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的危害篇1
[关键词]健康危害；发病率；死亡率；伤残调整寿命年；综合评价
[abstract]thestudysummariesdifferentevaluationindexandmethodsofhealthhazardfromdisease，suchasincidencerate，mortalityrate，disabilityadjustedlifeyearsandthecomprehensiveevaluation.thisarticlecontraststhecharacteristicofdifferentevaluationindexesandmethodswhentheyareusedinmacroperspective，findingthatthecomprehensiveevaluationcanbebetterformacrolevelevaluation.theresultshowsthatsingleindexissimpleincalculation，singlepointofviewreflectsthehealthhazards.Disabilityadjustedlifeyearsiscomplexincalculationandcanreflectdiseasehealthhazardfrommultiangle.thecomprehensiveevaluation，withtheflexiblecalculationmethodanddiverseevaluationangle，canevalutethehealthhazardofdiseasebyconstructingindexsystem.Basedonthecurrentsituationofdiseasesurveillanceinourcountry，trytoconstructacomprehensiveindexofdiseasehazard，whichcanbeusedtoevaluatethehealthriskofthedisease.
[Keywords]Healthhazards；incidencerate；mortalityrate；Disabilityadjustedlifeyears；Comprehensiveevaluation
解决我国居民主要健康问题，降低疾病负担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医学科技创新发展的主要目标。科学评价疾病的健康危害程度、识别主要疾病，并围绕主要疾病进行资源的优势配置，是相关规划和决策制订的重要前提。当前在宏观群体层面评价疾病健康危害程度有多种方法，可以分为单一指标（发病率、死亡率、患病率等）评价法、综合指标（伤残调整寿命年）评价法以及综合指数法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疾病监测数据日趋丰富，评价方法和评价指标不断发展，关于疾病健康危害程度评价的研究发展迅速[1]。迄今为止，基于不同的研究需求，单一指标评价、综合指标评价及综合评价法等各类评价指标和方法被广泛应用于疾病健康危害评价[2-3]。不同评价方法采用不同的计算方法，从不同的角度评价疾病的健康危害程度，在评价、对比疾病健康危害程度中得出不同的结果。本文系统回顾各类疾病健康危害评价方法的特点与应用，对比分析不同方法在宏观评价疾病健康危害程度中的优缺点，为客观反映不同方法的评价特点，进一步研究探索适用于宏观层面疾病健康危害评价的方法提供参考。
1单一指标评价
单一指标评价是使用发病率、死亡率等单一指标评价疾病健康危害，该评价方法在国家宏观评价疾病健康危害、筛选和识别重点疾病领域应用广泛[4]。世界卫生组织的《2010全球非传染性疾病现状报告》以全球范围内慢性病的患病率、死亡率为指标，评价各类慢性病的严重性和危害性[5]；汇集国内多位专家编写的《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以国家疾病监测系统疾病发病率、死亡率、死因顺位等为指标，列举发病和死亡数量较多的疾病为重点疾病[6]；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的《中国心血管病报告》、国家癌症中心的《中国肿瘤登记年报》等国家宏观层面的疾病研究报告，以疾病死亡率为指标，评价疾病对不同人群和地区危害程度的大小及其变化[7-8]。现以应用最为广泛的疾病发病率、死亡率等指标为例，其计算公式及主要特点汇总见表1。
单一指标计算过程简洁，当前我国国家卫生信息系统可提供大部分疾病的发病和死亡数据，如《国家死因监测系统数据集》、全国卫生服务调查、全国法定传染病报告系统、《中国肿瘤登记年报》、《中国心血管病报告》等提供我国主要疾病的发病率、患病率、死亡率等数据[9-11]。但是单一指标通过疾病对人群健康某一方面造成的危害进行评价，认为造成发病或死亡数量越多的疾病，疾病对健康的危害越大[12]。例如，发病率指标从疾病发病频数上反映疾病的危害大小，死亡率、病死率反映疾病发生发展的严重程度，死因顺位则从疾病造成死亡的相对重要性角度进行评价。在实际工作中，研究者常常根据研究需要和所评价疾病的特点，选取恰当的指标进行评价，如对于发病急、病程短、致死率低的传染性疾病多使用发病指标进行描述和评价[13-14]，对于病程长、致死率高的肿瘤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则多使用死亡率、死因顺位等指标。由于疾病对健康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在宏观层面需要对疾病健康危害进行综合评价时，常常通过列举不同指标评价的结果的方法进行综合分析，如《健康中国2020》《中国心血管病报告》等研究报告结合了疾病发病率/患病率和死亡率等不同指标的评价结果，再结合所评价疾病的特点和实际情况，确定重点疾病
?2综合指标评价
综合指标评价是采用潜在减寿年数（potentialyearsoflifelost，pYLL）、伤残调整寿命年（disability-adjustedlifeyear，DaLY）及其衍生的各类指标评价疾病对健康的危害，被广泛应用于全球范围内疾病负担的测量、国家和地区间疾病负担的研究与比较、宏观层面重点疾病的识别等方面[15]。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以DaLY为指标开展了两次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1990和GBD2010），通过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DaLY值的比较评价不同地区人群健康状况和疾病负担的差异，识别不同国家的重点疾病。现以最为广泛的DaLY指标为例，计算方法及特点如下[16]：
DaLY指标计算主要包括疾病早死所致寿命损失年（yearsoflifelost，YLL）和疾病所致伤残引起的健康寿命损失年（yearslivedwithdisability，YLD）两部分，即DaLY=YLL+YLD。
对于个体来说，YLL和YLD的计算公式如下：
YLL/YLD=
式中，x为年龄；a为发病年龄；l为残疾/失能持续时间或早死损失时间；D为残疾/失能权重，取值0～1，0表示完全健康，1表示死亡；Cxe-β为年龄权数的函数，用来计算不同年龄的生存时间，其中C为年龄权数调节因子，常取值0.162，β为年龄权重函数的参数，常取值0.04；r为贴现率，常取值0.03。
疾病可带来死亡和伤残两种结局，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全球总疾病负担中，疾病所致伤残的贡献率（YLD/DaLY）为36%[17]，疾病伤残对人群健康的影响不容忽视。DaLY评价疾病健康危害程度时，不仅考虑了疾病死亡结局的影响，还考虑了疾病所致伤残对健康的影响，用疾病所致伤残/失能权重和伤残/失能持续时间两个指标来衡量疾病所致伤残的危害，最终用量化的健康寿命损失进行评价[18]。
DaLY指标计算过程复杂，所需数据除来自于国家卫生信息系统外，还有大量数据需通过估算获得。我国在应用DaLY指标评价疾病健康危害时，除疾病发病数/率、死亡数/率、疾病死亡所造成的寿命损失等数据可通过国家卫生信息系统计算获得，疾病所致残疾的危害需采用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估算方法。其原理是假设疾病死亡是发病的结果，则死亡率高的疾病其发病率也一定高，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认为发病和死亡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即可通过选取与评价地区或人群YLL负荷及分布最为相似的地区，通过对YLL值的加权和运算来估算YLD。我国学者夏毅等[19]在计算上海市DaLY指标值时，对YLD采用了此估算方法。研究者先通过计算得到上海市YLL值，选取与其YLL负荷及分布极为相似的一个地区，根据公式YLDa=YLLBi，j/YLLa×YLDBi，j（i为各年龄组，j为各性别）估算出上海市各性别、年龄别YLD数值。除英美等发达国家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缺少DaLY计算所需数据，世界卫生组织开展的两次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1990和GBD2010）也通过估算获得的大多数国家的YLD数据，导致其结果准确性存在争议。
3综合评价法评价
综合评价法是把描述评价对象不同方面的多个指标的信息综合起来，得到一个无量纲的综合评价值，由此对评价对象做出全局性、整体性的判断，topSiS法、秩和比法和层次分析法等被广泛应用于医疗质量评价、卫生绩效评估等方面，近年来开始有学者尝试将其应用于疾病危害程度评价。我国学者黄鹏[20]应用topSiS法、层次分析法和秩和比法，从疾病发生发展特征、疾病所致寿命损失、疾病所致劳动能力损失、疾病所致生活质量损失和疾病所致经济损失5个维度，选取了疾病发病率、死亡率、潜在减寿年数、误工误学时间等24个评价指标，构建综合评价模型评价慢性病的危害程度。杨春梅等[21]和姚炯[22]分别采用秩和比法评价医院中住院疾病的危害程度，由于两个研究的研究目的和所评价人群与地区特点不同，分别选取了不同指标构建了评价体系。姚炯[22]选取出院人数、治愈率、病死率和平均住院日4个指标评价浙江省91所农村医院住院疾病中疾病的危害程度；杨春梅等[21]则从住院疾病构成比、治愈率、病死率、平均住院日、人均住院费5个角度选取指标，综合评价得到某部军队中对高级干部危害最大的疾病是恶性肿瘤和心脏病。张冉等[23]以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为指标，根据传染性疾病的特点设定指标权重，应用综合指数法评价疾病的健康危害程度，识别重点传染性疾病。
虽然不同的评价方法各有特点，但综合评价法评价疾病健康危害的主要包括指标筛选-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设定评价指标权重-构建评价模型几个步骤。综合评价法的实施过程中，研究者可以根据研究需要和指标的可操作性对评价指标进行筛选，数据既可来源于国家卫生信息系统，也可根据实际需要通过实地调查获得。指标选取过程中可综合考虑疾病对健康造成的多方面的危害，如疾病对躯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功能健康等多方面，分别从不同角度选取代表性较好的指标，根据不同指标对评价疾病健康危害影响的大小设定权重，进行权重分配，使得评价结果更具科学性[24-26]。综合评价法评价疾病健康危害时，在保证评价过程科学的基础上，研究者可以根据研究需要、待评价人群和地区的特点以及研究实施过程中可获得的指标数据等因素，选择最为恰当的评价角度。
4各类评价方法汇总与比较
4.1不同疾病健康危害评价方法各具特点
通过分析以上三类疾病健康危害评价方法，可以看出，在国家宏观层面应用不同指标和方法评价疾病健康危害时，各类方法都具有其优缺点。见表2。
4.2综合评价法更具灵活性
单一指标评价疾病危害程度虽数据直接来源于疾病监测，但难以满足综合评价的需求。应用DaLY评价疾病健康危害，其指标计算过程中需严格按照世界银行提出的公式进行复杂的运算，指标的选取也需要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进行选择，评价过程工作量大，对数据质量要求较高，我国目前的疾病监测系统难以支持从国家宏观角度对该指标进行计算。世界卫生组织虽提出可通过间接估算和模型推导的方法拟合数据进行计算，但是其所得结果并不一定能真实反映评价人群和地区的实际情况[27]。综合评价法在满足评价过程科学性的前提下，可以根据研究目的和需要，基于我国卫生信息系统发展现状和指标的可获得性，灵活选取评价指标进行评价[18]。
?疾病对健康的危害是多方面的，使用单一指标评价时仅能从某一角度进行评价，仅以某一指标评价难免存在片面性，例如，若单以发病率衡量疾病对健康的影响，会认为发病相同的传染性疾病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对人群健康造成的危害并无差别，但实际上，多数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由于其病程长、复发率高、致死率高等特点，对人群健康造成的危害明显要远大于前者。不同指标由于其评价角度不同，仅仅通过列举不同指标评价结果难以得到统一、确定的结论。DaLY指标虽综合了疾病发病、死亡和伤残等角度的影响，但是其计算方法和所需指标固定，难以满足不同研究的需要，且疾病对健康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死亡和伤残，还体现在心理和行为受限等方面。综合评价法评价疾病健康危害时，可根据研究需求，筛选代表性、确定性较好的单一指标构建指标体系，多角度评价疾病健康危害。与单一指标评价相比，综合评价法更具综合性；与DaLY等综合指标评价相比，综合评价法的评价角度的选取更为广泛和灵活，可满足不同研究的需求。
基于我国当前疾病信息监测现况，采用综合评价法构建疾病健康危害综合指数，可在宏观层面较好地评价对比疾病的健康危害程度。
[参考文献]
[1]方博，靳文正，宋桂香.疾病负担研究进展[J].现代预防医学，2009，36（7）：1665-1667.
[2]王书平，时景璞.疾病负担评价常用指标及其应用[J].辽宁医学杂志，2007，21（5）：321-324.
[3]欧崇阳，张鹭鹭，宁慧杰.疾病负担研究及其在人群健康状况描述中的运用[J].国外医学：社会医学分册，2004，21（2）：69-73.
[4]王平，王红，马利杰.糖尿病疾病负担评价的方法学进展[J].青岛医药卫生，2008，5（5）：378-380.
[5]worldHealthorganization.Globalstatusreportonnoncommunicabledisease2010[R].2011.
[6]"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编委会."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115-118.
[7]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中国肿瘤登记年报[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115-118.
[8]卫生部心血管病防治研究中心.中国心血管病报告[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20-25.
[9]李立明.临床流行病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135-137.
[10]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全国疾病监测系统死因监测数据集[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58-59.
[11]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2008中国卫生服务调查研究第四次家庭健康询问调查报告[R].2009.
[12]吕繁，曾光.疾病负担评价的理论框架及其发展[J].中国流行病学杂志，2001，22（4）：259-260.
[13]王英，倪大新.2004-2007年中国法定报告性传播疾病流行病学特征分析[J].疾病监测，2008，23（8）：481-483.
[14]李欣，裴娇.我国六年间法定甲乙类传染病流行趋势分析[J].现代预防医学，2009，36（1）：25-27.
[15]王斌，徐凌中.衡量疾病负担的新指标――DaLY[J].中国卫生资源，2002，5（5）：230-231.
[16]贾铁武.疾病负担（DaLY）的评价与应用[J].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2005，23（5）：304-308.
[17]郭世成，梁晓峰.疾病负担研究――失能调整寿命年的应用[J].中国计划免疫，2006，12（1）：72-75.
[18]孙振球.医学综合评价方法及其应用[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42-65.
[19]夏毅，龚幼龙，顾杏元，等.上海市疾病负担研究[J].中国卫生统计，2000，17（4）：211-214.
[20]黄鹏.湖南浏阳农村慢性病疾病负担综合评价模型的构建及其实证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2010.
[21]杨春梅，钟志宏，高琨，等.某部中高级干部住院疾病构成及危害程度综合分析[J].疾病控制杂志，2008，（2）：181-182.
[22]姚炯.浙江省91所农村医院住院病人疾病危害程度的秩和比分析[J].中国医院统计，2001，8（4）：207-208.
[23]张冉，代涛，贾晓峰，等.我国法定报告传染病的健康危害程度综合评价[J].中国医药导报，2015，12（2）：50-53.
[24]王宗军.综合评价的方法、问题及其研究趋势[J].管理科学学报，1998，1（1）：75-79.
[25]王一任，孙振球.医用综合评价方法研究进展[J].中南大学学报，2005，30（2）：228-232.
大数据时代的危害篇2
关键词：气候变暖；白城市；病虫害；防治对策
中图分类号：S4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432（2011）-09-0104-1
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气候明显变暖使全球大气环境、气候带、洋流和气温等气候因子发生巨大变化，随着气候变暖，各种天气系统的活动也更强烈、更频繁，干旱、洪涝、高温、冷冻害等气象灾害发生的频率也增加，受这种特殊气候的影响，白城市农作物病虫害从80年代到现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病虫害发生频繁，发生重，常年病虫害发生面积1100万亩次以上，每年因病虫害造成的粮食减产幅度占同期粮食生产的6%左右，气候变暖后，因病虫害造成的粮食减产幅度将逐年增加。农作物病虫害的发生呈现出种类增多，面积扩大，危害加重，治理困难的趋势，病虫害发生形势严峻，防治任务十分艰巨。主要有以下特点：
1发生特点
1.1新的重大病虫害不断出现，次要病虫害上升为主要病虫害
据不完全统计，近些年来随着气候因素的影响至少有10种以上病虫害，由过去的没有发生或零星发生，成为新的重大有害生物。如旋幽夜蛾（Scotogrammatrifolli）属鳞翅目，夜蛾科，2005年6月上旬，白城市通榆县和大安市部分乡（镇）暴发危害，发生面积1260hm2，其中造成毁种面积578hm2。苜蓿夜蛾（HeliothisviriplacaHüfnagel）属鳞翅目，夜蛾科，2005年7月9日，通榆县兴隆山镇暴发危害。以上这两种害虫在白城市未有大面积暴发危害记载。蒙古灰象甲，以前在白城市是偶尔发生的一种地下害虫，但由于气候变暖，早春气温回升早，温度高，最近几年已逐渐成为白城市苗期害虫的主要防治对象。气候变暖使一些病菌孢子容易过冬，成为第二年大发生的必要条件，如玉米螟大斑病，最近几年在白城市也呈重发态势，也成为常发性一种病害。
1.2害虫发生代数增加，面积扩大，危害加重
由于温度升高，害虫发育的起点时间提前，一年中害虫繁殖代数也因此而增加，在新的有利环境条件下，某些害虫的虫口将呈指数增加，造成农田多次受害的几率增高。例如，80年代玉米螟在白城市一年只发生两代，以一代幼虫危害为主，但现在由于气温的上升，玉米螟在白城市一年发生两代半，而且二代危害也非常严重，第二代玉米螟孵化的幼虫，在玉米上大部分由玉米穗的顶部钻到穗里为害花丝和籽粒，常造成“秃尖”、虫食粒，严重影响产量和品质，另一部分幼虫钻入穗柄、茎秆里危害，影响养分运输，老熟后在茎秆内越冬，成为下一年大发生的虫源。另外，病虫越冬状况受温度影响将更加明显，冬季变暖，容易越冬，虫源和病源增大；害虫的休眠越冬期缩短，世代增多。更为严重的是多种主要作物的迁飞型害虫比现在分布更广危害更大。例如，迁飞性草地螟以往只是在白城市的部分县（市、区）偶尔发生一代幼虫危害，现在全市都大量发生，而且连续几年暴发，并且二代也发生危害，而且迁飞蛾量和危害程度都超过一代。
1.3防治难度加大
首先，新的病虫害不断发生，很多基层技术人员和农户难以及时掌握防治技术，造成防治失误，往往造成毁种和绝收，如有些突发性、暴发性害虫，龄期小时，不易察觉，等到发现时龄期已过了三龄以上，幼虫食量大增，抗药性增强，一夜之间就会将农作物吃光，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二是发生时间拉长，由于种植结构改变，以往作物种植时间整齐划一的情况少了，田间同时存在各个生育期的作物和各种适合的寄主，田间温湿度适宜，小气候环境适宜，使得病虫发生时间拉长，代次重叠，很多害虫发生期延长。防治后残虫数量高需要连续防治。三是随着农药使用历史延长，病虫害抗药性不断加强，农药防治效果下降，容易造成用药不对路，耽误防治时机。
2采取的防治对策
2.1加强预测预报，提升病虫预警能力
病虫测报是做好防治的基础，是科学决策大面积防治的依据，应加强测报体系建设，提升病虫预警能力，测报人员应深入田间，仔细排查，准确掌握虫情动态，及时预报，适时组织防治，将病虫害危害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2.2加强宣传，普及病虫害防治技术
利用报纸、电台、电视等宣传媒介，宣传病虫害的防治知识，使技术人员和广大农户掌握病虫害的技术，适时抓住防治时机，进行防治,将病害消灭在点片发生阶段，将虫害消灭在三龄前。
2.3完善综合防治措施
大数据时代的危害篇3
关键词：危害结果；地位；作用
一、危害结果的地位
在刑法理论上，存在着危害结果是否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的对立。一种观点认为害结果并非独立的要素，它包括在行为概念之中。例如，我国台湾学者林山田认为，法概念上所谓之行为乃指生于意思所主宰支配之人类行止，且此形诸于客观可见之行与静止，必须引致外界发生具有刑法重要性之结果。[1]这种观点就是认为一定的结果于行为的构成要素，没有危害结果，就不是刑法意义上的行为.另一种观点认为危害果具有独立性，是犯罪构成的独立要素，并不包含在行为概念之中。这是因为刑法上行为以基于意思支配的身体动静为必要，至于这种意思活动是否会造成或者事实上是造成危害结果，可以不问。[2]
大陆法系中“在危害结果是否具有独立性问题上，存在着客观主义学派的结果无值论和主观主义的行为无价值论的之争。”[3]在二战以后的日本刑法理论中，存在着果无价值论与行为无价值论的对立。从对立的历史来看，在欧洲，古典学派(客观主刑法学)和近代学派(主观主义刑法学)进行了绵延几十年、席卷众多刑法学者、牵到学法学各个领域的“学派之争”。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后，就逐渐开始趋向平息但是，古典学派和近代学派的对立形式发生了变化，逐渐转变为现在所说的结果无价论和行为无价值论的对立。www.133229.Com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在客观主义刑法学的内部，受威泽尔的目的行为论影响的行为无价值论逐渐兴起，到了上个世纪六十代之后，作为与行为无价值论相对立的结果无价值论逐渐展开了，并进行了反复的讨论。[4]近些年来，国内刑法学界也有不少学者加入到讨论中来，并结合我国的刑法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也有利于对我国刑法理论中“危害结果”的理解。
在对危害结果的认识上，结果无价值论认为危害结果是独立的，不须依附于行为存在，危害结果体现了行为的客观的“害”：行为无价值认为危害结果是依附于行为的，且只能表明行为的性质，也只有行为才足以体现行为人主观的“恶”。[5]在我国刑法理论研究中，对危害结果的理解较为全面，这有利于解释犯罪的结果无价值.在行为犯、未遂犯、情节犯等不要求结果作为成立条件的犯罪中，虽然立法者侧重于犯罪的行为无价值，但并不意味着就不存在任何危害结果。例如我国《刑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这里的“损害”就是不作为构成要件的危害结果，其刑法上也是有意义的。行为无价值论者就是否定“结果”是不法的共同要素。正是因为其没有认识到上述犯罪中非构成要件的危害结果，从而片面地把立法者的机能性取舍(即行为无价值)当做不法的惟一本质。结果无价值论为了使法益的结果在不法中具备普遍的概括力，就对法益概念进行了抽象化的处理，以否认行为无价值或将行为无价值将为法益侵害的一部分，如结果不仅是现实发生的结果，也必须考虑行为的方法、样态。但这种情形下考虑的方法、样态只具有法益侵害的一般危险性，而未把其反伦理性、行为无价值性也原样考虑进去。这就对结果无价值进行了过分扩大和笼统地理解，是不妥当的。
我国理论界实际上倾向于行为无价值论，但是犯罪是主客观相统一的整体，是行为和结果的有机统一整体，我们既要反对依据行为进行定罪的主观归罪，也要反对完全以客观危害进行定罪的客观归罪。笔者同意这一观点：行为和结果还是有区别的，行为只是行为人基于意思决定而形诸于外的一种身体举止，至于这种举止发生如何之外界变动，则超出了行为的范围，进入了结果的领域。刑法中的危害结果具有其相对独立性的价值。
二、危害结果的作用
危害结果虽然不是任何犯罪构成之必备要素，但是，危害结果在犯罪论体系和刑论体系中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危害结果与定罪
1．区分罪与非罪
在某些犯罪构成中，当刑法规范把危害结果规定为某种犯罪构成的客观要素时，害结果是否发生，决定着改种犯罪能否成立。在这种情况下，危害结果的有无成为区罪与非罪的重要标志。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四百多个具体罪名中，有部分罪的犯罪构成，刑法规定必须以发生危害结果为要件，具体说来，包括下列几种情况：（1）法律条文明确规定某种具体的有形的危害结果为构成犯罪的要件。例如，《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的交通肇事罪，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的重大责任事故罪，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的危险物品肇事罪，第二百三十五条规定的过失致人重伤罪，第三百九十七条玩忽职守罪，等等。这些犯罪的结果，都是指人身的伤害、死亡或者公私财产的损失，如果没有产生法定的危害结果，就不构成上述犯罪。（2）刑法条文明确规定，以犯罪行为造成某种有形的损害结果之可能性或危险性，作为犯罪构成之要件的。例如，《刑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的要构成破坏交通工具罪，必须是破坏火车、汽车、电车、船只、飞机，“足以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飞机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刑法》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违反国境卫生检疫规定，引起检疫传播或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处……”，才能构成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对于这类犯罪来说，是否造成了产生了法定损害结果的现实可能性或危险性，是区分罪与非罪的具体标准。（3）刑法条文上未写明危害结果，但该罪是能够造成有形的、物质性损害结果的。例如，《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的故意杀人罪，虽然条文中并未写明以死亡为要件，但是，从法理上分析，从社会一般人的立场出发，可知只有造成被害人死亡，才能视为构成故意杀人罪既遂。因此，杀人行为能够造成的结果是有形的，而且只有造成被害人死亡，才完整地表现出故意杀人罪的社会危害性.
2．区分此罪与彼罪
危害结果是否发生及程度的轻重，在某些法定情况下是区分此罪与彼罪的标准。例如，根据《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聚众斗殴未致人重伤、死亡的，是聚众斗殴罪，致人重伤、死亡的，则构成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据此，刑讯逼供与暴力逼取证言行为，如果发生了致人伤残、死亡的结果，就应分别认定为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并从重处罚。还有一种情况，行为人即使实施了相同的犯罪行为，但由于结果的不同，因而确定的罪名也会不同。如《刑法》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的过失致人死亡罪和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的过失重伤罪之间就是这种情况。例如，甲在擦拭其猎枪时忘记取出枪膛里的子弹，误触扳机，将其邻居乙打成重伤，则应定为过失致人重伤罪；如果无处误触扳机，将乙打死了，则应当定为过失致人死亡罪。二者的差距仅仅是犯罪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危害结果的内容不同可能成为此罪与彼罪的标准。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只有在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危害结果才具有这一功能。
3．确定一罪与数罪
确定行为人的罪数，也是定罪要解决的问题。危害结果在确定罪数中的作用主要现在：（1）危害结果与法规竞合的关系。法规竞合，指行为人实施一个犯罪行为同时犯数个在犯罪构成上具有包容关系的刑法规范，只适用其中一个刑法规范的情况。合数个犯罪构成的行为，因为是基于一个罪过实施一个危害社会的行为，因此只能定罪。刑法中存在着多种类型竞合关系的法规，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类就是结果犯与手段的竞合。结果犯与手段犯的竞合，就是某一行为本身触犯一个法条，符合一个犯罪构而这一行为产生的危害结果又触犯另一法条，符合另一个犯罪构成。例如，甲出于抢枪支、弹药的故意，实施了抢劫枪支弹药的行为，同时触犯了《刑法》第一百二十七第二款规定的抢劫枪支、弹药罪和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的抢劫罪，而抢劫罪的构成包了抢劫枪支、弹药罪。依据法规竞合适用“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和“重法优于轻法”原则，甲的行为实际上只构成抢劫枪支、弹药罪。（2）危害结果与牵连犯的关系。牵犯在刑法理论中属于处断的一罪，是指“以实施某一犯罪为目的，其方法行为或结果为又触犯其他罪名的犯罪形态”。.这里的危害结果与法规竞合中的犯罪结果仅仅作为后果存在。牵连犯中尽管有数个行为，符合数个罪名，但因为其犯罪的目的只有一个并且前行为是后行为的必经阶段，后一行为是前一行为的结果。在这里确定危害结果犯罪行为是否具有牵连关系就成为区分一罪与数罪的关键了。
（二）危害结果与量刑
刑法学界对其在犯罪构成中的地位一直存在“必备要素说”和“选择要素说”的分歧。表现在危害结果与量刑的关系上，也表现出两派观点。观点一：在一切犯罪中，危害结果不仅是影响定罪，也是影响量刑的重要因素。因为危害结果是反映社会危害性的事实现象，刑罚必须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所以，危害结果必然影响量刑。[6]观点二：在大多数犯罪中，危害结果的轻重，影响量刑的轻重。[7]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
作为刑法三大基本原则之一的罪刑相适应原则，要求对犯罪分子量刑时，应根据其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大小相适应。这一原则体现在立法上，就是要确立一个科学的刑罚体系，各种刑罚方法由轻及重按次序排列，并且各个刑罚方法要互相衔接，结构严谨，主附配合：体现在司法中，就是要求法院根据罪行准确定罪、适当量刑。危害结果是决定罪行轻重的重要因素，它从客观方面反映出罪行的轻重，可见，危害结果在量刑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危害结果对量刑的影响作用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
1．作为法定的量刑情节存在。在《刑法》总则中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了：“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第二十四条规定：“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可见，未发生危害结果的犯罪未遂、犯罪中止，刑法规定了从宽处罚。
2．作为酌定的量刑情节存在。在刑法没有将危害结果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和法定量刑情节时，司法实践中，危害结果便作为酌定的量刑情节。例如，同是故意损毁文物罪，一个人使大量的珍贵文物遭受破坏，一个使少量的珍贵文物遭受破坏，这便是人民法院在量刑时应当考虑的酌定情节。
3．依危害结果的大小、轻重作为选择法定刑的根据。《刑法》分则中的有些罪名规定了不同的量刑幅度，依据罪刑相适应原则，作出不同的量刑结果。如《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
[1]转引自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4页.
[2]马克昌、鲍遂献：《略论我国刑法上行为的概念》，载《法学研究》1991年第2期.
[3]郑飞：《行为犯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页。
[4][日]曾根威彦：刑法学基础》，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页.
[5]郑飞：《行为犯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
大数据时代的危害篇4
气候变暖不仅仅加剧了病虫害的危害，更加速了病虫害种类数量的增加。以水稻、小麦农作物植物的螟虫和稻瘟。在20世纪50年代较为猖獗，之后10a危害逐渐减弱。但是，近年来随着气候的变暖，螟虫的数量又在逐渐增大。而且出现了新型病虫害稻飞虱。有关数据显示，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连续出现了12个季节性变暖。季节性变暖不仅能够降低病虫害的死亡率，还会增加冬季的病虫害数量，从而危害到农业生产。在季节性变暖期间，病虫害危害也达到了最高值。例如，河南省冬季蝗卵密度是常年的2.3倍，广东地区的短翅型褐飞虱数量急速增加。除季节性变暖外，暖春、炎夏等季节的病虫害危害也在逐渐加剧。
2季节性变暖对中国农作物病虫害的影响
2.1缩短病虫害越冬周期，加快病虫害繁殖周期
有关数据显示，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我国多年来呈季节性变暖趋势。季节性变暖现象的出现会改变冬季的低温状态，缩短冬季时间，从而降低病虫害的死亡率，加快病虫害的繁殖，危害我国农业生产。首先，季节性变暖能够使病菌的越冬时间延迟，尤其是会延长冬季病菌的繁殖时间，增加菌源基数。实践证明，季节性变暖导致病菌的繁殖、感染率相比于常年能够增加50%。譬如2006年，河南省许昌市冬季温度平均比往年高3℃左右，12月中旬小麦纹枯病病株率比往年高7.2%左右。而且季节性变暖的病虫害存活率能够达到往年的2倍。其次，季节性变暖会是病虫害的发生期、危害期提前。有关调查显示，小麦病虫害的发生期相比于往年能够提前20d。而且季节性变暖还会造成病虫害区域的迁移。
2.2季节性变暖会造成病虫害的界限北移
众所周知，北方冬季并不适合病虫害的生存。但是，气候变暖则会使南北的冬季温度差异缩小，从而促使病虫害逐渐向北方迁移，这会加剧我国农作物病虫害的危害。加之季节性变暖会使病虫害的生存率提高，这对于主要的农作物种植区域——北方平原来说并非是件好事。有关数据显示，季节性变暖会造成稻飞虱向北迁移3个纬度左右，小麦条锈病的越冬海拔升高200米左右。这也就意味着在一些病虫害无法越冬的地区也会发生病虫害。例如，1979年褐飞虱虫卵在29°n附近地区的游草和再生稻上也能够繁殖，这不仅会加重我国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难度，还会影响我国农作物的产量。另外，界限北移会加重农作物病虫害的危害，加快农作物的繁殖数量。一旦病虫害的危害加剧，会严重危害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2.3季节性变暖会加剧暖春、炎夏季节的病虫害危害
季节性变暖并非只是暖冬。气候变暖还会使炎夏持续时间变长、温度升高，同时也会造成春季的提前来临，从而使病虫害的生长周期延长。有关调查显示，暖冬和暖春都会造成病虫害初发期提前。而且持续性的暖春还会造成病虫害的时段性衰减。比如，禾谷缢管蚜在高湿阶段还会演变成为优势种群。另外，炎夏的高温会影响到病虫害的繁殖，延长病虫害的繁殖期。而夏季的延长意味着凉夏周期的延长，会加剧病虫害的生长。总的来说，季节性变暖会使中国气候向利于病虫害爆发、危害加剧的方向发展，从而影响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为此，若要避免季节性变暖对农作物病虫害的影响，应当从我国农作物种类、农业布局等方面入手，才能做好农作病虫害的防治工作，促进我国农业发展。
3结语
大数据时代的危害篇5
关键词：安全法学；超前性；违犯法令禁止的危险行为
中图分类号：D924.39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3-0102-03
一、超前性与安全法学的重构
以处罚行为之危险为基础，符合安全科学发展的基本趋势。安全科学理论体系的发展经历了具有代表性的三个阶段：从工业社会到20世纪50年代主要发展了事故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到80年展了危险分析与风险控制理论；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的安全科学原理初见端倪，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安全科学理论早期，人们把安全管理等同于事故管理，仅仅围绕事故本身做文章，安全管理效果是有限的。中期，人们强化了隐患的控制和消除危险，事故的预防才显高效。因此，20世纪60年展起来的安全系统工程强调了系统的危险控制，揭示了隐患管理的机理。现代安全管理，基本理念是强调对危险的控制。与安全系统工程、安全人机工程、安全行为科学、安全经济学、风险分析与安全评价等现代安全理论的发展相协调，20世纪人类的劳动安全法规从个别走向整体，从分散走向体系，特别是70年代以来，安全立法重在预防。因此，现代安全法学要体现出超前性和系统性。
注意超前性，符合我国安全生产立法的基本原则及实践的需要。我国安全生产立法的基本原则是重在预防。但实践的效果没有达到社会的预期。2005年8月7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毅中做客央视“新闻会客厅”谈到，全国煤矿发生一次死亡三人以上的重特大事故，其中60％为明令停产整顿或关闭的煤矿造成的。受利益的驱动，至今仍有一些地方和企业负责人认为效益风险大于安全风险。他们认为只要效益上去，在安全上降低一些标准，减少一些投入，甚至受到一些处罚，也是值得的。一些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失职渎职，甚至，充当非法违法的保护伞，社会影响恶劣。在媒体上经常见到听到老板与李毅中的博弈、地方政府与李毅中的博弈。安全监管长期以来存在着“严格不起来，落实不下去”的问题，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传统法学对过失行为的认识不够全面。传统法学认为，过失犯罪行为，虽然客观上往往能够造成与故意犯罪一样甚至重于故意犯罪的犯罪结果，但行为人是不意误犯，事与愿违，缺乏追求犯罪结果的主观倾向，主观罪过内容中不存在的思想动机和自觉性。严重的犯罪结果又往往不是行为人所能控制的，所以，过失犯罪在道德伦理价值、法律规范价值和社会政治价值上受到非难、谴责和否定评价的程度远较故意犯罪为轻。基于此，各国刑事立法才对过失犯罪采取较为宽容和较为温和的态度，过失行为只有当其对他人的生命、健康、财产和公共安全造成严重危害时才认为具有可罚性，从而予以犯罪化，并且处罚较轻。这使得法律对过失危险行为的约束力不够强。
处罚行为之危险以增强超前性与我国的立法例并无矛盾。考察我国的刑事立法，1997年刑法典也有过失危险犯的个别立法例，即第330条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第332条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据此完全可以在我国现行的安全生产法律体系之中对过失危险行为予以适度的犯罪化。
二、过失危险行为理论和实践的借鉴意义
过失危险行为理论对增强安全法学的超前性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与其他国家刑法的有关规定相比，我国关于过失危险犯的立法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但如果不对传统法学中的过失行为进行细分，那么对过失行为予以犯罪化就会动摇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和法益保护的基本理念。
伴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的高度发展，人类所面临的各种危险性也相应增大，西方的社会学家提出了“危险社会”的观念。与此相对应，近年来德国和日本均有刑法学者以“刑法与危险”或“危险社会与刑法”为题，出版了研究专著，对如何处理原子核等放射性、化学性物质污染环境的事故、怎样应对违反人类生命伦理规则从事克隆人的活动等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一些学者认为，过去的刑法是以保护个人的生命、身体、自由、财产方面的法益为中心的，认定和处罚犯罪都十分注重实害，这种观念已经不能适应时展的需要。在现代社会，对一些尚未造成实害但有危险性的行为也应该予以处罚，也就是要把对“抽象危险犯”的处罚时间提前，即对违反关系到人类未来的行为规范的行为，也要运用刑法手段来处理。在这样的场合，传统的因果关系、故意与过失、正犯与共犯等观念也就会发生变化。
以超前性为基本理念重构安全法学符合国际上立法的发展趋势。为了保护社会公众利益，虽然理论上认识不尽一致，但社会各国纷纷地把那些过失地将他人的生命、健康或重大公私财产置于严重的危险状态的行为予以犯罪化。作为大陆法系成文法代表国家的德国和日本，在刑法典中均规定了为数不少的过失危险犯。1980年修正颁布的德意志联邦刑法典有关过失危险犯的规定达16个之多，例如，第310条a规定的（过失）引起火灾危险罪，第310条b（过失）引起核能爆炸罪，第311条（过失）引爆炸药罪，第311条d（过失）释放放射线罪，第315条（过失）侵害铁路、水路及航空交通罪，第316条（过失）酒后驾车罪，第326条（过失）污染环境的垃圾处理罪、第330条（过失）严重危害环境罪，等等。1907年颁布、经过多次修订的日本现行刑法典也规定了为数不少的过失危险犯。例如，日本刑法典第175条（过失爆炸・破裂・泄漏）第1项规定，“过失使爆炸物爆炸或者激发破裂，导致对人的生命、身体或者财产产生危险的，处一年以下监禁或者20万以下罚金”；第2项规定，“过失使煤气、电气、蒸汽、放射线或者放射性物质漏出、流出、散发或者断绝，导致对人的生命、身体或者财产产生危险的，与前项同”。在其他的条款中也对相应的过失危险犯做了规定。随着日本社会的发展、变化，在陆续颁布的一些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中也规定了过失危险犯。例如，1971年7月开始实行的《公害罪法》（关于危害人体健康的公害犯罪制裁法）第3条（对过失犯罪的惩罚）第1项规定，“凡无视业务上必要的注意义务，伴随工厂或事业单位的企业活动而排放有损于人体健康的物质，给公众的生命或身体带来危险者，应处以二年以下的徒刑或监禁，或处以200万日元的罚金。”除了上述德、日刑事立法中规定有大量的过失危险犯以外，其他各国均有类似的规定。在前苏联，1962年以后的苏俄刑法典中新增加的11条过失犯罪，其中就有7条涉及过失危险犯，加上原有的过失危险犯，使此类犯罪达到21种，而且其他加盟共和国刑法典规定的过失危险犯数量也大致相同[1]。1997年俄罗斯联邦刑法典也规定有过失危险犯，例如，该法典第215条（违反原子能工程安全规则）规定，“在原子能工程的布局、设计、建设和利用方面违反安全规则，如果这可能引起人员死亡或周围环境的放射性污染的，处数额为最低劳动报酬200倍至500倍或被判刑人二个月至五个月的工资或其他收入的罚金，或处三年以下的限制自由，或处三年以下的剥夺自由，并处或不并处三年以下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另外，该法典第217条（违反有爆炸危险工程中的安全规则）、第225条（不正确履行保护武器、弹药、爆炸物品和爆破装置的义务）、第247条（违反危害生态的物质和废弃物的处理规则）等也是对过失危险犯的规定。作为判例法国家的美国，近年来也通过判例确立了惩治过失危险犯这一原则。1987年7月23日，美国一架载满乘客的波音747客机从纽约飞往伦敦，驾驶人员在降落前忘记了打开机翼升降器。在着陆前几秒钟，被地面指挥人员发现并及时通知机组人员，驾驶人员匆忙驾机升高，在空中盘旋一圈放下升降器，再次着陆，才避免了一场机毁人亡的惨祸。事后，美国法院追究了机组人员的刑事责任。他们认为，机组人员的这一过失，虽然由于发现及时而未造成严重后果，但其危险性已极为严重，因而构成过失犯罪[2]。可见，不论是成文法的大陆法系国家，还是判例法的英美法系国家，在立法或判例中都承认过失危险犯的存在，把一些置他人的生命、健康或重大公私财产于严重的危险状态的过失行为予以犯罪化，而且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对上述“法益保护早期化”的倾向，一些学者表示担忧，认为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和法益保护的观念不能动摇。因此，必须在两者的对立中把握其统一，据此我们提出了“违犯法令禁止的危险行为”这一概念。
三、“违犯法令禁止的危险行为”的含义及法理意义
“违犯法令禁止的危险行为”是指行为人实施了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所规定的足以造成某种危害结果的危险状态的行为，无论危害结果是否发生，都构成既遂的犯罪。
首先，“违犯法令禁止的危险行为”是危险犯罪行为。综观大陆法系刑法理论对危险犯概念的表述，根据其立足点的不同，可以分为以下三大类型：其一，立足于处罚根据的角度对危险犯概念所作的表述。这类表述为多数学者的观点，认为尚未造成对法益的实际侵害的行为之所以具有刑事可罚性，其根据就在于行为对法益造成侵害的危险，而这种“危险”就是危险犯的危险。如日本学者山口厚认为，犯罪根据其处罚根据的内容不同可分为侵害犯和危险犯。把被保护的法益受到侵害作为处罚根据的犯罪称为侵害犯，不是把发生侵害法益的现实作为处罚根据，而是把发生侵害的危险作为处罚根据的犯罪叫危险犯。我国台湾学者黄村力认为，危险犯是指某行为只要对于被害法益或客体造成危险之状态时即可加以论罪科刑，不必以产生实害为必要者，如预备杀人、预备放火等。我国台湾学者柯庆贤认为，危险犯，系指对于法益间接将有侵害之犯罪行为，亦即只须有一定之行为，无须发生一定结果即可构成犯罪之犯罪行为。其二，立足于犯罪既遂的角度对危险犯概念所作的表述。这类表述认为危险犯属于犯罪既遂的类型之一，法益侵害之危险的发生是危险犯既遂的标志。如我国台湾学者陈朴生认为，危险犯以发生侵害一定法益之危险为其处罚之根据，并不以现实发生法益之侵害为要件，仅具侵害法益危险之意欲，并只致产生侵害一定法益之危险，其犯罪即已完成。我国台湾学者甘添贵认为，在构成要件上以法益之现实侵害或发生危险为内容的犯罪，为实质犯。其中，以法益之现实侵害为必要者，称为侵害犯。如仅对于保护法益发生危险为已足者，为危险犯。两者之区别，在决定犯罪既遂之时期上，颇为重要。其三，立足于犯罪成立的角度对危险犯概念所作的表述。这类表述认为危险犯是以法益侵害之危险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犯罪，危险的发生是犯罪的成立条件。如我国台湾学者郭君勋认为，实质犯是指将侵害保护法益或有侵害之危险规定为构成要件之要素者而言。实质犯中，其构成要件规定，以发生法益侵害之危险为已足，不以法益现实上有侵害为必要者，为危险犯。我国台湾学者蔡墩铭认为，构成要件行为只要对一定法益构成侵害之危险性即属成立的犯罪是危险犯。
其次，“违犯法令禁止的危险行为”必须是法律法规明确禁止，又指出了具有某种危害结果的盖然性的行为。将“违犯法令禁止的危险行为”犯罪化与谦抑性原则的统一。谦抑性原则又称必要性原则，指立法机关只有在该规范确属必不可少――没有可以代替刑罚的其他适当方法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将某种违反法律秩序的行为设定成犯罪行为。一般而言，下列情况没有设置刑事立法的必要：第一，刑罚无效果。就是说，假如某种行为设定为犯罪行为后，仍然不能达到预防与控制该项犯罪行为的效果，则该项立法无可行性。第二，可以他法替代。不可以替代性，我国目前存在着违反安全生产法成本过低的问题。如果某项刑法规范的禁止性内容，可以用民事、商事、经济或其他行政处分手段来有效控制和防范，则该项刑事立法可谓无必要性。英国哲学家边沁有一句名言，称“温和的法律能使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具有人性；政府的精神会在公民中间得到尊重。”这句话可谓刑法所以要奉行“谦抑性”原则的法哲学依据。故而，那种将群众的违法行为动辄规定为犯罪的立法是不可取的。第三，具有效益性无效益。指立法、司法与执法的耗出要大于其所得收益。
总之，“违犯法令禁止的危险行为”这一概念，将过失危险犯限定在违反法令禁止的范围内。这种行为的主观过失大、实际危害的盖然性高，实际的危害结果一旦出现往往危害也大。即使不出现危害结果，也侵害了国家关于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法规。所以法律上的可责性强，同时因果关系也较其他方式的过失行为易于把握。
参考文献：
[1][前苏联]n.C戈列利克，等．在科技革命条件下如何打击犯罪[m]．王长青，等，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84．
theLeadingCharacterofSafetyLawandinhibitoryDangerousBehavior
ofBreakingtheordinance
JianGShu-bo
(LawStaffRoom,CCpSchoolofDaqingCommittee,Daqing163253,China)
大数据时代的危害篇6
1.1噪声
从煤气鼓风机、空压机到各种工业泵、炼钢炉、轧机及其他机械设备，噪声存在于整个生产工艺过程中。噪声对人体的不良作用是多方面的。50分贝以上幵始影响睡眠，70分贝以上妨碍交谈，使人心烦意乱。长时间接触噪声可引起头昏、头晕、头痛、耳叫、留意力不集中等神经衰弱症状，脑电图异常（慢波增多），心率加快，血压不稳（多数增高），心电图有心率不齐和缺血型改变，同时可见食欲下降，甲状腺功能a进、改变、月经不调等。噪声对人体最为明显的影响是损害听觉器官，长时间在90分贝以上噪声作用下，听觉器官的敏感性下降，进而听力减弱，严重者发生职业性耳聋。
1.2繁重的体力劳动
通常情况下，繁重的体力劳动可以扰乱人体各系统或器官的生理平衡，代偿能力减弱，抵抗力下降，使得职业危害因素能够趁虚而入，促进或加重职业危害的发生和危害程度。
1.3电离辐射
放射性同位素用于钢铁工业生产的计量、料位、测厚的仪器中，电离辐射在分子水平上对人体产生损害，通过直接损伤细胞Dna和染色体而对造血、免疫、神经、内分泌等多系统造成损害，过度接触电离辐射可以发生放射性疾病。此外，长期从事办公室工作的人员接触各种办公机具发出的电磁辐射也可能对人体视觉、生殖系统产生健康危害。
1.4其他职业危害因素
在物流输送及检修环节除以上职业危害因素外，还存在着振动、电弧光辐射等职业危害。手臂振动可能引发的不可逆转的手指和手的变化，首先是手指疼痛和/或麻木，手指尖变白，手指变白只是持续几分钟，并且间隔时间很长。但随着症状加剧，变白的面积增大，持续时间延长，工人感觉手指刺痛;后期，手指变白现象会在不同季节、不同情况下出现，干扰正常的工作生活，严重的情况下，手指会因供血不足而需截断。全身振动则是通过不同的路径进入人体，例如司机是通过脊柱传入的。全身振动会引起潜在的急性安全影响和慢性健康影响。慢性健康影响如腰部疼痛(腰部脊柱)、腰椎间盘退化、体液损失、颤动及侧滑。在各种检修中，焊接产生的电弧光，其中的紫外线通过光化学作用对人体产生危害，它损伤眼睛及的皮肤，引起角膜结膜炎（电光性眼炎）和电光性皮炎。
2职业危害预防控制措施
做好职业危害预防控制工作主要分几个方面进行：一是本质化措施，首先应该釆用新的工程控制技术，减少产生职业危害因素的生产过程、生产环境和生产方式，减少劳动者接触职业危害因素的机会和时间；二是加强对作业环境中职业危害因素浓度或强度的监测评价，降低接触水平，保证工作场所的安全性；三是加强对劳动者的个体防护，构筑预防职业危害的最后防线，同时也要做好职业健康教育促进工作。四是做好职业健康监护工作，及早发现职业危害并予以挽救。现代职业卫生工作针对的不是一个劳动者，而是面向整个国家的职业人口，职业卫生工作的目的不仅是发现职业病人并给予治疗，更重要的是做好预防控制工作，真正消除职业危害。
2.1本质化工艺技术措施
采用现代化的工程控制技术，减少劳动者接触职业危害因素的机会，主要是指通过不断改进和优化生产工艺过程和劳动组织制度，最大限度地减少职业危害因素的产生量和劳动者接触它们的机会。目前在我国的钢铁工业中还存在许多落后的甚至是国家明令淘汰的工业生产工艺和技术，还存在许多不科学不健全的劳动组织制度。改变生产工艺过程，减少和控制职业危害因素产生，就是要通过使用无危害或低危害物质取代高危害物质，提高工业生产的大型化、机械化和自动化程度，减少直接接触职业有害因素的作业人数，以本质化无危害为目标和起点，构建安全无害的工作环境。比如在焦炉炉顶和炉侧、高炉出铁场、转炉炉顶采用烟尘捕集设备，可以大幅度减少烟尘泄漏污染，从而改善工作环境条件。在夏季加强厂房内通风对流，改善局部环境气候条件，降低温度，预防中暑。制定科学合理的劳动组织制度，就是通过调整工作时间、工作频次等方式来避免或减少劳动者接触职业危害因素的时间和机会，比如在高温作业岗位，就可以通过多倒班多轮换多休息的方式来减少劳动者接触高温热辐射，从而有效预防控制中暑发生。
2.2职业危害因素检测评价
加强对工作环境中职业危害因素情况的监测检查，准确评价危害因素污染程度。对职业危害因素进行监测的目的是制定危害因素的最低接触水平，为评价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状况和接触水平提供依据，为釆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提供依据，为调整生产节奏和劳动组织工作提供依据，为做好有害作业危害条件分级提供依据，为健康监护提供早期信息。职业危害因素监测应该做到定期与随机相结合，根据生产情况，对有害因素的浓度或强度进行动态监测管理，采取针对性的方法措施对职业危害因素进行治理，不断改善劳动者工作环境条件，使之符合国家标准。
2.3个体防护与职业健康教育促进
消除或减少职业危害发生的另一项重要措施是使用个体劳动防护用品，主要是指通过教育并要求劳动者正确佩戴使用个体劳动防护用品，避免或减少职业危害因素直接作用于劳动者身体造成职业危害，比如通过佩戴防尘口罩、护耳罩或耳塞可以有效地预防减轻粉尘和噪声对人体的侵害，因此说劳动防护用品是保护劳动者安全健康的最后一道防线并不为过。职业健康教育促进就是通过对劳动者开展职业卫生知识宣传教育，制定工作岗位职业卫生操作规程，向劳动者进行职业危害告知，在工作场所设立职业危害警示标识。
2.4做好对劳动者的职业健康监护
《职业病防治法》对职业健康监护的定义是：为及时发现劳动者的职业性健康损害，根据劳动者的职业接触史，对劳动者进行有针对性的定期或不定期的健康检查和连续的、动态的医学观察，记录职业接触史及健康变化，评价劳动者健康变化与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关系。职业健康监护主要包括职业健康检查和建立完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等工作，职业健康检查主要是通过对劳动者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应急性的健康检查以及复查，发现职业禁忌症，发现职业危害的早期征象，及时釆取措施进行调整和治疗干预。为接触职业危害因素作业的劳动者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对健康监护检査结果进行动态观察，对劳动者的职业健康状况进行定期评定，根据评定结果调整和修正健康监护工作方向，使劳动者保持良好的健康水平，最大限度减轻或延缓职业危害的发生。职业健康监护可以和职业危害因素监测和控制接触相结合，监护结果可以为改进生产工艺技术、调整劳动组织、加强个体防护提供反馈信息，也可以据此改进完善健康监护方法手段，同时也可以为发生职业危害后的赔偿争议提供用于裁决的依据。使用现代化的计算统计方法还可以对劳动者个体或人群发生职业危害的前景进行预测，为进一步做好健康监护工作指引目标。
3结语
大数据时代的危害篇7
关键词：D数理论；洪涝灾害；风险评估；危险性
1、引言
洪涝灾害脆弱性是指一定社会背景下，某孕灾环境内特定承灾体易受到致灾洪水的破坏或损失的特性。危险性评估是对风险区遭受不同强度洪水的破坏的特性进行定量评估分析。目前，对于洪灾危险性评估的研究很多，万君等[1]应用GiS技术，通过研究洪灾危险性和社会经济脆弱性，对湖北省洪灾风险进行了评估；马国斌等[2]借助自然灾害风险理论，用归一化和层次分析法，对全国进行了短时洪灾危险性评估；潘安定等[3]对广州市洪水灾害危险性进行了数字化分析，得到了各指标对洪灾影响程度的栅格图层。但评估中不确定信息的表示问题一直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基于此，本文结合D数理论，给出了洪涝灾害危险性评估过程的具体步骤。
2、D数理论
D数理论[4]是邓勇在证据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不确定性推理理论，。
定x1[4]设Ω是一个识别框架，对于映射D：Ω[0，1]，满足
，
则把映射D叫做D数，其中是空集，a∈2Ω。
定义2[4]设有两个D数D1和D2，则，即：
D（b）=v（1）
其中，
其中，。
定义3[4]D数融合法则：（2）
其中ωj为Dj的权重，为从小到大排序所对应的下标j.
定义4[4]D数的集成：（3）
3、基于D数理论的洪涝灾害危险性评估过程
Step：1：建立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本文结合湖南省的实际情况，建立了如下洪涝灾害危险性评估指标体系（见表1）。Step2：指标体系的D数表示
首先我们需要确定一个评价等级，本文结合Khan[5]和pun[6]的方法，将评价标准分为5个等级，分别为-2、-1、0、1、2，分别表示“高的负面影响”、“低的负面影响”、“无影响”、“低的正面影响”、“高的正面影响”。在此基础上将各评价指标用D数表示[7]。
Step3：D数融合
根据公式（1）-（2）将评级对象融合为一个D数。这里我们设定所有指标的权重均为1。
Step4：计算洪涝灾害的风险并排序
根据公式（3），计算出各地的i（D）并排序，i（D）越大，代表其洪灾危险性越大。
3、实例研究
以湖南省为例，计算每个城市的洪灾脆弱性风险，并排序。
Step1：根据表1设定的评价标准。请十位专家对湖南省14个地州市的各指标进行评价，并将结果用D数表示（见表3）。
Step2：根据公式（2）-（3）对每个城市的D数进行融合，再通过公式（1）计算出每个城市的，结果见表3。
4、结论
本文在对当前洪涝灾害危险性评估总结的基础上，针对评估中不确定信息的表示问题，提出了基于D数理论的洪涝灾害危险性评估方法，建立了洪涝灾害危险性评估指标体系，并以湖南省14个地州市为例证明了方法的可行性。
参考文献：
[1]万君，周月华，王迎迎.基于GiS的湖北省区域洪涝灾害风险评估方法研究[J].暴雨灾害，2007
[2]马国斌，蒋卫国，李京，等.中国短时洪涝灾害危险性评估与验证[J].地理研究，2012，31（1）：34-44.
[3]潘安定，刘会平，陈碧珊，等.广州市洪水灾害危险性评价初步研究[J].自然灾害学报，21（4）：2328.
[4]DengY.Dnumbers：theoryandapplications[J].JournalofinformationandComputationalScience，2012，9（9）：2421-2428.
[5]KhanmH，FitzcharlesK，environmentalmanagement？eldhandbookforruralroadimprovementprojects[m]，CaReinternationalBangladesh，Dhaka，1998.
[6]punKF，HuiiK，LewiswG，etal.amultiple-criteriaenvironmentalimpactassessmentfortheplasticinjectionmoldingprocess：amethodology[J].JournalofCleanerproduction，2003，11（1）：41-49.
[7]DengX，HuY，DengY，etal.environmentalimpactassessmentbasedonDnumbers[J].expertSystemswithapplicationsaninternationalJournal，2014，41（2）：635-643.
大数据时代的危害篇8
关键词斜纹夜蛾；特征特性；发生；防治
中图分类号S436.8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7-5739（2011）22-0189-01
斜纹夜蛾是昆山市三叶草坪上的主要虫害之一，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城乡绿化面积不断扩大，三叶草坪种植面积越来越广，斜纹夜蛾的危害程度逐年加重。发生严重时三叶草坪几乎被食尽，使绿化带景观效果遭受严重破坏。为此，笔者对斜纹夜蛾的发生及防治等工作做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以供参考。
1特征特性
1.1形态特征
卵：黄白色，半球形，直径0.5mm左右，成块，外覆白色绒毛[1]；幼虫：体色因虫龄、食料、季节而不同，从初孵时的绿色渐变为老熟时的黑褐色，背线、亚背线橘黄色，亚背线内侧具三角形黑斑1对，老熟时38～51mm；成虫：体呈灰褐色，长16～21mm，前翅黄褐色，有黑褐色斑纹，内外横线之间有灰白色宽带，自内横线前缘斜伸至外缘线近内缘1/3处，灰白色宽带中有2条褐色线纹。后翅白色，带有红色闪光，外缘有1条褐色线，翅展37～42mm；蛹：赤褐至暗褐色，圆桶形，长18～20mm。
1.2生物学特性
1.2.1生活史。昆山地区1年发生5～6代，2代（7月中旬）开始在三叶草坪上危害，出现虫团。3、4代（8―9月）危害加重，为主害代，严重时可将草坪食尽。暖冬年份5代（10月中下旬）仍可严重发生，3代开始世代重叠严重。
1.2.2生活习性。成虫昼伏夜出，具有趋光性，喜醋、食糖、酒等发酵物[2]。成虫产卵前期1～3d，喜将卵产在叶背等隐蔽场所，每头雌虫能产8～16块，每块卵块一般有卵200～300粒。产卵后2～3d即孵化，幼虫共6龄，初孵幼虫集中危害，2龄以后分散危害，3龄以上幼虫有明显假死性，4龄后进入暴食期，食量占总食量的80%以上，大发生时，食料不足时有群体迁移习性。当地危害高峰在7月下旬至9月下旬。
2重发原因
一是生存环境。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导致三叶草坪、十字花科蔬菜、豆科作物的种植面积逐年加大，为斜纹夜蛾提供了食料。二是气候条件。入夏后的持续高温干旱天气，有利于斜纹夜蛾的发生[3]。三是自身发育特点。当食物充足、条件适宜时，其成活率高，生长发育快，成虫产卵量大，危害严重。四是由于少数养护单位缺乏专业知识，因此在防治过程中常常出现药剂不对路、防治时间失时、用药质量差的现象，使斜纹夜蛾的危害得不到有效控制。
3测报技术
一是灯诱、性诱或糖醋酒混合液（糖∶醋∶酒∶水=6∶3∶1∶4）诱蛾的预测技术[4]。斜纹夜蛾的成虫发生动态，可用灯诱、性诱、糖醋酒混合液进行诱蛾观察，诱蛾适期一般在5―11月，根据各种诱测方法诱获蛾量，通过综合比较来获得成虫发生高峰期，并利用期距法推算低龄幼虫发生高峰期，预测防治适期（防治适期=产卵始盛期+卵历期+1龄幼虫历期）。二是卵块简易调查方法。调查林木叶背上的卵量消长以预测防治适期。方法：定点观察绿化带中的阔叶作物美人蕉100叶、乐昌含笑下部10个分枝、杜英下部10个分枝上夜蛾的合计卵量，每2～3d观察1次，记载2～3d内的产卵量、卵级，观察产卵始盛期、产卵高峰期和盛末期。一般在2代斜纹夜蛾发蛾始盛前（7月15日左右）开始，持续到5代结束，并利用期距法预测防治适期。
4综防技术
4.1农业、物理防治
4.1.1物理诱杀。利用成虫趋性，用黑光灯、性诱剂或者糖醋酒混合液等诱杀成虫。
4.1.2人工摘除。结合园林管理措施，根据产卵部位，人工摘除卵块和初孵幼虫群集危害的叶片，以减少虫口基数。
4.1.3利用天敌。保护和利用斜纹夜蛾寄生性天敌如广赤眼蜂、螟蛉绒茧蜂等来防治斜纹夜蛾。
4.2药剂防治
4.2.1防治策略。治前控后压基数，狠治2、3代前期虫源，巧治4代，控制危害，压低4、5代虫口数；挑治5代，查虫治虫。
4.2.2防治技术。关键技术措施有：①在2龄幼虫前（扩散前）喷药；②根据幼虫昼伏夜出的特性，在防治上实行早、晚喷药；③对足水量，确保药液渗透到草坪基部。
4.2.3防治药剂。可选用一批低毒、对斜纹夜蛾防治效果较好、达到无公害要求的防治药剂，如10%除尽、40%毒死蜱、40%二嗪・辛、5%氟啶脲、25%喹硫磷、50%农林乐、5%抑太保，并坚持轮换使用药剂的原则，减少抗药性的产生。由于斜纹夜蛾发蛾高峰持续时间长，在主害代防治中用药1次难以完全控制，一般隔5～7d再用1次药；如错过防治适期，防治3龄以上的斜纹夜蛾幼虫可用20%虫酰肼作补救药剂。
5参考文献
[1]柯仿钢.无公害香蕉主要病虫害防治技术[J].植物医生，2011（3）：19-21.
[2]徐荣文，林成业.斜纹夜蛾发生规律及综合防治技术[J].福建农业，2011（5）：18.
大数据时代的危害篇9
「英文摘要Boththedangersourceandthelevelofdangerincreasesharplyalongwiththedevelopmentofsocietyandwidespreadutilizingofmodenscienceandtechnology.althoughtheactthatmakesothers'lifeandheathyandsignificantpropertyinaseriouslydengerousstatehasbeenlegislatedcriminallyinordertosavethesocietyfromdamage，controversiesstillexistintheory.moreover，therearesomeshortcomingsintheligislationaboutinvoluntarydengerouscrimeinourstate，whichneedtobefurtherperfected.
「关键词过失危险犯/过失犯/危险犯
involuntarydangerouscrime/involuntarycrime/dangerouscrime
「正文
虽然过失危险犯在当代中外刑事立法中均有规定，但是在刑法理论上仍然存在着争议。我国刑法理论对该问题论述不多，而且刑法对过失危险犯的规定存在诸多缺陷。因此，研究过失危险犯的理论，合理借鉴外国刑法有关过失危险犯的规定，不仅具有理论意义也有实践意义。
一、过失危险犯的立法
传统的过失犯，以过失行为造成严重的实际危害结果作为犯罪成立的必备要件，即所谓的“实害犯”；危险犯是指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足以造成某种实害结果发生，但实害结果尚未发生，即构成既遂的犯罪。考察中外有关刑事立法，通常将一些足以造成某种严重实害结果发生的故意犯的危险犯规定为犯罪并予以刑罚处罚，否认过失犯的危险犯的存在。危险犯仅属故意犯罪的一种既遂形态，与过失犯罪无关。[1]（p46）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现代科技成果的广泛运用，过失犯的危险性也越来越大。例如，随着尖端科技在医疗、生产、运输等有关装备中的广泛运用，虽然经济效益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其危险性也在激增。那些从事与致险源有关工作的人员，如果违反安全法规或者操作规程，就会过失地将他人的生命、健康或重大公私财产置于严重的危险状态，对社会具有严重的危害性。为了保护社会公众的利益，维护社会秩序，不少国家刑法开始规定过失危险犯，将虽未造成实际物质危害结果但有可能造成这种危害结果的过失行为予以犯罪化，即将过失导致某种严重危险状态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与此相适应，“海外刑法理论一反结果为中心的过失论，提出以行为为中心的过失论。即处罚过失犯罪不是因为造成危害结果，而是因为行为人违反注意义务，这昭示着过失犯罪由结果责任向行为责任转化的倾向”。[2]（p70）
作为大陆法系成文法代表国家的德国和日本，在刑法典中均规定了为数不少的过失危险犯。1980年修正颁布的德意志联邦刑法典有关过失危险犯的规定达16个之多，例如第310条a规定的（过失）引起火灾危险罪、第310条b（过失）引起核能爆炸罪、第311条（过失）引爆炸药罪、第311条d（过失）释放放射线罪、第315条（过失）侵害铁路、水路及航空交通罪、第316条（过失）酒后驾车罪、第326条（过失）污染环境的垃圾处理罪、第330条（过失）严重危害环境罪等等。广义的日本刑法由刑法典、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组成。由于日本的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规定的行政犯都直接规定罪名与法定刑，因而日本刑法典仅规定刑事犯（自然犯），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普通刑法，这也是日本刑法典相对稳定的原因。即便这样，1907年颁布、经过多次修订的日本现行刑法典也规定了为数不少的过失危险犯。例如，日本刑法典第175条（过失爆炸·破裂·泄漏）第1项规定，“过失使爆炸物爆炸或者激发破裂，导致对人的生命、身体或者财产产生危险的，处1年以下监禁或者20万以下罚金”；第2项规定，“过失使煤气、电气、蒸汽、放射线或者放射性物质漏出、流出、散发或者断绝，导致对人的生命、身体或者财产产生危险的，与前项同”。在其它的条款中也对相应的过失危险犯作了规定。随着日本社会的发展、变化，在陆续颁布的一些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中也规定了过失危险犯。例如1971年7月开始实行的《公害罪法》（关于危害人体健康的公害犯罪制裁法）第3条（对过失犯罪的惩罚）第1项规定，“凡无视业务上必要的注意义务，伴随工厂或事业单位的企业活动而排放有损于人体健康的物质，给公众的生命或身体带来危险者，应处以2年以下的徒刑或监禁，或处以200万日元的罚金。”
除了上述德、日刑事立法中规定有大量的过失危险犯以外，其他各国均有类似的规定。在前苏联，1962年以后的苏俄刑法典中新增加的11条过失犯罪，其中就有7条涉及过失危险犯，加上原有的过失危险犯，使此类犯罪达到21种，而且其他加盟共和国刑法典规定的过失危险犯数量也大致相同。[3]（p110）1997年俄罗斯联邦刑法典也规定有过失危险犯，例如该法典第215条（违反原子能工程安全规则）规定，“在原子能工程的布局、设计、建设和利用方面违反安全规则，如果这可能引起人员死亡或周围环境的放射性污染的，处数额为最低劳动报酬200倍至500倍或被判刑人2个月至5个月的工资或其他收入的罚金，或处3年以下的限制自由，或处3年以下的剥夺自由，并处或不并处3年以下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另外，该法典第217条（违反有爆炸危险工程中的安全规则）、第225条（不正确履行保护武器、弹药、爆炸物品和爆破装置的义务）、第247条（违反危害生态的物质和废弃物的处理规则）等也是对过失危险犯的规定。
作为判例法国家的美国，近年来也通过判例确立了惩治过失危险犯这一原则。1987年7月23日，美国一架载满乘客的波音747客机从纽约飞往伦敦，驾驶人员在降落前忘记了打开机翼升降器。在着陆前几秒钟，被地面指挥人员发现并及时通知机组人员，驾驶人员匆忙架机升高，在空中盘旋一圈放下升降器，再次着陆，才避免了一场机毁人亡的惨祸。事后，美国法院追究了机组人员的刑事责任。他们认为，机组人员的这一过失，虽然由于发现及时而未造成严重后果，但其危险性已极为严重，因而构成过失犯罪。[4]（p34）
可见，不论是成文法的大陆法系国家，还是判例法的英美法系国家，在立法或判例中都承认过失危险犯的存在，把一些置他人的生命、健康或重大公私财产于严重的危险状态的过失行为予以犯罪化，而且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考察我国的刑事立法，1997年刑法典也有过失危险犯的个别立法例，即第330条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第332条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与其他国家刑法的有关规定相比，不仅数量偏少，而且也欠缺合理性。
二、过失危险犯的理论依据
过失危险犯为多数国家刑事立法所采纳，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关于过失危险犯的理论依据，或者说应如何评价现代社会中这种给他人的生命、健康或重大公私财产造成严重危险的过失行为，也就是过失危险犯的立法是否有必要，在国外的刑法理论上仍存在争议。
一种意见主张造成严重危险的过失行为应予以犯罪化。他们认为：（1）在科技革命条件下过失的危险性增大了，根据造成的后果（主体没有预见，或者希望避免的结果）规定刑事责任，其预防作用不能充分发挥，因此，必须规定故意或过失犯罪（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而不是发生的结果）承担责任的一般原则；（2）过失引起的结果大都具有偶然性，必须根据对损害发生之前的活动有无辨认能力，在主观上能否进行控制来规定责任。在必要的场合，只要行为人违反了规范上确立的安全法规（空白罪状），不论是引起危害结果的发生还是造成有发生这些结果的实在危险（实在危险构成），都应承担刑事责任。[3]（p115）
与此相反的意见则反对将仅造成某种危险的过失行为作为犯罪处理。他们认为：过失只有实际发生结果的，才可承担责任。其理由是，发生危害结果，几乎是判明应负责任的惟一客观尺度，它可限制应受惩罚的过失范围。没有这一尺度，惩罚过失的范围就会无限扩大，过失犯罪的潜伏性就会日益增长，有关规范的适用率就会越来越低。而且还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居民的法律意识把过失的责任主要是与造成危害结果联系在一起。[3]（p147—148）
以德日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学者提出信赖原则和容许的危险这两种理论来阻却过失行为的责任，有部分学者以该理论支持过失危险行为非犯罪化的主张。[5]（p314）信赖原则和容许的危险理论是否与过失危险犯相矛盾？信赖原则是指在现代社会生活的某些场合，应该对他人的行为予以信任，相信他人能够实施适当的行为，并对自己的生活和正常活动予以保障。信赖原则要求在遇到需要共同防止危险的情形时，除要一起防止所遇到的危险外，还要分别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严格按照规定的行为行事的一种相互信赖，并以此为前提，决定自己在工作岗位上应作的事。如果从事某一危险业务的行为人依赖信赖原则不存在预见某一特定危害结果发生的义务，即使预见或者出现异常情况，也不负过失责任。信赖原则似乎否认了过失犯罪危险犯的存在。容许的危险则指随着高速交通工具和日益复杂的各种现代设施在各行各业的广泛运用，势必不可避免地给人的生命、健康、公私财产造成或多或少的危险性，而且操作这些设施的人员在一定程度上预见到危险的可能性，但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考虑，应对从事危险事业的人员造成的危害结果从宽处理。可见，容许的危险理论具有限制过失犯罪主体的功用，依据该理论，过失犯罪的危险犯也无存在的余地。不过，从上述信赖原则和容许的危险理论的含义可以知道，二者的适用均是以行为人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为基础的，唯有此，也才能阻却过失行为之责任。但过失危险犯是以行为人故意违反有关安全法规为前提的，因此，信赖原则和容许的危险理论与过失危险犯并不矛盾。
在我国刑法学界，过失危险行为应否犯罪化以及我国刑法中是否规定有过失危险犯，认识颇不一致。否定说坚持危害结果是限制过失责任范围的客观尺度这一传统观点，认为危险犯通常存在于直接故意犯罪之中，由于它不要求犯罪结果，因此必须该行为本身就具有足够的危害性，是所谓行为无价值。而过失犯历来都是结果犯，以发生一定的犯罪结果作为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是所谓结果无价值。在没有发生一定危害结果的情况下，就没有过失犯罪而言。因此，过失不存在设立危险构成的可能性。过失犯罪的危害性日益增加，这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但不能指望通过犯罪化来预防过失犯罪，出路只能是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杜绝过失于未然。[6]（p191）反之，便会无限制地扩大过失犯罪的范围。而且这种立法的社会效果不好，会加重业务人员的心理负担，不利于社会的进步。[7]（p292）从主观上讲，过失犯罪的发生是日常生活、工作、生产中注意不够、疏忽大意、鲁莽草率造成的，不像故意犯罪那样行为人积极追求或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所以从特殊预防的角度看，规定过失危险犯没有多少意义。[8]（p131—132）
肯定说认为，以过失犯历来是结果犯否认过失犯中存在危险犯的可能，理由并不充分。危险犯其实也是一种结果犯。危险犯并非不要求结果，只是它所要求的是一种危险结果，而非实害结果，这种危险结果同样具有社会危害性。过失行为人确实是不希望或者根本没有预见到危害结果的发生，因此等到危害结果发生之后，再给行为人以刑事处罚，不会产生足够的预防效力。[9]（p23）然而，过失行为人违反防范规范常常是故意的，如果我们对这种容易引起严重后果的故意违法行为给予适当的刑罚震慑，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严重后果的发生，对行为者本人和社会都是有益的。若坐等严重后果发生之后才去刑事介入，那就成了十足的“马后炮”。[10]（p42）
我们认为，理论的研究要为司法实践服务。某一种行为是否需要犯罪化，完全取决于社会的需要。过失危险犯正是应现代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的需要应运而生的一种新型犯罪，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刑事立法中加以肯定，而且如前所述，呈现出日益扩大的趋势。基于这种现状，就不能无视这种立法事实，在理论上片面否认设立过失危险犯的必要性。因此，我们赞同立法上设立过失危险犯的肯定说。除了上述肯定说的理由之外，关键是应正确把握危险犯究竟是否为结果犯？也就是说，危险状态是否为一种危害结果？否则，很难将过失危险犯统一到过失犯罪的一般理论中，极易引起理论上的混乱。
危害结果，理论界有广义说和狭义说两种主张。以梅芝格（meager）为代表的广义结果说认为，凡是犯罪意图的客观化都是危害结果，不限于行为对客观外界所造成的有形变化，还包括身体的动作和其他非物质性损害；以麦耶（H.mayer）为代表的狭义结果说认为，危害结果是危害行为致使犯罪客体发生的事实上的损害或危险状态。[11]（p68—69）显然，广义的结果说将行为与结果混为一谈，并且将危害行为引起的精神损害也包括在危害结果的范畴之内，因而危害结果不可能成为犯罪构成的一个要件，丧失了危害结果在法律上应有的意义。根据狭义的结果说，危害结果既包括危害行为对客体造成的实际损害也包括危险状态，符合实际情况，为许多学者所接受。例如，日本学者团藤重光将犯罪分为实质犯（结果犯）和形式犯（行为犯），其中实质犯又分为实害犯和危险犯，认为大多数犯罪把侵害法益的实害或者危险作为犯罪构成的内容，这叫实质犯。其中，把对法益产生现实侵害作为构成要件的叫实害犯，只将发生侵害危险作为构成要件的叫危险犯。[12]（p116）我国也有学者认为，危险犯不是行为犯，而是与实害犯同是结果犯。因为危险犯也要求一定的结果，只是它要求的结果是某种危险状态，实害犯要求的结果则是实际的损害。[13]（p169）因此，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危害结果的理解，不能仅限于实际的损害，还应包括危险状态，危险犯是一种结果犯。这样一来，过失犯罪的一般理论可以涵盖过失危险犯，过失危险犯与传统的过失犯罪理论不仅不矛盾，而且还有利于更新和完善过失犯罪理论。
关于我国刑法中是否规定有过失危险犯，通说是持否认的态度，认为我国刑法规定以危害结果的实际发生作为过失犯罪成立的必备要件，我国刑法规定的危险犯毫无例外地是故意犯，不包括过失犯。[15]（p32）然而考察我国的刑事立法，无论是1979年刑法典还是1997年刑法典，都存在过失危险犯的立法例。1997年刑法典除了保留1979年刑法典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之外，还增加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三、过失危险犯的范围及其立法完善
外国过失危险犯的刑事立法，都是关于危害公共安全和污染、破坏环境方面的犯罪。例如，1980年德意志联邦刑法典规定的过失危险犯均集中在该法典第27章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和第28章污染环境的犯罪，其他国家刑法规定的过失危险犯情况也大致如此。在我国1997年刑法典规定的两个过失危险犯，即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规定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不过，虽然它们分别侵犯了国家关于甲类传染病防治的管理制度和国家对国境卫生检疫的正常管理活动，妨害了社会管理秩序，但实质上则危害了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和健康的安全。也就是说，这两罪规定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并不影响其本质特征是危害公共安全，这从其所在节名“危害公共卫生罪”中也可以看出，因此，笔者建议应将危害公共卫生罪这一节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剥离出来，归入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况且，在外国刑法规定的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体系中，就有危害公共健康罪（危害公共卫生罪）的类罪名。
由于过失犯罪具有不同于故意犯罪的特点，尤其是对这种仅造成某种严重危险、实际危害结果尚未出现的过失危险犯应当予以严格限制，不能作为过失犯罪的普遍形态加以规定。基于刑法谦抑原则的要求，国外学者也主张，规定过失造成危险的构成并列入立法，只在某些场合才有其必要。[3]（p147—148）参照国外有关过失危险犯的刑事立法，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可以考虑在下列两类造成严重危险的过失行为中，有选择地规定一些过失危险犯：一是危害公共安全的过失行为（包括归类于其他章节但实质上是危害公共安全的过失行为）；二是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的过失行为。
研究我国1997年刑法典关于过失危险犯立法例，如前所述，不仅数量偏少，而且刑与刑之间、罪与罪之间也不相协调。刑与刑之间不相协调主要表现在规定的两个过失危险犯与其实害犯之间刑罚失衡。过失危险犯是过失行为尚未造成实害结果，仅造成了具有该实害结果发生的实际可能性即危险状态，与过失行为已造成实害结果的传统过失犯即实害犯相比，对社会的危害显然不能同日而语。依据罪刑相适应原则这一刑法的基本原则，过失危险犯的刑罚应轻于其实害犯的刑罚。例如，日本《公害罪法》第3条第1款规定的是过失危险犯，其刑罚是2年以下的徒刑或监禁，或处以200万日元的罚金；该条第2款规定的是其实害犯，刑罚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监禁，或处以300万日元的罚金。然而我国1997年刑法规定的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和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两个过失危险犯，与其相应的实害犯规定的刑罚完全相同：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严重危险的过失危险犯同已引起甲类传染病实际传播的实害犯量刑幅度相同；违反国境卫生检疫规定，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严重危险的过失危险犯同已引起检疫传染病实际传播的实害犯量刑幅度也相同。这种立法例明显违反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造成了刑与刑之间的不相协调，在以后修改刑法时应予以纠正，即规定过失危险犯的刑罚应比其相应的实害犯低一个量刑幅度。
过失危险犯罪与罪之间不相协调则主要表现在本应犯罪化的一些造成严重危险的过失行为没有犯罪化。除了刑法已作出规定的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严重危险的过失危险犯和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严重危险的过失危险犯之外，还有其他在社会危害性上同这两个过失危险犯相同甚至更大的过失危险行为没有规定为犯罪。参照上述有关国家的立法例，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应增设一些过失危险犯，但应限于前述危害公共安全的过失行为和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的过失行为等两类造成严重危险的过失行为。具体来说，应将下列故意违反安全法规过失造成严重危险状态的过失行为规定为危险犯：
使用处于危险状态的交通工具给公共安全造成严重危险的；在醉酒状态下驾驶交通工具给公共安全造成严重危险的；设立假标志或假信号给公共安全造成严重危险的；违反危险物品管理规定给公共安全造成严重危险的；引起重大建筑安全事故给公共安全造成严重危险的；引起重大火灾事故给公共安全造成严重危险的；引起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造成严重危险的。
「参考文献
[1]鲜铁可。新刑法中的危险犯［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
[2]俞利平等。论过失危险犯［J］。北京：法律科学，1999，（3）。
[3]王长青等译。（前苏联）n.C戈列利克等。在科技革命条件下如何打击犯罪［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4.
[4]李记华。论过失状态危险犯罪［J］。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法学，1991，（2）。
[5]甘雨沛等。外国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6]陈兴良。刑法哲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7]杨敦先等。廉政建设与刑法功能［a］。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
[8]孙国祥。过失犯罪导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9]周玉华。我国刑法应增设“过失危险犯”［J］。广西检察，1997，（1）。
[10]侯国云。过失犯罪论［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1]蔡墩铭。刑法基本理论研究［m］.台湾：台湾汉林出版社，1980.
[12]团藤重光。刑法总论［m］。日本：创文社，1980.
大数据时代的危害篇10
关键词：雷电；致灾因子危险性；风险评估；北海
中图分类号：S7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引言
随着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及现代科技水平不断提高，雷电带来的灾害日益显现，雷电灾害被联合国有关组织列为“最严重的10种自然灾害之一”并被ieC确定为“电子化时代的一大公害[1]”，对雷电进行深入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北海市地处广西南部，北部湾东北岸，三面环海，地势较为平缓，属亚热带气候，气象灾害多种且影响较严重，其中雷电是常见的气象灾害之一。北海作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桥头堡，近年来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各种高层建筑及现代设备越来越多，雷电灾害影响越来越大。为确保经济快速安全发展，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防灾减灾工作提供理论支持，对全市开展雷电灾害风险区划研究非常有必要。
1数据资料
（1）气象观测数据
2010年6月――2012年9月北海市闪电定位仪所获取的雷电强度资料。
（2）基础地理信息资料
利用arcGiS9.2对广西1：25万地理数据中的F4905、F4906、F4909和F4910等四个图幅所包含的e00资料和demaSCii资料进行格式转换和拼接、对矢量数据分层、筛选以及裁剪、经、纬度和坡度、坡向栅格数据提取等一系列处理后得到北海市的行政区划界数据、行政点数据、河流、水体数据、路网数据及网格距为100m×100m的广西Dem、经度、纬度、坡度、坡向栅格数据。
2方法和路线
致灾因子危险性主要考虑雷电强度和雷电密度两方面因素，雷电强度越大，密度越高，风险越大。采用2010年6月――2012年9月北海市闪电定位仪所获取的雷电资料，将2a的所有雷电电流强度样本汇总排序，参照wmo推荐的数值，按百分位数分别确定不同等级对应的电流强度阈值(表1)。由此划分出各级电流强度范围。
表1不同百分位数对应的电流强度阀值（单位：Ka）
北海地理经度范围为108.8°e-109.9°e,20.9°n-22.0°n。按经纬度0.1X0.1为一个格点，将北海市网格化为121个格点，由不同等级对应的电流强度阀值，统计每一个格点不同等级雷电闪击数。
为消除各指标的量纲差异，对每个指标值进行归一化处理。建立雷电致灾因子危险性评估模型：
式中Dij是j区第i个等级的规范化值,aij是j区第i个等级统计值,mini和maxi分别是第i个等级中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各评价因子指数的计算则采用加权综合评价法，加权综合评价法综合考虑各个等级对评价因子的影响程度，是把各个具体等级的作用大小综合起来,用一个数量化指标加以集中,计算公式为:
式中是评价因子的值，是等级i的权重,是等级i的规范化值;n是评价等级个数。权重的确定可由各评价等级对所属评价因子的影响程度重要性，根据专家意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讨论确定。
2雷电致灾因子危险性区划
建立雷电致灾因子危险性评估模型：
VHindex=wh1*Gh1+wh2*Gh2+wh3*Gh3+wh4*Gh4+wh5*Gh5
式中：VHindex为雷电致灾因子风险性指数，Gh1、Gh2、Gh3、Gh4、Gh5分别为1级雷电强度次数、2级雷电强度次数、3级雷电强度次数、4级雷电强度次数、5级雷电强度次数的规范化值。由此划分出各级电流强度范围。wh1、wh2、wh3、wh4、wh5为权重系数，分别为1/15、2/15、3/15、4/15、5/15。
根据雷电致灾因子危险性评估模型统计得到北海市各个网格点致灾因子危险性指数。将致灾因子危险性指数按3个等级分区划分（高危险区、中等危险区、低危险区），绘制北海市雷电致灾因子危险性区划图（图1）。
图1北海市雷电致灾因子危险性指数分布图
由图1可知，北海市雷电致灾因子危险性指数大体呈由东南往西北递减趋势，高危险区主要分布在东南部，低风险区分布于中部及西北部。合浦县东南部的沙田镇、山口镇、白沙镇、公馆镇、闸口镇及铁山港区的兴港镇、营盘镇、南康镇属北海市雷电致灾因子危险性高风险区；合浦县常乐镇、北海海城区、平阳镇、侨港镇、银滩镇属于中等风险区；合浦县曲樟乡、石康镇、石湾镇、星岛湖乡、乌家镇、沙岗镇西场镇党江镇、廉州镇及银海区福成镇属于低风险区。
4.结论
本文以北海市闪电定位仪所获取的雷电资料为基础，建立了北海市雷电致灾因子危险性评估模型，对北海市雷电致灾因子危险性进行了区划，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北海市雷电致灾因子危险性指数大体呈由东南往西北递减趋势，高危险区主要分布在东南部，低风险区分布于中部及西北部。
(2)由于闪电定位仪所获取雷电资料年限较短，随机性较大，区划结果有一定局限性，为本文不足之处。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