序和最后条款等四个部分。该公约虽然没有对各国限排温室气体规定具体的指标，但它是第一个由国际社会的全体成员参与谈判的国际条约，它以国际立法的形式承认气候变化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为今后采取国际行动奠定了广泛的基础。该公约以质量（而非数量）为标准确定了最终目标，即“根据本公约的各项有关规定，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由于存在科学不确定性以及谈判中各国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公约只是一个框架性的国际法律文件。公约只是原则性地规定附件一所列缔约国（即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有义务率先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义务；但它没有规定具体的限排指标和时间表，而是留待给日后的附件、议定书或其他方式予以充实和细化。
公约还确定了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上应当遵循的一系列重要的国际环境法原则，如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具体需要和特殊情况原则、风险预防和成本效益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以及国际合作原则等。
（三）《京都议定书》及其意义
自1995年起，《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每年召开一次缔约方大会，就公约的具体实施等问题进行审议和进一步的谈判。1995年在德国柏林召开的第一次缔约方大会通过“柏林授权”（theBerlinmandate），认为公约关于附件一国家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的规定是“不充分的”，并同意开始制定规定具体限排义务和限排时间表的议定书。1997年公约第3次缔约方大会期间，经过艰难的讨价还价，各缔约方代表终于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京都议定书》，使得《公约》的实施向前迈进了重要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