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篇1
近几年来,随着政治哲学的复兴,国内西方政治哲学研究者热烈地讨论着政治哲学的基本范式,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也不甘落后,主动、积极地介入政治哲学讨论当中,他们逐渐地意识到需要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便有效地与西方政治哲学展开对话,并对西方政治哲学的政治价值作出客观公正的评判。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首要问题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是政治哲学?如果它是政治哲学,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有没有一个政治哲学的分支?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考察: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要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这个问题,我们先得弄明白什么是政治哲学。列奥?施特劳斯在《什么是政治哲学》中指出,政治哲学是对获得美好生活和健全社会的知识这一目的性的追求,是试图真正了解政治事务的性质以及正确或完善的政治制度这两方面的知识,是对政治现象进行哲学的或科学的探讨。从施特劳斯对政治哲学的界定来看,他似乎把以哲学的方式处理政治问题看作政治哲学的核心,但在他的《论僭主》中又提出以政治的方式处理哲学问题,这是不是会与他前面的观点发生抵触呢?其实,在施特劳斯那儿,哲学地处理政治问题与政治地处理哲学问题是相互依赖、互为条件的。哲学地处理政治问题体现了政治哲学的现实性,而政治地处理哲学问题则体现了政治哲学的理想性。[1]这样,学界形成了关于规范性与事实性、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政治哲学话语。
从政治与哲学的关系来看,政治是需要哲学的。哲学能够为政治共同体提供政治价值(善、正义、德行),使当权者依据政治价值制定出良好的法律,维持社会秩序,让人民过上稳定的、秩序井然的生活。相应地,哲学也是需要政治的。哲学不仅探究政治事物的一般性和普遍性知识,而且需要政治为哲学活动的合法性进行辩护,需要在政治上为把哲学理念转化为现实提供条件。这进一步说明,政治与哲学的关系问题是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
苏格拉底死于雅典民主制的事件教育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认识到,古希腊城邦政治应该坚守政治地处理哲学问题的方式,这使他们的政治哲学走上一种规范性和理想性的政治哲学之路。自马基雅维里以来,政治与道德的分离,启蒙运动的兴起,商业经济的逐步发展,霍布斯和洛克等人持守的哲学地处理政治问题的方式走上一条事实性和现实性的政治哲学道路。由于他们都没有能够处理好政治与哲学的关系问题,致使古希腊政治哲学走向乌托邦;而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通过马基雅维里掀起第一次现代性浪潮,卢梭掀起第二次现代性浪潮,再到尼采掀起第三次现代性浪潮,最终走向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难怪施特劳斯说西方的现代性危机实质就是“政治哲学的危机”。那么,如何解救这场危机呢?
我们只有回到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上,从政治与哲学的内在关系入手,去寻找走出政治哲学困境之路。可以说,政治存在是有限度的,无法论证自身存在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它的正当性论证还需要哲学。哲学是从人类追求的伦理目的和政治内在终极价值来思考政治的,它可以弥补政治的缺陷,使政治趋向完善,使政治哲学所讲的美好生活成为可能。因此,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应该是规范性与事实性、理想性和现实性的统一,只有这样的政治哲学才可以克服当前“政治哲学的危机”。
列奥?施特劳斯在面对西方政治哲学的危机时,回到了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政治哲学,试图通过恢复古典政治哲学来克服现代政治哲学的危机,但却走上了复古主义和保守主义之路,并没有使现代政治哲学为之改观。罗尔斯通过恢复社会契约的方式重新激活了政治哲学,但复兴的政治哲学内部却矛盾重重。随之,无论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还是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马克思的经典文本,挖掘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想,以此回应当代政治哲学提出的问题。
研读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可以发现,马克思辩证地处理了政治和哲学的关系问题,它既清楚地阐明政治斗争的使命和终极目的,又哲学地为政治斗争指明方向,即人类彻底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它既指明哲学实现的物质力量,即无产阶级,又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精神武器,即哲学。因此,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2]15-16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站在人类解放的高度,把规范性与事实性、理想性与现实性有机统一起来,是探究人类最终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终极目的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既秉承西方政治哲学的传统,又超越和克服了传统政治哲学的缺陷。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准确地把握了现代性的病因,指出理性形而上学与资本是导致现代性危机的缘由,从而开启了颠覆形而上学、消灭资本、走出西方现代性危机即政治哲学危机之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既不是对本体论的探究,也不是对认识论的研究;既不是要着力阐释辩证唯物主义,也不是要发展实践唯物主义,而是关切人的美好生活何以可能,进而阐释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联合体问题,这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成为可能的逻辑前提。
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思想,把存在不变的事物和对象的观点称为形而上学,认为任何事物都受变化和关系的影响,要把握事物性质和特征就得把握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这种规律来自马克思主义关于运动自身的矛盾学说。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和思想发展是由生产制度中的阶级冲突和矛盾所推动,这种冲突和矛盾是无法调和的,最终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消灭阶级统治和压迫,人类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因此,“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历史的重建,目的是为了证明历史实际上是受唯物主义辩证法支配的。根据这种重建,每个时代都继承一种生产方式和一套复杂的、与该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方式最终将发生变化,引起变化的原因可能是该生产方式本身所造成的需要的变化,但更直接的是由那些需要所促成的重要发现或发明。新的生产方式产生了,而人们的关系仍然是由旧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那些关系。现存社会关系与新的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即旧的统治阶级与新崛起的统治阶级之间的对立,是‘历史上一切冲突’的源泉。”[3]936这种“冲突”的终结意味着私有制的废除、压迫的消灭、强制的消失,阶级和国家随之消亡,自由人联合体成为人生存的样态,这些构成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关切的主题。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是政治哲学
当人们提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时,自然想到的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而当人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却并没有将它视为“政治哲学”,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马克思的“经济学”并不是研究经济活动的微观经济学。从对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再到《资本论》的研究来看,马克思试图通过研究异化劳动、雇用劳动、劳动力、资本、资本积累、剩余价值等范畴进一步剖析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是怎样被异化而丧失自由的,以及他们又是怎样遭受剥削的。虽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肯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历史正当性,他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大”[2]277,但是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的魔鬼了”[2]278。这就意味着,资产阶级无法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无法驾驭自己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生产力的提高,它所释放出的能量资产阶级是无法吸纳的,最后只好被自己锻造的掘墓人即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方式,在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激烈冲突层面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如马克思所言:“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值;资本的条件是雇用劳动。雇用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由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2]284马克思从宏观经济学出发,以政治的方式处理经济问题,通过挖掘经济现象产生的深层政治原因科学地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受剥削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样,马克思从经济研究走向政治研究。
马克思对经济与政治内在关系的研究表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就要变革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资本积累的加深,资本支配一切,人与人的关系以物与物的关系表现出来,人被严重地物化或异化。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而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国家政治权力)却竭力维护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制度已经丧失了它存在的合理性。既然如此,无产阶级应该承担起历史使命,发动社会革命,埋葬资本主义制度,打碎旧的枷锁,使人获得自由和解放,消除物化或异化状态。于是,我们就把这种研究物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之间的关系及其规律,以及由其经济关系决定和构成的人与人、集体和集体、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学说称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因而,一旦人们提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认为这种经济学就是指政治经济学,就不难理解了。
哲学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篇2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哲学思维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089（2016）36-0036-02
一、思S与哲学思维
理解哲学思维，首先要理解一下思维。思维按意识形式的不同分为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逻辑思维以知性、理性活动为主，其基本形式是概念、判断、推理。形象思维是以感性为主的活动，其基本形式是意象、想象、联想。思维按对象和内容的不同，可以分为日常思维、文学艺术思维、科学思维、宗教思维、哲学思维等类型。由于哲学研究的对象具有超验性和高度抽象性的一面，这种性质使人们不能直接感觉到它，也不能用颜色、体积、温度、导电性等感觉经验的术语来描述它，因此哲学思维具有超越性、整体性、批判性和反思性的特点。
二、哲学思维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
政治经济学以研究经济活动为对象。但经济活动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在由政治活动、文化活动等活动共同组成的社会环境中运行的。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活动，不仅要研究它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还要全面探讨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但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并不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所以要运用哲学中的社会形态，即唯物史观的理论来看待资本主义本质论的宏观理论体系的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以哲学的视角研究政治经济学，用哲学的思维方法分析把握政治经济学，从更宏观的视野准确、全面、深刻的认识经济、研究经济，才使我们清楚了经济发展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从而准确的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因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1.用哲学思维研究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背景和指导原则。
从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史来看，伟大导师马克思在其进行理论研究的过程时，并不是一开始就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而是其在进行历史哲学研究的过程中遇到难题，为了解决其所遇到难题，如不进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无法继续，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存在于哲学语境哲学思维中，从哲学思维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背景和指导原则。
2.用哲学思维研究政治经济学，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的和作用。
马克思一生的理论研究的两大突出贡献是发现了剩余价值理论和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而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面对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无产阶级的悲惨境遇，马克思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揭示物掩盖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消亡的必然性以及它将被另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所代替。这些实际上就是确立了他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所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马克思理论研究的目的，而是从宏观视角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考，从哲学全局性、整体性的视野和高度入手研究经济问题的，揭示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最终必将被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
3.哲学思维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
首先：从哲学思维超越性、整体性角度，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线索，探讨的主题是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那么，它是怎样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呢？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部分，就是具体到在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的根本任务。在资本主义社会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要探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首先就要有一个理论武器。这个理论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具体讲包括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解读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提供了理论武器，它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资本主义本质以及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进程的解读，揭示了资本主义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证明和运用。经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经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证明和运用；最后科学社会主义揭示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和落脚点。
其次：充分体现哲学思念批判性、反思性特性的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大量运用
辩证法的批判性与革命性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主义立场，也是马克思始终坚持的彻底的批判主义立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体现辩证法的研究方法有很多种，主要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矛盾分析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等。
（1）“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的方法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运用“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的方法，从简单概念到复杂概念，从概念到原理进行一系列理论研究和阐述。比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大核心理论：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劳动价值理论是整个商品经济理论的一般规律，是研究资本主义本质的一个理论前提，具有普遍性意义。要想把握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质的剩余价值理论，首先就要清楚商品经济的一般理论：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研究劳动价值论的关键词是价值。他的劳动价值论找到的第一个层次是价值。如何找到价值？马克思以商品为切入点，研究商品二因素：价值和使用价值，从而找到价值这个关键词。马克思在此处研究价值，是从价值质的层面上看。这一部分要运用哲学的理论，特别是哲学中辩证法里面的质量统一来理解。任何商品都是质量的统一，价值也是质量的统一。研究商品二因素，探讨它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是看价值的质的问题。在这里面只关注质，不探讨量。找到了价值，接着再探讨价值的来源是什么，由谁产生？从而进入第二个层次：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抽象劳动）。马克思找到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抽象劳动形成价值，从而找到价值形成的源泉。找到价值的质及价值形成源泉以后，运用哲学辩证法里质量统一原理来进一步理解政治经济学里的价值，从而进入第三个层次：价值量（生产环节）。如果只谈价值，一般把它界定在质的层面。只有谈价值量，才是关于量的问题的理解。
研究价值量是怎样决定、由谁决定、如何计算的问题之后，必然看到它们之间的关系规律，这样便进入第四个层次：价值规律（生产、流通）。价值规律是从生产到流通、从质到量来研究整个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包括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即对价值的质和量是怎样决定的问题做规律上的理解。第五个层次叫价值形式发展。价值形式发展有四个阶段，最后一个阶段落脚点到货币阶段，即价值的最高形式是货币。为什么要谈货币呢？因为找到价值的货币形态，才可以看到货币购买劳动力这个特殊商品后转化为资本。劳动力成为商品生产出剩余价值即产生价值增值。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揭示出资本家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资产阶级剥削工人阶级的本质和实质。这部分为剩余价值理论研究做了理论上的铺垫。
（2）矛盾分析法
矛盾分析法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矛盾分析法的广泛运用不胜枚举。如：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时，以商品作为切入点，通过剖析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展现了作为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关系：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二者是对立统一关系。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是指：两者相互依存，统一于商品体中。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是指：两者相互排斥，二者不可兼得。买卖双方都不能同时既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又获得商品的价值。只有通过交换把商品卖出去，才能使商品的生产者实现商品的价值，使消费者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从而解决存在于商品内部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揭示了决定商品二重性来源的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3）历史与逻辑的方法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进行考察时，既有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方面的考察，也有对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考察；既考察它的历史和现实，也分析它的发展趋势。纵横结合，全面深刻地认识资本主义，凸显其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非永恒性。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两个最伟大发现之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核心的理论。在剩余价值理论研究中，从资本分析到剩余价值生产、掩盖与瓜分与分割、最后到经济危机，这一研究脉络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矛盾萌芽的简单商品开始，到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进行分析的时间发展顺序，运用历史与逻辑方法的结合，最终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客观、准确地揭示出资本主义本质；揭示出资本主义必然要被社会主义社会代替；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社会必然胜利的两个必然理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我国在2005年高校本科思政课新课程方案出台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一起整合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思维研究，不仅可以更加完整的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而且可以为学生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自觉地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周呈呈：《资本论>哲学语境研究》，海南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
哲学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篇3
【关键词】哲学/经济学/结合
【正文】
马克思是将哲学与经济学研究相结合的典范。他毕生重视对经济学的研究。这从他的许多重要的篇名就足以看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马克思通过对经济学的研究，使其哲学超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创立了唯物史观，实现了哲学的变革。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的哲学研究是经济学的。但是同样的事实是，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研究又是哲学的。这使他远远高出以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提出了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哲学与经济学相得益彰研究的结合，走向人类历史的深处，从而使社会主义学说从空想变成科学。我们在致力于新时期经济哲学的建设时，应当继承和发扬马克思的这种传统。
（一）从诉诸哲学理性批判到诉诸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从踏入社会生活一开始，就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实践精神。他在1841年撰写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别》中，高扬自我意识哲学的“能动原则”，表达一种不可遏制地使哲学得以实现的意向，并进而提出：“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58页）。马克思对“哲学世界化”和“世界哲学化”问题的思考，反映出他试图寻求一种在历史过程中的深刻的思维与存在、理性与生活、个人意志与环境的统一，从而使意志的力量走出阴影的王国，对尘世不合理的现实进行批判，并因而使自由的理性精神变成伟大的实践力量。
从1842年至1844年，是马克思在《莱茵报》和《德法年鉴》活动时期。当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的问题发表意见的难事”，导致与当时还支配着他的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产生了如他自己所言的“苦脑的疑问”。为了解决这一“苦脑的疑问”，成为马克思“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81—82页。）1843年春夏马克思写成《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后来他回顾说：“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页）。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大纲》的影响，加快了他的经济学研究，把针对不合理社会的“副本”的批判推进到对“原本”的批判。
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虽然费尔巴哈对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哲学起了促进作用，但促成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却是通过政治经济学这一中介。对于这一点，以往不少学者重视不够。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不同于费尔巴哈的批判：两种批判的动因不同。费尔巴哈注重的是对黑格尔的宗教批判，马克思则主要不是因为批判宗教，而是由于物质利益引起的，是为了寻找为劳动者物质利益辩护的理论武器：两种批判的重点不同。费尔巴哈批判的重点，只是黑格尔思辩哲学的一般唯心主义，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批判，重点指向他的《法哲学原理》，旨在揭示出国家、法与社会物质利益的关系：两种批判的方向不同。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是不彻底的，因为他不重视实践，不重视社会问题，其历史观仍然是唯心主义的，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则是为了创立历史唯物主义。造成所有这些不同的基础，在于马克思重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系统地研究从阿吉尔贝尔和魁奈开始，经过斯密和李嘉图，到萨伊和穆勒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阅读了大量政治经济学的文献。将这种经济学研究与哲学研究相结合，是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大转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
首先是异化劳动概念的提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哲学的研究与经济学的研究统一起来，揭示了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同资本主义占有的矛盾，进而把异化和劳动结合起来，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概念。马克思通过分析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劳动者同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同劳动本身相异化、劳动者同其类本质相异化以及劳动者之间相异化，区分了异化和对象化的不同，把人的本质归结为“自由自觉的活动”、“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从而强调要从社会生产来考察人的本质，并把历史归结为劳动异化和扬弃劳动的历史。这些研究成果，使马克思已经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进入现实历史现象学的研究。
其次是对古典经济学中生产力概念的改造。这是通过对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批判得出的。李斯特针对英国古典经济学把物质财富或交换价值作为研究唯一对象的错误，强调指出财富是由生产力所生产的。他强调政治经济学应当重视对生产力的研究，否则就是一种“狭隘的理论”。但是李斯特对生产力的理解，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他把宗教、政权、道德等都包括在生产力之中；没有考察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即脱离生产关系来研究生产力。马克思在吸取李斯特合理思想的同时，批判了他的错误，接近得出科学的生产力概念。
再次是对自己过去理论进行清算。1844年8月，恩格斯在巴黎再次与马克思会面，促成他们试图以一部合作的着作，同自己过去的“哲学良心”进行一次清算。这就是《神圣家族》。可以认为正是因为马克思转向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才使得这种“清算”成为必要和可能；同样也可以认为，这种“清算”是马克思尝试将对经济学研究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在《神圣家族》中，马、恩初步提出了唯物史观的许多基本原理。他们指出：历史的发源地是不在“天上的云雾中”，而是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活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91页。）这就找到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出发点。尤其重要的是取得了向生产关系概念的接近。他们指出：“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的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2页。）马克思从《莱茵报》时期的“客观关系”，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物质生活关系总和”，再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异化劳动对私有制人与人关系的分析，现在终于在《神圣家族》中接近独立提出生产关系概念。
（二）在经济学和哲学的创造性结合中作出两大伟大发现
马克思在人类思想史上作出的两大划时代的贡献是：创立唯物史观和提出剩余价值学说。对哲学的经济学研究催生了唯物史观的哲学之果；而在新的哲学指导下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改造又导致剩余价值学说的诞生。这一创造性思维的心路历程是：在新的历史观还未建立的时候，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促进了马克思新的哲学思维；在新的历史观初步建立以后，政治经济学就被提升为具有革命意义的新的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形成阶段，主要是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代表。这两本着作虽然都是哲学性的，但其深厚的根基却是经济学的，即是对经济学研究的哲学升华。这主要表现为：
第一，科学实践观的确立。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他紧接着又指出：“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页。）那么，为什么一切旧哲学都不能对实践有科学的认识呢？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离开人的劳动生产活动去理解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表现并详尽地论述了劳动生产活动是人的最基本的活动。他们通过考察现实个人的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四个要素：物质生产、满足新的需要的再生产、人自身的生产和人们在生活的生产过程中产生关系。不难看出，马克思的这些全新认识，离开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不可能得出的。但是应当强调指出的是，马克思的实践观（包括对劳动的理解）都不是停留于经济学的层面，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他把实践理解为感性的、对象性活动，理解为现实的主体实际地改变对象世界的活动。可以认为，科学的实践观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哲学升华。
第二，对人的本质的科学界定。历史是人的活动。通过哲学与经济学的结合，马克思从一个全新的坐标不断思索，提出了根本不同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新认识。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就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他的肉体本性、肉体存在，而是“人的社会特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已把劳动看作是人的类本质。随后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进一步认识到决定人的状况的是一定的经济和工业状况。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纲挈领地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这里所说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指的就是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社会；而构成社会关系总和的基础则是劳动。这就揭明：关于人的本质的概念，只是移植于人们头脑中的由生产的物质条件和生产关系所决定的个人的社会关系，人是一种社会实践的存在。
第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制定。这个工作主要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物质生活条件”的概念，并在这一基础上严格区分了社会的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社会的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这就科学地回答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确实给了全部历史传统中的唯心主义观点以彻底的否定。在这一理论前提下，《形态》又指出，人类的物质资料生产“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生产是改造自然的活动，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人们不能单独的、孤立的进行生产，必须在生产中结合成一定的“交往关系”（即生产关系）。只有从这两方面来把握，才能从整体上认识生产，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恩格斯进而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了科学阐述；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给予科学揭示。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从而创立了唯物史观，实现了历史领域内的伟大变革。
在《提纲》和《形态》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久就发表了《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这两本着作充满将哲学与经济学结合起来研究社会的创造性成果，它们的发表标志着新世界观的公开问世。在对蒲鲁东经济学思想进行批判中，马克思不仅进一步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且运用新创立的历史哲学研究政治经济学，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诞生。马克思解决了对政治经济学范畴的科学认识。他指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这些观念、范畴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3—144页。）对经济范畴本质的这种科学认识，为新历史哲学观下的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次，马克思指明了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向。尽管在《哲学的贫困》中还没有完全超越古典经济学的局限，尚未提出有关劳动两重性的理论，没有提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但他已经明确认识到对“交换价值的理解”，是“整个问题的基础”。这就为新政治经济学的建立应当以什么为基础，指明了方向。此后马克思就致力于在继承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立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并最终提出剩余价值学说。这一任务的完成是在《资本论》中。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代表着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问世；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长期致力于将哲学与经济学相结合，进行创造性研究所取得的理论和实践硕果。《宣言》始终贯彻的基本思想是：“每一个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2页。）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高度概括。它要求摒弃离开历史、离开社会经济活动、离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从抽象的理性或不变的人性出发，寻找历史根据的形形色色的历史唯物主义，牢固地将历史发展的动因归之于社会的经济生产发展的基础之上。《宣言》的历史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这一结论是运用新的哲学世界观，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进行社会经济剖析得出的。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经济学与哲学的结合进一步得到深化。《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双向建构的典范。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要揭示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规律。要达到这一目标，就既不能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样局限在狭隘的经济学领域的资本主义范围内，也不能象费尔巴哈那样离开经济领域进行抽象人本主义的超历史的批判。马克思在《手稿》中，以唯物史观的前提为指导，一方面从经济关系的领域（生产力、生产关系等）逐步上升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领域，另一方面，又不断回溯到前资本主义的各种形态以及向未来共产主义过渡的经济运动必然性的考察，实现了在社会生活总体中具体地、历史地把握人类历史前进的规律；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具体方法上，马克思既从顽强的经济事实出发，把其合理地综合为经济范畴和理论体系，以达到对现实经济关系的辩证把握；又从历史观点和逻辑方法出发，对感性经验材料进行分析和综合，并对前人取得的理论成果进行批判地吸取。在这个过程上，马克思既不象蒲鲁东那样“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又不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样，无批判地对待经验事实，实证性地满足于把表象直接复制为抽象的范畴或规律。
1857年12月8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说：“我现在发狂式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其成果提纲挈领式地表述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他说：“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这一经典性的论述既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考察，显然它是哲学研究与经济学研究双向建构的硕果。
从1861年开始马克思全身心地投入《资本论》三卷的写作。哲学与经济学的双向建构进一步深化为历史批判与理论重建的统一。马克思以唯物史观深入到剩余价值普遍形式的考察中，从而创立了完备的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地租理论、生产劳动理论、剩余价值理论以及经济危机理论，使理论建设与历史批判辩证地统一起来。马克思新的哲学世界观与方法论凝聚为经济学本身的理论内容与逻辑结构。与此同时，唯物史观也由假设变成科学的理论。正是依据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使社会主义从空想成为科学。《资本论》是马克思毕生研究的思想结晶，它既是马克思最重要的经济学着作，又是内容极其丰富的哲学着作。列宁将这本巨着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
（三）从经济学与哲学的结合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马克思从经济学和哲学的结合，走向历史的深处，探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奥秘，主要表现在立足于社会结构理论，从自然与历史的统一、从社会形态运动这两大方面，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态大趋势。
马克思考察人类社会发展大趋势的第一个视域，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他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视为双向互动的辩证过程。正是通过对经济学的哲学研究，马克思揭示了“社会是人同自然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页。）马克思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两个基本观点：客观性和对象性。所谓客观性，就是承认自然界对人的实践活动具有前提性和制约性。所谓对象性，指的是一个存在物在自身之外有一个他物作为自己的对象；这个存在物与它的对象处于一种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相互映照的关系之中。马克思认为，自然与人类互为对象。人类把自然界当作对象；人类本身又是一种具有意识和自我意识、以社会性为其内在本质、使用着实践力量的特殊的对象存在物；人通过劳动这一对象性的活动为自己创造对象物，全面地占有自然，并确证和体现出自己的本质力量。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马克思提出了“人化自然”的概念。
自然界由于人的实践活动的参与而人化，形成的就是“人化自然”。人化自然体现了人类主体的需要，这种主体的需要通过实践活动对象化于自然界，确证和发展了人的本质力量。这种自然界的人化主要表现为：人类改造自然物的形态，强化了人类所需要的某些属性甚至创造出新的属性；人类在改造自然物形态使之成为物质生活资料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周围的自然环境；人类实践在改变自然界组成部分关系的同时，也改变着自然规律起作用的性质、范围及其结果。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称工业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马克思认为，以往的各种哲学之所以不能解决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对立、唯灵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对立、人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对立，根本原因就是他们只是局限在哲学的思想领域内争论。根本的出路是要使哲学进入现实的经济生活。马克思这样做了，确立了“人化自然”的观点，也就为问题的解决创造了条件。
马克思进而指出，人与自然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统一。“自然界的属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着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对人说来是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纽带，才对别人说来是他的存在和对他说来是别人的存在，才是属人的现实的生命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表现为他自己的属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才成为人的属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成为人。”（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5页。）马克思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考察出发，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完全合理地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他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的；因而，它是向作为社会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3页。）
马克思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个大视域，就是社会形态的历史运动。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首次以“社会经济形态”为标准，对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发展进行了科学的分期。马克思这样写道：“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并且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细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页。）马克思的着作中，“社会经济形态”一般指人类历史发展一定阶段上的经济基础，即一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也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统一的一定的生产方式。应当指出的是，马克思虽然高度重视社会经济形态对历史分期的决定性作用，但又不主张将此作用绝对化，为此他提出了“社会形态”的概念。旨在研究社会形态的整体性。在经济学与哲学相结合的思维基础上，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了三大社会形态划分的理论。他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生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这一思想马克思在不同的时候又曾表述为：“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原生的社会形态——次生的社会形态——再生的社会形态”。贯穿其中的核心思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方向总是由“自然共同体”，经过“经济的社会形态”，最终向“自由人联合体”发展的，共产主义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未来。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不是机械的、单线条，而是一般与特殊的辩证统一。他强调经济的本原作用，但又反对机械的“经济决定论”。晚年马克思将视野转向东方，他明确地反对任何“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因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131页。）1881年马克思在给“劳动解放社”领导人查苏利奇的信中，进一步将《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起源“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第一次设想俄国在一定的具体历史环境下，“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后来列宁领导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地实践了马克思的科学预见。
（四）重新解读马克思
综上简要的分析，人们可以看到哲学与经济学的创造性结合是马克思剖析社会奥秘的一生不矢的研究路径，正是通过这种相得益彰的内在结合，马克思得以走向历史的深处，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大发现贡献给我们，成为人类历史上永垂不朽的伟大思想巨人。
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解，并不完全准确、科学，甚至存在着偏见和误解。最为典型的有三种：第一种是西方马克思学。他们提出所谓“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两个马克思对立的观点。第二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他们或将马克思思想解读为人本主义，或认为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存在着“意识形态”与“科学”的“断裂”。第三种是斯大林主义。斯大林把辩证唯物主义界定为对“自然现象”的研究、认识，而将历史唯物主义定义为“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注：《斯大林文选》上卷，第177页。）现在人们立足于新时代的实践需要，通过对历史的理性反思，纷纷提出重新“发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这是十分必要的。于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摆在人们面前；通过什么途径去解读马克思的着作？以什么为核心去把握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路径？我们认为，应当从哲学与经济学的创造性结合的角度，去解读马克思的着作；应当以这种卓有成效结合结出的理论硕果——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核心去把握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路径。这有很多方面的工作可做，最重要的是要转变传统的将哲学与经济学相割裂的思路，重新发现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是一个很难的心路历程。对于这一过程，他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特别指出：“在这里倒不妨谈一下我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1页。）这一发展进程可概括为：一、物质利益原则是通向唯物史观的重要环节。《莱茵报》时期的实践使马克思“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的问题发表意见的难事”，正是这一难事，推动他“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是唯物史观的发端。为了解决“苦脑的疑问”，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法哲学进行批判。认识到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却是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关系决定国家和法的关系。而研究市民社会这一物质关系的科学就是政治经济学。三、对政治经济学的深化研究，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大致完成”。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当代社会中雇佣劳动和资本这种经济关系进行了研究，进一步马克思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着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手稿中，就提出了新的生产力理论，并使对生产的理解从静态进入动态。此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便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作出了系统的表述。四、《资本论》使唯物史观从假说变成科学的理论。这本巨着的哲学意义就在于：它把唯物史观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应用于一种具体社会形态的研究，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把唯物史观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以上事实足以证明，马克思正是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通向和创立唯物史观的。
当然，同样的事实也表明，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哲学的。这主要表现于：一、确立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强调新的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研究物质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的科学。它是以一定的历史过程为对象的。二、解决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正确途径。马克思从物质生活出发，把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看作是一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过程，从而揭示出了人类历史运动的普遍规律。三、制定了新的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概括地说就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矛盾分析的方法和整体研究的方法。四、科学形态的剩余价值学说的提出。
哲学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篇4
摘要:政治哲学在世界范围尤其是近年在中国的兴起是一件重大的哲学事件,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兴起是学界对中国面临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一种积极回应。政治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从政治社会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入手,建构自己的、适应于现实生活并能引导时代思想潮流的政治哲学理论。
关键词: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罗尔斯《正义论》的发表,西方学界掀起了政治哲学的研究热潮。受西方政治哲学研究热潮的影响,近年,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也开始对政治哲学进行关注,甚至有学者断言政治哲学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门显学。政治哲学研究的兴起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如政治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如何应对等,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首先厘清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兴起的原因及政治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一、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兴起的原因
思想是时代的声音,现实是问题的发源地,每一时代的问题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些问题正是对时代特征和社会现实的反映。立足时代和现实研究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条基本思路。政治哲学在世界范围的兴起,正是对当今时代所面临的一系列全球问题的回应。所谓政治哲学,综合学界观点,主要是指对政治生活或政治事物的哲学反思。西方发达社会现代化起步较早,自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逐步深入,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如环境污染、政治腐败、能源危机、社会不公等。在此背景下,西方学界纷纷转向对政治、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并迅速掀起了政治哲学的研究热潮。
相对于西方社会,中国现代化进程较慢,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也开始面临与西方社会相似的问题,但情况却更为复杂。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历史和文明特点更加鲜明。中国社会有着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完善的专制政治体系及传统政治文化。在西方国家的政治思想史上,早在古希腊城邦时期就有了民主政治思想的萌芽,与西方国家相反的是,古代中国根本不存在民主政治的传统。传统中国社会中,从秦始皇建立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开始,政治力量就开始支配整个社会。以皇帝为代表的集权政府拥有全部的政治力量,控制着国家的一切经济、政治、文化资源,不仅社会是政治社会,文化是官本位的政治文化,就连人也成为政治的附庸。传统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再加上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使中国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历史经验表明,每一社会的转型时期,矛盾都比较集中,同时也是矛盾的高发期。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改革开放转折的关节点,即由经济增长向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转型,是改革开放发展转折的关键阶段。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政府职能尚未完全转变,传统全能型政府的影子依然存在,计划经济因素并未全部消解,人的依赖和物的依赖的前现代因素还同时存在。简而言之,我国社会还处在前现代向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虽然前现代性因素依然制约着我国现代化建设,但现代性因素已开始发挥积极作用。
回顾近年我国的发展成就不难发现,在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付出了沉重代价。虽然我国的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已经跃居世界前列,但是中国的改革在经济、政治两个领域,是不协调的,甚至有时出现了失衡的情况。经过三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虽然市场机制尚未健全,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可在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却始终未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宏观社会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公民社会等领域的综合体,政治体制改革也只有与市场体制改革配套进行,才能有所突破。政治改革止步不前,从长远来看,将会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一系列的难题。
反思当代“中国问题”,可以看出,大多的问题都与政治领域的问题有关,而政治领域的问题,又都涉及权力过分集中的现状。求解当代“中国问题”,必须找到问题的根源,这个根源很明显就在于政治领域的权力问题,更准确地说,是与当代中国社会的权力结构不协调有关。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了这一问题。1986年9月,邓小平就有关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进行几次重要谈话,在谈话中他明确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我国的渐进式改革之所以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又产生这么多的负面影响,都与此直接相关。正是出于对中国政治、社会领域出现的重大现实问题的深刻反思,近年,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关注这些现实问题,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兴起也就成为一个必然趋势。
二、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哲学的关系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哲学的关系,无外乎要分析清楚两个问题,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有没有政治哲学的问题,其次是如果有,那么政治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又如何。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对于马克思主义有没有政治哲学的问题,可以先来看看中西方学者们的看法。西方学界有着深厚的政治哲学传统,列奥·斯特劳斯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政治哲学不同于一般的政治思想。政治思想是与政治生活同步的,而政治哲学则产生于有文字记载的一种特殊政治生活,即古希腊的政治生活当中。”传统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纯粹的政治哲学,更准确地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阶级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学说;另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理论。就如郁建兴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一种解释传统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直接等同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理论。……另一种解释传统则直截了当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理论。”当然,也有一部分西方学者理性地分析了这一问题,如汉娜·阿伦特就认为:“西方政治思想传统明显发端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在我看来,有一个同样明确的终点,这就是卡尔·马克思。”她还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颠覆了黑格尔,而且颠覆了思想与行动、沉思与劳作、哲学与政治的传统等级秩序。”对于这一问题,国内学者的看法比较一致,几乎都认为这是一个无需讨论的问题,那就是政治哲学本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唯一的分歧在于,在一些学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重大现实问题的反思,首先以现实的社会为基础,但同时又以实现理想社会为目的,即同时涵盖了现实性维度与理想性维度两个层面。持不同意见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以他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背景为原型的,尽管提出了理想社会的美好前景,但对于现时代的中国来说,背景并不相同,我们应该构建适合时代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事实上,正如同国内学者认为的那样,关于马克思主义有没有政治哲学的问题本就无需讨论,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里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脉络,那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把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当做自己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从而政治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也就清楚了。谈过了政治哲学兴起的原因以及政治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再来谈一下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是如何有效地应对政治哲学兴起的,也就是采取何种方式研究或构建适应时代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的转换
任何一项学术研究,都离不开两个基本方面,即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式,也就是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的问题。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学者们已经形成共识,但在研究方式上却还存在分歧。简单地说,就是研究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切入点,应该从现实问题入手还是从建构理论人手。对于这一问题,大部分学者的意见是趋向统一的,如韩庆祥教授、王南湜教授及孙正聿教授等人都认为应该从社会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切入,着手构建中国的政治哲学体系。但是,还有一小部分学者认为,哲学是一门高雅的学科,哲学的本质就应该是远离现实的独立思考,研究现实就是对哲学本性的背离。在笔者看来,这只是某些学者的个人理解,而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这些认识,马克思早就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国内的一些学者也提出了批判,如韩庆祥教授把这总结为三种顾虑:“其一认为研究现实问题不是学术,不愿研究;其二怕研究现实问题触及政治,不敢研究;其三认为哲学解决不了现实问题,不必研究。”还有学者把它称为“用所谓纯‘学术’的马克思主义来贬低和否定现实斗争中发生并在现实斗争中运用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一味地追求语言的个性化和思维的特异性,这就无异于要把马克思变成完全脱离实际而仅供少数哲学精英在书斋里作学院式探讨的纯学术偶像”。
哲学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篇5
关键词：马克思；阿伦特；哲学；政治；政治哲学；不同路径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500（2013）03-0008-01
马克思和阿伦特的政治哲学思想给现代社会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也引起了人们对他们哲学思想的极大关注。其中，哲学和政治的关系问题是核心和关键。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合理掌握与正确看待哲学和政治的关系问题是认识马克思与阿伦特政治哲学的关键所在。
一、西方传统政治哲学
早在古希腊开始，哲学就与政治纠缠不清。哲学真正从关注自然转到人与社会中来是在古希腊时期的智者学派。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深受这种学派的影响，他虽然对智者学派提出的一些政治评判标准持反对态度，但也积极发展了智者学派对现实问题的广泛关注。对苏格拉底来说，哲学就是依靠科学辩证法来关注人与社会中的一切事务，这也是为人类的幸福生活寻找到了坚实的根基。这之后，柏拉图继承了老师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希望通过哲学去建立一个理想的政治王国，以充分实现哲学的伟大政治抱负，以此来完成老师苏格拉底的让城市更贴近真理的政治夙愿。后来，亚里士多德虽然在一些政治问题上积极反对两位老师，但是在哲学关注人与社会的问题上，却发展与推动了老师柏拉图的思想观点。在哲学史上，亚里士多德第一个提出人向来属于政治动物的观念，并出版发行了其第一本政治哲学思想巨著《政治学》。
对阿伦特来说，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是诞生于苏格拉底之后。在苏格拉底死后，他的学生柏拉图对人和社会政治生活实现的可能性已经持绝望态度，他开始怀疑起苏格拉底政治学说的有效性。正是因为柏拉图对苏格拉底学说的这一怀疑，才让苏格拉底对人和社会的关注由政治转到了哲学当中，并开辟了西方政治必须服从与哲学的传统。从这一形式来说，不管是柏拉图还是黑格尔，其政治思想都没有脱离以政治学观念来作指导的前进方向。可以说，柏拉图创设的西方传统政治学是把政治理念看作高于一切的思考生活之路，这实质上就是获得政治真理的途径是经过沉思而不是积极活动来取得。这一观念思想，在西方传统政治学中是非常有威慑力的，很少有人去突破它。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虽然是在西方传统政治哲学中起步并发展的，但他没有对其政治学思想进行简单的照抄照搬，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和超越。阿伦特认为，从柏拉图开始，经历了三次西方传统政治哲学大颠覆，分别是克尔恺郭尔的存在主义、尼采的行动主义和马克思的辨证主义。在这三个哲学思想中，马克思哲学思想最具有影响力，他的思想直接对政治的发展起到了一个决定作用。同时，阿伦特对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也十分重视，他认为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就是一个反对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的理论思想。
二、哲学的政治实现
哲学的政治实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思想。马克思在年轻时虽然受德国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但他没有被这种思想所左右，因此不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反对传统哲学中闭关自守的自我直观，积极强调哲学是时代的精华和文明的灵魂。在这一基础上，阿伦特注重强调马克思放弃哲学转变到研究历史和政治思想上来。早在1984年马克思在一封信中就明确阐述了自身的观点，认为费尔巴哈的政治思想过多关注自然而很少关注政治。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实质上是用资本主义的观点去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也是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正是通过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才能从传统的政治哲学中解放出来，步入到历史政治活动中。
三、政治的哲学实现
政治的哲学实现是阿伦特主义哲学的主要思想。以前，阿伦特是一个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自从纳粹上台以后，尤其是一些哲学家与纳粹进行合作后，让阿伦特认为柏拉图的传统意义哲学是与纳粹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就从哲学转到政治中来，重新来思考和看待西方传统政治哲学，重新审视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阿伦特认为，哲学与政治之间产生隔阂是开始于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死对柏拉图有着很大打击，也让其对苏格拉底的学说产生了质疑，这就让柏拉图重新开始了沉思生活，哲学也开始逐渐从人类事务中一步步撤离。正是因为哲学的这种撤离，让柏拉图认为哲学就要离开政治，以后的政治行动就要服从于哲学，这种情况下，柏拉图就用哲学消融了政治，这也给人类带来了很大的灾难。在这个基础上，阿伦特就开始为了政治而审判哲学，通过对哲学的重新反思来更好地实现政治。
在西方传统政治哲学基础上，阿伦特分析与总结了两层政治与哲学的关系含义，首先是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这个关系问题也是对人类事务领域中的态度问题。态度问题本身也涉及到了哲学体验与人类现实体验之间的关系，他说明了自身的哲学体验与人群中公共经验的直接关系。其次是哲学与政治的紧张关系。事实上，政治哲学本来就处于一种张力之中，要么用哲学来统领政治，要么用政治审视哲学。因此可以说，阿伦特的政治哲学追求的是政治哲学的实现，在根本上也是一种反哲学的哲学思想。
四、结语
当前，伴随着政治制度与生活方式的政治哲学再一次火热兴起，政治哲学就变得异常重要起来。阿伦特力图诉诸某种道德上的复古主义来应付现代性的基本问题，相对比之下，马克思的理论很难说已经过时，不管马克思哲学的预言是否已经实现，但他的思想对现在社会政治状态起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批判与治疗作用。
参考文献：
[1]李晓勇.论阿伦特哲学的时代性[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1）.
哲学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篇6
[关键词]中国政治哲学；宏观理论建构；微观政治主体；述评
政治哲学作为一门“对政治事物的一般性的反思而深入地理解人的生存和世界本性的学问”，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受到我国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近十年来，无论是从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的学者人数，还是从政治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来看，政治哲学的研究都取得了比较大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已然成为一门显学。本文以发表的学术论文为线索，对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作一综述和简要评论。
一、从宏观理论建构到以问题为中心的转向
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激发了诸多学者对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进行理论建构的兴趣。
从政治哲学的学理结构角度探讨中国政治哲学的体系。有学者指出，政治哲学的学理结构是从哲学的人学理念推演出伦理学的道德原则，进而再引申出政治价值学说来展开逻辑的。这也就意味着，规定着政治活动的性质、任务和目标的政治哲学之思想来源，是某个特定时代的人学理念和道德原则的政治学演绎和逻辑结论；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体系应该坚持的逻辑起点和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本体论，辨证地继承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建立起一种既鼓励物质文明，又提倡精神文明的哲学、道德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体系。
从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讨论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有学者认为，价值性和事实性的关系，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任何一门政治哲学的建构，都需在理论内达成价值性与事实性的某种统一；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之路应该从理想性转到现实性，即从经典马克思主义致力于理想社会的理想性政治哲学到依据现实生活的现卖性政治哲学的转变。
从理论综合的角度讨论中国的政治哲学建构。有学者指出，政治哲学是对政治权力的来源及其行使的正当性，以及理想社会模式等问题从根本处进行思考的一门学问；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者来说，一件充满着挑战的理论工作应该是在综合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近现代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三大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社会主义现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的思想体系与新的传统。
对中国政治哲学进行理论建构是近十年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趋势。这些研究成果涉及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政治价值论、方法论等，对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但是，这种宏观建构的政治哲学理论体系有着不可忽视的缺陷：一个是玄之又玄，其表现就是在概念中转圈子，从一个概念转到另一个概念；一个是空发议论，其表现是依据某个政治价值，比如公正、自由来批判宏观现象与大制度，而不肯去切实地分析身边的小问题与小制度。
对此，有学者着重强调，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刚刚起步，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趋地与当代西方学术“接轨”，而是要自觉地形成中国的批判意识与独立视野。中国学者研究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对中国学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无论对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我们都主张从中国的视野出发进行深入分析和批判性讨论。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毫无疑问将有赖于重新深入地研究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特别是儒家这一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传统。但是，深入地研究儒家和中国古典文明不是要采取理想化的方式，而是要采取问题化的方式，重要的是要展开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内部的问题、矛盾、张力和冲突，以及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在面对现代社会和外部世界时所面临的困难，对此我们并不需要回避、掩盖或否认，恰恰需要充分展开并加以分析。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同时也必然以日益复杂的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为动力。当代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同时又处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格局之中，我们对中国古典文明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开展，无疑必须从现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复杂性出发才有生命力。
因此，以问题研究为中心，特别是以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为中心成为了近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转向。
二、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政治哲学研究
以问题为导向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对此，有学者认为，当前国内政治哲学界存在的问题是缺乏对当代中国社会类型的准确定位。这不仅在理论上严重影响了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发展，而且在实践上对政府决策和社会治理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发现和确定当下我国社会处于何种类型应是我国当代政治哲学的出发点。该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总体上是属于在根本利益上无对抗、无冲突，但在具体利益追求上体现多元的个性化差异状况，这种差异化主要表现为：(1)差异化的生产关系，即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外资、民营等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的生产关系；(2)差异化的政党关系，即一党执政，多党合作；(3)差异化的社会阶层关系一“两个阶级化为十大阶层”，即由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化为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市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因此，差异性社会无疑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现实，其社会类型是“差异性社会”。因此，差异性社会与和谐政治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向度。
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的问题很多，但从政治哲学的视野看，现实的和最重要的原因是权力至上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带来的官本位、权力本位的政府运作体制和政治体制。社会层级结构的讨论和建构虽然不能说是解决当下“中国问题”(当然主要指国内问题)的惟一有效途径，但根据马克思社会层级结构理论，立足社会结构变迁，从学理层面和社会层级结构的讨论无疑可作为破解“中国问题”、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而独特的分析进路。作为凝结和展现当代人社会政治地位‘c全息图”的社会层级结构既是当代中国问题的总根源，也是消解诸多中国问题的着力点，因而社会层级结构分析对诸多社会乃至政治问题就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应该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论域。
还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主要动力并非来自西方学术界的刺激，而是来自中国发展的内在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发展进入经济起飞阶段之后，政治起飞的任务得以彰显，而政治起飞应该是中国思考的问题意识。因此，中国政治哲学研究必须直面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难题一政治发展与政治起飞。该学者指出，面对中国发展的政治起飞问题，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应当回答：中国社会的政治起飞如何可能?人类在古代城邦公民政治或君子—大人政治和现代权利政治之外，能否发展出第二种可能的政治(哲学)模式?若能，那么东方政治(哲学)传统能否发展出人类第二个政治(哲学)类型?从当代世界发展看，政治领域的最大特征是西方的霸权与东方的崛起。于中国哲学研究而言，我们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在批判地扬弃中国传统王道政治哲学与西方现代权利政治哲学的基础上，创建新的政治哲学范式?围绕这一问题，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还必须创造性地回答的重大问题有：良好的社会如何可能?在西方主导的世界上我们如何进行政治思考?中国的政治起飞如何实现?
三、从宏观政治制度研究到微观政治主体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各种现实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中国现代社会日益走向复杂性，这也推进了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以问题研究为导向。正如我们所知，政治哲学所要面向的问题很多，有宏观问题和微观问题之分。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哲学发展经历了从以宏观政治制度问题为导向到以微观政治主体问题为导向的转变。
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参与现代中国社会改革，其原初的目的就是解释阻碍中国社会发展与正义的“中国结”。但是，其理论维度从一开始就超越具体的问题之外，而直接深入到“结”之编组的原因与根据。也就是说，直接探讨一般国家政治制度的正当性问题，比如讨论土地的所有权、政府的基本原则，或者立法的正当性基础等此类的问题，不是提出解决具体问题的实用对策。极其重要的一点，中国在与现代世界，尤其与西方世界对话而制定共同的政治规则时，社会一历史的差异，使中国的政治哲学学者更趋向于选择社会一历史的宏观视野来讨论政治哲学的问题。因此，从政治哲学角度研究宏观的制度问题也就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
有学者从社会现代转型的角度，以(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矛盾为中心线索，把制度放进马克思主义价值学的视野中，集中考察了制度在促进人的自由，形成自由秩序的过程中所具有的价值及其实现机制。该论者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和全面转型，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问题凸显出来。如果说经济和军事实力属于“硬实力”，而政治价值观属于“软实力”，那么，政治制度建设则是存在于“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通过政治制度建设，不仅可以将“硬实力”和“软实力”整合起来，而且是“硬实力”和“软实力”提升的根本途径，将推动“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提升机制化。因此，该论者认为，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
与此不同的是，有学者指出，尽管以政治制度为中心的宏观政治研究范式在政治哲学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面对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宏观政治模式也有重大的缺陷：正是在宏观政治哲学那里，政治哲学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另外一种理论哲学，心甘情愿地受“自然科学化”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的支配。它习惯于抽象掉内在于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和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的多态化的、多样性的、边缘性的和微观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把中心化的、宏观的权力运作和国家制度安排等宏观政治活动，以及周期性的经济活动机制，即一种理性化的政治权力或经济权力放大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普遍的、绝对的规律和力量。对此，该论者进一步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于理性的危机而重新审视日常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时代，生活在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机制日益多元差异，非中心化的微观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结构日益发展的时代，自觉地开辟微观政治哲学的领地，显然是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新发展。因而，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推进微观政治哲学研究更具有启发意义。
有学者认为，在现代法制社会条件下’提升每一个个体的“政治主体意识”的自觉程度，以形成广泛介入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监督，是实现权力制衡、促成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而这需要有政治哲学层面的深层论证。该论者指出，政治主体分为“社会政治主体”与“政治权力主体”两个层面。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思维的根本缺失是“社会政治主体”认识的缺席与“政治权力主体”认识的强化，致使社会一般成员的政治认知、政治人格及政治参与意识先天不足，更缺乏政治权利意识。因此，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要关注微观的社会政治主体研究。
我国着名学者韩庆祥教授指出，马克思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生成论哲学，其主体是人，目的也是人，人是在实践中生成自己与实现自己的。而要真正使人成其为人，能力问题很重要。能力原则能培养人的先进性：第一个先进性是能力本位内在要求公正，有能力的人就希望公正，希望有平等的机会，这种公正，相对于等级而言是先进的；能力本位还会产生第二个先进性，就是它欢迎民主；能力本位还会产生第三个先进性，那就是使人具有相对独立的人格。过去我们的政治行为围绕权力做得太多，今天我们应该围绕能力来组织政治行为、政治活动；把能力原则引入我们的政治活动，用能力而不是权力来增强我们政治的权威及其影响力。以此，当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应由权力本位的政治哲学走向能力本位的政治哲学，最终的使命就是使政治人在政治行为中真正成其为人，使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真正成其为人。
四、结束语
哲学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篇7
关键词：政治哲学；双重维度；马克思主义
前言：在对政治哲学进行研究时，如果忽视其双重维度的属性，只是进行单一的研究，那么研究出来的结果将会缺乏全面性和完整性，对于政治哲学的蕴涵，也不会充分的展示出来。因此，在进行政治哲学研究时，必须要从双重维度的视角来进行研究，以便于保证研究的全面性。马克思政治哲学属于政治哲学中的一种，在对其进行研究时，同样需要以双重维度为视角来进行研究。
一、政治哲学的双重维度
（一）政治哲学的理论前提
在进行研究之前，首先需要明确政治哲学的理论前提，所谓理论前提，就是指政治哲学的概念。在政治哲学的概念中，核心的内容就是如何理解政治和哲学的关系，由此可见，在政治哲学的概念中，两个基本的组成元素就是政治和哲学，政治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具有双向性。基于政治哲学的概念，人们在进行研究时，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进行研究，一个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对哲学进行研究，并明确二者之间的关系，另一个则是从哲学的角度出来，对政治进行研究，并明确二者之间的关系。
（二）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
在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中，在政治和哲学关系分析的基础上，形成了核心定义。在施特劳斯的理论中，政治和哲学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政治哲学表达式中，政治所代表的是研究的内容和作用，哲学表示的是研究的方法，据此，政治哲学就是对政治问题进行研究，研究的方式为关联政治的哲学方式；另一方面，在政治哲学的概念中，政治是形容词，并不代表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基于此，在进行政治哲学的研究时，主要研究的为哲学问题，采取的方式为政治方式。实际上，在这两个方面的定义中，政治哲学的侧重点是不相同的，在第一方面的定义中，侧重点为政治，而在第二方面的定义中，哲学才是侧重点。对于这两种定义，施特劳斯所欣赏的是第二种，这种认知具有比较好的明确性，不过，一贯性是不存在的。在施特劳斯后来的研究中，再次对政治哲学的概念做出了解释，在这次的解释中，政治成为了强调的侧重点，通过哲学的方式来处理政治问题，这种变化说明，在进行政治哲学研究时，必须要充分的考虑政治和哲学的关系，从而更加全面的理解政治哲学的涵义。
通过对施特劳斯相关理论的研究可以发现，对于政治和哲学的关系，政治方式处理哲学问题和哲学方式处理政治问题是相互依赖的，不能分开来进行研究，通过这两方面的研究，将政治和哲学的相互关系充分的反映出来，而这也正是政治哲学的双重维度。
二、政治哲学双重维度视角下的马克思政治哲学
（一）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狭义定义
对于社会上的政治问题和政治现象，马克思主义在对其进行研究时，是在哲学的视角下来进行的，通过哲学方法和视域，良好的解决政治问题，之所以会采用哲学进行处理，主要的原因是哲学家的素质、风格等。另外，在马克思主义中，研究对象十分的广泛，几乎涵盖社会中的所有领域，政治领域就包含在这个范围中，基于此，在进行政治问题的研究时，必须要用马克思哲学来进行，而这就是狭义上的政治哲学体系，该体系所具备的完整性是非常好的。在这个体系中，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通过哲学的方式来研究各种政治现象，在人们生活的社会中，政治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比如国家、阶级、无产阶级革命、战争、暴力、和平等，都属于政治现象的范畴，在对这些现象进行研究时，就需要用哲学的方式来进行；第二，通过哲学来研究政治概念、范畴和理念，在政治学中，包含大量的政治概念，比如民主的概念、平等的概念、和谐的概念等，同时，对于政治的范畴和理念，哲学也可以进行充分的研究；第三，通过哲学来研究政治思潮，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等都属于政治思潮，在对这些政治思潮进行研究时，只有通过哲学的方式来进行分析和批判，才能正确的认识政治思潮；第四，通过哲学来研究政治问题。经过上述表述可以发现，狭义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就是指哲学方式研究政治问题。
（二）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广义定义
既然狭义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定义为利用哲学来处理政治问题，那么广义上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就是指利用政治的方式来处理哲学的问题。在此种视角中，马克思政治哲学就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政治哲学，无论从何种角度进行分析，此种论断的理由都是非常充分的。对于哲学，马克思主义在对其进行研究时，立场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马克思在自己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阐述了这样的内容：对于哲学来说，物质武器就是无产阶级，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哲学就是其精神武器。对于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对于这两个理论，如果从哲学的角度来进行研究，那么就会发现，在这两个理论中，政治哲学的内容是有所体现的，具体说来，在政治经济学中，其主要的内容就是分析资本主义现代性，而这其中就能够很好地反映出政治哲学的内容；在社会主义理论中，包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论说，这是一种“正义论”，具有比较强的独特性。对于共产主义，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来对待，但无论是哪种形式，共产主义都是客观存在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共产主义中，将世界历史性存在的基本经验表现出来，如果将共产主义等同于党派、世界观，那么这种认知具有很强的肤浅性；另一方面，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著作中，也提到了共产主义，并将其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这也说明，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政治、哲学、经济学实现了高度的融合。基于此，在对哲学进行研究时，以政治的方式来进行是有着强大的理论依据的。
结论：在政治哲学的概念中，“政治”和“哲学”是两个基本的要素，概念中的核心内容就是究竟以何种方式来处理何种问题，一种立场是利用哲学方式来处理政治问题，另一种立场是利用政治方式来处理哲学问题，这两种立场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双重维度。在对政治哲学进行研究中，其中关注度最高的问题就是马克思政治哲学，为了保证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的科学性，就需要将其放置在政治哲学双重维度的视角下来进行，通过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形成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广义和狭义上的定义。实际上，这两种立场是相互依赖的，共通过形成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全部内容。
参考文献：
[1]孙亮.超越规范性与事实性的“历史科学”向度――马克思政治哲学阐释困境瓦解的尝试性方案[J].学术研究，2012，10（09）：7-12.
[2]宋友文.“应当”之逻辑与现实――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J].学习与探索，2012，11（11）：14-18.
哲学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篇8
纵观马克思的经典文本，我们发现，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想并没有在任何一本著作中得到系统的阐述，而是散落在他与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的论战过程中。对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研究，首先要明确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理论前提，而理论前提的确立则需要从他对传统政治哲学的批判入手。
（一）对黑格尔政治哲学的批判
毋庸置疑，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心路历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博士论文”和《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思想前提就是黑格尔的理性主义。《莱茵报》被查封以后，马克思在小城克罗茨纳赫阅读了大量关于国家和法的历史学和政治学著作，并撰写了《克罗茨纳赫笔记》，此时，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想发生了转变，与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国家观渐行渐远。此后，马克思下决心从理论上与黑格尔的理性主义政治哲学划清界线，开始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创作，在写作过程中，马克思着重考察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原理》中强调，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的东西”，［1］是家庭与市民社会的原则和基础，国家的意志规定着家庭和市民社会的法律和利益。然而，马克思却对这一颠倒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自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对国家来说是必要条件”，［2］“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活动着的；而在思辨的思维中这一切却是颠倒的”。［2］通过批判黑格尔颠倒的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唯心主义观点，马克思得出了家庭和市民社会产生并决定政治国家的唯物主义的结论。可以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问世，宣告了马克思与黑格尔政治哲学的决裂，同时也预示着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的产生。说到黑格尔政治哲学，不得不提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布鲁诺•鲍威尔，虽然他用“自我意识”替代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但在本质上仍然属于理性主义。在《犹太人问题》和《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中，布鲁诺论述了犹太人要求的解放是使政治摆脱宗教的解放，只要犹•18•太人摆脱了犹太教，就能获得“人权”。对于这一观点，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提出了异议，他认为人的解放应该是一个历史过程，政治解放作为人类解放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当然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但它实现的人们对封建专制的摆脱，并未真正促成人的解放，而是把人们又带入了私有财产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泥潭；政治解放使人们获得政治层面的形式上的自由和平等，但是却无法获得实质上的经济层面的自由和平等，只有“人类解放”才是真正的人的解放。通过对鲍威尔的批判，马克思提出了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的全新价值追求。
（二）对蒲鲁东政治哲学的批判
蒲鲁东的经济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已广为人知，但是对于蒲鲁东的政治哲学思想，我们或许并不是特别熟悉。在蒲鲁东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系中，核心就是关于公平、正义的论述，而且蒲鲁东的经济思想和无政府主义主张都是围绕着他心目中的公平和正义而展开的。蒲鲁东在其代表作《什么是所有权》中，把“正义”作为政治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他认为，正义的前提和表现“就是在劳动的平等条件下使每个人分享一份相等的财产；就是像社会成员那样从事活动”。［3］蒲鲁东强调，正义就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和发展的条件和保障，是规范人类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定律，“正义是位居于中央的支配着一切社会的明星，是政治世界围绕着它旋转的中枢，是一切事务的原则和标准”。［3］纵观蒲鲁东的政治哲学思想，我们能够得出以下结论：每个人获得一份相等的财产并在此条件下进行活动，是正义的首要原则和具体表现；正义是决定现实社会存在和运行的基础；正义是超历史的永恒的原则。马克思指出，蒲鲁东看似把正义与现实社会联系起来，但实际上他颠倒了两者的关系，“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4］在这里，马克思强调，社会是人们物质生产活动的产物，而不是人们从某一原则出发的主观臆想。通过对蒲鲁东政治哲学的批判，我们可以看出，正义、平等这一系列的政治哲学的原则和追求，是人们物质生产的产物，不是正义决定现实社会，而是现实社会的发展决定正义内涵的改变，没有永恒的平等和正义。
（三）对拉萨尔政治哲学的批判
拉萨尔政治哲学的核心就是他的分配正义论，其“劳动”观点是这一思想体系的逻辑起点。拉萨尔的思考路径可以总结如下：一切社会财富都来源于劳动的生产与创造———作为劳动主体的劳动者，应该占有劳动产品的所有权———劳动不是劳动者个体孤立进行的活动，而是劳动者在社会合作中共同完成的，因而劳动产品应该平等地分配给所有社会成员———社会财富的平等分配就是正义的实质所在。乍一看，拉萨尔的思维逻辑非常清晰，并且也抓住了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劳动，但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发现了其中的问题。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5］这里马克思并不是要否定劳动的重要地位，而是要全面揭示劳动所蕴含的丰富内涵。马克思认为，劳动是劳动者通过对自然界的改造而生产劳动产品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了两个方面：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抛开生产资料必然会导致劳动范畴的抽象化，劳动的本质就不可能全面地呈现。接着，马克思对拉萨尔的分配正义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个人以雇佣劳动的形式参与生产，就是以工资形式参与产品、生产成果的分配。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6］这里就明确地阐述了分配与生产的关系，社会的分配方式是物质生产的产物，马克思深刻地把握了政治哲学的物质生产根源，实现了对拉萨尔政治哲学的超越。
（四）对杜林政治哲学的批判
杜林的政治哲学思想看似深奥完备，但事实上就是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设计出普遍适用的道德原则，实质上是西方政治哲学研究中由来已久的自然状态学说的再现，这种研究进路早在17、18世纪的霍布斯、卢梭、洛克等人的思想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在杜林看来，复杂的现实社会可以彻底地简化为“两个人”的存在，社会存在可能的最为简单的要素就是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两个人”，通过对这“两个人”的研究，杜林发现了一条普遍的规律：“两个人的意志，就其本身而言，是彼此完全平等的。而且一方不能首先向另一方提出任何肯定的要求”。［7］按照杜林的论述，这两个人不能互相伤害，要彼此尊重对方的意愿，双方要建立一种平等的义务关系。随后，杜林将这两个人的平等推广开来，认为只要人们对正义有充分的了解，人与人之间的正义和平等就能够得以实现。对于杜林的政治哲学主张，马克思并未直接进行批判，这一工作是由恩格斯直接完成的，但是恩格斯在批判的过程中是与马克思的思想保持一致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杜林的平等正义主张只是在抽象的人性论的基础之上的想象和虚构，一旦涉足现实问题，杜林所谓的道义上的准则就显得无能为力。恩格斯说：“两个意志的完全平等，只是在这两个意志什么愿望也没有的时候才存在；一当它们不再是抽象的人的意志而转为现实的个人的意志，转为两个现实的人的意志的时候，平等就完结了。”［5］杜林根据平等正义原则构建的未来经济公社的设想，也仅仅是一种乌托邦的翻版。他脱离了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脱离了人们的现实生活环境，得到的就只能是抽象的政治哲学理想。
二、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前提揭示
在批判传统政治哲学的过程中，马克思阐明了自己的政治哲学立场，确立了不同于传统政治哲学的思想前提，只有通过深刻地总结和揭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前提，我们才能更加全面地把握其政治哲学的思考路径和理论创新。首先，马克思肃清了政治哲学的唯心主义根源，把公平、正义与现实的物质利益问题联系起来，为政治哲学奠定了唯物主义的基础。众所周知，黑格尔从“绝对精神”出发，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在他的《法哲学原理》中关于法、国家等政治哲学层面的论述也是在他的唯心主义体系之下进行的。受黑格尔的影响，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和《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中采用一种价值悬设的逻辑，详细地阐述了他的理性主义国家观。此后，由于物质利益问题与理性主义国家观之间的矛盾，动摇了马克思关于理性主义政治哲学的幻想，他逐渐认识到国家不是一种凌驾于私人的、等级的利益之上的普遍的东西，进而开始关注现实的物质利益问题。随着《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问世，马克思了与黑格尔唯心主义政治哲学断裂的宣言，他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他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他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8］马克思确立了“物质的生活关系”对“国家的形式”和“法的关系”的基础性地位，让政治哲学走上了唯物主义的科学道路。其次，马克思反对从抽象的人性论推衍出的普遍的政治哲学原则，要求把“现实的人”作为政治哲学的价值主体。在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中，把抽象的人性论作为政治哲学思想基础的现象早已屡见不鲜，众多思想家通过对“自然状态”下人性的设想，设立人们在自然状态下享有平等的自然权利，并以此为基础追求一种“合乎自然”的理想社会原则。德国的小资产阶级代表杜林也走上了同样的研究道路，他通过对构成社会“最简单的要素”即“两个人”的设定，推演出了一条实现社会平等和正义的“公理”———“两个人”的意志彼此完全平等。对此，恩格斯说：“如果我们愿意尊重真理，那应当说这两个人不是杜林先生发现的。他们是整个18世纪所共有的”。［5］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反对从“自然状态”下抽象的人出发去寻找实现人类社会平等和正义的研究路径，确立了政治哲学的价值主体———“现实的个人”。再次，马克思反对把抽象的政治概念作为超历史的永恒规范，揭示了正义、平等、自由等政治价值的历史性和阶级性。
哲学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篇9
关键词：贫富差距；马克思主义；改革
中图分类号：B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631（2012）03-0072-01
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我们国家已经在各个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伴随着改革也产生了很多问题。特别是近几年贫富差距问题成了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成为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需要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国际上衡量贫富差距的主要指标是基尼系数，以0.3下为平均状态，0.3-0.4为合理状态，超过0.4则表示该国贫富差距过大，超过0.6则说明该国已经严重两极分化，处于社会动荡的边缘。我国九十年代开始基尼系数开始大幅上升。从九三年的0.4跃升到二零一二年的0.55。贫富差距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一个半世纪以前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人类文明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充满活力地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变革，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和它所处的时代紧密结合，力求正确认识时代的矛盾，解决时代提出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社会改造相结合，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它密切关注时代所面临的基本矛盾和根本问题，并且从中反映时代的精神，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我们清晰地看待问题，和正确的解决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一、贫富差距的成因
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还将一直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由于生产力落后的本质造成的。生产关系是在生产力的基础上生成的，是生产力整体自己决定自己各部分之间的生产关系，若生产力发生了变化，生产关系必然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因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是生成性对应关系。贫富差距就是生产力满足不了生产关系的体现。
在任何社会形态下，资源稀缺性和贫富差距都是如影随形的。特别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能力和公平竞争也是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一方面受到直接基础的制约，另一方面有受到技能的制约，而技能本身又受到资本的限制。多样性的差异导致贫富差距成了一种必然的状态。
1.不合理的政治结构，中国是一个政治至上的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的清晰，往往是政治之外无社会。国家之外无个人。这种复杂的政治经济背景激发了潜在的差别和公正的矛盾。
2.不合理权利的结构，贫富差距作为人的经济体现和现实表征。其根源往往在于不合理的权利结构，研究表明，权利及接近群体的收入增长最快。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我们解决贫富差距的启示
（一）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指出，自然界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主要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社会的基本矛盾。其中最根本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这个基本矛盾的运动，决定着社会性质的变化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方向。经济基础是由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是该社会的经济结构，经济制度。所以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经济是决定性因素。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抓住了我国发展中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抓住了发展链条中的关键环节我们要解决好贫富差距的问题。
（二）贫富差距存在的必然性。各种社会的形态的下的贫富差距都是存在的，任何情况都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人的差异只要存在，贫富差异就会存在。这是历史的必然，客观世界的必然。只要在一个合理的安全的范围内，就是对社会发展有益的，对社会各个阶层都是有好处的。一定的差距，会使经济更有活力，会使科技更加进步，使我们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有了更充足的动力。辩证的看待贫富差距，普遍联系的看待贫富差距才是正确的处理方法。
（三）改革是减小贫富差距的根本办法。1．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必须坚持把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紧密结合，更好地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科学。2．改革的深入推进，必然会涉及许多利益的调整。这不仅会使过去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凸显出来，而且会带来新的矛盾和问题。但是，改革不能因此而退却，要坚持用改革的办法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3．只有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才能促进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有效解决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只有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建立健全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只有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才能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只有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完善社会管理，才能激发社会活力，增进社会团结，保障社会安定有序。4.实施政治体制改革。转变权利架构。把公正确立为权利边界的核心理念。公正作为制度的首要价值。是整个社会良好发展的基础。公正的缺乏不仅导致交易政治的泛滥。也导致正常市场秩序的破坏和混乱。必须使权利与价值关系的在正确的位置上。使权利为价值服务。变政府的一元领导为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的三元制衡。确定政府权利的范围。变统治为治理，权治为法治，管理为服务。市场指的就是市场经济。运用市场经济解决效率和财富问题。公民是社会的主题。完善公民社会是保证民权.实现公民自治和民主监督的重要基础。政治的根源是经济。经济关系是政治关系的基础，同时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反映人们的根本经济与物质利益，保障人们的经济与物质利益的实现。
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与转型，必然会引起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矛盾。中国在面对当今社会的巨大机遇与挑战时，我们应当克服自身在处理矛盾上的盲目性，坚持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生活的指导作用，让先进的社会意识占据统摄地位，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使人们的自觉地实践活动朝着更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方向发展。马克思主义者需是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其中既有一脉相承的核心和传统，也有与时俱进的应变和创新，传递着永恒的现实作用和意义。解决当前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一系列复杂问题，需要坚持正确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恰好就是合适的理论依据。不仅仅是贫富差距问题，在改革发展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都可以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分析和解决。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人民出版社，2000.
[2]恩格斯.反杜林论[m].人民出版社，1999.
[3]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m].商务印书馆，2011.
[4]谢静.论中国贫富差距的现状、原因及对策[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6.
[5]何妍玺.中国贫富差距现状分析[J].现代经济信息，2011.
哲学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篇10
一、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兴起的原因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指导思想,在社会中通过发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来取得理解问题的资源,同时每一个时代又具有区别于其他时代的特征,社会中的问题也就是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特征和现实的体现。立足时代和现实研究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条基本思路。政治哲学的兴起和引起世界哲学研究者的关注,正是因为其是时展的一种反应。所谓政治哲学,综合学界观点,主要是指对政治生活或政治事物的哲学反思。西方发达社会现代化起步较早,上世纪中期西方国家进入一个快速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同时社会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如环境问题、政治问题、能源问题等。由此,西方的学者开始从政治等方面思考这些问题,力求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促使了该学科的兴起和快速发展。
我国的现代化发展相对较慢,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的发展才出现了与西方50年代相似的国情,只是这种国情远比西方国家最初遇到的情况复杂得多。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历史和文明特点更加鲜明[2]。中国一段长期的封建时期,中国的文化和政治特点深深地体现着封建的烙印。而西方国家的历史可以说是起源于民主制度和思想,但是中国一直到近代社会才产生民主思想,这种文化思想的影响不是一时就能消除的,同时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问题也更多且复杂。简而言之,我国社会还处在前现代向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虽然前现代性因素依然制约着我国现代化建设,但现代性因素已开始发挥积极作用。
尽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社会发展进步更加迅速,但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系统归纳和总结可以看出,这些问题归根结底都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政治领域的问题,又都涉及权力过分集中的现状。遇到问题就应当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邓小平同志曾在谈话中明确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我国的渐进式改革之所以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又产生这么多的负面影响,都与此直接相关。正是出于对中国政治、社会领域出现的重大现实问题的深刻反思,近年,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关注这些现实问题,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兴起也就成为一个必然趋势。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构建
马克思主义是我国制度建设和经济改革的重要思想依据,这一思想在我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无可比拟的作用。而随着政治哲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吸收其中的积极部分来解决我国当前社会建设所面临的最新问题,构建具有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政治哲学,做好这一工作的重点就是做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的转变[3]。
任何一项学术研究,都离不开两个基本方面,即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式。简单地说,就是研究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切入点,应该从现实问题入手还是从建构理论入手。对于这一问题,多数学者应当以社会现实问题为前提进行哲学研究,但是还有少部分学者持反对意见。19世纪马克思曾对脱离现实研究问题的方式提出过批评,我国的一些知名学者也做出了批判,如韩庆祥教授把这总结为三种顾虑:“其一认为研究现实问题不是学术,不愿研究;其二怕研究现实问题触及政治,不敢研究;其三认为哲学解决不了现实问题,不必研究。”
哲学的研究不能脱离社会而成为单纯的思想的东西,政治哲学的研究也是如此。马克思的哲学是社会的哲学,即在社会中研究问题的哲学,哲学承载着思想,思想是时代的声音,思想必须要反映时代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这是由哲学的批判特性所决定的。政治哲学也是如此,它是人们对社会中发生的一些问题的思考,正如马克思说的;“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社会是不断进步的,每个时代都会出现相应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这个时代对新的哲学研究方式和内容的呼唤,就如同每一个事件都具有时代烙印。以此,永远不能抛开时代去研究问题,哲学的研究一旦脱离的社会的现实必然会出现死亡,其研究的内容也不是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哲学研究的另一个重点应当是通过对社会的观察自己提出一些问题,并积极采取措施认识这些问题并最终解决之。总之,批判性地反思人类生活的时代意义,理论性地表征人类生活的矛盾与困惑、理想与选择,从而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这才是哲学的基本要求所在。
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也面临着巨大的任务,中国社会中出现了许多的社会问题等待解决,其中最主要的方面就是政治社会中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当以政治生活作为切入点,形成适应这一环境的政治哲学理论。当代中国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政治领域内的权力集中问题。因此,从权力及权力结构入手,来进行中国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是构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一条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