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生态系统理论篇1
〔关键词〕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角；社会工作
〔中图分类号〕G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2684（2017）02-0004-05
一、引言
国外学者关于离婚问题研究的全面展开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以后。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离婚率与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随着整个社会向后现代化迈进，社会的流动增强，抑制离婚的社会约束力逐渐减弱，家庭传统功能逐渐弱化或被剥离，离婚率上升[1]。
国内有关离婚问题的大规模研究是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多元主义文化的不断涌入，后现代婚恋观影响着越来越多城市青年的婚姻态度，成年男女逐渐改变家庭本位的价值理念，追求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国内学者对于离婚原因的解释带有明显的社会历史性，李银河认为离婚主要是由于婚姻基础不牢，婚后一方或双方发生过失、性格不合、性生活不和谐。叶文振、林擎国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择偶观、家庭观、性事观和离异观的变化影响着离婚率的高低。徐安琪则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探讨离婚心理活动的发展变化规律及其背后的原因，并在其《离婚率的国际比较》一文中指出：三十年来，中国家庭的离婚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伴随着离婚率的上升，离婚子女问题也日益凸显。在整个社会由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转型过程中，关于离异家庭问题的研究主题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从最初法律层面的子女看护、抚养权及教育供给等问题的探讨，转向青少年成长发展过程中的心理、行为及社会化问题，而教育困境作为研究主题的探讨还尚显不足。教育本身是青少年个体成长的发展性资源，而离异家庭子女受到家庭教育功能缺失等的因素影响，在处理与父母、老师以及同辈群体的互动关系时，容易产生困惑和适应不良。本文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视角，将社会工作理念与方法应用于离异家庭青少年的教育生态系统的改善，以青少年教育困境为切入点，寻找离异家庭子女教育问题的解决途径，引导离异家庭子女正确处理教育过程中的适应不良，实现个体的健康成长。
本文所指的离异家庭泛指因父母离异而造成的单亲家庭及父母离异后再婚重组的家庭。这类家庭子女的教育困境，特指离异父母的自我教育欠缺、青少年面对不良教育生态时的处理不当以及学校作为施教主体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处理离异家庭学生特殊性的困难。这三种问题的处理直接影响到离异家庭青少年在面对不同教育生态时的心理和行为，不恰当的教育互动导致了失败的教育结果，本文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问题解决的新视角和新路径。
二、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困境
（一）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基本观点
社会工作中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是系统理论的分支，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一个具有整合意义或折中主义的社会工作理论，它是用于考察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交互关系的理论[2]。该理论把人成长的环境（家庭、学校、社区、社会等）看成是一种具有社会性的生态系统，强调生态环境（人的生存系统）对于分析和理解人类行为的重要性，注重人类行为和社会环境之间各系统的交互作用及其对人类行为的重大影响，是社会工作的重要基础理论之一[3]。
个人的教育环境是一个整体的生态系统，因此，离异家庭青少年的教育问题需要从整个教育环境系统中加以考察，注重分析家庭、学校、社区等生态系统如何与离异家庭及个人相互作用并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及行为，强调揭示在教育过程中，家庭、学校、社区等系统对青少年整体发展的重大影响。在学生的教育场域，个体的教育环境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教育因素构成的功能性整体，包括个人、家庭、学校及社区等社会系统。人在教育场域中，与各种生态系统进行互动。个体的成长发展既受教育生态环境的影响，个体同时又以自己的方式对各种教育环境做出反应。根据社会生态理论的观点，可以将教育场域的系统分为微观的学生系统、中观的家庭、学校与社区系统及宏观的社会系统，本文分别从离异家庭青少年本身、家庭与学校及社会四个层面来分析离异家庭青少年所面临的教育生态。
（二）离异家庭青少年面临的教育生态
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指导下，分析离异家庭青少年所面临的教育生态，需要从离异家庭青少年个体、家庭、学校和社会四个系统中挖掘其所面临的教育困境及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此基础上，尝试构建“个人―家庭―学校―社区”良性互动的社会支持系统，为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困境的解决创建一个良好的社会互动平台。
1.青少年个体的认知偏差
近年来，学者关于青少年问题行为的研究逐渐从问题视角转向优势视角，这也是解构主义在社会工作领域中应用的一种新视角。离异家庭子女要正确认识自己作为独立个体的社会身份，他们拥有着同完整家庭孩子同等的享受家庭及社会教育资源的权利。青少年身上的“问题”是被他周围的关系，通过社会互动体验和内化的结果。青少年认识到问题不是他自身的，问题的产生和形成是被他人建构的[4]。离异家庭青少年建立自信、正确的自我认知，是实现公众对离异家庭孩子去标签化的根本途径。
不可否认，离异家庭因婚姻失败承受着生活和精神上的极大折磨，家长的不良情绪状态必然会对子女心理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引导青少年从后天的学习和成长环境中汲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因素，从而克服和消除家庭结构不完整带来的消极影响，是纠正离异家庭子女认知偏差的重要途径。
培养离异家庭子女应对社会风险因素的能力，搭建个体积极发展的社会支持网络，纠正离异青少年的自我认知偏差，是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重中之重。
2.家庭系统中离异父母的教育主体责任缺失或不当
家庭教育是解决青少年教育问题的重要因素，但现实生活中家长的教育方式却让人不敢苟同。“溺爱型”的离异父母因对孩子存在愧疚之心，想尽办法给予孩子最好的物质生活，以弥补对孩子爱和教育的缺失；“放任型”的家长则认为孩子只要不闹出“大乱子”，给孩子最充分的自由，有逃避教育责任的嫌疑；“专制型”的离异家长则会将对未来生活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孩子身上，孩子所有的行为都必须指向学习成绩的提高，孩子在沉重的学业和心理压力下，心理及行为问题频发。诸如此类的家庭教育状态在生活中比比皆是，也是导致孩子各种问题行为产生的重要外部因素。
此外，现实生活中，家长往往把教育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学校，他们害怕面对和承担孩子教育失败的结果和主要责任。父母对学校教育的过度依赖，使得他们认为孩子成绩或者行为不理想，责任主要是在学校教育的不当。这种教育观念直接导致学校老师陷入教学两难处境，学校本身是知识传授的主要单位，家庭才是孩子性格塑造的主战场，家庭教育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形成及人格的塑造具有学校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家长错误的教育理念是导致青少年教育困境出现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离异家庭从家庭解体到重组家庭或者处于单亲状态，父母双方都在不断寻找新的生活机制。父母由家庭功能解体到寻找新的社会适应方式的生命历程，孩子才是最有发言权的见证者。因此，离异家庭的父母应该和孩子成为合作伙伴，而不是将孩子排除在自己的婚姻关系处理之外。家长应该打破对孩子情感忽视或搁置的惯性思维，接受孩子也是自己婚姻关系中的重要参与方，对自己的婚姻有参与表达的权利这一现实。“合作伙伴关系”是改善与修复青少年与成年人关系的明智之举。成年人不再扮演青少年的说教者、监督者及对立面，而是以理解者、倾听者、陪伴者的角色与青少年同行[5]。这也是实现离异父母与孩子之间真正的情感接纳及良性互动的关系形式，有利于青少年的积极健康发展。
3.学校系统中离异家庭学生的问题搁置
一方面，家庭教育的缺失或者不当使学校教育面临尴尬的处境：一是学校学科课程的德育渗透力量明显不足；二是学校德育活动的实施收效甚微；三是学校对学生的教育管理特别是安全管理面临巨大的压力[6]。
另一方面，家长学校自20世纪80年代出现发展到今天，并没有真正地实现其建立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之间有效链接的目标。目前，社会对于家长学校教育的意义尚没有形成共识，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在应试教育的模式下常把家长学校等同于家长会或视为可有可无的机构[7]。
离异学生在面对家庭和学校课业的双重压力下，极易出现偏差行为，而离异家庭中的父母多忙于处理自身各种情绪和事务，能够陪伴和教育孩子的时间甚少。随着整个社会进入“互联网+教育”时代，对于新的教学内容和理念，家长不能及时地与学生保持同步，更不能在处理学校课程作业等方面给予孩子恰当的指导，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影响不能达成一致。
4.对离异家庭青少年污名化的社会系统
社会还未形成有利于离异家庭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成长环境，离异家庭青少年受社会的污名化影响颇深。
一是家庭内部，基于问题视角处理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的不当。离异家庭的父母更倾向于认为婚姻破裂已经给孩子带来了沉重伤害，孩子是处于心理状态不佳的问题孩子。父母对自己孩子的缺乏自信会严重影响孩子自信心的塑造和积极心理情绪的体验。
二是社区层面，孩子生活在残缺的家庭里，被父母疏远而害怕孤独，这时候社区里的同辈群体是离异家庭青少年情绪宣泄的主要对象，而现实生活中，社区玩伴更多对离异子女产生排斥心理，导致青少年不良情绪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排解。
三是学校层面，学校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空间，离异子女需要面对和处理的同辈关系更多，因此，很多离异学生为了逃避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往往选择独自一人，把所有精力用于学习功课上，因为成绩的突出表现，可以换来周围环境的赞赏，弥补内心情感的缺失。这也是离异学生常常在学业成绩上优于他人，而在人际关系处理上出现障碍的原因。
四是社会舆论的偏见影响。现实生活中，离异家庭的孩子具有更强的抗击风险的能力和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一方面，他们在面对危机情况和外界事物的刺激时，有着完整家庭孩子所没有的独立和坚强，他们知道自我保护的最佳方式。虽然也有部分离异家庭青少年会出现偏差行为，但是我们更应该审视那些经历过父母离异等重大家庭事件而仍然能社会适应良好的青少年。另一方面，大众媒体对离异家庭青少年的报道主要是负面的，受害者、缺失者、越轨者是三个被高频报道的标签词汇[8]。社会环境越开放，社会信息越透明，社会舆论的偏见对离异孩子的影响越深。公众习惯用有色眼光看待离异家庭的孩子，他们在幼小的年纪就承受着父母失败婚姻的不良后果。我们应该发现这些孩子身上的闪光点，肯定他们的优点，帮助其弥补不足，创建有利于离异家庭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支持环境。
三、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介入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困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从上述关于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困境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从个人―学校―家庭―社会维度进行社会工作介入是必要且重要的。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在处理离异家庭问题特别是青少年问题方面，有着独特的专业优势。
首先，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困境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只依靠家庭、学校或者社区某一方面的努力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离异子女面临的复杂多样的教育问题。家庭、学校及社区是不同的教育场域，而社会工作的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专业实务技巧可以很好地满足离异子女不同教育场域的特殊介入方法需要。帮助离异子女形成在家庭内部、学校及社区环境中良好互动的沟通机制，从而解决离异子女自我偏差认知和行为问题，促进青少年积极发展。
其次，社会工作强调“助人自助”“平等”“接纳”“增能”等价值观，注重对人的接纳和尊重，充分肯定人的自我成长和改变的潜能，这对于离异家庭青少年来说，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将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应用于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问题的解决，更能激发他们自信心的建立，克服人际交往的恐惧，接纳家庭结构的不完整，增强自身抵抗外界压力的能力。
再者，在青少年教育问题上，家庭、学校及社区更多地关注孩子成绩的提高，而忽视青少年个体发展的需要。离异家庭子女更关注自身能力的提升，他们渴望被关注，渴望能保护好关系亲密的家人及朋友，这也是由离异子女爱的缺失感所导致的。“赋权”“增能”等社会工作理念和模式能很好地满足离异子女渴望独立的需求。整合个案、小组及社区工作三大实务模式，为离异家庭青少年搭建有利于身心发展的“个人―家庭―社区―社会”支持网络，促进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问题的解决。
四、社会工作理念与方法介入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困境
社会工作三大工作方法的具体实务模式众多，本文主要选取比较有可能适用于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困境解决的服务模式进行简单介绍，分别是青少年的叙事家庭疗法、学校层面的师生互助小组，家庭层面的家庭教育辅导及社会层面的社会支持网络搭建。本文尝试将各个模式的基本论点和离异家庭青少年的教育问题结合起来进行阐述，探索离异子女教育困境的解决途径。
（一）青少年个体层面――叙事家庭治疗，挖掘不良教育困境体验
叙事家庭疗法是叙事治疗领域的新方法。它认为“叙事”是人类表达思想的基本形式，人们会对他们经历的事件进行选择性的讲述，而人们的叙事行为是为了表达个性和建构生活。该疗法要求社会工作者将案主置身于整个家庭系统或家庭情境中，把案主的问题看作是整个家庭系统的问题，通过分析家庭系统找出导致案主问题存在的深层原因[9]。该疗法注重分析案主的故事叙述中未曾注意或被遗漏的片段，通过案主的自我叙事将问题外化，使人和问题分开，帮助案主积极建构新的自我认知，提高其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
离异家庭青少年对于家庭、人际交往及社会环境有着自己独特的情感体验，通过青少年的自我叙事，社会工作者可以发现在面临家庭、学校及社会教育中的各种情境时离异家庭青少年的困境体验，同时注意记录青少年在自我叙事时的内容选择和场景选取，从而找出教育生态系统中不利于青少年发展的教育环境，挖掘青少年内心的真实体验状态。
此时，社会工作者的角色从观察者转为参与者，积极鼓励案主的叙事过程，引导青少年解构并重新建构积极的教育体验，树立对自身、家庭、学校及社区的信心，增强自我效能感，相信自己能够勇敢面对不利的教育环境因素，从而培养他们积极健康的学习及成长态度。
（二）学校层面――师生之间的小组互助及自我觉察
互惠模式又称“互动模式”或“调解模式”，是小组工作的主要理论模式之一，该模式认为在助人过程中要尤其注重个人子系统和整体系统（小组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关系，强调依靠群体的力量以及互助支持系统的建立。互惠模式下，成立师生之间的互助小组，如家庭离异学生的学习困境小组、人际交往困境小组等。小组成员选取离异子女比较多的班级，将具有相同教学困境的老师和离异家庭学生召集起来。在这些基础上通过初步的小组游戏互动，筛选出那些教学困境异质性较高的教师，而学习困境同质性较高的离异家庭学生。这样选取组员的目的是探索不同教师对待家庭离异学生问题的不同教学方式，以及可能面临的教学困境，促进师生双方的自我觉察，在动态的小组互动中及时调整各自的互动模式，增进师生感情，实现教育目标。
在小组辅导过程中，家庭离异子女能更加深入地了解老师的教育行为，构建师生之间良好的互动模式。离异家庭青少年在与小组其他成员的互动中积极塑造自己的行为并自觉适应环境。此外，离异家庭子女学习困境同质性小组的建立有利于实现小组成员的经验共享，共同探讨教育过程中不良的情境体验，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更能看清自己面对同类问题时的处理方式，实现情感共鸣，寻找自我调整的方式。互惠模式可以很好地实现案主的助人自助，有利于增强小组凝聚力和群体归属感。但是，对于个别情况较为特殊的小组成员关注不够，工作者所能提供的专业服务有限，这也是互惠模式的不足之处。
（三）家庭层面――专业的家庭教育辅导，掌握教育规律
教育是一门科学，孩子成长发展有其客观规律，家庭教育是实现青少年教育目标的根本。首先，教育规律和教育科学知识并不是教育从业者的专属，解决家庭教育的关键应该是向家长普及必要的教育理论和方法，了解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其次，离异家庭父母的家庭关系辅导，家庭的产生、存在与发展有其自身规律，离异父母应该学习婚姻家庭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认识本身家庭发展状态的根源，掌握家庭发展及青少年成长规律，从而更好地处理婚姻关系及子女教育问题。
家庭教育辅导作为解决青少年教育问题的有效途径，在具体实施层面，针对不同教育问题需求有不同的教育活动设计。如学校可以根据家长的不同需求，举行专家专题讲座，鼓励家长参与研究家庭教育；建立家教咨询站，安排学校心理辅导老师、资深班主任等为家长答疑解惑；设立学校开放日，邀请家长观摩教育教学活动，直观地了解学生班级互动情况；也可以教师与家长一起编写家庭教育指导小手册；通过网媒、纸媒、校刊等宣传普及科学的教育方法等[10]。
（四）社会层面：推进家长学校建设，构建良性的教育生态网络
在现有制度和条件下，家长学校的办学更多地还是依靠校方，办好家长学校需要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
首先，为保证家长学校的正常运行，政府应该出台规范的家长学校管理政策，推动家长学校学员管理、教师管理、家校合作等制度的完善，确保家长学校实施的师资、财力和物力充足。
再者，学校应该为家长学校输送优质师资，并提供家长展示平台。学校作为家长学校的重要实施载体，邀请资深家庭心理辅导师，搭建离异家庭亲子活动的平台，向公众展示离异家庭成员在活动中展现的自信与乐观，增强离异家庭自信力。离异家庭的父母应该克服内心的自卑与恐惧，从失败的婚姻状态中走出来，积极参与家长学校组织的各类活动，这也有利于离异家长与完整家庭父母的沟通，在学校教师的引导下，使离异父母看到自己的教育责任，向其他家庭学习有效的家庭教育方式，促进亲子关系的和谐发展[1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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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生态系统理论篇2
留守儿童作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所出现的一个新的社会群体，由于家庭环境和成长背景的特殊性，在他们成长过程中面对家庭、学校以及社会多方面的影响，会产生不同的效应，导致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突出。因此，文章借用生态系统观来看我国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从修复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微系统、强化学校微系统和同伴微系统在农村留守儿童中的作用，加强微系统间的沟通，完善留守儿童的中系统三个方面探讨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
［关键词］
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生态理论;微系统
生物学对于生态系统的定义是:“生物群落与其生存环境之间，以及生物种群相互之间密切联系、相互作用，通过物质交换、能量转换和信息传递，成为占据一定空间、具有一定结构、执行一定功能的动态平衡整体，称为生态系统。”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目前生态学已经超出了生物学的范围，扩大到其他领域，衍生出社会生态学、教育生态学等，从生态学视角解决人的发展和教育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针对中国留守儿童心理问题日益突出的现状，需要我们站在新的理论高度、实践平台，去探索解决新模式。生态系统发展观认为儿童的心理和行为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但对于留守儿童而言，他们的生态系统大多受到损伤，成为备受关注的弱势群体。生态系统的嵌套理论一提出就得到教育界的广泛关注，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来说，构建新型的生态的系统工程都十分必要，也在研究方法上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从生态系统发展观看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问题，基于微观生态系统视域下探索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问题的途径。本文试从美国学者布朗芬•勃伦纳的生态理论，将“家庭、学校、社区”作为一个整体的微观系统，探究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新型“生态型”模式，探索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问题的对策。
一、微观生态系统的界说
美国心理学家布朗芬•勃伦纳在1979年提出了著名的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这一理论强调环境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对人的发展的重大影响，他把人的发展放在一个宏观的、多层次的生态系统中加以考察，主要分为四个不同层次的系统:(1)微观系统，指发展中的个体与即时环境(家庭、学校)之间的复杂关系;(2)中观系统，是指个体与微观系统之间、各微观系统之间的联系或过程，对儿童来讲，包括他在家庭、学校和邻里伙伴之间的关系;(3)外部系统指并不包含个体的主动参与，但对个体产生直接影响的情境系统;(4)宏观系统是指个体所处的整个社会的组织、机构和文化、亚文化的背景以及意识形态等。个体受微观系统的影响最大，各种社会文化通过微观系统直接影响着青少年的成长，导致留守儿童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厌学严重、学习成绩差，性格孤僻、自闭、自卑，行为放浪不羁，违法犯罪时有发生。以上提到的只是留守儿童中存在的一些典型的心理健康问题，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留守儿童都存在这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既然存在，就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毕竟对于留守儿童的成长来说，这些都是一些负面的因素。从生态系统发展观视角审视农村留守儿童环境系统，要使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发展，就必须对其所处的已缺损的微观系统、中系统、宏观系统进行修复。
二、微观生态系统视域下影响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因素
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产生的原因相当复杂，涉及到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各个方面，显然不能简单地将之归咎于其中的任何一方，必须进行系统的研究方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家庭教育的缺失，导致微观系统失衡
中国的《三字经》中提到:“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教之道，贵以专”，“养不教，父之过”，“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说明传统社会对家庭教育的重视。西方也有句名言:“一个母亲胜过100个优秀教师，一个父亲胜过100个校长”，更是说明了父母亲在儿童教育中地位与作用。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圈。儿童的健康成长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外部环境则主要包括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家庭是个体成长的第一环境，是“社会化的第一设置”。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关系有着深刻的自然生理因素的影响，具有不可更改的、血源性的遗传联系。子女的诞生，既是生物学意义，也是社会意义。家庭的功能不仅是生儿育女，也是生命的摇篮。对子女的抚养父母责任主要的不是养育，而是教育。家庭教育是基础教育，一个良好的家庭教育氛围有利于培养出身心健康发展的下一代。家庭教育是儿童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对儿童物质和精神需要的满足，健全人格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遗憾的是，留守儿童被剥夺了这一权利。首先，留守儿童的父母迫于生计外出打工，没有时间去顾及更无力关爱孩子，基本的关怀和温暖得不到导致儿童长期生活在自卑的阴影中，久而久之很可能会形成悲观、孤僻的畸形心理;其次，祖辈们的教育观念落后，培养意识淡薄，对于儿童大多是“重养不重教”，疏于对其的管理;再次，祖辈们的溺爱造成了儿童性格上的娇纵，生活上自理能力差，交往中任性、自我等缺陷，长此以往，产生叛逆心理，年迈的祖辈们难以管理。最后，父母长期在外，过多的给予孩子物质上的满足。有些家长觉得平时不在家，对孩子关心、体贴较少，孩子在钱物方面要多少给多少。而在隔代教育中多半是溺爱放纵，只管吃饱穿暖，无力也无能力考虑他们的心理需要。在过多的物质满足情况下，孩子的许多恶习逐渐形成:成瘾，并沉溺于玩游戏，埋下了走向歧途和犯罪的祸根。
(二)教师教育力不从心，导致学校支持系统失衡
从微观角度研究教育生态结构，是以学校中的个体———受教育者为中心，整合学校、社会、家庭教育等诸多因素，注重局部生态环境的教育，引导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培养学生良好的品德，改变受教育者的不良行为，提高学习效果。家庭是儿童的启蒙教育，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缺失就显得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和无可代替性。而在农村，家长对学校的依赖性和期待性也更加明显，不仅承担着农村儿童通过受教育迈进大城市的期待，也寄托着儿童道德教育得以完善的主要场所，更兼替着对儿童的监护功能。学校的质量是留守儿童家庭教育一个强有力的补充。就学校教育来看，农村中小学的条件差，教育资源、师资力量非常有限，而且师资整体素质较低，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如破旧的校舍难以满足学生寄宿制学校的需求。在家庭系统受损弱化的条件下，学校系统的功能上升，但是，学校并没有完全担负起弥补家庭教育欠缺的责任，相反也出现了弱化现象。一方面，一些学校的负责人及教师尚未认识到留守儿童问题的严重性，没有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任务。另一方面，在情感上，学校和老师没有给予留守儿童更多的支持和帮助。此外，教师对留守儿童的偏见，带着有色眼镜看待他们，对他们采取:“只要不出事，遵守学校纪律就行，学不学无所谓”的管理策略。因此，留守儿童对学校教育的挑战如经常犯事、违法乱纪一再的挑战教师智慧、学校教育;教师本身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不够、专业心理教师队伍和适合农村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模式的缺乏，导致教师教育的力不从心;家校之间沟通的缺乏，不能及时地与教师交流留守儿童的生活、心理等情况，致使家庭对学校教育的辅助功能丧失。
(三)同伴交往问题突出，导致社会支持系统失衡
同伴关系是指年龄相同或相近的儿童之间的一种共同活动并相互协作的关系。同伴关系包括同伴接纳和友谊同伴关系，是发展儿童社会能力的重要背景，也是满足社会需要，获得社会支持和安全感的重要源泉。留守儿童生活的环境除了家庭就是学校，他身边的同伴环境也大都是学校里的同学，这样的关系结构会带给儿童较大的影响，即良好的同伴关系有利于促进儿童在学校的校园生活，反之，同伴关系的紧张则会影响儿童的校园生活，甚至导致厌学等情绪。因此，良好的同伴关系营造和谐的心理氛围，使学生在校园里心情愉悦，有利于提高学习质量，更有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进而塑造健全的人格。但是由于留守儿童亲子关系的缺位，一方面，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缺乏家长对其情商的培养，在人际关系方面不善于沟通交往，产生问题的时候又没有父母在旁指导，在同伴关系中发展社会性情感受阻，易出现情感问题。另一方面，留守儿童的自由时间相对同伴会多很多，加之容易被诱导，会有一些不好的行为习惯，同伴家长担心孩子被带坏，不让孩子跟他们玩耍，人为的隔离致使留守儿童完全被社会边缘化，产生恶性循环。
三、微观生态系统视域下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路径
儿童的成长呼吁一个健康的生长环境，教育生态系统发展观表明，一个健康的环境系统是儿童成长的必然诉求，然而，留守儿童不可避免的系统缺陷呈现出来的社会问题引起我们的关注，我们必须要着力修复其所处环境系统，维护其所处环境系统的完善。
(一)修复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微系统
家庭生态系统的受损，使得留守儿童缺少了来自家庭的教育与引导，严重影响了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也致使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问题成为一个急需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问题。家庭是个体首先面临的是生存环境和生活场所，良好的家庭环境是个体健康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1．对父母系统缺失的重构
留守儿童的家庭结构中，由于父母长期在外，使得家庭生态结构失去了平衡，生活在缺陷家庭中的他们容易感到孤苦无助，感情冷漠、茫然，不知所措，以致被坏人引诱走入歧途。问题孩子往往来自缺陷家庭，因此，应重视家庭生态结构失衡对儿童的教育成长的影响。首先，尽量保证家庭系统的完整性，出外谋生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但留下父母其中一个人在家陪伴小孩或者将其带在身边到城里打工，就可以确保家庭结构的完整性;若无法陪伴在身边，要加强与孩子的沟通交流，经常打电话、定期回家等，及时了解孩子的成长情况，化解孩子的孤独感。尤其是针对孩子成长中出现的问题，积极寻找妥善方法予以解决。其次，重视监护人的选定，为孩子找到负责任、较为美满的家庭作为临时监护人，父母应该合理妥善的寻找监护人，通过结构上的“父母”来创建事实上较为完整的家庭，通过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增强留守儿童家庭社会化的效果。此外，临时监护人应认识到自己的监护责任，应该平等、民主的对待小孩，不能过于宽容和放纵，不仅对孩子的养育，还要通过家庭良好的人际心理环境创造家庭内部良好的家庭氛围，让留守儿童生活在充满爱的家庭氛围，给孩子以科学的管理和指导，塑造孩子健康的心理，高尚的人格。再次，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期望要适当，留守儿童父母要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念和育儿观念，从而提高家庭教育的科学性，提升家庭教育的效果。
2．在新的条件下构建亲子间的互动关系
家庭成员间的人际关系和人际交往，“奠定了孩子对社会环境作反应的最基本模式”。父母与子女异地而居，不能面对面的交往，失去的是从父母那里学习对社会环境作反应的机会。在新的条件下重新去构建留守儿童与父母间的互动方式，重视留守儿童与父母团聚的教育机会。家长要想方设法与孩子保持联系，增强家长与孩子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想方设法了解孩子在家庭、学校、社区的情况，密切关注孩子的成长。如“亲情电话”是留守儿童教育实践中的一条有效措施，是亲子间建立远距离人际互动关系的有效形式，不仅具有交流亲情的功能，还对亲子间面对面交往的缺失具有补偿作用。
3．营造良好的家庭教育氛围
家庭教育一般是指在家庭范围内和家庭生活中，由家长及家庭成员对其子女及其他未成年人实施的积极的影响。留守儿童虽然长期与父母分离，但其监护人也应该营造良好的家庭教育氛围、良好的家风。具有良好家风的家庭，应该具有珍爱生命、热爱生活、勤奋好学、道德高尚、身心健康、团结和谐、蓬勃向上的家庭氛围。其监护人有责任也有义务为留守儿童营造这样的家庭环境，给予彼此温暖、平等、民主的家庭关系，促进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
(二)强化学校微系统和同伴微系统在农村留守儿童中的作用
1．学校教育要科学化，体现关爱与健康理念
由于教育生态结构各个因素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我们只有整体、全面、统筹规划，才能使教育生态系统的各组成因素的关系基本协调，使教育生态结构同周围生态环境以及未来的发展相适应，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的教育生态结构，促进教育生态系统持续协调发展。首先，树立以学生为本的理念，转变教师的教育教学观念，教育者在教育活动中普及爱，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是长期与父母的分离导致的情感缺失，对他们的教育，教育者需要更多的耐心，倾注热情照顾他们，以弥补亲情缺失和家庭教育不足带来的缺陷。其次，学校在服务中延伸教育功能，在家庭教育缺失的情况下，学校教育必须拓展其工作领域，发挥更大的教育功能，给予功能性补偿，通过全面推行寄宿制，营造良好的人际心理氛围，使学校成为留守儿童的另一个“家”，让留守儿童过上家庭式的学校生活。再次，在学校教育中，经常组织体育活动和娱乐活动，丰富留守儿童的业余生活，帮助他们融入集体生活，享受集体的温暖和幸福;在学校管理中，对留守儿童的临时监护人进行专门培训，组建模拟家庭、开展留守儿童活动站等。通过一系列活动消除内心的孤独、自卑的情绪，慰藉他们不完整的情感系统，弥补家庭结构的变化和生态系统的破坏所造成的伤害。
2．促进留守儿童同伴交往中情感社会化的策略
赫洛克认为同伴交往对孩子的积极意义就是:带来稳定性，让内心充满欢乐，获得与人相处时的丰富情感体验，有利于帮助孩子消除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状态，学会理解和接纳别人。对于留守儿童的同伴交往中的敌意和攻击性，教师应鼓励采取主动接近的方法，消除他们的抵抗和反叛。因此，应充分重视同伴对填补父母角色缺失的座位的作用，有意识地引导鼓励留守儿童与同伴交往，注重培养他们合群、乐群的性格，使他们感受到学校生活的乐趣，培养积极、稳定的情感。与此同时，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促进非留守儿童与留守儿童交往，让留守儿童在同伴交往中健康成长。
(三)加强微系统间的沟通，完善留守儿童的中系统
从大系统观着眼，家庭生态系统对于儿童的心理发展而言，仅是一个微系统，但其功用却不可小视，不但要强调其内部各水平及水平间的交互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与其他外部系统的相互联系，也会影响到儿童的心理健康状态。家庭、学校与社区这三个重要且相互影响的社会生态系统，能够凭借各自生态环境的优势给儿童提供多方面的有利资源。
1．畅通家校联系渠道
众所周知，家庭、学校、社会三方的合作才能促进教育的良性发展。家庭作为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也影响学生心理健康的发展。家长本身不健全或不健康人格心理、不当的教养方式、不和谐的亲子关系会直接导致学生的心理问题，将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苏霍姆林斯基说:“教育的效果取决于学校和家庭教育影响的一致性。如果没有这种一致性，那么学校的教学和教育过程就会像纸做的房子一样倒塌下来。”因此，我们应该加强家庭、学校各子系统之间的联系，将心理健康教育延伸到家庭，采取“家长和学生也获得教育”的战略，提高家长的心理教育意识，让家长积极配合学校，共同做好心理教育合作。
2．实行“多维互动”，形成教育合力
儿童的品性深受家庭教育的影响，但同时也是学校教育和社会影响的产物。因此，学校必须拓宽其工作领域，发挥更大的教育功能，给予功能性补偿。加强家校合作，可以形成对青少年教育的合力，是实施全面“素质教育”的可靠保障，可以提高教育教学的效率和质量，还可以优化教学资源，构建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网络体系，建构“家庭、学校、社区”联动的立体式教育管理网络，优化“生态型”的教育模式，促进“教育社会”的诞生。
3．整合全社会教育资源
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涉及面广，工作量大，仅仅靠教育是完全不够的，整个社会需要达成共识，并积极配合，必须从学校内部、学校之间、企业、社会等多方面整合教育资源，实现共享多赢，抓住影响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各个关节点，明确“政府为主导，学校为主体，社会为补充，家庭为后援”的工作思路。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解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也不是某个部门的事情，而是全社会的事情。从生态系统观视域下去探究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它的解决需要小到个人大到整个国家的全力支持，家庭、学校、社区及各种非政府组织应提高认识，努力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区环境，积极参与到关爱留守儿童的行动中，使每一个留守儿童都能健康成长、快乐生活。
作者：林婷婷游毅文单位：闽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周立玲，杨英琪．生态系统发展观下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研究［J］．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2012，(15)．
［2］高峰，汪玲．上海市中小学学生心理健康与家长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1)．
［3］杨雄，苏萍．转型社会的中国青少年［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
［4］范小萍，汪国瑞．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析———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的视角［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5)．
家庭生态系统理论篇3
【关键词】空巢家庭养老问题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政策建议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统计，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六普”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我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1.78亿，占13.26%，人口老龄化伴随着家庭结构小型化、核心化，空巢家庭数量急剧增加，并呈现年轻化、长期化的趋势。2010年11月7日，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说，城乡老人家庭中，空巢家庭超过50%，部分大中城市达70%。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构建社会化的空巢家庭支持政策，使得老年人在经济上得到支持、生活上得到照护、精神上得到慰藉，以实现安享晚年，老有所养的目标。
空巢家庭的界定及成因分析
关于空巢家庭，多位学者曾进行过研究，比较主流的观点认为，空巢家庭是指无子女或虽有子女，但子女长大成人后离开老人另立门户，剩下老人独自居住。笔者认为，空巢家庭界定关键是看老人与子女居住的距离，不在同一居住地，客观上子女不能够经常与父母相聚，不能履行日常照护责任。
空巢家庭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包括：一是由于经济生活条件及住房条件的改善；二是观念变化，人们接受与老人分开住，为减少矛盾，互相提供自由生活空间；三是城镇化及就业观念的变化，离开父母地工作居住成为常态，家庭伦理观念发生巨大变化。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及其在空巢家庭养老问题上的应用价值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是用以考察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交互关系的理论，该理论把人类成长生存与其中的社会环境（如家庭、机构、团体、社区等）看作是一种社会性的生态系统，强调生态环境，注重人与环境间各系统的相互作用及其对人类行为的重大影响，是社会工作的重要基础理论之一。把空巢家庭的养老问题进行微观-中观-宏观的社会生态系统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指导意义。
查尔斯・扎斯特罗在《理解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中首先阐述了社会生态系统的层次性。他认为，人是在环境中与各种生态系统持续互动的主体。人在生存环境中，既受到各种不同社会系统的影响，也持续和具有活力地与其他系统相互作用。查尔斯・扎斯特罗把人的社会生态系统区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宏观系统。他指出，微观系统是指处在社会生态环境中的看似单个的个人。个人既是一种生物的社会系统类型，更是一种社会的、心理的社会系统类型；中观系统是指小规模的群体，包括家庭、职业群体或其他社会群体；宏观系统则是指比小规模群体更大一些的社会系统，包括文化、社区、机构和组织。
空巢家庭养老问题现状
经济保障城乡差距大。经济保障城乡差距大，成为影响空巢老人的首要因素。在城市，空巢家庭老人大多靠退休金生活，①经济上相对独立也是城市老人与子女分居的原因之一，但城市中也存在一部分收入低或因为疾病等原因无收入的空巢家庭老人或孤寡老人，他们得到政府有限的低保救助。农村空巢家庭经济支持主要靠自我劳作或子女支持，老人在自身无能力参与农活的时候，经济就会陷入困境，子女的经济支持是有限的。②
空巢老人家庭服务需求难以满足。何斯等人组织的调研结果显示，城市空巢家庭老人日常起居基本没有困难，但就医和采购生活用品需要别人帮助。③农村空巢老人的服务基本缺位，邻居和亲属给予不确定的精神性照顾，无钱看病和病后无人照顾成为农村空巢老人最困难的事情。④
空巢家庭老人精神慰藉欠缺。学者黄润龙、何斯等人的调查研究显示，空巢老人的精神生活质量呈下降趋势，或多或少存在精神孤独感和怀旧感，尤其是空巢家庭中单身或丧偶老人。研究空巢老人的精神状况，一般从空巢老人与子女的联系方式及频率、老人参与社会活动情况、老人自我孤独感三方面。此方面城乡空巢家庭老人存在差别。城市空巢老人由于通信、网络、交通便利，与子女联络方式多样化、频率较高，一般会参加社区老年活动，自我精神调节能力较强。农村空巢老人精神文化生活较单一，大多数老人聚集一起聊天、拉家常，孤寡老人的孤独感更加强烈。
构建空巢家庭养老社会支持网络系统
以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为依据，空巢家庭养老问题是集空巢老年人、空巢家庭、社区、社会团体、政府或社会于一体，一个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的网络系统，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需要整合系统中所有资源，形成整体功能。
空巢家庭养老问题宏观系统：正式政策支持。第一，政府是空巢家庭老人基本生存保障权益维护的主导责任承担者。国发[2011]28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通知，提出老龄事业发展目标是“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政府需要加快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实现全民覆盖，形成制度化的城乡困难老人的资金补贴制度，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和特困空巢家庭资金扶持尽快制度化、预算化并进行物价联动调整机制；加快老年人权益保障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弘扬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将空巢家庭纳入养老保障制度体系框架之内。
第二，社会化养老服务公司提供市场化、专业化的养老服务。nGo组织参与包括空巢家庭老年服务事业，鼓励社会化养老服务公司提供市场化、专业化的养老服务。政府以购买服务的方式或以税收优惠予以政策扶持，鼓励社会力量和资金参与养老服务事业，养老服务公司作为新兴市场主体，参与社区养老服务，为本社区的空巢家庭老人提供居家上门服务，服务内容包括家政服务、常规健康检查（如测量血压等）、缓解心理压力以及解决老年人特殊的服务需求；建立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提供老人日托餐饮服务、老年文化娱乐活动、文化讲座、老年特长培训、老年表演社团等，让空巢家庭老人居住在家里，又可以方便老人参与社区活动；养老服务公司可以建立社区养老机构，政府以补贴床位或补贴居住老人等政策扶持，让空巢家庭老人中需要失能照顾者接受专业化的护理，由于机构设立在老人熟悉的环境中，可以随时回家或接受邻里亲属的照看，比较符合我国传统的养老方式，是较理想的解决空巢家庭失能老人和较高经济条件老人满足服务需求的方式。
空巢家庭养老问题中观系统：非正式政策支持。空巢家庭养老问题的中观系统包括家庭、亲属及邻里、社区医院、志愿者等。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空巢家庭老人养老的主要支持力量，是我国传统的养老模式。家庭可以为老年人提供经济支持、日常生活起居照料、精神慰藉，对空巢家庭来说，配偶是提供养老照顾的主要依靠，有“少年夫妻老来伴”的俗语，配偶之间的精神支持对空巢老人身心健康尤其重要。徐亦文对西安市东关南街102位老人进行问卷调查，在老人生病时，由配偶提供照顾的占比达到46%；⑤子女对空巢老人的支持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徐亦文的调查结果还显示，91.5%的空巢老人表示自己在生病和需要帮助时主要依靠子女。空巢老人的邻居在农村显得更加重要，但邻居和近亲属提供的主要是精神慰藉和情感支持。
微观系统：空巢老人的自我支持。空巢老人自我照料是发挥老年人主观能动性，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事务活动，提升老年人自身价值和生活幸福感。第一，老年人要树立正确的养老观。老年人要理解出现空巢现象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理解子女的艰辛，积极面对因为与子女分住产生的精神孤寂及情感危机。第二，空巢老人要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空巢老人要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要培养兴趣爱好，广交社会朋友，让自己的老年生活丰富多彩，参与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娱乐活动，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继续发挥专业领域的余热，为社会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实现自身价值。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注释】
①赵芳，许芸：“城市空巢老人生活状况和社会支持体系分析”，《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②黄润龙：“我国空巢老人家庭状态”，《人口与经济》，2005年第2期。
③何斯，王德文：“空巢老年人健康状况实证研究及政策建议―福州市社区空巢老年人健康状况调查”，《南方人口》，2006年第4期。
④熊汉富：“空巢家庭―一个应当关注的老年群体.北京大学身边无子女家庭探析”，《人口研究》，1998年第3期，第51～53页。
家庭生态系统理论篇4
关键词：布朗芬布伦纳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医德养成教育医学生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是由已故的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著名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于1979年提出的一种理论模型。他从个体所处的生态环境出发来研究人的发展，认为人的行为不仅受社会环境中的生活事件的直接影响，还会受发生在更大范围的社区、国家、世界中的事件的间接影响。布朗芬布伦纳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对于当前高等医学院校的医学生医德养成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布朗芬布伦纳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简介
（一）布朗芬布伦纳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哲学基础
布朗芬布伦纳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哲学基础就是生态哲学。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生态哲学，是运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观察现实事物和理解现实世界的哲学理论，其代表人物是德国的萨克赛（H.Sachsse）和奥地利裔美国的卡普拉（F.Capra）。在生态哲学领域，尽管不同学者的理论观点仍然存在着分歧，但是在生态哲学的基本框架上他们已经达成共识。在本体论上，生态哲学坚持世界的关系存在论和过程存在论，认为世界是“人――社会――自然”活的复合的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的结构和过程相互关联，但过程更为基本。在认识论上，生态哲学反对绝对的主客二分，认为主客的统一更为根本，人的认识是在主―客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中进行的。在方法论上，生态哲学坚持有机论的思维方式，强调人与世界是一个整体，认为整体决定部分，部分只有在整体中才能获得它的意义。
（二）布朗芬布伦纳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基本内容
生态哲学为布朗芬布伦纳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提供了基本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框架。在此基础上，布朗芬布伦纳于1979年创立了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该理论认为，影响个体发展的环境是一个层层镶嵌的多元系统，由近及远依次是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部系统和宏观系统。微观系统是个体直接参与的环境系统，比如家庭、同伴群体、课堂、学校等，它们对个体的成长发展产生直接影响。[1]中间系统是指个体直接参与的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微观系统相互连接而形成的系统，例如课堂与同伴群体相互联系形成的系统，就是一个典型的中间系统。中间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是否协调一致，将直接关系到个体的优化发展。外部系统指个体没有直接参与，但对他参与的环境发生更大影响的系统，比如父母的工作环境会通过家庭环境对个体产生影响；宏观系统是指嵌套于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部系统中的文化、亚文化和社会阶层背景，它是一个广泛的文化意识形态系统，对个体的成长发展也会产生间接的影响。他同时还指出，每一层次的系统都与其上级和下级系统相互作用，构成了个体成长的生态背景。与每个同心圆相通的是时间系统，指每一个同心圆系统的内容都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通过这样的结构，将个体发展放在一个宏观的、多层次的生态系统中加以考察。
二、布朗芬布伦纳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对医学生医德养成教育的启示
（一）发挥家庭在医学生医德养成教育中基础性的作用
家庭是布朗芬布伦纳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中微观系统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系统，因为自人的出生之始，他就生活在家庭环境中。家庭是一个人思想道德和行为习惯养成的第一场所和重要环境，因此，作为家庭核心人物的父母对良好家庭环境的营造和正确教育子女思想的养成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2]医学生是将来走向社会的医务工作者，家庭除了教育医学生子女在校期间认真学习医学知识、医务技术外，还应重视对医学生医德教育的培养。一名合格医务工作者，不仅应当具有高超的技术，而且还应当具有高尚的医德。因此，家庭应重视对医学生正确的从医价值观的引导，去除其功利性，避免他们将来从事医务工作打后价值天平向物质利益倾斜，倡导“医乃仁术”、“大医精诚”等传统价值观的回归。医学生是未来从事医务工作的主流群体，他们医德的缺失将直接导致就业后一线医务工作者的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滑坡，并阻碍社会的良性运行及和谐发展，所以家庭成员应帮助教育医学生找准自己的角色定位，履行好自己角色所赋予的历史使命，增强医学生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们在未来的医药卫生岗位上能秉持医务工作者的职业操守、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真正做到“一切以病人为中心”。
（二）加强课堂教学与医学生同伴群体的互动
课堂教学与医学生同伴群体的互动是医学生医德养成教育中非常重要的环节，二者的互动可以归属于布朗芬布伦纳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中的中观系统。课堂教学是医学生医德教育的一种重要载体，医学院校教师必须重视通过课堂教学来增强对医学生的医德养成教育。为此，就课程体系而言，要开设一套比较完善的具有医学特征的医德课程体系。首先是医德基础理论课，如哲学、伦理学、法学、心理学的开设。其次是作为医德主干课程的医学伦理学。最后是选修课的构建。由于课时的限制，可以通过开设选修课的形式将一些课程补充进来，如可以通过选修课讲解医德历史等。就教学方法而言，应摒弃那种传统的单向灌输的方式，促进医学生在道德学习过程中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教师应当运用启发式讲授法，通过启发式教学，引起医学生的共鸣，使医学生在经过自己思索后，自觉地得出结论。
但是，道德并不是脱离特定问题情境的条件下以抽象的形式存在的客观的、普遍的、绝对的知识，作为调节人们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道德是人们社会交往的产物，仅靠课堂的讲授很难有效培养医学生良好的医德和完整人格。同伴群体是“由年龄、性别、兴趣爱好、职业、社会身份、价值观等方面大体相似的个体所组成的关系相对亲密的一种非正式群体”[3]，同伴群体中成员的医德的交往对医学生正在形成中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直接的、巨大的影响。因此，应重视和加强课堂教学与医学生同伴群体之间的互动，使同伴群体成为医学生医德培育的重要参照系统。高等医学院校的德育教育工作者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将课堂教学延伸至医学生同伴群体的活动。比如，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布置有关医德的教学任务后，让医学生在课下自动分成同伴群体讨论小组，各学习小组针对一个关于医德的话题展开讨论。在这种同伴群体的讨论中，医学生能够在一种自然、放松的状态下各抒己见。而对于一些讨论无法达成共识的问题，还要回到德育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对这些有争议的问题重点讲解。通过这种课堂教学与医学生同伴群体的互动，形成了“课堂德育教学―课下同伴群体讨论―课堂德育教学”的行进路线，最终将有利于提高医学生医德养成教育的实效性。
（三）重视完善我国解决医疗纠纷的相关法律制度
目前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国解决医疗纠纷相关法律法规在这方面规定的模糊和缺位。按照布朗芬布伦纳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我国目前的医疗法律环境是我国医学生医德养成教育的一个外部系统。虽然医学生并不直接参与这个环境，但医疗法律环境通过微观系统和中观系统对医学生的医德养成产生影响。目前我国诉诸法律解决医疗纠纷成本过高、程序较复杂，加之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在这方面规定的模糊和缺位，近年来通过法律渠道解决的医疗纠纷呈下降趋势，取而代之的是“闹”的方式，甚至靠暴力解决医疗纠纷，陷入“不闹不赔、越闹越赔、越赔越闹”的怪圈，波及全国的“医闹”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4]这种现象如果得不到及时有力的制止，往往导致医疗纠纷升级，最终酿成。因此，应当完善解决医疗纠纷的相关法律制度。畅通解决医疗纠纷的渠道，既要规范医者的行为，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又要减少“医闹”的发生，维护医者和医院的正当权益。这对于增强医学生利他素养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四）构建“义利兼重”的文化意识形态系统
布朗芬布伦纳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一个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系统对生活于其中的个体的成长发展会产生间接的影响。目前，中国社会有两种错误的文化意识形态系统对医学生医德的养成产生负面影响。一种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义利观。这种传统义利观主张“崇义轻利”，过分强调社会整体利益，忽视、贬低甚至完全否认个人物质利益倾向的传统义利观直到今天在一些人的头脑中仍然存在。他们认为医生是“白衣天使”，就应该无私奉献，导致一部分患者对医生的工作不理解，缺乏一种包容心，增加医患之间的不信任。应当认识到，这种“崇义轻利”的传统义利观是与封建的生产方式相联系，已经与现代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不相契合。而另外一种错误的文化意识形态系统的影响面更大，它伴随着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而产生。这种文化意识形态系统只强调经济利益，而放弃道德之“义”。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利己主义是其典型表现。在医疗领域的具体体现表现在，一些医务人员受到经济利益的诱导，开始为处方权寻找“租赁”对象。医生开始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影响医生处方权的已不再是患者病情、药品疗效等因素，患者利益最大化被严重忽视了。这样两种错误的文化意识形态系统必然会对医学生的医德养成教育产生负效应。因此，构建关于义利观的正确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系统已成为当下我国医学生医德养成教育的必要途径。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应当大力提倡“义利兼重”、“见利思义”的义利观，一方面我们反对用整体利益碾压和僭越个人利益的观点；另一方面，我们对个人的“利”要有一种理性的制约，不受不义之财，鼓励个人通过辛勤劳动活动应得报酬。这种“义利兼重”的文化意识形态系统的构建，将有利于提高医学生医德养成教育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1]刘宇.学生课程参与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106.
[2]丁文敏.大学生责任教育概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228.
家庭生态系统理论篇5
［关键词］家庭农场；绿色；规划
1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精准扶贫的大力推行，伴随着对农业的深层次开发与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交叉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生态休闲旅游农业。太公寺家庭农场规划抓住这一历史机遇，顺势而生。汉中勉县高桥沟村属山区贫困村，但是其地理位置相对优越，在此建设生态休闲旅游家庭农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农业发展新方式
农业和农村、农民正在发生着深刻而重大的变化。发展正在进入新常态，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一日千里，日新月异。与此同时,农业的内涵更加丰富，功能不断拓展，农业多种功能显现端倪。农业在食物供给、原料保障和新增就业等功能不断强化的同时,乡村的旅游休闲功能日益凸显。乡村休闲旅游是农业价值链的延伸与拓展,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农场不仅具有传统农业生产,还具有为人们提供旅游、休闲、度假的生活，能有效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当下人们生活节奏加快，竞争日益激烈,人们更多渴望多样化的旅游生活，加之交通便捷，城市间一日经济圈的形成，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闲暇时间的增多,尤其希望能在自然的农村环境中放松自己。在一些水果蔬菜成熟的季节,去往乡村体验农事,呼吸新鲜空气等活动满足了城市人们对自然生活的向往,实现了人与自然的接触,体验到不一样的生活。去往乡村旅游慢慢变成热点,于是农业与旅游业交叉的新型产业——休闲旅游家庭农场应运而生,可以实现农民多元收入。当前，陕西汉中平原地区发展休闲农业方兴未艾,像城固桔园、汉台葡萄园等。但是其山区家庭农场发展滞后，规划理论并没有跟上建设的步伐，已有的乡村旅游设计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山区家庭农场的规划发展。高桥沟村位于陕西汉中勉县阜川镇西南大山,土地贫瘠,人均耕地少,基础设施条件差,地理环境因素制约,属于典型的山区贫困村。当下对于贫困地区，各界热议的关键词无疑是“精准扶贫”。国家强调要科学谋划好扶贫开发工作，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勉县阜川镇高桥沟村根据本村实际情况提出到2018年实现全面脱贫的攻坚计划。
3农业设施规划
当前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一是靠科学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像种子改良、灌溉技术和化肥农药的合理利用等；二是靠田间的科学管理，如依据季节变化耕种、施肥。工业的发展已经进入4.0时代，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先进的管理技术和有效的管理方法，始于泰勒科学管理的工业工程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工业工程方法在服务业等领域也有广泛的应用，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效。农业生产与工业生成有很大的不同，却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可以大胆借鉴工业工程管理的经验,结合农业生产的特性,探索工业工程思想方法在农业生产的具体应用。农业设施规划与设计主要应用系统工程的原理与方法，将农业系统的各种设施在给定的区域范围内，进行最优的规划与设计，以求最佳的布置方案，使农业系统投入运行与使用后能达到最小的消耗和最大的产出。农业物流系统分析主要是以农产品生产系统物料的流动过程为分析对象，研究生产系统的平面设计，物流流动网络的分布、运输线路分析、物流改善与管理，以求物流系统最佳设计与运行效益。
4太公寺家庭农场自然条件分析
太公寺家庭农场因太公寺而得名。太公寺历史悠久，相传最初为明代万历年间修建，后经几毁几建，有史料记载太公寺于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复建，规模较大，有泥塑神像十一尊，木雕神像三尊，期间敬香者络绎不绝，香火旺盛，祈福天下太平，民众安康。中不幸又被毁，2015年当地民众自愿投劳投资再次兴建，神殿庄严肃穆，灵威静雅。庙顶正座子牙楼，左右二龙凌空欲飞，吉祥如意，四角安放镇宝兽，寓意守护神庙天长地久，护佑人民幸福太平。太公寺家农场准备建于勉县阜川镇高桥沟村,其距离勉县县中心30多公里,开车不到半个小时,著名茶叶产区,茶叶叶质细嫩且品位高。高桥沟村建设家庭农场,整体环境质量好。茂密的森林,秀美的山川，亮丽的河水、溪流，遍地野花，随处可见的奇石，其景色特色鲜明，形成较丰富的景观资源，为项目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旅游市场潜力较大。物产丰富，村内各组水泥路全覆盖，茶园道路逐步完善，较好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为项目建设提供了便利。结合文献研究、实地考察和访谈所掌握的各项当地实际情况,运用Swot综合分析太公寺家庭农场的各项内外建设条件和环境,将太公寺家庭农场的综合分析总结。
5太公寺家庭农场规划设计
秉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科学发展观指导,坚持生态农业、绿色农业、循环农业,以山地农业资源优势和产业发展为基础，结合勉县旅游发展战略,农场依托太公寺周边生态环境,以天然林为休闲场所,以农产品和旅游产品目标市场为导向,满足人们休闲、娱乐、养生、食用的需求。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注重季相变化,结合现代农业休闲观光理念,创造“春赏花、夏避暑、秋食果、冬逍遥”,四季有景可赏,创造优美、舒适而恬静的绿色环境。着力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优化农产品物流系统，打造辐射全县的极具特色风情的生态休闲家庭农场,使其成为当地知名的精品乡村旅游农场。太公寺家庭农场的规划采用生态可持续的循环经济模式,建立高效的搬运物流系统，充分挖掘山区农业、林业资源，形成各功能区有机和谐的结构,提高家庭农场产业的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推进高桥沟农业产业化升级，带动全村经济发展。山区环境下农业和农村可利用的资源很多,有限的规划区域内与无限的规划区域外联动开发。太公寺家庭农场设施规划主要是生产设施规划,它是家庭农场的重要部分,是生产中不可缺少的设施。系统布置设计SLp法是以产品、产量、作业路线等因素为基础展开工厂布置的,其中产品、产量是主要因素，布置实施的基础主要是物流线路和物流强度。在家庭农场中,家庭农场的各作业单位作业量反映了物流强度不同，农产品在存储、运输和装卸等物流作用方面的要求是不同的,也决定了物流作业线路的不同。
由此，农产品及产量、物流线路和物流强度同样是影响家庭农场布局的重要因素，以农产品类别和物流作业量以及其他相关因素为基础,家庭农场的布局应用SLp法是可行的。系统布置设计（SLp）方法在具体应用中，注意把握好物流量分析。2。绘制太公寺家庭农场平面布置可行方案。在农场设施布置的基础上，集立体农业、循环农业、观光农业、生态农业四位一体，实现农业生产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挖掘当地民间竹制品手工艺、腊肉作坊工艺、特色米皮、菜豆腐加工技艺、土房建筑技术等宝贵的历史民俗文化遗产，把民俗作为贯穿整个太公寺家庭农场运营的特色。走集约化农场的工业化管理模式，建立产、销、加一体化的供应链管理链条。对农场周边的农民按照工业生产模式集约化管理，建设基于集约化经营工业化农业的新样板。具体运作与管理模式选择“农场+村委会+农户”。高桥沟村委会主要发挥引导性的组织作用，通过与农户充分协商，农户与农场建立松散型用工关系和合作关系，为农场提供劳动力保障及扩大再生产资源。实现农场、农户经营主体的联合，形成新型的家庭农场发展模式，并实现共赢，为未来专业合作社的建立奠定基础。
6结论
结合当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形势，贫困山区实施精准扶贫，发展太公寺家庭农场顺应了当今发展的主流，对于高桥沟村来说有着深远的意义。本文以太公寺家庭农场规划设计为例，对山区家庭农场规划设计理论进行实践，在对太公寺家庭农场建设地及周边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山区家庭农场规划与运营方案，研究能够密切联系实际问题，所提方案更具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为山区家庭农场规划提供有益的借鉴。
综上，太公寺家庭农场具备良好效益，其规划建设是可行的，发展前景乐观。SLp是一种工业工程系统规划布置的科学技术方法，将工业工程理论、农业产业化理论和规模经营理论等多学科理论的融合应用，将系统规划布置方法引入到太公寺家庭农场规划布局的研究中，是促进山区家庭农场发展的有效途径，是家庭农场规划布局的新理念和新尝试。运用SLp方法对家庭农场规划布局的探索，是需要长期研究并通过具体应用实践不断完善的课题，研究有待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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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生态系统理论篇6
关键词：全人视野；家庭教育的泛化性操作；扩容性家庭教育模式
众所周知，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在科学史上，一段时期，人们把细胞当作“胶冻”，可想而知，由此人们对生命所起的作用是怎样的错位。
随着科学的发展，我们发现了“Dna”，才知道细胞组织的活动，取决于“密码”，于是，我们生命科学才有了崭新的历程。
同理，我们对“家庭”这个社会细胞不加以深度观察与考究，只是按原有的“惯性”去推动家庭教育，那一定是事倍功半甚至是完全错位的。家庭教育离不开对“家庭”的解构，只有对“家庭”定位清晰了，家庭教育的各项实务才会取得真正实效。
再者，我们对“教育”不加以认真推敲，家庭教育也只能被误解在“教育”的“附庸”或者是“旁门左道”里，使得欲施力者无所适从。
试问，家庭内部的一切事务，都可归属家庭教育呢，还是部分事务属家庭教育？如果是部分，这个“部分”又该怎样划分？
一、现状的挑战：理到用时方恨少
虽然，现在的家庭教育可能由教育部门发起，也可能由妇联发起，也有其它行政部门或其它机构组织在进行，但归根到底，家庭教育必须回答一个逻辑起点的问题——这个“教育”最终指向哪里？是学校？是社区？是企业？是社会？还是家庭？
笔者在实务中，就遇到了巨大的挑战。
案例1：学校求助：某学校三年级学生扬言要跳楼。
案例2：社区求助：某社区一家庭冲突引发110常被拨通，警署请求社区协助，社区向机构求助，据悉冲突源是一位辍学的初中生。
案例3：家庭求助：某家庭发生重大暴力冲突，丈夫杀妻未遂入狱，小学生女儿目睹受惊吓需要安抚，家庭如何继续？母亲万般无奈。
我们可以很明确地推断，以上案例都属“家庭事务”，即使是案例一，也可以推断，孩子的过激行为的原因也可能是“家庭问题”。
如果要把以上个案列入“家庭教育”，首先要回答，这属于家庭教育范围吗？就目前状况，我们的理论似乎很难明确回答，我们现行的规章更难回答。以上例举的案例究竟应该归谁管？遇到家庭问题，似乎都是“利事有人管，实事少人管；好事大家管，坏事都不管；功事抢着管，私事无从管”。
再者，要把以上案例列入“家庭教育”，必须回答，对这些个案使用什么方式解决，才符合“家庭教育”？
是把家庭教育“固化”，归在一个和风细雨的学术圈里等闲视之，还是把家庭教育操作“泛化”，去迎接挑战、大胆实践并去扩充理论呢？
我们的理论必须根据现实所发生的一切，严谨、确切、概括地回答：家庭教育的对象是谁？家庭教育的“教育”到底是什么？
二、对象的解构：人在哪里
回到前述的三个个案，学校可以说，孩子跳楼是家庭问题；社区可以说，家庭冲突是家庭问题；母亲说，我们家庭出了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人”出了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把“人”解构清楚。
人是什么？成了教育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
早在公元前300年，有名希腊哲学家叫狄奥金尼斯（Diogenes），在大白天提着一盏灯笼在雅典的大街小巷中穿梭，他重复着一个问题，“人啊！你在哪里，我要找一个‘人’，‘人’在哪里？”
这位哲学家面对物欲横流，人性败坏，以独到的方式表达他对人性回归的呼吁，我们称他“白昼提灯”。
2300年前希腊哲学家提出的问题，也在拷问我们今天的教育：一方面，再也不能通过教育，把人“丢了”；另一方面，要振兴教育，把“失去的人”“得”回来。
人的成长，总是从家庭出发，经过教育，走向社会，并继续不断地接受教育，走向完善的过程。无论是社会教育、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目的就是为了人的健康成长；教育的过程，应该是促使人健康社会化的过程。
人是社会的人，还是学校的人？或是家庭的人？从宏观看，“人”只有两种可被划分的属性，一种是家庭的“人”，另一种是社会的“人”。“社会人”，就是按体制、文化等非自然属性划分，而“家庭人”则是按联姻、血缘等自然属性划分的。学校的存在，只是社会存在的一部分，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某项教育形式而已。
按人的成长、发展的连续性法则，“人”一定是从家庭出发，不断走向更广大的社会，但同时又每天根植于家庭。他的成长方向应该是：不断去正确地适应社会并作出贡献，去充分实现包括家庭生活在内的一切生活范畴内的价值；这个价值的实现，是以人类伦理价值为导向的一切价值。
然而人的价值实现的过程，少不了受教育的过程，教育权是人权很重要的一部分。
由此看来，家庭教育不外乎也是关于“人”的教育，若问家庭教育与其他教育有何不同？概括地说：是场域的不同。如果我们不回避问题，就应该如此定义家庭教育功能：“在家庭范畴内有计划地影响人，去解决家庭中人的问题，并去促进人的健康成长”。因此，家庭教育的对象就应该是：
“家庭中的人”。人，是不可以被割裂的一个整体，当人们看到了教育的割裂现象，就提出了“全人”的概念。简言之，“全人”就是把人放在所有存在的关系中来考量，就是放在“人我”关系、“物我”关系、“自我”关系、“天我”关系中来考量。
人们观察到，人有iQ（智力商数），eQ（情绪商数），KQ（学识商数），GQ（灵性商数）的存在，是处在一个动态的系统中，这四部分相互影响，只有当iQ，eQ，KQ，GQ得到均衡发展时，“人”才会趋于健康，人的生活才能获得美满。这四个方面互动影响，不可割裂。强化了某一方面，都会影响其它方面；而其它方面受了影响后，又反过来制约了某一方面。目前，由于教育强化了KQ，使人的发展偏了。
因此，进一步讲，家庭教育要直面家庭问题，就必须以“全人”的视野看“家庭中的人”。
三、教育的归正：不当“城管”育全人
目前，关于教育的划分，已经十分明确，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被称为三大教育支柱。然而，如何科学地把社会、学校、家庭划分得恰当，以达到教育的一致性、完整性，是一个非常迫切的课题。如果把这些划分的前提建立在行政上，那么，教育势必出现“城管”现象，就是“各自一街，各管各路，各不越界，各得其果”。
如，公民教育是很重要的社会教育，然而如果公民教育的内容不放到学校，不放到家庭，那么，等一个人成年了，再要他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就很难了。又如，“情感教育”应该放在哪里？“生涯教育”又应该放在哪里？等等。马加爵事件，药家鑫事件，郭美美事件，保钓示威伤人事件等等，充分说明，教育不能割裂进行。
社会一系列显性的问题无不在问，人应该受到怎样的教育？我们如此用心在投入教育，改革教育，我们真正合格的“人”又在哪里？
教育，不仅仅是学校的事。如果说教育应该由学校承载，那么，学校就应该承载“人”的全部；反之，如果教育要承载人的全部，那么，承载教育任务的各个场域必须是相互融合的，它的独立系统，必须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
从历史范畴看，学校仅仅是被固化下来的教育形式，是为在法定的某个年龄段必须受教育或者是因社会的需求而设置的场域。当“终身教育”、“远程教育”等等新的概念提出来后，“学校”的形态也就被更改了，因为教育的内容与形式是多样的、多变的，目的只有一个：培育人。
然而，教育的工具化，功利化，使我们很难回答“钱学森之问”了。目前，教育被追讨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人在哪里？人，只有通过良好的教育，才能去培育真正的人，才有可能把“人”找回来。换句话说，得到真正的人，才是教育的基本责任。
被夸大了的学校教育，使得我们的意识中，只要提到教育，就与学校联系起来；学校，又与“作业”联系起来，仿佛一离开学校，人受教育的权利就终止了。如果人离开了学校再提“教育”，那只是成年人思考的关于其子女的“教育问题”，与他自己很难联系。
社会教育，是人的教育，学校教育，是人的教育，家庭教育，也是人的教育。怎样让这三大教育彼此独立，又彼此融合呢？
不顾其它场域，只顾自家领域的教育，是非人道的教育。如果学校教育不顾情感教育，生涯教育，公民教育，等等，学校只顾知识灌输，这就完全是一种“去人性”的过程。
回到家庭教育。当下的“家庭教育”在实施过程中，在教育系统的大多数人看来，只是学校教育的“助理”，所实施的范围，也仅围绕着“在校学生的家庭问题”，这是一种狭隘的家庭教育观，是学校教育下位概念下的家庭教育。当把“家庭教育”让位给了“学校”，而学校教育的定位又出现了偏差，这就严重影响了家庭教育的定位。
而在教育系统外，一般传统的普遍认识上，家庭教育也仅限于“成年人在家庭中对子女的教育”。
人们一般认为，“子女教育”是学校的事，等到学校呼唤“家长”，成人们才不情不愿地到校报到，接受所谓“家庭教育”，目的也仅仅是为让孩子去适应学校。这种以学校目的所推动的家庭教育，就目前来讲，充其量也只能是“应试”的帮手。
当然，“子女教育”还会涉及学龄前的早教，因此，家庭教育也会由妇联牵头。但这种牵头，因为缺乏理论上的深度支持，执行上也有所限制（如：面对有在校学生的家庭），“家庭教育”的妇联操作也很难“落地”。
当我们以学校视野来看家庭时，我们只能看到“学生的家庭”；我们以社区的视野来看家庭时，也只能看到“居民的家庭”，等等，因为是局限于自己的立场，看“家庭”都是不全面的。
如果我们勇于面对家庭问题并勇于去解决它，我们就要打破这些有局限的视野，上升到“全人”的视野，以“全人”看家庭，这样才能去真正面对家庭问题的本质。
从教育的核心价值与定义来讲，对人有计划的正确的影响，就是教育。
为什么有了课堂才是“教育”？为什么有了教材、有了课程才是“教育”？既然教育是“对人的影响”，那么，只要能产生“影响”的方式都可称“教育”。讲座、协谈、辅导、治疗，应该是教育方式，宣传动员、常识普及，也应该是教育方式。其实，只要是应用各种资源对人有计划地实施正确影响的过程，我们都可以叫“教育”。
有了“全人”视野，我们就可在“家庭”这个特殊的场域，找到实施对人产生具有实效影响的切入点，也就找到了能产生实效性手段的依据，而这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多样、活泼、适合各种人群的手段，我们都可把它们列入“教育”；就此，就可建立“扩容性家庭教育模式”。当家庭教育的适应面被扩大，就可以承受来自更多家庭的、变化莫测的问题，就此，我们就可以在“全人”视野下，生成家庭教育丰富的特殊内容。
四、先哲的启发：欲治国，先齐家；欲齐家。先正心
《大学》中提出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一定有其考证基础与内在逻辑关联。我们一直在谈“教育强国”，却很少提及“齐家”对“治国”作用何在，其中存在着怎样的逻辑关系；更难提到“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与“强国”的关系。目前的教育强调了人的KQ，忽略了全人。
教育观念的偏差，导致教育功能的异化，使得我们在“用人”时找不到“人”。
先哲启发我们，强国之道在于“齐家”。
“治国”必先齐其家。“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家”之于国的重要，已被众人渐渐重新接受，问题在于如何“齐家”。
先哲给了我们更好的启发：“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这些告诉我们，“齐家”的手段在于“知意心身”这系列的启蒙过程，就是“全人”的“4Q”引导。“身”是“人我关系”上的行为表达（eQ），“心”是“自我关系”的感悟（iQ），“意”是“天我关系”的意念（GQ），而“知”正是“物我关系”格物的结果（KQ）。《大学》似乎表述了“4Q”的相互关系，如“行为修养”要经过端正心志；而端正的心志，“意念笃诚”就可使人内心清洁、善恶分明，“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人不自欺，就能达成具有“慎独”、“自谦”、“毋自欺”的品格。
《大学》告诉我们，家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域，其能让人不自我欺骗，看到自己的真实。《大学》说：“‘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家”。先让人在家庭中发现自己怎么看子女的，在家中修好身，从家庭管理的本身看到自己的问题，由此才能对社会负责，才能治国。
先哲的齐家思想，是建立在一个“平天下”的理想的基础之上，而且《大学》的基本前提，在于“明明德”，齐家是为了“德满天下”。“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悌，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絮矩之道也。”这是一幅和谐、美满的图画，是我们人类终身为此努力的目标。《大学》最后说道：“此谓民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齐家最终的目标就是建立“以义为利”的国度，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强国”。
这给我们更重要的启发是：家庭教育的任务，不仅是为解决目前学校、社区、企业所出现的“家庭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去推动建立从家庭出发的健康的“全人”目标，并帮助人们成为“以义为利”之民，去促进实现人为将来社会进步作出贡献的宏愿。
《大学》扩大了我们家庭教育的视野，把家庭教育仅有的“学校视角”、“社区视角”，等等，推到了关于“平天下”的“全人”视野，推到了建设“以义为利”的社会高度，换句话说，先哲启发给我们的，就是以“全人”视野看家庭。
五、横向的比较：家庭生命周期，家庭生态理论
教育为了“全人”，齐家为了“明德”，这似乎已经告诉了我们家庭教育应该有的对象及其任务。然而，要让家庭教育的基础理论具有完整性、系统性、独立性，必须回答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家庭”是什么？回答了“家庭是什么”，才能具体划分家庭教育实施的场域及操作的边界。
我们看到，使用了“全人”的概念，让我们在“三大教育”的目标上有了交集，那么，“全人”能否让我们把“家庭教育”的特殊性划分出来呢？
我们知道，家庭，这个社会细胞是由“人”组成的，而链接她的“Dna”是情感，一般称家庭是一个情感系统。我们可以这样定义：家庭，是由情感联结的，以婚姻关系为核心的亲缘关系构成的总和，是社会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单位。
引入“全人”的视野，我们可以进一步定义，家庭是满足“全人”成长的最基础的单位。
人生活在家庭，人的基本表征的场域在家庭，人与人最裸的影响是在家庭。因此，能否让一个人健全的基本条件，是家庭关系的影响方向。
1950年代以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一直雄霸欧美心理及精神治疗界。之后，从实务治疗的经验中，一个又一个精神科医生、社会工作者及辅导员，开始质疑弗洛伊德理论对治疗精神病的有效性。同期，基于人类学、社会学、生物学的种种研究，在贝塔朗菲（VonBertalanffy）的倡导下，系统理论诞生了，家庭研究及家庭治疗在理论思维上兴起了一个大波澜。
家庭系统理论告诉我们，家庭犹如一个生态系统，每一个在家庭中的人，都受着来自家庭其他成员的影响。在这个以情感为纽带的关系中，家庭成员互相依存，又相互独立，每一个角色都被期待，角色责任成为理所当然，而角色能力与责任的不符又形成了很大的张力。配偶间的期待及现实差距会是家庭冲突的核心，亲代问的期待与现实差距又是另外一种冲突，有时两种冲突会交织在一起。
往往，家庭角色的满足程度，又直接影响到了家庭成员的另一个角色：社会角色。一个人往往会是多重身份，如，一个丈夫他可能又是儿子，又是父亲，这种家庭的多重身份，还需要他随时转换成经理或科长等等，能否当好经理、科长，很大程度上，与他的丈夫、父亲、儿子的角色是否有满足感有关。往往，和谐家庭出来的成员，社会角色相对就比较健全，这也印证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关系。
同时，家庭有着自己的生命周期，在她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特征。家庭生命周期是一个天然的环境，它限定了个体的自我认同与发展，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系统所具有的影响力。
家庭，是一个不断随时间变化的系统，家庭成员随着时间的变化，有二代、三代、甚至四代人联结在一起。随着时间的变化，家庭成员的年龄也就发生了变化，社会角色也随之不同。
在连续的血缘承传上，一般可以表示：离家：独身年轻人婚姻：新夫妇有年幼孩子的家庭有青春期孩子的家庭送孩子离家，继续向前发展生命晚期的家庭。
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告诉我们，个体的发展任务只有在重要的情感关系的环境下才能够发展，并且对个体而言，最重要的情感关系就是家庭。
因此，每一个社会成员个体的问题解决，包括社会性的功能障碍等，只有把他置身于环境考察，并参照特定文化在不同时期的“正常”功能标准，才能有效。同时，对个体的成长促进，同样也是如此。而这个被考察的环境，最重要的场域就是家庭，离开家庭谈个体问题的解决以及个体的发展，纯粹是空中楼阁。
同时，我们看到，家庭的成员联结有着不同的层次，根据家庭生态理论，人类系统是一个多层面的互动，这个层面包括：个体，直系（im—mediate）家庭，延伸家庭，社区，文化群体以及更广大的社会；每一个家庭存在，都是由一群个体组成，他们在各个层面上互相影响着。
因此，家庭不是一个独立存在，而是与不同层面互动着的关系存在。个体的“问题解决”与“成长促进”的“家庭环境”考察，也必须是整全性的。
以上就是从“全人”视野所看到的，“家庭”是一个广义的存在。因此，把“家庭”概念狭隘化的“家庭教育”，是不可能应对“家庭问题”与“家庭成长”所带来的挑战的。
引入“全人”概念，恰恰让我们能从一个全新的高度接纳并应用家庭生态理论，按家庭生命周期的划分去考察在家庭中某个个体所产生的问题，并去解决问题。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生成以“全人”为依归的家庭范畴内的各种理论。
从“全人”视野来看，家庭是完全独立于学校、社会的一个情感系统，完全可以由“以婚姻（法律）联结为核心的一切亲缘关系”划分出范畴。只要在这个关系范畴内的一切个体的“问题解决”与“成长促进”，都可以“全人内容”加以介入、干预。如果认为教育就是为了人的健康成长，那么在“以婚姻（法律）联结为核心的一切亲缘关系”中实施“问题解决”与“成长促进”，就可视为“家庭教育”了。
六、实际的操作：“全人”视野，融合与超越
当我们有了“全人”视野，我们就可以很坦然地面对前述的四个案例，一、它们属于“家庭范畴”内的问题；二、只要能产生正面影响力，各种方式都可实施，就此，就可以把它们归入“家庭教育”，进行相对独立的操作。
有了“全人”的视野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个案中的“个体”所显现的问题，无不与他们的家庭有关；我们也可以诊断出他们的家庭在“全人”平衡的某项维度上所出现的问题。
案例1简记：
操作一：紧急与该学生协谈；对该学生家访。了解发现：（一），该学生父母冲突时，母亲常以“我要自杀”相回应；（二），父亲有暴力倾向；（三），该学生扬言自杀时，有登楼举动；（四），该学生扬言自杀前，是与班主任发生冲突。
操作二：对班主任进行“个体”性干预，了解其家庭，发现有“4Q”缺陷。
操作三：调整班主任。辅导员在掌握班主任家庭背景情况后，安排与该学生协谈，向班主任演示与该生交流的方法。
此案操作思路：
一、诊断：学生“自杀”不是轻生，乃是与班主任冲突的过激表现。
二、措施：调整师生关系；
三、要点：掌握冲突当事人的家庭环境情况。
四、介入要素：“全人4Q”因素。
在此案的解决过程中，班主任受提示后，消除了对学生的敌意，不压制，而是进行情感链接；同时告知该学生的家庭环境的不利因素，提示应对的策略。该生获得尊重后，主动与班主任合作。
此案的解决较迅速，校内的紧张获平息后，进一步被告知“家庭对学校的隐性影响将会造成显性干扰”，由此推动建立家长学习体系，组建了与原“家长委员会”全然不同的“家庭教育联合会”。该“联合会”借校方资源独立操作，由受过家庭教育培训的家长牵头组织，组织家长学习，组织资源为家庭谘商服务，组织资源进行对症下药的个案指导，长期关注家庭。该“联合会”作了具有独立法人功能的尝试，初步获得成功，取得了上海市教科院家庭教育实验基地资格。
案例2简记：
操作一：社区座谈：邀请社区干部、家庭成员到场，澄明情况，让家庭成员表明意愿（辍学学生回避），据介绍，该家庭中辍学学生患有强迫症，正在服药。
操作二：脱敏观察：征得监护人同意，让该学生入住机构，与家人暂时脱离。
操作三：会诊：机构协同精神科专家，心理咨询专家，各自进行独立观察，并交流观察结果。
操作四：对症下药。
（一）现状：观察结果发现该学生无强迫症，却具有强烈的自我否定倾向。从“家庭理论”看，该学生家庭模式具有“非正常性”；近期，该学生母亲因车祸死亡，学生自诉家庭成员有向其类害行为。
（二）干预：1.家庭干预，告知其不良行为模式所带来的影响；2.个体干预：摆脱丧母及类害阴影，引导其作社区志愿者，关心他人（按4Q）。
此案经操作后，家庭冲突趋于平息，也让社区看到家庭教育常识普及的重要性，就此，推动某社区建立“家庭学习系统”。
案例3简记：
操作一：咨询辅导：导人家庭系统理论，分析发生事件的根源，安慰并解明女儿伤害的治疗原理。
操作二：撤销离异：此案当事人已提请诉讼，准备离婚，判决在即。经辅导当事人主动撤诉。辅导理由：冲突所产生的创伤的医治方法不是回避，而是修复；冲突是因家庭成员自身的“4Q”成分不全，需要补足；彼此要得到充分的原谅，才能得到医治；分离会固化伤口，特别是对女儿的治疗不利。
操作三：持续陪伴：引导当事人进入生态团体（即机构根据生态理论组建的被辅导家庭群），彼此互动。
此案还在继续跟踪过程中。当事人已主动向狱内丈夫投信，表示愿意原谅，同时也承认自己在婚姻过程中有造成对方伤害的事实并表示歉意；女儿也陆续向狱内父亲投信，父亲也通过书信的方式与家人联络致歉。
以上案例二、三的操作引起社区关注。社区在接纳家庭生态理论的同时，被推动组建家庭学习系统，称“家庭学堂”。
笔者所在机构推动建立的某社区家庭学堂，被评为十一五期间上海市优秀家长学校。
案例操作表明，操作都是在摆脱了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教育”定位后进行的，其过程站到了“全人”的视野，以国学齐家思想的目标为动因，依据了“家庭生态”和“全人教育”理论，从而结合了传统意义上家庭教育的许多元素，并应用了家庭治疗的手段。
总之，以上案例的操作是对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教育”的融合与超越，既保全了原有家庭教育的功能，如对社区、学校的协助，同时又延伸了家庭教育的功能，对“家庭”进行了深度的剖析与治疗，并进行较长时间的治疗性陪伴。这样，既达到了当下问题的解决，和谐了一方区域，同时，又对“细胞”进行了进一步的治疗，以防备下一步的“异化”，这对社会各层面的良性影响起到了“保全”的作用。
七、浅显的归纳：家庭教育应该称为“家庭范畴内的全人教育”
学科应该不断进步与完善，家庭教育这门学科也不例外。而学科的进步与完善离不开实务，纸上谈兵的学科理论，一定不会具备真正的指导意义，也得不到实效。
“家庭教育”，离不开对“家庭”的探究。“家庭教育”不能只见学校视野下的“有学生的家庭”，也不能只见社区视野下的“有居民的家庭”，更不能仅限于社会视野下的“有公民的家庭”，等等。狭隘的家庭观，一定会让我们的理论偏颇，操作狭隘，实效甚少。
以上案例的操作，可以说是“家庭教育的泛化性操作”，可能会被某些专家、学者批评为“不符合学科理论的越界”。然而笔者认为，把许多边缘性的问题都纳入本学科来研究、探讨，正是完善本学科的最好方法。
在以上的案例操作中，关键是引入了“全人”的视野。于是，在观察家庭时，不再是孤立的、静止的、局部的，而是系统地、全面地、动态地去看待家庭。就此，就可恰当地理解国学的精髓，并可去参考当代西方较完整的家庭生态、家庭系统理论。当结合国情有机应用，就解决了一般看来较为重大的个案。
家庭教育的核心是家庭，建立家庭教育系统理论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看家庭。只有当我们从“全人”的视野看家庭，才能在真正意义上看见“有人的家庭”，才能够在真正意义上去尊重、理解、学习、应用先进的家庭生态理论，也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去尊重、理解、学习、应用我国先哲们早已陈明的“大学”理想。
我们可以这样说，家庭教育的对象，应该是家庭范畴内的“全人”，由此，我们才能真正建立相对独立、完整，又与其它教育有交集的家庭教育理论体系，这个交集的核心就是“全人”。家庭范畴内的“全人教育”，就可以与学校范畴内的“全人教育”，与社会范畴内的“全人教育”，形成良好的“全人教育”链，以真正达到教育得到“人”的目标。
家庭教育作为学科，必将形成完全独立的又与其它教育体系相融合的理论系统，从而为家庭教育设立法规，并能依法进行独立的、系统的操作，奠定扎实的基础。
家庭生态系统理论篇7
透析传统庭院建筑的空间构建理念，可以向现代城市建筑空间和室内空间两个方向拓展，得出中国传统空间特征的轮廓。传统庭院建筑是室内空间概念的外延，也可认为室内是庭院的内化，从建筑的层面理解庭院建筑也是一种中介空间，是建筑外部空间和建筑内部空间的过渡。从一个城市的建筑序列上讲它是一种内在的结构，而从一个建筑空间的结构层面上讲它是内部空间的外化，大多传统建筑中的庭院空间与室内无论在功能、视线、交通、装饰上都具相辅相成的关系，难分彼此。从中国传统的空间哲学层面上讲，庭院空间具有亦此亦彼的意境属性，由此庭院建筑亦可称为虚内或虚外的空间。从大的空间属性概念上看，庭院与外部空间有着明确的边界，而正是由这种边界的组织结构界定属性，营造了独特的有别于西方城市的中国传统城市空间布局，传统城市布局与传统庭院在“家国同构”这一深刻的社会背景下呈现出相似的结构。传统建筑庭院以层次分明、等级有序的显著特点，成为家国同构的原型，有序构建家庭式庭院的阵列与组合，形成街巷、居住群落、市井乃至国家的基本构建形式。研究现代建筑庭院的规划和设计要在借鉴传统庭院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才能建造出具有民族文化特色和适宜现代人居住的庭院空间。
从中国传统城市空间构建规律来看，所有建筑类型都有一套明确的空间序列，即街—巷—院落—院—家(堂)，是由喧闹到安静、由公共空间、半公共空间再到半私密空间、私密空间的完整空间组织。庭院在空间构成中位于序列中间，与上下层次的研究均有联系。这3个层次简言之即街—庭—堂。《诗经•齐风著》中“俟我于著乎而……俟我于庭乎而……俟我于堂乎而”的诗句，就表达了中国传统空间的组织形式，即城市—庭院—室内的3个层次。庭(厅)堂是中国传统建筑的基本组成单位，是传统家庭面对天地、文化、祖宗的地方:堂前有庭，庭是中国建筑群中不可分割的基本组成，是满足中国人物质、精神需要的场所;庭与堂的组合形成了合院的意象，形成了家庭的聚合观念。传统庭院构筑的多变性与紧密性不仅为家族生活模式中正常的交往与起居的和谐提供了保证，同时又满足了围合封闭建筑内采光、通风、排水等技术方面的要求。在中国南北布局广泛的民居庭院中，无论建筑构建形式还是装饰布局，都寄托了人们向往自然平和、美好幸福的生活愿景，在庭院中用一些情景化的表述手法来抒发个人的心灵感受。
二、庭院建筑的构建理念传承
对传统庭院建筑的构建理念的传承与发展，应根据现代建筑发展的趋势进行概念的转变和拓展。因为在当代，不但人们的生产、生活行为方式发生了转变，同时人们的审美意识和价值观念也发生变化。文化的传承要采用理性分析的方法，从类型的角度将多元的庭院系统还原，同时注重系统间的多方面联系，从而揭示出庭院体系的框架。用这种方法并不只限于孤立地研究庭院本身，也可以系统地探讨它与其他传统建筑空间的关系，也可以对传统城市、室内、其他建筑类型乃至建筑构件进行研究，并且注重相互间的联系，从而形成中国传统建筑的系列研究。同时，因为方法论的一致性，可使这些研究成果纳入一个可比较的、系统的理论框架之中。
中国传统庭院建筑的精髓体现在空间与功能的灵活适应性上。在现代建筑设计的构建中，居住群落的中心广场或围合建筑的内庭花园，其作用也应和传统建筑庭院的功能近似，其内涵应具有中介性与复合性的空间特点。满足建筑形态的美观、通风、采光等只是建筑庭院存在的空间实体形态表象，它更大的潜在价值是对功能繁杂的空间与不同功能的空间衔接与过渡提供空间上的必备条件，使居住其中的人们在生活、交往、祭祀等活动在特定的空间内变得顺畅便捷。在现代的综合性大型建筑中，如宾馆、商场、综合型社区，在其中引入传统庭院的设计理念，可以使不同的空间与各功能分区达到一定的均好性、便利性、可视性，并在技术层面上给予了足够的适应性空间来组织通风采光、交通流线、人员聚散等等。这种庭院理念的引入对当代建筑设计是十分必要的，现代建筑的空间节奏、建筑尺度和边界的围合效果，是评价一座建筑物成败的重要因素，而这些设计要素组合的巧妙运用，在中国传统庭院中有非常经典的案例，可以让我们从空间的围合理念等多方面进行分析和借鉴。情景化的场景布局体现是传统庭院建筑精神的价值精髓。其表现手法大多是采用两两相对的艺术手法对空间进行调和构建，以彰显主题性的形象营造。在现代的建筑群落设计中，我们注重建筑的个性化设计和可识别性设计，从民俗和文化的角度上来分析中国传统的庭院建筑，其建筑风格是最具个性和识别性的，因为在建筑空间的意境的营造上，感召力和丰富的联想氛围是传统庭院建筑最显著的个性特征。传统庭院的情景营造模式，丰富了我们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创作理念和思维方法，情景营造模式中的动静、虚实、曲直、藏露等空间处理观念和重复、穿插、并列等构件的营造方式，都给我们对空间建构的处理手法提供了丰富选择性，从而我们领悟到了空间的构建是在对比中求协调，这是建筑庭院营造的最高境界。
我们分析研究传统庭院空间乃至其它建筑体系，其最终目的在于传承和借鉴。如何将研究的成果引入庭院建筑创作之中，其中蕴含一个继承与创新的“度”。信息论美学认为艺术美创作的关键是组合必须达到最优化。在当代庭院创作中可理解性即指传统庭院在人们心灵中的记忆、印象，将传统庭院的原型、特征加入时代的特征，努力得到最优化的洗练的信息组合。
三、庭院建筑中“形”与“魂”的深层内涵
在对传统庭院的体系特征、价值观念、时空形态、文化属性、历史文脉层面的研究实践中，北京大学的吴良庸教授进行了深层次的探索和实验，他主持的北京菊儿胡同的一期、二期改造工程，从空间构建的层面探讨了“类四合院”的基本空间形态，在菊儿胡同三期工程改造中，则系统的探索了北京传统四合院体系的类型及各种组合的可变性。
研究成果体现了传统四合院各种基本模式以及在基本模式基础上演化出的派生模式，在这些现代意义上的院落中，建筑空间与传统民居的院落空间在构建形式以及建筑围合、建筑理念上有了显著的变化，从组合形式及建筑模式上看它已经超越了一个家庭单元内部的空间环境模式，而是演变扩展为一个集合体的公共空间形态。从三期建筑空间构成的概念上讲，新的庭院空间相对于城市群落和整个居住区而言，是内部空间，而从组团内的住宅单元序列上而言，它又属于外部空间的范畴，也可以理解为建筑的内部与外部之间的过渡性空间。庭院空间所营造出的意境，彰显了人们交往、沟通的意愿，对于组团内的居民来说，营造了较强的归属感和领域感，这与传统庭院的文化属性异曲同工。在现代住宅建筑群中，院落空间成了珍稀的也是唯一的景观要素。在菊儿胡同三期工程改造中，居住在新的建筑集合体中的居民，透过自家居室的窗户，首先映入眼帘的风景就是院落景观，和现代的居住楼群相比，集合体的院落空间有比较明确的空间界定，这极具传统庭院建筑的意境，但和中国大多传统的四合院相比，庭院空间又不是完全闭合的，它表达的是建筑概念的一种有效围合。三期庭院空间序列有时为前景，有时为衬托，有时成为视觉的焦点，是建筑空间的另一种形态延伸，每一组围合的有效限定开放空间，在空间视觉上都形成一个完整的实体，组团的相邻空间和构筑物构建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各种形态的庭院空间是依据功能布局通过设计构思所形成的。它需要进行文化层面的创意而使庭院空间蕴含丰富的人文意境，从而呈现出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感染力。现代建筑庭院的营造着重在空间的构建、人性化的体现、视觉的传达和界面的处理等方面。这些元素互相补充、互相联系，成为一个统一和谐的组合体。从传统庭院建筑的精神实质分析，庭院是一种形态适应性很强的空间形态，它对建筑的互为形态和依托，是建立在围和的状态之下的，因此庭院空间的类型与内容，是根据围和的形态而相应的变化的。现代庭院建筑的创新设计，更准确地说对传统建筑精神的诠释与沿袭，而传统庭院意境的营造理念却给了当代建筑以机会，用理性的、简洁的文化符号与抽象化的气氛烘托，把建筑的“传统精神”内涵表达的自然恰当和充分，这体现了当代庭院建筑设计的深度和广度。植根于丰厚的文化积淀之上来研究传统建筑庭院的精髓，并依据当代人的行为心理和社会现状，以发展的视角对庭院围合的空间要素和文化意境进行再创作，在设计创新中充分挖掘历史庭院建筑中“形”与“魂”的深层内涵，并通过文化理念的整合加强庭院“形”与“魂”的融合，是当代建筑庭院设计发展的根基与方向。
四、结语
家庭生态系统理论篇8
〔关键词〕家庭心理辅导；系统论；辅导策略
〔中图分类号〕G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2684（2013）19-0016-03
笔者在多年的中学心理辅导实践中发现，但凡心理有问题的学生，其背后都存在一个有问题的家庭，有的家庭关系不和谐，有的家庭结构不完整。学生的心理问题能够在心理辅导室中得到很好的宣泄和控制，而一旦返回家庭环境中，又会旧病复发。家庭不但没有帮助学生恢复心理健康，反而变成了学生心理问题的发源地。于是，笔者在学校心理辅导中尝试引入系统论观点，将学生及其家庭看作一个系统来辅导，改变了单纯以学生为中心的辅导策略。心理辅导走进家庭，提高了心理辅导的效果。
一、家庭心理辅导的系统论观点
系统论认为，任何家庭都是一个彼此交互影响的紧密系统。个人问题只是家庭系统功能失调的表现，因此，进行心理辅导时，应把学生个人心理问题放在其家庭系统中考虑，辅导的侧重点由只关注学生的问题，变为改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辅导的过程就是将“问题”变成“关系”，再从“关系”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
每个孩子都是在特定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家长是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和人格形成影响最大的人，每个孩子身上都有家庭的烙印。在家庭环境中，家长塑造和改变着孩子的认知、情感、态度和行为。对那些因家庭关系失调而出现问题的学生进行心理辅导时，需要有家长的共同参与，家长不是家庭信息的被动提供者，更不是孤立的旁观者，而是学校心理辅导教师的助手，有时甚至是需要接受辅导的当事人。
二、家庭心理辅导的步骤
按照系统论的观点，笔者在家庭心理辅导时一般采取明确问题、深入分析和跟踪辅导三个步骤。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步骤是为了研究方便而对辅导阶段作出的划分，未必是每个辅导个案都必经的过程，有的个案只需调整家庭的角色就能够完成全部的辅导过程，而有的则必须进行跟踪辅导，直到当事人的症状真正好转。
第一步：明确家庭关系出现了什么问题，调整家庭关系中的角色定位。
作为学校的心理辅导教师，笔者在介入学生的家庭之初，都要让每位家庭成员意识到自己当前的家庭角色定位，尤其是父母亲对孩子的教育态度和成长期望。在寻找家庭结构中的偏差时，笔者有时采用“家庭形象雕塑”的技巧来测定各成员的心理知觉，即让每个人排列出各自心目中家人关系的位置及距离远近，从而发现家庭关系的症结所在。此外，“画家庭图谱”的方法对快速又准确地找到家庭关系的症结也很有帮助。利用系统论的专业知识，可以让父母认识到孩子的问题根源在家庭，每位家庭成员都对孩子的心理问题负有责任。家庭中的权威成员更要明白“权力越大，责任越大”的道理。
案例1：有个预备年级的男孩，爸爸常年出差在外，每次回来发现孩子犯错，就会将他毒打一顿。妈妈同情儿子，当爸爸不在家时就以过分溺爱作为补偿。母子关系异常亲密，儿子快到青春期了，晚上也不分床睡。男孩的生活自理能力很差，妈妈便以此为借口更加呵护他。男孩也觉得“世上只有妈妈好”，自己一刻也不想离开她。目前，他的交往能力极差，性格孤僻，全班学生没有一个喜欢他，也不愿与他一起玩。
在介入该学生的家庭之初，笔者发现这位妈妈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反而埋怨学校教育不到位。后来，笔者帮助她绘制家庭关系图，经过专业而深入的心理分析，她终于明白：孩子依恋妈妈是假象，妈妈因生活空虚过于依恋孩子才是问题的根源。由于丈夫长期不在家，这位妈妈无形中已把身边的儿子当成“丈夫”来对待。家庭角色的混乱造成妈妈和儿子的自我界限划分不清，没有各自独立自主的角色，无法了解各自的权利与义务。
案例2：一个初二女生，因害怕上学而经常躲在家中。母亲一直为女儿不能正常上学而哭泣，说孩子从小身体就弱，经常生病，去了很多家医院都看不好，现在孩子一上学就头疼、胃疼甚至浑身不舒服，坐在教室里就会想起一些不愉快的事。母亲因为担心孩子会精神分裂，默许孩子不去上学，不断帮女儿给学校写请假条。
这位母亲表面上是为了女儿好，其实她所表现出的软弱，无形中加重了女儿的症状。在家庭心理辅导中，笔者首先让母亲尽量控制情绪，表现得坚定一些，使她由辅导对象变为我的辅导助手。在女儿哭泣时，母亲也坐得很直，不再表现得对女儿特别关注了。我鼓励母女俩进行沟通，暗示女儿已经长大，提升她面对问题的能量。这对母女由于朝夕相处而纠缠得太紧，父亲很难进入她们的系统。最后，我让母亲意识到只有通过她们自身的努力才能解决问题，进一步明确了她们各自的家庭角色定位。
在家庭心理辅导时，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是需要辅导的对象。心理辅导教师要帮助家庭成员了解家庭关系问题的结构图，认识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定位，然后才能针对整个家庭的错乱角色作出适当调整。
第二步：深入分析家庭问题的心理原因，制订并执行改善家庭关系的辅导策略。
改善出现问题的家庭关系既是家庭心理辅导的核心内容，也是最难的一个环节。在对当事人进行心理辅导的同时，辅导教师应对其家庭成员间自我界限的清晰度、成员间的沟通方式、权利的分配与执行、情感上的亲近与否等因素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把辅导重点放在家庭组织关系中的角色转变上。辅导教师应针对不同的家庭问题使用不同的策略与方法，有效纠正家庭结构上存在的问题，促进家庭功能的改善。
案例3：一名高三男生由母亲带到心理辅导室。母亲反映，儿子一到考试就焦虑，会出现手麻现象，严重时整个手臂都动不了，而且他只要一想到手麻，手就会自然麻起来。他平时不会有这种现象，只有考试前和考试中才有，而且越临近考试越明显。笔者在辅导室中曾让该生尝试让自己手麻，他经过意志努力，告诉我“手真的麻起来了”。
笔者在了解和分析了该生的家庭信息后发现，原来在高二分班时，该生喜欢文科，而父亲却替他选报了理科。高三填报高考志愿时又出现分歧，孩子想报水产大学，而父亲却让他报考外贸学院。为此，该生与父亲如同仇人，在家中水火不容，连吃饭都不愿坐在一起。
经过分析，笔者决定暂时不对他“手麻”的症状过分关注，而是只作简单解释，先设法改善他们僵持的家庭关系。在与该生单独交谈时，笔者针对他能够“用意念使手麻起来”这件事，启发他考试与“手麻”是没有必然联系的，使他意识到自己潜意识里有不想参加考试的念头——因为讨厌父亲，于是不想为父亲替他作的选择付出努力。在与他母亲交谈时，我反问她：“为何总是由您来反映孩子的情况，而听不到他自己的声音？”暗示家长对孩子干预过多。笔者建议他们开一个家庭会议，每人都有平等的发言权，相互尊重对方的看法。后来，父母终于转变观念，尊重了孩子的选择，孩子的考前“发麻”现象也自然消失了。如果没有对该生进行深入的家庭分析，仅仅从矫治他的“手麻”症状入手，可能就会陷入心理辅导的困境之中。深入分析，策略得当，避实击虚，是本案成功的关键。
第三步：实施家庭关系改善的跟踪辅导，巩固家庭心理辅导效果。
通过前面两步的辅导工作，家庭问题的根源基本找到，辅导措施的落实也基本完成，有的家庭能够通过内部的自我调整实现家庭系统的重构，辅导过程便结束了。但是，大多数的家庭则没那么幸运，家庭关系的改善并不能一蹴而就，还需要跟踪辅导和干预，以避免可能出现的问题反复。
案例4：陈某，女，高三学生。有一次在家洗澡时，她母亲从楼下看到她映在卫生间玻璃窗上的身影，于是上楼告诉了女儿。母亲的话对于正处在青春期、性格内向的陈某触动很大。正巧当天傍晚她看到住在对面楼房里的两个青年一边谈论着什么，一边朝自己这边笑。从那以后，她洗澡时总怀疑那两个青年在偷看自己，在上学路上跟踪她，甚至在家复习功课时也能听到他们在谈论自己的相貌。当她告诉母亲时，母亲起先认为女儿在开玩笑，后来也将信将疑，当女儿回家时都要往楼下巡视一番。父亲更加着急，用三合板封死了卫生间的玻璃窗，将家里所有的窗帘都放下来，女儿上学时他悄悄跟踪也没有发现异常。他们虽安慰女儿：“哪有什么说话声音？”“窗户都封起来了，谁也看不到了。”但没有效果。
在查阅了有关文献和咨询了心理专家后，笔者认识到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有时过于紧张焦虑也会出现短暂的“幻听”“幻视”现象，这是正常的。于是，我及时找到陈某，搜集她的家庭和个人信息，进行必要的青春期心理辅导，调整她的认知状况。同时，我从陈某的家庭关系入手，查找病因。原来，陈某的父亲是个出租车司机，平时很少与女儿沟通，使她从小就缺少安全感。母亲小学文化，无业在家，与女儿关系特别密切，女儿对母亲的依赖性很强。经过了解与分析后，我发现家庭关系失衡，于是我建议母亲尽量疏远女儿一段时间，因为她说话不注意方式，对女儿反映的情况不加验证就想当然地否认，多次站在了女儿的对立面，本想改变女儿错误认识的意图与行为反而强化了女儿固有的观念。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只有当病因被充分地展现时，症状才会消失。”陈某的心理问题没有得到真正的展现，也就不可能得到彻底的解决。
首先，笔者建议陈某的家长不要轻易否认孩子的想法，要帮助她一起去验证事实。比如，让父亲带着女儿寻找那两个“偷看”“跟踪”她的人，询问他们的长相；当女儿“听到”有人谈论自己时，家长不要一口否认，要与孩子交流她具体听到了什么。那两个人是否真的存在，不是别人说了算，一定要让她自己得出结论。其次，家长要解除对女儿症状的消极关注，不要总是看到孩子的病态表现。比如尝试把窗帘打开一点，与女儿说话时不要过分小心翼翼，女儿回家时不要再巡视她身后的情况等，否则会暗示孩子的病态。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干预，陈某的症状明显好转。
笔者认为，前面的心理辅导只注重了陈某的个人问题，家长的参与也只是为了协助辅导陈某，而家庭心理辅导的重点还是要设法改善陈某旧的家庭关系，重建一种新型的家庭关系，因此还需要进行跟踪辅导，巩固辅导效果。于是，为了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促进家庭关系的改善，笔者建议父亲在繁忙的工作中抽空多关心女儿的学习与生活，每天上学由父亲接送，大大增加女儿的安全感，父女关系得到改善。每天晚饭后，要留出一段家庭谈天的时间，双休日组织一次家庭郊游活动等，和谐的家庭氛围逐步建立。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陈某的症状得到了彻底改善，她也成功考入大学。
三、家庭心理辅导的注意事项
系统论将家庭看成一个动态的系统，家庭心理辅导的过程就是改善家庭关系的过程。一切家庭问题的产生均来源于家庭关系不和谐，一切家庭问题的解决也归结于和谐关系的重建。在家庭心理辅导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的事项有以下几点。
1.辅导教师对家庭关系的关注要重于对学生问题的关注。辅导教师不能仅仅纠缠于单纯解决学生的问题，而要向家长解释清楚学生的问题与家庭系统之间的关系，家庭的每个成员都要对此负责，并要与家庭成员就辅导目标等达成一致性意见，共同作出改变的努力。
2.使家庭积极面对现实，而不是纠缠于“过去”。家庭心理辅导的目标是解决“现在”的家庭关系问题，而不是一味地纠缠于“过去”。适度挖掘过去的经历是可以的，如果太强调“过去”的意义，只会激起大家对“过去”伤痕的回忆，使问题更难以解决，而且还有可能引起新的家庭矛盾，使问题更复杂化。
3.在改善学生家庭环境的同时，不可忽视孩子自主性的提高。家庭心理辅导是通过改善学生的家庭关系来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帮助学生解决心理问题的。但是，辅导教师还要注意不能太偏重家庭环境的改善，还要设法提高学生的自主性。
四、家庭心理辅导的困惑与思考
经过多年的心理辅导，笔者认为家庭心理辅导与学校心理辅导相结合，对于解决学生的心理问题十分有效，因为这是从学生的问题根源入手解决其根本问题，共同的目标也很容易使家长与学校双方形成教育的合力。不过，在具体实施中也常会遇到一些困惑。
1.家长观念保守，扭转困难
大多数家长能够认识到孩子身上存在的问题，并肯配合学校的辅导工作。当辅导教师指出其家庭关系中的问题时，很多家长可能碍于面子，心里不愿承认，也不愿为此努力。由于家长的观念难以扭转，学校心理辅导便得不到家庭强有力的支持。针对这种现象，学校与社会可通过专家讲座、家长沙龙等活动进行宣教，帮助家长转变传统观念。
2.家庭辅导策略难实施，更难持久
家庭心理辅导的策略在实施过程中要对固有的家庭关系作出调整，就会牵涉到个别家庭成员的切身利益，因此在实施时会遇到这些成员维持现状、不想改变的阻力。有的家长起初还能配合，等孩子的问题稍加改善后，又会返回原状。还有的家庭解决了老问题，又产生了新问题，与辅导效果抵消。因此，跟踪辅导十分重要，最好以书面的形式来约束家庭成员的行为，并找一个能够起到监督作用的“第三人”。另外，定期召开家庭会议，及时总结与沟通，也可以减少彼此的误解，促进辅导策略的顺利实施。
3.在复杂的家庭关系面前，辅导教师面临着保持中立的考验
当心理辅导教师真正介入家庭时，随着了解的深入，复杂的家庭关系呈现在面前，辅导教师往往会面临中立原则的考验：要么难以保持中立的立场，对家庭中的弱者同情和关注过多；要么始终保持中立，同情家庭中的每一位成员，表面上做了很多，实际上却什么也没做。针对这种情况，笔者想引用家庭治疗大师萨尔瓦多·米纽庆（Salvadorminuchin）的一句话：“作为一名家庭治疗师，我不是去治疗家庭，而是帮助家庭发现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因此，在介入家庭和实施辅导的不同阶段，我们可能会支持或干预家庭成员中的某个人，这并没有违背中立原则，因为从介入的全过程看，我们是站在中立的立场上的。
主要参考文献：
[1]傅安球.实用心理异常诊断矫治[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2]申荷永.心理分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家庭生态系统理论篇9
无论从理论上分析，还是从直接照搬国外方法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上看，我们都必须建刘芳，《系统思维在心理治疗中的应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30，(2):168一174立本土的家庭心理学。首先从理论上分析，按照系统思维的观点，对一个系统的研究重点是要把握它的功能。系统的功能是在系统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中表现出来的系统总体的行为、特性、能力和作用的总称。系统的功能虽然与结构有关，但并非单独由环境决定，而是由结构和环境共同决定的。因此，我们在研究家庭功能时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家庭的结构(指系统内部诸组分之间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总和);二是家庭的环境，即社会(包括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社会政治和法律制度、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我们看到，虽然在结构上，中国和西方的家庭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家庭外部的环境(社会)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社会对家庭而言既是外在环境，又是它的总系统。家庭整个地被社会包围着，并且自身也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重要的子系统。家庭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时刻依赖于社会整体，要不断地从社会那里接受人类自身生产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和各种思想文化。因此，从系统思想出发，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中不但要注重家庭的结构，还应注重社会对家庭的下向因果作用。
其次，从实践应用上看。当我们直接采用西方家庭心理学发展出来到测量工具和家庭治疗方法对中国的家庭进行测量和评估时，都遇到了水土不服的问题。在本文的第四章中，我们曾介绍过几种国外常用的家庭系统测量工具，如家庭适应性和凝聚力量表、家庭环境量表、mcmaster家庭评定量表，这些测量工具都是在西方文化中研究和发展出来的，具有明显的西方文化的特征。例如，认为功能良好的家庭应该是具有清晰的沟通模式，清楚的角色互惠，清楚的代与代界限，自我分化和个体性较好等特质。当我们直接将这些问卷用于测量中国的家庭时，发现与西方相比，中国人在沟通表达和自主性的分数上偏低一些。这是因为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人的沟通模式都比较间接，强调效忠自己的家庭多于追求个人自主;重视家庭的权力层级及家庭内的和谐关系多于家庭成员个人的心理需要。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中国人在沟通表达或自主性的分数偏低，就认定中国人的家庭成员就不懂得沟通表达或没有自主性。这就提醒我们，必须认识到不同文化背景下对所谓“常态”家庭的定义也会有所不同，我们必须对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家庭功能进行研究，发展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家庭功能的理论和家庭功能的评价工具。不仅在测量上遇到了文化差异的问题，在家庭治疗中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从心理治疗的角度看，不同的文化，心理疾病的表现、作用不同，人们主观上对疾病的态度以及对疾病的估计也不同。所以在任何一种文化中产生出来的理论和技术拿到其他文化中运用时，都存在一个跨文化差异的问题。例如，中国人对心理疾的认识还很片面，认为如果家庭成员心理有“病”，去看这样的“病”是很没“面子”的事情，因此家庭治疗师想要邀请整个家庭来接受治疗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中国家庭通常强调“内外有别”、“家丑不可外扬”，治疗对一于家庭来说属于外人，因此，家庭不希望治疗师过多地干涉他们的家事，只需要治疗师告诉他们问题在哪里，指导他们如何做，给他们一些建议就可以。再比如，中国家庭中家长拥有特殊的权威，如果让孩子在父母面前表达自己的不满、愤怒和怨恨，会令父母感到难堪，进而对治疗产生阻抗，等等。家庭治疗在中国运用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文化上的阻抗问题，也明确地警示我们，不能把西方的家庭治疗方法原封不动地搬来运用，而是要根据中国文化、中国家庭的特点以及中国人的家庭观念进行改革与创新，发展具有本土契合性的家庭治疗模式。
6.3.2建立中国家庭心理学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6.3.2.1注重中国传统文化对家庭的规定性
中国家庭的结构、家人关系、沟通方式、情感表达、发展形态、所面临的典型的问题等等都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规定和制约，因此，考察中国家庭必须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导源于世界三大文明发祥地之一，亦是世界三大文化类型之一。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于特定的“生态环境”。这种“生态环境”的特征包括:半封闭的大陆一海岸型地理环境、家庭手工业与小农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并辅以周边的游牧经济、家国同构的宗法一专制社会。正是这样的社会生活土壤，催生了具有顽强的稳定性和宽广的容纳度的中国传统文化。概括地说，中国文化对家庭的规定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l)中国传统文化对家庭结构的规定性文化人类学家许琅光认为中国家庭是以父子关系为主轴，父子轴的家庭关系成为家庭互动的优势模式，支配其它关系的运作与内涵。’父子轴关系具有儿项特性，包括连续性(eontinuity)、包容性(inelusiveness)、权威性(authority)、1卜性(asexuality)。这些特性显现在中国家庭互动中，强调以男性为血缘姓氏的正统承传，家中成员形成以辈份上下排序的权力等级关系，家庭中，父母、丈夫、兄长的权力大于子女、妻子、弟妹，其中男性家长为最高权威所在，在家中享有充分的支配权。父子轴关系的这几个特性支配着家庭中其它关系的运作与内涵，形成了家庭内部运作的规则与特征，杨国枢将这些规则与特征概括为:l)以男性为中心:亦即强调以男性为血缘姓氏的正统承传，家中形成按辈份上下排序的权力阶序关系，其中男性家长享有最高威权，在家中拥有充分的支配权。2)集体取向:以家庭为重，个人为轻。家庭中个别成员要以成就家庭目标、维持家庭利益与团结，达到家庭整体福社为出发点，为了家庭，个人要压抑自己的需求及幸福。3)垂直排序:主要强调男尊女卑，长幼有序的地位，在家庭中人与人之间的应对进退要严守对上遵从，对下命令的上下观念，而非平起平坐的原则。4)单向强势:家中的人际关系没有平等可言，即强势者约束、控制及支配弱势者，如家庭中，父母、丈夫、兄姊的权力大于子女、妻子、弟妹，如此单方面的强制约束有助于家庭内部权力冲突的减少。
5)角色优先:所有家庭中的成员均应做到五伦角色规范的要求，以做到家庭人伦的法则。6)责任为重:家庭中以义务与责任做为互动的基础，每个家庭成员均依照五伦角色的安排，对其角色尽义务与责任。2
(2)中国传统文化对家庭规则的规定性中国文化中发展出了一套用以规范家人关系的伦理准则。根据《说文解字》的解释:“伦，常也，从人从仑”。传统中国家庭的伦常关系指的是儒家所倡导的“五伦”，即用以规范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五种不同的角色关系。其中有三伦涉及到家庭中的角色关系，我们主要分析其中的夫妇和父子两伦。“夫妇”一伦指的是夫妻间的关系安排。针对夫妻间的互动，儒家提出“夫义/妇德”.父子轴家庭与夫妻轴家庭的运作特征与历程:大妻关系。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专题研究的伦理要求，界定出夫妇间的相处之道。所谓夫义”，指的是丈夫需能善尽到做为丈夫的义务，也就是负起照顾家庭、扛起家庭责任的义务。而所谓“妇德”，在宋代司马光《家范.妻》中有更进一步的说明:为人妻者，其德有六:一曰柔顺，二曰清洁，三曰不妒，四曰俭约，五曰恭谨，六曰勤劳。夫，天也，妻，地也。夫，日也，妻，月也。夫，阳也，妻，阴也。天尊而处上，地卑而处下，……，故妇人专以柔顺为德，不以强辩为美。这段话说明了为妻者在家庭中，应以丈夫为首，尊重丈夫，服从丈夫的领导与决策外，更说明了女性在家庭的角色。女性主要是负责家庭内的事务，举凡家庭中的清洁工作、家庭经济的预算与花费、家庭中情感的维系与和谐、孩子教养等问题，均是做为妻子所应尽到的角色责任。而“夫力妇德”的伦理要求似乎也说明了“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分工的职责。就男性角色而言，在家庭外面努力打拼，在职场上获得成就，并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可以扛起家庭的责任，似乎才是尽到一个做为男人的职责。而女人则是负责照顾、料理家庭内的琐事，服从先生的领导与决策，才是尽到一个好女人的角色职责。“父子”一伦指的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安排。针对亲子之间的互动，儒家提出“慈/子孝”的伦理要求，界定亲子之间的相处之道。不过，虽然倡导父慈/子孝，但重点强调的主要是子孝。孝在中国文化中作用之大，地位之高，堪称中国文化的核心。所有的儒家典籍无不涉及对孝的合理性的论证和对如何为孝的规定。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是核心，而“孝”又是“仁”之根本。在《论语》中，孔子对“孝”进行了理论的阐发，概括来说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孔子认为，孝是人们所拥有的最自然最深厚的情感，这种情感表现为对父母的思念、感恩、担忧、敬爱、尊重，以及不怨恨等不同的形式。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里仁》)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撰，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其次，孔子认为，孝无违礼。儒家的道德思想是以仁为最高原则，以礼为准绳的。礼被看作是维系社会秩序的根本大法。因此，孔子把孝纳入礼的规范中，与礼相结合，受礼的约束，使之制度化、仪式化。《论语·为政》道“孟慈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再次，孔子及其弟子将孝看作是人的一个重要的道德品质。百善孝为首。宗明义章第一》孔子教导曾子的第一句话就是“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3)中国传统文化对家庭发展的制约
西方文化很强调个体独立精神的发展，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学习独立白主、对白己负责。家长鼓励孩子早点离家过独立的生活。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却并不强调子女与亲人分离，而是追求“四世同堂”的人家庭理想。因而，核心家庭的发展与大家庭的发展纠缠在一起，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限。当小家庭开始组建的时候，大家庭并不会因此而进入到空巢期，而是变成了扩展家庭。当小家庭中第一个孩子诞生了之后，人家庭中的老人又进入了另一个发展阶段—祖父母期。他们会主动地承担起照顾孙辈的义务，这在西方国家是很少见的。
6.3.2.2注重中国社会转型对家庭的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转型时期。社会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与社会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与之相应，家庭的结构、关系和功能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主要表现为:
(1)夫妻关系重要性的上升。传统中国社会以父子轴为主轴，夫妻关系处于从属地位。现在，夫妻关系的重要性不断上升成为中国家庭转型的转折点。妻子在家中地位的上升是夫妻关系变化的关键因素。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力提倡男女平等，尊重妇女，极大地扭转了封建社会中对女性的压迫和歧视。妇女能顶半边天，妇女与男子一样享有受教育和劳动的权力。妻子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逐渐上升。总的来说，过去以父子关系为轴心的家庭模式正在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与前一种关系平起平坐的夫妻关系。
(2)传统的孝道受到冲击，新孝道开始兴起。传统中国社会所宣扬的孝道强调父子之间关系上的不平等，强调父为子纲，这是与当时社会中的经济、政治、法律相联系的。从经济上说，传统家庭与小农自然生产相适应，人们生产自己的几乎全部的生活资料，这种生产以家庭为单位，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资料，人是主要出生产力，成年男子从长辈继承现成的土地劳作技术，以自己的劳动成果养活妻小，这种经济上的优势自然赋予了他至高的权力，而后代人不仅由父祖抚养成人，而且从他们那里学得谋生的技能，继承一定出产业。因此，后代子孙的生命、生活的资料、谋生的手段等都来自父祖。这种生活上、经济上的高度依赖性使得他们自觉服从父祖的制约，不敢有丝毫违抗。而且，国家的政策和法律也对不孝施以严重的惩罚。从北齐起，不孝就被列为十恶之一，属不赦之罪，以后历朝历代都相沿不改。现代中国的经济状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后代子孙并不需要依赖父辈遗传下来的产业。脱离了经济、政治限定性的“孝道”，变成了单纯的一种亲子之间的情感的关系。新孝道建立在亲子人格平等的基础上，注重情感上的感恩、思念、担忧与尊敬。
6.3.2.3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优先发展基础研究
从西方家庭心理学发展的历史来看，20世纪50年代，是对精神分裂症家庭的运作方式进行基础研究的十年，为随后的家庭治疗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家庭治疗的实践应用高峰开始于20世纪60年，是在十年前开始的临床调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没有前期的基础研究，就很难出现后期临床应用的高峰。基础研究为临床应用提供了基础的概念和理论。本文中所介绍的各种治疗模型，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上的。例如，结构治疗建立在结构庭理论基础上，策略模型建立在沟通理论基础上，代际模型建立在家庭系统理论基础上，等等。另一方面，如果优先发展应用研究，就会盲目地将国外的家庭治疗应用在中国家庭中，忽视中国家庭的实际情况，不仅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而且也利于学科的发展。因此，建立国家庭心理学应注重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优先发展基础研究。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应该采用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不过，在研究的初期，尤其应注重质化研究的重要价值。这也是国外家庭研究的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贝特森、米纽钦、鲍文、欧尔森、比维斯等人的研究都是通过对家庭进行长期的观察进行的。质化的研究具有探索性、开放性的特点，非常适合于描述复杂的现象、定义新的结构以及发现变量间新的关系。在我们对中国家庭的内部结构、沟通、情感、功能等状况尚未完全探明的时候，采用质化的研究方法，进行探索性的研究常重要的。
本文最后想要说明的是，家庭作为国家的一个基本的组织单位，对国家的兴衰成败具有十分重要作用。美国多位知名社会学家在探讨美国的振兴之时曾建议:“家庭是人类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学习环境。如果要将美国社会转变成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那么设法振兴美国的家庭组织，便是一个极重要的关键。”’我想，这个建议对于中国社会也同样重要。因此，我们一定要努力建设好中国家庭心理学，为国家和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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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生态系统理论篇10
关键词：家庭农场；国营农场；家庭联产承包制；土地流转；集体经济
中图分类号：F30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2674（2013）10-041-07
在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有关“家庭农场”的阐述备受社会瞩目。总体上来看，中央支持和发展家庭农场的系列政策措施，主要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首先，在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方面，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其次，在努力提高农户集约经营水平方面，创造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采取奖励补助等多种办法，扶持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充分利用各类培训资源，加大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经营者培训力度，提高他们的生产技能和经营管理水平；最后，在加大农业补贴力度方面，新增补贴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倾斜。我们不难发现，如果这三方面的政策措施得到有效贯彻执行，则将无疑给家庭农场未来的发展注入了三支有力的“强心针”，使这种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土地、资金、技术、法律和政策等诸多方面的优先和倾斜，势必也会引发农村乃至全社会范围内新一轮的利益格局变动和调整。
家庭农场来了，我们是否准备好了？这不仅是一个实践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有待解决的理论问题。我们的改革攻坚已经驶入“深水区”和“单车道”，单是凭借“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与魄力，已远不能化解改革前进中所遇到的困难险阻。在近乎不可逆、不可试错的环境约束下，要使改革朝着正确的方向推进，我们就必须使改革理论始终保持着对改革实践高度的敏感和“内在紧张”。因此，在鼓励和支持发展家庭农场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中央有关的指示精神，以历史和包容的态度正确认识和看待家庭农场相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排除国内外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取向。
一、历史性的继承：打通家庭农场在我国发展的“前世今生”
家庭农场是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它的提出是否尚属首次？这个问题很关键，对于它的回答直接决定着家庭农场自身的追根溯源与历史嬗变。在众多主流媒体的宣传报道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答案：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家庭农场”概念首次在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出现。这样的回答貌似无人质疑，但其实是不严谨的，它只看到了家庭农场在我国发展的“今生”（现期），而忽视了属于它的“前世”（早期）。准确地讲，无论是从理论形态上，还是实践形态上，对“家庭农场”的提及都早已不是第一次了。
在理论形态方面，倘若是从中央有关文件和领导指示上来看家庭农场在我国的早期发展，这恐怕要追溯要1980年代初。1983年8月，当时国务院的主要负责同志在视察新疆农垦工作时，就曾明确指出，“国营农场最大的问题，一个是死，一个是穷。一句话，要彻底摆脱苏联国营农场的模式，要试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要大农场套小农场（家庭农场）”；“农场什么办法也可以试一试，干脆每户划50亩，100亩，搞家庭农场”；“国营农场内部实行职工家庭承包办家庭农场，很可能将来是主要形式”。同一时期召开的全国农垦工作汇报会议决定“在国营农场中兴办职工家庭农场”，同年11月，农牧渔业部批转了农垦局《关于兴办职工家庭农场的若干意见》，并在当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予以印发。由此，“家庭农场”这个提法初露端倪。此后，在1984年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中，第一次将“家庭农场”写入了当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国营农场应继续进行改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办好家庭农场”。随后，农牧渔业部颁布了《国营农场职工家庭农场章程（试行草案）》，明确了早期职工家庭农场的官方定义，即在全民所有制国营农场领导下，以户为单位，实行家庭经营、定额上交、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因此，职工家庭农场同国营农场在行政上是隶属关系，在经济上是合同关系，是国营农场分户经营的主要形式。同年，当时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在视察黑龙江农垦区时再次强调，“一定要办好家庭农场”。《人民日报》就此发表了评论员文章，认为家庭农场就是国营农场推行联产承包制的体现，阐明职工家庭农场实际上就是具有较大生产规模的承包大户，是大农场里的小农场。在1985年和1986年中共中央分别下发的《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和《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两份“一号文件”中，虽然没有再次提及“家庭农场”字样，但都用肯定的口吻支持了这一改革方针。
时隔多年，在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家庭农场”被重新写入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强调“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这时，有关家庭农场的提法虽然还不及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论述的全面深刻，但鼓励农民通过土地流转兴办家庭农场的提法却初现雏形；而更重要的是，这时涉及家庭农场的关切点和范围已明显有别于以往，伴随着实践的不断演进，现阶段的家庭农场逐渐冲破了国营农场这个外壳，基于“毛皮”关系的生产单元格升级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恰好构成了家庭农场“前世”与“今生”之间的分水岭。家庭农场面对着不同的历史境遇，其自身也完成了内涵与外延的历史嬗变。
当然，家庭农场在理论形态上的表现也离不开学术界对其的研读和探讨。1983年10月，全国国营农场经济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召开，围绕提高农垦企业经济效益这个中心议题，学者们就提高经济效益、试办家庭农场和实现现代化管理等三个问题进行了集中讨论。自1980～2013年，累计近千篇文献资料以家庭农场为题进行了相关研究。《中国农垦经济》（原名《国营农场经济研究资料》）、《中国农垦》和《中国农村经济》等期刊在早期集中发表了大量文章，成为研究和宣传家庭农场的学术舆论“主战场”。从时间序列上来看，相关研究文献的数量呈现典型的双峰分布，第一个高峰出现在1984～1986年这三年间，占比将近37%，而第二个高峰就出现在2013年前后，截至目前暂时占比13%，这显著地反映出特定历史时期政策层面对学术层面的映射效应。从文献的研究内容上来看，有涉及家庭农场概念、性质、任务、制度安排与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理论梳理和研讨，也有结合基层实践经验的工作考察、调查报告和案例分析，还有基于外国家庭农场概况、经验及历史沿革作介绍性、比较性和启示性的系列研究。这些理论成果虽然有着碎片化和有限性的固有缺陷，但其中已经包含了我国发展家庭农场过程中的历史沿革与思想脉络。
相对于家庭农场在我国发展的理论形态，其实践形态更具有连贯性和长期性的特征，没有出现前者那种“冷热不均”的极端状况。家庭农场在我国发展的实践形态也可以分为两段时期。第一段时期（1980年代初到1990年代）：为了突破国营农场中普遍存在着苏联模式的束缚和影响，提高国营农场的经济效益，中央推行在国营农场内部发展职工家庭农场。就职工家庭农场这种新型经营形式，各地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由试办向全面兴办的转变，取得了家庭农场数量倍增、规模扩大和经营提高等良好效果。据相关统计数据表明，自1984～1989年间，全国职工家庭农场的数量已由42.3万个增加至116.8万个，农业总产值由118112万元上升至658349万元，纯收入由42153万元增长到352551万元。当然，在实践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不少困难，甚至是挫折，例如严重的挂账、国有资产流失、农场土地规模的两极分化以及大农场与小农场之间统分失衡等诸多问题。第二段时期（1990年代至今）：为了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创新现代农业经营组织形式，家庭农场再次被提到议程上来。这一次牵涉的不再限于国营农场内部，而是要扩大至农村全范围。上海松江、浙江宁波、吉林延边、湖北武汉和安徽郎溪等地先行先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家庭农场发展模式。日前，农业部又向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下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开展家庭农场的调查工作。星星之火，即将成为燎原之势。
二、扬弃性的整合：抓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家庭农场的“三寸之辖”
通过对我国早期职工家庭农场发展历史的回顾与梳理，我们不难发现：虽然它们都标注着“家庭农场”的相同字样，但所包含的实质内容却不尽相同。我们在发展家庭农场的过程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先解决“家庭农场是什么”这个基本问题。在弄清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到两个关键点：其一，要关注西方国家家庭农场发展的历史沿革，概括出其在各国产生和发展的共性构成要件，并有选择性地借鉴和汲取，切忌盲目地照搬照抄或追求“普世化”的概念和定义。限于篇幅，笔者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将另文撰之。其二，要关注特定生产方式这种前置安排的差异性，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双重维度中来把握。有学者对国内关于家庭农场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并认为，虽然国内学者对家庭农场的研究视角和表述方式各有不同，但对于家庭农场的基本内涵、特征却大体可归纳为家庭经营、适度规模、市场化经营和企业化管理等四个方面。这说明国内研究大多仅是从生产力或运行机制的单一维度来界定，甚至有时还带有西方主流经济学术语的普世化味道，并不能彻底厘清家庭农场在不同制度安排和基本国情下的差异与分野。因此，在笔者看来，现阶段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家庭农场，应该是指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通过土地、资金及技术等全生产要素流动的适度集中和倾斜，实现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和商品化的新型农业经营形式。它是对家庭联产承包制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是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下家庭经营层的内部整合与优化。具体地讲，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发展家庭农场的前提和基础。发展家庭农场，必须要构筑在土地集体所有制这一重要基石之上，这将成为社会主义家庭农场与资本主义家庭农场的主要区别。家庭农场这种农业经营组织形式并不仅限于和私有制实现结合，土地集体所有制也可以为其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而且西方发展家庭农场的历史已经深刻地告诫了我们，土地私有化只能带来家庭农场内部的剧烈分化。
第二，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决定了家庭农场的社会主义劳动性质。在现阶段，这种劳动性质应该主要表现为自我雇佣或者是带有轻微剥削的小业主形式。我们应当看到，机械化的普及可以带来雇佣劳动的减少，但却无法从经济关系中消除雇佣劳动的影子。西方现代家庭农场的劳动性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在有些时候出现的雇工减少，并不是出于经济关系的“减少”，而是为了成本最小化不断使用机械化代替雇工的直接结果。
第三，全生产要素的适度集中和倾斜流动是家庭农场发展的初始动力。现阶段家庭农场发展的初始动力并不唯一表现为对土地的需求。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我们应该按照这样的逻辑来完成这一适度集中过程。首先，在不改变土地变量的条件下，不断增加科学技术、管理等要素的边际贡献；其次，在改变土地变量的条件下，可以尽量用土地互换或联户经营形式来代替土地流转方式；再次，在必须考虑土地流转的条件下，尽量将流转的规模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
第四，家庭农场不是唯一或主要的经营组织形式，且还需要集体经营层的统筹协调。国外发展家庭农场的大量事实表明，家庭农场这种偏重家庭式的经营方式要靠一系列的农业合作组织才能实现与市场的良好对接。在西方，这些合作组织主要是由盈利性和公益性的社会组织自愿构成的；而在我国，这一职能完全可以依靠集体经营层来履行和实现。通过大力发展集体经济性质的供销合作社、信贷合作社以及综合服务社等农业合作经济形式，加强对家庭农场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全流程协调与控制。
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是以往发展家庭联产承包制，还是现在通过发展家庭农场来实现家庭经营层的内部优化整合，它们在本质范围上仍然属于邓小平同志所提及的“第一次飞跃”，都是在为实现农业集约化、集体化的“第二次飞跃”作铺垫和准备。虽然都着眼于农村的适度规模经营，但相对于最终要实现的农业集体化、集约化目标，发展家庭农场只能被认为是一种“消极的扬弃”，这也就决定了它无法逃脱的中介性和过渡性。
三、批判性的前瞻：匡正家庭农场背后潜伏的“红紫乱朱”
毋庸置疑，家庭农场在我国农村的推行和发展仍还处于初级阶段。我们应当看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回答“什么是家庭农场、怎样建设家庭农场”这个基本命题，绝非是仅凭长官意志、单靠朝夕之劳就能做到的，这还得有赖于人民群众长期的探索与实践。这就意味着，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其理论实践的不完备性、不成熟性注定也是在所难免的。然而，暂时性的“妥协”不等于肆无忌惮的叛卖。有为数不少的错误思潮和主张潜伏在中央政策背后并且伺机而动，到处挥舞着“家庭农场”这把尚方宝剑，假正义之名，行不义之事，妄图曲解国家方针政策、误导农村经济改革。此事关生死存亡之道，我们不可不察！
1.不能以家庭农场为名，行土地私有之实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主张实行土地私有化（这里主要指农村土地私有化）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他们认为，原有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已无法适应现代化农业的发展要求，30多年前的那场农村改革是不彻底的，且改革所释放的红利已消耗殆尽，急需进行“第二次”或“土地新革命”，要彻底地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土地农民个人所有制，让农民在拿到既有经营权（使用权）的同时，进一步掌握终极所有权，对土地可以自由进行交易和买卖，最终达到所谓的“耕者有其田”。
这些谬论本已漏洞百出、黔驴技穷，但发展家庭农场的中央政策仿佛又让他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中央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这里的土地流转原本只涉及土地的使用权（经营权），不包括土地的承包权（占有）和终极所有权。而主张土地私有化者却硬要混淆使用权、承包权和终极所有权之间的关系，力求实现土地所有权的整体性流转。同时，他们还提出“土地私有化与流转市场化的叠加必然达成土地规模经济”的论断，并把土地私有化和流转市场化当作发展家庭农场的必备条件和逻辑前提。其实，“土地私有化+流转市场化”这种新自由主义理论早已在世界范围声名狼藉，对印度、墨西哥和巴西等第三世界国家的误导和危害也比比皆是。正因如此，1957年，学者在肯尼亚举行的关于非洲土地所有制的工作会议上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要剥夺一个农民的土地，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他完全占有土地，并且规定土地所有权可以转让。”这样深刻的感悟是源于过往的切肤之痛，但讽刺的是，非洲的前车之鉴却并没有使俄罗斯变得更加聪明。在1990年代初，俄罗斯也曾把大力发展家庭农场当作其农业改革的基本方向和主要目标。但就是由于同步实施了土地私有化进程，并把家庭农场的推行构建在土地私有化的基础之上，由此换来的不是家庭农场的飞速发展，而是农地规模的日益缩减和农业经济效益的连年下降。新自由主义土地私有化引发的地缘灾难一次又一次地被历史无情地重复着。
可见，土地私有化绝不是发展家庭农场的“独步单方”，却一定会是误导社会主义农村改革建设的“致命毒药”。其最终目标就是要把发展家庭农场当作变革农村土地制度的“良好契机”，真可谓是“发展家农，意在私有”。我们必须在发展家庭农场的过程中，毫不动摇地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坚决守住中央有关农村土地流转“三个不得”的原则底线。
2.不能以家庭农场为名，行统分失衡之实
自从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以来，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但问题也不少。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不健全、不完善，较为普遍地存在着重家庭经营、轻双层经营的倾向。双层经营体制包含着家庭承包经营与集体统一经营两个层面，二者之间原本应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的；但在实践中，往往是两个经营层次的发展失衡，甚至是单极化，“分”在绝大多数时候占了“统”的上风。这种做法导致了集体经营层积累薄弱，家庭经营层过于分散，很不利于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和集约化提升。我们在兴办国营农场内部的职工家庭农场过程中，就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着。当时，国营农场与职工家庭农场之间是一种大农场套小农场的双层经营体制，也是类似这样的“统分”关系，统分失衡也是最突出的特点，只是在不同时期，失衡各有侧重。在初期，受“苏联模式”的惯性思维束缚，一度出现了“统”强于“分”的局面；而到了后期，受到改革的矫枉过正和兴办职工家庭农场“一窝蜂”的影响，又出现了“统”弱于“分”的场景，并且后期这种失衡态势维持了更长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国有农场有的将大量的生产资料（除土地）作价卖给职工家庭农场，有的为亏损、资金薄弱的职工家庭农场担负起严重的挂账，造成了“富了和尚，穷了庙”的不良后果。可以说，统分失衡的经营体制让早期职工家庭农场的发展已经是饱尝了不少苦果。
在新时期下，中央提出家庭农场是新型农业经营组织形式，其有利于实现农业的集约化经营。很多集体“取消派”们又妄图借此延续和强化这种“分强于统”甚至“只分不统”的格局，他们认为，发展家庭农场就是只需在家庭经营层面做好文章，毋须理会集体经营层面；更有甚者鼓吹，家庭农场在众多现代农业经营组织形式中是最为广泛、最有效率的，认为家庭农场已经完全可以克服以往家庭经营层土地难集中、规模过小、信息不对称、经营分散等缺陷，完全可以胜任且替代集体经营层，试图用家庭经营层中的“统”取消集体经营层的“统”，将统分结合经营体制中的双层合二为一，并把家庭农场作为现代农业经营唯一的实现形式。我们应当看到，这一系列的认识完全是浓厚的形而上学思维使然。他们割裂了集体层与家庭层之间的统分关系，把整体主义的互补关系绝对化为个体主义的替代关系，偏执地相信“统低效、分高效”，在过于神话家庭农场的同时，忽略了其他农业经营组织的多样化形式。从根本上说，这种极力主张统分失衡、消解集体经营层的做法，就是要从经营机制层面做空那些有利于增强集体经济的组织形式，将集体经济“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让之流于形式、束之高阁。因此，我们在发展家庭农场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将家庭农场这种新型组织形式始终置于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下，另一方面积极壮大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强化多种模式的合作经济，切实增强集体经营层的积累再生力和宏观控制力。
3.不能以家庭农场为名，行土地兼并之实
发展现阶段的家庭农场，不可避免地要和农村土地流转发生联系。因此，有人认为，土地集中是发展家庭农场的必要条件，主张应该像西方大型家庭农场那样，将分散的土地大量地集中在少数“农场主”手中，这样便于农场的规模化经营。认为农业经营的规模化程度与土地数量之间呈现正向变动，即土地数量越多，规模化程度越高；土地数量越少，规模化程度越低。认为土地集中是符合生产力理性的，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前凡是用阶级斗争理论来审视土地集中并把它称为土地兼并的理论观点都是“伪命题”。
这种观点的迷惑性就在于它错误地坚持了先验的“唯一单向变动说”。一方面，农业的规模经营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自然地理条件、土地资源、资金、劳动工具、科学技术、劳动者素质、经营方式、所有制及其分配形式等方面，而不是土地唯一因素的单向决定。发展家庭农场与土地倾向性集中流转之间并不是单一的线性关系。另一方面，土地投入量与农业经济效益的产出也不总是单一方向的变动，不同组合方式和结构化差异也会导致双向变动的可能。例如，农业的集约经营方式在土地投入量方面与粗放经营方式有着明显的差距，但两者在经济效益方面却截然相反。当然，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也不适合这种发展路子，否则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和失地农民会“合流”涌向城市，造成难以想象的严重后果。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土地集体所有制，所以只要保证这个基本制度的长期性和稳定性，那种基于自由买卖而造成的土地兼并是不易出现的；但鉴于现阶段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如果一味地将农场土地向某一特定经营形式和群体流转，就很容易造成对土地使用权的兼并，从而使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转变为农场主的兼并性经营。因此，我们发展家庭农场，一方面要结合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规划和发展好多样化类型的家庭农场；另一方面要从生产全要素的角度给予家庭农场支持和鼓励，不要过分夸大土地的单一要素作用，更不能为了过度追求家庭农场规模而硬赶农民走，要防止现代版“圈地运动”在中国的出现。
4.不能以家庭农场为名，行雇佣剥削之实
准确意义上的家庭农场，其劳动力来源应该是仅限于家庭成员（有时也包含单个家庭之外的亲属），他们以生产资料家庭占有和家庭成员劳动为基础，对农场进行日常的生产经营管理。在这种生产条件下，雇佣剥削关系自然不存在。但实践的自发性演进，往往会突破理论的严密守卫。我们在早期发展职工家庭农场时，就围绕是否允许雇工问题展开过激烈的争论。当时主流的观点是认为落后的生产力水平是造成雇佣剥削的根源所在。尔后，中央在1983年的《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和1984年的《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两个“一号文件”中，就雇工问题定了基调，并给出了一系列指导性的建议和规定。总的思路是长期反对剥削，不否认现阶段的雇佣剥削，但借助限制性方法加以区别对待。通过对换工等互助协作的肯定和对短工、少数以及多数雇工的“特别优待”，从而为职工家庭农场劳动力来源的多元化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平心而论，允许在职工家庭农场中存在有限的雇佣和剥削，且让其处于非主体地位，这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看，是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的。这种做法的本质，就是要用生产关系的暂时“退却”来适应落后生产力的发展，有限的允许是为了今后更为彻底的消灭，也就是列宁所说的“退一步、进两步”。然而在新时期下，有人却企图以发展家庭农场为名，将不断泛化变质的、带有雇佣剥削性质的组织形式进一步在农村全范围推广，并使之居于主体地位，推动生产关系的再次倒退，以保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农村的成功确立和发展。甚至有人更是迫不及待地赋予这种组织形式一个更为“准确”的新名称——“民营农场”，并认为“民营农场”代表了现代农业经营组织发展的基本趋势，“家庭农场”本质上就是“民营农场”，前者是后者的初级形态，并且将向高级形态不断演进。
这种提法是极其错误的。首先，邓小平同志关于农村“两次飞跃”的战略构想始终是指导我国农村各项改革工作的重要方针，在现阶段发展农村经营多样化形式和适度规模经营，最终的目的是实现集体化和集约化。而此次新一轮的农村正是我们完成“第二次飞跃”的良好契机。其次，中央明确指出，现阶段的家庭农场仍然是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这虽然没有排斥其他的劳动力来源，但却严格界定了主次关系。类似于小业主性质，带有一定轻微雇佣剥削关系的组织形式是被允许的，但并不意味将容忍家庭农场在理论与实践上的肆意泛化。如果丢失了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这个要件，那就不能再披着家庭农场这层外衣。再次，将家庭农场偷换概念为“民营农场”是悬羊卖狗、包藏祸心的。其实，这种以“民”代“私”的伎俩早已在有关“国民进退”、“国民争利”的争论中被广泛采用，而且是“屡试不爽”。“民营农场”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私营农场，一种以生产资料农场主私人占有和农业工人雇佣劳动为基础，对农业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进行无偿占有的剥削性组织形式。“民营农场”的提出是“民营企业”在农村的又一次逻辑复制，公有制经济的分崩离析是他们共同的愿景，一个意在消解国有经济，另一个致力瓦解集体经济，两者殊途同归。我们必须看到，如果对家庭农场界定不清，让所谓的“民营农场”大行其道，那就很容易走上一条名曰发展家庭农场但实为大力发展农村私有经济的不归之路，资本主义雇佣关系就会在广大的农村开枝散叶并一发不可收拾。因此，我们必须严格规制家庭农场的劳动力来源，使雇佣剥削关系限制在有限的可控范围内，充分做好土地流转、转包人员等相关问题的综合配套措施，进一步弱化并逐步根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农村扩展可能所需的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
5.不能以家庭农场为名，行两极分化之实