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经济的作用篇1
【关键词】外资经济增长作用途径
近几年来，随着“中部崛起”概念的提出，中部各省市都在积极努力寻求发展之道，期望成为“中部崛起”的领头羊，抢占发展先机。本文通过对武汉市外资与其国内投资、对外贸易、劳动力就业、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五个主要经济增长途径之间的相关关系逐个进行实证分析，找出外资对武汉经济增长的主要作用途径。
一、外资对武汉经济增长作用途径的实证分析
1、外商直接投资与武汉市国内投资
我们对1990-2006年武汉市的统计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数据序列中的趋势，保证其平衡性和正态性，采用对数形式，即以国内投资lnDi为因变量，外商直接投资lnFDi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同时作滞后一期的回归分析：
回归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投资呈高度相关性，各项统计指标均是显著的，即说明，FDi每增加1%，可以带来国内投资当年增长0.4641%，次年增长0.4416%。从理论上看，外资的投入对东道国资本形成可能会产生挤入或挤出两种效应，即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也就是说，一方面，外资可以通过提高东道国的投资效率、乘数效应、动员当地储蓄等挤入东道国或地区的国内投资；另一方面，外资企业也可能凭借其资金技术方面的竞争优势，挤占东道国企业的市场，从而挤出东道国或地区的投资。从武汉市外资与固定资产投资的实证分析结果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对武汉市固定资产投资产生了挤入作用而不是挤出效用。
2、外商直接投资与武汉对外贸易
选取1990－2006年武汉市进口总额(t)、出口总额(eX)及进出口总额(im)为样本数据，将它们分别作为因变量，FDi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分别考察外商投资对武汉市的进口、出口和贸易总额的影响。结果见表2：
回归结果表明，FDi与进出口额有较高的相关性，特别是对进口；FDi每增加1亿美元可使进出口分别增加1.3亿美元和1.084美元，进出口总额增加2.386美元。实证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对武汉产生了贸易创造效应，促进了武汉市对外贸易的增长。具体来说，一方面，武汉一直是我国的工业重镇，外商直接投资的一半集中于武汉制造业，特别是近几年来，众多世界性大企业将其全球制造中心放在武汉，促使武汉的国际贸易迅速扩张。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于高新技术产业，大大增加了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增强了武汉市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3、外商直接投资与武汉就业
仍然以外商直接投资lnFDi作为自变量，第一、二、三产业和总就业人数分别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以分析武汉市利用外资与就业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见表3：
以上回归结果表明，FDi每增加1%，会使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下降0.1%，第二产业就业人数下降0.085%，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上升0.11%。FDi对第一、二产业都产生了负面作用，对第三产业产生很小的促进作用。武汉市外资与三次产业就业人数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FDi与武汉市劳动力就业相关性不大，且统计的结果是不显著。这说明外商直接投资没有显著地增加武汉市的就业人数。与外资相比，国内投资对促进就业的效果更加明显。
4、外商直接投资与武汉技术进步
在研究外资与武汉技术进步的关系之前，我们首先应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测算技术进步在武汉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根据估计的回归结果，可计算出各年的技术进步率。设第一年技术进步水平为100，根据技术进步率可计算出各年的技术进步水平，以技术进步水平为被解释变量，以FDi为解释变量作回归分析，可得：
回归结果表明，FDi与技术进步水平相关系数为0.76，模型统计结果是显著的，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武汉市的技术进步之间存在一定相关性，但从回归系数0.000546来看，FDi对技术进步的贡献作用还很小。其主要原因是武汉市外资结构中以港澳台投资为主，尤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为主的产业居多，投资项目规模小，技术档次低，技术外溢效应不明显。因此，武汉市利用外资的整体水平相对较低。但从近几年外资结构可以看到，属于资本技术密集型，投资项目规模大，技术水平高的来自欧洲的外资呈上升趋势，涉及的行业向高科技方向发展，武汉利用外资的水平正在逐步提高。
5、外商直接投资与武汉市产业结构升级
我们选择各产业产值占武汉GDp总量的比重（Ri，i=1、2、3）来衡量产业结构的变化，以FDi占GDp的比重（RFDi）衡量利用外资的规模变化，对其作回归分析：
武汉市外商直接投资主要以第二、三产业为主，第一产业很少。回归结果表明，随着外资规模的扩大，第一产业比重逐渐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虽然统计的相关系数不是很高，但与外资的投向是一致的，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外资对武汉产业结构升级的加速作用。对于第二产业的回归结果，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因此不能简单认为外资投入与第二产业呈负相关。对城市功能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武汉来说，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及传统工业的衰退，以前过高的工业比重必然呈下降趋势。外商直接投资中有40%以上投入到第二产业，其对武汉工业的发展产生的巨大作用更多的表现在质量上的提高。
外资经济的作用篇2
一、匈牙利的利用外资政策
研究今日的匈牙利利用外资政策，离不开对其70年代到80年代利用外资政策的考察。匈牙利是东欧国家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国家，其利用外资政策可追溯到1968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在1966年5月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中就规定："首先应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内促进国际经济和科技关系的发展，但也要力争和非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这种关系。"
从60年代到70年代，匈牙利积极地建立或恢复了与主要西方国家的贸易关系。与世界上130多个国家建立了贸易联系，同74个国家签定了科技和文化协定。在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匈牙利的出口额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最高，它的国民收入的50%是通过国际贸易来实现的。
1972年和1974年，匈牙利先后推出了《匈牙利和外国资本联合经营权限》和《国外经营企业法》规定，外国企业在匈牙利投资可占联合投资企业资产的49%，所得利润可汇回国。
70年代末，匈牙利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进出口贸易额相当于1957年的13倍。它的农产品和食品出口的1/2销往西方国家。除苏联外，匈牙利最大的贸易伙伴是联邦德国，1978年，匈牙利对联邦德国的贸易额占其贸易总额的10.6%。再次是澳大利亚、意大利、瑞士、法国和美国。匈牙利还在东欧国家中率先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成员。
从1972年开始，匈牙利开始引进外资，但以间接利用外资，即吸收外国贷款为主。这种政策模式使投资风险主要在匈牙利方面。而匈牙利也恰恰没有很好地利用外国贷款，改善产业结构，加强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加上70年代石油危机，使匈牙利的国际收支平衡受到影响。从1972年到1989年，外债从10亿美元发展到210亿美元。而同期匈牙利的外国直接投资只有5.7亿美元。
从1988年开始，匈牙利的利用外资政策发生了变化。1988年前社会主义工人总书记、国家总理格罗斯·卡洛伊公开表示，匈牙利准备将最大的国有企业卖给外国人，这在匈牙利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司法部长立即表示，这与当时的法律是冲突的，按照法律，国有企业不可以出售，更不能卖给外国人。于是，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新法律，为国有企业的出售创造条件。
1988年的6号法律，即《经济公司法》，宣布私人可以成立公司，并允许外国人投资。1989年的8号法律，规定了所有制改变的细则。1989年的14号法律明确了对外国投资者的保护：禁止对外国投资企业实行国有化；外汇自由汇出，利润可以返回投资者所在国；可以由外国财务公司进行财务评估，等等。1989年的宪法修正案，在法律上的所有权、国家的所有制结构、企业自等方面都做了新的规定，特别是宣布各种所有制结构在法律面前的平等。
1990年社会制度改变以后，匈牙利的利用外资政策进一步明确为引进外资，推动私有化的加速和完成。政府在制定私有化政策时，也注意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和保护。1990年以后制定的一系列推动私有化的法律和政策都重视发挥外国投资者的作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根据匈牙利法律，外国人在匈牙利不需许可证就可开办合资企业或独资企业。外资企业可以依法获得不动产权，依法处置企业产权，可以从事生产、商业和外贸经营，执行匈牙利的质量管理规定。可获得贷款和筹措资金。
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合资企业还有税收优惠政策。按照匈牙利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在电子、机车、通讯、车辆及零配件、节能技术等12个领域投资的外商可享受税收优惠待遇。对合资企业也有优惠政策：如果公司资产超过2500万福林，外资占30%以上，公司收入的一半来自企业生产、开设饭店、旅馆，公司可享受10年优惠待遇，前5年免税60%，后5年免税40%。如果公司注册资本超过5000万福林，外资占30%以上，企业一半以上的收入来源于匈牙利政府规定优先发展的部门，公司在前5年可享受100%的税收优惠，后5年享受60%的税收优惠。
外国投资者对匈牙利的投资环境也是满意的。在1999年由著名的Healey&Baker国际不动产评估咨询集团组织的，由欧洲502家最有影响的公司总裁评选的欧洲"最佳办公地点"中，布达佩斯居第6位，在"最佳工业生产基地"中，匈牙利居第6位，在欧洲"重要经贸城市"中，排在罗马之后，居第25位，在东欧国家中，居第二位。
二、外国投资者在匈牙利经济中的作用
从1989年开始，外国资本进入匈牙利的速度加快了。在私有化政策出台后，随着私有化的高潮迭起，外资流入的数量也起伏不定。1995年为最高峰达到33.7亿多美元，在东、中欧国家中，包括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在内，匈牙利人均引入外国投资1268美元，居第一。据统计，到1998年，匈牙利共有外商投资企业26527家，其中外商独资企业13865家。世界知名企业，如美国通用电器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福特公司、德国大众公司、日本铃木公司都加入了匈牙利的投资冒险活动。外国资本的介入，对匈牙利私有化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首先，外资的参与加速了私有化的完成。
匈牙利的私有化是以出售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为主要形式的。尽管匈牙利政府推出了一系列鼓励匈牙利人购买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的措施，诸如"赔偿券"购买、私有化优惠贷款、职工参与、厂长经理买断等形式，匈牙利国内的购买力终归是有限的，只能购买中小企业、小商店、小旅店、小服务业和上市公司的散股。对国家财产局和国家财产托管公司推出的私有化企业，匈牙利人基本是无力问津的，即便是问了一下，也绝对无力与腰缠万贯的外国大亨们抗衡，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外国人将匈牙利最好的企业一家家的收购了去。
从另一方面看，没有外国资本的介入，匈牙利政府的私有化目标是难以完成的。从匈牙利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出售，到国有商业银行的出售，国家财产局和国家财产托管公司面对的谈判对手和竞买者几乎都是外国公司和财团。是他们使财产出售的计划得以顺利完成。1995年和1997年是匈牙利外国投资最多的年份，而这两个年份也是匈牙利银行私有化的高潮，1995年外资在匈牙利银行业资本所有者结构中所占比例上升了20.1个百分点，1997年比1996年上升了11个百分点，达到了60.3%。[1]
在1990年开始推行私有化政策时，匈牙利共有国家和地方管理的国有企业和公司1858个，在实行国有资产托管期间，由国家私有化和托管公司组建和从其它所有者处接受企业和公司438个，共计2296个。经过私有化、改组和破产清算，到1998年底，国家保留所有权的公司和企业93个，可继续实现私有化的125个；全部私有化的1188个，继续实行托管的2个；破产和清偿和撤消724个；转移到其它机构和所有者手中114个。[2]经过8年的私有化，国家在社会总资产中所占比例已降低到20%以下，与西欧混合经济的所有制结构相似。可以说，外国资本的介入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
其次，外资的流入使匈牙利的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得到改善。
自80年代起，匈牙利一直处于外债的困扰之中，1989年人均1000美元的外债是当时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政府陷于困境，不得不向西方国家低头的原因之一。1990年开始，经济转轨使匈牙利出现了连续4年的经济滑坡，虽然在1994年经济开始复苏，但直到1997年，GDp也只相当于1989年的90.4%。经济如此困难，拿什么去还外债？外资的流入，尤其是大量外汇现金的流入，无疑救了匈牙利政府的急。
1990年到1997年，匈牙利国家财产托管系统的私有化收入为14437.5亿福林，其中现金收入11523.4亿福林，占79.8%，含外汇收入9005.9亿福林，占现金收入的78%。在私有化高潮的1995年，私有化收入为4810亿福林，其中95%是现金，现金中87%是外汇。[3]
大量外汇现金的流入使匈牙利的外债占GDp的比例在经济滑坡最严重的1990-1994年，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1997年以后，外债减少，净外债在GDp中的百分比比高峰时降低了26.38个百分点。外债的减少与1995、1997两年外国投资的大量增加有直接的关系。
再次，外资的流入，刺激了匈牙利出口产业的发展，使经济出现复苏。
出口产业在匈牙利经济中的地位一直是至关重要的。出口产业的发展能有效地带动经济增长。外资的流入也促进了匈牙利出口的增长，并带动了经济的复苏。
匈牙利的外国投资主要来自德国、美国、法国、奥地利、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等国。外资的流入也促进了匈牙利与这些主要西方国家的经贸关系。1990年以后，匈牙利的外贸地理方向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从过去与经互会国家为主，转变为与欧盟成员国为主。其中，1989-1996年间，匈牙利对德国的出口从出口总额的17%上升到33%；对奥地利的出口从6.5%上升到11%，对意大利的出口从4.7%上升到7%。出口总额从1989年的96亿美元，发展到1996年的160亿美元。1997年比1996年增长29.9%,1998年比1997年增长了22.1%。主要出口方向为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荷兰、美国、法国，与主要投资国基本一致。
与此同时，匈牙利的GDp在1995-1998年都有所增长，分别为1.5、1.3、4.6、5.1；工业生产也呈增长趋势，分别为4.8、3.4、11.1、10.6。这与1992年开始的外资的大量增加有一定的联系。
当然，外国投资者不会提供"免费的午餐"，匈牙利人为大量外资的引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就是匈牙利的大部分生产部门和银行系统已被外国投资者所控制。从1992年到1996年，外国投资者在匈牙利采矿业总资本中的比例从15.5%上升到49.6%，在加工工业中的比例从23.4%上升到51.1%，在机械工业中的比例从0.3%上升到21.4%，在建筑业中的比例从21.3%上升到41.4%。
外资在匈牙利银行业中所占的比例更大。匈牙利银行业的私有化自1994年正式开始，自1994年至1998年，外资在匈牙利银行业资本中所占的比例已从15.1%上升到60.4%。在布达佩斯证券交易所外国投资基金组合也是支配大盘走向的决定力量。
仅凭这些数字并不能反映事情的全貌，因为外国资本所控制的是匈牙利各行业的优质资本，而匈牙利人手中掌握的是中小企业的所有权和上市公司的散股。
经过私有化，匈牙利的住宅、商业银行、保险业、医药工业、化学工业、建筑业、烟草工业、啤酒工业、食品工业、旅游度假业、印刷业、造纸业、包装业、食品制造与零售业已完全或绝大部分是私营企业，或外商投资、合资企业。国家只保留了核工业、发电网、交通、广播电视发射、27个农业经济公司和国有森林的产权。
在私有化的过程中，对于经济效益好的竞争性企业，为了获得更多的私有化收入，也为了增加透明度，一般采用了公开竞价出售的方式，而有影响的大企业、大公司、大银行的购买者都是外国人。后来匈牙利政府为了鼓励匈牙利人购买，推出的小投资者参股购买计划，适用范围也只是企业的51%以上的股份已由职业投资者购买的企业。参与者的条件是匈牙利永久居民，有10亿福林的资金，或者是"赔偿券"的合法持有者或法定继承人。
对资产在10亿福林以下，职工在100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一部分实行了职工参股的私有化，对一部分经济效益不好，不适于公开竞价出售的，采用了厂长经理买断的私有化方式。政府推出了优惠贷款、赔偿券购买和分期付款等优惠条件，鼓励匈牙利人购买。但有很多附加条件，比如，要先支付2-25%的第一期付款，才能申请国家银行设立银行优惠贷款。"生存贷款"是专用于匈牙利居民购买出售的国有资产和企业股份，最高年限为15年，年息7%。购买500万福林的国有资产，可获得2%的"生存贷款"，其余部分也可用"赔偿券"支付。小商店、小旅店、小服务业的购买者基本是匈牙利居民。
因而在私有化中，匈牙利人能够参与的实际上只有中小企业。除按照产业政策由国家保留的企业外，有竞争力的大中型企业基本是控制在外国人的生中。
一个国家的主要产业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尤其是商业银行基本掌握在外国人手中，长此以往将会如何，现在谁也说不清。
三、匈牙利民众对外国投资的态度
对于大量的外国投资，匈牙利人当然会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有赞成，有反对，有不置可否者。taYLoRneLSonSoFReSmoDUS经济社会市场咨询有限公司自1992年起一直对匈牙利居民对外国投资的态度，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跟踪抽样调查。[4]公司在每年的3月或11月对1000个左右的匈牙利居民进行随机抽样调查。调查获得有效问卷，1992年999份，1993年982份，1994年1020份，1995年1004份，1996年1002份，1997年1080份，1998年1039份。
该公司调查的结果很能反映匈牙利居民对外国投资的一般看法和思想感情。我们选取其中的几组问题和调查结果，包括匈牙利人对外国投资者的总体看法，对在外国投资企业就业的态度等，通过它可以了解匈牙利居民在最近几年对外国投资的态度及其变化。
是否同意外国人获得匈牙利企业的股份？
调查显示，持完全赞成态度的人在7年中是从多到少，由35.2%降到12.3%，在1996年只有8.4%；持反对意见的人在7年中基本是呈上升趋势，从16.2%上升到29.9%，其中，在银行私有化高潮的1995-1997年，反对的比例最高，达35%以上。这说明，在大量外资涌入，收购匈牙利企业，特别是收购匈牙利商业银行的情况下，1/3以上的匈牙利人对国家的前途感到不安，对大量引进外资产生了疑虑，因而持反对态度。
匈牙利的企业允许外国人持股的最高限应当是多少？
这个问题的调查结果显示，主张对外国资本在企业和公司资本中的份额不加限制的匈牙利人是少数，随着外资收购匈牙利企业的增多，这个比例还在降低。主张企业和公司的50%以上的资本掌握在匈牙利人手中的超过1/3，主张将外国资本在企业和公司中的份额控制在1/4以内的超过1/3。主张不允许外国投资者持股的比例在最近几年呈上升趋势，在外国投资量最大的1995-1997年比例最高。但这一组数据与上一组对照，持反对态度的比例略低一些，说明有些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只要严格地将外国投资的比例限制在24%以下也是勉强可以接受的。而上一组数据中，认为有条件的赞成的条件是要将外资的比例控制在49%以内，最好在24%以内。
是否愿意在外国人持股的公司中工作？
这个问题不仅反映了匈牙利人对外国投资的一般看法，而且涉及到匈牙利人在这个问题上对的自己切身利益考虑。数据显示，50%以上的匈牙利人愿意到外国投资企业工作，理由自然是明摆着的，这些企业原来就是匈牙利的好企业，再注入外国资金，无论工作条件还是工资待遇都会比一般的匈牙利企业要好一些。但是，也有1/3以上的匈牙利人不愿意在外国人投资的企业工作。与上一组数据对照，大约有17%的匈牙利人，尽管理智上赞成有条件的允许外国人投资，也知道在这样的企业工作的待遇可能好一些，但从个人感情上，还是不愿去这样的企业工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愿意在外国投资企业工作的人总的是减少的趋势，而不愿意的呈增加趋势。
是否愿意在一个顶头上司不是匈牙利人的岗位上工作？
这个问题进一步考察，如果是在一个外国投资企业里，顶头上司是不是匈牙利人，对人们的选择有什么影响。这组数据显示，40%以上的匈牙利人不愿意在一个顶头上司是外国人的岗位上工作。与上一组数据相对照，有些愿意在外国投资企业工作的人，如果顶头上司是外国人就另当别论了。说明有些匈牙利人在外国投资企业工作也是有条件的，这就是顶头上司要是匈牙利人。在最近几年的跟踪调查中，愿意的基本是逐年递减，不愿意的基本呈逐年递增趋势。在外国投资最多的年份，不愿意的增加比例最高。这个问题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匈牙利人在外国投资问题上的民族感情。
外国投资在最近十年匈牙利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重要的。从私有化的完成，到经济的回升，外债的减少，预算平衡和国际收支平衡状况的改善，都离不开外国投资者的作用。相当一部分人为此感到骄傲，因为匈牙利在中东欧国家中吸引了最多的外国投资，经济较早走出了谷底，出现回升；匈牙利在最近十年中，通货膨胀率在东欧国家中也是最低的。然而，随着外国投资的增加，对此持保留或反对态度的人也在增加。道理也很简单，人们对靠变卖家产换来的一切感到忧虑和担心，前几年有得可卖，现在快卖光了，尤其是，作为一个国家，主要的产业和商业银行已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了，将来怎么办？
注释：
[1]盖尔盖伊·伏利安·萨博：《匈牙利银行部门--过去和展望》，《匈牙利经济》，1999年第9期，第14页。
[2]甘斯拜尔盖勒·久洛：《1998年私有化以及国家财产管理职能观念的变化》，《匈牙利政治年鉴，1999年》，民主研究匈牙利中心基金会出版，第864页。
外资经济的作用篇3
【关键词】FDi区域经济增长长期增长效应
一、文献综述
国内关于FDi(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及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的实证研究，以钟昌标(2000)、魏后凯(2002)等为代表。钟昌标(2000)利用1988—1998年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以及东南五省市的经济数据，得出FDi与GDp增长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FDi对GDp增长率的贡献从沿海地区到中西部地区由强变弱的结论。魏后凯(2002)构造区域经济生产函数，结果表明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性，而在西部落后地区中不具有显著影响。王成岐，张建华、安辉(2002)的研究显示在经济发达的省份，FDi对经济的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与其相反，贺敬之、孙云(2005)认为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影响在西部地区比东部更明显。
通过引入对滞后一年的外国直接投资作为长期经济效应的分析，钟昌标(2000)得出结论即东部地区外资当年的影响明显比滞后一年的影响(长期经济效应)更为重要，中、西部地区情况也确实表明长期经济效应更明显。而张盛林、吴海鹰(2005)认为西部地区FDi的外溢相应在两年之后开始明显显现，但短期需求拉动的作用仍然比较明显。徐晓虹(2006)对于外国直接投资的溢出有着乐观的看法，超前两年的区域FDi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超越当年的区域FDi的促进作用。
二、FDi及区域经济增长的数据分析
对1990—2004年的15年间，中国三大地区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年流入总量情况进行统计(地区总量由地区内各省市年流入量的加总构成)，基本情况如图1。
从上表可以看出，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明显不均匀。90年代初外国直接投资刚刚开始大规模流入中国时，这种地区差距表现得就很突出，当时东部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为29.7亿美元，占比高达93.9%，而中、西部地区比重分别为3.87%和2.26%。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这种格局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善，虽然东部地区吸引FDi的量所占比例有所下降，但是东部地区的FDi流入量至2007年时仍然是中西部地区总量的近七八倍。可以设想FDi在促进不同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不相同。
三、FDi与区域经济增长的模型和实证分析
1、基本模型的建立
假设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内各个省市的生产总值增长具有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特性，区域总产出用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区域投入包括资本和劳动力，资本投入可以分成国内投资和外商投资两个部分。
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表示为:Q=kLαC1-α
其中，Q表示产量;L表示劳动力投入量;C表示资本投入量;k是常数;0
在研究FDi对区域经济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度时，我们将资本划分为FDi和国内投资额两部分。用K代表国内投资额(亿元)，F代表外国直接投资(亿元)，L代表劳动力人数(万人)，则区域经济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
GDp=aKαFβLr(1)
公式1为非线性模型，对公式1求对数化为线性模型，可得:
1nGDp=1na+α1nK+β1nF+r1nL(2)
即:1nGDp=C+α1nK+β1nF+r1nL(3)
上式中，c为方程估计的截距，代表了制度及技术进步等资本和劳动力以外的因素对GDp的影响，系数α、β、r分别是国内资本，外国直接投资及劳动力增长对GDp增长的估计弹性。转贴于
2、1990—2004年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三大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1)外国直接投资对区域GDp的短期经济增长效应的验证。在短期经济效应验证中，本文利用当年外国直接投资在各个省市的流量作为变量衡量外国直接投资对地区生产总量的增长作用，利用公式3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如表1。
由表1可见，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模型的相关度R2和调整后的R2为0.97左右，拟合性良好，F值均在0.0000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说明模型均具有十分显著的统计意义，大体可以解释GDp变化的97%以上。
从本文的三个模型中各要素投入系数看，三大地区对GDp增长影响最大的首先是国内资本，其次是劳动力投入，而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则相对较小。不同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GDp增长影响具有很大差距，东部和中部地区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东部地区FDi对区域GDp的贡献率较大，地区FDi每增长1%，GDp增长达0.097%，中部地区为0.037%，西部地区则相对较低，为0.019%。
(2)外国直接投资对区域GDp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的验证。为了将外国直接投资的滞后效应即长期经济增长效应归纳到生产函数，模型在公式3的基础上引入变量㏑F(-2)，代表滞后两年的外国直接投资变量。以滞后两年的外国直接投资进行衡量外国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生产总值的长期增长促进作用。区域经济生产模型为:
1nGDp=C+α1nK+β11nF+β21nF(-2)+r1nL(4)
利用公式4对数据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2。
从上述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外资当年的影响比滞后两年的影响更为重要，但区别并不是特别大，弹性系数分别为0.083和0.063。中部地区加入了滞后因素后的情况也类似，当年外国直接投资和滞后两年的外国直接投资弹性系数分别为0.052和0.039，差别较小。从本文的模型看出，外国直接投资的短期效应都更为明显，并且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并没有较大差异。原因可能在于影响外国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因素，包括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及市场成熟程度等因素并未达到实现外国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的要求，外国直接投资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即溢出效应不能充分的发挥。
西部地区的区域生产模型在加入滞后变量后，㏑F与㏑GDp的相关关系未通过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F(-2)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0.1的检验。但㏑F(-2)并未成功通过显著性水平为0.05的检验，说明即使是长期经济效应在西部地区也并不明显。
四、分析与总结
首先，实证结果表明FDi对中国各个区域的经济增长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比较明显，而在西部地区影响较小。我国应加大对中部、西部投资环境改善和政策支持力度，吸引更多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弥补中西部资金需求的缺口，促进中西部经济增长，促进中国各个地区经济增长的和谐发展。
其次，FDi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并非关键性作用，无论是在FDi大规模流入的东部地区，还是在FDi流量和存量均较低的西部地区，其经济促进作用均低于国内资本的作用，并且低于劳动力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我国也应当重视对国内投资及劳动力的改进，以实现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最后，FDi的长期经济促进作用较之短期经济拉动作用不明显，虽对三大区域内不同省份的滞后效应具有显著性，但是影响小，外国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并没有充分显现。因此，我们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更要重视经济环境的改善以及国内企业的自主创新，使外国直接投资的长期效应在区域经济增长中凸现出来。
参考文献
[1]武剑:外国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及其经济增长效应[J].经济研究，2002(4).
[2]贺敬芝、孙云:FDi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反思[J].世界经济研究，2005(11).
外资经济的作用篇4
一、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分析
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所有大国经济发展中必然要面对的问题，并不是中国所特有的经济现象，是各种历史、文化、地理、政治、政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有限的情况下，难以实现所有地区的均衡发展，因而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发展少数具有优势的地区的经济，是提高经济发展效率的必然选择。但是在这些地区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为了尽量减少“循环因果累积”对社会经济的不利影响，缩小地区差距，中央政府就必须利用转移支付、税收、利率、汇率等各种财税、金融手段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实现全国各区域相对均衡的发展目标。
地方政府是政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管辖的是全国行政事务和领土的一部分，在分析其经济行为时通常假定地方政府具有“经济人”的一般特征：（1）地方政府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总是尽可能地实现效用最大化。（2）由于信息和政府的认识能力都是稀缺的经济资源，地方政府要获得他们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因而，地方政府总是在有限信息和能力的约束条件下对各种备选方案做出选择。在我国现阶段，无论是在发达地区还是不发达地区，地方政府经济活动的目标均是尽快实现工业化。其行为方式首先是追求收入的最大化，然后根据各自不同的偏好和目的来决定收入的不同用途。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就是在既定的中央政府宏观政策的约束条件下，在中观层次上积极而适度地干预区域经济的运行，指导产业部门之间的协调发展，实现资本等稀缺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并对市场调节失灵的领域进行干预，最终提高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增进公民福利水平。
二、区域金融市场与区域经济发展
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分别在其著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中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论，该理论认为，金融变量和金融制度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来说并不是中性因素，既能对其起到促进作用，也能起到阻滞作用，关键取决于政府的政策和制度选择。马科・帕家诺通过最简化的内生增长模型――aK模型，阐述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均衡状态的经济增长率为：g=a・Φ・s-δ，s=S/Y，δ为折旧率。该式表明金融通过影响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例Φ、资本的边际生产率a、私人储蓄率s来影响经济增长率g，因此，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就必须提高储蓄率、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例以及资本的边际生产率a。一个有效的金融体系能够降低在动员储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提高资本的配置效率和资本边际生产率，分散投资风险，加速技术创新，从而有助于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促进经济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另一方面，区域金融市场的形成和发展需要依赖于区域经济的增长，区域人均收入和人均财富只有达到一定的“临界值”，区域金融市场才有可能形成，区域金融市场才有可能起到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且，随着人均收入和财富达到更高的水平，就会产生对复杂的金融服务的进一步需求，简单的金融体系演化为复杂的金融体系，即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金融市场发展之间是一种螺旋式上升态势，相互促进、互为条件。
三、地方政府金融选择
地方政府有与中央政府相对独立的经济目标，因此作为地方利益的主体，地方政府的金融行为是在中央政府的宏观金融政策及产业政策等的制约下，为地方经济主体提供金融支持，以实现自身收入的最大化、提高人民福利水平。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地区金融环境进行调控，实现中观层次上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
（一）信贷市场。信贷市场是指以银行（商业银行）为主体进行存款和贷款而形成的存贷款市场。银行存贷款属于典型的银行信用，由于银行信用在众多的信用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是现代市场经济活动的枢纽，因此信贷市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区域开发的早期，根据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区域的主要任务是投资环境的建设和增长极的形成。这个时期对所需资金具有期限长、风险大的特点，因此银行往往不愿意投资，并且由于银行体系本身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特点，投资还可能造成风险放大，对金融体系的稳定造成冲击。因此，在区域开发的早期，地方政府应该采取适当的措施对信贷市场进行监管，防止因为“寻租”而导致的金融风险。在区域开发的中后期，落后地区的投资环境大为改善，投资风险和不确定性大为降低，资金流转速度加快，经济步入良性通道，信贷市场将积极介入区域经济的发展，并且随着区域开发的不断深入可成为区域开发的主推动力。在这个阶段，地方政府应该积极构建地方性银行和各种金融机构，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地方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制定相应的如加大放贷力度、鼓励银行从区外拆借资金等优惠政策，为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更多的信贷资金支持。
（二）资本市场。资本市场是指金融工具期限在一年以上的市场，包括股票、债券、期权、期货、投资基金等金融工具市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市场具有筹资、信息传递、风险分散、优化资源配置、产权复合、宏观调控等作用，能够筹集到具有稳定性的、可以长期使用的投资资金。在我国，资本市场越发达、上市公司数量越多的地区，其经济越具有活力，经济发达水平也越高。对于不发达地区的开发来说，其融资能力尤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资本市场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作用巨大。与信贷市场相比，资本市场的二级市场具有高度流动性，其本身还具有“风险对冲”功能，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和投资风险，因而资本市场具有比信贷市场更突出的优点。
在区域开发早期，政府可以通过发行长期国债进行基础建设，改善区域投资环境；企业可以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筹集长期建设资金，通过资本运作实现企业兼并重组、优化配置资源、优化产品结构、增强市场竞争力等。对于新兴产业部门周期长、高风险的特点，因为还本付息的期限限制，如果运用信贷资金不利于企业家创业，可以通过地方政府发起设立扶贫基金、区域开发基金等进行扶持，或者通过鼓励民间发起创业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方法来筹集资金。并且，民间私募基金运作效率较高，更适合于推动区域投资环境的建设和创业投资的发展，因此地方政府更应该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其健康发展。前面已经提到，除实现收入的最大化、弥补市场失灵外，提高公民福利水平也是地方政府的重要目标，但是我国法律禁止地方政府发债和提供对外担保。因此，对社会福利性质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由于政府财力的限制，地方政府应该积极探索合理的资本运作途径，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积极促进社会事业产业化。例如，可采取股份制城市投资公司的形式，由国有城市建设投资公司控股上市，充分吸纳社会资金参与，使其他经济主体与政府共享赢利、共担风险。
（三）跨国公司直接投资。钱纳里和斯特劳斯的“两缺口”理论指出了利用外资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作用，由于我国是一个资本短缺的市场，在内资不足的情况下，更需要大量引进外资。从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来看，我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对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跨国公司相继进入不仅带来了资本和技术，还帮助我国培养了一大批高级管理人才；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来看，外国直接投资高的区域其经济发展速度就快，这也表明外国直接投资是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必须和一定的区域相联系，其具体区位选择不仅取决于各区域的区位条件（包括自然资源、基础设施、经济条件、人口、劳动力供给等）和政策因素（包括对外开放程度、优惠引资政策等）的优劣对比，还取决于跨国公司的投资动机，获取资源、降低成本、开拓市场、分散风险、获取技术、追求双赢都可能是跨国公司经营的目标。因此，地方政府为发展地方经济，不仅要从地区实际状况出发，努力吸引与地区经济结构相适应的跨国投资者（比如西部地区立足资源优势吸引农业、资源型外资进入，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引进外资等），同时还要努力改善投资的软硬环境，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为外资企业配套周边产业以及人才、金融、法律等服务业的支持，形成一定的聚集经济效应。这样既可以鼓励存量外资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又由于投资环境的优化，还能吸引更多的外资、本地企业的加入，形成真正的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同时，为建立公平合理的竞争市场，应尽量避免采用对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的减免税政策，虽然在我国吸引外资的过程中对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优惠政策对国内企业来说已经成为一项不平等政策，并且大多数的外资进入我国市场追求的是长远发展，在更加透明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竞争条件下，外商投资的信心会更强；而国内企业也会因为“摆脱”不平等待遇，赢利能力和竞争力得到加强；对政府来说又能提高税收收入，在社会福利项目上可以有更多的资金投入，人民的福利将得到更大的提高。
外资经济的作用篇5
关键词：厦门市；外商投资；现状；对策
一、厦门市外商投资的现状及问题
1.现状
厦门作为沿海城市，海港、陆港建设在全国处于先进水平，铁路、公路建设加强了与周边地区的联系，环境优美，是国际著名的海上花园、生态型城市。与国内其他相比，厦门特区市场经济体制较为完善。厦门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外向型经济，建立了与国际市场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模式。截止至2013年，厦门累计引进外资项目数达到10037个，合同利用外资395.29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274.99亿美元，年均增长5.5%。利用外资水平、能力大大提高，对经济的发展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存在利用外资的水平不高、外资规模较小、外资方式单一、外资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
从利用外资规模看，自2004年以来，利用外资自2004年到2007年增长较快，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大幅度下跌，2010年至今经济呈现平稳增长，2013年，合同利用外资18.4亿美元，比上年增加了0.5%，实际利用外资18.6亿美元，同比增加了16.4%，对GDp的贡献率达到7.53%，与泉州相比，其实际利用外资高出4.8亿美元。外资规模创历史同期最好水平，居全省各设区市首位，占全省总量的30.7%。共有55个境外500强公司在厦门投资100个项目，投资总额为57.14亿美元，合同利用外资26.4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6.6亿美元。
2.存在的问题
2013年，厦门在外商投资上，取得显著的进步，实际外资达到5年最高水平，投资环境日益合理化，规模也不断扩大，同时，也提高了厦门的就业率，带动经济的发展。但外商投资上还存在这会儿一些问题，主要有以下三点：
（1）外资利用规模较小；
（2）厦门外商投资方式较单一；
（3）外资的质量需要进一步提升。
二、厦门市外商投资的对策及相关建议
厦门经济要保持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创新利用外资方式，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必须扩大服务业的招商引资领域，必须加强政府的监督管理，扶持本体企业的发展，必须加强与台的交流与合作，必须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协调区域经济发展。
（1）创新利用外资方式，多种方式并举。不断提高利用外资质量，鼓励外资以参股、并购等方式整合，鼓励外资企业在境内上市，大力引进境外各类基金，以此提高厦门外资竞争力。
（2）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在招商引资时，应结合岛外的经济发展状况，把岛外区域特色及优势作为招商引资的重点，引进适合各区发展的外国企业，促进岛内外经济协调发展。
（3）政府减少外企的超国民待遇，注重扶持本土企业。厦门市政府一方面应减少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从注重投资数量转为注重投资质量，转变招商引资方式，应该用好国内资源解决资金问题，通过对外并购、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等途径实现技术进步问题。另一面，政府应支持本土企业加大技术研发，与跨国公司建立技术联盟关系，共享技术研发成果；注重本土企业的扶持，鼓励本土企业自主创新，学习外企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强本土企业的对外竞争能力。
三、结束语
利用外资是厦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对厦门经济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几年，厦门在利用外资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实际利用外资达到近5年最高水平，共有55个境外500强公司在厦门投资100个项目。在进步中，也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利用外资方式单一、利用外资规模较小、外资质量不高、集聚深层次条件有待于优化、外资存在一系列安全隐患。这些问题的出现，需要我们采取相关措施来解决问题。（作者单位：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陈金宝.厦门利用外资直接投资对其技术进步的影响[D].厦门：集美大学，2013：38.
[2]董欣.俄罗斯利用外资政策与法律的演变[J].对外经贸，2014，（3）：55.
[3]潘辉、杨卫.长三角利用外资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思考[J].经济特区，2011，（2）：1-7.
[4]刘双明、刘弘辉.福建利用外资的策略研究[J].中共福建省委党学报，2012，（11）：89-95.
外资经济的作用篇6
一、认清形势，把握大局，切实增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综观当前经济发展形势，经济全球化是发展的必然趋势，区域经济融入世界经济是必然选择。特别是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国内市场国际化、国际竞争国内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可以说，现在不用走出国门，就自觉不自觉参与了国际竞争。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就是要主动参与国际国内分工协作，积极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在竞争中不断增强实力，把握发展主动权。从全国、全省情况看，现在已经到了要求外向型经济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阶段，但从我市的实际看，外向型经济还刚刚起步。刚才正彩副市长在报告中讲了，我市自1985年在全省率先引进首家外资企业——山兴公司以来的23年发展历程中，总共审批外资企业119家，现幸存的仅38家。利用外资的规模，2007年通过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取得了长足进步，实际利用外资达644万美金，但仅占全省的0.06%。外贸方面，去年我市的进出口总额达9354万美金，外贸依存度仅6.7%，而全国外贸依存度为67%，浙江省72%，*17.36%。外经方面，企业主动“走出去”寻求合作的也很少，主要有：华顿公司、美伊公司分别在美国和加拿大设立产品设计中心和办事处；欧派门业在意大利、德国和罗马尼亚设立产品直销公司；健康蜂业利用技术和设备在巴西设立产品加工厂。这与*经济发展实力和所处阶段是很不相称的，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究其原因，除了客观因素外，主要还是主观因素，我们的有些领导干部对发展外向型经济认识不足，存在“无能为力、无所作为、无从下手”的消极畏难情绪，短视、近视行为严重；一些企业开放意识淡薄，有的不愿与外商合作，有的不敢与外商合作，有的不懂如何与外商合作。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我市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需要我们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加以解决。首先要提高对发展外向型经济重要性的认识。外向型经济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结果。当前国内工业经济增长远远快于GDp的增长速度，GDp增长速度又快于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因此，工业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产品增加、产能增加，仅靠内需一时难以吸收，只能靠出口，通过出口国内相对过剩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可以缓解国内供求矛盾，提高经济效益。同时，工业发展需要原材料等各种资源和先进设备，必然需要加强国际合作，确保进出口的良性运作，加快工业化进程。外向型经济是欠发达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然途径。欠发达地区要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发展外向型经济，依靠和借助外力来激发内力，加快发展速度。只有依靠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管理经营理念，提升我市的传统产业，提升产业的技术水平。外向型经济是调优经济结构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扩大出口，利用获得的资金，引进工业生产所必需的原材料、技术等，通过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能有效改变传统产业格局，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提升本地区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
当前，我们面临的形势很不乐观，特别是外贸压力很大。一是人民币升值，有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很多企业生产增加，利润下降，使得企业不愿意出口。二是自去年7月1日开始，国家对2851种出口商品进行调整，尤其是对资源类商品的出口退税政策，从13%下降到5%，对我市来讲，出口形势非常严峻。因此，一定要高度重视，采取有力措施，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
二、明晰思路，突出重点，采取有效措施大力推动外向型经济发展
大力实施“请进来，走出去”战略，切实做到外资、外贸、外经“三外”并举，即要大力做强外贸，着力做大外资，努力做实外经。首先要发挥优势千方百计引进来。要充分发挥*的政策、投资环境、土地、劳动力等资源要素优势千方百计引进外资和国外的先进装备、技术。其次要积极引导千方百计走出去。要做到政府主导、政策引导，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积极推动产品和劳务输出。其三要优化服务千方百计促发展。要通过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进一步优化*的投资发展环境和服务质量，逐步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共同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实践证明，发展外向型经济，利用外资是根本、是关键。外资既是项目、资本、就业，也是广阔的市场、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对区域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可起到杠杆撬动作用，可以说今天的外资就是明天的外贸、后天的外经，抓住了利用外资就等于抓住了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牛鼻子”，我们要在继续强化“市外就是外”的同时，牢固确立“内外并举”、“重点突破外资”的理念，坚持以外资突破带动外向型经济发展，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更加主动的工作、更加有力的措施，力争在引进外资总量、引进优质项目、引进国内乃至世界级大企业上取得新突破。
1、要构建大平台，着力夯实招商基础。一方面是加快平台建设。开发区、工业基地是引进外资的主战场、大平台。今年要加快推进山海协作示范园区建设，要求年内确保推出土地1000亩；同时启动莲华山区块开发建设，要求6月份必须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要坚持集聚、集约、集群发展的原则，进一步深化规划、整合、扩容、提升工作，把“二区四基地”建设好、管理好、发展好。另一方面是夯实招商基础。重点要抓好招商项目储备库、重要客商资源库和在谈项目信息库“三库”建设，着力夯实招商引资基础。储备项目要广泛调动全市上下谋划项目的积极性，对接省“三个千亿”工程，挖掘谋划“基础网络、惠民安康、产业提升”三个百亿工程项目，不断充实市级重大项目储备库，并扎实做好项目前期，凸显亮点，找准卖点，确保有项目可招商。对重要客商要保持经常性联系，有针对性地制定招商策略，着力提高招商的成功率。对在谈项目要紧盯不放，明确责任，各相关部门要形成合力，切实提高项目签约率、履约率、到位率。
2、要实施大接轨，突出招商重点区域。当前，以上海、苏州、东莞为龙头的“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发达地区，土地资源等普遍紧缺，正在大规模实施“腾笼换鸟”、产业调整升级，如上海等地已明确要求全出口、劳动密集型外资企业限期搬出，我们要牢牢抓住机遇，主动接轨融入“长三角”、“珠三角”，根据产业发展、环境保护、增加就业等要求，有重点、有选择地接受辐射。今明两年利用外资的重点区域要突出台资和港资，在上海、厦门、东莞、无锡等外商、台商集聚地区，组织精干力量，开展定向招商，力求在引进台资、港资上取得新进展。
3、要推进大转变，努力创新招商方式。引进外资的难度相对较高，要在继续抓好常规招商的同时，进一步转变招商理念，创新招商方式，提高招商实效。一是要大力实施产业招商。围绕产业集聚、企业集群的要求，把利用外资与推进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拉长产业链结合起来，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农产品深加工和创汇型农业、机械制造、电子器械及生产业等产业，逐步做大做强特色块状经济。二是要强力推进专业招商。在全社会营造招商引资氛围的基础上，继续采用自荐报名、部门推荐、组织选派等方法，抽调精兵强将，组建外资专业招商队伍，分区域、有重点地开展小分队专业、定点招商，把对外资专业招商小分队的考核与对部门的考核相结合，把专业招商作为年轻干部展示才华的平台。三是要广泛开展企业招商。进一步加强与台商、侨商和台湾、香港同乡联谊会以及与发达地区外资企业的联络，通过“以外引外”引进外资，并选择一批有实力的国内外中介机构，招聘一批专业招商经纪人，包装一批操作性强的外资招商项目，大力推行网上招商、以贸引资、以民引外、增资扩股等行之有效的外资招商方式，务实推进外资招商工作。
4、要组织大活动，全面宣传推介*。实践证明，有计划、有针对性地组织和参与一些重大外贸活动，是引进外资的重要途径。对今年的外贸活动，有关部门要早作安排，特别是对参加港澳经贸洽谈会、浙洽会、义博会、厦洽会、广交会等重大经贸洽谈活动，更要精心筹划，周密部署，舍得拿出最好的资源、包装最好的项目去吸引外资。要在致力抓好企业主体利用外资、抓好工业项目利用外资的同时，把发展外向型农业项目、生产业项目，特别是基础设施等政府性投资项目利用外资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强有力的措施推进政府性项目的利用外资。要多渠道、多层次、全方位发起对外宣传新攻势，不仅要宣传生态*、平安*，更要宣传开放*、活力*，展示*对外开放的新形象、新成果，进一步提高*的知名度、美誉度，让更多的客商、外商了解*，看到投资*的巨大潜力和美好前景。
三、切实加强领导，努力形成加快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合力
经济外向度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各级各部门要积极深化对外经贸合作，站在全局的高度，用战略的眼光审视外经贸工作，克服“一叶障目”的短视行为，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合力推动外向型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着力拉长我市经济外向度这条“短腿”。
一是组织领导更强化。各乡镇、街道和有关部门，特别是外经贸、招商引资等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完善制度机制，做到定人、定责、定目标，加强对外向型经济的领导，增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各企业也要高度重视外向型经济工作，做到外向型经济有人懂、有人管、有人抓。今年，市政府将对外向型经济目标任务实行争先考核，刚才已与“二区四基地”乡镇、街道和有关部门专门签订责任书。对外向型经济工作实行专项考核，表明了市里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坚定决心和强大力度。
二是激励政策更有力。今年我市已对促进外向型经济发展政策作了调整和完善,在外贸扶持政策上，加大了对外贸易结构调整的力度，鼓励企业开展进口业务，引进先进设备、技术和生产原料以及到境外注册商标、创出口品牌、培养引进外贸人才，提高企业参与竞争的层次；在利用外资扶持政策上，突出鼓励企业利用外资和扩大利用外资规模，鼓励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农业和生产业等项目的利用外资；在外经扶持政策上，突出鼓励企业“走出去”，加强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积极参加境外展销会，到国（境）外开辟原料基地、投资办厂，直接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地参与国内国际竞争，全面提升竞争力。
外资经济的作用篇7
1.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影响的实证分析
宏观经济分析表明，经济增长取决于投资需求、消费需求、政府需求和出口需求。投资(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而且，投资在当年虽然表现为增长的需求效应，但一旦投资形成，在滞后几年中则可以表现为产出的供给效应。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固定资产投资来源的一个部分，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同样具有当年的需求效应和滞后年份的供给效应。
在此，笔者采用我国1985年以来的统计资料（资料来源：2000年―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对外商直接投资（FDi）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关分析、时间序列分析，论证并反映我国外资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从而提出一些对解决我国当前的经济问题具有启发意义的建议和意见。
1.1FDi与GDp的相关分析
为了考察FDi对GDp的影响，我们以FDi作为解释变量，GDp作为被解释变量，采用回归方程进行定量分析，研究两者的相关性。设变量X表示外商直接投资额存量，变量Y表示国内生产总值，现通过2000-2004年“海关总署”、“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字建立两者之间的经验公式，该回归方程为：
其中方程式下括号内的数字表示各回归系数的t检验值。在此回归方程中，自由度为9，临界值F0.05（1，9）=5.12，而F检验值为8.595，F>F0.05，说明方程式总体线性关系在95%水平下显著成立；临界值t0.05=2.262,而t检验值为2.9318，t>t0.05,说明变量FDi作为解释变量是显著的；R2=0.9046说明FDi与GDp之间的拟合优度很高。这一回归方程表明，我国每增加1亿美元的FDi,将可以增加20.71亿美元的GDp，即FDi对GDp的需求效应十分明显。
1.2FDi与GDp的时间序列分析
在国际资本流动的新形势下，我国仍然在利用外资的总量上处于国际领先的地位。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是外商直接投资，它对经济增长主要产生两种效应，即短期的需求拉动效应和长期的供给效应。这里我们以历年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外商直接投资FDi(亿美元)为解释变量，从时间序列分析的角度进行经济计量检验(样本区间:1985-2003年，数据表此略)，应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相关分析，采用多元滞后分布模型进行经济计量检验，此时的回归方程是：
GDp=β1+β2FDi+β3FDi-1+β4FDi-2+β5FDi-3+δ
回归方程中，Y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率，X作为当期利用的外资，带有下标的-1、-2、-3、的X分别代表前1年、前2年、前3年的外商投资。在这里，当期FDi变量解释的是外商投资在短期的需求拉动效应，而滞后变量解释的是外商投资长期的供给效应。
进行统计分析得到有关oLS估计的结果显示：FDi-1FDi-2、指标的t的显著性概率分别为0.738、0.287均大于0.05，表示与0没有显著性差异，表明FDi-1、FDi-2不应出现在方程中。其中，常数项和FDi、FDi-3的t的显著性概率分别为0.000、0.003均小于0.05，表示常数项和外资投资增长率的系数与0有显著性差异，因此应当作为解释变量出现在方程中，得到模型1：
GDp=10742.52+51.303FDi+52.811FDi-3
t=4.098；t=3.633
R^2=0.998；R=0.999；adR^2=0.997；F=990.837
上面的经济计量分析从多元滞后分析模型的角度检验了我国利用外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从模型1的oLS估计结果来看，由于R^2和adR^2的值都很高，说明模型有较好的拟合优度，t值和F值也都达到显著水平，因此模型1成立，在整体上是有效的。模型1显示，FDi每增加1亿美元可以带来当年GDp增长51.303亿人民币。
为了更为深人地了解外商直接投资的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选择外商投资和滞后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利用同样的样本数据再利用对数型式的滞后分布模型进行经济计量检验，结果得到模型2：
lnGDp=2.240+0.166llnFDi+0.482lnFDi-3
t=3.703；t=6.489
R^2=0.999；R=0.999；adR^2=0.998；F=1977.140
在此回归方程中，F（F=1977.140）检验通过，方程的回归效果显著，说明解释变量（外资直接投资）对被解释变量（GDp）的解释程度较高，总体线性成立，同时，回归方程种的决定系数R2=0.999，相关系数R=0.999都很高，说明我国经济增长对外国直接投资有很大的依赖程度。
模型2的经济计量分析统计检验基本符合要求，因此，是有效的。模型2意味着，每增加1%的外商直接投资，可以促进经济增长0.166%。经济计量检验的结果说明，外商投资对经济增上的需求效应十分明显。从供给效应分析，这里以滞后3年的国际投资近似的替代多元滞后分布模型。从计量分析结果看，外商投资每增加1亿美元可以带来52.811亿人民币的供给效应，或者说，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可以带来0.482%的供给效应。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安徽经济的增长效应十分明显。
上述方程各项参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调整后的R2达到了0.999,说明整个方程的解释功能较强。从加入滞后变量的上述模型分析中可以看出:滞后一年和两年的FDi对当年的GDp作用不是很明显,这可能是因为FDi进入中国后,通过其所提供的需求拉动对当年GDp做出贡献后，进入了一个初步发展的时期,其供给效应还没有开始发挥作用,所以对下一年的GDp贡献还不是很明显,经过两年的发展,其供给效应开始发挥作用,因此在两年后对GDp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所以滞后三年的FDi系数是相当显著的。同时可以看出,滞后三年的FDi系数超过了当年的FDi系数,可以说明,FDi在三年后对GDp的贡献比其进入当年的贡献要大,由此也可以说明FDi拉动经济增长更依靠的是它所带来的长期的供给效益。
2.FDi增长率与我国经济增长率关系的实证分析
从1985-2004年FDi与GDp的波动周期来看，FDi的增长和GDp的增长趋势呈现了高度的吻合。FDi占我国GDp的比重在逐年提高，可以说FDi对我国国民经济的贡献度逐年提高。在此，笔者采用我国1985年以来外资投资增长与我国经济增长的统计资料（资料来源：2000年―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关分析、回归分析，论证并反映我国外资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从而提出一些对解决我国当前的经济问题具有启发意义的建议和意见。
2.1相关分析
我们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代表经济增长率，根据笔者所查找的样本期从1985年到2003年的统计资料，对我国经济增长变动与外资投资增长变动应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相关分析，分析结果如下：
得到我国经济增长变动与外资投资增长变动之间的相关系数为r(G，g)=0.759，相关系数检验的t统计量的显著性概率为0.000，故拒绝零假设，认为经济增长变动与外资投资增长变动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即外资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实践中也看到外资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
2.2回归分析
我们仍然对上表所提供的数据应用SpSS统计软件来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将所选变量全部强行进入回归，以经济增长变动为被解释变量，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其中利用外资额、利用外资所占比重和外资投资增长率作为解释变量，样本期从1985年到2003年，此时的回归方程是：
经济增长率（G）=β1+β2国内生产总值+β3固定资产投资总额+β4利用外资额+β5利用外资所占比重+β6外资投资增长率+δ
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得到有关oLS估计的结果如下：
表中，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其中利用外资额、利用外资所占比重4个指标的t的显著性概率分别为0.357、0.111、0.145、0.126均大于0.05，表示与0没有显著性差异，表明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其中利用外资额、利用外资所占比重不应出现在方程中。
表中，常数项和外资投资增长率的t的显著性概率分别为0.013和0.001均小于0.05，表示常数项和外资投资增长率的系数与0有显著性差异，因此应当作为解释变量出现在方程中。
经过统计分析，得到我国经济增长变动与外资投资增长变动关系的回归方程为：
经济增长率（G）=12.540+1.079外资投资增长率（g）
在此回归方程中，F（F=5.482）检验通过，方程的回归效果显著，说明解释变量（外资投资增长率）对被解释变量（经济增长率）的解释程度较高，总体线性成立，同时，回归方程种的决定系数R2=0.696，相关系数R=0.834都很高，说明我国经济增长对外资增长有很大的依赖程度。
3.结论与建议
外资经济的作用篇8
关键词：社会资本；外资行为；区域经济增长；空间溢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9BJL04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08JJD790128）；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2011B478）。
作者简介：彭文慧（1969-），女，河南新郑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国际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2)05-0006-05收稿日期：2011-12-24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不但没有缩小，而且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呈现扩大的趋势，与此同时，我国吸引外资的规模和数量都呈现了大幅度的增加，表明二者之间存在某种尚未被人们解释的问题。外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长期以来受到学术界的关注，Ghatak等(2007)利用1991年～2001年140个国家的数据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证实了二者显著的正向性。Henderson(2007)通过纳入城市特征和自然因素研究表明，地理因素通过影响要素流动来对企业创新和生产效率产生影响，并最终影响经济增长。但另外的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土企业的影响与外资规模有关，在行业外资规模达到一定比例之前正面影响要大，而当行业外资规模达到一定规模之后负面影响要大（Buckleyetal.2007）。
进一步，研究外资在东道国内部的区位选择成为解释外资与区域发展差距的关键。alfaro等(2007)研究了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外资进入东道国的方式、外资投资的行业以及东道国的产业政策等对外资的经济增长作用均有较大影响。魏后凯等（2002）认为，由于外资是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则外资在中国分布的区域差异是引起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李小建（2004）研究发现，由于路径依赖、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劳动力素质和产业关联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中西部地区引资在1997年后停滞，并影响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大量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集聚经济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如Braunerhjelm等(1996)利用瑞典1974年～1990年的数据证明了瑞典对外直接投资受集聚经济吸引，特别是高技术产业的投资更为突出。而Luger等(1985)运用产业层面的数据证实了集聚经济对外国公司区位选择的影响。Beamish等（1987）认为采取与当地企业合资或合作的方式有利于外资快速的了解当地市场，并获取地方信息，降低经营风险。但实际上，当外资企业具有较强的技术保护倾向或较强的独立性时，独资企业会是其更好的选择。除此之外，观察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我国的行为会发现，外资企业由于在不同省域的分布而具有不同的本地化程度，表明其行为方式与东道国的环境有关，制度对外资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丁辉侠等，2007）。而外资的技术溢出也利于出口贸易中的技术含量提高（郭炳南，2010；梁瑞，2010）。
可见，由于受非经济因素影响，外资活动受集聚经济和信息成本的作用而在不同地区表现迥异，这要求重新审视社会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目前学术界已经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并运用社会资本工具来进行研究，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存在于民众交往关系中的经济资源，是一种社会网络以及由这种社会网络产生的相互信任与互惠模式。对于企业社会资本而言，更强调企业关系网络中实际和潜在的资源（nahapietetal,1997），国内大量文献研究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牛德生，2006），陈金波（2010）运用河南调查的数据研究了社会资本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发现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及其它企业的合作对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在我国经济改革开放的转型过程中，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过程即是寻找并利用社会网络中资源的过程。本文即以此为出发点，研究我国外资活动的社会资本及其性质，并研究这一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空间差异的作用机制和结果，为更好的制定利用外资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二、外资行为的空间特征
为了考察外资在我国省域层面的分布情况，本文分别以1985年～2009年各省实际利用FDi和各省实际利用FDi占实际GDp比重两个指标进行分析，为消除时期波动的影响，我们分别以1985～2005、
1986～2006、1987～2007、1988～2008、1989～2009，5个时段的平均值来考察。可以发现：第一，东部省份实际利用外资远高于内陆省份，1985年～2005时段实际利用外资最多的9个省份为东部沿海省份，1989年～2009时段实际利用外资最多的9个省份仍然为东部地区。第二，以20年长度的时段考察的各地区实际利用外资的空间分布在时序上总体而言较为稳定，即5条曲线总体而言具有大致相同的趋势。第三，各地区实际利用外资空间分布存在跳跃性，表现为曲线呈不平滑特征。
我国31个省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自相关特征，这种特征不论是基于2009年数据的分析，还是基于长时段的平均值分析，均具有大致相同的空间结构。特别是，省域国内生产总值与以实际利用外资作为空间滞后变量的局域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研究外资行为的空间特征，并由此来研究省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外资经济的作用篇9
温州利用外资大致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84年到1991年，是初始阶段。温州在城市建设、基础设施、产业状况和人们的思想观念等方面，都难以适应规模利用外资的要求，利用外资的实质性成果尚不明显。第二阶段，1992年至1996年，是发展阶段。这一时期，随着邓小平南巡讲话和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立，外商投资掀起小高潮。第三阶段，1997年至2001年，是徘徊阶段。这阶段我市对利用外资争议较多，没有及时抓住机遇，与苏南、浙北等先进地区的差距拉大。
近年来，受经济全球化及世界经济对外资的积极影响，加之温州活跃的经济发展对外资的需求，温州政府主导优势、民营经济体制优势、轻工产品集聚优势和温州人的优势的逐步发挥，对外资的吸引力有了较大增强，但是和全省乃至全国相比，一直处于落后水平。2010年温州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只占浙江省的1.59%，而同期杭州、宁波占全省比重分别是39.59%、21.03%。
作为沿海开放城市的温州，“十二五”期间科学健康发展招商选资工作，按照“招大、引强、选优”的思路，以引进技术、人才、管理和品牌为重点，以大项目、大企业为抓手，结合温州本土实际积极有效地开展招商选资工作，才能促进温州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一、加强对外商投资的产业引导
在利用外资的内外部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按照国家致力于优化外商投资结构、提升外资质量的政策导向，应当进一步明确招商选资的产业导向，将利用外资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促进自主创新、提升城市品位结合起来，优化外商投资结构。按照温州产业发展规划和布局，积极引导外资投向港口、交通等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现代服务业、旅游业等有利于提升城市品位的项目，教育、文化基础设施等有利于促进社会事业发展的项目，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等有利于形成新经济增长点的新兴产业项目。
二、坚持民营企业为招商主体
发挥温州民营企业优势，突出民营企业在招商选资中的主体作用，坚持“以民引外”，坚持引资与“引智”相结合，不断深化招商选资的内涵。优化政府部门服务机制，为民营企业招商提供优质服务和政策扶持。引导民营企业在引资的同时，充分重视与外资的产业对接，充分重视对外企先进理念、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充分重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充分利用政府的信息资源、网络资源等优势，为民营企业招商搭建平台，优化服务环境，促成好项目、大项目落地。
三、做好投资促进工作
积极拓宽外资来源，把引进跨国大公司，扩大引进发达国家（地区）的主流资本作为利用外资的主攻重点。同时要抓住机遇，在引进台资上取得进展。坚持产业招商，立足于现有部级生产基地的优势，组织相关行业协会（商会）与相应的国际协会（商会）对接洽谈，开展产业对接。创新引资方式，积极探索商业化招商、招商，提高招商选资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进一步拓宽招商渠道，积极搭建与跨国公司对话和交流的平台，用好用活民营企业对话世界500强、世界温州人大会等载体。
四、改善外商投资环境
抓好平台建设，创建一批能够承载外资大项目的大平台，引导外商投资企业向这些产业优势区和重点开发区（园区）集聚。在这些产业带、新区的招商招商引资中，外资大项目、好项目要优先安排进驻。发展总部经济，引导和支持在外温籍企业家、海外华侨回温设立公司总部。继续改善投资软环境，有关部门始终把服务企业放在首位，主动参与，提前介入，简化程序，改进态度，缩短外资项目投产时间。进一步规范收费和处罚行为，完善投诉处理、劳资协调等社会服务体系，保障外资项目良好运行。在医院就医、子女入学、住房落户等方面给外商提供更多便利，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条件。
五、完善绩效评价机制
现代招商选资不仅仅是简单的引来外资，更多的是通过对投资商的扶持、引资项目对地方财政贡献率分析、引资项目对地方经济的综合带动作用分析、引资项目对地方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引资工作的投入产出比分析等一系列的工作，确保投资商利益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平衡。
招商选资工作必须通过对投资项目分析、考核等一系列工作，在招商选资的过程中注重对“商”的培养、对环境的关注，确保投资对地方经济综合推动作用的实现。建议淡化对引资规模的考核，建立与科学发展观相一致的绩效评价机制。以质量和效益为核心，建立外资质量评价指标，以考核指数的调整来促进各地选资质量的提升。
参考文献:
［1］李惠茹.外商直接投资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9
［2］王佳信.快速发展地方经济的捷径———招商引资［J］.现代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2008，(12)
［3］陈丹.经济危机下温州的自主创新之路［J］.商业经济评论，2010，（2）
外资经济的作用篇10
关键词：石家庄；利用外资；县域经济
基金项目：石家庄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一般项目（2012）《我市利用外资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困境及提升路径研究》；项目编号：wJ1210；立项人：张新霞
中图分类号：F29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11月28日
近年来，河北省把发展县域经济作为全省经济发展的两大支撑之一。作为河北省的省会，石家庄县域经济的发展对河北省整体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县之内的资源是有限的，发展县域经济必须突破区域界限，面向国内国际市场配置资源、整合生产要素，发展外向型经济。目前，石家庄各地正通过多种方式积极利用外资，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把招商引资与壮大县域特色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结合起来，不断优化政策环境，使招商引资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一、石家庄利用外资发展县域经济情况
近些年，石家庄市利用外资工作成效显著，有力地促进了全市经济发展，然而与我国其他县市相比，石家庄市利用外资的额度和水平与省会城市地位不相称，无论从外商投资领域和行业结构、有效的外商投资载体，还是外资引用的地域分布都还不尽如人意。只有搞清楚石家庄市在有效利用外资的特点、面临的困境和对这些阻碍石家庄市县域经济发展的因素进行详细的分析，并提出切实的提升路径，才能实现石家庄县域经济“跨越式”大发展。
（一）引进外资取得重大进展。2011年全市实际利用外资完成8.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7.1%，其中外商直接投资3.7亿美元，增长50.4%；“九五”后期到“十一五”前期，石家庄市利用国外贷款总额始终保持在全省前列，近20亿美元，占全省利用国外贷款的1/5，充分发挥了外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二）外商投资领域和产业结构发生积极变化，推进了支柱产业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第一产业投资项目继续增加，2005～2007年三年来共审批农业利用外资项目5项，实际直接利用外资733万美元。第二产业投资快速增长，石钢、冀凯、天山、益海粮油、明旺乳业、河冶科技等一批利用外资大项目相继落户石家庄，大项目支撑作用明显。第三产业投资占比明显提高，“十一五”前三年共新批第三产业项目61个，实际直接利用外资3.1亿美元，占三年来实际直接利用外资总额的23.8%。
（三）外资来源地域更趋广泛。近些年，石家庄外资来源地由过去主要以港、澳、台和东南亚地区为主向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扩展，呈现全球化。目前全市引进外资前五位的国家和地区分别为：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日本、新加坡、美国。
二、石家庄市利用外资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根据石家庄县域利用外资情况，石家庄市利用外资工作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石家庄利用外资的额度和水平与省会城市地位不相称。由于综合经济实力较低，投资环境也不尽如人意，所以石家庄利用外资的额度和水平与沿海先进城市和周边省会城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2010年在国内127个城市实际利用外资排名中石家庄以6.4亿美元排名第56位，在23个省会城市中排名第17位，与排名第一的省会城市成都（64.1亿美元）相差约10倍。
（二）外商投资领域和行业结构不够合理，高科技化水平较低。石家庄市目前吸引的外商投资基本上都集中在工业、服务、商贸等行业，而诸如金融等领域的外资则很少。服务业是石家庄利用外资的新亮点，但整体看来服务业利用外资的行业结构不够合理，传统服务业所占比重偏大，现代服务业发展总体水平偏低。外资服务业主要集中于开放较早、利润较高的房地产业、商贸零售业等，信息服务、住宿餐饮、金融、教育等领域则刚开始起步，而一些以研发、设计、运营、物流配送、咨询和培训等科技含量较高的服务业利用外资比例较低，制约了这些服务行业的发展和竞争力的提高，不利于服务行业内部的结构调整。
（三）缺乏有效的外商投资载体。一个优质外资项目的引进，往往意味着一个优秀创新团队的引进，形成一个新生产业。就石家庄的所有制结构来看，国有经济比重相对较高，前些年效益较好的企业大多搞过合资，但是国有企业与外商合资的空间容易受到限制。而石家庄市的民营企业由于起步较晚，受自身发展水平所限，还不能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载体。
开发区（园区）规划档次偏低、建设水准不高，引资的载体作用仍比较薄弱。石家庄市省级以上开发区实际利用外资规模仅占全市的22%，各县（市）产业园区引进外资的规模和质量也处于较低水平。
（四）县（市）、区实际利用外资完成不平衡现象比较突出。具体来说，平原市区吸收外资占总数比重较大，山区县（市）区吸收外资占总数比重较小。从分县（市）区2007年实际直接利用外资完成情况看，完成1，000万美元以上的有9个县区，完成500～1，000万美元的有3个县区，完成500万美元以下的有12个县区。全年外资到位较多的县区利用外资在9，000万美元以上，而最少的县仅完成1万美元。
在全部“三资”企业中，投资总额超千万美元的项目甚少，而且履约率、资金到位率也较低，与省内的唐山、秦皇岛相比还有不小的距离。
三、我国中部地区利用外资发展县域经济的思路和对策
石家庄市在利用外资发展县域经济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集中体现了我国中部地区利用外资发展县域经济的短板。我国中部地区在发展县域外向型经济方面都呈现这样的特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整体竞争力较弱；经济结构不尽合理，产业调整依然滞后；经济自主增长乏力，县级财政运转困难；生产要素大量外流，对外开放程度偏低。可以通过调整引资政策、突出引资重点、引导外资流向、创新利用外资方式等途径进一步科学引导和有效利用外资，实现我国县域经济的发展和壮大。
（一）基本思路。中部地区各省、区、县要紧紧抓住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和沿海资本西进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进一步解放思想，提高认识，把县域利用外资作为促进县域经济崛起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增长点来抓；注意扬长避短，发挥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区位条件，发展各种产业，取得最佳经济效益；注意内外资互联，突出投资重点。
（二）具体对策
1、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提高竞争力。在软环境方面，要努力营造诚信、高效、安全、文明的投资氛围，通过为投资者提供多方位的综合服务来实现各种资源的最优配置。向投资者提供规范化的投资服务、不断优化具有区域、县域特色的投资环境是中部地区投资促进机构长期的工作重点。
在硬环境方面，应进一步加快县城中心城区、小城镇和开发园区交通、通信和电力等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尤其是加大城市环保治理力度，为外商投资营造良好的基础设施环境。
要继续优化招商引资的政策和法制环境，创造规范有序、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经营环境，从而增强对外商的吸引力。
2、多措并举，突出重点。一方面在继续办好各种投资洽谈会的同时，采取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引进外资，积极谋划一批对县市有影响、有发展后劲的好项目，增加项目储备；另一方面是突出重点，精心谋划一批规模大、带动力强的招商项目，并以此促进和带动各县市利用外资的快速发展；三是注重引导外资投向，注重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注重引进高技术含量和环保型项目，不断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
3、抓住关键环节，把县域开发园区打造成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的前沿阵地与利用外资的重要有效载体。目前，我国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在招商引资中的主体作用及其聚集效应和辐射效应已十分明显，要进一步发挥开发园区作为招商引资工作的载体和纽带，抓住关键环节，加快工业园区建设登上一个新台阶。一要按照国际化产业园区发展的先进观念和方法，做好总体规划。将规划与当地生产力布局及城市长远发展相结合，把开发园区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项规划，形成总体规划、专项规划、详细规划相统一的规划体系；确定园区空间布局、功能配套、产业定位等长期战略规划，为经济发展留足空间；二要着力推进战略投资者引进、重点项目落地工作。要抓好优势产业促进工作，积极促进优势产业向开发区（园区）集中，以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重点，着力引进一批关联度高、辐射带动力强的龙头型、基地型项目；着力引进战略支撑项目，发展相关配套产业，推动产业集聚，降低产业配套成本，打造产业集群。
4、继续做好存进措施与配套政策。为了更有效地吸收外资，各县市负责投资促进的政府部门应从实际出发，根据当地投资促进工作的情况和需要，逐步建立和完善投资促进服务体系，包括逐步建立专业化的投资促进机构和省际联席会议和沟通协商机制，提高投资促进工作效率；通过开展不定期的投资促进业务培训活动，如邀请境内外专家介绍如何通过举办展会、接待国外考察团组、配合领导人出访、参加国际性论坛、举办专项推介活动等方式切实提高投资促进一线工作人员的素质与技能；要加强对外宣传，注重打造县域特色城镇品牌，提高对外开放的形象。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国石家庄商务.关于石家庄市外商投资企业发展情况的调查报告[eB/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