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学方法篇1
关键词：现代科学方法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方法
一、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方法创新的当代价值
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活动既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一个基本环节，又是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反馈的基本方式之一，其方法的改进对于整个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都有重要的意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价方法，就是根据社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以及思想政治教育评估对象的实际，通过运用测量与统计分析的方法，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和效果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做出定性“评述”和定量“估价”的活动[1]。
（一）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是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方法创新的基本要求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效能不高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没有搞好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价工作，没有充分发挥评价工作的“指挥棒”作用。在评价过程中主要表现以下状况：第一，忽视了受教育者的心理状态，把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当作了唯一的指标，这导致无法调动受教育者的积极性和参与热情，影响到评价的可信度，影响到下阶段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第二，视受教育者是单纯的接受评价者。评价的主体是单纯依靠教育者、教育主管部门或专家；第三，思想政治教育的“泛政治化倾向”严重。评价的内容主要是对思想道德素质的评价，缺乏对受教育者各类实践成果和情感因素的考虑。
（二）当前学科的综合化趋势为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方法的创新提供了科学方法
现代社会条件下，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和人的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相互交叉与综合的趋势更加明显，各个领域的相互渗透与融合更加深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突变论、协同论、耗散结构论等科学方法不断向社会科学方法渗透。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应该适应这种整合发展的趋势，多兵团作战，多方法配合，以系统科学的思维方式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强化方法的系统运作、整体协调，形成教育评价地合力和综合优势，不断增强方法运用得有效性。
（三）现代科学技术成果为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方法的创新提供了现实条件
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方法不仅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也需要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和数学等学科理论为基础，这就需要在方法创新中综合运用这些相关学科所取得的新的研究成果。21世纪，自然科学飞速发展，概率论、模糊数学、离散数学等适合研究社会历史现象的新的数学门类科学得到发展，推动了评估技术的发展，使我们对于复杂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加以描述、测量、分析成为可能。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做到有理有据、使人心服口服，就应该按照一定的法则，用数字来量化受教育者思想的各种关系，并据此做出分析和评价。
二、现代科学方法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方法的原则
（一）整体性与层次性的统一
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下面又有不同的子系统。在创新方法时既要看到作为一个子系统的整体性，根据特殊的地位引入科学方法，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又要根据不同的要素，坚持层次性的原则。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方法的创新所具有的层次性主要体现在人的心理发展的阶段性和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差异性，不能采用“一刀切”、“一锅煮”的固化模式。这样才能在方法改进过程中，做到不同需求的满足，发挥组成要素的有效性，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二）改革与稳定相统一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模式与教育发展以及人们对于科学方法需求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这要求进一步转变观念、解放思想，加大改革的力度，充分实现科学方法向人文方法的移植，积极推进评价方式的改革与创新。同时也因该意识到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系统是整个高校教育系统的一个小系统，受多重因素的制约，评价方法的改进应考虑到各因素的关系，不能孤立的进行。反之，即使方法再先进也不能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反而给整个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不稳定因素。
（三）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原则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原则广泛运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所谓定性分析就是通过对受评对象的整体性质进行综合的鉴定和判断，得出整个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方向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大致的，对教育过程中具体要素评价存在局限性。定量分析是运用数据的形式，把教育效果表现为一些量的关系加以整理分析，从而从整体上以数量关系的形式做出判断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客观、公正的得出某一阶段教育影响的程度和深度，这种分析比较直观，容易接受。这两种原则的有效结合可以弥补彼此的不足，给具体方法的改进提供指导。
三、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方法创新的途径
（一）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方法
所谓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方法，就是在对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进行评价时，综合分析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的优、缺点，将二者相结合的一种评价方法。这种评价方法是由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和内在规律决定的，是科学评估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要求。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价方法的特点主要有：第一，定向与定量的评价方法是辩证统一的。没有脱离定性的定量，也没有脱离定量的定性。定性评价是评价的直接目的，是定量评价的出发点和结果；定量评价是评价的辩证工具，是对定性评价的深化。第二，这种评价方法实现了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评级方法要么在评价过程中按照固定的、严格的程序进行，强调“科学性”；要么过度强调评价者的主导地位，强调“人文性”。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价方法是以科学人文精神为指导的，实现了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二）系统分析的评价方法
所谓系统分析的评价方法，就是运用系统论的原理，采用系统分析技术，把思想政治教育看作一个有不同要素组成的系统，充分了解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相互作用和变化的规律，并对其做出价值判断的方法。
系统分析评价方法的特点主要有：第一，整体性。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来评价和检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是将思想政治教育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从系统整体的角度来检验和评价。第二，层次性。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是由不同层次的部分构成，其整体的效果是由不同层次部分功能的发挥来实现的。在进行评价时坚持层次性的原则，分析每一环节、每一方面，考察每一部门、思想工作者自己的功能和职责。第三，动态性。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育人的工作，人的思想在变化，思想政治教育也在无时无刻不再发生着变化。因而在对这些要素评价时要坚持动态性原则。第四，最优化。系统是由诸多部分和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系统地整体性来自于各部分和要素的相互作用，系统地整体功能也是各部分要素有机结合、相互协调，达到了“整体功能大于部分之和”。
（三）信息引导的评价方法
所谓信息引导的评价方法，就是运用信息论的原理，把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看作是信息的收集、传递、加工整理的过程，并对其进行价值判断的方法。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就是教育者把整个教育系统看作信息的收集、传递、加工和处理的过程。任何组织之所以能够保持自身的内在稳定性，是由于它有取得、使用、保持和传递信息的方法。[2]我们采用信息引导的评价方法，就是对信息传递过程的一种评价。首先是对收集到的教育信息进行评价，运用定性或者定量的方法，对所收集到的材料进行分析。其次对信息的传播途径和方法进行有效的评价，选择合适的传递途径。最后通过对各阶段的信息进行整合和处理，达到一个总的评价。
（四）信息控制的评价方法
所谓信息控制的评价方法，是运用控制论的基本原理，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一种评价方法。控制论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个新的边缘学科，是研究各类系统的调节和控制规律的科学。从一定意义上说，思想政治评价工作也是一种系统的控制过程，即由思想政治教育评价工作系统对被评价者的思想信息接收、选择、处理、输出，进行控制调整的过程。
信息控制评价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首先，事先控制的评价方法。要保证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效果，就要最大限度地接收评价对象的思想信息，紧密结合其个性、爱好、家庭、工作环境、生活环境、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因素，进行全方位观察，从而准确预测和把握评价对象的思想动态及发展态势。其次，过程评价方法。这种评价就是对教育过程的科学管理，可以针对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解决。再次，反馈控制评价方法。反馈是控制论的核心问题，反馈对系统的控制和稳定起着决定性作用。通过反馈、调节，再反馈、再调节，将工作做实、做细、做活。
参考文献：
[1]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前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83页.
现代科学方法篇2
但是，布鲁塞尔研讨会公布的数据揭示了一个异常现象：药物的疗效在匀速下降。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第二代抗精神病类药物的疗效竟大不如前：与20年前的第一次临床试验相比，某些药物的疗效还不到以前的一半。很多人开始认为，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的表现已经不如那些50年入使用的第一代抗精神病药物。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精神病学教授约翰・戴维斯（JohnDavis）认为“事实上，有时候，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的表现甚至更糟糕。”
就药物研发而言，只有反复的研究和测试才能确定某一药物的疗效。研究必须由不同的科学家在不同的实验室分别开展：研究人员不断地重复实验，而后发表研究结果。而且，重复性验证是现代科学研究的基础。它也是科学界自我约束的利器：重复性验证可以减少主观干扰。比如，科学家通常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结果，他们的下意识会多多少少影响实验数据。而重复性验证可以甄别这些主观影响，并促使学术界改正主观因素导致的错误结果。
然而现在，事情有了新的变化。那些经过重复性验证并且发展成熟的假设正逐渐失去可信度，它们正在失去做为“事实”的资格。你想想，那些研究结果，也被多方证明为真了，也写进教科书了，突然间就遇到拦路虎说：你不真。科研人员该多受打击？目前，可信度丧失的现象还没有正式名字，但从心理学到生态学的众多领域都出现过这种现象。在医学领域更为普遍：不仅前文提到抗精神病药物，其他如心脏支架，维生素e和抗忧郁药等医疗方法的研究都遭遇了这个效应。戴维斯教授有一个即将公布的分析研究证明，抗忧郁药物的疗效近几十年间降低了三倍之巨。
对于芸芸科学研究从业者而言，这个现象特别棘手，因为它揭露出了科学研究过程的问题：重复性验证到底靠谱吗？如果重复性验证是区别科学和假科学的试金石，而现在这款试金石出现质量问题，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处理通过试金石测试而现在存疑的科研结果？我们应该相信哪一方，继续信任重复性验证还是放弃一切存疑的结果？而且，实验研究是科学界无所不摧的利器：早期现代哲学家佛朗西斯・培根（FrancisBacon）--也是现代科学方法的开拓者，曾宣称实验是科学研究的精华，因为实验允许我们向客观世界提问。但是，现在客观世界开始乱给答案。
1980年代，华盛顿大学的在读研究生菜鸟乔纳森・斯库勒（JonathanSchooler）发现了语言和大脑记忆的关系中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此前，人们普遍认为用语言描述可以强化人的记忆。针对此“迷信”，乔纳森・斯库勒（JonathanSchooler）创意地设计了一个实验研究，并证明此迷思为伪（译者注1）。他将被试者分为两组：第一组被试观察人脸，然后用语言描述；而第二组被试观察人脸后，不需要语言描述。随后，斯库勒测试了两组被试的人脸记忆情况。他发现第一组记忆效果不如第二组，也就是说用语言描述人脸特征并没有强化记忆脸谱。乔纳森・斯库勒给这个现象起名为“verbalovershadowing”，中文对应为语言屏蔽（效应）（译者注2）。（译者：这一效应被认为和目击证人的证词通常不靠谱的现象有关，因为目击证人在向警方描述事件的时候，描述这一需要语言功能的过程影响了目击证人的记忆功能）
乔纳森・斯库勒本人因此成为了一颗学术新星，他的语言屏蔽效应论文于1990年发表后，已经被引用了400多次。不久之后，斯库勒将语言屏蔽效应模型扩展到其他研究项目，比如记忆酒的味道，品定草莓酱，玩益智玩具等等。每一个研究项目都证实，如果被试把脑中所想说出来，他们的测试表现会很差。
但当斯库勒准备将这些新的研究结果投给有声望的学术期刊上时，他却开始有些担心：因为他后来很难重复自己的早期结果。斯库勒本人说：“语言屏蔽效应的重复性实验中的确检测到了语言屏蔽效应，但它的效果却不大，似乎语言屏蔽效应正在丧失作用力”。起初，斯库勒曾认为他在实验方法设计和统计分析法方面犯了错误，但经过排查他又找不到错误。最后他推测认为，可能最早的一批被试自身比较敏感，语言遮蔽效应对他们的影响比较大。（前文提到的精神病学教授约翰・戴维斯（JohnDavis），推测第二代精神病类药物疗效的下降很可能是出于相似原因：最新的疗效研究中被试的精神疾病症状可能并不严重，而早期临床研究中被试的症状比较严重。即使病人经过治疗后完全康复，新病人症状的改善也不如早期病人多。）“这个解释并不很给力，”斯库勒说：“我的一位导师曾说过，我真正犯的错误就是试图重复我的实验，他说重复实验只会让我失望。”
后来，斯库勒试图不再纠结这个问题，他的同事也言之凿凿地说，科研中这种低重复性的事儿经常发生。后来的后来，斯库勒事业得意家庭美满，但他还在纠结实验低重复性问题。1995年，到底意难平的斯库勒首次重复了1990年的语言屏蔽效应研究，他发现，语言屏蔽效应缩水了30％。第二年他再一次重复此研究，发现语言屏蔽效应又缩水了30％。其他实验室重复了斯库勒的实验，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语言屏蔽效应的影响力明显地衰弱了。斯库勒说：“这让我非常挫败，就好像大自然恩赐我一个非常棒的成果，但现在它反悔了想要收回去。”私下里，斯库勒把问题归结为是“自然界的习得性麻木”。就好像某一个体逐渐适应了某一个外界刺激之后渐渐对这个刺激麻木无反应了。斯库勒说：“习得性麻木解释了为什么你有时不会注意到熟悉背景中的个别物体。这个变化其实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开始淡定，甚至开玩笑说这其实是大自然开始对我的研究产生了习得性麻木，我想它只是针对我。”
现在斯库勒博士是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终身教授，他有着黑色卷发和淡绿色眼睛，还有那种轻松的神态，就好像他住在自己最喜欢的海滩附近似的。接受采访时，他会越说越走题：他可能以记忆话题开场，可突然又跳到了威廉姆・詹姆斯的名言，而这个名言又引发了他大谈特谈内省的重要性。此后不久，我们又开始看他苹果手机里火人节的照片，这张照片才将我们的话题引回到了记忆的脆弱本质。
现在语言屏蔽效应理论已经被广泛接受：比如它经常用于目击证人作证等场合中。斯库勒博士还是对自己的遭遇有一些不平，“我知道我早该向前看，”他说，“我真的应该停止纠结了，但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那是因为他深信他自己已经被一个严重的问题绊住了，而且这个问题也影响着心理学发展。
早在19世纪30年代，这种奇妙的现象就开始“戏弄”科研人员了。比如，杜克大学的心理学家约瑟夫班克斯莱茵（JosephBanksRhine）曾研究超感知觉（extrasensoryperception／eSp）存在的可能性。莱茵设计了自己的研究工具齐纳牌―一套齐纳牌共有25张，五张一组，一共五组，五组分别印有五种不同的符号。实验过程是：研究人员从牌堆里抽出一张，要求被试猜测抽出的牌印的符号是什么。大多数被试都能如预期地保证20％的正确率（通俗的说，就是五猜一，随便乱猜就能保证1/5也就是20％的正确率）。但在首批实验中，一名叫亚当林茨迈耶（adamLinzmayer）的本科生竟然达到了50%的正确率。更不可思议的是：林同学曾连续猜对9次，而这事的概率理论上是二百万分之一。但林同学就这么小概率了三次（此时的林茨迈耶同学比章鱼保罗还神，因为保罗不过是每次二猜一。）。
莱茵记录了林同学的奇异表现并且准备就此发表几篇论文。但是，当莱茵开始认可超感知觉存在可能性的时候，超级英雄林同学却突然丧失了他的赌神天赋。1931和1933年间，林茨迈耶同学又猜了几千次牌，但他的正确率已经降到与常人无异。项目主持人莱茵不得不承认：林茨迈耶同学的超感知能力的确急剧下降。当然，林同学的故事并不是个案，莱茵和其他研究超感知觉的学者都记录到了相似的案例。莱茵将这种现象---效应量随时间流逝而戏剧般下降---命名为递减效应（Declineeffect）。
斯库勒教授对莱茵的研究困境很着迷，因为他找到了一个同伴：另一个遭遇递减效应的悲催学者；而且莱茵的研究也经常悲剧。2004年，斯库勒教授开始模仿莱茵的研究，讽刺的是，他试图重复实验的不可重复性，也就是说，斯库勒的目的就是实验重复不出来。同时，为了表达对莱茵研究兴趣的尊敬，斯库勒教授决定研究另一种心理玄学现象－－预知能力（precognition）。他的实验设计是：被试们首先看到一组图片在眼前快闪，随后他们会被要求指认出来图片。当然，大多数被试并没有记住图片，因为图片闪现的时间太短，来不及在大脑中留下印象。随后，斯库勒随机选择图片中的一半播放给被试，并测试被试指认图片的结果。他想知道：那些被播放两次的图片，在第一次播放的时候，被指认出来的概率会不会更大。也就是说，被试会不会“提前感知了”第二次看到的图片，而在第一次看图片的时候就指认出来。第二次观看图片会不会逆时间流回去影响第一次指认图片结果？
这个假设的疯狂之处在于，斯库勒知道预知力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可这次他并不是要验证超感知觉能力，而是要测试递减效应。斯库勒说：“刚开始时，如我们预期的，数据看起来很喜人，但我不能相信我们发现了那么多预知力显灵的例子，但随着实验的进行，递减效应开始显灵了：效应量开始下降。（效应量是统计学中用于衡量处理效应大小的指标。）”课题组招募到两千多名本科生参与实验。斯库勒说，“实验进行到最后，我们的结果看起来与莱茵的结果无异，像莱茵一样，我们‘发现’了预知力存在的‘证据’，这个发现昙花一现后又主动抛弃了我们。”
递减效应最可能的解释是：均值回归。即，早期实验中“侥幸”获得的阳性数据开始与后期得到的“阴性”数据正负抵消。斯库勒预知力研究中的被试者并没有“丧失预知力”，他们不过是被更多“无预知力”的数据遮盖了。同时，斯库勒还注意到遭遇递减效应的数据组是通过统计学检验的。也就是说，数据量是足够大的，所以均值回归的影响不应该这么强烈。斯库勒说：“数据通过了所有的（统计学）测试，理论上说，它们是无意义的随机数据的概率只有百万分之一。所以，递减效应是不太可能出现的。实际上，它却经常显灵。而且我人品不好赶上了好多次。”斯库勒博士认为递减效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因为四处招摇的递减效应正在挑战统计学。斯库勒说“每当我讨论递减效应时，学者们总是觉得不安。我还是想弄明白我的数据到底怎么了。和大多数学者一样，我认为随着个人成长，我的研究工作会越来越轻松，因为我的实验技巧越来越好，研究语言屏蔽效应的实验设计也会越来越好。但为什么总是事与愿违呢？我相信我们可以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解开这个谜题，但在此之前，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真正的困境。”
1991年，丹麦动物学家安德斯默勒（andersmøller）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做研究时，做出了一个不错的发现。这个成果的关键词是，家燕，和身体对称。传统上认为，生物个体的身体对称性与其基因组突变量是直接相关的。越多的基因突变意味着更多的“波动性不对称”。（测量人类波动性不对称的一个简单方法就是对比双手的手指长度）。安德斯默勒的发现是，雌性家燕非常愿意与羽毛又长又对称的雄家燕。这意味着，挑剔的雌性家燕用雄性家燕羽毛的对称性做参考，来衡量雄性基因的好坏。默勒的这篇研究在引无数大牛尽折腰的《自然》科学杂志上，引发了相关领域中一场狂热的研究竞赛。因为学者发现可以用一个简单且适用性广泛的参数来衡量基因质量，而且雌性/女性也会被这些参数的特征吸引。某种程度上说，审美是由基因推动的。
随后的三年，选择中波动性不对称领域兴起了十个独立的研究项目，其中九个发现了雄性的身体对称性和求偶成功率之间有联系。这九个研究中，从果蝇体毛研究到家燕身体对称性的重复性研究，科研人员发现，雌性动物总是倾向于与身体左右对称的雄性。不久之后，这个理论被用来研究人类的婚配选择。学者发现，女性更喜欢那些身体对称的男性的气味，有意思的是，人类女性的只在排卵期表现出这种倾向。还有，男性的身体对称，他的女的次数更多。罗格斯大学的一个人类学家公布：他研究了40个牙买加舞动作，发现身体对称男性舞者往往被评为好舞者。
现代科学方法篇3
摘要：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是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在实践领域的应用和拓展，是关于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理论体系。本文主要探讨了面对当今社会科技化、信息化、创新化的发展趋势，如何遵循科学化的研究思路，不断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学科化建设，构建完整的方法论学科体系，以适应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要求。
关键词：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科学化；研究思路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是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在实践领域的应用和拓展，是关于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理论体系。面对当今社会科技化、信息化、创新化的发展趋势，如何在不断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保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全面推进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里，我们提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学科建设三条科学化研究思路，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科学化和学科化。
一、转变传统的研究思维方式
任何思维方式都有传统与现代之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所运用的思维方式也一样。传统思维方式的局限性在于它的静止性、片面性和封闭性；而现代思维方式更趋向于动态性、系统性和开放性。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对国人的思维方式影响根深蒂固，集权政治和注重道德教化的传统教育思维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演进影响重大，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研究中“重教化、轻科学”的现象突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统治阶级巩固政权、教化民心的工具职能被不断强化，而针对这一学科本身的科学性研究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对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道德教化的功绩我们不能全盘抹杀，崇尚道德在当今进行和谐社会建设的过程中依然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但是，对于传统思维方式中的弊病，我们要有着清醒的认识，运用现代的思维方式，从传统思维的束缚中走出来，以更加系统、开放、科学的思维推进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研究和学科体系建设。从根本上开拓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方向，正确认识和把握其内在特征，提高其科学性和系统性。
二、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纵深研究
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研究，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重点突破：一是应重点加强体系结构的合理性研究；二是应提高学科建设的科学性研究；三是应当加强基础理论的确定性研究。
1.加强体系建构的合理性研究。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在理论建设上还不够成熟，并且在名称概念的使用上比较混乱。表现在：第一，方法理论的分类设置不够科学，设定分类标准时往往根据主观判断随意划分。第二，对方法本质、功能的研究不够透彻，论据不足，论述单薄。第三，对方法的概括和总结还缺乏宏观的把握，没有全面的整合并进行抽象的科学化提升。第四，方法名称概念表述没有达成一致，使用现象混乱。这些都成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科学建构的障碍。因此，加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建构的合理性研究，就需要科学有效的建立方法分类理论，规范方法名称概念的使用，在方法论用语上尽快稳定一批具有权威性的最小量用语，同时对方法论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和总结，在方法论的论证和阐述上寻求更有力的支撑，使得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建设更加完善，尽早实现理论的推广与实践。
2.提高学科建设的科学性研究。
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理论研究的科学性研究，要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上升到学科的高度。“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或者说，科学是以范畴、订立、定律形式反映世界多种现象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4]当前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上，在不少方面缺少理论性、系统性和说服性，降低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科学性与学科性。加深理论挖掘，使之更为科学，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的重点之一。
3.对基本理论的确定性研究。
科学研究最忌讳含糊其辞、模棱两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的硬伤就在于对基本理论研究不够深入和准确，在进行基本理论研究时所遵循的原则也不够明确，同时在研究方向上也没有科学的把握。例如，在当前的研究中有原则使用泛化的倾向，原则方法的含义最终指的还是方法的原则或方法原则。将方法所遵循的原则当作方法来定义是否合理，需进一步研究确定。此外还有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需要深入研究，以使理论更加明确，为整个学科体系的建设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三、提高对现代方法研究的驾驭能力
加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应对新出现的最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进行研究，主要包括：网络方法、心理咨询方法和非预测性方法。
1.网络方法。
互联网的普及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影响极其重大，应运而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方法是当前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的重要课题。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网络方法，是指“建立在网络平台基础上，为了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完成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和任务而采用的各种途径、手段和方法的总和”[6]。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界对网络方法的研究相当重视，并且已经开始对这一方法进行探讨研究，得出一些科学结论。但是网络作为新兴事物，并且发展迅速，自主性和开放性较以往的传播方式都更为加深，对教育主体的影响更为直观、迅速且深入，带给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也更为巨大。因此，对思想政治教育网络方法进行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更有效的把握当前网络发展态势，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的必然趋势。
2.心理咨询方法。
现代社会竞争日趋激烈，人们的心理状况比以往更为复杂，各种心理压力与问题是摆在整个社会面前的重大难题。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侧重影响人们思想意识的学科，在如何解决人们的心理问题，以更好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方面需要加大研究力度。因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咨询方法研究，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和实践的重要方向。当前在心理咨询方法的研究方面还比较稚嫩，或者是局限于对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咨询方法的浅层介绍、或是带有浓重的学科借鉴色彩，缺乏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性论证，没能进行专门的、有针对性的研究。同时，在心理咨询方法的实践应用方面更是缺乏专业的指导和规划。
3.不可预测性方法。
不可预测性方法是相对可预测性方法而言的。可预测方法可以通过正确预测人们思想发展变化，根据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各种变化，可进行有效的预防教育，防患于未然。而不可预测性是指没能遵循规律，事情结果具有不可预知性。这种结果的发生不是由于事情发生、发展没有原因及规律，而是由于事情发生的时空范围过大、促成因素过多等原因所造成。近年来，时常被提及的、突发性事件、社会危机事件等，就属于不可预测事件。鉴于这类事件的突发性和危害性带给社会的极大不良影响，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有必要对这类事件的复杂性进行深入分析，科学预防和解决这类事件，并引导对教育主体正确看待这类事件，将其社会不良影响降到最低，以达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目标。
参考文献：
[1]韩玉芳等.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教程[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2]唐志龙.现代思想政治工作思维方式导论[m].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
[3]张维真.现代思维方法的理论与实践[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4]杨建军.科学研究方法概论[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6.
[5]王同亿.语言大典(下)[m].海口:三环出版社,1990.
[6]刘长庚.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高宇.兰州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
摘要：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是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在实践领域的应用和拓展，是关于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理论体系。本文主要探讨了面对当今社会科技化、信息化、创新化的发展趋势，如何遵循科学化的研究思路，不断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学科化建设，构建完整的方法论学科体系，以适应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要求。
关键词：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科学化；研究思路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是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在实践领域的应用和拓展，是关于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理论体系。面对当今社会科技化、信息化、创新化的发展趋势，如何在不断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保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全面推进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里，我们提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学科建设三条科学化研究思路，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科学化和学科化。
一、转变传统的研究思维方式
任何思维方式都有传统与现代之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所运用的思维方式也一样。传统思维方式的局限性在于它的静止性、片面性和封闭性；而现代思维方式更趋向于动态性、系统性和开放性。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对国人的思维方式影响根深蒂固，集权政治和注重道德教化的传统教育思维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演进影响重大，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研究中“重教化、轻科学”的现象突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统治阶级巩固政权、教化民心的工具职能被不断强化，而针对这一学科本身的科学性研究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对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道德教化的功绩我们不能全盘抹杀，崇尚道德在当今进行和谐社会建设的过程中依然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但是，对于传统思维方式中的弊病，我们要有着清醒的认识，运用现代的思维方式，从传统思维的束缚中走出来，以更加系统、开放、科学的思维推进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研究和学科体系建设。从根本上开拓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方向，正确认识和把握其内在特征，提高其科学性和系统性。
二、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纵深研究
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研究，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重点突破：一是应重点加强体系结构的合理性研究；二是应提高学科建设的科学性研究；三是应当加强基础理论的确定性研究。
1.加强体系建构的合理性研究。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在理论建设上还不够成熟，并且在名称概念的使用上比较混乱。表现在：第一，方法理论的分类设置不够科学，设定分类标准时往往根据主观判断随意划分。第二，对方法本质、功能的研究不够透彻，论据不足，论述单薄。第三，对方法的概括和总结还缺乏宏观的把握，没有全面的整合并进行抽象的科学化提升。第四，方法名称概念表述没有达成一致，使用现象混乱。这些都成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科学建构的障碍。因此，加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建构的合理性研究，就需要科学有效的建立方法分类理论，规范方法名称概念的使用，在方法论用语上尽快稳定一批具有权威性的最小量用语，同时对方法论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和总结，在方法论的论证和阐述上寻求更有力的支撑，使得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建设更加完善，尽早实现理论的推广与实践。
2.提高学科建设的科学性研究。
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理论研究的科学性研究，要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上升到学科的高度。“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或者说，科学是以范畴、订立、定律形式反映世界多种现象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4]当前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上，在不少方面缺少理论性、系统性和说服性，降低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科学性与学科性。加深理论挖掘，使之更为科学，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的重点之一。
3.对基本理论的确定性研究。
科学研究最忌讳含糊其辞、模棱两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的硬伤就在于对基本理论研究不够深入和准确，在进行基本理论研究时所遵循的原则也不够明确，同时在研究方向上也没有科学的把握。例如，在当前的研究中有原则使用泛化的倾向，原则方法的含义最终指的还是方法的原则或方法原则。将方法所遵循的原则当作方法来定义是否合理，需进一步研究确定。此外还有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需要深入研究，以使理论更加明确，为整个学科体系的建设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三、提高对现代方法研究的驾驭能力
加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应对新出现的最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进行研究，主要包括：网络方法、心理咨询方法和非预测性方法。
1.网络方法。
互联网的普及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影响极其重大，应运而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方法是当前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的重要课题。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网络方法，是指“建立在网络平台基础上，为了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完成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和任务而采用的各种途径、手段和方法的总和”[6]。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界对网络方法的研究相当重视，并且已经开始对这一方法进行探讨研究，得出一些科学结论。但是网络作为新兴事物，并且发展迅速，自主性和开放性较以往的传播方式都更为加深，对教育主体的影响更为直观、迅速且深入，带给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也更为巨大。因此，对思想政治教育网络方法进行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更有效的把握当前网络发展态势，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的必然趋势。
2.心理咨询方法。
现代社会竞争日趋激烈，人们的心理状况比以往更为复杂，各种心理压力与问题是摆在整个社会面前的重大难题。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侧重影响人们思想意识的学科，在如何解决人们的心理问题，以更好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方面需要加大研究力度。因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咨询方法研究，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和实践的重要方向。当前在心理咨询方法的研究方面还比较稚嫩，或者是局限于对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咨询方法的浅层介绍、或是带有浓重的学科借鉴色彩，缺乏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性论证，没能进行专门的、有针对性的研究。同时，在心理咨询方法的实践应用方面更是缺乏专业的指导和规划。
3.不可预测性方法。
不可预测性方法是相对可预测性方法而言的。可预测方法可以通过正确预测人们思想发展变化，根据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各种变化，可进行有效的预防教育，防患于未然。而不可预测性是指没能遵循规律，事情结果具有不可预知性。这种结果的发生不是由于事情发生、发展没有原因及规律，而是由于事情发生的时空范围过大、促成因素过多等原因所造成。近年来，时常被提及的、突发性事件、社会危机事件等，就属于不可预测事件。鉴于这类事件的突发性和危害性带给社会的极大不良影响，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有必要对这类事件的复杂性进行深入分析，科学预防和解决这类事件，并引导对教育主体正确看待这类事件，将其社会不良影响降到最低，以达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目标。
参考文献：
[1]韩玉芳等.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教程[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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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建军.科学研究方法概论[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6.
[5]王同亿.语言大典(下)[m].海口:三环出版社,1990.
[6]刘长庚.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现代科学方法篇4
关键词：秘书学；《现代汉语》；情境教学
黑龙江工业学院（原鸡西大学）自2013年升本以来，经过四年多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理工科专业为主、文理协同发展、本专科结合的办学模式。为适应国家建设应用型本科院校的高校发展理念，黑龙江工业学院在结合鸡西地区经济发展实际的同时，加大应用型、实践型专业的建设，强调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提升学生的创业创新能力。在以上的大背景下，黑龙江工业学院人文学科专业建o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面临着“求生存、图发展”的严峻发展形势。不可否认的是，在强调应用性的前提下，人文学科有其先天的不足。首先，我国现阶段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高生产力水平，满足人民物质生活需要仍然是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心任务。在提高生产力水平、扩大内需、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理工类专业具有先天优势，而人文学科则在产生直接生产力方面存在天然劣势和专业限制。其次。相对于理工类专业，人文学科专业对高精尖的要求较低，强调记忆的内容远远大于理解的内容，死记硬背是人文学科的重要特点，因此，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理工科相对于人文科是高层次的脑力劳动，其产生的社会价值远大于人文学科，因此，具体到个人收入水平上，理工类专业的收入远远高于人文学科收入。面对现在高房价、高收入的现实，学生在专业选择上，选择理工类专业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此，作为以理工类学科为主的本科院校，黑龙江工业学院的人文学科发展面临必须转型的局面，加大应用型人文学科专业建设，成为人文学科生存发展的唯一出路。
《现代汉语》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程，一直以来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和秘书学专业的必修课程。《现代汉语》课程体系包括语音、词汇、语法、文字和修辞等几个部分。在汉语言文学专业中，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是三门语言类基础课程。现代汉语作为语言类专业课的“桥头堡”，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进入高校所必修的第一门专业课程。汉语言文学专业在现代汉语教学方面已经成熟，在教材选用上也已经固定化，北方高校多采用黄廖本，而南方高校多采用张斌本和邵敬敏本，但课程体系基本一致，都侧重于语音、词汇、语法的精耕细作，而文字和修辞部分略讲或让学生自学。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现代汉语又加入了语义学和语用学方面的知识，但仍然保持“三足鼎立”的局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现代汉语课程一般为两学期课，每周为四学时，总计在140学时左右，是比较漫长的教学过程。
但考虑到秘书学专业不同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现代汉语的教学不能照搬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置、教材选用和教学方法，而是应该从秘书学专业的实际出发，有的放矢地调整现代汉语教学方式。由于秘书学专业需要学习与专业相关的基础课，如中国秘书史、秘书学概论、秘书实务等，因此，现代汉语课程的课程量不可避免地被压缩，课时量的减少，将直接决定现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模式必须从精耕细作转为短小精悍。从课时设置方面，可以考虑两学期每周两学时或一学期每周四学时，总共72学时；在教材的选择上，建议采取带有“简明教程”“基础教程”“概论”等字样的专业教材；在现代汉语各个内容讲授上，建议采取“语音词汇语法精讲、语义语用略讲、文字修辞不讲自学”的“三讲、两略、两不讲”的策略，而不讲的内容可以在选修课程中适当补充。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既能使学生重视现代汉语课，也能使学生从汉语言文学课程中解脱出来，以应对秘书学专业基础课程与实训课程，在人文素养和专业素养中寻求均衡发展和双向提高。
现代科学方法篇5
关键词：管理理论 管理方法 科技革命
管理理论与方法的总结与研究性文章比较多，国外如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丹尼尔a·雷恩的管理思想的演变：国内如孙耀君的管理思想发展史，郭咸纲的西方管理思想史，杨文士的管理学原理等，不胜枚举。本文或多或少引用了他们的部分结论，他们在研究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的时候更多考虑了管理与当时社会和人文的发展，而很少从科学技术的发展来研究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本文就科学技术革命这个方向对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进行讨论。
一、现代科技革命历史沿革
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发生过多次科学技术变革。但在古代，科学尚处在萌芽状态，比较原始和零散，没有形成完备的理论体系。到了近代。科学技术才真正开始系统而全面的发展。16世纪中叶，哥白尼发表了巨著《天体运行论》，提出太阳中心说，从此了科学技术变革的开端。
第一次科技革命始发于18世纪中叶，以伽利略、牛顿建立的经典力学体系为背景，纺织机械革新为起点。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使用为标志，工业生产实现了从手工工具到机械化转变。蒸汽机的广泛使用改变了整个工业的面貌，并推动了近代科学的全面发展，在物理学、天文学等领域取得重大成就，从而引发了19世纪中叶的第二次科技革命。这次科技革命以电磁理论、化学原子论和生物进化论的提出为主要内容，以热力学、电磁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为骨干学科，推动了近代化学、生物学、地质学、数学、物理学、电磁学、热力学、光学等学科的诞生或发展，开创了一个科学的世纪。随后在世界范围内以电力技术为先趋，迅速发展和应用，极大地推动了化工技术、钢铁技术、内燃机技术等其他技术的全面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次科技革命导致了人类活动更加依靠科学来指导，从而诱发了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诞生为主要标志的现代科学的产生。现代科学是以物理学为先导，以现代宇宙学、分子生物学、系统科学、软科学的产生为主要内容。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相互渗透形成交叉学科为特征的又一次新的科技革命。
现代技术革命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在正以迅猛的速度向前发展着。它的主要标志是原子能、空间技术、电子计算机、信息技术、生物工程与遗传控制技术的广泛应用，其主要内容包括信息高速公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外层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领域里的革命，现代科技革命的强大浪潮正冲击着当今社会的各个层面，对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特别是数学科学的发展，不但对物理学等基础学科产生推动作用，对现代管理理论与方法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出现了管理过程学派、经验学派、人类行为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数学学派等，又盘根错节、争芳斗艳，形成了“管理理论的丛林”。
二、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的发展及管理内容的拓延
古人的管理思想大多散落在古代的史籍和各种著作中，没有相应的专著或出版物。如《圣经》旧约全书的《出埃及记》中记载的希伯来人领袖摩西的岳父对摩西事必躬亲的做法提出的千夫长、百夫长的建议。古希伯来人研究了“组织的概念等级原则。例外原则”：古巴比伦成为最早用法律手段管理国家的典范：我国古代典籍《孙子兵法》关于战争原则的论述至今仍吸引者大量的读者，其中关于战争中的节制和谨慎、速度、灵活性和适应性、战略的运用等思想是与现代企业的战略管理思想息息相通的。
但是，只有在过去的几百年里，尤其是18世纪以来，管理才被系统地研究，逐渐成为一门共同的知识体系，成为一门正式的学科。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虽然是经典经济学说，但他也提出了劳动分工的管理理念。法国经济学家萨伊第一个明确将管理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同土地、劳动、资本相并列。
到了20世纪初期，呈现了管理理论多样化的趋势，一批管理研究人员强调人力资源或管理的“人的方面”，而另一批人则专注于开发应用数量方法。不同的方法都与同一研究对象有关，他们之间的差异反映出研究者不同的背景和兴趣。泰勒提出了科学管理理论，认为人是经济人、效率至上及实施标准化管理等，为当时的管理理论填补了空白。他的追随者甘特发明了甘特图来改进管理工作，提高效率，并更关心工人利益。科学管理理论的贡献在于其开辟了管理从经验到科学的转变，为其他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法约尔提出了一般行政管理理论或称为组织管理理论，认为经营与管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提出了管理具有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五大职能和14项管理原则，并构建了金字塔型的等级组织结构，直到现在，一些企业和组织仍然在沿用这种组织结构。韦伯发展了一种权威结构理论，并依据权威关系来描述组织活动。这是一种体现劳动分工原则、有着明确定义的等级和详细的规则与制度，以及非个人关系的组织模式，这种组织理论又被称为“官僚制”。这种组织设计适合了工业化以来大型企业组织的需要。
20世纪30年代以后，管理学家们发现，提高人的积极性、发挥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对提高组织的效率更为重要。组织活动成果的大小是由领导方式与工作人员的情绪决定的，由此管理学将研究的重点转向了管理中的人本身，这就是以行为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人际关系理论。其代表人物是美国的行为学家梅奥，他主张采取行为管理的方法，即通过分析影响人的行为的各种心理因素，采用一定的措施改善人际关系，以此提高工作人员的情绪和士气，从而能产出最大的成果，达到提高组织效率的目的。此后，一大批学者开始以人为研究对象来研究管理问题。马斯洛提出了需要层次理论，他认为人的需要是分层次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管理就是在满足个人需要的基础上来进行的。赫茨伯格提出了双因素理论，他认为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从不同的方面来刺激工人进行工作，起不同的作用。对管理者的启示是要重视员工工作内容方面因素的重要性，特别是要使工作丰富化，多方面满足员工的需求。强化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行为学
家、心理学家斯金纳，他认为，凡须经过学习而发生的操作性行为，均可通过控制“强化物”来加以控制和改造，强化方式有正强化和负强化。期望理论是美国心理学家弗鲁姆于1964年提出的。认为人的行为是对目标的追求。行为的激发力决定于目标价值的高低和期望概率的大小。管理者必须善于提高目标价值以及实现目标的可能性，才能有效地激发人的行为积极性。“报酬公平理论”是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于1956年提出的。他认为，只有公平的报酬，才能使职工感到满意和起到激励作用。而报酬是否公平，职工们不是只看绝对值，而是进行社会比较，和他人比较，或进行历史比较，和自己的过去比较。报酬过高或过低都会使职工心理上紧张不安。
20世纪70年代左右出现了管理理论百家齐放的局面。如以西蒙为代表的决策理论学派，以享利明茨伯格为代表的经济角色学派，以德鲁克等人为代表的经验学派或称为案例学派，以卢桑斯为代表的权变理论学派，以巴纳德为代表的社会系统学派等。到了20世纪末期，出现了更为具体的管理理论，如戴明的全面质量管理，波尔的战略管理，彼德圣吉的学习型组织等。还有很多相关的管理理论，它们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社会的需求。它们始终都要阐明管理是为社会服务的，是为了实现全社会资源的最有效配置服务的，是为提高全社会的效率服务的。
人们在协调群体的活动以实现一定目的的过程中，根据管理任务和管理对象的情况，制定出达到既定目标的活动方式。如果按照这种方式达到了既定的目标，就说明它是有效的，这种行动方式在人们的活动中经过不断地重复，就逐渐在头脑中固定下来，变成了正确的管理方法。人们一直在管理活动和社会实践中摸索、寻找着正确的、合乎需要的管理方式。随着大工业生产的发展，越来越细的专业化分工，越来越复杂的生产协作关系以及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日益广泛的应用，使得管理方法在实践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突出和重要了。人们开始把管理方法作为管理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行系统研究。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强化管理方法，但它是以金钱为诱饵进行的。法约尔的古典组织理论强调合理的劳动分工和对组织的有效控制，为我们在企业宏观方面提供了指导。梅奥的人际关系理论主张管理必须重视人的心理上的满足并强调对人际行为的激励。因此，人际关系理论的出现，给组织管理带来巨大的变化。人际关系理论渐渐渗入组织管理实践中去，管理学家在这种管理思想中找到缓和劳资关系，提高工人的士气，借以提高生产效率的方法。决策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在管理研究中引入的数学科学等定量方法。
三、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对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的影响
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同人类的一切知识一样，来源于人类的实践活动。是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技革命的特点就是与生产形成一体化，新的理论与新的方法不断应用于生产活动与管理实践之中。
20世纪前对管理最重要的影响来自于产业革命(industrialRevolution)，它开始于18世纪的英国。产业革命的结果是机器动力代替部分人力——机器大生产和工厂制度普遍出现。随着产业革命以及工厂制度的发展，工厂和公司的管理越来越突出：这些工厂需要预测需求，保证有足够的原料供应：向工人分派任务，指挥每天的生产活动；协调各种活动，保证机器正常运转和保证产品质量以及为产品寻找市场等。特别是，在家庭手工业中人们很少关心效率，而在大生产条件下，面临按期支付工人工资的压力，如何使工人满负荷工作就变得非常重要。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了。于是，出现像泰勒和法约尔的古典科学管理理论和古典组织理论。
始自英国的产业革命随后扩散到欧美其他国家。例如工业革命到达美国后，孕育了纺织工业。1808年美国已经出现了15家纺织厂，一些企业还对早先的英国管理方式进行改进，雇佣了专业管理人员，并使用了蒸汽机。不过在内战前，美国绝大部分企业都是家庭所有，家庭管理，规模小，技术不发达——这是与其时代特征相适应的：它们以少量的资本投资，服务于有限的市场。随着铁路、轮船以及通讯技术(如电报)的出现，市场扩大了，于是产生了对先进机器和大规模生产的需要，在先进机器和大规模生产条件下，提高效率就成为一个中心问题——因为昂贵的设备(如炼钢用的大型鼓风炉)只有发挥最大的生产效率，才能降低成本，从而降低价格，扩大市场。现由于数学学科的理论发展，使得对管理的定量研究成为可能，研究管理及提高效率的方法大量出现，如运筹学及其优化方法引入管理的各个领域，使其更科学合理和有效。
现代科技革命改变了企业的生产方式、机械力的使用、大批量生产、欧美国家迅速扩展的铁路系统所带来的运输成本的降低等等，也促进了大公司的发展(大型企业首先出现于铁路系统)。如johnD.Rockefeller建立了垄断性的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oil)；andrewCarnegie控制了钢铁工业的2／3。这些企业需要正规化的管理，因此对规范的管理理论的需求更加迫切。mRp(物料需求计划)、准时生产、生产管理、质量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逐渐规范。
科学与技术的短时滞要求管理思想的解放与创新，一些旧的管理模式、经验阻碍了生产，就必须吸收和借鉴新的管理思想。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企业内、企业间及企业与客户间的往来数据不断增加，从中发展一些潜在规律和有用知识使企业更好、更合理的发展势在必行。企业组织结构向扁平化发展，管理幅度相应增加。新的技术与理论如eRp、e-Business(电子商务)、CRm(客户关系管理)、KDD(知识发现)和Dm(数据挖掘)开始引入企业管理和部门管理之中，它们是人工智能、机器学习与数据库结合的产物。
近代应用数学和生物学的研究突飞猛进，相应的知识逐渐体系化，在管理理论中也渗入了相应内容，如模糊专家系统、遗传算法、人工神经元网络等方法的使用大大提高了管理的效率和效能。
管理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受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和社会科学发展的影响并成长于众多学科之中。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它必将得到更快更好和更合理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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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方法篇6
一、小学科学在校教学质量与教学状态分析
虽然说小学阶段的教学对于小学生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小学科学所涉及的相关知识在此阶段的教学却并不突出，小学生不能够在日常生活之中较为灵活地运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降低了学生对了解世界生物的热情，并且教学质量也相对较低，使得学生很难在此阶段构建较好的学习小学科学的分析思维的能力和考虑事件、解决所面临困境的能力。除此之外，众多的小学生因为小学科学所涉及的相关知识的枯燥性而厌恶学习并排斥教师对其的教导，进而降低了小学生在课堂上学习新知识的热情以及使得学生难以在短时间内快速地消化教师在课堂上所讲述的重点知识。所以说为了加强小学生对现代社会科技和各类生物的认识和了解，教师需要依据社会的发展而重新制定较为适宜的教学手段来帮助小学生学习小学科学所涉及的相关知识。
二、强化教学手段，增加课堂教学质量的有效措施分析
小学科学教学对于小学生认识世界中的生物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并且其还是一项不可远离小学生的日常生活的重要学科。所以在此阶段教师必须采取较为适宜的教学手段来引起学生对其的重视，进而使得小学生能够通过教师的教导而逐渐了解自己身边较为常见的生物并了解其习性，而与之和平共处，从而使得小学生能够更加主动地接触小学科学所涉及的相关知识，并从内心深处接受并在短时间内及时消化教师在课堂上所讲解的相应知识。
1.充分准备即将讲解的科学知识，并精心设计教学手段
小学科学所涉及的相关知识在小学教学阶段的逻辑思维性相对较强，而且其如同一条铁链而一环扣着一环，想要构成一条铁链就不能够缺失任何一节铁扣。所以为使小学生能够通过教师的教导而逐渐强化对生物的认识，教师需要选择最为合适的教学手段来教学专业知识，并在课前充分准备自己即将讲解的小学科学知识，使得小学生能够更加容易理解其中的知识并在生活中较为灵活地利用，从而来认识世界而不会出现“短板效应”。例如：某校教师为加强小学生对小学科学知识的学习和理解，在课前为学生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保证学生能够在自己的教学手段之下而学到更加有趣的并能够更加容易接受的小学科学知识――教师在为小学生讲解杠杆时，为加强小学生对杠杆的理解和认识，这位教师在课前专门为学生准备了剪刀、拖把、开瓶器等日常生活之中较为常见的利用杠杆原理建造的物件，然后教师会依据课本中的知识和事物的结合来为学生讲解杠杆的原理。最后为强化小学生在现代社会之中对杠杆的认识，这位教师还需要求学生尝试着在自己生活之中寻找利用杠杆原理而构建的物件，使得小学生能够更加容易理解小学科学所涉及的相关知识。
2.增加实践教学模式，强化学生对事物的认识
现代科学方法篇7
关键词：科学 人文 宪法学
法学是一门科学，宪法学则是法律科学的分支学科之一，这一论断在通用宪法教科书中普遍流行。显然，这不仅仅是一个“学科”与“科学”的语词使用问题。它表明，科学主义已经成为宪法学理论研究中根深蒂固的信条。我国宪法学走向成熟，不仅要创新理论，完善学科体系，更要注重研究方法上的突破。科学主义已经成为宪法学理论繁荣的障碍，超越科学主义机械的分析方法，实现人文化的理论综合，是中国宪法学通往成熟的必由之路。
一、 分析与综合：科学与人文的方法分野
广泛渗透于社会人文学科中的自然科学方法，是由近代物理学开创的分析——还原法。［1］在“整体等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之和”的假定前提下，自然科学通过分析和还原两个步骤来认识事物。分析就是把事物的整体分割为各个组成部分，在彼此孤立并与外界隔绝的“真空”状态中加以观察；还原就是把对事物各个组成部分的认识总括起来，作为对整体的知识。通过这种化整为零和积零成整，自然科学不仅极大地简约了人类的认识过程，促进了技术进步，而且孕育了社会人文学科中严谨精密的实证科学。但正因为认识过程被简化，科学只能看到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及其简单明了、确定不移并机械重复的规律。因此，宪法学既要继续弘扬科学精神，又要反对迷信科学方法的科学主义。科学主义对我国宪政发展与法制现代化已经产生以下三个方面的干扰：
第一，科学是通过把整体分解成部分来认识的。法治国家作为一项整体性“工程”，其基本价值取向是，在官与民的关系上更强调掌权者服从法律，在上级与下级关系方面更注重法律对上级权力的约束。其根本立足点则在于最高掌权者须毫无例外地受制于宪法和法律。科学主义的思路已经把依法治国分解成为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乡等等，最终的逻辑结果就是“依法治人”，这就与法治国家的宗旨背道而驰了。第二，科学的任务就是捍卫真理，清除谬误。在社会生活中，科学主义与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的极“左”思潮是息息相通的。但社会问题的逻辑并非简单的两极对峙关系，采用非此即彼、一方消灭另一方的办法通常是有害无益的。市场交易要求通过平等竞争实现交易双方的利益，政治生活秩序的维护需要在各种社会力量之间保持利益均衡，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都离不开某种程度的妥 协。美国宪法就是一个“大妥协”（Great Compromise）的法律结构。第三，科学分析是为了实行技术控制，“这种控制实际上是单方向的，它大大地改善人类的命运。”［2］按照科学主义的逻辑，客观事物是毫无例外地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可以通过技术规则来控制；人也要受社会规律的支配，可以运用法律规则来控制。如果政府运用法律控制个人就像工程师运用技术控制物质世界那样，公民与国家间双向制约的宪法关系就无从建立了。可见，科学分析方法入主宪法学，就意味着把支配个人命运的无限权力交给那些因认识了“客观规律”而拥有“绝对真理”的少数社会精英，从而为专制、极权大开方便之门。
人文主义认定“整体大于组成它的各个部分之和”，人以及人生存在其中的社会和自然界是一个整体。具有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人的有限理性不可能全面认识它。科学只是关于可言喻事物的知识，科学分析所得到的对部分的认识的加总，不可能还原成对整体的系统的知识。在整体面前，人们越是频繁地挥舞科学的解剖刀，世界就越是把它的奥秘深深地埋藏起来。
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一样存在着自发秩序。社会生活的自发秩序虽为人类理性所不及，但并不是什么神秘的异己力量，而是人类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应付环境的社会文化、习俗和制度。应当承认并尊重我们尚未自觉认识甚至永远不能认识的自发秩序，而不能人为地干扰、破坏它们，否则我们将为此付出代价。例如，把自发的市场机制视为盲目的起破坏作用的力量，并试图以人为的计划取代之；把法律作为统治阶级不受约束的自由意志的表现，并试图创造出全新的规则来改造社会、改造人，都曾使我们付出了沉重代价。同时，社会生活与自然过程有一个重大区别，这就是人作为主体自觉而能动的参与，人的自由选择使得即使在相同条件下同样的历史过程也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社会生活中不存在独立于个人选择之外的纯粹的客观规律，无论掌权者、理论家还是普通民众都没有宣告绝对真理或者强制推行客观规律的特权。
人文精神并不排斥科学，但它把科学分析严格限定在实证的范围内，尊重人对事物的价值评判，强调将部分置于整体的环境中、放在与外界相互作用的条件下来考察。因此，规范分析即对社会现象和人类行为进行价值判断，是社会人文学科基本的研究方法。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任何结论都是有条件的，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的终极真理。人文精神主导的宪法学承认人的主体性，注重公民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参与，强调在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建立双向制约的宪法关系。按照这种精神，仅仅要求国家决策科学化是不够的，任何重大政治决策都应当人文化，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价值实现。宪法学应当积极寻求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为民主、法治和人权找到适宜的制度空间，从而把宪政建设引向成熟。
二、 失败与成功：科学与人文的实践绩效
西欧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不是人为的“科学设计”的结果，而是一个内生的自发的社会进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口数量的急剧变化与耕地数量的相对稳定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张力。当人口大大增加、土地资源变得稀缺时，土地价值必然上涨，建立财产权法律保障制度就有了可能和必要；同时，人口的迅速增加导致生活水平持续下降，饥荒、温疫与战乱接踵而来，就会造成人口锐减，劳动力变得稀缺，价格不断上升。在劳动者有了更多讨价还价的余地时，人权与公民权利法律保障制度就逐渐建立起来。［3］科学主义把科技进步视为经济增长的终极原因，但是，如果没有保护发明者权利的专利法律制度，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不可想象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只是现代化过程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动力或原因。以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倡导的人文主义为内在精神，以权利界定和保护为基本内容
的现代法制的确立，才是欧洲现代化的真正持久的推动力。
在近代史上，西方殖民者往往通过殖民战争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扩张其商业影响，许多落后国家首先接触的是西方“船坚炮利”的先进科学技术，作为先进科技副产品的科学主义成为这些国家指导现代进程的方法论基础。科学分析方法不理解西欧现代化的人文渊源，只注重其经济增长的功效，看不到以法制现代化为核心的制度现代化对整个现代化战略的统摄意义，只能提出军事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和工农业现代化等低层次的现代化目标。但即使把所有这些要求叠加起来，也不可能得到一个现代社会。由于现代化问题的整体性、复杂性与科学方法的分割性简约性南辕北辙，现代化战略在这些国家屡遭挫折也就不足为怪了。
中国现代化进程是在西方冲击下出现的诱致性社会变革，而不是一个内生的社会进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借助于人为的设计和政府的推动。在救亡图存的紧迫压力下，人们力求找到某种能够立竿见影、迅速奏效的救国方案，这就使现代化过程具有浓厚的技术功利色彩，科技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等的口号曾一度极为流行。但所有这些片面救国方案与前述片面现代化方案一样，都失败了。中国百年现代化的沧桑历程表明，科学主义不可能成功地把我们引向繁荣昌盛，从科学主义单纯的经济现代化向人文主义整体现代化的战略转变是现代化通向成功之路。整体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包括文化现代化、经济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三个方面的内容。受政企分开和政教分离原则的制约，国家对经济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的推动作用是有限的，而在制度文明特别是法制现代化方面则可以大有作为。通过法制现代化，国家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能够产生间接的然而却是更为深远的影响。因此，从科学分析向人文综合的方法论转变，要求我们抛弃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中的功利主义，把法制现代化作为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关键，把宪政建设作为法制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那种用经济立法冲击民事法律，用经济行政法替代宪法，排斥或者轻视宪法学理论研究的作法，对法制现代化甚至经济现代化都是有害无益的。
三、 从分析到综合：宪法学通往成熟之路
自鸦片战争以来，科学主义随着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逐渐在我国传播开来。在“五四”运动高扬民主与科学两大旗帜向封建传统全面清算的时候，科学主义与激进民主主义就在我国社会人文学科中结成同盟，并主宰了萌芽中的宪法学。90年代初，虽然也有学者对法学是科学的命题提出过疑问，至今仍然没有触动宪法学的科学主义方法论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在宪法学的晚近发展中，有学者以“社会权利分析”打破了沉闷已久的局面，进行了大胆的理论创新。不过，从方法上看，社会权利学说依然以分析、分解、加总和还原为基本的研究方法，显然没有突破科学主义的思路。［4］
当今时代是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变革时代面临着整体性和全局性的问题。我们需要的不是分析法学或者纯粹宪法学，而是综合宪法学。博登海默的综合法学，萨缪尔森对古典经济学派的新综合，已经成为变革时代的先声。他们虽然只是在同一学科内部不同派别的理论间的综合，但对我们仍不无启发。我国17世纪的科学家徐光启说过：“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从长远看，中国宪法学要跻身于世界学术之林，就须贯通古今、中西和文理，进行跨时空、跨文化的综合研究。就近期来说，宪法学要走向初步成熟，至少需要完成以下三个方面的理论综合：
一是宪法学对社会人文学科的大综合。在科学壁垒面前，僵化、贫乏的宪法学正面临着深刻的危机：自80年代末以来，我国共有过三次修宪，宪法学家除在1982年第一次大修宪中发挥过重大作用以外，1988年、1993年和1999年三次修宪都是由经济学家参与设计的。因此，必须破除科学主义在宪法学与其他社会人文科学之间人为设定的疆界，把宪法放在社会的整体环境之中，考察它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伦理、语言等诸多社会现象的相关性，形成由政治宪法学、经济宪法学、宪法社会学、宪法文化学、宪法伦理学、宪法语言学等各个边缘交叉学科组成的综合宪法学科群。
二是宪法学对部门法学的小综合。在一国法律体系中，宪法是法之根本，是法的精神的集中体现。法制统一于宪法，其权威也来自于宪法。阐明宪法所体现的法的精神是什么，其他部门法是否符合宪法，有无违宪现象，是宪法学不可推卸的责任，也只有宪法学才具有理论上的最终发言权。目前我国不同层次、不同部门的法律规范之间相互重叠、彼此冲突，法律权威受到损害，与宪法学理论的封闭性有很大关系。要突破部门法学之间僵化的界限，把宪法纳入国家的整个法律体系中去，从根本法、基本法律、普通法律的效力层次以及根本法、公法、私法的法制结构等方面阐释宪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宪法学的重大课题就是从其他法律部门中探寻和提炼宪法精神，并把宪法的民主、法治、人权和限制政府原则输送到各个法律部门中去。
三是宪法学内部理论与实践的综合。理论的实践效用不应当成为刻意追求的目标，而是理论成熟的自然结果。不应过多地指责理论脱离现实，脱离实践的理论只能是低水平的理论，成熟的宪法学理论自然能够引导、建设和批评宪政实践。因为学者生活在他们所处的时代，正是时代向他们提出了理论问题。宪法法学只要反映出时代的精神，就不会脱离实践。造成宪法学理论与现实相脱离的原因不是宪法学理论水平过高，而是它的理论长期停留在低水平上。宪法学理论工作者必须明确自己与宪政实际工作者之间的分工，自觉摆脱理论与实践低层次的统一，大力开展基础理论研究：首先要研究宪法学本身，把理论的系统化与领域拓展和方法更新结合起来；研究宪法基本理论，实现宪法的多层次属性、多元价值与多种存在形态的综合；研究宪法的基本问题，把公民与国家的关系放在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联互动中考察，把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置于产权、人权与政权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去理解，把法制现代化和宪政发展放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制度文明的相关性中来探讨。
注释：
［1］参见吴国盛：《生命的漂逝》，《读书》1997年第8期。
［2］［美］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8页。
现代科学方法篇8
关键词：科学 人文 宪法学
法学是一门科学，宪法学则是法律科学的分支学科之一，这一论断在通用宪法教科书中普遍流行。显然，这不仅仅是一个“学科”与“科学”的语词使用问题。它表明，科学主义已经成为宪法学理论研究中根深蒂固的信条。我国宪法学走向成熟，不仅要创新理论，完善学科体系，更要注重研究方法上的突破。科学主义已经成为宪法学理论繁荣的障碍，超越科学主义机械的分析方法，实现人文化的理论综合，是中国宪法学通往成熟的必由之路。
一、 分析与综合：科学与人文的方法分野
广泛渗透于社会人文学科中的自然科学方法，是由近代物理学开创的分析——还原法。［1］在“整体等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之和”的假定前提下，自然科学通过分析和还原两个步骤来认识事物。分析就是把事物的整体分割为各个组成部分，在彼此孤立并与外界隔绝的“真空”状态中加以观察；还原就是把对事物各个组成部分的认识总括起来，作为对整体的知识。通过这种化整为零和积零成整，自然科学不仅极大地简约了人类的认识过程，促进了技术进步，而且孕育了社会人文学科中严谨精密的实证科学。但正因为认识过程被简化，科学只能看到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及其简单明了、确定不移并机械重复的规律。因此，宪法学既要继续弘扬科学精神，又要反对迷信科学方法的科学主义。科学主义对我国宪政发展与法制现代化已经产生以下三个方面的干扰：
第一，科学是通过把整体分解成部分来认识的。法治国家作为一项整体性“工程”，其基本价值取向是，在官与民的关系上更强调掌权者服从法律，在上级与下级关系方面更注重法律对上级权力的约束。其根本立足点则在于最高掌权者须毫无例外地受制于宪法和法律。科学主义的思路已经把依法治国分解成为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乡等等，最终的逻辑结果就是“依法治人”，这就与法治国家的宗旨背道而驰了。第二，科学的任务就是捍卫真理，清除谬误。在社会生活中，科学主义与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的极“左”思潮是息息相通的。但社会问题的逻辑并非简单的两极对峙关系，采用非此即彼、一方消灭另一方的办法通常是有害无益的。市场交易要求通过平等竞争实现交易双方的利益，政治生活秩序的维护需要在各种社会力量之间保持利益均衡，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都离不开某种程度的妥 协。美国宪法就是一个“大妥协”（Great Compromise）的法律结构。第三，科学分析是为了实行技术控制，“这种控制实际上是单方向的，它大大地改善人类的命运。”［2］按照科学主义的逻辑，客观事物是毫无例外地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可以通过技术规则来控制；人也要受社会规律的支配，可以运用法律规则来控制。如果政府运用法律控制个人就像工程师运用技术控制物质世界那样，公民与国家间双向制约的宪法关系就无从建立了。可见，科学分析方法入主宪法学，就意味着把支配个人命运的无限权力交给那些因认识了“客观规律”而拥有“绝对真理”的少数社会精英，从而为专制、极权大开方便之门。
人文主义认定“整体大于组成它的各个部分之和”，人以及人生存在其中的社会和自然界是一个整体。具有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人的有限理性不可能全面认识它。科学只是关于可言喻事物的知识，科学分析所得到的对部分的认识的加总，不可能还原成对整体的系统的知识。在整体面前，人们越是频繁地挥舞科学的解剖刀，世界就越是把它的奥秘深深地埋藏起来。
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一样存在着自发秩序。社会生活的自发秩序虽为人类理性所不及，但并不是什么神秘的异己力量，而是人类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应付环境的社会文化、习俗和制度。应当承认并尊重我们尚未自觉认识甚至永远不能认识的自发秩序，而不能人为地干扰、破坏它们，否则我们将为此付出代价。例如，把自发的市场机制视为盲目的起破坏作用的力量，并试图以人为的计划取代之；把法律作为统治阶级不受约束的自由意志的表现，并试图创造出全新的规则来改造社会、改造人，都曾使我们付出了沉重代价。同时，社会生活与自然过程有一个重大区别，这就是人作为主体自觉而能动的参与，人的自由选择使得即使在相同条件下同样的历史过程也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社会生活中不存在独立于个人选择之外的纯粹的客观规律，无论掌权者、理论家还是普通民众都没有宣告绝对真理或者强制推行客观规律的特权。
人文精神并不排斥科学，但它把科学分析严格限定在实证的范围内，尊重人对事物的价值评判，强调将部分置于整体的环境中、放在与外界相互作用的条件下来考察。因此，规范分析即对社会现象和人类行为进行价值判断，是社会人文学科基本的研究方法。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任何结论都是有条件的，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的终极真理。人文精神主导的宪法学承认人的主体性，注重公民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参与，强调在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建立双向制约的宪法关系。按照这种精神，仅仅要求国家决策科学化是不够的，任何重大政治决策都应当人文化，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价值实现。宪法学应当积极寻求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为民主、法治和人权找到适宜的制度空间，从而把宪政建设引向成熟。
二、 失败与成功：科学与人文的实践绩效
西欧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不是人为的“科学设计”的结果，而是一个内生的自发的社会进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口数量的急剧变化与耕地数量的相对稳定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张力。当人口大大增加、土地资源变得稀缺时，土地价值必然上涨，建立财产权法律保障制度就有了可能和必要；同时，人口的迅速增加导致生活水平持续下降，饥荒、温疫与战乱接踵而来，就会造成人口锐减，劳动力变得稀缺，价格不断上升。在劳动者有了更多讨价还价的余地时，人权与公民权利法律保障制度就逐渐建立起来。［3］科学主义把科技进步视为经济增长的终极原因，但是，如果没有保护发明者权利的专利法律制度，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不可想象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只是现代化过程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动力或原因。以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倡导的人文主义为内在精神，以权利界定和保护为基本内容
的现代法制的确立，才是欧洲现代化的真正持久的推动力。
在近代史上，西方殖民者往往通过殖民战争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扩张其商业影响，许多落后国家首先接触的是西方“船坚炮利”的先进科学技术，作为先进科技副产品的科学主义成为这些国家指导现代进程的方法论基础。科学分析方法不理解西欧现代化的人文渊源，只注重其经济增长的功效，看不到以法制现代化为核心的制度现代化对整个现代化战略的统摄意义，只能提出军事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和工农业现代化等低层次的现代化目标。但即使把所有这些要求叠加起来，也不可能得到一个现代社会。由于现代化问题的整体性、复杂性与科学方法的分割性简约性南辕北辙，现代化战略在这些国家屡遭挫折也就不足为怪了。
中国现代化进程是在西方冲击下出现的诱致性社会变革，而不是一个内生的社会进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借助于人为的设计和政府的推动。在救亡图存的紧迫压力下，人们力求找到某种能够立竿见影、迅速奏效的救国方案，这就使现代化过程具有浓厚的技术功利色彩，科技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等的口号曾一度极为流行。但所有这些片面救国方案与前述片面现代化方案一样，都失败了。中国百年现代化的沧桑历程表明，科学主义不可能成功地把我们引向繁荣昌盛，从科学主义单纯的经济现代化向人文主义整体现代化的战略转变是现代化通向成功之路。整体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包括文化现代化、经济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三个方面的内容。受政企分开和政教分离原则的制约，国家对经济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的推动作用是有限的，而在制度文明特别是法制现代化方面则可以大有作为。通过法制现代化，国家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能够产生间接的然而却是更为深远的影响。因此，从科学分析向人文综合的方法论转变，要求我们抛弃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中的功利主义，把法制现代化作为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关键，把宪政建设作为法制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那种用经济立法冲击民事法律，用经济行政法替代宪法，排斥或者轻视宪法学理论研究的作法，对法制现代化甚至经济现代化都是有害无益的。
三、 从分析到综合：宪法学通往成熟之路
自鸦片战争以来，科学主义随着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逐渐在我国传播开来。在“五四”运动高扬民主与科学两大旗帜向封建传统全面清算的时候，科学主义与激进民主主义就在我国社会人文学科中结成同盟，并主宰了萌芽中的宪法学。90年代初，虽然也有学者对法学是科学的命题提出过疑问，至今仍然没有触动宪法学的科学主义方法论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在宪法学的晚近发展中，有学者以“社会权利分析”打破了沉闷已久的局面，进行了大胆的理论创新。不过，从方法上看，社会权利学说依然以分析、分解、加总和还原为基本的研究方法，显然没有突破科学主义的思路。［4］
当今时代是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变革时代面临着整体性和全局性的问题。我们需要的不是分析法学或者纯粹宪法学，而是综合宪法学。博登海默的综合法学，萨缪尔森对古典经济学派的新综合，已经成为变革时代的先声。他们虽然只是在同一学科内部不同派别的理论间的综合，但对我们仍不无启发。我国17世纪的科学家徐光启说过：“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从长远看，中国宪法学要跻身于世界学术之林，就须贯通古今、中西和文理，进行跨时空、跨文化的综合研究。就近期来说，宪法学要走向初步成熟，至少需要完成以下三个方面的理论综合：
一是宪法学对社会人文学科的大综合。在科学壁垒面前，僵化、贫乏的宪法学正面临着深刻的危机：自80年代末以来，我国共有过三次修宪，宪法学家除在1982年第一次大修宪中发挥过重大作用以外，1988年、1993年和1999年三次修宪都是由经济学家参与设计的。因此，必须破除科学主义在宪法学与其他社会人文科学之间人为设定的疆界，把宪法放在社会的整体环境之中，考察它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伦理、语言等诸多社会现象的相关性，形成由政治宪法学、经济宪法学、宪法社会学、宪法文化学、宪法伦理学、宪法语言学等各个边缘交叉学科组成的综合宪法学科群。
二是宪法学对部门法学的小综合。在一国法律体系中，宪法是法之根本，是法的精神的集中体现。法制统一于宪法，其权威也来自于宪法。阐明宪法所体现的法的精神是什么，其他部门法是否符合宪法，有无违宪现象，是宪法学不可推卸的责任，也只有宪法学才具有理论上的最终发言权。目前我国不同层次、不同部门的法律规范之间相互重叠、彼此冲突，法律权威受到损害，与宪法学理论的封闭性有很大关系。要突破部门法学之间僵化的界限，把宪法纳入国家的整个法律体系中去，从根本法、基本法律、普通法律的效力层次以及根本法、公法、私法的法制结构等方面阐释宪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宪法学的重大课题就是从其他法律部门中探寻和提炼宪法精神，并把宪法的民主、法治、人权和限制政府原则输送到各个法律部门中去。
三是宪法学内部理论与实践的综合。理论的实践效用不应当成为刻意追求的目标，而是理论成熟的自然结果。不应过多地指责理论脱离现实，脱离实践的理论只能是低水平的理论，成熟的宪法学理论自然能够引导、建设和批评宪政实践。因为学者生活在他们所处的时代，正是时代向他们提出了理论问题。宪法法学只要反映出时代的精神，就不会脱离实践。造成宪法学理论与现实相脱离的原因不是宪法学理论水平过高，而是它的理论长期停留在低水平上。宪法学理论工作者必须明确自己与宪政实际工作者之间的分工，自觉摆脱理论与实践低层次的统一，大力开展基础理论研究：首先要研究宪法学本身，把理论的系统化与领域拓展和方法更新结合起来；研究宪法基本理论，实现宪法的多层次属性、多元价值与多种存在形态的综合；研究宪法的基本问题，把公民与国家的关系放在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联互动中考察，把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置于产权、人权与政权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去理解，把法制现代化和宪政发展放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制度文明的相关性中来探讨。
注释：
［1］参见吴国盛：《生命的漂逝》，《读书》1997年第8期。
［2］［美］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8页。
现代科学方法篇9
根据学科分类国家标准,中医学有四个一级学科,分别是中医学、中药学、中西医结合医学和针灸学。这四个一级学科,有共同的思想理论渊源,在科学方法总论研究中,其创新发展的科学思维、方法脉络及复杂关系得到了全面归纳和总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各个学科的各自特征、创新发展思路与方法是深化和完整构建中医学创新方法体系的重要举措。
1.1各学科主要科学问题范畴架构分析
在不同角度和层面,各学科有共同的问题范畴架构特征,例如都面临规范化、标准化问题,如名词术语、诊疗过程、药物生产等规范标准化,这些属于中医学的重大关键科学问题范畴。除了共性的范畴特征之外,各学科也存在明显的个性特征。通过分析、归纳各学科的科学问题范畴,是全面、系统探索各学科创新方法的前提。证候分类、复方应用和疗效评价是中医学学科框架的核心,其间的方证相应、方效相关和证效相应网络关系是中医学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中医学基础与诊断、传统中药学与方剂学、中医临床各科,由基础到临床共同构成中医学学科框架体系。中药学传统中药学是以研究功能主治和毒性为重点,“有故无殒”的毒性评价理念对指导现代药物毒性评价有重要意义,具有深入研究的价值。性味归经和炮制鉴定有助于临床准确用药。安全性和有效性兼备是现代中药的固有属性,从资源学、栽培技术、炮制学、药物化学、药理毒理学角度多方位研究中药,构成了现代中药学的学科框架,近来兴起的网络药理学理论和技术,为现代中药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中药学研究的目的是开发应用,过程中的相关规范标准研究、上市后再评价研究,对促进中药现代化和国际化不可或缺。针灸学的基础理论部分,以腧穴学和经络学为中心,与之相关的腧穴特异性研究、经络实质研究、脏腑相关研究都是学科研究的重点。另外,针灸学独有的经穴诊断、经络辨证和经穴配伍形成了其独立的辨治体系。不同于药物,针灸施治是一门技术,其规范和现代机制研究也是针灸学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针灸学临床研究,以针对优势病种的疗效评价为重点。中西医结合医学是在西学东渐背景下形成的新医学体系。从认识论到疾病的诊治,中西医之间有明显的差别,中西医结合应从认识论角度融合互补,现代基于整体复杂体系的系统生物学兴起,为中西医结合、融合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发展契机。中西医结合诊断具有微观与宏观结合、病与证结合的特点,治疗方面强调中西医疗法的优化互补,疗效评价需要证候信息、客观指标等的综合评价。现代组学、生物信息学和网络生物学技术为兼顾中西医特性的结合医学研究模式提供的技术支撑。
1.2各学科已有科学创新方法的整理挖掘研究
在各学科由萌芽丰富成熟的发展历程中,新思维、新方法和新工具的不断涌现,推动各学科不断进步。在明了各学科主要科学问题范畴架构的基础上,系统整理和挖掘各学科不同时空背景下的创新方法特征,求本溯源,对建立以中医学主体思想为根、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创新发展的现代各学科创新方法体系具有重要意义。(1)采用文本挖掘技术从“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四个阶段多个维度综合评价遴选找到影响学科发展、里程碑式的“重大人物—重大科学问题”,分析重大问题产生的根源和时代特征以及重大人物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并与同时代其他医家比较,立体化呈现当时的学科科学特征。在此基础上参阅当代中外文献,探索科学思维、方法和工具内在联系,评述对现代中医药学研究的借鉴意义。(2)各学科重大研究项目研究剖析和成果分析:建立和持续支持各学科的重大研究项目研究,是在国家战略层面引领学科发展方向、促进学科关键科学问题攻关的重要举措。采用文本挖掘技术,对近10年来,各学科的863、973、科技部支撑项目、国家自然基金重大专项、行业专项等项目进行系统梳理,参阅中外文献,在世界生物医学发展和国内中西医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探索研究切入点、目标内容、技术方法、关键技术、组织实施步骤等方面的共同规律,分析成果及其相互关系,系统评述其对中医药学科发展的意义,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和目标。文本挖掘流程首先是采集各学科发展历程中“重大人物—重大科学问题”文本信息和当代各学科重大研究项目科研信息;在信息电子存储的基础上,通过信息清洗、集成、转换等过程,使文本信息集合构成文本信息库;针对具体研究目标筛选变量,然后根据变量的结构和性质选择相应的挖掘方法,以一法为主,多法联用进行挖掘[3]。
1.3针对当代各学科关键科学问题的前瞻性研究
利用teoriyaResheniyaizobreatatelskikhZadatch(tRiZ)主流技术创新方法分析框架和工具,在各学科主要科学问题范畴架构内,结合文本挖掘技术和专家访谈共识法找到当代各学科不同维度、层次的关键具体科学问题,探索问题产生的根源和解决问题着重考虑的对象、属性、参数等因素,揭示这些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及交互作用,使问题分析过程形式化和结构化。参阅中外文献,结合当代多学科交叉渗透和认识前沿,探索问题的优化解决方案,从科学思维、方法、工具3方面探讨问题解决技术路线和关键环节,探索各个学科发展的动力机制[4-5]。tRiZ的操作流程首先是将各学科中具体科学问题抽象成为tRiZ通用格式问题,然后根据tRiZ问题与方案之间的匹配关系,寻找通用解决方案,最后再将通用方案具体化为具体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现代科学方法篇10
【关键词】后现代科学/现代科学范式/后现代知识
【正文】
近年以来，后现代主义沸沸扬扬，“后现代科学”也成为一个时髦的名词。似有“忽如一夜春风来”，后现代科学也如“梨花”盛开。问题是，后现代科学真能如此“盛开”吗？本文首先考察现代科学具有什么样的范式；其次，考察后现代科学有什么样的特征，它的依据是什么，这些依据是否使现代科学范式渐趋式微？科学还要“返魅”吗？如若不然，后现代科学又是在何种意义上有其价值？
1 现代科学范式
1.1 自近代以来，科学与哲学发生分离，科学与宗教神学发生决裂。经过以伽利略、牛顿为代表的第一次科学革命和以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电磁学理论为标志的第二次科学革命，到19世纪末，确立了近代科学的基本范式。与两次科学革命相对应，发生了两次工业革命，推动了科学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创新，到19世纪末，欧洲、北美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化，它们为世界不发达国家展示出崭新的未来前景。
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值19—20世纪之交的时刻，许多著名科学家认为经典物理学的大厦业已建立，只需对大厦作一些修补工作，晴朗的天空仅有两朵乌云，殊不知，这两朵乌云却引发了20世纪初相对论、量子力学的诞生。在世纪之交早就为科学家彭加勒注意到的初始条件的敏感性，也引发了60—80年代的混沌学的诞生。相对论、量子力学和混沌学是同一水平的革命，同属于第三次科学革命，它们从三个方面给牛顿力学施加了限制。如一位物理学家说：相对论排除了绝对空间和时间的牛顿幻觉；量子论排除了对可控测量过程的牛顿迷梦；混沌则排除了拉普拉斯决定论的可预见性的狂想。〔1〕可见，第三次科学革命否定了机械自然观。但是，第三次科学革命并没有摧毁由第一、二次科学革命确立的科学范式，而且，它们共同构建了现代科学范式。
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一般把20世纪之前的科学称为近代科学，20世纪之后的科学称之为现代科学。但是，在西方，则通称为现代科学。西方没有近、现代之分，只有现代（modern）一词。正如现代化研究专家罗荣渠指出：“在英文里（法文、西班牙文、德文、俄文等也同样），‘现代’一词至少有两层含义：一层是作为时间尺度，它泛指从中世纪结束以来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一个‘长过程’；一层是作为价值尺度，它指区别于中世纪的新时代精神与特征”。〔2〕
1.2 我们首先看一下“范式”这一概念。范式（paradigm）是由科学哲学家库恩（t.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提出来的。库恩没有给范式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解释不一。大体上是指科学共同体成员共有的研究传统、理论框架、理论上和方法上的信念、科学的模型和具体运用的范例等，还包括指导和联系理论体系与心理认识的自然观或世界观，后来他又称之为专业基质（disciplinarymatrix）。在库恩看来：“‘范式’一词，无论实际上还是逻辑上都很接近于科学共同体这个词；反过来说，也正是由于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组成了这个科学共同体”。〔3〕“科学共同体”指的是在科学发展的某一历史时期该学科领域中持有共同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科学家集团。大体讲，库恩所指的“范式”包含两方面的涵义：（1）从心理上讲，它是指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信念；（2）从理论与方法上讲，它是指科学共同体所共同具有的模型或框架。科学共同体还可分为许多级。全体自然科学家成为一个最大的科学共同体。
1.3 我们认为，现代科学范式由以下部分组成：（1）近、现代自然科学家所共同拥有的信念（如科学目标、科学的社会规范、自然观等）；（2）建构科学理论所必须遵从的规范和方法论原则；（3）还包括科学与技术、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神学等的关系规范。大体讲，现代科学范式的具体内容主要有：
1.3.1 关于科学的目标。到18—19世纪，人们普遍形成了无误论的观点，即认为科学是由真命题构成的系统。科学无误论认为科学目标是追求真知识，即绝对确定的可证明的知识。到20世纪，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是具有一定预言值的命题系统，科学的目标旨在追求高概率的理论（命题）。波普尔则认为科学的目标旨在提高理论的逼真度，追求逼真度更大的理论。而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科学目标是与真理问题相联系的。科学是一项理性的事业，其目标是科学真理，而且科学真理是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科学的目标是不断向绝对真理逼近。
1.3.2 关于建构科学理论所必须遵从的规范或原则。这一规范凸显了科学理论与其它理论（或知识）相区别的根本性特征。就科学理论所遵从的规范而言，大致有预设主义和相对主义两类观点。预设主义是合理性的传统模式，它以逻辑推理作为合理性的形式，其次以经验检验作为合理性的最终标准。譬如，逻辑经验主义认为，理论的评价或选择与这个理论的形式结构和它引出的经验证据有关。相对主义认为预设主义观点极为片面。历史主义者库恩就说，逻辑形式与观察实验不能决定相对立的理论或范式，因为范式各方面的支持者都有一套彼此相异的评判标准。
尽管预设主义与相对主义相对立，但是或多或少可以接受的共同评价规范还是有的。至少，狭义地讲，科学是一个陈述系统，该系统满足一些基本规范。这些规范构建了科学不同于其它人类知识的典型特征，可以称之为建构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具体包括：内在一致性（理论的逻辑无矛盾），可检验性（经验实证性），解释性（预见性，特别是能预见新的不同类的科学事实），逻辑简单性等。这些原则实际上反映了科学理性的基本内核。
1.3.3 关于构建科学理论的方法论原则。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种方法或规则，而不选择别的？这关涉到科学方法的根据。预设主义坚持方法论的一元论，认为科学方法论作为科学的逻辑是一套对科学进行逻辑分析的元科学，它给出一切理论都应具有的永恒不变的公理结构，即注重逻辑形式而不关注内容。与此相反，相对主义坚持方法论的多元论。历史主义认为，重要的不是科学形式，而是科学的内容，其原因在于科学的一切随社会文化条件而转移。我们认为，科学方法论应当在一元与多元、变与不变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虽然科学方法随科学的发展而变化，但是一些基本的科学方法却没有多大的变化，只是在科学发展的不同时期凸现了不同的科学方法。科学愈向高级阶段发展，其抽象性愈高，假设一演绎法愈受到重视。
1.3.4 关于科学的社会规范。科学的社会规范支配着所有从事科学活动的人，同时成为科学活动的行为规范。倘若没有这些规范，就无法产生重要的科学问题，无法评价科学活动的成果，奖励卓有成效的科学家。科学的社会规范主要有：普遍性、竞争性、公有性、诚实性和合理的怀疑性。科学的社会规范被默顿（r·merton）称之为科学的精神气质。他指出：“科学的精神气质是有感情情调的一套约束科学家的价值和规范的综合。这些规范用命令、禁止、偏爱、赞同的形式来表示。它们借助于习俗的价值而获得其合法地位。这些通过格言和例证来传达、通过法令而增强的规则在不同程度上被科学家内在化了，于是形成了他的科学良心”。〔4〕科学的社会规范构成了科学区别于人类其它活动的基本特征。
1.3.5 关于科学与宗教神学之间的关系。尽管科学与宗教神学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但是科学体系与上帝、神毫无关系。现代科学是与“自然的祛魅”（disenchantment）相联系的。所谓“自然的祛魅”，按后现代主义者格里芬（d·r·griffin）的说法，“它意味着否认自然具有任何的主体性、经验和感觉”。〔5〕虽然人类文明初期的许多知识被宗教神学家篡改，为其神学目的服务，但是，具体的宗教教义是和相关科学的结论或原理相冲突的。罗素指出：“神学与科学的冲突，也就是权威与观察的冲突”。〔6〕科学与宗教的本质区别在于科学的实证性与宗教的信仰性，二者是难以简单调和的。
1.3.6 关于科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自近代科学以来，科学与政府的关系日趋紧密。特别是20世纪以来，科学已向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全面渗透，知识经济的来临，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科学与政府权力日益整合。科学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是一个政府的问题。没有政府的赞助，科学难以发展。政府的不正当要求也会使科学迷失方向，甚至堕落。因此，科学的合法发展要由合法性的政府来规范。但是，当代合法的政府却存在合法性危机（如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文化危机等等），为此，需要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一道制定合理的规范制约政府的行为，保证科学的合理合法的发展，保证科学指向人类进步的向度。
以上我们仅论及了现代科学规范的几个主要方面，其中1.3.1、1.3.2、1.3.3三节构成了科学的内在规范，1.3.4、1.3.5、1.3.6三节构成了科学的外在规范。内在规范中1.3.2，即“建构科学理论所必须遵从的规范或原则”凸显了科学理论与其它人文知识的本质区别，界定了科学理论的本质规定性，换言之，它是现代科学范式的核心，是硬核，难以改变。科学的内在规范是科学范式的主要方面，对科学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外在规范是次要方面，非本质的。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外在规范也可能对科学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
2 后现代科学可以成立吗？
2.1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50年代向后工业社会过渡，60年代出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90年代在我国，后现代主义也大行其道。当代主要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理论各有特点，虽有冲突，但是，他们主要从哲学层面出发，其共同点体现在：反对（否定、超越）传统形而上学、体系哲学、心物二元论、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理性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一元论和决定论等，可称为否定性或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与此相反，格里芬等人则从人与世界、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从科学的层面出发，探讨更为广泛的问题，倡导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主张人与世界、物质与意识、价值与事实、真与善与美的统一，主张科学应当“返魅”（reenchantment）。这些观点较为集中地反映在由格里芬主编的《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一书中。参加此书撰写的学者既有科学家，也有从事神学、灵学研究的学者。其中包括著名物理学家大卫·玻姆（davidbohm）。凡了解量子力学的读者一定会知道玻姆，他的思想极为深刻。比如，在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与玻尔关于量子力学是否完备的论战中，爱因斯坦等人于1937年提出了一个关于坐标与动量关联的理想的epr实验来反驳玻尔。50年代玻姆则从自旋的三个分量着手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自旋epr实验方案。目前epr的检验仍然是物理学的前沿之一，直接涉及到量子力学是否完备这一重大问题。（参见吴国林《从微观物质开放性角度审视erp佯谬》，《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7年第1期）。
2.2 近年来后现代主义之所以能够迅速传播，就在于人们对现代性愈来愈不满足。譬如，当代有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巨大灾难等等。就中国而言，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经济“软着陆”成功；另一方面，中国的生态环境迅速恶化。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对外开放使外域之风也迅速吹向国内。总之，种种因素使后现代主义在我国迅速传播，这也表明了国人对我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运动的急切关注和深思。
无疑，外域之风并非都是清新馨香的，保持谨慎的批判态度是必要的，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化与信息化。实际上，许多西方学者早就注意到，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领域完全渗透了资本和资本的逻辑，渗透了商品的逻辑，而且，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正向全球蔓延，对于经济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极为不利。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杰姆逊（f·jameson）就指出：“中国读者也应该抵制后现代社会的某些特征，其实也就是晚期（资本主义），但同样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一部分，这些特征从内容到形式完全溶入到商品生产和消费中，尽管具有新的类型”。〔7〕
2.3 在当代，科学或知识或信息的作用日益凸显。80年代经济学家罗默（p·romer）、卢卡斯（r·lucas）等人提出了新经济增长理论，知识成为内生变量，知识内在地推动经济发展。1996年经合组织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人类将步入一个以知识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分配和消费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时代。我国业已制定的《技术创新工程》、《211工程》，《知识创新工程》正处于试点阶段。无疑，推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知识是科学知识，其根源是科学。所谓科学，就是系统化的知识；反过来，知识则不一定是系统化的。知识包括人文知识与科学知识。一般所指的科学，是指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具有实证性。科学与知识的区别在于，科学是系统化的实证性的知识，而且如前所述现代科学已形成了自身的范式，这一范式也没有因为后现代主义思潮发生突变。
2.4 虽然，早在19世纪之前就发生过反现代运动，如始于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者和卢德派的反现代运动。1755年卢梭在其专著《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对科学和艺术，进而对整个人类的文明进步，都持否定态度。本世纪法兰克福学派也对科学技术进行过批判。他们把科学技术看作新的意识形态，认为科学技术具有压抑人、统治人的功能。马尔库塞主张要彻底否定科学技术成果。但是，当前后现代主义的反现代情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普遍和强烈。如果说后现代主义可以概括为格里芬所言：“它指的是一种广泛的情绪而不是任何共同的教条——即一种认为人类可以而且必须超越现代的情绪”。“后现代世界是一种新的科学、一种新的精神和一种新的社会”。〔8〕那么，具有严格规范要求的“科学”如何可能与后现代主义“情绪”相调适呢？
2.4.1 在格里芬等人看来，后现代科学应当有什么特征呢？他们反对科学必然和一种“祛魅”的世界观相联盟，其中没有宗教意义和道德价值，即顽固的自然主义。主张灵活的自然主义，即认为“自由、价值的客观实在性，神在世界中作用（通过它的作用，价值才得以在我们生活中产生影响）、生态伦理以及对泛心理学，如超感观视觉、心灵感应以及中国气功师的外气发放等问题的研究，甚至死后生命问题等等，都占有一席之地”。〔9〕一言以蔽之，后现代科学的特征大致可概括为：整体论和有机论。
2.4.2 在格里芬看来，后现代科学背离了与现代科学密切相关的机械论和还原论的世界观，根源于科学本身实质性的进展。的确，玻姆发展了一种隐变量的量子理论，提出了一个包含环境信息的量子势概念，由此他认为：“世界不能真正分解成彼此分离的部分，而必须把它看成一个不可分的统一体，其分离部分的出现，只是作为一种仅仅在经典极限下才有效的近似”。“从量子尺度看，宇宙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它不能真正看成是由彼此分离的独立部分构成的。”〔10〕从物理上讲，这是正确的。后来，他又提出了显序和隐序概念，他认为，整体包含于每一部分之中，部分被展开成为整体。无疑，这已是物理哲学的概括了。在玻姆看来，“后现代物理学，广而言之，后现代科学”，“不应将物质与意识割裂开来，因而也不应将事实、意义及价值割裂开来”。〔11〕这只能是更有哲学意味了。诚然，近代科学以机械论、还原论为特征，现代科学以整体论为特征。且不说，在西文意义上，近代科学与现代科学是同一概念，仅以科学史来看，是先有科学实验、科学发现、科学理论，后有科学世界观。换言之，还原论、整体论都是从近现代科学中抽象出来的，它只能看作科学理论的次级意义或社会意义。事实上，还原论、整体论也只能算作科学的外在规范，是非本质的，并不能构成对科学内在规范（核心）的重大冲击。而且整体论也不是抛弃还原论的整体论，而是建立在还原论基础上的整体论。当代科学发展的客观事实是，实践中的科学家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还原论者，进行还原尝试的方法仍然极富成果。〔12〕
2.4.3 后现代的有机论认为，所有原初的个体都是有机体，都具有哪怕是些许的目的因。原初的有机体可以被组织成两种形式：（1）一个是复合的个体，它产生于一个无所不包的主体，（2）一个是非个体化的客体，它不存在统一的主体性。动物属第一类。石头属第二类。后现代的有机论认为，不存在什么本体论的二元论，但存在着一种组织的二元论。〔13〕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按后现代的有机论看来，宇宙的原初总应当看作一个有机体吧！总应包含些许的目的因吧！但是，描述宇宙原初的物质状态，是用宇宙波函数表达的。宇宙波函数仅有引力场和物质场。当代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宇宙学家霍金（s·w·hawking）发展的“无边界”量子宇宙学已粗略地给出了宇宙的创生与演化过程。实质上，它否定了任何目的论、否定了上帝或神秘力量的存在。正如卡尔·萨根在为霍金的名著《时间史之谜》一书中所做的“导言”中指出：“这还是一本关于上帝……或许关于上帝不存在的书”。“正如霍金明确指出的，他试图理解上帝的思想。这使他的努力所得的结论越加出人意料之外，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如此：一个没有空间边缘、没有时间起点或终点，以及没有上帝可做事情的宇宙”。〔14〕
2.4.4 克里普纳（s·krippner）在《灵学与后现代科学》一文中说：“不仅量子论指出无法区分一个‘观察者’和一个‘被观察者’，而且它还可以通过将意识完全并入科学研究的主流中来而得到解释”。虽然在量子力学的观察者与被观察者关系上有许多争论，但是，观察者也没有将自己的意识并入量子过程中。事实上，观察者是宏观物体，量子过程是微观过程，两者之间有本质区别。量子现象是微观客体与宏观外界共同作用的结果。物理学家玻姆曾明确指出：“我不认为精神对原子有重要的效应，至少人类精神对原子没有影响”。〔15〕与玻姆长期合作的海利（b·hiley）教授认为：“我不明白为何在现阶段需要把精神引入到物理学中来”。现在用量子势来表达，就不会陷入量子理论的多宇宙解释所造成的精神介入困境。〔16〕
2.4.5 格里芬认为，自然的祛魅的一个深刻而主要的特征是否认“远距离作用”。韦伯在形容祛魅一词时，含有“驱除魅力”的含义。机械论的中心内容就是否定自然事物有任何吸引其它事物的隐匿（神秘）的力量。〔17〕事实上，从已有的关于epr实验的结果来看，绝大多数支持量子力学是完备的，这也意味着量子力学中波函数之间的联系是瞬时的，也即是远距离作用；玻姆倡导的非定域的量子势概念也是远距离作用的。可见，从物理上讲，微观客体可以存在“远距作用”，尽管现代物理学（如粒子物理学）仍然建立在近距作用基础上。科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用自然说明自然，否认任何神秘作用。由epr实验所表征的“远距作用”与灵学中的超心理现象、心灵致动、“中国大气功师”所宣称的“他心通”、“遥视”等“特异功能”的“远距作用”具有本质区别。科学坚持重复检验原则，一个科学事实是可以在相同的实验条件和实验程式下重复出现，至少存在相当高的概率。一个事实不能得到较高概率或重复出现就不能被证认为科学事实。〔18〕灵学中宣称的心灵感应、气功中的“特异功能”几乎没有在科学的严格规范下重复出现，“大师”们也没有显出比常人有更大的本领。然而灵学家、大气功师们却把结果的不可重复归因于：心不诚则不灵，有人干扰气场，没有进入气功状态等，无疑这是遁词。可见，科学不是简单肯定或否定远距作用，科学必须建立在具有可重复性检验的科学事实上。不可重复的事实，其真伪性无法判定，由此彰显了科学与灵学的区别。
2.5 如果说后现代科学是可能的，那么后现代科学的范式是什么呢？格里芬在《论心与分子：心身相关宇宙中的后现代医学》一文中有所表达。在他看来，二元论和唯物论是17世纪以来统治现代社会的两种范式，可具体归纳为：客观论、现象论、移动论、机械决定论、还原论和感觉论，这样一来，世界的基本构成要素是“空洞的实在”，全然不存在内在的实在、感知或经验、主观性、目的以及一切的内在的生成。但是，这种论点是可疑的。由此，格里芬提出了后现代范式的依据——泛经验论，用以表述后现代科学的基本性格和方向。
2.5.1 格里芬的泛经验论建立在怀特海和哈茨霍恩哲学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后现代的有机选择论。泛经验论的具体要点可概括为：（1）每一实际存在都是一个实际活动，亦被称为一个经验活动。（2）自为的经验是一个作为主体的事件。事件作为主体，它被涉入一个简短的生成过程中。作为主体的经验活动将感受（肉体性）与自决（精神性）结合在一起。（3）一个客体就是一个原本实质上的主体事件，主体与客体的不同仅表现在时间上。（4）“心”与“分子”是一系列先主体后客体的事件。它们之间的差异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不是是否具有经验这种绝对的差异。（5）每一种永恒的事物都是一个由一系列迅速发生的事件所组成的时间上的“群集”。事件是最基本的个体。一个事件的“运动”不是移动，而是内部生成。（6）内部生成是第一性的，移动是派生的。（7）每一新的经验都是产生于许多经验之上的集合体。合众为一是经验的终极实质。实际上，它就是宇宙的终极原因。（8）实在是完完全全群集的，不存在只保持其本来面目的永恒的实在，存在的仅是事件和事件的群集。（9）每一层次的个体都是有机体的一个层次。心理学和生物学研究较高层次的有机体。人类是具有等级结构的有机体：是有机体的有机体的有机体。〔19〕据此，格里芬断言，心会受到身体内一切活动的影响，同时，身体内的一切活动也会受到心的影响——这是与现代范式截然不同的看法。
2.5.2 不难看出，泛经验论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是一种后现代性质的本体论。正如格里芬自己承认：“当然，泛经验论是有一种未被证实的假设”。但是他又认为：“低级存在不具有任何形式的经验的观点亦未被证实。验证每一假设的途径只能是考察这一假设所导致的结论”。〔20〕中国几千年的气功实践，无疑证明了心和身是相关的，但是，要把人类具有的经验内涵泛化到分子也具有经验，显然是外延太大了。不仅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而且在科学实践中也没有被证实。我们知道，一个科学理论除了满足逻辑一致、经验实证性和解释性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志：科学理论必须能够预见新的不同类的科学事实，而且愈多愈好。比如，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首先预言了光线弯曲，这与“光线为直线”的日常经验不一致，是一类新的经验。后来，广义相对论还预见了雷达回波延迟、黑洞等新的物理现象。那么，泛经验论的推论又预见了什么新的事实呢？用泛经验论可以解释医学中业已存在的心身相关问题，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它能否在物理、化学等无生命物质世界逻辑地预见一个新的事实呢？显然，目前没有这样的事例。我相信，今后也不会出现。因此，泛经验论也只能是一种哲学思辨式的无根的假设，而不是一个具有可检验性的科学假设。可见，企图建立于泛经验论这一基础之上的后现代科学，无异于空中楼阁。不仅结不了果，甚至连花也开放不了。
2.6 后现代科学空疏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科学范式没有突变，现代科学没有发生危机。
2.6.1 牛顿的第一次科学革命确立了机械论自然观思想，第二次科学革命确立了世界是联系的发展的辩证的自然观，第三次科学革命否定了机械论自然观、否定了自然的不变性和预成性，否定了决定论和确定性，代之以世界的生成性和不确定性，凸显了不确定性的重要地位。虽然从第一次、第二次到第三次科学革命，自然观上有较大的变化，也就是说，现代科学的某些外在规范发生了变化，但是，科学的内在规范——现代科学范式的核心部分（如建构科学理论的规范或原则等）——却没有受到冲击，经受住了科学发展的检验。
2.6.2 就现代科学自身而言，特别是带头科学——物理学与生物学，它们不仅没有危机发生，反而生机一片，有力地促进了信息社会、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按照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常规科学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只有现代科学发生危机，科学革命才能发生。如果说现代科学有危机发生，至多只能说有危机的征兆（主要是指外在规范问题），而没有冲击现代科学范式的内在规范。既然现代科学范式没有本质的危机，那么科学革命就不可能发生，亦即不可能发生从旧范式向新范式的过渡。
2.6.3 仅仅依持科学规范发生的某些变化，仅仅停留在“祛魅”、“返魅”、“物质有痛苦”、“磁石有灵魂”等词语的编排上，显然是不可能符咒般地呼唤出后现代科学。既然如此，又为何极力呼喊后现代科学呢？难道我们还不能洞见到文化中渗透了商品的逻辑吗？
2.7 我们认为，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后现代科学更多的是一种哲学观念。例如，玻姆在《后现代科学和后现代世界》一文中，提出了后现代物理学。他说，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共同点是同意宇宙是一个完整的整体，量子论的数学定律可以被理解为对整体运动的描述，在这一整体运动中，部分被展开为整体。后现代物理学应从整体出发。〔21〕可见，玻姆的后现代物理学也只是一个思路，没有具体的操作意义，对量子力学的重新理解也不过是变换了一个视角。法国哲学家利奥塔（j·f·lyotard）在《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中也谈到后现代科学，他说：“后现代科学本身发展为如下的理论化表述：不连续性、突变性、非矫正性以及佯谬。后现代科学对以下事物关切备至：不可决定的、精确控制的极限、以不完全信息表征的冲突、破碎的、突变和语用学悖论等”。〔22〕这些特征是与量子力学、突变论、混沌学、耗散结构论等有明显的联系，但是，这些学科却都是属于现代科学，而不是后现代科学。因此，我宁愿把现在所谓的“后现代科学”称之为“后现代知识”，即在现代科学范式下可以合理存在着后现代知识，后现代知识以不确定性为标志。其原因在于：科学是一种严格的体系，有一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而知识则不一定，可以没有体系要求。目前所称的“后现代科学”更没有什么体系可言，只是一种哲学式的假设罢了。从科学的角度看，后现代知识可以从1927年量子力学不确定性原理的提出作为肇始的标志。到50年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后工业社会过渡之时，后现代知识才成为浩浩江河，特别是90年代知识经济的出现，后现代知识已势不可挡。〔23〕
3 结语
尽管后现代科学难以成立，但是，后现代科学力图克服现代科学种种弊端，以达澄明之境；后现代科学对人类发展所表现出的深切关怀和焦虑，因此，它是有意义的。然而，有意义的东西不一定要冠之以“科学”称谓，不如称之为“后现代知识”。要使后现代科学真正成为可能，不仅需要哲学家、宗教学家等人文学者的努力，而且更重要的是，现代科学自身已发生了危机、发生了范式嬗变；不仅要有概念变革的先行，而且要有实践运作的科学具体操作层面的突变，要有科学方法的变革。目前看来，后现代科学所具有的意义，或许从观念逐渐浸润的视角加以评价更为恰当些，而操作意义上的工作还远没有展开。而这种展开目前看不见明显的征兆。
在我看来，在现代科学范式下，人类仍有现实的可行策略，即通过“立法”——制度创新——来化解现代科学带来的弊端，减少现代科学带来的不确定性。在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人类可以通过各国政府及政府间的合作达成某些共识，利用人类文化（包括宗教、伦理等）的精粹，构建若干科学规范——“科学法”——规导现代科学，使科学更好地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24〕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或许是一种现代科学范式下的“后现代知识”状态。也正是中国当前所需要的有益的“后现代”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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