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正原则篇1
[关键词]社会转型；社会公正；构建
[作者简介]张全锋，桂林工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2006级硕士研究生；秦宏毅，桂林工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教授，广西桂林541004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02―0031―03
所谓社会转型时期，是指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从时间段来讲，自改革开放肇始一直到目前这一整个大时段都可以称作社会转型时期。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将近30年的历程。毫无疑问，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新变化是翻天覆地的，不仅国人有着深刻的切身体会，就连西方人也为之赞叹。然而，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些负面现象，如贫富差距问题、官员贪污腐化问题、资源浪费问题和环境恶化问题等等也随之而来，并且越来越成为威胁社会稳定、阻碍经济发展的“瓶颈”。在这些负面现象当中，贫富差距问题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事实证明，如果贫富差距问题得不到重视与解决，我们必将在不远的将来付出惨痛的代价。如果说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还有唯一的济世良药的话，那就是社会公正制度的完善与加强。
公正作为一个规范性范畴，是人类的基本价值之一。在汉语语境中，公正与公平、正义的意义很相近，但亦有区别。公正常被用来评判是非功过，公平则常用于评判交换贸易，而正义则常用于评判伦理道德。就此说来，公正与正义的意思更为接近。汉语中的公正与英语justice的字面意义有相通之处，其含义是，相关各方在权利和义务上均得其所应得和承担其所应承担。社会公正是社会保持稳定与经济健康发展的本质要求，缺乏社会公正的发展是畸形发展，不仅不能持久，而且也是危险的。苏联的教训我们都该记得，我们当前经济发展的同时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我们更不能忘记。鉴于此，社会公正制度的加强与完善是我们当前亟需完成的重要任务之一。当然，社会公正制度的建立不是一个想当然的过程，它有一些重要的原则需要遵循：
(一)按照贡献进行分配的原则
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社会实行的分配方式是“人均一份”式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这种分配方式十分不公正。它其实是一种变相剥夺形式，是贡献较小者、能力较弱者对贡献较大者、能力较强者在分配方面的剥夺。在经济领域，公正是一种分配原则，叫做“分配公正”。马克思主义认为，分配公正就是贡献和满足之间的相称，就是按贡献分配。马克思在其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样的尺度――劳动――来计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形成，按照贡献进行分配虽已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分配方式，但距基本实现社会公正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劳动、资本、技术甚至包括管理技能等均应当参与初次分配。为适应这一要求，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分配制度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在于“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逐步“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按照贡献进行分配之所以是公正的，关键就在于它注重和强调个体人(社会成员)在生产要素方面的付出数量和付出质量同自己的获得(收益)之间的对称，即“付出”与“获得”之间具有一种恰如其分的对应关系。
(二)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
也就是说，人们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相等，非基本权利和非基本义务也按比例地相等。众所周知，关于权利的观念同时也是关于义务的观念。但仅凭观念是不足以让人们承担并履行义务的。已经得到观念支持的资格、利益、能力或主张还必须得到社会行为规范的支持。社会规范通过规定可以做什么、不得做什么和必须做什么的行为模式以及对失范行为的制裁，迫使人们不得不承担和履行义务，并因此使相关的资格、利益、能力或主张得以成为规范意义上的权利。这些规范涉及生命、身体、财产、婚姻、买卖、信仰等在人类社会生活里经常容易发生冲突或容易受到侵害的方面，涉及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主要领域，它们所设立的权利和义务也因此是多种多样的。当前我国社会中城乡收入差别明显就是权利与义务没有真正统一的具体体现。有数据显示，1997年到2002年，农民人均年收入只增长了380多元，而城镇居民收入却增加了2500多元，农民收入的增加额不足城镇居民的1/6。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城市和乡村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等，这种不对等表现于很多方面，如长达50余年的工农业“剪刀差”和城乡二元经济制度、二元教育制度、二元医疗制度、二元公共财政制度等等，这些问题如不能得到很好解决，权利与义务得不到统一，则社会公正就难以实现。要建立社会公正，就必须将权利与义务统一起来，就要强调“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三)机会均等原则
机会是指社会成员生存发展的可能性空间同现代社会与市场经济相吻合。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进入社会生活时应当有一个基本的平等起点，亦即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当具有平等的基本权利，包括平等的生存权利、平等的工作权利、平等的受教育权利以及平等的性别权利等。一个社会对于社会成员基本权利予以有效的保护，是社会公正的底线要求。怎样来实现机会均等呢?萨托利曾指出：“我们不再谈论‘对所有人一视同仁’，而是说‘对每个相同的人一视同仁’。于是问题就变成：哪一种相同才是可以接受的相同?这就象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可见，无原则的等同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它只会以一种新的不平等取代过去的不平等，带给人类的与其说是宝贵的公正，不如说是可怕的灾难。事实上也就是说，机会平等具有两层含义：一是生存发展的起点平等，机会资源共享。从总体上要给予每个社会成员大致相同的发展机会，防止一部分人享有特权和另一部分人被非法剥夺权利，凡是具有同样潜能的社会成员应当拥有同样的起点。我们在实行户籍制度改革之前，农民被农业户口牢牢固定于小块土地上，户口本上打着农业户口的印记，事实上也就等同于被剥夺了如城里人才有的招工、转干等机会。实行身份证制度，尤其是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开始推行的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后，人们才真正开始享受到机会平等的幸福。二是机会实现的过程平等。机会的实现必
须排除一切非正常因素的干扰，特别要消除阻碍人们健康合理发展的人为障碍，取消个人所拥有的任何特权，保证国家为改进人们的状况而采取的措施。只有起点和过程都是公正的，才有可能保证结果也是公正的，从而创造出公平的竞争环境，以利于实现人的价值。
(四)社会公正与民主、法制建设相结合的原则
社会主义的目标不仅仅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是人的全面发展，其中便包括实现自我表达的政治权利。当个人的自我表达权利无法在民主的制度框架中得以实现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就无从谈起。民主的价值因此首先是本体论的，它本身就应该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同时，民主的价值也不仅仅体现在它的本体价值上，而且还体现在它的工具价值上。首先，民主为法治提供了最后一道保障。没有民主的法治是只对民众的法制，且极有可能导致独裁。这一点不仅在二战时期的德、意、日等国表现突出，就是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内也有所体现。其次，民主允许公开的讨论，因此为在公民中达成共识提供了一个重要条件。公民的共识无论是对民主还是法治的良好运行都是至关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开讨论不仅不会削弱国家的行政能力，反而会加强它。因为在公开讨论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政策不容易出错并且更容易为民众所接受。再次，民主使得国家架构以及政府政策更趋于稳定。这是因为，民主的结果是妥协和利益均衡。在没有外部的强大冲击的时候，它很难予以改变。另一方面，加强法制建设是民主得以充分实现的保障，从而进一步推动社会公正的实现。社会公正的实现不以法制化为保障，就等于将社会公正这个大厦立足于沙地之上。只有大到治国安邦，小到公民的言谈举止、衣食住行都有了相应的、具体的法律规定，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才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人们对社会公正的评判才有标尺，也才能运用法律手段与发生在政治、经济、司法领域的不公正现象作斗争，保障社会公正的实现。
(五)社会公正与健全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相结合的原则
社会公正原则篇2
关键词：罗尔斯;无知之幕;原初状态;正义原则
中图分类号：D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6-0011-02
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是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当时的美国正遭受战争的困扰，社会动荡不安，危机严重，贫富两极分化。罗尔斯将更多的目光聚焦在关心社会平等自由、注重社会公正、合理分配、给予更多人机会、关注弱势群体等问题上。罗尔斯对人民权利与义务的论述，对社会分配问题的探讨，对最少受惠者的关爱即是他当时写作的目的，也是我们当下社会的热点问题。当下的中国既面对着改革发展的新阶段，又面临着社会分配不公带来的种种弊端。如何在改革发展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如何能在既照顾到大多数群众利益的情况下又使更多人享受到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成果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值得我们用公平正义理论重新审视社会。
一、正义原则的解说
（一）无知之幕下的原初状态
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契约论者，罗尔斯不再将社会的建构架设在社会契约理论的“原初状态”中，他认为那样的状态完全是众说纷纭的假想状态。但是，必须肯定的是一个社会应存在正义原则，公平正义原则是社会的基本准则，失去公平正义社会便无意义。于是，罗尔斯为正义原则设计了一个理想状态――无知之幕。无知之幕的状态是指人对于社会特性、自然特性、自我生活计划以及社会客观外在状况等相关信息的“无知”。但是应该注意的是，这里的人即立约者并不缺乏基本的理性，他们不过是在摒除利益和功利的状态下做出的选择，这就控制了偶然因素对于正义原则的影响。处于无知之幕后的无知与无偏见状态便是所谓的原初状态，在原初状态中的人们没有任何关于他们所处时代的信息。罗尔斯的理论体系也恰恰就是建构在原初状态下，尽管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的原初状态同样存在着理想化的假说，但是罗尔斯的理论目的并不是要论证这种状态的合理性，他只是为公平正义原则寻找了一个合适的、不受外界因素困扰的理想之地。他论述的中心是公平正义这就足够了。
（二）两个正义原则
1.第一原则
自由平等原则是罗尔斯所强调的第一正义原则。他说“每一个人都拥有一种与其他人的类似自由相容的具有最广泛之基本自由的平等权利。”罗尔斯的第一正义原则基本的问题是要说明自由的最优先性，因为在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中，原则一与原则二是按照词典式次序排列的，只有满足了第一原则方可探讨第二原则。在第一原则中，罗尔斯以五种最基本的善来作为社会的“基本准则”，它们分别是：各项基本的自由，这是保障基本善的前提;迁徙的机会与选择职业的自由;职位的特殊权利;个人收入情况和财产状况;自尊。可以说罗尔斯的这条基本原则是为了说明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保护公民的自由权利而设立的社会的最基本条件。除非社会上每个人都同意不满足以上的一点或几点自由，否则，这条原则将一直存在。在平等自由原则下，所有人享有同样的自由权利。按照平等自由原则，所有人都能够具备最高限度的自由。
2.第二原则
罗尔斯在第一条原则中将社会基本的平等自由做了详细的介绍，他也把原初状态下人们将普遍赞成第一原则做了解释。罗尔斯为我们介绍了社会的基本的善，但是，对善的践行却是千差万别的，这就要交给正义原则的第二条来解决。第二个正义原则是平等的机会与差别原则。这条原则着重解决的是收入和财富分配及社会不公现象等问题。罗尔斯认为：“各种地位不仅要在一种形式的意义上开放，而且应使所有人都有平等到达它们的机会。”罗尔斯在这里为社会地位分配做了详细的说明，其中心目的是要给予才干和天赋基本相似的人有同样渴望成功愿望的人以同样的社会机会、同等的教育背景、平等的成功前景，而这些都是在忽略社会出身的前提下做出的选择。当然，天赋的差别是一种自然选择的状况，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如何实现天赋的合理分配呢？在罗尔斯看来，天赋较高的人不应该仅从他的个人天赋中获得利益，他应该用他的天赋节省训练和教育资源。此外，罗尔斯在这第二个原则中提出了照顾最少受惠者的主张，既天赋和地位较高的人应该用他们的天赋和地位照顾到弱势群体，使其在社会中同样受益。
3.两条正义原则的评价
罗尔斯正义原则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不再围绕自由或平等一方单独讨论问题。自由与平等在西方政治思想中有走向矛盾的苗头。自由更多强调的是人的基本权利，体现在人的财产上。而平等则更多强调的是分配方面的问题，体现人在财富和利益方面的平等。以往的思想更多的是把二者对立来看，即要自由就难以平等，求平等就要泯灭自由。但是罗尔斯恰恰找到自由与平等的切合点。他奉行古典自由主义的坚持自由第一性的观点，将自由视为是第一原则，是其他各个原则的前提，这正是罗尔斯的第一正义原则。在重视自由的同时罗尔斯兼顾了平等的观念，他把社会地位财富分配问题作为第二原则来解决。在自由的背景下，给予每个人以平等的社会机会，照顾最少受惠者这是对平等的最好诠释。在罗尔斯那里，自由和平等都是社会正义的本质体现，缺一不可。因此，两个正义原则是自由与平等、权利与利益的最理想的分配原则。
二、当代中国的公平正义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经济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社会物质条件的日益完善都在昭示着中国的变化。但在巨变的背后我们仍然应该看到不变的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当前社会生产力尚不能满足人民需求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矛盾的存在意味着我们的社会生产力还不能满足所有人民的需求，我们还远没有到达共产主义。所以，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仍然存在、贫富差距问题仍然存在、社会矛盾也仍然存在。
（一）权利保障不全面，人民权利意识淡薄
当代中国社会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尚不完善。社会不公现象还很严重。如：失业问题、社会保障社会福利问题、机会分配问题、城乡差距问题、弱势群体保障不利问题、权力的滥用与腐败问题等等，这些都是社会不公现象的表现。而我国现在尚没有纠正社会不公现象的对应法律。人民表达意见的途径还很少很闭塞。这些都不利于我国社会公平的实现。天赋人权是西方自由思想的基本主张。人民生而享有财产、安全、自由等方面的权利，并且这些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不仅仅是西方国家所独有的，所以民主国家都应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我国的公民同样享有基本的人权。但是在我国人民行使权利的广度和深度还是不足的。受传统文化影响深远的中国人也习惯于过“安稳”的生活，保持基本的温饱。人民对权利的“渴望”远不及西方国家的人民。比如，我国公民拥有言论，结社、集会等方面的自由，有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但是在我国却很少见到人民以合理的言论或合法的行为发表自己的意见，表达心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公民私有财产遭到破坏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人民权利意识的淡薄使中国公民要求权利的愿望减弱。
（二）贫富差距拉大
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增长，贫富差距问题也愈加严重，它既是一个基本的经济问题，同样也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一系列的调查研究表明，当今社会的贫富差距悬殊主要表现在社会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究其根本，则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公、政策与制度并没有完全落实。而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将会对社会的稳定发展形成极大的安全隐患，它会使一部分人产生仇富心理，从而诱发犯罪行为，影响社会秩序，最终导致社会矛盾加大，阻碍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罗尔斯正义理论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效率优先的同时，更应该高度注重社会公平的实现，达到共同富裕，促进社会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因此，解决社会不公问题是推动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当务之急。种种矛盾的存在说明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公平正义还远没有实现。而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恰恰为我国深化改革提供了一些建设性的指导和意见。
（一）保障自由、平等是实现社会正义的基础
罗尔斯的第一条正义原则已经向我们说明了一个社会为了维系基本的正义理念，为了实现真正的“善”首先必须把自由作为基础。自由即保障基本的人权。权利不是谁赋予的，是作为一个公民与生俱来的。国家要做的是给予这种权利以保障。建立以宪法为核心的、以相关法律为补充的法律体系是保障人权的基本要素。市场经济建立以来，我们国家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导向，走向了实现社会公平的道路。但是，公平的前提是保障人的基本自由，公平也不是一味地追求平均。我国不忽视公平的决心和态度是正确的，但是，按照罗尔斯的理论，在维系公平的道路上、在照顾大多数的利益的同时我们必须照顾到“最少受惠者”的利益。只有这样社会才能真正地实现和谐发展，人民才能够走向共同富裕。
（二）完善制度，实现公正
罗尔斯认为，社会公平正义的首要对象就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即社会基本的经济、政治制度。仔细研究当下中国社会出现的种种弊端与矛盾，究其原因很大程度是来自于社会的不公分配。而社会的不公表现又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制度的不健全或者是漏洞造成的。我们的政府对于给予最广大人民以公正机会的方面的保障还是欠缺，在保障公正有效的社会秩序方面有漏洞，在分配领域也存在着不公现象。为了完善公正合理的制度我们应做到两点：一是制度的制定阶段真正体现出公正性。制度的制定是政府工作的开端，是做好一项工作的基本前提。所以在制度的制定阶段，就一定要考虑该制度的公平性与可行性。既照顾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同时又不忽视少数群体的合理的意见与诉求。一项制度只有代表了这二者的共同利益才能真正地实现公正。二是制度的执行要同一。一视同仁是制度公正的基本要求。制度的执行阶段更要有同一的标准与准则。搞特权、寻租、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最大障碍。要想实现公平，就必须有同一而标准化的实施过程，这是实现公平社会的重要手段。
参考文献：
社会公正原则篇3
论文摘要：罗尔斯的《正义论》系统全面地揭示了自由与平等、机会与结果、个人与国家等广泛的社会政治问题。它不仅对西方国家的社会现实做出反思，而且对我国的社会发展也起到重要的启示作用，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公平正义的依据。
从20世纪70年代起，政治哲学的崛起成为美国哲学史上最重大、最突出的事件。因此涌出大批思想背景不同、观点各异的政治哲学家，其中极具影响力的当属代表新自由主义的约翰·罗尔斯1971年约翰·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成为20世纪西方哲学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对西方政治哲学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永恒追求的主题，是构建人类道德体系的理论基础。罗尔斯的《正义论》从公平正义人手，系统全面地论证了自由与平等、机会与结果、个人与国家等广泛的社会政治问题。本文主要是从其理论的基本框架、对正义原则的简单评析以及正义原则对我们当今社会发展的启示等方面着手，来说明其正义理论。
一、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
罗尔斯学说的核心是他的正义理论体系，《正义论》一书是罗尔斯集尽多年努力的一部心血之作，它把罗尔斯过去曾发表的论文中所表达的思想发展成为一个严密的条理一贯的体系——即一种继承西方契约论的传统，试图代替现行功利主义的、有关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理论。这一理论以洛克、卢梭以及康德的契约论为基础，阐扬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建立了一种新的正义论，从而取代了道德思想领域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功利主义传统学说。
在《正义论》的开篇罗尔斯便对正义的价值做出精彩的诠释：“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在此不难看出，罗尔斯是从社会制度层面来考虑正义问题的，他认为正义首先关注的应是社会制度问题。只有实现社会制度的正义，才能实现人们心目中理想的正义状态。
他指出：“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这说明在罗尔斯看来社会制度的运行目的在于将人们有效地组织起来，实现有序的生活状态，并在实践生活中就产生的利益和负担进行分配。由此，正义原则也就关注于如何实现人们的彼此信任，保证各方通过合作实现利益和负担的分配合理化以保证合作体系不因无法兼顾和回应各种利益要求而面临崩溃。通过这一思路，罗尔斯围绕实现社会制度良好运转的正义原则得出重要结论，即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
罗尔斯所说的正义是一种公平的正义，是在传统契约论基础上提出的更抽象的正义理论，从而取代依据功利主义和直觉主义得出的正义理论。罗尔斯从这一理论出发，假设人们都处在一个“无知之幕”的原初状态，进而得出正义的两条基本原则，这是罗尔斯公平正义理论的核心。
第一个原则：每个人对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
第二个原则：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并且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
这两个原则分别用来解决社会生活中的两个基本问题。前一原则解决的是权利和义务的分配问题。而后一原则决定了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如何分配。
二、对正义二原则的说明
具体来看，罗尔斯所构建的正义体系是由两个具体的原则组成的。第一个原则是平等自由原则第二个原则是公平机会与差别原则。
第一，自由平等原则。在社会正义体系中，罗尔斯将平等的自由原则放在首要的位置。在西方社会，人们已就自由具有优先价值这一论断达成共识。罗尔斯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再次对自由的重要性进行强调。他认为：“自由的优先性意味着自由只能被自由所限制，而不能受制于经济利益。”自由平等这一原则适用于社会制度规定和保障公民的各种基本的平等自由。罗尔斯解释说：“公民的基本自由有政治上的自由及言论和机会自由；良心的自由和思想上的自由；个人的自由和保障个人财产的权利；依法不受任意逮捕和剥夺财产的自由。”
第二，公平机会原则和差别原则。第二原则的第一个次级原则是公平机会原则，也就是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该原则意味着权力地位和公务职位都向所有人平等的开放。“平等的开放”首先体现为“前途的平等”。也就是说在自由竞争机制能够相对完善运行的前提下每个人都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而对每个愿意进入的人来说，职位和地位并不是封闭的，以保证那些拥有同等天资和能力并有同样意愿的人们具有相同的成功前景。也就是说要考虑个体在拥有类似能力和才干的情况下，具有类似的手段和资源以获取自己希望得到的职位和地位，从而能够排除来自社会的偶然因素造成的职位分配不公的状况。此外，还应按照机会公平开放原则，需要从制度上做出资助安排，以保证低收人家庭成员在事实上不被剥夺同样的机会，比如：“必须为所有人建立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而不管其家庭收人的多少。”
“显然，公平机会原则的作用就是要保证合作体系作为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这也就是要为职位和地位的获得设定一个恰当和正确的程序，只要遵循这一程序，那么不论得到什么样的结果都可被认为是实现了某种意义的公平。然而这种公平机会并没实现最终意义的公平。公平机会原则虽然致力于消除同等才能的人在获取职位时依赖的手段上的差别，然而却使在天赋上存在差别的人们不享有平等地进入相应职位的机会。罗尔斯认为这也是不公平的，由此他进一步思索如何将公平机会原则与另一个能够减轻自然因素的不当影响的原则结合起来以实现终极意义上的正义价值。
差别原则正好满足了这一需要。罗尔斯的公平正义原则虽然要求制度安排必须保证每一个人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但他绝不是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而是以承认社会差别为前提的。该原则的引出是基于对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安排要符合每个人的利益这一中心要求而提出的。罗尔斯认为本来可以用效率原则来解释“符合每个人的利益”这一主张，然而由于效率原则只关注社会整体效率的提升，而不考虑就不同阶层而言效率实现程度的差异，最终会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和等级统治，无法实现理想社会的客观样态。因而，罗尔斯用差别原则来修正“符合每一人的利益”这一形式化的要求，提出应依据最不利阶层的利益要求进行分配使不平等的安排符合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
因此，在罗尔斯构建的正义社会里，社会正义不等于人人平等。在充分保障所有公民具有平等的基本自由权的同时必须有不平等的原则，也就是通过制度倾斜的原则来保障一部分在社会中获益较少的公民获取更多的利益与发展的机会，从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平，即实质正义。
三、对罗尔斯正义论的分析评价
罗尔斯为其正义理论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假设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
罗尔斯的原初状态是为保证任何已经选择的制度而设计的，它是极其公平的。设计原初状态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公平的程序，以使任何达成同意的原则都是正义的。一旦公平的程序建立起来，不管什么样的程序，倘若程序能够得到很好的遵循，结果应该是公平的。罗尔斯说：“它是一种期间所达到的任何契约都是公平的状态，是一种各方面在其中都是为道德人的平等代表，选择的结果不受偶然或社会力量的相对平衡所决定的状态。”其目的在于用纯粹程序正义的概念作为一个理论的基础。
罗尔斯对处于该状态下的主体各方具有的主观状态，所处的客观环境以及供选择的可能对象等条件进行了符合最终选择目标的主观化设计，力图去掉复杂因素的干扰，实现推理过程的简单明了罗尔斯强调这种原初状态是纯粹假设的。在这种原初状态(近似原始社会)中，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没有私有的物品，没有特殊的爱好。因此，每个人的所得是相同的，需要也是相同的。然后一起选择正义原则以便共同在社会中更好地生存。因此，这种原初状态也并不曾真实地存在过。
在这种情形下，罗尔斯还设计出了一个“无知之幕”。无知之幕的目的在于排除特殊信息，以便能够发展出一种人人能普遍同意的道德学说“正义原则是在一种无知之幕的后面选择出来的。”这样看来，罗尔斯的原初状态需要一个无知之幕，通过无知之幕预设，罗尔斯希望能够达到消除出身和天赋等偶然因素的目的，使所有人在此种意义上达到原初的平等，达到全体一致的契约在这种意义上成为可能。罗尔斯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在选择正义原则的同时任何人都不会因为自然或者是社会的偶然机会得利或是吃亏。
然而这两种状态都是假设出来的，假设的这两种状态是为了得到社会正义，他认为，正义是至高无上的，是社会的首要价值，如同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任何一种理论、法律或制度，不管能带来多大的利益或效率，只要他不正义就一定要被取缔或废除。因此罗尔斯正义原则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实现社会稳定，对自由体系和广泛的社会资源进行正义的分配。他希望每个人自由地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又照顾最少收入者利益，力图最大限度消除经济上的不公平现象，以保持社会的公平公正，进而使个人和社会统一起来，达到自由平等、和谐的理想社会境界。但是，任何原则的实现都是有条件的，即使在罗尔斯针对研究的社会制度下也无法实现其理想的社会境界。
在罗尔斯正义理论的论证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正义原则的作用在于无论人们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以及成年之前的发展成就如何，都可以使他们有平等的机会去获得社会公职和社会职位。这样做的本质目的在于缓和社会内部矛盾，促进社会平稳发展。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不仅对西方国家的社会现实作出反思，而且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也起到重要的启示作用。
四、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前提
我国目前正处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时期，社会公正问题也在不同行业、不同领域有着突出的体现。
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公平正义，就不能达到诚信友爱、安定有序。因为和谐的主旨就是平衡、协调。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使社会各方面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要协调各方利益和矛盾，只有遵循公平正义的原则。然而公平正义的核心在于制度的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一种理想和理念，它的最终实现需要制度的保障。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就是维护和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就要求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罗尔斯认为：“正义不正义是制度处理这些事实的方式。”因为如果不能以公平正义的理念为指导制定制度，就会更加加剧人与人之间实际存在的不平等状态。因此，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废除各种不平等的制度，建立完善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尽可能运用制度的公平减少自然因素带来的各种不平等。
所以，只有把社会制度建立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之上才能更好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协调各方利益以及其他社会矛盾，才能使社会安定有序，和谐发展。因此，只有公平正义才能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国家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美)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何包钢，廖中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2]何怀宏．公平的正义[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
社会公正原则篇4
【提要】平等、消灭私有制、民主和人道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主义伦理的基本准则，对于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伦理价值和伦理实践作用重大、至深。由这些准则具体演化而来的公正、富强、法治和自由的准则同样是现今的和未来的社会主义运动所奋斗的目标。上述社会主义准则对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巨大推进给我们开辟了思考和发扬这些准则的无限宽广的伦理天地。
【英文摘要】equality,eliminationofprivateownership,democracyandhumanityarethebasicnormsofmarxistsocialistethics.theyhavehadtheimportantfunctionandthedeepinfluenceontheethicalvaluesandethicalpracticeofthesocialistmovementinthe20thcentury.Justice,prosperity,rulebylawandlibertyareevolvedfromtheabove-mentionedfournormsareequallytheaimsofthepresentandfuturesocialistmovement.allthesenormswhichgreatlyadvancedthehumanlifehaveopenedupawideethicworldwereflectandenhancethem.
【关键词】社会主义/平等/消灭私有制/民主/人道socialism/equality/eliminationofprivateownership/democracy/humanity
【正文】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以下简称社会主义（注：自恩格斯以来，人们习惯上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称为“社会主义”。这一名称实为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代表蒲鲁东首创，他把自己的思想体系等同于实证意义上的“科学原理”。））伦理体系的基石是平等、消灭私有制、民主和人道准则（注：“准则”不是一般的原则，而是指或规范于实践而转化为个人的行为原则和社会的行为原则。）。这四个准则也是社会主义伦理价值及其实践大厦的四大支柱。如何考察这四个准则，最重要的是如何不断完善它们，则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和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命运。
一、社会主义平等
众所周知，广义上的社会主义植根于平等主义。平等是社会主义伦理价值的核心。平等是指人们相互间生活与利益的相同性，它不关涉人们起因于的相同性或非相同性，而是关涉人们的社会生活所带来的利益是否相同或相等。平等实质上是利益及利益来源的。它标志着人们在相互间的生活中处于同等地位和拥有同等的权利。平等始终意味着权利的平等。
平等具有两层伦理含义：一方面，公民个人享有的基本权利应该完全平等。这是因为每个公民作为组成、缔结或创建社会的一分子的“先天性”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并且构成了基本平等原则。基本平等原则不过是表明每个公民从社会所应得到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个人因能力、素质、贡献等差异而享有不同的利益或权利。这就造成了个人所享有权利的大小往往取决于他所做贡献之大小。因而，社会主义平等不可能是绝对平等，总是呈现为个人权利有所差别的平等。这种平等构成了非基本平等原则。社会主义平等伦理具有两翼，一是基本平等原则，二是非基本平等原则。这两个原则的关系既体现出个人对社会的权利与义务之关系，又表明了社会主义平等伦理及其价值评价都须基于这两个原则而缺一不可。在实际生活中，割裂上述两个原则，只是抽取、夸大某一原则，则会出现“只索取不贡献”或“多索取少贡献”的现象，它们有悖于平等原则的健全发展。而“不索取只贡献”或“少索取多贡献”的现象，则超出了平等的界定，已属于仁爱的范畴。
基本平等原则与非基本平等原则孰先孰优，无疑，基本平等原则优先于非基本平等原则，这是从个人的生存先于发展而言的。当基本平等原则与非基本平等原则发生冲突而要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时，社会主义平等伦理所要选定的是基本权利的优先性。显而易见，有了生存才可发展。在某种意义上，不妨暂把基本平等原则称为生存原则，把非基本平等原则称为发展原则。然而，当基本平等原则与非基本平等原则发生冲突而进行或此或彼甚至两者皆可时，社会主义平等伦理应该注重并确立非基本平等原则。换言之，生存是为了发展。当人们强调生存侧重于权利而发展侧重于义务时，还必须注意到：非基本平等原则的可行和实现不是以牺牲基本平等原则为前提的，而恰恰是既要确定享有非基本权利的公民个人基本权利的满足，又要保障享有非基本权利的其他个人基本权利的实现。上述两种平等原则的关系及“张力”(tension)还在下列的平等的两种方式上显示出来。
社会主义平等的方式大致有两种：一是“公正的平等”，这种平等是权利与义务的等同交换；二是“不公正的平等”，这种平等是权利与义务的非等同交换。当权利大于义务时，则意味着不公正；而当义务大于权利时，如前所述，则已超出了平等的界定。权利与义务的比例关系带来了平等向公正转化的问题，进而带来了平等及平等原则必须由公正来充实的问题，即平等不能限于形式上的平等，而要演化为实际上的平等即“公正”。
公正问题的提出，把平等这一关于人们相互间的生活与利益的相同性引伸为人们的等利（害）交换关系，因为人际的一切关系都是交换关系。公正的定义是指人们的等利（害）交换的关系及行为，具体地说，公正是指人们的权利与义务相交换的关系及行为。公正与公平、正义等为同一概念，它标志着个人应得的行为与社会应予的行为之关系。进而，对于公正而言，权利作为社会所保障的利益及“索取”，也是每个义务主体理所当然地获得的利益。义务作为社会所要求的任务及“贡献”，也是每个权利主体向社会和他人必须而且应该付出的利益。所以，权利与义务相等的交换行为和交换关系成为社会主义公正伦理的根本内容。当权利与义务二者发生非等同交换和非等同关系，公正则无从谈起。
社会主义公正的根本原则在于：社会给予个人的权利应该与个人对于社会的贡献成正比，应该与个人对于社会所作出的义务相等。只有基于这一根本原则，下列的社会公正原则与个人公正原则才能成立。社会公正原则是指个人所享有的权利与个人所负有义务相等，个人公正原则是指个人所行使的权利与个人所履行的义务相等。这两种原则的差异在于：社会不应该给每个人分配完全相同的权利和确定完全相同的义务，而每个人也不可能向社会要求完全相同的权利和作出完全相同的义务。正是由于这一点，社会主义公正在个人与社会的“两极”关系及权利与义务的“两极”关系上（包括前面的基本平等原则与非基本平等原则）的具体运作非常复杂。不过，有一点十分明确：任何个人公正的出发点都基于社会公正，而任何社会公正的落脚点都归于个人公正。
在社会主义平等诸具体原则（如平等原则、平等原则）中，我们仅举较难把握的机会平等原则来进一步说明社会主义公正原则。机会平等原则所指的机会仅为人们竞争非基本权利的机会，因为基本权利是公民个人平等享有的，无须竞争，也就无须机会。机会平等原则是指个人对机会（也即对非基本权利）的占有和利用取决于他所作出的贡献（如才能、品德）和所负有的义务。由于机会本身不是基本权利与非基本权利的交换，致使机会平等不是基本权利平等与非基本权利平等所进行的交换。每个个人对机会占有的多少和利用的大小是与他对社会所负有的义务成正比的，是与他的贡献及能力、素质和水平成正比的。机会平等原则指明：由每个个人可能占有和利用的机会，即是社会所提供的某种同类的权利，也是个人对社会和他人所作出的某一同质的回报。
在20世纪的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中，平等和公正的问题常常表现在特定阶段的特殊实践中。例如，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初期，必须推行并且得到注重的是基本平等原则和社会公正原则。随着时间的较长发展，则出现了许多忽视非基本平等原则和个人公正原则的倾向，即一味追求绝对平等而实际上造成了新的不平等、不公正。而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实施改革开放之际，许多人片面强调非基本平等原则和个人公正原则，甚至某些人置基本平等原则和社会公正原则于不顾而造成了另种新的不平等、不公正。上述两种倾向都应为我们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平等和公正的实践中加以反思和切实纠正。
社会主义平等准则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同资本主义所谓平等准则区别开来，还在于它成为社会主义最基本的伦理规范，即它是衡量社会主义道德的一个尺度。平等准则在理论上（至少是在逻辑上）成为社会主义伦理体系的起始性准则，没有这一准则，其他一切社会主义伦理准则无从谈起。平等准则虽然不象后面所要谈及的消灭私有制准则那样具体，不像民主准则那样显赫，不像人道准则那样完整，但是平等准则却蕴含了社会主义伦理的目标和取向。平等准则在实践上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由平等走向公正进而走向人与社会之间最大限度的融合，从而使每个个人对于社会来说成为全面社会化的个人，而社会对于每个个人来说成为真正个人化的社会。
因而，如何达到平等？如何实现公正？形形的社会主义流派各执己见，众说纷纭。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只有首先达到经济平等，才有可能实现种种公正。而达到经济平等的首要条件就在于消灭私有制。
二、消灭私有制意味着扬弃私有制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其学说创立和公布于世之际，他们把自己的实践和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p286)消灭私有制成为社会主义伦理的宗旨。社会主义社会以前的生产资料为少数私人所有，生产过程为他们支配，劳动财富为他们占有，社会绝大多数人遭受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这种私有制成为不平等、贫穷和苦难的根源。消灭私有制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历史上最宏大的消灭社会不平等及社会不公正的实践。
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消灭私有制的实践大都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或地区中完成或进行的，这使消灭私有制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尚未充分发展的局限。消灭私有制意味着扬弃私有制。这种扬弃不但保留并且丰富以往的物质财富，而且继承、改造或提高过去合理有效的劳动生产率和社会管理水平。实际上，私有制的社会化程度越高，越是有益于公有制的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应该创造出比私有制条件下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应该比以往社会更广泛更有效地满足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需要。只有如此，公有制才能相比较于私有制而合理和优越。
社会主义公有制不是仅仅指国家所有制，而是在形式和成分上多种多样。究竟哪些公有制形式和成分代表和体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这同样受制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往的和现今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具备唯一的公有制形式即全社会的所有制形式，更多的是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单位”所有制。当“单位”所有制主要构成了社会经济生活及相关制度时，社会中固有的并且呈现出的城市与乡村、工人与农民、“单位人”与“非单位人”之间的矛盾和不平等，不但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公正的固痴顽症，而且是迄今为止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具有的主要局限。
消灭私有制与建立公有制的关系，人们更多地以效率与公正（包含平等）关系来引伸。正如市场与计划并不相互排除，效率与公正也可相互促进。效率作为人的活动实现其目的的效率程度，它标志着人的活动的最基本准则之一在于：尽可能以最小最少的活动时间和活动支出来取得最多最大的成果和收益。在实际中，效率与平等之间既可能冲突，更可能一致。与效率冲突的平等是“不公正的平等”，这种冲突意味着越是平等越是无效率，要平等则无效率，要效率则无平等。而与效率相一致的平等是“公正的平等”，这种一致意味着越是平等越有效率，越是不平等越无效率。[2](p115-116)社会主义公有制应使效率与公正（包含平等）相得益彰，因为社会越是公正，个人的所得与个人的贡献越是一致；而个人的活动积极性越强，活动的效率则越高。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而言，公正是效率的基础和起点，而效率是衡量平等是否公正的尺度。因此，当平等与效率发生冲突时，若是选择了平等，那就既失去了效率又失去了公正的平等；若是选择了效率，则既得到了效率又得到了公正的平等，而失去的只是不公正的平等。所以，效率对于平等具有优先性，对于公正具有兼顾性和包容性。
人们常把消灭私有制当作社会主义的主要目的之一，今天看来，消灭私有制更多地是一条途径，一种手段。消灭私有制旨在争取使每个个人生活富裕和使社会生活强盛，我们把这一目标确立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伦理的富强原则。正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消灭私有制既不应该使绝大多数个人的生活水平滞留于私有制条件下的生活水平，也不应该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徘徊在私有制的程度，更不应该使个人和社会倒退到私有制时期甚至前私有制时期的贫穷、匮乏、软弱和落后的状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所以大力强调，消灭私有制必须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经济生活的高度发达为前提，原因就在于他们英明地预见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设若是不能实现个人富裕和社会强盛，消灭私有制往往意味着贫穷的普遍化甚至反动、愚昧的封建传统努力的泛滥。[3]
同时，正如个人公正与社会公正是协调一致的，消灭私有制要达到个人的富裕与社会强盛是融和洽切的。社会强盛保障了个人比以往任何时代的个人享有更加优越的物质生活、更加丰富的精神生活和更加自由的社会生活，而个人富裕促进了社会比以往往何时代的社会拥有更加雄厚的物质基础、更加完备的精神素质和更加发达的社会实力。在消灭私有制而不断完善公有制的前提下，个人富裕与社会强盛的互动带动了二者各自的全面创造和全面实现。这里所说的全面创造和全面实现的途径主要有两点：一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建设，二是社会主义的人道完善。
三、社会主义民主
如果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那么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就失去了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所追求和奋斗的社会公正目标。民主准则是社会主义伦理价值可操作性的主要所在。
关于民主的定义，众说不一。在我看来，民主有两层含义：狭义上讲，它是指在社会特定的群体活动中，多数成员对少数成员的制约关系、制约行为和制约规范；广义上讲，它是指民主政治，即作为社会被统治者的全体公民个人最终决定着和从总体上制约最高权力的政治运作过程及政治运作方式。
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解应注意两种倾向，一方面，社会主义民主不是所谓“人民自己管理自己，人民即统治者”，即不能把民主简单而又片面地理解为“人民当家作主”，因为“人民”这一概念从民主的形成和运作来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混合体。把民主等同于人民大众直接或间接地行使最高权力，无论在可能性上还是在现实性上都是难以成立的。另一方面，民主也不应从统治者及领导者的角度来规范，那种所谓“当官为民作主”的说法和观点就是对民主的误解。社会主义民主意味着在该社会的任一集体中被领导者使领导者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领导，在全社会中作为统治者的全体公民使作为统治者的国家根据他们整体的意志进行统治。确切地说，社会主义民主应该是被领导的或被统治的人们使领导权力或统治权力适应并保障他们的需要和利益的基本权利。
社会主义民主标志着在以民主的方式和民主的机制来统治社会、管理社会时，它本身充分代表和实现了社会绝大多数个人的意志。在这种民主下，全体公民个人制定或同意的法规、法则，不但是集中地反映了他们的意志而被用来管理共同事务，而且也使他们自己置于这些法规、法则的约束之下。全体公民个人对这些法规、法则的同意、服从和对有关义务作出的承诺，实质上也是对他们自己意志的同意、服从和承诺。
对于包括社会主义民主在内的种种民主而言，民主本身获得所有个人的一致同意和一致服从只是一种可能性，否则，民主显得多余。这一点最主要地体现在民主进程中的诸多特性及相关原则上，如程序性原则、多数性原则、少数性原则、历史性原则、职业性原则等等。下面，结合前三种原则，简要谈谈社会主义民主的有关问题。
程序性原则主要指民主的实施和运行所必须具备和完成的相关步骤和过程，诸如舆论、选举、参与、决策、审议、监督、执行等。这些步骤和过程是使民主成为有机整体的必要条件。当缺少甚至人为地砍掉有关步骤和过程时，民主就变得支离破碎，残缺不全。试想，没有舆论、没有选举等等的民主成何体统？在我国，曾有人指责民主只是形式的东西。言外之意，民主是可有可无的。程序性原则的发育和健全关系到社会主义民主能否确立。
多数性原则是民主的真髓，它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中，多数成员的利益和意志支配着少数成员；二是在整个社会、多数人的利益和意志是从事社会统治和管理的根据。这一原则从某个侧面反映出所谓民主是人民统治的观点。然而，由于人人不可能从事社会统治和管理这一事实，多数性原则就通过代表权的表达和转让等环节来加以体现。因而，多数性原则只不过是表明：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意志是根本性的和整体性的，从而它们的表达和体现也是间接性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多数性原则与那种无序的、所谓“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群众自己自己”的“大民主”是格格不入的。“”时期的“大民主”不仅对群众来说是非民主的，而且是贻害社会和贻害群众个人的“群众暴政”。
少数性原则是指在民主活动的多数人与少数人之关系中，少数人的基本权利必须得到保障。民主从来都不是没有限制的多数人统治，也不意味着在民主面前“不同意者不得食”或“不服从者不得食”。在采纳和执行多数人的意志和决定的同时，必须尊重和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否则，民主就会蜕化变质。对于少数人个人而言，“允许改变看法不但是他持久自由的基础，而且使民主能够作为开放的、自我调整的政体持久存在。每个人的自由也是全体人的自由。……只有尊重和保护少数的权利，才能维护民主的力量和机制。”[4]社会主义民主的少数性原则应该成为既允许某种少数人改变己见、修正错误的合理理由，更保障另种少数人坚持正义、追求真理的自由根据。少数性原则是检验和确保民主的关键。
民主意味着法治，至少在形式上是通过一系列代表和集中体现了大多数人根本利益和意志的法规、法则的制定与实施来进行的。社会主义民主应该是有法可依、有法可循的调整和制约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规范操作和规范运行。如何理解和对待民主，实际上就是如何理解和对待法治。“法治”（面前人人平等）不仅仅是“法制”（法律规章制度）的可行、健全和有效，而且给社会主义民主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基础。
四、主义人道
人道大体上是指关于人的一切行为方式及其规范的总和。人道的内涵则指：人道是基于人的唯一性而把人与宇宙间其他一切事物区别开来，标示着人的一切方面和一切都为人的所在所是，从而指明人的价值和人的本质。人道的伦理意义在于：凡是人的生活都应该成为人道的生活，凡是人都应该被当成人来看待和对待。若是如此，则是人道的；相反，则是非人道的或反人道的。自近代世界以来，“人道”这个概念不但成为一个非常普及、非常显著和非常重要的概念，而且由于“人道主义”思潮的经久不衰而演变为一个歧义甚广、用法混乱的概念。例如，人性论、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三者对人道的不同界定就使“人道”概念成为昭示着人自我认识和自我的里程碑式的概念。简言之，人性论是把人自身的个性及其实现视为最高价值并且由此把使人成为人当作道德首要规范的思想；人道主义是把人本身视为最高价值而主张善待一切人的思想体系；人本主义是专指上把人作为哲学的最高问题和世界本原的学说。这三者之间有交叉、有重叠、有演进，但不管怎样，人道问题和人道思想都蕴含了人类自我创造和自我实现的历程。
尽管人道主义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尽管马克思主义不是人道主义的一个流派，但是，人道本身作为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和伦理规范是与马克思主义并且也是与社会主义相互包容的。我们不能同意那种把社会主义与人道当作相互绝缘的做法，并且坚决反对那种认为由于马克思主义扬弃了旧人道主义而把人道主义甚至人道原则统统归为资产阶级“专利”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对以往历史上种种人道主义的批判和继承决不意味着它本身是非人道的甚至是反人道的，恰好相反，它把人道主义乃至人道本身推向一个新的历史维度。
正如没有平等、没有消灭私有制、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同样，没有人道，社会主义就难以建设和难于完善。社会主义人道准则在广义的、浅层的意义上来说，它指人道是把人本身当成最高价值而善待一切人并且把人当成人看待的行为及其相关规范。社会主义的人道准则是对于人道规范固有的博大仁爱精神的发扬光大。社会主义人道准则否弃非人道、反人道的行径，正是因为这种行径敌视人、虐待人、不把人当成人。这种人道准则通行的做法常常有见义勇为、救死扶伤、宽待俘虏、不虐待罪犯等等行为。当年关于张华作为一名大学生献身抢救遇难农民是否值得的热烈讨论，其伦理的根底是何等的浅薄！见死相救，早在200年前就由哲人康德指为人道的“绝对命令”(imperative)，更遑论社会主义人道的“法令”！社会主义人道准则就其狭义的、深层的意义上来说，它指人道是把人本身的完善当成最高价值并且使人成为有可能成为的完善的人，从而实现自己的行为及其相关规范，换言之，人道是把人实现自己的潜能当作最高价值并进而使人成为其人的行为及其相关规范。[2](p132-133)。社会主义人道准则否弃非人道、反人道的行径，还因为这类行径无法使人实现自己的潜能，无法使人自我实现，最终无法使人成为其人。
人道准则既然确定出人的自我实现是人道的指标，那么如何达到自我实现？人道准则进而指明了自由是达到自我实现的根本条件和主要途径。具体说来，在把人当作人来看待并且使人成为其人之际，应该不应该或者能够不能够保障人获得自由或者不断地获得自由，这是检验人道准则真正与否和可行与否的标准。基于马克思主义把自由定义为对于必然的认识和改造，社会主义伦理则进一步把自由具体规定为如下方面：1.自由是把个人的自我实现与社会的全面进步当作目的一致的活动；2.自由是个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既有益于自我实现又益于社会进步的活动；3.自由是人的本质得以存在、充实、创造和完善的历史发展过程；4.自由是人道的极至，是人性的最高境界，是臻真、臻善、臻美三者统一的道德世界；5.自由是人之如此看待人、人之如此成为人的完善归宿。人道与自由的关系主要在于：只有人道而无自由，人道之舟就失去了座标和航程；而任何自由都是人道的。
总之，社会主义的人道准则和人道实践应该而且更有可能给社会每个公民成员创造出比起以往任何时期更多更大的自由权利和自由机会，提供并实现真正的自由、自由和精神自由。最主要的一点，社会主义的自由伦理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如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之标所指出的那样：任何社会进步和社会解放都应该首先是人的进步和人的解放。[5]而社会主义的自由伦理正是确立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p294)这一目标上。
正如一位哲人所言，实践的哲学与哲学的实践有着无限的差别。伦的基本问题“应有”（或“应该”，oughttobe）与“现有”（或“存在”，tobe）的矛盾关系也同样体现在上述社会主义准则的伦理理论与伦理实践的关系之中。这一关系贯穿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全部历史之中而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永恒主题和发展动力。因而，社会主义的若干准则无论达到了何种理论水平，实现了何种实践形态，它们都永远不会穷尽自己的伦理意义，都不会封闭于单一的、静止的、绝对的伦理之中，所以，这些准则的伦理证明和伦理实现表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从其第一个世纪（19世纪）到其第二个世纪（20世纪）再到其第三个世纪（21世纪）的历程恰好映现出这种社会主义已在进行的并正在从事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创造美好世界的“三部曲”。
【】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王海明．公平·平等·人道[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9.
社会公正原则篇5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699(2001)02-0005-06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以下简称社会主义（注：自恩格斯以来，人们习惯上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称为“科学社会主义”。这一名称实为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代表蒲鲁东首创，他把自己的思想体系等同于实证意义上的“科学原理”。））伦理体系的基石是平等、消灭私有制、民主和人道准则（注：“准则”不是一般的理论原则，而是指应用或规范于实践而转化为个人的行为原则和社会的行为原则。）。这四个准则也是社会主义伦理价值及其实践大厦的四大支柱。如何考察这四个准则，最重要的是如何不断完善它们，则关系到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和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命运。
一、社会主义平等
众所周知，广义上的社会主义植根于平等主义。平等是社会主义伦理价值的核心。平等是指人们相互间生活与利益的相同性，它不关涉人们起因于自然的相同性或非相同性，而是关涉人们的社会生活所带来的利益是否相同或相等。平等实质上是利益及利益来源的问题。它标志着人们在相互间的生活中处于同等地位和拥有同等的权利。平等始终意味着权利的平等。
平等具有两层伦理含义：一方面，公民个人享有的基本权利应该完全平等。这是因为每个公民作为组成、缔结或创建社会的一分子的“先天性”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并且构成了基本平等原则。基本平等原则不过是表明每个公民从社会所应得到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个人因能力、素质、贡献等差异而享有不同的利益或权利。这就造成了个人所享有权利的大小往往取决于他所做贡献之大小。因而，社会主义平等不可能是绝对平等，总是呈现为个人权利有所差别的平等。这种平等构成了非基本平等原则。社会主义平等伦理具有两翼，一是基本平等原则，二是非基本平等原则。这两个原则的关系既体现出个人对社会的权利与义务之关系，又表明了社会主义平等伦理及其价值评价都须基于这两个原则而缺一不可。在实际生活中，割裂上述两个原则，只是抽取、夸大某一原则，则会出现“只索取不贡献”或“多索取少贡献”的现象，它们有悖于平等原则的健全发展。而“不索取只贡献”或“少索取多贡献”的现象，则超出了平等的界定，已属于仁爱的范畴。
基本平等原则与非基本平等原则孰先孰优，无疑，基本平等原则优先于非基本平等原则，这是从个人的生存先于发展而言的。当基本平等原则与非基本平等原则发生冲突而要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时，社会主义平等伦理所要选定的是基本权利的优先性。显而易见，有了生存才可发展。在某种意义上，不妨暂把基本平等原则称为生存原则，把非基本平等原则称为发展原则。然而，当基本平等原则与非基本平等原则发生冲突而进行或此或彼甚至两者皆可时，社会主义平等伦理应该注重并确立非基本平等原则。换言之，生存是为了发展。当人们强调生存侧重于权利而发展侧重于义务时，还必须注意到：非基本平等原则的可行和实现不是以牺牲基本平等原则为前提的，而恰恰是既要确定享有非基本权利的公民个人基本权利的满足，又要保障享有非基本权利的其他个人基本权利的实现。上述两种平等原则的关系及“张力”(tension)还在下列的平等的两种方式上显示出来。
社会主义平等的方式大致有两种：一是“公正的平等”，这种平等是权利与义务的等同交换；二是“不公正的平等”，这种平等是权利与义务的非等同交换。当权利大于义务时，则意味着不公正；而当义务大于权利时，如前所述，则已超出了平等的界定。权利与义务的比例关系带来了平等向公正转化的问题，进而带来了平等及平等原则必须由公正来充实的问题，即平等不能限于形式上的平等，而要演化为实际上的平等即“公正”。
公正问题的提出，把平等这一关于人们相互间的生活与利益的相同性引伸为人们的等利（害）交换关系，因为人际的一切关系都是交换关系。公正的定义是指人们的等利（害）交换的关系及行为，具体地说，公正是指人们的权利与义务相交换的关系及行为。公正与公平、正义等为同一概念，它标志着个人应得的行为与社会应予的行为之关系。进而，对于公正而言，权利作为社会所保障的利益及“索取”，也是每个义务主体理所当然地获得的利益。义务作为社会所要求的任务及“贡献”，也是每个权利主体向社会和他人必须而且应该付出的利益。所以，权利与义务相等的交换行为和交换关系成为社会主义公正伦理的根本内容。当权利与义务二者发生非等同交换和非等同关系，公正则无从谈起。
社会主义公正的根本原则在于：社会给予个人的权利应该与个人对于社会的贡献成正比，应该与个人对于社会所作出的义务相等。只有基于这一根本原则，下列的社会公正原则与个人公正原则才能成立。社会公正原则是指个人所享有的权利与个人所负有义务相等，个人公正原则是指个人所行使的权利与个人所履行的义务相等。这两种原则的差异在于：社会不应该给每个人分配完全相同的权利和确定完全相同的义务，而每个人也不可能向社会要求完全相同的权利和作出完全相同的义务。正是由于这一点，社会主义公正在个人与社会的“两极”关系及权利与义务的“两极”关系上（包括前面的基本平等原则与非基本平等原则）的具体运作非常复杂。不过，有一点十分明确：任何个人公正的出发点都基于社会公正，而任何社会公正的落脚点都归于个人公正。
在社会主义平等诸具体原则（如政治平等原则、经济平等原则）中，我们仅举较难把握的机会平等原则来进一步说明社会主义公正原则。机会平等原则所指的机会仅为人们竞争非基本权利的机会，因为基本权利是公民个人平等享有的，无须竞争，也就无须机会。机会平等原则是指个人对机会（也即对非基本权利）的占有和利用取决于他所作出的贡献（如才能、品德）和所负有的义务。由于机会本身不是基本权利与非基本权利的交换，致使机会平等不是基本权利平等与非基本权利平等所进行的交换。每个个人对机会占有的多少和利用的大小是与他对社会所负有的义务成正比的，是与他的贡献及能力、素质和水平成正比的。机会平等原则指明：由每个个人可能占有和利用的机会，即是社会所提供的某种同类的权利，也是个人对社会和他人所作出的某一同质的回报。
在20世纪的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中，平等和公正的问题常常表现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实践中。例如，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初期，必须推行并且得到注重的是基本平等原则和社会公正原则。随着时间的较长发展，则出现了许多忽视非基本平等原则和个人公正原则的倾向，即一味追求绝对平等而实际上造成了新的不平等、不公正。而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实施改革开放之际，许多人片面强调非基本平等原则和个人公正原则，甚至某些人置基本平等原则和社会公正原则于不顾而造成了另种新的不平等、不公正。上述两种倾向都应为我们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平等和公正的实践中加以反思和切实纠正。
社会主义平等准则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同资本主义所谓平等准则区别开来，还在于它成为社会主义最基本的伦理规范，即它是衡量社会主义道德的一个尺度。平等准则在理论上（至少是在逻辑上）成为社会主义伦理体系的起始性准则，没有这一准则，其他一切社会主义伦理准则无从谈起。平等准则虽然不象后面所要谈及的消灭私有制准则那样具体，不像民主准则那样显赫，不像人道准则那样完整，但是平等准则却蕴含了社会主义伦理的目标和取向。平等准则在实践上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由平等走向公正进而走向人与社会之间最大限度的融合，从而使每个个人对于社会来说成为全面社会化的个人，而社会对于每个个人来说成为真正个人化的社会。
因而，如何达到平等？如何实现公正？形形的社会主义流派各执己见，众说纷纭。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只有首先达到经济平等，才有可能实现种种公正。而达到经济平等的首要条件就在于消灭私有制。
二、消灭私有制意味着扬弃私有制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其学说创立和公布于世之际，他们把自己的实践和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p286)消灭私有制成为社会主义伦理的宗旨。社会主义社会以前的生产资料为少数私人所有，生产过程为他们支配，劳动财富为他们占有，社会绝大多数人遭受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这种私有制成为不平等、贫穷和苦难的根源。消灭私有制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历史上最宏大的消灭社会不平等及社会不公正的实践。
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消灭私有制的实践大都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或地区中完成或进行的，这使消灭私有制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尚未充分发展的局限。消灭私有制意味着扬弃私有制。这种扬弃不但保留并且丰富以往的物质财富，而且继承、改造或提高过去合理有效的劳动生产率和社会管理水平。实际上，私有制的社会化程度越高，越是有益于公有制的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应该创造出比私有制条件下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应该比以往社会更广泛更有效地满足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需要。只有如此，公有制才能相比较于私有制而合理和优越。
社会主义公有制不是仅仅指国家所有制，而是在形式和成分上多种多样。究竟哪些公有制形式和成分代表和体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这同样受制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往的和现今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具备唯一的公有制形式即全社会的所有制形式，更多的是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单位”所有制。当“单位”所有制主要构成了社会经济生活及相关制度时，社会中固有的并且呈现出的城市与乡村、工人与农民、“单位人”与“非单位人”之间的矛盾和不平等，不但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公正的固痴顽症，而且是迄今为止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具有的主要局限。>消灭私有制与建立公有制的关系，人们更多地以效率与公正（包含平等）关系来引伸。正如市场与计划并不相互排除，效率与公正也可相互促进。效率作为人的活动实现其目的的效率程度，它标志着人的活动的最基本准则之一在于：尽可能以最小最少的活动时间和活动支出来取得最多最大的成果和收益。在实际中，效率与平等之间既可能冲突，更可能一致。与效率冲突的平等是“不公正的平等”，这种冲突意味着越是平等越是无效率，要平等则无效率，要效率则无平等。而与效率相一致的平等是“公正的平等”，这种一致意味着越是平等越有效率，越是不平等越无效率。[2](p115-116)社会主义公有制应使效率与公正（包含平等）相得益彰，因为社会越是公正，个人的所得与个人的贡献越是一致；而个人的活动积极性越强，活动的效率则越高。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而言，公正是效率的基础和起点，而效率是衡量平等是否公正的尺度。因此，当平等与效率发生冲突时，若是选择了平等，那就既失去了效率又失去了公正的平等；若是选择了效率，则既得到了效率又得到了公正的平等，而失去的只是不公正的平等。所以，效率对于平等具有优先性，对于公正具有兼顾性和包容性。
人们常把消灭私有制当作社会主义的主要目的之一，今天看来，消灭私有制更多地是一条途径，一种手段。消灭私有制旨在争取使每个个人生活富裕和使社会生活强盛，我们把这一目标确立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伦理的富强原则。正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消灭私有制既不应该使绝大多数个人的生活水平滞留于私有制条件下的生活水平，也不应该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徘徊在私有制时代的程度，更不应该使个人和社会倒退到私有制时期甚至前私有制时期的贫穷、匮乏、软弱和落后的状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所以大力强调，消灭私有制必须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经济生活的高度发达为前提，原因就在于他们英明地预见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设若是不能实现个人富裕和社会强盛，消灭私有制往往意味着贫穷的普遍化甚至反动、愚昧的封建传统努力的泛滥。[3]
同时，正如个人公正与社会公正是协调一致的，消灭私有制要达到个人的富裕与社会强盛是融和洽切的。社会强盛保障了个人比以往任何时代的个人享有更加优越的物质生活、更加丰富的精神生活和更加自由的社会生活，而个人富裕促进了社会比以往往何时代的社会拥有更加雄厚的物质基础、更加完备的精神素质和更加发达的社会实力。在消灭私有制而不断完善公有制的前提下，个人富裕与社会强盛的互动带动了二者各自的全面创造和全面实现。这里所说的全面创造和全面实现的途径主要有两点：一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建设，二是社会主义的人道完善。版权所有
三、社会主义民主
如果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那么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就失去了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所追求和奋斗的社会公正目标。民主准则是社会主义伦理价值可操作性的主要所在。
关于民主的定义，众说不一。在我看来，民主有两层含义：狭义上讲，它是指在社会特定的群体活动中，多数成员对少数成员的制约关系、制约行为和制约规范；广义上讲，它是指民主政治，即作为社会被统治者的全体公民个人最终决定着和从总体上制约最高权力的政治运作过程及政治运作方式。
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解应注意两种倾向，一方面，社会主义民主不是所谓“人民自己管理自己，人民即统治者”，即不能把民主简单而又片面地理解为“人民当家作主”，因为“人民”这一概念从民主的形成和运作来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混合体。把民主等同于人民大众直接或间接地行使最高权力，无论在可能性上还是在现实性上都是难以成立的。另一方面，民主也不应从统治者及领导者的角度来规范，那种所谓“当官为民作主”的说法和观点就是对民主的误解。社会主义民主意味着在该社会的任一集体中被领导者使领导者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领导，在全社会中作为统治者的全体公民使作为统治者的国家根据他们整体的意志进行统治。确切地说，社会主义民主应该是被领导的或被统治的人们使领导权力或统治权力适应并保障他们的需要和利益的基本权利。
社会主义民主标志着在以民主的方式和民主的机制来统治社会、管理社会时，它本身充分代表和实现了社会绝大多数个人的意志。在这种民主下，全体公民个人制定或同意的法规、法则，不但是集中地反映了他们的意志而被用来管理共同事务，而且也使他们自己置于这些法规、法则的约束之下。全体公民个人对这些法规、法则的同意、服从和对有关义务作出的承诺，实质上也是对他们自己意志的同意、服从和承诺。
对于包括社会主义民主在内的种种民主而言，民主本身获得所有个人的一致同意和一致服从只是一种可能性，否则，民主显得多余。这一点最主要地体现在民主进程中的诸多特性及相关原则上，如程序性原则、多数性原则、少数性原则、历史性原则、职业性原则等等。下面，结合前三种原则，简要谈谈社会主义民主的有关问题。
程序性原则主要指民主的实施和运行所必须具备和完成的相关步骤和过程，诸如舆论、选举、参与、决策、审议、监督、执行等。这些步骤和过程是使民主成为有机整体的必要条件。当缺少甚至人为地砍掉有关步骤和过程时，民主就变得支离破碎，残缺不全。试想，没有舆论、没有选举等等的民主成何体统？在我国，曾有人指责民主只是形式的东西。言外之意，民主是可有可无的。程序性原则的发育和健全关系到社会主义民主能否确立。
多数性原则是民主的真髓，它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中，多数成员的利益和意志支配着少数成员；二是在整个社会、多数人的利益和意志是从事社会统治和管理的根据。这一原则从某个侧面反映出所谓民主是人民统治的观点。然而，由于人人不可能从事社会统治和管理这一事实，多数性原则就通过代表权的表达和转让等环节来加以体现。因而，多数性原则只不过是表明：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意志是根本性的和整体性的，从而它们的表达和体现也是间接性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多数性原则与那种无序的、所谓“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大民主”是格格不入的。“”时期的“大民主”不仅对群众来说是非民主的，而且是贻害社会和贻害群众个人的“群众暴政”。
少数性原则是指在民主活动的多数人与少数人之关系中，少数人的基本权利必须得到保障。民主从来都不是没有限制的多数人统治，也不意味着在民主面前“不同意者不得食”或“不服从者不得食”。在采纳和执行多数人的意志和决定的同时，必须尊重和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否则，民主就会蜕化变质。对于少数人个人而言，“允许改变看法不但是他持久自由的基础，而且使民主能够作为开放的、自我调整的政体持久存在。每个人的自由也是全体人的自由。……只有尊重和保护少数的权利，才能维护民主的力量和机制。”[4]社会主义民主的少数性原则应该成为既允许某种少数人改变己见、修正错误的合理理由，更保障另种少数人坚持正义、追求真理的自由根据。少数性原则是检验和确保民主的关键。
现代民主意味着法治，至少在形式上是通过一系列代表和集中体现了大多数人根本利益和意志的法规、法则的制定与实施来进行的。社会主义民主应该是有法可依、有法可循的调整和制约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规范操作和规范运行。如何理解和对待民主，实际上就是如何理解和对待法治。“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仅仅是“法制”（法律规章制度）的可行、健全和有效，而且给社会主义民主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基础。
四、社会主义人道
人道大体上是指关于人的一切行为方式及其规范的总和。人道的内涵则指：人道是基于人的唯一性而把人与宇宙间其他一切事物区别开来，标示着人的一切方面和一切问题都为人的所在所是，从而指明人的价值和人的本质。人道的伦理意义在于：凡是人的生活都应该成为人道的生活，凡是人都应该被当成人来看待和对待。若是如此，则是人道的；相反，则是非人道的或反人道的。自近代世界历史以来，“人道”这个概念不但成为一个非常普及、非常显著和非常重要的概念，而且由于“人道主义”思潮的经久不衰而演变为一个歧义甚广、用法混乱的概念。例如，人性论、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三者对人道的不同界定就使“人道”概念成为昭示着人自我认识和自我发展的里程碑式的概念。简言之，人性论是把人自身的个性及其实现视为最高价值并且由此把使人成为人当作道德首要规范的思想理论；人道主义是把人本身视为最高价值而主张善待一切人的思想体系；人本主义是专指哲学上把人作为哲学的最高问题和世界本原的学说。这三者之间有交叉、有重叠、有演进，但不管怎样，人道问题和人道思想都蕴含了人类自我创造和自我实现的历程。
尽管人道主义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尽管马克思主义不是人道主义的一个流派，但是，人道本身作为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和伦理规范是与马克思主义并且也是与社会主义相互包容的。我们不能同意那种把社会主义与人道当作相互绝缘的做法，并且坚决反对那种认为由于马克思主义扬弃了旧人道主义而把人道主义甚至人道原则统统归为资产阶级“专利”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对以往历史上种种人道主义的批判和继承决不意味着它本身是非人道的甚至是反人道的，恰好相反，它把人道主义乃至人道本身推向一个新的历史维度。
正如没有平等、没有消灭私有制、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同样，没有人道，社会主义就难以建设和难于完善。社会主义人道准则在广义的、浅层的意义上来说，它指人道是把人本身当成最高价值而善待一切人并且把人当成人看待的行为及其相关规范。社会主义的人道准则是对于人道规范固有的博大仁爱精神的发扬光大。社会主义人道准则否弃非人道、反人道的行径，正是因为这种行径敌视人、虐待人、不把人当成人。这种人道准则通行的做法常常有见义勇为、救死扶伤、宽待俘虏、不虐待罪犯等等行为。当年关于张华作为一名大学生献身抢救遇难农民是否值得的热烈讨论，其伦理的根底是何等的浅薄！见死相救，早在200年前就由哲人康德指为人道的“绝对命令”(imperative)，更遑论现代社会主义人道的“法令”！社会主义人道准则就其狭义的、深层的意义上来说，它指人道是把人本身的完善当成最高价值并且使人成为有可能成为的完善的人，从而实现自己的行为及其相关规范，换言之，人道是把人实现自己的潜能当作最高价值并进而使人成为其人的行为及其相关规范。[2](p132-133)。社会主义人道准则否弃非人道、反人道的行径，还因为这类行径无法使人实现自己的潜能，无法使人自我实现，最终无法使人成为其人。
人道准则既然确定出人的自我实现是人道的指标，那么如何达到自我实现？人道准则进而指明了自由是达到自我实现的根本条件和主要途径。具体说来，在把人当作人来看待并且使人成为其人之际，应该不应该或者能够不能够保障人获得自由或者不断地获得自由，这是检验人道准则真正与否和可行与否的标准。基于马克思主义把自由定义为对于必然的认识和改造，社会主义伦理则进一步把自由具体规定为如下方面：1.自由是把个人的自我实现与社会的全面进步当作目的一致的活动；2.自由是个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既有益于自我实现又益于社会进步的活动；3.自由是人的本质得以存在、充实、创造和完善的历史发展过程；4.自由是人道的极至，是人性的最高境界，是臻真、臻善、臻美三者统一的道德世界；5.自由是人之如此看待人、人之如此成为人的完善归宿。人道与自由的关系主要在于：只有人道而无自由，人道之舟就失去了座标和航程；而任何自由都是人道的。
总之，社会主义的人道准则和人道实践应该而且更有可能给社会每个公民成员创造出比起以往任何时期更多更大的自由权利和自由机会，提供并实现真正的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和精神自由。最主要的一点，社会主义的自由伦理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如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之标所指出的那样：任何社会进步和社会解放都应该首先是人的进步和人的解放。[5]而社会主义的自由伦理正是确立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p294)这一目标上。
正如一位哲人所言，实践的哲学与哲学的实践有着无限的差别。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应有”（或“应该”，oughttobe）与“现有”（或“存在”，tobe）的矛盾关系也同样体现在上述社会主义准则的伦理理论与伦理实践的关系之中。这一关系贯穿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全部历史之中而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永恒主题和发展动力。因而，社会主义的若干准则无论达到了何种理论水平，实现了何种实践形态，它们都永远不会穷尽自己的伦理意义，都不会封闭于单一的、静止的、绝对的伦理应用之中，所以，这些准则的伦理证明和伦理实现表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从其第一个世纪（19世纪）到其第二个世纪（20世纪）再到其第三个世纪（21世纪）的历程恰好映现出这种社会主义已在进行的并正在从事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创造美好世界的“三部曲”。
收稿日期：2001-03-10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王海明．公平·平等·人道[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9.
社会公正原则篇6
作者简介：睢婧，天津大学文法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2）11-018-02
一、功利主义法学思想主要内容
（一）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认为“快乐幸福”，就是“善”，痛苦就是“恶”。功利主义的正义观是，如果社会主要体制的安排获得了社会全体成员满足的最大净差额，那么认为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合理的社会。幸福和福乐能够明白的表示快乐和痛苦，因此边沁常常用最大幸福原理代替功利原理。边沁将法律作为他实现功利主义的手段。而从部门法角度来说，边沁又倾向于首先从刑法的角度实现功利主义，即按照功利主义的原则规定哪种行为是犯罪行为。
（二）边沁功利主义的两原则
1．自利原则。理性的人的最大目的，是追求个人的最大幸福。什么是快乐、什么是痛苦，每个人自己最清楚。个人是他自身幸福的最好判断者。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自利的选择占着支配地位。当人们进行各种活动的时候，凡是对自己的最大幸福能有最高贡献的，不管对自己以外的全体幸福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他都会全力追求，这是人性的一种必然倾向。
2．最大幸福原则。人的本性是避苦求乐，人的行为受功利原则支配，追求功利就是追求幸福，个人就是要追求其自身的最大幸福；对于政府和整个社会来说也应该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就是所谓的“最大幸福原则”。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任何行动和方针必须产生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将痛苦减小到最少，甚至在必要情况下可以牺牲少部分人的利益。功利主义认为人应该做出“能达到最大善”的行为，最大善的计算依靠此行为所涉及的每个个体的苦乐感觉的总和，其中每个个体都被视为具有相同份量。
二、正义论的主要思想
（一）正义，即公平
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体制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正义，不是个人的德行，不是人们之间的理想关系，是一种公正的体制。正义是社会制度的正义。正义意味着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和对行为的安排，使人们生活得更好，满足人类对享有某些东西或实现目的的手段，使大家尽可能地在最少阻碍和浪费的条件下得到满足。正义的对象是社会基本结构，即用来分配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划分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和负担的主要制度。罗尔斯将正义的前提规定为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提出相互冷漠的理性人的概念，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状况有类似之处。罗尔斯认为，无知即为公正，无知之幕是一种前提，行为人在做出选择时忽视影响公正的各种功利性因素。而原初状态则指行为人做出的选择不受偏见等偶然因素影响的状态。
（二）正义两原则
1．自由平等原则，也即政治权利原则，即每个人与所有人一样享有最广泛的平等自由权利。包括政治自由、言论和集会自由，良心自由和思想自由，依法不受任意逮捕和剥夺财产的自由。
2．机会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也即经济权利原则，它适用于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以及那些利用权力、用以调节社会和经济利益的分配。即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当满足这样的条件：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蓄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即差别原则；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即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其中，两个正义原则应以词典式次序排列，第一个原则优先于第二个原则，即首先应当实现政治自由，然后实现经济自由。“自由只能由于自由的缘故才能受到限制”，而不能受到社会经济利益的限制。即使是整个社会，都不能剥夺公民的基本自由。而第二个原则中的机会平等原则又优先于效率原则。第一个原则体现了平等自由，并且这种平等自由具有广泛性，第二个原则体现了平等互利，这种机会均等面向社会所有人，尤其是在社会中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例如，根据机会平等原则，罗尔斯认为，无论公民的家庭条件如何，他都应该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而差别原则的初衷在于调节社会中位于最不利地位的公民和有利地位的公民的利益平衡。罗尔斯的正义观侧重于社会公平和实质公平，同时在一系列的公平正义原则中，又有不平等原则，而这种原则是为了倾斜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三、电车难题和医院难题
牛津大学教授费利帕·福特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电车难题”，对功利主义进行了批判。实验如下：在电车轨道上，你驾驶一辆电车疾驰而来，刹车失灵，在电车原轨道前方有5个人在干活，轨道旁边的岔道上有1个人，在这种情况下，两条轨道中只有一个选择，要么继续开，要么扳动控制杆把电车转到岔道上，你会怎么选择？
根据功利主义，它不考虑一个人的行为的动机和手段，仅考虑一个行为的结果对最大快乐值的影响，能增加最大快乐值的就是善，反之就是恶。而如何达到最大快乐值？就是计算，把所有的收益（快乐）相加，减去所有的损耗（痛苦）。边沁的思想使我们把一个道德困境简化成一个加减法问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驾驶员做出决策的依据是“最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即5个人的利益大于1个人的利益，他应该选择拉动控制杆，杀死一个人，拯救五个人。
但是，5个人的生命价值不大于1个人的生命价值。如果扳动控制杆杀死了1个人，这个行为也是一个不道德的行为，你需要对这个人的死负部分责任。再进一步假设，在具体情况下，如果在旁边轨道的这个人是爱因斯坦，杀死这个伟大的科学家的效益就是负的。
第二个思想实验是“医院难题”，实验如下：医院的急救病房里有5个生命垂危的病人，他们急需进行器官移植，但是医院没有相应的器官，这时候，一名健康人走进了医院，为了拯救那5名垂危病人，人们可以把那个健康的人杀害以获取所需器官吗？
在对这一难题进行调查问卷的结果是，几乎80%的人们反对杀死一个健康的人来拯救5个濒临死亡的病人。这个思想实验更进一步的证明了多数人的利益总和不一定大于少数人的利益。
四、正义论对功利主义的批判
在罗尔斯无知之幕的前提下，决策适用最大最小化原则，不同于功利主义的最大利益总额原则，最大最小化原则能够把所有能够影响人们进行公正选择的任何特殊事实、知识、信息都过滤出去，实现原初状态的公平。对于平均功利主义，罗尔斯提出，它与正义论的前提就是不同的。正义论的前提“无知之幕”使得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地位，背景，条件，所以每个人做出的选择不会是对自己最有利的，这样一来，就实现了公平。而平均功利主义，是把每个人都看成是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处境的人，这样，每个人在做出选择的时候都是依照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选择的，这就违背了正义的原则。功利主义只是从整体上考虑分配问题，在意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具体谁得到的多，谁得到的少，功利主义不关注。罗尔斯认为，社会不能利用强制手段使一部分人牺牲其利益而换取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应当把这种行为建立在人们自愿的基础上。对于平均功利主义，罗尔斯提出，它与正义论的前提就是不同的。正义论的前提“无知之幕”使得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地位，背景，条件，所以每个人做出的选择不会是对自己最有利的，这样一来，就实现了公平。而平均功利主义，是把每个人都看成是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处境的人，这样，每个人在做出选择的时候都是依照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选择的，这就违背了正义的原则。
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中，针对功利主义，他认为正义，公平应优先于功利，社会不能因为大多数的利益而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功利主义只考虑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不考虑分配正义，这样，少数人的利益就被侵犯了。而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原则，只考虑数量，不考虑质量，是否具有正当性被排斥在外。“正义优先于善”，反对功利主义“善优先于正义”。正义不能接受为了多数人的利益牺牲少数人的利益，不论多数人的利益总和是否远大于少数人的利益总和。功利主义认为善是优先的，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而罗尔斯的正义论则和这种观点正好相反，他认为正当时优先的，达到目的的手段必须是正当的。罗尔斯的效率观与功利主义不同，功利主义的效率观是为了寻求效率最大化，不惜牺牲少数人的利益，而罗尔斯认为一个人在使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不损害他人的利益才是有效率的，才是最优。罗尔斯的差别原则确立了一个不是依赖于人性的分析、而是依赖于一种公共政治文化的社会最低保障概念。罗尔斯提出，差别原则中的社会最低保障概念的确立其实不是依赖于一种不确定的人们在心理上或生理上的需要，也就是说不是依赖于一种人性的考虑、而是依赖于一种公共性和互惠性的观念。罗尔斯的正义论提出了两个原则，而功利主义只有一个至善论，相比之下，正义论更有利于保护正义。罗尔斯认为，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是不容侵犯的，即使它低于整个社会的利益，为了整体效率而牺牲自我，对一个个体来说并不是一个合理的安排。“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
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有利于实现社会稳定。首先，机会均等原则要求社会的所有公职和社会职位对所有人开放，无论公民的地位，阶级，民族，都可以平等的享有这种机会，这就缓解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的和谐。而差别原则，则在经济领域提倡分配正义，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平等分配。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承认不平等的存在，但是这种不平等，要有利于处于最不地位的最大利益。我国当今社会存在经济不平等的现象，而经济不平等，又导致政治不自由。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机会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促进经济上的平等，来保障政治权利自由。罗尔斯差异原则中的不平等，是在对处于最不利地位下的人有利的情况下的不平等，而功利主义的不平等是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在贫富差距逐步扩大的今天，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可以弥补这一缺陷。罗尔斯的差别原则还克服了功利主义的偶然性，有平均主义色彩，这恰好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罗尔斯在正义论一书中提出了“作为规则的正义”即程序正义，这对促进我国司法进步有重要意义，因为我国司法比较注重结果公平，而忽视程序正义，程序正义具有独立的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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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正原则篇7
1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及其作为民法原则的依据
民法通则中提到的诚实信用原则，原本是人类社会继承久远的道德规范，它有两层基本含义:诚实，是指言行真实，合符情况，无虚假、欺诈之意;信用，是指信守约定或承诺的规则，履行和承担由约定或承诺的规则所确定的职责。这两层含义既有独立性，又有关联性。
信用来自诚实，诚实见诸于信用。两者结合，相互支持、包容，成为人际交往中普遍遵循的道德准则。诚实信用原则的这种普遍适用性，是基于它的概括性和抽象性，因而其内涵和外延均有着较大的不确定性。但这并不妨碍其作为是一般的道德规范而发挥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范围逐步扩大，从单纯的人际关系、社会伦理领域扩展到社会经济、政治活动领域，它的内涵和外延也随之不断发展。它仅仅作为道德准则来发挥作用已经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了。这是因为:
1.1社会需要将经济活动的道德准则上升为强制的法律规范
自古今中外，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一定的道德意识的制约或影响。诚实信用作为最一般的道德准则，自然会对人们由经济活动产生一定的约束和影响作用。不过这种约束和影响作用，是以当事人的自律或习惯氛围为必要条件的，并不具有外在的强制性。因此对于经济活动中的背信弃义、尔窦我诈、坑蒙拐骗，以谋取不义之财的丑恶行径还不足以构成有力的约束。这也表明单纯的道德制约还不能保证人们行为的诚实信用和社会的公正、公平。在这种背景下，要求把某些一般的道德准则上升为人人都必须遵守、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法律规范，就成了社会的客观需要。将诚实信用这一道德准则列为民法的一项原则条款，正是适应社会这种需要的逻辑结果。
1.2是克服成文法，滞后性的需要
社会生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新情况、新问题总是层出不穷，在一定时期制订的成文法，无论怎样完备，周详，相对于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实际而言，总难免存在某些滞后性。这表现为已有的法律条文在适用复杂多样的案件时，往往处于捉襟见肘的窘境。走出这种窘境的最佳途径是:立法赋予司法者在现有成文法条文的基础上具有不失社会公平、公正的一定自由裁量权。将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准则一诚实信用，列为民法的一项一般性指导原则，这就为民法条文的实施规定了一个实现社会公平、公正的法律准则。当司法者(法官)在遇到现有法律条文不能充分适用案情的条件下，可以为贯彻这一指导原则而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以保证裁决的结果能够符合社会公平、公正的宗旨。在这里，诚实信用原则既是成文法进行必要延伸、扩展的法定依据，又是这种延伸、扩展的合理界限。在贯彻诚实信用原则的司法过程中，应当把克服成文法的滞后性，与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和排除司法的随意性结合起来。
2诚实信用原则在民法中的作用
首先，指导当事人正确从事民事活动。诚实信用原则作为一项广泛适用性的民事行为规范，向当事人清晰地警示了什么行为受到法律保护，什么行为是法律所不容许;当事人应如何正确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才不致对他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这就为当事人如何从事民事活动起着指导和规范的作用。
第二解释、评价和补充法律行为的作用。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法的一项基本指导原则，可以对当事人的法律行为进行裁量和判断，决定其法律效力以及引起的法律责任，从而补充和完善已有的法律行为，使之更符合社会公正与公平。
第三解释和修正法律的作用。一般而言，法律条文都有一定的抽象性，在适用于具体案件时，有必要作一些细化的、有针对性的诊释。以诚实信用原则为指导来解释法律，有助于维护法律公平正义。这就是诚实信用原则在法律解释上的作用。如前所述，由于现有法律的滞后性与社会发展的变动性之间的矛盾，有时会使得法律在适用上遇到难以确准裁量的困难，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准绳，可以对法律中不尽人意之处进行合理的修正和补充，使当事人的利益及责任公平分配，从而实现法律的公正与公平。
第四对疑难案件起辅助定性的作用。案件的定性是适用法律的前提。现实生活中某些案件的性质含混隐密，一时难以作出准确的法律判断。运用诚实信用原则，对这些案件的案情进行分析，有助于发展其中的真伪善恶，对正确判定案件性质和应适用的法律，以及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合理公平分配，都将起着重要作用。
第五弥补法律漏洞的作用。相对于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生活而言，已有的成文法律难免存在漏洞。对法律尚未有规定的地方，可以按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加以弥补，以便对具体案件进行恰当处理，这就是司法者造法的表现。对法律漏洞的弥补，为日后的立法、修法提供了依据和条件，这对法律制定的健全、完善有重要的意义。
第六追求个别正义和社会公正的作用。法律不可能穷尽不断变化着的社会方方面面，在司法活动中，将一般性的成文规定适用各种不同的情况，可能导致个别案件裁决的有非正义性。这里，根据现代意义上的诚实信用原则。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一方面可以指导市场主体诚实信用地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塑造市场主体的诚信精神;另一方面，通过赋予司法者一定的解释、补充和修正法律的自由载量权，弥补已有法律的某些不足，为日后法制的进一步完善积累经验和创造有利条件。
综上所述，诚实信用原则是一项非常有价值的民法指导原则。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一方面可以指导市场主体诚实信用地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塑造市场主体的诚信精神;另一方面，通过赋予司法者一定的解释、补充和修正法律的自由裁量权，弥补已有法律的某些不足，为日后法制的进一步完善积累经济和创造有利条件。
3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条件
社会公正原则篇8
论文关键词 功利主义 正义论 正义两原则
一、功利主义法学思想主要内容
（一）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认为“快乐幸福”，就是“善”，痛苦就是“恶”。功利主义的正义观是，如果社会主要体制的安排获得了社会全体成员满足的最大净差额，那么认为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合理的社会。幸福和福乐能够明白的表示快乐和痛苦，因此边沁常常用最大幸福原理代替功利原理。边沁将法律作为他实现功利主义的手段。而从部门法角度来说，边沁又倾向于首先从刑法的角度实现功利主义，即按照功利主义的原则规定哪种行为是犯罪行为。
（二）边沁功利主义的两原则
1．自利原则。理性的人的最大目的，是追求个人的最大幸福。什么是快乐、什么是痛苦，每个人自己最清楚。个人是他自身幸福的最好判断者。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自利的选择占着支配地位。当人们进行各种活动的时候，凡是对自己的最大幸福能有最高贡献的，不管对自己以外的全体幸福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他都会全力追求，这是人性的一种必然倾向。
2．最大幸福原则。人的本性是避苦求乐，人的行为受功利原则支配，追求功利就是追求幸福，个人就是要追求其自身的最大幸福；对于政府和整个社会来说也应该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就是所谓的“最大幸福原则”。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任何行动和方针必须产生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将痛苦减小到最少，甚至在必要情况下可以牺牲少部分人的利益。功利主义认为人应该做出“能达到最大善”的行为，最大善的计算依靠此行为所涉及的每个个体的苦乐感觉的总和，其中每个个体都被视为具有相同份量。
二、正义论的主要思想
（一）正义，即公平
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体制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正义，不是个人的德行，不是人们之间的理想关系，是一种公正的体制。正义是社会制度的正义。正义意味着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和对行为的安排，使人们生活得更好，满足人类对享有某些东西或实现目的的手段，使大家尽可能地在最少阻碍和浪费的条件下得到满足。正义的对象是社会基本结构，即用来分配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划分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和负担的主要制度。罗尔斯将正义的前提规定为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提出相互冷漠的理性人的概念，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状况有类似之处。罗尔斯认为，无知即为公正，无知之幕是一种前提，行为人在做出选择时忽视影响公正的各种功利性因素。而原初状态则指行为人做出的选择不受偏见等偶然因素影响的状态。
（二）正义两原则
1．自由平等原则，也即政治权利原则，即每个人与所有人一样享有最广泛的平等自由权利。包括政治自由、言论和集会自由，良心自由和思想自由，依法不受任意逮捕和剥夺财产的自由。
2．机会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也即经济权利原则，它适用于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以及那些利用权力、用以调节社会和经济利益的分配。即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当满足这样的条件：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蓄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即差别原则；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即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其中，两个正义原则应以词典式次序排列，第一个原则优先于第二个原则，即首先应当实现政治自由，然后实现经济自由。“自由只能由于自由的缘故才能受到限制”，而不能受到社会经济利益的限制。即使是整个社会，都不能剥夺公民的基本自由。而第二个原则中的机会平等原则又优先于效率原则。第一个原则体现了平等自由，并且这种平等自由具有广泛性，第二个原则体现了平等互利，这种机会均等面向社会所有人，尤其是在社会中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例如，根据机会平等原则，罗尔斯认为，无论公民的家庭条件如何，他都应该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而差别原则的初衷在于调节社会中位于最不利地位的公民和有利地位的公民的利益平衡。罗尔斯的正义观侧重于社会公平和实质公平，同时在一系列的公平正义原则中，又有不平等原则，而这种原则是为了倾斜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三、电车难题和医院难题
牛津大学教授费利帕·福特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电车难题”，对功利主义进行了批判。实验如下：在电车轨道上，你驾驶一辆电车疾驰而来，刹车失灵，在电车原轨道前方有5个人在干活，轨道旁边的岔道上有1个人，在这种情况下，两条轨道中只有一个选择，要么继续开，要么扳动控制杆把电车转到岔道上，你会怎么选择？
根据功利主义，它不考虑一个人的行为的动机和手段，仅考虑一个行为的结果对最大快乐值的影响，能增加最大快乐值的就是善，反之就是恶。而如何达到最大快乐值？就是计算，把所有的收益（快乐）相加，减去所有的损耗（痛苦）。边沁的思想使我们把一个道德困境简化成一个加减法问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驾驶员做出决策的依据是“最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即5个人的利益大于1个人的利益，他应该选择拉动控制杆，杀死一个人，拯救五个人。
但是，5个人的生命价值不大于1个人的生命价值。如果扳动控制杆杀死了1个人，这个行为也是一个不道德的行为，你需要对这个人的死负部分责任。再进一步假设，在具体情况下，如果在旁边轨道的这个人是爱因斯坦，杀死这个伟大的科学家的效益就是负的。
第二个思想实验是“医院难题”，实验如下：医院的急救病房里有5个生命垂危的病人，他们急需进行器官移植，但是医院没有相应的器官，这时候，一名健康人走进了医院，为了拯救那5名垂危病人，人们可以把那个健康的人杀害以获取所需器官吗？
在对这一难题进行调查问卷的结果是，几乎80%的人们反对杀死一个健康的人来拯救5个濒临死亡的病人。这个思想实验更进一步的证明了多数人的利益总和不一定大于少数人的利益。
四、正义论对功利主义的批判
在罗尔斯无知之幕的前提下，决策适用最大最小化原则，不同于功利主义的最大利益总额原则，最大最小化原则能够把所有能够影响人们进行公正选择的任何特殊事实、知识、信息都过滤出去，实现原初状态的公平。对于平均功利主义，罗尔斯提出，它与正义论的前提就是不同的。正义论的前提“无知之幕”使得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地位，背景，条件，所以每个人做出的选择不会是对自己最有利的，这样一来，就实现了公平。而平均功利主义，是把每个人都看成是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处境的人，这样，每个人在做出选择的时候都是依照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选择的，这就违背了正义的原则。功利主义只是从整体上考虑分配问题，在意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具体谁得到的多，谁得到的少，功利主义不关注。罗尔斯认为，社会不能利用强制手段使一部分人牺牲其利益而换取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应当把这种行为建立在人们自愿的基础上。对于平均功利主义，罗尔斯提出，它与正义论的前提就是不同的。正义论的前提“无知之幕”使得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地位，背景，条件，所以每个人做出的选择不会是对自己最有利的，这样一来，就实现了公平。而平均功利主义，是把每个人都看成是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处境的人，这样，每个人在做出选择的时候都是依照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选择的，这就违背了正义的原则。
社会公正原则篇9
一、以人为本与尊重人权原则
以人为本与尊重人权之所以能够成为应用伦理学的首要原则，其根本的理由在于，应用伦理学的诸领域和关系是围绕人而展开的，涉及人对自己生命价值、生活意义、生存境况以及人与神、人与物、人与自然还有人与社会共同体等的认识、体悟与评价。更为重要的是,人—毕竟只有人一一才是道德生活的真正主体。所谓的神本主义、物本主义，以及动物保护主义等等，实质上是人的道德主体的一种推扩、延展甚至异化。以人为本，与生态伦理学所言的人类中心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如果说人类中心主义有着强烈的征服自然色彩，那么以人为本则强调人与自然友好相处。以人为本在发展价值观上是对以物为本、以神为本的根本超越，要求以人为根本、为价值的目的，意义的重心和发展的动力，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人”在哲学上，常常既与神，亦与物相对而言。以人为本，无论从价值亦或是伦理的角度立意，明显要高于并优于以神为本和以物为本。西方近代的人本思想，主要是相对于神本思想提出，主张用人性反对神性，用人权反对神权，肯定人的尊严和价值。中国历史上的人本思想,侧重强调人贵于物，“天地万物，唯人为贵”。《论语》载，马棚失火，孔子最先担忧的是伤到人没有，而不问伤到马没有，说明在孔子的心目中人比马更加值得关心。以人为本，即是说,在人与物、人与神的关系问题上，人比神、比物更为重要、更为根本，更具有目的性。如果一味地强调神高于人,物高于人,贬低人的地位和价值，那就是本末倒置，不能舍本求末。
以人为本，因主张人是发展的根本目的而理性回答了为什么发展、发展“为了谁”的问题，又因主张人是发展的根本动力而科学回答了怎样发展、发展“依靠谁”的问题。“为了谁”和“依靠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本源问题，涉及价值的形成、伦理的基础、道德主体的落实以及人类追求的目的性问题。人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发展的根本动力，一切为了人，一切依靠人，二者的统_构成以人为本的完整内容。只讲根本目的，不讲根本动力，或者只讲根本动力，不讲根本目的,都不是完整的以人为本观。毛泽东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胡锦涛说,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试金石。以人为本贯穿在应用伦理学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经济伦理学，政治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生态伦理学，基因伦理学，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才能解决许多存在的道德悖论和难题，也才能彰显其人本意识、人文关怀，突出伦理的意义。
以人为本内在而必然地要求尊重人权，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人权是由人的理性所赋予的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人权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而是一种基于理性并通过理性表现出来的人的理性权利。人权并不仅仅取决于人的生物属性，而是来自于人的道德自主性。完整的人权是人的权利与义务、尊严与责任的统一，从个体来说是维护自己人权与维护他人人权的有机统一。权利并不意味着为所欲为，而是关涉着对他人平等权利的尊重的义务,对契约与合作的承诺的义务。人权的合法性来自于相互性，来自于先验的交换，即以对他人权利的尊重的义务，来换取他人对自己权利的维护。
尊重和维护人权是应用伦理学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从某种意义上说，应用伦理学的核心问题就是一个人权问题。这不仅是因为应用伦理学诞生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公民权利运动的历史背景，而且更是因为几乎所有的应用伦理学前沿问题都是与人权的价值诉求相关，几乎所有的应用伦理学领域的争论都是有关权益之间冲突的争论，诸如，人类胚胎与孕妇或病人之间生命权的冲突；病人的知情权;个体的死亡权；女性的平等权；弱势群体的权益诉求；公众知情权与公民隐私权间的矛盾；当代人与未来人之间的权益冲突等等。可见，人权的价值诉求和尊重人权是应用伦理学最核心的价值诉求和最基本的道德原则，人权的道德视点是应用伦理学最根本的道德视点，人权原则构成了应用伦理学全部论证的根基，人权的价值构成了应用伦理学全部规范的终极标准。
二、民主平等与公平正义原则
民主平等既是现代伦理的基本精神和道德原则，也是应用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应用伦理学是以突出民主平等原则为特征的公民社会的产物，是公民社会的文化发明和公民社会的道德理论。应用伦理学体现着一种新的伦理体系，最根本原因在于它产生于倡导公民社会的民主和平等精神。民主不仅是一个政治范畴，更是一个伦理范畴。民主平等最根本的要求,就在于每位公民的权益、需求、意愿与价值都必须而且应当得到来自自我和他人特别是社会共同体的尊重。任何一种与公民相涉的社会行为方案的设计与实施,都要以对作为当事人的每位公民的自主意识的认可为前提。只有经过当事人商讨、权衡程序所形成的决断才具有合法性，只有平等地看待人的一切权益、要求和愿望，才能真正体现出价值的感召力和伦理的魅力。尽管现实生活中充满着不平等的现象，但是现代应用伦理学几乎众口一词地强调民主平等的价值，主张尊重每一个人的价值、人格和尊严。
应用伦理学因为崇尚民主平等而体现出一种崭新的道德观，即道德是人们在为某一伦理悖论或难题寻求解答方案的论证活动中建构出来的。所有的道德约束力都可以归结为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自愿协约，道德是当事人沟通商谈和相互建构的结果，当事人本身拥有作为道德的创造者和主体的独特地位。道德所提供的，本质上是一种对无数行为个体权利、尊严、价值等的保护，而这种保护的价值导向，又是建立在公民社会对共识的尊重、对人类利益的关注以及对这种利益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包容基础上的。
公平正义与民主平等既有某种内容实质的相关性，也有某种程序或形式的共通性。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一种价值取向和衡量尺度，公平正义是协调社会各个阶层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早在古希腊时代,公正就和智慧、勇敢、节制—起被列为四德。在西方伦理学史上，从柏拉图到罗尔斯,公正问题一直为人们所关注。罗尔斯提出了“作为公平的正义”的伦理原则，并且指出，如同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尽管人们对公平正义有过很多的探讨或争论,但谁也不否认公平正义之为伦理原则的意义和价值。公平正义是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相互间怡当关系的最高概念，它是以—切人固有的、内在的权利为基础的人人皆有的社会平等的实现和权益保护，是通过权利、机会开放而成就的得所当得或各得其所状况及其合理配置。所谓公平正义，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公正，一般来说,反映的是人们从道义上、愿望上追求利益关系，特别是分配关系合理性的价值理念和价值标准。就社会主义的道德体系而言，公正所描述的是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各领域的权利和义务的均衡状态；它坚持人们的劳动贡献同其应得报酬,社会功绩同其应得奖赏以及罪与罚等等之间的一致性或正相关关系；它要求按照同-的道德标准，“同样地对待相同的人和事，不同地对待不同的人和事”。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公正就是为-定的道德体系所认可的对社会成员之权利和义务的怡当分配。
公平在现代社会主要表现为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分配公平四大公平。
权利公平基本权利不能因为出身、职业、财富等不同而区别对待。在现代社会，社会公平首先意味着社会权利上的公平，它承认并保证社会主体具有平等的生存、发展权。也就是要求社会的制度安排和非制度安排给每个社会主体的生存、发展的机会是平等的。劳动的权利、受教育的机会、职业的选择等不能受家庭背景、种族、性别以及资本占有状况等因素的限制和影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权利”的认知与诉求从生存层面上升到发展层面，对户籍制度、劳动合同、城乡人口选举比例等“权利公平”更加关注。
机会公平机会公平要求摒弃先赋性的因素（如特权、身份等级）等不公正因素的影响，保证每一位社会成员能够有一个平等竞争的条件，能够得到公正地对待，从而拓展自由创造的空间。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活动，要求社会确保机会均等，这是实现权利公平的前提。从有利于挖掘、发挥出每个人的潜能的要求来看，机会公平意味着要满足人的不同层次需要和不同人的不同层次需要,从总体上保证每个社会成员享有大致相同的基本发展机会。
规则公平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活动，要求规则必须是公平的，只有在规则公平的前提下，才能实现机会公平、权利公平，才能保证效率的提高。即是说,政府不仅要保证在制度和规则面前所有社会主体一律平等，还要保证社会主体享有平等的规则。规则公平是法律、规定，有些人超越规则，就形成了“潜规则”和“特权”，会严重破坏公平。“规则公平”的重要性往往超过“权利公平”和“机会公平”。
分配公平分配公平主要表现为个人消费品分配的相对公平，要求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不能过于悬殊。个人收入的社会分配是否公平，不取决于有没有差距，而取决于这种差距是否合法、合情合理、合乎民生发展。分配公平(distributivejustice)是个人对所获报酬的公正知觉，也就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对分配最终结果的评价,亦称结果公平。在当代,人们通常以社会财富(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分配是否合理作为评判社会公平程度的直接依据，所以，分配公平是社会公平的根本内涵和最高层次。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必须确实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有效调节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分配是否公平，不仅关系到效率的高低，对社会制度的变革和社会秩序的维护与稳定也起着决定性作用。实现分配公平，有赖于合理的社会分配机制的建立，其中分配制度和分配政策起着极为重要的、直接的作用。
公平正义原则在应用伦理学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存在并发挥着重要作用，经济伦理学的分配正义、交换正义，环境伦理学的代内正义与代际正义，政治伦理学的制度正义，法律伦理学的矫正正义、程序正义、实质正义等，都是公平正义的具体化实现或表现。
三、自由自主与自愿允许原则
自由自主与自愿允许原则是一个相对于行为主体尤其是个体而言的道德原则。它意味着主体的行为是在自由自主的基础上自愿选择的，同时也必须自觉承担起行为的责任。行为主体应基于自我意识和意志自由选择行为，自觉控制或调整行为，作自己心灵、情感和命运的主人,培养起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各尽其能的自主人格。自由是—个关系概念，英文Freedom的基本含义就如其拉丁文Libertas之原初本义,指的是“免于的奴役从……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自由首先与人和人的活动联系在一起。个人的现实性就在于他的生活过程是在一定条件和社会关系中展开的。正是有了这种“社会关系”，自由就和人的存在联系在一起，被纳入觉醒了的人的自我意识。自由属于人的个体存在,同时又产生于这种个体存在依存的各种社会关系之中。自由既与个体活动的意志特征相联系，又不能脱离个体生存于其间的社会关系的限制和制约。
自由必然指向自主并要求自主，自主是一种积极的自由。在一个多元价值观的社会中，理性判断、理性宽容是实现自主理想的必要条件之―。但是自主也应有自己的责任范围。自主不但有情感道德的意义，更有理性道德的意义。个人自主是一种既现实又理想的权利，同时也是对他人自主的道德上、理性上的义务。自主原则包含：(1)不得干涉他人的责任。（2）基于自主的其他责任也同样有权利存在。所以，自主是善良生活的—个构成要素。自主的意义就是一种善良生活的能力所在。自主是一种积极的自由。积极自由的价值正是来源于自主。
自主价值的普遍预设，针对的是对主体间Gntersubjective)道德原则和注重自我的个人卓越性观念的自由接受。主体间道德原则按照个人对他人利益或福利的影响(比如说禁止杀害他人)来评价个人行为。个人卓越性观念按照行为对生命品质或当事人道德品格的影响来评价行为。当自主价值关系到第一种道德原则，即那些主体间道德原则时，它就有了限制自身的力量。必须限制某些人的自主，以便保护其他人的自主。当某些个人自由接受的行为标准反过来影响到其他个人按照他们自由的意愿接受的道德标准而行使自主权时，这种限制就发生了。这要求我们利用某种原则一这原则让我们在失去的自主和当个人选择受到干扰时被保留的自主之间保持平衡。
个人自主原则决定了个人权利的基本内容，因为从这一原则我们可以推出那些权利所保护的利益。这些利益是选择和实现个人理想以及基于那些理想的生活计划的必要条件。选择和实现生活计划的先决条件包括，精神一生物的生活、身心的完整统一、行动自由、表达自由、获得物质资源、结社自由、工作自由、获得闲暇的权利以及宗教实践的自由。
自由自主所包含的个人的自我控制，即避免他人对个人有意义的选择进行控制、干预和限制，被恩格尔哈特称之为自愿允许原则。在恩格尔哈特看来，在一个俗世的多元化的社会中，理性的人们只能通过相互同意来确立一种共同的道德原则，“有关一个具体行动的适宜性或不适宜性这类冲突可以通过主体间的相互同意来得到解决，并且人们因而接受这种观点以便能够在主体之间确立一种进行责备和称赞,并且相互尊重和有道德权威的实践。……根据这种道德,相互尊重应被理解为只有经得别人允许才能利用别人干涉他人行动的权威性来自他人的自愿允许。允许原则表达为行为准则（max¬im)即是：别对他人做他所不愿意强加在他身上的事情，而应当做他人许可或允许或协议要求做的事情。
自由原则试图划定个人自由的界限，以保障和平的社会秩序和人类进步；允许原则则试图为信仰多元化的社会确立一条起码的世俗道德准则，并赋予它以普遍的权威性。所以,它们所维护的目标是一致的，即维持信仰不同的自由个人的和平协作与共存。
自由自主和自愿允许原则，既有尊重个体自由自觉的内涵品质，又主张让人们的创造性活力竞相迸发,在奋斗、求索和开拓中抒写成功人生。它反对对个体意志和行为自由过多或不必要的干涉，主张合理地释放人们发财致富的欲望，合理地满足人们自我保护享受生活的欲望。在法制和道德允许的条件下做各种自愿的事情，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一原则在经济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科技伦理学、网络伦理学等中有生动而深刻的体现。
四、普遍幸福与和谐均衡原则
普遍幸福既源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又源于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提振民生幸福，是共同富裕与包容性增长诸理念的现实化表现。真正的伦理学从来不讳言人的幸福问题，并把普遍幸福的实现作为其终极指向。普遍幸福是一种涵盖面宽广、受益人群众多的幸福，是一种“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如同中国古人所说的“众乐乐”，它反对的是“独乐乐”，坚持认为“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因此，那种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行为与普遍幸福的价值追求是背道而驰的。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早已超越了一部分人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痛苦基础上的社会条件，个人幸福的实现完全可能与大多数人的幸福一同增长,合作共赢的空间进一步扩大。“你好我好大家好”能够而且应当成为社会追求的价值目标和伦理原则，普惠型的社会，普遍性的幸福，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价值共识和行为追求。在追求幸福、满足幸福和实现幸福的过程中，一个人越是能够把别人的幸福放在心头予以真诚地尊重与考虑，他个人获得的幸福就越大、越深沉、越持久。而别人幸福的满足与实现,反过来也会给自己带来极大的幸福。因此，学会从别人的幸福中感受幸福，将自己的幸福成果与他人共同分享，是普遍幸福原则的价值指令和内在要求。向往和追求幸福是每一个人的天性，也是人之目的性的价值追求和德性所系。社会是一个由无数追求幸福生活的人组成的共同体，幸福是社会中人的幸福，社会是促使人获得幸福的社会。社会文明和进步始终要以人的利益和幸福的实现程度作为一个根本尺度。社会是否和谐统一发展，最终取决于社会全体成员的普遍幸福，它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终极目的和终极原则。没有社会各阶层成员之间利益和幸福的合理调整和良性互动，没有全社会的普遍幸福，也就没有真正的和谐社会。只有和谐社会的建构为向往幸福的每个人创造良好的追求幸福、享受幸福的各方面环境和条件，人们才可以自由地、平等地实现自我幸福，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自得其乐。在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里幸福生活，在幸福生活中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是应用伦理学的理想原则、终极原则或最高原则，也是人类伦理文化发展的大方向、大目标。
社会公正原则篇10
第一个正义原则：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平等自由原则）。
第二个正义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1）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2）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
由这两个原则又形成了一个更为一般的正义观：所有的社会基本价值（或者说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平等地分配，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体现这个正义观原则的两个正义原则暗示着社会基本结构的两大部分：一是有关公民的政治权利部分，一是有关社会和经济利益的部分。第一个原则要处理前一方面的问题，第二个原则则要处理后一方面的问题。
其中，第一个原则优先于第二个原则，而第二个原则中的机会公正平等原则又优先于差别原则。这两个原则的要义是平等地分配各种基本权利和义务，同时尽量平等地分配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和负担，坚持各种职务和地位平等地向所有人开放，只允许那种能给最少受惠者带来补偿利益的不平等分配。任何人或团体除非以一种有利于最少受惠者的方式谋利，否则就不能获得一种比他人更好的生活。
我们可以根据以上原则来分析基础教育中存在的择校问题和差生问题。
一、择校现象
如果用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来分析现在的“择校现象”，即使有条件择校的家庭也是要通过托关系、花钱的方式付出代价才能达到择校的目的，而那些没有关系或者没有经济实力的家庭只好按照划片入学的政策入学。从教育资源的分配上看，不存在任何一种使一方利益增加而使另一方的利益不受损的状况，所以这种择校的方式是有效率的（尽管它违背了公平的原则），所以名校使许多家长趋之若鹜。择校现象无疑损害了社会公平，造成了社会公平的缺失，因为教育建立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每个适龄儿童都应该享有最基本的受教育权。若任由这种现象持续下去，势必会加剧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而且，就近入学政策的制定是把自然赋予的条件作为一个既定的标准来执行的，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解决的办法就是先实现一种程序上的正义，罗尔斯认为纯粹程序的定义概念可以通过对完善和不完善的程序正义的比较来理解。例如一些人要分一个蛋糕，假定公平的划分是人人都有平等的权利获得相等的一份，怎样才能保证这一结果呢？明显的办法就是让一个人来划分蛋糕并得到最后一份，其他人都被允许在他之前拿。他将平等划分蛋糕，因为这样才能确保自己得到可能的最大的一份。这个例子说明了完善的程序正义的两个特征，一是对什么是公正的分配有一个独立的标准，二是设计一种保证达到预期结果的程序是有可能的。因此就近入学的原则在无法保证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的前提下只能是不公平的。只有通过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的平衡，将教育资源尽量平等分配（绝对平均是不可能的），在几乎不存在资源分配差异的基础上执行就近入学的原则才可能是公平的。还有，招生政策的制定也可以化解这方面的矛盾，如2008年山东烟台市芝罘区高中招生政策所规定的那样，按照一定的标准将一部分招生名额分到每一所有毕业生的学校，使一些教育资源比较薄弱的学校的学生即使在分数达不到录取线的情况下，也有可能被高中录取，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只有上好学校才能上高中的思维定势，有助于加快教育公平的步伐。
《义务教育法》也体现了这一公平原则，其第六条规定：“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善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并采取措施，保障农村地区、民族地区实施义务教育，保障家庭经济困难的和残疾的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国家组织和鼓励经济发达地区支援经济欠发达地区实施义务教育。”第二十二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促进学校均衡发展，缩小学校之间办学条件的差距。”这些都是从教育资源平衡的角度体现了政府部门和教育部门实行的教育公平原则，即通过差别原则和补偿原则来追求教育资源的最有效的期望值。
二、差生现象
不知从何时起，在教育中有了“差生”这一名词，好像它已经成为人们普遍接受和认可的一个称呼，在教师的教学计划或者总结中也经常见到这一名词，可见，“差生”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但是何为“差”呢？“差”的标准是什么？似乎只有一个标准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学习成绩差，更确切地说是分数差。只要满足这一标准的学生就会被列入“差生”的行列，尽管他们的意志、品质、能力等各方面并不差。他们往往被置于教室里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里，可能教师曾经对他们花费过不少心思想提高他们的成绩，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起色，甚至家长也不再抱有信心。然而相对于那些得到了教师较多关心的学生来说，差生是一个被漠视的群体。我们的教育是一种追求效率和功利主义的教育，尤其是将分数放在了至高无上的位置上，学校如此要求教师，教师如此要求学生，于是教育成了分数的教育，为了提高分数的一切措施都被认为是有效率的。教师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用在了那些分数较高者的身上，差生们被剥夺了接受平等关爱的机会。从直观上来看，仿佛学校和教师的这种做法能在单位时间内取得最大的效率，但根据帕累托优化改进原则，要达到最优的资源分配，必须在不损害其他各方的利益的基础上，至少保证有一方的利益增长，所以这不是一种朝着最优化方向改进的教育方式。那么这种不公平的现象何以存在呢？不可否认“差生现象”是应试教育的痼疾，值得反思的是我们现有的教育制度存在的问题。这里的关键是如何评价学校教育的成果和教师的劳动，它是直接导致差生现象存在的根本原因。教育部门的评价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教师的观念需要更新，对教师的培训不能只限于优秀教师而要面向全体，这样才能切实提高整个教师队伍的素质。
在罗尔斯的“词典式”序列原则中，公平是放在效率前面的，而且根据补偿原则，那些最少受惠者应得到最大的利益才符合公平原则。罗尔斯认为可以利用差别原则达到补偿原则的某种目的，即给那些出身和天赋较低的人以某种补偿，缩小以至拉平他们与出身和天赋较高的人们的出发点方面的差距。在罗尔斯看来，天赋不是道德上应得的，应把个人的天赋看成是一种社会的共同资产，虽然自然资质的分布只是一个中性的事实，但社会制度怎样对待和处理它们却表现出正义与否的性质。《义务教育法》第二十九条有这样的规定：“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应当平等对待学生，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促进学生的充分发展。”这是差生利益获得法律保障的鲜明体现。当然，作为教师，同时也应关注那些优秀学生的成长需要。
在现实的教育中，只有尊重学生的不同需要，才能更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教育中没有所谓的“差生”；才能使学生找到认同感，朝着我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单单以分数来评定成败；才能让学生养成自信、自尊、自爱、自我管理的品性和习惯，真正为学生一生的发展奠定基础。因为即使是学习成绩差的学生，他们将来也是社会的一分子，是要谋求生存自立的，我们的教育既要培养社会精英，同时也要注重平民百姓，毕竟我们的社会是由各个阶层的人所组成的，每一个阶层都应该有他们自我发展的机会和空间，而这与他们所受的教育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对从事基础教育的工作者来说，既要为了让受教育者将来有一个完满的人生，同时也要为了培养出合格的适应国家和社会需要的公民而努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彰显教育的公平正义内涵。
历来，我国的教育制度的价值取向与社会制度的取向是一致的，所以造成了强调效率甚于公正现象的存在，忽视了教育中的不正义，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正现象。正义与效率并不是矛盾的，但是正义是优先于效率的，追求效率的教育制度无法真正地实现社会效率，也不会自觉地或自动地实现正义。教育本身的不平等和不正义，一方面忽视了人的基本权利，破坏了人们参与治理共同生活的热情，另一方面加大了社会合作的边际成本，削弱了人们对正义和道德的追求。这样，反而不能实现效率，不能实现公共生活的质量的提升，所以正义价值是更为基本的价值。[3]根据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公平更应该关注那些较不利者的利益，由于出身和天赋的不平等是不应得的，这些不平等就多少应给予某种补偿。补偿原则认为，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的同等的机会，社会必须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遵循这一原则，较大的资源可能要花费在较差而非智力较高的人们身上，至少在某一阶段，比方说早期教育期间是这样。所以差生是更应该得到社会的关注的群体。
由于教育本身更有可能以“假定的能力”评定和挑选学生，把学生分为三六九等，并根据分类来分配教育资源和机会，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更容易受到自尊的伤害、权利的侵犯，教育正义因此包括促使这些学生获得补偿的教育。教育作为促进每个人精神发展的力量，必须平等地尊重、关怀和保护每个人平等的基本权利，确保所有的教育资源、教育机会、教育行动的公正性。因此，教育领域中正义价值是绝对优先于效率和功利的。[4]
当生命在无知之幕的状态下来到这个世界时，就具有了天赋的差别，只有通过社会制度、法律程序、道德伦理观念等方面的平衡，才能弥补这些差异的缺憾。我们可以说，教育公平既是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映，也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超越，是社会现实与教育理想的统一。
参考文献：
[1]邓素文．论基础教育改革的正义诉求[J]．当代教育科学，2006，（4）．
[2]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292．
[3]金生．什么是正义而又正派的教育──我国教育改革的症结[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