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结构转型的意义篇1
中国正进入第三次大转型阶段在国际经济复苏不确定性加大、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大转型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目前正处于第三次大转型阶段。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转型的含义和分类。我认为，转型是指制度或体制、发展方式或发展模式、经济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转型可以分为广义转型和狭义转型：广义转型是指包括制度或体制转型、发展方式或发展模式转型、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在内的全方位转型；狭义转型是专指发展方式或发展模式的转型。下面我们要讨论的转型主要指广义转型。
其次，我们来看看我国目前处于何种转型发展阶段。若从广义转型角度看，目前我国正进入第三次大转型阶段。
第一次大转型是指建国初期我们推进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转型，这是社会根本制度的一次大转型。在这次大转型中，我们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很快地建立起了以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与之相配套的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分割制度等。
第二次大转型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推进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80年代初期和中期，重点推进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同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允许农民进城落户。1984年之后在推进农村改革的同时，逐步将改革重心转向城市，重点推进价格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后，经济改革开始全方位推进，十四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自此改革在企业改革、价格改革和政府宏观调控改革等方面全面展开。十五大又进一步提出了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和依法治国等，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重点推进了政府机构改革、企业所有制结构改革、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等，同时加入wto，走上了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道路。客观说，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还在进行中，目前已经形成的只是初级市场经济体制。
第三次大转型主要是推进发展模式或发展方式转型。这次转型的起始点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十六大提出科学发展观之后；另一种说法是“十二五”规划提出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之后。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强调统筹兼顾，强调“五个统筹”，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自主创新、建设新农村和建设“两型”社会等。“十二五”规划强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强调将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将技术进步与创新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将改善和保障民生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动力，同时“十二五”规划还强调要平稳发展、内生发展、升级发展、统筹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和和谐发展。显然，第三次大转型尚处于进行之中。
必须指出的是，第三次大转型看起来是狭义转型，但事实上发展方式转型是不可能单独进行的，它依赖于制度等其他转型。在十提出“五位一体”建设之后，第三次大转型就不仅仅是发展方式转型，而是一个包括经济转型、政治转型（改革）、文化转型、社会转型、生态转型等内容在内的全面转型。因此，这次转型具有广泛性、综合性、深入性等特点。
第三次大转型势在必行中国为什么要推进第三次大转型？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也就是“五个势在必行”：
第一，经济转型势在必行。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开始逐步转入到中速增长阶段，意味着我们必须实现从“速度效益型经济”向“质量效益型经济”转型；二是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高成本时代”，意味着我们必须实现从“低端经济”向“高端经济”转型，必须大力发展高附加值产业、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这样才能消化高成本带来的压力；三是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工业产能全面过剩阶段，意味着我们必须实现从“模仿经济”向“创新经济”转型，这样才能逐步消化产能过剩；四是我国工业化已进入中后期阶段（重化工业阶段的下半场）、城市化进入到加速阶段的后半阶段，意味着我们必须实现从“制造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转型，或者“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五是国际经济危机还在持续，国际经济还将持续低迷一段时间，意味着我国必须实现从“外需经济”向“内需经济”转型。
第二，政治改革（转型）势在必行。一是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中产阶级比例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对政治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二是我国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公民的维权成本有所降低，维权渠道有所拓宽，政治诉求更加广泛，增加了政治改革的动力；三是各级政府的债务压力加大，增加了政府转变职能的紧迫性；四是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也使政治改革更为迫切。
第三，社会转型势在必行。一是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遏制提出了建设公平社会的要求。贫富差距扩大是当下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目前，我国正在着力解决这个问题，但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二是城乡差距依然较大，提出了建设城乡一体化社会的新要求。三是社会矛盾明显增多，不时出现，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四是人口老龄化社会提前到来，“人口红利”减少，提出了加快建设适宜福利社会的新要求。
第四，文化转型势在必行。一是部分人信仰缺乏，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要求大力发展信仰文化；二是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要求大力发展道德文化，重建道德底线；三是整个社会公民意识淡薄，要求大力发展公民文化；四是一些领域诚信缺失，要求大力发展诚信文化；五是科技创新能力不强，要求大力发展创新文化。
第五，生态转型势在必行。一是全球气候变暖，使得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尤其是二氧化碳排放，成为生态转型的内在要求。二是全球能源危机，使得能源价格不断上涨，对生态转型提出了要求。必须通过发展新能源、优化能源结构来缓解目前能源短缺的压力和矛盾。三是全球性水资源短缺，提出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要求。中国很多地区，尤其西北地区严重缺水，有些居民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用水都得不到保障，工业用水也严重短缺。解决水资源问题，必须通过植树造林、生态保护、涵养水源，使大气正常循环，从而实现生态平衡。四是目前各种污染事件频发，也使得生态转型成为当务之急。
转型转不动的根源和障碍实际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提出来了，但从这多年来的转型来看并不是很顺利，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在我看来，转型转不动的根源和障碍主要有四个：
一是我们没有抓住转型的轴心。一直以来，我们主要在转型的打转，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轴心是各种主体和制度，主体包括政府和企业，制度包括法律、文化、政策等。我们总在强调经济结构转型，实际上经济结构转型只是表象，决定经济结构转型的因素是主体和制度。也就是说，只有主体和制度转型了，经济结构才有可能转型。问题是政府自身的转型、国有企业的转型、法律制度的转型、文化的转型等还没有得到实质性推动，所以转型的效果不理想。
二是没有消除转型的主要障碍。转型的主要障碍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既得利益集团包括拥有特权的政府部门、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等。这些既得利益群体由于受惠于过渡型体制，因此它们不大愿意转型，因为一旦彻底转型，部分权利和利益就会丧失，这无疑成为转型的主要障碍。要消除这些障碍有赖于一系列深层次的改革。
三是没有对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做及时调整。决定转型的重要因素是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的设计。比如究竟是追求数量还是追求质量，是追求GDp还是追求老百姓的收入，是追求大国还是追求强国，是主要追求基础设施这些硬实力还是主要追求文化道德这些软实力，这些目标的设计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转型的方向和成败。目前，地方政府的考核目标主要还是GDp、财政收入、工业产值等指标的增长，还没有把考核的重心真正转到效益、质量、民生、环保等这些指标上来。因此，转型在地方政府层面常常落不到实处。
四是尚未形成上下齐转型的共识和氛围。转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行动。要想顺利推进转型，就必须形成全社会的转型共识和氛围。但我们还没有形成这种转型的共识和氛围。而且，由于转型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各个方面对转型的方向、途径、措施等还存在较大的分歧，这也延缓了转型的进程。
全面改革是推进转型的根本动力要消除转型的主要障碍，就必须推进全面改革，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有以下几个理由：
首先，改革本身就是转型的核心内容。根据前面提到的广义转型定义，转型包括制度和体制的转型，即制度或体制改革是转型的题中之义。推进全面改革的过程，也就是推进全面转型的过程。抓住改革也就抓住了转型的核心内容。
其次，改革或制度转型是其他转型的根本动力。制度是影响其他各种转型的根源性因素，制度改革是推进其他各种转型的根本动力。不管是产业结构转型还是区域结构转型，不管是内外需结构转型还是污染排放结构转型，其根本动力都在制度改革。因为任何一种转型都依赖于一个一个的主体（政府、企业和公民）去采取有利于转型的具体行动。而所有这些主体的具体行动都受制于制度设计：如果给它一个激励性制度，它就会积极转型；如果给它一个反向制度安排，它就不会转型了。所以，我们必须通过制度的创新、制度的优化、制度的改革来创造有利于各种主体向转型目标前进的制度环境。
再次，制度不改革下的转型将可能误入歧途。在不合理制度下推进其他结构转型，不仅转型不好，而且会将转型转歪了。比如，目前各地都在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在政府转型不到位的情况下，政府主导地方产业转型升级，很可能出现拔苗助长、寅吃卯粮、将经念歪的情况，并留下很多后遗症。产业转型升级应主要由企业和市场来推进，政府只能进行适当的引导，而不能主导。因此，只有先通过改革将制度调整合理了，再推进产业转型等，才能达到较好的效果。
最后，将制度改革好了，产业等非制度转型就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通过改革建立起合理的制度后，各个主体会按照合理制度的引导，自发调整自己的行为，最后逼近合理的结构。如果我们将政府职能转变好了，将核心制度设计好了，转型是无需费力推动的，它会自然而然地实现。
全面推进十大转型
当前，中国要全面推进十大转型：
第一，主体转型。包括政府转型、企业转型、民众转型。政府转型是指政府由权力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由经济型政府向社会型政府转型。也就是说，要转变政府职能，找准政府定位，解决长期存在的越位、错位、缺位等问题。政府的主要职责是进行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秩序，制定公平竞争规则，保护产权，至于经济工作（如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等）应主要由企业和市场去做，政府主要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企业转型主要是指企业结构转型和国有企业定位转型。企业结构转型涉及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关系问题，方向应是各种不同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各得其所，扭转“国进民退”的局面，为民营企业、非国有企业创造更宽松、更公平的发展环境。国有企业则要找准自身的定位，主要承担公共责任，做民营企业不愿做但社会又需要的事。民众转型是指民众要向现代公民转型，既要有民权意识，也要有公民责任意识。
第二，制度规则转型。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市场经济制度转型，即由现在的初级市场经济向现代法治市场经济转型。二是法律制度转型，即要向现代法治转型，法律要平等约束所有社会主体，维护宪法权威，就如十报告所要求，“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三是文化制度转型，即按照十要求，“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四是政府政策转型，即由替代市场的政策向促进市场的政策转型。
第三，改革方式转型。不仅经济发展方式要转型，而且改革方式也要转型。我们要推进科学改革、人本改革、公正改革，扭转一些人对改革的质疑和误解。现在有些人把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腐败严重都归结于改革，其实，这些问题大多不是改革带来的，而是改革不彻底、改革不平衡带来的，唯一的出路是“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进一步科学地推进全面改革。
第四，发展目标转型。即由追求速度型增长向追求效益和质量型增长转型，由偏重追求有形物质财富增长向追求有形财富和无形财富平衡增长转型，由主要追求大国向主要追求强国转型。发展目标和指导思想是连在一块的，这是我们行动的指南和方向。如果发展目标和指导思想出现大的偏差，那么我们的发展就可能步入歧途。要使其他各个方面的转型顺利推进，发展目标首先要转型。发展目标转型涉及考核指标、考核制度的转型问题。考核指标转型的方向是要提高民生、效益质量、资源环境等方面指标的权重，考核制度转型的方向是由“以上评下”为主向“以上评下”和“以下评上”相结合转变。
第五，增长动力转型。这涉及两个层面的动力转型：第一个层面是由主要依靠“需求边力量”拉动经济增长向主要依靠“供给边力量”拉动经济增长转型。很多人在讨论经济增长时，动辄以需求边的“三驾马车”（出口、投资、消费）来进行分析，其实出口、投资、消费只是GDp总量的三大组成部分，更多的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动力）。供给边力量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动力）。我认为，供给边力量可概括为“三大发动机”，即制度变革、要素升级（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加等）、结构优化（工业化、城市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按照斯密的理论，供给边力量可以综合为生产率的提高。从微观角度看，企业是主要的供给边力量，要想实现持续的、健康的经济增长，就必须充分发挥企业的作用。第二个层面的动力转型是指需求内部结构的转型，即需求边的结构转型，包括三个方面：由原来主要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向主要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转型；由原来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向主要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转型；由原来主要依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向主要依靠社会投资或民间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转型。
第六，财富分配转型。要按照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原则，实现财富分配结构的转型。具体来说：一是在政府与老百姓之间，要推进由追求国富民强向追求民富国强转型。这意味着政府要减税，要藏富于民。二是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要推进资源过度向国有企业倾斜向资源在不同企业之间公平分配转型，按照十要求，“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三是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要推进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向财富公平分配转型，就如十报告所说，“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第七，产业转型。产业转型主要表现在：一是由原来主要发展低端、低附加值产业向主要发展高端、高附加值产业转型升级；二是由原来主要发展农业、一般性制造业向主要发展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转型；三是由原来主要发展贴牌产业向主要发展品牌产业转型。更具体来说，产业转型升级包括如下八个方向：产业高端化、产业高度化、产业特色化、产业集群化、产业品牌化、产业绿色低碳化、产业融合化、产业国际化。
第八，区域转型。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由主要推进土地城镇化向推进新型城镇化转型，具体包括推进人本城镇化、城乡统筹城镇化、特色品牌城镇化、绿色低碳城镇化、集群城镇化、市场城镇化和智慧城镇化。其中，最重要的是提高城市人口的比重，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让更多的农民共享现代城市文明。二是由区域不公平发展向区域公平发展转型，尽快建立全国统一市场，缩小区域差距。三是由城乡分割发展向城乡统筹发展或城乡一体发展转型，协调推进新农村建设和人口城镇化，既要防止“城市病”，也要防止“农村病”。
第九，要素投入转型。要素投入转型是其他转型的重要条件。要由原来主要依靠一般要素（包括土地、资源、普通劳动力等）向主要依靠高级要素（包括技术、人力资本、信息、现代融资等）转型，通过提高高级要素的投入比重去支撑其他的转型。
第十，排放转型或生态转型。排放可以分为好的排放和不好的排放，要通过植树造林、生态环境建设来增加好的排放；要通过优化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控制污染等，减少三废（废水、废气、废渣）、二氧化碳等排放，以实现排放结构的转型。要按照十最新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要采取实质性改革行动要想实现十大转型，我们必须采取以下实质性的改革行动：
第一，开展新一轮解放思想大讨论。通过解放思想大讨论，凝聚共识，减少分歧，形成合力。最重要的是要明确改革方向。我认为，我们应该按照十报告的要求，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推进人本改革和人本发展，建设人本市场经济，迈向中国特色人本社会主义。
第二，设立推进全面改革的顶层管理协调机构。按照十报告要求，“完善体制改革协调机制，统筹规划和协调重大改革”。顶层机构应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高层性，即层级要高，能统帅五位一体的改革；二是独立性，即不能有部门利益，能站在全局、长远立场推进改革；三是具有比较大的协调权限，即能协调跨部门、跨领域的改革。
第三，制定各个层次和领域的改革规划。就像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等规划一样，制定各个层次和领域的改革规划，明确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改革目标、行动步骤、重点改革任务和保障措施等。通过改革规划将改革落到实处。
第四，制定促进改革的制度体系。按照十加快和深化全面改革的要求，制定一系列能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改革的新法律、法规和政策，用制度来保障和规范改革。同时，对现有不利于或者阻碍改革的制度进行修订、完善和淘汰。
第五，抓好重点领域改革或突破口改革。当前，最紧迫的改革是政府体制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垄断行业改革、资源价格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政府改革最迫切的是要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加快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等。
第六，开展改革的“真试点”。“真试点”改革应是去特权和去优惠的改革，而不是竞相争取特权和优惠的改革。有些改革实验区、示范区不断争取各种优惠和特权，这不符合改革的大方向。试点改革的正确方向是按照十提出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要求进行改革试点。
第七，加强改革的保障能力建设。改革是复杂而艰巨的实践，需要有良好的保障条件。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改革人才的培养和激励，给予推进改革的主体应有的资金支持，加强改革信息网络建设和统计能力建设等。
能源结构转型的意义篇2
关键词：社会原型；社会转型；社会发展；历史分析
有关社会转型的话题已是近20年来中国社会学研究着力最多的一个方向之一，然而学界关注的焦点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对中国社会自性的转型研究目前还未真正展开。所谓“社会自性”，简而言之，就是一个社会的基本特质，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在一定的文化传统、治理体制乃至区域地理气候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和驱动下所形成的社会独特原则，它包含了诸如如何对待人与人、人与物关系的态度和意识，是一个特定社会区域里的社会观和方法论。
社会自性受社会结构的转型而发生变换。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从长时段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以秦制建立为标志的皇权时代、以共和体制建立为标志的民国时代、以新中国成立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建立为标志的单位制时代和以改革开放国策实施为标志的市场化时代。每个时段或长或短，但对于中国社会自型转型的影响意义却是同样重大的。
一、中国社会原型及其立论基础
所谓中国社会原型亦即中国社会转型的母本，是中国社会特质的原初状态，它实然是对中国社会历史渊源的理论追问。春秋战国是中国社会思想形成的原典时代，在那个动荡的岁月经过对“三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反思形成了中国社会典型的和合本位和仪礼本位为核心内容的大传统社会特质，但在中国社会的长期演变中，宗法本位和土地本位又占据了中国小传统社会特质的核心内容。因此分析中国社会的自性必须从大传统和小传统的二分法中来挖掘。现分别概述之。
从大传统的视角而论，中国社会的原型是和合本位和仪礼本位。所谓和合本位是指中国社会追求多样性的统一。“和”即多样性，“合”即融洽和统一。它不仅指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更主要是指国人处理问题方法论和异质文化吸收的多元和统一性。中国古史中常见“虞夏商周”的联称，说明三代之前有个以虞舜命名的虞代，暗示着中华文明的成长从那时已经开始，而据考古学提供的证据，那时正是龙山文化中晚期1。龙山文化起源于陕西的仰韶文化，是以中原为主要区域的华夏集团生活方式。后来其中心区逐渐向东发展，约在公元前2800-2400年中心东移的华夏集团与现今苏鲁豫冀边界的部分东夷部落发生大规模冲突。一直到中原龙山文化中期以后，苏鲁豫冀边区才逐渐过度为山东龙山文化，实现了黄河流域的文化大融合，为两大集团的主要部落联盟即中华民族主体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尧舜之时，三苗已成为南方的一个强邦，与夷夏联盟时盟时战，禹任盟主之后，对三苗集团大力讨伐，不仅讨灭了三苗集团，而且“亡其姓氏”，之后禹任众邦霸主，豫冀为主划定九州。后虽频繁分裂反复，但以中原文化为本的中华民族多样性统一格局却未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2。从中国社会思想史的角度看，和合本位又奠定了中国家庭制度的基础。《大学》中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虽然它把修身看作根本，实际上修身的内容还是家庭制度所要求的，家是社会生活的主轴。尊尊亲亲观念，即孝、悌、慈都是以和合为基础而产生的。从家庭关系出发，士林阶层又着手探讨“人伦”，亦即人与人关系的秩序。孟子说“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五伦大致包括了当时社会上最主要的个人关系，但要注意这五伦是以和合之道为宗旨，而且都是强调一种多样对立中的统一。和合本位在当时社会的表现形式就是“家国同构”、家庭主义和和平自然主义。
所谓仪礼本位是指中国社会多以形式代替内容、表象代替实质，追求表面的浮华。中国人“面、命、恩、派”四面一体的文化特性就是仪礼本位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林语堂先生曾认为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具有15个方面的特点，即稳健、单独、酷爱自然、忍耐、消极避世、超脱老猾、多生多育、勤劳、节俭、热爱家庭生活、和平主义、知足常乐、幽默滑稽、因循守旧和耽于声色。他认为，中国人在本性上是属于道家的，而在文化上则属于儒家，上述15个特点正是儒、道相互作用的结果3。抛开林先生的偏颇性不论，他在这里实然是指出了仪礼本位对中华民族性塑造中的重大影响。从大传统而论，仪礼本位发端于孔子的学说。面对“礼崩乐坏”的战乱春秋，孔子深感到“世风之日下”、“人心之不古”，于是愤然强调“克己复礼”，追寻“三代”时期的仪式和伦理，他说“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此处所讲的“周礼”不但是一种政治原则，一种仪文，而且也是一种社会制度，一种社会规范。他认为礼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西周以来的等级名分制度，“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他认为，在这种等级名分制度下，同等级的人都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办事，谁也不要“僭越”，才是“天下有道”，才能使社会秩序井然。孔子的“礼论”思想在战国时期又得到孟子、荀子等人的继承和发挥，《荀子·礼论》曾记载“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假如说孔子的礼论还只停留在宗法等级制，那么孟子、荀子等人已将其发挥至祖宗崇拜、土地崇拜和伦理崇拜。儒学讲礼，而道学则讲仪，仪即派。飘逸和洒脱是道家追求的外在形式，而“不可琢磨”则是他的内在需求。因此道家追求仙风道骨、追求道观的气派、追求归隐和鹤发童颜，以神秘来体现派头影响了千千万万国人的心态。儒道结合共同为中国社会自性的形成奠定了原型基础。
上述两个中国社会的特质是从大传统角度而论的。在社会学的视野里，大传统代表的是知识分子即士林阶层的思想，而小传统则代表了民间社会的习俗和日常生活。以小传统而论，宗法本位和土地本位则显示了中国社会自性的原型特质。
所谓宗法本位是指周代以宗法制度为基础，在宗的局限下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确定社会秩序的方法和原则4。周代的上层社会，分为周王室、诸侯、卿、大夫和士等等级，在异姓贵族和平民百姓中也进行着类似的分宗安排，以这种制度把国家上至天子、下至诸侯大夫和乡民都网罗其中，严格规定了他们相互间的地位、关系和义务。周人的分封制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周天子分封土地予诸侯，建立一大批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另一种是周天子在王畿地区（以镐京和洛邑为中心的周天子直辖统治区）以及诸侯在其封国内向下级贵族封赐土地和人口。同时还制定了一些宗法规则来确保宗法分封制的延续，如规定大宗宗子对族人具有处置权，保持严格的姓氏制度以标志人们的血缘关系，遵循等级有序的宗庙祭祀规范以及严格的婚姻制度、墓葬制度、徭役制度等等。通过这些原则显示了宗法本位的社会寓意，即强调血缘地缘的区分、强调身份的异同等以此来达到威权主义的扎根和延续。中国社会后期发展如身份主义、单位主义、地方主义和家长制以及由祖先崇拜导致的血缘化都是以宗法本位为立论基础的。以此而论，宗法本位是中国社会型态的原点之一。
所谓土地本位是指中国社会在渊远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立足农业而导致的对土地的依赖进而体现出的社会学涵义，表现为地缘性的局限以及由此而扩展的小农意识、僵化和封闭性。以史而论，中国社会主要是在黄河流域这块土地上以农业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它不如古代希腊社会那样一开始就以海上贸易、海上交通为基础，因此中国的社会亦可称为“土地社会”，土地和农业生产是中华民族生存的根本所在。为了在土地上发展农业生产，就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即天与人的关系。《周易·序卦》中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人是自然界生成的，那么与自然界保持和谐统一的关系理所当然。因此国人的价值取向则主要是“安息于土地”，这是中国社会质朴厚重、绵延世泽、稳定数千年的根本之一。但同时依赖土地又导致了对土地的崇拜，进而迷恋土地而缺乏流动、安于天命而不思进取。这反映在土地制度上就是“井田制”和“授田制”的推行和禁锢5。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决定了中国社会具有强大的同质性、稳定性和僵化性，长期的稳定又促成了家长制的持续继承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宗法本位其实就是土地本位所需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土地本位导致的家庭主义又使中国社会保持高度的凝聚力，因为家庭共有的经济、财产、物质利益和发展家业的共同需要及家庭成员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共同厉害关系导致了以亲情为纽带联系起来的共同意识具有极强的坚韧性。国人重血缘、地缘、业缘联系，重“回归故里”，重关系构建和门派区分等应该都是土地本位的附属品。
总之，和合本位、仪礼本位、宗法本位和土地本位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原初型态，它们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决定了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态势，构筑了数千年中国社会转型的母本和基石。
转贴于二、转型与继承：秦制的历史地位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曾在分析中国文明连续性的根源时列举出了五大因素：地理因素、人口因素、农业生产方式、统一的文字和科举制6。在这五大因素中统一的文字和科举制当属秦制的主要贡献。
公元前221年秦王在中华大地上的军事、政治胜利及秦皇朝的建立应是中外历史社会发展上重要里程碑。除其建立大一统国家是对中华民族的巨大贡献之外，其实施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和治理体制等诸多方面的改革措施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发展达二千年之久的重要因素。如将贵族废为平民、官吏按能力任职、井田制度一律取消、土地自由买卖、土地税按亩征收、士兵按征兵的程序入伍、提倡农桑而贬斥其它行业以及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驰道、实行郡县制和推行中央集权体制等措施彻底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结构，也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第一次颠覆性革命，尤为重要的是它对中国社会自性的转型也赋予了决定性影响。表现为多元一体主义、同质主义、家庭主义和农本主义等思想的萌芽和发展。
所谓多元一体主义，不仅是指中华民族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更重要的是指中国社会结构的多元及中国社会的整合一体模式，它源自和合本位的社会特质。众所周知，东周时期周王室软弱无力，封建主相互混战不绝，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但同时又是一个社会思想活跃、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当时的社会结构除了王、诸侯等世袭官僚阶层外，出现了士林阶层和商人、匠人及农人等多元阶层，伴随阶层分化而来的是重大的政治变革，即封建分封制向中央集权制的转变，诸侯们能够把从前分给贵族的封地转变为由他们的中央政府派官员管理的行政单位，这是中国社会由血缘支配向科层制统治转变的开端。当时的秦国在充分吸收各诸侯国已有经验的同时，率先应用法家学说，将所有权力集中到秦王手中，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属地，征服周围一个又一个分封国家，直至公元前221年成为中华大地上的主人。此后他废除了周王朝和所有的分封国家，将广阔的国土以郡县制的形式划分为若干行政区，每一行政区都配备一批由中央政府任命并向皇帝直接负责的官员。此外，他还通过统一度量衡和货币来实现经济的集中化和一体化，通过统一文字完成有效而又独特的民族情感粘合，通过统一车轨来实现全国交通网络的有序。正是这些措施使当时的中国完成了多民族、多文化、多元社会结构的融合和统一，其影响可以追溯到今日及将来之中国社会的发展。
所谓同质主义是相对于仪礼本位转型而言的，在此特指秦帝国在推行郡县制的过程中片面追求同一而导致的对国人社会心理的影响。全国过度的同一使中国社会产生一种“非此不可”的认识论，它与西方追求性和多样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影响是禁锢了国人的创新思维，导致了中国社会思维的僵化，是后期中国社会发展稳定主义和封闭主义的思想基础。
所谓家庭主义是相对于宗法本位转型而言的。秦皇朝摧毁了宗法分封制的外部存在条件，但未能摧毁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主义。相反在近二千年的岁月流逝中，伴随王朝的不断更替，特别是随着儒学的复兴及相应的变异，家庭主义得到了加强，以致成为中国社会形态的次原点。这从家庭制度的历史沿革变迁中可以看出端倪。如前所述，在周王朝以前，中国社会是一个宗族社会，但从春秋末期起逐渐进入家族社会。所谓家族社会是指以家族为主体的家庭成为社会基本组织形式、家族关系成为人们最重要的生活关系、家庭生活成为人们生活方式基本内容的社会形态。在社会结构上就是家长制，家庭主义是以家长制为主要核心内容的，表现为小农家庭的出现。氏族、宗族、家族构成了我国血亲群体的三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构成了家长制释义的变迁7。随着秦皇朝的建立，随着井田制和宗法分封制的彻底摧毁，小农家庭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形态。受当时国家专制体制的影响，小农家庭也是专制性的家庭结构：父权至上、父家长占据至尊地位并在家庭中实行专制。后经过两汉特别是宋明理学的进一步演义，形成了中国社会“家天下”的独特治理体制。对皇权而言，那是绝对权威，没有任何组织和制度可以制约及抗衡，这构成了中国社会专制集权制的理论依据，申言之，它构成了后期中国社会威权主义、身份主义及单位主义的思想基础。
至于农本主义是土地本位原型特质的演化发展。由于秦皇朝建立以后重农抑商，再加上家庭主义的意识形态制约，中国近二千年来一直是靠农业支撑社会的发展，久而习之导致了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封闭、僵化和地缘区域主义及机械稳定的状态。
概言之，自秦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以来一直到满清皇朝的覆灭，中国社会的自性转型几乎是保留了秦汉的风格，未能实现实质性的突破，这也是中国社会未能跨越传统型态影响最终僵化腐朽的根源。三、帝制的覆灭与转型过渡：民国的贡献
1911年随着满清帝国的覆灭和皇权的失落，以皇帝为颠峰的金字塔形的延续二千年之久的中国社会结构也轰然崩溃，以皇权、官僚、士绅和民众构成的多元社会结构急剧转变为地方实力派与民众之间的二元结构。科举制的废除导致承担缓冲作用的士绅阶层遭到毁灭性打击，中国社会似乎失去了脊梁的支撑。民国时期，混战不已，内有军阀、国共之争，外有日本外族的侵略，国难家愁绞和在一起。中国社会转型也陷入一种漂泊不定、反复摇曳的状态，表现如下：其一，新旧治理体制衔接脱轨。国民党取得政权之后，力图将中国纳入现代化的世界体系，而扎根国人骨子中的以皇权为象征、以道德力量为整合核心的社会组织模式干扰和阻碍着中国现代化的变革与推进，新旧体制的矛盾就导致了中国社会转型的混乱及民族社会心理的失衡。其二，乡村的没落。在皇权时代，乡村处于一种相对自治状态，特别是士绅的嵌入使乡村成为支撑中国社会稳定机制的基石。然而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及乡绅的失势，乡村出现“空离化”趋向，大传统和小传统都失去了生存的依赖，进而乡村也失去了与现代社会接轨的媒介和桥梁，同时乡村的没落又导致宗族的复兴和家庭制度的变化与转型。其三，传统价值观的失落与彷徨。民国时期，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讨论及坚决性的否定，与此相应是对西方文化价值观的推崇及绝对性的肯定，其结果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失落及中国社会转型指导理论的缺位8。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文化运动无不起源于民间社会，先秦诸子、六朝玄学、佛学以及宋明理学都是如此，但这些文化运动的最终结果是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是与官方的肯定与推崇紧密相连的，虽然最终在僵化的官方认可中失去了活力，但却成为国民行动的一个重要参照体系，断然否定中国传统而又片面肯定未受官方认可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观使中国社会忽然失去了平衡的重心。因此民国时期的最大贡献是完成了中国社会转型的过渡，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它未能为中国社会自性的转变留下深深的烙印。
但从学术渊源而言，民国时期社会思想家对中国社会特质的认识与讨论却最为激烈也最为深刻。初略分析大约可分为三种不同的思想路向，即以梁漱溟等人为代表的乡村学派、以孙本文，费孝通等人为代表的社会学派和以陈独秀，胡适等人为代表的政论学派。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职位分途”9，他认为在中国没有个人观念，中国人不为自己而存在，中国弥天漫地是义务观念，因而中国偏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近代中国虽不能称为平等无阶级的社会，但还未构成阶级，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职位分途的社会，这是中国的特殊性。由此他认为中国建设不能走发展工商业的道路，也不能走苏联的计划路向，中国的出路在于改造乡村；孙本文认为，中国人的特质表现在重人伦、法自然、主中庸、求实质、尚情谊、崇德化等方面，认为中国人缺乏国家民族观念10；费孝通则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以“己”为中心的关系有异的社会，中国人的特质表现为家观念、小圈子、人伦、自我主义和团体道德的缺乏11；陈独秀认为中国社会的特质是安息为本、不崇尚战争和武力、家族本位和感情本位，由此他认为国人散、贫、不洁和圆滑12；思想大师胡适则认为国人具有知足、物质享受、自欺自慰、无思无忧、注重个人修养和安命不争的特点13。还有诸如李大钊的“动静论”、潘光旦的“中和位育论”等观点。上述大师大多从文化的角度对中国社会进行的反思，特别是论述国人性格的多，而对中国社会的特质则大多处于一种模糊的分析。尽管如此，他们的分析奠定了深厚的学术根基，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探讨中国社会的型态。转贴于四、颠覆与重构：1949年之后的中国社会
1949年于中国社会转型的意义而言是传统中国与现代社会的一个绝对的分水岭。如果说民国时代中国社会是在传统与现代的转型前夜挣扎，那么1949年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则使中国昂首挺进现代的光辉大道。然而任何一种社会转型决不是与传统社会型态的彻底决裂，或多或少总有些藕断丝连。在现代中国的社会型态中仍可以发现中国社会原型的一些特质。于中国社会原型的四个本位而言，在现代中国它们则变异为关系主义、行政主义、单位主义和身份主义。
关系主义是由和合本位经多元一体主义演化而来。在社会学研究的视野中，关系网络是华人社会里普遍存在的现象并且发挥着重要作用14。国人讲“和气生财”、讲“家和万事兴”、讲“和合之道”，推行和睦与合作，并且注重不同群体的协调与配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求得自身的平稳和心理满足。关系主义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及社会寓意是：对社会规则的漠视、面子观、血缘地缘和业缘的强调及社会整体面的松散。1949年后，新中国仿制苏联建立的是高度中央集权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全部社会资源垄断在国家乃至中央政府手中，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之外几乎不存在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国家通过一系列制度性手段将所控制的社会资源分配至个人，从而形成个人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个人的社会地位。由于这种国家对这会资源的分配是按照特定的制度规则有差异进行的，因而造成了等级相异的社会地位，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分层体系。那些占据了公有资源分配权力的人此时成为关系的原点，在公利与私情的权衡沟通中构建、强固和发展了个人与个人的私交关系，也就是常说的公共资源个人化、公共权力私人化、公共利益人情化。在改革以前它是血缘、地缘和业缘发展的温床，在市场经济下它则成为权钱交易、堕落腐败的根源。公共权力的占有者在国家经济、社会事务中舞弊以牟利，主要是由于占据和垄断了稀有资源的分配权，同时他们的社会关系原点地位又促成了小集团关系网络的形成，如此以来社会被分割成众多的集团圈，而在社会的整体层面上由于集团间的倾扎而表现出一盘散沙。中国社会之“官官相卫”、结党拉派、区域分离、行业分割等弊端皆由此来。官场社会如此，民间社会亦然。国人好讲情面、漠视规则而两肋插刀都是关系主义的表现，另一方面这种氛围又蔓延、加固和助长了关系主义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关系主义的原因和后果都出于一宗。
行政主义是宗法本位的腹子。在宗法的阴影下国人由追求血缘的同一转为社会治理中的家长制，由追求社会地位的荣耀转为现代社会的官文化和官本位。官位等级不同，官人占据的资源、施令的分量及享用的待遇相异，官位所体现出来的荣耀和利益使之成为国人追逐的焦点。特别是1949年革命成功之后，在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下，国家按照行政权力在身份和单位的基础上赋予官人和几乎所有的单位以一定的行政级别，按照这种行政级别将不等量的社会资源和支配社会资源的权力分配至不同级别的个人和单位，使社会资源和它的实际使用者之间建立起更为紧密的联系。至于那些官人则因这种行政级别的唯一性更直接成为其社会地位的标志。在此行政权力泛化为社会权力，换言之，行政权力取代了其他形式的社会权力。这是当今中国社会官吏沉冗、公共权力部门改革难以深入的内在根源。
单位主义是单位制的理论基础，它源自宗法本位和仪礼本位的交相作用，它首先表现为单位制。有人认为，单位制产生于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战争时期形成的严密的组织体系，发端于“根据地”的供给制使财产所有权的公有基础被确立了，个人不存在经济的独立性，物资生活依赖于被称为公家的集体，这种做法逐渐转变为建国后的单位制15。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我们姑且不论，但单位制的社会意义是社会成员对社会资源的占有主要通过单位组织来实现。一个人一旦离开了这样的单位组织，也就丧失了过去由单位组织所赋予他的各种资源和各种国家权力。因此个人离不开单位组织，而单位组织又紧紧依附于国家。单位主义是单位制长期施行的理论升华，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家庭性、集团性、宗派性和依赖性。在社会层面上它又表现为圈中人的团结和大社会的松散，与行政主义互为犄角。
身份主义与单位主义、行政主义一脉相承，是土地本位原型特质在现今社会的变异继承。在土地本位的作用下国人从依赖土地、迷恋土地发展为血缘统治和家长制，后又进一步发展为对权威的认可和推崇，在社会结构上就是身份制。1949年后中国社会不仅没有打破身份制，反而通过城乡户口的分离、干部与平民的差异政策强化了身份制。在身份制度下不同身份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异，不同身份的社会成员占有不同量的社会资源，拥有不同的社会权力。改革之前，社会成员的身份地位是人们社会地位最主要的外显特征，成为表现人们社会地位差别的基本模式关系，但在改革后特别是市场经济下身份的涵义发生了某些变异，权力只是一种重要的参照，财富和声望也成为参照系数。这与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有紧密关系16。身份制导致身份主义，表现为对等级秩序的推崇和对权威的认可及追逐，于社会意义而言，又表现为媚上欺下以及两面性等。
诚然，任何一种社会原型特质都不可能单独演化为另一种单独的社会特质，在社会结构的转型过程中他们相互作用、互为交织共同促成和规约了社会特质的变化。我的分析也只是在历史的时空跨越中以“理想类型”的方式对中国社会的特质做的一个粗略概括，对社会原型特质及转型的分析有待进一步深化。注释与参考文献
1有关龙山文化的详细资料，请参阅《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根据学者们的看法，新石器时代中国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区、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区、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的诸文化区各为一人种聚居群。结合古史传说材料，新石器诸部落大致可分为仰韶文化区的华夏集团、大汶口文化区的东夷集团和南方诸文化区的苗蛮集团。
2参见许顺湛著《中原远古文化》第182-21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书中具体描述了文化一体局面的形成历程。
3参见林语堂著《中国人》第54-82页，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
4有关宗法制度的分析可以参见宋宝安、赵定东《乡村治理：宗族组织与国家权力互动关系的历史考察》一文，载于《长白学刊》2003年第3期。
5有关土地制度对中国社会自性的影响请参见袁林著《西周土地制度新论》，东北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书中对我国原初社会形态时期的土地制度进行了详尽的梳理。该书认为，西周时期的土地制度是私有与公有并存的状况，即“田”为统治者所有，而“井”则为自耕农自我控制和调节。春秋战国时期的授田制首先将控制单位局限于“家”，秦以后“名田制”则直接导致农民对土地的人身依附。
6参阅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66-71页。书中是在对比中国与穆斯林世界时作出的评判和分析。他认为，中国文明连续不断的内因是其内聚性，而促成这种内聚性的最重要因素是儒家学说的道德准则和文学、思想方面的遗产。还有一条重要因素是中国有一个独揽大权的皇帝、一个井然有序的有效的官僚机构、军用弛道网和北方的长城。
7家长制释意的历史变迁可以参阅王玉波著《中国家长制家庭制度史》，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39页。
8对此余英时先生曾在其《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一文中有独到的阐述，请参阅余英时著《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44页。
9见梁培宽、杨雅彬：“梁漱溟”，载《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144页。也可参考其《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10孙本文《我国民族的特性与其他民族的比较》，见庄则宣、陈学恂《民族性与教育》，商务印书馆，1949年版。
11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12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转自沙莲香主编《中国民族性（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7-79页。
13转自沙莲香主编《中国民族性（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6-111页。本文作者进行了相应的综合。
14关系主义的分析范式始于西方社会学界20世纪70年代的网络理论研究。根据有关学者的考据，社会网络的研究产生于英国人类学家布朗20世纪50年代“社会网”概念的提出，但英国的结构功能主义是用网络描述社会结构，网络在这里只是一个隐喻。而深受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影响的美国社会学界在英国人类学家著作的传播下，也兴起了网络分析的热潮，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网络分析的国际网络得以形成，网络分析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目前学界社会网络分析体现二个不同的方向，一种是以林顿、弗里曼等人为代表，他们采用社会计量学的传统进行社会心理学的群体研究；另一种是以怀特、格兰诺维特和美籍华人林南、边燕杰等人为代表，他们的研究属于结构主义社会学的范畴，以网络作为社会结构来看待社会网络对个人行为的影响。港台学者继承了这种分析范式，并在20世纪80年代后导致了中国大陆社会学界的研究取向，关系主义成为网络分析的关键词。
能源结构转型的意义篇3
论文关键词社会转型家庭养老养老结构
一、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
家庭养老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主要是指养老的一种方式，包括经济上的赡养、生活上的照顾和情感上的交流3个方面。在养老的3项内容中，收入保障是最主要、最根本的内容，是其他两个方面的经济基础。中国传统家庭类型是以核心家庭为主，主干家庭为辅，这样有利于老年人的赡养，因此，家庭养老是中国历史长期遗留下的产物。费孝通曾经用“反馈模式”来概括中国的养老模式，即父母对子女有抚育的义务，而子女长大成人后也必须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孝敬父母是中国社会传统的孝道。由此，在日常生活中被人们所熟知和实践的“多子多福”、“养儿防老”应运而生。而在这一养老模式的背后，则有一套完整的社会制度、组织运行机制和社会文化的强大支持。家庭养老是宗族制度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由于传统社会中宗法家庭与宗法政治所具有的同一性，家庭养老及其所蕴涵的文化意义和运行逻辑也因与国家体制相联通而成为整个社会所公认的规范，可以说，传统社会的宗法制度、孝道文化、家庭模式等为家庭养老提供了很好的文化基础和社会支持。家庭养老适应了中国传统的经济基础和伦理道德要求，成为人们伦理道德观念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随着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变迁，社会家庭结构模式也发生了深刻的改变，而与之紧密相连的家庭养老方式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冲击。
首先，传统家庭结构在近几十年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家庭规模小型化，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显示，平均家庭户规模从1982的4.57人/户下降到2003年的3.60人/户；另一方面，虽然20世纪90年代之后三代直系家庭有一定幅度增长，但家庭结构的简化趋势并没有根本改变。家庭结构简化的一个重要后果是，不同代际间的生活照料关系削弱，家庭养老资源趋于萎缩，这使得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削弱。同时，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以及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家庭的经济基础也在悄然的发生改变，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的后果：父权制逐渐衰落，家庭的个体化趋势日见加强，家庭和宗族的联系大大减弱，家庭伦理重心转移，老年人传统权威丧失，年轻人赡养意识淡化。作为传统家庭下自然选择的家庭养老方式，在传统家庭式微，现代家庭结构侵入、接替的情况下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家庭养老给老年人提供经济支持、生活照顾和精神慰藉变得越来越困难，养老问题日渐突出，由此，家庭的养老功能也逐渐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总趋势似乎是家庭在养老方面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消解，家庭养老支持力弱化、养老资源减少。
在父权制衰落之后，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家庭代际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家庭养老问题。例如，有研究尖锐指出，目前城乡家庭存在“尊老不足，爱幼有余”的社会问题。有学者通过对华北部分的实地研究后指出，代际间的权力关系发生向下一代和部分向女性的转移，但对行为进行道德评价的社会舆论明显减弱，老人已经日益退到家庭生活的边缘甚至外面。另有研究在分析过资源在家庭成员之间分配比例以后发现，随着社会的发展，更多的人将注意力转向下一代子女，而非自己的父母。同时，老年人又面临照料资源不足，子女不在身边的问题。这就给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危机。他们无法享受儿孙绕膝的欢愉，甚至面临无人赡养的危机。而老年人无论在生活支持还是精神支持方面都缺乏足够的资源。
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经济，文化，思想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改革开放后资源配置加速了社会流动，人们交往的范围也逐渐扩大，现代性价值体系受到冲击，都使传统的赡养规范和孝亲观念发生着变化，致使老人的赡养呈现为问题化的趋势。那么，究竟该如何理解中国家庭养老发生的这些变化呢？
二、现代性的必然后果：来自现代化理论的视角
对于中国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最早也最多的解释来自现代化理论的视角。现代化理论家认为，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将会不可避免向现代化方向迈进。艾森斯塔特说：“从历史上看，现代化是一个朝着欧美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演变的过程”。这种趋同现象不仅出现于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这正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后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一系列改革的推进以及经济的迅速发展，许家庭的发展和变迁与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变化紧密相联。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力将对传统的家庭制度、家庭模式及其结构、功能以至观念等等发生全面的影响。
费孝通对中国和西方家庭经过比较研究后指出，与西方家庭夫妻成为家庭主轴不同，中国的家庭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夫妻关系是配轴。但时至今日，中国城乡家庭代际间的权力关系已发生了根本改变，家庭关系从强调亲子、血缘关系转向夫妻和姻缘关系，传统的父系社会在中国已经衰落。持现代化理论的观点大多认为父权制的衰落与工业化、城市化同步的家庭结构小型化、核心化有关，这进一步导致了家庭成员享有更多的个人独立，彼此更为平等。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突飞猛进的发展，原有的家庭伦理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因此我们不得不说，在世界走向全球化的今天，中西方家庭的区别会逐渐消解，逐渐走向一致。
在现代化理论的分析框架下，家庭养老的弱化表面上看是老年人无人赡养的问题，但更深层的原因是社会和家庭结构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则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必然后果。具体而言，现代性对于家庭养老的消解意义在于：
1.现代化的过程必然伴随着从家族主义到家庭民主，从宗法制度保障到主要依靠舆论约束，从无条件、非功利行为到条件性、功利性行为的转变，也就是说，父权制弱化导致了家庭养老制度的变化，使其对父辈赡养的制度强制力和约束力都大为减弱。
2.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引进的一系列价值观冲击了原有的“孝”文化，“礼治”秩序趋于消解，家庭养老制度正在失去强有力的文化支持，同时，社会道德评价标准的变化也使公众舆论在赡养问题上日渐沉默和有意忽略。
3.由于年轻一代物质欲望以及独立意识不断增强，代沟问题日渐凸显，代际交流受到影响和伦理关系发生变化。
现代化的理论视角对于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有着很强的解释力，但是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的丰富性和特殊性也使中国家庭内部的问题要比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西方现代化理论所描述的复杂得多，一些非现代化因素对家庭的变迁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而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与建国以来中国独特的历史发展和政治实践过程也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
三、国家政治和权力对家庭养老的影响
在现代化理论看来，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但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变迁过程。虽然现代化是转型中重要的环节，但并非全部。无论在转型伊始，还是现实的结构性制约，以及由此形成的发展逻辑，中国的社会转型是非常独特的。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并非是从传统社会开始，至少在下列方面不同于现代化理论所描述和内涵的发展轨迹。
1.再分配的经济体制与对资源的高度垄断。1949年新中国成立，经过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对资源进行重新配置。而在转型现代化过程中，它的经济主题是从再分配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这是推动整个社会转型的基础，经济和社会发展也产生了复杂和潜移默化的变化。
2.资源高度垄断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在高度集中的体制下，国家掌控资源配置，同时也形成国家控制一切的社会体制，此时的社会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建构起来的。除了资源垄断制度之外，城市在组织结构方面主要是单位制和人民公社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在国家控制之外的独立社会力量都不复存在。
3.社会运作的动员方式。国家垄断了社会资源，缺少其他形式的资源配置方式，缺少自组织的社会。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运动式的社会动员就成为运作经济社会生活的一种基本方式。
可以说，正是上述不同于现代化理论中假设的传统社会，使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呈现出独特的发展道路。作为一套独特逻辑的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在转型过程中完全终结。无论是作为一种历史遗产还是作为一种现实的制约条件，社会主义的制度因素都在转型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能源结构转型的意义篇4
关键词：多源异构；数据集成；Fme
中图分类号：tp391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3-6970.2012.07v025
引言
地理信息系统（GiS）应用从20世纪70年代的起步阶段开始，中间经历了80年代的专家应用阶段和90年代的企业应用阶段，到21世纪全社会层面应用阶段。我国GiS起步比较晚，但发展较快。目前国内中地、超图等软件公司开发的mapgis、Surpmap等GiS软件产品在国内也有相当大的用户人群，GiS领域再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局面，各种GiS软件得到迅猛发展。
空间数据是GiS的主要操作对象，所以空间数据的获取成为最关键的一环，也是成本占用最高的一项，据统计此项成本占整个系统的70%左右。在GiS实施过程当中，为了充分利用现有数据实现资源共享，需要对各种多源异构数据进行集成处理。再者，随着internet网络和weBGiS的飞速发展，信息共享也成为一种必然，多源异构空间数据的存在也成为数据综合利用及数据共享发展的瓶颈。多源数据的集成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1.海洋地学中的多源异构数据
海洋地质研究是通过对海洋沉积、海洋地貌和海底构造等的研究，它主要应用地质、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等手段探测海底地形、海底岩石、沉积物及海底矿产的成因及发展趋势。空间数据是海洋地学研究中的基础，其包括地理信息数据、物探数据、取样数据、站位属性数据等，整个研究系统底层数据由数个多源异构数据组成。
1.1多源异构数据产生原因及表现形式
1.1.1多语义性
GiS研究对象的多种类型决定了空间数据的多语义性。对于同一个地理信息单元，在现实世界中其几何特征是一致的，但是具体到不同的属性却有不同的语义，如水深、取样类别、沉积类型、地质构造等。不同GiS在侧重不同问题的重点时，会产生语义多样性。
1.1.2多时空性和多尺度性
GiS数据具有较强的时空特性。GiS中数据源可能是不同时间和不同空间的数据集成。另外，系统还能根据需要采用不同的比例尺对地理空间进行表达，不同的比例尺表达方式能够得到不同精度的数据。
1.1.3数据来源和存储结构多样性
获取地理空间数据方式多种多样，包括原有已存在数据和新获取数据。原有数据包括纸质的数据和电子存档数据，新获取数据包括各种不同软件和仪器设备所获得数据，这些数据在存储结构表现形式上呈现多样性特征。
1.2多源空间数据集成方法
目前GiS多源空间数据的集成主要有三种方法，即空间数据格式转换、数据互操作和直接数据访问模式。
1.2.1空间数据格式转换
数据格式转换就是将其他格式的数据文件转换成当前应用的数据格式，并保存到当前软件数据库。许多软件为了实现数据与其他软件共享，特别提供了明码交换格式，如mapgis的wal格式、arcinfo的eoo格式、mapinfo的mif格式等。由于缺乏对空间对象的统一描述方法，转换后的数据不能完全准确地表达原数据的信息，易造成属性信息丢失。
1.2.2数据互操作方法
数据互操作是openGiSConsortium（oGC）制定的数据共享规范，它是在异构数据库和分布计算的情况下，用户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能透明地获取所需的信息。通过数据服务器相应数据客户的请求，向数据客户提供服务，最终数据客户能够读懂任意数据服务器提供的空间数据，当然这些数据服务器提供的数据是基于oGC规范的。但是目前非oGC规范的空间数据占据已有空间数据的主题，数据互操作方法在数据集成上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1.2.3直接数据访问
直接数据访问指的是在一个GiS软件中实现对其他格式的数据的直接读取和操作，该方法对用户要求较高，需要使用者熟悉宿主软件格式并编写相对应数据的数据引擎，需要耗费比较大的人力和物力。
2.Fme在多源异构数据上的集成应用
FmeSuite（Featuremanipulateengine）是加拿大SafeSoftware公司推出的一套完整的访问空间数据的解决方案的软件，可用于读写存储和转换各种空间数据。基于openGiS协会提出了一种新的数据转换方法即语义转换，将GiS要素同构化并向用户提供组件以使用户能够将数据处理为所需的表达方式。
2.1语义转换模型
Fme所执行的整个数据转换过程都通过语义转换来实现数据间的转换。按照openGiS的各种数据模型和数据格式，在任意两种数据格式之间建立宽泛的“数据通道”模型，便可以在两个模型和格式之间相互无损转换。Fme数据转换关系模型如图1所示，基于映射关系的数据模型1与数据模型2转换模型，不仅要使两个数据模型在转换模型中都能找到各自的映射，还要通过映射关系使数据转换中的数据逻辑组织、形式表层面冲突得以解决，最终实现真正意义的数据共享。
2.2语义转换流程
Fme空间数据转换采用语义映射文件（Semanticmappingfile）来控制整个转换的流程，基于Fme平台的语义转换流程，如图2所示。语义映射文件数据库实际上是空间数据宿主软件的要素编码对照表，而语义映射文件，是数据转换需遵循的一系列规则，在数据转换过程中，由这些规则驱动所有的Fme模块操作。Fme语义映射文件拥有自己的宏变量和函数，通过编制语义映射文件，用户可以灵活地控制诸如几何数据变换和坐标系统变换等复杂的数据转换操作。
2.3应用举例
笔者以GiS空间数据采集的常用格式autocad的dxf格式转arcinfo的shp格式为例，通过将语义映射文件数据库里的语义映射文件注册生成语义映射文件引擎，就可以将dxf格式文件无损地转换为slap格式文件，如图3、图4分别为某地水深等值线图转换前的dxf格式文件和转换后的shD格式文件。
能源结构转型的意义篇5
一、引言
资源型地域是指因自然资源的开发而兴起或发展壮大，且资源性产业在工业中占有较大份额的地域。地域发展过于依赖资源，会导致经济产业结构单一、经济粗放、生态环境恶劣等问题，洪洞县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经济结构不合理、产业和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因此利用好当地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业，开发旅游资源实现转型，对促进资源型地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资源型地域转型发展模式与转型意义
（一）资源型地域转型发展模式
资源型地域在矿产资源开采和初加工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废气、废渣、废液等引起诸多的生态环境问题，影响地域的可持续发展，进行转型才能更好地发展。由于地域资源条件的不同，转型产生了不同的模式。
1、实施优势组合发展模式。将石油发展模式，组合成为石油、天然气以及化学与金属制品等多种产品的生产模式。2、实施优势延伸模式。将有色金属与土地森立资源优势延伸，转型为生态与工业旅游共同发展的城市。3、实施优势再造模式。重新确立新的发展产业，促进经济发展。
（二）旅游开发对资源型地域实现经济转型的意义
发展旅游业是促进资源型地域转型过程中一个重要方面，旅游业作为新兴产业，使资源型地域经济产生新的增长点，替代重工业产业具有重要意义。
1、发展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2、有利于增加就业。3、有利于提升地域形象。发展旅游业有利于地域的形象的转变，将煤炭“黑色印象”转变到“绿色主题”，改善生态环境问题与地域形象。
三、洪洞县转型发展中的旅游开发选择
（一）洪洞县发展概况
洪洞县位于山西省南部，洪洞县盆地北端，全县辖16个乡镇，463个行政村，902个自然村，总面积1494平方公里，总人口74万，是山西省第一人口大县，也是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二）洪洞县转型发展的选择
1、在农业上的选择。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步伐，因地制宜，不断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加强农业商品的生产与流通。
2、在工业上的选择。建设工业园区，提高产业聚集度，促进了土地的集约使用、互补互利、资源共享，形成链条经济，还要充分考虑民生、环保、就业等因素的基础下，进行长期的全面持续发展。
3、在第三产业的发展选择。打造优秀旅游景区与景点，提供供食、宿、行、游、购、娱等一体化的服务，改善洪洞县“三废”污染现状问题。因此选择发展旅游产业是洪洞县在鉴于资源和环境各因素方面，改变目前单一的、对资源过度依赖的发展模式，转型的最终选择。
四、洪洞县转型发展中的旅游开发对策
（一）政府引导积极发展
资源型地域的产业转型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只有在政府的引导下才能作出科学的发展规划，动员和组织全市人民共同参与旅游业发展，以财政资金引导社会投资用于旅游资源的开发。
（二）注重建设旅游资源特色板块
旅游特色是旅游地整体形象的构成要素。旅游特色版块是通过对旅游资源的开发和综合利用后，成为具有轰动效应的独特价值的特殊吸引物。它能带动旅游业的发展，并使这种发展具有超常、跳跃的特性，形成巨大的磁力效应，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胜，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争取更大的客源市场。
广胜寺景区的大开发是洪洞县委县政府在洪洞转型发展的蓝图上绘的特色版块规划。
（三）开发工业旅游模式
工业旅游是指以生产场景、生产设施、厂区环境和企业文化为资源的旅游项目，具有独特的魅力。洪洞县有煤焦、钢铁、化工等行业，具有丰富的工业旅游资源，可以建成颇具特色的旅游项目。
（四）开展会展节庆旅游
会展节庆旅游是指以举办各种会议展览和文化节事活动为契机，带动客商和各地游客在举办地进行参观游览活动，以此促进旅游业发展。节庆会展业的进步可以优化社会资源的组合，带动其他行业更快的发展，也为旅游业带来更多的客人、更多的消费，延长客人的逗留期，增加旅游业淡季时设施设备的利用率。因此，我们应该十分注重节庆会展业与旅游业的互动性，利用他们的放大效应以谋求旅游成为地域新的经济增长点。
五、结语
能源结构转型的意义篇6
关键词:词义聚合;理据性阐释;研究范式;转向
ontheresearchparadigmshiftofpolysemicparadigmbasedonmotivationanalysis
zhujian-xin
(huaiyininstituteoftechnology,huaian223003,china)
polysemicparadigmisanessentiallanguagephenomenon.traditionalsemanticsinvestigatedtheinnerstructureoflanguagesystemonlyfromtheperspectiveofstructuralism,whichignoredthebondbetweenlanguagesystemandtheouterworld.therefore,polysemicparadigmwasnotexplainedreasonably.cognitivesemanticsbreaksthetraditionalresearchparadigmandusesprototypecategorytheory,metaphortheoryandmetonymytheorytoconstructanewtheoreticalframe,realizingtheshiftfromtraditionalresearchparadigmtoacognitiveoneandmakingpolysemicparadigmhaveamorereasonableexplanation.
keywords:polysemicparadigm;motivationanalysis;researchparadigm;shift
1引言
“词义聚合”(polysemicparadigm)是一个单一的语言形式具有两种或两种以上密切相关意义的聚集(taylor1993)。既然一个词项负载的意义不止一种,那么这些意义如何产生?其理据何在呢?在传统语义研究范式内,研究者往往从历时角度分析词汇意义的拓展,注重考察词义演变的社会背景。这虽然有助于人们了解词汇意义的发展脉络,但对于词汇意义发展背后的机理却没能给出清楚的阐释。无论是亚里斯多德的经典范畴理论还是语义三角理论,不管是语言经济理论还是语义场理论,在解释“词义聚合”现象时都有很多无法突破的瓶颈。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直到rosch的原型范畴理论(rosch1978)以及lakoff&johnson的隐喻、转喻理论(lakoff&johnson1980:23)的提出,关于词义聚合的理据性才得到语言学界较为公认的合理阐释,从而使“词义聚合”研究从传统语义学走进认知语言学视野,实现“词义聚合”现象研究范式的转向。
2词义聚合现象的理据性阐释
2.1原型范畴理论对词义聚合现象的阐释
从认知语言学看,词语意义的发展演变是人类认知范畴化和概念化的结果。范畴化是人类对世界万物进行分类的一种高级认知活动,人类在此基础上才具有形成概念的能力,概念形成后依附于符号而获得意义。认知范畴作为认知概念储存于大脑中,其外部表现为语言中的词。随着人类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有些概念会不断扩展,从而导致意义发生演变,产生新的意义,继而形成词义聚合现象。因此,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人们发现原型范畴理论可以作为一词多义现象存在的理据。
原型范畴理论(prototypecategorytheory)是rosch和labov等学者在反思经典范畴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该理论认为,同一范畴成员之间总是享有某些共同特性,成员之间的地位不平等,具有中心成员和边缘成员之分,与其他成员享有更多共性的成员为该范畴的典型和中心成员,即原型(prototype),其他成员为非典型成员或边缘成员。范畴围绕原型这个认知参照点建构,其边界依照典型性程度向外扩展,形成边界难以确定的更大范畴。
根据原型范畴理论,英语词汇意义就是一个原型范畴,每个单词都有基本义和延伸义,基本词汇意义就是这个范畴的原型。词义聚合是围绕原型意义的辐射范畴,具有明显区别特征的词义范畴的不同子范畴就是该范畴代表的词的不同义项。义项成员具有中心义项和边缘义项之分,其中心义项就是原型义项,是语义范畴中最有代表性的义项,通常是人们最先认知的义项,也是语言符号里最早获得的义项;其他义项范畴以家族相似性的方式从原型发展而成,并围绕原型义项向外扩展,构成一条或多条义项链。边缘义项的抽象程度越高,就越会脱离它的原型,这是一种连锁式的语义延伸过程。它的机理具体描述为:词义从中心义项a派生出次要义项b,再从义项b派生出义项c.依此类推,以后派生出的义项与中心义项之间的联系就会越来越难以发现。这些派生的次要义项如同一条链条上的扣,邻扣之间的联系看得出来,如果跳了一个扣,它们的关系就疏远了。例如,lobby的义项为:a(剧院、旅馆等的)门廊,门厅;b议会走廊,议会休息室,议会接待室;c院外活动集团(也称“第三院”);d泛指游说、疏通的人或组织;e游说,疏通。第二种语义延伸是辐射式,即原型义项a处于中心位置,其他义项都围绕它产生,从中心向四周辐射出去,且每个派生义项与原型义项有直接必然的关系,派生义项之间不存在任何联系。派生义项之间通过与中心意义的联系组成一个“意义组”(sensegroup)。例如,head的义项为:a人头;b动物头;c物体上端,(楼、梯等的)顶端;d(河流)源头。这里,a是原型义项,其余都是派生义项。第三种语义延伸是以上两种方法兼而有之。比如,英语board从“一块木制的平板”到“桌子”再到“董事会”,为连锁型词义变化方式;而从“一块木制平板”到“床板、黑板、布告牌、棋盘、船边甲板”为放射性词义变化方式。由此,board一词就产生一系列彼此相关的词义。
可见,原型范畴理论对“词义聚合”现象的机理具有较强解释力,为“词义聚合”研究提供强有力的认知理据。从共时角度看,一个词的多个义项并存主要是在人类认知原型义项基础上,由各种联想关系和发散式的能力造成。从历时角度看,一个词的多个义项并存由原型义项、次原型义项不断变化发展而来,多个义项并存也是历时发展的结果。因此,语义范畴的大部分变化体现人类思维网络系统和语言认知机制,研究原型义项能帮助人们理解词汇意义延伸与变化的动因和轨迹,有助于理解语义范畴中各义项之间的深层关系和变动机理。 2.2隐喻理论对词义聚合现象的阐释
2.21概念隐喻理论
lakoff&johnson摆脱传统隐喻理论的束缚,使隐喻研究正式进入认知科学领域,他们认为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现象,更是人类的一种思维方式,语言就其本质来说是隐喻的(lakoff&johnson1980:23)。概念隐喻是lakoff隐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概念隐喻是对一般隐喻表达式的概括和总结,是归纳语言事实后的抽象,它在深层制约着言语表达方式(lakoff1987:416);隐喻的结构是由“源域”(sourcedomain)和“目的域”(targetdomain)构成,前者为人们较为熟悉、具体的概念,后者一般为人们不太熟悉、抽象的概念,其机理是把词语在“源域”的各部分特征映射到“目的域”中,映射的心里基础是意象图式(imageschemas),用一种概念结构构建另一种概念;概念隐喻的主要特征是系统性、概括性和生成性。因此,隐喻的本质就是以一种事物去理解和体验另一种事物(lakoff&johnson1980)。隐喻作为一种认知方式,有时还要发挥惊人的联想力和创造力,对事物进行不寻常的并列,找到两个事物间的相似性,实现两个认知域之间的映射(胡壮麟2004:3)。这种相似性有物理相似性和心理相似性之分,相似程度也有所不同(束定芳2000:172)。
概念隐喻理论可以有效帮助我们解释词义扩展的认知机制。如taste,其名词的原型意义是“味觉”,投射到句子theauthorhasaverygoodtasteforcalligraphy中的“目标域”taste上,产生由“味觉”到“鉴赏力”的词义变化,两者之间表现为心理相似性。又如,summer原型义项为“夏天”,当“夏天”投射到thebritishscientistwenttoamericainthesummerofherlife这句话中的“目标域”summer上时,根据人们对客观世界的知识,英国夏季是一年最好的季节,可以推测出其隐喻意义为“兴旺时期”,这由人类具有隐喻性思维决定,其相似性表现为“自然界最好的季节”和“人生最好的阶段”,是物理相似性。
此外,概念隐喻不是隐喻的全部,它只是隐喻机制在一个方面的表现。例如,knowledge一词在句子know-ledgeisweapon(food,ocean)中的意义拓展有三个概念隐喻围绕着knowledge展开,形成三个不同义项,每一个概念隐喻(词义义项)只涉及其一个侧面:knowledgeisweapon是认知知识的工具性,knowledgeisfood通过food富含营养价值的属性认知知识的用途,knowledgeisocean通过ocean的广阔认知知识的无限性。由于“生成性”是概念隐喻的主要特征之一,所以认知对象knowledge的喻体具备多层面特征是它生成不同义项的基础。
2.22合成空间理论
lakoff&johnson建立认知隐喻理论的目的在于解决隐喻不是语言问题而是思维问题,其概念隐喻理论主要研究隐喻概念化的一般的常规模式,揭示人类的一般认识规律。但是在概念隐喻的双域理论中,虽然描述了“互动”的具体过程,但却忽视“互动”的存在,因此只看到映射的“单向运动”,是概念隐喻理论最明显的缺陷。对此,fauconnier&turner从1993年开始着手将概念隐喻理论的双域映射模式改进为4空间模式,追求更强解释力。
fauconnier&turner在心理空间理论基础上研究一种普遍认知过程:概念合成(fauconnier&turner1998)。隐喻是概念整合的一种尤其重要和突显的表现形式,是双域整合运演的结果之一,这就是“合成空间理论”(blendingspacetheory)。它旨在探究隐喻现象背后的认知过程,特别是隐喻的意义建构与推理机制(reasoningmechanism)。概念整合理论认为,最基本的概念整合网络模式是由4个空间构成的网络:两个输入空间(inputmentalspace)、一个合成空间(theblendedmentalspace)及一个共有空间(thegenericspace)。在两个输入空间中的对应元素之间存在着部分映射关系,映射反映认知空间之间的关系。两个输入空间的共有结构及其共有抽象信息投射到共有空间;同时,两个输入空间源域和目标域空间之间存在相似的结构与组织。在这两个输入心理空间基础上,通过跨空间部分映现、匹配并有选择地投射到合成空间。合成空间从两个输入空间中提取部分结构,形成层创结构。这样,4个空间通过投射链和层创结构彼此连接,构成一个概念整合网络(theconceptualintegrationnetwork,简称cin),完成对隐喻机制的认知解释。
下面,以“下课”的词义拓展看空间合成理论的解释力。“下课”本义是“上课时间结束”,但现在已被赋予新义:“不再使用或出现,被撤换或辞职等”。在句子“要求江苏男篮主教练‘下课’的呼声日益高涨”中,源域“下课”(教育行业用语)和目标域“被撤换或辞职”(体育行业用语)构成两个输入空间,形成跨空间映射,源域“下课”含有的元素为师生、师生关系、教室、课堂、粉笔、黑板、教师离开以及下一位教师到来等,目标域中的“解/辞职”含有教练、运动员、师徒关系、球场、哨子、球、教练被撤职或辞职、新教练接替等。两个输入空间源域和目标域之间存在相似的结构与组织。这些相关元素一起投射到合成空间,它把两个不同行业的相关元素投射组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概念“下课”,它既具有教育界的某些特性,又有体育界本身的一些特性。在此基础上,根据认知文化模式将这一组合结构逐步完善并不断扩展形成层创结构。在层创结构内,不只是教练会“下课”,体育界的管理人员也会“下课”。此外,还可以根据合成空间的层创逻辑完善、扩展这一概念。可以把具有类似结构的情况都称为“下课”,如政治家、干部、工人、主持人、歌星及各色人等都可以“下课”。当“下课”一词再回到教育行业时,意义已不再等同原来的“上课时间结束”。“下课”在体育界使用后,经过概念合成和层创结构,再次回到教师身上,其意义变成“下岗”,相当于“被撤换”。可见,一个完整的概念合成过程及组合、完善、扩展的过程就凸现出来。这样,“下课”的词义得到拓展,新的义项得以产生。
综上所述,多义词不仅是语言经济原则的产物,更是隐喻认知的结果。隐喻以一种理据性方式,作为一种认知结构促进词汇变化,提供理解一词多义和词义变化的钥匙,为我们创造新的表达以便更好地理解客观世界提供重要工具。
2.3转喻理论对词义聚合现象的阐释
传统语言学家把转喻当成一种修辞现象和真实世界的邻近。ullman把转喻界定为语言内部解释给与语言意义的相邻,其内核为意义相邻(ullman1962:7)。lackoff&johnson认为,转喻是一种概念现象,是人们认识事物的一种方式。它以经验为基础,遵循一般和系统规则,其过程是映射。(lackoff&johnson1980)langacker指出,转喻是一种为理想目标提供心理可及的参照点现象(langacker1993)。barcelona认为,转喻是一个认知域向另一个认知域的概念映射,两个域都在同一个域或icm内;转喻是域突出现象,域突出指在一个域矩阵内突出一个次域(barcelona2000:32-33)。bartsch指出,转喻以视角变化和邻近性为基础,人们的视角往往指向事物最突显的特征(bartsch2002:55)。转喻的本体和喻体之间的映射在同一个域中进行,本体和喻体是一种替代关系,即通过某事物的突显特征辨认该事物,事物与事物之间具有邻近性关系特征。转喻作为一种基本思维方式,是用突显、重要、易感知、易记忆、易理解、易辨析的部分代替整体或其他部分,或用具有完形感知的整体代替部分的认知过程。
下述例子可以帮助我们考量转喻对词义聚合现象解释的理据性。根据转喻理论,人们对一个事物的认知常常想到该事物最突出、最易记住和最好理解的属性,事物与事物之间具有邻近性关系。比如,在人的诸多特征中,嘴是最突出和最易识别的特征,所以在句子tomhasmanymouthstofeedinhisfamily中,mouth是身体的一部分,以mouth代替person,属于局部代替整体的转喻。句子sheisreadingmarktwain中的marktwain代替marktwain的作品,这是部分与部分之间的转喻。客观事物是人类认知的基础,来自于视觉的信息又是人类对客观事物认知的最直接、最原始的知识源。因此,“看到某事物”是人类知识积累的原始形态,“看”与智慧、探索等含义直接联系。在认知事物过程中,“看”是一个共享动作,也是最具有突显性的动作。一个借以突显特征代替事物整体的人类认知本能使得see转义为“明白”。所以,转喻目标义是突显的,而来源义作为背景。
可见,转喻涉及常规关系的相邻原则,邻近性是构成转喻的客观基础。转喻发生在邻近而不是类似的概念之间,这种邻近是一种唇齿相依的关系。例如,句子thefamilyarehavingsupper的意思实际上是themembersinthefamilyarehavingsupper,themember与family不类似,但二者不可分离,是一种常规关系涉及的相邻,即空间相邻关系。总之,转喻利用两事物相邻性(相关性、临近性)的常规关系,目的是以形象、新颖、有趣的有关事物突显事物的鲜明特征,使语言易于理解、感知、鲜明生动和洗炼简洁。
事实上,隐喻与转喻并不截然对立,隐喻通常以转喻为基础;转喻和隐喻之间的区别不是离散的而是标量的,它们是连续体上的点,这意味着两个实体概念关系的性质可能随观察角度的不同而更接近某一端(刘正光2002:62);隐喻和转喻共存于很多语言表达中,且相互作用,关系复杂。因此,转喻和隐喻在词义扩展过程中经常出现相互交融现象。如heart的原型义指人身体的器官“心脏”,但是它的意义可引申为:a.心脏部位;b.热心,热情;c.(某事物)中心,核心,要点;d.心形物,(尤指象征爱情或纸牌上的)红心,红桃;e.心爱的人。在引申出来的5个含义中,c和d通过隐喻途径实现,e通过转喻产生,其他词义通过类似方式形成。以上研究对一词多义的认知语言学解读的合理性是一个充分的证明。当然,词义在发展过程中还会出现词义范畴扩大和原型意义改变的情况,但这种扩大和改变不是没有理据的,而是建立在人的隐喻和转喻认知方式上的。了解词义变化方式和一词多义产生的理据,就可以通过推理找出词义间的联系。
可见,多义词不同义项的聚合通过隐喻和转喻思维扩展,是人类普遍认知能力的体现。
3结束语
范式作为一种模型、框架、思维方式,是一种理解现实的理论体系。范式的突破导致科学革命,使科学获得新貌。从历时研究看,经典范畴理论、语义三角理论、语言经济理论、语义成分分析和语义场理论都应纳入客观主义语义学理论研究范式。它们认为自然语言具有独立于人的客观意义,与客观现实对应。在客观主义语义研究范式内,主要任务是研究语言符号的客观意义,研究语言表达如何与客观世界对应。因此,在传统语义研究范式框架内,根本就不考虑同一个词为什么可以表示多种不同意义,词义聚合现象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区域。这些理论在解释词义聚合现象时无法深入到机制内部,不能合理解释多义词词义扩展的理据和模式。直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认知语言学兴起,语义学转向认知领域,由“家族相似性理论”作引领,以“原型范畴理论”、“隐喻理论”和“转喻理论”为内核,搭建语义学认知研究的全新框架,实现“词义聚合”现象研究的范式转向,使“词义聚合”现象在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范式内得到一种全新的、合理的阐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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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结构转型的意义篇7
关键词：义乌；区域金融；区域经济；金融结构；
中图分类号：F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4-00-01
一、引言
“新常态”重在强调效率高、成本低、可持续。意味着未来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在经济增长速度上，由高速转中速；在机构调整上，不断优化升级；在动力要素上，由单靠要素和投资转变为主要依靠创新驱动。近年来，义乌市金融机构资金实力不断壮大，经营实力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良好的金融生态和发展前景，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来义乌设立分支机构，拓展金融市场，开办金融业务。全市已有银行业金融机构23家，证券机构9家，保险机构38家，期货公司5家。准金融机构有融资性担保公司7家，小额贷款公司7家，典当行10家，金融仓储公司1家，本外币兑换公司1家，股权投资基金公司2家，以及投资管理类企业200多家，义乌正逐步成为一个由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保险市场和期货市场组成的区域性金融市场。目前，义乌已初步构建了全国性、区域性、地方性金融协同发展的多元化金融组织体系。而义乌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建设对浙中地区的经济发展起着助推作用。因此，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如何将义乌打造成浙中地区的金融中心成为一个值得讨论和研究的命题。
二、义乌建设区域金融中心的现实意义
（一）为国际贸易改革试点提供金融支持。义乌建设区域金融中心可进一步推进义乌经济和产业结构升级，为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提供金融保障。金融中心的建成将更加优化义乌市场的竞争机制，加快淘汰落后产业，促进技术、资源等要素的创新，推进义乌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义乌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将吸引不同层次、不同形态的金融机构。而这些金融活动所带来的资本流入，可以更加有效的盘活义乌的金融市场，为国际贸易改革试点和义乌经济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二）有效促进与国际市场的融合。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建成可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义乌的国际化进程，有效促进义乌市场与国际市场并轨。在盘活区域金融市场的同时，随着金融中心各项事务的增加，必将带来大量的有关国际市场的金融、贸易和行业信息，加强义乌与世界的联系，为区域经济发展搭建国际舞台，有效促进义乌与国际市场的融合，也更进一步加快义乌对金融人才及信息的吸收和融合。
（三）解决辐射范围内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金融中心通过对资金和信息的优化配置，为当地及周边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通过外来资金和信息的流入，金融体系将对企业发展提供资金，突破资金瓶颈。同时，新引入的金融机构为了抢占市场，势必会推出各种金融业务，将为企业提供更加多样的投融资渠道，促进本地区的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和投融资渠道的多样化，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企业的融资问题，更好的推动义乌经济的转型升级。
（四）提升义乌经济的示范作用。随着金融中心的不断做大做强，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义乌经济的整体提升，更好的规范义乌模式，提升其示范作用。中心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将促进义乌与周边地区的合作交流，加强资源共享，实现合作共赢，从而提升义乌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义乌经济的发展壮大，特别是伴随着市场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已基本形成了“小商品大贸易、小商品大制造、小商品大经济、小商品大带动”的市场效应，义乌模式在其他区域的运用也将取得一定的成效，更好的发挥其示范作用。
三、义乌建设区域金融中心的路径探索
（一）提高金融创新能力。提高金融创新能力，首先要推进组织创新，促进监管模式的深层次变化。同时也要加快人力资源管理创新，加强现有金融人才的培训，吸引更多高层次人才加入进来。实施技术创新，整合各个金融服务部门，建立起统一的金融信息服务平台，通过平台实现信息的共享和深层次的合作，提高信息资源的使用效率。突出金融产品的创新，在产品创新中寻找突破口，根据市场需求为消费者量身定做满足其需求的金融产品。
（二）完善金融结构，拓宽融资渠道。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建成会对义乌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这将为义乌有效的吸引外部资金提供强大动力。政府在规划发展线路时，应该抓住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这个契机，不断完善现有金融机构，加大金融的创新力度，加大金融中心的宣传推广。充分拓宽融资渠道，可通过加大担保力度扩大间接融资的渠道，也可采用商品及贸易融资方式，以流动资产作抵押，将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相结合。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引入口碑良好的金融机构进驻义乌，激发资本活力，合理盘活资本流向。
（三）提高直接融资水平，推动相关行业发展。积极鼓励保险、证券、咨询和财务公司等金融相关企业的发展，推动金融相关行业的转型和升级。在当前经济发展态势下，证券等金融行业应运而生，将为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这些行业的发展将极大地拓宽企业和个人的投融资渠道，促进资本流动，提高资本运行的效果。这些相关行业的发展是义乌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和完善义乌金融结构，提高义乌经济运行水平的重要举措。
（四）加快贸易转型，建立贸易人民币结算中心。加快推进贸易转型，加快外贸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贸易的转型是国际贸易改革试点的中心议题，也是打造义乌区域金融中心的重要基础。积极推动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建立贸易人民币结算中心，开展跨境人民币结算金融创新，不断创新结算产品，拓宽贸易融资渠道，提高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真正意义上促进义乌企业的转型升级。
四、总结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义乌通过建设区域金融中心，将发挥金融行业在义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强大推动力，不断实现金融创新。金融中心的建设，将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推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发挥区域经济的示范带动作用，最终实现义乌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所以推进和加快义乌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在新常态背景下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会为义乌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1]《义乌市国民经济发展统计公报2001-2010》.
[2]李成勋.《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能源结构转型的意义篇8
家庭养老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主要是指养老的一种方式,包括经济上的赡养、生活上的照顾和情感上的交流3个方面。在养老的3项内容中,收入保障是最主要、最根本的内容,是其他两个方面的经济基础。中国传统家庭类型是以核心家庭为主,主干家庭为辅,这样有利于老年人的赡养,因此,家庭养老是中国历史长期遗留下的产物。费孝通曾经用“反馈模式”来概括中国的养老模式,即父母对子女有抚育的义务,而子女长大成人后也必须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孝敬父母是中国社会传统的孝道。由此,在日常生活中被人们所熟知和实践的“多子多福”、“养儿防老”应运而生。而在这一养老模式的背后,则有一套完整的社会制度、组织运行机制和社会文化的强大支持。家庭养老是宗族制度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由于传统社会中宗法家庭与宗法政治所具有的同一性,家庭养老及其所蕴涵的文化意义和运行逻辑也因与国家体制相联通而成为整个社会所公认的规范,可以说,传统社会的宗法制度、孝道文化、家庭模式等为家庭养老提供了很好的文化基础和社会支持。家庭养老适应了中国传统的经济基础和伦理道德要求,成为人们伦理道德观念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随着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变迁,社会家庭结构模式也发生了深刻的改变,而与之紧密相连的家庭养老方式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冲击。
首先,传统家庭结构在近几十年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家庭规模小型化,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显示,平均家庭户规模从1982的4.57人/户下降到2003年的3.60人/户;另一方面,虽然20世纪90年代之后三代直系家庭有一定幅度增长,但家庭结构的简化趋势并没有根本改变。家庭结构简化的一个重要后果是,不同代际间的生活照料关系削弱,家庭养老资源趋于萎缩,这使得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削弱。同时,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以及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家庭的经济基础也在悄然的发生改变,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的后果:父权制逐渐衰落,家庭的个体化趋势日见加强,家庭和宗族的联系大大减弱,家庭伦理重心转移,老年人传统权威丧失,年轻人赡养意识淡化。作为传统家庭下自然选择的家庭养老方式,在传统家庭式微,现代家庭结构侵入、接替的情况下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家庭养老给老年人提供经济支持、生活照顾和精神慰藉变得越来越困难,养老问题日渐突出,由此,家庭的养老功能也逐渐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总趋势似乎是家庭在养老方面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消解,家庭养老支持力弱化、养老资源减少。
在父权制衰落之后,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家庭代际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家庭养老问题。例如,有研究尖锐指出,目前城乡家庭存在“尊老不足,爱幼有余”的社会问题。有学者通过对华北部分的实地研究后指出,代际间的权力关系发生向下一代和部分向女性的转移,但对行为进行道德评价的社会舆论明显减弱,老人已经日益退到家庭生活的边缘甚至外面。另有研究在分析过资源在家庭成员之间分配比例以后发现,随着社会的发展,更多的人将注意力转向下一代子女,而非自己的父母。同时,老年人又面临照料资源不足,子女不在身边的问题。这就给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危机。他们无法享受儿孙绕膝的欢愉,甚至面临无人赡养的危机。而老年人无论在生活支持还是精神支持方面都缺乏足够的资源。
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经济,文化,思想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改革开放后资源配置加速了社会流动,人们交往的范围也逐渐扩大,现代性价值体系受到冲击,都使传统的赡养规范和孝亲观念发生着变化,致使老人的赡养呈现为问题化的趋势。那么,究竟该如何理解中国家庭养老发生的这些变化呢?
二、现代性的必然后果:来自现代化理论的视角
对于中国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最早也最多的解释来自现代化理论的视角。现代化理论家认为,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将会不可避免向现代化方向迈进。艾森斯塔特说:“从历史上看,现代化是一个朝着欧美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演变的过程”。这种趋同现象不仅出现于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这正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后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一系列改革的推进以及经济的迅速发展,许家庭的发展和变迁与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变化紧密相联。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力将对传统的家庭制度、家庭模式及其结构、功能以至观念等等发生全面的影响。
费孝通对中国和西方家庭经过比较研究后指出,与西方家庭夫妻成为家庭主轴不同,中国的家庭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夫妻关系是配轴。但时至今日,中国城乡家庭代际间的权力关系已发生了根本改变,家庭关系从强调亲子、血缘关系转向夫妻和姻缘关系,传统的父系社会在中国已经衰落。持现代化理论的观点大多认为父权制的衰落与工业化、城市化同步的家庭结构小型化、核心化有关,这进一步导致了家庭成员享有更多的个人独立,彼此更为平等。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突飞猛进的发展,原有的家庭伦理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因此我们不得不说,在世界走向全球化的今天,中西方家庭的区别会逐渐消解,逐渐走向一致。
在现代化理论的分析框架下,家庭养老的弱化表面上看是老年人无人赡养的问题,但更深层的原因是社会和家庭结构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则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必然后果。具体而言,现代性对于家庭养老的消解意义在于:
1.现代化的过程必然伴随着从家族主义到家庭民主,从宗法制度保障到主要依靠舆论约束,从无条件、非功利行为到条件性、功利的转变,也就是说,父权制弱化导致了家庭养老制度的变化,使其对父辈赡养的制度强制力和约束力都大为减弱。
2.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引进的一系列价值观冲击了原有的“孝”文化,“礼治”秩序趋于消解,家庭养老制度正在失去强有力的文化支持,同时,社会道德评价标准的变化也使公众舆论在赡养问题上日渐沉默和有意忽略。
3.由于年轻一代物质欲望以及独立意识不断增强,代沟问题日渐凸显,代际交流受到影响和伦理关系发生变化。
现代化的理论视角对于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有着很强的解释力,但是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的丰富性和特殊性也使中国家庭内部的问题要比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西方现代化理论所描述的复杂得多,一些非现代化因素对家庭的变迁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而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与建国以来中国独特的历史发展和政治实践过程也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
三、国家政治和权力对家庭养老的影响
在现代化理论看来,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但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变迁过程。虽然现代化是转型中重要的环节,但并非全部。无论在转型伊始,还是现实的结构性制约,以及由此形成的发展逻辑,中国的社会转型是非常独特的。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并非是从传统社会开始,至少在下列方面不同于现代化理论所描述和内涵的发展轨迹。
1.再分配的经济体制与对资源的高度垄断。1949年新中国成立,经过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对资源进行重新配置。而在转型现代化过程中,它的经济主题是从再分配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这是推动整个社会转型的基础,经济和社会发展也产生了复杂和潜移默化的变化。
2.资源高度垄断下的
国家与社会关系。在高度集中的体制下,国家掌控资源配置,同时也形成国家控制一切的社会体制,此时的社会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建构起来的。除了资源垄断制度之外,城市在组织结构方面主要是单位制和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在国家控制之外的独立社会力量都不复存在。3.社会运作的动员方式。国家垄断了社会资源,缺少其他形式的资源配置方式,缺少自组织的社会。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运动式的社会动员就成为运作经济社会生活的一种基本方式。
可以说,正是上述不同于现代化理论中假设的传统社会,使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呈现出独特的发展道路。作为一套独特逻辑的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在转型过程中完全终结。无论是作为一种历史遗产还是作为一种现实的制约条件,社会主义的制度因素都在转型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能源结构转型的意义篇9
【关键词】典型理论一词多义中心义项边缘义项家族相似性范畴理论
1引言
语言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产生发展和变化。起初，词都只有一个意义，但随着时间的发展一个词就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从而产生了一词多义现象。一词多义现象(polysemy)是指一个词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联系的义项。多义现象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不断范畴化和概念化的结果，也是人类对一个语言形式的核心意义扩展的结果。本文将通过认知语言学的典型范畴理论(theprototypicalcategorytheory)，隐喻和转喻为基础，来分析语言上的一词多义现象。
2范畴化和原型理论
人们把世界上相同的或相识的事物从认知上归纳在一起，并赋予同一语言符号，这就形成了范畴，其过程就称为范畴化。认知语言学上的范畴跟传统的范畴理论有着很大的区别。在传统范畴理论看来，一个范畴中的成员必须满足某个范畴中的所有特征，如果它违反了其中一个或几个特征就被剔出这一范畴成员的地位。此外，结构主义语义学家认为，确定语义范畴的标准是充分必要的语义特征，即判定一个词是否属于某个语义范畴就是看它是否具备了该语义场的充分必要语义特征。而近代哲学家l.wittenstein经过研究发现了传统范畴理论的不足，并提出了家族相似性理论(familyresembalance)。他认为范畴的成员不必具有该范畴的所有属性，而是ab、bc、cd、de式的家族相似关系，即一个成员与其他成员至少有一个或多个共同属性。范畴成员的特性不完全一样，他们是靠家族相似性来归属于同一范畴。而范畴没有固定的明确的边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认知能力的提高而不断形成和变化发展的。如f.ungerereth.j.schmid在“anintroductiontocognitivelinguistics”举的“game”一例中，“游戏”范畴，包括多中游戏，有的游戏只是为了娱乐，没有输赢；有的游戏需要运气，有的需要技巧，有的需要勇气，也有是游戏兼而有之。然而随着科学和社会的进步，新的游戏产生了，游戏的范畴也发生了变化。如90年代的电脑游戏和网络游戏的出现并有新成员加入了游戏的范畴，是该范畴扩大了，其特征属性也更复杂了。
而labove和rosch在家族相似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原型理论（prototypetheory），成为认知语言学范畴理论的核心思想。根据原型理论，在同一范畴中，成员的地位是不同的，即成员代表该范畴的程度不一样，有中心的、典型的成员和边缘的、非典型的成员之分。其中心的典型的成员即是范畴的原型（prototype），而其他成员具有不同程度的典型性（degreeoftypicality），比如麻雀就比企鹅更属于“鸟”的范畴。此外，他们认为典型成员和边缘成员只是相似程度的不同，典型成员具备所有或大部分该范畴的特性，而边缘成员只与典型成员具有很少的一部分相似属性。因此，范畴的边界是模糊的，某甲认知对象可能完全成为一个范畴成员，而某乙对象可能部分划在该范畴之内；其中甲范畴成员和乙范畴成员之间可能存在某点或多点相似，因此，范畴应该是构成一个连续体。其中，典型（或原型）范畴理论的基本观点有以下几点：
（1）范畴的确定是凭借典型特征，而不是有充分必要条件来建立的；
（2）范畴成员有典型和非典型之分，彼此之间有典型程度差异；
（3）范畴成员之间存在相似性和共同的特征，且够成一个连续体；
（4）范畴的边界是模糊的。
3一词多义与原型理论
认知语言学家认为概念是人认识世界的产物，是对现实世界的本质反映，是对一类食物进行概括的符号表征。而且概念的形成是以认知范畴为基础的。概念是词义的基础，词义概念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词又通过概念来反映世界上的事物或现象。随着认知的发展，概念将不断被扩充。这就是说，原有概念不断被扩充，形成一个更大的语义范畴。根据认知语言学，词义属于语义范畴。随着词范畴的不断扩大，其词义也将不断的发展变化。
语义范畴也是原型范畴，其义项成员具有不同等的地位，而是具有中心的、典型的义项和边缘义项之分。其中心义项就是原型义项（prototypemeaning），被认为是语义范畴最具代表性的义项，往往是人们最早认知习得的，也是语言符号初现时具有的最早或是“直接”意义。（赵艳芳，2001：84）语义范畴是围绕原型意义向外扩展的。其扩展方式是一种放射形结构，即语义由中心义项通过认知机制（隐喻metaphor或转喻metonomy）不断向周围辐射，从而初现新的边缘意义（non-prototypicalmeaning非典型意义）。下面用“head”一词来看原型理论在一词多义现象的解释。“head”的原型意义为“身体的前端部分”（toppartofthebody），后围绕这个中心意义扩展为“事物的顶端”如theheadofanarrow；后来又逐渐扩展为“首脑，首长或是一个组织机构的领头人”如theheadofcollege，theheadofadelegation；后来进义不扩展为“重点，要点”，如theheadofadiscussion；theheadofapassage；后来还演化成为“才智，智力，或有才能的人”，如useyourhead；thecompanyneedsseveralheads。从上面不难看出，“head”其它义项都是通过隐喻或转喻的认知机制对其原型义项进行的拓展。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通过认知机制从原型意义而来的义项不能提升到原型意义地位。相反，由于社会文化和语境的不断发展变化，有些词的原型意义会逐渐沦为边缘的、非典型的义项，而原来一些边缘的，非典型义项将会转化为中心的，原型意义。比如pen一词，最初来自于拉丁语，其原义为“羽毛”。由于当时的人们用羽毛当作书写工具，所以pen成为书写工具的名称。后来由于新的书写工具不断出现和其形状的多样化，于是pen的语义范畴也扩大了。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其原型意义也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羽毛笔”转化为了今天的“钢笔”。这也正说明了语义范畴也具有原型意义和边缘意义之分，各个义项之间是具有不同的地位，而是围绕原型意义成辐射状不断扩散，其中各个义项之间具有明确的二分法，而是与原型意义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认知词汇语义学通过原型理论和范畴理论运用于一词多义的分析，其主要结论是：
（1）语义范畴不能以充分必要特征来进行二分；
（2）语义范畴围绕原型意义呈现出放射性的链状结构，其中各个义项之间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家族相似性，即语义结构呈现集合和重叠意义辐射集；
（3）语义范畴成员具有不同的地位，并不是每一个义项成员都可以代表该语义范畴，而只有原型意义最能代表该语义范畴；
（4）语义范畴边界具有模糊性，随着社会文化变化发展和语境的不同，范畴的扩展其边缘变得越来越模糊，并出现与其它语义范畴交叉现象。
4原型理论下隐喻和转喻对一词多义“原型意义”的认知拓展机制
传统语言学将隐喻和转喻看作语言形式上的修辞，是语言装饰的手段，因而只是修辞学，文学和文体学研究对象。而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和转喻是人们对抽象概念认识和表达的强有力的工具。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认知能力的断提高，对世界的认识不断加深，使得要求语言要不断的扩展来实现对人类的需求。这样就需要非常丰富的语言来表达，而对于抽象的事物现象将是一筹莫展。人的大脑不是具有无限的容量，而是具有很强的创造力。它能借助于已知的事物和语言符号认知和命名新的事物——其中主要是指隐喻和转喻认知机制。通过对已有符号和事物进行隐喻和转喻来认知新的，抽象的事物，这也是符合“省力原则（leastofeffort）”和语言的“语言的经济原则”。因此，隐喻和转喻是一词多义的拓展机制。
4.1隐喻
隐喻是一种重要的认知模式，是新的语言意义产生的根源。隐喻的本质是概念化。人类长借助简单的具体概念来认识抽象复杂的概念。也就是说隐喻是通过一个认知域内的经验或范畴来了解另一个认知域内的经验或范畴。隐喻中又一个重要概念是“映射(mapping)”。lakoff提出隐喻是从一个比较熟悉。易于理解的始源域（sourcedomain）映射到一个不熟悉，较抽象或较难理解的目标域（targetdomain）的过程。其中这种映射来自于两个概念，即始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相似（similarity）”——即相似原则（principleofsimilarity）：人们容易将相同或相似的东西用来互为比喻。
下面以“face”为例来说明，隐喻对“face”这个英语单词意义的拓展。
（1）faceofamountain，faceofabuilding，faceofawatch.其中，始源域为：人的脸一直在身体的最外层，最容易被注意；而目标域为：实体都有表面和各个侧面。从中可以看出，用人的“脸”映射为实体的表面。因此，“face”就具有了“实体表面”意义。（其中概念隐喻公式为：faceissurface）
（2）又由于脸上表情丰富多彩千变万化，是人们心情的晴雨表，最容易引起别人注意。因此出现了像“shehadafacelikethunder”equalsto“shelookedveryangry”；“youareagoodjudgeoffaces”equalsto“youcanjudgeaperson’scharacterbytheexpressiononhisface.”等隐喻用法。因此“face”具有了“人的表情”的用法。（其中概念隐喻公式为：faceisexpression）
此外，“face”还可以表示“尊严”，如，itisamatterofface，i’mshockedthatyouhavethefacetorest等等，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从中可以看出，“face”的原型意义——“人或动物的脸部分”通过隐喻机制增加了“实体表面”、“人的表情”和“尊严”等边缘义项。
4.2转喻
转喻也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有效机制，当然也对词义的扩展起到重要的作用。认知语言学认为，转喻涉及的是一种“接近（proximity）”和“突显（salience）”的关系。一个物体、一件事物、一个概念又很多的属性，而人的认知往往更多的注意到其最突出的，最容易记忆和理解的属性，即突显属性。（赵艳芳，2001：116）比如，一个人会有很多特征，但它的丹凤眼最显眼、最突出，于是它被叫做“丹凤眼”。随着词语转喻用法的日益固化，其转喻部分意义也成为词义的一部分并被列入词典中。因此，转喻跟隐喻一样，也对单义词向多义词的拓展起着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与隐喻不同的是，转喻是相近或相关联的不同认知域，一个突显事物代替另一事物，如，“部分与整体”、“容器与其功能或内容”、“地名与机构”、“原因与结果”、“人名与作品”等之间的替代关系。如“国脚”代替著名足球运动员，“head”代替“智力”，“itishardformetoreadshakesphere”其中“shakesphere”代替其些的作品，“我需要几个帮手”与“我们组织需要增加一些心血液”为“部分代整体”和“这是中央电视台从前方发回的报道”为“整体代部分等。
下面以汉语的“头”为例来说明转喻对一词多义的解释，汉语“头”主要有以下语义义项：（1）(人的)头部：如头脸、头骨等；（2）（动物）身体的最前部分；（3）（物体）顶端：山头；（4）（动物、物体）数量，多指牲畜：一头牛；（5）头发或头发式样：寸头等等。
其中，（4）和（5）义项是临近原则在起作用，即转喻的作用。第（4）义项是由第（1）和第（2）义项转喻而来的。“头”是一切事物的重要部分，头就可以代替整个事物（部分代整体），并且能成为量词。头发长在头上，用“头”转喻指头发或发式就顺理成章了（整体代部分）。
由此可见，跟隐喻一样，转喻对词义拓展也具有巨大的作用，因此对一词多义现象也可以从转喻得到解释。
5“原型转换”和“原型分裂”对原型意义的作用
认知语言学家认为，“原型转换”和“原型分裂”是一词多义形成的原因之一。ungerer和schimd(1996：226)提出了多义词构成的语义范畴中的“原型转换”（prototypeshift）和“原型分裂”（prototypesplits）两个观点。“原型转换”指一个范畴的中心特征发生了改变，即一个词的中心义项慢慢变为该词的边缘义项，而原来某个边缘义项由于社会变化发展而突变为中心或原型义项。“原型分裂”指原型从一般到具体的变化。下面我们用“coach”和“idea”两个词的意义变化和构成来解释“原型转换”和“原型分裂”在多义词形成中的作用。
“coach”在被引入英语时，指一种较大的封闭式的四轮马车，它内部设有作为并依靠马做动力。那个时候的其主要为皇家的正要服务的。因此“statecarriage”是“coach”的原型意义，而其它意义属于从属地位。随着“coach”的广泛使用，普通居民也开始广泛的运用它作为叫他工具，因此到了十九世纪，“coach”的原型意义由原来的“statecarriage”转变为了“statecoach”。但随着科技的发展，铁路的使用和发展使“coach”又富于了新的意义——“旅客车厢”，并逐渐进入了我们的认知范围，很快这一意义随着铁路交通成为人们主要的交通工具而成为“coach”意义中的第二重要意义。到了二十世纪，长途汽车成为“coach”意义的原型。这种词汇意义的原型转换不易被我们察觉，反而使我们决定这些意义是该词本身所具有的很自然低使用。但究其认知根源，是由于这些意义的重要属性在原型转变的过程中保留了下来，比如“一种交通工具”，“四个轮子”，“内部设有座位”等。
“idea”一词义项形成是“原型分裂”的一个很好的实例。从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时期的“idea”一词的原型意义是“构想”、“思想”的意思，后来又增添了“信念”的意义，知道十九世纪它又具有了“灵感”和“目标”的意义。这些意义都变得越来越具体化，这正是“原型分裂”在多义词中的作用。
从历时角度看，一词的多个义项并存的共时表现是由原型义项通过“原型转换”和“原型分裂”不断变化发展而来的。
6结论
一词多义是人类认识世界而不断的对世界的有效认知。通过认知语言学上的语义原型理论，隐喻和转喻的认知机制可以对一词多义现象有较好的解释力度，其避免了传统语义理论中语义由一组成分必要属性来确定和结构主义语言学语义的成分分析方法的弊端。此外，语义原型理论对教学上对词汇教学具有建设性的效果。它使我们认识到词汇的教学应从语义的原型语义义项开始，逐渐扩展到其由隐喻和转喻语义拓展机制得来的边缘义项。这正符合了人类认知的发展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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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结构转型的意义篇10
关键词：包装印刷；转型升级；金融危机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转变及全球经济发展演变、金融危机影响加剧，能源、原材料、劳动力等生产成本的持续上涨，印刷企业原有的资源高消耗、劳动力低成本上的竞争优势已经烟消云散。印刷企业已浑然不觉地进入到了一个无法逃避的转型、升级期。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历史，每一次经济低迷时期往往孕育着企业进化的最佳时机，其他国家如此，我国也不例外。因此，印刷包装业完成升级换代后，即将进入一个大规模扩张的新时代。本文以中小印刷企业为主的义乌印刷业为分析研究对象，在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背景下，分析义乌包装印刷业产业现状，提出一些义乌印刷产业升级发展策略。
一、义乌中小型印刷企业生存业现状调查
义乌背靠国际小商品这个大市场的优势，依托小商品包装、文具等行业繁荣，从90年代以来印刷行业发展迅猛。目前，义乌有印刷相关经营企业828家，其中印刷企业572家（包括出版物印刷企业5家，年画挂历出版物印刷企业29家，包装装潢印刷企业399家，其他印刷品印刷企业139家），制版企业20家，打字复印227家。从业人员近5万余人，固定资产10亿元，年创生产总值60亿元，多项经济指标在全国县级市中居于前列，是部级印刷包装产业基地之一。但与广东、上海、北京等印刷发达区域相比，经营主要依靠的是低成本策略，在规模和质量档次上存在较大差距。在义乌印刷行业中，中小型印刷企业数量多，规模小，产品档次低，安全隐患大，严重制约了印刷包装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二、印刷企业转型升级策略分析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使义乌印刷包装业从成本优势向品牌优势升级，促进经济规模化，生产高度集中化，企业结构合理化，实现义乌印刷包装业从量的扩张向质的飞跃转变，实现印刷行业进一步健康繁荣发展。在分析国内外印刷业发展趋势，结合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背景，探讨以下一些转型升级策略。
（1）借鉴日韩发展经验，走品牌创新之路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韩国和日本经济能够迅速崛起，依靠的是中小企业蓬勃发展。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在发展过程中，两国中小企业也曾经历过假冒模范、长期从事低层次产业而导致的产品信誉过低、企业利润过薄等困境。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两国中小企业逐步走出了一条以战略为引导、品质为关键、创新为核心、人才为驱动的转型发展之路。这对正处于转型升级关口的义乌市印刷企业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学习和借鉴意义。面临困境，日韩两国中小企业从销售上做文章，从而在价格战、概念战、广告战等传统的营销模式上进行变革，通过品牌建设构建企业的营销能力成为企业的核心课题。日韩企业开始实行营销与品牌管理战略，加大技术投入，实施精品工程，提升品牌影响力，推进二次创业。对企业历来高度重视技术研发的重视上，企业普遍意识到，只有真正建设属于自己的技术创新体系，才能够确保公司进一步壮大成长，保持长期的领先优势、立于不败之地。
（2）创建印刷工业园区，提高聚集效应。
印刷中小企业应考虑加快了集团化步伐，形成了一大批中小企业集团，整合分散资源，提高了资源利用。比如，苍南特色印刷包装工业园的建设，使许多中小企业通过兼并重组进入园区，改善了原有企业“低、小、散、乱”的状况，将原来全县1418家印刷企业压缩到824家，分类引导进入印刷工业园区生产，推进了全县印刷包装产业的聚集和升级，全县印刷包装年总产值迅速攀升至108亿元。园区建设也促进了企业在思想观念和管理体制上的创新。大量入园企业，不仅在设备更新、技术改造上进行了较大投入，还在产品开发、管理创新、品牌打造等方面构建了新的机制，促进企业不断发展。印刷包装工业园已成为企业成长的孵化器[1]。
（3）依靠科技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
技术创新是企业不断进步、持续发展、保持后劲、领先市场的重要手段，是企业转型升级的决定因素。无数企业实例证明，要想形成一个赢利比重大的经营项目，首先要在技术上领先市场，并不断通过技术升级和创新抢占市场的制高点，扬长避短，提高效率，提升产品档次，提高技术含量、附加值，确立核心竞争力[2]。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增强，在印刷的科技创新竞争中，绿色印刷起着不可代替作用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生存环境为代价，要以长远的发展战略眼光为基础，走环保之路，走绿色印刷之路，特别是在企业转型、设备更新和技术升级的十字路口，要选准绿色印刷的发展方向。改进工艺技术，进行技术创新和升级。印刷耗材过程中，由于传统油墨会对人体造成种种危害，很多企业都在改善油墨对环境的影响，尽量使用环保型原材料生产油墨，以降低VoC排放，提高能量利用效率。目前，应用较多的环保油墨主要有水性油墨、辐射固化油墨、大豆油油墨，及近年还出现的大米油墨。2008年日本成功研发出大米油墨，即采用米糠油代替大豆油生产的油墨。目前，经过大米油墨生产商的不断努力，大米油墨与大豆油油墨的干燥性能和印刷适性已基本相当。在日本，已有不少大型印刷企业采用大米油墨进行印刷。但是，目前大米油墨的成本高昂，制约了其广泛应用。
一个中小型印刷企业，若每月需要制pS版5000张，总耗水量将达420多吨，废液排放约454.2吨，产生二氧化碳272.5吨，而若采用普通Ctp制版技术，可将这种污染减少50%，采用免处理Ctp制版技术，可免去或简化一般版材在制版机上曝光成像后需要经历的化学显影和清水漂洗等处理过程，基本上可以做到零污染物排放。由此可见，免处理Ctp版材是印刷版材向绿色化进军的利器[3]。
结语
目前，中小型印刷企业正处于不可躲避的战略转型期。面对新的印刷业发展机遇，中小型印刷企业应优化产业结构、在加强自主创新、提升产业素质、推进数字化战略、拓展市场空间、加大市场增值服务等方面下功夫，绿色印刷、创意印刷、和谐印刷是今后印刷发展的核心价值点。
参考文献：
[1]陈后强.温州模式-特色工业园助苍南印刷转型升[J].印刷经理人，2009（12）：37-38.
[2]郭志明.加快结构调整推进重庆印刷企业转型升级[J].印刷世界，2009（7）：55-56.
[3]吕勇.印刷耗材-绿意盎然[J].印刷技术，2011（4）：90-92.
作者简介：
吕勇（1983-12），男，浙江金华人，义乌工商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印刷包装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