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责任理论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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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摘要：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越来越受到关注。尽管相关理论及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诸多有待改进之处。首先，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政府鼓励企业担负其社会责任;其次，企业要加强自身治理，建立健全相应的体制机制;再次，强化社会――舆论监督。总之，应多方联动，促使企业更好地承担其社会责任。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私法;法定义务;治理;监督
一、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体现私法公法化趋势
现代意义上的企业社会责任诞生于20世纪初的美国。这一时期，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各国经济发展迅速，美国进入资本主义垄断时期，在这一阶段，日益集中的大企业为了谋取高额利润，肆意破环社会环境，对待工人残酷无情，对待消费者也缺乏诚实信用，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加之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经济危机，更是加剧了社会矛盾。在此背景下，美国社会开始广泛关注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开始兴起。
这场企业社会责任的运动首先发端于学者们的大讨论，其中最为著名的则是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多德教授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伯利教授之间的论战。1931年，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伯利在其著作《作为信托权力的公司权力》一文中阐释道：在公司诸多利益之中，股东利益居于首位。公司的职业管理者是受股东委托来管理公司。因此，管理者仅为股东服务。[1]而多德教授则认为公司对雇员、消费者和公众负有社会责任，尽管这些社会责任未见诸法律而为公司的法定义务，但应当成为公司管理人恪守的职业道德。[2]双方对于企业
究竟要对谁进行负责展开了长期而深入的讨论，讨论以伯利教授接受多德教授的观点而告终结。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开始关注企业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制定了一系列凯恩斯主义经济法，将企业社会责任的思想贯穿于相关法律之中，体现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这一商事法规的重要变化，体现了私法公法化的趋势（尽管英美法系并不强调公法与私法的区分，但存有这二元法域确是法律事实）：
从法学角度上看，近代法律体系主要由公法与私法两大法域组成。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西方法学奉行“私法自治”，即民法上的私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安排自己的生活。私人自治原则应用于商业社会中即体现为市场经济，法学家认为社会资源只要通过市场就可以达到合理配置，国家社会无需另加干涉。市场主体之企业只需要为股东利益着想，追求营利，考虑个人权益即可。这一时期公司法彰显出完全的私法品质。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自由资本主义开始显现出其种种弊端，社会矛盾层出不穷，人们开始深思，企业不仅要顾及股东的利益，还要考虑劳工、消费者、自然环境，社区等相关利益群体的权益。这一时期，完全私法品质的《公司法》遭到了社会的质疑，国家开始干
预传统以“个人本位”为主体的市场，如制定规则对消费者进行特殊保护、制定《环境保护法》旨在保护日益被企业所破坏的自然环境……公法与私法开始逐步融合，《公司法》的公法品质也逐步彰显。正如加拿大学者布莱恩・R・柴芬斯所言：“在近代，公司法是以私法为基础的法律规范，到了现代，随着政府职能的扩张和对经济自由的限制以及对私法自治原则的修正，私法公法化的趋势日趋明显。”[3]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国内外学者从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多学科领域给予解释，成果十分丰硕。
1953年美国著名学者霍华德・R・鲍恩在《商人的社会责任》一书中将公司社会责任界定为“商人具有按照社会的目标和价值，向有关政策靠拢、做出相应决策和采取理想的具体行动的义务。”[4]1979年，著名的管理学教授阿尔齐・卡罗尔在《公司表现的三维概念模型》一文中提出，“公司社会责任是社会于一个时间点上对组织在经济、法律、伦理、自愿方面的期望。”[5]之后，企业社会责任学说也在国内兴起，不少学者对此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卢代富教授认为：“所谓公司社会责任，乃指企业在谋求股东利润最大化之外所负有的维护和增进社会利益的义务。”[6]刘俊海教授认为：“公司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赚钱作为自己唯一存在目的，应当最大限度地关怀和增加股东们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包括消费者利益、职工利益、债权人利益、中小竞争者利益、当地社区利益、环境利益、社会弱势群体利益及整个社会公共利益等内容，既包括自然人的人权尤其是社会权，也包括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权力和利益。”[7]
从上述界定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社会问题，可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多方面对其内涵进行释义;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已经摒弃了企业的主旨即是营利的看法，而是认为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需要考虑相关利益群体的权益。上述观点均有其真知灼见之处，但存在局部缺失也是难免，基于法学视域，笔者认为厘清企业社会责任内涵需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一）企业社会责任是乃是法定义务
分析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首先应从责任一词入手，责任一词通常可从两方面进行解读，一是分内应做之事，属应尽之义务;二是没有做好自己的事情所应承担的不利于己的后果。我国《公司法》总则第5条第1款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履行社会责任。”从法条内涵及上述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企业社会责任中“责任”一词应采用第一层理解，即为企业分内应做之事，即义务之意。笔者认为，《公司法》为企业设定社会责任，此乃企业之法定义务即企业必须向社会履行的一种法定义务。但遗憾的是，《公司法》虽设定企业之社会责任，但其具体内容是什么？如若违反企业法定义务，企业究竟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相关的救济制度应是如何？该法则再无表述，亟需进一步完善。
（二）企业社会责任应与公司营利协调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企业的法定义务是否意味着企业追求社会责任的同时就必然要挤兑企业利润空间，牺牲企业利益？我们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与企业的营利性之间并无矛盾，一方面企业只有营利才能维持企业稳定，给予职工就业，为社区增加收入，这本身也为国家、社会稳定尽了自己的一份责任;另一方面，企业也只有有了营利、有了增收才能进一步提升自身为社会承担责任的能力，为社会作出更多贡献。除此之外，经实践证明企业社会责任对塑造企业形象、提高企业声誉、培育员工忠诚、促进消费者购买、提高企业创新力和竞争力均有一定的作用。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著名学者porter与Linde等（1995）提出的“波特假说”认为，适当的环境规制可以促使企业进行更多的创新活动。porter和Kramer（2006）更进一步指出：企业社会责任并不仅仅意味着成本、约束或者善举，而是企业实现创新和提高竞争优势的潜在机会。故而，研究企业社会责任要注重其与营利性之间的关系，协调二者关系，使之相互作用、共同发展。
（三）注重政府在企业社会责任中所担负的角色
如上文所述，企业社会责任的产生与发展体现了私法公法化的趋势，这其中国家担负着重要角色。当企业与相关利益群体利益失衡、发生冲突之时，国家可作为第三方角色进行经济干预，解决市场失灵，督促企业承担相应社会责任，实现社会公平。在20世纪初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中，美国政府正是通过一系列政府干预政策成功解决经济危机、市场失灵所带来种种社会问题，使得美国经济走出低谷。因此，笔者认为在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时不可忽视政府在经济社会运行中的重要作用，要把握好企业社会责任承担与政府职能之间的关系，以期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发展。
三、国内企业社会责任发展路径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开始兴起，目前其在国内有了初步的发展。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企业社会责任的价值。自2006年国家电网向社会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以来，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定期自己社会责任报告，企业责任感逐步增强。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市场经济起步较晚，国内大部分企业尚处于资本原始积累和转型发展阶段，因此为攫取高额利润无视劳工、消费者、社区环境的企业也比比皆是。国内频频爆出“毒奶粉”、“地沟油”、“假羊肉”、“雾霾天”等恶性事件可见一斑。另一方面，政府、社会民众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度很高。中国政府积极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及法规旨在推动中国社会责任发展进程。同时社会民众基于自身的考虑，近年来十分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尤其是相关利益群体的权益保护等问题。
从以上发状况来看，虽然企业社会责任在国内有所发展，但局限性明显，需进一探索合理路径推动其发展。
（一）相关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善
既然国内《公司法》已旗帜鲜明的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宣示性规定，将其作为企业之法定义务，那么法律应进一步细化该项规则，以便于企业遵守：其一明确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企业违反该项责任所应承担之法律后果以及相关被侵权者的权利救济制度等具体规则，便于实际操作;其二，进一步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环境保护法、劳动合同法等相关配套法律制度，形成以《公司法》为纲，其他法律相互配合的企业社会责任法律体系。
（二）政府积极推进
伴随私法公法化的发展，国家干预经济的作用已得到多数国家的认可。同时，由于国内目前仍然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模式，因此政府当然成为推进国内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重要力量。目前政府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发展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其一，中国有着计划经济的传统，过去政府管企业总是管的太多，统的太死。在目前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推进企业社会责任不能再走老路子，必须进一步推动政府职能的转换，增强政府在市场经济环境进行市场监管、经济调控、担负社会保障的职能;其二，目前政府关涉企业社会责任执行的法则较少，影响力较大的也只有2007年国资委所制定的《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鉴于此，我们认为政府应以法律为宗旨，进一步细化法律条文，制定相关政策、文件便于政府操作、执行;其三，政府应建立健全奖惩激励措施，制定企业社会责任奖惩考核规范，每年对企业予以考核，在考核中对于那些社会责任感较强的企业可以给予优先信贷、财税减免等支持鼓励措施，对于那些缺乏责任感的企业根据其情节轻重予以相应处罚。
（三）企业自身加强治理
1.企业要正确认识企业社会责任
深入了解和分析近年来频频曝光的各类关涉企业社会责任的丑闻，我们不难发现不少企业主从认识上将企业营利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相互对立起来，认为企业若顾及社会责任则会影响企业利润。有了这样的认识，企业社会责任自然难以推进。事实上，国内外多项研究表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可以提高其自身信誉，促进企业创新，增强消费者信任感，赢得员工的归属感，等等。可见企业实现利润增幅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并无矛盾之处。如果企业主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由被动承担法定义务转变为主动接受企业社会责任，这无疑能够极大提高企业社会责任的效能，全方位的推广企业社会责任。企业完善自身治理
公司治理结构不够完善，企业便缺乏约束力，企业社会责任则必然减弱。完善公司治理有助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完善。完善公司治理首先要完善董事制度，如建立董事对外责任制度，当企业实施危害社会行为时候，不仅可以追究企业的法律责任亦可以追究相关责任董事法律责任，以强化董事之责任心;还可进一步完善现行独立董事制度，引入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士参与公司治理等等。其次还应完善现行监事制度。在国内公司化发展过程中，监事会素有“橡皮图章”之称，笔者认为，应强化监事会职能，使之能够有效行使其内部监督职能，增强企业责任感。最后，笔者建议完善相关股东临时提案权制度，鼓励有责任感的中小股东提出更多对社会有意义的提案，增强企业的责任感。
（四）社会加强监督
1.确立非政府组织的监督职能
从国外企业社会责任发展历程来看，非政府组织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中占据重要地位。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力量较为薄弱，企业影响力较弱，笔者认为，今后我国要大力发展非政府组织，政府要加大对其扶持力度，充实非政府组织在市场经济中的外部监督职能。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
由于新闻媒体自身所具有的广泛性、开放性、传播速度快等特点，在企业社会责任之外部监督中起到重要作用，如新闻媒体曾多次对少数企业社会责任感缺失事件进行报道，引起社会重大反响，民众广泛关注，最终相关事件得以圆满解决。因此，笔者认为，要大力鼓励新闻媒体参与至企业外部监督之中，督促企业积极承担与其相关的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1]季敏.公司社会责任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2010：5.[2]刘连煜.公司治理与公司社会责任[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2.[3]布莱恩・R・柴芬斯.公司法：理论、结构和运作[m].林华伟，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5.[4]HowardR・Bowen.SocialResponsiblitiesoftheBusinessman.（1953），p.31.
[5]Carroll，archieB.1979，“athree-DimensionalConceptual
社会责任理论篇2
关键词：社会责任会计规范研究实证研究综述
伴随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愈演愈烈以及跨国公司的不断发展壮大，人们对企业的认识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从早期将企业单纯地看作是一个为盈利而存在的经济组织，到逐渐认识到企业作为社会的一分子，除了经济责任之外，还担负有其他责任。国内外的许多研究已经证明，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从短期来看可能会耗费一定的企业资源，但从长期来看，承担社会责任给企业带来的诸如树立良好企业形象，提升企业品牌价值等长期效益是十分巨大的。正是出于以上考虑，越来越多的企业也正在逐渐认识到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但企业如何向外界报告、披露自己已经履行的社会责任的情况？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对社会责任会计的规范研究。本文即是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对我国社会责任会计的研究情况进行综述。
一、社会责任会计规范研究
（一）社会责任会计的涵义国内对社会责任会计这一概念的定义根据其对象不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核算企业经济活动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吴俊（1994）把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当作社会责任，而社会责任会计就是以此为中心而展开的会计活动，它的任务在于测定企业的经营活动对社会各方面所带来的效益和损益。阳秋林（2000）认为社会责任会计是以会计特有的方法和技术对某一单位经营活动所带来的社会贡献和社会损害进行反映和控制。；二是以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为核算对象，并向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社会责任信息，主要代表观点有：葛家澍、林志军（2001）提出：所谓社会责任会计，就是通过一定的以货币或非货币的形式，把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努力与成就通过一定的会计方法加以衡量和报告反映。黎精明（2005）认为社会责任会计是研究如何更好地维护可持续发展，为企业管理当局、投资者、债权人、政府和社会公众等相关利益集团和个人决策提供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会计信息系统。李东生、阳秋林（2005）对社会责任会计的涵义作了如下归纳：社会责任会计是会计学的一个分支，它运用会计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采用多种计量属性和手段，对企业社会责任及其履行情况进行反映和监督，以便于向利益相关者提供有用的社会责任信息，其最终目的是提高社会效益。
（二）社会责任会计的目标我国关于社会责任会计目标的研究主要有一元论和二元论两种观点。其中大多数学者，如阳秋林（2000），钟子亮（2001），白世秀、章金霞（2007），胡素华（2008）等，认为会计目标受到社会经济环境和企业目标的共同影响与制约，同时由于会计系统的多层次性，社会责任会计的目标分为基本目标和具体目标两个层次。提高社会效益是社会责任会计的基本目标，向利益相关者提供社会责任信息则是社会责任会计的具体目标。李东生、阳秋林（2006）则将上述两个目标称之为社会责任会计的最终目标和基本目标。持一元论观点的学者大多是从会计反映和监督的基本职能出发，认为社会责任会计目标是上述二元论观点的基本目标或具体目标的一种，比如：陈今池（1998）认为社会责任会计的目标是对各会计期企业经营活动所实现的净社会效益或社会收益进行鉴别和计量。张亚梅（2001）则认为社会责任会计的目标是计量和报告企业各项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为相关客体提供社会责任会计信息。
（三）社会责任会计的假设与原则钟子亮（2001）、李昕（2002）、胡素华（2008）均认为社会责任会计假设与传统财务会计假设在会计主体、持续经营和会计分期假设上是一致的，不同的一点在于社会责任会计的多重计量假设，原因在于目前理论界对“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的内涵缺乏明确的界定，使得企业社会责任会计需要核算的内容并不确定，如果仅依靠货币计量单位进行计价往往不能全面恰当地反映核算对象。赵娟（2005）、胡承德（2009）在此基础上还提出了环境价值假设，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只有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才有价值，而环境资源只有使用价值。因此，传统财务会计没有将对环境的消耗与破坏纳入核算范围，他们认为要进行社会责任会计核算，首先必须承认的一点就是环境资源是有价值的。在会计原则研究方面，钟子亮（2001）、李昕（2002）、胡承德（2009）等认为社会责任会计除适用传统企业会计原则外，结合企业社会责任的特点还应强调社会性原则、充分揭示性原则以及政策性原则。阳秋林（2000，2005）根据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需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具体方式，提出了强制和自愿相结合，谁投资谁受益、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恢复的原则以及企业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结合的原则。姚正海、孙自愿（2003）提出了社会责任会计的可控性原则、灵活性原则以及预警性原则。章金霞（2009）则强调了社会责任会计的综合性、多样性和系统性。
（四）社会责任会计的要素与核算内容国内对社会责任会计要素的研究主要有“四要素论”、“五要素论”、“六要素论”三大观点。胡素华（2008）构建了社会责任会计的概念框架，认为社会责任会计的会计要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社会交易、社会资产、社会负债和社会损益。李素枝、谭翀、刘胜花（2009）认为社会责任会计要素可借鉴传统会计要素形式进行分类，但又有所区别，提出了社会责任资产、社会责任负债、社会责任收入与社会责任成本四大要素。张亚梅（2001）则提出了社会责任会计核算的五个要素包括社会成本、社会效益、社会产权、社会资产和社会资产净额。陈东升、阳秋林（2008）初步讨论了建立社会责任会计准则的可行性，并提出了社会资产、社会负债、社会成本、社会收益、社会净资产等社会责任会计概念。姚正海、孙自愿（2003）认为社会成本效益法下会计制度的设计可以确定六个社会经济要素：社会收入、社会成本、社会收益、社会资产、社会求偿权、社会资产净额。王爱国（2009）从传统会计恒等式出发，提出了社会责任会计的六大要素：社会责任资产、社会责任负债、社会责任权益、社会责任收入、社会责任费用及社会责任利润。在核算内容方面，众多学者（吴俊，1994；刘长翠，1997；田昆儒，1998；张亚梅，2001；罗金明，2006；等）多首先是从企业利益相关理论出发，探讨企业社会责任所应当包含的具体内容，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国情，提出了我国社会责任会计所应当反映、核算的内容应当包括以下六个方面：企业对员工履行的责任；企业对生态环境维护的责任；企业对社会及本地区的责任；企业对消费者应履行的社会责任；企业应履行的其他社会责任；企业收益方面的责任以及企业对政府履行的义务。此外，宋献中（1997）、刘秀琴（2003）认为社会责任会计核算的内容包括社会效益和社会成本的组成项目。前者包括质量效益、环境效益、充分就业效益、社会保险及教育效益、外援效益和其他效益；后者则包括社会物耗成本、社会人工成本、土地使用成本、资源耗损成本、资金使用成本、环境污染成本、社会管理费用、工伤及职业病成本和其他社会成本。岳彦芳、袁晋芳（2005）则认为社会责任成本包括环境成本、资源成本、消费者责任成本、社区公益成本和其他责任成本。
（五）社会责任会计的计量与报告会计计量是进行会计核算的前提和基础，社会责任会计的难度就在于其计量的问题。潘清平（1995）认为，社会责任会计的计量具有模糊性和复杂性两个特点。复杂性表现在计量属性不能单纯以交易价格为前提，计量单位不能仅仅局限于货币，计量形式具有多样性；社会责任模糊性是指对象类属边界和性态组织的不确定性，有鉴于此，社会责任会计的计量方法有客观历史成本与主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机会成本法，间接评价法、社会公正法、预防成本法等。宋献中（1997）、许家林（1997）指出社会责任会计除应用货币计量以外，还要采用调查分析法、替代品评价法、历史成本法、复原或避免成本法、法院裁决法、影子价格法等。刘长翠（1997）、文建平（1999）则认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计量主要有货币计量方法和非货币计量方法两种，前者包括支付成本法和成本收益法，后者包括文字表述法和评价法。阳秋林（2005）认为社会责任的计量，是将涉及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生态环境和社会收益等主要内容作为会计要素，加以正式记录并列入会计报表而确认其金额的过程，对自然资源的计量主要采用成本法、收益现值法、市价法进行计量，对人力资源的计量提出了综合报酬收益折现法进行计量，对生态环境的计量采用直接市场法、替代性市场法和意愿调查评估法，对社会收益的计量则采用成本收益法、历史成本法和替代品评价法。
（六）社会责任会计报告的形式大部分国内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报告采用非货币性信息叙述报告、货币性信息定量报告，非会计基础型和会计基础型相结合的方式，如郭黎、霍建伟（2000）认为对一些非货币性的企业社会信息，可以采用文字说明的叙述报告形式，而对货币性信息则有以下几种报告形式：在现有财务报表中增加反映企业社会责任的新项目；编制社会收益表，反映企业的社会收益和社会成本以及社会损益；编制社会经济营运表，反映企业与社会公众、社会环境、社会产品等方面的情况；编制社会资产负债表，反映企业的社会资产和社会负债。李正（2006）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具体国情，指出我国目前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模式应从年度报告内的分散披露形式过度到年度报告内的独立性报告阶段，可以采用描述性披露结合简单报表形式或者单独采用两种形式中的一种。他并不赞成采用复杂的社会利润表、增值表、社会资产负债表等高级报表形式。谢良安（2007）指出，政府有关部门应当组织专家设计独立的社会责任会计报告，制定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对企业必须履行的法律责任应当强制要求其在独立的社会责任报告中用货币形式披露，而对企业应该履行的道德责任则采用自愿披露的方式，对自愿披露的部分，可以非会计基础型与会计基础型并举，披露工具应当灵活多样：招股说明书、财务报告、公司网站、独立的社会责任会计报告等。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宜采用按行业、规模、地域等特征先试点执行。时薛原（2008）则认为根据我国企业的实际情况，可以按照企业的不同规模分别采用不同的报告模式：中小型企业可以采用叙述性披露模式、大型企业可以在传统财务报表的基础上增加一些社会责任项目或在报表附注中披露、上市公司则应当编制独立的社会责任报告。宋献中（2009）总结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三种形式：年度报告披露形式、年度报告外的独立披露形式及大众媒体披露形式。也有学者认为企业应当编制对立的社会责任会计报表，对外报告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如黎精明（2004），裘莉娅、徐植（2006）对建立和完善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体系提出了如下建议：社会责任会计科目尽可能单列，并与传统会计科目相对应；会计基础型和非会计基础型并举；以传统三大会计报表为核心，并在必要时附加辅助报表和说明；提倡编制独立的社会责任会计报告。阳秋林、曾娇益（2005）认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会计制度的不断健全，在我国企业中编制独立的以传统三大会计报表为核心的社会责任会计报告——社会资产负债表、社会利润表和社会现金流量表，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二、社会责任会计实证研究
（一）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研究同规范研究解决的是“怎么办”的问题相比，实证研究解决的主要是“是什么”的问题。我国关于社会责任会计的实证研究还比较少。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现状以及社会责任信息的价值相关性的研究。肖淑芳、胡伟（2005），陈玉清、马丽丽（2005），刘长翠、孔晓婷（2006），沈洪涛（2007），李正（2006）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总体水平还不高，自愿披露定性方面的社会责任信息情况甚少，在信息披露内容方面很不全面且主要是叙述式说明，我国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还处于年度报告中分散披露的阶段，市场对社会责任信息反应不灵敏，信息使用者对社会责任信息不关注。
（二）社会责任会计绩效研究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的研究，但研究结论尚未统一，二者之间正相关、负相关甚或是不相关的研究结果均存在，如王怀明、宋涛（2007）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对国家、投资者和公益事业的社会责任贡献与企业绩效正相关，而对员工的社会责任贡献与企业绩效则是负相关关系。任力、赵洁（2009）则发现良好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会显著提高企业的财务绩效。汪冬梅等（2008）发现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表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对现代企业来说已经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附属品，在企业生存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邵君利（2009）的研究却得出了与之相反的结论。刘冬荣等（2009）、王秀丽（2009）等的研究则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情况与企业价值没有明显的相关性。沈洪涛（2007）、马连福与赵颖（2007）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的研究发现：公司绩效、行业属性以及规模是影响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重要因素，包括上市地点和披露期间在内的披露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也存在显著影响，但是公司财务杠杆、再融资需求以及公司治理结构等因素并未表现出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显著影响。
三、社会责任会计研究评述
从规范研究的角度看，目前同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相类似的一个系统、完整、公认的社会责任会计概念框架尚未建立起来，在社会责任会计的内涵及目标、假设与原则、要素与核算内容、计量与报告等方面均存在值得探讨之处。由于对“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的内涵缺乏明确的界定，使得社会责任会计需要核算的内容不确定；由于“责任”的“多样性”，使得对企业履行责任的计量需要采取与之相对应的计量方法，同时，不同的计量方法所产生的不同结果，使得社会责任会计也不能像传统财务会计那样单纯地采取会计报表的形式对外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从当前上市公司所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来看，存在着报告名称、格式缺乏统一标准，报告内容以定性信息为主，定量信息较少，缺乏可比性等问题。从实证研究的角度看，目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总体状况经过检验已经证实不容乐观，目前的研究热点也是主要分歧在于社会责任信息的决策有用性以及与企业业绩、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方面，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是，众多学者在研究此类相关问题时，所采用的社会责任信息各有不同，由此方法论上的不同进而可能导致研究结论上的差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社会责任会计概念框架依然没有建立起来。本文认为，目前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框架之所以尚未建立，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作为其理论基础之一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研究尚不完善。由于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企业社会责任的早期研究一直停滞不前。伴随着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产生与发展，与利益相关者理论相结合逐渐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主流，引入利益相关者理论使得企业社会责任的对象、具体内容及范围得到了明确，并为测量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提供了科学方法，而上述几方面问题也正是社会责任会计理论当前的争议之所在。笔者认为，社会责任会计理论的发展完善可以有两种选择：从宏观角度，社会责任会计概念框架的构建不妨也从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出发，借助利益相关者的分析框架企业社会责任会计的诸多争议将会得到合理的解决，从而可以在宏观上对社会责任会计做出一定的规范；从微观角度，则可以选取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要求较高的某些行业，如采矿业、石油化工业、房地产行业等，将其社会责任与行业特点相结合。
参考文献：
［1］吴俊：《关于社会责任会计的八点思考》，《会计研究》199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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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今池：《现代会计理论》，立信会计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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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理论篇3
关键词：社会责任会计规范研究实证研究综述
伴随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愈演愈烈以及跨国公司的不断发展壮大，人们对企业的认识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从早期将企业单纯地看作是一个为盈利而存在的经济组织，到逐渐认识到企业作为社会的一分子，除了经济责任之外，还担负有其他责任。国内外的许多研究已经证明，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从短期来看可能会耗费一定的企业资源，但从长期来看，承担社会责任给企业带来的诸如树立良好企业形象，提升企业品牌价值等长期效益是十分巨大的。正是出于以上考虑，越来越多的企业也正在逐渐认识到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但企业如何向外界报告、披露自己已经履行的社会责任的情况？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对社会责任会计的规范研究。本文即是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对我国社会责任会计的研究情况进行综述。
一、社会责任会计规范研究
（一）社会责任会计的涵义国内对社会责任会计这一概念的定义根据其对象不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核算企业经济活动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吴俊（1994）把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当作社会责任，而社会责任会计就是以此为中心而展开的会计活动，它的任务在于测定企业的经营活动对社会各方面所带来的效益和损益。阳秋林（2000）认为社会责任会计是以会计特有的方法和技术对某一单位经营活动所带来的社会贡献和社会损害进行反映和控制。；二是以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为核算对象，并向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社会责任信息，主要代表观点有：葛家澍、林志军（2001）提出：所谓社会责任会计，就是通过一定的以货币或非货币的形式，把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努力与成就通过一定的会计方法加以衡量和报告反映。黎精明（2005）认为社会责任会计是研究如何更好地维护可持续发展，为企业管理当局、投资者、债权人、政府和社会公众等相关利益集团和个人决策提供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会计信息系统。李东生、阳秋林（2005）对社会责任会计的涵义作了如下归纳：社会责任会计是会计学的一个分支，它运用会计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采用多种计量属性和手段，对企业社会责任及其履行情况进行反映和监督，以便于向利益相关者提供有用的社会责任信息，其最终目的是提高社会效益。
（二）社会责任会计的目标我国关于社会责任会计目标的研究主要有一元论和二元论两种观点。其中大多数学者，如阳秋林（2000），钟子亮（2001），白世秀、章金霞（2007），胡素华（2008）等，认为会计目标受到社会经济环境和企业目标的共同影响与制约，同时由于会计系统的多层次性，社会责任会计的目标分为基本目标和具体目标两个层次。提高社会效益是社会责任会计的基本目标，向利益相关者提供社会责任信息则是社会责任会计的具体目标。李东生、阳秋林（2006）则将上述两个目标称之为社会责任会计的最终目标和基本目标。持一元论观点的学者大多是从会计反映和监督的基本职能出发，认为社会责任会计目标是上述二元论观点的基本目标或具体目标的一种，比如：陈今池（1998）认为社会责任会计的目标是对各会计期企业经营活动所实现的净社会效益或社会收益进行鉴别和计量。张亚梅（2001）则认为社会责任会计的目标是计量和报告企业各项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为相关客体提供社会责任会计信息。
（三）社会责任会计的假设与原则钟子亮（2001）、李昕（2002）、胡素华（2008）均认为社会责任会计假设与传统财务会计假设在会计主体、持续经营和会计分期假设上是一致的，不同的一点在于社会责任会计的多重计量假设，原因在于目前理论界对“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的内涵缺乏明确的界定，使得企业社会责任会计需要核算的内容并不确定，如果仅依靠货币计量单位进行计价往往不能全面恰当地反映核算对象。赵娟（2005）、胡承德（2009）在此基础上还提出了环境价值假设，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只有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才有价值，而环境资源只有使用价值。因此，传统财务会计没有将对环境的消耗与破坏纳入核算范围，他们认为要进行社会责任会计核算，首先必须承认的一点就是环境资源是有价值的。在会计原则研究方面，钟子亮（2001）、李昕（2002）、胡承德（2009）等认为社会责任会计除适用传统企业会计原则外，结合企业社会责任的特点还应强调社会性原则、充分揭示性原则以及政策性原则。阳秋林（2000，2005）根据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需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具体方式，提出了强制和自愿相结合，谁投资谁受益、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恢复的原
[1] [2] [3] [4]
则以及企业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结合的原则。姚正海、孙自愿（）提出了社会责任会计的可控性原则、灵活性原则以及预警性原则。章金霞（）则强调了社会责任会计的综合性、多样性和系统性。
（四）社会责任会计的要素与核算内容国内对社会责任会计要素的研究主要有“四要素论”、“五要素论”、“六要素论”三大观点。胡素华（）构建了社会责任会计的概念框架，认为社会责任会计的会计要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社会交易、社会资产、社会负债和社会损益。李素枝、谭?、刘胜花（）认为社会责任会计要素可借鉴传统会计要素形式进行分类，但又有所区别，提出了社会责任资产、社会责任负债、社会责任收入与社会责任成本四大要素。张亚梅（）则提出了社会责任会计核算的五个要素包括社会成本、社会效益、社会产权、社会资产和社会资产净额。陈东升、阳秋林（）初步讨论了建立社会责任会计准则的可行性，并提出了社会资产、社会负债、社会成本、社会收益、社会净资产等社会责任会计概念。姚正海、孙自愿（）认为社会成本效益法下会计制度的设计可以确定六个社会经济要素：社会收入、社会成本、社会收益、社会资产、社会求偿权、社会资产净额。王爱国（）从传统会计恒等式出发，提出了社会责任会计的六大要素：社会责任资产、社会责任负债、社会责任权益、社会责任收入、社会责任费用及社会责任利润。在核算内容方面，众多学者（吴俊，；刘长翠，；田昆儒，；张亚梅，；罗金明，；等）多首先是从企业利益相关理论出发，探讨企业社会责任所应当包含的具体内容，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国情，提出了我国社会责任会计所应当反映、核算的内容应当包括以下六个方面：企业对员工履行的责任；企业对生态环境维护的责任；企业对社会及本地区的责任；企业对消费者应履行的社会责任；企业应履行的其他社会责任；企业收益方面的责任以及企业对政府履行的义务。此外，宋献中（）、刘秀琴（）认为社会责任会计核算的内容包括社会效益和社会成本的组成项目。前者包括质量效益、环境效益、充分就业效益、社会保险及教育效益、外援效益和其他效益；后者则包括社会物耗成本、社会人工成本、土地使用成本、资源耗损成本、资金使用成本、环境污染成本、社会管理费用、工伤及职业病成本和其他社会成本。岳彦芳、袁晋芳（）则认为社会责任成本包括环境成本、资源成本、消费者责任成本、社区公益成本和其他责任成本。
（五）社会责任会计的计量与报告会计计量是进行会计核算的前提和基础，社会责任会计的难度就在于其计量的问题。潘清平（）认为，社会责任会计的计量具有模糊性和复杂性两个特点。复杂性表现在计量属性不能单纯以交易价格为前提，计量单位不能仅仅局限于货币，计量形式具有多样性；社会责任模糊性是指对象类属边界和性态组织的不确定性，有鉴于此，社会责任会计的计量方法有客观历史成本与主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机会成本法，间接评价法、社会公正法、预防成本法等。宋献中（）、许家林（）指出社会责任会计除应用货币计量以外，还要采用调查分析法、替代品评价法、历史成本法、复原或避免成本法、法院裁决法、影子价格法等。刘长翠（）、文建平（）则认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计量主要有货币计量方法和非货币计量方法两种，前者包括支付成本法和成本收益法，后者包括文字表述法和评价法。阳秋林（）认为社会责任的计量，是将涉及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生态环境和社会收益等主要内容作为会计要素，加以正式记录并列入会计报表而确认其金额的过程，对自然资源的计量主要采用成本法、收益现值法、市价法进行计量，对人力资源的计量提出了综合报酬收益折现法进行计量，对生态环境的计量采用直接市场法、替代性市场法和意愿调查评估法，对社会收益的计量则采用成本收益法、历史成本法和替代品评价法。
社会责任理论篇4
（南京工业大学，江苏南京211816）
摘要：大学生社会责任感从广义上说可以分为：对自己的责任，对家庭的责任，对他人的责任（包括对国家和集体的责任），对自然的责任；从狭义上说，就是对他人的责任、对集体的责任和对国家的责任。而从高校培养学生党员的角度考虑，高校学生党员更应该加强对他人、集体和国家的责任感培养。本文从氛围、制度、平台等方面进行了高校学生党员社会责任感培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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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学生党员；社会责任；理论与实践
Doi：10.16083/j.cnki.22-1296/g4.2015.06.001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5）06—0001—03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社会责任视角的大学生党员先进性建设研究”（批准号：2013SJD880018）、2011年南京工业大学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项目研究成果之一（SZZD2011010）。
收稿日期：2014—12—30
作者简介：付昌义（1981—），男，安徽和县人。南京工业大学机械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学教育。
段然堂（1972—），男，山东沂水人。南京工业大学测绘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高校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
一、大学生党员社会责任感的内涵
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是指对包括个体自我在内的以及对他人和整个人类社会的责任感。［1］有学者认为，依据责任关系的对象可以将当代大学生应当担负的社会责任划分为四种类型，即对自我的责任感、对家庭的责任感、对他人的责任感和对自然的责任感。也有学者认为，大学生责任感意识在内容上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意识、法律意识、道德责任意识、健康责任意识等几个方面；［1］在范围上主要包括集体责任意识、家庭责任意识、自我责任意识三个方面。［2］还有学者认为，大学生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包括：1.努力学习，为产业结构转型储存知识和技能；2.主动创业，减轻社会的就业压力；3.诚实守信，引领社会和谐发展；4.扎根基层、农村、西部，勇于承担重任。［3］
笔者认为，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内涵从广义上说可以分为：对自己的责任，对家庭的责任，对他人的责任（包括对国家和集体的责任），对自然的责任。从狭义上说，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就是对别人的责任、对集体的责任和对国家的责任。而从高校培养学生党员的角度考虑，对自我的责任、对家庭的责任以及对自然的责任应该是家庭和社会教育所应该承担的内容，高校其实更应该培养大学生对他人的责任、对集体的责任以及对国家的责任。所以，在高等教育，特别是高校学生党员培养中，我们更应该加强其对他人、集体和国家的责任感培养。
对他人的责任感通常是指个体在处理个体与他人的关系时，所表现出的道德价值评价和具体行为选择，体现着个体对他人、集体和国家的一种责任特征和心理倾向。对他人的责任从责任主体划分可以分为对他人的责任、对集体的责任、对国家的责任。
对国家的责任是一种公共必需责任，是个体对祖国的昌盛发展、对民族的繁荣进步、对他人的生存发展所承担的职责和使命。它反映的是个体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它的道德价值取向始终是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公共必需责任是所有社会责任的核心与灵魂，是个人价值观符合社会价值观的一种统一体现，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力量。具体到大学生党员而言，其实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思想政治责任意识，也就是个体本身能否对民族国家担责的高度责任感。
而对集体的责任也是一种公共责任，具体指的是个体能够正确处理个体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明确集体利益也包括个体的正当的利益，在提倡集体利益为重的同时，也可以有效地照顾到个体的利益；同时也要明了集体利益是每个个人利益汇合而成的，不包含所有个人利益的集体利益是根本不存在的，要自觉地承担起对集体的责任。具体到高校学生党员而言，就是要有公益责任心，积极参加校园公益活动和社会公益活动。
对别人的责任则指的是个体在与同事、朋友以及其他个体交往时，能够正确地对待交流、矛盾以及冲突，认识到个体和别人之间存在的相互依存、密切联系的生存关系，从而可以应用对等、坦诚、宽容、互助的交流原则进行沟通、交流的责任意识和行为。具体到大学生党员而言，就是要树立模范标杆的作用，在思想、学习、工作等各方面引领同学共同进步。
二、高校学生党员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实践和收获
基于以上对大学生党员社会责任感的理解与分析，笔者选取自己所在的南京工业大学机械学院开展了相关实践，从氛围、制度、平台等方面着手进行了高校学生党员社会责任感培养实践，并取得了些许收获，现介绍如下：
（一）营造氛围，在大学校园和社会环境之中营造出社会责任感的文化氛围
社会责任感的培养需要从氛围营造做起，要利用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这个契机，在社会上和校园内营造提高责任感的氛围，将责任感和责任心作为每一个学生所必备的素质，从而让责任感教育内化于心。
1.营造社会责任的校园文化氛围。大学生生活在校园内，在学校里做好学生党员社会责任感建设，对学生党员社会责任感的提高意义极为重大。高校应将社会责任感作为培养合格大学生的重要指标，同时高举社会责任的旗帜，在校园内广泛宣传社会责任感的重要性。比如：南京工业大学自2006年开始就将“仁爱与责任”的理念确立为本校的育人理念，通过构建校园红色文化、爱心文化、科技文化、人文文化、实践文化，充分弘扬“仁爱与责任”精神。［4］
2.积极发挥社会环境氛围的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各地也都纷纷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培养学生责任感的活动。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开展活动，还要做到：一方面，通过党和政府的引导，将社会责任意识写入培养学生的方案中，将社会责任感的多少作为考核学生素质的重要依据，使大学生增强自我的主动性，从大家“要我学”社会责任转变为“我要学”社会责任；另一方面，还要全方位、立体化地利用媒体资源，如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网络等，营造出“增强社会责任感，做有担当的未来接班人”的社会氛围。
（二）建章立制，以制度培养大学生党员的社会责任感
1.完善我院学生党员发展标准。对在服务师生的校园公益活动和服务社会的社会公益活动中没有突出表现的入党积极分子，实行一票否决，不予以发展。加强对入党积极分子的思想政治素养的考察，实行入党积极分子答辩制。
2.完善《机械学院学生党员考核条例》。将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写入考核目标，并细化为条例，规定学生党员必须在思想政治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重大场合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同时，如果学生党员不参加服务师生的校园公益活动和服务社会的社会公益活动，就一票否决，考评为不合格。
（三）以校园为平台，推动大学生党员积极参加校园公益活动
大学生党员的社会责任感的培养不能仅仅限于氛围和制度，只有立足于宿舍、班级和学院，在校园活动中真正体现出大学生党员的社会责任感，我们才能说大学生党员的社会责任感培养有了初步的效果。
1.立足于宿舍和班级，积极发挥大学生党员在宿舍文明和班风建设中的作用。
（1）学生党员“走课堂、下宿舍”，互助团学促学风。学生党支部成立党员学风监察小组，发挥支部监督作用。由支部小组成员组成专门的学风督察小组，深入学生课堂和宿舍，加强晚自习考勤和住宿考勤，对经常旷课和夜不归宿的学生进行警示谈话，督促学生养成良好的习惯，所记录的情况也作为先进班级、先进个人评选的重要依据；实施支部结对联创行动，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通过联系学风建设相对滞后的1～2个学生班级，定期开展有主题、有针对性的交流、帮扶活动来促进后进班级学风的好转；发挥党员、学生干部的带头作用，在班级中成立学习小组，开展学生党员、入党积极分子“一帮一”、“一带一”等活动，可在党员活动室安排学生党员值班，为学生答疑解惑，积极推进学生的团队学习，在帮学、比学中提高学习能力。
（2）定期在宿舍内或者宿舍楼内党员活动室开展微党课。让普通学生党员成为主体，改变以往领导、专家讲授的模式，让党课教育变得更加“亲近”。一是学生党员每周不定时通过微信、QQ等向同学推送有关党性教育、党章、党的经典著作选节、党的一些相关政策、领导人的重要讲话、近期国内国际时事，以图文并茂、简洁易懂的形式向同学“授课”。二是充分利用好党员活动室，在学生党员的组织下，每月围绕当下发生的时事，以“中国梦”为题，组织学生发表自己作为一名青年大学生的看法，让其深入其中，畅所欲言，使他们始终牢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责任感。
（3）学生党支部组织开展宿舍风采展示活动。学生党支部以宿舍为单位开展宿舍风采系列展示活动，包括宿舍卫生评比、践行核心价值观主题征文、宿舍风采ppt展示和宿舍特色才艺展示这四个环节。综合四个环节的最终得分，评比出相应奖项。对于优秀的宿舍，组织学生互访互评，开展交流座谈，引导每位学生努力向先进宿舍看齐，并做到“优良环境与良好学风入驻我家”。此活动的开展既能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核心价值观入脑入心，又能丰富我院学生的课余生活，增强学生的团结力与凝聚力，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促进争先创优、共同进步。
2.立足于学院，积极发挥大学生党员在学院学生工作中的作用。
（1）要求学生党员积极参与思想教育工作。每年由学生党支部负责组织学生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操，先后组织参观过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梅园新村纪念馆、雨花台烈士陵园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要求学生党员积极协助辅导员参与学院学生管理。除了在学院内部为大一年级聘任大三优秀学生党员担任助理班主任以外，留任一批优秀的大四学生党员继续担任大二年级助理班主任，为我院学生管理发挥积极作用。
（3）要求学生党员积极参与全员就业工作。由毕业生党支部组织与大三学生开展就业考研交流，为低年级学生考研就业传经送宝。同时，由毕业生党支部组织已就业的党员与未就业学生结成一帮一互助组，由学生党员积极指导协助就业困难学生就业。学院应届毕业生就业率均达到100%，并连续六年被评为校就业工作先进集体。
（4）要求学生党员积极参与招生宣传工作。在招生宣传期间，学院会选拔一批优秀的学生党员和积极分子参与到招生宣传工作中，使其努力承担招生宣传任务。学院的招生宣传工作也因工作出色连续五年获得了学校招生宣传表彰。
（5）要求学生党员积极参与科技创新工作。学院组织学生党员以身作则，积极参与华东区CaD大赛、全国CaD大赛的义务培训工作，带领同学在华东区、全国获得了多个奖项。
3.面向学校，积极推动我院大学生党员参与学校的各项工作。组织学生党员积极为学校大型招聘会提供志愿服务，为学院搬迁提供志愿服务。学院学生党员已经在全校的志愿服务中树立了标杆。
（四）面向社会拓展阵地，推动大学生党员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
活动的开展不能仅限于校园，还要面向社会，这样才能更好地提升大学生党员的社会责任感。
1.开展公益募捐。学院学生党支部与安徽和县石扬镇金城小学结成互助单位，从资金、书本等物质层面和知识教育等精神层面定点资助安徽和县石杨金城小学的学生，组织大学生党员与困难地区小学生结成一帮一互助小组。自2004年开始，学院学生党支部已多次组织慈善募捐主题党日活动，面向全院师生发出倡议，捐出自己一日所得，帮助贫困地区的贫困留守儿童解决学习、生活问题。
2.开展志愿服务。学院学生党支部组织大学生党员开展地铁志愿者导行，由学生党员组织学生利用周末休息的空余时间，集体来到南京地铁相关站点担任地铁志愿者。
经过多方的努力，现在南京工业大学机械学院已经初步从氛围、制度、平台等方面建立了学生党员社会责任感培养机制，并有效地提高了学生党员在思想政治上的积极性，加强了学生党员的公益责任心，积极发挥了学生党员在思想、学习、工作等方面的引领作用，为培养高校学生党员的社会责任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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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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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理论篇5
一、绪论
美国著名学者谢尔顿（oliverSheldon）1924年在其著作中第一次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CSR）”的概念，从此CSR概念进入学术界的视野。在2013年4月6日到8日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指出“每天一个公司发一个社会责任报告，我真的不相信它能起好的作用。我这方面花了钱，那方面花了钱，这个东西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可以看出张维迎教授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作用持怀疑态度。从开始到现在，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和看法到现在都没有真正统一。
2011年，作为第三次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上交所上市公司有240家，深交所则有135家上市公司第三次社会责任报告。然而这与我国证券交易所的政策制度不无关系，所以报告的质量并不太高，不能充分说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大多数企业不愿意花太多的经历放在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上面，可能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不能给公司带来价值增值。有鉴于此，如果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总结的话，科学的理论基础会使得更多的企业家信服，从而会更多的履行社会责任。因此，本文对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梳理和总结。
二、相关文献简述
（一）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价值
二者正相关。Bruce等（2003）对企业的慈善行为与企业的财务绩效的关系进行了相关研究，结果发现如果企业以现金形式进行捐赠，则企业获得的现金资源会更多，也就是可以这么说，企业可用现金资源与企业现金捐赠成正相关关系。沈洪涛（2005）选取了沪深股市非金融行业a股作为样本，样本时间段为1997-2003，控制相关变量之后发现，社会责任的履行和企业采取绩效正相关。
二者负相关。ingram（1983）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反而会降低企业的价值。李正（2006）以我国沪市2003年52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内容分析法对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情况进行打分，以托宾Q代表企业的价值，通过控制企业性质后的研究发现，承担社会责任越多的企业会降低企业的价值。
二者不相关。Hackstonandmilne（1996）通过研究表明企业价值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不存在相关性。陈玉清、马丽丽（2005）通过对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情况进行抽样分析，同时设置了社会责任贡献指标，结果发现二者是不相关的。
（二）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品牌
pomeringandDolnicar（2009）通过他们的研究证明，企业必须努力使消费者能够了解本企业的CSR信息，因为这样会使消费者对该企业产生更好的品牌评价。Valor（2008）的研究表明，在现在的市场条件下，消费者对CSR信息的关注是“不经济”的，在消费者形成自己的品牌评价中，往往会忽视企业的CSR信息。
（三）企业社会责任与资本成本
BhattacharyaDaouk（2002）第一次利用国际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信息披露的质量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信息越透明的国家其权益资本成本越低。Larocque（2008）在控制分析师预测的偏差后，实证研究发现定期的信息披露与事前预期收益负相关。
三、相关理论基础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
本文采用iSo26000标准对社会责任的定义，即社会责任是指组织透过开放的以道德为依据的行动，承担起因为自身决策和行为对社会和环境的责任。这些行为有：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提高社会福利；把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考虑进来；遵守法律法规，逐渐与国际行为规范趋同。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关于利益相关者，这一领域的代表人物弗里曼（Freeman）曾经下过一个经典的定义，即：能够影响到组织目标的实现或受其影响的个体或者群体是一个组织里面的利益相关者。具体包括股东、债权人、客户、供应商、社区、管理者等等。可以看得出，弗里曼对利益相关者的定义是广义上的，这极大地扩展了利益相关者的内涵。
企业公民理论。对于企业公民，Craneandmatten在2005年进行了广泛的定义，从三个不同的视角进行确定。第一，有限公司的观点：从这个角度来说，企业公民可以简单的称为企业慈善事业。第二，等效的观点：从这一方面来讲，企业公民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代名词。该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办的《环球市场信息导报》杂志http：//总第522期2013年第39期-----转载须注名来源第三，延伸的观点：从这一角度，企业公民描述了企业在管理个人公民权利上所发挥的作用。
金字塔理论。卡罗尔是商业伦理和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权威学者之一，他提出的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建设性和被大家所接受的。他于1991年发表在《商业视野》上的文章《企业社会责任的金字塔模型：组织利益相关者的道德管理》一文中提出了这一模型。他认为，经济、法律、道德和慈善者四个相互作用的方面描述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特征。
四、综合评述
从刚开始的西方管理世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到现在的国内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理论基础在不断的完善和补充。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也具有它自身的鲜明的特色。现总结如下：
研究方法以规范研究为主。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本质上是规范性的理论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作为一个新领域，在概念上尚缺乏共识，在实证研究中得到的结论也是各有不同，一套坚实和富有解释力的理论体系急需提出。所以，许多学者将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重点放在了规范性的理论研究上。在实证研究没有办法实现提出大家都一致接受的假设检验，也难以依据资本市场数据直接进行验证。
研究内容的多方面性。内容上，这一研究是多学科融合的产物。虽然企业社会责任主要在经济学的语境中展开讨论，并在政治经济学中找到理论支撑，但它融合了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思想，不是一个学科可以研究的透彻的。
研究指标的不统一性。虽然现已经存在着如GRi、国际劳工组织等不同机构对CSR报告指标的不同规范和指导，这些指标的理论基础都大同小异，然而缺乏统一的各方面都认可的指标，就使得一份CSR报告的质量有不同的评价，从而会得出关于CSR作用的不同结论。一套完整的各方都信服的指标有待提出。
社会责任理论篇6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社会责任；结合点；挑战
中图分类号：F27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1－0133－02
1 企业社会责任的界定
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学者就开始了对“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的研究，并为界定企业社会责任做了一些早期探索性的工作。20世纪80年代以后。企业社会责任研究逐渐转为对社会人因素的重视，由企业优先转向是否受到消费者拥护，由地区社会开发转向环境保护、追究公害企业责任的法律要求等，较有代表性的便是利益相关者理论在企业社会责任领域中的应用。
(1)企业社会责任界定的理论基础。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利益相关者理论逐渐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基础理论。与传统的股东至上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该理论认为企业与很多构成团体有密切联系，这些团体能够影响企业行为，也能够被企业行为所影响，包括企业的股东、债权人、员工、消费者、供应商等商业伙伴，也包括政府部门、本地居民、社区、媒体、环境保护主义者等压力集团，甚至还包括自然环境、人类后代、物种等受到企业经营活动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客体。
目前，在所有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中，Carroll的结合利益相关者的界定最有影响力。Carroll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某一特定时期社会对组织所寄托的经济、法律、伦理和自由决定(慈善)的期望。社会不仅要求企业实现其经济上的使命，而且期望其能够遵守法律、重伦理、行公益，做一个良好的公民。因此，完整的企业社会责任，乃企业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自由决定责任(慈善责任)之和。
(2)本文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界定――“冰山”层级。
本文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界定主要是在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础上，参照“冰山”理论，对企业社会责任从外部(“浮出水面”)和内部(“藏于水下”)两个方面进行界定。
企业外部责任：主要是企业与企业外部门接触时应实现的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外在表现，往往成为大众关注的重点。
①社区责任。
企业对于社区以及社会应付的责任，涉及到噪声控制、社区秩序维护、社会公益事业、社会救援与救济等多个方面，是狭义上的企业社会责任。
②环境责任。
企业对于环境保护应付的责任。涉及到产品设计的环保化、污染排放控制等。
③债权人责任。
企业有责任保护债权人的债权安全，做到债权兑现的及时足额。
④消费者责任。
企业对于消费者负有产品安全、产品知情权、售后服务等一系列的责任。
⑤供应商责任。
作为合作伙伴，企业对供应商负有切实履行协议或者合同、及时付款等多项责任。
⑥竞争对手责任。
企业对于竞争对手同样负有一定的责任，包括公平竞争、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等。
企业内部责任：主要是指责任实现对象为企业内部成员或是涉及企业内部管理，更多的是体现企业自身的管理风格与意志。
⑦员工责任。
员工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涉及到人力资源管理的各个方面，涵盖招工规定、废除强迫劳动、健康与安全、最低工资、工作时间、禁止歧视等。
⑧股东责任。
股东责任是传统意义上的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方面，是指企业要维护股东利益，积极获取股东利益的实现。
2 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社会责任实现
2、1 福利
福利措施是提升企业责任意识形象的催化剂。企业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通过制定人性化的福利措施，不仅可以提高员工满意度，还可以很好的体现自身的责任意识。
为了实现企业福利措施与社会责任的结合，既能最大程度降低企业成本，又能获得社会责任的实现。在制定福利政策的时候，要遵循一些原则：
第一，针对性。企业在制定福利选项之前，要深入了解员工的需求，真正做到每一项福利措施都对特定的员工有用处。企业在为员工提供丰富的福利选项时才能获得资源的最充分利用，才能降低企业成本。
第二，时效性。这里的时效性并不是仅指员工福利措施具体实施时的时效性，而主要是指企业在针对外部或者内部各种情况而及时制定福利措施的时效性。还是以此次抗震救灾来说，文章一开始提到的那些企业，针对地震这种突发事件。及时制定出了相应的福利措施，对自身员工来说，是一种最大程度的安抚，同时，对整个社会来说，企业的这种做法无疑为救灾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是一种勇敢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同样的，当内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企业也要及时对原有福利措施进行改变或者废除，以免造成资源的浪费。
第三，可选择性。结合企业福利政策的针对性，就会引出企业福利政策的可选择性。针对性的结果就是企业的福利措施是针对特定员工人群的，因而。每位员工的福利不是相同的，而是他们根据自身需求进行的选择。而可选择的福利形式又带来了福利措施的灵活性，使企业节约了福利成本，从而能在更广的方面为员工设计针对性的福利措施，两者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
2、2 劳动关系管理
生产关系是社会关系中最基础的关系，而劳动关系是生产关系的主要内容。劳动关系不仅影响劳资双方的关系，还影响由此决定的其他社会关系以及劳动者家庭其他成员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在处理劳动关系时，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显而易见的。主要选取劳动关系管理中的劳动合同、劳动争议、职业健康和安全三个方面与企业社会责任进行结合。
①劳动合同。
企业在雇佣劳动者时要及时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要合法，不能侵犯劳动者的权利，同时在劳动合同签订过程中要本着平等、协商一致的原则，应保证是在劳动者资源的前提下签订。劳动合同一旦签订，要切实履行。
②劳动争议。
企业在面对劳动争议的时候，要做到依法处理，并及时反应，在与劳动者平等的地位上进行劳动争议的调解、仲裁和诉讼，不能因为处在资方的先天优势而故意损害劳动者的利益。劳动争议经过调解、仲裁和诉讼得到的结果，企业要做到切实履行。
企业合法、负责的对待劳动争议，既尊重了劳动者的权利，又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促进社会法制化的实现，同时，树立了企业形象，为企业科学规范的管理打下基础。
③职业健康和安全。
职业健康与安全也是体现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的重要方面。企业应为员工提供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做好必要的防护措施，同时对员工进行系统的安全与健康培训。为员工提供食宿的企业，还要加强食品安全与宿舍的管理。某些企业因不注意职业健康与安全，工伤频发，大大降低了企
业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3 企业社会责任给中国人力资源管理带来的挑战
3、1 管理层理念的转变
管理层的理念对于通过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现企业社会责任起着关键的引导和支撑作用。在中国企业中，管理层的理念往往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文化。企业最高管理层必须强化“人本管理”的意识。企业高管人员的承诺和支持是实施社会责任管理的保障，也是取得成功的关键。同时，企业高管人员应充分了解企业所处的市场和环境，应对企业社会责任政策和社会责任管理从战略的角度予以重视，做出决策，并能对变化了的情况做出迅速而准确的反应。只有整个企业内部形成了“以人为本”的氛围，人力资源管理才能得以稳步向前推进，也才能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实现企业的社会责任。
3、2 成本的上升
通过人力管理中的具体措施来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会不可避免的带来成本的上升。但是，从企业的长远利益来说，付出的成本能够逐渐给企业带来回报。企业从内部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一方面提高了员工的满意度和忠诚度，进而提高了工作效率与质量，带了顾客满意度，从而给企业带来效益；另一方面，企业的做法在被公众逐渐了解之后，也必能获得品牌形象的提升，无论是在人才的引进还是与社区、政府打交道时，都将拥有一定的优势，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3、3 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转变
人力资源管理在实现企业社会责任中的作用要求其管理模式必须做相应转变。首先，人力资源管理要实现效率化，是建立基于员工胜任力的人力资源机制。使员工与岗位达到最优化匹配，这就要求企业建立健全基于胜任力的选任机制、评估机制和培训机制；其次，人力资源管理要实现激励效用的最大化，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应以保障性和激励性的薪酬体系为基础，短期激励与长期激励相结合，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企业要从经济利益、权利地位与企业文化三方面对人力资源进行立体式激励l再者，人力资源管理要实现柔性化，这一方面要求建立完善工会等员工组织，重视与员工的集体谈判，另一方面要求企业积极采取情感管理方式，逐步建立、完善基于心理契约的情感管理机制，使企业员工之间形成良性的“双方”心理契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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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敏妮，基于社会责任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J]，五邑大学学报，2007，(11)
社会责任理论篇7
一、公司社会责任理论背景
公司社会责任理论最早起源于德国、美国。在德国，企业社会责任开始被公司法学者提出是在1920年。当时，部分学者提出了“企业自体思想”，主要内容是视企业为独立的存在，将企业从其法律根基的社员中分离出来；从国民经济立场上保护并维持公司，即使与股东利益相冲突，也要以公司本身利益为优先。
影响更大的是美国的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美国对于该理论的广泛研究始于20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此次经济危机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使许多人认识到不能仅把赢利作为公司追求的唯一目标。1931年到1932年伯利教授和多德教授以“董事对谁承担义务”为主题展开的讨论成了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伯利代表传统的公司法理念，认为公司是营利性经济组织，法律的功能在于保护股东利益；而多德认为公司应是同时具有营利和社会服务两种功能的经济制度，公司既要为股东谋取利润，也要承担社会责任。到了五十年代，公司社会责任的观念在美国历史上首次得到了许多州立法者的支持，并相继颁布了一些有利于强化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律。
现代公司法中的公司社会责任理论认为，公司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赚钱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应当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同时，从公司法的发展潮流来看，要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已经成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呼声。联合国推动了全球协议行动，要求企业有效约束自己的经营行为，在企业发展的同时，自觉地担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公司的社会责任，既包括商法意义上的社会责任，也包括商业伦理意义上的社会责任。公司法为公司设定的社会责任是有限的，而商业伦理为公司设定的社会责任则是无限的。纵观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的发展，公司社会责任的定义是公司在谋取自身及其股东最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从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出发，为其他利害关系人履行某方面的社会义务。在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进程中，公司应对其他利害关系人承担适当的社会义务，这是公司社会责任的本质所在。
二、公司的营利性与公司的社会责任
首先，公司的营利性是公司的本质特征，是公司存在的基础。在传统的公司法看来，公司即股东，公司利益即股东利益。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公司享有自主决定权，它的首要职责就是赚取利润，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以最低廉的价格提供最大量的商品，就是在履行其社会职责。公司承担这种商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来源于公司具有的营利性本质，公司的股东投资成立公司，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获取利润，公司在经营过程中，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只有盈利才能生存发展。离开这一前提，公司能否存在都成问题，更无法奢望公司为社会承担责任。在现实中，公司也正是以此为出发点来从事经营活动的。
其次，应当明确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以营利性作为公司唯一目的的弊端。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公司制度获得了快速发展，公司成为一个代表多方面利益的集合体，公司只把股东利益最大化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在这种单一利益最大化目标指导下，公司就可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不择手段，不惜损害股东以外的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这些行为在理论上亦不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价值目标，在实践中也极易导致市场竞争的无序甚至混乱，结果威胁一国的经济发展。所以，不能再将公司承担的责任仅归结为股东利益最大化，要求公司在营利的同时，也要考虑由此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从公司的营利性与公司社会责任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公司社会责任的提出，要求公司在营利时兼顾对社会的责任，而不是从根本上否认公司的营利性。营利性是公司与其他社团组织区别的重要标志，这种营利性是受到法律承认和保护的。目前，许多国家将公司的社会责任写进了公司法，国家提倡公司在遵守法律义务的基础上，承担对公司其他相关利益人的社会责任。这种社会责任包括对劳动者、债权人、供应商、消费者、公司所在地的居民、自然环境和资源、国家安全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承当一定责任。
三、新《公司法》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理念
新《公司法》是一部强调公司社会责任的人本型公司法。新《公司法》在总则第5条明确要求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承担社会责任”。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公司法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立法者对世界公司法的一大贡献。同时，我国新《公司法》不仅将强化公司社会责任理念列入总则条款，而且在分则中设计了一套充分强化公司社会责任的具体制度：
首先，新《公司法》进一步完善了职工董事制度与职工监事制度。就职工监事制度而言，新《公司法》第52条第2款、第71条和第118条要求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从而有助于扭转一些公司中职工监事比例过低的现象。就职工董事制度而言，新《公司法》第45条第2款和第68条要求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或者两个以上的其他国有投资主体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中有公司职工代表；第45条第2款和第109条第2款允许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职工代表董事制度。对职工董事和职工监事制度的完善，有利于保护公司职工的利益，体现公司对职工的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理论篇8
造成上述社会责任意识偏差的原因固然很多，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社会责任教育缺失难咎其责。目前，我国大多数高校往往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基础课程集中安排在大一大二学年，大三大四则安排专业课程的教学和实践，这就意味着大学四年有一半的时间思想政治教育处于真空状态，使得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难以有机结合。此外，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看，主要课程有《思想概论》《思想道德修养》《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法律基础》等，这些课程的开设非常必要，但均属于通识性教育，缺乏与学生专业的结合，学生难以获得感性认识、思想共鸣，以及对未来职业中责任意识的深刻思考。
二、工商管理类专业大学生社会责任培育的特殊性
目前，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所开设的工商管理类专业主要包括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电子商务、人力资源管理、资产评估、财务管理等专业，主要培养掌握管理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现代企业管理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方法，熟悉企业管理方面的政策法规，具有较强实际工作能力，能在企事业单位及政府部门从事相关工作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应用型管理人才。与其他专业不同，工商管理类专业学生未来从事的职业角色是一个“管理人”，他们不仅支配自己的个人行为，还掌控着其所管理的部门、企业、单位等组织的组织行为。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讲公民责任，更要讲企业责任、政府责任等组织责任。作为未来的组织管理者，工商管理专业学生的社会责任培育的意义非凡。
三、工商管理类专业大学生在社会责任培育中的角色
1．明确学生认知主体
大学生社会责任培育中的认知主体应定位于学生自己，而家庭教育、学校培养、社会影响则是影响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形成的不可或缺的情境资源。
2．重视家庭培育基石
在大学生社会责任培育中，应倡导、营造温馨和谐的家庭环境，家长亦要以身作则，并从家庭责任入手，逐步放大到社会责任，加强学生责任意识培育，塑造健康人格。
3．发挥学校培育功能
大学是青年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而不少大学生由于刚刚脱离家长的管束，缺乏自我管理的意识和能力。因此，学校需要帮助他们明辨是非善恶、树立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因而，在大学生社会责任培育中，学校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催化促进作用，应努力营造良好的师资、制度、文化氛围，抓住责任教育，不断落实、完善德育工作。
4．整合社会培育资源
如今的大学校园不再是不可企及的象牙塔，高校环境正逐步走向社会化，并体现出更多的公共性，呈现出渗透、开放、融合的发展态势。在对社会现象的观察思考中，大学生看到了真善美，也接触了假丑恶，进而影响了他们对社会的认知和判断。因而，在大学生社会责任培育中，应大力整合社会资源，通过弘扬社会正气、完善监督约束，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责任意识。
四、工商管理类专业大学生社会责任培育的路径
在家庭、学校、社会三种社会责任培育资源中，学校对大学生的影响最为直接，且在资源整合中发挥着最为有效的能动作用。因而，应以学校为基础培育情境，探寻工商管理类专业大学生社会责任培育路径，并在现有工作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具体而言:
1．创新责任培育内容
一是要与时俱进，合理开发新课程，丰富课程设置，形成集基础课、专业课、选修课等为一体的思想政治教育类课程体系;二是要在社会责任意识培育中融入职业责任教育。如在会计专业开设《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课程，使学生能够获得更多的角色认同和责任体验;三是要在课程进度安排上，根据大学生意识发展阶段，合理安排课程设置，从大一到大四将人文教育贯穿始终。
2．改革责任培育方法
一是要改变教育理念，充分尊重学生的认知主体地位及教育循序渐进的客观规律，通过为学生营造良好情境，鼓励他们主动地去丰富自身的社会道德体验，并从反思、重建中，获得逐步深化的社会责任认同;二是要丰富责任培育方法，摈弃传统的灌输说教模式，以学生需求为导向，以他们喜闻乐见的名师讲座、专题研讨、文艺汇演、社会实践等形式，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社会责任意识弘扬和培育。
3．促进培育资源互动
社会责任理论篇9
一、法官社会责任的含义
法官的社会责任是指，法官作为司法权运行的主体，因其行为决定着司法权实际运行的效果，在行使审判权的过程中，不能仅仅以机械地适用法律、表面地解决纠纷作为自己的职业目的，而应重视自己的审判行为可能带来的各种社会后果，最大限度地通过适当的审判行为增进社会经济利益、道德利益等社会利益，并充分发挥裁判的行为指引作用的责任。它是法官职位或者职能的本质要求。“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运用到个别场合时，根据他对法律的诚挚的理解来解释法律。”[3]法律职业（法官）是指“一群人从事一种有学问修养的艺术，共同发挥着替公众服务的精神，虽然附带地以它谋生，但仍不失其替公众服务的宗旨。”[4]
在刑事审判、行政审判中自然也存在着法官的社会责任，但体现最突出、作用最显著的是在民事审判中。因为在三大诉讼中，民事审判是法官自由裁量权运用范围最为广泛、宽松的诉讼活动。在刑事审判中，由于涉及剥夺公民的自由、生命等重大法益，必须恪守“罪刑法定原则”，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幅度要比民事审判中小得多；在行政审判中，由于一般只涉及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合法依据的判断，法官发挥自由裁量权的余地也要比在民事审判中小得多。立法的稳定性和社会情势的易变性之间的矛盾无法彻底解决，这就造成了法律不适时宜的滞后性，这一现象在以社会经济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的民商法领域非常普遍，在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的当今中国显得更为突出。我国的民事法官时常面临这样的困境：严格执行落后或存在漏洞的法律，无法面对原告的眼泪，而如果无视法律任性而为，作为一个法官又无处归依。这时就迫切需要民事法官发挥司法的能动性，充分认识判决可能发生的经济效应、政策效应、道德效应，智慧地行使自由裁量权，积极、适度地拓展裁判的功能，在立法不能触及的领域通过裁判充分地发挥对社会的调控和整合作用，维护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实现对社会的责任。因此，笔者就从民事审判的视野对法官的社会责任问题进行考察。
法官在社会中担当着特定的社会角色，其主要职责就是依据法律规定对特定社会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进行确认、分配和调整，通过解决纠纷有效地维护法的价值。而法的价值是社会大多数成员的主流价值观念的反映，维护法的价值就是维护社会生活中的主流价值观念。我们知道，法律观念对于司法行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法官必须树立正确的法律观念，充分认识和理解并随时准备承担自身的判断可能带来的道德责任、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笔者认为，对司法的目的和法官的职责应作以下理解：司法不仅仅是为了解决纠纷，更是为了通过解决纠纷来维护法律所宣示的社会主流价值观；法院所面临的任务是适用法律，而终极目的则在于针对社会的需求提供其所需的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需求。法官在作出判决时，要对纠纷所涉及的经济、道德、政治因素给予必要的关注，从社会主流价值取向、社会整体道德情感、以及公共政策等方面发现社会的基本需求，在求得司法形式合理性的同时，对司法判断的社会效果给予应有的关注，从而克服形式合理性所带来的局限性，回应社会生活的真正需求，实现司法的终极目的。
需要指出的是，“法官的社会责任”与“办案的社会效果”两个概念之间存在微妙的不同。办案的社会效果是指通过法官对具体案件的审理和裁判，获取的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对其的评价和认可程度。它要求法官摒弃孤立办案、就案办案的片面意识，通过对案件的审判，达到宣传法律、弘扬法制、消除矛盾、促进稳定的目的。[5]两个概念的主要区别在于：第一，考察的角度、层次不同。“社会效果”以社会评价为出发点，着重公众对个案效果的评价，并未上升到法官职位本身要求的层面；而“法官的社会责任”则从法官的义务角度立论，将社会责任的承担上升到法官本职要求的层次，是其必须履行的义务和职责，未能承担应负的社会责任的法官就是不称职的。质言之，“社会效果”通常是通过社会舆论、行政干预等外部压力对法官发挥作用的，有为“以权压法”、行政干预司法等做法大开方便之门的危险；而“法官的社会责任”着重考察法官对所有案件或者某一类案件进行处理时的心理状态及其在社会上产生的公示作用，求诸于法官的内心而不是借助外力的挤压，层次要高于“办案的社会效果”，避免了为外力不当干预司法提供冠冕堂皇的说辞。
第二，内涵宽窄不同。“社会效果”比“法官的社会责任”包含的内容更宽，它包括法官在裁判活动之外进行的宣传、教育活动等在内；而“法官的社会责任”，主要是指法官在裁判时所要秉承的一种思维方式或者指导思想，强调对判决的经济、政治、道德等方面作用的追求，严格来讲并不包括社会宣传等活动。换言之，进行法制宣传等严格上讲不应属于法官的职责范围，法官的职责就是办案，并通过办案获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只是基于当前中国民众法制水平较低的现状，使得法官不得不进行一些额外的工作。可见，相对“社会效果”非常宽泛的内涵而言，“法官的社会责任”的内涵则是法官职位本身所决定的，是法官审判工作的本质要求。
当然，二者也存在一定的重合或相同之处，如都包含了司法对社会的推动、社会对司法活动的认同这种互动关系。笔者认为，将“办案的社会效果”作为与“法律效果”相对应的概念使用，给人如下一种错觉，即：社会效果是一种与法律效果并列的、对立的评价体系，换言之，好像社会效果是一种可以游离于法律之外的独立的评价体系。[6]同时，“社会效果”对外在监督、外在评价的过分借重，客观上使其容易成为外力不当干预司法的借口。而“法官的社会责任”这一概念，直接从法官的义务、职责角度出发讨论问题，求诸法官的内心而不是外力对法官的挤压，避免了前述不足。笔者认为，我们所追求的办案的社会效果，应当是法律本身所蕴涵的社会价值，而不应当在法律效果之外另行建立独立的社会效果评价体系；我们的法治，更应强调和亟需树立的是对法律、法院、法官的信心，而不是对它们的怀疑。因此，“法官的社会责任”是一种更为科学的提法。
二、民事审判中强调法官社会责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对国外有关法官社会责任理解的考察
通过对国外一些学者有关论述的考察，笔者发现他们大多也强调，一个优秀的法官，尤其是民事法官，应当承担起对社会的责任，而不仅仅是纯粹地解决纠纷。以波斯纳（posner）为代表的经济分析法学派认为，任何一项司法决定，甚至任何一个个案的判决，不仅直接决定着资源的分配，而且也决定着相关的经济活动的走向和轨迹，法官应从经济目标与功利中寻求自己的基点，超越法律。美国学者科斯（Coase）曾指出：法院的法律判决，“实际上做的是有关经济问题的判决，并决定着各种资源如何利用。”“法院直接影响着经济行为。因此，看来法院得了解其判决的经济后果，并在判决时考虑这些后果”。[7]美国著名法理学家博登海默（Badehaimer）更是把法官比作“社会医生”，认为“如果法律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确保和维护社会机体的健康，从而使人民过上有价值的活跃的生活，那么就必须把法律工作者视为‘社会医生’，其服务工作应当有益于法律最终目标的实现”。“如果一个人只是个法律工匠、只知道审判程序之方法和精通实在法的专门规则，那么他的确不能成为第一流的法律工作者。”[8]
从国外学者对法官社会责任的前述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任何国家的法律都要体现一定的社会职能，法官均要进行价值评价，且其价值评价活动具有明确的实践导向作用，判断过程与结论必须获得包括当事人在内的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同才能使纠纷得到圆满的解决。法官的价值判断是一种负载司法机关社会职能的、具有公众指引效应的评价活动。国外的法学家们认识到，司法本身不是目的，其目的在于对社会关系进行有效的调整，不注意法律适用的社会效果就难以实现法律的真正目的。实际上，严守法律和获得良好的社会效果之间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矛盾，是否获得良好的社会效果本身就是评价法官执法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法官不能把自己的思维局限在有形的法律规则中，而必须深刻领悟法律规则背后所蕴涵的法律精神，并在此基础上把握社会生活的态势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而推动社会发展，获得社会的公众认同。
（二）对中国特殊国情的考察
1、强调司法的社会责任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色
司法对伦理道德的密切关怀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突出特征。中国古代司法官吏大多由行政官员兼任，受到儒家思想深刻影响的官员们一直将裁判的教化作用作为行动的指南，在司法裁决中注重道德说教，强调裁判的社会教化效果。由于“礼法不分”，因而受到成文法律的牵制较小，清官们往往可以别出心裁、最大限度地为百姓解决纠纷，极力维护裁判的公正性。笔者随便一找，就发现古代官吏在裁判时秉承社会责任的例子比比皆是，从包拯、海瑞到最近热播的电视剧《状王宋世杰》中以罚丈夫做百担面条的方式促成夫妻和好而解决离婚案的县令，他们都往往以其充满智慧的裁判获得了百姓的好评，实现了司法的社会教化作用。这种源远流长的法律文化，使得人民心中形成了对法官承担社会责任的期望，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它的力量。
2、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必然要求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法官的司法权是人民赋予的，司法的人民性决定了我国的司法更应以人民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法官所作出的判决应该与法治以及该理想所要求的一切相互协调一致”，[9]“司法的根本目的并不在于搞清楚文字的含义是什么，而在于判定什么样的决定是比较好的，是社会可以接受的”。[10]人民民主政治体制下的法治更需要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这是在司法领域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题中应有之意（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法律从民众中来，更应通过司法回到民众中去，满足社会的需要。但实践中，由于法律的滞后性、法律手段的有限性、转轨时期利益冲突的复杂性等原因，有时法官虽然查清了事实，适用法律也正确，在形式上做到了司法公正，但是裁判的社会效果却并不好。这说明，机械地适用法律，并不能取得最佳的社会效果，只有在依法办事的基础上，在自由裁量权的限度内充分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才能获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3、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是“司法为民”的内在要求
2003年8月，最高院提出了“司法为民”的审判工作理念。司法为民，意味着法官办案要以民为本，为人民谋便利。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是“司法为民”宗旨的重要内容。有人认为，“司法为民”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要“获取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对其的评价和认可程度”，无疑是要法官以不确定的群体、不确定的意见、不确定的评价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其危害性可想而知。[11]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第一，注重裁判的公众认同并不是要根据不确定的群体、不确定的意见、不确定的评价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由于职业、教育背景等诸多因素的不同，人们的价值观念难免存在差异。但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存在主流的价值观念。在社会主义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就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所认同的价值观念。法律也是在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指导下制定的，是主流价值观念的反映。以适用法律为任务的司法活动自然也应以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为指导，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放眼于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让裁判符合他们的利益，这就是社会效果良好的司法活动。
第二，司法推理不能脱离于公众的一般逻辑和道德情感。司法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法律技术方面，二是利益衡量或价值判断的层面。依照杨仁寿先生的理解，法律技术方面，应以法律家的立场为之，而利益衡量或价值判断方面，则宜以一“外行人”的立场为之，始能切合社会需要。[12]这里的“外行人”，即指一般大众。司法推理与公众一般逻辑和道德情感之间确实不能完全等同，但二者的过于脱离也绝对不能说是一种值得称道的取向。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改革，就陷入了法官越专业就越自以为是、民众越不懂就越不信任司法的困境，[13]司法改革难以为续。外国同行们也早已注意到，“在民”原则下的司法权在不断走向异化，即专业化使得职业法官与大众之间产生了一道屏障，话语难以沟通，甚至屡遭民间讥讽和戏谑。
针对这种情况，波斯纳提出，“何以防止法律专家成为一个职业的特权等级，防止他们的目的与社会需要和公众所理解的目的有巨大的不同？换言之，何以保持法律既通人情，却又不过分人情化、个人化、主观化和反复无常？”[14]这种司法与民众疏离的现象在我国大陆地区也日趋严重。我们应当汲取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这方面的教训，在现阶段就应充分考虑如何处理好法官职业化与大众逻辑之间的矛盾。中国社会长期浸润在注重人情的文化土壤中，大众从心理上是排斥不近人情的法律的。我们之所以提出“司法为民”、“法官的社会责任”这类理念，就是意在缓和法官职业化与大众逻辑之间的矛盾。因为法官的思维过分地脱离社会，会降低其对社会生活的职业敏感性，易遭到社会成员的反感而不是认同。质言之，司法不是“阳春白雪”，不能“和者弥寡”，司法权的人民性和纠纷的世俗性决定司法在一定程度上要“下里巴人”。因此，为了扭转目前业已存在并日趋严重的司法对民众的疏离倾向，提出“司法为民”、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寻求民众对司法改革的理解和支持，是十分必要的。[15]
4、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是树立“司法中立”理念的要求
有人认为，司法权的本质特征之一是“司法中立”，民事审判强调法官在对待当事人双方时应不偏不倚、公正无私，在由双方当事人和法官构成的“三边关系”中，应是“等腰三角形”的构造，因而对弱者的偏袒和保护、对社会责任的强调会导致法官中立地位的丧失，有违现代司法理念。笔者认为，考虑现阶段中国的国情，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非但不会违反司法中立的司法理念，反而是促使人民接受“司法中立”理念的一种重要手段。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目前的司法改革意图淡化诉讼活动的职权主义色彩，突出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作用，这意味着当事人所分担的责任和成本增加了。法院审判制度的改革以及法院现代化进程中的部分成本是由诉讼当事人分担的，这就需要对当事人的适应和承受能力有充分的考虑，否则法院的现代化进程难免步入歧途。适当的方式只能是，把当事人对诉讼成本及责任的实际承受能力作为法院推进审判制度改革进程的重要参考指数，寻求两者之间的适调[16]，即通过法官的释明、指导举证、诉讼风险提示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双方诉讼能力上的平衡，这就决定法官在审判中不应该也不可能绝对中立。
第二，法官在与当事人的关系中，也是难以做到绝对中立无私的。法官在司法活动中，既有自己的政治功利，也有自己的经济功利，更有其社会声誉等方面的独立性功利。[17]客观地说，法官作为复杂社会关系链条中活生生的人，不可能在裁判时一点也不考虑个人的功利，绝对地排除功利是不切实际的，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将这种功利控制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这就使法官的中立在严格意义上成为一种“神话”。
第三，法官的中立并不意味着法官对弱者权利的漠视，也不意味着法官社会责任的泯灭。只要法官的行为符合公正、合理的要求，就是符合司法中立理念的本质要求的。在民法的价值取向从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换过程中，民事司法的价值取向也经历了一个向社会本位的转变，法官们越来越关注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在裁判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会表现出对弱者的同情。在遵循法律的前提下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体现对弱势群体应有的关怀而不是无原则地滥施同情，并不会导致法官中立地位的丧失，反而有利于“司法中立”这一现代司法理念为民众所接受[18].目前有一种看法认为，法官“独立必将导致孤立，中立必将引起对立”。笔者认为，这一说法的前半句无疑是值得商榷的，但后半句对于中国民事审判的现状而言，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国的民众还无法承受诉讼模式从职权主义到当事人主义的急剧转换，“中立”这一现代司法理念在中国的确立，尚需要一个缓冲期，应逐步“软着陆”。所以，在现阶段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是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的。
5、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是树立司法权威，促进司法改革的需要
司法的权威性不仅来源于司法裁决的终局性、强制性，更来源于人们发自内心的信服。如果没有民众的信服，司法的权威无法真正确立。博登海默就曾指出，法律制度所应获得的尊严和威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制度的工作人员的认识广度以及他们对其所服务的社会的责任感的性质与强度。[19]澳大利亚法官马丁也认为，“在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中，司法部门应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从这个意义出发，公信力的丧失意味着司法权的丧失。”[20]树立司法的权威，是司法改革的重要方面。树立权威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裁判得到公众的认可，让公众心悦诚服。如果法官适用法律时不能体现公众对法律的公正情感和对利益衡量的期望，裁判就得不到公众的拥护和支持，这就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破坏了公众对法治的信仰，从而危及法治的根基。
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还是促进司法改革的需要：第一，我国司法改革的阻力之一，就是法院系统自发的司法改革没有得到公众的理解和大力支持。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司法长期直面长期积累下来的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往往无论如何解决矛盾，与人们的期望总有一定的差距。法官的裁判结果必然是一方胜诉，一方败诉，因此法官的裁判最多也就是让50%的当事人满意，而实践中即使是胜诉一方，其诉讼请求也一般不会得到全部支持，因此满意率又少了一半，最多25%.而社会对司法活动的评价，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当事人评价的辐射作用进行的。在当前民众的法制意识还比较淡薄的情况下，当法官的裁决与一方预期的结果不甚相符时，司法很容易被指责为不公正。当这些所谓的“错案”被媒体曝光时，法官们感到不平乃至面对前所未有的沉重压力。在这种不理解甚至误解的沉重压力下，司法改革想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不得不开始寻求公众的理解，通过承担起各种社会责任、寻求最佳的社会效果等方式，来获取社会的认同和支持。
第二，人们认识到，法官保持法律推理的抽象和中立，固然具有很大的好处，但也使司法成为了冷漠、代价昂贵的东西。[21]这从根本上制约了司法活动解决社会纠纷的能力，动摇了公众对司法的认同，从而使司法自身无法进一步获得正当性的心理基础，不能满足社会公众对司法权的正当需求。而为了获得更大的社会认同，司法权必须更多地回应社会需要，成为社会调整中更能动的工具。目前的“司法改革”，面临精英意识和大众诉求之间的对立、断裂，带来整个司法改革进程的精神困境[22]，欲获得实质性的进展，迫切需要获取来自民众、来自政治上层的理解和支持。于是，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成为拉近司法与群众距离、获取支持的必要措施。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司法改革目标的设计中，应立足于司法整体的、最终的社会功能，而不应局限于司法自身的某些形式上的标准。应充分考虑中国的特殊情况，以及过渡时期当事人、法官的承受能力，在减压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如果全盘接受西方的法治思想，搞“休克疗法”，无疑是脱离中国的现实国情的。中国的司法改革要继续深入，要在司法体制、财政拨款、法官待遇方面有所突破，迫切需要获取民众的支持。在“司法独立”、“中立”目标的实现过程中，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对于树立司法的权威，实现最终的改革目标是不可或缺的。
三、民事审判中法官承担社会责任的要求和具体体现
（一）对社会需求的认识是法官承担社会责任的前提
美国著名法官卡多佐（Cardozo）指出，“规制的含义体现在它们的渊源中，这就是说，体现在社会生活的迫切需要之中。……当需要填补法律的空白之际，我们应当向它寻求解决办法的对象并不是逻辑演绎，而更多是社会需求。”[23]可见，卡多佐是从社会需求的角度来理解法官的社会责任的，认为法官在立法出现空白、不得不充当立法者的情况下，应从司法满足社会需求的角度，实现法官的社会责任。因此，认识社会的需求，是法官承担起社会责任的逻辑起点。法官必须认识到，一个法律上无可挑剔的审判行为完全可能给当事人各方造成重大损失，并时刻警醒自己，将重视社会责任的思维方式牢记心中，通过专业性法律技巧的运用来实现对社会的责任。既要关注司法判断的法律效果，又要体现对司法判断社会效果的关注，增强司法判断对社会生活的控制能力，将司法判断和司法良知、社会责任统一起来，在司法过程中体现深刻的人文关怀、道德反思和经济考察，实现司法的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平衡和统一。而法官要获得对社会需求的正确认识，仅有对法律的深刻理解是不够的，还应具有必要的常识、生活的智慧以及丰富的社会认知。“历史或者习惯、社会效用或某些逼人的正义情感，有时甚或是对渗透在我们法律中的精神的半直觉性领悟，必定要来援救焦虑不安的法官，并告诉他向何方前进。”[24]只有这样，法官才能准确把握现实生活的走向和趋势，进而承担起对于社会的责任。
（二）法官承担社会责任的原则
法官社会责任的承担应当遵循以下六项原则：一是要维护社会稳定，有效化解矛盾；二是要有利于弘扬社会公序良俗，为醇化社会风气贡献力量；三是要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审判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四是裁判要具有较高的公认度，提升司法在人民心目中的权威性；五是在考虑如何承担社会责任时，不能牺牲法律效果以追求社会效果，只能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追求二者的统一；六是在承担社会责任时，应注意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尽可能避免短期行为。
（三）民事审判中法官承担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
法官的社会责任不应是空洞的司法理念，在具体个案中得以体认才是其价值的真正实现。在个案中如何体认法官的社会责任是一项需要高超司法艺术的活动。在此结合几个实例对民事审判中如何体认法官社会责任的问题予以具体分析：
1、释明权与法官的社会责任。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21日公布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该司法解释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加重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这种严格的举证责任与我国当事人的实际诉讼能力及诉讼条件是否相称成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且不说我国民事案件律师率不高的现状，就是在有律师的情况下，律师调查取证的权利往往也很难落到实处，此外，政府信息公开化程度较低，也很难满足举证的要求。这些因素都使得最高人民法院不得不规定法官的释明权，以维护当事人之间的实质平等，防止法官的突袭性判决。释明权名为权利，实为义务。法官不尽释明义务，要承担案件被发回、改判的风险。但如果法官在不需释明的情况下仍然对一方当事人进行提醒，就会影响法官居中裁判的形象，就可能被认为是不公正的。因此，法官的社会责任要求法官合理地行使释明权。
2、调解与法官的社会责任。有人认为，调解结案是社会效果最好的结案方式，特别是在复杂案件审判中“两个效果”难以统一时，调解是统一两个效果的最好途径。[25]但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必须有一定的前提，即调解是在查清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进行的。“无道”的调解非但不会带来良好的社会效果，反而会影响法院的权威形象。目前调解中普遍存在不查明事实和分清责任的“和稀泥”现象，使得许多情况下达成的调解协议，与严格按照法律处理的结果相去甚远，有时甚至是法院利用双方当事人法律知识的缺乏和信息的不对称，不惜以损害一方当事人的利益为条件，诱压当事人接受调解方案。等债权人明白之后，得出的评价只能是“好人吃亏，法官助纣为虐”，债务人的评价则是“法官软弱可欺，我是无赖我怕谁”，社会效果很不好。这样的调解实际上鼓励了人们的不诚信，这与法院本应具有的行为导向作用是背道而驰的。因此，我们在强调调解重要性的同时，不应忽略对法官在调解中社会责任的强调，坚持调解的“有道”性。
3、纠纷的一次性解决和法官的社会责任。“如果一个纠纷未得到根本解决，那么，社会机体上就可能产生溃烂的伤口；如果纠纷是以不适当的和不公正的方式解决的，那么，社会机体上就会留下一个创伤，而且这种创伤的增多，又有可能严重危及对令人满意的社会秩序的维护。”[26]法官在选择纠纷的处理方式时，应尽可能消除导致再次诉讼而浪费社会资源的各种诱因，减少二次争讼、次生争讼，形成良好的审判预期。但遗憾的是，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法官不是出于为当事人提供便利、促进纠纷的一次性解决的考虑，而是片面地追求快速审结、追求结案率，动辄以各种理由动员当事人撤诉另告。这是法官在巨大的办案压力之下的无奈之举，同时也与我国对当事人更换等制度规定的缺失存在密切的关系。这种普遍存在的动员撤诉现象，使得当事人产生了很大的抵触情绪，可能会引起矛盾的激化和审判资源的浪费，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如果法官基于社会责任感，多为当事人考虑一下，通过多种方式促成纠纷的一次性解决，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
4、加强对债权人的保护与法官的社会责任。债务人利用公司的有限责任、在公司终止后不积极履行清算义务从而逃避债务的案件在我国较为常见。但由于我国法律对不积极履行清算义务的人缺乏制裁措施，因而难以达到保护债权人权益的目的。司法实践中，在债权人要求股东承担清偿责任的案件中，一般是要求原告即债权人对被告不清算造成财产损失、毁损的情况承担证明责任。但债权人对于损失的情况（大多涉及被告公司的财务帐册）往往是无法掌握的，难以积极地证明，如果因此而使其承受败诉的结果，有失公平。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如果法官的社会责任意识处于休眠状态，机械地适用法律作出判决，往往不但会使得债权人丧失寻求公力救济的信心，转而求助于违法的私力救济措施，导致社会的不稳定，而且可能会使越来越多的债务人群起仿效，使得市场经济的基石——诚实信用彻底崩溃。这时，法院的判决不仅没有发挥良好的指引作用，反而扮演了鼓励债务人逃债的负面形象。而如果法官秉承对法律精神的理解和对社会的责任，根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关于“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的规定，判定应由债务人负责证明没有造成损失或者损失少于债权额，否则推定原告的主张数额成立，则可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5、新类型案件的自由裁量与法官的社会责任。法官在处理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类型案件时，更应注意司法评价对于后续经济活动的影响，以塑造出适应新型经济生活需要的合理的权益关系格局。以公司类型案件为例，由于牵涉利益的广泛性，案件具有对世性、争执焦点呈现出社会化的特点，法官如果就事论事地适用法律，仅仅就当事人的具体纠纷作出一般性判断，而不考虑社会效果的话，将不利于交易安全的维护，导致正义的丧失。因此，法官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应充分考虑判决所带来的社会效果。[27]
6、判决书的制作与法官的社会责任。法官写作判决书时，应忠实地反映庭审活动的全过程以及作出裁判的逻辑推理过程，对于作出判决的动机和根据也应给予恰当的说明，让当事人能透过判决书看到“法官通过踌躇再三比较掂量该案件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的正反两方面意见然后作出判决，而这种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不是出自纯粹的理性和冷酷的逻辑”[28].只有这样，才能使当事人“胜负皆服”。
7、判决的可执行性和法官的社会责任。审判时不考虑将来执行时可能出现的情况，造成判决的可执行性不强，是目前“执行难”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法官应本着对当事人和社会负责的态度，在判决时就充分考虑执行的问题，使得当事人拿到的不是“法律的白条”，而是能够实际执行的法律依据。以判令公司股东限期清算的判决为例，就不是一种易于执行的判决，因为股东可能不负责任地进行清算，由于缺少债权人对于执行过程的监督机制，债权人往往很难获得满意的结果。即使后来又进行了侵权赔偿责任的诉讼，执结率也非常低。作为司法的最后一个环节，执行的无法实现会导致人们对诉讼这一公力救济方式的失望，导致司法公信力的崩溃。因此，法官裁判时要从社会责任的角度出发，确保判决的可执行性，为解决“执行难”问题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持。
8、诚信风尚的培育与法官的社会责任。法官在进行裁判时，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率的追求，还应考虑法官在社会风尚培育方面的责任，通过司法在全社会培育一种诚实守信的风尚和守法的自觉性。比如，对于效率违约行为，其虽然有利于促进社会资源向最有效率的地方配置，但良好的信用可以带来更大的预期社会功利。在处于市场经济转轨期的我国，歪风盛行、交易秩序混乱，更是亟需培育诚信精神，因为诚实信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道德基础。因而，法官不能只为了追求效率而树立可以随意毁约、谋取己利的恶例。法官应通过判决责任人继续履行等方式，促成良好的诚信氛围的形成。
注释：
[1]在2003年8月24日于北京召开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肖扬院长明确提出：司法为民是新世纪人民法院工作的宗旨。
[2]参见顾培东：《论我国民事权利司法保护的疏失》，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6期，第108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6页。
[4][美]哈罗德·伯曼著：《美国法律讲话》，陈若桓译，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208页。
[5]参见陈保国：《浅谈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载，2004年1月9日。
[6]如有人认为，法律效果就是最大的社会效果，法律效果就是法律本身所具有的社会价值；有人认为，所谓社会效果，除了特定少数的案件以外，多半都是行政官员的臆想，或者幕后交易的借口，不讲法律效果，规则破坏了，是最坏的社会效果；有人甚至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对立起来，将社会效果理解为徇私枉法的遮羞布、以权压法的尚方剑、拒不执法的好盾牌。参见/public/detail.可见，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这对概念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理解的混乱。
[7][美]罗纳德·哈里·科斯著：《企业、市场与法律》，盛洪等译，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0年版，第105、第96页。
[8][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89、第491页。
[9]解兴权著：《通向正义之路：法律推理的方法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页。
[10]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8页。
[11]参见山里人：《对办案要追求社会效果的疑惑》，载/public/detail.php？id=113276.
[12]参见杨仁寿著：《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8-179页。
[13]参见苏永钦：《漂移在两种司法理念间的司法改革——台湾司法改革的社经背景与法制基础》，载中国民商法网港澳台民商法栏目，2002年11月18日。
[14]参见[美]波斯纳著：《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15]当然，笔者并不是反对法官的职业化，因为从中国的现状考虑，职业化还是应该加强的，只是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就注意缓和这种矛盾，免得重蹈覆辙。
[16]参见顾培东：《论我国民事权利司法保护的疏失》，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6期，第107页。
[17]参见顾培东：《论我国民事权利司法保护的疏失》，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6期，第107页。
[18]这从最高法院20003年12月2日向全国法院发出通知，要求对农民工工资拖欠案件要依法快立案、快审判、快执行，而这种体现对弱势群体关怀的措施非但没有使法院丧失中立地位，反而获得了各界的好评一事中，可以看出。
[19][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91页。
[20]转引自张忠斌、黄芙蓉：《关于司法的社会效果内涵之评析》，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第24页。
[21]参见[美]p.塞尔兹尼克·p.诺内特：《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5页。
[22]参见万毅、林喜芬：《精英意识与大众诉求：中国司法改革的精神危机及其消解》，载《政治与法律》2004年第2期，第111页。
[23][美]本杰明·卡多佐著：《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76页。
[24][美]本杰明·卡多佐著：《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4-25页。
[25]曾浩荣：《析审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载《人民法院报》，2001年7月6日。
[26][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89-490页。
社会责任理论篇10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经济绩效；管理对策
2006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活动刚刚落下帷幕，本年度评选的标准是：责任、创新、影响力、推动力。今年把“责任”放在第一位，因为六中全会的核心是“和谐社会”，“责任”既是对股东的责任，也是对员工的责任，还是对社会的责任，还是对自然资源、自然环境的责任，同时也是对人的道德要求。李嘉诚荣获2006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特别荣誉大奖毫无悬念，因为他将社会责任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李嘉诚以超人智慧创造了庞大的企业王国，他以个人财富创立基金会兼济天下。他宣布将再捐1/3财富，价值480亿元，不仅为华人企业家树起了梦想的旗帜，更为这个群体注入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血液。因此对企业家来说，不仅仅是做一个好企业，更多的是要承担一份社会责任。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历史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内容，在不同时代的法律和道德环境中是不一样的，它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这一发展过程大体如下：
18世纪，企业高效率地使用资源，为社会提供所需的产品和服务，并遵循市场原则，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追求利润最大化，这就能被认为履行社会责任了。一些富有的企业家如果还能为社区提供捐助和做点慈善事业，则会受到颂扬。19世纪中后期，西方国家工业化完成，公司制日趋成熟。但面对工伤事故频繁，劳工缺少安全保障和生活保障等问题，遵守经营伦理，改善劳动条件和劳工地位，就成了社会对企业的普遍要求。20世纪初期，公司的公共性加强，企业的社会责任开始向“对外”和“对内”两个方向发展。对外，更强调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责任，强调企业为公共福利、慈善以及科学与教育进行捐助；对内，则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进一步强调了对全体股东负责。20世纪中后期，则有“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孕育和兴起。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含义
企业社会责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社会责任包括含有社会利益内容的法定责任和含有社会利益内容的道德责任。法定的社会责任是指由法律、行政法规明文规定的企业应当承担的对社会的责任。如果企业违反法定的社会责任，则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道德的社会责任是指虽然没有法律的直接规定，但道德伦理要求企业承担的对社会的责任。由于法律规定不能包罗万象，面面俱到，道德的社会责任便成为法定的社会责任的必要补充，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构成整个企业的社会责任。狭义的企业社会责任仅仅指企业根据伦理道德对社会承担的责任，也就是道德责任。但正如学者所言“公司社会责任概念，其本身，基本上虽是道德性的抽象观念，但在学术研究上仍应该请求如何将之具体落实的办法，否则将沦为纯粹道德化的诉求，免不了终致落空成为一项口号而已。”因此有必要将这种道德责任法律化。另一种途径是将这种社会责任融进具体的制度设计中，例如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赋予职工参与决策、确立董事中心地位等。这一定义显示：（1）企业社会责任是多元化的，具体可分为以下六个主要方面。企业对员工的责任(如员工安全健康、培训等)；企业对消费者的责任(如质量、诚信等)；企业对投资者的责任(如赚取利润、保证企业成长发展等)；企业的政府责任(如纳税、履行政府经济政策等)；企业社区责任(如社团和慈善捐赠等)；企业对环境的责任(如环境保护、资源循环利用等)。（2）企业社会责任是更高层次的企业责任。（3）社会责任的承担与企业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有因果关系。判断企业是否承担了社会责任不能只根据“说”，必须根据其行为和后果下结论，既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那些只喊漂亮口号而不落实行动的企业，很难让人相信其社会责任意识的真诚。
二、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1）公众期望。对企业的社会期望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急剧增长，公众支持企业在追求经济目标的同时也追求社会目标的主张，现在则更加坚定。（2）长期利润。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趋向于取得更稳固的长期利润，这是更好的社区关系和负责的行为，产生了更好的企业形象所带来的必然结果。（3）道德义务。一家企业能够并应该有良心，企业应该具有社会责任，因为负责的行为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4）公众形象。公司设法加强自身的公众形象已获得更多的顾客、更好的雇员、进入货币市场以及获得其他益处。由于公众认为社会目标是重要的，企业就能够通过追求社会目标来创造一个为大众喜欢的形象。（5）更好的氛围。企业的参与能解决许多社会难题，从而在企业中创造更好的生活质量和更令人向往的团体，这种氛围有利于吸引并留住雇员。（6）减少政府调节。政府调节增加了经济成本，限制了管理当局的决策灵活性。通过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可以期望减少政府调节。（7）责任与权力的平衡。企业在社会中拥有巨大的权力，这就要求有同等程度的责任来平衡它。当权力远大于责任时，这种不平衡会助长违背公众利益的不负责行为。（8）股东利益。从长期来看，社会责任将提高企业股票价格。股票市场将把承担社会责任的公司看作风险更小的和接受公众监督的公司，因此，他将使股票获得更高的价格——收益比率。（9）资源占有。企业拥有财政资源、技术专家和管理人才，它们有能力帮助需要援助的公共项目和慈善计划。（10）预防社会弊端的优越性。社会问题发展到一定时候必须处理。企业应该在问题变得更严重时，付出更大的代价去补救，以及分散管理当局实现产品和服务目标的经历之前，对它们采取措施。
三、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绩效
有观点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将带来经营成本的增加,从而影响其经营业绩，因此企业的社会责任与绩效是一种负相关的关系。在短期财务核算下，这一观点是成立的。但事实上,这只是企业短期财务绩效与社会责任的矛盾冲突，长远分析未必如此。企业的社会责任支出虽然增加当前的经营成本，但正是这些社会支付为企业创造了更多的利润回报。（1）提高企业融资吸引力。在全球媒体和消费者越来越关注劳工问题时，有效地实施社会责任管理有利于保护和提升公司品牌价值，避免公司品牌因劳工标准等问题受到损害。社会责任管理很大程度上有助于企业社会声誉的建立和完善,有助于企业树立良好的形象。（2）提高人力资源的回报。人力资源状况对企业获得竞争优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企业全面而富有针对性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能够比仅仅依靠经营者个人的努力在提高企业绩效方面取得更好的效果。如沃尔玛公司将员工视为合伙人，于1971年实行了“利润共享”政策。这一政策促使员工们不折不扣地以管理层对待他们的态度来对待顾客。员工善待顾客,顾客感到满意从而经常光顾本店，这正是利润的真正源泉。（3）提高顾客的满意度。长期与一个供应商保持稳定合作关系的企业将比那些同时拥有很多供应商的企业具有更高的绩效水平。（4）获得政府政策支持。政府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担负着重要的角色，企业对政府的责任主要集中于按照法律法规办事，依法纳税，如果企业对政府负责能为自己争取更好的政策促进企业发展，那么该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此外，较好的社会声誉对于求职者也具有更大的亲和力，更容易得到劳动者的认同，它会直接影响到人才的流向。对于外向型企业来说，是消除贸易壁垒的利器。推行社会责任管理可以帮助企业及其商业伙伴更好地遵守法规，避免因社会责任管理不善而丢失国际订单。
四、我国企业推行社会责任管理的对策
根据我国当前实际情况，要实现良好的社会责任管理目标,必须采用系统的方法，将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纳入企业日常经营管理中去，确保社会责任管理的落实。
（一）树立承担社会责任的观念
如果说以前，企业考虑环境因素少，人们更多把目光放在经济增长问题上，今后企业面临更多严厉的具有惩戒性质的劳动保护和环境的法律法规,管理部门将强化劳动保护立法以及制定强制标准等措施,迫使包括我国企业在追求生产效益的同时,把环境保护与劳动保护两方面的内容考虑进去，促使处于单一原始积累尽快走向人本主义。亿利资源集团主导产业是治理沙漠，使点沙成金和社会效益互动提升，得到社会的认可和赞扬。正如王文彪所说：治理沙漠我没有赚多少钱，但是我认为作为一个企业既是一个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资源的消耗者，这是亿利资源的历史使命。在治理沙漠起初是为了生存，后来是为了发展，但是更多却是造福当地百姓，改善区域环境。所以今后不管赚钱不赚钱，我们讲也就是要将治理工程进行到底。
（二）建立社会责任系统化管理
要从整个组织所有的业务范围出发，积极和系统地理解、管理及交流风险，从整个组织的目标出发制定风险管理策略。目前众多的企业仅仅停留在最低的管理层次，回避法律风险，极力逃避社会责任，甚至为节省成本而引起生产事故。
（三）建立社会责任管理传播系统
可仿效国外企业制定并公布企业社会责任年度报告，借鉴国际上影响力大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要按照标准要求，不断改进企业工作环境与职工生活环境，改变本土企业“劳工权益保护不充分”的不良社会形象。
（四）贯彻实施Sa8000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