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的概念及特点篇1
一、“区域”概念阐释与区域文化研究基础
区域概念过去常常被作为地域、地方、地区概念使用，主要因其与行政区域概念紧密联系有关。但即便是依行政区域划分，历代都有所变化，呈现跨区域行政交叉现象。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行政区域划分，“秦王朝统一岭南，置桂林、南海和象郡，现在的广西含当年的桂林郡全部，南海、象及长沙、黔中等郡部分地区”，足以说明当时行政区域划分与现在区域划分也有跨域交叉现象。在现代社会发展及其特定语境下，区域含义有所扩大和延伸，一方面在地理空间范围含义基础上，赋予其文化地理、政治地理、经济地理等空间范围含义；另一方面在行政划分所指区域含义基础上，超越行政区域而扩大延伸到非行政划分区域含义；再一方面扩大延伸为跨域、跨界所形成的区域范围，带有跨区域的特征和色彩。由此可见，以自然与文化相互关系构成的非行政化区域概念从古至今仍在使用。以江河湖海流域作为水域空间范畴的区域，如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构成跨省水系区域；以洞庭湖为纽带与分界，划分湖北与湖南省域及其水系沟通形成的楚文化区域；以黄河为界划分河北与河南省域及其水系沟通形成的中原文化区域；广西西江水域由西向东的红水河与由北向东的桂江汇合入珠江，又构成泛珠江流域及其珠江水系区域；广西兴安自秦始皇统一岭南修筑灵渠，沟通北上的湘江水系与南下的漓江水系，形成湘漓分派与水域贯通的湘漓流域，形成跨省湘桂区域，等等。以山脉为纽带与屏障，五岭以南的广东、广西在先秦时期就称为岭南地区，此后所谓“两广”、“粤桂”表明其具有一定关联度的区域范围；处于岭南的广西与岭北的湖南通过湘桂古道形成湘桂走廊，构成湘桂之间连接的区域，等等。此外，以语言（方言）、民族、民俗、政治、经济、交通、历史渊源与文化形态为纽带构成的跨地区的区域概念使用不胜枚举。
其二，区域合作背景下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现代社会发展及其文化语境下的区域概念使用，因全球化与多元化影响下的区域经济崛起以及世界经济共同体需求，越来越着眼于从经济发展视角建构与重构区域概念。从国际区域关系看，一方面基于国际社会及其世界各国发展需求，经历了“二战”后“冷战”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结盟以及意识形态阵营与三个世界的划分，形成国际社会（如联合国、世贸组织）以及一定范围内的区域性跨国联盟（如欧盟、东盟）等概念含义；另一方面，世纪之交以来在全球化视野中着重于经济的区域联盟或跨区域联盟，构建跨国、跨界、跨境的经济联合体、共同体、同盟体，以及不结盟的区域间合作、协作、协同关系，构成国际社会及其国际性区域经济合作基本格局。从世界性区域联盟产生背景与语境看，除相对于国际社会以及超级大国霸权，即区域相对于中心而言，带有一定的对抗性外，更多地是强调区域合作与协作，构成或紧或松的国际关系共同体与联合体。从国内区域关系看，在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背景下建构的区域发展视野中，除相对于中央而言的地方所指区域概念含义外，一般所指省市县乡行政区域；随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相继构建非行政化的、依赖于一定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基础的、以经济为纽带的、跨地区结合的经济开发区以及经济合作、协作区，如沿海经济开发区、国家经济开发区、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以及跨区域的“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合作区，还有更大范围的东部、西部、中部、东北等区域概念的划分。区域经济崛起与跨区域经济合作协作方式兴起极大地推动区域发展步伐，既通过竞争拉开区域间差距，率先成为经济发达地区；又通过区域合作协作，推动经济欠发达、后发展地区赶超跨越，逐步缩小区域差距，构成协同发展、共同富裕的趋向。总之，区域发展观念比任何时期都深入人心，区域经济发展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其三，区域经济发展背景下区域文化兴起。经济社会发展在推动区域经济崛起的同时也推动了区域文化建设发展，区域文化的区域概念也随着区域经济发展而扩大与开放。文化的交往性、绵延性与包容性特点不仅促使区域概念含义理解不仅仅涵盖地域、地方、地区含义，而且带有跨地域、跨地方、跨地区以及跨境、跨界、跨文化的意义；区域文化不仅局限于区域空间，而是超越区域空间而扩展为文化空间。其文化区域空间范围立足于而又不仅仅局限于自然地理空间与行政地理空间的地域范围，而且扩大为文化地理空间范围。其区域界定以及域界划分不仅仅为一个要素决定，而是包括自然、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交通、族群、语言、民俗、交往等各要素系统关系的综合性整体构成。尽管为了更为明确清晰界定区域概念内涵与外延及其所指对象范围的需要，尤其是为了划分区域界限的需要，往往习惯于按照思维定式，简单化地将区域等同于主要依据行政化划分的地域、地方、地区概念，更便于构成条块分割的行政地区空间与从上到下的线性垂直行政管理域限，但则不能否认和掩盖依据非行政化的其它要素及其综合性要素所构成的区域及其区域文化客观存在的事实。尤其是现代社会发展及其区域经济崛起的现实需求，更凸显出非行政化划分区域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更为凸显区域文化内涵外延的开放性与跨区域交往交流与融合的特征。区域文化含义不仅是因区域空间形成其内涵外延，而且是因文化传承、传播与发展的历史性与传统性构成其内涵外延。通常所说的区域文化，往往指称当代社会区域空间及其行政区域的文化形态，诸如作为省域文化称谓的广西文化，作为市域文化称谓的桂林文化，作为县域文化称谓的临桂文化，等等。但历史上所称区域文化概念则丰富多彩，不仅从区域空间而言具有跨区域的开放性，而且从文化形态的内涵外延而言具有多样性、开放性与包容性。诸如中原文化，从区域文化角度而论，当然属于中原地区这一特定区域空间的文化形态，中原所指区域指河南，古称豫州，即中州，“古豫州地处九州中间，称为中州。汉王充《论衡•对作》：‘建初孟年，中州頗歉，颖川、汝南民流四散。’今河南为古豫州地，故相沿亦称河南为中州。”
《辞源》释“中州”有三义，狭义为河南，中义为黄河中下游区域或黄河流域，广义泛指中国。中州即中原，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或发祥地并非仅仅局限于河南，后扩大到黄河中下游区域或黄河流域，以及泛指中国。更为重要的是，中原文化并不简单等同于中原，中原只是中原文化的发源地与传播源。文化的传播性、开放性与扩展性使中原文化跨区域扩大为黄河流域范围以及整个中国范围，并影响到海外、域外的周边更大范围区域，以致于此后中原文化影响全国，成为中国文化主流、正宗、中心，甚至常常用来指代中华文化，反而淡化其区域文化含义。由此可见，历史上所使用的区域文化概念，在充分考虑其产生区域空间含义的基础上，更为注重其文化含义及其特征，以及文化在历时性传承、传播和发展的开放性、包容性与扩张性。
广西历史上也有一些表征区域文化的概念，诸如岭南文化，显然作为区域文化而言的区域是指五岭以南的岭南地区，亦即广东广西的“两广”地区，但就其文化形态特征而论，既不能仅仅涵盖“两广”，其文化外延可以扩展到南方各地跨界区域以及沿边沿海跨境区域；又不能仅仅以之涵盖“两广”所有区域文化形态，况且广东与广西各自的区域文化也有差异性，下属各地文化形态更为丰富多样。更为重要的是，文化并非像地域那样固定，而是具有运动性、流动性、活态性的生命表征，岭南文化也是在与其它文化形态，尤其是中原文化交流交融中形成的区域文化。粤西文化亦如此，历史上所谓粤西地区，指简称为“粤”的广东以西的广西，地域范围虽然涵盖广西，但粤西文化形态及其特质特征并非涵盖广西区域所有文化形态，粤西地区概念并非等同于粤西文化概念，粤西文化概念也并非等同于广西文化。这足以说明粤西文化具有超越粤西地区概念的跨区域性意义，粤西文化所指对象范围的模糊性正印证其开放性，其性质特征也并非仅仅与“粤”相关的广西文化形态，或者说两广文化的融合，或者说广西文化受到粤文化影响的结果，而且应该作为一个独立文化形态，其独立性与特殊性也正说明其相对性，具有跨区域文化交流、交融特征。由此可见，区域文化立足于区域而又具有跨区域特点，从而由区域空间范围扩大为文化空间范围，使之不仅具有相对性与多样性，而且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
二、广西区域文化发展及其生成环境条件
广西区域文化作为一个区域性概念理解，区域、区域文化应该成其界定以及内涵外延理解的前提，同时也需要从历时性建构与共时性构成的内在逻辑与时空关系角度深化认知，辨析其与通常所习惯使用的广西文化概念的异同及其在区域研究视野中凸显区域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一，广西区域文化含义。就广西作为一个区域概念而论，从自然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区域划分与行政管理区域意义上的广西区域界定应该十分明晰；同时相对于广西与周边区域间关系而言，以及广西相对于中国所属关系的更大区域范围内的定位而言，以确定广西区域概念及其区位特点也并非难事。而对广西区域文化理解则相对于广西区域界定而言就复杂得多了，不仅文化具有衍生性、融合性与开放性，而且文化具有区域性与跨区域性，因此广西区域文化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广西文化，或广西区域内的地方文化与本土文化，区域空间大于行政空间，文化空间大于区域空间。尽管不难理解区域都必须界定在一定的地域空间范围内，因此也会有广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教育等地方性概念使用及其所指含义及其对象范围，习惯上也是以这种称谓能够达到更为明确与简单表述的目的。但却不能将其简单化与封闭化，忽略其中内涵与外延的复杂性与开放性，以及非行政化区域界定范围及其跨区域文化构成的各种因素影响。
广西区域文化当然应该首先立足于广西来理解，其区域所指空间范围当然应该是落实于广西，将其简单理解为广西地域、地方、地区文化无可非议，这对于理解广西区域文化含义及其内涵是十分必要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虑，对广西区域文化的理解应该更为宽泛和开放，而且广西区域文化在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上有着区域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之将其作为研究对象范围需要更为宽阔深远的视野与背景。因此，对广西区域文化的外延范围理解应该拓展：一方面应该认识到这是中国及其中华文化构成中的广西区域文化；另一方面是广西与周边区域关系中跨域、跨界构成中的广西区域文化；再一方面是历史文化传承、人口迁徙与文化交流构成的跨时空、多样性与开放性的广西区域文化。作为一定区域的广西文化形态，其地域性与跨地域性、独立性与关系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稳定性与流动性、自足性与开放性、相对性与绝对性、多样性与融合性等对立统一规律及其特征凸显，不仅对于广西区域文化概念含义及其内涵外延理解更为深化，而且也有助于对其性质特征作进一步理解。其二，广西区域文化生成的历史建构。任何一种文化形态形成与构成都应该有其背景与语境，区域文化形态的形成与构成也是依赖于所依托的区域空间和所属背景与语境。从历史文化传承角度而论，广西区域文化形成与构成应该与历史上所涉及其内容的相关文化概念使用有关，诸如百越、骆越、西瓯、岭南、岭西、粤西、八桂等，大致上可以认定为主要从文化地理空间界定的历史性概念，这些历史概念对于广西区域文化生成与构成有着密切联系。当然，这些历史概念的含义及其内涵外延需要进一步厘清，广西区域文化在其历史文化传统基础上的传承关系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值得重视的是，这些历史文化概念的特征值得注意：一是具有区域性特征，所指区域及其区域文化都限定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二是具有跨区域特征，所指区域范围包括几个或多个相关区域范围；三是具有开放性特征，所指区域界限较为模糊，含义较有张力和弹性，外延范围有所扩展和绵延；四是具有文化交融性特征，包括中原文化与广西地方文化、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多民族文化等交流融合；五是具有历史性特征，这些区域性概念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或阶段形成，包含特指的历史文化内涵与内容，表明特定的历史文化形态所形成的文化传统。因此，广西区域文化生成具有深厚博大的历史性依据与历史积淀厚重的文化传统，广西区域文化概念与这些历史性区域文化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具有彼此之间联系的共同特征，这说明广西区域文化与历史上存在的这些区域性概念及其所表征的历史文化是一脉相承、薪火相传的。其三，广西区域文化生成的当代背景。广西区域发展推动其区域文化生成与发展及其研究的崛起。广西在改革开放与“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实施“富民强桂”新跨越及其“民族文化强区”战略，区位特征与区域优势凸显。广西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特征、沿边沿海的地缘政治文化特征、南方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区的民族特色得到国家与地方的高度重视，在国家战略发展及其区域战略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广西发展战略不仅关系到广西地方自身发展，而且关系到国家战略发展及其区域战略发展，也就是说，必须将广西放置在国家与区域发展中定位，由此形成当代广西区域经济发展及其区域文化发展的特点与优势，其区域性与世界性以及国家战略性地位凸显。
一是北部湾大开发，既将广西纳入国家沿海经济大开发战略发展进程中，又将区域经济战略提升为国家战略，并通过沿海经济大开发的整体推进，推动经济欠发达后发展的广西赶超跨越发展步伐，逐步缩小东西部差距，实现沿海地区区域经济整体同步发展目标。从这一角度看，北部湾大开发在进一步推动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更强有力地推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步伐，将广西区域文化放置在北部湾大开发背景下审视，区域文化才会具有更为广阔的区域与跨区域视野。二是广西地处沿边沿海的中国南疆，毗邻越南及其东南亚地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发展及其确定广西首府南宁为其一年一度的博览会永久性会址，使广西南宁成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桥头堡，既成为跨境、跨区域经济文化合作、协作、交流的实质，又增强了广西区域经济文化发展动力与活力，形成其区域性与国际性的区位特色与优势。三是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使广西不仅在西部地区战略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而且作为西部唯一的沿海地区，北部湾及其海港成为大西南出海通道，发挥其交通枢纽的地位作用及其拉动西南区域经济发展作用，实现孙中山先生对北部湾建成国家大型出海港口的遗愿，以及国家海洋战略及其南海开发战略实施。北部湾大开发将北海、钦州、防城港三市经济开发及其港口建设连成一片，并扩展到南宁、崇左、玉林、来宾、百色等更大区域范围，辐射柳州、桂林、梧州、贺州、河池等广西区域范围，影响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地区，对于西部大开发及其大西南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使区域合作、协作、协同发展成为广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式。
四是广西作为南方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区，不仅具有丰富多彩的民族特色与民族文化建设发展优势，而且创构了各民族聚居、文化融合、凝聚力与向心力强的民族生态环境；广西不仅享有民族区域自治以及国家民族政策的优越条件，而且享有民族团结模范的殊荣；广西世居十一个少数民族不仅与毗邻广西的云南、贵州、湖南、广东等省际交界少数民族关系紧密，而且与毗邻中国的越南以及东南亚各国民族具有历史渊源关系与经济文化交往关系。广西实施“民族文化强区”战略既推动区域民族文化发展，又跨区域影响与推动南方少数民族现展步伐，确立其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地位及其南方少数民族现展格局中的定位。五是桂林作为山水甲天下的世界旅游名城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特色与优势。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与国家现代服务业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实质上将桂林旅游经济与服务业经济发展纳入国家战略发展轨道；最近，桂林世界旅游胜地建设规划方案获得国务院批准，将桂林旅游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提升了桂林旅游的国内外影响力与竞争力，同时也将桂林旅游发展放置在国家旅游与世界旅游发展格局中定位，使桂林旅游具有区域性与国际性发展的重大意义。由此可见，广西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交通、民族、教育等各方面发展既必然融入和汇入各种跨域联结与合作所带来的内在与外在因素，也必然会以更为宽广与开放的视野理解广西区域概念的含义、内涵与外延、对象范围。同时，也会因区域发展及其跨区域共同发展需要推动区域合作、协作机制形成，如中国－东盟经济文化合作、中越经济文化合作、泛珠江流域经济合作、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西江流域经济合作、西南区域经济合作，以及桂港、桂台、两广、湘桂、滇桂、黔桂等区域经济文化合作，等等。当前，广西又面临国家海洋战略实施及其海洋经济文化开发机遇，以及海洋维护及其南海岛屿争端与边界纠纷等关系国家安全的重大现实问题，广西处于沿边沿海的南疆第一线，更需要将区域发展视野扩大到国家发展与国际关系发展的战略高度，将广西发展战略上升为区域发展战略，将区域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广西发展不仅仅具有区域发展意义，而且具有国家战略发展以及带动辐射周边区域发展意义。总之，广西在国家及其区域中的定位，使之区域概念范围既指称广西区域，也指称与广西关联的更为开放性区域，带有区域性与跨区域性的特征与意义。因此，广西区域发展应该立足于广西、走向全国、放眼世界。
三、桂学的区域文化研究内容及其跨区域研究视野
桂学可谓广西之学，是对广西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历史、宗教、民族、民俗等现象与事象进行分门别类与综合整体研究的地方性学科、学术、学问、学派。从区域研究角度而论，其研究对象及其内容范围为广西区域。从区域文化研究角度而论，文化并非局限于小文化与中文化的的狭义理解，而是将其包括在内而扩大延伸为广义的大文化，文化构成涵盖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同时，依据自然地理空间与文化地理空间的相应性与差异性，广西区域文化研究对象不仅仅指称广西文化，而且应该包括与广西区域文化密切相关的跨区域文化及其文化融合现象与事象，既生成广西区域文化的开放性、绵延性与融合性特质特征，又构成其研究的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因此，桂学从这一角度而论又可称之为广西区域研究之学，其学术研究视野与研究指向应该落实于广西区域文化研究，研究对象及其内容范围也应该为广西区域文化。桂学研究可考虑将广西区域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及其内容范围，具体可从三个视角考察。
其一，区域文化研究的学科与跨学科研究视角构成。从学科研究视角而论，桂学既相对于湘学、徽学、楚学、粤学等而言独立自足的地方性学科，又可视为分门别类的区域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人类学、宗教学等多学科构成的学科群。桂学作为广西地方学科的总体性称谓，更大程度地表现为跨学科综合研究指向，可以针对一个具体现象或事象，从多学科、跨学科、学科协同研究角度进行立体综合性研究。历代广西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典籍往往都具有文史哲与地方民俗糅杂一体的综合性研究特点，如唐刘恂《岭表录异》、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明张鸣凤《桂故》《桂胜》、清李调元《粤风》等广西历史文献均带有这一特点。桂学作为广西地方之学研究学科及其学科群，针对广西区域文化对象类型与性质内容可分门别类进行各学科研究，体现不同学科专业研究特点，如区域经济学其实就是从经济学学科角度对区域经济进行研究的学科，其学科理论与方法论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的特点，同时也具有将经济学理论方法应用于区域经济研究的特点。因此，桂学以广西区域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结合应该成为桂学指向。对于受一定区域范围限定的研究对象来说，学科研究也会在区域性与跨区域性关系的结合与协调上明确指向，目的在于拓展与深化研究视野以整体综合把握研究对象。
其二，广西区域文化的多样性与融合性构成。桂学以广西区域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必须在厘清其含义及其内涵外延与性质特征基础上认清其文化构成。区域文化形态的生成与构成主要有三条路径：一是本土文化积淀、积累、传承与传播的结果；二是区域间和跨区域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与碰撞的结果；三是在主流文化影响下，文化变革、转型与发展的结果。广西区域文化生成也通过这三条路径形成其构成，又因其沿边沿海与少数民族地区特点更形成其多样性、复杂性、融合性等构成特征。具体表现在：一是广西本土文化的多元化构成性。广西考古发掘，发现广西在新旧石器时代都有大量的史前人类活动遗迹及其文化遗物、遗址存在，如桂林宝积山洞人、柳州人、桂林甑皮岩人等广西先民遗存以及大石铲文化遗存，这是广西文化之根、本、源。先秦时期，在秦始皇统一岭南前，广西并未有行政意义上的统一性，尽管有百越、骆越、西瓯、岭南等称谓，但未能明确与具体指称广西文化形态。广西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后，推动广西文化形态生成发展，但毕竟因其地处偏远与边缘，本土文化发展缓慢，各地区文化存在差异性。当然，也形成文化特色与优势、文化形态多样化、文化构成多元化、文化类型鲜明的本土文化特点。李建平等学者概括为，广西拥有民族文化、山水文化、海洋文化、文人文化、民间文化等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从文化区域类型构成看，以桂林为中心的桂北文化，以梧州为中心的桂东文化，以柳州为中心的桂中文化，以宜州为中心的桂西文化，以南宁为中心的桂南文化，以合浦为中心的北部湾文化；从民族文化类型构成看，形成广西十二个世居民族文化形态，各民族之间既交往交流与文化融合，又存在各民族文化差异性与特殊性，呈现出各民族文化鲜明个性与特色；从语言及其方言文化构成看，广西至今都是全国方言富矿区，依托语言构建的文化形态也千差万别，形成彼此不同的方言区域及其方言文化区域；从自然地理风貌构成的文化类型看，江河湖海构成不同的流域文化，如西江文化、红水河文化、漓江文化、北部湾文化等，此外还因山地、湿地、平原、丘陵、森林等自然地理特点构成不同文化形态。二是中原文化影响下的区域文化融合的构成性。文化交流与交融是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动力源之一，即便是本土文化，本土之间的文化交流交融必不可少，对于外来文化进入本土，广西受到中原文化影响及其交流融合也是理所当然。这也是地方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构成部分，具有向心力、凝聚力与包容性特征所在。中原文化对广西文化影响从秦始皇实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之后，主要通过行政建制及其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中央派遣或贬谪地方官吏、外派守护边疆驻军、人口迁徙、商贸往来、大型水利建筑工程等因素构成。旅桂士人、文人及其人口迁徙的客家人，带来中原文化的影响与传播，并与当地文化交流与融合，形成广西政治文化、土官文化、藩王文化、科举文化、书院文化、戏曲文化、工艺文化、文学艺术及其各种社会生活文化形态。明清之后，常被中原地区称之为“南蛮”地区的广西，其文化形态与中原文化并无二致，完全融入中华文化的主流。至晚清时期，粤西文化发展到高峰“，岭西五大家”步桐城派古文余绪，崛起于文坛；临桂词派入主词坛，名震京师，王鹏运、况周颐被称誉为“清季四大词人”。至近现代以来，广西在鸦片战争、帝制、民国建立与国民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功不可没，对中华民族及其中华文化作出重要贡献。三是跨区域文化交流的广西区域文化的构成性。与广西毗邻的广东、湖南、云南、贵州等省域各具有独特鲜明的区域文化特性特征，也都与广西在跨时空、跨区域交往交流中建立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区域文化融合的构成性特征。处于广西与湖南交界节点的桂林，历史上也是广西省府所在地。通过秦始皇统一岭南时期修筑的兴安灵渠，沟通湘漓水域以及湘江沟通长江水系，漓江沟通珠江水系，从而贯通长江文化与珠江文化。并开发翻越五岭的湘桂古道，建立湘桂沟通交流的各种渠道。中原文化及其湘楚文化影响广西，尤其是桂北地区，构成具有湘桂文化融合特征的桂北文化形态。此外，先秦战国时期的楚国，其南面边界绵延至广西荔浦，楚文化影响广西不言而喻。处于桂东的广西与广东交界的梧州，古为苍梧地区，粤文化影响范围扩大到广西贺州、玉林等地；桂南沿海的广西合浦，构成现在北海、钦州、防城港三足鼎立的北部湾地区，与广东沿海毗邻，也是粤语区域，粤文化影响至南宁，广西桂东南文化交融特点显而易见。桂西地处广西与贵州交界的宜州、河池地区，广西与云南交界的百色地区，桂黔滇区域交往及其文化交流形成广西桂西文化特点。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语言，广西语言构成大体分为四大板块，一是以桂柳话为中心覆盖桂北、桂中、桂西地区，为西南官话，属北方方言语系，包括云南、贵州、重庆、四川、湖北、湖南等地均属于这一语系；二是以南宁、梧州、北海为中心的桂东、桂南粤语地区，与广东粤语同属这一语系；三是以壮侗语系为中心的广西各少数民族语言；四是广西各地方言与土话。显然，广西语言及其方言具有区域性与跨区域性，通过语言进行文化交往与交流，形成文化交融与融合的文化构成性形态与特征。
地域文化的概念及特点篇2
abstract:thispaperhasintroducedthesituationofresearchontheconceptculturalmarket"inChina，andpointedoutthedifferencesinitscategories，inherentcharactersandculturalconnotation.thispaperattemptstogiveadefinitionofconstructiveconcept"culturalmarket"inaspecificclassification，withsocialandbehavioralscientificapproach，andsuggesttheresearchchangefromthe"conceptualized"dialecticaltothe"operational"empirical.
文化营销作为营销策略中的一种营销方式，已被广泛运用在具体的营销实践中。自文化营销概念提出至今，其概念的界定一直困扰着研究者，数百篇的相关文献在文化营销的类别归属、本质特征和文化内涵方面出现较大的分歧，未能统一认识。对文化营销概念作出更为科学的界定对深入探讨文化营销的功能作用、实施策略以及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在对大量相关文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文化营销理论发展历程的回顾，对文化营销概念界定的主要观点进行了系统地分析和综述，在此基础上，运用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方法，将文化营销确定为特殊类概念———构念(即研究者依据研究的需要所仔细建构或“发明”的一种概念)，重新对文化营销构念作出了文义性定义，并建议对该课题的研究应从“概念化”逐步过渡到“操作化”，以便对文化营销作出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更好地提高其实用性价值。
一、“文化营销”理论研究的历史回顾
(一)“文化营销”理论在国外的发展历程
20世纪中叶，伴随着品牌形象概念(SymbolismandlifeCycle)的诞生，美国学者利维(Sidneylevy)首次提出文化因素在品牌形象塑造中具有提升产品附加值的作用。菲利普·科特勒在其经典名著《营销管理》中进一步强调:“品牌能表达出六层意思:属性、利益、价值、文化、个性、使用者。”[1]温德尔·史密斯(wendellRSmith)也在其市场细分理论中提及文化因素对市场细分的影响作用。杰罗姆·麦卡锡(mcCarthy)于1960年在其《基础营销》(Basicmarketing)一书中创建4ps营销理论，再一次明确了文化因素在营销中的巨大作用。随后出现的买方行为理论将文化因素列为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因素之首。
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企业文化研究热潮，推出一种崭新的理论观点，即把企业价值观作为核心的文化理念，并将其确定为影响企业发展的决定因素。由此不难看出，文化营销的思想在市场营销理论中已初露端倪。[2]然而，国外营销学界并未就文化营销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更未对文化营销这一新的营销现象作出理论上的建构，只是将研究重点集中于跨文化的营销研究，阐述文化的区域性对营销的影响，尤其是区域性文化对产品、价格、渠道和促销等营销组合的影响作用以及所应采取的相应策略。
(二)文化营销在国内的发展历程
市场营销理论于20世纪70年代传入我国。国内各高校陆续开设了市场营销专业课程。随着教学与科研的推进，一大批营销学教材、论文及专著相继问世。由此，我国的营销学理论在借鉴西方营销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市场营销实践，逐步建立并完善起来。
自张志华在《上海商业》1995年第4期上发表的《从商业营销到文化营销》中首次提出“文化营销”概念至今，[3]已有400余篇有关文化营销的论文问世。“菲利普·科特勒营销理论贡献奖”获得者王方华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了营销学的研究。他与伏宝会、肖志兵于1998年合著出版的《文化营销》，标志着文化营销理论在我国市场营销领域真正确立。该书是第一部系统性研究文化营销的理论专著，作者主张在企业的营销理念中注入文化因素，以更好地实现市场营销的个性化和差异化。[4]2005年，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周本存的《文化与市场营销》，进一步论述了文化与市场营销的关系。[5]同时，一批卓有成就的硕士、博士也对文化营销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400余篇有关文化营销的论文及专著，从最初尝试性地提出“文化营销”这一概念，到进一步探讨文化营销的功能意义、文化营销策略及文化营销的应用性研究，这一过程的推进，使得文化营销的概念渐趋明晰，文化营销理论逐渐被建构，进一步充实并完善着市场营销学理论。
二、我国关于“文化营销”概念研究的现状
(一)对“文化营销”概念界定的代表性观点
国外营销学界虽然对文化与营销的相互影响与作用积累了许多研究成果，但尚未明确提出文化营销这一概念，更未对此进行专题研究。国内对此也没有较统一的界定。目前在国内营销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认识，较具代表性并被人们引用较多的定义有如下几个:
1、文化营销是构建核心价值观的一种营销方式。1998年，王方华教授等提出“文化营销是有意识地通过发现、甄别、培养或创造某种核心价值观念来达成企业经营目标(经济的、社会的、环境的)的一种营销方式”。[6]
2、文化营销是“企业(组织)经营者通过对表层文化(文化载体)、深层文化(文化规则)和核心层文化(文化内涵)的深刻理解，将文化的因素渗透到营销的整个过程中，提升产品和服务附加值，增强产品和服务竞争力，更好地实现市场交换的一种营销方式”。[7]
3、文化营销是一种满足消费者文化需求的营销方式。它是在营销活动中，企业运用文化造势，建立起一种新的产品———文化需求联系。从产品开发到商标命名、广告宣传等渗入浓郁的文化气息。让消费者在获得产品实体的同时，还能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更注重它们的情感性、审美性、象征性、符号性等文化价值。[8]
4、文化营销是一种协调营销活动中文化冲突的方式。它是“针对企业面临的目标市场的文化环境采取一系列的文化适应策略，以减少或防止营销与文化、异域文化的冲突，进而使营销活动适应和融合于当地文化的一种营销方式”。[9]
以上四种观点将文化营销概念归属同一类别，即营销策略中的一种营销方式，但在各自定义的界定项中对文化营销特征的述及却各有不同。第一种观点体现了时代性(“发现”)、区域性(“甄别”)、导向性(“培养”)、独特性(“创造”)特征，但将文化单纯界定为核心价值观而忽略了文化与消费者、文化与产品、文化与营销的辩证关系。第二种观点涉及文化有提升产品附加值的作用，但单纯地强调营销者的主观性，遗漏了文化的时代性、区域性特征，未能突出消费者的文化需求与以盈利性顾客为核心的营销理念产生了冲突。第三、四种观点抓住了满足消费者文化需求的核心和协调文化冲突的特征，但定义显得单一而不够全面。
5、第二类观点认为文化营销是一种营销活动。“是指企业在市场营销中有意识地通过发现、甄别、培养和运用某种独特的核心价值观念为手段来达成企业经营目标一种战略性营销活动”。[10]将文化营销划入“营销活动”类别显得宽泛而不具体。定义中涉及文化营销的一些特征，但同样忽略了文化与产品的关系及对文化内涵的界定，有失偏颇。
6、第三类观点认为文化营销是企业文化的营销，是一种先进的营销理念。“核心是借助于塑造一种全体企业人所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来推动企业营销的成功”。[11]该类观点是从传播学的角度而不是从市场营销学角度来界定文化营销概念。
(二)对“文化营销”概念界定的主要分歧
对“文化营销”概念的已有定义可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将“文化营销”归入“营销方式”，在这一类别下又有不同的特征说明，如“构建核心价值观”、“满足消费者文化需求”等;第二类是将“文化营销”归入“营销活动”，特征是“有意识地通过发现、甄别、培养和运用某种独特的核心价值观念为手段来达成企业经营目标”;第三类是将“文化营销”归入“营销理念”，特征是“以文明取胜的竞争意识作为指导思想，以企业文化为传播手段来沟通消费者”。这些定义的分歧主要在于对“文化营销”概念的类别归属及其本质特征方面存在不同的认识和看法。“文化营销”概念类别归属的分歧主要在于:“文化营销”在市场营销学的理论体系中究竟如何归类?是一种营销理念，还是一种传播方式?是一种营销活动，还是一种营销方式?
“文化营销”特征方面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问题上:一是文化营销的“文化”含义，是指企业内部的价值观、道德、习俗、思维方式，还是指与外部消费者价值观、道德、习俗、思维方式等的沟通?二是文化的作用问题。它是一种营销的工具手段，还是作为一种主动的创造性的价值构建活动?三是文化营销作为一种营销方式，它仅仅是满足一种文化需求还是应具有更高的价值取向?四是现已归纳出的特征，如时代性、区域性、导向性、独特性等几个方面是否已包含“文化营销”概念的全部属性?等等。造成“文化营销”概念的认识分歧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营销学本身发展的历史只有几十年的时间，“市场营销”的概念本身也处于不断地修订与完善之中;
二是“文化”概念尚无定论，分歧较大，有影响的“文化”定义就有200多个;三是“文化营销”与“营销文化”出现概念混淆，造成认识误区;四是“文化营销”在市场营销学理论体系中的归属问题在现有的研究中未能达成一致性的认识;五是“文化营销”的适用领域还有待进一步探索等。如果造成“文化营销”出现认识分歧的上述原因不能得到有效解决，那么，要想对“文化营销”作出科学的定义就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三)对“文化营销”构念的文义性定义
“文化营销”是一种社会现象，涉及人的行为和行为的结果，属社会及行为科学范畴，学科归属为管理学。社会及行为科学主要探讨个人或组织在社会或其它情境中所表现的行为及行为的结果，即是以科学方法研究人的行为及行为的结果为宗旨。根据社会及行为科学关于概念分类的理论，“文化营销”属于概念类别中的关系概念，反映着“文化”、“营销”及其属性之间的关系，也是科学研究者依据研究的需要所仔细建构或“发明”的一种概念，即构念(construct)。每一个构念都是一个概念，但是一个概念却未必是一个构念。与概念相比，构念在科学研究中常常具有更大的用途和意义:
(1)要能用做科学研究上的概念，构念的界定必须以能加以测量为原则。例如，研究者可用顾客问卷调查的方法来测验文化营销的功能作用。
(2)为了进行更有效的科学研究，人们往往将构念放入某种理论架构，以探索其与架构中其它构念的关系。[12]如，研究者可以探索文化营销与销售业绩的关系，而得知前者是否为后者的决定因素。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概念都必须用一个词来代表。语意学理论认为，定义是指有关所用之词的认知意义(cogni2tivemeaning)解释，即对该词的用法解释。定义有很多种分类，如约定性定义(stipulateddefinition)、真实性定义(realdefinition);[13]也有文义性定义(literarydefinition)、操作性定义(operationaldefinition)等。[14]科学的构念必须反映事物的本质特征，文义性定义的特点是在定义中直接述及被界定项所指事物的性质或特征(有时可能是假想的)。由此推断:现有关于文化营销概念的定义多属文义性定义，即直指文化营销的性质或特征。综合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文化营销”的特征可归纳为时代性、区域性、导向性、独特性等几个方面。笔者认为，将“区域性”特征改为“对应性”特征更合适些。理由是:“对应性”特征既包含“区域性”特征(不同区域的消费者存在文化需求差异)，也包含层次性特征(相同区域的消费者同样存在文化需求的层次差异)，这样更能体现现代营销理念所倡导的“顾客中心论”思想。
笔者认为，在对现有相关文献和具体案例的分析、理解和推断的基础上，运用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方法理论，对“文化营销”构念可作如下文义性定义:是营销者(个人或组织)有意识地发现、甄别和培养消费者的精神文化需求，通过将相应的文化因素渗透至营销过程，以提升产品及服务的附加值，更好地实现市场交换的一种营销方式。
这个定义包含了前述四个本质特征:“发现”，体现了“时代性”特征，因为发现的对象就是当时代的消费者，其文化需求必然体现其时代性特征;“甄别”，体现了“对应性”特征，不同区域的顾客群体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需求，相同区域的消费者同样存在文化需求的层次差异，甄别其需求并采取相应的文化营销策略，就可避免细分市场时出现文化冲突与摩擦，从而正确确定相应的目标顾客;“培养”，体现了“导向性”特征，文化营销的导向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用文化理念与消费者进行沟通，二是对某种文化消费观念、消费行为的引导与培养，达到影响消费者文化消费观念，改变其消费行为以及生活方式或生活习惯的目的;营销主体“个人或组织”，体现了“独特性”特征，营销者属多元变量概念，无论个人或组织在“有意识”地运用文化营销策略时都会有各自不同的分析、判断及实施行为，这些行为由于营销者的个体差异性必然会形成差异化的结果，具体体现为不同的企业文化品牌、产品文化特征所表现出的产品品牌等表征。
文义性定义将“文化营销”这一构念放入市场营销学的理论架构中，归入“市场营销策略”，其“种概念”属“营销方式”类别。企业市场营销管理过程包含着下列四个互相联系的步骤:分析市场机会———选择目标市场———确定市场营销策略———市场营销活动管理。策略是用于实现目标的方案集合。市场营销策略就是用于实现营销目标(即交换目标)的方案集合。这里的“集合”是一个复数，由多个单数构成，文化营销只是这个“集合”中的一种。其它诸如概念营销、服务营销、情感营销、教育营销等都应归入这个“集合”种概念之中。从营销的操作方式来看，营销早已不再是单一的传统营销方式，而是当代各种营销方式的高度融洽，如时下流行的网络营销、媒介营销、电话营销等。这些营销方式，作为企业一般都会与传统营销方式有机结合灵活地选择出最适合的营销方式。总之，文义性定义首先将“文化营销”确定为科学研究者依据研究的需要所仔细建构或“发明”的一种构念(construct)，归入“营销方式”种概念，其表现为时代性、对应性、导向性、独特性特征。主要功能为增值作用，即通过文化因素的渗透来提高产品或服务的附加值，以实现更好的营销目标。概念形成的理论基础是生产与消费的辩证统一理论、现代营销之“顾客需求中心”理论，即消费者的文化需求促成了生产和营销过程中的文化渗透，使二者实现互动共融、各取所需、物我所欲的交换目标。
三、“文化营销”构念研究的发展趋势
迄今为止，对“文化营销”构念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尤其是对“文化营销”的本质特征作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文化营销”专题研究的成果丰富并完善着市场营销学理论，同时也说明“文化营销”这一社会现象已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并从理论上进行了一定的探索与研究。人们开始认识到文化对营销的巨大影响和作用，学者们从众多具体的文化营销实践案例中归纳抽离出一些共同属性，在此基础上形成“文化营销”这一科学构念，并定位在市场营销学的理论架构中。
“文化营销”这一社会现象萌芽于营销实践，在实际运用中被发现、总结并逐步归纳上升到理论研究领域。由于“文化营销”是一新兴的社会现象，从发现其功能作用、尝试性的运用到理论研究至今，只有短短10余年时间。“文化营销”的理论研究可以说仍处于起步阶段，尚需继续拓展和深入，尤其是“文化营销”的类别归属、本质特征、“文化”内涵等问题的研究应逐步取得一致认同。市场营销学属应用性学科。
在对应用性学科的科学研究中，研究者所处理的主要是实证性的概念。而一个概念是否为实证性者，视此概念是否具有操作性定义(opera2tionaldefinition)而定。不同于文义性的定义，操作性定义在界定一个概念时，并不直接描述被界定项所指事项的性质或特征，而是根据可观察、可测量、可操作的特征来界定变量含义的方法。在实证性研究中，操作性定义尤为重要，用它来界定一个名词或概念的最大优点是具有明确而客观的标准，可避免不必要的歧义和争论，它是研究是否有价值的重要前提。文化营销这一类概念不属于物体概念和事件概念，而是属于关系概念类别。这类关系概念的品质并不是可以快速被观察到的“事实”。更确切地说，如果要研究它们，就必须把它们变成可操作的项目，就是把它们变成具体的和可测量的形式。
所有的实证性研究都必须有测量，并且所有的测量都必须把一般的抽象概念变为具体的行为指标。“文化营销”属市场营销学这门应用性学科中的一个多元变量，对其概念的研究应从“概念化”逐步过渡到“操作化”，让文化营销来之于实践，上升到理论建构，再用建构的理论来指导实践。尽管操作性定义如此重要，但在科学研究中，文义性定义也有其存在的价值。尤其是当一新概念或变量出现时，文义性定义能起到帮助人们了解所研究的变量或事项的基本性质和特征，以便更好地明确其操作性定义的方向。因此，对于文化营销这种新概念，在目前的研究初始阶段采取文义性定义来探讨其本质特征是与实证性研究的要求相吻合的。
众所周知，概念是人类对一个复杂的过程或事物的理解，人们对于特定事物的本质的认识，即科学概念的内容，并不是单一的、无条件的，而是多方面的、有条件的。概念总是随着人的实践和认识的发展，处于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这种发展的过程或是原有概念的内容逐步递加和累进，或是新旧概念的更替和变革。文化营销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是一个动态的不断补充的发展的概念。对于它的理解和认识也应是随着市场环境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更新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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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的概念及特点篇3
[关键词]信息可视化；知识组织；知识体系
[中图分类号]G3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13）012-0081-02
1信息可视化产生的背景及含义
对繁杂的抽象信息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探索的努力，促进了信息可视化这一崭新科学领域的出现。用图形图像方式来展示信息特征，可以利用人类视觉系统的特点帮助人们更快速、更深刻地理解信息，并可以便捷地进行信息空间的导航，快速地检索信息。因此，用图形图像方式来展示信息特征，可以利用人类视觉系统的特点帮助人们更快速、更深刻地理解信息，并可以便捷地进行信息空间的导航，快速地检索信息。可视化便是基于这种需求而产生的，并成为当今信息科学领域的发展趋势之一。
所谓信息可视化，是将非物理的抽象数据用可视的形式表示出来，以便分析数据、发现信息的本质规律和制定决策。信息可视化的任务在于搜索、发现信息之间的关系和信息中隐藏的模式，其对象主要是非物理数据及数据之间的关系以及没有集合属性的抽象信息，其核心问题是寻找表示信息的可视化表达，理解信息的知识表示。信息可视化通过对信息的感知将其信息表达化成知识，它实际上是研究人与计算机表示的信息以及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的技术，表现为人与计算机信息之间的一种可视化界面。
2信息可视化与知识组织的联系
知识组织的基本概念是“知识”。从可呈现角度来讲，知识包括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这里主要指后者。简单说，知识是抽象化、系统化、理论化的信息，关联是知识的本质属性。所谓知识组织，就是在信息组织的基础上，研究知识的获取、描述、整理、表达、控制、共享等整个知识组织过程的理论与方法，知识组织的精髓在于对知识及知识间的关联进行揭示和组织，知识获取、知识处理、知识表达和知识共享是知识组织研究的重要内容。其基础是知识组织体系。知识组织体系是对资源内容概念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描述与组织的机制作为对资源内容概念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描述与组织机制的知识组织体系，即是指实现知识组织的内在方式和途径，它既指知识组织的过程，也指调控知识组织的方法和手段。
知识组织体系是伴随着数字资源的知识组织而出现的一个新的研究课题。从知识组织与信息可视化两者的关系来看，知识组织实现了知识单元的有序化和知识关联的网络化，而信息可视化在人和信息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一个完整的知识管理体系应该包括知识收集、知识提炼、知识存储和知识应用4个阶段。知识形态之间的转化，需要一种视觉化模型来表达和呈现。随着知识量的增加，如何呈现知识成了信息利用的瓶颈。因此，把信息可视化的相关方法和技术应用到知识组织中将是必然的选择。
3信息可视化工具在知识组织领域中的应用
为了有效地表达和利用知识组织，信息可视化的相关工具和方法被应用到知识组织的研究和管理中，这类工具主要有概念图、主题地图可视化、本体可视化等。
3.1概念图
概念图是康奈尔大学的诺瓦克（J.D.novak）博士根据奥苏贝尔（Davidp.ausubel）的有意义学习理论提出的一种教学技术。它是利用概念以及概念之间的关系表示和组织结构化知识的一种可视化，通常将某一主题的有关概念置于圆圈或方框之中，然后用连线将相关的概念和命题连接，连线上标明两个概念之间的意义关系。概念图支持并实现了有意义学习理论（meaningfulLearningtheory）和建构主义模式（Constructivismmodel）。诺瓦克教授提出的概念图构建准则包括以下4个步骤：①概念选取：列出关于某个主题的所有重要概念；②概念分类：分为广度结构和深度结构，广度结构根据概念间关联性强弱将概念划分为不同的分支，深度结构将不同分支中的概念按照概念的宽窄由上至下排列；③定位中心概念，连接概念：首先，获取中心主题概念，作为整个概念图的根节点，然后，从中心节点出发连接每个分支的中心节点，形成概念图的第二层，并注明连接词，继续上述过程，直至连接完所有概念；④连接交叉概念：仔细研究概念图中的各个概念，看它们是否存在交叉关系，若存在，连接交叉关系，并注明连接词。概念图的构建过程即是知识创新的过程，利用概念图可以沉淀隐性知识。而概念图的构建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可以将学习中涉及到的资源链接到概念图，实现知识结构与相关资源的整合。同时，概念图表示的知识结构遵循人类的认知和学习过程，因此可以利用概念图导航人们检索所需知识，也就是说，我们还可以利用概念图聚合显性知识。
3.2主题图
主题图则侧重以可视化方式表示知识概念间的相互联系，通过由主题、关联和呈现3个核心概念组成的主题图数据模型来描述主题、主题间的关联性以及主题与资源实体之间的关系，并联结与其相关的资源。主题图是利用Xmt标记语言表达数据模型的，Xtm定义了XmL用描述和标记主题图的方式，可开放地标记、存储和传输主题图数据。通过主题图可以展现资源的知识结构。主题通过关联相联系，通过呈现指向相应的信息资源。主题地图可视化的目的是帮助用户快速定位相关信息，轻松识别相关结构。因此，主题地图可视化包括两类要求：表现要求（RepresentationRequirements）和导航要求（navigationRequirements）。好的表现形式帮助用户定位感兴趣的位置，有效的导航机制帮助用户快速查看所需信息。表现机制不仅给用户提供主题地图的总览，而且提供不同细节层次的多比例缩放机制，用户可以从总体上把握主题地图，同时可以聚焦主题地图的各个层次细节。总览提供了主题地图的主要特征，用户一眼可以发现主题地图的主要特性。用户首先要了解主题地图有哪些概念及总体特征。这些信息应体现在表现机制上以帮助用户区分不同的主题地图。
3.3本体
本体是近几年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也是目前知识组织的常用方法。本体起源于哲学领域，其定义为“共享概念模型的形式化说明”。概念模型是针对客观世界中的一些事物进行抽象所建立的模型，该模型确定了这些事物的相关概念及其关系。而形式化是指所建立的模型是机器可读的。本体通过领域知识的逻辑抽象而构筑起体现概念及关系的概念系统，是面向领域的通用概念模型，通过构建领域本体可以规范化组织这一领域的共享知识。基于本体的知识整合的主要功能表现：①本体的构建为实现资源一体化的知识整合奠定基础。基于本体的知识整合可应用于网络资源、异构资源系统及信息门户的资源整合等多种领域，其基本思路都是一样的，即是在资源集合的上层构建一个反映资源知识结构的本体概念模型。如果针对不同领域的信息集合建立起相应的领域本体，在此基础上，通过不同本体的语义映射实现异构资源和系统之间的语义联系，即可将各个相对独立的领域本体资源联系成一个立体的知识网络，人类所拥有的资源就呈现出具有完整结构、规范有序的知识地图。②本体的构建使得领域知识可以重用和共享。共享是本体的重要特征，即指本体概念体现的是共同认可的知识。由于本体反映的是相关领域中公认的概念，所以如果一个组织构建了专业领域本体，如法学本体、经济学本体等，其他组织可以共享和复用。基于本体的资源整合能够真正实现领域知识的共知、共识和共享。③在本体的支撑下实现基于语义的知识检索。实现知识检索是本体的重要应用之一。本体作为领域知识的语义模型，其主要功能体现在知识组织和知识检索两方面。知识检索是知识组织的逆过程。实现基于概念语义的知识检索，必须有赖于知识组织体系的支撑。只有以基于本体的知识组织体系为基础，以领域本体的概念模型作为资源元数据的规范描述标准，才能真正实现基于语义的知识检索。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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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宁，张会平，陈勇跃.信息可视化与知识组织[J].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06（7）.
地域文化的概念及特点篇4
关键词不确定法律概念自由裁量权法律语言
中图分类号：d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0)12-015-03
“如果将学习法律譬如‘练功’，则法律概念，犹如练功的基本动作，必须按部就班，稳扎稳打，确实掌握。一个练功者未有踏实的基本动作，临阵之际，破绽百出，暴露死角，必遭败绩”①。因此，法律概念的掌握是学习、理解和运用法律的初始步骤，更是至为关键的步骤。法律概念是法律的基础构成部分，处理社会生活中实际发生的问题的思考工具，必须凭借实例的演练去理解和应用。民法最为广泛的牵涉到当今社会的各种基本问题，关系到公民的根本利益，同时它也饱含着大量的民法基本概念，现如今随着时代的快速进步，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对于作为上层建筑之法学的完善也逐渐体现出更高的适应性要求，而民法中基本概念的阐释虽然日趋精巧、明确、公开、普遍，但民法基本概念中也同时包含大量不确定概念，使得民法的运行和实施产生诸多的模糊理解和不便之处。因此，通过各种途径对民法中“不确定的”法律概念进行具体化和填补，才能适应于现阶段社会生活关系，并适应于整个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一、对民法中不确定概念的研究状况概览
不确定法律概念的研究作为专门的法学课题是由奥地利著名法学家特纳茨（tenzer）针对行政法中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问题提出。在我国，最早使用不确定法律概念一词的学者为林纪东教授。②最早系统介绍并研究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学者翁岳生教授指出：“不确定法律概念是指未明确表示而具有流动的特征之法律概念，其包含一个确定的概念核心以及一个多多少少广泛不清的概念。此种不明确的概念，多见于法规之构成要件层面，亦有见于法规之法律效果层面。一般将不确定法律概念分为两种：即经验（或叙述）概念以及规范（或需要填补偿值的）概念。”③笔者认为，不确定法律概念作为一个极具实用价值的研究对象应当具有更为广阔的应用范围，实际上它完全可以应用入私法领域，譬如我国的民法领域。我国的民法通则及其它法律法规中使用的不少概念“乍看上去似乎界定的非常清楚，它们也的确具有一个可以精确表示的坚固的‘核心概念’；但是实际上，核心之外还存在着一个‘边缘区域’，而这个边缘区域却只能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来确定；有些概念根本没有用固定的构成要件定义清楚，而仅仅是一个以‘飘忽不定的过渡形式’为特征，通过具体例子来说明的‘类型’。”④但目前，国内关于民法中不确定概念的研究成果很少，且大多限于法理学领域，在民法学领域，有关的专著会涉及这一概念，但都较为笼统概括，其中王泽鉴先生在《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中指出“民法使用甚多带有价值、不确定的规范性概念”,“其主要机能在于使法律使用灵活，顾及个案，适应社会发展，并引进变迁中的伦理观念，使法律能与时俱进，实践其规范功能”⑤
二、民法中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存在基础及其所导致的矛盾
不确定法律概念并非行政法学领域所特有的现象，恰恰相反，由于立法者在成文法规范设计方面的能力具有有限性以及法律语言依旧具有多义性的特点，这类法律概念也普遍存在于民事法律规范当中。
第一，在民事立法过程中，立法者通常使用抽象的概念来叙述构成事实，而法律又是将社会生活中各式各样的事实情况统一概括在某个共同的特征之下，因此这些构成事实就会显得很不具体，很不直观，不确定概念却能够克服因此引起的一系列问题。我国现阶段制定出的《民法通则》，以及一系列民事法律法规的颁布，既体现出我国立法者所追求的宏伟目标，也能够显示出这个时代我国法律科学的发展状况以及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法。通常立法者的首要目的是要制定一个尽可能完善的规则体系，而立法者也清醒的意识到自己不可能预见到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形，因此立法者就会大量使用高度抽象概括的法律手段来穷尽生活中的一切事物和情况，而无论采用何种手段，都必须用最一般的规则涵盖各种事物的最一般方面，使这些最一般的规则可以完全适用于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无法预期的的具体情形。不难发现，民法通则在有些地方援引了法律伦理方面的原则，如“诚实信用”、“善良风俗”，这些即为典型的不确定概念，这样的概念原本的目的是赋予法官在处理案件时享有相应的判断余地，授权法官针对个案进行价值补充，从而激起法官的创造性，使得“法官适用法律的过程，也就是他发展法律的过程。”⑥而且也能够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和裁判的可预见性。我们必须认识到，采用抽象概括的不确定概念，虽然能够维护法律的稳定性，使法律的适用产生一般的公正性，但同时也牺牲了瞬息变幻的社会生活本身所要求的具体适应性，牺牲了具体案件也能得到公平处理的必然性。
第二，任何法律以及其他法律文件无一例外都是由语言构成的，民法自然也不能例外。语言是人与人进行交际的重要工具，是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传播媒介之一。语言要表达的事物是随着文化水平、地理、社会和经济的情况而变化的。“语言环境”对于语言十分重要，话语和语言环境是密切地交织在一起的，语言环境对了解词义是必不可少的。语言环境不光指上下文，而且包括文化水平和可能影响语义的一切因素。⑦法律及其它法律文件都是以书面文字形式呈现，由于具有专业特性，它强调任何法律人都应使用规范的法言法语体现清晰准确的法律思维，但法律语言大部分还是来自于日常语言，而日常的交际语言的随意，多变和主观，在解读上已经具有一定难度，而在人的法律知识传播过程中，“语言环境”的不同，更附加了多方面复杂的意义，令人更加不能完全准确拿捏分寸。因此，为了防止成文法语言的不确定性，不周延性，不确定概念便在民法通则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中频频出现。现行民法强调以人为本，而人具有社会性，共营社会及经济生活，因此民法乃以一定的社会模式为出发点，并应社会变迁而发展。⑧而成文法一旦制定就已经落后于现实，不确定概念的设置正好使得民法的滞后性得以弥补，以不变的立法宗旨应万变的生活事件。
民法中的不确定概念通过授权法官针对个案进行价值补充的方式，克服了成文法的局限性，在某个意义上可以说是“预先设计的法律对特殊案件个别性的让步。”⑨但是不确定概念同时会带来危险：民法的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会适当的使用一些涵义不确定的，内容尚需进一步填充的原则性的概念，如“重大事由”“相当”等。这些不确定概念的适用，就要求法官根据具体案件做出正确评价并且法官应当参考与本案相类似的先例，借鉴那些法律科学认为对判断本案具有重要意义的指导性观点。显然，这对于法官的理性和评价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法官在对具体案件做出评价时，必须以法律的目的、法的追求以及明确的法律条款为判断标准，理性的运用不确定概念。“你有理性吗？我有。那你为什么不运用它呢？是因为当它要你走这条路，你却希望别的东西吗？”⑩恰恰如此，当不确定概念需应用于具体案件的时刻，法官往往由于无法真正理解和领会它的涵义是什么，扩展界限究竟在哪里，因此希望通过逃避使用不确定概念而尽量避免自己的判决会引起争议或被否定。法官倘若一味以不确定概念以及其所在的概括性条款作为请求权基础，那么法的适用必定会染上感情和成见的色彩，对不确定概念的无知和对它的捉摸不定，无疑会帮助欲望强词夺理，使得当事人看到相同争议产生不同的裁判，使公民产生疑惑和愤慨。从推定方面来说，法律的推定要比人的推定好的多，当法官推定的时候，判决就武断，当法律推定的时候，它就给法官一条明确的准则。当法律人在运用不确定概念思考法律问题之前，他应当先穷尽各种对具体确定法律概念的解释和类推，再做出符合法律和事实的解答。
三、民法中不确定概念的本质属性及其特征
认识民法中不确定概念，必须通过它的表象，透彻了解到它的底蕴。不确定概念的存在“意味着的却存在着这样的行为领域，在那里，很多东西需要留待法院或者官员去发展，他们根据具体情况在互相竞争的、从一个案件到另一个案件份量不等的利益之间做出平衡。”但无论它有多大的延展性，它始终也属于法律概念的一种独特的类型。笔者认为，不确定概念应当具有两大本质属性：其一是复杂性，因为在现有的法律概念中，不确定概念是最为复杂的，也最不易被人准确的把握和运用于现实生活争议的解决中。其二是暧昧性，这主要体现在“坚固的‘核心概念’”和飘忽不定的“边缘区域”中，它是指在一个不确定概念中，即使它的宗旨和精髓作为一个中心点确定不变，但由于所处的概念环境，文化背景等的不同，以不同半径的扩展，自然会画出无法确定周长的圆。这两大属性决定了在民法制度中，“有宽泛的和重要的领域留待法院或者其他官员行使自由裁量权，以使最初含糊的标准变得明确，解决法律的不确定性，或者扩展或者限制由有效判例粗略传达的规则。”民法中不确定概念的具体化，法院对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法院享有（有条理地）揭示法律和发展法律的自由。法院对于自身先前的裁判（及先例）也有解释和发展的自由。只有这样，法院才能对“不确定的”法律概念进行填补，不断的将法律适应生活关系或一般法律意识的变化，适应整个法律制度的发展。
而民法中不确定概念的特征，在其与确定概念和一般条款的比较中，尽显端倪:
第一，法律概念作为对各种法律事实和法律现象加以概括，抽象出它们的共同特征而形成的权威性范畴，具有抽象性、可操作性等特征。相较于确定法律概念，不确定法律概念则有如下方面的特征：一是多变性。与确定的法律概念相比较，不确定概念的核心意义即使不做任何改变，它的外延也会随着政制，社会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乃至公民的文化水平这一系列基础状况的不同有所不同，进行各种扩大缩小解释。在理论上，可以由最具权威的法官根据客观事实，对不确定概念做出最能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最有利于保护人民权利的解释或者补充。而后如果法院确信由此做出的解释或补充是正确的，它们就可以长期遵循这种解释或补充，因为这样做有利于法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二是衍生性。不确定概念的延展界限是无限量的，但是它始终具有类似确定概念的固定内核。立法或司法机关只要掌握了不确定概念的固定内核，就可以生成无限量的具体适用范畴，这就是不确定概念的衍生性。基于同一个固定内核，即基于人的本位及人的尊严的伦理基础产生的民法的基本原则，其中包括“人的相互尊重”伦理原则法律化，法律行为不得违反强制或禁止之规定，亦不得有悖于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
第二，不确定概念与民法中的一般条款（generalkauseln）极具相似性，很易混淆，但实际上它们是不同的。首先，不确定概念与一般条款具有以下两个共同点：其一，二者都具有开放性。不确定概念和一般条款都没有确定的外延，“我们会出于精明的处世态度选择一些感彩不那么强烈的词，让它们听起来更合乎情理”，立法者都是以中性的法律语言对包罗万象的社会生活进行高度概括抽象的描述,以期使法律更加客观合理；其二，二者的目的相同。法律规定“一般条款”和“不确定的法律概念”，本身都是为了纠正抽象概括立法方式所产生的危险。在法律的制定中，采用抽象概括的立法方式，则能够达到很大程度的（下转第20页）（上接第16页）法律稳定性，并使调整内容具有一般的公正性，但必须以放弃变化多端的生活关系本身所要求的细致化，放弃对具体案件做出公平处理为代价。为了减少抽象概括立法体裁的缺点，立法者在法典中规定了一些“一般条款”。这些条款具有指令的特点，属于判断标准，其内容还需要填补。为了同一个目的，法典常常在构成事实中使用一些很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其次，不确定概念和一般条款也存在以下两个区别：其一，不确定概念总是存在于补充性法条中。王泽鉴先生指出，请求权基础的结构形态有两种类型，即完全性法条和不完全性法条，而不完全性法条又分为两类，一为定义性法条，一为补充性法条，补充性法条的功能在于对一个不确定法律概念，尤其是其它法条（完全性法条）所定的法律效果，予以明确化，加以补充。而一般条款存在于法律法规的法条构成中，与不确定概念的存在层次不同；其二，与一般条款相比较，不确定概念的特点表现在至少还有可能的文义。一般条款连可能的文义都没有，立法者没有为一般条款确定明确的特征，以使法官可据以进行逻辑操作，它只是为法官指出一个方向，要他朝着这个方向去进行裁判，至于这个方向上法官到底可以走多远，则让法官自己去判断。
四、结语
现行“民法”的条文构造主要系采抽象化、一般化的风格，籍着精确界定的概念形成法律的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此项立法技术有助于促进法律的安定及预见性，惟必须建立在高度抽象化思考方式及概念体系形成的法学上，而此实为继受德国法的结果。然而不确定概念的具体化必然会使得民法取得更大的进步和完善。对于一个法律人，掌握并创造明确而又具体的民法基本概念，更是弥足珍贵，“我可不韪的说，我们现阶段的执法者，无论其为司法官或行政官，不患其不能自由，惟恐其不知科学，不患其拘泥逻辑，惟恐其没有概念。”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不确定概念不仅存在于过去的民法领域之中，此时的民法领域之中，而且也势必存在于将来的民法领域之中。它的存在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不要让将来的事困扰你，因为如果那是必然要发生的话，你将带着你现在对待当前事物的同样理性走向它们”，因此，对于未来不确定概念的探讨和发展，只要坚持依旧用当前客观谨慎的眼光，科学严谨的方法，必然会使我国的民法长期的适用于总是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社会环境，并且不失关于正义自由的永恒的价值追求。
地域文化的概念及特点篇5
当前区域地理教学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首先，目前的区域地理教学只局限于某一区域的相关知识“点”，而没有顾及到知识“线”或知识“面”，学生对区域的认知局限于本区域零散的信息，无法形成相互联系的知识结构，也无法从整体上把握一个区域的本质。其次，区域地理教学目标缺乏应有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并未充分实现区域地理对学生发展的独特价值，致使学生尚未具备运用区域地理图表信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再次，当学习所有区域地理部分之后，没有及时从整体上总结区域地理知识结构，致使学生对区域之间差异性把握不清，同时对每个区域的理解又没有深度。最后，尽管新课程已明确强调区域地理教学应从位置与分布、联系与差异、环境与发展三个角度着手，但当前“地理八股"式的教学模式普遍存在。基于上述背景分析，对中学区域地理教学中应采取何种教学方法，让学生通过对区域地理的学习真正提升他们的地理素养，是摆在地理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和紧迫任务。
二、理论依据
笔者基于脑中地图理论，构建了主题概念图式区域地理教学模式。“脑中地图”理论，即按照地理事物的空间结构，加以适当的整理和概括，在头脑中编制的一幅“地图”，以有效贮存和记忆各种自然环境和人文地理信息。它可培养学生习惯于运用地图等工具，训练学生从读图、用图、绘图到进行无图思考，发展学生的空间想象及形象思维能力。国外对“脑中地图”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成果也更深入和系统。JosephD．novak认为，“脑中地图”主要由节点、连线和连接词构成。节点表示概念，连线位于节点间，表示某两个概念间存在某种关系，连接词是连线上的文字，描述了概念间的关系。“脑中地图”中知识以层级方式呈现，最基本的知识构成最上位的节点，以下各层依次是具体化的知识。国内从脑中地图的认知原理、地理教学中构建脑中地图的意义及其作用、构建方法和途径等方面也进行了研究。综上所述，对中学区域地理教学而言，把脑中地图理论与地理认知结构构建和区域地理信息素养养成两个方面紧密结合乃是当务之急。
三、教学模式提出
基于上述理论，结合地理学科特性和教学实际，提出了主题概念图式区域地理教学模式。主题，就区域地理教学而言，指最能体现区域特征的地理要素。概念地图（conceptmap）是指学习者对特定主题建构的知识结构的一种视觉化表征，又称“心智/思维地图（mindmap）”。换言之，概念图是语义网络的可视化表征，是人们将某一领域内的知识元素按其内在关联建立起来的一种可视化语义网络。它以视觉化的形式阐明了在知识领域里学习是怎样使概念之间产生关联的，并且揭示了知识结构的细节变化。将主题和概念地图联系起来应用于区域地理教学，意在让学生先抓住每个区域的典型地理特征，在此基础上以发散思维的方式将其它地理要素以概念图的形式呈现出来。四、教学模式构建地理的学习离不开地图，因此本教学模式仍以地图为依托，并划分为四个步骤，读—研—绘—用（通读地图—研究地图—绘制概念图—活用概念图）。
1.阅读地图获取地理信息
课前组织学生自主预习，通过整体浏览、分段细读、精读地图等方式使自己对这节课有大致了解。阅读文字同时，重点读图，特别是地理位置图、地形图、气候图、矿产图、人口图，从地图上获取相关地理信息。课堂伊始，检查课前预习的形式不再是教师提问，而是学生自主提问，其它小组回答。这种提问方式，既可锻炼学生用地理语言回答问题的能力，也可以提升他们发现、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这一环节，引导学生以阅读地图为基础，逐步熟悉该区域的相关自然、人文地理信息，并能从一定程度上把握该区域的主要特质。如日本是一个岛国，巴西大部分地处热带，西北地区最突出的自然环境是干旱等，为下一步打基础。
2.研究地图分析重点地理问题
研究地图是研究对学生而言较难理解的地理知识，即重点问题重点讲解。如西北地区为什么干旱，青藏地区为什么高寒，由哪些因素导致？日本的工业类型为什么是加工出口型，工业分布为什么都沿海？欧洲的气候为什么海洋性特别显著，对欧洲的畜牧业发展有什么影响？通过设置这样的问题，以此为突破口，一方面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提升他们对本区域的地理表征进行联系，把握其间的本质规律。例如，学生了解了非洲贫困，那么仅仅知道这个表象就可以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应该以表象（人口多、食物短缺、种族冲突等）为突破口，进一步探究非洲贫困背后的原因（历史发展缓慢、殖民主义侵略、不利于发展的气候条件、现代不平等的贸易格局等），如何摆脱落后的局面（发展现代工业、发挥资源优势等）。这样，以一个问题为抓手，把其它问题串联起来，从更深层面上理解一个区域。
3.总结地理信息以绘制主题概念图
绘图是教学的核心，即在前两个步骤基础上，让学生分析得出各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并绘制“主题”概念图。既可以个人为单位，也可以小组为单位进行，目的一是为了让学生理解一个区域的各个地理要素是相互联系的，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二是通过概念图的完成让学生总结本节课知识点，抓住重点，提升整体思维。在绘制概念图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几点。（1）地理位置是学生认识一个区域的“钥匙”，同时地理位置也影响其它地理要素，并有助于学生构建空间观念。因此一般把地理位置放在概念图的首位。（2）从某种程度讲，任何地理要素之间都存在或多或少的联系，但从中学地理学习角度而言，要求抓住地理要素之间的本质联系，特别是能体现一个区域本质特征，能区别于其它区域的特色，针对这些进行重点分析，着重绘图。（3）每个学生的思维习惯不同，认知结构有所差异，因此，对同一区域可能会出现不同的概念图，即概念图的呈现并不惟一。（4）绘图是结果，同时也是过程，应重视结果（概念图的呈现），更应注重过程，即学生在绘图中的思维过程，这是培养学生认识结构构建的一个有效途径。
4.活用概念图将知识归类组块
这个步骤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上一个步骤学生构建的“主题”概念图，锻炼学生自主总结本区域地理特征的能力。如欧洲最突出的特征是海洋性，由此带来河流、农业的特征；巴西突出特征是湿热，这对城市人口分布、工农业有一定影响；西北地区深居内陆，距海遥远，决定了它干旱的自然环境特征，由此影响了农业、河流、人口等地理要素。其次是要学会迁移学习，如亚洲和北美洲的比较迁移学习，纬度位置相当，跨寒温热三带。非洲和南美洲的比较迁移，大部分位于热带。通过比较的方法，一方面可以抓住区域最本质的地理特征，另一方面学会区域间的比较，从而加深对区域差异的理解。
五、总结
地域文化的概念及特点篇6
【关键词】：概念性规划；城市规划；特性；作用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引言
城市概念规划是一种运用哲学规划观完成的规划，是在辨证思维中定格一个城市的发展趋势，应用在城市发展中，同时也融入了城市规划学、地理学、美学、艺术、建筑学等多学科的思想。其具有很多特征与优势且有很大作用。
一、概念规划的涵义
在中国，业内对于“概念规划”有多种理解。王蒙徽等认为：概念规划不是规划层次中某一层次，而是在任何一个层次均可进行的规划。它侧重于发展方向和各学科的综合平衡，而不是作出详细的规划设计。赵燕青认为：概念规划是一个横跨空间与经济的规划，其内容涉及部分经济发展目标也包含规划大纲阶段的很重要工作。针对“概念规划”这一新的形式，城市规划的学术研究界展开了很多探究与讨论，而且形成两种主要观点：一种认为概念规划在某种意义上可取代城市总体规划；另一种观点在国内占主导地位，他们认为概念规划独立于城市规划的体系，指导着总体规划或者是总体规划的前期研究概念规划。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总体规划运用死板、标准单一、适应能力差的状况,推动城市规划实现革命性的变革。虽然上述表述各不相同，但也有共同之处，就是：概念规划不可以与现行已规范化的规划体系的某一具体层次相对应，它具有区域的基本观念。概念规划是一种类型的城市与区域规划，尤其注重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它主要研究城市与区域的发展方向、空间总体结构、城市功能定位等大政方针问题，强调对全局的把握，是涉及到空间、经济、环境等综合性城市与区域规划。
二、概念规划的特征与优势
1、更具想象空间和创造性思维，更具前瞻性。
2、讲究结构上、整体上的谋划，抓主要矛盾。
3、运用模糊辨证，允许存在偏差。
4、便于规划的科学分工和组织协调，少数规划人员即可完成。
5、快速灵活，成本低，效率高，便于及时编制，及时修订，及时更新，应用广泛。
6、近两年开展的概念规划中的发展战略研究，具有长远性、整体性、综合性的特点
三、概念规划的内容
由于不同国家不同的发展背景，城市与区域规划编制内容也有明显区别。在德国，侧重于区域间的平衡发展，解决现实问题；在美国，表现为注重资源开发、区域经济发展、交通、住房和环境的规划；在日本，则侧重于开发资源，复兴经济；在法国，以国土整治为特色，以土地均衡发展为目标，促进落后地区发展，解决现实问题；在俄国，以发展重工业基地为重点，以部门专业规划为主，组建地域生产综合体。
四、概念规划的作用
有城市规划机构所作的概念规划，业界都把规划看成是城市建设的“龙头”。20世纪60年代以来，城市概念规划在新加坡、英国、香港等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被广泛采用。我国计划经济发展体制下建立起来的传统城市总体规划编制模式即：区域规划———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分区规划———详细规划。这套城市规划模式对于我国城市建设和城市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这个模式严重滞后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的发展速度，传统的城市规划对城市管理和发展的制约作用愈发突现，难以满足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迫切需要更为简洁有效的规划模式，而城市概念规划作为一种新型的城市规划类型，以其更加灵活、滚动、富有弹性、淡化时间期限等特性，在中国的现实需要下应运而生，因此具有很强的适应性。20世纪90年代末期，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出现的新形势，城市规划学界借鉴国外城市发展战略规划的先进理论和实践经验，开始探讨一种独立于传统规划的，以城市整体发展策略和土地空间开发的政策纲领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规划，即城市发展“城市概念规划”。“城市概念规划”简称“概念规划”在目前国内属于刚起步的规划学术类型，它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框架等诸多方面在业界都尚未形成共识，还存在很多值得深入探讨的方面。
五、概念规划对象及研究方式
概念规划的对象涵盖从宏观到微观多个层面的内容，可以是公园、港口、校园、城市中的一个地区或者整个城市。从城市规划这个角度看，目前国内普遍考虑概念规划为战略层面的宏观规划。因而，作为一种新兴的研究性质的规划，其称谓目前也存在多种形式，如“城市总体概念规划”、“城市发展战略研究”、“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城市战略性空间规划”、“城市空间战略规划研究”等。“概念规划”中的“概念”，主要是指规划中那些整体性的认识和观念。可以说,所谓“概念”表明的是规划的工作深度和研究把握的层面。从已经正式出版的文献中大致可以得出“概念规划”基本概念特征：概念规划是一种注重规划理念而非详细的规划设计，可为任何层次的规划提供思路和发展框架。它是在不断循环的规划过程中解决城市发展的现实问题和探索实现目标的途径。
城市概念规划在对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内容进行简化、区分轻重缓急的基础上，选取对城市发展具有方向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进行基本研究、宏观研究、微观研究。
基本研究指规划目标的自然地理基础、历史文化特征、经济发展历程、经济结构特点以及重大问题的研究。
比如丽江是一个特色十分鲜明的历史文化名城，是世界文化遗产，其城市特色就主要表现在：自然风光、人文古城、田园景色、纳西家园等。因此，丽江未来城市发展的基本理念为：在保护中谋求发展、在发展中坚守特色。
宏观研究指城市定位问题研究，也就是以基本研究中的结果为基础，在国家发展战略与政策的大背景下，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进行综合的宏观分析和判断，准确把握城市发展建设中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重大问题，最终确定城市的功能定位。为科学制定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的长期发展战略奠定基础。
比如丽江城市的功能定位应为：保存完美的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名城，世界高级旅游城区，云南西北部的区域化旅游中心，丽江地区以生态、旅游、文化产业为支柱的新型经济基地。从丽江古城保护、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综合性要求来看，在经济结构上，丽江应以旅游业、生态产业和特色农业为主导产业。在旅游方面，应大力弘扬民族文化特色，开发新型旅游产品。在农业方面，要结合自身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抓住生物多样性的优势，积极发展新型农业。
微观研究指深入城市发展的各个部分和层面问题的研究。既包括对基本研究和战略研究中某个重点问题的深入研究，也包括城市发展中的一些专门规划问题的研究。
六、总结
城市规划中的概念规划并非规划层次系列中的某一个层次，而是在当中任何一个层次均能进行。但是，由于概念规划侧重于各学科和发展方向的综合平衡，而不是作出详细周密的规划设计，因此概念规划多出现于社区的、城市的和局部某些地带的规划范围。总的来说概念规划强调对总体规划编制的内容进行简化，区分轻重缓急，注重长远的效益和整体效益，对城市发展中具有战略性、方向性的重大问题进行集中、专题的研究。如从国家、区域的角度对城市的定位、发展方向等进行探讨，从经济、社会与环境的角度提出城市发展的综合指标体系和发展战略等，以适应城市迅速发展变化和决策的要求。
【参考文献】
[1]王春艳.城市概念规划理论研究[D].内蒙古师范大学2007
[2]项冉,谭婧婧，时静.浅谈城市概念规划[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2011，(10)
[3]夏杰,林炳耀.从国外概念规划引起的思考[J].城市规划汇刊.2003,(01)
地域文化的概念及特点篇7
论文关键词：概念隐喻；词汇教学；隐喻性词义
一、引言
目前高职英语词汇教学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许多教师的教学方法过于传统，方式单一枯燥；教师不厌其烦地带领学生朗读单词，了解词性，对与课文相对应的义项进行造句释义。这种孤立讲解词汇的结果是学生每节课虽然学习了大量的词汇，但对所学词汇的理解缺乏具体感，在实际写作和阅读中往往不能活学活用；而且对词汇的记忆也不牢固。加之，高职生的英语基础相对较薄弱，水平参差不齐，所以他们的词汇量往往不能达到要求。
学习者词汇量的大小及掌握程度直接关系到其英语水平的高低。高职英语教学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交际能力；词汇量的提高可极大地促进学生的听、说、读、写技能的发展和综合运用英语的能力，可见词汇教学是高职英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长期以来既是重点又是难点。
语言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作为语言诸要素之一的词汇变化尤其显著。对于每一种事物、每种感觉和经验，人们不可能创造出完全独立于其他词汇的单词。大量的词义演变都是通过隐喻方式进行的；隐喻在词义演变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把概念隐喻理论应用于高职英语词汇教学，可以使词汇教学方法更加符合认知规律，并提高教学效率。本文拟从高职英语词汇教学现存的问题出发，结合概念隐喻理论，探讨其对高职英语词汇教学的启示。
二、概念隐喻理论
概念隐喻理论首先出现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weliveby,lakoff&johnson1980）一书中，而后在“thecontemporarytheoryofmetaphor”(lakoff1993)一文中得到系统的阐述。该理论认为：人类的思维过程主要是以隐喻为特征，所以人类的认知系统是隐喻构造的。概念隐喻是从日常表达式中归纳出来具有典型性的认知机制,可反映客观事物,尤其是反映一些抽象事物的关键特征和本质属性。概念隐喻在一定的文化中又成为一个系统的、一致的整体，即概念隐喻体系。在隐喻结构中，人们利用对两种毫无关联的事物进行感知的交融，实现从源模型向目标模型的映射。
（一）概念隐喻类型
根据lakoff&johnson的分析，以认知功能为依据，概念隐喻大致可分为三类：结构隐喻（structuralmetaphor）、方位隐喻(orientationalmetaphor)和实体隐喻(ontologicalmetaphor)。
结构隐喻指以一种概念的结构来构造另一种概念，使两种概念相叠加，将谈论一种概念的各方面的词语用于谈论另一种概念。例如，基于概念隐喻timeismoney，“money”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熟知的一个概念，所有用于谈论money的词语都可以用于time这个概念。于是产生了“节约时间”，“花费时间”和“浪费时间”等说法，时间被视为象金钱一样宝贵。
方位隐喻是参照空间方位而建立的一系列隐喻概念。空间方位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概念，包括前—后，上—下，中心—边缘，里—外，深—浅等。通过方位隐喻，人们可以利用日常熟悉的空间方位来理解其他如情绪、身体状况、数量及社会地位等抽象概念。英语中，用表示方位的词语来表达抽象概念较为常见的概念隐喻有：happyisup；sadisdown，moreisup；lessisdown，highstatusisup；lowstatusisdown等。
在实体隐喻概念中，人们把抽象、模糊的思想、感情、心理活动、事件、状态等一些无形的概念看作是具体而有形的实体。在这类概念隐喻基础上，无形的概念可以被量化，分类，识别其特征和原因等，从而达到便于理解的目的。例如，现实生活中的“inflation(通货膨胀)”是个无形的抽象实体，可被看作是具体的物质（entity）,于是就产生了概念隐喻inflationisanentity，也使以下表达方式不难理解：howcanwedealwithinflation?;inflationisbackingusintoacorner[1]等。实体隐喻最具代表性的是容器隐喻(containermetaphor)。
（二）跨域映射
跨域映射是理解概念隐喻的关键，是源域向目标域的映射，在源域和目标域之间形成一系列本体或认识上的对应，用源域的结构和知识体验去谈论和思考目标域的概念。简而言之，就是将源域内的概念特征投射到目标域上，使目标域内的大量实体具备源域内概念的特征从而达到认识理解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概念隐喻中，源域内的概念为人们所熟悉且便于理解，而目标域概念较抽象、难理解。跨域映射关键在于确定两个不同概念域的相似性。
概念隐喻的认知机制可作为探析大学英语词汇教学新视角的重要依据。为了更加客观地了解其认知机制，下面用实例来具体说明。在英语国家，人们谈论抽象概念“life”时，不自觉地会运用概念隐喻lifeisajourney。根据上文所述的认知机制，源域（journey）的基本结构包含travelers,destination,changes,impediments等实体；而目标域（life）的基本结构则包含peoplelivingalife,lifegoals,movements,difficulties等实体。
两个概念域之间的实体可以构成系统的对应关系。源域中的认知结构可以粗略地描述成：一些旅行者跋山涉水前往目的地，途中经过了一些不同的地方也遇到一些困难，有时难免会失去方向。通过跨域映射，我们就不难理解:he’sgonethroughalotinlife.（生活中他饱经风霜。）旅途中，地点不停地变更意示着生活中的变化经历。通过概念隐喻lifeisajourney的认知映射，类似的表达可得到较好的理解，如givehimagoodstartinlife.i’matacrossroadsinmylife.he’soverthehill.she’swithoutdirectioninherlife.iwasindead-endjob.
三、对高职英语词汇教学的启示
概念隐喻理论从认知语义学角度为高职英语词汇教学提供了一个新纬度。该理论对高职英语词汇教学提供了一些启示。
（一）重视基本词汇隐喻意义的教学
英语中基本词汇使用频率高，义项丰富，并且与其它词汇搭配数量众多。它们用于指代那些与人们有最直接接触的基本范畴事物。人们的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不再满足于对具体事物的认识与表达，而是不断地认知、思考、表达一些抽象的概念和思想。为了完成这一过程，人们并不是无止境地创造新的词语，而是将新认识的抽象概念与已认知的具体事物相联系，找出它们的相似性，利用已知事物来思考、表达新概念，于是产生了两个认知域之间的投射，这种隐喻性思维发展了词汇的语义。大部分隐喻性思维是由基本范畴等级发展而来。词汇语义的变化使一个词具有了多义性。sweetser(1990：19)曾指出，在词义的变化过程中，隐喻起着主要的构建作用。它直接导致语言新颖性的产生，间接导致一词多义现象的产生。[2]多义现象是一个词的中心意义或基本意义通过隐喻手段向其他意义延伸的过程。
如上所述，大量的词义演变都是通过隐喻的方式来实现。词义的这种演变方式非常普遍。概念隐喻将词义的扩展加以认知化、系统化。词义的一系列隐喻性扩展是由两个认知域的相似性所产生，根据其相关性由一个个概念隐喻统辖。[3]表示人体部位的词语都有隐喻含义，部分隐喻含义可以由概念隐喻peopleareobjects衍生而来。例如“head”在人的身体部位中位于最上端，通过隐喻引申为表示空间的词语如headofstairs（楼梯顶端）、headofpage(页面顶部)；再进一步通过概念隐喻延伸出蕴涵“重要、领头”的意思，于是就有了以下表达：headofgovernment(政府首脑)、headofthefamily(家长)。除了人体部位的词语，常见的动物名称（老虎、狮子、狼、狗等）、颜色的词语（红、黄、蓝、绿等）及花草树木等也具有丰富的隐喻意义。
高职学生的英语基础相对薄弱，能积极使用的词汇量仅停留在高中水平。因此在英语词汇教学过程中，教师有必要向学生灌输一种理念：词汇不是任意获得新的意义，而是通过人们的认知建构获取；建构方式主要是概念隐喻。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对基本词汇意义理解所蕴涵的概念隐喻进行分析，找出两个概念域之间的联系，培养学生的隐喻意识，使其提高词汇水平。
（二）重视英汉概念隐喻文化内涵的分析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其意义与社会文化息息相关。隐喻是世界上所有语言的共同属性，所以隐喻与文化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隐喻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认知方式，是文化的反映。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中概念隐喻的普遍运用一方面说明了隐喻认知的普遍性和不同民族认知间存在的共性；英汉两种语言中有很多表示抽象思维的隐喻表达法都是相同的。比如：人类在幼儿时期就形成了方位意识，在语言输入中，表达方位的词语很多也容易被理解，其中不乏隐喻的方位表达，这已经形成了定势思维。例如英语国家人们形成了这样的概念隐喻“goodisup；badisdown”，汉语中也不乏此类表达如“情绪低落、视力下降、身体每况愈下、地位提高”等。
另一方面，由于受不同文化的影响，隐喻概念也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理解隐喻不能脱离社会文化背景，在英语学习中对概念隐喻的正确理解必须要了解目的语社会文化知识。例如对句子“shespokewithatouchofvinegar.”的理解关键在于vinegar的隐喻含义。汉语中“醋”的隐含意义是“忌妒”；而英语中vinegar的隐含意义却不同，表示“尖酸刻薄”或“不高兴”。另外，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英汉中有关颜色的隐喻理解也不一样。汉语中嫉妒别人常表达为“得了红眼病”，而英语中则说green-eyed。
处于英汉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有着不同的概念系统、认知结构、认知方式和认知习惯，不同的价值观和民俗心理，因此在隐喻的生成和理解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对隐喻的理解文化背景尤其重要，它影响着对词汇隐喻的理解，因而在日常英语教学中应把跨文化知识传授融入到词汇教学的方方面面，只有学生掌握一定程度的跨文化知识，才能正确推断词汇的隐喻意义。
（三）培养学生在阅读中自主地构建概念隐喻
由于概念隐喻是系统的跨域映射，具有系统性，所以可对其进行分析和构建。它的系统性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从语言层面上看，系统性是指由于源域和目标域之间存在着系统的部分对应关系，一个概念隐喻会衍生出大量的、彼此和谐的语言表达（如timeismoney可衍生出wasteyourtime、spendyourtime、saveyouhours等表达）；从概念层面上分析，不同的概念隐喻又共同构成了一个协调一致的网络体系，影响着人们的言语和思维。[4]它包括内部和外部系统性。首先，概念隐喻之间的蕴涵关系（如timeismoney,timeisaresource,timeisavaluablecommodity）或同一目标域通过不同的源域实现（如loveiswar,loveismagic,loveisajourney,loveismadness等），从而构建起一个协调一致的概念隐喻体系。其次，对于由相同源域来实现的概念隐喻形成了系统的概念隐喻表达体系。最常见的例子是方位隐喻（如happyisup,highstatusisup,rationalisup,consciousisup等构成了一个以up为中心语义网络）。
学生日常阅读中自主地构建概念隐喻，形成丰富的积累，使单词记忆趋向形象化，有助于提高词汇习得能力。
地域文化的概念及特点篇8
关键词：可视化；概念图；傅里叶变换；教学案例
作者简介：李良（1974-），男，河南焦作人，河南理工大学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讲师；高娜（1977-），女，河南洛阳人，河南理工大学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副教授。（河南焦作454002）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课题编号：[2011]-JKGHaD-0283）、河南理工大学电气学院2012年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2DQJG10）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0079（2014）05-0072-02
可视化是指通过可以觉察的视觉方式将思维进行外化呈现的过程，研究的是视觉表征在改善两个或两个以上人之间知识创造和传递中的应用。它能够大大提高学习者思维认知的表现。在伍国华和李克东的研究中，根据主要功能将知识可视化教学工具分为两类——概念关系图与思考步骤图，前者包括概念图、知识地图与语义网络，后者包括思维导图与认知地图。这两类知识可视化形式都能对学习产生积极的效果。[1，2]本文以傅里叶变换为例绘制了概念图，并将其运用于教学设计和讨论，使学生对基本理论的核心概念有了更清晰和深入的认识。
一、概念图
概念图又称为概念地图、心智图等，通常是将有关某一主题不同级别的概念或命题置于方框或圆圈中，再以各种连线将相关的概念和命题连接，形成关于该主题的概念或命题网络，从而以形象化的方式表征学习者的知识结构以及对某一主题的理解。作为可视化教学工具，它可以帮助教师构建教学模型，表达自己教学模式中的内在要素与相互关系，起到对教师教学经验抽象表征的作用，同时也便于师生及时交流信息，促进学习者的相互理解。
概念图由概念节点和带有标签的连线组成。节点用于表示某一命题或知识领域，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概念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连线上可以用箭头表明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方向，连线上的标签表示概念之间是如何或者通过什么方式建立联系的。概念、命题、交叉连线、层级结构是概念图的四个图标特征。[3]
二、教学案例设计
傅里叶变换是信号处理理论的核心内容，因此在信息类专业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尽管学生在高等数学中已经学习过傅里叶级数的概念，而且在多门专业课程中也都运用傅里叶变换来解决工程问题，但由于遗忘或者在高等数学学习过程中对于该理论的用途不够明了，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因此对于各种不同形式的傅里叶变换仍然感到难以深入理解，学完以后对傅里叶变换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只是一个看不懂的公式”的程度。同时由于该课程概念抽象，公式繁多，课堂容量大，因此找到有效的教学方法对教师的工作也非常有必要。
针对傅里叶变换教学中发现的问题，用概念图设计教学方案如下。同时考虑到概念图工具在课堂中使用要遵循循序渐进和耐心施教的原则，[4]将概念图按照课堂教学的顺序逐步展开，由简到繁。
1.傅里叶变换的四种不同运算对象[5，7]
首先，要区分各种不同形式的傅里叶变换之间的关系，必须明确其处理对象的特点，因此根据连续性和周期性构建初步的概念图，如图1所示，星形框表示傅里叶变换，其处理对象分为时间连续和离散两种信号，根据信号周期性进一步分成四种，用树状结构表明其关系。图中圆角矩形框标明了四种不同信号的频谱，由此可以进一步找到规律，即时域和频域的对应关系为：一个域的连续性对应另一个域的非周期性，一个域的离散性对应另一个域的周期性。而时间连续信号与离散信号之间可以通过抽样进行转换，遵循奈奎斯特抽样定理。
2.有限长序列的离散傅里叶变换（DFt）的引入[5]
由于这四种形式的傅里叶变换在时域或频域不都满足离散且点数有限的条件，不适合直接用计算机实现，因此引入了有限长序列的傅里叶变换，即DFt。将DFS限制在一个周期（主值区间）上进行，即有限长序列的离散傅里叶变换（DFt），这样既保持了原信号完整的频谱成分，又满足了计算机运算的要求。尽管是有限长序列，但它隐含有周期性。图1中用箭头和椭圆框标明了DFt与DFS的关系，并用计算机图标和云形框对其特点进行了注释。
在工程应用中，对于连续信号的傅里叶分析也可以用DFt逼近，但是逼近过程中必然会产生误差，这部分内容也用云形注释框进行注释。
3.傅里叶变换与拉普拉斯变换和z变换的关系[5-7]
电子信息类专业课程必定包含三种基本变换，即拉普拉斯变换，傅里叶变换和z变换，但很多学生不理解为什么要学习这三种变换以及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
如图1中星形框所示，拉普拉斯变换用于分析连续时间信号，而z变换用于分析离散时间信号。
对于连续时间信号而言，尽管傅里叶变换能够对大部分信号进行频域分析，但也有一些连续信号，比如按指数增长的信号，当时其傅里叶变换的积分式不收敛，因此不能用傅里叶变换来分析。于是将这样的信号乘以衰减因子，重新代入傅里叶变换式中，就得到了拉普拉斯变换。反之，对于拉普拉斯变换来说，当S域的复变量限制在虚轴上时，实际上就是该信号的傅里叶变换，因此可以说，连续信号的傅里叶变换是一种特殊的拉普拉斯变换，而拉普拉斯变换则是更一般形式的傅里叶变换。
同理，z变换适用于分析离散时间信号，与离散信号的傅里叶变换之间的关系类似于连续信号的拉普拉斯变换和傅里叶变换，如图1所示。而z变换可以看做离散形式的拉普拉斯变换，两者之间的关系如图1右侧菱形框所示，即s域与z域的映射关系。两个域之间的对应关系用右侧的坐标平面表示，一目了然。此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学生有效学习，不仅可以用于课堂展示，也可以作为学生自学的辅助材料，其网状结构能有效说明概念之间的联系，具有自明性，即使没有老师的讲解也容易看懂。本文从傅里叶变换入手逐步展开，顺次引出傅里叶变换的几种不同形式以及拉普拉斯变换和Z变换，在实际教学中也可根据教学内容选择合适的切入点，以便配合不同教材的编排顺序。
三、概念图教学案例应用
笔者做了两种形式的教学尝试。方式一：不使用概念图，按照教材编排顺序进行课程讲授和总结；方式二：运用概念图，依照由简到繁的原则，从一个中心主题开始（本案例从傅里叶变换引入），依次展开进行讲解。课堂讲授完毕之后，布置概念图作业，然后用概念图和学生进行交流讨论，共同修改完成总图。根据学生的反馈意见，采用第一种方式教学，学生对概念的理解比较困难，知识结构不清晰，机械记忆，容易遗忘。采用第二种方式教学，学生对知识体系的整体框架、相互之间的联系等都有较清晰的认识，且借助图形方式记忆更深刻，更容易理解。
由此可见，概念图对于帮助学生把握概念之间的联系及整体知识结构框架有明显的作用。尤其是对于已经完成阶段学习或者学完整门课程的学生，通过绘制概念图，不仅有助于重新梳理知识、整理思路，而且能够从中发现自己学习的薄弱环节，便于有针对性地复习。从学生对知识的表述情况来看，运用概念图进行学习，学生能够完整准确而清晰地表述概念，也就是将老师的知识变成了自己的知识，完成了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转化，做到真正地掌握和理解概念，实现了有效的学习。
笔者在授课过程中运用概念图，从一个中心概念节点出发，由点及面，逐步按照与其相关的定理、公式展开，拓展到下一个概念节点。这种方法更便于实现隐性知识的显性化，不仅教师能自己“意会”，而且能够向学生“言传”，使学生能够直观地“看到”老师的思维过程，同时老师能够根据学生现场的反应及时了解学生的掌握情况，把握课堂节奏。
在总结复习过程中布置概念图作业并用图形组织师生交流，也有助于老师及时了解学生接受知识的程度，便于调整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
四、结论
对于大学教育来说，比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有效的学习和研究方法，在信息时代这一理念越来越受到重视，可视化教学方法对教学效果的提高作用在很多领域得到了证实。本文采用了概念图作为可视化教学工具，以傅里叶变换为例进行了教学设计。教学实践的结果证明，使用概念图教学更易于清晰展现教学思路，建立概念之间的相互联系，构建完整的知识网络。生动形象的可视化图形更便于学生记忆，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不但对于学生来说是非常好的学习工具，而且可以作为师生交流探讨的工具，使教学从单向传输变成了双向互动，帮助教师了解教学实际效果，及时根据学生反馈的信息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案，有的放矢，提高了教学效率。
通过实践发现，绘制和应用概念图时还应注意以下几点：概念图作为记录思维过程的可视化工具，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图形方式传递和交流知识，因此要求自明性强，结构清晰，容易理解；将其应用于教学时，应从简到繁，逐步展开，条分缕析，也就是说，读图应该有合理的顺序，根据学习者的知识储备情况找到恰当的切入点；另外，概念图用于交流的效果比单纯读图要好，因此师生共同绘制和修改概念图，会对双方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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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程佩青.数字信号处理教程[m].第三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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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吴大正.信号与线性系统分析[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地域文化的概念及特点篇9
论文摘要： 概念隐喻是人类的一种认知现象，是认知隐喻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首先介绍和评价了lakoff & johnson（1908）的概念隐喻理以及《圣经》习语的特点，回顾了学者对《圣经》习语的阐释，进而论述了概念隐喻理论对习语的理解所起的作用。之后，通过对习语“salt of the earth，light of the world.”（地上的光，世上的盐）的认知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从认知角度对宗教文本进行分析，可避免陷入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从而把握文本的主旨。笔者同时指出，鉴于读者概念域的千差万别，对同一文本的释读必定极具开放性，这也是认知科学的显著特征之一。
1.引言
美国学者g.lakoff和m.johnson在1980年发表了《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书中指出：“隐喻无所不在，它存在于我们的语言中、思想中。其实，我们人类的概念体系就是建立在隐喻之上的。”概念隐喻理论起始于此书，我们以一个概念去理解、建构另一个概念，于是也以一个概念的词语去谈论、表述另一个概念，这就是“概念隐喻”。它提出“源域”、“目的域”、“恒定性”和“映射”等概念。这些概念现在已经成为大家讨论隐喻性语言现象时共同使用的术语并构成一个特定框架。在这个框架里所作出的一些发现和这个框架的一些基本原则也已经被广泛应用到许多其他的研究领域之中，这些领域涉及语言学研究、文学评论、音乐理论、宗教探究、计算机科学、政治和经济等领域，并取得丰硕成果。
最近二三十年来，国内外的语言学家开始对传统的有关英语习语的观点不断提出质疑，纷纷从方兴未艾的认知语言学的角度重新认识英语习语的形式、意义、句法功能，以及与隐喻、转喻的关系等。许多习语、诗歌甚至是篇章都可以被看成是隐喻，来满足人们“用一种迥然不同领域的经验理解另一领域的经验”的需求（任绍曾）。与此同时，西方将《圣经》作为文学所进行的研究可谓如火如荼，不少学者也将《圣经》作为应用语言学研究对象。宗教因其无形性的关系和状态，其语言常常建立在意向图式上。隐喻作为一种认知物质世界的抽象观念的方式，常常易于在宗教语言中被使用。《圣经》是人类历史上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它不仅为文学提供了大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而且给语言注入了充足的血液，英语习语就是如此，了解这些习语的由来，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运用语言。英语中的习语为数不少来源于《圣经》，如：apple of the eye（掌上明珠），good samaritan（乐善好施者），judah’s kiss（口蜜腹剑）,salt of the earth，light of the world.（社会中坚，中流砥柱）等。
2.《圣经》习语的特点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指出：习语，英语称作idiom，源于希腊文中idiom和idiomatikos，原意指“特殊”或“特殊的”。习语是指某民族或某国家之语言或方言（the language or dialect of a people or country）。习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来讲，习语包括成语、谚语、格言、俗语、典故、俚语和歇后语。习语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是一种语言里的某些部分经过长期的反复使用而形成的形式固定、比喻深刻的短语，是不容任意而为的、随意更改的，它生动地反映了某民族或国家的生活习俗、思维方式及宗教信仰等民族心理因素。英国专栏作家约翰·欧·伦敦说：“习语就像小精灵用语言来恶作剧，拜托一切传统格式，自鸣得意。如果没有习语，就没有生动的思想交流。”英语中的习语多数源于宗教和古希腊神话。由于《圣经》中的故事广为流传，形成了大量的习语。贯穿于《旧约》至《新约》始终，习语随处可见。
《圣经》中的习语具有以下这些特点。首先，习语来源和表现形式各式各样，它主要是通过采取类比的手法，借用一定具体的自然事物或人类活动来阐述抽象的宗教意义。它植根于人们日常生活，通俗而生动形象地描绘人情世态，具有“世俗现实性”。习语描述人们的日常生活，采用人名、地名、动物名及日常事物来描述。例如有，人名：adam’s apple（喉结），as wise as solomon（极其智慧），moses’rod（愤怒的杖），raise cain（暴跳如雷），benjamin’s mess（最大的份额）；地名：garden of eden（伊甸园）；动物名：lion in the way（拦路虎），lost sheep（迷途的羊）等。其次，习语采用现实文学叙事手法，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通过故事叙述表达抽象的比喻意义，圣经习语多数出自圣经典故，具有“强烈的故事性”。比如，有名的“犹大之吻”（judah’s kiss），描述犹大出卖耶稣的故事。再次，《圣经·新约》习语有很大的互文性。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因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历史长久及其内容贯穿始终的一致性，故在《圣经》中常常能看到一致或意义相近的表达。比如，基督教义强调的“耶稣是光”的教义，在《圣经》中多次出现（《赛》60：1，《约》1：9，《1约》1：5），是多么惊人的一致。《新约》习语的互文性还表现在“同观福音问题”中。该问题是指《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中的许多内容是重复或者相似的，故可以放在一起彼此对照、相互补充。三福音书中出现的习语也出现类似的情形。比如，plank in the eye（自身的问题），《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都有描述，并呈现惊人的相似。习语在人们所熟悉、易懂的故事情节中井然有序地推进，然而到故事末尾却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使人始料未及并产生故事之外的联想。比如，the lost sheep（迷途的羊）（《太》18：12-13，《路》15：4-7），牧羊人为了寻找一百只羊中走失的一只，把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并请邻舍来一同欢喜。就是这种出现人们认知域中的“凸显结构”引发人们去思考该习语的“言外之意”，从而感受到上帝的博爱。
3.《圣经》习语的阐释
3.1阐释简述。
《圣经》（bible）是一部基督教的经典著作，其教义和思想奠定了西方文化和思想的基石。其中蕴藏着丰富的哲理（箴言书）和道德评判（宗教说教），也是语言文学研究的重头戏。对《圣经》文本的研究多数从其文化涵义、宗教象征意义展开，进行文学评论。对《圣经》习语的研究则更多从其修辞学、句法学、美学以及习语形成影响因素（社会文化、风俗习惯等）视角进行。以下重点就从认知视角对《圣经》中习语进行阐释。
3.2认知阐释。
《维基百科全书》中对习语的解释是“an idiom is a phrase whose meaning cannot be determined by the literal definition of the phrase itself，but refers instead to a figurative meaning that is known only through common use. in linguistics，idioms are widely assumed to be figures of speech that contradict the principle of compositionality；however，this has shown to be a subject of debate.”并指出：“习语是逐渐口语化的隐喻……许多习语建立在概念隐喻基础上。”从此种定义我们可以认为《圣经》习语是以来自自然界以及普通生活中鲜活具体的事物去阐释或教诲某个抽象、新颖的宗教教诲。这种理解实际上暗含了lakoff & johnson的“概念隐喻理论”中两个概念域映射的观点（lakoff & johnson，1980）。
我们先来看隐喻解释机制。在概念隐喻的理论框架中，隐喻被认为是把一个概念域（源域）的结构直接映射到另一个概念域（目的域）（lakoff &johnson，1980，johnson，1987，turner，1987，lakoff & turner，1989）。在此，“概念域”指的是一个巨大的知识结构，比如我们关于“旅程”、“做梦”或“教育”等概念所具有的知识。同时，我们知道隐喻不能进行字面的解释，它具有字面表达没有的特征，它不是一种特殊的含义，而是对一种意义进行识解的特殊过程的结果（croft & cruse，2006）。例如，《圣经》习语“apple of the eye”不能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成“眼中的苹果”，而是通过隐喻识解过程理解成“眼中的瞳仁”，进而达到中文中“掌上明珠”的意义。“apple”一词被采用为表示“瞳仁”，首先因其是当时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形体上最圆的物体。再者因为《圣经·出埃及》中所描述的“keep me as the apple of the eye”，所表达出的“珍贵的”意义。从而“apple of one’s eye”指某人最珍爱的，瞳仁指某人最珍爱的，眼睛指珍爱的人。用lakoff的隐喻理论进行解读，“珍珠”和“手掌”是源域，“珍爱的”和“珍爱的人”是目的域，通过运用源域到目的域的对应映射，达到习语意义理解的目的。对一则《圣经》习语的理解不仅要调动读者的图示映射（schema mapping），同时还要调动文本信息、读者自己的阅读经历及相关社会日常生活知识。其中文本信息包括习语出现的上下文背景以及它对该词语比喻意义的解释。阅读经历主要是指读者在阅读时对同一词语在同一著作不同处的关联，即前文提到的“互文性”。相关的社会日常生活知识指的是读者对当时当地社会历史文化生活背景的了解，比如苹果是当时社会最常见的被珍视的也被认为是最圆的物体，而中国则将珍珠视为最圆、最有价值的物体。因此了解相关的社会日常生活知识也是准确把握习语内涵所必需的。在下文中，笔者拟在隐喻理论的框架下分析一个著名的《圣经》习语——“salt of the earth，light of the world.（地上的盐，世上的光）”，以检验概念隐喻理论的解释力。
这个隐喻是耶稣“登山宝训”中，其所在的语境可帮助我们理解比喻的意义。耶稣教授他的门徒有关天国的律法。这一点没有比“登山宝训”所作的总结更恰当的了。这种上下文可以说构成了该习语的一个基本输入域，使读者很容易地理解到该比喻要揭示的意义：我们应该做怎样的人。首先我们用隐喻机制来对其进行解构，“地上的盐，世上的光”被比喻为基督徒在世上必须成为众人的榜样。耶稣用其丰富的象征意义来表达基督门徒当有的生命质素、道德品行和具体生活中的行事为人，从而引申到今天我们所说的“社会中坚、中流砥柱”。“地上的盐，世上的光”这个《圣经》习语中，我们很容易读出“基督徒是盐，基督徒是盐”的比喻意义。根据lakoff的隐喻理论——target is source模式，我们知道，“盐”和“光”类属源域，“基督徒”类属目的域。下图清楚表示出其对应映射关系。
3.3“盐”和“光”的“源域”、“目的域”及其认知解读。
随着习语意义的认知解读渐渐清晰，如此解读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宗教原本想表达的说教意义。正如著名英国神学家约翰·斯托得讲述的：“这两个比喻指出了基督徒要进入非基督徒的社会，就像盐渗入肉块，光穿透黑暗一样；这两个比喻也表明耶稣希望我们影响和改变社会，像盐可以防止腐烂，光可以减少至少驱除黑暗一样。”同时，“光”和“盐”映射到“基督徒”，我们能分别从《圣经》中找到充分理据，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诗篇，119：105），“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箴言，4：18）“物淡而无盐岂可吃吗？蛋清有什么滋味呢？”（约伯记，6：6）“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怎样回答各人。”（歌罗西书，4：6）并且这些“互文性”句子所表达的意义，实际上形成了这样一个贯穿始终的概念隐喻：life is a journey，life is a battle.或更具体地表述为：a christian is a journey，a christian life is a battle.因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的概念域之间是如何进行对等映射的。
如前文所述，概念映射可以反映两个概念域中对等的部分，但不能完全揭示目的域的“言外之意”，需要我们借助其他因素来渗入理解《圣经》习语的意义。对“地上的光，世上的盐”的内在涵义的把握还要依赖其他因素，如前面提到的文本信息、读者的阅读经历及相关的社会文化（包括宗教的）知识等。我们回头看到此习语出现的语境，盐和光都是日常生活中平常的事物，但是确是必需的，以及在后文中提到“你们是世界的灯。造城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包括习语本身词语使用“地上的”、“世上的”此种“互文结构”，如此促使一个“凸显结构”的形成：我们做盐做光要积极勇敢，不分种族、国界，以基督徒当有的生命质素、道德品行和具体生活中的行事为人积极见证耶稣基督这一光的本源。至此，“我们应当做怎样的人？”这个问题便有了一个水到渠成的答案。
4.结语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认知语言学中的一些理论框架，特别是“概念隐喻理论”对《圣经》中习语有较强的阐释力，辟出了宗教文本分析的一条路径。读者对某一宗教文本的释读取决于其社会文化背景、受教育的程度等诸因素。这些因素具体到读者个人都是动态的。所以任何对某一文本解读都不是唯一的、终结性的，而是开放的、无限拓展的，这正是认知语言学及其交叉学科的魅力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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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的概念及特点篇10
论文摘要：概念隐喻是人类的一种认知现象，是认知隐喻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首先介绍和评价了Lakoff&Johnson（1908）的概念隐喻理以及《圣经》习语的特点，回顾了学者对《圣经》习语的阐释，进而论述了概念隐喻理论对习语的理解所起的作用。之后，通过对习语“Saltoftheearth，Lightoftheworld.”（地上的光，世上的盐）的认知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从认知角度对宗教文本进行分析，可避免陷入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从而把握文本的主旨。笔者同时指出，鉴于读者概念域的千差万别，对同一文本的释读必定极具开放性，这也是认知科学的显著特征之一。
1.引言
美国学者G.Lakoff和m.Johnson在1980年发表了《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书中指出：“隐喻无所不在，它存在于我们的语言中、思想中。其实，我们人类的概念体系就是建立在隐喻之上的。”概念隐喻理论起始于此书，我们以一个概念去理解、建构另一个概念，于是也以一个概念的词语去谈论、表述另一个概念，这就是“概念隐喻”。它提出“源域”、“目的域”、“恒定性”和“映射”等概念。这些概念现在已经成为大家讨论隐喻性语言现象时共同使用的术语并构成一个特定框架。在这个框架里所作出的一些发现和这个框架的一些基本原则也已经被广泛应用到许多其他的研究领域之中，这些领域涉及语言学研究、文学评论、音乐理论、宗教探究、计算机科学、政治和经济等领域，并取得丰硕成果。
最近二三十年来，国内外的语言学家开始对传统的有关英语习语的观点不断提出质疑，纷纷从方兴未艾的认知语言学的角度重新认识英语习语的形式、意义、句法功能，以及与隐喻、转喻的关系等。许多习语、诗歌甚至是篇章都可以被看成是隐喻，来满足人们“用一种迥然不同领域的经验理解另一领域的经验”的需求（任绍曾）。与此同时，西方将《圣经》作为文学所进行的研究可谓如火如荼，不少学者也将《圣经》作为应用语言学研究对象。宗教因其无形性的关系和状态，其语言常常建立在意向图式上。隐喻作为一种认知物质世界的抽象观念的方式，常常易于在宗教语言中被使用。《圣经》是人类历史上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它不仅为文学提供了大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而且给语言注入了充足的血液，英语习语就是如此，了解这些习语的由来，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运用语言。英语中的习语为数不少来源于《圣经》，如：appleoftheeye（掌上明珠），GoodSamaritan（乐善好施者），Judah’skiss（口蜜腹剑），Saltoftheearth，lightoftheworld.（社会中坚，中流砥柱）等。
2.《圣经》习语的特点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指出：习语，英语称作idiom，源于希腊文中idiom和idiomatikos，原意指“特殊”或“特殊的”。习语是指某民族或某国家之语言或方言（thelanguageordialectofapeopleorcountry）。习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来讲，习语包括成语、谚语、格言、俗语、典故、俚语和歇后语。习语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是一种语言里的某些部分经过长期的反复使用而形成的形式固定、比喻深刻的短语，是不容任意而为的、随意更改的，它生动地反映了某民族或国家的生活习俗、思维方式及宗教信仰等民族心理因素。英国专栏作家约翰·欧·伦敦说：“习语就像小精灵用语言来恶作剧，拜托一切传统格式，自鸣得意。如果没有习语，就没有生动的思想交流。”英语中的习语多数源于宗教和古希腊神话。由于《圣经》中的故事广为流传，形成了大量的习语。贯穿于《旧约》至《新约》始终，习语随处可见。
《圣经》中的习语具有以下这些特点。首先，习语来源和表现形式各式各样，它主要是通过采取类比的手法，借用一定具体的自然事物或人类活动来阐述抽象的宗教意义。它植根于人们日常生活，通俗而生动形象地描绘人情世态，具有“世俗现实性”。习语描述人们的日常生活，采用人名、地名、动物名及日常事物来描述。例如有，人名：adam’sapple（喉结），aswiseasSolomon（极其智慧），moses’rod（愤怒的杖），raiseCain（暴跳如雷），Benjamin’smess（最大的份额）；地名：gardenofeden（伊甸园）；动物名：lionintheway（拦路虎），lostsheep（迷途的羊）等。其次，习语采用现实文学叙事手法，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通过故事叙述表达抽象的比喻意义，圣经习语多数出自圣经典故，具有“强烈的故事性”。比如，有名的“犹大之吻”（Judah’skiss），描述犹大出卖耶稣的故事。再次，《圣经·新约》习语有很大的互文性。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因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历史长久及其内容贯穿始终的一致性，故在《圣经》中常常能看到一致或意义相近的表达。比如，基督教义强调的“耶稣是光”的教义，在《圣经》中多次出现（《赛》60：1，《约》1：9，《1约》1：5），是多么惊人的一致。《新约》习语的互文性还表现在“同观福音问题”中。该问题是指《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中的许多内容是重复或者相似的，故可以放在一起彼此对照、相互补充。三福音书中出现的习语也出现类似的情形。比如，plankintheeye（自身的问题），《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都有描述，并呈现惊人的相似。习语在人们所熟悉、易懂的故事情节中井然有序地推进，然而到故事末尾却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使人始料未及并产生故事之外的联想。比如，thelostsheep（迷途的羊）（《太》18：12-13，《路》15：4-7），牧羊人为了寻找一百只羊中走失的一只，把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并请邻舍来一同欢喜。就是这种出现人们认知域中的“凸显结构”引发人们去思考该习语的“言外之意”，从而感受到上帝的博爱。
3.《圣经》习语的阐释
3.1阐释简述。
《圣经》（Bible）是一部基督教的经典著作，其教义和思想奠定了西方文化和思想的基石。其中蕴藏着丰富的哲理（箴言书）和道德评判（宗教说教），也是语言文学研究的重头戏。对《圣经》文本的研究多数从其文化涵义、宗教象征意义展开，进行文学评论。对《圣经》习语的研究则更多从其修辞学、句法学、美学以及习语形成影响因素（社会文化、风俗习惯等）视角进行。以下重点就从认知视角对《圣经》中习语进行阐释。
3.2认知阐释。
《维基百科全书》中对习语的解释是“anidiomisaphrasewhosemeaningcannotbedeterminedbytheliteraldefinitionofthephraseitself，butrefersinsteadtoafigurativemeaningthatisknownonlythroughcommonuse.inlinguistics，idiomsarewidelyassumedtobefiguresofspeechthatcontradicttheprincipleofcompositionality；however，thishasshowntobeasubjectofdebate.”并指出：“习语是逐渐口语化的隐喻……许多习语建立在概念隐喻基础上。”从此种定义我们可以认为《圣经》习语是以来自自然界以及普通生活中鲜活具体的事物去阐释或教诲某个抽象、新颖的宗教教诲。这种理解实际上暗含了Lakoff&Johnson的“概念隐喻理论”中两个概念域映射的观点（Lakoff&Johnson，1980）。
我们先来看隐喻解释机制。在概念隐喻的理论框架中，隐喻被认为是把一个概念域（源域）的结构直接映射到另一个概念域（目的域）（Lakoff&Johnson，1980，Johnson，1987，turner，1987，Lakoff&turner，1989）。在此，“概念域”指的是一个巨大的知识结构，比如我们关于“旅程”、“做梦”或“教育”等概念所具有的知识。同时，我们知道隐喻不能进行字面的解释，它具有字面表达没有的特征，它不是一种特殊的含义，而是对一种意义进行识解的特殊过程的结果（Croft&Cruse，2006）。例如，《圣经》习语“appleoftheeye”不能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成“眼中的苹果”，而是通过隐喻识解过程理解成“眼中的瞳仁”，进而达到中文中“掌上明珠”的意义。“apple”一词被采用为表示“瞳仁”，首先因其是当时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形体上最圆的物体。再者因为《圣经·出埃及》中所描述的“keepmeastheappleoftheeye”，所表达出的“珍贵的”意义。从而“appleofone’seye”指某人最珍爱的，瞳仁指某人最珍爱的，眼睛指珍爱的人。用Lakoff的隐喻理论进行解读，“珍珠”和“手掌”是源域，“珍爱的”和“珍爱的人”是目的域，通过运用源域到目的域的对应映射，达到习语意义理解的目的。对一则《圣经》习语的理解不仅要调动读者的图示映射（schemamapping），同时还要调动文本信息、读者自己的阅读经历及相关社会日常生活知识。其中文本信息包括习语出现的上下文背景以及它对该词语比喻意义的解释。阅读经历主要是指读者在阅读时对同一词语在同一著作不同处的关联，即前文提到的“互文性”。相关的社会日常生活知识指的是读者对当时当地社会历史文化生活背景的了解，比如苹果是当时社会最常见的被珍视的也被认为是最圆的物体，而中国则将珍珠视为最圆、最有价值的物体。因此了解相关的社会日常生活知识也是准确把握习语内涵所必需的。在下文中，笔者拟在隐喻理论的框架下分析一个著名的《圣经》习语——“Saltoftheearth，lightoftheworld.（地上的盐，世上的光）”，以检验概念隐喻理论的解释力。
这个隐喻是耶稣“登山宝训”中，其所在的语境可帮助我们理解比喻的意义。耶稣教授他的门徒有关天国的律法。这一点没有比“登山宝训”所作的总结更恰当的了。这种上下文可以说构成了该习语的一个基本输入域，使读者很容易地理解到该比喻要揭示的意义：我们应该做怎样的人。首先我们用隐喻机制来对其进行解构，“地上的盐，世上的光”被比喻为基督徒在世上必须成为众人的榜样。耶稣用其丰富的象征意义来表达基督门徒当有的生命质素、道德品行和具体生活中的行事为人，从而引申到今天我们所说的“社会中坚、中流砥柱”。“地上的盐，世上的光”这个《圣经》习语中，我们很容易读出“基督徒是盐，基督徒是盐”的比喻意义。根据Lakoff的隐喻理论——taRGetiSSoURCe模式，我们知道，“盐”和“光”类属源域，“基督徒”类属目的域。下图清楚表示出其对应映射关系。
3.3“盐”和“光”的“源域”、“目的域”及其认知解读。
随着习语意义的认知解读渐渐清晰，如此解读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宗教原本想表达的说教意义。正如著名英国神学家约翰·斯托得讲述的：“这两个比喻指出了基督徒要进入非基督徒的社会，就像盐渗入肉块，光穿透黑暗一样；这两个比喻也表明耶稣希望我们影响和改变社会，像盐可以防止腐烂，光可以减少至少驱除黑暗一样。”同时，“光”和“盐”映射到“基督徒”，我们能分别从《圣经》中找到充分理据，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诗篇，119：105），“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箴言，4：18）“物淡而无盐岂可吃吗？蛋清有什么滋味呢？”（约伯记，6：6）“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怎样回答各人。”（歌罗西书，4：6）并且这些“互文性”句子所表达的意义，实际上形成了这样一个贯穿始终的概念隐喻：LifeisaJourney，Lifeisabattle.或更具体地表述为：aChristianisaJourney，aChristianlifeisabattle.因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的概念域之间是如何进行对等映射的。
如前文所述，概念映射可以反映两个概念域中对等的部分，但不能完全揭示目的域的“言外之意”，需要我们借助其他因素来渗入理解《圣经》习语的意义。对“地上的光，世上的盐”的内在涵义的把握还要依赖其他因素，如前面提到的文本信息、读者的阅读经历及相关的社会文化（包括宗教的）知识等。我们回头看到此习语出现的语境，盐和光都是日常生活中平常的事物，但是确是必需的，以及在后文中提到“你们是世界的灯。造城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包括习语本身词语使用“地上的”、“世上的”此种“互文结构”，如此促使一个“凸显结构”的形成：我们做盐做光要积极勇敢，不分种族、国界，以基督徒当有的生命质素、道德品行和具体生活中的行事为人积极见证耶稣基督这一光的本源。至此，“我们应当做怎样的人？”这个问题便有了一个水到渠成的答案。
4.结语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认知语言学中的一些理论框架，特别是“概念隐喻理论”对《圣经》中习语有较强的阐释力，辟出了宗教文本分析的一条路径。读者对某一宗教文本的释读取决于其社会文化背景、受教育的程度等诸因素。这些因素具体到读者个人都是动态的。所以任何对某一文本解读都不是唯一的、终结性的，而是开放的、无限拓展的，这正是认知语言学及其交叉学科的魅力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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