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保险的意义篇1
保险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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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保险是一种社会的经济补偿制度。它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基础，一是由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物质产品的丰富，社会财富的积累，有大量的剩余产品可保。如果社会产品只能维持人类最低限度的生活，人们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也就谈不到财产保险。二是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的客观存在，即有险可保。如房屋被大火焚毁，船舶遇风浪沉没，汽车行驶中发生碰撞、倾复，地震、洪水等破坏性灾害使亿万财富在顷刻之间损毁殆尽等。尽管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防灾消害的能力不断提高，但灾害事故是无法绝对避免的。这不仅直接影响人们经济生活的稳定，而且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将产生严重的影响。此外，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又会不断增加新的危险因素。因此，为了保障社会生产过程不间断地持续进行，保障社会物质财富的安全以及一旦受损及时得到恢复弥补，也就产生了对财产保险的需要。财产保险通过社会经济互助方式，用分散缴纳保险费的办法来建立保险基金，专门用来补偿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以及社会生活中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所致的经济损失，从经济上解决人们对财产在遭受意外损失后的补偿问题，从而起到保障生产和安定生活的作用。
财产保险的职能和作用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一般而言，职能是事物本质的体现，而作用是职能履行过程中的具体效果。财产保险具有积聚资金组织补偿、防灾防损等多种职能。但其基本职能就是用分散危险、分摊损失的方法，建立集中的保险基金，补偿因自然灾害、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简言之，即筹集保险基金，组织经济补偿。筹集保险基金和组织经济补偿是财产保险内在机制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如单言筹集资金的职能，则储蓄也有此职能，单言经济补偿职能，则财政、民政也有此职能。财产保险的特色是用建立保险基金的办法来组织经济补偿的，筹集保险基金是经济补偿的手段和条件。没有保险基金的筹集，就无法进行经济补偿，而经济补偿是财产保险的目的和效果，两者相依相存，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这正体现了财产保险的本质
财产保险的基本职能既然是筹集保险基金，组织经济补偿。那么，在补偿损失这点上，社会主义财产保险和酱主义财产保险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但是从经济补偿这一基点所引伸出来的财产保险的作用，则因社会制度、生产关系、经济结构等不同而有所差别。1982年2月11日国务院国发（1982）27号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国内保险业务恢复情况和今后发展意见的报告》的通知中指出“积极开展保险业务，逐步建立我国的经济补偿制度，对于保障企业正常生产和经营，安定人民生活，减少社会财富损失，都是有利的……是国民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这就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社会财产保险的作用。社会主义生产是有计划指导、按比例协调发展的，各部门、各经济单位之间有着有机的联系。一个部门、一个单位遭灾，不仅会造成局部的生产停顿，而且会造成连锁反应，直接或间接影响其他部门的生产，从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顺利完成。通过财产保险对损失的及时补偿，能保证社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领域的正常运转，保障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安定。我国实行以国营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经济制度，无论国营、集体还是个体经济，生产和经营都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由于灾害事故的客观存在，一旦遭受损失，不但生产经营不能及时恢复，而且对作为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税金的上缴，银行信贷资金的偿还，职工工资奖金的发放，经济合同的履生等都会带来影响。通过财产保险，以支出较少的保险费而求得较大的经济保障，能使企业的经济核算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从而保证企业财务和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性，通过财产保险，保险公司可以经常研究危险发生的可能性，总结和研究损失发生的原因，协助投保单位搞好防灾防损，消除发生事故的隐患，从而减少损失，预防和尽可能减少灾害事故的发生。通过财产保险，不断积累雄厚的保险基金，在未作偿付款之前可将其提供给国家用于信贷、用于投资，以促进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通过办理涉外财产保险，还能为国家创造外汇资金来源，与国际保险市场建立联系，分散危险、促进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交往的发展。
财产保险的意义篇2
论文关键词财产保险台同保险利益完善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保险市场也不断发展完善,人们的保险意识不断增强,保险领域的法律问题也日益增多,其中财产保险利益案件不断增长,这与我国财产保险利益立法的不完善密切相关。我国《保险法》对财产保险利益相关问题进行了相应规定并作出了修订,逐步适应我国保险行业的发展,但仍存在不少的问题,引发了较多争议,有必要深入研究我国财产保险利益制度,完善我国保险立法。
一、财产保险利益的基本理论
财产保险利益制度是财产保险制度的核心问题,法学界和保险学界对保险利益的探讨从没有停止过,但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对保险利益的规定有所差异,认清保险利益的本质和功能,有利于探讨财产保险利益法律制度的作用和不足,完善财产保险立法规定。本文主要从大陆法系以及我国对财产保险利益的理论着手进行分析。
大陆法系中关于财产保险利益的理论研究主要表现在一般性保险利益学说、技术性保险利益学说和经济性保险利益学说。一般性保险利益学说将保险利益局限在保险标的的所有权上,并以保险利益为标准区分保险和两种行为,这对保险法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当然该理论将保险利益局限在所有权上是存在问题的,这是其逐渐被取代的重要原因。技术性保险利益学说将保险利益分为直接保险利益和间接保险利益,并将保险区分为定额保险和损害保险,明确保险利益仅适用于损害保险中适用。该理论从民法体系中阐述保险利益,丰富了保险利益的理论,但同时该理论将保险利益局限在民法规定中,认为在规定之外就没有保险利益,不利于投保人利益保护和保险损失补偿。经济性保险利益学说突破了技术性利益的形式局限,将保险利益界定为实际的经济利益,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可,其缺陷主要在于仅从经济性的角度考虑保险利益,而经济利益判断标准不统一,容易被滥用。
我国大陆地区保险业起步较晚,理论界关注保险利益也较晚,早起研究成果较少,但是今年来随着保险行业的快速发展,学界和实务界对保险利益关注加强,相关理论研究成果也较多,就保险利益而言,主要有“适法利益说”、“利害关系说”和“折衷主义”三种学说。通常认为,财产保险利益的功能体现在避免行为的发生、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和限制损失补偿的程度三个方面。我国现行《保险法》对保险利益以适法利益说为理论基础,认为保险利盏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即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可能的损失或失去的利益。从我国保险法的规定来看我国财产保险利益主要是指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不为法律所禁止的可确定的经济利益,其主体是被保险人,标的是经济利益,该利益为法律所不禁止的,且该利益是可以被确定下来的。
二、我国财产保险利益的法律规定的进步性表现
我国现行的《保险法》对财产保险利益规定的进步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财产保险利益主体规定的进步性。现行《保险法》区分开了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规定了两者各自的主体:前者的主体为投保人、后者的主体为被保险人。现行保险法将财产保险利益的主体规定为被保险人而非投保人,这是最明显的进步之处,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财产保险利益归于被保险人有利于实现分散分先、填补损害的保险目的,被保险人是保险标的的直接利害人,在保险标的出现约定情况时,损害的是被保险人,受益的当然也应当是被保险人,这能保障财产保险经济保障功能的充分发挥。确定保险利益主体为被保险人还能推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之间的互助行为,拓宽保险业务范围,推进保险事业的发展。将保险利益归于被保险人,可以有效防止道德风险行为和行为,促进社会稳定。
二是财产保险利益时效规定的进步性。现行《保险法》对对财产保险利益时效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当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应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才能主张赔偿。强调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具有保险利益而不是自保险合同签订时起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对于拓宽财产保险业务范围和促进财产保险发展大有裨益;这一时效规定能充分发挥财产保险分散风险和填补损害的保障功能,促进商事交易活动进行和社会经济发展。另外我国现行《保险法》对财产保险利益转移的规定的进步性也有重要意义,保险标的转移后,保险合同的利益归为受让人,有利于维护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转让权利,节约交易成本,只要被保险人或受让人做到通知义务,保险人人在一定条件下就应当继续承保保险标的,尊重契约自由,促进保险业的发展。
三、我国财产保险利益现有法律规定的不足
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现行《保险法》在财产保险利益规定方面仍存在较多的不足,下文将简要进行论述。
首先,对于财产保险利益的范围规定不具有可操作性。《保险法》将财产保险利益规定为“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该定义具有原则性和模糊性,操作性不强。何为“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不同的人对此理解可能都存在差异,如果认为是“法律明文规定的”,将使得财产保险利益过分狭窄,在社会保险业务不断发展变化的今天肯定是不适应的,经济发展将会不断产生未被我国现有法律明确规定但是又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新利益,此种理解将使得新产生的利益不受法律规定,这显然与我国保险法的初衷违背。此外“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并不是所有被法律承认的利益都是保险利益范围的,利益有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之分,只有物质上的利益才可能属于财产保险利益范围而精神利益应当不属于财产保险利益的范围。法律具有先天的滞后性,随着社会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总是会出现新的未被现有法律认可的利益,按此规定,新出现的利益将不受保险法规定,这样过于片面,束缚保险业的发展和保险法分散风险的功能。
其次,我国现行《保险法》对财产保险利益的范围仅作了概括性规定,而未作例举式等具体规定。当前国外关于财产保险利益范围的确定有三种立法例:利益主义原则、同意主义原则、利益主义和同意主义兼顾原则。无论何种立法例,都对财产保险利益作出了例举式规定,将实际中常遇到的利益予以明确规定,并用兜底条款进行范围周延。准确、合理地明确财产保险利益的范围能有效避免保险合同争议的发生,提高保险的目的性和功能发挥。
最后,现行《保险法》对财产保险利益消灭规定存在不合理。财产保险利益的消灭主要是保险利益享有者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丧失保险利益,保险利益消灭将导致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经济利益归于消灭,保险合同效力自然终止。另外如果因保险事故外的原因造成保险标的消灭,保险人的保险利益也将消灭,保险合同效力也会终止。我国保险法对保险利益消灭没有做出规定,存在立法缺陷,亟需完善。
四、完善我国财产保险利益法律的建议
(一)重新界定财产保险利益
完善我国保险法对财产保险利益的规定,首先要改变财产保险利益概念界定过于模糊和笼统的问题,未被具体规定的概念在实践中缺乏操作性。根据上文关于财产保险利益界定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讲财产保险利益界定为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不为法律所禁止的可确定的经济利益。这一明确概念将财产保险利益的主体明确规定为被保险人,当保险标的发生保险事故产生经济损失时,被保险人依据其与保险人签订的财产保险合同请求其赔偿损失。需要注意的是,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利益请求权,有可能诱发道德风险,在确定被保险人时法律应予以具体限制,防范道德风险发生。“不为法律所禁止”的利益可以是已经为法律明确认可的利益,也可以是法律制定后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新产生的符合法律精神的利益,这有利于拓宽保险保障业务的范围。“可确定的经济利益”是应保险填补损害功能出现的,保险标的发生保险事故时,应对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进行准确评估,确定被保险人的损失金额。这一概念简洁扼要,也能完整、准确表达财产保险利益的内涵。
(二)增设财产保险利益的范围规定
针对我国现行《保险法》对财产保险利益规定较为笼统和财产保险利益范围未明确划定的问题,在明确财产保险利益概念的基础之上,应当增设财产保险利益的范围规定。首先必须要确认财产保险利益范围的认定原则,一般来说,确定财产保险利益的范围应遵循合理的经济利益原则、兼顾公平与效率原则、意思自治原则等三原则,在这些原则下采用概括例举式规定方式明确我国财产保险利益范围。合理的经济利益原则是基于保险标的安全产生的经济利益或者是由于保险标的毁损灭失而产生的经济损失,保险的目的在于分散风险、填补损失。公平原则要求保险实现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的公平,对被保险人利益的保护不能无所限制;公平原则要求在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实现公平,正确认定保险利益,兼顾公平与效率原则。意思自治原则要求认定保险利益范围时应当在具体规定上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不违反法律的禁止规定,保险利益范围为大众所认可。在财产保险利益范围的分类上,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是将财产保险利益分为现有利益、期待利益和责任利益。现有利益是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享有的现实利益,如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期待利益是指由保险合同确定的保险标的在合同有效期内基于现有权力而获得的未来可确定的利益,如租金、利息,期待利益产生可以是基于法律规定、可以是基于合同约定,也可是基于一定的事实产生。
财产保险的意义篇3
abstract:withtheincreaseofwealth,peoplemoreandmorerealizetheimportanceofinsurance,butmanypeoplearestillnotclearabouttherelationshipofinsuranceandfinancing,andhowtousetheinsuranceproducts.thisarticle,fromtherelationshipbetweeninsuranceandfinancing,expoundstheprocessofinsuranceplanning,andanalyzestheessence,function,significanceofinsuranceandthepurposeofbuyinginsuranceandpurchaseopportunity.
关键词：保险规划；理财；流程；问题
Keywords:insuranceplan；financing；process；question
中图分类号：F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01-0153-02
0引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保险与理财的观念渐渐影响到普通百姓的生活。但是，从整体上来看，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比较混乱。这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很难从系统的学习中获得相关知识（国内中小学尚未开设有关保险与理财的课程，而开设个人理财专业的高校也很少）；另一方面是因为从业人员鱼目混杂，一些人为了个人利益而做虚假解释和宣传，误导消费者。
1保险与理财的关系
保险和理财是两个含义不同而又密切相关的词汇。
保险因风险而生。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生活中，人们面临着各类难以承受的风险。和人身有关的主要有生、老、病、死、残；财产则主要面临毁损的风险。在科学技术条件一定的前提下，我们不能阻止风险的发生，但是可以通过选取适当的方法，用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安全保障，保险则是人们管理风险的重要而有效的手段。根据《保险法》的定义，“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
除了商业保险外，国家还为劳动者提供社会保险。社会保险（俗称社保）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俗称医保）、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及生育保险。社会保险覆盖面广（不存在拒保问题），但保障较低，只能满足基本的保障需求。
关于理财，国内至今没有统一的定义，而各类金融机构鉴于分业经营的限制，其推出的理财产品和理财师，更是让人难以对理财有一个系统而全面的认识。
美国理财师资格鉴定委员会对理财的定义是：个人理财是指如何制定和合理利用财务资源、实现个人人生目标的程序。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理财和人们熟悉的投资有很大不同：投资的目的只是保值增值；而理财是一个长期的计划，通过一步步的实施，人生的目标得以一个个的实现。理财的目的不仅仅是资产的增值，还包括保证财务安全、安排风险保障、保证老有所养、给子女提供教育基金等许多方面。
通过保险与理财的含义可以看出，理财的内涵比保险广，理财包括保险规划；保险是理财的重要内容，保险是实现成功理财的第一步。保险不能够让人发财，不能让人获得财务自由，但是能在遭受灾祸的时候令我们不至于陷入困境，这就是保险的意义。
保险和财富的关系就像水库和堤坝。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财富越多越好，保险就是财富这座水库的堤坝，只有合理、全面的保险保障才能使财富持续存在。否则，一场意外就可能使财富付诸东流。
所以，理财规划在留出足够的生活费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保险规划。
2保险规划的流程
无风险，无保险，不同的人面临不同的风险，保险规划的第一步就是分析客户的主要风险，从而确定保险标的。
从整体上来讲，一个人的风险主要有人身风险、财产风险、责任风险等，由于生命的不可逆性，所以，人身风险又是首先要考虑的因素；但是并非所有风险都需要保险保障，保险只是管理风险的一种手段。
在确定哪些风险需要投保的时候，应该把握几个原则：一，合法性。比如，《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人身保险的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对被保险人应当具有保险利益；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对他人不具有保险利益是不能为其投保的；财产保险中，如果出险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则不能从保险公司获赔。二，适合性。保险虽好，但并非每一款产品都适合于每一个人，所以，分析保险需求时，要根据“发生频率低，损失程度大的风险需要投保”的原则来确定保险保障范围。比如，如果不能同时为大人和孩子投保，要先选择为大人投保；如果没有足够的支付能力，要首先选择保障型险种。三，经济支付能力。保险是商品，需要支付保费才能获得保险保障，而大多数寿险产品是长期的，持续缴费是保险合同有效的前提条件。选择产品时，一定要结合自己的经济实力，否则，一旦因不能按时缴费而效力中止将使保障前功尽弃。
第二步，确定保险产品。同一个标的也会面临不同的风险，比如，家庭的经济支柱既有意外伤害风险，又有健康风险，还可能面临着责任风险，所以，保险规划的第二步是确定为第一步的保险标的购买哪些产品。
在确定保险产品时，需要注意不同险种之间的搭配与组合。购买意外伤害保险时一定要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因为相对于意外导致的死亡和残疾（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障范围）而言，意外引起的医疗费用可能更频繁。再如，有必要将一些健康险和意外险等短期产品作为定期寿险等产品的附加险来购买，这样，一方面可以节约保费支出，一方面可以利用一些产品的“免体检”功能，将短期险种长期化。
第三步，确定保险金额。保险金额是决定保费的最重要因素，保额越高，保费越高。对于人身保险而言，保额是由需求和经济能力决定的，而财产保险的保额是由保险标的的价值决定的。如果为一套价值100万的房子购买200万的保险除了多支付保费外，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出险之后保险公司只按照实际损失来赔偿。虽然人的生命是无价的，但在确定人身保险的保额时，也并非越高越好，只需按照受益人的实际需求和自己的经济能力确定即可。比如，担心自己过早离世孩子无法完成学业而购买定期寿险的人，可以根据学费加生活费（考虑通货膨胀）的数值来确定保险金额。
最后，确定保险期间。保险期间也是决定保费的重要因素，保障时间越长，保费越高。所以，在确定保险期间时同样要考虑需求和经济能力两个因素。
3保险理财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3.1明确购买保险的目的许多人明白理财要先买保险，可是不理解到底为什么买保险，这样购买的险种可能并不是最需要的。所以，购买保险之前一定要问自己：为什么（为了谁）买保险？比如，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买保险有两个目的：一，怕自己有意外无法对父母尽孝，父母晚年凄凉，二，担心自己收入太低，一旦有病无法应付。基于这两个目的，就很容易设计保险方案：根据父母的年龄（确定保险期间）和生活费用（确定保险金额）购买一份以父母为受益人的定期寿险，同时，附加一份医疗保险满足自己生病医治的需要。
3.2认识社会保险的重要意义社会保险由政府举办，是为丧失劳动能力、暂时失去劳动岗位或因健康原因造成损失的人口提供收入或补偿的一种社会和经济制度，具有覆盖广、保障低、费率低，不以盈利为目的等特征，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保的保障程度也会水涨船高。所以，在购买商业保险之前一定要先补齐社会保险，享受政府提供的安全保障。
3.3了解保险的本质许多人钟情于返还型险种，因为保障型险种只有出险才理赔，他们认为投保后如果自己不出险就“吃亏”了，其实，这是对保险本质的一种误解。保险的本质是“allforone,oneforall”（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也是保险业得以发展的根源。这一本质也决定了投资保险产品是不能赚大钱的。保险资金的运用首先要保证“安全性”，因为客户投保就是为了以防万一的，如果真出险之后，保险公司无法及时赔付，保险就失去其意义了。基于这样的原因，《保险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必须稳健，遵循安全性原则。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限于下列形式：（一）银行存款；（二）买卖债券、股票、证券投资基金份额等有价证券；（三）投资不动产；（四）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从这些投资渠道可以看出，保险产品的收益率是很低的，如果能够跑过通货膨胀就不错了，所以，购买保险是为了选择“保障”这一其他金融产品所不具备的特有功能，而不是赚钱。
3.4认清保险的功能保险与财富，如同堤坝与水库，保险起到固守财富的作用，所以，做保险规划时，一定要注意使保险的功能得以发挥，否则，购买保险就成为一项不必要的家庭支出了。比如，许多人喜欢先给孩子买保险，这就是很大的误区。在一个家庭中，孩子的保险是最不重要的，因为父母健在，就是孩子最好的“保险”！如果经济条件不允许，一定要先给家里的经济支柱购买保障型险种，然后再考虑家庭其他成员，这样，即使发生“万一”，也能维持家庭正常的生活水平。
3.5把握购买保险的时间许多人希望在“安居乐业”之后再考虑保险规划，这也是保险理财的一个误区。保险是“防患于未然”的工具，它可以在客户“安居乐业”的过程中，有效的抵御外来风险的侵袭，否则，一旦风险来临，很多人恐怕等不到“安居乐业”那一天。2004年9月，在中国农业大学进行的首届世界大学生橄榄球锦标赛上，体能一向很好的人文与发展学院法学系2002级学生牛坚渐感体力不支。回到石家庄的家里休息时，通过在河北省第二人民医院检查，才发现患上被称为“血癌”的急性粒细胞白血病。主治医师告诉牛坚的父母，目前治疗白血病最有效方法是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医生在牛坚的母亲身上测出和牛坚的基因有5/6的吻合点，可以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而且手术要尽快做。牛坚的体形较大，最保守的估计要50多万元。而这笔费用对于父母都是普通工人的牛坚说，无异于是天文数字。所以，保险规划一定要“尽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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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保险的意义篇4
关键词：保险利益;合同效力;财产保险
一、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之定义及成立条件
保险利益(insurableinterest),又称可保利益,日本译称为被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即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可能遭受的损失或失去的利益。英国学者约翰t斯蒂尔认为:"保险利益是产生于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物之间的经济联系,并为法律所承认,可以投保的一种法定权利。"故保险利益要求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必须具有可保利益,否则违反保险损失补偿原则,法律不予保护。
财产保险利益,则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某种合法的经济利益。美国加利福尼亚《保险法》将其定义为:凡任何一种财产上的利益或责任,或对财产的关系,因特定危险的发生而使保险人蒙受损失的,谓之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成立要件:即合法性、经济性、可确定性和公益性。
合法性是指保险利益必须是被法律认可并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而不法利益以及法律上不予承认或不予保护的利益,不论当事人是何种意图,均不能构成保险利益。经济性是指保险利益可以体现为货币形式的利益或称为金钱利益。保险是以补偿损失为目的,以支付货币为补偿方式的制度,若损失不是经济上的利益就不能用金钱来计算,则损失无法补偿。可确定性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利害关系,已经确定或者可以确定,才能构成保险利益。前者称为现有利益,后者称为期待利益。现有利益比较容易确定,期待利益随着保险技术的发展完善,也可以比较准确地计算出来,故现今已为世界各国承认。公益性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的保险利益为社会所要求,不单独为维护被保险人的利益所要求。如:我国法院在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时,若涉及到保险利益原则的适用,应当从保险利益的评价作用(保险合同的效力要件)以及强调保险利益的目的(防止不法投机或者,从根本上不给道德危险的诱发提供机会)出发,坚持保险利益的公益性。
二、保险利益原则对财产保险合同效力的意义
无保险利益则合同无效,是保险法的基本原则。这主要是从保险利益原则的意义考虑,即确立保险利益原则的目的就是为了消除违法行为和的可能性,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以及限制赔偿程度。对此,国内外立法大致相同。例如台湾地区《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要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物无保险利益者,保险契约失其效力。"我国《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保险利益的理解也产生了深刻的变化,简单以"无利益则无合同"来评价保险合同的效力,已经不适应保险业的发展。况且财产保险合同具有不同于人身保险合同的特点,其目的主要是填补被保险人所遭受的损害。如果财产保险合同要求投保人在订立合同时以及保险合同的效力期间内,对保险标的都应具有保险利益,则不仅增加实务上的困扰而且不利于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利益。所以,在保险利益仍为确定保险合同效力要件不变的情形下,我们应当从财产保险合同中何人、在何时具有保险利益等具体情况加以区分,以确定公平合理地确定合同效力。
三、现行法律规定在财产保险合同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界定不明确,逻辑不严谨。
第一,该条仅规定了"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但是财产保险合同补偿的是被保险人损失,而被保险人既可以与投保人为同一人,也可以与投保人不为一人。由于被保险人受保险保障,是享受保险金赔偿的唯一请求权人。若投保人为他人投保后丧失保险利益,则保险公司可以"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进行抗辩,可能导致被保险人不能获赔,不符合立法目的。因此法律要求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没有实际意义,而且实务中也会因法律关系不明而不易操作。
第二,从文义上解释,我国法律要求投保人在订立合同时以及保险合同的效力期间内,对保险标的都应具有保险利益。但是,现代保险理论认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投保人、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是否具有保险利益并不十分重要,只有在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
对保险标的必须具有保险利益。例如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6条规定,"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生效时,对保险标的可以不具有利害关系,但是在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必须具有利害关系。"这样规定,便于合同的订立,而且只有保险事故发生时有保险利益存在,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才有实际损失发生,保险人才据以确定补偿的程度,比较合理。
其次,《保险法》第十二条第二、三款规定"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保险标的是指作为保险对象的财产及其有关利益或者人的寿命和身体。"第三十三条规定"财产保险合同是以财产及其有关利益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合同。"内容含混不清,规定过于抽象。
第一,第十二条未将财产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区分开来,只给出了一个概括性定义,那么何为"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
第二,结合第三十三条对财产保险标的界定,仍不能明确在财产保险中,哪些情形可认定为具有保险利益原则。一般说来,以下六个方面可认定具有保险利益:1、享有一般财产权的人对其享有的财产;2、保管人对于其所保管的财产;3、投保人基于对标的物的占有事实对标的物;4、股东对公司的财产;5、基于合同而产生的利益;6、期待利益。但法律未明确规定,使得保险人无法设计更新保险产品,进而妨碍保险业的发展,限制了人们对保险产品的需求。而且发生保险事故后,对保险利益任意解释,使得解决投保人、被保险人与保险人解决纠纷无明确法律适用依据。
此外,《保险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保险标的的转让应当通知保险人,经保险人同意继续承保后,依法变更合同。"此规定明显可见财产保险中标的物发生转让后,保险合同并未当然转让。实践中财产保险标的的转让非常普遍,受让人往往忽视保险合同变更(例如转让机动车),导致合同无效,转让人亦因丧失保险利益而无法获赔。而且转让双方办理相关手续可能需要一定时间,其间保险标的依此规定处于无保险状态,不够合理。
四、立法建议
我国已加入wto,保险市场正在与国际接轨,保险业处于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人们保险意识增强,保险需求增大。只有提供一个规范的法律环境,进一步健全保险法律制度,才能促进我国保险业长远、健康地发展。通过对财产保险中保险利益原则与合同效力的分析,笔者认为,不应过分严格限制保险合同生效效力,应鼓励当事人订立保险合同。以此为立足点,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
首先,我国保险法应将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分别界定,并明确保险利益的性质。将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可界定为"财产保险利益是与财产保险标的相关的利益,是指被保险人对特定标的物所具有的合法的实际经济利益关系。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应当具有保险利益,否则财产保险合同无效。"
其次,在概括式介绍保险利益概念的同时,用列举式方法确定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范围。即"依据财产保险合同,可投保的财产利益有:1、对财产享有法律上权利的人;2、保管人对其所保管的财产;3、占有人对其占有的财产;4、股东对公司的财产;5、基于合同产生的利益;6、经营者对经营事业的期待利益;7、其他与财产保险标的相关的利益。"
此外,对于保险标的转让的条款,可设计为"保险标的的转让,让与人或受让人应当自转让后十五日内书面通知保险人。转让显著增加危险时,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并依本法第三十九条退还保费。保险人应当自收到书面通知之日起五日内将决定告知让与人或受让人,未告知的视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继续履行。保险标的在上述期间发生保险事故,保险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是货物运输保险合同和另有约定的保险合同除外。
【参考文献】
[1]朱铭来.保险法学.南开大学出版社[m],2006,(1).
[2]李玉泉.保险法[m],法律出版社,2003.
[3]邹海林.论保险利益原则及其适用[m],中外法学,1996(5).
财产保险的意义篇5
（一）保险受益权的性质
保险受益人是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具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一直以来，大多数学者将保险事故发生前的保险收益权的性质定位为期待权。然而从程序上来看保险收益权是否实现取决于保险事故发生与否，并且在事故发生之前，保险收益权的权利人也就是保险受益人还处于可以变更的状态。因此，保险受益权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前只是一种期待的地位，而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后才能转化为一项权利。进而从实质上说，保险受益权是一种基于合同而取得的债权请求权，但取得受益权的受益人并非该合同的当事人,合同的订立也不是其意思表示的结果，该合同是第三利益人合同。合同中的履约方称为践约人也就是债务人，合同另一方当事人为债权人。由此看来，在保险合同中，投保人与保险人是缔结合同的当事人，受益人相当于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受益第三人。所以，从实质上看来,保险受益人所享有的受益权是基于投保人而并非其自身的意思表示而享有的一种特殊的债权请求权。
（二）财产保险受益人的合法性
由保险受益权的性质我们可以知道，保险受益人对保险金请求权的实现其实是对被保险人债权的继续实现。被保险人指定受益人可以看作被保险人将其债权人地位做了一个附期限的转让，这个转让是被保险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因此，无论是人身保险还是财产保险，一旦被保险人指定了受益人，并且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事故发生之前没有变化，那么在保险事故发生时，这个附期限的债权转让即可成立，保险受益人即可对保险金或者赔偿实行请求权。在财产保险中，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受益人获得赔偿请求权，保险人应该在保险责任范围内进行赔偿，受益人是基于一个第三人利益合同而取得的期待权，进而为财产所有权，所以受益人得到赔偿金是合理合法的。因为被保险人的自主真实的债权转让而使财产保险受益人获得的赔偿金不能属于不当得利。
（三）财产保险受益人的法律适用
现代立法在本质上是一个利益识别、利益选择、利益整合及利益表达的交涉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立法者旨在追求实现利益平衡。社会实践中的任何新生事物都是基于一定的客观需求而产生的，相应的法律制度的构建则取决于对该事物的社会评价以及法律的价值取向。笔者认为，财产保险受益人对于促进金融保险业务发展以及加速资金流转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同时也存在着转移资产和对保险财产变相设立担保的法律风险。因此，在财产保险合同中设立受益人，财产保险合同就成为一种特殊的第三人利益合同，在目前我国第三人利益合同立法尚属空白的情况下，应当在我国现行的《保险法》中增加关于财产保险合同中受益人的法律规定。另外，随着保险业的不断发展进步，以及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合同法》和《民法》中增加关于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相关规定也是十分必要的。
二、财产保险受益人的伦理分析
（一）基于目的论的财产保险受益人制度的合理性分析
1.目的论的含义。目的论伦理学有两种，分别是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利己主义的评价原则是：行为产生出或者会产生出行为者的最大幸福或者利益，是该行为道德正确的唯一标准。功利主义的评价原则是：一个行为产生出或者会产生出全体利益相关者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该行为是道德上正确的。
2.从保险合同主体的角度分析。首先，从保险人的角度来说，在财产保险中引入保险受益人的概念，很有可能会引发道德风险。从表面上来看，如果存在财产保险受益人这一制度，那么受到损失者2015年第5期下旬刊（总第589期）时代金融timesFinanceno.5，2015（Cumulativetyno.589）将会得不到补偿，而得到补偿者又没有遭受损失，这样赋予第三人保险赔偿请求权，很容易引发道德风险，受益人很可能会为了获得保险赔偿而故意制造保险事故，损害保险标的。还有可能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串通而进行违法的骗保骗赔行为。然而在财产保险实务中，又已经出现“受益人”的应用，比如在抵押贷款保险中，就指定银行为受益人，如若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银行享有对保险赔偿的优先受偿权。这里的“受益人”虽然对保险赔偿没有直接的请求权，但其享有对赔偿金的债权。这样的“受益人”规定又是为了保护抵押权人即银行的权益，降低银行放贷的风险。其次，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角度来说，在经被保险人的同意下，可以指定自己或者第三人为受益人。被保险人指定受益人的过程其实也是一种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过程，比如指定自己的亲属为受益人；或者自己的债权人为受益人，也是为了从债权人得到一定的帮助。所以，利己主义看来，引入财产保险受益人会有损保险人的利益，但是同时又会维护“受益人”的利益，也是被保险人最大幸福的选择，该行为的正确与否不好判断；而当这些分离的利益进行加总后，就符合功利主义的判断标准，那么这种行为就是正确的。究竟这些主体的利益加总是否实现了最大利益，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类比。从我国现行《保险法》中已经存在的人身保险受益人条款可以看出，人身保险的受益人可以是被保险人自身或指定与之有婚姻关系，抚养赡养或扶养关系，以及其他特殊情况的第三人。与财产保险不同的是，人身保险是给付性合同，因此第三人取得保险金请求权，进而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得到保险金给付的过程中，不存在很多学者所说的“不当得利”行为。然而，这仅仅是因为人身保险标的的特殊性质而决定的，人身保险的受益人与保险人之间也不存在对价关系。因此，人身保险受益人条款的存在也会引发道德风险，并且在现实中这种风险事故还时常发生。可见，道德风险的产生并不是财产保险受益人条款所特有的，而道德风险的防范也不是通过禁止财产保险受益人制度的产生就能实现的，否则就不会存在人身保险受益人制度。另外，保险人作为企业法人，在整个市场参与者中只占很小的比例，大部分的市场参与者还是投保人，被保险人以及保险受益人。因而从功利主义学说来看，建立财产保险受益人更益于保护了大多数市场参与者的利益。
（二）基于道义论的财产保险受益人制度的合理性分析
1.道义论的含义。道义论是指人的行为必须遵照某种道德原则或遵照某种正当标准去行为的道德理论。一个行为的正确与否，并不由这个行为的后果来决定的，而是由这个行为的动机和标准来决定的，注重的是这个行为的动机是否是“善”的，行为的本身是否体现了预设的道德的标准。这里的“善”可以用人道主义原则来界定，把人和人的价值置于首位的观念，肯定人的权利或尊严，并主张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友爱的精神的伦理原则；强调互助互爱的和谐关系，强调救贫济苦。在这一点上是与保险的职能和作用相一致的。
财产保险的意义篇6
关键词：危险增加通知义务 健康险 意外伤害险
一、问题的提出
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约定所承担的保险责任及所收取的保险费，是以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标的危险状态及程度为标准确定的。而保险合同是继续性合同，保险人承担的保险标的风险在保险整个期间都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同时，“保险人无论于缔约时或定约后关于危险的掌握及控制于事实上几乎立于无能之地位”。因此，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履行以及完成的各个阶段，为克服双方当事人所掌握的信息不对称，通知义务应无处不在。在各国的保险法规要求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履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确保保险人能够对危险增加的事实重新做出正确把握。
新《保险法》仅将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放在财产合同一节中，而不是放在一般规定中规定，表明此项义务对人身保险不产生法律效力。然而，我国将健康险和人身意外伤害险归属于人身保险中。因此，在健康险和人身意外伤害险业务中，若保险条款中没有要求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在保险标的危险增加时履行通知义务，在出险时，保险人不能就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因不履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而拒赔。
近期有一位网民提出了一个疑问，投保健康险十年后生病是否要通知保险公司？周女士早在10年前为自己购买了一份保险，并附加了健康险。投保时周女士的各项身体检查均正常。10年后，周女士在单位体检中发现自己的血压超标。
通过保险实务证明，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在人身保险中的健康险和人身意外伤害险同样适用。在新《保险法》中人身保险合同一节中没有涉及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因此，本文借鉴现有的学说和外国有关法律法规，从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本质与健康险和人身意外伤害险的特征入手，探讨该通知义务在两个险种中的适用性，并对新《保险法》中的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条款提出一些修改建议。
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在健康险和人身意外伤害险适用性的探讨
1.健康险和人身意外伤害险的与人寿保险的本质区别
我国将保险业务分为寿险和非寿险两大类，健康保险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属于人身保险业务。西欧、北美、日本等保险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常常将健康险和人身意外伤害险归为财产保险业务。以上两种分类方法，从保险标的属性分类，健康险和人身意外伤害险属于人身保险；从技术构造看（如保险费率厘定、责任准备金计提等），健康险和人身意外伤害险与财产保险有相似之处。然而有第三种观点认为，它们介于财产保险与人寿保险之间，属于保险的第三领域。
以上三种观点，本文采纳欧美国家的分类标准。因为健康险和人身意外伤害险与人寿保险有重要区别，区别主要在于保险费率计算依据不同。人寿保险费率的计算以生命表为基础，而健康险和意外伤害险与财产保险相似。因此从本质来看，健康险和人身意外伤害险不应与人寿保险归为一类，它们更像是财产保险。
2.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概述
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是指保险合同订立后，在保险期间内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发生显著增加时，被保险人负有将该危险增加状况及时通知保险人的义务，其目的在于使保险人及时了解危险变动情况并做出相应决策，以维护保险人在信息劣势下的利益。
现国内对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讨论一般在“对价平衡原理与情势变更原则”的基础上来展开。此观点建立保险精算的科学理论基础上，认为保险制度的合理经营必须以保险人实际所收的保险费总额与支出的保险金总额保持大体平衡为基础，二者能否保持平衡，有赖于危险发生可能性估计之准确，因为危险发生概率的计算与保险费的确定有密切的关系。在保险合同订立后，虽然被保险人将保险标的风险转移给保险人，但被保险人依然拥有保险标的所有权，容易掌握保险标的危险状况。在保险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危险增加情况发生在整个风险集合的许多个体中，这将会导致保险人对整体风险的把握有误，保险人将需要支付较其收取的保险费更多的保险金，并出现偿付能力不足的问题，最终导致保险双方利益遭受损害。
在我国保险法律法规中，危险增加通知条款仅出现在财产保险部分，而对于人身保险对此项义务并无要求。纵观各国和地区立法，德国、韩国、澳门、意大利以及台湾地区保险法均将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在总则中做出规定，不仅适用于财产保险合同而且适用于人身保险合同。
三、对新《保险法》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修改与完善
综上所述，我国新《保险法》的问题在于，在人身保险合同中没有规定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本文建议在适当的时机仍需对新《保险法》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条款做出以下修正：
1.将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写入一般总则一节，可参考2008年《日本保险法》将危险增加通知义务规定于损害保险、生命保险以及疾病伤害定额保险部分，其适用范围包含了人身保险合同。或者借鉴德国《保险契约法》，把如实告知义务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性质认定为“告知”,对告知做扩大化的理解，扩大通知义务的内涵和适用范围。
2.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履行主体应改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因为在健康险和人身意外伤害险中，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可能不是同一人，经常出现父母为子女投保的情况。在此情况下，投保人对未成年人身体状况更为了解，而且未成年人并没有危险增加通知意识，因此该义务由投保人来履行更恰当。但因未成年人的被保险人没有履行危险增加义务，又在投保人不知道被保险人身体状况变坏的情况下，保险人不得因被保险人或投保人不负通知义务而拒赔。
参考文献
[1]徐卫东、高宇.论我国保险法上危险增加的类型化与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3月第2期.
财产保险的意义篇7
关键词：危险增加对价平衡通知义务解除权
基于保险法的“对价平衡”和“最大诚信”原则，保险法首先规定了在保险合同订立之时，保险相对人负有如实告义务，以使保险人能够充分获得估计危险、计算保费的资料，从而作出正确的承保意思。然而保险合同属于继续性合同，保险标的的风险处于不断变化中，在保险合同订立之后至保险事故发生之前，当保险标的情况变化，严重增加了保险合同订立之初保险人所承保的风险，保险相对人须将此危险增加情形通知保险人，以使保险人对是否承保或以何种条件承保重新作出估量，并采取风险控制措施，此即保险法上的危险增加通知义务。
新《保险法》第52条对危险增加通知义务进行了修订和完善，笔者拟结合理论和实务中的一些争议问题，对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履行进行分析。
履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适用范围
（一）关于危险增加通知义务适用范围的争议
我国《保险法》将危险增加通知义务规定在“财产保险合同”项下而非保险合同总则中，说明该法定义务的履行只适用于财产保险合同，不适用于人身保险合同。人身保险合同中应不应该设定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理论上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按照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立法意旨，应当使之同样适用于人身保险合同。在人身保险合同成立后，危险增加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如被保险人从事了更危险的工作，为维护对价平衡关系和公平起见，无法否定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在人身保险合同中的适用（温世杨，2009）。另一种观点认为，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区别较大，由于个体的自主性、独立性和能动性，被保险人可以在不同的地点、场合、环境出现，况且，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人已经借助免责条款，如危险行为等，将被保险人的某些明显危险行为排除在保险责任之外。因此，没有必要在法律中规定人身保险中的危险增加通知义务（詹昊，2010）。
纵观世界各国和地区立法，采用第一种观点的为多，德国、韩国、中国澳门地区、意大利和中国台湾地区保险法均将危险增加通知义务规定于总则部分，其不仅适用于财产保险合同而且适用于人身保险合同，尤其是人身保险合同中定额保险部分。而我国保险法采纳的是后一种观点。
（二）人身保险合同关于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规定
实务上，人身保险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同样存在危险增加的情形，如意外伤害保险中，被保险人的职业由教师变为警察，由火车乘务员变为铁路检修工人，这种职业的变化使得被保险人所面临的遭受意外伤害的危险加大，要求保险人继续承保或以原来的费率承保增加后的风险，显然不利于风险控制和保险经营，也终将损害危险共同体——全体被保险人的利益。因此，实践中，很多人身保险合同中通过约定来确立保险相对方的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比如，约定“被保险人应将其职业变更情况通知保险人，依职业分类其危险程度增加时，保险人有权按差额增收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但是由于该义务属于约定义务，法律并未规定违反该义务的法律责任，因此，虽然根据合同约定，被保险人负有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但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人不能以被保险人未尽到通知义务为由主张不负或少负保险金给付责任。
而在财产保险合同中，《保险法》第52条对于违反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法律责任作了明确规定，如果保险合同仅约定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未约定违反通知义务的法律责任，被保险人未尽到通知义务时，保险人有权依法拒赔。这是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重要区别（高燕竹，2010）。
履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主体
根据新《保险法》第52条的规定，履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主体只有财产保险中的被保险人。被保险人在财产保险中往往是财产的所有人或利害关系人，直接管理控制该财产，能全面掌握保险标的的状况，最能了解保险标的面临的危险是否增加，所以被保险人理所当然成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履行主体。但是，除被保险人之外，保险合同的主体或者关系人还包括投保人和受益人，他们是否同样负有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呢？
从立法上看，一些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规定的履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主体除了被保险人外，还包括投保人，比如日本、德国、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澳门地区。原因在于，实践中很多情况下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同为一人，或存在投保人实际控制保险标的的情形，将投保人设定为履行义务的主体，能够更好地改变保险人所处的“信息不对称”的劣势地位，及时掌控保险合同的风险，全面维护保险人的利益，完全符合设立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目的（姜南，2007）。按此规定，投保人通知了保险人危险增加情形，与被保险人通知一样，均视为该义务的履行，保险人不得以被保险人未通知为由拒绝赔偿。因此，应增设投保人为履行主体。而受益人与投保人不同，受益人在法律地位上是保险合同的纯粹利益人，法律自不应令其负担额外的义务，此为原则。在现实生活中，受益人对被保险人的财产及人身的风险情况变化未必能加以了解和控制。因此，不宜将受益人列为履行主体（徐东卫，2002）。
履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原因
对于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履行原因，新《保险法》第52条相较原《保险法》37条，将“危险程度增加”修订为“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更加契合设定该义务的立法目的和基本原理。危险增加有轻重之分，若不分具体情况皆需要通知保险人，不仅耗费义务人的时间和精力，也会给保险人的工作增加交易成本。所以，如果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仅是微小增加，没有动摇保险合同订立的基础，不影响“对价平衡”，则法律无需课以被保险人该通知义务。然而，在个案中如何判断危险程度是否显著增加？
财产保险的意义篇8
关键词：人身保险；财产保险；受益人；适用范围
保险法是调整保险当事人与参与人之间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被保险人或投保人投保的目的是为了使被保险人人身或财产遭受损失时与其有亲属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的人享有保险金请求权和保险利益。但要实现其订立保险合同的目的，首先要明确保险法中受益人的适用范围，这是保障保险合同目的实现的基础与前提。
一、保险受益人的定性
理论界关于受益人的适用范围问题存在不同的观点，主要包括否定说与肯定说两种，持否定说的学者认为，只有在人身保险中，受益人才有存在的必要，持肯定说的学者坚持应删去《保险法》中“人身”二字，使受益人适用于所有的保险合同。目前学术界主流的观点是否定说观点。
我国《保险法》第22条第3款规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可以成为受益人。”由此可见，我国立法者也认为关于受益人的规定只应该存在于人身保险中。①
二、人身保险中规定受益人制度的立法目的
任何法律制度的出台都经历了构思、反复论证的过程。保险法受益人制度确立的始因是当被保险人以死亡为保险事故发生的必要条件时，除了投保人、被保险人之外，尚需有受益人存在之必要，以便于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受领保险契约上之利益，——保险赔偿金额这也是立法者长期理论认识和实践总结出来的。②
李玉泉曾在《保险法》中，将受益人的适用范围限定在人身保险中，并且认为在人身保险合同中，只有在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保险中，受益人才有存在的必要。③日本学者朝川、大村等也认为，受益人仅在于人身保险中存在，而财产保险中则不可能有。④在他们看来之所以在人身保险中规定受益人是为了防止被保险人发生人身损害无法直接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时，能够有第三人代替其行使保险金请求权，最大化的维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而财产保险中，保险标的是财产，只会发生财产损失，财产标的所有权主体一般是被保险人，不需第三人的介入即可完成损害赔偿请求，因此不需要单独确立受益人制度。
三、财产保险中关于受益人制度的观点
受益人在《法学词典》被定义为“根据保险合同有权领取保险金的人。”受益人在台湾法律中是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指定的享有赔偿请求权的人，由此可以看出，受益人也分为广义的受益人和狭义的受益人。其中狭义的受益人仅指人身保险中的受益人，而广义的受益人除了包括人身保险中受益人还包括财产险中的受益人，上文所述台湾地区法律和《法学词典》中对受益人的规定主要是从广义的角度出发的。
江朝国在其所著的《保险法基础理论》中指出：“基于私法自治原则，契约当事人可约定将保险契约上将来可能发生之保险赔偿请求权让与受益人，则此受益人据此而成为唯一具有受领保险金权利之人。”⑤他提出，意思自治原则是私权社会的至高原则，个人自由意志的行使是私法自由意志的具体体现，只要个人意志的行使不触犯我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侵犯其他人的合法权益，就应该被得到尊重和保护。在财产保险中规定受益人制度，与在人身保险中规定的受益人目的一样，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并未触犯他人利益，应该得到我国立法的支持与肯定。
四、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关于受益人制度规定对比
针对上述观点，否定说学者认为，立法者应严格遵循损失补偿原则，只有保险利益的受损者即被保险人才能享有保险金请求权而获得保险补偿，以禁止不当得利，防范道德风险，与保险法的立法目的相违背；其二，在财产险中，钱财乃身外之物，被保险人的人身安全并不会因为财产损失而受到威胁，人身与保险标的分离使得被保险人在其财产毁损或灭失时，身为保险标的所有人自己完全可以向保险公司行使保险金请求权，因此完全没有必要另行在财产险中规定受益人制度。
然而，经过长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证明并非如此，相反，无论从保险法律理论的一致性角度还是保险法律实践的必要性角度在财产保险中设立受益人制度都有其科学性和合理性。
首先，从保险合同的标的看，之所以会分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主要是根据保险标的内容不同所做的区分，人身保险的保险标的是人的身体，财产保险的保险标的是有价的物质财产，虽然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保险标的不同，合同性质不同，但都属于保险法所保护的权益，即使人身不能用金钱衡量，但被保险人在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必然会产生比如医疗费、精神损失费等类似的物质财产损失，在此意义上，人身保险同样具有损失补偿性。⑥当事人投保的目的都是就是为了防范风险，弥补损失，我国制定法律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减少不必要的损失，不仅包括直接损失，还应包括间接损失，受益人的间接损失（医疗费、精神损失费）应当受到保护，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保险标的不同，就把两者区别来看，否则有厚此薄彼之嫌。
其次，从保险合同目的讲，因为保险标的由于各种未知的原因可能会毁损或灭失，如果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在不能预知结果的前提下缴纳一定的保险费，一旦保险事故发生，保险公司能够较大程度弥补被保险人的损失，尽可能减少当事人的损失，尽管此时直接受害人是被保险人，但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另行指定受益人是为了当保险事故发生时能够给他所希望的人提供一份物质保障，这并没有损害其他人的利益，与保险法的立法目的不冲突，也是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最直接的表现。
再次，从两者具体的适用情形看，人身保险一般适用于人身利益发生危险或损害，财产保险一般适用于财产被破坏或灭失，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的适用范围并不会重合，财产保险中不会出现被保险人死亡无人行使保险金请求权的情形，但这并非绝对的，任何事都有例外，例如交通事故中存在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中随着保险标的受损而丧身的情形，一旦车毁人亡，被保险人对自己的车所投的保险金将无人受领，这对被保险人的继承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损失，况且，如果作为被继承人的遗产发生继承，还会面临许多问题，比如要征收遗产税，被保险人负有债务时，保险金的偿还顺序也是不同的，因此此种情况直接规定受益人更合适。
最后，从设立后果来看，虽然在财产保险中规定受益人可能会引发道德风险，但人身保险又何尝不是如此，任何制度的设立都是有利有弊，无论在人身保险还是在财产保险中，受益人的适用范围都不应该受到限制，至于财产保险中的受益人因无损失而获利可能会产生不当得利诱发道德危险，这是可以通过保险人单方限制或变更、撤销受益人加以完善的，而无须另外在财产保险中禁止设置受益人制度。
五、财产保险中对受益人制度的完善
被保险人是保险赔偿金请求权的权利行使主体，受益人的保险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建立在被保险人的请求权基础上，是保险金请求权的派生权利主体。受益人的适用范围不仅限于人身保险，财产保险中同样可设置，受益人在财产保险中规定受益人制度并不会诱发道德风险，并不与我国保险法的立法宗旨冲突，相反，如果在财产保险适用范围中加上受益人概念是有利于我国保险法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只是基于财产保险标的特殊性，在财产险中增加受益人的同时也应从立法的角度对其加以限制，把财产险受益人的适用范围限定在某些特定的情形。
第一，在机动车第三人强制险中，为了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减少理赔风险，缩小理赔环节，被保险人可以直接指定事故中的受害人为受益人，享有保险赔偿请求权；第二，在被保险人死亡后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可通过设定受益人，避免保险赔偿请求权力主体缺位，更好地实现保险合同目的；第三，在抵押合同中，抵押标的所有人可以自己为被保险人，抵押权人为受益人，不仅可以实现保险合同目的，也更加有利于增加双方的信誉度，保证抵押合同的交易安全。
六、总结
保险业已经深入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受益人是保险利益的直接享受者，受益人虽然对保险合同不享有其他任何权利，也无权干预保险合同，但是，不管受益人资格如何，其权利都应该受到全面充分的保障，无论在人身保险中，还是在财产保险中都应当允许受益人这一概念的存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使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对受益人制度在立法上保持横向一致，切实保障受益人的合法权益，使我国保险制度不断完善，促进和谐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作者单位：湖北文理学院）
本文由湖北文理学院大学生科研项目基金资助。
注解：
①樊启荣：《保险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2.
②江朝国.保险法基础理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③李玉泉.保险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④郑玉波：《保险法论》，三民书局印行，1988年.
财产保险的意义篇9
关键词：要约邀请理赔告知义务
随着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为了在保险市场中占据有利的地位，提升品牌优势，一些保险公司除在原有投保过程中的开展价格战之外，也思考从理赔端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提供更人性化的客户体验，从而开辟更多的客户渠道，快速理赔成为财产保险公司竞争的一个手段之一，比如“万元以下，一天赔付”、“万元以下，一小时赔付”等理赔时限的允诺，具体内容是如果满足万元以下，相关资料证明都齐全的条件便可以在一天之内、或是一小时之内得到相关赔付；再比如人寿保险的五千元赔付，具体条件是只要是五千元以内，相关资料证明齐全的，一个小时就可以完成相关赔付。但是这样的理赔时限允诺行为到底在法律上如何进行认定，保险公司需要对这个允诺行为承担什么责任呢？
一、“理赔时限允诺”的法律定位
随着这些理赔时限允诺的泛滥，越来越多的保险人也开始发出一些疑问，这些保证和允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具有什么样的法律效力？或者财产保险公司在进行这项允诺的时候是否具有相应的约定义务，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这项允诺对财产保险公司的法律约束力如何？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二条的规定来看，本法所称广告，是指商品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承担费用，通过一定媒介和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介绍自己所推销的商品或者所提供的服务的商业广告。财产保险公司对于理赔时限的允诺，实际上是对自身保险产品的理赔服务优势的宣传，为了吸引顾客的广告投放，属于商业广告的范畴。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理论和条文的规定来看，商业广告属于要约邀请。要约邀请是当事人订立合同的预备行为，只是引诱他人发出要约，不能因相对人的承诺而成立合同。在发出要约邀请以后，要约邀请人撤回其邀请，只要没给善意相对人造成信赖利益的损失，要约邀请人一般不承担责任。如寄送的价目表、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商业广告等为要约邀请。因为要约邀请只是作出希望别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因此，要约邀请可以向不特定的任何人发出，也不需要在要约邀请中详细表示，无论对于发出邀请人还是接受邀请人，都没有约束力。
对上文的相关内容进行总结的话，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不管是从广告法来说，还是根据合同法的相关内容来对财产保险公司的时限允诺进行定义，都不影响我们对这一理赔实现允诺的法律性进行相关的判断。既然它属于商业广告的范畴，从本质上来说也只能算是要约邀请的范围，那么在财产保险公司对这一允诺做出承诺的时候，并不构成要约。换句话来说，如果不构成法律意义的要约，那么保险公司就不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理赔时限允诺的法律风险
通过上文的相关论述，虽然理赔时限允诺行为在法律上的定位为商业广告行为，属于要约邀请范畴，对于发出邀请人还是接受邀请人，都没有直接的约束力，但这也不意味着财产保险公司在进行商业广告宣传的时候可以夸大事实，对理赔时限的允诺不承担责任。因为如果不能完善理赔时限允诺的各种条件，理赔时限允诺对于财产保险公司、客户都是存在相应的法律风险的，甚至会引发赔付纠纷。
对于客户，由于理赔时限允诺只是财产保险公司向广大客户群发出订立合同要约的邀请，对于保险公司和客户双方均不具有合同法上的约束力，因此即使客户因对此信赖而购买了相应的保险产品，而在保险合同中并无关于理赔时限问题的约定，理赔时没有享受到所承诺的理赔体验，也不能据此要求保险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因为承担违约责任的前提和基础就是双方约定的合同，因此，客户如果在订立保险合同的时候，不仔细阅读保险条款，想当然地以广告内容为准的话，是要面临无法依法追责的风险。也就是说如果在财产保险公司发出要约邀请时，如果没有落实到相应的合同上，那么理赔时限允诺就不具备相应的法律效力。针对这样的情况，索赔人在进行时限索赔的过程中或者在购买相关保险产品的过程中就应该特别引起注意。
对于财产保险公司，理赔时限的允诺是展现自身品牌优势的一个重要体现，由于财产保险公司经常选择在商业广告中宣传理赔时限，作为吸引客户的手段，即使商业广告行为在法律上属于要约邀请，对合同的订立并没有直接的约束力，但是如果不按照广告内容赔付的话，容易引发虚假广告、误导消费者的不利后果。即使按照广告内容赔付，但是在实际赔付过程中设定一些条件限制，如果没有明确说明和告知消费者的话，也要面临不利后果，引发赔付纠纷，在司法实践中处于被动地位，久而久之也会引发客户和市场的信任危机。
三、规避理赔时限允诺风险的对策
对于上述风险，无论是财产保险公司，还是客户，都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在推销保险产品、引导客户投保的过程中，一定要对理赔时限问题进行明确。因此笔者建议：财产保险公司在进行理赔时限允诺的过程中，一定要在合同正式订立之前对于理赔时限履行明确的说明和告知义务。
首先，应对理赔时限作出详细的说明。理赔时限的允诺不仅是“万元以下，1小时赔付”这样简单，实际上这里面包含了至少四个关键性指标：事故责任、损失数额、资料收集、赔付时限。以“万元以下，1小时赔付”为例，在交通事故当中，所适用理赔时限允诺的前提条件是单方事故还是双方事故？是一方全责还是双方都有责？损失数额万元以下，是实际定损金额，还是估损金额？资料收集齐全，在认定相应资料是否齐全的问题上，公司实际上是占有相关主动权的。比如资料的具体范围或者是具体类目，都是依据保险公司的要求来进行的，因此在进行约定或者签订合同的过程中，一定要对资料的范围进行明确的规定；赔付时限1小时，意味着1小时之内赔款打到客户指定的账户内，但是如果细究，1小时的时间起算点是什么时候？如果发生银行转账延迟等情况，超过了1小时的承诺，是否意味着保险公司违约呢？因此，这些进行理赔时候的关键影响因素和容易产生纠纷的内容是必须要进行明确的说明的。要么在商业广告中明示、要么在合同条款中说明，总之必须进行详尽的说明。因为这种类似的允诺在司法实践中，认为是格式条款或是最终解释权归财产保险公司，一旦发生争议的时候，人民法院一定会采取有利于消费者的解释进行评判，财产保险公司将承担不利后果。
其次，应对理赔时限履行明确的告知义务。关于理赔时限的问题即使作出详尽的说明还是不够的，财产保险公司必须确保客户对这些详尽的说明明确的知晓，正确理解说明的含义，并将这种明确知晓的情况体现出来。通常我们会采取让客户在承保确认书上签字确认自己知晓合同内容，并对合同条款无异议。履行告知义务仍需注意几个细节，比如财产保险公司一定要进行明确的告知，比如在电话销售、柜台销售过程中，在客户刷卡交费之前，一定进行口头告知，并提示合同条款中准确的位置，请客户进行详细阅读，阅读后一定要确保本人签字，不应允许业务人员代签字。业务人员代签字是履行告知义务的最大隐患，一旦发生纠纷，代签字实际上就是对告知义务的否定。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财产保险公司为了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中谋求到一定的市场份额，不断采取有效措施来聚集自身的客户源，但是在进行竞争的过程中一定要对相应的法律条款进行明确的了解。在面临“理赔时限”允诺这类广告的时候，一定要对它们背后的一些具体条件进行充分的考虑，应尽量避免受法律效力影响而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赔付纠纷。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生活质量的提高，保险也慢慢开始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在保险产品层出不穷的当下，监管部门也应出台相关政策规范保险市场，引导财产保险公司合规经营，从而规范市场秩序，为保险公司创造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和发展环境。
四、后记
从目前的保险市场来讲，竞争压力越来越大，随着公司数量的增多以及保险类目的增加，保险公司开始面临严峻的挑战。面对巨大竞争的时候，在规模以及实力上占有相应的优势必然是好事，可是如果对相应的法律条文不进行有效掌握的话，不仅不能抢占有效的市场份额，同时还有可能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财产保险公司在应对市场压力的过程中，应尽量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综合考量自有的资源，制定合理的策略，充分考虑法律的有效性，先从策略与政策上取得优势，才有可能为将来的成功创造机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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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保险的意义篇10
关键词:被保险人;保险利益;保险合同利益;第三人
前言
《保险法》于2009年2月28日修改并已经开始实施，这次对保险合同法部分的修改与日本2008年保险法从商法典中分离出来成为单独的部门法在时间上比较接近，日本《保险法》立法原则中包含的“强化对投保人方的保护”与我国《保险法》修改中“对被保险人的保护理念相映成趣”。二者虽然在具体制度上包含很多方面的规定，但均涉及到被保险人的法律地位界定这一问题。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中特殊的主体，在合同法领域难寻与之对应的主体制度。被保险人的法律地位问题虽然广有提及，但向来缺乏理论层面深入而系统的关注，导致了规范层面缺乏必要的理论支撑。从被保险人的权利义务角度观之，几乎涵盖全部保险合同权利义务的制度设置凸显被保险人的特殊地位;从与保险合同其他诸要素的关系角度观之，被保险人处于保险合同各个要素的核心;从与合同法的基本理论衔接及比较角度观之，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差异颇大。
一、被保险人存在场合及确定方
被保险人在人身保险合同与财产保险合同的存在情况并不相同。
(一)财产保险中的被保险人
在财产保险合同中，存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同一的情况，即投保人为自己利益保险，也存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同一的情况，即投保人为他人利益保险，比如海、陆、空的旅客运送业和仓库业的财产保险合同。另外，以第三人为被保险人的财产保险还经常发生在国际贸易中，比如以CiF为条件的交易。
(二)人身保险合同中的被保险人
人身保险中存在投保人以自己的生命投保的情况，也存在投保人以他人生命投保的情况，被保险人是以其生命作为保险合同标的的人。与财产保险中的被保险人不同，除了被保险人与保险合同标的之间的保险利益要求之外，人身保险中的被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有保险利益的要求。
(三)被保险人的确定方式
被保险人必须在保险合同中做出明确规定，确定的方式包括以下几种：
其一，明确列明被保险人的姓名或名称被保险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法人无生命健康可言，人身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以自然人为限)被保险人是自然人的，应当在保险合同中载明其姓名。被保险人是法人的，应当在保险合同中载明其名称被保险人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多人，每个被保险人应当一一载明。
其二，以变更合同条款的方式确定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增加一项变更被保险人的条款，一旦该条款约定的条件成立，候补的主体自动成为被保险人，取得被保险人的地位。比如财产的承租人或者受托人作为候补的被保险人，承租人或受托人变更后取得与原被保险人相同的资格。
其三，以扩展的方式确定被保险人这种方式不直接列明被保险人，也不以排序的方式确定被保险人，而采取扩展的方法，使一定范围的人员都具有被保险人的地位。
二、我国《保险法》被保险人权利义务的规定
投保人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的关系人。［1］(p37)值得注意的是，投保人并非所有时候都是保险合同权利义务的享有者和承担者，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同一的情况下，被保险人而不是投保人成为保险合同权利义务设置的核心主体存在被保险人的场合，我国财产保险合同的制度设置抛开了投保人而直接以被保险人为中心展开。财产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的有无以被保险人为衡量主体我国《保险法》第48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赋以被保险人维护保险标的安全的义务我国《保险法》第51条规定，被保险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生产操作、劳动保护等方面的规定，维护保险标的的安全赋以被保险人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我国《保险法》第52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赋以被保险人减灾防损的义务我国《保险》57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应当尽力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或者减少损失。(5)以被保险人为保险人代位权的行使对象我国《保险法》第60条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为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
在人身保险合同中，基于被保险人的存在，产生一系列不同于财产保险合同的制度设置人身保险中，投保人对作为标的的被保险人的生命和健康必须具有保险利益各国保险法中对于投保人具有保险利益的被保险人的范围采取不同的立法方式:列举主义立法、同意主义立法以及列举主义和同意主义结合立法。我国采取第三种方式，即法律直接规定投保人对一定范围的人员具有保险利益，同时规定经过被保险人同意的也视为具有保险利益。订立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须经被保险人同意。依据我国《保险法》第34条第1款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的转让和质押须经被保险人同意。依据我国《保险法》第34条第2款规定，按照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所签发的保险单，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不得转让和质押。被保险人拥有指定和变更受益人的权利，投保人对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须经过被保险人的同意。人身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和投保人指定和变更，但投保人对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必须经过被保险人的同意。①被保险人享有保险金的最终归属权。如果没有指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认;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没有其他受益人;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受益人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②
由上可见，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享有广泛的权利，具有广泛的义务。被保险人的权利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被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签订的同意权;被保险人指定、变更受益人的权利;被保险人请求保险金的权利;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指定或变更受益人的权利；被保险人的义务包括:如实告知义务;减灾防损义务;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危险发生通知义务。可见，保险合同中除缴纳保险费的义务外几乎所有的权利和义务主体都包含被保险人。
三、被保险人权利义务设置的原因
从保险合同订立的终极目的——受领保险金这一结果观察，保险合同利益最终归结为保险金的请求权上，任何其他的权利义务设置均服务于这一核心权利的实现。在保险合同构筑的权利体系中，保险金请求权居于核心地位。对被保险人权利义务渊源的判断应该以其对保险金请求权的享有情况作为重要标准。
保险利益是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之间的利害关系，被保险人对保险利益的所有者地位应否使其成为保险合同中的系列权利与义务的承受者以及保险合同利益的归属者?这一问题的探究以保险利益为起点，以保险合同利益为终点。保险利益与保险合同利益功能相异:保险利益的核心作用在于防范道德风险③，保险合同利益的核心作用在于彰显保险的保障功能，二者在保险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卫道士”与“弄潮儿”的角色。在被保险人法律地位这一问题上，二者发生交集。保险利益与保险合同利益的决定关系是前者决定后者抑或后者决定前者?学术界相关论述乏善可陈，依合同法的一般原理:合同标的的归属决定合同利益的归属，合同标的的归属主体享有广泛的合同权利以及合同处分权利。当然，合同标的的归属主体也是合同的订立主体，而在保险合同中，情况较为复杂。合同标的的利益归属于被保险人，被保险人与保险合同的订立主体投保人，基于种种原因不同一，保险合同利益归属于投保人还是被保险人?法律规范的设置似乎倾向于后者，即将合同利益归属于被保险人。这样，与合同的订立者即为合同利益的享有者的一般原理相背离，但是与合同标的的归属者即为合同利益的享有者的主张又保持一致。依笔者拙见，保险利益的归属主体决定保险合同利益的归属主体而非相反，理由如下。
其一，道德危险的防范价值序列居前，保险产生的经济利益位列其后。
以历史的角度，对保险运营过程经济利益的追求是保险业的产生和发展的源动力，道德危险的防范与保险的运营相伴相生。尤其在保险业已经较为成熟的今天，防范道德危险已经成为各国保险立法的基本原则。被保险人存在的场合，对被保险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保护在立法价值排序上位居前列，而对投保人和保险人经济利益的保护位居其后。被保险人拥有保险利益，而将保险合同利益赋予投保人极易产生道德危险。故此，拥有保险利益的被保险人应当享有保险合同利益。
其二，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的目的包含让渡保险合同利益的意思。
投保人作为保险合同的当事人“负有交付保险费之义务，并非必须具有保险利益而于保险事故发生时遭受损害之人。”［2］(p126)财产保险中，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于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取得保险金请求权;人身保险中，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生存的，由被保险人取得保险金，被保险人死亡的，由受益人取得保险金。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之初，已然决定了保险合同利益的最终归属并非自己。可见，投保人以被保险人的财产或人身投保的场合，具有将保险合同利益让渡的主观目的。这种让渡，于财产保险合同中，合同利益的承受人为被保险人;人身保险合同中，合同利益的承受人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受益人与保险人的法律关系只是在被保险人死亡时才发生。”［3］(p57)被保险人生存时，保险合同利益归其所有。综合所有保险类型，法律确立了投保人让渡保险合同利益的主观目的，被保险人为保险合同利益归属的不二人选。
在财产保险中，被保险人作为“损失保险合同上的受益人”拥有保险金请求权。投保人虽然订立保险合同，缴纳保险费，但由于被保险人是财产保险利益的归属主体，保险金的请求权即保险合同利益归被保险人所有。在人身保险中，保险金受领人最终享有保险金的请求权，其与被保险人并非始终同意。不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金的请求权与保险利益的拥有者应该保持一致，否则易于引发害及被保险人生命和身体的道德危险。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中，法律直接规定保险金的请求权属于受益人。延及受益人地位的确定——直接或者间接源于被保险人的指定或同意并且，在无适格受益人的场合，保险金归属于被保险人的财产。就此，可以得出对人身保险合同利益归属主体的判断，无论最终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主体为何——被保险人、受益人抑或被保险人的继承人，保险合同利益应归被保险人所有。
保险利益的归属决定保险合同利益的归属，被保险人拥有保险利益，保险合同利益也应归其所有，此为被保险人拥有广泛权利和广泛义务的原因。
四、日本《保险法》中被保险人合同解除请求权的创设
在2008年修改的日本《保险法》中，新增了被保险人合同解除请求权，规定于死亡保险合同、伤害疾病定额保险合同以及伤害疾病损害保险合同缔结后，发生一定事由时，被保险人可以向投保人请求解除该保险合同的权利。《保险法》中并无此规定，保险合同的解除权属于投保人。依据合同法一般原理，合同的当事人有权在合同中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或者经由事后的协议解除业已生效的合同，或者法律规定的事由出现时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保险法》中由投保人享有合同的解除权的规定无疑是对合同法一般原理的遵循。为在保险合同的稳定性与被保险人利益保护间创设平衡点，日本《保险法》增加了被保险人合同解除请求权的制度规定被保险人有解除合同的请求权，该请求并不直接导致保险合同效力的终止，如果投保人不解除合同，被保险人可以提起以投保人为被告的“以裁判代替债务人的意思表示”的诉讼，通过法院的裁判获得确定判决，以此代替投保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4］(p33)日本《保险法》的这种做法，实际上与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关系发生变化时直接赋予被保险人合同的解除权无异，从而将被保险人的权利延伸到影响合同效力的体系中来这种做法深具合理性:投保人以他人生命缔结保险合同的场合，被保险人的生命权是保险合同的标的，出于尊重被保险人人身权、维护被保险人生命利益以及防范道德危险的考量，投保人享有的保险合同解除权应当受到被保险人的制约。
一方面，人寿保险合同的长期性决定了当事人会出现基于情势变化产生解除合同的需求。投保人行使合同解除权解除保险合同时，被保险人的保险金受领权因之消失。人寿保险合同多以被保险人的年龄为基础订立，被保险人年龄越大，发生死亡的几率越大，投保的保险费率也越高出于控制风险的考量，被保险人超过一定年龄的，寿险公司甚至不予承保。可见，投保人任意行使保险合同解除权会侵害被保险人的利益。
另一方面，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关系的变化可能导致投保人订约时存在的保险利益其后丧失，比如夫妻关系的终结。此时，如果投保人不解除合同，保险合同继续有效，无疑会对被保险人的生命构成极大的威胁，增加道德危险发生的几率。如果直接赋予被保险人解除合同的权利，又会与投保人的利益及其当事人地位发生冲突，造成合同解除权享有主体与合同主体不同一的矛盾。
五、被保险人与保险合同各要素的关系特质
(一)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的关系特质
被保险人可以概括为其财产利益或生命、身体、健康等受保险合同保障的人，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的关系可见一斑。在财产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的关系体现为被保险人是财产保险合同标的的权利人。在现行的法律体系内，这些权利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第一、现有利益;第二，基于现有利益产生的期待利益;第三，基于某一法律上权利基础而产生的期待；［5］(p21)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利益关系直接影响和决定了被保险人在财产保险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财产保险中，遵循填补损害的原则，保险目的即是填补发生保险危险时实际遭受损失之人的损害。投保人虽然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但在发生保险事故时未必是实际遭受损失之人。利之所在，损害之所在，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给付保险金符合保险的存在目的而保险合同的订立以保险标的危险的评估为基础，所以《保险法》中规定被保险人和投保人一并承担旨在揭示保险标的危险状态的如实告知义务。保险合同的存续以保险标的危险范围的维持为保障，对被保险人减灾防损义务的规定即是控制危险程度的措施。至于被保险人危险发生的通知义务等均以保险金请求权的实现为目的。
在人身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的生命和身体是保险合同的标的。各国立法对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保险利益关系规定存在差异:一种是同意主义立法，规定投保人以他人生命或身体投保必须经过该人的同意;一种是保险利益主义立法，规定投保人对一定范围之内人具有保险利益，在投保非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的人身保险时不必经过被保险人的同意，即可直接投保。我国采取的是第二种立法方式，一般的人身保险合同投保人具有保险利益的可以直接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须征得被保险人的同意。这样的规定避免了简单的同意主义立法程序上的繁琐与不便，对倡导社会主义道德发扬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与友爱精神起到积极的导向作用，同时也兼顾了对被保险人人身权的尊重与道德危险的防范。但是，这种立法易于使人产生错误的认识，即认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生命和身体具有保险利益实质上，被保险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属于被保险人的专属权利，法律无由规定这些权利转归他人所有保险法中有关投保人对一定范围人员具有保险利益的规定仅仅是出于法律对被保险人真实意思的推定，即认为一定范围的被保险人具有让渡以自己生命或身体投保权利的意思，
(二)被保险人与保险金请求权的关系特质
在财产保险合同中，填补损害的保险原则决定保险事故发生时遭受损失之人为保险金受领人，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之间的利害关系决定了被保险人(而非投保人)是实际遭受损失之人，因而保险金请求权应当属于被保险人。在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金的给付来源于保险费的累积而投保人是订立保险合同缴纳保险费的人。同时，人身保险合同以被保险人的生、老、死、葬为保险责任，保险金的给付以被保险人的生命、身体状况为条件。保险金请求权属于投保人抑或属于被保险人?我国现行立法并无明确规定。依据合同法的一般原理，作为合同当事人的投保人应当具有保险金请求权，但人身保险合同的特性决定了该合同利益的归属主体与合同的订立主体并不同一。在被保险人生存的场合，被保险人虽然通过同意或者法律规定的方式让渡了以其身体投保的权利，但这种让渡包含了自己受益的内容基于防范道德危险的目的，应推定投保人具有使被保险人受益的意思。如此，人身保险合同订立的基础方符合被保险人人身权的保护以及公序良俗的需要。可见，在被保险人生存的场合，人身保险合同的保险金请求权非被保险人莫属，其他人(包括投保人)均无由享有保险金请求权在被保险人死亡的场合，保险金的归属表面属于受益人，受益人对保险金的取得属于依法律规定的原始取得。但是，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权掌控在被保险人手中，投保人对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均须取得被保险人的同意方可生效。可见，保险金请求权的享有主体以被保险人的意思表示决定，即被保险人享有以生前意思决定保险金享有主体的权利，与被保险人对其遗产的处分类似在无适格受益人时，保险金归入被保险人的遗产(而非投保人的遗产)。可见，法律倾向于将被保险人规定为保险金的享有主体，惟顾及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缴纳保险费的保险合同当事人地位，未予以明示而已。
(三)被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关系特质
在财产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关系不在保险合同的考察之列，被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原因关系亦不影响财产保险合同的效力。追究其中就里，无非商贸上之联系与人情上之赠与在人身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关系依法明示，或为情感上至亲之人，或为金钱上联系紧密之人。以防止为初衷的保险利益原则在英国《1774人身保险法》，通常称为《反法案》中表述为:人身保险合同的订立，以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为条件，否则该合同无效。而这种保险利益除投保人对自己的生命外，以“被保险人的死亡造成其法定或事实上财产权利的实际或可能的丧失或减少”［6］(p22)为标准。我国《保险法》未规定这一标准，所列举具有保险利益的人员涉及情感上的联系也涉及经济上的联系。
(四)被保险人与受益人的关系特质
被保险人对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源于被保险人的意思表示自治，法无规制必要。除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保险法以外，世界各国保险法均未规定受益人对被保险人须有保险利益。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保险利益规定已经能够实现禁止与防范道德危险的功能，并无必要对受益人附加保险利益的限制，应当将其决定权完全交由被保险人。
(五)被保险人与保单所有人的关系特质
保单签发后，对保单拥有所有权的个人或组织为保单所有人。财产保险合同中，保单没有现金价值，以自己的财产投保的，投保人自己即为保单所有人;以他人财产投保的，被保险人为保单所有人。很多人身保险合同具有储蓄性，保险单具有现金价值，可能出现基于保单财产性的转让或质押。如此，保单所有人可以是受益人，也可以是被保险人，还可以是除受益人、被保险人以外的任何人。
六、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第三人的比较
依据合同法的一般理论，合同的相对性决定了合同的当事人是合同权利义务的承受者，其他主体一般不享有合同权利，也不承担合同义务，只有合同一方当事人能基于合同向对方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作为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第三人利益合同虽然被许多学者称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典型代表，保险合同中的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在权利义务设置上存在诸多不同。
被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的订立有参与的权利，在一定条件下，保险合同的生效以被保险人的同意为要件。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不是缔约当事人，不必在合同上签字，不需通过其人参与缔约。被保险人除了享有保险金请求权之外，必须承担许多义务，其中既包括先合同义务(如实告知义务)，也包括合同义务。(保险事故发生的通知义务等)，还包括法定义务(减灾防损的义务以及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等)。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只享有权利，不承担义务。被保险人享有的保险金请求权并非源于投保人的指定，而是源于保险法的直接规定，并且这种请求权可以经由对受益人的指定而归被保险人以外的受益人享有。同时，在没有适格受益人的情况下，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被保险人的继承人继承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享有的受益权是受合同当事人指定的，只能由该第三人享有，不能任意转让和继承。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的订立必须事先征得被保险人的同意第三人利益合同的订立事先无需通知或征得第三人的同意。④
综上可见: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享有广泛的权利，是保险合同利益的最终归属者，也是对保险合同标的拥有保险利益的人。同时，除了缴纳保险费的义务之外，被保险人需承担保险合同中广泛的义务。被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体系几乎涵盖了保险合同中的所有权利和义务，将被保险人简单的视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第三人显然不能适应被保险人的利益需求，也无法满足保险法对被保险人偏重保护的立法目标。与投保人相比，被保险人不享有解除保险合同的权利，也不享有保险合同解除后追回保险单现金价值的权利。但日本《保险法》中新增的被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的请求权，将被保险人的权利扩张到影响保险合同效力的体系中来如果说某一主体的法律地位是由该主体的权利义务反映和决定的，那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被保险人已经具备了超出一般合同第三人的类当事人地位。
注释:
①参见《保险法》第39、40、41条。
②参见《保险法》第42条。
③道德风险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谋求保险金为目的，故意作为或不作为，造成或扩大的危险。参见林群弼:《保险法论》，三民书局2006年版，第129页。
④文中涉及第三人利益合同特征的分析引自王利明：《论第三人利益合同》，载《法制现代化研究》第八卷，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71－373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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