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的前提篇1
在国家的各种公权力中，警察对维护统治的作用不言而喻，它对民众的强制手段也最直接。与一些西方国家比，中国警察权的行使范围要宽泛得多。它既有刑事侦查权，可行使各类刑事强制手段；也有治安行政权，从治安拘留到劳动教养、从遣送上访到强制戒毒、从户籍管理到交通处罚等，多种刑事与行政权力集于一身。多年来警察权一直呈现扩张的态势。
然而，现代社会一个基本常识是，警察权的大小与一个国家的法治文明程度是成反比的，也就是说，警察权越小，国家的法治程度越高，反之同样成立。这是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关系所决定的。警察权扩张，公民权就会受到限制；而公民权得到保障，也会对警察权形成制约；假如警察权被滥用，只会导致公民权的缺失。虽然说保持一定限度的警察权，是现代国家实现法冶社会的共识，但如果超越了某种限度，就会构成对公民权的伤害与威胁。对警察来说“法无授权”即禁止，对公民来说“法无禁止”即自由，所以如何找到警察权和公民权的平衡点，并达成一种制度保障，成为实现法冶社会的一个重要环节。
警察能保障公民权利和维护社会秩序，而保障公民权利才是警察权存在的第一动因。只有把保障公民权作为确立警察权的核心，才可能实现警察权和公民权的统一。保障了公民权利，也就自然维护了社会秩序。也就是说要把维护社会秩序，看作是保障公民权利的结果，不能使两者对立起来。然而在现实中，又并非如此简单。我们常常看到的是，一方面大多数警察执法为民，另一方面仍有不少警察权对公民权的侵害：有的警察弄虚作假纵容包庇犯罪分子；有的警察对民众随意实行非法羁押和刑讯逼供；有的警察对民众实施敲诈勒索及收受贿赂；有的警察甚至与黑社会相互勾结、谋财害命。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在行政事务中越来越多地依赖或滥用警察权，不仅使警察权凌驾于其他司法权力之上，更造成了民众与警察机关利益与情绪的对立。一旦民众合法权利受到警察权的侵害，也没有任何法律救济制度能帮助他们维护自己的权利，民众欲伸张正义成为可望不可即的事。至今为止，警察因而接受刑事处罚的案例，还极为少见。这显然与国家实现法冶社会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在社会转型期，警察权的扩张尤其值得警惕。如果过分依赖警察权来维护社会稳定，甚至因此纵容警察权对公民权的随意侵害，不汉无助于培养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而且极有可能造成普通民众和国家公权力的对立，杨隹案后普通民众的反应巳说明了这一点。不能把警察权当作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唯一手段，而要当作不得不使用的最后手段，这样才不会对本已孱弱的法冶环境造成破坏。那些社会秩序良好的国家，警察权无一例外会受到严格约束，而公民仅肯定得以充分保障。对公民权的敬畏和尊重，理应成为警察权行使的常态。如粜常常让警察处于与民众冲突的前沿，又得不到有效的制度临督和约束、社会前景当会令人堪忧。
目前的《警察法》，只是原则性地规定了警察在执行公务时，受到检察院、监部门或上级警察机关及社会、公民的监督，至于如何监督以及出现问题怎么办，均没有详细的实施细则。这使得在现实中，检察院及监察部门极少有对警察权的监督行为，社会和民众虽能进行舆论监督，但由于权力和信息的不对等、除非发生重大恶性事件，否则也极难实施。
法治社会的前提篇2
关键词：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突出强调要适应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党的十七大报告又指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笔者通过和谐社会这一视角来探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以便对这两者有更深层的认识。
一、政治文明是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
人类社会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内容组成的超大系统。广义的“社会”，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内容。狭义的“社会”，与经济、政治、文化并列，特指社会关系、社会环境、社会管理等方面的状况。政治文明建设是广义社会中政治建设的终极取向，而和谐社会是指狭义的社会建设的价值目标，两者是有机统一，相互促进，彼此包含的[7]。
第一，从和谐社会的含义看：和谐社会是充分实现民主的社会，民主法治是和谐社会最根本的指导原则和最重要的运作机制。实践证明，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借助于民主与法治。而且法律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紧密相连，“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民主法治便没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民主意识为和谐社会提供思想基础，民主制度为和谐社会提供政治基础，民主选举为和谐社会提供权力运行基础，民主决策为和谐社会提供群众基础。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事业中，应当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保证人民当家做主。
第二，从构建和谐社会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看：和谐社会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指标GDp和社会发展指标HDi这两者之间的不平衡，两者之间张力过大。主要表现为GDp增长快速，但社会道德与法治建设跟不上；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极不平衡，水平较低，对个人自主权利的尊重，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协作，仍没有进入系统和固定的层面；政治理念、政治行为、政治机制、法制水平均落后于全面小康建设的要求。这些问题的解决均有待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深化和提高。
第三，从和谐社会所遵循的原则看：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牢固确立人民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和核心地位，自觉做到一切以人为本位，一切以人为核心，一切以人为目的。因为社会和谐发展是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统一共赢的发展状态。在整体提高社会财富总量的前提下努力缩小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差别，更要求在推进政治文明中缩小人与人的政治差别。但在现实的实践中，政治差别随处可见。所以，以人为本，缩小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差别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一步，同时也是深化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支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还必须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第四，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看：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是力求政治和谐。政治就是用来控制与消解冲突，获取和谐的最重要的手段。政治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而敏感的组成部分。而要达到政治和谐，唯有政治体制改革，理顺国家、人民和政党的关系，即搞好政府文明、人民文明和政党文明建设。使政治权力主体之间，公共权力主体之间，政治权力主体与政治权力客体之间，政治权力个体代表与政治组织之间达到和谐统一。
第五，从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目标，有其特定的内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就是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的:“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基层民主更加健全，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2]。具体说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强民主团结，创建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
二、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深化发展的有力保证
1.经济和谐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
经济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基础，没有经济和谐就没有经济效率，整个社会也就失去了必要的物质支撑，政治文明建设也将无从谈起。社会主义经济和谐的就是指在竞争、公平、统一、正义的市场氛围中实现经济效率，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由此可知，经济正义是经济和谐的核心要义，经济和谐之社会定是经济正义之社会。经济正义将为经济和谐提供正义的体制氛围，提供平等的分配原则，提供公平的竞争体系，它是政治稳定、政治发展、政治文明的基本前提[6]。马克思说:“一座小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可怜的茅舍模样了。……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但是，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末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被人轻视。”
2.“和而不同”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创设宽阔平台
和谐社会之“和”是和而不同之“和”。和“是众多因素的对立统一，是有异的统一。它是以承认多样，承认差别，承认矛盾、冲突乃至对抗为基本前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只有遵循了和而不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才能做到“有容”，有容才能互惠，互惠才能发展。由此，“和”是政治存在的前提，发展的动力和应有的格局。
3.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高度一致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创造前提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坚强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党的最大优势就是紧密联系群众，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党的核心地位有赖于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首先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高度一致，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奠定政治基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民主，是人民当家做主，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目标。党同人民的深入融合就是民主政治。党与群众利益的一致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党与人民利益的完全一致，必将创造一种积极健康，团结向上的社会局面，形成“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竞相迸发”，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创造前提，提供发展动力。
三、和谐社会与政治文明统一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所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目标内涵十分丰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对中国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很显然，构建和谐社会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小康社会的两大重要内容和两项重要条件，即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提出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布局在物质与精神基础上的进一步明确化，其根本目标是推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推动人民生活的不断提高，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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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胜利实现。通过和谐社会建设，可以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社会秩序、社会氛围，形成良好的社会运行机制，保证社会处于既有活力又相对平衡的状态，从而为其他文明建设提供有利的社会条件，为实现全面小康奠定坚实基础。必须特别指出的是，这里指的是狭义的和谐社会，即当前阶段的社会和谐[5]。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相比较，构建广义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更推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推动人民生活的不断提高，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胜利实现。
四、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为和谐社会的构建保驾护航
中国目前所处的时期，如何平衡社会各个阶层利益关系，使社会实现平等、友爱、充满活力和公平、正义，实现社会和谐。从政治文明的角度，可把以下几点作为突破口：
1.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提高党的民主执政能力。小平同志曾指出：“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这不是任何力量所能改变的。……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1]。
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在新时期，党的领导方式一要从传统的集权模式当中走出来，实现党的领导方式民主化。对于中国来讲，实现民主执政，已经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首先，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做法，使执政民主化；改变决策中家长制“一言堂”的工作方式；“权力过分集中……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等等”[1]。为此，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一定要突破这一传统的错误作风，充分发挥党内民主和党外民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在民主化的轨道上前进。其次，要执政公开，增加执政透明度。对于我们党的领导方式的转变，首要的一点就是要实现执政公开化，这样不仅利于自己“科学”执政，而且也能在群策群力的基础上，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再次，在实现执政公开化的同时，要虚心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能否受到有效地民主监督，直接关系到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成败。对执政党进行监督一要完善党内监督机制，实行群众监督领导，下级监督上级，实现多数对少数的监督。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有效的党内监督机制。二要加强党外监督，充分利用政治协商制度对执政党的监督。能否切实地发挥社会各界的政治协商功能，形成对党的执政进行有效监督，对于我们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来讲，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
2.提高公民的参政能力，畅通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当代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就是在如何有效制约国家权力的前提下，保障公民合法权利的顺利实现[4]。对于我们的和谐社会建设而言，体现的就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而如何体现以人为本，其中关键就是如何提高公民的参政能力、疏畅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从而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得到实现。首先要学习政治知识。对本国的大政方针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对西方国家理论科学把握，在中西对比中，形成我们自己的科学的政治发展观。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提高参政技巧。所谓参政技巧，就是在和别人同等条件的情况下，自己的意见首先被采纳。在现代社会，公民的参政不光是直接参政，还有间接参政，而间接参政中采用最广泛的就是利用网络。网络参政一方面可以避免在直接参政中引起的某种尴尬局面的产生，另外一点，就是这种参政方式，最为及时、快捷，特别是对于一些突发事件的处理，更能体现其优越性。对于传统的投票表决、会议讨论和现代社会一些新的参政渠道如信访制、听政制、网络参政等这些渠道，政府作为主体，一定要保证其畅通。
3.加强法制建设，使社会发展有序化。共和国的法制建设走过了59年的风雨历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从总体上讲，还远没有达到人们所希冀的程度[3]。人民群众对于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具有强烈的愿望，迫切要求法律能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提供切实的保障。
如何加强中国的法制建设，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要注意吸收西方国家的法治传统。从传统治理方式来看，西方要比中国更注重法律的效用，法治已经成为西方人文传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借鉴的是西方国家公众对法律那种发自内心的尊重。转变对法律的传统观念是决定中国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要在加强立法工作的同时，尽快制定监督法。从工作效率看，人大现在的立法效率已经是非常高了。但仍存在着不足：对法律实施的监管力度不够，危害了司法公正；在立法程序上，还有局部不完善的地方。只有及时、尽快地出台监督法，才能不断地完善司法监督机制，强化监督措施，增强监督实效，切实解决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的问题。
三要充分调动各级人大代表的主动性，提高提案、建议的质量。提案和建议的质量如何，直接关系到立法的质量。因此，如何提高提案、建议质量，是我们今后立法工作首先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这就要求我们的各级人大代表要深入生活，特别要深入到我们的司法工作实践中去，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及立法观念。同时要经常与人民交流，做到所提议案是真正体现人民的意志、代表人民利益。此外，切实提高司法人员待遇，也是促进法制建设的重要条件之一。
综合以上分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中国的一项长期而伟大的事业。在现阶段，为尽快实现我们既定的发展目标，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大力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继续完善公民的政治参与机制，加强法制建设。只有这样，才能在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同时，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一步一步地推向深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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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社会的前提篇3
从目前的法治中国建设的实际情况来看，必须加强对法律顶层设计的关注，实现在执政党的领导下国家-政府-社会三者之间的协调，从而实现法治意义上的法治国家，从而明确实现国家的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和监督权在宪法的基本理念中定位的法治国家，从而实现良法之治，由立法机关对于法律制度建设，为法治国家建设提供良法，由执法机关进行善治并提供有效的监督，从狭义的层面上定位法治政府，明确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和前提，协调立法领域和司法领域的监督关系，从而实现法治政府的逐步建立和实现，虽然建设法治国家存在诸多问题，但只要不断完善立法层面和执法层面的协调发展，需要很多立法层面的精巧设计和执法层面的不断优化，以及司法作为最后一道防线的救济和保证。
法治国家，是早期欧洲某种国家的形式，有人也认为在德语中最先出现，特别是在德意志帝国，在当时被认为是和平与法律秩序的守卫者，现代意义的法治国家也被称为法治政府，它强调的是国家的权利，强调行政权力必须依法实施越权无效，有关法治国家的评判标准有以下几点：第一，通过法律的手段保证人权，从而达到限制公权力滥用的目的;第二，良法的治理;第三，确立分权与权力制约的国家权力关系;第四，赋予广泛的公民权利;第五，确立普遍的司法原则司法独立等。
一、建设法治国家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前提
建设法治政府必须是依法行政的政府，必须做到有法可依，而要保证政府在依法行政的过程中有法可依，国家必须具备健全的立法机关，及时提供法律的依据，对于健全的立法机关和完备的法律体系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件，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建设法治国家的领导作用，也要求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法治政府必须以法治国家为前提，没有法治国家，单单建设法治政府也很难实现。
二、通过法治国家建设引领和支持法治政府的建设
西方的法治文明是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中逐渐演变而来的，我国长期以来社会治理发展缓慢，而需要国家法治来保障社会组织实行自主自治，通过制定有关法律为社会组织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来看，如果过分的赋予国家机关权利，可能会导致权力的滥用，而对于行政机关，有效的规范和引导社会群体，提高全民法律意识，让全民自觉知法、守法、遵法、用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不能仅考虑自身利益，而是形成一个制度的共同体，而使各国法治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建设社会共同体。全面的依法治国不仅是治国理政，更是建立一整套的制度基础，筑牢社会意识底座，为法治建设提供引领和支撑。
三、树立正确的发展方式，用改革化解法治建设的存在问题
在法治成为治国理政的战略下，改革主张以及措施都要接受法治思维的推敲，然而法治与改革本身就是一种矛盾，法治是要捍卫已有的法律制度及规范，而改革是要舍弃和改变制度中不适应社会发展进步的东西，虽然其不适应国情发展，但它还是现行有效的规范和制度，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包括改革在内的各项举措不能离开法治的要求，如果抛开法治的要求和约束，必然会损害法治权威，如果固守法治思维的要求，就会使改革力度不够，改革就会停滞不前，而已法治的名义采取的改革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公民运用法治捍卫权利和自由，虽然目的各异，但思维方式是一致的，都是运用法律和消费法律，把法律看作为捍卫自己的武器，这是文明的进步，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进步，所以我们要在法治的框架内改革，而不是用法治束缚改革的脚步。
四、运用法治思维解决冲突化解矛盾
法治治理的过程中有关权力的获得和运用非常重要，获得权力必须通过合法途径和合法的方式，也要充分保障权利救济的途径。做到运用法律武器和法律思维协调社会中的利益冲突，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上，更好的激发社会活力化解社会矛盾，形成全民遇事找法，增强全民的法律信仰，更好推动法治社会的发展和维护社会秩序。使之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在司法实践中法官需要居间裁判，以保证司法过程中的公平公正，不仅要做到裁判遵循现有法律法规，而且也要做到符合道德要求，实现法理和情理的相互结合，法官严格遵从职业道德的要求，司法作为最后一道防线，更多的做到使当事人信服，真正做到案结事了。
五、法治国家建设的重大意义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种背景下，社会矛盾呈现出复杂多发的社会格局，而调整多元利益之间的矛盾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依靠法治，法律作为治国理政的重器，是将法治的有关理念推向实质化的阶段，是执政党追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
为了更好的实现法治国家的建设推进法治发展，我们需要对国家的发展进行战略构想，建设法治国家也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完善和发展，是全民参与法治国家的建设之中，形成好的法律秩序，保证人民群众的全面参与推进法治建设，而且依法治国也是社会主义文明进步的主要标志，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法律制度上的保证，更大程度的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使之更多的参与国家建设当中来，国家法治进程建设和公民参与的有效结合，让法治的生活方式渗透进公民的生活中，现代文明已经开始撞击传统的伦理道德，中国已经走上法治的发展的征程之中，法治引领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建设法治国家也能促进社会团结，从而实现重铸社会信任，促进中国社会顺利转型，迈向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六、结语
法治社会的前提篇4
(一)信仰、法律信仰与法治信仰
信仰是人们对某种主张、主义和价值理想的极度信服和尊崇，寄托着人的精神的最高的眷注和关怀。从哲学意义而言，信仰是指特定社会文化群体和生活于该社群文化条件下的个体，基于一种共同价值目标期待之基础上，所共同分享或选择的价值理想或价值承诺。从心理学意义而言，信仰是指人们对一定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的信奉和遵循。它居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核心地位，与人的知、情、意相联系，并且贯穿于整个意识领域和精神活动之中。学者黄慧珍认为，应将人类社会的三大形态与人类的信仰结构相结合来具体地考察信仰本质。在强调人的依赖关系并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自然社会，人的信仰表现为自然崇拜和对权威的崇拜;在强调对物的依赖关系的商品经济社会，人类的信仰结构开始分化，其实质是突出对价值追求和真理追求的矛盾;在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人联合的社会，个体在信仰上追求真理与价值两个异化的矛盾在理论和实践上将得以合理解决，其重要意义在于揭示出一切信仰危机都可以归结为信仰结构中价值因素同真理因素的分裂。一般而言，依据信仰的主体不同可将信仰划分为个人信仰和社会信仰，前者强调的信仰主体是个人，后者强调的信仰主体是群体。有学者依据信仰的内容将信仰划分为物质信仰、精神信仰、伦理信仰、国家社会信仰、宗教神灵信仰。
依据不同的学科划分如社会学与人类学、政治学、哲学、法学等所关涉或侧重的则是民间信仰、政治信仰、道德伦理信仰以及法律(法治)信仰问题。信仰在人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情感依赖、价值确立和实践指引等三大功能。在情感依赖方面，表明人们对其生存状态的一种敬畏、恐惧、遵守与信奉等情感的聚合。如在原始社会，由于人们对大自然的认识、能动和改造能力有限，自然的山洪雷雨、大火狂风、战争瘟疫等等致使人们产生了对图腾、实物等原始信仰，形成图腾崇拜、巫术崇拜和实物崇拜等等。在价值确立方面，信仰在人的日常活动和实践当中具有价值确信和定位功能。信仰直接影响着人们考察、处理、解决事情的态度、方法和观点，作为人精神世界的核心具有规范、调适人生的价值目标、生产生活方式和秩序的功能。在实践指引方面，如传统封建社会的儒家礼仪规范，其三纲五常之法、忠恕之道等理念已经内化为人们的行动标准并指引着日常实践;再如，正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仰指引，中国共产党才领导人们取得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个又一个胜利。
法律信仰是指主体在精神上和行为上，只能俯视法律之规定，而不允许对法律有任何心里怀疑与诘问。法律信仰强调信仰对象的主体为法律，要使法律可能成为信仰的对象，信仰的主体人和客体法律需分别满足三个条件，即人的利益感受、价值认同与法律信念以及法律的规律科学性、人道正义性、方便效益性。有学者提出要通过以追求法律的价值理性来建立法律信仰。基于中西方法律传统的差异以及伯尔曼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的不同解读，法律信仰这一命题在我国引发热议和讨论，形成了法律信仰论和摒弃法律信仰论之争。法律信仰同样具有价值确立、实践指引、精神动力和约束整合的功能，法律信仰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前提，法律信仰成为民众法律实践的精神支柱，而且具有团结和凝聚的意义。法治信仰强调的是对法治的认同、尊敬和依赖，法治的精神意蕴在于信仰，一种宗教般虔诚而真挚的对法的信仰。前提是社会共同体形成法律具有至高权威的共识并将其作为行动的指导原则。法治信仰首先要加强硬件建设，要形成完备的良法，更为重要的是软件建设，主要是良法的正当和有效运行;其次要强调的是共同体的法治认同问题，虽然良法善治是共同体形成法治认同的前提，但是只有让共同体能够切实感受到法治带来的实惠与益处，体悟到法或法治的价值才会真正促进法治认同的形成;只有共同体在内心里真正拥有对法律或法治的依赖和认同的情感，才会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真正需要、评判、审视和检验法治，并通过法治检视、内省自己的观念和行为实践是否符合法治的标准，才会自觉地、主动地参与法律相关的实践活动，真正将法治内化为人们内心真诚的信仰。
(二)社会化、法治社会化与法治信仰
社会化社会化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是指一个从生物人向社会人转变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内化社会价值标准、学习角色技能、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它不同于我们通常所见的如公共服务社会化、养老社会化等等，其实质强调的是一种社会文化(价值标准)观念被认同和践行的过程。法治社会化是指社会通过法治机制塑成社会成员信赖法治思想、动机和态度的作用过程。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践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法治国家或者说法治社会的建设，需要以公权力为主导，要求透过法治社会化实现社会法治化。而实现法治社会化、践行现代法治，人民法治信仰的形成是前提、关键和根本。2014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内心的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法律要发挥作用，需要全社会信仰法律。这些都已经体现出党中央关于法治信仰的政治性决断。法治信仰社会化强调的是法治的社会观念和法治的社会行为被社会共同体认同和实践的过程。法治信仰社会化的实现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历经一个长期而艰难的社会化过程。虽然实现法治信仰社会化目标的压力巨大，但是我国却为法治信仰社会化目标的实现一直坚持不懈。探寻法治信仰的社会化，充分了解法治信仰社会化过程的特点与因素，对于为了投身法治中国伟大实践的决策者和执行者而言至关重要。
二、法治信仰社会化过程的长期性法治信仰社会化过程的长期性在于几千年来人治的传统影响根深蒂固，所谓人治，是指国家权力的执掌者，凭借其所有或行使的不受法律制约的权力，完全依据其个人主观意志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一种特定方式。国家或政府的权力集结于官僚手中，推行人治而摒弃法治，法律仅仅是统治人民的手段和工具而已，人民则没有权力;官员行事只对皇帝或上级负责而不会对人民尽责;圣王及其宗派统治精英的权力、权威超越于法律，并由该种权力进行国家治理。我国的人治之所以影响深远，有其存在的历史和社会条件，只要这些条件没有被彻底肃清，那么人治的残余影响是必然的，体现在:
(一)在政治上，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制度以人治为主导，直到清末的《钦定宪法大纲》依旧规定皇帝权力神圣不可侵犯，法律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此外，封建社会治理采取的是官僚治理的方式，官治社会成为社会治理的基础，同样刑不上大夫的官僚阶级仰息皇权的恩赐庇佑，皇权倚重官僚阶级治理社会则形成了阶级利益共同体。诚然，贤人政治、选贤与能治国理政的方式在历史上曾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种为了维护皇权和官僚政治制度与治理结构历经了历史的变迁也有所改变，但是，其身份等级特权特征仍然具有一定的沿袭性。
(二)在经济上，中国古代社会的小生产者具有分散经济的特点，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对地主和官僚有强烈的依附性，双方势力、地位极不对等。农民靠天吃饭，广大小生产者也没有什么私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难以形成与官僚阶级相抗衡的实力，封建社会农民的土地不但随时可以被政府收回，而且一旦遇到天灾人祸，自给自足的农民便会沦落为佃农。国家代表的是大多数地主阶级的利益，农民无法代表自己的经济政治利益，只能任人宰割，遭受地主统治阶级的控制和压迫，农民仅有的土地使用权和经营权根本无法得到保障。此外，涂尔干将社会划分为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型社会，中国古代社会属于机械团结型社会，社会分工极不发达，农民阶级基本以农业生产为主，农民们有着相似的生活生产方式，且农业、工业和商业三业之间缺乏联系与协作;再加上多数封建社会政府限制工商业的发展，难以形成发达的商品经济，自然就缺少孕育民主、权力与法治的土壤。
(三)在文化上，我国法治现代化的前提是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必须与传统儒家的人治传统决裂。封建的传统儒家文化重礼轻法，其法乃是为礼治或人治服务的手段，圣王政治或者说治理是传统中国治国理政的理念。儒家的典型理念如贤人(精英)政治、三纲五常等等在调节人际关系、维系封建社会等级秩序和统治阶级的政权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其爱民如子，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等在本质上来说是排斥人民当家作主，是人治的治理方略，在根本上强调人的等级差别，是形成我国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文化根源。法治信仰社会化过程的长期性主要在于:首先，根除人治的显性或者说制度性影响的长期性。传统中国社会的人治制度性影响根深蒂固，所谓人治的制度性影响是国家从制度方面将人治的治理方略运用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以实现国家治理、秩序稳定的目标。
人治治理过程的社会效果，不仅仅是通过国家的制度安排、经济干预和文化渗透进行社会控制，而且还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领域的嵌入和相互作用，促使人治观念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脑海当中，并以此指导着人们的日常行为实践。现今虽然封建的专制统治制度已经根除，但是比较而言根除一种由人治制度催化而成的人治观念影响，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其次，根除人治的隐性或者说非制度性影响的长期性。人治的非制度性影响是指人们无视法律法规，人治的社会观念和人治的社会行为得到社会认同并付出实践。人治的非制度性影响虽然受到法律法规的规制和排斥，但是要肃清长期以来人治观念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烙印及其深刻影响，则需要国家、社会、人民等多方面付出长时期的努力与艰辛才可能实现。原因在于一个长期存有人治的非制度性影响的中国，人治理念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已经非常成熟，具有一定的稳固性、承继性和反射性。因此，根除人治的理念和行为，纵然可以得到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支持，但是由于人治理念的稳固性和其长期累积的持续反射性的特征，使得肃清理念上的人治影响进而实现法治信仰的社会化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
三、法治信仰社会化过程的艰难性
法治信仰社会化过程的艰难性体现在法治政治决策的滞后性、公民法律素质提升的紧迫性和根除人治的非制度性影响三大难题。
(一)法治信仰社会化过程的艰难性之一:法治政治决策的滞后性一般而言，政治决策通常是在社会运行过程中，针对由于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失调威胁到社会的发展与秩序的稳定产生的重大社会问题进而指定和选择行动方案的过程，以控制社会问题的繁衍和扩展，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发展。
1.法治政治决策的滞后性表现在政治决策层将法治问题纳入政治决策主流序列滞后。对于不同的政治决策层而言，他们并不否认法治作为社会问题的至关重要性。但是，政治决策层面在面临诸如经济体制改革、市场体系完善、城乡一体化发展、经济运行下滑等经济问题时，法治等重要社会问题便难以进入决策层的视野从而被排挤在政治决策的主流序列之外。此时，法治问题的等一等、放一放、慢慢来明显地呈现出法治政治决策的滞后性。法治的政治决策行为展现的是，只有当人治或者说法治问题发展到必须得关注、不得不解决的严重程度后才会被提上日程，进行政治决策并付诸实施。这里并不是说滞后的法治政治决策就没有成效，但是如若能及时甚至是超前地作出法治政治决策并有效实施，就会减轻甚至是化解由于长时期缺少关注法治问题所带来的诸多负效应，以有利于社会健康、有序和平稳地运行。
2.法治政治决策的滞后性还表现在对底层弱势群体的利益忽视。科学的法治政治决策要体现出民主和民本两个基本理念，自然要体现出对不同群体利益特别是底层弱势群体利益的重视，以追求和实现公平正义。比如说在1997年之前，嫖宿幼女通常仅以治安处罚来处理;1997年修订的刑法为了保护幼女嫖宿幼女罪规定为嫖宿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而这一规定终于在18年后的刑法修正案(九)中明确被废除，嫖宿幼女视同奸淫幼女从重处罚。前两者对侵害人的惩罚过轻，而刑法修正案(九)的惩处规定则体现了罪罚相适原则，有利于公平正义的实现。在法治政治决策问题上，其滞后性常常表现在对弱势群体利益滞后的考量。之前的嫖宿幼女罪的规定，即对幼女有针对性的保护与侵害人的过轻惩处比较而言，嫖宿幼女罪的规定反而成为权贵阶层的保护伞，对幼女来说利益损失更大，有失公正，刑法修正案(九)的规定则切实体现了以幼女为底层弱势群体的利益来考量作为政治决策的依据。在这里，强调政治决策应注重底层弱势群体的利益并非就是要否认和无视其他层次群体的利益，而是要突出强调对于侵害幼女的权贵阶层而言，之前嫖宿幼女罪的规定或观念是诱发权贵阶层侵犯幼女的客观条件之一，现实中为了突出保护幼女利益的法治政治决策，在实际上却忽视或者说轻视了幼女的利益。因此，在底层弱势群体利益受损的前提下，在法治的观念和以法治观念指导的实践中，应强调政治决策过程中对底层弱势群体的利益考量以实现公平正义。
只有在政治决策层次上充分体现出法治的理念，才会彰显法治的良好社会效应、体现法治的价值，才能有利于法治信仰社会化的推进。论及法治政治决策的滞后性，究其根本则与政治决策者的法治意识或者说法律修养有关。法治政治决策过程中产生滞后性的根本原因在于部分政治决策者认为，既然我们已经将法治作出了政治性的决断且从制度方面加以确认，其他问题便无关紧要。要知道的是制度并非是万能的，相比较而言，制度的完善与否和实施的成效更为重要。需要说明的是:其一，形成与法治有关的政治性决断或制度只是法治信仰社会化实现的前提条件和保障条件，需辅之以与法治有关的政治性决断和制度的完善以及制度的有效实施三者有机结合，才是实现法治信仰社会化目标的完备体系。在法治中国的伟大实践中，这三大要素所涵盖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法治有关的政治性决断或制度的形成并非是法治信仰社会化实现的充要条件，唯有坚持不懈地辅之以与法治有关的政治性决断或制度的完善并监督、保障其有效实施，才能真正推进法治信仰社会化目标的实现。
其二，当前根除人治的制度性规定和建设已基本完成，也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但是随后的一是如何很好地完善法律体系;二是如何有效地推进法律实施，任务更为艰巨重要。人治的非制度性影响无论是在人们的头脑观念中还是日常实践中都或隐或显地坚韧表现着，因此，根除人治的非制度性影响也需要法治有关的政治性决断或制度的日益完善和有效实施，这需要付出长期而艰苦的努力。滞后的法治政治决策，无视、引发甚至是放纵人治问题带来的诸多弊端进而产生的累积效应，在客观上助长了人治的理念和人治理念催生下的行为实践，进一步增添了法治信仰社会化工作的艰难性。
(二)法治信仰社会化过程的艰难性之二:公民法律素质提升的紧迫性之所以说公民法律素质提升紧迫是法治信仰社会化过程的艰难性因素之一，在于只有公民真正信仰法治才能实现法治信仰的社会化过程。信仰法治的实质，不是把法律当做现代神灵来膜拜甚至盲从，而是要真正树立宪法和法律权威，建立一种以正确理性、具体规则和正当程序为基本特质的治理秩序和参与秩序，使法律成为国家、社会最高层次的治理规则，成为解决纠纷的最终途径。但是由于人治传统长期以来的影响，我国公民缺少学法尊法信法守法用法护法的惯习。一方面，譬如现今的中国乡村大多还是农民分散经营，缺少信仰法治的氛围和动力，厌讼或者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无讼依旧是广大村民的惯习，如果是善良的乡下人，自己知道做了坏事绝不会到衙门里来的。
再有，我国公民对于当下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腐败、执法不公不严等现象秉持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之心态，反正贪的都是国家的，不公不严和我又没有什么关系，缺少公民应有的主人翁意识和素养，反而进一步助长甚至是纵容国家工作人员知法犯法等不良现象的发生与蔓延。另一方面，当前我国法治建设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如部分权力部门司法执法不公不严、暴力行政与执法、工作推诿扯皮，特别是部分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知法犯法、贪赃枉法、以权压法等人治观念作祟，如近期网络疯传热议的北京警方暴力执法致雷洋非正常死亡事件，兰州财经大学两位大学生因用手机拍摄派出所民警暴力执法视频，被强拉至派出所并将两位大学生的屁股打开花等等案件的频发。可以说，人们考察法律或者法治是否值得信仰在很大程度上是透过国家权力部门工作人员的具体工作和日常行为实践来进行确信和考量的。如此，这些不良现象的负面效用不仅会导致国家公信力的缺失，还会致使本来就缺少信仰法治传统的我国公民丧失信仰法治的信心，这在客观上进一步阻碍了法治信仰社会化的进程。由于长期以来人治观念及实践负面累积性效应的影响，短时期内提升广大公民特别是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的法律素质，实现法治信仰社会化的目标实属艰难。
(三)法治信仰社会化过程的艰难性之三:根除人治的非制度性影响目前，我国关于法治的政治性决断和制度建设已基本完成，人治的理念和行为实践遭遇法治政治决策的抵制，但是人治的非制度性影响却仍然顽固。这也充分说明，根除人治的非制度性影响依旧具有艰难性。现实而言，人治早已不是社会所提倡或规定的，但是在现实表现中，比如部分国企、事业单位时有发生的萝卜招聘，信访领域的信访不信法，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再如我国是个人情社会，人们的社会联系广泛，上下级、亲戚朋友、老战友、老同事、老同学关系比较融洽，逢事喜欢讲个熟门熟道，但是如果人情介入了法律和权力领域，就会带来问题，甚至带来严重问题。这些现象或事件成为人们在日常实践中排斥或拒绝法治的缘由。这些理念和行为往往体现的是人治的非制度性影响，突出体现在:首先，从人性来看，我们尚处于强调对物的依赖的商品经济社会阶段，人们对于信仰之选择是基于追求价值还是追求真理，也即是基于利益还是理性作出抉择源自于人性自私的本质。休谟在讨论政府体制与机制时指出必须把每个成员都设想为无赖之徒，并设想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谋求私利，别无其他目标。其次，从人的心理来看，人们以人治的观念进行日常实践源于自身的失衡、从众或者攀比心理，如别人遇事都找人，我也要找人;也源于自身的侥幸、尝试或放纵心理，如他人不依靠法律规则办事没有受到惩处还得到了好处，我为什么就得依据法律规章行事等等都有关联。
再次，从文化角度来看，潜规则或者说腐败文化已形成且难以去除，医疗红包、教育腐败、求职腐败等等这种文化形成之后会形成扩散效应，会加剧贪腐滋生且陷入恶性循环，自然会增加反腐工作的难度，在客观上推迟了法治信仰社会化的进程。第四，从社会角度来看，中国自古就是个人情社会，人治传统深厚，凡事都找个熟门熟路已成为惯习，人情大于法理成为日常;加上我国正在推进法治化进程，许多法律、规章与制度正处于修正、补充、完备的状态，人们往往会利用制度的漏洞或者空白而无视法治规则获取不当利益，这些表现反映的是人治的隐性、稳固性和持续反射性特征。充分说明一方面人治观念的非制度性长期累积性影响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人们的日常行为实践通常也冠以相对合理的理由而无视法治。此外，部分政治决策层认为法治的政治性决断和制度建设已基本完成，进而缺乏推进法治信仰社会化的主动性和紧迫性，这也是人治理念的隐性影响所致。上述问题表明，实现法治信仰社会化虽然已经具备很好的制度性条件，但是如何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和有效实施，切实推进法治信仰社会化的进程还将面临诸多困难。
四、法治信仰社会化的实现机制
实现法治信仰的社会化应从积极加强法治的政治决策机制、法治的宣传引导机制以及公民的法治教育提升机制三方面付出努力和实践。
(一)加强法治的政治决策机制是实现法治信仰社会化的前提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这五大体系也即我国的法治政治决策体系。法治政治决策体系的完备与强化决定着法治制度建设的方向和效用，有助于推进我国法治信仰社会化的进程。但是，从社会现实情况看，法治政治决策体系的效用还不够明显，这会延缓甚至是阻滞我国推进和实现法治信仰社会化工作的进程。主要体现在:其一，部分公民不信任权力部门解决法治问题的能力，权力部门的权威效用不明显。一个彭宇案就足以毁掉多年积累的司法公信和法治信仰。
震惊全国的内蒙古呼格吉勒图冤死案同样让广大民众对我国公检法部门工作人员的执法能力及职业道德产生质疑，这都反映出我国国家工作人员的职业素养问题亟待提高。其二，部分公民在权益受到侵害时不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自然就不清楚如何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的权益，这既与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宣传的不顺畅有关，也与公民的自身法律修养不高有关。其三，当下部分国家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消极怠政、司法执法不公、徇私枉法甚至是贪腐，充分说明法治监督体系不严，法治保障体系效用低，这也给公民的法治信仰社会化形成带来负面效用。当前我国的法治政治决策体系效用不明显，充分说明强化法治政治决策机制的完备性和有效性刻不容缓。在法治信仰社会化的过程中，怎样向公民高效快捷地传达法治政治决策体系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怎样提高权力部门的权威效用，怎样产生良好的治理效果等等都是亟需注重的问题。
(二)加强法治的宣传引导机制是实现法治信仰社会化的关键
在整个法治信仰社会化进程中，法治的宣传引导机制是不可或缺的，法治的宣传引导机制是否有成效对于公民法治观念和法治行为实践的提高至关重要，它关乎着公民法律常识和知识的普及、法律素养的提升以及指导人们的日常实践的效果。加强法治的宣传引导机制应注重三个方面:首先，要抓法治宣传的基础建设，体现在抓队伍建设和抓阵地建设两个方面。队伍建设着重强调的是平时建设，要形成一支法治素养高、政治修养好的法治宣传常备队伍，并形成良好的补充和淘汰机制;阵地建设则是强调电视、纸媒等传统媒体与微博、微信、网站等新兴媒体联合运作，全方位、多角度地加大法治宣传专栏的开辟力度、时间与效用，并采取如以案说法、庭审直击、演讲辩论等等多种宣传方式使人们切实感受到法就在我身边，以切实提升公民的法律素养。其次，要加强法治宣传工作的指导和规范。宣传主管部门要定期和不定期地对法治宣传工作队伍进行培训，不单单是理论支持与指导，还要对法治宣传进行引导、督促和规范，使法治宣传工作得以有序、平稳、顺畅地开展。再次，是法治宣传要走进百姓的身边、切合百姓的实际，围绕百姓的生产生活实际进行展开。这样，不仅能增加百姓的关注点与兴奋点，也能加强法治宣传的实际效果，使百姓切实感受到离不开法，能够知道、了解并在实践中遇事找法，从而促进公民法治信仰的形成。从1986年我国开始实行普法规划到现在六五普法工作的深入开展，现实社会中，裁判文书上网、法院系统微博、部分案件公开审理直播等等诸多法治的宣传引导方式在推进我国法治信仰社会化的进程中起到积极的作用。
但是，有时也会出现与之相反的消极后果，体现在:其一，部分媒体采访无视法律法规和道德底线。如在海南校长开房案中，媒体对6名未成年女孩开房的详细经过、孩子们受伤害状态的采写报道和迅速扩展，在帮助受害女孩及家人的同时却忽视了对未成年人的隐私权的保护，大量细节的再次重述且在报纸与网络中的永远记载，给6名女生特别是给她们的未来带来更大的伤害。其二，部分媒体监督干预司法审判。在许多社会影响较大、媒体和网络传播较广的案件中，正是由于传媒扭曲和夸张的新闻报道掀起了民众与公共知识分子的鸿沟，司法在民众与公共知识分子之间无奈地选择了倾向于民众。当传媒、法律人和公共知识分子在指责社会缺乏法治精神、民众没有法律信仰时，也许首先应当反省自身，他们在法律系统的入口处法治热点事件给社会公众提供了怎样的糟糕经验。如果他们对此始终毫无警醒，一味指责社会公众，那么中国的法治事业终究会是空中楼阁。其结果是给公民正在形成中的法治观念和信仰带来巨大的冲击。必须强调，法治的舆论宣传应该加强和完善法治的宣传引导机制研究。发挥法治的宣传引导机制积极效用，合理有效地规制其负效用，以切实引导公民加强对法治的认识和理解，从而促进法治信仰的社会化目标的实现。
(三)公民的法治教育提升机制是实现法治信仰社会化的根本
推进法治信仰社会化的进程，有效落实公民的法治教育提升机制是根本。有效落实公民的法治教育提升机制主要应该围绕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全局性的，要切实提升公民的法律素质。提升公民法律素质，破除公民法治教育的最大困境主要在于长期以来人治观念带给人们的深远影响，无论是儒家文化中的重礼轻法，还是几千年的身份等级特权观念，都沿袭至今，与现代法治形成强烈冲突。此外，人们的日常行为实践通常会绕开法律法规的规定而选择较容易获得利益的人治方式。因此，要肃清和改造公民头脑中的人治观念，必须强化公民的法治教育，公民法治信仰社会化的成功与否寄望于法治教育取得的成效。二是专门性的，要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法治教育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如何围绕法治人才培养创新法治教育机制。创新法治人才的培养需要突出说明的有两点:其一是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法治教育和再教育。一方面，应加强国家工作人员的公民观教育，真正树立国家工作人员的人民公仆形象，改变几千年来的子民、臣民、愚民、顺民的心理情节，真正做到执政为民;另一方面，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是普通公民的领头羊，要带头学法尊法信法守法用法护法，强化责任、服务以及民本等法治观念，真正起到表率和标杆作用，其一言一行所产生的效用对普通民众的影响是恒久而深远的。
法治社会的前提篇5
我国正处于深化改革的关键期，城镇化迅猛发展，与此同时，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城乡差距的日益加大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各类社会矛盾也层出不穷。如何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环节中完善社会治理方式，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是摆放在党和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一条富有启发意义的道路：“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1.强化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
当前就社会治理而言，社会是全体人民的社会，因而，社会治理也必须让全体人民参与其中，并享受社会治理所带来成果，而这也正是共建共享的本质要求。首先，就共建而言，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与推动者，而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也一再强调“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在社会治理格局中纳入“共建”的内容，也就是要求全体人民、全体劳动者广泛地参与到社会治理的进程中。其次，就共享而言，共享与共建是社会治理中的一体两面，它要求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社会发展的成果，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本质要求。随着当前地区、城乡间的不平衡的加剧，共享理念就是要克服和解决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现象，着力使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到全体人民。简言之，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就是“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治理格局，它是突出人民主体地位，强化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本质要求。
2.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的迫切需求
社会处于不断地发展中，因而以社会为治理对象的社会治理格局也需要不断完善自身的治理内容与治理方式。换句话说，创新是社会治理格局永葆活力的必然机制，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也是新时期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的必然产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城镇化率的上升，我国正逐步实现从农村社会为主导城市社会为主的巨变，利益诉求也更为多元化，作为利益诉求方的人民大众很难参与到社会管理之中。当前，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如何在社会治理中进行有效的创新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关键所在，对此，党的十五中全会又做了更进一步的探索，将全民共建共享纳入到了社会治理格局之中，作为实现社会治理效能的具体途径。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要去全体人民都参与到社会治理的进程之中，并享受改革发展的巨大成果，这迎合了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的迫切需求。
3.深化社会治理改革的时代使命
社会治理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的复杂工程，完善的社会治理格局应该包括党的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大众的广泛参与以及法治保障等多项内容。就我国当前的社会治理现状而言，党和政府承担了绝大部分责任，社会大众的参与与法制建设明显乏力，因此，社会治理改革势在必行，而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则是深化社会治理改革的时代使命。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突破了党和政府对社会治理的绝对垄断地位，将全体人民作为社会治理的主要参与对象。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让全体民众作为治理主体参与到社会治理之中，而他们自身对社会治理中的利益诉求、问题化解存在着先天的优势，因而，处理效果也就更佳，社会治理水平大大提升。
二、当前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困境
1.遵循传统治理法则，社会治理理念陈旧
我国当前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构建而言，政府的社会治理理念存在着陈旧老化的弊端，因而，在治理法则的选择上也脱离了时代的需求。首先，尽管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会管理”转变为“社会治理”，明确了社会公众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与职能，但当前各级政府在具体工作中的转变却较为滞后，不少政府仍然将“管”字作为社会治理的唯一途径。其次，在具体的社会治理中，政府虽然认知到了社会组织的重要性，但并未能将其视作社会治理环节中的平等对象。这种忽视平等与合作的社会治理理念，对于社会组织功能的发挥，以及两者之间的协调与活动都是极为不利的，因而，也就不利于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形成，这些都是其社会治理理念中存在的重点问题。
2.政府主导社会治理，社会治理主体单一
新时期的社会治理需要综合发挥党的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作用，其中，党委、政府、社会组织以及公众是社会治理主体的共同组成部分，却缺一不可。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就是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以及公众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使社会治理的主体更加多元化，从而达到善治的社会格局。然而，在具体的社会治理实践中，社会治理主体单一，政府完全主导社会治理工作确实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然而，当前的社会治理中，公众却存在着参与度不足，参与路径少以及参与缺乏制度保障等多项问题，这对于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构建与完善都是极为不利的。
3.民众参与治理乏力，社会保障机制欠缺
在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全体人民是社会治理的主体所在。就当前的民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情况而言，参与度不够是显而易见的，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欠缺，它主要表现在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利益协调机制不完善、利益保护机制不全面等。当前社会治理中的突出问题如等，大都是由于群众的合法权益都不到切实保护所引起的，造成这一现象的很大一部分因素便是现行的利益保护机制不全面，存在漏洞，为不法人员钻空子提供了机会。
4.未能紧扣时代潮流，社会治理方式落后
社会治理方式是社会治理主体在治理过程中所采用的具体方法，就当前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构建而言，治理方式上存在着滞后性。这种滞后性主要体现在社会治理方式不够法治化、精细化等方面。当前，受限于传统的治理思维，我国社会治理内容在严谨、理性以及体系化上面存在着严重的不足，这导致了社会主体各自的治理任务不明确，政府处于社会治理中的强势地位，必然会过多地承担社会治理的责任，从而制约了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治理效能的发挥。
三、完善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策略研究
1.确立以全民共建共享为核心的社会治理新理念
治理理念的创新是完善社会治理格局，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前提和基础，陈旧的治理理念不仅不适合时代的需求，而且对社会治理效能的发挥也是一种制约。政府作为社会治理中的主导力量，在治理理念中存在着重管轻治、忽视社会公众的社会治理地位以及社会治理方式缺乏人性化都多种弊端，这些弊端是传统的社会管理理念在长期发展中所形成的，归根到底就是由于政府未能将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理念作为社会治理的核心。因此，完善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首要策略便是确立以全民共建共享为核心的社会治理新理念。首先，就全民而言，政府要突破以往社会治理中“管”与“被管”的二元认知，将人民群众视作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之一，而不仅仅是对象，严格践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对社会治理所提出的具体要求，从而实现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质的飞跃。其次，就共建而言，它指政府不仅要在思想上认知人民群众的社会治理主体地位，还要在实践中践行人民群众的社会治理主体地位。它需要政府逐步改变对自身的认知，实现从“运动员”到“裁判员”的身份转变，与此同时，政府还需精兵简政，将不属于行政职能范畴的内容转移给社会领域，比如推进政府行业管理向具有资质条件的社会组织转移。最后，就共享而言，它要求政府在社会治理中，让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社会治理的效能，使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发展结果惠及到每一个人，这就需要政府积极转变工作作风，多余人民群众展开协商对话，通过新型的处理方式来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2.拓展社会治理主体，发挥社会组织治理效能
全民共建共享的本质含义就是将全民拓展为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充分发挥全体人民在社会治理中的功能，从而形成政府主导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新型治理模式。换句话说，能否拓展社会治理主体，发挥人民群众的治理效能是衡量党和政府社会治理能的重要标准之一。政府可以从以下几点出发，做好社会治理主体的拓展工作：第一，充分发挥好企事业单位的社会治理作用。企事业单位作为社会中的重要成员，不仅是社会生产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维护社会治安，保证社会稳定的主体之一，不仅如此，相比于政府而言，企事业单位在技术、资源以及人才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因此，政府需要积极调动企事业单位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动性，从而使其为公共安全的维护发挥更大的效用。第二，充分发挥好社会组织的社会治理作用。社会组织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协助党委、政府治理社会的重要力量，并且社会组织相比于政府而言，在社会生活事务的处理上更具专业性，也更容易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因此，政府要主动从一些社会事务中脱身，并积极发挥好社会组织在矛盾调整、青年教育等方面的作用。第三，充分发挥好基层自治的社会治理作用。基层自治是基层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重要途径，也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在当前的基层民主自治中，群众的自治功能并没有得到有效发挥，甚至有沦为行政机构附庸的风险。因此，政府要引导基层群众逐步完善基层民主决策等内容，提升基层自治的效用。
3.完善制度建设，夯实社会治理新格局
制度建设是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构建的重点，也是夯实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必然途径。只有在制度建设日益完备的情形下，人民群众才有可能参与到社会治理的进程之中，也才能最终实现全面共建共享的构建目标。就当前制度建设的情形而言，利益表达、协调、维护机制的欠缺是影响社会治理格局的重点，因此，政府需要从这三点出发，做好相应的工作：第一，健全利益表达机制。政府需要完善行政复议、仲裁以及诉讼等法定诉求表达渠道，充分发挥人大、政协等团体的利益表达功能。不仅如此，政府还需要在借助网络这个平台开展阳光活动，将网络打造成群众的主要渠道。当然，政府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构建群众参政议政的新平台，为群众介入社会治理创造更多的机会。第二，健全利益协调机制。社会发展的进程中难免会出现利益纠风，因此，政府需要构建完善的利益协调机制，通过与利益攸关方的协商来统筹好现实利益与长远利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等的关系，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一切重大决策的前置程序，尽可能减少因决策不当而带来的社会矛盾。第三，健全利益保护机制。群众切身利益如教育、就业、住房、医疗、养老等得不到有效保障是引发社会矛盾，制约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政府还需要树立以惠及更多百姓为核心的改革理念，切实保障群众的合法权益。不仅如此，它还要发挥好司法救济功能，严厉打击房屋拆迁、土地征用、企业改制等过程中损害群众合法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
法治社会的前提篇6
关键词：提高；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探析
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1]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实施30周年大会上讲话明确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具备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展、深化改革、维护稳定、化解矛盾的能力，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推动各项工作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2]法治思维的理念一经提出，就很快引起理论界和法律界的广泛关注，各自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读和分析。
1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的现实意义
“法治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重要标志，是人类共同的智慧结晶，为各国人民所憧憬和追求。”[3]从党的十五大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首次提出，十七大我们党又提出要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到十党中央旗帜鲜明的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代表党中央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对《决议》的说明，明确指出要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机结合起来，再次重申了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治国理政，维护稳定的能力，党的依法治国理论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党员领导干部是依法治国的具体实践者，必须提高其运用法治思维能力，法治国家的目标才能实现。
1.1提高领导干部正确运用法治思维是全面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客观要求
“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是由该国的社会制度和具体国情决定并与之相适应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人民的理念和主张。”[4]能否提升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能力的水平，起决定作用的是领导干部在治国理政过程中是不是以身作则、带头引领和示范。领导干部要带头树立法治理念，运用法治思维，遵守法治原则，维护法治权威，带头遵守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意义极其深远。
1.2推动发展和改革必须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能力
我国目前正面临着进一步发展社会经济、深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艰巨任务，法治是取得经济发展和深化改革成功的重要保障。只有把改革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和改革的顶层设计用法律法规或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社会的财富和资源才能依法有效地公平公正地进行合理分配，才能合法有效地保障全体公民的各项合法权利。也只有在法制框架下进行改革，才能取得深化改革的成功。同时，随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形成，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项建设都做到了有法可依，推动发展的问题也就转化为如何保障沿着法治化的道路加快前进的问题，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也就显得越来越重要。
1.3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社会各种矛盾必须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能力
“在法治社会中，不同利益集团围绕共同的价值目标进行正和博弈依靠的是法律，任何一种法律制度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矛盾，利益群体经过充分博弈而达成的最优方案。”[5]当今社会转型、经济转轨，因利益调整引发大量的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和创新社会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维护社会稳定、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就是对当今复杂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进行分析研究正确科学地判断，并且适用不同的法律、法规、政策进行诉讼、仲裁或调解。运用法治思维是各级领导干部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必须具备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能力，领导干部只有掌握运用法治思维治国理政的本领，其执政理念和具体的行政行为才会具有规范性、合法性和稳定性。
1.4政府依法行政、执政党依法执政就必须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能力
建设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政府必须依法行政，我们党要依法执政就必须提升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能力。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到宪法和法律至上，国家的各项工作也必须全面运行在法治化轨道上，党员领导干部要把法治思维能力养成自觉自发地心理需求和自然而然地思维习惯，在内心深处牢固树立依法用权，合规用权，勇于履行职责和承担责任成为思维模式和自觉行为时，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目标才能实现。
1.5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能力是提高行政效能摆脱人治困境的需要
我国当前社会，利益冲突错综复杂，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发展、改革和稳定工作日益繁重，领导干部面对各种各样的年终目标责任考核，有的还是“一票否决”，给各级领导干部带来了沉重的责任压力和决策难题。作为思维方式，法治思维能够在依法合规判断的基础上，根据人与人之间、人与公共权力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科学预判和决断。一个完善的法律法规的出台能大大缓解领导干部的决策压力，将其从多元利益的博弈中解放出来，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
2当前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不断深入，我国各级领导干部在运用法治思维能力上有所提升，但是在实践中还是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2.1“官本位”思想严重，法治思维意识淡薄
“官本位”是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官僚贵族享有的各种特权，是人治社会的产物。少数领导干部人治观念、特权思维、官本位思想还比较严重，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不是依法行政，依法办事，而是耍特权，摆威风，出现以权压法，以言代法的现象。还有部分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观念淡薄，在处理一些涉访涉法问题时，不能够正确对待，对一些涉及经济利益的问题，不依法办事，不是推诿扯皮，就是用钱来摆平，采用非法治手段和方法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和矛盾，使日益激化的矛盾更加白热化，造成了部分地区多发、频发，致使个别领导干部为追求暂时的稳定而牺牲政府的公信力和法治原则。
2.2运用法治思维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足
近三十年来，我国在“一五”到“六五”的普法规划中，都十分重视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将其列为重点考核内容。但是仍然有一些领导干部把普法规划的要求置若罔闻，束之高阁，不重视对法律法规和法治精神的学习，在具体的工作中不懂法、不用法，不依法办事，凭主观臆断办事，造成了严重后果，直到受到党纪国法的严肃处理，才知道学法守法用法的重要。部分领导干部为了追求个人政绩，上马“面子工程”，片面追求GDp，用非法治思维进行决策，造成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严重影响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有一部分领导干部不重视危机处理和应急处理知识的学习，一旦遇到突发事件，就惊慌失措，不能够正确地应对和处置，以致酿成重大的恶性事件。
2.3不重视决策程序的合法性
科学的决策来自正确合法的程序。只有严格按照合法的程序进行决策，才能有效地避免决策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各级政府的事关社会管理和公共利益的重大事项的决策都要进行合法性审查，没有经过合法性审查或审查不合法的事项，不能做出决策。有些领导干部在城市征迁、重大项目上马等事关公共利益的重大事项的决策时，不按法律程序公告公示、财产评估、召开听证会等必经的法律程序办事，导致决策失误，给当地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有的还引发了重大，增大了维稳成本，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2.4新形势下做好群众工作的法治思维能力欠缺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新兴媒体和网络信息的飞速发展，公民的维权意识在日益增强，对法治政府建设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但是，还有一些领导干部习惯依靠自己手中的权力发号施令，在市场经济管理过程中，不依法办事，权责不分，与民争利，结果搞的群众意见很大，不能够有效地创新社会经济管理。少数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做好群众工作，化解矛盾能力明显不足，不能够运用法律手段理性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致使社会矛盾冲突在积累爆发前得不到有效地化解。
3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能力的路径选择
全面推进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领导干部树立法治理念是关键，法律素养的提升是手段，提高运用法治思维能力才是目的。
3.1法治思维定势的养成要靠法治理念的牢固树立
学会运用法治思维解决问题、化解矛盾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基本功，要具备这种能力就必须学法、懂法、守法、用法，树立法治理念，养成法治思维定势，才能依法办事。
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能力：
一是要牢固树立依法治权、依法办事、以人为本、保护人权、公平正义等法治理念，持之以恒地追求公正、平等、公平、公开、自由的法治价值，自觉运用法治理念分析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权威。
二是学会运用法治思维定势，简单地说，法治思维定势就是法治思维习惯。当党员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遇到具体问题时，第一选择的是运用法治思维，而不是选择适用经济、道德、行政等其他思维模式解决问题，就是法治思维定势问题。培养领导干部良好的法治思维习惯，只要在工作中遇到问题，领导干部就很自然地想到要依规办事，依法履职。
3.2领导干部要加强法律法规学习，不断提升运用法治思维能力
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能力的提升，关键在于法律素养的提高法律知识的储备。从具体的现实情况来看，如果要求领导干部像专业的法律工作者一样，熟练地运用法律条款，掌握系统的法律体系，正确地把握法律关系，是不现实的，也是很难实现的。要提高领导干部法律素养：
一是注重学习方式方法上要有时效性和针对性，法治教育培训的方式和方法要创新，不断完善和改进干部学法用法制度，形成学法用法的新常态和长效机制。领导干部初任必须经过培训，通过学习交流、案例和现场教学、专题讲座、考试考核、警示教育等多种形式，使法治精神、法律知识为领导干部所接受和掌握，成为领导干部创新社会管理和治国理政的本领。
二是在学习内容上，要注重国家根本大法、法律法规和各种规范性文件的学习，不仅要广泛地学习，还要重点地学习，特别要注重法律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的学习，熟练掌握与自身业务有关的法律法规，加强法律逻辑、维稳综治等方面的知识学习和更新。
3.3掌握法治思维方式，重视法治实践
法治思维不是仅仅简单的法律知识的学习和更新，而是要在优化领导干部知识结构的同时，提高其依法思考、依法决策、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
一是领导干部依法办事的实际工作中，要善于和勇于发挥法治的合规、引导、保障和惩处作用，真正起到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规范秩序、打击犯罪的作用，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
二是在具体的法治实践中要真正体现公正、公开、公平的理念，更好地为社会管理创新和执法规范化服务。通过行政诉讼法定代表人出庭应诉、主持听证、行政复议、旁听法庭庭审、外贸外商谈判、总结分析案例等法治实践活动，提高运用法治思维的实践能力。
三是法治思维能力要进一步拓展，从注重事前决策向注重决策后的效果评价延伸，用实践检验决策是否科学，不断提升领导干部法治思维水平。
3.4营造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的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法治环境
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要不断加强，我国目前已基本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已经进入“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治国理政的法治新阶段。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能力，加强法律体系建设的任务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一是立法工作的科学化要不断地完善和进一步地推进。立法的顶层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权力界限要厘清，滥用权力要防止，还要规范权力内容，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中做到法治先行，使科学立法工作在法治的框架内运行。
二是法治的核心是将权力关进笼子。加强司法公正和依法行政的立法程序，规范领导干部的决策执行的法律和程序，制约和监督行政权和司法权的运行机制。打造法治政府和阳光政府，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参考文献：
[1].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9.
[2].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实施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2.4.
[3]李芳丽.谈谈我的法治建设[J].科技风，2011.10.
法治社会的前提篇7
关键词：派出所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
中图分类号：DF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330（2017）02-0019-13
一、问题的提出与界定
201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坚实基础和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围绕基层社会治理问题，国家进行了很多制度改革。如果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界线，在此之前的三十年，国家以“阶级斗争为纲”，主要用政制的方式（典型的比如“制度”）基层社会进行管理，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随之，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标志着我国的社会治理迈入了法律治理的时代。伴随基层社会的变迁，尤其是基层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基层社会的法律治理也随之不断变化（详见表1）。
不难看出，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已经注意到要运用法律对国家和社会进行治理，基层社会概莫能外。“严打”、“普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等都是法律进入基层社会管控与治理的代表性方式，只不过，基于不同的社会背景和乡村状况，这些方式的着力点不同，因此其产生和引起的治理效果也不尽相同。
第一，这些方式或多或少地代表了国家对基层社会治理的法律意向，国家认识到了法律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即使被诟病认为非法治方式的“严打”，其依据和出发点也主要是法律，只不过其贯彻的是“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⑥无论是从重从快打击严重的刑事犯罪、经济犯罪还是从重从快打击黑帮团伙、暴力和盗窃三类严重的治安犯罪，作为工具和手段的法律的作用显而易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也好，社会管理综合治理也罢，主要是在党的政法机构中央政法委的领导下展开各项工作，⑦试图通过法律达到综合治理的效果是其核心要义。从“一五”到“六五”近三十年的普法工作也是期望通过宣传让法律进乡村、进企业，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第二，治理过程一方面通过国家制定法律的顶层设计来实现，另一方面通过基层社会的经验总结进而上升为国家法律来实现。前者比如“严打”的设计与实施，每次严打期间都会进行相应的法律解释，再比如中央推动的“普法”教育试图让法律进入到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之中，令每一个农民都能“学法、用法、守法”，从而使法律实现对普通人的治理，⑧都是自上而下；后者比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式的形成，与“枫桥经验”等这些基层社会自发形成的制度密切相关，再比如“土地承包经营制”的形成，先有安徽凤阳农民的实践再有土地承包制度，而《农村土地承包法》则是更晚的事情了，这是从基层社会追溯而上形成国家法律的典型体现。
第三，这些治理方式对法律的应用主要采取了工具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态度。⑨无论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社会管理综合治理，还是“严打”与“普法”，法律主要作为治理社会的工具和手段，和谐社会建设、平安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是主要目标。
上面的梳理与分析是认真对待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逻辑起点，也构成了我们对于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诸多期待。
针对基层社会治理，有学者提到了“乡村治理”，董磊明：《宋村的调解――巨变时代的权威和秩序》，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5―13页。也有学者提出“地方治理”，王遥骸兜胤街卫矸ㄖ位的困境、原则与进路》，载《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5期。笔者认为，学者建构的乡村司法理论的“治理论”和“形式法治论”比较好地展示了基层社会进行法律治理的两种思路，陈柏峰、董磊明：《治理论还是法治论――当代中国乡村司法的理论建构》，载《法学研究》2010年第5期。而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正是这些提法和思路的共识。《决定》在“（四）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明确提出“加强基层法治机构建设，强化基层法治队伍，建立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的法治工作机制，改善基层基础设施和装备条件，推进法治干部下基层活动”，这五个方面是“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关键环节与路径。与这五个方面都有密切关系的基层执法机构非基层公安派出所莫属。
其一，公安派出所的特点与定位使然。公安派出所是最主要、分布最广、与人民群众接触最广泛的基层执法机构，它拥有的基层法治人员数量最多。近些年的公安改革强调民警等资源向基层派出所倾斜正是《决定》中“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的法治工作机制”的具体体现。而“改善基层装备条件”对于作为国家暴力机关的派出所执法凸显特别意义。
其二，派出所的功能使然。在一般人的观念中，派出所就是一个基层执法机构，主要处理治安行政案件和一些刑事案件。然而，从我们对包括浙江K派出所在内的三个派出所2015年1―6月份所有接处警资料来看，派出所接处警所处理的70%～80%（在城市派出所这一比例相应降低）的事件属于普通纠纷，无法达到治安违法处理的标准。换句话说，实践中派出所的主要功能并不是处理案件，这里用“案件”一词是为了与前一句的“纠纷”一词区别开来，前者指治安行政案件和刑事案件，而后者指达不到派出所案件标准的其他事件，统称“纠纷”。而是平息纠纷，而对这些纠纷的处理正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三，基层社会治理的需要使然。有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政权不断下沉，不断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3―297页。但是，伴随制度、土地承包责任制和取消农业税等经济变革，国家政权力量在基层社会的存在不断减弱。人民法庭、司法所、检察室、行政执法所（有的镇称“分局”），甚至土地所、税务所、劳动监察室、城建等机构在多数乡镇一应俱全，然而，老百姓遇到债务纠纷、土地纠纷、宅基地纠纷、村干部贪污集资款、工资纠纷，甚至婚姻纠纷等问题，首先想到的还是打110或者直接到派出所找警察，派出所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可见一斑。
为了更加具有针对性和说服力，本文选取了浙江K派出所作为具体讨论的切入点。K派出所辖区2个乡镇，总面积约150平方千米，26个行政村，常住人口近30000余人，流动人口近1000余人，派出所正式民警6名，2警务区。第一，K派出所是个典型的农村派出所，辖区面积大，但流动人口少，离县城较远。老百姓有纠纷和矛盾基本上都会找派出所，因此派出所对各种事件的处理基本能够集中反映基层社会治理所面对的种种困难和势态。第二，K派出所只是一个三级派出所，按照《公安派出所等级评定办法》中“人口管理、治安管理、安全防范、执法办案、服务群众、队伍建设、内务管理、后勤保障”等八个方面的评判标准，《公安派出所等级评定办法》第4条规定，公安派出所划分为五个等级，达到95分以上和必备条件的，可申报为一级公安派出所；达到85分以上不足95分的，可申报为二级公安派出所；达到70分以上不足85分的，可申报为三级公安派出所；达到60分以上不足70分的，可评定为四级（合格）公安派出所；不足60分或者存在严重问题的，为五级（不合格）公安派出所。可以说K派出所是全国约4.5万个派出所里面非常普通的一个，对其执法硬件和软件以及民警法律实施水平的充分讨论能够代表全国绝大多数派出所的水准。第三，如果K派出所的法律实施水准能够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关系得到很好的展示与讨论，据此找到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某些规律和路径，从此延展，全国许多地方的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问题都将有可能获得理论上和实践中经验性的启迪。
二、派出所的法律实施契合基层社会治理的需要
发生在2016年5月份的雷洋案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为雷洋的非正常死亡，派出所办理的一个可能的普通行政违法案件关涉到了不仅法律本身，还涉及到了诸如派出所的执法问题、人权保障问题、民警的执法能力、案件的管辖问题、平民小孩跳龙门、人民大学与政法大学校友的争论、校友圈力量问题、舆论舆情导向问题、政府对舆论舆情的应对和该上什么样的大学等许许多多的社会热点问题。参见：《雷洋事件，是什么让你不安？》，载《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雷洋案需要什么样的真相》，载《新京报》2016年5月11日；任重远：《北京检方公布雷洋案死因，两警察被批捕》，载《南方周末》2016年6月30日；《雷洋案调查结果公布警察律师：依法办事》，载《北京青年报》2016年6月30日；《北京检方请专家论证雷洋尸检结论》，载《法制日报》2016年6月28日。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东小口派出所民警的一系列执法行为的后果，而这一系列后果正是基层社会治理日常所面对的形形、纷繁复杂、充满不确定性的各类问题的集中展示。在这个意义上讲，派出所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阵地，派出所工作，尤其是派出所的法律实施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与场域。事实上，按照《公安派出所正规化建设规范》第2条的规定，公安派出所的主要职责有：（一）收集、掌握、报告影响社会政治稳定和治安稳定的情报信息；（二）管理辖区内的实有人口；（三）管理辖区内的重点行业、公共娱乐场所和枪支、弹药、爆炸、剧毒等危险物品；（四）指导、监督辖区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内部治安保卫工作；（五）宣传、发动、组织、指导群众开展安全防范工作；（六）办理辖区内发生的因果关系明显、案情简单、一般无需专业侦查手段和跨县、市进行侦查的刑事案件，并协助侦查部门侦破其他案件；（七）办理治安案件，调解治安纠纷；（八）参与火灾、交通、爆炸、中毒等治安灾害事故的预防工作；（九）接受群众报警、求助，为群众提供服务。简单概括即：第一，维护社会稳定；第二，行政治安管理；第三，提供安全防范与预防功能；第四，部分刑事司法功能；第五，行政执法功能；第六，服务功能。这些可以在广义上总称为派出所的法律实施。
“警察（police）”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polis”，意为“城市（city）”，这个词同时还包括城市“治理（government）”之意，而更为现代意义的扩展便是“国家（state）”。StevenVago，LawandSociety（9thedition），pearsoneducationinc.2009，pp135―136.警察的主要功能是执行法律、维持秩序和服务社区，这与基层社会治理大致是一致的。DunhamRogerG.，andGeoffreypalpert，Criticalissuesinpolicing，wavelandpressinc.2005，pp26―27.我国当下，公安机关是各级政法委的主要组成部门，而“政法委”与对基层社会治理能够产生巨大影响的“综治委”又往往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前引④。简而言之，作为市、县公安机关直接领导和管理的公安派出所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关系得到了目前我国组织机构架构的支撑，派出所与基层社会治理在当下的我国不仅具有天然的关联性，还得到了国家正式制度的确认。
（一）作为基层执法机构的派出所能够契合基层社会治理的“基层性”
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在于它的“基层性”。正如有学者所言，基层社会管理主要是指以乡镇街道和城乡社区为地域范围和载体的社会管理。龚维斌：《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探索与思考》，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与“上层社会”相对而言，“基层社会”一般指与经济基础联系较多的社会领域，包括直接从事生产（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社会民众及与民众直接联系的管理者，如通常所说的基层和地方干部。徐勇：《农民改变中国：基层社会与创造性政治》，载《学术月刊》2009年第5期。基层社会治理直接面对老百姓，面对具体事件进行个案化处理。基层社会治理关键在于处理基层社会民众与直接管理服务民众的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需要对人口的精细化管理与服务。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基层是“承上启下的节点，各种矛盾的焦点，工作落实的重点”。：《工作倾斜基层（二五年一月二十七日）》，载：《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基层性带来了复杂性。因为要面对具体的个人和处理具体的个案，基层社会的治理又必须是全方位的，涉及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等方方面面。因此，管理过程中涉及的主体越来越多元化。基层社会包括乡村精英、流氓混混、有威望的人、村干部、宗族势力和乡镇企业势力，在某些地方还可能有宗教势力等，这还不算基层政权的管理者，既要处理管理者与社会民众之间的关系，还得处理好不同角色社会民众之间的关系。当代中国基层社会矛盾复杂，社会风险不断增加，危房改造、农村公路、娱乐设施等基础建设、拆迁征地卖地，集体企业利润分配等与经济利益关系密切的基层社会事务越来越多，民众的利益诉求越来越多，同时乡村干部腐败、农民上访也层出不穷。一方面基层社会民众对基层管理者缺乏信任感，有学者总结为“踢皮球”、“夸海口”、“玩游戏”、“潜规则”、“哄骗术”和新；陈朋：《基层社会管理中的信任流失：过程及机理》，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6期。另一方面，民众则经常以极端的方式来发泄这种不信任，社会风险因素越来越多，这就对基层社会治理的水平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就在写这段话的同时，又出现了“宝鸡88户村民要领危房改造补助被要求先捐3300元”、《宝鸡88户村民要领危房改造补助被要求先捐3300元》，载《华商报》2015年5月25日。“西安一男子公交站被杀系6年前拆迁纠纷被报复”2015年5月25日上午8时50分，西安市自强东路工人文化宫公交车站旁发生一起伤害致死事件。据了解，行凶者本人是拆迁户，被他杀死的是大明宫遗址公园附近一个拆迁办的负责人。死者姓曹，负责车站北广场地区改造，区域包括太华路以北、自强路以南等地区的拆迁工作。参见庞铭、张伟：《西安一男子公交站被杀系6年前拆迁纠纷被报复》，资料来源于东方网新闻：http：//newseastdaycom/eastday/13news/auto/news/china/u7ai4007857_K4html，最后L问时间：2015年5月25日。的新闻。
派出所的法律实施契合基层社会治理的“基层性”。基层社会治理的基层性就在于每一个事项很具体，要针对每一个民众进行不同的区别管理。而派出所有人口户籍管理的功能和职责，不仅可以对辖区民众进行一般性的服务，而且针对吸毒、等重点人口能够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监控和特别处理。与其他基层国家机构相比，派出所还有“110接处警”制度。经验表明，几乎所有的特别、紧急、危难事件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呼叫“110”，其曾经打出的“有警必接、有难必帮、有险必救、有求必应”的口号更是满足了基层民众的各种紧急需求，这样的功能是任何其他基层国家机关都无可比拟的。比如K派出所2014年第一季度所面对的一些具体问题：水库蓄水后各村房屋出现开裂等问题报警；部分村民对当地某养殖场政策处理问题不满报警；部分村民特别是老人要求在路政中队地基上重建寺庙与路队发生冲突报警；某些村民因为所在二炮部队建设政策处理遗留问题、农田复垦问题等不断上访，派出所被指派劝说和处理相关事宜；某村干部违反政策收养孩子还想继续参加选举被报警……这些事件都有一个共同特征：派出所没有权限、更没有能力从根本上解决，但都需要派出所第一时间出现场处理。基层社会的治理是全方位的、立体的，既有政治经济建设、政权建设，也有文化、社会、生态建设。派出所的治安管理、安全预防功能和打击犯罪功能能够“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坚实基层政权建设，为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做坚强后盾。在K派出所仅有的6名民警中，还要承担“河道警长”一责，“河道名称、所在乡镇、流经村庄、河道起讫点、警长及联系电话、警员及联系电话”等信息都对外公开，甚至竖立在河道附近，接受举报和质询。
（二）派出所的执法契合基层社会治理的社会控制
基层社会的治理需要自上而下的社会控制，包括来自各级政权的管理控制和来自国家正式制度文本的控制等。在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不可能脱离基层政府而形成，其需要来自垂直方向的政权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严打、普法等手段实际上就是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让法律依照特别的方式进入基层社会，打破一些陋习，引导甚至依某种暴力的方式让法律成为基层社会民众行动的依据。稳定的社会秩序需要政权力量的维护，撕裂的社会秩序需要国家暴力机构通过执法等手段来修复。就K派出所来看，其对常驻人口的登记之外，还要求每位民警每个月收集多少条人口资料，新录入多少、修订多少，这些都要加扣分，归入考核。K派出所每个季度对于侵财、黑恶犯罪、黄赌毒案件、涉网违法犯罪等“打击指导数”的完成都属于典型的社会控制的组成部分。
具体到派出所执法业务中，派出所的行政执法、刑事司法、打击犯罪、特殊行业管理、治安防控、巡逻制度等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社会治理中社会控制的表现形式。在基层社会，派出所是分布最广的基层执法机构，内部有详尽的制度措施来保障实施。K派出所每个月的“基础信息采集情况”、“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情况”、“可防性案件发案情况”、“提供线索破案情况”都详细地记录了其对社会治安隐患的掌握情况，也为相关部门全面和细致地进行社会治理提供可信赖又坚实的事实依据。新近的“雷洋案”和“深圳两女孩未带身份证被传唤”事件，参见《深圳街头两女孩被强制传唤警车上录下争吵视频》，载《新文化报》2016年6月12日；《警察能否随意盘查公民身份证？》，载《新京报》2016年6月13日。都是最基层执法机构的派出所在普通的日常巡逻、治安管理与执法中发现问题的例子，这种发现问题的思路与途径包括巡查、对于可疑人员的盘问、查看身份证、口头传唤等，这些法律实施的方法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15条第1款、公安部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程[公通字（2010）9号2010年1月27日]》等法律规章制度中。这些发现问题的方式本身就是派出所社会控制的隐形体现，当然也潜藏着对公民合法权利侵犯的危机。
另一方面，派出所通过与其他机构的合作，从侧面完成了针对非常事件的自上而下压制型处理，修复和维护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在《K派出所2014年5月份工作月报》中，也提到了“联合当地党委政府对当前的重点进行重点梳理、重点监控、重点解决”，“牵涉到政策处理方面的问题及时与镇政府沟通，移交镇政府处理”，“排摸辖区内不稳定因素，与镇政府相关部门密切合作，化解矛盾纠纷，防止上访事件发生”。典型的再比如由于近几年医闹事件增多，即便在这样一个只有6名正式民警的派出所中，也有相应的应对机制，如《公安机关打击涉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统计表》和《指导医疗机构落实内部安全防范情况》，后者涉及到“开展安全检查（次）、整改安全隐患（处）、增设保安员（名）、开展安保培训（次）、协助排查医患纠纷（起）、协助化解医患纠纷（起）、稳控扬言伤医人员（个）、出动巡逻警力（人次）、增设警务室或治安岗亭（个）、及时制止现行违法犯罪（起）”等事项。
（三）派出所的发动与服务契合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社会自治
基层社会良好治理秩序的形成既需要外在的社会控制，也需要内部自治。前者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政权控制、制度文本规定，后者是基层社会自身内生的秩序。在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提供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架构，也往往是基层其他自治组织的母组织。然而村民自治组织并没有成为决定乡村治理状况的决定性力量。贺雪峰：《什么农村，什么问题》，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41页。自治组织缺乏规范化的运作，村财务、村民选举、甚至可以接受国家补助的贫困户的选择等村务缺乏透明，滋生了腐败和民众与村干部、甚至与基层政府之间的矛盾。还有一些地方的乡村混混、黑恶宗族家族势力也阻碍了基层组织正常发挥其自治功能。被称为第四次警务革命的社区警务方兴未艾，其核心要义在于以社区、村庄等基层社会为出发点，警察与社区民众相结合，通过充分发挥基层民警服务社区民众的功能，共同寻求解决影响社区正常生活隐患的问题。派出所通过安全防范、消防宣传、普法等活动，和基层社会群众打成一片，及时了解基层需要，助力完成基层社会自治。为了提高动员能力和服务质量，K派出所每季度都进行《K派出所提升群众满意度专项调研报告》，如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显示：1.治安问题成为影响满意度的主导因素：与同期相比，侵财类案件发案比重居高，负面效应波及范围广；个别地方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蔓延；2.社会治安防控管理不完善制约着满意度的提升：警力制约仍然存在着街面见警率低的问题，一些重点路段、重要部位、重要时段巡逻密度不够；3.窗口办事效率和服务群众水平改进提升成为影响满意度的关键因素。在人口信息纠错、户口补录以及办理身份证过程中，由于有些措施不当，造成老百姓多次路途往返等。
在公安改革的背景下，派出所的治安管理等也在不断改革，它寻求通过满意的服务来达到管理的效果。“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深厚基础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及时帮助人民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任建新：《政法工作的基本任务、奋斗目标和指导方针》，载《政法工作五十年――任建新文选》，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483页。K派出所每月进行《校园安保工作检查登记》，“制度管理、防交通事故教育、防火教育、防溺水教育、出入校园登记、接送管理、巡查登记、校车管理、防暴力预案、六一儿童节活动情况”等都是他们必须提前登记的事项。另外还有《走访情况半月统计表》，每个民警都得定期走访村、走访户，边走访边解决问题。
（四）派出所解决纠纷是勾连基层社会治理中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因素的聚集地
中国基层社会的治理依据既有政策、法律等正式制度性因素，也有当地的风俗民情、习惯、地方性观念、纠纷解决策略、权力技术、传统和道德风尚等非正式制度性因素。正如美国著名学者Bovaird与Loffler所指出的，“地方治理是一套包括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结构、过程等内容的有机系统”。tonyBovaird，elke.Loffler：《公共管理与治理》，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165―166页。基层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国家与社会的交接点而存在的，既要依靠基层政府、法律、选举等正式的制度要素，又要依靠基于信任、熟悉程度以及社区认同而形成的非正式制度要素。
基层社会相对还是一个熟人社会，能让大家产生共识并严格遵守的规则往往不一定与正式制度完全一致。K派出所在处理纠纷的时候，发现当事人双方在纠纷发生之前常常都按照当地的非正式制度规则缔结了合约，可是后来因为一方的某种原因导致履约困难，而另一方总会要求派出所以当地的非正式制度规则来处理和分割他们之间的利益。典型的比如他们曾经处理的一个案子，周甲和周乙是邻居，两人口头协定，甲允许乙建新房修建地下室（按当地习惯，修建地下室必须经过邻居允许），乙允许甲在乙家门前的预留地修一条路通往公路，但在乙建好地下室后反悔，不愿意让甲修路。甲要求派出所出面解决，而且要求派出所按照当地要遵守口头协定的习惯要乙履行“允许甲在乙家自留地修路”的约定。当然，这个案件还有更多法律问题，为防赘述此处省略。无论这样的纠纷处理结果如何，一定程度上非正式制度在基层社会适用的机会更多，甚至在某些情形下比国家正式法律对基层社会的治理更有效果。
和其他基层国家机构相比，派出所数量最多，能够处理的事务（包括很多可能本不在权限和职责范围内的事务）范围也更广，与基层社会的人和事接触最广泛，能够深入基层社会，因此，不仅能够娴熟地应用国家正式的法律、政策来解决纠纷，还能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利用辖区内的民俗风情、习惯法等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托克维尔认为，维护美国民主制度的因素有三，即自然环境、法制和民情。但是，若按贡献，自然环境不如法制，而法制又不如民情。[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中文版序言。派出所的法律实施能够充分利用这些因素，探索并形成治理基层社会的方法与技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派出所往往不可能单独出面，实际上在许多问题上也没有权限和资格单独出面，常常与基层政府、其他相关部门和村干部一起作为第三方进行“斡旋”谈判、调解博弈。以K派出所为例，由于当地是饮用水资源比较匮乏的区域，相邻两村村民经常就水源归属问题产生争夺，村民到乡政府聚集（由于事关集体利益，每次聚集村民有50至100人左右），要求书记和乡长就把水“卖”给另外一个乡某村一事给个说法，K派出所多次处警，后来广泛收集各类信息，了解到原来相邻两村之间不仅涉及到饮水问题，还有以前的寺庙迁址等问题，于是按照当地老人提供的做法，遵守当地风俗习惯，再加上合法合理的赔偿最终这些问题得以解决。
三、派出所法律实施中四大法治功能的形成
基层社会治理需要法治化，派出所的法律实施契合了基层社会治理的需要。相应地，基层社会发展所滋生的各类社会矛盾如果要获得法治的解决，处在社会矛盾解决第一线的派出所的法律实施依据、方法和技术理应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法治资源和法治路径，这些法治资源和路径可以称之为派出所法律施中的法治功能。
（一）派出所法律实施中法治福利功能的形成
按照亚里士多德对法治的界定，法治的最基本要求是良法之治。亚里士多德很早就指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99页。良法的基本要求是具有可预测性，这就减少了摩擦，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市场效率和个人自由的实现，放大到整个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中去，其最终实现了福利增量。派出所在人口管理和保障基层社会建设中不断体现着这样的法治福利功能。
“做好流动人口管理工作，从根本上说，必须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增强基层组织的战斗力”。任建新：《大力加强流动人口管理（1995年7月11日）》，载前引B28任建新书，第476页。人口管理工作是其他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基础。派出所处在我国人口管理工作的第一线，其能够通过人口管理及时发现问题、探索问题，进而有可能更早地解决问题。K派出所通过对因部队建设政策处理遗留问题、农田复垦问题不断上访等人员的密切关注，加强对辖区内不安定因素的排查，争取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从侧面增加了本辖区社会的福利。
作为最基层的国家暴力机构，派出所在基层社会管理中保障社会各项建设顺利进行。以派出所河道警长为例，“五水共治”（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是浙江省委省政府2014年提出的重大战略决策部署，浙江省公安机关主动参与，积极探索相对应的省、市、县、派出所四级的“河道警长”警务工作机制，其中钱塘江、瓯江、曹娥江等重要水系由省公安厅6名厅领导担任“河道警长”。詹肖冰：《“党政有呼，公安必有应”浙江公安在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谋划“四项建设”》，载《人民公安报》2015年4月13日第01版。这将是派出所法律实施带来的更大社会福利增量。
（二）派出所法律实施中法治权威功能的形成
法治另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法律至上。前引B32。法治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和操作性的技术体系，要求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一种至上性、权威性的地位，要取得相对于其他社会调整措施的优先性，取得独立于各种具体政治权力斗争的超越性。叶传星：《法治的社会功能》，载《法律科学》2003年第5期，第72页。这可以称之为法律的权威功能。
从行政法的角度看，派出所是公安机关的一个派出机构，能够以自己的名义作出的处罚只有警告和500元以下的罚款。然而，在现实中，小到邻里纠纷，大到刑事案件，公安派出所的身影无处不在。百姓有事情，第一个想到的政府机构就是公安派出所。从某种程度上说，公安派出所是最经常、最重要的法律实践主体。法律在社会实际中的运作，可以在公安派出所中得到最直接的体现，而社会主义法律权威能否得到维护，也可以在公安派出所中进行最直接的观察。吴小兵：《公安派出所与法》，载吴敬琏、江平：《洪范评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40页。派出所的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最能体现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法治权威功能。
派出所法律实施的状况是基层社会民众认知国家法治建设质量的最主要和最前线来源。国家施行法治，通过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等活动来维系社会秩序，由此树立自身的权威，进而增强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从“依法性”到“合法性”就是法治权威的构筑过程，而在基层社会，则主要依赖以派出所为主要代表的基层执法机构法律实施水准的不断提高。K派出所打击涉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和指导医疗机构落实内部安全防范正是基层社会治理中一个“依法性”到“合法性”的缩影。而“雷洋案”、“深圳两女孩未带身份证被盘查”事件中警察执法行为的不当不仅侵犯了涉事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更对法治权威、司法公信的形成带来严重危害，制造了与民众的对立。
（三）派出所法律实施中法治弥合功能的形成
任何一个社会要得以存续和发展，首先必须以某种方式，借助某些社会力量来维持社会的基本秩序，使社会系统的各个方面都能够基本稳定，使社会成员之间有一种最基本的、最低限度的团结、共识与合作。参见[美]约翰逊：《社会学理论》，国际出版文化公司1988年版，第10章。转引自前引B36。法治通过确立价值多样化及价值共识来促进社会整合；通过解决社会纠纷而达到社会整合，前引B36，第73―74页。我们称之为法治的弥合功能。
从纠纷解决上看，派出所在基层社会主动或者被动地解决纠纷到底是为了政治上维稳，还是为地区经济保驾护航？是以基层社会的稳定器出现，还是以实施法律的执法机构出现？虽然这些功能与角色之间不冲突，但是其关系和重心如何配置一直以来在学界甚至在政法机关内部并没有得到充分讨论。基层派出所所实施的法律，在多大程度上维护了法律的统一性，在多大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秩序，保障了经济发展，人们很难进行明确判断，但为人民进行的服务活动却可能由于与民众切实切近而得到认可。
也正因如此，派出所与基层精英、乡村干部，有威望的人，甚至当地的混混建立起一定的关系网络。反过来，这些资源又在更多的纠纷解决中被派出所使用，无论是以协调为特征的调解还是以压制为特征的权威解决中。参见左卫民、马静华：《论派出所解决纠纷的机制――以一个城市派出所为例的研究》，载《法学》2004年第9期，第53―62页。与老百姓接触面最广的派出所充分发动和调动民众，为大家解决问题寻找到最大公约数，正是出于这一共识，相对而言，基层社会在出现拆迁、征地补偿、征税、邻里纠纷等社会矛盾时，其他相关机构期望派出所民警在场。
（四）派出所法律实施中法治批判功能的形成
如何在法治体系内部及通过法律治理的社会生活内部建立一种良性机制，保持自我更新、自我完善和自我重塑的能力是法治不得不时刻面对的问题。“实际上任何一个结构完善的自组织体系都必须发展出此项功能才能健康地存续”，前引B36，第79页。这就是法治批判功能的任务。通过不断的自我批判和反思，让法治成为一种更坚固的治理之道，使各n相互冲突的社会关系都被控制在秩序之内。批判功能不是对法治自身及相应社会关系的颠覆，而是其功能结构的内在完善和补充。参见前引B36，第79页。
一方面，法治的内在价值批判性地改良着基层社会非正式制度因素。派出所是基层最主要的法律实施机构，这种改良往往要通过派出所千百次反复地执法发生渐变。因为老百姓与基层派出所的接触面最广，他们从派出所的反复执法中感受、学习和形成对法治的看法、观念和意识。K派出所就水源归属问题的解决中，广泛收集各类信息，虚心请教当地老人，遵守本地风俗习惯进而让问题及时得到解决的做法正是批判性地结合运用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结果。
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任何时代的法律，只要运作，其实际内容就几乎完全取决于是否符合当时当地人们理解的便利，其形式和布局以及它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所欲求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其传统。oliverwendellHolmes，Jr.，theCommonLaw，LittleBrownandCompany，1948，p2.作为正式制度的法律在批判中吸纳非正式制度性因素的过程中，又经过适用被不断实践着。派出所的法律实施以法律为依据和前提，在使老百姓形成强大法治观念的同时，客观上将不断被基层法治实践反思和批评，法律实施本身还会被老百姓监督，其应当在这个循环中获得不断的改良。K派出所在接处警、立案、侦查办案、涉案财物、窗口服务等法律实施中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的《K派出所执法检查“回头看”活动情况》即是法治批判功能的重要表现。
四、通过派出所法律实施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
基层治理法治化是指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前提下，在县级以下（县级、乡级、村、社区等）行政区域推进依法执政、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工作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李树忠：《全面认识基层治理法治化》，载《光明日报》2014年11月8日第03版。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就是将基层社会治理中各方主体的地位、相互关系、活动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要求各方主体依据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行动，进而不断提升各方主体的法治理念，增强其活动的法治水平。派出所法律实施所展现出来的四大法治功能是通过派出所法律实施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桥梁。
（一）通过提升派出所法治福利功能，不断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的公正
一方面，提升派出所人口管理水平，不断提高法治福利增量，增加社会的总财富。社会总财富的增加是更大、更广泛公平的前提。公平的实现或者说公平尽可能大的实现当然要以财富的存在和被拥有为前提。李亮：《公平价值：经济分析法学的软肋？》，载《光华法学》（第四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59页。从基层流动人口管理做起，强化人口管理水平，特别是重点人口和流动人口的管理，如缓刑人员、曾经刑满释放人员、经常被行政治安处罚的人员、江湖混混等。
另一方面，基层社会的最大特征在于主体的基层性和多元性，很多纠纷往往是基于诉求得不到公正对待而引起的，与基层民众广泛接触的派出所能够较好地把握不同主体的不同诉求，尽可能做到分配公正和矫正公正，进而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公正水平。派出所可以运用多种力量和社会资源来平息纠纷、处理案件和各类求助，使矛盾各方当事人感受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与公正性。比如派出所110接处警所处理的矛盾大多属于普通纠纷，无法达到治安违法和刑事案件处理的标准，但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纠纷又是影响基层社会稳定和谐的主要因素，如何对待这类纠纷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类纠纷往往基于宅基地、小额财产的归属与界限、甚至一些“鸡毛蒜皮”小事，标的利益本身并不是平息纠纷的焦点，而与之似乎无关的“面子问题”、“争一口气”却往往成为这类纠纷妥善解决的焦点，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如何采取公正透明的方式。派出所常常充当人民调解员，或者调动其他社会力量给以解决，这也隐约指导着基层社会治理的方向。
（二）通过提升派出所法治权威功能，不断强化基层社会治理者的程序法治理念
派出所的法治权威功能是在派出所的行政执法、刑事司法等法律实施活动中形成的。这种权威不应因为压制而形成，而应因其公开、透明，严格遵守法治原则而形成，基层社会法治权威的关键在于看得见的程序公正。
体现在派出所的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中，就是程序优先于手续。当下我国，对程序原则的遵守和强调是弘扬法治权威功能的关键一环。实践中，考核制度往往是派出所办案的指挥棒，履行各种办案手续也就成了结案的指挥棒，手续被重视，程序被忽略。手续往往通过书面材料以及文书完成，而程序更需要具体的行动，本来手续是程序的体现，现在手续却成为完成案件的重心。因此，对派出所的执法考评由书面式的案卷考评逐渐转变成全程考评（尤其是包括办案区执法行为的考评）成为推进程序法治的关键。而且，加强派出所的程序法治理念能给计划生育、收费纳税、农田、水利建设、拆迁、征地、家庭琐事、邻里纠纷等其他治理领域提供借鉴：公开、透明的程序能够让基层民众以可看得见的方式监督并认可基层的治理，树立治理的权威性。
另一方面，以国家暴力机构作为后盾的严打、社会综治等社会控制手段有天然的侵略性，容易突破既有的法律程序演变成可能在某些领域侵犯个人人权的运动式执法，因此，对于社会控制手段的实施不仅要有明确的法律为依据，更要强调程序规则。而且，不仅仅是因为严打这样的运动性治理方式被批判缺乏法治思维，有人就认为，“严打”是在治安形势恶化的背景下以牺牲法治原则和程序正义为代价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参见郑戈：《“严打”2010――策略与法治的对接与抵牾》，载《中国改革》2010年第11期。重要的是，派出所本身是这些治理方式的重要参与者，派出所对程序原则的严格遵守必将对其他参与者的行动带来积极的影响。在K派出所办理的相关案件当事人的访谈中，尽管有些做法被诟病，但是与其他基层执法机构相比，当事人认为派出所的执法程序尤其是每一个案件节点的告知和法律文书送达应及时公开，民众更喜欢派出所来处理他们的纠纷或者求助，即便这些纠纷和求助本来不属于派出所的职能范围。由此可见，派出所法律实施的严格程序意识在基层国家机构所带来的执法竞争力显然对整个基层社会治理的程序法治理念强化裨益颇多。
（三）通过提升派出所法治弥合功能，不断强化基层社会民众诚信守法水准
有学者认为，当前基层社会家庭关系益理性化，孝道益衰落，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盛行，公共生活日益萎缩，公共舆论日趋无力，村庄社会日益灰色化。前引B10，第12页。还有学者认为，“在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绅士a层受到巨大冲击并逐渐趋于解体，这破坏了传统的以地方精英为中心的社会整合机制，由此导致乡村秩序的崩溃”，前引B14，295页。基层社会的内生秩序遭遇到共生价值观的困境。笔者认为，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共识，法治能够及时弥合基层社会的内生秩序。
第一，增强派出所在基层自治组织制度中的法治弥合功能。在大多数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组织并没有成为决定乡村治理状况的决定性力量。自治组织缺乏规范化的运作，村干部腐败，村民与村干部、甚至与基层政府之间的矛盾尖锐。派出所在基层社会的广泛性和作用往往使其成为这些纠纷和矛盾的聚集地，派出所对待这些纠纷和矛盾的态度以及处理方式成为包括村民在内的基层村民理解、认可国家法律的焦点：如果公权力机关能对这些包括乡村腐败在内的纠纷矛盾进行合法科学的处理，这同样也构成民众从心底主动守法的强烈意愿。
第二，派出所通过法治式地化解矛盾、调处纠纷、主动服务和宣传，弥合了效率与公正、稳定与发展、市场与政府、技术与法制之间的张力，同时也逐渐消解了法治与政治、经济发展、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矛盾。法治是矛盾各方妥协的共识，每个人通过守法能够获得利益，而且会使这种利益最大化，民众就会主动守法，这也为基层社会的治理减少阻力，增强合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最终要落实到法律在基层社会民众的具体行动中，诚信自觉守法是法治在基层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实现途径。
第三，提升这种弥合功能的关键还在于派出所法律实施中要坚持群众路线。“公安工作要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政法工作不是一种只坐在屋子里办公事、搞文牍的工作，而是一种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实际工作，要指导与密切联系群众，通过群众依靠群众来推进工作”。彭真：《关于政法工作的情况和目前任务（1951年5月11日）》，载彭真：《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页。派出所民警要做到了解民众心理、懂民众语言、懂沟通技巧，会化解矛盾、会调处纠纷、会主动服务、会宣传发动。K派出所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提升群众满意度专项调研就是这样的一种努力，这些工作方式为其他基层治理策略和治理技术提供了借鉴。
（四）通过提升派出所法治批判功能，不断强化基层社会民众对法治的信仰
对法治资源和法治路径不断地批判与反思是法治不仅能够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工具还能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目标的重要因素。法治的批判功能有利于包括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因素在内的法治资源在千万次反复地派出所法律实施中获得提炼并被认可，进而不断强化基层社会民众对法治的关注与信仰。
一方面，基层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国家与社会的交接点而存在的，这样就决定了基层治理体系得以运转必须依靠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融合。刘建军：《基石：社区精英与基层治理》，载《文汇报》2014年5月8日。借助法治的批判，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不断地获得修正。“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中国为宗法社会氏族组织，经历三千年而未变”，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12页。对这些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地方性知识”的关注、反思、实践、抛弃或者认可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意义不容小觑。而且，这种法治性的批判本身为非正式制度性因素提供了价值标准。乡土性宗法社会流传下来的一些风俗习惯可能已经不适应甚至有违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文明价值观，作为制度性建设共识的法治标准为这些因素的修改与完善提供了方向。
另一方面，法治的批判功能要求派出所在法律实施中不能怠慢对非正式制度性因素的探索和利用。正式制度性因素保证了派出所执法标准的统一性，非正式制度性因素又保证了派出所执法不失灵活性。经验表明，基层民众对法治的认知和信仰可能更多来源于后者。作为基层执法机构，派出所对“地方性知识”的探索有利于当地各种纠纷、矛盾从根本上解决。反过来，民众将更加依赖这种法治策略与技术，这又是法治自身不断完善、更新、重塑的重要源泉。
法治社会的前提篇8
【关键词】行政法；社会管理；能力；提升；渠道；分析
社会管理和行政机制，这两者之间有着必然联系，尤其是处在当前的法治社会中，社会管理和法治之间不能出现断层情况。应该了解到，在社会管理中，提升社会管理能力尤为关键，同时这也是法治问题处理的主要内容之一。对法治发展和法治体系建设予以分析，社会管理必然涵盖在内。社会管理要基于法治、践行法治而进行，它是当代社会环境中的主要形式表现。因此，提升社会管理能力、促进社会管理事业发展，和法治体系息息相关。行政法和行政法规制度，在提升社会管理能力层面发挥着巨大价值，其不可替代性特点明显。社会管理能力提升，是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社会发展和法治发展的重要体现。社会管理内容中融入行政法，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社会管理的正当性且提升社会管理能力。
一、行政法提升社会管理能力的内涵分析
需知，行政法提升社会管理能力，指的就是借助行政法体系和行政法治，对相关主体履行社会管理职能和参与社会管理过程的相关认知水平、处置能力的创新与改造。
第一，行政法提升社会管理主体能力。社会管理是一类泛指概念，社会管理自身可被视为一个名词或是一个统称。在此称谓下涵盖了社会管理中的若干构成要素，以管理主体、管理范围、管理方式方法等最具代表性。从总体上看，社会管理能力实则映射出的是社会管理效果，但社会管理能力提升不可一蹴而就，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社会管理能力提升是具体的。此类具体性主要体现在对社会管理主体能力的提升层面。从社会管理公权力角度加以分析，社会管理主体是国家权力机构，主要是具备行政权的行政机关或是国家机关以外且具有行政处置权限的行政主体。诚然，广义所言的行政主体也可能包括了国家机关以外的其他社会主体。至于这些主体究竟框定在哪种范围内就要另当别论了。换言之，行政法对社会管理能力的提升，实际上就是相关国家机关，特别是行政管理机关管理能力和水平的提升。行政法治的执行主体即为行政系统以及其行政主体，若以行政法提升主体管理能力，那么就要受限于行政系统。
第二，行政法和社会管理之间的融合。国内法学领域和事务部门等就社会管理展开了激烈讨论，在现有情况下，存在一個普遍的认识窘境，就是对社会管理去进行绝对意义的理解。绝对理解意为多论者将社会机制运行所有要素统统以社会管理概念来解释，更有甚者，认为社会管理凌驾在法治之上。假设具体到社会管理和行政法关系层面，此类倾向显然未能赋予社会管理真正的行政法治价值，也未能将行政法治视为执行社会管理的基本导向因素，社会管理到底哪些方面要使用法律来框定还有待考究。但通过从社会管理公权力角度审视，社会管理主体仍旧是国家权力机关。
二、行政法在提升社会管理能力方面的作用分析
（一）促进社会能力正当化
行政法可以让社会管理能力获取正当提升。社会管理行为主体的工作能力提升以及行政权威树立，并非是强化社会管理能力的正确渠道，提升此类能力难以从根本上维持正常社会秩序。若想提升社会管理能力，一定要基于正规化价值判断体系，针对社会管理正当与否、理性与否展开综合分析与判定。行政法对社会管理能力的提升，主要体现在提升社会管理能力准确性层面，行政法会对社会管理行为主体予以法治意识规范，行政法的震慑力让社会管理行为主体价值判断日渐合理化和正当化，之后在此基础上维系社会管理能力正当性，也保障社会管理行为的准确性。
（二）提升社会管理能力
提升社会管理能力的重要一点就是，社会管理能力要在社会安定和谐中彰显出优秀价值。就目前状况来看，现在国内社会管理水平整体上还有许多待完善之处。因此社会管理能力提升，务必要按照国内社会管理实情去针对性、合理性操作。行政法助力社会管理能力提升，行政法是我国法治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其系统性特点和稳定性特点双向突出，让社会管理行为主体可以在法治框架内进行社会管理活动开展，由此去强化社会管理法治化成效，实现系统化、常态化的社会管理事务运作。
（三）赋予社会管理能力长效性
社会管理是一类普遍的社会现象，对社会进行管理离不开法治的支撑。依法行政是法治国家得以良好建构的基础，依法行政内涵在国内各界中均以社会管理形式加以体现。依法行政本质便为长效机制，因此社会管理在当前社会各界中的实践行为，理当具备长效属性。稳定且正规的长效机制是社会管理的主要特征之一，与此同时，也是社会管理未来的能力发展朝向。以行政手段去提升社会管理能力不是一种理智思维，唯有以行政法去提升社会管理能力方可让管理能力不仅显效，并且长效。国家管理的终极目标为长治久安，实现各个行业、各个领域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管理基本内容和基本目标也是如此，期间要以长效性社会管理能力予以深度落实。
三、行政法提升对社会管理能力的相关挑战分析
（一）社会管理问题和政治机制问题有别
社会管理涵盖了社会学内容和行政学内容等，社会管理内涵包罗万象，其应用范围尤为宽广，因此在内涵上，社会管理内涵大于行政学内涵。尽管说行政学在社会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且具有不可替代性特点，但却不能代表“行政学内容=社会管理内容”，二者不能混淆。中国是法治国家，基于此类现实背景下，行政法的社会管理能力有目共睹，不仅如此，政府对所有社会管理工作实现了全覆盖，这些都是社会管理和政治机制之间的相互联系，但期间要明确的就是，社会管理问题不能和政府政治机制问题划等号。
（二）社会管理认知和法治认知之间的不同
很多法学界专家和学者都主张社会治理要完全独立，不能和法治相融。很显然，这类观点有很大片面性，没有了解到社会管理制度构建和行政法之间是紧密关联的，制度执行务必要有行政法支持。还有就是社会管理是国家法治制度中的一项任务职能，因此国家法治制度是社会管理制度的基础，社会管理开展必然和法治密不可分。法治管理本质即为法治实践，所以社会管理要和法治相融，反之就会变得毫无价值。
（三）社会管理和行政执法衔接不畅
通过数次调查和分析不难发现，行政法治发展和社會结构的发展难以同步完成，社会发展要快于法律体系发展，这是由于法律体系优化和完善时要分析多方要素，法律体系发展要以社会发展为基础，与此同时，期间还会涉及到一系列的复杂现实情况。行政法当前仍处在完善时期，社会管理制度尚未全面明确，继而造成行政执法和社会管理工作衔接不畅。
（四）社会主体法治意识弱化
在国内，尚未有官方文件出台去界定社会管理主体范围，这就让此类问题变得十分宽泛，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管理主体便是所有履行国家管理职能的部门或者个人。但是大部分社会管理主体都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法治资格。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社会结构不断变化，复杂的社会结构让社会管理中各个领域的管理工作也变得愈加复杂，社会需要国家行政机关参与社会管理。行政机构参与社会管理实践，各自履行本体职责，继而促成了社会管理秩序化格局和法治化格局。因为国家行政机构的社会管理行为是基于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做出的，所以就赋予了社会管理合法性特质。与之相反，部分社会主体并不具备这样的法治资格，首先是这些主体的社会管理行为的出发点并非是为了满足国家法治所需，其目的也与国家政策没有一点关系，所以这样的社会主体自然不具备社会管理的法治资格。
四、以行政法提升社会管理能力的可行性分析
当前时代，广大社会民众对公平度、公开度的要求日渐严格，基于此背景下，社会管理备受各界广泛关注，怎样切实提升国家社会管理水平、强化社会治理能力，已然成为了全国上下热议话题。如何有效提升社会管理能力，成为了社会管理学专家和学者亟待处理的问题，主要观点就是通过提升社会管理约束力和透明度，解放社会管理科学和解放社会管理主体工作绩效，然后去提升社会整体的管理能力。在诸多看法和观点中，以行政法的优化和健全去提升社会管理能力得到了诸多专家和学者的一致赞同。当前社会是法治化社会，社会管理法治化是必然走向，在此基础上强化行政法之功用，使其助力社会管理能力大幅度提升。
社会管理属于一类综合性学科，社会管理学科涵盖了社会学内容和法学内容以及管理学内容等。社会管理概念以及它的表现形式，体现在有效的社会管理和科学的社会管理上，以执行手段和实施方式等对社会管理内涵以及范畴等加以确定。应该了解到，当前时期我国还处在社会转型阶段，政府是社会管理主体，此时务必要向服务型政府方向转型。本世纪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和《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相继出台，分别指出：应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并且优化既有管理模式，推动电子政务发展，提升行政工作效率，降低行政投入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开透明、廉洁奉公的行政管理机制；要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深化行政审批改革，切实将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向到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中来。这些方针条例无一不体现了政府转型的必要性，以及政府转型要由法律法规制度来做支撑，政府转型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变“人治”为“法治”。法治时代下，社会管理主体一定要最大限度上借助法律手段对社会管理履行方式、落实效果等进行全面指导与权衡。需要注意的是，社会管理的主体为国家机器，相关机关单位借助行政法开展管理工作，行政法以法律制度的形式，制度化的提升了行政机关的管理工作水平，同时也对国家机关主体管理能力、管理方式加以明确。行政法管理，让社会管理在法律范畴内正常运作，一改往日国家工作人员的“社会管理>法律”固化思维，纠正其言行，使其认真看待行政法对于社会治理工作的作用。
五、行政法对社会管理能力的提升渠道分析
（一）以行政法去界定社会管理内涵
世界范围内关于社会管理问题的研究非常多，社会管理理论早已深入人心，历经多年发展之后，几乎没有人对其提出质疑。但从实际角度进行分析，社会各界对社会管理没有进行系统化研究和分析，像是社会管理由哪些部分组成，至今都没有盖棺定论。不仅仅是我国，其他国家对社会管理理论也没有进行深入探讨。从当今现状来分析，社会管理学未能形成一类独立学科，只是夹杂在不同学科和领域中，这便会严重阻碍社会管理学的发展。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很多专家和学者普遍认为社会管理学不必自成一派。这虽然对社会管理理论分析有所帮助，但却不利于实践研究，社会管理界定不明，后续发展必定举步维艰。具体实践环节，国家为了促进社会管理，将一切社会治理方式统统纳入到了社会管理中，但期间由于社会管理内涵要素、方式要素等都未确定，所以这也不是处理问题的最佳办法。就当代社会管理发展现状而言，社会管理与行政法相融合最为适宜，因为社会管理主体即为行政系统，绝大多数管理内容都依附在行政系统中，要将社会管理视为行政法中的核心构成要素，并且也要将它视为法治特定现象，基于此，以典则的方式去清晰界定社会管理各类问题，以社会管理内涵界定为主，为行政法提升社会管理能力奠定理论根基。
（二）以行政法来实现社会管理秩序
在社会管理过程中，保障社会秩序是最为重要的内容，社会管理是借助管理手段和行政方式来达成社会秩序稳定的，社会正常秩序维持和保证便是社会管理之归宿，若是社会管理中社会执行力缺失，那么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社会管理。在维持和保障社会秩序层面，社会管理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社会管理离不开行政法支持，所以行政法间接性的维持了社会秩序。社会管理中践行行政法律法规，会良好的提升社会管理公平性和社会管理合法性，对保障社会秩序而言，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现在国内部分地区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秩序设计时，有些方法和法治要求、目标等背道而驰，应用行政法的约束作用和指导能效，让社会管理和社会秩序相连，之后在此基础上不断强化社会制度和强化社会管理功能，可以持续性促进社会管理法治化发展以及社会秩序的法治化发展。
（三）以行政法来强化社会管理思维
正因为社会管理内涵的多样化，不同结构体系中的社会管理价值判断各异，政治学体系内一般认为对权力科学配置才是社会系统中平衡利益的重点。在社会学观念中，社会管理被当成是强化国家统治的一种工具，国家负责对社会关系予以协调，并且对社会资源予以分配。在行政学观念中，社会管理主要是以行政手段对社会秩序加以干预和管控，继而提升政府职能作用和行政管理水平。站在当代社会价值观角度予以审视，社会管理综合了各个学科的理念与思维模式，社会管理之理念呈动态化发展样态。以行政法去提升社会管理水平是大势所趋，同时也是法治社会发展之所需，其契合于行政法当代治理理念，让社会管理上升到法治管理层次，继而尽显公平公正原则。
（四）以行政法提升社会管理水平
若想循序渐进的提升社会管理水平且让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认可，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提升社会管理水平和政府社會管理能力是必须要做的。怎样提升社会管理能力才算既合理又高效，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传统社会管理能力提升阶段，以强化学习手段和强化运动手段以及强化政策手段去强化社会主体管理能力，但是提升社会管理能力的方法，所起到的效果不明显，并且期间存在主体不明、效果不良、个体化差异严重等一系列问题。以行政法来提升社会管理能力的方式方法被广泛认可，以行政法系统性特点、稳定性特点、覆盖面全特点，优化社会管理主体，实现科学化、系统化的社会管理，并且行政法的执行会让整个社会管理制度被大众所认可、所接受。
（五）应用行政法重塑社会管理意识
法治社会的前提篇9
法本身就是规则，通过规则约束主体的行为，以维护公平、正义和秩序。法治保障是指国家通过法律这一途径，借助法律的作用，规范社会管理格局中各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为社会管理工作提供规则和保障。法提供一种规则，通过法律提供社会管理的规则，使社会管理的各主体行为有章可循，以保证社会管理工作的进行。法治保障在社会管理格局中担任着保障这一功能，保障社会管理工作的进行和不被破坏。法治保障是为社会管理保驾护航，使主体动员、整合各方的力量和资源，保护和监督党委、政府、社会、公众更好地进行社会管理，促进社会管理任务的完成。
二、法治保障存在的必要性
从04年首次提到社会管理格局，对社会管理格局的表述一直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2012年，在党的十中提出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法治保障为什么会出现在社会管理格局之中？下面将说明法治保障存在的必要性。
1.法治保障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我国宪法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法治社会是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和正在努力的方向。社会管理作为政府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遵循依法治国这一原则。社会管理格局中的法治保障正是依法治国这一国策的体现。通过法律的保障，促进社会管理格局的构建。
2.法治保障是保证社会管理合法性的重要措施。韦伯认为，任何组织都必须以某种形式的权力为存在基础。正是合法性的权力的存在，才会形成下级对组织系统中的指挥者服从和尊重的稳定模式。只有法定权力才能保持管理的连续性、稳定性和高效率。法定权力是组织进行管理的最佳选择，法律应作为社会管理的基本依据，社会管理的各项工作都应当按照法律的精神、原则、规范进行。
3.法治保障在社会管理格局中是不可缺少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是社会管理格局中主体的具体分工，法治保障是对这四部分的保障，保障各主体各司其职，遵守规则，防止权力错位与越权。社会管理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只有各主体分工协作，明确自身的定位，系统才有可能向良好的方向发展。
三、如何构建法治保障体系
通过上文的表述，我们明确了法治保障的重要性，它在社会管理格局中是不可缺少的，但目前社会管理格局中的法治保障工作仍处于摸索阶段。我们可以借鉴其它法治工作的经验，探索社会管理中法治保障的实施方法。首先，依法治国的前提是有法可依，法治保障的前提是法律的存在，因此立法是法治保障的首要步骤。目前，关于社会管理的规定散见于多个法律、法规、条例和行政规章之中。由于社会管理涉及的领域极多，而且具有变化的可能性，制定一部统一的社会管理法是极其困难的事情。构建一套系统的社会管理法律制度体系是法治保障的应有之义。制定既简洁又明确、具有可执行性的规则体系是立法机关需要考量的问题。民主化、社会化、科学化、长效化是社会管理法制化的基本原则。鉴于法律法规不能规范所有的活动和社会管理活动需要适度的灵活性，在社会管理法律体系中，应赋予社会管理主体自由裁量权。明确管理主体的权利、义务、处理事情的程序和相应的惩处违法措施是社会管理法律体系的内容。
其次，依法治理是法治保障的贯彻和执行。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如果法律得不到执行，规则得不到贯彻，那么制定的法律全无用处。只有通过法律的实施将社会管理的规则和程序转化为社会管理主体的行动方式，法律的价值才真正得到体现，社会管理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在有法的前提下，保障社会管理工作的关键在于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有法必依，要确立法律至上的理念，树立法的权威性，社会管理的主体应尊重规则。社会管理的工作依法进行，法有明文规定必为，法无明文规定不得为。执法必严，执法机关严格、规范执法，严惩违法行为，切实维护法律的尊严和神圣性。立法、执法和司法三个环节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建设公正、权威的司法也是必要的。树立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依法通过再审程序纠正冤假错案，提高司法人员的能力和品德。同时，打造精良的队伍是落实法治保障的应有措施。法律制定之后需要靠人去执行，立法、执法、司法这几个过程都是由人进行的。构建社会管理格局是希望通过党、政府、社会组织、公民的共同努力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社会管理的各项工作需要主体去落实。一支精良的队伍可以保证决策的正确性，措施的有效落实，推动社会管理各项工作的开展。
一支精良的队伍应该既有超强的工作能力又有良好的品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德才兼备是最佳组合。法治保障的这支队伍涉及到立法、执法和司法三个环节，不论哪个环节，提高队伍人员的能力和品德是必要的。培训工作人员，培养和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并发现和纠正他们在工作上的不足。同时，品德上的教育是必须加以重视的。牢固树立工作人员为人民服务和爱国的意识，考虑事情从群众的角度出发，不做危害国家和人民的事。
法治社会的前提篇10
1.民主与法治。民主，简单说来就是一种多数统治，古代雅典的城邦民主制是其雏形，现代民主制度则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而产生发展的。民主制度无论古今，其主体都是作为社会人的个体，这些个体之间处于一种平等协作且公平竞争的关系。换句话说，民主主要指的是作为社会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它作为一种观念而存在，并不具有现实性——这也是民主一定要制度化的原因之一，而民主的制度化就是将民主由观念的形态转化为现实的形态，即法治。与人治不同，“法治意味着健全的法制和严格依法办事，其实质意义在于宪法和法律成为公共生活的最高权威，任何个人或任何组织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必须服从法律的权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为现代国家社会管理和运作的政治体制和治国方式，民主与法治可以称得上是社会良性有序运转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只有将民主与法治的运行机制引入社会公共治理的过程中才能有效克服种种社会弊端，从而提高社会结构的协调性和社会发展的合理性。
2.合法性。在政治哲学研究领域内，“合法性”是一个被国内外普遍关注的政治命题。它指的是政治权威被自觉肯定和服从的性质与状态，是政治体系进行有效社会治理的最为重要的政治资源。从世界范围来看，无论是何种政治权威通过何种方式上台执政，它必须具有足够的理由获得国内相当的民众对它的支持和认可，否则将会被历史所抛弃。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往往面临着多重挑战，其中包括主流意识形态的弱化、社会问题的凸显、执政方式与国家政治体制的不足等多个方面，如何增强合法性基础、解决政治合法性危机是各国政党在保持本政党长期执政的地位、把握本政党命运的过程中无法避免的重要问题。
3.自由与人权。自由是亘古常新的话题，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家们大都由自由和权利的关系揭示出政治自由的内涵。霍布斯说：“自然权利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孟德斯鸠主张：“自由就是做法律许可的事情的权利”。洛克认为自由“是每个人由于他的人性而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原生的、生来就有的权利”。他们阐述了包括天赋人权、社会契约、人民等思想在内的政治自由学说，这些学说奠定了近代民主制度的基础。“人权”一词起源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后传入我国，逐渐为人们所重视。“人权”的第一要素是人，并且“人权”最终表现为那些对人的生存和发展都必不可少的最基本的权利，如果没有“权利”的存在，人权也就失去了任何实际的意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人权是在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没有绝对的人权，也没有永恒的人权。
二、政治哲学的核心思想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
政治哲学并非只是作为一种理论思想存在着，它还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当今中国正处于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进程中，各种社会矛盾正在以不同的形式不断凸显出来，同时社会的前进、经济的发展还需要政治生活的调节，因此我们应当把政治哲学的核心思想认认真真地贯彻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并以此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政治哲学的核心思想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实现体现在以下方面。
1.公平与正义在和谐社会中的实现。所谓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顾名思义，它应当是一个充满公平与正义的社会，只有公平得以实现、正义得以伸张，社会才有“和谐”可言。反之，一个公平与正义缺失的社会则根本不能成为和谐社会。首先，起点公平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每一位社会成员所享有的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利绝不能因民族、职业等方面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其次，切实保证机会公平，努力做到结果公平，同时要注重分配过程中的公平；再次，正义的制度是社会和谐的保障，当社会制度出现根本不正义的情况时，无疑就会侵犯人们的基本权利，正如罗尔斯所言“某些法律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和废除”。
2.民主与法治在和谐社会中的实现。作为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民主法治建设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而对于目前我国民主法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第一，要增强人们的民主法治理念，通过网络、电视等多种途径加强人们的民主法治教育，提升其民主法治素质，从而为民主与法治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第二，应当在科学总结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经验教训的前提下努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以切实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并推进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的制度化、规范化进程；第三，还要正确把握“法治”二字的深刻内涵，为公平正义在全社会的实现提供法律保障，这包括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继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不断完善司法体制机制等多各方面，使法律真正成为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最高权威，成为国家各个领域的基本准则，成为约束一切社会组织和公民行为的根本规范。
3.合法性在和谐社会中的实现。政治合法性是政党上台执政首先要面临而且是必须要解决好的重大问题，它不是与生俱来，也并非一劳永逸。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任何政党的合法性基础都会面临新的挑战。针对目前我国国内政党执政的合法性所面临的多重考验，首先，应当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同时加强同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的对话交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增强政党执政合法性的理论基础；其次，要重视民生，使政党的执政追求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保持一致；再次，规范政党的执政方式，坚持依法执政，努力实现执政方式的科学化、法治化，进而有效抑制权力的滥用；另外还应坚决惩治和预防腐败，加强政党自身的廉政建设，改革并强化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以清正廉洁的形象提升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威信，从而获得人们的广泛支持和拥护。
4.自由与人权在和谐社会中的实现。如果说公平与正义是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合法性是和谐社会的政治前提，民主与法治是和谐社会的制度保障，那么自由与人权则是和谐社会所要达到的目标和要求。其中自由体现为权利，而“人权”二字在根本上讲也是人在自由平等方面的权利，因此从这一层面上可以看出自由与人权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人权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自由的体现。对于人权在和谐社会的实现，第一，要坚持以人为本；第二，要不断地完善人权保障的法律和制度，努力建立人权保障机制，使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得到有力保障，公权力的行使过程得到有效监督。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协调各个方面的社会关系，促进利益分配的均衡，进而更好地推动平等、自由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