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现状及问题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6 01:59:53

流动人口现状及问题篇1

关键词:流动人口;道德;道德教育

本世纪头20年,是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新阶段,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而关键的历史时期。一个城市或地区外来流动人口道德素质的高低,将直接影响该地区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和水平,[1]加强流动人口的道德建设对本地区的发展是非常必要和关键的。

一、客观原因

(一)我国法律对公民迁徙自由的规定几经波折。建国初期具有宪法效力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规定,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1954年《宪法》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具有居住和迁徙自由。”随着流动人口的增加,城市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为了稳定社会秩序,1957年底,党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流动的指示》,第一次提出了对人口迁徙和流动进行限制的政策。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管理登记条例》,明确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正是我国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流动的开始,标志着我国城乡分离的“二元结构’’体制的形成。1975年《宪法》取消了“公民有居住和迁徙自由”的规定,在以后的每次宪法修改中,都没有恢复公民迁徙和居住自由的规定。我国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正是在那个年代,是计划经济的必然产物。这种僵死的户籍管理制度已经造成了农村人和城市人的不平等,阻碍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从而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就是由于我国这种二元户籍制度的存在,才使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即使在城市生活多年,却不能被城市户籍政策所接纳,无法对城市产生认同感、归属感;有些城市存在着对流动人口就业的歧视性规定,有些企业中存在着“同工不同酬”现象,因此导致流动人口在思想上产生诸多的矛盾和冲突,增加了流动人口思想政治道德教育工作的难度;目前,户籍制度改革仍不彻底,即便是暂住证制度也未能从根上消除“城市人”或“农村人"的划分,使得流动人口在心理上没有办法消除其“过客心理”和自卑感。[2]

(二)我国近几年颁布的政策、法律、法规等很多都是关心流动人口的基本权利、物质利益、社会保障等方面,对流动人口的道德教育这一方面关注的比较少,对流动人口道德教育的“目标、内容、任务究竟应该是什么,没有明确的规定,导致对流动人口的道德教育工作缺少权威的、合法的支持与依据。[3]没有形成良好的道德秩序和社会风尚和建立有效的道德控制机制。

(三)缺乏流动人口的组织管理力度。流动人口“进城打工,在农村的时间比较少,农村基层组织把握不了他们的思想,管理很难到位;虽在城里打工,但是没有城市户口不属于街道办、社区、工会管理的范围;企业老板们“只管手脚,不管头脑”,对他们来说赚钱才是硬道理,对流动人口的道德状况视而不见。再者流动人口属于分散流动状态的社会群体”,[4]更增加了加强道德教育的难度,是道德教育工作中的薄弱点。

二、主观原因

(一)被剥夺意识感较为强烈

剥夺感是个人将自己的地位与别的地位的人做了比较之后所产生的情绪体验。十几年来,流动人口为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创造了不可估量的财富,提供了多样化的服务,但却未能享受与群体同样的待遇。以农民为主的流动人口是具有劳动能力的弱势群体,文化水平不高,他们大多从事着城里人不愿干的苦、脏、累、险行业工作。在许多工厂里,他们不仅不能享有应有的权利、当家作主的地位,而且还遭遇到非人的待遇。流动人口处于相当艰难的生存状况之中。农民工相对剥夺感的产生,一方面容易加重他们的自卑心理,另一方面也很容易滋长他们对改革的不满,导致他们对“共同富裕”政策的怀疑。

(二)法制观念薄弱,总体文化素质不高

流动人口由农村到进入城市打工,工作和生活的环境发生了转变,即使进入了城市却无法真正融入到城市的主流社会。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感到城乡、工农之间的悬殊,遭受到了许多不公平待遇,但却没能力改变现状。他们渴望在城市里发展下去,通过自己的劳动快速致富,但由于缺乏规范的就业市场,而且普遍劳动技能不高,大多难以实现愿望,再加上贫穷、地位低下和歧视,难以被城里人接受,诱发他们的自卑心理,导致他们对城市产生疏离感和缺少责任感,而产生心理失衡和敌对情绪。这种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违反城市秩序和社会公德的行为,甚至会转化为违法犯罪行为。流动人口整体文化素质不高,缺乏城市文明和生活的必要常识。一些流动人口在生活中不遵守社会公共秩序,不讲究卫生,不爱护公共设施,一些人缺少最起码的法律常识和社会公德,抱团结帮现象严重,城市法规对于他们来说形同虚设。

(三)城市融入意识受到打击

城市对于流动人口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流动人口在进城务工之前就向往城市,时间久了对城市也很依恋。正是这种心理预期与向往,使他们尽管在城镇的生存发展遇到种种困难,尽管受到种种歧视、偏见,仍然坚持在城市打工甚至是长期定居。但由于他们的身份,使他们至今还不能融入城市社会,不被承认为城市的居民,因而也享受不到应有的权利,以至于很多流动人口发出了“城里何时才能容下我们”的感慨。流动人口强烈的城市融入意识在遭到冷遇后,很容易产生孤独心理,淡化融入城市意识,把自己看成“打工仔”、“外来人”,对城市缺少爱心,逃避管理,不服从管理,还有的产生了强烈的反城市倾向。

(四)精神生活贫乏,引发家庭危机

为了维护安定团结的稳定局面,在稳定是发展的前提下,城市政府对流动人口的管理采取了一些带有歧视色彩的行政干预与防范措施,甚至进行“封闭式管理”。因此大多数的流动人口只能处于与城市社会相对隔离的亚环境中,接触最多的文化媒体是录像点放映的录像和车站码头兜售的不太健康的期刊、小报等不良文化。他们在工作之余主要以“看电视、电影”、“读书看报”来打发时间,精神生活极度贫乏,尤其是远离亲人,独自在异乡工作和生活的流动人口,孤独寂寞容易使一些人误入歧途,出现了一些非法同居、重婚、性病等社会问题,引发家庭危机。

(五)自我保障意识的淡薄,缺乏维权意识

改变流动人口的边缘人现状。一方面要呼吁社会重视,促进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另一方面流动人口要积极争取自身的权利。而让人十分吃惊的是,流动人口对改变自身的保障状况甚为麻木。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做工大多是通过同乡介绍而来,加上劳动岗位竞争激烈,他们往往因信任同乡和确立劳动关系心切,很少事先考虑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甚至毫无考虑。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容易陷入那些善于坑骗的雇主所设置的侵权陷阱,等发觉上当为时已晚。还有些人本想维护自己的权益,但面对雇主的蛮横凶残只好忍气吞声。如今,流动人口尚未被纳入城市社会的保障体系之中,无法培养起他们对城市社会的利益共同体意识,更多的是将自己作为一个过客,在城市中只为赚钱,既不关心也不愿意承担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义务。

(六)急切的谋富心理

流动人口中大多数人因生活所迫出来谋生。城乡物质生活、精神文化生活的反差,使他们有一种急切的谋富心理,产生快速摆脱贫困的欲望,因此他们在工作中看重的是获取利益的多少,而对自己的生活环境、身体健康、基本权益往往不予重视。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老板能按时发放他们的工资,不要出现拖欠现象。但当他们的希望破灭,工资拖欠现象出现在自己身上时,难免产生焦虑心理,而且,这种焦虑感也会随着工资拖欠问题的解决与否而加重或减轻。当然,也有一些人在快速致富心理的驱使下,当“淘金梦”无法变成现实时,往往会走向极端,为了利益和财富而搞歪门邪道,甚至不择手段。

(七)对道德观的认识障碍

对进入城市中的流动入口往往缺少包容之心和宽广的胸怀。加上流动人口涌入城市后,一般都会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寻找各种机会务工经商.一方面固然提高了他们自身的收入,带来了诸多的社会便利性;但如果在城市经济得不到快速发展的前提条件下,另一方面这实际上也压缩了城市市民的就业渠道、降低了市民的收入,加之一些边缘性的媒体的误导――似乎城市中目前存在的较高失业率、犯罪率和城市环境的脏乱差等,流动人口相关。从而引起城市市民的不满。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说,城市市民对他们的偏见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公共管理者的决策,更何况有的决策者自身也对流动人口的市民化问题存在着矛盾的心理甚至是种种思想误区,结果势必造成城市居民对农村流动人口的歧视。在这样的心理与社会氛围下,流动人口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种与城市居民甚至整个城市社会相对立的情绪,成为自身的道德缺失的诱因。

同志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的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5]这既着重指出了德教育与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密切关系,也向思想政治道德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人的道德素质的形成,在根本上依赖于各种类型、各种方式、各种层次的思想政治道德教育工作。处于相对“管理中空”地带的流动人口的道德教育更显示出重要性,所以我们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道德教育的四大功能,[6]为流动人口的全面发展提供前进方向和精神动力保障。

参考文献:

[1]余虹.外来流动人口思想道德建设初探[J].西北人口,2004,(3).

[2]张艺.我国流动人口的思想政治道德教育研究[D].山东:山东大学,2008.

[3]张慧卿.农民工思想政治道德教育工作探析[J].运城学院学报,2006,(3).

[4]封福霖.农民工思想政治道德教育急需关注的特殊群体川[J].行政与法,2004,(6).

流动人口现状及问题篇2

一、会议概览

近年来,伴随城市化进程的迅猛发展,人口与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前所未有。如此大规模的人口劳动力流动势必给社会经济带来重大而深刻的影响,也无疑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沃的土壤。与此同时,研究方法尤其是空间分析技术的发展与成熟更为相关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15年,关于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劳动力流动研究又有哪些新问题、新进展?“人口、劳动力流动与空间集聚”全国学术研讨会正是2015年这个节点上又一次承前启后的重要学术会议。同时,为搭建国内人口学期刊与出版互动交流平台,进一步发挥人口学期刊引领学术研究热点的作用,一年一度的人口学期刊交流会亦共同举办。

此次会议由中国人口学会人口学期刊与出版专业委员会、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和《人口与经济》编辑部联合主办,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大学创新管理研究中心承办,并于2015年10月10日在新疆大学召开。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20余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人口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中国人口出版社等期刊和出版单位代表近百余人出席了本次会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院长冯喜良教授担任大会主持,新疆大学副校长吴广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中国人口学会、中国劳动学会、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有关领导先后致辞。

二、会议内容

1.大会主题发言

大会设立主题发言和分会场讨论两个环节。主题发言环节中,《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主编赵善伦教授、云南大学杨先明教授以及山东师范大学李松玉教授先后主持会议。共有9位专家学者发言,他们围绕人口空间分布、劳动力流动与社会发展、城镇化、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与就业等几个问题展开论述。

南京大学陈友华教授在其“社会变迁、资源配置与人口空间再分布――现代性、城市化与城市病”的发言中强调:大城市化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城市化意味着人口高度集聚,但人口膨胀不是城市病的病因而仅仅是城市病的表象;中国城市病的根源在于市场与政府两股力量在资源配置中的错位,其病灶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且有其必然性;城市不是排外的,而应该共享与包容。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陈卫民教授分析了“人口流动对我国老龄化进程影响的地区差异”,认为:庞大的跨区域人口流动由于其主体的年龄选择性强及净流出地与净流入地相对集中的两大特点,使得各地城镇化的水平和各地人口老龄化的进程有较大差异。陈卫民教授利用数据重新测算了各省的人口老龄化率。兰州大学《西北人口》编辑部郭志仪教授和和西北民族大学马子量副教授共同作了题为“城市化发展中的产业升级:集聚推动、溢出效应与空间衰减――基于西北地区的空间计量”的演讲。他们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了西北地区主要的30个地级设市城市的城市化率(UR)对加权产业生产效率(pR)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对于城市产业升级有着明显正向的推动作用,而间接效应伴随着空间阈值的增大出现了阶段性的演变,城市间通过城市化发展对产业升级影响的进程中其扩散与集聚效应是并存的。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童玉芬教授探讨了“中国流动人口的选择:为何向‘北上广’集聚?”的问题。她从成本收益的微观视角出发,通过实证得出三点结论:①净收入及收入预期增加显著增加了流动人口选择北上广作为流入地的概率;②与传统观点相异,流动人口个体在流入地的总支出(即成本)并没有抑制流动人口流入北上广;③与其他流入地相比,较高的政府财政支出提高了流动人口选择北上广作为流入地的概率。新疆财经大学高志刚教授以“密度、距离、分割、政策与城市经济发展”为题,通过地级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着重探析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密度、距离、分割和政策四因素对城市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效用。云南大学罗淳教授在其“双重阻隔下边疆民族地区城镇化的非农化路径选择与动力培育”的发言中认为,不同特征的区域应当有其特色的城镇化路径。由于边疆城镇独特的基础支撑、先决条件和文化底蕴,其城镇化应该超越传统的工业化的非农化路径,应因地制宜,建设具有“乡土”气息的亲生态城镇和集简约与精巧为一体的边疆城镇。

新疆大学孙慧教授的汇报题目为“新疆就业现状、预测与政策建议”。她详析了新疆的就业现状、问题及原因,预测了“十三五”时期新疆的就业形式,并就促疆就业给出了对策建议。《中国少数民族人口》马正亮研究员在“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就业探讨”报告中分析了目前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业现状及存在的问题,针对流入地的融合问题,马正亮指出流入地政府应主动承担起长期管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义务。新疆财经大学段秀芳教授做了题为“新疆对哈萨克斯坦劳务输出影响因素及对策思考”的主题报告。报告考察了“一带”背景下新疆对哈萨克斯坦劳务输出的影响因素,并就扩大新疆对哈劳务输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2.专题讨论

会议分会场讨论环节由学术专题讨论和期刊交流会两个分会场的研讨组成。专题研讨的分会场又包含两个专题:“人口、劳动力流动与社会发展专题”和“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与分布专题”,分别由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原常务副所长、首席专家侯亚非教授和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系主任安尼瓦尔・聂吉木教授担任主持,10位来自各高校院所的专家进行专题汇报。

(1)人口、劳动力流动与社会发展专题。该专题学者们的发言题目主要围绕城镇化和城市功能区、人口流动等相关问题。王智勇副研究员的发言题目为“基于通勤距离的中国城市功能区研究”,基于经合组织(oeCD)“城市功能区”(FunctionalUrbanarea,FUa)的概念,他将全国重新划分为376个城市功能区。并提出按照这一标准测量的中国城市化水平约为61.38%,与国际相比,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具有相当水准。马小红副教授在其“京津冀协同发展视阈下的三地流动人口”的发言中,就三地流动人口的规模和结构变化及趋势进行分析并作出预判――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不会终结流动人口向北京流入和聚集。

(2)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与分布专题。该专题学者们的发言题目主要围绕少数民族人口与城市空间分布、人口流动、人口与政策、族群居住人口分布、劳动力就业等相关问题。雷军副研究员在其“乌鲁木齐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研究”的发言中介绍了他运用因子生态分析法对乌鲁木齐进行社会区域分析并探究城市社会空间形成机制。马晓钰教授在其“新疆分区域人口与经济发展状况及区域生育政策调整探析”的报告中,总结了新疆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现状,揭示了新疆潜在的人口问题,认为:北疆地区人口发展状况与全国较为同步,人口政策的调整适应全国的步伐,而新疆生育政策调整的难点和重点则在南疆。晏月平副教授作了题为“少数民族人口再分布与迁移特征分析”的演讲,报告分析了少数民族人口的地理分布、再分布及人口迁移现状,认为少数民族人口迁移流动相对较低、分布相对凝固化,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社会促进对策。王玉峰副教授的汇报题目是“新疆民族地区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培训问题分析”,他从人力资源开发与培训的专业视角总结了当前新疆民族地区的转移劳动力培训所存在的问题,并结合新疆的实际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李松副教授在其“城镇化背景下多民族集聚城市居住人口分异测度、动力机制及优化模式分析――以乌鲁木齐市为例”的演讲中详析了各“族群”居住格局的现状并提出应该以居住融合、文化融合与经济融合为重点,加快推进新疆乌鲁木齐“嵌入式居住模式”的观点。于海凤讲师以“南疆少数民族群众赴内地务工经商问题及对策研究”为题,总结了目前南疆少数民族群众赴内地务工经商问题,包括:出不去、时间短、适应慢以及难管理四大方面,并就以上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3.期刊交流会

与专题分会场同时进行的期刊交流分会场召开的是2015年中国人口学会人口学期刊与出版专业委员会年会。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国家重点学科负责人、《人口与经济》编委会副主任、博士生导师杨河清教授和南京邮电大学期刊社社长、《人口与社会》主编潘金洪教授共同主持。

中国人口出版社姚宗桥社长在其“学术出版的规范”的发言中,从基本要求、意义和类型方面分别对学术研究成果出版的规范化进行了详细介绍,并提出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包括:数据和观点的重复发表、分割发表、剽窃、自我剽窃、作者的荣誉、作者身份确定、署名顺序、作者对出版发表稿件具有版权、题名、摘要等。《劳动经济评论》主编罗润东教授以“中国经济学研究动态报告”为题,介绍了CiteSpace软件在经济学各学科文献计量中的应用。他以2000-2012年间CnKi数据库的经济学文献为研究对象,通过共词分析、聚类分析、战略坐标分析、可视化分析等方法,揭示了经济学各学科的研究现状、热点和动态趋势,并总结了经济学各领域的主要研究机构、高产作者、主要期刊分布等信息。

流动人口现状及问题篇3

1我国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具体问题

1.1城市政府和相关部门态度

对城市流动人口实行管理与教育的主体是城市政府,城市政府的政策取向、现实困难等无疑是影响和造成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状况的最主要因素。

(1)在一部分城市,一直把流动人口看作到城市来做几年就会回到乡下去的过渡人群,而绝不是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状态就决定了这些城市在解决城市流动人口包括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上态度消极被动。但实际上这种态度是有问题的,很多城市的流动人口调查显示,流动人口在城市长期生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有的流动人口在城市里生活时间是十几甚至二十多年了。“流动人口”的说法过于强调其不稳定性,本身容易给城市管理者一种误导。

(2)政策和法律法规的缺失,《义务教育法》所规定的:“义务教育事业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即当地政府所要解决的仅是向适龄儿童普及义务教育以及按照户籍学生人口数量把教育经费预算由当地区下拨到学校。而流入人口没有当地户籍,所以当地政府也就没有用于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的教育专项资金。从法律上看,流入地政府也就不对流入人口子女入学担负主要责任。对那些举家迁移进城务工人口及子女,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没有相应的政策举措来应对,准备不充分,城镇学校数量优先,师资资源也不充足。

(3)我们国家所提供和普及的九年义务教育,中小学生依据其户籍就近入学,不允许选择其他学校,而儿童的户籍一般都是以其父母居住地为主要依据来进行登记,这样看来,流动人口子女既没有城市户口,也没有学区户口,并且大部分人员在流入地频繁更换居所,通常的做法是将流动人口子女全部认定为择校生。

1.2“第二代移民”问题

所谓“第二代移民”,即打工者的“第二代”,是指出生在城市或者很小就在城市里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没有经历父辈经历过的从农村到城市的过程,他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基本完全按照迁入地的标准。与父辈的期望不同,他们强烈地要求自己的地位和权利。在这种心理的驱动下,第二代移民对于其面临的不平等缺乏忍耐性,这与目前流动人口犯罪频发的问题有着直接关系,如果不进行正规有效的教育,难免会使其进一步产生仇视社会的心理,这是非常危险的。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进行的“改善城市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研究中一项关于流动人口子女对北京态度的调查,在回答“你羡慕北京的孩子吗?为什么?”这个问题时,有42.1%的流动人口子女回答“羡慕”,另57.9%回答“不羡慕”。“羡慕”的原因主要是羡慕北京孩子优越的生活环境和学习环境“不羡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城里孩子优越感和歧视态度的一种抵触。

1.3流动人口子女的心理问题

(1)智力发展。根据有关调查,流动人口家庭子女的智力在一定程度上因为环境变更、家庭结构动荡、家庭教育缺乏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损伤。家庭的流动、生活学习环境的变化对学习成绩的影响最为显著。根据许多报告中老师的反映,大部分流动人口家庭子女在迁徙之后学习成绩急剧下降,相当一部分同学的成绩随着年级的上升而加速下降,从而难以转化。原因主要是其家乡教育条件相对落后,知识基础差,到城市后又不能顺利入学,对新的学习生活环境不适应。

(2)社会适应。流动儿童的父母往往工作繁忙,本身无暇过问孩子的成长,他们只是将子女交给学校,而与学校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沟通。这其中很多是子女跟随父母一方(主要是父亲)进城,他们不但缺少父母的引导和关爱,而且长年累月地处在家庭温暖的缺失状态,在陌生的环境中找不到人格的归属、心灵的依靠。学习上缺乏家长的指导,遇到难题自己解决;生活上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家里的事情帮着做,独(下转第5页)(上接第3页)立自主性强。流动人口子女由于家长素质大部分较低,学前教育基本空白,所以行为习惯基础较差,学习习惯没有养成,出现不听讲、不完成作业等问题。

2我国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研究的不足

第一,研究视角主要集中于公平性、参与者角色和政策等方面。第二,研究重心是教育公平,侧重于宏观层面的教育权利和机会均等,对教育过程与教育结果公平的研究较少;对制度的不公平分析多,对文化分隔和歧视的现实关注少。第三,关注焦点集中在城市,对农村的留守儿童关注不足。第四,研究对象集中在义务教育阶段,对民工幼儿教育方面的关注很少。第五,研究的偏向性特点。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应该用可持续发展的眼光来看,将其以未来升学就业相结合研究,而不应仅仅只从其目前入学状况来研究,从而保证流动人口子女所受教育的实用性。第六,教育管理制度缺失。采用电子学籍管理制度,实现对流动人口子女学籍的动态管理,流入地政府也应将其纳入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中。

3我国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策略

第一,国家教育政策必须纠正“城市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优先改善农村人口子女受教育状况,统筹规划,优化学校城乡布局,鼓励农村投资兴建学校,引进师资力量,使农村子女能就近上学。第二,进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切实改善流动人口子女的地位,研究提出义务教育体制革新,出台与实际相结合的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问题的政策法规。第三,更进一步明晰各级政府、各行政主管部门的权责范围,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合作,明确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对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费用的拨付权责。第四,政府用于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专项资金要落实到位,同时鼓励并接受社会的赞助和捐赠。第五,各地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严格规范公办学校收费管理制度,充分利用公办学校的闲置教育资源,政府应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鼓励社会力量办学,从多方面拓宽流动人口子女就学渠道,发展寄宿学校,提高教师师资力量建设,重培养,重发展,重鼓励,尽可能让农村儿童本地就学。第六,邀请教育和儿童心理方面的专家适时举办各种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相关讲座、现场咨询和调查,帮助流动人口家庭子女解决实际困难和障碍。第七,多方面深层次针对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问题进行报道和宣传,让城市人口深入了解这个群体。

4总结

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问题是一个关系重大、十分急迫的问题,能否解决好流动人口子女的受教育问题将对我国持续发展、长治久安产生重大影响。这就需要我们在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总结,不断完善,给流动人口子女一个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保证我国九年义务教育目标的顺利实现。

参考文献

[1]陈玉云.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综述.教育探索,2004(2).

[2]张斌贤.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研究的现状与趋势[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1(4).

[3]吴绮云.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研究综述[J].华东经济管理,2007(6).

流动人口现状及问题篇4

刚刚完成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动用普查员数百万入,预计将花费8。亿元,可谓投入巨大。为什么国家要开展这么―项费时费力的调查呢?这是因为人口普查在提供政府决策信息中起基础性作用。

任何政府决策都应该基于一国国情而作出。人口状况是最基本的国情,通过人口普查,可查清全国人口的数量、结构和分布等基本情况,同时也可了解人口的社会经济特征、家庭特征以及一定时间内的人口出生、死亡状况等。

当前中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持续低生育、老龄化加剧、流动性增强的特定历史时期,人口状况变化较快,通过人口普查准确掌握人口状况对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实现科学发展意义非凡。

中国未来人口规模最高将达到多少亿?中国总人口何时会出现下降?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将如何发展?中国会出现劳动力短缺吗?这些都是与中国长远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人口普查结果将为我们开展长期人口预测提供新的基础材料,对以前的预测结果进行修正,对未来的趋势进行重新判断,进而制定出中国的长期发展战略。

比如,近年来关于是否应该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一直存在很大争议。作为一项关系国家长远发展和每个公民切身利益的政策,其调整必须十分慎重,需要进行深入、客观和前瞻性的研究,对各种政策选择的可能影响进行仔细的测算和权衡。要实现这一点必须对当前的生育状况进行全面、准确的把握,如当前的生育水平到底是多少、生育模式是怎样等等,人口普查就可以为我们提供这些信息,帮助我们回答上述问题。

近来,幼儿“入园难”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入园难”问题为什么突然变得如此突出了呢?一个重要原因是前几年扎堆出生的“猪宝宝”和“奥运宝宝”都到了入园年龄,而幼儿园的建设并未为此做好准备,导致幼儿教育资源不足,出现了供需矛盾。如果对此问题不重视,未来这批孩子上学、工作等仍然会出现供需失衡。做好准备的前提是要掌握这批孩子的准确信息,如人数、居住地等,虽然他们出生时有出生登记,但由于中国社会流动性较强,八户分离现象比较普遍,户籍登记信息的决策参考意义大打折扣。人口普查由于是按照现住地登记,可准确了解这批孩子的居住状况,将提供更为准确的决策信息,以帮助政府确定哪些地区可能需要布局新的学校,以及学校需要多大的规模等。

当前,中国正在制订“十二五”规划,如何科学合理设定各项发展目标也依赖于对人口状况的准确把握。如在制定经济发展目标时,要设定人均GDp、人均收入等指标,必须了解人口总量及其变化趋势;在制定就业目标时,设定新增就业机会和失业率必须考虑劳动年龄人口结构、劳动参与率、当前就业状况等多种信息;在制定老龄事业发展目标时,需要确定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服务人员培训、高龄补贴发放等方面的指标,这些必须参考老年人口数量、年龄结构、地区分布、家庭状况等信息。

在第六次人口普查中,这些信息部可以直接或间接得到。同时,这次普查还调查了住房信息,将可帮助各级政府部门了解本地区的住房状况,为其设定“十二五”期间的土地供应目标和制订房地产调控政策提供依据。

不仅如此,人口普查还可为企业制订发展战略和营销策略提供基础信息。如一个婴儿用品企业,可通过人口普查了解一个地区的生育状况,大致估计其目标客户的规模;一个服装企业可根据各地区不同的人口年龄结构而确定不同的铺货结构和营销重点等。

要发挥人口普查的作用,关键是要保证数据质量。这次人口普查遇到的最大挑战是流动人口规模大,容易遗漏。于是,普查采用了“两头堵”的办法,要求流动人口在现住地登记的同时,户口登记地也要登记相应信息。同时,本次普查还首次纳入外籍人口。这些都有助于提高数据质量。

流动人口现状及问题篇5

【关键词】流动人口;性与生殖;社会现状

【中图分类号】R16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851(2014)05-0624-01

随着近年来人口流动密度加大,流动人口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渐渐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由于流动人口对避孕以及性知识的匮乏,使得流动人口成为生殖系统感染、性病以及艾滋病的高发人群,不仅仅影响人类身体的健康,也对社会的发展及稳定性有一定的影响。本文将对流动人口的性与生殖健康进行探讨,以改善流动人口现有的健康状况。

一流动人口的避孕节育现状

在流动人口中,由于避孕知识普遍缺乏,使得婚前更为广泛,对避孕保护措施的使用率明显偏低,因此国内人流率逐年上升,严重的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对于大多数已婚人士来说,常用的避孕措施为宫内节育环,而相较于已婚人士,许多未婚流动人口的避孕措施大多选用安全套以及紧急避孕药。尽管有一部分流动人口会选用避孕措施进行避孕,但是对常用的避孕措施的避孕原理、有效性、优点、不良反应甚至副作用等方面的知识完全不知晓。回顾以往的研究数据发现,已婚流动人口的避孕防护措施的使用率达到60%~85%,而未婚的流动人口中男女双方使用避孕防护措施的仅仅为32%,结果显示流动人口中男性使用避孕措施的比例远远低于女性。但是女性对避孕药的服用方法,不良反应以及副作用往往并不知晓,有些女性甚至将紧急避孕药当做常规避孕药进行服用,极大的伤害了女性的身体健康。因此,如何正确使用避孕防护措施也成为改善流动人口性与生殖健康的关键。

2生殖健康问题的影响因素

经济的增长加大了人口的流动率,也带来了相关的问题,由于对生殖健康知识了解的短缺,导致的人流率及性病感染率的增加。

2.1经济快速增长

由于近年来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一线城市的扩张逐渐加快,导致更多的人们涌入一线城市,因此流动人口这一人群数量在逐渐扩大。因此女性流动人口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多,由于流动人口大多没有稳定的住所,而现住地也没有专门的医疗机构为她们提供专业的服务,专业的医疗机构费用甚高,导致很多流动未婚妇女在怀孕后无法到正规医院接受人流手术。不仅于此,很多女性在手术后坚持即刻上岗,这对于身体的损害是极大的,严重的影响了女性的生殖健康。

2.2生殖知识缺乏

在流动人口中,人们的文化教育水平也是参差不齐,很多妇女的文化水平较低。文盲及小学程度站到50.1%,而大专以上的学历仅仅占到1.2%,足以见其对生殖健康知识的匮乏[1]。而在对以往调查回顾中发现,流动人口中未婚女性的生殖健康知识较于已婚女性明显偏低。而对于性病传播途径以及有效的防御措施方面拥有足够了解的人数更是不足40%。而从未使用过避孕措施的流动人口竟高达77.4%。由于对生殖健康知识的匮乏,因此我国流动人口中的人流率以及性病感染率逐年上升。

2与生殖保健问题的对策

在管理流动人口的同时要将其生殖健康的管理纳入到条例中,帮助其建立更健康的恋爱及婚姻观。

2.1完善生育管理

在流动人口的性与生殖健康问题上,首先要加强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要调动计划生育部门以及其他相关部门进行共同配合,积极开展双向管理,即“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应以流入地为主,流入地和流出地双向管理”。

2.2制定相应政策

在规划国家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发展的同时要将流动人口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问题归纳进管理的规划中。对于流动人口的管理要加强立法,将其卫生保健以及医疗服务纳入法制管理中。与中国现有《母婴保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共同成为中国维护、保障妇女合法权益的有利保障[2]。

2.3建立管理机制

在管理的同时也应该对流动人口的生殖健康管理建立起完善的管理机制。使其变得更加科学,更加具有市场化的管理机制。应该对流动人口进行更加深入的宣传教育,通过深入的教育,普及生殖健康以及性病传播方式及预防方面的知识,帮助流动人口建立更好的健康的恋爱观及婚姻观,规范其行为。与此同时,应该积极调动各个社区以及各分区的计划生育部门,积极与流动人口进行互动,帮助其获得全面的性教育知识以及安全的避孕指导及服务。

3总结

总而言之,流动人口的生殖健康教育问题已经关乎于社会的稳定及发展,因此制定相关政策以及制度对流动人口的生殖健康教育是很有必要性的。

参考文献

流动人口现状及问题篇6

【关键词】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对策

随着我国工业化的快速掘进和城镇化的不断发展,流动人口越来越多,虽然其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必然现象,对城市建设和繁荣创造了巨大贡献,但其数量的与日俱增,流动的日益频繁,无疑加大了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的难度,不利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已然成为当下的重点和难点。因此新时期下,我们必须认清形势,明确实际管理中的不足,以此制定有力措施,提高管理水平。

1资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分析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现状,提出了新时期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的应对措施。

1.2方法

1.2.1现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已由200万人增长至1.5亿多,规模如此庞大且流动性大的人口,自然成为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管理对象,但当下的管理水平实在不容乐观。

一是因现行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体制存在缺陷,致使责任划分不明,职能部门难以协作配合,导致管理存在漏洞和盲区,政策无法真正落实,推卸责任事件时常发生;二是尚未建立完善的信息采集制度和信息系统,致使信息沟通不畅、更新不及时、了解不全面,统计不精确;三是重管理轻服务现象严重,如态度拖拖拉拉,甚至为招商引资放松管理,致使外来流动人口难以对本地产生认同感;再如因工作宣传和经费保障不到位,致使多数流动人口既不知晓婚育、生殖系统和性传播疾病预防、保健指导等知识,也很难享受免费的避孕药具以及结扎、引产等免费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等,此外执法力度不够也较为突出,而这些均不利于我国尽快解决人口问题[1]。

1.2.2对策

1.2.2.1长效的协作机制可以说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体制缺陷是制约该项工作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深层原因,故应着力构建合理的流动人口计生管理格局,这就要求政府将其纳入发挥引领和指导作用,联合综治委、计生、民政、公安、工商、劳动等相关部门,针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成立专项领导小组,并以实际问题为依据,明确划分各职能部门和成员的职责权限,结合改进后的督察督办、信息通报等制度,及时解决当下的重大问题;同时在协作机制的构建和完善过程中,应立足流动人口现状,与相关部门进行合作并签订协作意向书或开展联席会议,以期进一步明晰责任,实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时间和空间的全方位无缝管理[2]。但前提应就具体的管理和服务内容加以深化、细化,以此为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重要保障。

1.2.2.2一站式管理服务这里提及的一站式管理是指有关部门对所辖范围内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实施全面管理,便于政策宣传、服务工作以及统筹管理的落实。

一站式管理模式具体包括服务、保障、工作等机制的一站式,如统一进行信息采集、组织管理、提供服务、监督检查;工作队伍的一站式,如统一的管理、招聘、培训、考核等;信息平台的一站式,如统一组织宣传法律政策,对流动人口信息进行采集、录入、管理,受理登记暂住信息、为房屋出租进行备案、负责验证计生、日常管理、提供计生服务等[3];对在本地创业、务工、经商的流动人口配以统一的身份识别或社保系统记录也属于一站式管理范畴,如此一来,只需查询全员人口信息系统即可了解其避孕、生育、节育等信息;此外化解矛盾、调解纠纷、维护权益等也是其一站式服务内容。

1.2.2.3提高信息化水平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的工作效率和质量在很大程度上与信息获取水平有关,毕竟流动性大是流动人口最根本、最显著的特点,唯有及时掌握其最新信息,方能更好的开展工作。

这就要求计生部门基于一站式信息平台,加强与其他部门的沟通协作,着力采集流动人口信息,并加以及时整理和更新,以此完善信息数据库,使信息查询、共享、反馈更为准确、及时,从而规范、便捷管理和服务工作;同时注重结合网上调度、网上通报等制度,加强网络资源的交流和督查,以期实现优势互补,推动流动人口计生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和科学化;此外还应基于三网一库信息系统,切实做到一方采集,多方应用,形成纵向互通、横向相连的共享体系,进而便于核实流动人口信息,为管理绩效的提升奠定坚实基础。

1.2.2.4完善公共服务以往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中的轻服务现象,不仅无助于顺利开展工作,还易对流动人口的思想行为造成误导,延长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时间。故新时期,计生部门和人员应切实贯彻管理新机制,坚持市民化服务的基本原则,加大对人口政策与计生知识的宣传力度,有条件的可以开展知识讲座、教育课堂等,以此引导流动人口知晓基本的计生公共服务,树立少生优生的正确理念,明白计生工作关乎家庭富裕、民族振兴;同时完善经费保障制度,加大资金投入,用于真正落实新婚教育、孕前健康检查、妇科病检查、查孕、查环、药具领取以及“四术”等相关的免费项目,以此确保流动人口在享受优质服务的同时提高思想觉悟,进而遵纪守法,积极配合计生工作[4]。

2讨论

总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作为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构成,事关国计民生,不容忽视,为切实加强管理,稳定低育水平,我们就应基于对当下流动人力计划生育管理现状的分析,发现其缺陷和不足,并予以改进和完善,以此尽快摆脱管理困境,推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朱丽云.新时期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现状及对策[J].科技向导,2011,20(15):78-79.

[2]康艳筱.新时期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措施探讨[J].大家健康,2013,20(07):65-66.

流动人口现状及问题篇7

【摘要】目的探讨北京市丰台区流动人口精神卫生健康状况,为政府制定相应精神卫生政策和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随机抽取北京市丰台区三个乡的六个自然村中650名流动居住人口,采用问卷调查表及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调查分析。结果流动人口文化水平较低,精神卫生知识匮乏,对精神卫生知识了解者仅占12.3%。了解渠道单一,其中53.13%为电视、24.15%为报纸书籍宣传资料、17.33%为健康讲座社区宣传、97.04%希望获得法律法规的帮助、91.74%希望获得预防治疗康复知识、54.05%希望获得福利与保障政策、24.30%希望获得精神疾病诊疗机构情况。流动人口中存在着一定数量的精神疾病患者,在住院患者中所占比例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结论流动人口对精神疾病知识了解极少,精神健康知识需求非常迫切;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精神卫生健康教育,提高对精神疾病的认识,并将精神疾病患者纳入管理体系之中,是我们今后的重要任务之一。

【关键词】流动人口;精神卫生;精神疾病

【abstract】objectivetoexplorethementalhealthstatusofthefloatingpopulationinFengtaiDistrictofBeijingtoprovidebasesforenactingcorrespondingmentalhealthpolicyandinterventionprovision.methodsinvestigationswereconductedusingcombinationsofquestionnaireandinterviewin650floatingresidentpopulationsrandomlyselectedfrom6hamletsof3townshipsinFengtaiDistrict.Resultsthefloatingpopulationshadlowerliteracyandwereshortofmentalhealthknowledge,andonly12.3%ofthemunderstandedmentalhealthknowledge.understandingcanalwassingle,53.13%fromtV,24.15%frompropagandainformationse.g.newspaperandbooks,17.33%fromcommunityhealthlecture、97.04%expectedtoobtainassistancesoflawsandregulations,91.74%knowledgeofprevention,cureandrehabilitation,54.05%welfareandguaranteepolicyand24.30%informationofdiagnosingandtratingfacolityformentaldisorders.thereweresomepatientswithmentaldisorders,theirproportioninhospitalizedpatientsascendedyearbyyear.ConclusionFloatingpopulationsaremuchshortofmentaldisordersandneedmentalhealthknowledgeveryurgently;oneofourcomingimportantresponsibilitiesistoenhancementalhealtheducation,improvetheirrecognitionofmentaldisordersandbringpatientswithmentaldisordersintomanagementsystem.

【Keywords】Floatingpopulation;mentalhealth;mentaldisorder

随着首都科技、文化、经济的迅速发展,大量的流动人口涌入北京,寻求发展与就业,丰富了北京市场,方便了居民购物,为北京的进一步发展和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丰台区地处城乡结合部,拥有流动人口近70万人,其公共卫生问题日益凸显,根据我国1993年七个地区的流行病学调查中精神障碍患病率为13.47‰[1]计算,丰台区流动人口中精神障碍患者近万名。为了提高这一群体的精神卫生健康水平,为职能部门制定相应干预措施或政策提供相关依据,我们进行了相关的调研工作,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调查对象随机抽取北京市丰台区三个乡的六个自然村中650名流动居住人口为调查对象。

1.2调查方法采取问卷调查和当面访谈相结合方法进行调查:(1)自行设计问卷式调查表。(2)在村委会协助下向流动人口住户统一发放问卷式调查表,并进行填表培训,个人填写完毕后,统一收回。(3)入户访谈,统一问卷指导语,采用一对一方式进行填写,防止诱导或暗示。

1.3调查内容(1)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在京职业、来京时间;(2)对精神疾病的了解程度、方式、周围是否有类似患者;(3)生活工作中存在的压力、希望得到的帮助、解决方式;(4)其他情况。

1.4收集丰台区精神病防治院近3年流动人口精神疾病就诊的情况。

1.5对上述调查结果进行统计整理分析。

2结果

经村委会协调发放问卷式调查表共650份,收回有效表格612份,入户调查30份,共回收合格调查表642份,回收率94.41%。

2.1一般资料642份有效调查问卷中,男351名(54.67%),女291名(45.32%);年龄17a~55a,平均(38±7.8)a;文化程度:文盲5名,均为50a以上者,小学及以下164名(25.5%),小学以上至初中毕业354名(55.1%),初中以上至高中毕业87名(13.5%),大专及以上32名(5.0%);来京时间7mo~21a,平均(8±6.9)a;从事职业以工人、商业服务人员和个体工商户为主(82.7%),企业管理和技术人员占9.6%;收入水平:技术人员收入最高,个体商贩收入最低。精神疾病患者8名。

2.2被调查者对精神疾病了解程度、了解方式及希望获得帮助的调查结果,见表1。

表1被调查者希望获得的帮助(略)

表1显示,北京市丰台区流动人口对精神疾病不了解者占45.17%、稍微了解者占42.52%、十分了解者仅占3.58%。了解方式53.13%为电视、24.15%为报纸书籍宣传资料、17.33%为健康讲座社区宣传。97.04%希望获得法律法规的帮助、91.74%希望获得预防治疗康复知识、54.05%希望获得福利与保障政策、24.30%希望获得精神疾病诊疗机构情况。

2.3心理压力与应对方式被调查的642名流动人口中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心理压力,主要为生活压力,对环境的不适应、家人的分离等。采取的应对方式:积极改变现状者196名(30.53%),保持现状被动等待者372名(57.94%),怨天尤人者74名(11.53%)。

2.4精神病防治院统计资料从丰台区精神病防治院统计的数据显示,近3a的门诊就诊人数中有12.4%的患者为流动人口,主要分为两类:来北京前已经患病,到北京后患病。住院患者中流动人口所占比例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3讨论

3.1流动人口学特征及精神健康状况本调查显示,流动人口文化水平较低,小学文化程度占25.5%,初中文化程度占55.1%,高中文化程度占13.5%,文盲占0.78%。调查中发现有8名为精神疾病患者,按此比例推算,流动人口中存在精神疾病患者大约9000余名,与全国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基本一致[1]。

国内有文献报道了城市外来人口中的精神卫生状况[2,3],在未来十几年中,夫妻分居、夫妻子女分居等家庭模式仍然是流动人口家庭的主要模式,社会支持系统匮乏作为重要因素,仍将影响这一特定人群的精神卫生健康水平,处于生活、工作重压下的流动人口在特定的环境下很容易产生心理障碍。

调研中发现在流动人口中精神卫生保健意识淡薄,精神卫生知识匮乏,认为精神卫生保健工作重要者仅占12.3%。90%左右的流动人口中对精神卫生管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此,加强精神卫生知识的宣传,提高流动人口的心理免疫力,使他们能够正确应对来自多方的应激情况,是我们今后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

本调查还显示,流动人口获得精神卫生知识渠道单一,以被动接受电视、广播、杂志书籍、音像制品等学习方式者居多,而选择医护人员和科普知识讲座途径者较少。这可能与医疗保健机构和知识讲座是一种直接与医务人员沟通且针对性较强的知识传播方式,受时间、地点、人员等因素限制等,难于满足人们的知识需求;而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传递快、信息量大、通俗直观,不为时间地点所限等因素有关。精神卫生知识专业性较强,因此,我们既要引导流动人口通过各种媒体获得精神卫生知识,还要充分利用医疗保健优势,加大宣教力度,拓宽宣教渠道,提供多角度讲实效的知识讲座机会,以满足不同层次需求。

3.2流动人口与精神疾病在人类历史上,移民被看成背井离乡、不安全及痛苦的经历,1685年瑞士医生Hofer就描述人们对离开自己家园的反应特征,他将之称为“思乡病”。Jasper研究了18~19世纪的医学文献中较多的思乡病,总结的症状有:长期的怀乡、忧郁症、失眠、不思饮食,虚弱、焦虑、弥散性疼痛,紧张甚至昏迷。

移民对精神健康的影响可以归结为两类因素,一类是社会学因素,如都市化紧张,生活变化,种族歧视,缺乏社会支持,贫穷造成的经济应激等。另一类是文化人类学因素,如文化的丧失,文化移入造成的紧张,文化适应困难引起的文化休克等[4]。同时受文化背景的影响,中国人认为患精神疾病会被歧视,因此常只将躯体疾患标为医学疾患,而心里问题不标出,长期的心理问题的堆积最终可能导致精神疾病的发生。

国内亦有文献报道了流动人口中或流浪精神病患者的状况,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管理办法[5,6]。通过丰台区精神病防治院门诊及住院患者的调查,发现流动人口中精神疾病患者,男多于女,这可能与流动人口中男性多与女性有关。以青壮年、未婚、低文化素质者为主。提示流动人口整体素质较低,加之长期生活在经济较落后地区,当进入经济较发达的新居地后,虽与移居国外的移民有所不同,他们不存在言语障碍,但仍存在着很多不利因素,如社会支持、就业问题、婚姻与家庭稳定问题、人际关系、生活习惯适应问题及医疗保健等问题。正是由于流动人口呈低文化层次,当面对外界大量负性刺激时,极易诱发精神疾病。

流动人口精神卫生管理工作任重而道远,随着北京市外来人口的增多,他们为北京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将在北京的进一步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完全有权利获得与北京常住人口同等的公共和准公共卫生服务。但由于其人群的特殊性,如流动性大、经济收入较低和健康卫生意识较弱等特点,在为他们提供的服务内容上,应该与常住人口有所不同和侧重,根据他们的特点更好地为他们服务。因此针对流动人口的精神健康状况及精神疾病的管理,建议如下:(1)根据《北京市精神卫生条例》规定,精神病患者属地管理,目前北京市已经建立了精神病患者三级防治网络,把流动人口的精神病患者纳入当地的防治网络中,是一种切实可行的办法。(2)精神卫生问题是公共卫生问题,需要全社会、各部门积极参与,政府部门应明确职责,协调卫生、残联、公安、民政等各个部门的工作,给予必要的政策倾斜,提供可操作的政策指导。(3)加强流动务工人员的管理,尤其对高危人群如既往有精神病史的人员加强管理,建立健康档案及时提供社会支持,防患于未然。(4)流动人员接受保健服务的主要地点在社区和区县级医疗保健机构,建议政府应重视基层卫生工作,建立配套的综合激励机制,给予必要的支持和帮助。同时精神健康保健机构应把建立社区健康服务作为重要任务,主动深入社区。(5)进一步开展精神卫生知识服务,宣传普及精神卫生知识,力争对精神疾病做到早期发现、早期干预、早期治疗。

参考文献

[1]沈渔邨.精神病学[m].第4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101

[2]徐顺生,阳胜秋,黄永兰,等.建筑民工心理卫生状况分析[J].健康心理学杂志,1998,4(6):437

[3]孙建中,李曼琴,吴兰兰.安徽民工心理卫生调查[J].健康心理学杂志,1999,1(7):38

[4]吉华平.移居、文化变异与精神健康[J].国外医学社会医学分册,1990,4(7):159

流动人口现状及问题篇8

在考察了流动人口的需求现状后,选取两大代表性社工机构“南飞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与“鹏星社会工作服务社”进行深度访谈,以剖析目前佛山社工机构对流动人口提供服务的概况和成效,评估社工机构服务与流动人口需求的差距。表2是对上述两大社工机构开展流动人口服务的总体情况介绍。从表2可看出,目前佛山市社工机构对流动人口的服务主要局限在社区融入这一领域,两大社工机构的服务都有特色、亮点,如南飞雁在工伤维权的服务已较为纯熟并有一定影响力,鹏星则首创了企业社工服务拓展了服务领域,但服务力度、专业性还有待加强;对于其他方面的权益保障服务,社工机构还涉足较少,前述论及流动人口需求迫切的服务领域大部分还处于空白地带。

2社工组织服务提供与流动人口权益保障需求的差距研究与服务方向探析

2.1当前服务提供与权益保障需求差距分析对比流动人口需求现状与社工组织的服务供给现状(见表3),不难看出佛山地区的社工组织对流动人口的服务供给与流动人口的实际需求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社工组织的服务水平还处于较低水平。1)需求范围广,而服务提供多集中。流动人口的权益保障需求在七大维度均有涉及,特别是在职业、收入与维权、子女教育,社会保障、居住情况和社区融入几大领域表现出较高的需求水平,但是佛山市社工组织针现时的服务供给未能指向流动人口需求的各个方面,而是集中于职业规划、工伤、子女教育和社区融入等个别项目,尤其社区融入是大多数社工服务介入的重点。对已涉足的项目,也存在服务边缘化等问题,未能满足流动人口多样化、核心化的需求。具体表现在:一是流动人口在劳动维权、工作介绍和职业技能培训方面需要有进一步的支持。有些专注于服务外来工工伤咨询的社工组织在这一层面能够提供较完善和系统的服务,例如南飞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其服务提供包括工伤探访和维权指导,但是这样的组织规模较小且数量不足。二是子女就学和子女课后辅导一般是困扰流动人口的主要问题,需要各方的支持和帮助。有些社工组织评估到流动人口在这一方面的需要后,开展或探索提供相对应的服务,如托管服务(含课后辅导,主要是发挥大学生义工的作用),并且透过活动促进了亲子关系,但对子女就学政策等方面社工服务尚未涉及。三是流动人口明显对于社会保障,特别是社会保险、重病、工伤事故救济表示出极高的需求水平。一些社工组织尝试从政策倡导方向作出努力,但涉及面并不广,且服务效果也不明显。四是流动人口存在出租屋治安与卫生治理、公共服务供给的需要,社工组织的服务并未涉及这些领域,当前存在服务的空白。五是社区融入。流动人口对于参加集体活动表现出了较强的愿望,但是由于时间和渠道等方面原因而未能满足其参与的意向。与此同时,流动人口也表现出了很强烈的与本地人进行交往的需要。社工组织在这一层面的服务提供较多,包括普法宣传、社区共融活动、外来工义工队伍等,对促进流动人口的社区融入收到了一定的效果。2)需求程度高,但服务内容难深入。流动人口对服务需求的程度高,但社工组织的服务力度尚欠深入。以上述两大社工机构为例,长期专注于工伤维权服务的南飞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工伤事故法律援助这一版块已形成较为系统的服务网络,但法律援助的专业度和服务深度还有待提高,服务仅限于简单的工伤认定程序咨询,专业的法律服务需依赖外部资源。鹏星社会工作服务社联结社区社工和企业社工服务外来工,服务形式有创新,但其服务关注点却单一集中在社区融入、子女教育与职业规划等方面,并且多以社区大型活动的形式进行,活动形式和服务专业度有很大局限性。就目前各大社工机构运作较为成熟的社区融入服务而言,普遍存在活动方式单一和活动内容欠深入等问题,最常用的服务方式多是举办社区性活动,如表演、宣传等,未能深入了解并满足流动人口的真正需求,缺乏系统运用社工专业手法开展社区工作服务的成功案例,社区工作手法的专业性还有待加强。3)供给未平衡,缺口补足需求大。整体来讲,流动人口的权益保障的需求与社工服务供给未能达到平衡,流动人口作为一个城市极具特色的人群,对其需求的关注是与对其重要性的增加和社会建设的推进相伴生的,社工服务的提供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所以这便自然地导致了需求在前,供给在后,且供给不足的问题产生。面向范围广和水平高的需求,社工组织针对流动人口的服务目前仍着重于某些方面,例如职业发展、子女教育和社区融入,而针对大范围的维权支援、流动人口的公共居住环境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多数社工机构的服务仍处于空白地带。可见,流动人口的权益保障的需求满足仍存在较大缺口,社会针对流动人口提供的服务还需加大力度,特别是要推进社工组织专业性的发挥和大范围地拓展针对流动人口的服务项目,并解决因时因地产生的问题。

2.2社工组织服务提供的方向探析要满足流动人口广泛而深层次的需求,社工组织的服务供给还需在广度和深度上拓展和延伸。为对社工组织下一步服务流动人口的重点领域有一个清晰认知,本研究对流动人口在上述维度中的各项显性需求进行排序,通过横向比较,列出当前流动人口需求最迫切的八项服务;同时让社工组织结合服务偏好、实施难易度等因素对上述服务的优先次序作出排序(见表4)。通过两者对比,指出社工组织下阶段提供流动人口服务的方向。综合流动人口的问题关注点,社工组织现有服务的开展情况、服务意愿,服务在现时政策背景下推行的难易程度,社会发展的长远需求等多种因素,本研究提出社工组织下一阶段的发展方向,如图2所示。从近期来看,在流动人口的服务上,社工组织应主要将工作集中于不断深化社区服务、近一步拓展外来工子女服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持续介入外来工维权保障、弥补社区环境治理空白这几个面;而从长远的服务发展来看,社工组织应该考虑在政策法规的普及与解读、民意收集与表达、政策倡导以及承担政府下放的相应职能等方面进行规划与准备。

3社工组织介入流动人口权益保障服务的发展路径

根据服务的性质、流动人口需求的特点以及佛山地区社工组织的发展状况,社工组织提供流动人口服务的基本方向又可以分为近期与长期两个部分。

3.1社工组织服务流动人口的近期目标近期目标设定的主要依据是流动人口需求较为迫切、社工组织具备相应的服务能力、相关服务经验以及有较强的服务偏好。1)推动社区融入服务向深度发展。社区融入服务是社工组织介入流动人口服务的切入点,目前有开展流动人口服务的社工机构皆以该项服务为主体或仅限于该项服务,主要工作手法是以举办社区活动、宣传外展、成立社区义工分队等形式增加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的交往机会,加深相互了解以消除隔阂偏见,推动流动人口融入当地社区。目前该项服务已在我市有较大的普及面,个别机构的服务范围已覆盖镇(街)的所有村居(如鹏星),成效较显著,这也是为什么受访者对该项服务需求不是特别迫切的原因。对该项服务,社工组织下阶段的发展目标应是深化提升,从就业与收入、参与社区治理、当地文化风俗认同、归属感等方面扩展服务内容,运用家庭、小组、社区活动等专业手法丰富社区融入的服务方式。2)拓展外来工子女服务领域。流动人口和社工组织双方均对外来工子女服务这一领域显示出较大的需求偏好,社工组织应尽快拓展这一领域服务,实现双方的供求匹配。目前社工组织主要是在开展个案服务调节亲子关系过程中对外来工子女教育这一问题有所涉猎,或是在假期举办托管班惠及部分外来工子女,但服务内容呈现边缘化,没有涉及外来工子女就学、课后辅导等核心关键内容。社工组织可先以提供课后辅导为切入点,通过举办假期夏令营、培训班等形式拓宽社工组织对外来工子女的服务内容;同时因为与本地居民子女生长环境存在差异,外来工子女心理健康发展以及社区融入也应是关注的焦点,社工组织可采用小组工作的手法促进外来工子女教育引导及与当地居民子女的交流;在义务教育就学方面,因受政策、制度环境所限,社工组织可在这方面尝试发挥资源联系、政策宣讲的作用。3)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等相关服务。职业技能培训、工作介绍等服务目前还处于空白地带,考察社工组织的服务方式和开展意愿,这一服务领域是下阶段可以试点推行的。目前政府每年都有开展对未就业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并委托第三方机构实施,但仅限于户籍人口。社工组织可通过相关调研,掌握流动人口需求人数、培训需求的内容,提议政府购买服务委托社工组织施行。在工作介绍方面,社工组织也可发挥第三方中介机构的作用,与政府部门、企业密切配合,搭建用人单位与流动人口之间沟通联系的桥梁,为流动人口提供更便捷的就业服务。4)尝试介入社会保险、劳动维权等领域。流动人口对权益保障服务需求强烈,而社工组织在此领域的介入还非常有限,虽个别社工机构已涉足工伤维权等领域(如南飞雁),但服务内容和辐射区域还有待扩展。因此,权益保障服务应是社工组织日后发展的重点方向。工伤维权是目前该领域服务的有益探索,社工组织还可将服务内容进一步扩及薪资福利、就业平等待遇、劳动保护、社会保障等范围。就社会保险参保、异地权益转接、待遇申领等社会保障的技术性问题,社工组织也可起到资源整合,提供政策咨询等作用。在维权保障这一方面,社工组织可梳理流动人口生活、就业、教育、居住、社会保障、参与决策管理、法律保护等各方面常见问题和享有权利,将流动人口权利主张、权益申请、权益受损的申诉等制度化、规范化、流程化,并与人社局、社保局、人卫药监局、教育局等相关政府管理部门链接,形成一套固定化的流动人口权益维护的协调保障机制,使流动人口求助时“有章可循”。5)弥补居住环境治理服务的空白。在出租屋治安、环境治理这一领域流动人口需求与社工组织服务意愿相去甚远,是因为这一服务领域与社工组织的能力范围有一定差距。但社工组织在该服务领域并不是无可作为,在现阶段,社工组织可发挥外来工义工分队的作用,在出租屋管理、治安维护、卫生保洁方面出谋出力,引导流动人口实现自我服务。此外,社工组织可与当地社区居委密切联动,掌握出租屋租住情况,倾听流动人口需求,向居委提出社区治理的改进建议。社工组织可在义工队伍的基础上推动流动人口自治组织(或外来工组织)的成立,引导其通过自身组织建设和自我增能,实现自我服务、自我管理。

3.2社工组织服务流动人口的中远期发展规划从远期发展来看,社工组织不应只局限于提供服务的层面,还应对自身发展目标合理定位,从更高层次扩展自身的发展空间,本研究认为社工组织可在社会宏观治理格局中发挥作用。1)政策法规的普及与解读。流动人口或文化素质较低或消息来源闭塞,对政府出台的与自身利益切实相关的政策法规往往不能及时获取了解,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策的实效性。社工组织可成为政府普法的助手,以社区为阵地对流动人口开展政策法规的宣讲培训,引导流动人口学法、知法、守法、用法。2)成为民意收集与表达机构。社工组织在长期接触流动人口的过程中,必然对流动人口的群体特点、需求现状、发展问题等非常熟悉和了解,因此社工组织可考虑建立流动人口服务数据库,同时结合自身的职业敏感性,将工作中发现的与弱势群体相关的民生热点问题及时向相关部门反映;或根据工作经验总结,对相关有价值性的议题开展专题调研,形成调查报告提交给相应决策部门。这将对政府决策有重要的参考指导意义。3)政策倡导。在开展服务或进行专项调研的过程中,社工组织对发现现行制度或政策法规不合理的地方,可向人大机关或相关政府部门提出修改建议,如“南飞雁”建议省人大将老年工伤者纳入工伤保险条例的保障范围就是一个成功实践;或就目标群体关注的热点问题如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入读当地公办学校的问题,建议敦促相关部门尽早制定政策措施妥善解决。4)承接政府下放职能。目前大部分社工组织都有提供政府购买服务,为政府分担了部分向服务对象提供服务的工作,但内容多限于纯粹的服务,且购买范围有限,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政府职能工作。随着简政放权的社会体制改革进一步向纵深推进,相关流动人口管理方面的政府职能将更多地还于社会,政府购买服务范围大幅扩大,社工组织应加强这方面的探索实践,为承接政府职能做好准备。(本文来自于《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学报》杂志。《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学报》杂志简介详见)

4结语

流动人口现状及问题篇9

关键词: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一、我国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现状

1我国人口发展的现状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人口为12.95亿,其中大陆人口为12.66亿。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相比,大陆人口10年间共增加13215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279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1.07%。2001年我国年人口出生率为13.38‰,死亡率为6.43‰,自然增长率为6.95‰,总和生育率水平为1,8%。我国人口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2000年,我国15岁及以上文盲和半文盲人口为8507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72%,比1990年的15.88%下降了9.16个百分点,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由1990年的1422人上升到3611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由8039人上升到11146入。同时,我国入口的年龄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2000年,我国15-64岁人口比例为70.15%,比1990年的66.74%上升了3.41个百分点,0-14岁人口比例为22.89%,比1990年下降了4.8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为6.96%,比1990年上升了1.39个百分点。

可见,我国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同时,人口的年龄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老年人口、流动人口四个高峰相继到来,且相互叠加,人口数量、质量、结构、分布以及男女性别比例等问题交织,实现入的全面发展、统筹经济、社会、人口、资源和环境协调发展的任务更加艰巨。

2我国资源发展的现状

进入21世纪,我国将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资源问题已成为最令人担忧的问题之一。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我国资源消耗的高峰期已经到来。根据中共十六大战略部署,我国将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将在高速运行20多年的基础上,继续高速运行10多年,年均增长速将达到7.2%。高速发展战略离不开大宗资源的支撑,中国资源需求将急速增长。目前,我国90%以上的能源、80%以上的工业原料、70%以上的农业生产资料都是来源于矿产资源,30%以上的农业用水和饮用水也都是来自属于矿产资源范畴的地下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矿产资源的消耗已呈激增态势,而我国目前在资源的使用上高消耗、高浪费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进一步加剧了资源的紧张形势。

(2)我国资源的自身供给严重不足。我国在资源总量上可称丰裕国,但在人均资源分配量上却是贫乏国,铁,锡、石油、天然气、钾、硫等大宗性矿产资源更为不足。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完全依靠国内资源的局面将难以为继。据测算,按照现有探明储量和消耗速度,我国目前已探明的45种主要矿产中,到2010年可以满足需要的只有21种,到2020年只有6种。其中,供需矛盾最突出的当属石油和铁矿石。一般认为,当一国资源的对外依存度达到20%-30%时,就面临较高的风险。据此判断,我国将在未来5-10年遭遇“资源安全”问题。10-20年,这一问题会变得严重起来。以2000年我国石油实际供应量为基数测算,如果供应量减少1%,使GDp的增长率下降5.83个百分点;如果减少5%,则GDp将负增长。2020年前后,若没有充分准备,“资源问题”将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瓶颈。

3我国环境发展的现状

30多年来我国的环境问题呈现出局部好转、整体恶化的局面,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环境污染非常严重。我国的环境污染主要有大气污染、水污染、海洋污染、土壤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目前,虽然我国局部地区的污染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和治理,但总体上看,污染程度依然居高不下,而随着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生活垃圾每年以10%的速率增长。不少城市由于垃圾得不到及时处理而受到“垃圾包围城市”的困扰。与此同时,由于农业生产造成的水源污染及土壤污染、小城镇和农村聚居点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产生的生活污染和乡镇企业布局不当、治理不够产生的工业污染等等,使得我国农村的污染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2)水土流失严重。我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水蚀、风蚀、冻融侵蚀广泛分布,局部地区存在滑坡、泥石流等重力侵蚀。随着城市化和工矿业的发展,地表扰动、植被破坏等进一步加剧了水土流失。根据全国第二次水土流失调查,20世纪90年代末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达到356万平方公里,目前水土流失已经成为我国的头号环境问题,给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危害。

(3)矿区生态环境恶化,由于开采技术或冶炼技术等原因,我国矿区的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在矿区,由于废气、粉尘及废渣的排放,使矿区的大气环境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矿业活动中产生的各种废水,破坏了矿区的水系统,造成了严重的水污染。由于露天开采等粗放的开采方式,造成矿山地区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以及采空区的塌陷都极为严重。据对全国1173家大中型矿山调查,由于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遭到破坏的土地分别达到了1706.7公顷和743.5公顷,治理投资的费用高达2393.3万元。采空塌陷区面积达到201.4公顷,占矿山开发破坏土地面积的39.57%。同时,矿山开发占用并破坏了大量土地,并极易造成崩塌、滑坡、泥石流等。

(4)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破坏。由于人口的急剧增加和对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加之环境污染等原因,我国的生物多样性遭受的损失也非常严重。目前大约有200个物种已经灭绝,估计约有5000种植物处于濒危状态,约占我国高等植物总数的20%,有398种脊椎动物处在濒危状态,约占我国脊椎动物总数的7.7%左右。

二、我国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发展一直处于不协调发

展的状态。目前,这种不协调发展的状况不仅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而且还产生了新的不协调因素,进一步加剧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严峻性。

1人口、资源与环境整体发展不协调

当前,我国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其消极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如人口与经济之间的不协调发展关系,主要表现在人口总规模急剧膨胀和劳动力适龄人口数量庞大对经济发展形成了巨大压力;资源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协调关系,主要表现在,随着经济产值增加,加大了对资源的大量消耗和浪费,使经济发展的自然资源基础不断受到削弱和破坏,已出现了某些重要资源的短缺。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协调关系,主要表现在经济活动对环境造成的日益严重的污染和自然生态持续恶化。从另一方面来看,被污染、破坏的生态环境不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还对人们的健康构成严重的威胁。

2人口、资源和环境各个子系统的内部发展不协调

从我国目前人口、资源和环境发展的现状可以看出,人口、资源和环境各子系统内部发展不协调的现象非常普遍。人口方面,计划生育政策虽然有效地抑制了人口自然增长,延缓了高峰期到来的时间,但同时,我国目前人口的发展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1)年龄结构的问题。我国的老年人口增长速度较快,到2020年我国将步入老龄化严重阶段,到2040年达到峰值年龄的老年人口比例将超过17%;

(2)新生人口的性别比例失调。2004年7月15日,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目前全国男女出生性别比为116.9~100,有的省份竟达到135:100。到2020年,我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3000~4000万,这意味着平均五个男性中将有一个找不到配偶,将有数千万的男子无妻可娶,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光棍”,而且这一现象从明年开始将逐渐显现出来。

(3)人口将逐步进入负增长阶段。目前,我国的一些地区,如上海、武汉、浙江的余姚、常德、闽中等都出现了人口的负增长,尤其是上海,已连续十几年出现负增长,这已经拉开了我国人口负增长的序幕。同时,人口地区分布不平衡仍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

随着人口增长,自然资源日趋紧缺,有些资源已接近资源承载极限。我国资源的人均占有量短缺,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人均耕地面积仅为1/3,人均森林面积不足1/6,人均草原面积不足1/2,人均矿产资源也只有1/2。随着人口增长,各种有限资源的人均占有水平还将持续下降,对资源的需求却会大幅度上升。同时,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空心化现象仍将是一个长期面临的问题。尽管科学技术进步将缓解一部分压力,但总体上仍将加重资源负荷,特别是加重了对土地和淡水资源的压力。我国环境资源系统的主要生物资源承载能力已接近超负荷的临界状态,一些有限资源已进入了承载力的临界点,如农业资源日益紧张,已接近资源承载极限。

流动人口现状及问题篇10

摘要:

通过问卷调查对大学英语口语课堂教学、学习和测试的现状进行随机抽样调查是开展需求分析的有效方式。调查结果表明,学生口语学习困难主要集中在交际策略的使用、口语表达的流利性和灵活性、词汇使用的准确性等方面,以及大多数大学英语教师比较重视口语教学,教学方式也比较灵活,但很少开展课堂口语测试,且测试题目的设计及评分标准的使用还不够系统化和标准化。

关键词:

大学英语;口语教学;需求分析;课堂口语测试

一、研究背景

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学习、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交际”[1]。在大学英语口语教学受到日益关注的同时,国内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了探讨。在英语口语教学方法层面上,王莉梅通过问卷调查,探讨了英语口语交际策略的教学,并认为策略取向教学能有效促进受试交际策略水平和口语交流信心[2];在英语口语教材的设计层面上,李有良基于建构主义理论关于大学英语口语教学课件的设计原则,通过分析《互动英语口语》,指出口语教学课件设计应突出教学性和实用性,同时要强调课程的交互性,以此来实现“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3];陈露和韦汉从口语教学的角度分析了口语教材的缺陷以及口语语料库的特点,认为使用口语语料库来设计适合于探索性的教学活动不仅可以推动口语课堂教学的改革,还有助于学生口语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4]。此外,针对英语口语学习的方法问题,祝珣探讨了课外学习的监督机制与学生的英语口语学习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分析学生成绩、实施问卷调查和访谈等方式证明了课外监督机制,如伙伴(partnership)成长记录、助教辅导等,不仅可促进学生口语能力的提高,还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与合作学习能力[5]。而针对大学英语口语教学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林莉兰结合英语口语教学的特点,提出应正确处理语言形式和语言功能、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的关系,并从改革课程内容,发挥多媒体教学设施的作用等方面来改进英语口语教学效果[6]。纵观上述文献,可以看出,对大学英语口语教与学的需求分析仍需进一步研究。鉴于此,本文作者对部分高校的大学英语口语课堂教学、学习和测试的现状进行了随机问卷抽样调查,目的是了解当下大学生英语口语能力的自测状况、英语口语的学习需求、英语口语课堂测试的现状以及需求分析对大学英语口语教学与测试的启示。

二、研究设计

(一)调查目的及研究问题本调查的主要目的是基于需求分析,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考察大学英语口语教学、学习与测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其对大学英语口语教学的启发。研究问题包括:(1)大学生的英语口语水平现状如何?(2)大学生英语口语学习的主要动机是什么?(3)大学生英语口语学习方法及其学习困难有哪些?(4)大学英语口语课堂教学与测试现状如何?

(二)研究对象本研究的调查对象是某省份部分高校的非英语专业一年级大学生及大学英语教师,所调查的院系涵盖了人文、理工、经管等。通过随机抽样的方法,本研究共选取了230名被试,其中学生200人(157名学生来自两所国家重点院校,43名来自一所省重点院校),教师30人(20人来自重点院校,10人来自非重点院校)。学生学习英语的年限从6年到15年不等,平均学习年限为9年。教师任教时间从1年到15年不等,平均教龄8.5年。

(三)研究工具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问卷采用的题型主要是多项选择题(单选题和多选题)。问卷分为学生问卷和教师问卷。参照《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口语考试大纲(Cet-Set)[7]、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CeFR)(Councilofeurope)[8]等口语等级分类标准,结合英语口语能力相关研究[9~13]等。学生问卷主要包括学生英语口语能力自测、英语口语学习困难及成因、英语口语学习动机、英语口语学习方法以及其对口语教学的评价等,共12个问题(见表1);教师问卷主要调查课堂英语口语教学及口语测试等情况,包括英语口语课堂教学方法、英语口语练习任务、课堂口语测试题型及评分方法等,共9个问题(见表2)。借鉴专家评判(expertjudgment)的方法,本文作者请应用语言学领域的两名教授通读了问卷,并根据专家的建议对问卷的格式、措辞和问卷题目的顺序进行了调整。

(四)问卷实施过程及数据录入本调查共发放问卷230份,收回228份,有效问卷228份,有效率达99%。其中学生问卷200份,有效问卷199份;教师问卷30份,有效问卷29份。本次问卷调查数据使用SpSS16.0录入,并根据研究问题开展了相应的定性和定量分析。

三、问卷调查结果及讨论

(一)学生英语口语水平的自测情况表3数据显示,所调查的200名学生中,192名学生对自己的英语口语水平进行了自测(8份缺失数据),其中有4.2%的学生认为自己无法用英语进行交流,44.3%的学生认为自己英语口语能力较弱,46.4%的学生认为自己英语口语能力一般,只有5.2%的学生认为自己英语口语能力较强。教师问卷中,只有4人(13.8%)认为学生的水平处于中等偏上,约有62.1%的教师认为学生的口语水平处于中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加强口语教学,帮助学生提高口语水平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表4数据显示,学生对语音语调、语法结构的掌握,以及词汇的使用自我评价较高,而对口语交际策略的使用、词汇的丰富程度、表达的流利性等方面评价较低。

(二)学生学习英语口语的动机Gardner和Lambert认为学习外语的动机主要有两种:融入型动机(integrativemotivation)和工具型动机(instrumentalmotivation)[14]。持融入型学习动机者学习外语是为了更好地同目的语社区的人民进行交流,与目的语文化有更加密切的接触;持工具型学习动机者学习外语是为了实际的好处,所关心的是怎样利用外语工具去寻找好职业,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加薪,升职或通过考试等[14]。本次调查问卷学生学习英语口语的动机中既有工具型动机,如为今后工作中使用英语做准备、获得口语等级证书等,同时也有融入型动机,如与外籍友人交流、个人兴趣爱好等。表5数据表明,学生学习英语口语的动机主要为工具型。列前三位的分别是:为今后工作中使用英语做准备;获得口语等级证书,为找工作做准备;为找工作时的英文应聘面试做准备。同时融入型动机在学生的口语学习中也有一定的重要性,如“与外籍友人交流”列第4位。

(三)学生学习英语口语的主要途径及造成口语学习困难的原因口语能力的提高跟学生的练习和老师的正确指导有很大关系。学生练习英语口语的途径可大致划分为课内与课外练习。课内的主要形式是回答问题或与同学讨论,或英语口语练习专项。课外的形式则呈多样性,可观看英语电视节目和电影,听英语录音,模仿或复述听到的内容,朗读或背诵经典演说,参加英语角等。表6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学生都是利用课上回答问题或与同学讨论的机会练习口语;再者观看英语电视节目和电影也成了学生学习英语口语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了解学生口语交际的困难有助于教师结合实际调整教学策略。本问卷调查数据表明学生英语口语交际的困难主要体现在交际策略的运用、表达的流利性和词汇量三方面。然而,受试教师对学生口语学习困难的评价略有不同(见表7),他们认为交际策略的使用、语调和词汇的准确性是学生最主要的问题。本调查数据显示,影响学生英语口语学习困难的主要因素是:课外缺少练习环境以及不知道如何有效地练习口语,此二者均为外部环境因素。而对自己没有信心、不敢开口说英语、害怕犯错误、不肯主动开口说英语等心理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学生口语学习困难(见表8)。

(四)大学英语口语的课堂教学情况口语教学作为大学英语教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课堂上是否受到教师的重视呢?本调查数据显示,在调查的200名学生中,仅5.6%的学生认为老师非常重视课堂口语教学,80.3%的学生认为老师比较重视课堂口语教学,只有14.1%的学生认为老师不重视课堂口语教学。对教师每周用于口语教学时间长度的调查数据显示,39.3%的教师承认没有单独口语课时;32.1%的教师每周用一个课时(45分钟)来教授英语口语;21.4%的教师用两个课时;7.1%的教师每周教授口语超过两个课时。设计适当的口语活动对于口语教学非常重要。表9数据显示,当下课堂口语教学中,教师最常使用的口语活动有:找同学读一段文章,然后回答问题或复述;组织学生就某一话题进行小组或双人讨论并得出一定结论;等等。其他活动如给学生一个话题让他们分组进行辩论、组织学生进行角色扮演等也是课堂上教师经常使用的口语活动。这些形式多样的口语活动可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赋予其提升口语技能的机会。

(五)大学英语口语课堂测试情况口语测试与教学密不可分,测试结果不仅能帮助教师了解、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以随时调整教学策略,还能给学生提供了解自己口语水平的机会。本问卷调查数据显示,课堂教学中,有20.7%的教师经常检测学生的英语口语能力,69%的教师偶尔检测学生的英语口语能力,只有10.3%的教师从不检测学生的英语口语能力。不同的口语测试题型能够测量学生口语能力的不同方面,而要全面测量学生的口语能力,不同题型的结合才是最有效的。表10数据显示,当下教师对学生进行口语测试时最常使用的口语题型有三种:小组或双人讨论,个人陈述,一对一问答。关于口语评分标准,表11数据显示,教师使用频率最高的主要有三种:口语表达的流利性、口语表达的准确性和口语交际的有效性。其他的评分标准如口语表达的适切性、口语表达内容的切题程度、用词及语法结构的复杂性等也有教师使用,但使用频率不高。关于口语测试后是否需要提供信息反馈这一问题,本问卷调查显示,有38.4%的学生认为非常需要老师提供口语能力的适当反馈,57.1%的学生认为比较需要,只有4.5%的学生认为不需要老师提供反馈信息。在被调查的30名教师中,测试后给学生提供口语能力适当反馈信息的约占58.6%。

四、启发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