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性质篇1
关键词：“人本”观，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教师素质，“三讲”要求
“西方主流经济学最大的缺陷就是追求经济学非人本的‘纯科学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命力与真理性就在于其人本性”[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本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的实践都要求建立人本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观念，并在具体的课堂教学中加以实施。
一、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实践“人本”观的基本要求
“人本观”的基本内涵是以人为发展的根本目的。按照这一要求必须在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中实践以大学生为根本目的的人本观。其基本要求如下：
其一、以培养大学生素质为根本目的。以人为目的，实质就是以人的素质发展为目的。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必须以大学生的素质培养为根本目的。为此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的目标不应仅限于政治经济学知识的传授,而应既传授系统的经济学科学知识,更着力培养学生分析、解决经济问题的技能和技巧，培养学生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信念，塑造其完整健全的人格，发展和培养其劳动素质。免费论文参考网。
其二，以充分发挥大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为基本任务。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把学生看作是接受知识的容器,却忽略了学生学习主动性的发挥。其结果是教师教得艰难，学生学得乏味。实际上，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的真实进程是由师生共同完成的,教师应积极地引导学生成为知识的“参与者”和“发现者”。
其三，以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为基本标志。课堂教学可以说是一种高强度的脑力劳动,而所有的劳动归根到底都是生命成本，即劳动力的付出，“如果将生产活动的特定性质撇开，从而将劳动的有用性质撇开，
生产活动就只剩下一点：它就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2］。因此提高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的效率实际上就是节约政治经济学专业教师与大学生的生命成本，提高其生命活动的质量。
其三、以融洽师生情感为基本要求。在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中师生的交往,不只是经济学知识等信息的传授交往,更重要的是心理的交流,情感的交流。因此在课堂教学中,应坚持“人本”观，将师生关系视为一种互相教育、互相感染、教学相长的关系，应尊重学生的意见和价值观,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而不搞“一言堂”和“唯我独尊”。
二、提升教师教学素质是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实践“人本”观的基本前提
在大学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中，教师是教的主体，其素质自然是“人本”观实践于课堂教学的基本前提。那么教师应具备哪些素质呢？
其一、教师应具备高尚的思想道德素质。政治经济学是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价值性）的统一。意识形态性（价值性）使政治经济学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诸如收人分配等利益关切问题，“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3]。这就要求政治经济学专业的教师不仅要具备良好的业务索质，而且必须同时具备高尚的思想品质。另外政治经济学教师还必须具备高尚的师德。师德不仅仅是职业道德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它是大学校园文化和大学精神的灵魂。政治经济学专业教师要依法从教，更要以德从教。
其二、教师应具备合理的知识结构。政治经济学专业教师必须具备普通文化知识，学科专业知识，教育专业知和教育实践知识，尤其是必须具备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功底。这就需要教师力戒浮躁情绪，认真系统地深人研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著，通晓和掌握其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同时还要具备系统的西方经济学和经济学说史的知识。事实证明如果不了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就无法真正讲好政治经济学，使学生深刻地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伟大历史地位。免费论文参考网。
其三、教师必须具备教学创新能力。政治经济学是直接为现实的经济建设服务的，因而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的内容更新速度很快。免费论文参考网。政治经济学专业教师必须具备相应的教学创新能力。为此，教师必须不断扩充自己的知识面，淘汰陈旧的理论观点、思维习惯和研究范式，紧跟学科前沿的最新动态，把学科发展的新思想、新方法和新技术及时吸引并有效地应用到课堂教学中。
其四、教师必须掌握现代教育技术，结合现代教学设计理论，更新教学技巧，优化课堂学习环境和教学过程，提高学生课堂学习质量与效果。
三、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实践“人本”观的基本要求
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实践“人本观”的要求是多方面的，笔者将其作如下概括：
其一、认真备课。一要灵活、适时调整教案。在课堂教学中往往会出现与原来备课时的设想及实际不相符合的情况。遇到这些情况,教师就应灵活处理,随时调整教案,而不能“以不变应万变”。二要根据经济实践适时变更教学内容。应根据实践的发展删除重叠和过时的内容，增加最新科研成果和前沿知识。三要全面规划、重点突出，精心设计教案。完整的精心设计的教案对每一章节都要形成系统的授课思路，要抓住每一章节的重点和难点，指出学生可选用的参考资料，课后需要重点学习和研究的有关问题。还要认真搜集相关案例素材。
其三、精心授课，努力增进课堂教学氛围。精心授课，努力增进课堂教学氛围的基本要求是做到课堂教学的“三讲”：讲清楚，即向学生准确、清楚地传授政治经济学知识；讲生动，即将思想性和趣味性相结合，尽量使学生轻松愉快地获得更多的经济学知识；讲深刻，即适当介绍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与实践动态，尤其要通过介绍教师本人在教学、科研中的一些思想，以开拓学生的思维，启发学生的思考。为此在课堂教学中应注意将理论具体化，实践化，中国化，尤其要以现实生活中的事例去解释理论。这就要求：教师必须通晓我国现行的方针路线和经济政策；深人实际，调查研究，丰富自己的阅历，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在课堂教学中精神饱满，谈吐优雅，进述生动的，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板书的字迹优美、工整洁净、布局合理，充分发挥板书和徒手画的作用。
其三，积极探索、改革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寻求有效、新颖适用的教学方法，如采用“启发式”教学法来揭示教学目标，可使使学生积极主动地接受和储存教师输出的教学信息。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选择适当的教学手段。如在课堂上恰当地使用多媒体课件,通过可视、可听的教学材料可较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从而改进教学效果。而适当组织讨论课则可使学生在热烈的课堂氛围中加深对一些基本原理的掌握。
参考文献：
[1]贺汉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本性分析［］．太原：生产力研究，2007．6
[2]马克思．资本论（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7
[3]马克思．资本论（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2
政治经济学的性质篇2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性质特点表现形态
一、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基本特点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基本特点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在对劳动生产、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并发挥作用过程中表现出的稳定的、独特的属性。它既蕴涵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社会价值共性，又凸显了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的特殊价值个性。
1.依存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依存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能否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及其程度，它随着人类社会主导类型经济形态的更替和特定国家中心任务的变迁而改变其自身作用的质与量。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呈逐渐上升的发展轨迹。循用潘懋元教授的观点①表述为:“农业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游离于经济活动之外；工业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处于经济活动边缘；知识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被提高到经济活动的中心”。造成上述景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这三种经济形态的更替。它们的生产要素分别为：土地和劳动力（以数量为主）；资本、劳动力（数量和素质并重，以数量为主）和原材料；知识、科技和劳动力（以素质为主，包括思想政治等非技能性素质）。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大小取决于社会占主导类型的经济形态，取决于这种经济形态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①潘懋元教授原观点为：农业经济时代，大学游离于经济社会之外；工业经济时代，大学处于经济社会边缘；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大学被推向到经济社会的中心。参见潘懋元、刘振天：《发挥大学中心作用促进知识经济发展》,载《教育发展研究》1999年第6期。）资源与生产要素，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特别是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心理素质等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限度。由此不难瞥见，伴随着三种经济形态的更替，劳动者的素质、精神性因素在劳动生产和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呈线性攀升。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也逐渐彰显。
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之所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与我国正步入工业经济社会进程，少数行业进入了知识经济行列，而且知识经济还必将成为我国主导经济形态是紧密相连的。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可以预见，在一个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社会里，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将会得到更加广泛的体现，也会被更多的人所认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在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科技的知识经济时代，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对经济、科技的发展更为突出和重要。”①而提高人的素质（主要是非技能性素质），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精神转化为物质等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功能和核心使命。这从一个视角说明了其经济价值的发挥程度与经济形态的更替是紧密相连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国家中心任务由政治性任务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特别是从1992年（此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人们开始重视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此后，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功能日益凸显，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研究也日趋深入。江泽民同志指出：“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各项工作都服从、服务和保证这个中心任务的完成。经济建设要搞上去，必须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没有政治条件和政治保证，社会不稳定，经济就搞不上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发挥我们党的政治优势，保证经济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②
2.间接性
在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形态结构中，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归属于间接性价值之列，即与智能教育、科技教育等直接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相比，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往往是通过改变构成经济活动的中介环节或相关因素来实现的。“教育和经济效益并非是一种直接的线性关系，也就是说，教育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和产生经济效益，它往往需要经过一个中间环节作用于经济活动之后，才能产生经济效益。”③这种间接性具体表现在要素、环节和过程、机制等层面。
（1）要素、环节层面。思想政治教育一般是通过影响经济活动中的以下有关环节、因素为中介来发挥其经济价值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能够形成、培育的一定的经济文化、经济思想（思潮）、经济制度、经济道德、科技精神等，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于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来影响整个社会经济行为的价值取向。劳动者与经济组织、劳动者和劳动者以及经济组织和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劳动者除了智能技术以外的素质，特别是政治、思想、道德素质等和潜能发挥程度、劳动态度（含积极性与创造性）、动机水平以及主体意识、竞争意识和科技意识，效益观念与时间观念等等。
（2）过程、机制层面。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实现中的过程、机制的间接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潜能的发挥等，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这个过程包括两个阶段：第一，内化阶段。教育者将社会要求的政治思想、道德规范等传递给受教育者（劳动者），影响受教育者（劳动者）的情感、意志和动机，激发其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二，外化阶段。受教育者（劳动者）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激发下，把与劳动、生产有关的精神性因素变为实际劳动行为，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提高劳动生产率，产生了物质价值（经济价值）。这个“价值”是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活动的“物化”④。在这个阶段，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劳动者这个中间环节作用于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也就是以间接的途径参与了创造物质价值（经济价值）。马克思指出：“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⑤这个过程、机制示意图如下：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对象（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物质价值（①张耀灿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6页。②《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论思想政治工作》，学习出版社，2000年，第8-9页。③范先左：《教育经济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8页。④项久雨：《论思想道德教育价值的表现形态》，载《江汉论坛》2003年第2期。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10页。）
3.多端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多端性，即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既可以表现为宏观层次对整个国家经济活动产生影响，也可以表现为中观层次对某个经济组织、团体的经济活动产生影响，还可以在微观层次对个体劳动者的劳动施加影响。
（1）宏观层次。江泽民同志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只有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政治优势，才能保证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的正确发展方向……从而为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提供强大动力与保证。”①
（2）中观层次。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中观层次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对一个经济单位、组织和团体等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影响。这个层次价值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群体价值在经济领域的具体表现。而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管理理论”，则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中观层次的经济价值提供了学理支撑。“文化管理强调企业与员工、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信念、利益、目标远景等的协调一致性，通过共同的价值观、信仰、道德、习俗和礼仪等文化要素的作用，实现对人的规范作用……从而显示出较强的协调力和控制力。”②
（3）微观层次。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依赖于包含思想政治教育在内的全面教育。“只有全面教育，才会有劳动者全面素质的提高，否则，仅仅重视劳动者智能的培养，忽视对其思想素质、道德品质和劳动态度等方面的引导、培养。教育的经济价值就会降低，甚至是负数。”③就劳动者的主观世界而言，受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特别是劳动价值观）、道德观、心理素质以及主体意识、竞争意识、效益观念和时间观念等制约。而培育、提高劳动者的上述观念、素质和品质等正是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功能。
4.两面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两面性具体表述是，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形成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对经济发挥影响既可以是维护性的，即维持和保存社会既定的经济态势；也可以是变革性的，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树立、孕育和发展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充当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思想先导。这种变革既可以发挥正面的积极功能，就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也可能是负面的消极功能：阻碍、束缚、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当前，使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发挥其正面的积极功能，一方面要重视优秀民族文化的承扬，使那些对历史发展具有必然性的文化得以继承和发展。在这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变革功能，主动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向度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向度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活动的开展提供方向保证、营造环境、参与管理、精神动力激发等四个方面内容。
1.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方向保证价值思想理论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前提，对经济发展起（①载《人民日报》2000年6月29日。②吴松强：《“知识经济”视角下文化管理实施对策探讨》，载《江苏商论》2007年第11期。③王殿卿、李春玲：《新编大学德育学》，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63页。）着导向和调节作用。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任何一种社会，在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要以自己的思想体系影响社会生产、制约经济发展方向。我国以“三个有利于”标准作为判断和衡量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价值标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把先进的思想和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灌输于人，成为经济建设的有力保证。
2.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进步的环境营造价值市场经济具有经济和道德的“两面性”，即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虽然具有其经济合理性，但同时也内含着一定的社会风险和道德风险，如果缺乏必要的社会规范和道德约束。单纯的经济利益驱动和效益最大化追求，不仅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实利主义风气和个人利己主义的冲动，而且难以保证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更难以确保人类和自然资源以及生态环境的合理利用和保护。因此，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必要的社会规导和限制，它要求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不仅要有清晰的法律规范界定，而且要有明确的伦理道德约束。①
事实证明，市场经济一旦缺乏良好的道德环境、法制环境和文化环境，往往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并阻碍经济的发展。因而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价值之一就是为其发展扫除精神障碍，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精神环境和社会风气。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认识、道德、社会心理环境。
3.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参与管理的价值社会物质利益的激励、法律与规章制度的约束和思想政治教育是经济管理的三块宝石。当代经营管理是建立在社会人、文化人的基础之上的，尊重人、关心人、激励人和开发人将是一切组织的根本所在。②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的作用显得日益突出，企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员工的科学文化技能、敬业精神和劳动积极性等的充分发挥。传统的“见物不见人”的管理方式逐渐被冷落，思想政治教育得到普遍重视。对于管理者来说，只有和员工形成精神的真正沟通，才能把管理者的思想、企业的目标变成员工的自觉行为。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劳动的主要形式成为脑力劳动，其劳动强度和质量均取决于人的自觉性、责任感和角色意识的强弱。创造性脑力劳动必须依靠劳动者自我控制和自主行为。因此，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就更加需要借助思想政治教育来提升员工的敬业精神，培养其对企业的忠诚意识，那种认为只有严格管理的规章制度才是有效的组织原则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在现代经济活动中，思想政治教育参与管理，承担了管理职能，而且是管理职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日益丰富了其经济价值。
4.思想政治教育对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精神动力价值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人的思想政治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因素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潜力的主导性因素，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对推动经济活动开展的精神动力价值在于：首先，激发人的活力。即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作用在于使人们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品质和行为，联系生产力的内涵来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这一作用，可以具体理解为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激发和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加速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其次，变革生产关系。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人们认识到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建立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才能使人们投入到这一实践中去，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最后，思想政治教育还可以提供正确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等诸多的方法论。在这个意义上，思想政治教育对生产力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精神动力激发价值。
政治经济学的性质篇3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借鉴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个性差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都是理论经济学，但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经济学，是两种基本立场对立的基础经济思想体系，有着本质上的巨大区别。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的19世纪40年代，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暴露，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成为当时社会的最主要最激烈矛盾。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庸俗经济理论以及吸收古典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创立了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它是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和人类解放事业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历史任务，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揭露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和阶段矛盾，阐明它的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而大多数西方经济学派以市场经济的运行为对象，通过对各种经济现象的分析，目的在于论证资本主义市场制度是能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制度，是完美的永恒的制度，是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从这点上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水火不容的。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具有对立的阶级性。
研究的对象决定了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本质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无数的事实说明，经济学家在研究、解释和试图解决经济问题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特定的阶级立场，代表和维护特定的阶级利益，接受反映特定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采取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因而不存在超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不同的经济学家对于同一经济问题往往做出不相同的解释，提出不相同的政策主张，得出不相同的结论。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具有特殊性，它直接涉及不同社会群体、层次、国家和阶级的利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公开承认经济学的阶级性，并且自觉地站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研究经济理论。与此相反，大多西方学者不太愿意公开承认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其实，有些西方经济学家不讳言自己的阶级立场。最有影响的西方经济学家凯恩斯就曾公开地说：“如果当真要追求阶级利益，那我就得追求属于我自己那个阶级的利益。……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应当看到，西方经济学的阶级局限性造成了历史观的局限性。这种历史观的局限性使西方经济学家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自然的、永恒的生产方式，是惟一可能的生产方式。
（3）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研究对象及其看法相异。
西方经济学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关系，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所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序言中明确地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众所周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涉及到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同属于经济关系，也就是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哲学教科书所认为的生产关系。因此，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由此可见，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其中的一个部分。
（4）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研究内容的看法相异。
从研究内容上看，西方经济学偏重于对经济现象的表层描述和分析，计量和实证分析，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偏重于对经济关系本质的把握，定性，规范分析。如有关工资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工资仅仅是劳动力的价格。资本家购买到工人劳动力后，就取得劳动力使用权，而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工人的劳动能创造出新价值，新价值包括相当于劳动力价值部份和剩余价值，工人只得到相当于劳动力价值部份，资本家则得到剩余价值。这就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本质。西方经济学认为劳动的价格是工人劳动创造的全部价值，即是工资。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提出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工资，这就是说，资本家雇用的最后一个工人所增加的收益等于应付给所有工人的工资水平。这实际上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剥削这一本质。
（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唯物辩证法上的，更具有科学性。而西方经济学从大体上来说，是以科学哲学中的证伪主义和形而上学为哲学基础。迄今为止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数学分析，一种是哲学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采用的基本分析方法是哲学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则多采用数学分析方法。西方经济学偏重分析经济运行，就像萨缪尔森的规定，其首要任务是对生产、失业、价格和类似的现象加以描述、分析、解释，并把这些现象联系起来进行系统的分析。从总体上说它着重研究的是微观和宏观经济运行中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而要分析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就得用数学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制度的本质规定，特别是注重经济关系运动的规律性分析，它建立的各种经济范畴都反映一定的社会关系。2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共性
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是在研究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这是它们具有共性的客观前提。只要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弄清了经济学的实质，就可以更全面地更明显地看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差异。正如我们所了解的，西方经济学的实质是一套研究规范。这些经济理论由于在研究规范上的基础相同，使得他们同列入西方经济学的门下。马克思提出的很多理论思路对现代西方经济学都是存在一些交集的。比如说，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核心的部分———劳动价值论为例，西方经济学的市场均衡价格理论并非与此完全矛盾。而西方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特别是有关福利经济学，都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中得到了很大的启示。
（1）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来看它们的共性。
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商品经济具体机制、分配制度、资源配置与市场的运行等，其真正的目的是如何使微观经济主体实现利润最大化。之前西方经济学提出有关“经济人”的假说，通过数据的计量检验，运用严格的逻辑推理，以达到特殊个体的利润最大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是揭示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从而建立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以及如何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作为重点，并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来推理、预测未来社会的生产状态及其发展趋势，对社会主义社会则是一种理论上的“设想”。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都有反映各自特性的特殊规律，也有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运行共性的一般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样，西方经济学也是处在不断演进和不断发展中，经济学体系的演进其实质上也是一个综合复杂，不断发展的过程。不同经济学家的各种理论被兼收并蓄地容纳进西方经济学框架里，这其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浅显的说，政治经济学就如同一个大厦，各个经济学家的不同时期，各种各样的理论如同具体意义上的建筑材料，其中合用的材料常常被用于其中。有的经济学家的经济学理论也许本来就是大夏具体的建筑材料。也可能这些经济学家建立了的庞大的理论体系同时又被分解成各种素材后又重新建构成新的大厦，从而形成了更加庞大的理论体系。对其他经济学家经济学理论的重新组合构建最著名的就有约翰•穆勒的第一次综合，马歇尔的第二次综合，萨缪尔森的第三次综合。所以说从研究目的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有一定的共性。
3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相互关系
我们应该理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用科学的，辩证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只有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个性和共性，我们才能真正科学，可行的吸收其中的有用范畴和相关的政策措施，运用一些共性的范畴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及其运行规律，从而创立具有社会主义特点的新范畴。比如我们可以从私有剩余价值和私有资本中抽象出剩余价值一般和资本一般，把它们运用到社会主义经济中，去创造共有剩余价值和公有资本的新范畴。我们可以将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置于一个统一的一般经济学分析框架下对待，利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规范研究方法，建立起具有科学，有效的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个对立的经济理论体系，两个异质的机体。只有通过认真的艰苦的研究，同时根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实际和需要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有用的理论体系，将那些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理论和方法介绍进来，而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仔细地把西方经济学中可资借鉴的东西与错误的东西严格区分开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并经过改造，才能为我所用。
参考文献
［1］凯恩斯.劝说集［J］.商务印书馆，1962：244-245.
政治经济学的性质篇4
知识经济的正式提出还只是近几年的事，但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最早是1962年美国学者马克鲁普出版的《美国的知识生产和分配》一书，提出了“知识产业”概念，后来在美国一学者的研究和发展下，提出了“后工业经济”的说法和“信息经济”的概念，到了1985年一位日本学者提出了“知识价值社会”的说法，1986年英国的福莱斯特在《高技术社会》一书中提出了“高技术经济”的概念，直到1990年联合国的研究机构初步提出了“知识经济”的说法，明确了这种新型经济的性质。1996年世界经济合作组织出版局出版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一书，第一次提出了划分信息与知识的标准，提出了这种新型经济的观念、范围和指标体系，从而标志着知识经济概念的正式形成。
知识经济已作为一种事实出现，同时又处于起步或量变阶段，这是许多政治家、科学家、企业家的共识。尽管我国目前正处在知识经济的萌芽阶段，但必须从现在起实施面向知识经济的发展战略。我国只要制定正确的知识经济战略，就可以迎头赶上发达国家，在国际竞争中争取主动。
知识经济影响全社会的各行各业，必然也影响思想政治工作。面对知识经济，思想政治工作要从两方面来开展：一方面从思想政治工作的社会职能来看，要为发展知识经济服务；另一方面从思想政治工作的自身发展来看，要主动接受知识经济的，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特点、新规律和新方法，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环境。
思想政治工作如何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本人认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知识化，也就是说，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应具备现代科学知识，要有为政治经济服务的本领，本文就如何在知识经济新形势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知识化，谈几点肤浅的看法。
一、思想政治工作队伍面临知识经济的挑战。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关键在人。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关键也在人。面对知识经济的冲击，思想政治工作将承受巨大的挑战。
第一，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稳定性的挑战。思想政治工作对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员有着特殊的要求，不仅要求工作能力强，而且要求有坚定的信念，有丰富的经验。从人才成长规律来说，培养一个成熟的优秀思想政治工作人员，至少要在思想政治工作岗位工作10~15年。这样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必须长期从事这一工作，积累经验，经受磨炼，培养职业观念，要求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总体上要保持稳定。
从实际情况来看，保持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稳定是非常困难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组织上的原因，对政工队伍建设不重视，认为政工干部是万京油式的干耍嘴皮的，因此，前段时间，社会上流传着“10年经营成富翁，10年业务路路通，10年政工一场空”的说法，影响了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稳定。那么，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则要受到社会流动、市场机制、自选职业等社会与体制因素的影响，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就更难以稳定了。
第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受到学历结构和知识结构的挑战。截止目前，全处在思想政治工作岗位上共有59人（包括工会人员），具备政工职称仅有25人，其中高级政工师1人，政工师8人，助理政工师及政工员16人。现有学历情况（包括后取得的学历）本科学历2人，大专学历24人，中专高中及其以下学历33人。从59人的职称及学历情况来看，这种现状不能适应适应知识经济的需要。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工作，要求运用多种科知识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这就对思想政治工作人员知识结构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求思想政治工作人员，一方面有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训练，另一方面应有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素养和较宽的其他知识面。从我处的实际情况看，有学历的专职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大多数毕业于理工科专业，知识结构不够合理，需要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学习，不断更新知识，使其尽快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
第三，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受到先进技术的挑战。知识经济的重要特征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先进技术群及其网络化发挥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以不可阻挡的成功进入社会各个领域，发挥技术的作用。与某些领域相比，思想政治工作领域不仅装备落后，而且应用先进技术的意识淡，应用能力很弱。
思想政治工作队伍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是多方面的，除上述以外，还有思想观念、心理状态、适应新环境能力、建设方略、管理体制等。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同当前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突出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思想理论水平不适应；二是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不适应；三是科学文化沃吵适应；四是年龄结构不适应。这些说明，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二、知识经济时代思想政治工作者应有的素质
知识经济时代呼唤高素质的人才。对此，许多学者从各方面作了阐述。澳大利亚未来委员会主席埃利雅德博士指出，一个人要想在未来取得成功，必须掌握三张“通行证”：
一是学术性通行证。它体现教育的传统作用，强调谈写和运算能力，强调要获得能使自己在社会上起有意义的、满足自我作用的知识。
二是职业性能通行证。它指的是集中进行的在一个技术快速变化的世界进行劳动所需要的教育。
三是事业心和开拓技能的通行证。它指的是一个人对于变化持积极的、灵活的和适应的态度，视变化为正常机会，而不视为问题。这三张通行证，对于思想政治工作者也有重要意义。从知识经济背景来说，就是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知识化。
思想政治工作者所应有的素质有两类：一类是以原有素质要素为基础，要求达到更高的水平，人们称这一类为“高素质”；另一类是知识经济时代特需的新的素质，要求学习和掌握，人们称这一类为“新素质”。
“高素质”要求，简单的说就是要求提高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素质水准”。就拿学历来讲，在知识经济时代要求在所有的学历基础上提高一个档次。比如，目前国家制定的对中小学教师学历达标计划，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我国政府已制定规划，小学由中师提高到大专，初中由大专提高到本科，高中由本科提高到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应当有较高的学历和学位，具有深厚扎实的科学文化素养，有很高的政治理论与政策水平，系统专业技能训练，很强的社会交往与组织管理能力，善于学习，并适应知识经济社会的变化。
“新素质”要求是指知识经济时代对思想作者提出的新素质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应当具有关于知识经济的知识、观念和价值观，应当具有技能，如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研究方法，应当具有思想政治工作所需要的新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知识等，这就要在社会日新月异、知识爆炸的今天，善于学习，不断做到知识更新。
不管是“高素质”或是“新素质”，就是要求全面提高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综合素质，增加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知识含量”，增强思想政治工作者的战斗力。
三、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知识化的措施
第一、要明确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的基本任务和素质。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来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这是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的基本任务，也是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迫切需要。在建设过程中，还要根据知识经济社会的变化，进一步具体化，并作必要的修正，使之满足时代的需要。
第二、要建立正常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流动制度。思想政治工作人员的流动要形成制度，把一学历高，专业相对对口，有志于思想政治工作的优秀人才引进到思想政治工作队伍中来，同时允许一些学历低、年龄偏大的人员流向其他行业或岗位，使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既保持相对稳定又能进行流动。
第三、要抓好思想政治工队伍的培养工作。提高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素质，必须加强培养。在知识经济条件下，要从制度上体现终身教育的思想，对思想政治工作人员的教育与培训制度化。
通过多种途径培养思想政治工作人员，采取脱产进修，在职培训，组织研究班等方式，使思想政治工作人员提高学历，更新知识，提高科研能力。
政治经济学的性质篇5
[关键词]政治合法性，经济增长，合法性基础
政治合法性指的是政治统治依据传统或公认的准则而得到人民的同意和支持。当人民对终极权威愿尽政治义务时，这一权威就具有合法性。合法性被看做是有效统治和政治稳定的基础。合法性是一个政治体制存在、持续发展的基础，如果某一社会中的公民都愿意遵守当权者制定和实施的政策法规，而且不是因为不遵守会受到惩处，而是因为他们确信遵守是应该的，那么这个政治体制的合法性程度就较强，就越能长期稳定地存在。韦伯从经验事实出发，认为合法性不过是既定政治体系的稳定性，亦即人们对享有权威者地位的确认和对其命令的服从。
一、经济增长对合法性的影响
生产力的发展始终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我国历史上出现的几次盛世，就是因为经济发展迅速而出现的人口增长、社会稳定进而使合法性基础得以巩固加强。政治合法性基础能不能巩固关键在于利益的创造、利益的分配、利益的实现能否合乎人们的期望。经济增长在利益创造、分配和实现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就决定了经济增长对政治合法性有多大的影响。
1.经济增长代表了经济总量的增加，但并不一定实现人们的利益分配的公平感。相对贫困是工业文明时代贫穷的主要特征，也是社会不公和由此引起人民不满的主要诱因。改革开放以来，广大群众基本上摆脱了绝对贫困，但相对贫困的窘境又呈现出来，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差距过大。而比较公平的利益分配模式应是行业之间差距不大，行业内部差别大，现在则刚好相反，这是很典型的分配不公。这会削弱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2.经济增长能够实现人们的经济利益，但不一定能实现人们的政治利益。利益关系的实现往往包括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在非经济利益中最重要的是政治利益。在一定的经济关系下进行正常的经济活动以实现人们的经济利益，就必须有一定的政治上层建筑作保障，就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政治活动，这就产生了政治需要和政治利益，政治利益体现了一定的政治关系。经济利益是政治利益的基础，政治利益对经济利益有反作用，但是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具有相对独立性，在现实发展过程中，它们两者并不完全一致。当经济利益获得满足时，政治利益可能得不到应有的实现，政治合法性危机可能就在这期间出现。
3.经济增长可以让人们享用既得的经济利益，但并不一定代表人们对未来利益预期的满足。改革开放的成功，虽使得我们党获得了巨大的合法性收益，但这种合法性属于政绩合法性。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价值观等方面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体制过度而产生的制度短缺导致了权力约束的弱化，进而使腐败不断滋生和蔓延。干部的腐败行为会极大损害党在民众中甚至在普通党员中的形象和地位。虽然党正在对党内腐败现象进行持续、有力的惩治，但这一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对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单纯地依靠经济增长不能解决这一问题。
二、经济增长必须适应政治合法性的要求
政治合法性要求经济增长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政治合法性要求经济增长的公正性。党和政府向社会大众承诺的是一个共同富裕社会，而不是一个收入财富等级分化的社会。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社会公正也是硬道理，坚持“共同富裕”不仅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优越性体现，也是党和政府取得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政治合法性要求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政治合法性要求的经济增长不是指吃老本、欠新账、费资源、破坏生态，不可持续经济增长。它要求经济增长必须与可持续发展相一致。要慎用“政绩合法性”，如果党、政府靠政绩来维持自己的合法性，就容易导致一些官员以政绩作为维护自己现有地位和升迁的资本，后果可能是，一些官员为了突出自己的政绩，片面倚重经济指标，从而不顾一切，无限制地掠夺自然资源，破坏生态平衡，导致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最终损害合法性基础。
政治合法性要求经济增长的协调性。随着经济的不断繁荣，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期望值也在不断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主要关心的已不再是物质的增长。而是生活质量，特别是政治生活的质量”。要求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促进政治、文化的发展，社会的和谐，实现人们各方面的利益需要最大限度地拓展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三、政治合法性要求经济增长方式是一种科学发展观
政治经济学的性质篇6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演变
起源于17世纪初期的术语，“政治经济学”在未来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基于政治经济学发展历程，以下笔者将着重分析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分流、复兴。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兴起
政治与经济量大领域之间相互联系
与相互制约，这种思想早在古希腊城邦学中就已经存在。其实，从政府管理的角度来说，政治与经济具有密切的关系，两者相互影响，合理的调整经济、做好政治工作，才能真正促进城市发展。就像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在《雅典的收入》中阐述的一样，城邦国家经济问题的存在，需要借助政治的力量来协调和解决。于1662年威廉配第出版的《赋税法》中说阐述的政治经济学，才是真正创立了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但是威廉配第并没有在《赋税法》中完整的、详细的阐述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这一体系直到1776年才被创立，源于亚当斯密出版的《国富论》。
(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分流
对于经济学的独立划分，约翰穆勒应当算是最早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是将“公权”和“私权”划分开来，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共事务的处理。受此影响经济学的研究就越加独立。穆勒之后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分为个人理性的假设和对市场交换的研究。真正使古典政治经济学分离，是于1871年的边际革命，也就是利用边际效用论代替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在此之后政治经济学逐渐走向边际化，而马歇尔在1890年提出的《经济学原理》真正将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分离出来。
从本质上来说，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中分离出来，就相当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分流。古典经济学理论构筑，在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形成的，与此同时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演化政治经济学。其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以社会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批判地集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部分研究成果，同时延伸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进而提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演化政治经济学是从凡勃仑的经典论文《经济学为什么不是演化学科》开始的。的确，凡勃仑阐述的是演化经济学内容，但是其实质就是演化政治经济学。
(三）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复兴
再次复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应当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将经济、政治分属于不同学科。但20世纪30年代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市场调节作用受到质疑，此时凯恩斯经济学的应用调整了市场，纠正了市场缺陷，因此经济人士和政治人士纷纷认识到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在此之后积极进行经济学研究，也是某种程度上将经济学推向政治经济学。
20世纪40年代，因国家问题，通过经济学的运用得到了解决，同时提出了不同的政治经济主张，有事起选择机制和宪法设计的性质上。此时可以显现出，经济学的研究或多或少都涉及了政治，这为政治经济学的复兴奠定了理论基础。20世纪60~70年代，政治经济学开始复兴，一些学者称之为新政治经济学。的确，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以经济和政治整合研究为特征，但是其不同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进行政治与经济研究的过程中，主要借助现代经济学的技术工具去分析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二、政治经济学与新演化政治经济学比较
(一)政治经济学概述
1.政治经济学概述
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概述，目前并没有统一的说明，我国学者在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中，提出的不同的阐述，如黄新华认为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社会与个人、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政策选择、发展、环境、国际组织、经济一体化等问题。而李增刚则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在研究经济问题时至少把政治、制度、法律等因素排除在外，并采用经济学的假设、原理及工具分析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等因素范围。虽然，对政治经济学的阐述不同，但所表达的政治经济学本意是一样的，即新政治经济学研究是以政治和经济的整合为前提，在此前提之下经济方面的研究考虑市场机制和物质利益等因素驱动下个人选择问题，而政治方面的研究是考虑权利约束、国家制度、个体权利冲突下集体选择问题。（2)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虽然比较广，但是从分支的研究特点来看，主要包括政治的经济学和经济的政治学，前者是以政治为研究对象进行经济分析，后者是以经济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经济发展对政治因素的影响。（3)政治经济学利用经济学的分析来分析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经过深入的研究可以了解国家与经济、经济主体与经济结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关制度制定，可以为政治与经济模型重构奠定基础。
2.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特征
(1)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包括：政治主体行为自身利益与有限理性并存。也就是假设经济人，其目的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在政治经济学中出于对经济人自利的考虑，会对公民的政治主张、政治制 定者的行为，甚至是国家行为予以分析；稳定偏好，假定个人偏好稳定，那么在政治经济学中，个人偏好是一种可以自然显现的信息，政策制定者不仅能够掌握这一信息还能对其加以利用，这就意味着政治主体被设定为缺乏调整偏好动机的特征。
(2)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包括，个人主义方法论，也就是个人主义方法始终贯穿于政治经济学，基于个人层面，依据个人的个性、目标、信念等对社会现象予以阐述。逻辑实证主义，是以以上假设为前提，进行逻辑推演，得出结论，证实假设是否成立。虽然，逻辑实证主义古典理论，但其在政治经济学中依旧可以科学、合理地应用。
(二）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内涵
1.新演化政治经济学内涵
对于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内涵阐述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新演化政治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在上文的分析中，已经说明演化经济学中，演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传统长期存在，使演化经济学倾向于经济领域中市场过程的研究和经济与政治整合的研究。但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则重点倾向于经济和政治整合研究方向，所以研究对象为经济和政治整合研究，研究方法是以演化经济学和演化政治经济学发展理论为基础，借助相关方法和手段以展开深入的研究。
(2)新演化政治经济学中“演化”的含义。出于对政治经济学和新演化政治经济学比较的考虑，在此借助何梦笔所研究结论来理解“演化”：其一，基于政治经济的不确定，关注政治经济知识的出现与扩散。其二，重点强调政治变迁的冲突和非均衡的作用，以关注政治经济主体与组织之间的动态竞争；其三，借助多层次等级选择理论，多元分析演化力量作用对政治一经济体系的影响。其四，多层次分析演化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应用的工具，进而确定其研究对个体行动的约束。
2.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特征
(1)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对于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政治主体行为呈异质性并以有限认知为基础。也就是认定政治主体的行为是受认知模式所影响的，在个体学习或环境的变化下，政治主体的行为将发生一定变化;偏好的动态变化及政治观点的形成。也就是政治主体的偏好具有动态性，可能因为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及其他实体因素的作用下,使得政治主体的偏好发生变化,进而影响了政治观点。
(2)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是注重群体思考，同时个体思考优势重要的演化分析核心特征，所以，应当基于个人主义，对个体的异质行为进行重点分析，进而明确个体的独特政治观点。除此之外，还可以进行批判实在论，也就是对新古典经济学逻辑实证主义进行批判，将社会定义为经验和时间的构成，进而重新定义经济行为及理解经济主体的政治观点。
(三)政治经济学与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比较
基于以上对政治经济学和新烟花政治经济学的理解,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比较。
1.理论框架特征比较
基于以上对政治经济学和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概述和理解，在对两者进行理论框架方面比较中，设置了表一来比较说明两者的理论框架特征。
2.相关概念的比较
两者相关概念的比较，包括利益集团和战略集团的概述，在政治经济学中，对于利益集团的概述是以实现成员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前提，视利益集团为企业，组织者为企业家，集团成员为消费者，如此通过利益集团的成立，目的在于为成员提供服务。战略集团则是出于利益的考虑，制定一系列战略，以赢得利益。在演化政治经济学中，对于战略集团的概述，是政治个体组成，进行集体行动，进而发挥作用；对利益集团的概述，则是回归到个人成员上，从经济角度分析个体层面。对于政治企业家的概述，新政治经济学，将其视为利益集团的组织者，负责集体行动，在新演化政治经济理论中，政治企业家则是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集体行动。
三、新政治经济学与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综合应用
基于以上内容的分析，将政治经济学与新演化经济学综合应用，因为两者的研究对象相同，为实现两者综合应用提供的理论支持是相同的。但是两者之间存诸多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两者综合应用效果，对此应当同均衡分析法和演化分析法,对两者进行调和，也就是提出两者综合应用假设,在此基础上设定核心概念、解释逻辑等，进而使两者可以综合应用。基于此，利用均衡分析和演化分析调和两者之间的差异，使其两者可以有效的应用。
四、结语
政治经济学的性质篇7
论文关键词宪法学 经济制度 上层建筑
论文摘要本文指出宪法学中的经济制度应该属于上层建筑。分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内涵，宪法学的学科性质以及宪法学中的经济制度与其他制度的关系等方面可以得出此结论。
在宪法学上，经济制度是一个存在分歧的概念，说法不一，不同的宪法学者有不同的理解，众说纷纭。在教学实践中，我们认为经济制度是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所确认和规定的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管理体制，与之有内在联系的基本经济政策的制度的总和。而前两种观点，把经济制度混同于了经济基础，这是不科学的，因为宪法学中的经济制度是一种法律化了的经济制度，应该属于上层建筑，而和经济基础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概念。
首先，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内涵看，经济制度应该属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是一定社会历史阶段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它的内容主要包括生产资料归谁占有，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劳动产品分配方式等三个方面。
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宗教、道德、艺术、哲学等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制度和设施的复杂系统。上层建筑由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及意识形态两部分组成。前者主要包括国家、政权、法制、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通常被称为政治上层建筑。后者包括政治观点、法律观点、等等。在上层建筑这个庞大的体系当中，政治居于主导地位。政治，包括国家的制度、物质设施、政策、法令等等，是上层建筑中最有力的部分。
宪法学中的经济制度，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确认生产关系的制度;一是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经济管理体制，以及与该经济管理体制有内在联系的基本经济政策。
其次，从宪法学这门学科看，经济制度应属于上层建筑。宪法学是一门以宪法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法律科学。对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观点，但归根结底，宪法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主要是研究宪法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宪法的本质、特征、形成和作用，宪法的制定和实施，宪法的解释、修改和监督，以及各种宪法规范和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宪法关系，这些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
宪法学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宪法的基本理论，宪法的历史发展，国家性质，国家形式，选举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政党制度，宪法的保障与监督等。这些都属于国家政权，属于政治法律制度的范畴，都是政治上层建筑。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一国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赖以建立的依据，因而决定了以宪法为研究对象的宪法学在整个法学体系当中举足轻重，决定了宪法学这门学科的性质和特点。一是宪法学属于基础理论学科。研究宪法确认的有关国家最根本、最重要问题的原则、精神等方面的基本理论。二是宪法学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宪法通过根本大法的形式规范国家权力从而保障公民的权利，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有的学者从宪法学主要以国家政权为研究对象的角度，将宪法学概之为国家政权之学，因此与统治阶级、统治集团的相关政策有密切联系。三是宪法学研究的都是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宪法规定的是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如国家性质，国家形式等。那么，宪法学所研究的必然也是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这些也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
因此，宪法学应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既然如此，作为宪法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经济制度自然也应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
最后，从经济制度与宪法学中其他制度的关系上看，经济制度应该属于上层建筑。法由无数法律规范组成，是法律规范的总和，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原则，是人们的行为准则。宪法规范是调整有关社会制度、国家制度的根本原则和国家政权的组织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社会关系的。我国现行宪法将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大致上分为四类，即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和法制关系，与之相适应，宪法规定了四种制度，即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和法律制度。其中，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无疑都是上层建筑研究的范畴。
在国家性质的决定因素当中，一定社会的精神文明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精神文明是人们对自己主观世界的改造，包括思想、道德、教育、科学、文化等内容，同样也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和标志。它是一定社会物质生产力作用于政治上层建筑的桥梁，对国家活动的方向和国家政策的制定有着重大影响，任何在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如果在思想道德领域未能占据统治地位，那么它的政权肯定不可能稳固。精神文明中的思想道德等方面的内容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宪法对一定社会的精神文明的规定，就是国家的文化制度。如我国现行宪法把建设精神文明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体现了我们国家的文化制度。因此，文化制度亦应属于上层建筑。
作为与政治制度、文化制度、法律制度相并列的经济制度不言而喻，也是一种上层建筑。但是经济制度与经济基础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然经济制度与经济基础是不同性质的两个概念，但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联系。经济基础是一定经济制度的核心内容，是经济制度乃至于整个政治上层建筑的基础，它的性质决定着国家的阶级性质和国家的发展方向，决定着各种制度的性质。同时，对经济基础的确认和维护是经济制度以及整部宪法的根本任务之一。除此之外，经济制度还包括经济基础的其他补充形式和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的原则、方式、方法、方向的内容。更为重要的是，它是通过宪法和法律规定形成的经济基础的法律表现形式。
参考文献
[1]魏定仁.宪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政治经济学的性质篇8
关键词：宪法学 经济制度 上层建筑
在宪法学上,经济制度是一个存在分歧的概念,说法不一,不同的宪法学者有不同的理解,众说纷纭。在教学实践中,我们认为经济制度是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所确认和规定的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管理体制,与之有内在联系的基本经济政策的制度的总和。而前两种观点,把经济制度混同于了经济基础,这是不科学的,因为宪法学中的经济制度是一种法律化了的经济制度,应该属于上层建筑,而和经济基础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概念。
首先,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内涵看,经济制度应该属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是一定社会历史阶段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它的内容主要包括生产资料归谁占有,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劳动产品分配方式等三个方面。
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宗教、道德、艺术、哲学等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制度和设施的复杂系统。上层建筑由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及意识形态两部分组成。前者主要包括国家、政权、法制、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通常被称为政治上层建筑。后者包括政治观点、法律观点、等等。在上层建筑这个庞大的体系当中,政治居于主导地位。www.133229.Com政治,包括国家的制度、物质设施、政策、法令等等,是上层建筑中最有力的部分。
宪法学中的经济制度,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确认生产关系的制度;一是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经济管理体制,以及与该经济管理体制有内在联系的基本经济政策。
其次,从宪法学这门学科看,经济制度应属于上层建筑。宪法学是一门以宪法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法律科学。对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观点,但归根结底,宪法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主要是研究宪法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宪法的本质、特征、形成和作用,宪法的制定和实施,宪法的解释、修改和监督,以及各种宪法规范和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宪法关系,这些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
宪法学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宪法的基本理论,宪法的历史发展,国家性质,国家形式,选举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政党制度,宪法的保障与监督等。这些都属于国家政权,属于政治法律制度的范畴,都是政治上层建筑。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一国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赖以建立的依据,因而决定了以宪法为研究对象的宪法学在整个法学体系当中举足轻重,决定了宪法学这门学科的性质和特点。一是宪法学属于基础理论学科。研究宪法确认的有关国家最根本、最重要问题的原则、精神等方面的基本理论。二是宪法学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宪法通过根本大法的形式规范国家权力从而保障公民的权利,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有的学者从宪法学主要以国家政权为研究对象的角度,将宪法学概之为国家政权之学,因此与统治阶级、统治集团的相关政策有密切联系。三是宪法学研究的都是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宪法规定的是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如国家性质,国家形式等。那么,宪法学所研究的必然也是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这些也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
因此,宪法学应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既然如此,作为宪法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经济制度自然也应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
最后,从经济制度与宪法学中其他制度的关系上看,经济制度应该属于上层建筑。法由无数法律规范组成,是法律规范的总和,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原则,是人们的行为准则。宪法规范是调整有关社会制度、国家制度的根本原则和国家政权的组织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社会关系的。我国现行宪法将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大致上分为四类,即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和法制关系,与之相适应,宪法规定了四种制度,即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和法律制度。其中,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无疑都是上层建筑研究的范畴。
在国家性质的决定因素当中,一定社会的精神文明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精神文明是人们对自己主观世界的改造,包括思想、道德、教育、科学、文化等内容,同样也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和标志。它是一定社会物质生产力作用于政治上层建筑的桥梁,对国家活动的方向和国家政策的制定有着重大影响,任何在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如果在思想道德领域未能占据统治地位,那么它的政权肯定不可能稳固。精神文明中的思想道德等方面的内容具有鲜明的阶
级性。宪法对一定社会的精神文明的规定,就是国家的文化制度。如我国现行宪法把建设精神文明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体现了我们国家的文化制度。因此,文化制度亦应属于上层建筑。
作为与政治制度、文化制度、法律制度相并列的经济制度不言而喻,也是一种上层建筑。但是经济制度与经济基础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然经济制度与经济基础是不同性质的两个概念,但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联系。经济基础是一定经济制度的核心内容,是经济制度乃至于整个政治上层建筑的基础,它的性质决定着国家的阶级性质和国家的发展方向,决定着各种制度的性质。同时,对经济基础的确认和维护是经济制度以及整部宪法的根本任务之一。除此之外,经济制度还包括经济基础的其他补充形式和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的原则、方式、方法、方向的内容。更为重要的是,它是通过宪法和法律规定形成的经济基础的法律表现形式。
参考文献:
[1]魏定仁.宪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政治经济学的性质篇9
论文关键词宪法学经济制度上层建筑论文摘要本文指出宪法学中的经济制度应该属于上层建筑。分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内涵，宪法学的学科性质以及宪法学中的经济制度与其他制度的关系等方面可以得出此结论。在宪法学上，经济制度是一个存在分歧的概念，说法不一，不同的宪法学者有不同的理解，众说纷纭。在教学实践中，我们认为经济制度是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所确认和规定的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管理体制，与之有内在联系的基本经济政策的制度的总和。而前两种观点，把经济制度混同于了经济基础，这是不科学的，因为宪法学中的经济制度是一种法律化了的经济制度，应该属于上层建筑，而和经济基础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概念。首先，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内涵看，经济制度应该属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是一定社会历史阶段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它的内容主要包括生产资料归谁占有，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劳动产品分配方式等三个方面。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宗教、道德、艺术、哲学等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制度和设施的复杂系统。上层建筑由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及意识形态两部分组成。前者主要包括国家、政权、法制、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通常被称为政治上层建筑。后者包括政治观点、法律观点、等等。在上层建筑这个庞大的体系当中，政治居于主导地位。政治，包括国家的制度、物质设施、政策、法令等等，是上层建筑中最有力的部分。宪法学中的经济制度，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确认生产关系的制度;一是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经济管理体制，以及与该经济管理体制有内在联系的基本经济政策。其次，从宪法学这门学科看，经济制度应属于上层建筑。宪法学是一门以宪法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法律科学。对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观点，但归根结底，宪法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主要是研究宪法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宪法的本质、特征、形成和作用，宪法的制定和实施，宪法的解释、修改和监督，以及各种宪法规范和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宪法关系，这些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宪法学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宪法的基本理论，宪法的历史发展，国家性质，国家形式，选举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政党制度，宪法的保障与监督等。这些都属于国家政权，属于政治法律制度的范畴，都是政治上层建筑。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一国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赖以建立的依据，因而决定了以宪法为研究对象的宪法学在整个法学体系当中举足轻重，决定了宪法学这门学科的性质和特点。一是宪法学属于基础理论学科。研究宪法确认的有关国家最根本、最重要问题的原则、精神等方面的基本理论。二是宪法学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宪法通过根本大法的形式规范国家权力从而保障公民的权利，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有的学者从宪法学主要以国家政权为研究对象的角度，将宪法学概之为国家政权之学，因此与统治阶级、统治集团的相关政策有密切联系。三是宪法学研究的都是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宪法规定的是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如国家性质，国家形式等。那么，宪法学所研究的必然也是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这些也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因此，宪法学应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既然如此，作为宪法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经济制度自然也应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最后，从经济制度与宪法学中其他制度的关系上看，经济制度应该属于上层建筑。法由无数法律规范组成，是法律规范的总和，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原则，是人们的行为准则。宪法规范是调整有关社会制度、国家制度的根本原则和国家政权的组织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社会关系的。我国现行宪法将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大致上分为四类，即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和法制关系，与之相适应，宪法规定了四种制度，即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和法律制度。其中，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无疑都是上层建筑研究的范畴。在国家性质的决定因素当中，一定社会的精神文明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精神文明是人们对自己主观世界的改造，包括思想、道德、教育、科学、文化等内容，同样也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和标志。它是一定社会物质生产力作用于政治上层建筑的桥梁，对国家活动的方向和国家政策的制定有着重大影响，任何在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如果在思想道德领域未能占据统治地位，那么它的政权肯定不可能稳固。精神文明中的思想道德等方面的内容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宪法对一定社会的精神文明的规定，就是国家的文化制度。如我国现行宪法把建设精神文明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体现了我们国家的文化制度。因此，文化制度亦应属于上层建筑。作为与政治制度、文化制度、法律制度相并列的经济制度不言而喻，也是一种上层建筑。但是经济制度与经济基础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然经济制度与经济基础是不同性质的两个概念，但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联系。经济基础是一定经济制度的核心内容，是经济制度乃至于整个政治上层建筑的基础，它的性质决定着国家的阶级性质和国家的发展方向，决定着各种制度的性质。同时，对经济基础的确认和维护是经济制度以及整部宪法的根本任务之一。除此之外，经济制度还包括经济基础的其他补充形式和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的原则、方式、方法、方向的内容。更为重要的是，它是通过宪法和法律规定形成的经济基础的法律表现形式。
政治经济学的性质篇10
收稿日期：2014-12-10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梦’的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渊源之研究”（L13aZX001）；东北财经大学学科带头人支持计划“提升具有东北财经大学特色经济哲学学科平台”（XKRC-201420）
作者简介：朱成全（1963-），男，江苏扬州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科学哲学与经济学方法论研究。e-mail：zhuchengquan@dufe.edu.cn
(东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辽宁大连116025)
摘要：经济学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目前依然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这就需要学界再探讨、再反思。本文首先从经济学说史角度论述了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变迁，其次从经济学哲学名篇出发，深层地论述了经济学研究对象。笔者认为，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物的关系。穆勒、凯恩斯、罗宾斯和弗里德曼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解和马克思的观点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而是相通的。经济学不仅仅是研究物的，更主要偏重研究人。将经济学归于研究物的，归于科学，是片面的、有问题的。
关键词：经济学；经济社会学；经济学帝国主义
中图分类号：F0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5）04-0010-07
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存在，表明这一学科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就应当不会存在人们对经济学研究对象进行研讨乃至争论的各种观点。但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和反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争论表明经济学的边界是模糊的、不确定的。经济社会学、社会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经济伦理学和经济学哲学等学科的存在也表明经济学和其他学科“划界”是模糊的。
事实上，在经济学发展史上，每一名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观点一直不是一致的，甚至出现了争论。经济学发展史上关键性人物是：
斯密李嘉图马克思穆勒马歇尔凯恩斯萨缪尔森。
从这一发展史上关键性人物可以看出：这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理解肯定是有差异的。比如，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对经济学的理解是不同的，甚至被有的学者认为是对立的。
因此，经济学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依然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这就需要学界再探讨、再反思。
由于经济学哲学是对经济学进行研究乃至反思所形成的一门学科，其中包含着对经济学中“元问题”（包括经济学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等问题）的探讨，所以我们可以从经济学哲学名篇中来梳理和提炼出他们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观点，这是最重要的一种研究途径。同时，也参考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论著，来论述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探讨。
本文认为，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物的关系。经济学不仅仅是研究物的，更主要偏重研究人。穆勒、凯恩斯、罗宾斯和弗里德曼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解和马克思的观点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而是相通的。将经济学归于研究物的，归于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是片面的、有问题的。
一、经济学说史中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变迁
在有关经济学的论著中，古希腊的色诺芬是最早使用“经济”一词的，“经济”仅仅指家庭管理。其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居鲁士的教育》和《经济论》两部著作中。他用“经济”一词主要来概括奴隶主对生产的经营和财产的管理。他认为，奴隶主的经济任务，就在于管理好自己庄园的财产，并使之不断增值。财产管理是一门技艺。按照当今的学科分类，他的经济学就是现在的管理学。
在经济学著作中，第一次正式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个名词的是17世纪初法国的重商主义者蒙克莱田。1615年，蒙克莱田出版了一本非常有价值的小册子，即《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整个国家范围和社会范围的经济问题，而不是只局限于研究家庭经济或庄园的经济问题。蒙克莱田具体分析了国家的经济状况，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保护本国工业和发展对外贸易等思想。特别是，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财富及其源泉，并和其他重商主义者一样，认为财富即货币，对外贸易是财富的源泉。
马克思依然采用“政治经济学”一词。1875年，麦克劳德在《什么是政治经济学》中将“政治经济学”替换成“经济学”。1879年，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在《政治经济学理论》著作第二版开篇中，赞成麦克劳德的观点，认为去掉“政治”一词更加符合经济学学科研究的对象及主旨。马歇尔和萨缪尔森采用“经济学”一词，而没有使用“政治经济学”。
真正确立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从斯密开始的，经过了新古典主义集大成者马歇尔的理解，发展到了现代经济学家罗宾斯、凯恩斯等的理解。由于罗宾斯的经济学定义在下面将详细论述，这里仅仅论述经济学说史上斯密、马歇尔和凯恩斯的经济学定义。
1.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把财富作为研究对象
马克思认为，“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含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1］。
斯密［2］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财富，其目标是富国裕民。他把政治经济学简单地理解为致富术或取财术。正如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书名所明确表示的，此书研究的是财富的性质、来源及其增长源泉等。斯密把国民财富确定为其研究对象，和他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的看法直接相关。
这里的国民财富包含三个层次：第一，国民财富具有时间维度，它不是存量，而是流量，是指一年生产的产品和劳务。第二，从实物形态上看，国民财富是由“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构成的”。第三，劳动是国民财富的源泉。这种将劳动视作国民财富源泉的观点同当时在欧洲各国流行的重商主义仅仅将金银视作财富唯一形式的观点是直接对立的。
2.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经济学既研究财富也研究人
边际革命使得经济学对财富的研究转向更加注重对人的行为尤其是人的心理研究。边际革命的先驱——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从作为消费者的经济人的个人角度去理解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的目的是如何以最小的痛苦来换取最大的幸福。这种经济学建立在三个最基本的命题之上：每一个人都选择对自己最大的利益；人类欲望早晚都会被满足；延长劳动会增加痛苦。在这些基本命题上，杰文斯运用数学方法把人的主观感受加以量化，来研究经济人的经济行为。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门格尔把追求欲望满足最大化的消费者作为经济学研究的起点和对象。他深受当时自然科学中占统治地位原子论方法的影响，把商品价值还原成孤立的经济人对财货的主观评价，进而提出了著名的边际效用价值论。
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马歇尔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和人的学问。特别强调的是：一是“一切财富是由人们要得到的东西构成的；那就是能直接或间接满足人类欲望的东西。但并不是一切人们要得到的东西都可算作财富。例如友人的情感……”［3］二是“经济学家所研究的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人：不是一个抽象的或“经济的”人，而是一个血肉之躯的人”[3]。“主要是研究在人的日常生活事务方面最有力、最坚决地影响人类行为的那些动机”[3]。
显然，新古典经济学将对人的研究纳入其经济学研究范围，这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财富的极大补充。
3.凯恩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基于宏观分析的视角
在经济学研究对象上，凯恩斯认为，古典学派经济学是立足于单个厂商和消费者的经济行为，进行的是个量分析或微观分析；而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立足于整个经济体系的就业和产量变动，进行的是总量分析或宏观分析。他说：“古典理论的前提只适用于某种特殊情况，而不适用于一般情况。它所假定的情形只是各种可能的均衡位置的极点，而且古典理论所假定特殊状态的特征恰恰不符合我们实际生活于其中的经济社会的特征，如果我们企图将它应用到实践中，结果势必成为一种误导，甚至造成灾难”［4］。
在经济学研究范围的划分上，凯恩斯认为，“我们认为把经济学划分为价值与分配理论以及货币理论是一种错误。正确的方法应当是，一方面是关于单个行业或公司的理论，即研究某一特定资源如何在不同用途之间的分配与报酬的理论，另一方面是适用于社会团体的产量与就业理论”[4]。凯恩斯正是借助对古典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纠正和对经济学研究范围的突破，从而完成了对古典学派经济学的革命。
二、经济思想史中经济学哲学名篇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论述
从经济学哲学名篇中来概述经济学的概念尤其是研究对象，既是最合理乃至正确的途径，也是最有效的研究方法。
1.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在人性法则下的财富生产和分配问题”
穆勒首先分析了以前政治经济学的定义，进而提出了自己的定义。
穆勒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自称是传授国家致富之道的科学”这一定义是有问题的。其原因就在于：一是科学讲事实，而技艺则讲戒律。二是科学的语言是：这是什么或不是什么，而技艺的语言则是：这样做，不要那样做。三是科学研究的是一个现象，去寻找这一现象的规律，而技艺则在自身给定目标条件下，寻找影响这一目标的种种手段。四是科学是真理的集合，而技艺则是规则的总和［5］。因此，如果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话，则它就不可能是技艺。当然，穆勒认为，技艺是以科学为基础的。虽然促进国家财富增长的规则不是一门科学，但它是科学的结果。
穆勒认为，“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调节财富生产、分配和消费的法则”这一定义，也是有问题的。这是因为这一定义附上了这样一个说明，即：政治经济学是就国家而言，而家庭经济学则是关于家庭而言的。由于家庭经济学是由关于节俭的箴言或规则构成的，目的在于维持家庭得以存在所必需的物品，且通过大量规定的手段得到尽可能多的物质享受或快乐，所以家庭经济学是一门技艺，就不可能是科学，也就不是政治经济学了。此外，穆勒还认为，这里的“财富”一词是模糊不清的。“财富”通常被认为是一切对人类有用或合意的东西。但就生产领域来说，如果合意于人类的一切物质东西的生产法则都包含在政治经济学之中，那么，几乎全部的物理知识、化学知识和地质学知识都包括在政治经济学之中，这样，经济学就很难说终止于何处，也就很难和物理学等最终区别开来。
穆勒还认为，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作用物的特性，即物质法则。二是被作用物的特性，即人的精神法则。比如，谷物生产就是如此，其物质法则是指使种子生根发芽的土壤、植物的特性以及其为人类生存提供营养成分的人的生理特性。其精神法则是指人渴求生存的欲望、获取生存必要手段的愿望。
穆勒认为，物理科学研究的是物质现象及其法则，没有涉及到人类精神。而精神科学则涉及到人类精神，研究的是精神现象及其法则。由于植物活动等现象涉及到的是物质法则，而与精神法则无关，物理科学就没有涉及到人类精神。由于精神现象本身要部分地依赖于人的机体生理法则，所以一切精神科学都必须以这些物理原则为条件。
因此，政治经济学一方面以全部物理科学为前提，另一方面涉及到产品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精神现象及其法则。穆勒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就是取决于人性法则而言的财富生产和分配问题，即“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财富生产和分配中的道德和心理法则。”
穆勒认为，政治经济学讨论的既不可能是人类全部的财富生产和分配问题，也不可能是人类的全部人性，这就是说，政治经济学只可能研究的是财富、人性的一部分。穆勒还认为，虽然人类有各种各样的动机，甚至一些人不把财富看成是其主要的追求对象，但是，政治经济学仅仅把人看成是获取和消费财富的，即把人看做必然是以最小劳动、最小生理节制获取最多的必需品、奢侈品。这实际上提出了理性经济人假定。因此，穆勒又得出了另一个完整的政治经济学定义，即：“政治经济学要找出一些社会现象的规律，这些现象是人们为了生产财富而联合活动产生的，而且不因为对其他现象的追求而受到修正。”这本质上是说，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在理性经济人假定下人及其社会运行的规律。只要人性法则不变，人们为了生产财富而联合活动产生的社会规律就不会变，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其规律、理论也就不会变。
2.凯恩斯的“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产生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现象的科学”
凯恩斯认为，弄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应该是研究者的首要任务。如果连政治经济学是关注实际还是关注理想、关注“是什么”还是关注“应该是什么”都搞不清楚，就必然会导致对经济事实的错误理解，进而有损经济科学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为此，凯恩斯比较了两大学派对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围的争论：一是英国学派，把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实证的、抽象的和演绎的科学。二是德国学派，把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伦理的、现实的和归纳的科学。该派认为，政治经济学不仅要研究“是什么”，更要研究“应该是什么”。凯恩斯总结道：“片言只语不能充分地描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没有哪一种方法能说自己不需要与其他方法相配合，相反，只要看看政治经济学的个别分支或某个方面，合理的方法既是抽象的，也是现实的；既是演绎的，也是归纳的；既是数学的，也是统计的；既是假说的，也是历史的”［6］。
虽然凯恩斯将经济学分为实证经济学、规范经济学和处于两者之间的作为手段的经济学，但是，凯恩斯认为，离开道德判断和经济规范的构造，研究经济一致性是可能的，即有理由建立一个独立的实证经济学。因此，“政治经济学作为实证经济学可以说独立于伦理学”[6]。“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讨论越是独立于伦理和现实方面的考虑，这门科学就越能尽快走出争论阶段。伦理学闯入经济学只能导致已有的争论不断扩大并无休止地延续下去。”虽然“在经济研究中把实证方法与伦理的和现实的方法剥离开来在逻辑上是可能的，”但“不能以为这样的剥离既令人满意，又天衣无缝”[6]。“经济学家为了建立自己的科学基础，需要经济学本身所不能够提供的好多东西。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说，经济学家应该是政治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生。经济学家也应该解决社会伦理的基本问题”[6]。
于是，凯恩斯将政治经济学与物理学和心理学进行了比较。他认为，政治经济学会把物理学的规则作为前提或先决条件，但是，不会把它作为结论。同理，政治经济学会把心理学作为前提，但是，政治经济学不是关于心理的科学。政治经济学也不是一门政治科学，因为它不是研究人们的政治关系，而是研究人们的社会关系。因此，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既不是物理现象，也不是心理的或政治的现象，而是产生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中的人类活动。为了更清楚地表达这一点，政治经济学可以定义为“研究产生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现象的科学”[6]。
3.罗宾斯的“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罗宾斯在对比了许多前人的经济学定义之后，给出了其关于经济学的定义。
很多经济学家习惯于把“经济学说成是研究物质福利的学问。”“物质这一字眼在坎南和马歇尔的定义中都能见到，甚至帕累托也同意使用这个词，尽管他的分析方法在许多方面与那两位英国经济学家有很大的不同。克拉克的定义中也含有物质这个意思”[7]。通过分析，罗宾斯认为，这种定义是“重农主义影响的最后残迹”，“完全未能展示所有最重要法则的范围或意义”[7]。以工资理论为例，工资理论是经济分析体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虽然有些工资有助于物质福利的增长，但是，有些工资，比如管弦乐队成员的工资，则是与物质福利毫不沾边的，所以工资理论不应该忽略“非物质”劳务支出的金额，相反，还必须重视“非物质”方面的花销。
虽然人类活动有各种各样的目的，但是这不能摆脱有效资源的限制。“缺少达到不同目的的手段，几乎是制约人类行为的一个普遍条件”[7]。因此，罗宾斯认为，“经济科学研究的是人类行为在配置稀缺手段时所表现的形式”[7]。也就是说，“经济学是把人类行为当做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来研究的科学”[7]。
罗宾斯认为，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物质手段之所以成为经济货物，并不在于它们的物质性，而在于它们与人的估价之间的联系。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它们与给定需要的关系，而不是它们的技术实质。经济学家不关心技术本身，而把技术仅仅视为影响相对稀缺性的一个因素。经济学要回答的问题是：“人们达到其目标的过程如何受制于手段的稀缺——稀缺手段的配置如何依赖于最终的估价”[7]。
在经济学的目的和手段关系上，有人批评到，“经济学家关注的是一种特别低级的行为。”但是，罗宾斯认为，这是一种误解。“经济学家不关注目的本身，而关注达到目的的行为是如何受到限制的。目的可能是高尚的，也可能是卑鄙的，可能是物质性的，也可能是非物质的——假如目的能够这样描述的话。但如果达到一组目的要牺牲其他的目的，那就具有了经济意义”[7]。虽然“经济学则根本不关心目的本身”，但是，“只有当目的影响手段的配置时，经济学才关心目的”[7]。在论述经济史问题的时候，罗宾斯认为，“经济史与其他历史一样，并不想全面描述各种事件，而只是想倾全力描述事件的某一方面。经济史要描述的是不断变化的经济关系网，是目的的变化和达到目的所需的技术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对经济意义上的价值产生的影响”[7]。
直到晚年，罗宾斯仍然坚持自己的经济学定义，“我将继续我关于经济学问题定义的立场”，“我坚持按照由稀缺性所限定的行为描述这一主题”［8］。
4.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关于现象做出合理的、有意义的预测科学
在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之间的关系上，弗里德曼认为，原则上，实证经济学是独立于任何特别的伦理观念或规范判断的，它研究的是“是什么”，而不是“应该是什么”。同时，规范经济学和经济学规则不可能独立于实证经济学。任何政策结论都必然依赖于人们对做某一件事而不是做另外一件事的后果所做的预测，而预测必须隐含地或明确地依赖于实证经济学。
弗里德曼［9］指出，实证科学的最终目的是要发展出一种“理论”（即“假说”），旨在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做出合理的、有意义的预测。
实证经济学理论由以下两种元素构成：一是一种旨在促进“系统的、有组织的推理方法”的语言。二是一种旨在抽象出复杂现实的本质特征的实质性假说体系。
经济学理论或假说是一个语言系统，实质是指实证经济学理论是由逻辑或数学语言等构成的形式系统，即从基本的假定出发，运用逻辑或数学等工具进行演绎推导，得出结论的形式系统。由于演绎法没有创新，即“结论没有超出前提假定”，所以经济学理论作为一种语言，实际上“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而只是一系列的同义反复。”当然，形式系统的构成既取决于逻辑上的考虑，又部分取决于实际上的考虑。
经济学理论作为实质性假说体系，是对一系列现象做出“预测或解释”，且通过预测能力来得到检验。对一种假说的“合理性”进行的唯一有效的检验，就是将这种假说的预测和实际情况进行比较。如果这种假说的预测与实际情况相抵触，那么，假说就应该被拒绝；如果这种假说的预测与实际情况不抵触，那么，假说就应该被接受。如果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假说的预测都没有与实际情况相抵触，那么，假说的可信性就非常高。但是，实际证据永远都不能“证实”一种假说，只是暂时的“证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证伪这种假说，所以实际证据也只是说明这种假说是应该暂时地被接受的。同样，“被拒绝”也只是暂时被实际证据所拒绝。由此可见，任何经济学理论只是暂时地被证实，也仅仅是一个假说，因而理论和假说是一个意思。
这里的现象可以指“尚未发生的现象”，也可以是对已经发生但尚未进行观察或预测者尚不知道的现象。比如，一个假说认为，在给定的条件下，某种情况肯定在1906年发生过。如果对有关记录进行研究，发现这种情况确实发生过，那么，这个预测就得到了证实。如果有关记录表明这种情况没有发生，那么，这个预言就与实际情况相抵触，假说就得到了证伪，也就应该被拒绝。
由于观察到的事实是有限的，而可能的假说却可能是不计其数，永远也不可能将可能性减少到只有一种，使得只有一种可能性的假说和有限的证据相一致，所以弗里德曼根据科学哲学原理，提出了取舍一种假说的种种标准：第一，“成效性”。即假说说明、解释、预测现象的准确性情况。第二，“简单性”。即假说的出发点——假定或公理越简单越好。第三，“完备性”。即假定或公理要尽量完备。第四，“一致性”。即假定或公理之间不能出现逻辑矛盾。
虽然取舍假说有一定的标准，但是，由于社会科学很难做“受控实验”，经济学又缺乏“决定性的实验”，所以经济学理论的取舍和检验进展缓慢、困难重重，有可能使经济学退回到纯粹的规范分析或同义反复之中。但是，弗里德曼坚持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自然科学中一些学科也同样无法进行受控实验。经济学希望成为一门有用的科学而不是伪装成数学，就必须进行经验或实验的检验。
由上可知：穆勒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就取决于人性法则而言的财富生产和分配问题。”罗宾斯关于经济学的定义是“经济学是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来研究的科学。”凯恩斯说得更明确，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既不是物理现象，也不是心理的或政治的现象，而是“研究产生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现象的科学”。因此，他们都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与物的关系，如果仅仅关注人，那就是伦理学、美学等学科，如果仅仅关注物，那就是自然科学。事实上，凯恩斯、罗宾斯关于经济学的定义都是受穆勒观点的影响。比如说，穆勒认为，经济学如果是研究财富的，那就很难说经济学将止于何处，也就很难将经济学和物理学区别开来。受此影响，凯恩斯认为，“政治经济学与物理学的关系就是这样简单，物理学的规则是它的先决条件”[6]。罗宾斯特别反对经济学仅仅是研究物质财富的“唯物主义”定义；同时，穆勒认为，政治经济学讨论的既不可能是人类全部财富生产和分配问题，也不可能是全部的人性，或者说，政治经济学只可能研究的是财富、人性的一部分。受此影响，凯恩斯认为，“人的经济活动部分取决于道德的因素，在实证经济科学中考虑道德动机的作用是必要的，然而，科学的功能不在于研究伦理判断；因此，政治经济学作为实证科学可以说独立于伦理学”[6]。罗宾斯认为，“经济学对于各种目的而言完全是中立的……经济学并不讨论目的本身”[7]。“在相对估价表中，经济学把目的看做是给定的，探讨行为的某些方面会产生什么结果”[7]。而“美学关心的是某些种类的目的。美就是一种目的，可以说，它与其他目的相竞争供人选择。”“只有当目的影响手段的配置时，经济学才关注目的”[7]。
在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关系上，弗里德曼认为，经济政策上意见的一致，较少取决于规范经济学本身的进步，而较多地取决于那种所得出的结论应该而且值得人们广泛地接受的实证经济学的进步。弗里德曼特别强调：实证科学的最终目的是要发展出一种“理论”或“假说”，它能够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做出合理的、有意义的预测。这就是说，弗里德曼将规范经济学“存而不论”，而专门论述实证经济学。就像罗宾斯认为的“经济学把目的看做是给定的”观点一样。
因此，在经济学研究对象上，穆勒、凯恩斯、罗宾斯和弗里德曼的表述虽然有一定的区别，但是，他们的观点本质上是一致的。凯恩斯、罗宾斯和弗里德曼的观点源于穆勒的观点。
从上面的分析也可以看出：穆勒、凯恩斯、罗宾斯和弗里德曼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解和马克思的观点是相通的。事实上，马克思的观点深受穆勒、斯密等观点的影响，比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显示，马克思当时就研读过穆勒等“一流经济学家”的著作。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0]。接着他又谈到“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10]。马克思认为，经济学研究不仅包含了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交换，还包含了在这其中产生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相互关系。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开始就有两个特征：第一，它生产的产品是商品。使它和其他生产方式相区别的，不在于生产商品，而在于，成为商品是它的产品的占统治地位的、决定的性质”[11]。接着他又谈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二个特征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11]。恩格斯也在《反杜林论》中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过明确的表述：“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12]。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恩格斯强调指出：“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3]。
总之，在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中，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而资源配置的方式属于生产方式范畴，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也就应该被包含在生产方式的研究范围之内。但是，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仅是生产方式研究的一个方面，绝不能把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研究的全部内容仅仅理解为资源配置问题。
三、结论
学界对经济学研究对象最大误解就是对罗宾斯的经济学“稀缺”定义这一最标准的“工程学”定义的误解。一些人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应该是对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进而，认为经济学是对自然资源配置问题进行“工程学”研究。费希尔等［14］认为，“经济学研究社会怎样以有限的，稀缺的资源决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帕金［15］认为，“经济学研究人们怎样试图用他们的有限资源来满足他们的无限需要”。曼斯菲尔德［16］认为，“按照一个标准的定义，经济学研究满足人们需要的在可供选择的用途之间配置资源的方式”。曼昆［17］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如何管理自己的稀缺资源”。从而，一些人就将经济学的“目的”放在一边，也时常引用罗宾斯的观点来加以论证，罗宾斯说：“经济学对于各种目的而言完全是中立的……经济学并不讨论目的本身”[7]。其实，如上所说，罗宾斯并没有否认经济学不关注“目的”，“在相对估价表中，经济学把目的看做是给定的，探讨行为的某些方面会产生什么结果”[7]。“只有当目的影响手段的配置时，经济学才关注目的。”而“美学关心的是某些种类的目的。美就是一种目的，可以说，它与其他目的相竞争供人选择”[7]。这就是说，美学等为经济学提供赖以生存的前提——“经济学的价值目标”。从这一点可以说，没有美学、伦理学等学科，就没有经济学。经济学如果出现了大的“问题”，往往会出现在其“根”这一块，即其“目的”上［18］。因此，森［19］认为，“虽然从表面上看经济学的研究仅仅与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有直接的关系，但在更深的层次上，经济学的研究还与人们对财富以外的其他目标的追求有关，包括对更基本目标的评价和增进”。“经济学，正如它已经奉献出的那样，可以通过更多、更明确地关注影响人类行为的伦理学思考而变得更有说服力。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列举经济学已经取得的成就和正在进行的研究，而是要提出更高的要求”[19]。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6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1.
［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夏日松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3.
［3］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m］.朱志泰，陈良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74，47，34.
［4］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宋韵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3，226.
［5］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论政治经济学定义及研究这门科学的哲学方法［J］.刘进译，海派经济学，2004，（6）.
［6］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m］.党国英，刘惠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16，32，29，26，45，65，58，32.
［7］莱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m］.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1，19，19，20，26，27，31，37，26，31，31，26，31，31.
［8］莱昂内尔·罗宾斯.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a］.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现代外国经济学论文选（第14辑）［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6.
［9］米尔顿·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上册）［m］.胡雪峰，武玉宁译，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
［1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11.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994，996.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92.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4.
［14］S.费希尔，R.道恩布希，R.施马伦西.经济学［m］.纽约：麦格劳-希尔公司，1988.3.
［15］迈克尔·帕金.微观经济学［m］.张军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9.9.
［16］e.曼斯菲尔德.经济学：理论与应用［m］.钱国荣等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1，6-7.
［17］n.格里高利·曼昆.经济学原理［m］.梁小民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4.
［18］朱成全，王智莉.经济学理论与现实——兼论经济学家的作用［J］.财经问题研究，20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