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的地位篇1
关键词：信息化产业化新型农村经济政府主体地位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农业基础仍然比较薄弱，“三农”问题大而艰巨。各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量大；投资具有长期收益性、短期内很难获得收益，这就使得许多法人组织不敢也不愿意把资金投入农村；农民收入有限也使得新农村的建设不可能由农民作为主体来完成。这种形式下，政府部门必须不断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力度，积极引导和鼓励社会各方对于“三农”的支持。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政府部门必须开拓思维、转变职能，切实发挥主体作用。
一、科学编制好新农村建设规划
规划先行是农业产业化、新农村建设的行动指南，各级政府部门必须立足长远、统筹各级行政单位内基础设施建设，坚决不搞重复建设。本级行政单位内，要做好土地整理工作，合理安排住宅小区、工业区、农业区的位置。
二、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制
各地区可以考虑成立区域性的风险基金，行业性的担保基金等，对于各类农业投资项目，政府部门首先要对其进行可行性评估，通过严格评估的项目政府为其提供担保，贷款的提供方可以是商业银行也可以是国有银行，当然这需要政府部门与那些非涉农金融组织达成支农协议，同时政府财政要为筹资方提供一定的贴息支持；变革邮政储蓄银行以往只储不贷的经营方式，逐步向农业生产领域提供贷款；不断推进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股份制改革，积极吸收管理能力强、实力雄厚的投资人或企业法人参与，充分发挥农村信用社各级联社的作用，协调区域内的资金需求；加强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性资金支持，特别是对于农业发展银行，要不断增加涉农贷款种类、扩大贷款范围，如农业生产资料定购金贷款等；对于资金需求比较大的地区，政府可以考虑逐步放宽民间金融组织的市场准入，同时政府要加强对其进行规范化管理，该类金融组织要留有一定的储备金交由邮政储蓄银行或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信贷过程也一定要规范化。
三、进一步完善各类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大部分基础设施的公共物品性质决定了政府的投资主体身份，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完全由政府来完善农村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可操作性不强。当前形势下，政府部门要动员包括工商企业、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在内的各方力量，形成各条支流都能通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大河。首先政府要充分发挥主体作用，用足补助、贴息、奖励、物资援助、风险补偿、减免税费、够买服务等政策工具和激励措施；其次对于农民和区域内的农业企业，采取“自主建设、政府补助”的新模式，当然这种补助主要应该以实物补助为主，例如互联网的接入工程、入户水泥路建设等；最后，政府部门可以尝试通过公司合作伙伴关系（ppp）的管理模式来提供某些基础设施，从而更好的满足新型农村经济发展对基础设施的需求。
四、宏观引导、政策驱动、调整产业结构
在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中，要树立“专家规划、政府引导、政策支持、业主经营”的工作理念，农业生产“品种特色化、基地规模化、生产标准化、经营产业化、投入科技化”的发展理念，加快形成优势产业和优势农产品基地。各级政府部门要专门聘请专家对本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制定因地制宜的农业产业化规划，政府部门要根据规划大力招商引资，刺激区域内集体或个人投资办厂的热情。积极推进农业信息化与农业产业化的深度耦合，响应党中央提出的“一化带四化”的要求，即用农业信息化带动农产品的标准化、品牌化、国际化以及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在此过程中，各级政府要充分运用各种形式的财政补贴措施、税收优惠政策以及行政政策来刺激各市场主体积极投资新型农村经济建设。
五、加大农业科技创新和技术推广的力度
1.加强以改良品种为主的农业科技攻关。政府部门可以组织本地区的农业机构进行自主创新，也可以与农业科研院校、企业合作共同研发适合在本地区生产的优良品种。
2.重视农业信息网络人才的培养和农村居民的文化素质的提高。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管是农业产业化还是农业信息化都要求农业生产者要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素质，政府把大量经费投入农业网站、农村信息渠道的建设、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而农村居民没有信息意识，不懂得怎样去用是不行的。从长期来说，政府部门要高度重视对教育的投入，从短期来说，政府部门要定期开展基础信息技术培训、农业技术知识培训，以期不断提高农民的素质。当前，针对发展新型农村经济过程中农业信息网络人才特别是既懂农业科学技术又懂网络技术的人才紧缺这一现状，一方面，要对现有的农业技术员、农业信息员进行定期的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和网络知识的培训；另一方面，政府部门要加大对农业复合型人才的引进，包括全职、客座农业专家的聘请。
六、高质量建设农业信息资源数据库
农业信息资源的数量、内容和质量是决定农业信息化建设成败的关键，政府部门必须做好农业信息资源的收集、整理、分析和传达工作。建立健全电子商务资源数据库、农业宏观经济数据库、农业自然资源数据库和农业实用技术数据库等农业信息资源，重新整合信息资源，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并对信息做到及时更新与维护，实现信息资源的系统化、标准化、规范化，为农户提供更广泛的信息共享环境，丰富网上农业信息资源，切实做到符合新农村建设的需求。
七、建立健全农业保险制度
农产品市场一直在理论上被认为是完全竞争市场，市场需求不稳定，价格变动较大，加之农业灾害的不可控性、毁灭性，导致农业生产经营具有高风险。农业产业化背景下，推行完善的农业风险保险机制，降低涉农经济的投资风险，是我国进一步推进农业产业化，促进新型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实体经济的地位篇2
一、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的变迁
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经历了1949年、1982年、1988年、1999年以及24年五次变迁,这实质上是其法律地位不断提升的一个过程,也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一个实践过程,并且最终实现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处于国营经济领导下公私兼顾的临时宪法地位于1949年9月29日颁布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6规定,对中国的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实行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的方针。由此可见,当时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处于国营经济领导下公私兼顾的临时宪法地位。但是,为了追求单一的全民公有制经济形式,我国从1953年开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并在宪法中确立了这一政策的合法性。1954年5宪法6第十条规定:国家通过国家行政机关的管理、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工人群众的监督,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它们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鼓励和指导它们转变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主义所有制。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时,我国基本消灭了私有经济,仅存的一些个体经济,由于人数与规模甚小,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已微乎其微。此后的2多年间,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被彻底排斥。
(二)1982年宪法确立了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的宪法地位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一个步骤是放开、搞活,放开是指允许城乡劳动者的个体经济和个体工商户的存在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开始得到恢复和发展。这一政策在1982年宪法中最终得以确立。1982年5宪法6第十一条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1982年5宪法6第十一条的内容集中反映了当时的政策:一是确立了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的宪法地位;二是明确地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三是国家对个体经济实行指导、帮助和监督的方针。
(三)1988年宪法修正案确立了私营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的宪法地位1982年宪法确立了个体经济的宪法地位之后,我国的个体经济得到了更加迅猛的发展,雇工人数越来越多,突破了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概念的范围,出现了一大批私营企业,要求给予私营企业应有的法律地位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于是,1988年宪法修正案赋予了私营经济应有的宪法地位。1988年修宪后的条文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这次修宪只是在1982年5宪法6第十一条原文基础上,增加了第三款关于私营经济的规定,具有3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体现了我国从消灭私营经济到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的重大政策的转变;二是赋予了私营经济与个体经济平等的宪法地位,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三是国家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的方针。需要指出的是,根据宪法规定,国家对个体经济实行指导、帮助和监督的方针,对私营经济则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的方针,这表明我国宪法虽然赋予了私营经济与个体经济平等的宪法地位,但在具体的方针政策方面却实行差别对待。
(四)1999年宪法修正案确立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宪法地位1988年宪法修正案确立了私营经济的宪法地位之后,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一样,获得了更加迅猛的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于是引发了关于姓资姓社问题的争论,实质上是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争论。1993年5宪法修正案6第七条将1982年5宪法6第十五条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修改虽然没有直接涉及到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问题,但却在两个方面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一是以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结束了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争论;二是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在2世纪9年代的蓬勃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相对于计划经济而言,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外人;但相对于市场经济来说,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则是自己人,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1993年修宪已经成为1999年修宪的前奏。1993年修宪之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到2世纪9年代后期,非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超过13。非公有制经济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而且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为1999年修宪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1999年修宪后的条文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与1988年修宪相比,这次修宪具有4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将1988年修宪后的原条文3款合并为2款;二是赋予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宪法地位,这一规定意义重大,表明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在宪法层面上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三是在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后面增加了非公有制经济这一概括性概念,表明非公有制经济不仅仅指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而且还包括合伙企业、外资企业、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非公有制经济等形式,并且都赋予了它们与公有制经济平等的宪法地位;四是国家对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一视同仁,都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的方针。
(五)24年宪法修正案确立了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实行鼓励、支持和引导以及依法监督和管理的方针1999年宪法修正案赋予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宪法地位之后,我国制定了一系列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使非公有制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22年,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经超过13,特别是在一般性竞争领域,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已经超过7%。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我国实现再就业的主渠道。由此可见,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发挥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因此,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5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6中充分肯定了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明确提出了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方针。但我们也应看到,在非公有制经济获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阻碍和限制了非公有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例如,在企业设立登记、征地、税负、贷款、经营许可、市场准入、投资立项、兼并收购、企业上市等具体活动中,对非公有制经济的限制比对公有制经济的限制要大得多,存在许多不平等待遇,导致非公有制企业的挂靠现象以及高利贷、地下钱庄、资金外流、挥霍浪费等问题的出现。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应在宪法层面上对非公有制经济实行平等的立法保护。所以,24年修宪势在必行。24年修宪后的条文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这次修宪对5宪法6第十一条第一款没有作任何改动,只是修改了第二款,与1999年修宪相比,它具有3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国家不仅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而且还保护其他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二是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实行鼓励、支持和引导的方针;三是强调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监督和管理必须依法实行。宪法这样规定,一方面极大增强了包括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在内的所有非公有制经济的士气,调动了它们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促使政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一个法治政府;同时,执政党也必须依法执政,建设一个法治政党。
二、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的法律保护
随着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的变迁,我国的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通过立法活动和司法活动,不断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的保护,但也应看到,我国目前还不是一个成熟的法治国家,无论是立法保护还是司法保护,都存在许多缺陷,亟需进一步完善和加强。
实体经济的地位篇3
[关键词] 反垄断法；滥用；相对经济优势地位；消费者权益
据报道[①]，中国建设银行广东分行规定，个人消费贷款提前还贷，要交违约金，并且提前越早还贷，“罚金”越重，这个制度已经从2004年1月18日起开始实行。关于商业银行对于自然人的提前还贷行为能否收取违约金问题的研究，实际上已不仅仅是合同中是否对此内容在事先进行了约定，该行为是否构成违约行为的问题，而是当商业银行提出在合同中约定这样的条款，自然人是否有拒绝权或选择权的问题；是当自然人无力拒绝在合同中写入类似的条款，法律能否对此种情形进行规制的问题。推而广之，在市场交易中，某些市场主体因为各种原因与他的交易相对人相比，具有一定的甚至是相当强的经济优势，优势市场主体如果凭借这种经济优势，要求在合同中附加不合理的条件或增加额外的费用，他的交易相对人是无力拒绝的。我们因此注意到，即使市场主体拥有的不是市场支配地位而是相对经济优势地位，这种经济优势仍然有可能被滥用，而传统的民商法在交易自由与自愿精神的指导下是很难对这种滥用行为进行规制的。如果滥用相对经济优势地位行为损害了实质的公平和正义而市场机制本身又无法对其进行制约时，政府公权力的介入就存在了可能性和现实需要。本文正是从反垄断法的视角出发，研究法律是否规制滥用相对经济优势地位行为和如何进行规制的问题。
一、相对经济优势地位的界定
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经济优势本身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既包括市场支配地位，也包括虽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但在特殊的交易环境中居于有利地位的情形。也就是说，具备经济优势的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当他可以控制或影响市场时，我们认为他拥有的这种经济优势是一种市场支配地位，但市场主体拥有的经济优势并不仅限于此，他有时还会因为产品的独特性或其他原因虽然与他的竞争对手相比并不存在优势，但面对其交易相对人时，却具有一种交易中的相对经济优势，这种优势虽然不能使某一市场主体控制或影响市场，但却可以使其在具体的交易中居于有利的地位甚至决定交易的内容。本文所要研究的正是这后一种情形，并将这种市场主体在交易中拥有经济优势的情形称之为相对经济优势地位。
一般来讲，相对经济优势地位是指在市场交易中，市场主体与其交易相对人相比，处于优势地位，这种交易中的经济优势可以使该市场主体有能力选择交易的对象，甚至决定交易的内容，而其交易相对人则没有交易对象的选择权和交易内容的决定权。因此，相对经济优势地位不是指市场主体相对于其竞争对手的优势，而是指一种交易中的优势，如买方优势、卖方优势或产品唯一性的优势等，当一方当事人具有这样的经济优势时，交易的对方当事人就在交易过程中处于劣势，甚至不得不接受优势主体提出的不合理的交易条件。例如，商业银行相对于自然人而言就拥有交易中的经济优势，基于这种优势，商业银行在与自然人签订贷款合同时才有能力要求对自然人的提前还贷行为收取违约金，即自然人推迟还贷要交违约金，提前还贷仍然要交违约金。尽管这样的约定保障了商业银行的利益，使其在做出资金运作的决策时“高枕无忧”，但作为其交易相对人的自然人却缺少与其讨价还价的余地，对自然人实际上是不公平的[②].虽然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是存在甚至是很激烈的，没有哪一个商业银行能说自己拥有市场支配地位，但在商业银行与自然人进行贷款交易的过程中，其拥有的交易中的经济优势却不言而喻，这种经济优势就是相对经济优势地位。
相对经济优势地位与市场支配地位是不同的。市场支配地位一般是指企业在特定市场上所具有的某种程度的支配或者控制力量，即在相关的产品市场、地域市场和时间市场上，拥有决定产品产量、价格和销售等各方面的控制能力。尽管各国反垄断法中不一定都使用市场支配地位这一概念，而分别使用垄断状态、独占、垄断力等不同的称谓，但它们所指的经济现象却是大致相同的。一个市场主体是否拥有市场支配地位是相对他的竞争对手而言，是竞争者之间的市场力量的对比，是市场经济中竞争者与竞争者之间的横向的关系；而一个市场主体是否拥有相对经济优势地位是针对他的交易相对人而言，是市场主体与其交易对象之间的市场力量的对比，是市场交易中生产商、销售商、购买者之间的纵向的关系。我国电信企业是相对经济优势地位的另一典型例证。由于我国电信行业的改革，电信企业之间的竞争实际上已经开始甚至愈演愈烈，没有哪一个电信企业与他的竞争对手相比能够拥有控制或影响电信市场的市场支配地位，但这些电信企业在与电信用户尤其是自然人用户进行交易时，其经济上，技术上的优势十分明显，这种优势同样是相对经济优势地位。
界定相对经济优势地位首先需要把握住他的相对性的特点，进行个案分析。一个市场主体与不同的交易对象进行交易时，他的市场力量是不同的，因此与甲交易对象相比，他可能拥有相对经济优势地位，而与乙交易对象相比，他则不具备交易中的优势地位。例如，自然人对商业银行提供的服务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商业银行与自然人交易时便拥有相对经济优势地位，但商业银行在与大公司进行交易时，相对经济优势地位就不存在。
界定相对经济优势地位需要把握的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交易相对人面对自己不愿意接受的交易条件时，是否能够重新选择交易对象或拒绝交易，对于合同的主要内容是否有选择权和一定程度上的决定权。如果说一个市场主体基本上可以决定合同的主要内容，而他的交易相对人却无法拒绝交易或进行实质意义上的讨价还价，则可以认定该市场主体拥有相对经济优势地位。例如，自然人申请购房贷款是因为购房需要钱而其本身又没有足够的钱，面对商业银行提出的提前还贷要收取违约金的条款，他没有更多的选择权，也无法拒绝，在实践中的多数购房交易中，贷款银行也是开发商选择的，自然人甚至连选择贷款银行的权利都会受到限制，这时的商业银行相对于自然人而言则具备了相对经济优势地位。
市场经济中一方主体拥有相对经济优势地位是正常的也是无法避免的，因此法律并不限制或禁止市场主体拥有相对经济优势地位，但当交易相对人在市场交易中对于交易对象和交易内容的选择权受到限制的时候，就存在了优势企业滥用相对经济优势地位的可能。我们很难给“滥用”行为确定一个权威的定义，事实上，哪些行为属于“滥用”行为会因个案及国家的不同而不同。例如，欧共体条约第82条对企业滥用市场优势地位行为进行了规制，但也没有对“滥用”进行概念上的界定，而是具体规定了“滥用”的四种情形，即滥用是指“（1）直接或间接强迫接受不公平的收购价格、销售价格或其他交易条件；或（2）对生产、销售或技术发展施加对消费者不利的限制；或（3）在相同的交易中，对其他贸易对手采取不同的条件，从而使他们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或（4）以对方接受额外的义务作为与他们订立合同的条件，而这些额外义务按其性质或商业习惯与该合同并无联系。”需要注意的是，判断“滥用”行为是否构成主要看优势企业提出的交易条件是否公平合理，如果交易对方当事人不得不接受不合理的条件并将其作为合同的条款，优势企业应该是“滥用”了他的相对经济优势地位。例如，目前在电信领域，当电信格式合同规定过期电话卡余额不退还条款，电信企业利用格式合同抹消用户的权利和运营商义务，运营商在合同中指定缴费的银行，用户必须接受运营商单方要约而无法拒绝等情形不断出现时，电信企业就是在滥用他的相对经济优势地位。
当市场主体滥用了他的相对经济优势地位时，实质的公平和正义就很难实现，法律此时的关注就是必要的和必需的。
二、反垄断法规制滥用相对经济优势地位行为的原因分析[③]
市场支配地位这种经济优势是一种竞争上的优势，是市场主体与其竞争对手相比，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有能力通过滥用行为排除竞争对手的经济优势，其对竞争的影响和危害是非常明显的，因此反垄断法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毋庸置疑，各国的反垄断法对此也都有明确的规定。但如果市场主体本身的市场力量没有达到市场支配地位而仅仅是具有相对经济优势地位，反垄断法是否要对其进行规制则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各国反垄断法对此的规定也不尽相同，呈现出极大的差异性。反垄断法对滥用相对经济优势地位行为的规制实际上是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规制的延伸，即使市场主体本身不具备市场支配地位，但滥用相对经济优势地位行为也有可能对公平竞争构成伤害。不同的是，其对与竞争对手之间的自由竞争影响较小，如商业银行对自然人的提前还贷行为收取违约金行为本身就很难影响到商业银行之间的自由竞争，其主要损害的是消费者的权益，因此，各国反垄断法对是否规制滥用相对经济优势地位行为比较犹豫[④].
虽然滥用相对经济优势地位行为本身对竞争的影响不是直接的，我们仍然应注意到拥有相对经济优势地位的企业在市场交易活动中如果滥用其优势地位的话，实质的公平和正义有时候会非常难以实现。再以商业银行为例，在金融业务中，某一个商业银行显然很难达到市场支配地位或独占地位，市场占有率也不一定有多大，但是其独特的政府进行市场准入控制的领域本身已使其在市场竞争具有了相对经济优势地位，尤其在面对自然人时更是如此。现实生活中，自然人是很难在实质意义上与商业银行进行真正的讨价还价的，试问：有多少自然人在向商业银行进行贷款时变更了商业银行的贷款合同的格式条款或增加了附加条款？商业银行提供格式合同并拒绝与自然人进行合同条款变更的本身就已经说明其在交易的过程中具有相对的经济优势地位，自然人在申请贷款的过程中，他对商业银行是有依赖的，而商业银行在将钱贷给自然人时，他本身实际上已拥有极大的选择权，即是否发放贷款的决定权和贷款对象的选择权。自然人的选择权却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商业银行的数量是有限的，愿意贷款给他的商业银行的数量更有限，他甚至只能拥有形式意义上的选择权而无法拥有实质意义上的选择权，自然人如果坚持自己的合同主张，最大的可能是他根本无法贷到款。
正如波斯纳所言[⑤]：“当交易是一家大公司与一个普通个人之间进行时，它会引起类似于胁迫的情况，并可能使这一个人相当于由于有刀在其咽喉而被签发本票的无助当事人-尤其是他与公司的契约是一种标准契约或消费者是一个穷人-而结果使交易的条件都是胁迫的。”准确来讲，具有相对经济优势地位的企业可以自由地享有和行使自己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但其行为却不能损害自由公平的竞争秩序。由于滥用相对经济优势地位行为可能会损害实质的公平和正义，损害自由、公平竞争的基础，反垄断法就需要对滥用相对经济优势地位行为进行规制。理由主要是：
第一，反垄断法对滥用相对经济优势地位行为的规制可以实现整体的经济效率和实质的公平正义。拥有相对经济优势地位的企业，虽然在形式可以与交易相对人进行平等的协商，但实际上由于交易中优势地位的存在，交易相对人的合同内容的选择权已经受到了限制，甚至，连拒绝权都很难行使，因为更换合同当事人非常困难，而这时，社会整体的经济效率和实质的公平正义就无法得到实现。反垄断法的介入会大大减少优势企业滥用相对经济优势地位的可能性。
第二，反垄断法对滥用相对经济优势地位行为的规制可以实现消费者福利的最大化。反垄断法维护竞争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而消费者福利的最大化也应该属于反垄断法追求的目标之一[⑥].准确来讲，反垄断法对滥用相对经济优势地位行为的规制主要保护的是竞争者和消费者[⑦]，而不是竞争制度本身，但消费者福利最大化也应该是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对消费者福利最大化的维护也间接地实现了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事实上，消费者权益的维护也与市场竞争的维护密不可分，维护消费者权益首先要维护好一个富有效率的竞争的市场，为此，一些国家开始以维护消费者权益为核心，开始对竞争立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整合，在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把维护消费者利益作为直接的立法目的而不是附带性的立法目，消费者立法与竞争立法已经出现了统一的趋势[⑧].如冰岛将限制竞争、不正当竞争和消费者保护的内容规定在一部法律之中；比利时、丹麦、德国、西班牙等国的立法中均可看到对消费者权益和竞争进行统一保护的例子；瑞典更是设有市场法院，专司“市场法”的实施，将保障经营自由、商业伦理和消费者利益的纠纷统一处理。我国《反垄断法》在立法草案中，也将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作为立法目的之一，其中2004年5月的《反垄断法》（送审稿）第1条就规定：“为制止垄断行为，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当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维护成为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之一时，滥用相对经济优势地位行为如果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当然属于反垄断法规制的对象。
第三，反垄断法对滥用相对经济优势地位行为的规制可以维护自由的竞争。反垄断法只有在优势企业损害了交易相对人的自由选择权和合同内容的决定权，损害了实质公平和消费者权益的情况下才会禁止滥用相对经济优势地位行为，这种反垄断法禁止的情形实际上并不多见。由于市场主体自由的选择交易对象、自主地决定合同内容是自由竞争制度的基础，当滥用相对经济优势地位行为剥夺了市场主体在交易过程中的自由决定权时，反垄断法对这种行为得规制实际上是对交易内容决定权的维护，是对自由竞争的维护。
第四，传统民商法很少也很难规制滥用相对经济优势地位行为。当市场经济中的民商法充分尊重当事人的约定，甚至拥有相对经济优势的企业在交易过程中提出不合理条件也正是利用了民商法的契约自由原则的时候，交易相对人的弱势地位已经很难在民商法中得到救济了，而此时能够对这种损害实质公平的行为进行救济的就只有公权力的介入，这也使反垄断法规制滥用相对经济优势地位行为成为必然。例如，尽管中国消费者协会在近1-2年内掀起了反对“霸王合同”和“霸王条款”的运动，但即便如此，消协的有关人士仍然认为[⑨]，如果商业银行对提前还贷收取违约金问题在合同中进行了明示，就不属于霸王合同。这说明，市场机制本身和民商法是无法对滥用相对经济优势地位行为进行调整的，反垄断法对滥用相对经济优势地位行为进行规制则是维护自由竞争真正实现的最后一道屏障。
三、各国反垄断法对滥用相对经济优势地位行为的规制
反垄断法规制滥用相对经济优势行为与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所体现的法律思想是一致的，即任何主体都不可以滥用其竞争中或交易中的优势，损害自由、公平的竞争秩序，损害社会整体利益，只不过反垄断法规制滥用相对经济优势地位行为并不需要企业一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而只要具备交易中的优势地位就可以了。需要注意的是，各国反垄断法中均有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进行规制的内容，但是规制滥用相对经济优势地位行为的制度确立得却比较晚，至今仍未在各国反垄断法中进行普遍的规定。
美国禁止滥用相对经济优势地位的行为，其规制滥用相对经济优势地位行为的法律主要是1936年制定的《罗宾逊-帕特曼法》。《罗宾逊-帕特曼法》最初的立法目的主要是为了规范当时的大型零售业者，防止其利用优势的购买力量，要求制造商以低廉的价格供应商品，而导致无法要求此种价格的中小零售业者遭受伤害，故该法案又名《批发商保护法》，该法主要禁止拥有相对经济优势地位的市场主体从事差别待遇行为。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却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对市场竞争产生了不正当的限制，价格差别待遇行为才会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另一种观点认为，该法的适用不以对竞争产生限制效果为标准，只要竞争者因为差别价格行为受到伤害，违法行为就成立。尽管美国在实务判决中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但最近的判决中似乎更倾向于后者。当然，对于《罗宾逊-帕特曼法》本身，美国也存在许多争议，理论界的评价也褒贬不一[⑩].
德国的反垄断法也规制滥用相对经济优势地位行为，该国的《反对限制竞争法》是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与滥用相对经济优势地位的行为放在一个条文中进行规定的。《反对限制竞争法》第20条第4项规定：“企业相对于中小竞争者具有市场优势的，不得利用其市场优势，直接或间接地不公平地阻碍这些中小竞争者。”尽管德国的《反对限制竞争法》在立法上对滥用相对经济优势地位行为有更加严格的管制趋势，但实际上在具体的执法实务中，竞争执法机构对滥用相对经济优势地位行为进行规制的案例并不多见，其原因主要是竞争执法机构认为这类行为对竞争制度的损害比较小，不是反垄断法执法的重点，甚至没有必要对这类行为进行执法。
日本的反垄断法同样规制滥用相对经济优势地位行为。日本的《禁止垄断法》第2条第9项第5款规定，不当利用自己交易上的地位与对方交易，有妨碍公平竞争的可能性的，是不公平交易方法。并在《不公正的交易方法》第14条专门规定了优势地位的滥用，即利用自己比相对方优越的交易地位，违背正常商业习惯，而不当地实施下列行为：（1）对继续交易的相对方，使之购入有关该交易的商品或劳务之外的商品或劳务的；（2）对继续交易的相对方，使之为自己提供金钱、劳务及其他经济利益的；（3）设定或变更的交易条件对相对方不利的；（4）使交易的条件或实施给相对方带来不利的；（5）对于交易相对方的公司，使之按照自己的意愿选任该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使之就该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选任必须取得自己的同意。由此可见，市场主体即使并不具备市场支配地位而仅有交易中的相对经济优势，其行为也同样要受到反垄断法的制约。
上述各国的反垄断法之所以将滥用相对经济优势地位行为作为其调整对象，主要是由于滥用相对经济优势地位行为虽然并不直接损害竞争，但对中小企业尤其是消费者的权益损害是非常明显的，如果不加以任何的规制，实质的公平和正义很难实现。由于传统的民商法无法对滥用相对经济优势地位行为进行完整和有效的调整，因此反垄断法在立法上表明对这种行为的关注便成为必然，但如何具体对滥用相对经济优势地位行为进行执法还需要进行研究，各国的竞争执法机构也在探索之中。
四、反垄断法执法机构禁止滥用相对经济优势地位行为的构成要件研究
相对经济优势主体与其交易相对人之间的交易首先是一个市场交易行为，如果其本身是在自愿的原则下签订的，政府的公权力是否可以以“维护公平竞争”为名进行干预是存在不同意见的，对于反垄断法是否需要规制滥用相对经济优势地位行为，可能经济学家所持反对意见的会更多，但如果合同中交易双方市场地位不平等，信息不对称或自愿原则无法实质实现，这样的交易实在有政府干预的必要[11].因此，上述的思考和争议要求反垄断法执法机构在对滥用相对经济优势地位行为进行执法时必须要考虑如何对滥用相对经济优势地位行为进行干预，如何与契约自由进行平衡协调，既要维护公平理念的实现和对消费者权益的维护，又不能过分限制契约自由，妨害私法自治。
尽管反垄断法在立法中需要对滥用相对经济优势地位行为进行规制，但在具体的执法活动中却要严格把握禁止滥用相对经济优势地位行为的构成要件。一般来讲，受到反垄断法禁止的滥用相对经济优势地位行为需要同时具备如下几个基本的构成要件。
第一，主体要件。反垄断法规制的是具有相对经济优势地位的市场主体，如果市场主体与他的交易相对方相比并不具备任何的经济优势，那么其所从事的市场行为就应由民商法进行调整。当然，反垄断法并不是规制所有的拥有相对经济优势地位的市场主体，例如，某企业虽然具备相对经济优势地位，但如果其交易相对人本身对交易的自由选择权并没有实质性丧失，反垄断法对这类主体关注得就会比较少。因此，反垄断法在规制滥用相对经济优势地位行为时首先要判断一下市场主体是否具有相对经济优势地位，以及其交易相对人是否只能接受优势企业提出的合同条件，没有任何能力拒绝优势企业的要求而选择其他的交易对象。
实体经济的地位篇4
1经济法责任理论之研究基础：从“责任-地位”向“地位-责任”的思路转换
受大陆法系传统和前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法思想的影响，中国经济法自产生之初就在我国法学界引发了关于经济法地位问题的激烈讨论。在法学论者们看来，只有确立了经济法的地位问题，其他诸如经济法的主体、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经济法的理念、本质、价值和法域属性等若干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才具有意义。否则，在经济法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甚至连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学学科进行研究也将存在疑问的前提下探讨其他经济法基础理论问题无异于“空中楼阁”。
一般认为，经济法的地位主要是指经济法到底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是不是一个与民法、刑法、行政法等法律部门相并列的部门法。传统法律部门划分理论认为：要么以法律的调整对象为唯一标准划分法律部门，要么以法律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主要是指法律责任方式）相结合为标准划分法律部门。把这种理论应用到论证经济法的地位问题上，便成为了既要寻求独特的经济法调整对象，更要寻求独特的“经济法责任”。需要说明的是，关于经济法的法律责任之称谓有多种表述，我们主张遵循“法律部门名称+责任”的确定部门法责任的称谓模式，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经济法的法律责任，其称谓应确定为“经济法责任”①。由于以往的经济法理论研究已经就独特的经济法调整对象问题取得了一定共识，因而近年来关于经济法地位的理论研究纷纷将焦点集中在了如何构建经济法独特的法律责任方式上了，因而寻求独特的经济法责任便成为了论证经济法独立地位的关键问题。由此也可看出，传统法律部门划分理论遵循的是“责任-地位”思路，即经济法责任的独特决定着经济法地位的独立。
本文无意对传统法律部门划分理论的科学性作出评判，但对这种把是否具有独特的经济法责任作为论证经济法地位问题之先决条件的研究思路（即本文所称的“责任-地位”思路）却是坚决反对的。这是因为法律责任方式的种类是有限的，它们也已被业已存在的民法、刑法、行政法等法律部门“瓜分完毕”，经济法作为一个新兴法律现象自然不可能参与到这种法律责任方式的“瓜分”活动中来，也只能采用这些种类有限的责任方式了。正如凯尔森所说：“当制裁已在社会上组织起来时，对破坏秩序所适用的灾祸就在于剥夺所有物——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1]“因社会关系领域的不同，及对社会关系领域违法行为的遏制、矫正，即任何部门法调整目的的实现，都不可能由某一种具体的责任形式完成，而是由不同的责任形式构成的责任体系来完成。囿于时代和制度约束，传统的责任理论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偏狭和缺失，其局限性已日益突出。”[2]因此，现在该是我国经济法学界对传统法律部门划分理论所遵循的“责任—地位”思路进行反思的时候了。从实践出发去认可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的形势变化迫使我们需要跳出传统法律部门划分理论界定的“责任-地位”思路的“陷阱”，适时转化法律思维及其方法。
有学者指出，论证经济法责任独立的基础与条件之一就是对经济法作为独立部门法地位的认同[3]。按照这种观点，只有认可了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才能去进一步论证经济法责任的独特性，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与传统“责任—地位”研究思路相左的“地位-责任”研究思路。我们认为，在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已取得我国法学界和立法界普遍认可的情况下②，明确这一研究思路，对我们进一步构建包括经济法责任理论在内的科学的经济法理论体系具有非同寻常的理论意义。可以预见，在经济法责任理论研究中，坚持从“责任-地位”走向“地位-责任”的思维转换，或将成为传统法理学研究方法的一场革命，同时也将为我国经济法学界构建独立、系统、科学的经济法责任体系提供一种新的研究思路。
2经济法责任理论之基本分析框架：“主体-责任”研究范式的确立
经济法责任理论的不成熟与经济法主体理论的不完善密切相关，正是由于经济法主体的独特地位尚未得以完全确立，才导致对其所应适用的责任承担方式在是否具有独特性上受到反复讨论与质疑。因此，需要把经济法主体与经济法责任的关联性分析（即本文所称的“主体-责任”范式）作为经济法责任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
基于以国家干预为宗旨的现代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经济法主体体系在结构上包含二元主体，即主要行使公权力的国家干预主体和主要行使私权利的国家干预受体。由于两类主体所享有的权利或权力不同，其相应的义务也就不同，因违法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也就不同。
这些不同与“角色理论”是相一致的，这是因为经济法责任不仅是法定责任，还是角色责任、岗位责任和差别责任。由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市场竞争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经济法调整这种社会关系的根本宗旨是维护市场竞争和进行宏观调控。因此，经济法主体结构中的国家干预主体就是竞争维护者和宏观调控者，其享有的权利或权力就是由竞争维护权和宏观调控权所构成的“经济干预权”；经济法主体结构中的国家干预受体就是非竞争维护者和非宏观调控者，其享有的权利或权力就是由平等的市场主体之间的对策权和市场主体对国家干预主体的对策权所构成的“经济对策权”，具体表现为有效竞争权、消费者权利、纳税人权利等。这两类主体在权利（力）义务方面存在着不同，这就决定了他们承担的经济法责任在责任性质、构成要件、具体承担方式等方面的重大差异。
既然我们已从理论上把经济法主体结构界定为二元主体，即国家干预主体和国家干预受体。那么，经济法责任也就由国家干预主体因违反经济法而承担的经济法责任和国家干预受体因违反经济法而承担的经济法责任所构成。问题是如何在现行法律框架内追究这两类主体的经济法责任？国家干预主体角色的“多面性”使得追究其经济法责任的问题变得十分困难，由于国家干预主体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共职责，作用十分明显，因此我们很难通过责令停业整顿、取消经营资格、强制解散等方式来对其进行制裁；同时像对其施以罚款或罚金、责令其赔偿经济损失等方式也难以取得实际效果，这是因为其经济来源具有财政补偿性，若令其承担不利的经济后果，最终还是要由纳税人承担，一般只好规定让违法行为的直接责任主体来承担经济法责任，如对有关主管人员给予警告、记过、降级、撤职、开除等处罚，情节严重的还可追究刑事责任。
相比之下，国家干预受体的经济法责任的追究在其可以特定化的情况下是可以顺利实现的。经济法主体人格的界定与传统民法、刑法和行政法的关键区别就在于他注重主体的“差异性”，注重“具体人格”。因此，国家干预受体在经济法中又可以具体表现为竞争者、消费者、投资者、纳税人、银行等。在国家干预受体可以特定化的情况下，干预受体受到的损害或侵害还是可以衡量的，在此基础上追究相关者的经济法责任自然是可以实现的。
总之，由于经济法主体的“差异性”，会使得经济法的角色责任、岗位责任、差别责任的特点更为突出。因此，要界定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式，就必须依据“主体-责任”理论范式，针对经济法主体的“差异性”分别进行提炼和归纳，尤其要注意对具体的经济法责任形式进行系统化分析和类型化研究。
3经济法责任之具体形态：“传统＋独特”内涵的彰显
作为新兴的现代法律部门，经济法部门中的经济法责任之具体形态既有民事、刑事和行政的传统法律责任形式的综合适用，又有经济法部门特有的责任形式，这使得经济法责任呈现出一种以“传统﹢独特”内涵为主要特色的法律责任体系。
3.1传统法律责任形式的综合适用
传统法律责任形式的综合适用并不只是在经济法部门存在，像劳动法、环境资源保护法等法律部门也有传统法律责任形式的综合适用，可以说，法律责任形式的综合适用已成为现代法律部门法律责任体系发展的一种趋势。
实际上，法律责任形式的综合适用与部门法责任的独特性并无必然联系。传统法律责任形式在经济法领域的综合适用只能表明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态中存在着一些与其他部门法责任相同或相似的责任形式，但这种现象却不能否认经济法主体承担的经济法责任与其他部门法主体所承担的部门法责任之间的本质区别。这是因为从部门法性质上讲，除了在具体责任形式上经济法责任与其他部门法的责任可能相同以外，其他方面均有实质区别，经济法责任是违反经济法的规定而承担的法律后果，其他部门法的责任是违反其他部门法的规定而承担的法律后果；经济法责任是经济法主体承担的责任形式，其他部门法的责任是其他部门法主体承担的责任形式；经济法责任的归责原则、责任构成要件由经济法规定，其他部门法责任的归责原则、责任构成要件由其他部门法规定等等，这些本质上的区别表明经济法责任虽有传统法律责任形式的适用，但在性质上与其他部门法的责任却是不同的。如果承认本文的论述是有道理的，那么经济法责任的独特性问题自可迎刃而解，无论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式与其他部门法的责任形式是完全相同还是如何相似，都不能否认独立的经济法责任体系的存在。况且，“经济法责任并不是各种责任形式的随意的胡乱的堆砌，它们基本上遵循行政责任在先、民事责任居中、刑事责任在后，市场主体责任在先、主管机关责任在后的规律性。它体现着经济法先规制市场失灵，再控制政府失灵这一事实逻辑和经济法产生与发展的轨迹。”[4]
3.2经济法特有的法律责任形式
作为新兴的法律现象，经济法部门发掘出了若干富有特色的责任形式，像国家赔偿、超额赔偿、实际履行，资格减免、信用减等、颁发禁止令等等，都已被经济法论者相当一致地认为属于经济法部门所特有的责任形式。以下是笔者对这些经济法特有的责任形式略作的说明。
首先，关于经济法的赔偿性责任形式主要有两类：一是国家赔偿；二是超额赔偿。这里的国家赔偿实际上是国家或政府经济失误赔偿，是因国家或政府经济决策失误而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主要还是“立法赔偿”，它不同于传统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国家或政府承担赔偿责任的原因不是违反民法和行政法的规定，因而它是一种新型的法律责任形式。与国家赔偿相关联的“实际履行”的结果不像合同违约责任中只对特定人有利，而主要是国家或政府履行。这里的超额赔偿实际上就是惩罚性赔偿，和经济法中国家赔偿主要由国家干预主体（国家和政府）来承担不同，经济法中的超额赔偿则主要由国家干预受体（市场主体）来承担。
其次，经济法中的资格减免和信用减等从本质上讲属于“惩罚性责任”。任何一个违反经济法的行为都有可能“同时对经济整体及处于整体中的个体造成损害，又同时损害了社会整体利益与某一个体的经济利益”[5]。因此在要求违法行为人弥补社会个体损失的同时，再对其施以“惩罚性责任”，以尽可能补偿社会整体利益的损失。如信誉评估制度、纳税信息公告制度、上市公司的pt制度、黑名单制度等就涉及到信用减等问题。如银行同业协会公告，对长期欠债不还的客户予以制裁，限制其贷款资格与信用能力等就涉及到资格减免问题。
再次，颁发禁止令是司法当局依职权或依被害人申请而采取的制止违法行为发生和防止损害扩大的一项救济措施。禁止令一方面可以对已经发生的违法行为起到制止的作用，还可以对没有实施但即将实施的违法行为起到预防作用。例如，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没有按照国家强制性标准生产产品或销售产品的，在未投放市场前，国家就可以颁发禁止令，禁止生产或销售违反国家强制性标准的产品。
最后，理论与实践中还有引咎辞职、经济责任、产品召回、拆分垄断企业、“问责制”等制裁措施也被视为经济法特有的责任形式并被规定于有关经济法律规范之中①。当然，这些责任形式还有进行系统化分析和类型化研究的空间。因而，我们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适当认可理论与实践中出现的规定于经济法部门中的新型法律责任形式，对这些新型责任形式不仅有从法理上进行探讨的必要性，同时也为揭示经济法的真实存在及其发展空间注入了新的活力。
4基本结论
实体经济的地位篇5
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经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地位不明确
目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经济管理上主要是借鉴企业经济管理的理念，但是在法律上并没有具备真正的“法人”资格与地位，导致广大农民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认知存在一定的模糊性，甚至不了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运行的机制，对经济组织管理运营存在一定程度的“短板”。从农村村干部、村小组等反映内容来看，他们对本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认证还没有形成完全独立化看待，通常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就是村委会的附属内容之一，这些客观情况的存在表明了广大农民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认知程度不够高，而这些因素的存在也必然影响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管理顺利开展。之所以出现上述这些情况，笔者认为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目前的法律地位不够明确所导致的，导致广大农民群众对于性质的界定、具体作用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误解”。
（二）信息公开程度不够高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属于公共财产，其信息公开程度则非常重要，但是目前我国农村地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普遍存在信息公开不够高的问题。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信息公开是经济管理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因此，必须要得到我们的重视。首先，很多農村地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过程中对信息公开的重视程度不够。笔者根据调查所了解到，很多农村地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没有将组织信息公开当做经济管理的内容之一。而且大部分情况，信息公开并不是主动的，而是非常被动的公开状态，在有所需求或者要求才会被公开；其次，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信息公开的内容明显不够。农民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所有人，经济管理则需要对农民负责，农民应该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际经营情况、财务信息以及经济决策等都享有对应的知情权。但是在实际的经济管理中，信息公开主要涉及到经济管理中的很多财务信息，导致很多信息公开之后也是存在模糊不清等问题。最终，农民对农村集体经济管理与经营状况的了解仅仅只存在于表面。而这些因素也是影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济管理顺利开展的因素之一，如果处理不好，甚至会影响到农村经济的发展。
（三）激励保障不充足
目前，我国很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日常运营中缺乏独立性，之所以会划分到村委会进行管理，主要还是因为农村地区集体经济发展不足的原因，另外也存在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激励保障不充足的问题。目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没有达到理想上的规模，在经济管理中如果让其实现独立化运作，势必会涉及到很多问题，比如人事问题。而人事问题必然会给经济能力本身就比较薄弱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带来一定的负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属于集体财产，为农民集体所有，目前也基本没有关于调动大家积极性的经济管理措施。由于激励保障不到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济管理的正常运行。
三、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济管理对策
（一）完善法律法规，确认法律地位
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管理，首先必须要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目前《农业法》、《民法通则》当中，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相关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明确，但是并没有针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济管理的规范化等方面有对应的条文规定。很多农村地区需要根据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对应的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济管理有关的条文规定。但是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又发现没有具体的推广意义，始终无法从法律的角度来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因此，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该如何明确，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如果法律上无法给予地位上的明确，一切经济管理也是徒然，也就无法最大限度的行使相关的权利，也不利于农民保护自己的基本经济权益。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出台立法解释，确认农村集体经济法人与法人制度的合法化。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管理，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仅仅只是第一步。为了提高经济管理的能力，还需要出台相应的配套制度，并根据实际情况的需求进行不断的完善。从而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真正意义上具有法律规范、权力与义务等。具体可以从这些方面入手，第一，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济扶持等方面的政策，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管理，以这样的方式促进经济管理能够更好的运行，让农村经济更加健康稳定的发展；第二，不同的农村地区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台地方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济管理办法，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济管理更加规范化，将相关制度落实到一线，最大限度保障农民的权益。
（二）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目前，我国很多农村地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有很大的困难，需要通过经济管理来提升内部能力，同时还需要外部力量的支持才能得到快速的发展。因此，我国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公共财政的投入力度，经济管理以这样稳定的方式来进一步维护和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及成员的利益。例如，在基础设施投入方面，应该尝试实施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加大投资的政策。这样才能够降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济压力，从而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济管理能夠在更好的环境中进行。
（三）提高民主管理意识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济管理在日常的运作中，往往在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的环节上还存在着形式化、走过场的问题。例如，经济管理财务公开仅仅只是以简单的表格形式来呈现，当中缺乏具体的数据进行说明，关于某一笔款项的使用也没有对应的解释等。经济管理财务公开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导致经济管理失去本质上的作用。从这些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可以看出，村民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意识其实还是处于相当淡薄的阶段。在农村地区如果要真正推动农民参与到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当中来，必须要有对应的手段才能真正将其调动。例如，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召开的相关会议，需要给予参会农民一定的误工费、会议费等，而这些已经在农村地区成为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因此，农村集体集中组织成员的民主管理意识非常淡薄，而且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步，这些就需要不断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民主管理意识、参与意识。不断提高民主管理，加强对经济管理的监督作用，积极履行自身的义务与权利，而不是需要外力来督促采取实施。
（四）效仿现代企业经济管理结构，实现独立运行
效仿现代企业经济管理机构，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能够实现独立运行。这就需要村委会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其职能进行进一步明确，以免两者混为一谈，在日后加以干涉。农村地区村委会是民众自主组织，应该履行的职能内容主要包括了公益事业、公共事务两个方面，要最大限度维护农村地区家家户户能够安定和谐的生活，在法律上的定位应该是属于社团法人。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属于经济组织，而财务管理属于经济管理，目的是通过有效的管理，提升农村集体经济效益，带动农民发家致富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两者在性质上是不同的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该独立运行，而经济管理更应该独立操作。虽然是各司其职，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两者并非是绝对独立运行的，两者有内在相互关联，应该相辅相成，相互促进。首先，村委会关系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关系到经济管理的质量。因此，村委会应该根据实际的情况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济管理加以指导，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是所谓的行政指令，而是参考；其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是推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其经济管理的质量也直接影响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运行，从而影响到整个农村地区发展，与村委会的运行直接挂钩。因此，笔者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济管理与村委会应该严格根据《村委委员会组织法》当中的相关规定来实施。只要能够实现农村村委会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济管理在政经上的分离，一定程度上降低农村村委会对经济管理的干预，才能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能够实现真正意义的独立运行，从而为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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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的地位篇6
国际经济法，是调整不同国家的自然人、法人、国家以及国际组织间经济关系的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规范总和。国际经济法作为一个法律部门，也同样有着自己的基本原则。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对国际经济法全部规范都有普遍指导意义，适用于国际经济法所有领域并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原则。由于基本原则的作用，众多国际经济法律规范才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对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立法完善、司法的公正和规范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同时也是对具体国际经济法律规则进行解释的重要依据。
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国家主权原则，国际合作原则，公平、平等、互利原则等。笔者认为其中更值得探讨与深思的原则之一应属公平、平等、互利的原则。这一原则，不仅仅体现在国际经济法中，在其他许多法律部门当中，也都贯穿这公平、平等、互利的理念和宗旨，甚至也是其他某些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之一。
一、公平、平等、互利原则之分析
(一)公平(equity)
公平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所谓公平就是以利益的均衡作为价值判断标准，以调整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公平原则应当包括两层含义:在规则的制定、执行以及裁判的过程中应当维持当事人主体之间的利益均衡;当事人主体在国际经济往来中应依据公平观念从事经济、贸易等活动，以维持双方当事人主体各自的利益均衡。
国际经济法领域的公平，是指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主体地位的平等性、交往结果的合理性以及主体双方利益的均衡比《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中明示促进建立一切国家待遇公平、主权平等、共同受益和协力合作为基础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公平原则应体现在当事人主体应当:本着公平的观念理念制定国际经济领域的制度规则与规范，合理配置的权利与义务;本着公平的观念理念实施国际经济领域的法律行为;本着公平的观念理念解决国际经济领域的纠纷与冲突。
(二)平等(equility)
平等，就是一切当事人双方的法律地位平等，任何一方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
1平等原则，是国内民商事法律规范的本质特征。在我国的国内法中，平等原则集中体现在《民法通则》第3条之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在我国逐步建立、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和当今我国社会转型和变革的历史时期，这一原则凸显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
2平等原则，在国际经济法领域同样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与意义。在《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中，明确了一切国家主权平等，各民族权利平等。这些为国际经济交往开展奠定了法律基础，是现代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标志之一。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平等原则是近代民族国家兴起过程中的一面旗帜。平等原则鲜明地反对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的掠夺，经历了20世纪的亚非拉各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一争，第三世界国家逐步要求冲破旧的国际经济格局，尤其在二战之后，第三世界国家纷纷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争取各国在经济贸易等领域往来中，做到地位平等、机会均等、利益均衡等目标。因而平等原则在国际经济法律制度中则显得更为突出。
(三)互利(mutualBenefit)
互利，顾名思义，就是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当事人主体之间相互彼此都获得各自所追求的利益与价值，实现各当事人主体的宗旨，达到所追求的一种双赢(win-win)的应然状态。
平等互利互利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一。尽管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各个利益主体之间有着矛盾或摩擦，甚至是冲突，但既然存在着国际经济交往，就表明，各方在这种国际关系中，存在着共同的利益，这正是大家所追求的，也是互利原则所要体现的。
二、坚持公平、平等、互利原则之必要性
(一)国际经济法律关系主体地位的不平衡性
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存在着各种政治、经济实力相差悬殊的利益主体，这种不平衡体现在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科技进步与发展的程度、工业化程度、政治话语权等等诸多方面。由于各国都有着各自的利益立足点，各种矛盾冲突在所难免，加之以这种不平衡性的存在，导致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极易出现权利义务的不对等、法律地位的错位、公平的缺失、利益流向的扭曲等不符合现代国际经济发展的因素与现象，严重损害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国际经济法是、是对国际经济关系进行法律规制的重要法律规则。在国际规则的制定、实施与纠纷和争端的解决方面，坚持和贯彻公平、平等、互利这一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势在必行。
(二)国际经济法宗旨中对应然状态的价值和利益的追求
国际经济法旨在维护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公平正义，国际经济法的原则与具体规则当然地要为其宗旨服务。
国际经济法的原则的贯彻实施的过程正是一个对宗旨的追求的过程，也是一个对应然状态的追求的过程，其宗旨是使之实现由应然状态到实然状态的转变。
(三)国际经济关系的复杂性以及维护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内在要求
国际经济新秩序，是指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来的国际经济关系，以及各种国际经济体系与制度的总和，是使世界经济作为有内在联系和相互依存的整体进行有规律地发展与变化的运行机制。在当今国际舞台，国际形势变化风云莫测，市场经济在全球普遍确立，国际金融飞速发展，世界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同时，国家间经济敏感程度高升，经济周期缩短，地区性经济危机时有发生，全球性经济危机也依然威胁着每个国家的经济安全。这就要求各个利益主体在国际经济领域以国际经济法律制度为行为框架，遵循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坚持公平、平等、互利的原则，在而临危机、矛盾、摩擦、冲突等情况下，通力合作，鉴于国际经济的依存度、紧密度如此之高，从前那种以邻为壑、转嫁矛盾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已经不再适合。
三、坚持公平、平等、互利原则之方法论
法律原则作为法律要素，它的可适用性是不容置疑的，在法律实践中，法律原则的适用事实上也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时，法律原则由于本身的确定性程度较低，如果无限制地适用法律原则，将会对法律本身以及个案正义构成威胁⑥。所以说，如何正确地坚持和适用国际经济法公平、平等、互利原则值得商榷。
(一)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
从正义与主体利益的关系角度，正义可分为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笔者认为，在公平、平等、互利原则中，平等原则较为倾向于对形式正义的阐释，公平原则更倾向于对实质正义的表达，而互利作为一种经济上的价值，则是平等和公平两种法律价值保障下的产物，互利原则正是在这两种法律正义实现的基础上，所追求的一种最终的利益或者价值。
(二)三者的递进关系
1从平等到公平
平等是实现公平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双方拥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双方才有对等权利义务，进而才能实现对公平的追求。在国际经济法律关系中，各种经济往来应建立在法律地位平等这一制度基础之上，进而在利益和价值的追求上寻求公平。如双方不存在平等的法律地位，那么公平就无从谈起。
2从公平到互利
公平的实现是互利的题中之义。公平这一法律上的价值的实现意味着互利这一经济上的价值有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在国际经济法律关系中，各个法律关系主体，在地位平等的前提下，本着公平的原则，进行国际经济往来，追求各自利益同时，也会给其他主体带来不同程度的利益。
(三)实现公平、平等、互利原则的制度设计
既然在国际经济法律关系中存在利益主体实力悬殊的问题，就需要相关的法律制度建设来对其进行规制，以求得相关利益主体地位的平等，维护相关利益主体权利义务的公平，实现相关利益主体在价值追求上的互利。我们可以采用两种方式:一是平等保护即一般规制;另一是不平等保护即特别规制。
1平等保护
平等保护应当是国际经济法律制度对国际经济法律关系规制的常态，也可视为一般规制或一般调整。平等保护强调国际经济法律制度对国际经济法律关系的调整手段近似于国内法中民商事法律制度对民商事关系的调整手段与方式。
2不平等保护
不平等保护应当是国际经济法律制度对国际经济关系的非常态规制，应视为特别规制或特别调整，是平等保护不可或缺的有益补充，其在国际经济法律制度构建中的意义更为重大。针对国际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国际利益主体实力悬殊情势下国际经济法律关系的规制，特别规制的作用更应得到凸显。
以国内法中经济法这一法律部门为例，经济法作为社会责任本位法，着眼于社会利益，强调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和市场行为的规制。其主要内容是针对市场经济中的弱势主体采取倾斜性保护，这看似是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其实只是一种形式上的不平等，实则正是为了追求实质上的平等，进而求得公平和正义。
在国际经济法律关系中，也应当重视倾斜性保护的方式即不平等保护、特别规制、特别调整，进而实现真正地公平正义和平等互利。例如，在wto制度中，成员国中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实行不同的关税比例，给予发展中国家一定的优惠待遇;京都议定书中，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程度的减排要求;在世界银行和imF组织中，更多地倾向给予发展中国家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低息贷款等等。国际经济法律制度通过这些倾向性的原则，给予这些所谓的后发展的国家更多的机遇，进而实现国际经济秩序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为创建和谐世界增添一抹靓色。
实体经济的地位篇7
决议强调，在中国满足欧盟关于市场经济地位的五大标准前，中国对欧出口仍应按照“非标准”方式对待，即在对中国商品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过程中，仍应评估中国商品的成本和价格是否是市场价格。
欧盟的“五大标准”包括：第一，企业一切关于价格、成本和投入的决定，均依赖市场，没有显著国家干预；第二，企业有一个适用于多种目的的、明确且符合国际会计标准的记账准则和独立审计；第三，生产成本和企业的财务状况不会被非市场经济体制遗留下的影响所扭曲；第四，企业有破产法及财产法可循，保证企业在法律上的确定性和经营上的稳定性；第五，汇率按市场价格进行兑换。
市场经济地位多重要？
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是国际贸易反倾销中一个关键技术性条款和概念，关乎一国商品在反倾销调查中能否得到公平对待。如果某种商品的出口国被认定为市场经济国家，那么在进行反倾销调查时，就可根据该国的实际成本和价格来计算该商品的正常价格。如果该国被认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那么在进行反倾销调查时，倾销幅度的确定可以不以该国实际成本数据为依据，而选择一个市场经济第三国或进口国的同类相似商品价格，即“替代国”做法，并会被收取较正常情况更高额的反倾销税。
中国能否获得市场经济地位？
目前，全球市场低迷，贸易保护呈现抬头趋势。在此背景下，以欧美为代表的一些国家主张否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对此，一些人认为，2016年12月11日后，中国将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事情真的如此吗？
其实，是否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不是靠wto协议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能够解决的，相反，它受制于美国和欧盟国家的国内法。在中国加入wto之前，美欧对华反倾销适用替代国价格的立法和实践，已经存在了20多年。在wto谈判中，中方曾明确要求终止这一做法。《议定书》第15条（a）项允许对中国可继续使用替代国方法计算国内价格，而第15条（d）项明确规定了替代国做法的15年终止期。但从条文上看，“市场经济地位”本身和“替代国做法”这两个本来应该区分开来的问题，被捆绑在了一起。根据这一条款，如果中国根据美欧的国内法，证实自己是一个市场经济体，或根据其国内法证实一特定产业或部门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则第15条（a）项可能在2016年12月10日之前终止对中国或特定产业部门适用，从而获得“整体”或“局部”市场经济地位。但从之前美国和欧盟国家的国内法规则和实践来看，整体获得并无可能，仅在极少数调查中能成功获得“局部”市场经济地位。而根据该条款的其他相关项，2016年12月10日之后，美国和欧盟仍然可以按照自己的标准，决定是否在整体上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或给予中国特定产业的个别市场经济地位。也就是说，如果美国和欧盟国家的国内法没有作修改，则是否给予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仍然从属于其国内相关部门的行政决定，而不是时间一到中国就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
因此，“市场经济地位”这个特定的概念并非国家经济制度，中国在美欧的反倾销调查中，也不会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由于美欧给予其他国家市场经济地位更多的是基于政治考虑而不是法律论证，2016年之后美欧仍不太可能在整体上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但是，从2016年12月10日起，美欧有义务废止替代国价格做法，这在法律上是确定无疑的。如果美国和欧盟继续维持替代国价格做法，中国可以结合其反倾销具体措施到wto。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正如前文所说，欧洲议会否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原因是担心自身经济受到冲击，这无疑体现出浓重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
实体经济的地位篇8
（一）西方经济法（资本主义经济法）的发展历程
学界一般认为，经济法产生于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世界，正式肇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注4）当时美国和德国的经济实力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名列前茅，一贯奉行自由放任经济的美国虽然属于英美法系，没有划分部门法的传统，却在之前制定了反垄断性质的《谢尔曼法》，并在德国经济法产生的同期对此类法律进行增补，促使它们得以真正施行，开创了从总体上由国家对经济进行消极干预的先河；（注5）而属于大陆法系的德国，一开始走的则是经济统制法的路子，且在相关的法律中正式使用了“经济法”这个词，并由以思维严谨著称的德国法学家对这种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的形式进行，提出了经济法的概念，创立了经济法学。（注6）虽然初期的经济立法在不同国家形态各异，因各国经济、政治、文化传统的不同有着各自鲜明的特色，各国对经济法的认知程度和范围界定也有差别，但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共通的，亟需政府放弃“守夜人”的角色，通过更多强有力的手段（特别是社会化的法律调控手段）干预经济活动，同时也引起了（大陆法系国家）职业法学家的关注和重视，则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了比较一致的现象。（注7）
经济法真正转入相对成熟期，成为现代法律体系的重要成员或者说是“后现代法”的起点，则应当是资本主义国家经过长期的市场经济发展实践，发现不但存在“市场失灵”，而且也存在“政府失灵”问题，遂开始放弃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的主流地位，有意识地以新经济学理论为指导来协调市场自律和政府干预的矛盾，并尝试从法律上共同纠正来自市场和政府两方面力量的缺陷。（注8）尽管西方国家在不同时期法律调整经济的侧重点都不尽相同，对经济法本质的认识也并非完全一样，但是经济法社会本位法的属性（或曰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却在现代社会政府干预经济生活和法律社会化运动的历程中开始明晰起来，（注9）昭示了一种立足于现代社会之上的、与传统截然不同的“精神”。（注10）
（二）东方经济法（社会主义经济法）的发展历程
法制现代化的道路可谓一波三折，经历了辛亥革命所引发的第一次法律革命，新中国成立所形成的第二次法律革命，和与改革开放相伴而生的第三次法律革命。（注11）在当代中国社会产生并迅速发展起来的经济法，遂成为由“发展现代市场经济”和“建设现代民主政治”汇合而成的改革与发展的时代主旋律的积极回响。（注12）
社会主义中国是东方经济法的代表国家，中国经济法的概念发端于党和政府的理论家胡乔木同志根据其1978年7月在国务院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整理成的长篇论文《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注13）其后一系列政府文件及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的要求制定经济法律法规的言论中频繁使用的“经济法”字眼，使得相关的立法实践和理论研究开始启动。由于当时中国刚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之前那个“无法无天”的时代，正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未来发展方向还不大明朗，学术研究中姓“社”还是姓“资”的敏感问题也令学者们不敢放开手脚，所以在蓬勃发展的各种经济法理论中，比较有力的学说多半跟政治、经济制度基本相同的前苏联经济法学说“原样照搬，如出一辙”。（注14）当然，这也算是一种学术上“省时省力”的权宜之计。
随着1986年我国《民法通则》的颁布及权力机关一纸《关于的说明》的出现，（注15）日益壮大的民商法获得了其应有的地位，而经济法的地位虽然也得到了正式承认，但其界限却被人为划定了大致的圈子，使得经济法基础理论的各种学说观点发生改变。学者们因之在一件事情上基本达成了共识：经济法只调整一定范围内的经济关系，与民商法的调整范围是有区别的。到了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和前苏联解体，以及我国决定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很多经济法的理论结合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和调节机制再次随势而动，出现明显的调整。但经济法理论界对内于一些基本问题分歧仍然比较严重，对外则与行政法的研究领域发生了较大的摩擦。（注16）
在实践中，我国到为止虽然在法主体、市场规制、宏观调控方面颁布了大量的经济立法，初步形成了一个经济群落，却仍然缺乏统一的指导，立法层级不高并且体系不完善，而且直到现在还没有出台单独的《反垄断法》、《国有资产法》，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随着1999年《合同法》的颁布施行，以及原来的《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同时废止，宣告了合同制度对经济法体系的排斥，也发出了一个初步的信号：经济法的理论和实践出现了脱节的迹象。（注17）而在法院进行机构改革的过程中，更是把原来的经济审判庭撤销改为民事审判庭，表明了司法机关在审判实践中的一种极端不合理的狭隘的“小民事”倾向，（注18）一切似乎都在朝着不利于经济法的方向行进，令经济法的理论和实践暂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顿境地。
我们必须承认，自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后，与在相对平稳发展的民商法理论和实践相比，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可以用“峰回路转”这个词来形容。这也从某种角度上说明了其本身的不成熟和不稳定以及发展的迅速性和曲折性。这些年形形色色经济法理论的层出不穷和大多数理论的“短命”状态，已经说明学者们在中国经济法现象这个新生事物是多么复杂和不易的事情。
但是，作为经济法理论的研究者，我们要对未来充满信心，因为“对于一切事物，尤其是最艰难的事物，人们不应期望播种与收获同时进行，为了使它们逐渐成熟，必须有一个培育的过程。”（注19）我们不奢望这篇文章可以建立起一种研究经济法的新体例，但却希望能够借以抛砖引玉，将经济法的理论研究从陈旧的传统思维和浮躁的学术风气中唤醒，则幸莫大焉。
一、经济法的缺位
这里所说的经济法缺位，主要指自经济法于产生后在各个方面上地位（位置）的缺失，使得经济法应该具有的价值和功能在经济生活中无法得到充分实现，有些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有些则在我国表现得更加突出。由此在社会主义中国造成的某些问题已经引起了经济法学者的注意，（注20）但大多数问题我们还重视不够或者没有进行系统研究，这与经济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地位是不相符的。以下将主要从经济法的发展、社会本源、理论研究、法律实践和价值体系五个方面来论述经济法的缺位问题，但在展开论述之前，我们先来探讨一个重要的关于如何认识经济法本质的小问题：
（一）写在缺位之前——一个逻辑前提的“缺位”
从马克思主义法的角度看，经济法横空出世的实质是经济发展和法律发展互动的产物，即“经济发展最终决定着法律发展，法律发展又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反作用，经济与法律是互动发展的辩证统一体”。（注21）进一步从经济与法律互动的角度看：经济法的产生、兴盛和发展，就是要回应经济发展客观的要求，抑制现实经济生活中愈演愈烈的经济个体权利自由有害扩张和政府权力意志无限膨胀，平衡和协调国民经济的运行。经济法的功能就是法律对经济关系能动性反作用的突出表现，是经济与法律和谐统一的需要，这可以成为我们理解时下颇有人气的“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市民社会－国家”）认知模式和“政府干预－干预政府”调整模式局限性的一种重要途径。
笔者认为，这些认知和调整模式都是建立在传统的“市场（社会）－政府（国家）”二元理论框架下的，其基本特点是将政府和市场作为对等的非此即彼的两个主体、两方面的力量、两种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当市场出现缺陷时，需要政府权力适当介入和干预；而当政府对市场的调节失灵时，又需要对其行为加以限阻和规制。政府对市场的正确干预需要法律的确认和引导；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又需要法律的禁止和纠正。唯因市场不能形成自己的独立意志，只是一种经济规律的体现，而致政府身兼“规律认识主体”和“意志执行主体”双重角色，由此简单逻辑可以或明或暗地推导出经济法的本质就是“规范政府干预之法”而不可能是其它。（注22）时下流行的国家（政府）xx论、经济行政法论皆与该理论逻辑相联系，只是在这个逻辑构造的基础上又加上了不同的国外经济学理论预设模式而已，叙述的角度和侧重点就有较大差异了。（注23）
当然，此种框架本身并无大错，它是经由西方各国学和经济法得来的经验产物，（注24）有其特殊的存在合理性（尤其是方便于对历史上和当代的西方经济法作定性定量分析）甚至具有局部真理性。但要在21世纪的主义继续套用这个“万能公式”经济法，我们恐怕就该费一番思量了。
该理论框架或者说逻辑构造强调了一个重要前提：市场（社会）与政府（国家）必须永远处于一种制衡状态，它们是两种独立对抗之“力”；却忽略了另一个重要前提：市场（社会）与政府（国家）良性互动的现实性及相互协调的可能性，因此这个理论框架是有潜在逻辑缺陷的，而它偏偏又是在总结西方经济和经济法的发展历史基础上得来的。进一步说，所保留的市场和政府“对抗制衡”前提是与西方讲求分权与制衡的宪政制度及文化传统相联系的，所以该逻辑前提无形中在西方倍受重视，也符合西方的思维习惯；而所忽略的市场和政府“互动协调”前提，则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本质和经济发展模式的局限，西方学者相对认识不足，直至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沉疴积重难返，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全世界的提出才得以好转。再从世界两大法系来看：大陆法系“公私分野”的传统，突出了大陆法系经济调整框架的这个逻辑前提缺陷，虽然“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的进程淡化了“公”、“私”的界限；英美法系“民行不分”的做法，使得经济法律调整框架中的这个逻辑前提缺陷转为隐性，却也同时缓和了解决这个的迫切性。这或许可以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大陆法系国家富有经济法的理论却致经济法实践不彰，而英美法系国家盛行经济法的实践却不给经济法正名的“难解之谜”。（注25）
我们认为，市场和政府“互动协调”这个逻辑前提的“缺位”，恰恰正是历史上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法制度构造缺位的集中表现，也可以成为我们理解为什么在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不存在真正经济法的一条重要门径。经济法的五大缺位问题，从根源上讲都是从这个逻辑前提“缺位”而来。
（二）经济法的历史发展缺位
随着资本主义革命的开始，生产方式的改进和技术的进步，使得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商品经济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同时也导致了生产社会化与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为基石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并拓展到经济生活乃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开始导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期，垄断加剧，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广大民众的经济环境和生活状况恶化，阶级矛盾进一步升级。
一方面，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通过法律对社会经济进行调控和规范，在一定限度内改良经济基础，以期缓和经济和社会矛盾，稳定统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集中表现就是国家主动通过法律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由于大陆法系严格“公私”分野的传统，无法通过原有法律自身的修正突破私权至上的传统民商法难以维护正常竞争秩序和对经济宏观调控不力的局限，在这样的背景下资本主义经济法便作为一个新的法律部门产生了。（注26）资本主义经济法在二战后逐渐走向理性和成熟，摆脱了为应付战争需要和经济危机的“随机、被动的实用主义性质”（注27），把立法的重点放在了宏观调控、社会福利和促进进步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国家为了渡过难关，对市场和国家的关系认识更加趋于合理化，对运用法律等手段综合调控经济运行的技术和经验也更加丰富，完全值得我们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加以大胆吸收和借鉴。
但是，资本主义国家自经济法产生之初就侧重于把经济法当作一种执行经济政策的工具，（注28）由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本身的局限性，因此从理论上缺乏对经济的法律调整本质的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也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法律体系的天平始终是向私有制倾斜的，（注29）不论法的社会化浪潮如何来势凶猛，也不论混合经济如何兴盛发展，这些表面现象背后的语言是：一旦国家为了私人资本的利益需要调整经济政策，以代表社会全体成员面目出现的公权力触角就会迅速转向，坚决让位于私权领域甚至帮助个别私权的扩张，与此种并非完全理性的经济政策联系紧密的经济法要受到冲击。（注30）例如日本是公认的经济法比较发达的国家，其经济法师承于有着浓厚学术传统的德国而又根据本国经济的特色有所创新，对于二战后日本经济奇迹的创造居功至伟，但处于核心地位的竞争政策法的发展意向却是不稳定的，经历了支持垄断到反对垄断数次反复，最终才在广大民众的强烈声讨下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对其本国经济法理念的形成造成了一定的。（注31）而许多西方国家在“滞胀”后根据不断兴起又迅速衰落的各种新经济学说，经济政策的重心已经围绕着市场和政府做了多次调整，并且步伐不甚统一，这种面对时好时坏的经济状况“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和“各人自扫门前雪”的作风，在客观上也加剧了经济法统一理念形成的难度，使得经济法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缺乏协调度和稳定性，很难同传统法律有一个清晰的界限。（注32）
法这种定位飘忽的，是资本主义国家本身难以完全解决的，经济法虽然为本位法，却在私人所有权至上的资本主义社会受到“私权警戒线”的困扰和局限，难以真正客观稳定地居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这一基本点。（注33）或者说，虽然资本主义经济法仍然在，其中的非经济因素也在逐步减少，但它的“社会本位”中所掺入的异质并不能彻底清除，令其在体系中应有的地位未能完全显现出来。
另一方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改良主义思潮”，在资本主义统治基础比较薄弱的国家，无产阶级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为指导，通过暴力革命推翻了原来的制度，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基本上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注34）但是在初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这种“以单一公有制和权力高度集中的行政经济体制为本质特征的”（注35）经济基础开始显露出“后劲不足”的毛病，成了相对低下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这也是前苏联各界领导人不停地搞经济体制改革以求振兴国民经济的根本原因（包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处于不断的改革和尝试中）。前苏联虽然曾于70年代拟定过《苏联经济法典》要点草案，但是由于国家根本不承认任何“私”的东西，（注36）理论界出现的也不过是对经济关系几乎无处不包无所不容的“大民法”和“大经济法”之争，连社会主义民法都成了公法，反而没有了经济法的合适位置。只有原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于1964年颁布了世界上惟一一部经济法典《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经济法典》，调整国民经济领导和社会经济组织活动所发生的经济关系，可以说是前苏联拉普捷夫纵横统一的经济法观点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实践。（注37）
“有一种观点只承认西方国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因干预而产生了经济法，而社会主义国家是在没有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因为创设经济制度而产生了经济法。其实不然，创设经济制度的不一定是经济法（往往是宪法），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更多地采用行政命令和政策规范经济活动，即使有个别经济法律规范，也只是经济法的萌芽，尚不能是真正意义上（作为部门法）的经济法。”（注38）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进一步说，由于没有客观地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僵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过分强调国家对经济的直接管理职能，政府运用行政手段深入到经济的微观领域甚至内部，成了企业的“管家婆”，同时对市场调节机制的性质认识不清，排斥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作用，反而造成效率低下，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注39）而随后国家进行的改革又没有真正建立起有效的市场调节机制与国家调节相配合，呈现出“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极端状况，最终导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不甚成功。随着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各国的经济改革也向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彻底转向，并让社会和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仅从非严格意义上看，虽然原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两国官方认可了经济法，（注40）但总体来看这个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法是缺位的，性质更类似于经济行政法，因为它所体现的这种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全面组织管理绝非通常意义所讲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国家干预，经济法没有真正独立的空间。（注41）
我国历经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后，党和国家痛定思痛，决定将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逐步将原来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变革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随着对经济认识的深入，最终于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改革目标，提出了完善市场经济法制环境的要求。（注42）而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中又明确提出：“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后，正式开始了与世瞩目而又任重道远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建设。
到为止，我们已经初步建立了主义市场体制，接下来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如何理解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的改革要“注重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进而确立经济法在有特色的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位置。是完全照搬西方的模式，还是原来社会主义国家所遗留“经济法”思维的一种延续？或者干脆为这种上从未出现过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结合另辟蹊径？经过我们刚才的可以看出，其实前两种经济法模式都存在缺位，这是造成我国经济法缺位的历史根源。（注43）由于真正的经济法在我国的产生和时间不长，我们要明确它的定位和发展方向，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种“骑虎难下”的困境。相比较而言，资本主义经济法的功能在80年代后更具有完整性，从经验和技术上值得我们借鉴，但又不能盲目迷信、排斥创新，忽视我国市场经济不同于西方的制度传统和发展过程，以及政府在其中无以替代的导向作用。（注44）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性质的市场经济以及分别在各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法将长期存在，互相取长补短，从形式上存在一种趋同的方向。（注45）但完整意义上的更能发挥其应有功能的经济法，应当出现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中国，这绝对不是口号，而是一种必胜的信念和理性的预期。
（三）经济法的社会本源缺位
学者们一般认为，经济法为社会本位法，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己任，（注46）对此少有异议。但一个新的问题也产生了，那就是任何利益都应该有明确的承载主体，社会（公共）利益来自于全体社会成员，那么其承载主体或者说代表主体是谁呢？（注47）随着国家和社会向化的演进，人们已经逐步认识到在实现个体利益的过程中应当注意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的实现也应当与社会（公共）利益相得益彰。但由于个体利益的偏狭性和经济个体的逐利性，它们不可能成为社会（公共）利益的真正维护者，（注48）于是国家藉着其超越社会的形象代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干预人们的生活。可惜国家毕竟是一个抽象的主体，它也应当具体化为一些现实的政府部门或行政人员，这就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集团利益、政党利益对政府机构的渗透与干扰及我国的地方利益、部门利益独霸一隅提供了条件，反而令国家能够切实公正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立场值得怀疑。（注49）事实上国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必不可少，要不然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关于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的经典论述。（注50）但政府毕竟不是万能的，也有干得不太出色的地方，甚至在某些方面政府可能表现得完全不能让人满意，同时还需要法律限定其职权的过度扩张。（注51）所以仅凭政府这柄“双刃剑”的一己之力，其代表社会（公共）利益行使各种管理职能的效率和可信度必将大打折扣。（注52）
我们先把目光投向西方社会，西方在“社会国家化”和“国家社会化”的相向运动中，冲破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藩篱，虽然产生了一个既不是纯粹私人的也不是真正公共的领域，（注53）但在社会层面上并未出现权力真空或者权利真空。其主要原因是在西方还有一个与政府和市场这两种力量相平衡的“包括各种社会团体、民间非营利组织、宗教团体等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民间组织”之第三部门存在。这些组织具有组织性、志愿性、非营利性、民间性、自治性和公益性的特点，（注54）它们是协调个人利益和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社会中坚力量。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政府组织在从事经济社会发展事业中异军突起，发挥了政府和市场难以替代的巨大作用，填补了社会经济发展领域上的一些空白，诸如环境保护，消除贫困和落后地区的等。虽然很多工作政府也在做，但事实证明，非政府组织往往比政府做得更好，更有效率。”（注55）
而且“市场的实践日益证明，政府和市场的力量固然重要且不可或缺，但政府与市场之外的领域越来越凸显，它是与的多元化相伴而生的并生发出政府与市场都无法有效解决的新需求。这一空白点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去填补。”（注56）特别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为市场经济体制后，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正处于转变和调试之中，新兴市场主体的经济权利尚待进一步确认和伸张，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力量都存在“缺位”和“越位”并存的现象，发展新兴社会力量以填补需求空缺，抑制各方“非法越界”的便显得更加突出和迫切。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20年中，国家通过缩小控制范围、改革控制方式、规范控制手段，逐步扩大了社会的自由活动的空间，促成了国家与社会间的结构分化，尤其是以产权的多元化和经济运作市场化为基本的经济体制改革则直接促进了一个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形成。它表现在社会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提供发展和机会的源泉，个人对国家的依附性明显降低，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逐步形成；民营以及较为独立的企业家阶层、个体户阶层以及知识阶层，都有明显的发展；民间社会组织化程度增强，工会、商会、保护消费者协会等一些中间组织已开始在经济活动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注57）
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乐观地认为，已经形成了独立的第三部门，经济法等以社会为本位的法的制定和实施就此具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注58）因为“与西方第三部门的生存与发展空间相比，中国第三部门生存发展空间具有很大的不同。”（注59）
首先，从中国的传统观念来看，占统治地位的是家族本位和伦理本位观，缺乏西方社会自基督教兴起以来所具有的教会集团生活特质和公益思想。家族本位和伦理本位都与血缘关系密切，造就了中国人重人情，讲关系的“熟人社会”传统，一切养老恤幼等公共福利主要来自于家族内部，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很少。而本来具有较强公益性质，可以人们思想观念的宗教则一直处于政权的重压之下难以翻身，也没有西方宗教曾经有过的与王权平起平坐的辉煌经历，无法促成人们公益思想的形成。至于曾存在于中国古代和近代的民间团体同样活动范围狭小、比较封闭，公益性不足，而且由于当权者视它们为异己力量，经常将这些团体置于非法状态，它们也难以蓬勃发展。
其次，我国改革开放以前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和中央集权管理，国家的权力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基本控制了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人生历程。由于个体都不独立，缺乏自主意识，所谓的社会公共利益也被国家利益所替代，社团根本就缺乏独立生存的空间。而随后我国的“政府主导型”改革为了保持社会稳定，从某种意义上延续着这种管制民间团体的惯性，使社会领域的变革相对于经济的改革严重滞后，新兴的社会团体也一直在国家的缓慢放权和严格监控过程中艰难成长。
再次，我国的体制改革尚在稳步进行中，必须由政府推动“小政府，大社会”的理想格局最终形成。只有彻底转变政府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实现从以官为本向以民为本、从以政府为中心向以社会为中心的转变，由统治社会变为管理社会，由权威行政转为民主行政，这些社会团体的生存环境才能得到真正的改善，发展空间才有较大的提升。
最后，从制度的角度看，现行法律反映出政府对第三部门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法律规定不完善，内容模糊，相互矛盾，缺乏可操作性，使得这些社会团体的发展和监督缺乏制度保障。（注60）
所以，同西方发达的经济法社会本源－－第三部门相比，我国的第三部门还没有成形，更谈不上从整体上与政府和个人有效配合，发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作用了，从而造成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国家对一部分社会（公共）利益难以维护、有心无力的“缺位”状态，甚至是“国家”通过侵犯社会（公共）利益而侵害个人利益的“越位”状态。
（四）法的缺位
不客气地讲，在我国经济法现象兴起很长一段时期后，存在于学术界的各种理论仍像是罗马法复兴时期的注释学派和评论学派，而少有自己的独立品性，（注61）表现在各大院校的经济法教科书上，就是经济法基础理论根据政策动向“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教门外人摸不清头脑。（注62）虽然近年来经济法的理论研究进步很大，但“唯书”、“唯上”、“唯古”、“唯外”的风气依然比较盛行，看起来大家都在对我国的经济法做“实证”，却囿于在经济法的定性定位上反复争辩，所引用的论据并非完全来自于对我国现实经济生活的分析与观察，功利思想严重，缺乏实证精神真正对我们有益的内涵。（注63）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在于做经济法研究的比较有力的老一辈学者有不少是从民法等传统部门研究领域转过来的，固有的思维定势不易完全改变，而新一代的经济法学者还有待形成自己的独立思想，理论创新具有一定难度；原因之二，则是“有关经济法的地位之争，与学术成见、与、与国家的政策和立法过于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往往对正常的学术探讨和立法造成妨碍，……其根子，就在于政治上过分集中所导致的排斥‘异端’的学风。”（注64）另外，和外国民法学者、行政法学者都对经济法现象进行交叉性的深入研究不同，（注65）我国的民法学者和行政法学者似乎更对理论上的“圈地运动”情有独钟，（注66）大概是出于惧怕经济法理论研究队伍壮大的原因，他们同样缺乏深入现实探本溯源的精神，造成了经济法理论表面繁荣、论争激烈实质却进展缓慢的结果。
当然，我们对这些现象也不能过分地求全责备，对任何新生事物的研究都有一个由浅及深、从模糊到清晰的过程，不能幻想个别精英学者对经济法本质的认识可以一蹴而就，也不能期望所有学者都对经济法的一系列现实制度原则展开热忱的研究。但这种“研究疲软”的现象长期持续下去，就不是正常的状况，对经济法制的建设也是十分有害的。因为我们国家总体上秉承着大陆法系的传统，抽象的理论再有气势和价值，最终应该具有指导实践进程的能力，但可惜现在的经济法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做得非常不够，往往理论上是一套，实践中通行的又是另外一套。（注67）
所以，无论从经济法研究的主体看，还是研究的看，都存在缺位现象，理论联系实际不够，自主性和创新性不够。呈现出“思想基础缺失”、“理论依存的现实基础缺失”、“理论论证的逻辑缺失”的状况。（注68）
（五）经济法的法律实践缺位
可以说经济法的法律实践缺位是经济法发展缺位、本源缺位、理论研究缺位层层原因作用下的一个直接后果，但尚有其他一些因素比如传统文化思维的影响、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等促成了这种现状的延续，这种缺位主要体现在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上。（注69）
首先，由于经济立法对立法技术要求较高，需要考虑诸多复杂的因素，尤其是我国体制改革时期难以捉摸的经济和政治因素，使得经济法律体系不易保持稳定，总是处于比较频繁的修正中，从而降低了其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权威性，特别是同民商法律相比。而且经济法律缺乏居于统率地位的基本经济法，有不少重要的经济法律或者处于缺位状态，或者立法层级不高属于行政法规，具体法律的原则性规定太多，缺乏可操作性，相互之间的协调性也不好，这些都进而造成了经济法在实践中得不到有效实施的。（注70）
其次，由于经济法律大部分由行政机关制定这个特殊原因，所以行政机关成为经济法律的主要执行主体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由于受传统行政思维的影响，经济法律在执法过程中简单地蜕变成了“经济行政法”，甚至被行政专断所湮没。且不说所谓“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现象以及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虽然招来骂声不断却依然屡禁不止，就是政府执法过程中也难见经济法律综合性全局性地发挥应有功能，反而被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踩在脚下。（注71）
再次，在审判实践中，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声称取消审判庭的原因是为了“和国际接轨”。但我们既没有大陆法系国家专门法庭设置细化的务实传统，又学不来英美判例法国家“民行”不分的实用精神，搞所谓的“大民事”审判格局不过是形式上的“革新”和实质上的倒退。（注72）这其实是一种不顾现实削足适履的不妥当做法，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三足鼎立的诉讼制度，不但给对经济法实践十分重要的公益诉讼增添难度，使社会公共利益无法得到行之有效的维护，还进而造成经济法的可诉性降低，呈现出经济法制在法的适用过程中不统一的混乱局面。（注73）经济法在适用上不得不勉强依附于其他不相宜的诉讼程序，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缺位。
最后，在守法上，政府机构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并没有起到很好的表率作用，实质是经济法责任主体的规定面对政府的缺位。虽然我们从上认识到经济法应当具有规制政府缺陷的功能，（注74）但实际情况是，地方政府和地方部门的“寻租”行为十分普遍，人为地制造公共资源的稀缺性并利用政府的权力从中获取利益，却没有可以有效规制有关人员这种肆无忌惮的“集体行政”行为。（注75）学者们努力构建的经济法理念、功能和原则面对现实总是显得十分苍白和无力，令人啼笑皆非。再比如我国颁布统一合同法后，关于政府经济合同这种“公私融合”的合同形式成了法律适用的难点甚至法律调整的“空缺”，是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可资利用的一块“肥肉”。（注76）所有的一切给人造成的印象是地方政府和部门披着“合法”的外衣带头破坏经济法制，却可以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也使经济法制的权威进一步降低。（注77）
所以，我国经济法的缺位在实践中十分明显，问题不是出在经济法制的某一个环节上，而是全方位的，互相，互为因果。
（六）经济法的价值体系缺位
每一个独立部门法都拥有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和本质属性，从而能够逐步形成自己特有的基本理念和价值核心：民法属于私法范畴，以个体权利为本位，多任意性规范，以私权神圣、身份平等、意思自治为其传统理念，（注78）所以其价值核心应当是自由，这是与其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对社会经济调控的主导地位相适应的，（注79）即使进入社会民法的理念和价值受到社会本位的修正，仍然没有因此真正改变最初确立的基本价值理念的内涵，否则民法就丧失了独立存在的个性和意义；（注80）行政法属于公法范畴，以国家权力为本位，多强行性规范，以控制、约束行政权力的行使为其基本理念，其价值核心当然是秩序，表明了其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应当保障国家管理社会职能的稳定实现，另一方面又应当防止行政权力的异化和变质，侵害社会权利。（注81）那么经济法突破了公私法的分野，属于社会法，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是任意性规范和强行性规范的统一体，（注82）它的基本理念和价值核心应该是什么呢？是如同中外一些学者所说的应该定性为“经济干预法”、“经济秩序法”还是“经济管理法”甚至是“经济统制法”？
我们认为，绝对不能像历史上某些国家的做法或者时下某些流行的观点一样，把经济法的基本理念界定为“国家干预”，而把经济法的价值核心确定为“经济秩序”。如前所述，国家干预只是经济法的产生条件之一，而且随着经济法的成熟与进步，国家干预的意志性已经日益跟市场经济发展的性紧密结合在一起，呈现出一种相互协调的风格。（注83）经济法应当具备一定的稳定性和权威性，能够顺应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抑制经济生活中的混乱和无序状态；但它与灵活的经济政策紧密联系不断发展的特性，又决定了其应当倾听经济主体的变革要求，抑制市场经济毁灭自由的倾向，（注84）表明了其主要价值必然是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的和谐统一，而非二者的割裂。（注85）经济法要担负起新保障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任，亦不能机械地贯彻“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的理念。（注86）
法的理念和价值的基础，在于公私法在深层次上的相互渗透和交融，亦“公”亦“私”、非“公”非“私”，（注87）在于法的精神对传统理念和价值的革新。（注88）所以，经济法的基本理念既不是抽象的理想目标，也不是单纯的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实现，而是站在社会本位的高度追求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平衡协调；（注89）经济法的价值核心既不是自由、秩序、效益、公平等几大价值的排序游戏，也不是同民商法、行政法在各个基本法律价值上的“个案比较”，而是自由和秩序、效益和公平之间的一种和谐状态。（注90）在此基础上才能出经济法价值理念的不同层次，比如“经济法对个体自由与社会整体和谐的态度也是如此。为了整体和谐，即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协调、经济个体与社会总体的协调、经济与的协调，就需要限制部分市场主体的自由，而不是任意的自由。”（注91）
进一步说，经济法通过对经济关系全方位的调整，在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物质世界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从微观层次上保障个人、社会组织与政府主体之间利益的平衡协调，兼顾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从宏观层次上对政府、社会、市场进行平衡协调，实现社会资源在整体上的优化配置，达致人、社会与自然的整体和谐。而在制度层面上，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形成相互协作综合调整社会关系的体系，协调私法、社会法与公法的关系。（注92）
但是在我国的经济法和实践中，大家都着重套用现成的关于法的价值理论泛谈经济法的理念和价值，很少认真分析经济法的基本理念和价值核心的特色所在。这就导致人们对经济法价值体系的认识偏向于构造法的基本价值之大拼盘，甚至产生了不重视经济法的价值或者过于重视经济法的工具性价值的不良倾向。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法的价值体系缺位，主观上表现为人们对其价值认识的偏差引致经济法应有价值实现的困难，客观上则是经济法前几个缺位的综合反映。（注93）
二、我国经济法的现实缺陷及主要弥补
通过以上对中国经济法缺位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确地出我国经济法的现实缺陷表现在哪几个方面了，即：
（1）对经济法产生与发展的和现状认识不够明确和全面，了经济法律的制度构造。
（2）经济法的社会基础尤其是承载主体培养不力，引发了频繁的政府“缺位”和“越位”的功能缺陷问题。
（3）经济法的理论同实践相脱节，投入的深度和广度不够，难以支持经济法发展实践的需求。
（4）经济法律从立法到守法过程比较混乱，特别是程序性规则有待进一步加强，影响经济法现实功能的发挥。
（5）经济法的基本理念和价值核心的认识不够清晰，从而影响经济法所蕴含的价值的实现。
限于篇幅，我们只能粗略地谈谈对这些现实缺陷的弥补方法：
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综合统一的体系，制度体系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经济法的制度构造在其中尤为重要，因为它就是保证民法的基本价值理念得以顺利实现的“环境法”，同时又与行政法的基本价值理念相衔接，从而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一个完整的引导和保护链条。（注94）
所以，首先我们应当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经济法，而不能以某一时期某一国的经济法作为我们经济法制建设的“蓝图”，做到正确理解经济法的“应然”与“实然”的关系，研究方法上实证精神与规范分析并重。（注95）
其次，应当加快促进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团体组织的发展，从政策上加以倾斜和扶持，争取让一些发展比较成熟的组织通过国家法律授权获得正式的地位，在一定范围内行使原来政府的某些权能，或者代为行使一些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衍生出的管理职能。（注96）同时要设置这些组织处理相应问题的准司法程序，赋予它们代替公众提起社会公益诉讼的权利，并完善相应的监督机制。
注23：这一点不但可以经由大量的西方学和法学资料证实，仅以贯穿西方市场经济主线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流派与干预主义经济学流派关于“市场配置资源更好”还是“政府配置资源更好”无休无止的争论，便可以加以佐证。由于这些经济学流派都倾向于强调市场和政府的独立性及相互制约，也会一国的经济政策，并最终影响到经济法理念的形成、功能的实施，请参见本文随后的论述。
注24：大家可以随便挑上几本流行的经济法教科书，根据书上给出的经济法定义以及相关说明，结合有关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观点，运用此二元框架“现套”一下，保证会有很大的收获，有助于大家对林林总总经济法理论的和提高。不过需要阐明的是，笔者并非在有意挖苦这些经济法理论及相关学者，因为就像经济法具有一个的“精神”一样，一国所有的经济法理论也必然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特性”，这是一种人力难以抗衡的思维定势和认知局限。笔者只是希望藉此提醒有关的学者，当时代的“精神”继续向前发展时，我们也应当“与时俱进”，而不要抱残守缺，固步自封。
当然，有些学者似乎也注意到了这方面，正在逐步修正其经济法理论，令其表述越来越接近当代经济法的本质特征，笔者认为这是个令人欢欣鼓舞的好现象。
注25：这其实就是经济法的发展缺位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因传统不同而致的差异性表现。
注26：有学者将此过程为“市场三缺陷－－国家调节三方式－－经济法体系三构成”的发展轴线，参见漆多俊《市场、调节机制与的同步演变－－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展望》，前引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丛》第1卷p5－13。
另见前引徐杰《论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p7－9，参照徐杰先生总结经济法对传统法律突破的五点，笔者认为经济法的出现对传统法律体系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其中涉及法的本质属性、价值取向、理念；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法的稳定与发展关系等等诸多方面。从某种角度说，经济法现象及其学说的兴起对传统的法律理论体系构造是一种威胁和破坏（从褒义的角度讲就是创新和革命），但由于一方面传统法律部门正为适应现代的发展努力地进行自我修正，另一方面经济法本身也随着剧烈变化的社会生活处于不断调试中，尚未达到足以动摇传统法律理论基石的程度。这是经济法理论和实践自出世起就颇受非议，并且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也呈现出波动状态的重要原因之一。
注27：见前引潘静成刘文华主编《中国经济法教程》p23。
注28：1973年发表的“关于欧洲共同体成员国经济法问题的佛芳伦·万·西迈特报告”中给经济法下的定义是“经济法由那些为了实现经济政策而制定的法规所组成。”参见（美）丹尼斯·特伦方流芳译《商法与经济法》，前引史际春主编《经济法总论（教学书）》p64。
实体经济的地位篇9
我国电信业受行业政策管制，通信一体化涉及本地网并网升位需要满足有关条件主要有：
（1）根据我国《电话网长途编号区调整管理暂行办法》规定，行政区划发生变化的，对长途编号区可以进行适应性调整；当行政区划未发生变化时，调整长途编号区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一是有当地省级政府提出或同意长途编号区调整的文件；二是有充足的本地网号码资源，包括原有号码资源容量足以满足编号区调整需要或具备号码升位条件，调整后长途编号区的中长期规划期以内人口总数应小于5000万人；三是被调整的长途编号区属于经济联系特别密切的经济合作区，并有相关省级政府关于地区经济发展的规划性文件；四是拟合并的长途编号区之间的长途话务量比值不低于30%。
（2）根据我国《电信网码号资源管理办法》中规定，本地网用户电话号码7位升8位条件：一是在7位编号本地网中，交换机容量达到120万门，局号利用率达到35%的；二是因城市信息化发展的需要以及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对电信网能力和新业务需求的增加，要求升8位的。
1.1北部湾经济区内并网升位的政治经济条件已经具备
国家高度重视广西沿海地区的发展，2008年1月国家批准实施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中提出，北部湾经济区将努力建成中国-东盟开放合作的信息交流中心。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作为西部大开发和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重点地区，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部署下，正不断加大开放开发力度。区域内经济联系日趋紧密，推进通信一体化将改善北部湾经济区的软、硬件环境，促进信息、资金、人力等生产要素在经济区各城市之间的优化配置，扩大各市集群经济的规模，体现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的经济实力和现代化程度，吸引更多的生产要素和创新资源聚集。南宁、北海、钦州与防城港四个城市以统一的区号与世界沟通，将向全球展示一个充满吸引力的全新经济体，吸引投资和开发建设项目，为促进北部湾经济区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机会。可见，北部湾经济区内并网升位的政治、经济条件已经具备。
1.2从发展趋势看北部湾经济区内并网升位的话务量条件可以满足
根据话务量统计，钦州、防城港、北海与南宁间的长途话务量比值已达到30%以上，而北海、钦州和防城港三地至区域内其他三个本地网的长途话务量之和占其区内总长途话务量的50%以上，区域内各市联系极为紧密。
1.3北部湾经济区内并网升位的码号资源条件可以满足
目前广西全区的固定电话统一使用7位号码，因此保留了号码升为8位的空间。目前，北部湾四市固定电话用户总数为206万户，而升位并网后的固定电话容量达7000万户。3.4北部湾经济区内并网升位人口条件可以满足2011年底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区域内人口总数约1420万人。根据预测，在当前的人口增长率水平下其中远期区域内人口总数将不会超过5000万人，满足长途区号调整的人口条件。由上述分析可知，北部湾通信一体化从发展趋势来看符合国家政策条件。3.4北部湾经济区内并网升位人口条件可以满足2011年底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区域内人口总数约1420万人。根据预测，在当前的人口增长率水平下其中远期区域内人口总数将不会超过5000万人，满足长途区号调整的人口条件。由上述分析可知，北部湾通信一体化从发展趋势来看符合国家政策条件。
2北部湾通信一体化实施设想
2.1总体目标北部湾通信一体化的总体目标是合并北部湾区域的四个本地网为一个本地网，统一区号为0771。取消（0770、0777、0779）3个区号，将四地市之间通信的长途资费体系变为一个本地网的资费体系。总体目标可分两步实现，第一步先实现资费优惠一体化，第二步合并本地网实现统一区号。
2.2总体思路（1）政府推动、企业配合，社会效益为先，社会效益兼顾企业效益。（2）在北部湾行政区划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本地网合并后，北部湾区域各市电信企业分公司维护、管理体制不改变。（3）各本地网网络结构尽量不做调整。基于以上思路，通信一体化的具体工作细化为号码升位、相关的路由设置和相关业务系统配合改造等三个方面的工作。由于各本地网网络结构尽量不做调整，主要工作量集中在“升位”。根据目前的网络结构现状，固定电话网的“升位”工作量最大，风险相对较高。移动网、数据网及其他业务支撑网只需做升位后码号资源变动的适应性数据修改及相关业务增值平台软件的相应改造升级，工程复杂性虽高，但工作量都相对较小。
2.3升位方式设想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由南宁市、北海市、钦州市、防城港市所辖区域组成，四个地市按其行政区域的不同形成四个不同的通信业务服务区（四个本地网），并使用不同的长途区位编号（南宁0771，北海0779，钦州0777，防城0770），区域间通信属于长途通话。根据我国《电话网长途编号区调整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升位工作由主导运营企业提出，在广西，中国电信广西分公司为固定电话主导运营企业。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南宁本地网交换机容量235万门，局号利用率47%；北海本地网交换机容量47万门，局号利用率35%；钦州本地网交换机容量71万门，局号利用率50%；防城港本地网交换机容量21万门，局号利用率28%。从上述数据可知，南宁已经具备了7位升8位条件。北海、钦州、防城港虽暂未达到升位条件，但由于各本地网7位固定电话号码相同的现象比较多，根据外省实践经验，本地网合并后，采用“号码升位”的方法来区分各地市相同的号码对用户的影响较小。号码升位方案有两种：一是南宁、北海、钦州、防城4地同时升8位（方案1），二是南宁先升8位，其他北海、钦州、防城3地后升8位（方案2）。考虑到社会影响、实施先例等因素，采用方案1将有利于北部湾的整体形象的塑造和宣传。广西北部湾区域本地网号码从7位升到8位流程如下：（1）升位准备期：本地用户只能拨打7位号码，端局通过把7位号码变换为8位号码接续实现预升位，长途拨打区号＋7位号码。（2）升位当晚：一次性实施7位升8位的工作。（3）语音辅导期：本地拨打8位号码可以接通，7位送提示音，长途拨打区号＋7位或8位号码均可以接通。（4）升位完成期：本地只能拨打8位号码，7位拦截，长途拨打区号＋8位号码。
2.4编号方案
（1）统一八位位长，实现等位拨号。编号规律简单易记，便于宣传。（2）启用尽量少的p位（号码首位），但能满足远期电话网发展的需求。（3）南宁、北海、钦州、防城之间升位后本地网内不实现7位或8位并存，长途来话实现“3＋7”和“3＋8”并存，便于拦截非法来话，尽可能减少升位冲突。用户号码升位编号方案主要有首位冠号法与首位后插入一位法。一般情况下多采用首位冠号法，该方法整齐划一，升位口诀简单易记、有规律、便于宣传。个人认为采用首位冠号法效率更佳。南宁p位使用8，北海p位使用6，钦州p位使用5，防城p位使用2。北部湾内拨打0771、0770、0777、0779＋7、8位号码由发端汇接局进行拦截（其他运营商在内部拦截），外地长途呼入在过渡期内允许拨打0771、0770、0777、0779＋7位或8位号码，由DC2长途局进行对应的7位、8位号码变换（其他运营商在Gw送入电信之前完成7位到8位号码的变换）。
2.5有效推动通信一体化的建议
通信一体化是一项细致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必须慎重对待，力求严密稳妥。为确保工作的顺利实施，通信管理局需制订详细的并网工作程序及工作流程，成立领导小组负责重要事项的决策，确定牵头单位，开展并网前期可行性研究，对并网准备阶段各项工作进行督促协调，对并网后的网间测试进行指挥协调。
（1）争取国家政策优惠，形成有利的通信一体化建设环境：北部湾通信一体化将可降低北部湾经济区的通信成本，优化投资环境，有效促进信息交流及区域融合、加大经济区合作开发力度、提升区域信息化水平以及区域整体形象，对促进广西的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从外省的相关案例来看，通信一体化现有模式都是地方政府推动，强调以社会效益为先，要求电信企业给予配合。目前移动电话对固定电话的替代速度加快，固定电话用户流失比较严重，电信企业投资到传统固定电话网络设备改造的积极性不高。由于电信市场竞争激烈，资费弹性已经较低，新增业务量收入将无法弥补降价给企业带来的损失，通信一体化给电信企业财务带来不利影响。为此，在推动北部湾通信一体化过程中，应积极争取国家有关的政策支持，在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给予电信运营企业相关政策优惠，形成有利的通信一体化建设环境。同时，将北部湾通信一体化与“宽带中国”工程、三网融合等方面协同推进和实施。这样，电信运营企业通过拓宽经营渠道，加快业务转型来增加业务收入，用新增业务量收入弥补资费降价给企业造成的损失，激发电信企业参与对通信一体化建设的积极性。
（2）统筹协调广告宣传，确保升位并网平稳过渡：北部湾通信一体化后，各地客户拨打北部湾的通信方式将改变，因此，需要通信管理局统筹协调各电信运营商在全国性的媒体上做好广告宣传工作，各运营商也要根据自身特点，利用手机短信、互联网、室外广告等手段开展宣传活动。宣传分两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宣传北部湾准备启动号码升位工作，告知北部湾所属四地用户固定电话号码升为8位并统一区号0771。第二步，主要采用升位并网语音提示告知用户新的拨打方式，确保升位并网平稳过渡。
（3）积极协调短号码接入，维护地方社会稳定：我国本地网承载的紧急服务和社会公共服务均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目前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四个本地网对应四个行政区，每个行政区域均有配套的公共服务体系，如紧急服务号码（110、119、122、120）的呼叫只接入本行政区。在本地网合并、行政区不合并的情况下，需要通信管理局协调政府有关部门做好事关公众利益的短号码业务平台的资源整合，以免造成混乱。
第一类“110、119、120、122”紧急特服号码，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定只能采用一次拨号方式。因此，对此类号码采用“就近接入”原则，在各地市相应的平台上终结此类呼叫，不开放长途呼入。第二类“12XXX”等非紧急型的企事业单位及政府部门使用的短号码。并网后实现异地拨打各地市“12XXX”短号码有2个方法可选。一是采用语音提示用户二次拨号以区别各地市短号平台；二是设置区域呼叫中心，由其负责区域内部转接。建议设置区域呼叫中心，统一服务平台，利于宣传北部湾的整体形象。第三类“95XXX\96XXXX”、经营性的企业等企事业单位短号码，各企业可采用合并平台方式解决或采用平台间相互转换方式解决交叉呼叫的问题。
3结束语
实体经济的地位篇10
关键词：县域经济发展城市定位选择
一、概念界定
本文引入了城市定位和县域经济发展两大概念，国内外学者对此都有形成了较成熟的理论成果，同时也认识到县域经济发展和城市定位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城市定位
城市定位是一个综合概念，涉及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关于城市定位的内涵，国内诸多学者通过不同角度深入研究，形成了各自的观点，可谓众说纷纭。
青岛行政学院的刘文俭教授认为，城市定位是制定城市规划、城市发展战略的内容，通过分析城市的主要职能，揭示某个城市别于其他城市本质的差别，创新个性化的城市形象，抓住最基本的特征，引领自身发展的目标、占据的空间、扮演的角色和竞争的位置等。
姚贵库、王广斌（2005）在刘文俭教授定义的基础上提出城市定位指城市为了实现最大化收益，根据自身条件、竞争环境、生活消费习惯及其动态变化，确定自身各方面的发展目标、占据的空间、扮演的角色、竞争的位置等。
运迎霞、常玮（2005）则认为城市定位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坐标系统中综合地确定城市的坐标，并进行了坐标系确立。
张登国（2007）对城市定位和城市发展有着比较系统的研究，他认为城市定位就是指在分析和调查城市发展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对城市的发展模式、城市发展方向及经济结构布局进行规划的一个过程，是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按照唯一性、排他性、差异性、权威性的原则对城市特色的升华，是找到城市的个性、灵魂和核心价值的过程。通过城市定位，一个城市可以明显区别于竞争对手，充分表现城市的个性。
综合上述观点，我认为城市定位是指城市规划决策机关根据城市自身发展条件、竞争优势等，全面深刻地分析事关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及相互作用基础上，科学地筛选城市定位的基本组成要素，合理地确定城市在一定区域内发展的基调、特色和战略的过程。
通过此概念可以得出城市定位有以下要素：（1）城市定位的主体是城市规划决策机关，属于城市整体规划的重要内容；（2）城市定位的先决条件要充分了解城市自身现实发展条件及优势劣势；（3）城市定位不是将城市孤立于发展大坏境中，城市定位都是针对该城市在一定的区域内的定位，可以是世界的，也可以是国内的，甚至是相对较小的一块区域内。（4）城市定位的目标是确定适合该城市发展的基调和战略，并推动城市发展。因此对于城市定位的了解不应只局限于城市应如何促进经济发展，城市定位一个系统化的过程，这个系统内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多因素。
（二）县域经济发展
“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所规定的范围为管理对象，由县级政权领导，在服从国家宏观管理的前提下，以发展本地经济为宗旨的经济。“发展”则具有更为丰富的含义，在此取“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的过程”的含义。在县域经济的评价中经济增长往往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指标，甚至将其等同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随着县域经济发展过程诸多矛盾的暴露，我们逐渐认识到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区别，因此县域经济发展这一概念既包括县域经济增长，还包括由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进步。美国当代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查尔斯・p曾经比喻：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有如人的增长和发展，增长只包括身高和体重等外在量化指标的变换，而发展则还包括体质和协调能力的增加、个人对环境适应能力的增强、个人向外界学习能力的提高等。
因此，综合来看，县域经济发展指的是县域范围内经济的整体发展，具体来说包括一下几个方面：（1）经济量的增长，或者说是通常意义上的GDp的增加，是县域经济的物质基础；（2）经济结构的改进和优化，即县域经济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及人口结构等经济结构的变化；（3）经济质量的改善和提高，即县域内的经济效益的提高、经济稳定程度、卫生健康状况的变化、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以及政治、文化和人的现代化进程。其中发展含义的更好层次是实现人的思想、观念、心理和行为的现代化，即人的全面发展以及社会进步。
二、当前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定位的选择所存在的问题
（一）脱离地区发展实际
正确地县级市城市定位取决于县级市发展的内部与外部的软环境与硬环境、现实状况和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些条件的形成有一个积累和提高的过程，地区发展的实际需要是城市正确进行定位的前提。
（二）缺乏连贯性，造成严重资源浪费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县域经济能力的提高，城市定位适时调整是合理地，但切忌随意变动，特别是根本性地变动。因为每一次城市定位的选择作为一次政策导向都会伴随着发展资源的大规模倾斜，频繁地更换经济发展重心会导致严重的资源浪费，更会动摇本地经济发展的根基。
（三）无自身特色，盲目模仿，反复无常
每个城市都有自身的发展优势和发展特色，都由该城市自身发展的软环境与硬环境和优势与劣势决定，因此城市定位必须凸显自身城市特色，不能因为周边城市发展较好就盲目学习从中和全盘借鉴经验，甚至模仿其发展模式，这样既会加剧在资源需求和供给上的区域竞争，也不利于本城市长远发展。
（四）经济开发区规划超前，重形象工程
成立经济开发区的本意是为了促进本地经济发展，但其规划建设要符合实际需要和发展现实。形象工程以突出塑造、经营、系统性为重点，具有积极意义。但过分形象工程将严重影响地方社会的发展，表现出对本地区发展实际认知的肤浅、对城市发展精神理解的错位和对城市发展前途的迷茫。
（五）主导产业不清晰，产业特色不明显
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产业是指在产业结构中，处于主要的支配地位，比重较大，综合效益较高，与其它产业关联度高，对县域经济的驱动作用较大，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的产业。明确主导产业对于集中优势发展本地经济具有指向性作用。但如果没有明确适合自身发展的主导产业，盲目追求规模和数量，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产业特色。产业特色不明晰，那就不利于资源重点倾斜和投入力度倾斜，造成“面面抓，面面弱”的困境。
三、城市定位选择的原则与解决思路
1.城市定位与发展战略应从自身实际出发
城市定位一定要客观分析和准确预测影响城市发展的各种因素，据此提出同步的定位目标和发展目标，不根据城市发展的条件，定位目标过于超前将会出现“欲速则不达”的情况。在没有详细分析和科学预测自身环境条件的前提下，就会导致城市定位不切实际，过分强调县域经济发展的素质、环境和品质，丧失了发展机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浪费，最终导致了县域经济发展的失败和边缘化。因此，城市定位应充分了解本地资源优势，从自身实际出发，明确发展重点，并一以贯之。
2.政府应转变观念，重视城市定位与发展战略
科学的城市定位是城市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城市定位的实质是确定城市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方向。从战略上来说，正确进行城市定位是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县域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和主攻方向，同时县域经济发展又可带动小城镇的发展和加快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从经济发展和城市定位的联系来说，科学定位，合理规划是本地经济脱颖而出形成区域经济发展核心的关键。所以政府要充分认识到城市定位的重要性，把城市定位与本市经济发展战略放在重中之重，正确处理城市定位与各发展内容之间的关系，科学规划，合理安排，从资源、产业、环境和区位优势出发，实现合理城市定位。
3.应调整产业结构，确定主导产业
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指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的过程，是实现产业结构与资源供给结构、技术结构、需求结构相适应的状态。优化产业结构，可以提高当地经济发展整体素质，既可以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又可以带动一大批关联产业的发展最终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4.统筹城乡发展，平衡发展差距
统筹城乡发展，是相对于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而言的，这就要求要把农村经济与农村社会发展纳入整个县域经济发展全局之中进行通盘筹划、综合考虑，以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为最终目标，统筹城乡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环境建设，统筹解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打破城乡界线，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共同繁荣。县级政府应通过城乡布局规划、政策调整、收入分配等手段，促进城乡各种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特别不能因为经济开发区的选址位于某镇（街道）而忽视了其他乡镇（街道）的协调发展，这对当地经济的健康长远发展是不利的。
5.重视可持续发展，不可忽视生态建设
党的十将“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同样的高度，体现了加强生态建设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因此，一定要把环境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纳入县域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中。在市场经济条件和县域经济发展的新现实下，可持续发展不仅是人与资源和环境的关系，而且可持续发展赋予了人与社会新的内涵。实现县域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必须进行投融资体制创新，创造良好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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